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當年毛夫人江青被判處死緩關進秦城之後，反革命罪犯家屬李訥被安置進中央警衛局「宿舍」長達五年，期間毛澤東的第一個孫輩王效芝的窮困潦倒與同齡的鄧小平的第一個孫輩眠眠的無限幸福堪稱地獄與天堂之別。不過隨著習近平的上台，在安排毛澤東的後代們重新過上幸福生活的同時，也還安排了鄧小平的孫女婿，也就是這個眠眠（鄧卓芮）的丈夫吳小暉到監獄裡去體會江青的牢獄之苦。與此同時，更是剝奪了鄧小平家族第四代中的老大，眠眠和吳小暉唯一的愛情結晶「吳鄧卓」對吳小暉曾經擁有的萬億資產的唯一合法繼承權。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已經回顧到了從一九八零年年末開始的兩、三個月時間裡，當時的鄧小平只關心兩件事情，一件是鄧朴方在加拿大的手術和術後恢復情況，另一件便是對江青等人的審判。在如何處置江青的問題上，他鄧小平不可能不把在這件事情上的決策與自己兒子的「文革」遭遇及殘疾現狀聯繫在一起。 話說1980年12月24日上午，「置個人生死與度外」的江青口若懸河地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演講。其中最震動鄧小平的內容是 ：「現在你們是把一個無罪的人硬要變成所謂的罪犯，這是對你們這個法律的極大諷刺。毛主席早就對我說過，要警惕劉少奇、鄧小平、陸定 一、楊尚昆以及周揚、田漢、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動，他們肯定是要翻案的，這是一條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一條預見，由於華國鋒這個壞傢伙和叛徒的出賣，你們暫時地得逞了。但是，有一點我要告訴你們，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了。中國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經過繼續革命的鍛煉的，你們這些修正主義分子，人民將來是不會放過的，我在這裡正告你們！」 日後有中國內地公開媒體報道說：鄧小平看了審判江青的電視錄像後，氣憤地對彭真說：你看這個白骨精多麼的刁滑，到 了這個地步還是如此頑固，可見不殺此人不足以平民憤！」 一九八一年元旦，鄧小平親自召見「特別法庭」的庭長江華和「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等人，提醒他們：「你們先說對待江青怎麼辦？這個人要是死不了，就沒有要死的人了，因為誰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這十名被告裡面最惡劣的一個傢伙，全國人民都說可殺的人……。「 當年參與審判的法官之一王文正日後發表的公開文章中回顧說：「雖然對於罪犯的量刑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大多數人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張將江青和張春橋兩名罪大惡極、頑固不化的首犯殺掉。 王文正還回顧道：（當時的）黨中央、國務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也向法庭轉告了他們的意見，這其中包括當時的領導人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開始也都在一些場合發表過自己的個人看法，對於「四人幫」的量刑都提出了不同意見，最集中的一點就是主張對其中的首惡必須判以死刑，否則不足以平民憤。」 在這次審判之前，鄧小平對採訪他的義大利知名女記者法拉奇這樣評價江青：「你看，我告訴你毛主席有很多錯誤，我也包括了江青這個錯誤。她是個很壞很壞的女人，壞到你說她再壞的事都不過分。如果你讓我給她打分，就像我們喜歡乾的，我會告訴你，我打不了，因為對江青，無法進行評分，她是一千乘一千倍的負數。而毛主席讓她掌握權力，形成一個派系，利用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建立政治資本，拿毛主席的名聲為她謀私利，即使是後來他們已經分居了，是的，分居。你不知道毛主席和他妻子江青不住在一起嗎？雖然他們分居了，毛主席一次也沒有干預，哪怕是阻止江青使用他的名字。」 這就是為什麼在審判江青等人期間，鄧小平率先表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並在政治局會議上宣讀了當時的「著名民主黨派代表」、國民黨降將屈武給他的「主殺信」，說是「江青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如不處以死刑……則將鑄成大錯。……事關重大，故敢直言」。 接下來發生的就是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的，政治局為此事議了兩天，最終決定把江青和張春橋判處死緩，其實是用陳雲和徐向前等人的「刀下留人」，否定了鄧小平和另外幾個「主殺派」的意見。 當年為採訪鄧小平的義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擔任現場翻譯的施燕華回憶說：法拉奇問：「（您被下放江西勞動）當時您是否非常氣憤，希望報仇？」 鄧小平笑說：「我這個人從來不大喜歡氣憤。因為這是政治問題，沒有氣憤的必要，氣憤也不解決問題。」 但事實卻是鄧小平在沒有達到把江青直接砍頭的目的，仍然復仇之心不死。終日看著自己兒子坐在輪椅上的那付樣子，對毛氏夫婦的冤讎肯定還要被時時勾起。沒有機會便罷，只要一有機會，他鄧小平還是按捺不住他與毛氏夫人的這段私仇。於是，報複目標自然轉到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後代身上。 也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前後腳，鄧小平成功搬倒了華國鋒，中國的「第一家庭」從此正式被鄧家取代。緊接著改革開放開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員迅速開始了「帶頭致富」的過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訥和他的獨生子同時也開始了他們這一生最慘淡的時光。其生活境遇竟然比當時大多數的城市普通老百姓還要艱難。 眾所周知，毛澤東的兩個女兒之中只有李訥是江青所生，文革中自然受益最大。 1967年1月中，李訥曾組織「革命造反突擊隊」，貼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內容是 「揭批」時任新華社代理社長，全軍文革小組成員胡痴及其他解放軍報領導人。三天後林彪即簽署了《給解放軍報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李訥的這一行動「在報社內部點起了革命火焰」，毛澤東則立刻批示「同意，這樣答覆好」。 於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被分配至解放軍報才半年的李訥立即直升《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組長（代替總編輯，相當於當時的副大軍區級）。 幾天後，毛澤東又把李訥調到自己身邊當聯絡員，專門負責了解北京各大專院校的情況。。江青和陳伯達 隨之也將李訥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負責人。自此，文革第一階段的事實上的總指揮便成了毛澤東、江青夫婦加上他們兩人的女兒。雖然這段歷史持續時間不長，但毛澤東駕崩導致江青下獄後，李訥立刻被要求「將這段醜惡歷史交待清楚 」。 於是，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親自通知李訥，中辦已經給她在中央警衛局安排了新的「宿舍」。 日後看來，中共政權對付黨內政敵或者「腐敗分子」的所謂「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待問題，就是從李訥開始的。 正應了中國人「落了架的鳳凰不如雞」那句老話。從一九七六年十月開始，李訥在中央警衛局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五年，而她和已經離婚的第一任丈夫徐寧所生的兒子，也就是毛澤東的唯一外孫徐小寧(後隨繼父姓王，現名王效芝，後文中統稱王效芝)，從五歲開始即被迫跟著一位「阿姨」度過了五年無父無母的凄慘生活……。 曾已何時，毛澤東和江青夫婦曾使鄧小平一個完好的家庭肢離破碎，令鄧家數名子女在饑寒交迫中哀嚎，令鄧家最寄厚望的長公子永遠喪失了正常人的大部分生理功能。而毛家的公主李訥卻二十六歲便成為副大軍區級的《解放軍報》負責人，繼而被江青當成親生兒子的毛家子侄毛遠新年紀輕輕便躍升大軍區政委，後又擔任「毛澤東同志聯絡員」……，毛夫人江青更是驕狂不可一世。 而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同時，鄧小平成功搬倒了華國鋒，中國的「第一家庭」從此正式被鄧家取代。緊接著，改革開放開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員迅速開始了「帶頭致富」的過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訥和他的兒子「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則一直持續到江澤民上台之後才略有改觀。鹹魚翻身則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 當年鄧小平復出並訪美歸國，在機場上就迫不及待地給外孫女眠眠(鄧楠和夫君張宏的獨生女兒)打開禮品盒時，眠眠的同齡人，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與眠眠都是生於一九七二年)正跟著「阿姨」在北京街頭尋找最便宜的「堆兒菜」(當時北京人稱菜市場里賣不出去便不再過秤，幾分錢一堆處理的大陸菜為「堆兒菜」)。此時的鄧小平外孫女已經對國產糖果和國產玩具不屑一顧，而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則學會了看到菜市場櫃檯下面有被人扔掉的菜葉，趕緊撿進「阿姨」的提籃里。當菜市場售貨員用憐惜的目光注視著這個還未滿入學年齡的鼻涕孩子時，打死她也不敢相信這個孩子竟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和江青的親外孫。 當迎接鄧小平出訪歸來的專車隊在長安街上呼嘯而過，車裡坐著的眠眠把爺爺從美國帶給她的「洋娃娃」貼在車窗上向外炫耀時，居住在西單商場附近一套普通民宅里的被指定代李訥看管孩子的那個「阿姨」，卻不敢讓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走近這所商場的玻璃櫥窗，因為那裡面陳列的巧克里糖果對這孩子極不現實。 當鄧小平的醫護團隊給整個「第一家庭」制定了嚴格的營養食譜，特別告誡不懂事的小孩子們「營養過剩對身體有害」的時候，一日三餐麵條碗里漂浮的青菜葉就是毛澤東外孫必須接受的生活事實。 王效芝自己回憶說: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的年代裡，他剛剛開始記事，所以他學會的人生第一課便是「看人臉色」。「那時，我覺得自己是個老出錯的孩子，因為人家老瞪我。」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隨著鄧、毛兩人的孫輩一同步入少年時期，鄧家外孫、外孫女幾年間已經乘專列游遍了中國最好玩的地方，而且也已經跟隨父母去過了美國的迪斯尼樂園，而毛澤東的外孫卻被母親要求入讀了為飯店培養侍應生的職業高中。 一九九一年，鄧家上下開始討論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庭大事，府上最年長的孫輩眠眠已經高中畢業，眼看陳雲、王震、聶榮臻的孫子輩都已出國留洋，而且有的乾脆就是在美國、加拿大等地讀了洋人的私立中學，鄧家人自然心動。於是便為鄧家外孫女應該在哪裡接受高等教育的事情爭論不休。在這種事情上從來不拿主意的鄧小平雖然親自參加了這個家庭會議，但卻靜看子女們各執己見，臉上堆滿了得意、滿意和快意的微笑。而此時此刻，前「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已經恢復了自由之身的李訥也暫時忘記了經濟上的窮困含淚微笑，因為她的兒子，毛澤東的外孫已經職業高中畢業，如願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五星級合資飯店當侍者。 男孩子分配到飯店工作，第一崗位必須是大廳門外。當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身著服務生制服，在凜洌寒風中為賓士驕車中走出的貴賓開門時，他可能沒有想到這些貴賓不過是鄧朴方殘聯的康華公司的一群僱員，他們來此五星飯店是為了宴請一個正在北京做「慈善」日本汽車商。觥籌交錯之間，向中國殘聯「贈與」N輛日本汽車的簽字同時進行。，而大廳門外的王效芝則正在向一位即將去日本出差的同事央求，別忘了給他撿幾本人家不要的汽車雜誌回來，而後又特別叮囑一句「千萬不要買新的。」 汽車曾是王效芝的人生最愛，當年的他做夢時都在想著何年何月自己能夠買得起一輛汽車。萌生這一念頭的起因再簡單不過，因為他從母親恢復自由之後起便經常看到不得不搭公共汽車去看病的母親被擁擠的人群推來搡去；他從懂事起便看到偶而有機會搭乘某位出於憐憫之情的官員的小卧車時，母親那付誠惶誠恐的樣子……。 需要向聽眾和讀者們強調的是，如上的故事都是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 隨著習近平的上台，無論是李訥還是毛遠新都已經「重新過上了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無論本意是否是要為李訥和他的兒子在鄧小平時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復仇，事實上習近平已經親自把鄧小平的孫女婿，鄧卓芮的丈夫吳小暉投入大牢。 這個鄧卓芮就是前文說過的那個眠眠，是鄧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回想當年鄧小平落難江西時，獲准與一個叫張宏的同學結婚，並於一九七二年從陝西漢中的勞改處到江西探望父母的鄧小平二女兒鄧楠留在當地生下了女兒眠眠，鄧卓芮的名字是鄧小平親自取的。 中國內地的許多描寫鄧小平江西生活的文章都形容這個眠眠「成為當時鄧小平精神支柱」。恨不能形容成如果沒有這個眠眠的及時出生，鄧小平就不可能頑強地苦撐到被毛澤東「諒解」返回北京的那一天。網上現在也能查到「鄧小平在江西懷抱孫女眠眠」的照片。 所以說，這個眠眠也就是鄧卓芮對於鄧家的意義是何等的重要，習近平比我們外面的人一定體會得更為深刻。更何況，鄧卓芮與吳小暉的獨生子吳鄧卓（？），也是鄧家第四代中的老大，本是吳小暉曾經擁有的萬億人民幣資產的唯一合法繼承人。 僅此就足以見出習近平下令把吳小暉投入大牢，並把他的萬億資產全部收歸「國有」的背後政治考量是多麼的陰毒。更詳細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恆大巨額債務》、《中國恆大申請在美國破產》、《碧桂園無法償付到期債務》、《中國地產股大跌》… 這些是近來國際媒體對中國房產市場的通報，顯現出風險四散的動能。 中國樓市的困境並不是最近三個月才開始顯現。 幾年前，網路上曾瘋傳一段短視頻，廣東清遠老業主大鬧售樓廳，原因是半年之內樓價從90萬跳水到不足40萬，降幅超過50%。 今天，地產商已經開始雞飛狗走，房價連連跳水，但業主抗議的聲音卻聽不見了。 也許是業主抗議的力氣都用盡了，更可能的是他們的嘴被貼上了膠帶。 國際人權機構《自由之家》日前發布了2023年各國自由狀態評估報告（含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個人權利三大項），中國再次蟬聯不自由國家幫主。 業主已經不能說話了。 風險訊號卻越來越明顯。 讓我們來一起回顧昨天被忽視了的警示，分析今天的危險，並為明天的風暴做準備。 幾年前的廣東清遠事件，無論是企業規模和波及範圍，都稱不上房產業的大事件。 真正為中國樓市帶來第一波衝擊的，是中國恆大。 這衝擊不是它近幾個月的資不抵債和美國破產申請，而是它在三年前的一系列操作。 來自恆大的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一個樓市警號，是它在2020年9月發布了一則公告，要在全國範圍內七折售房30天。 當時人們的買房熱情仍舊如日中天、政府的任何限購令都無法使樓市降溫、所有樓盤看上去都是供不應求的搶手貨。 在全國住宅普遍零折扣火爆熱銷的大環境下，恆大無端巨幅讓利的背後必定有難與人說的隱情。 對於購屋者，恆大的這個隱情必將成為購屋者今後的隱憂。 但是，當時沒有人有時間有耐心去想想這個隱憂。 時隔半個月後的2020年9月24日，資金緊缺的恆大向廣東政府求救。 被揭露的求救信在網路上瞬間傳開。 恆大求救信的標題是：《關於懇請支持重大資產重組計畫的情況報告》。 信中有關資產重組的迫切性有如下的描述： 「恆大地產資本金大幅減少，如不能按時完成重組……，可能導致恆大地產現金流斷裂。」 恆大求救信迫在眉睫的風險描述如下： 「…若恆大地產現金流斷裂引發恆大集團陷入危機，將直接影響331萬人的穩定就業，… 204萬業主面臨工程爛尾或無法收樓的風險…」 從這封求救信的內容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恆大由於資金危機已經命懸一線，如果資產重組不能火速完成，全面爛尾已經不可避免。 自從這封求救信曝光至今天，恆大資產重組一事鮮有被媒體或恆大自己提及。 事實是，恆大的資產重組擱淺，政府無力施救，因而恆大地產全國範圍內陷入爛尾也就是一個符合預期的結局。 關於這個結局，恆大已經提前數年對市場做了直白無誤的透露。 但從2020年9月到2023年9月這三年之間，在如此明確的危險信號頻繁閃爍的情況下，仍有無數工薪家庭透支自己未來的財富，一頭撲進恆大的資金黑洞。 面對危險訊號，他們原本有機會遠離危險或至少是及早脫身；但是他們都選擇了對危險視而不見。 他們對中國政府的盲目信任，在這當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以爛尾樓盤數和境內外債務違約的頻繁度來衡量，恆大無疑是中國樓市問題之最。 如果恆大資金斷煉僅是地產開發行業的一個孤例，那些由於誤判而在錯誤的時間、從錯誤的開發商手中購入錯誤的房產的業主們本不應過度自責。 但事實是，因資金斷煉而無法正常運營，早已是中國地產開發業的常態。 恆大集團的發展模式是中國地產開發的通用模式：透過高槓桿拿地建房、透過預售回籠資金、透過線上線下真假混雜的促銷手段擴大市場份額，透過市場份額和反覆抵押向銀行 套取貸款，透過爛尾全身而退。 恆大是整個產業的走向示範。 另一個較重要的較早案例是，2021年2月，華夏幸福爆出消息，因現金短缺，故而無法按時償付價值52億元的銀行貸款利息和信託貸款利息。 華夏幸福的年銷售額超過千億，是中國十大房企之一。 然而，緊接著恆大求救信之後的華夏幸福資金暴雷，也同樣沒有喚起購屋者的警覺。 在所有關於樓市現況的資料中，最具視覺衝擊效果的，莫過於2021年8月底昆明一舉爆破拆除15棟高層住宅大樓的場面。 拆除的建築，是已停工七年的爛尾樓群。 爛尾工程從2011年拿地到2021年拆除的10年間轉手五次，在建工程中的一部分早已售出。 網路上流傳的音像顯示，爆破現場圍觀者無數。 而現場和網路上的評論，多數是驚嘆15棟高層樓盤同時爆破的壯觀場面，很少有人思考爛尾樓爆破背後的風險涵義。 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這場大規模爆破拆除樓盤的實際效應，將會影響到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每一個普通大陸家庭：有房族將眼看著他們的房產價值縮水速度超過貨幣貶值； 無房者將發現，因為地產崩盤導致經濟蕭條，手中的存款不但永遠不夠支付買房的首付，就連應付日常不時之需都成問題。 其實，早在2016年初，以敢說驚人之語著稱的任志強就曾經對樓市做過準確的判斷。 他認為，當時的樓市庫存已經達到難以消化的程度。 為了避免海量庫存衝擊房價，政府和開發商最後只能透過炸毀已建樓房來達到去庫存穩房價的目的。 今天，任志強七年前的預言變成了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去庫存的常規手段。 這從側面證明了，目前的住房存量已經達到了無法透過正常手段維持的超高水準。 自2017年以來，房產業主權益事件越來越頻繁。 這些維權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供需關係嚴重失衡的情況下盲目入市的購屋者。 雖然包括恆大在內的大小開發商們在資金周轉方面早已險象叢生，但是每一次事件都沒能被業主和潛在的房產買家認真看待。 為什麼如此明確無誤的樓市警號會被幾乎全體購屋者忽略。 是什麼原因使得一般購屋者把自己推入目前的困境？ 雖然中國官方對新聞嚴格審查，但在網路無處不及的中國社會，及時得到來自各地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資訊，對大多數人來說並不困難。 因此，如何理解這些資訊的真正意義，就成為影響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 儘管中國的購屋者中的絕大多數都認為房價過高難以持續，但是他們也同樣認定，政府不會聽任房價崩盤，自己也絕不會成為最後一棒接盤俠。 他們把自己希望房價只漲不跌的願望，當成了現實世界的鐵律，而把偶爾從資訊審查中漏網的一星半點的市場警告，看成是「狼來了」的假警報。 他們把自己一生的積蓄、甚至是自己家庭三代的積蓄，交給政府和開發商。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邏輯。 他們相信，開發商不會捨得蝕本降價賣房。 他們也相信，政府不會聽任樓市崩盤而不作為。 他們更相信政府有能力救樓市。 現在，他們相信的第一條已經證明是錯的。 開發商既炸樓也瘋狂降價，因為開發商真正賺到的大錢不是靠賣房得來的。 他們很快就會看到，他們相信的第三條也相信錯了。 中國政府的錢都用在了國外的一帶一路和國內的維穩上。 政府不是不想救樓市，而是實在無錢無力救市。 只有第二條他們是相信對了。 但是政府民間都沒錢了，政府無論嘴上再怎麼作為，都於事無補。 所有的人都曾相信，只要政府的調控手還在，押寶在樓市上的家庭財富就安全無恙。 現在，雖然政府的手還在，但樓市財富卻開始蒸發了。 中國樓市正急速現出原形，就如同中國的整體經濟。 一直以來被中共最得心應手地操控的房地產眼看就要倒塌了，中共卻束手無策了。 中國房地產業的崩盤，戳破了中共和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灌輸給中國大眾和國際社會的假象。 中共並非像它所宣稱的那麼強大，永遠有能力抵抗正常的市場法則。 而中共一旦失守，它所曾經擁有的民眾信心資源也將隨之灰飛煙滅。 這將傾的大廈，絕不僅僅是中國的樓市和經濟。 （※作者為政治、經濟分析評論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恆大集團創辦人許家印被抓，在海內外引發轟動。有關許家印及恆大帝國的諸多秘聞如潮湧現。目前最吸人眼球的，可能是恆大美女歌舞團和總部神秘的「42層」。 美女歌舞團和總部神秘的「42層」 許家印組建了恆大民族歌舞團，看著是公司演出的一個團體，歌舞團都是美女，許多人質疑，沒有演出的時候，她們會幹什麼呢？據媒體報導，這個歌舞團曾幫助許家印「公關」了很多難點。也有人說，許家印養的這個恆大歌舞團，性質與朝鮮金正恩的「歡樂組」差不多。 另有中國自媒體踢爆，許家印在恆大深圳總部大樓還有個神秘的「42層」，出入都是「小姐姐」，不是誰都可以上去。據說許夫人丁玉梅有所聽聞後，曾特意去過一次42樓，然後是「黑著臉出來」的。該爆料者不便明說的是，「42層」即是遠比賴昌星當年的紅樓高檔的多的恆大紅樓。 無論是對許家印養歌舞團的質疑還是對這個「42」層的質疑，都是合理的。因為中共官員對商人開的私人會所趨之若鶩，已是公開的事實。近年落馬的官員，多被通報涉違規出入私人會所。會所實際上已成為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的方便之地。儘管官方稱一批會所已整改轉型，但還有許多隱秘會所悄然奢靡，屢禁不絕。 筆者早些年在一家上市民企工作過，老闆也是財大氣粗，海港泊有遊艇，自家樓頂有段時間還停直升機。公司雖沒有許家印的歌舞團，卻有一大幫漂亮的女員工兼職公關，每有官員到會所吃飯，她們就是「全陪」，這在公司是公開的秘密。老闆有時也會請「外援」，比如有一次招待中科院某院士，就是從外邊請了兩個更懂服務的女子，將該院士搞得服服貼貼，在項目立項上大力支持。 縱情聲色的中共「紅樓」 出入私人會所，時常是落馬官員其中一條罪名。習近平以此作為處理對他不忠的官員的借口。 這類場所往往由民企開設。一是因為國企可能被盯得緊，官員腐敗需要找到安全通道；二是因為在「國進民退」的政治風向下，民企發展艱難，需要攀附權貴拿項目，所以會想各種辦法討好他們。 這種涉色私人會所，在官媒報導中，能盤點到不少，最早的當是賴昌星的廈門紅樓。 1999年，案值高達人民幣530億元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被引爆。賴昌星所建位於廈門湖裡區的華光路的「紅樓」，其特供官員淫亂的內幕曝光。「紅樓」因而也成為這類由商人專供高官權貴淫亂的場所代名詞。 中共央行前行長戴相龍的女婿、數字王國實際控際人車峰，也被曝曾在北京巨額投資裝修秘密會所，並在舞蹈學院，電影學院藝術學院等高校招聘美貌女大學生，專門侍候省長部長與銀行行長，以換取利益回報。 財新網曾報導，前江蘇省委常委趙少麟之子趙晉在北京所開的豪華會所有多處，其中一處位於北京北京高檔小區緣溪堂，其會所有如賴昌星之紅樓，以色情服務，供各路顯達尋歡鬼混。他們一律被錄音錄像作為要挾證據。 據中紀委下屬官媒報導，趙晉在北京開的豪華會所，特供前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前天津市公安局長武長順、前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前濟南市委書記王敏等人進京時居住、玩樂。而原濟南市委書記王敏落馬，就是因為被從錄像中認出來。 涉周永康案的曹永正，2016年7月8日被判刑7年。據《新京報》報導，昔日曹永正控制的隱秘政商帝國北京年代公司的總部是北京前馬廠衚衕60號院。該院子前方為2號樓據稱是客房，曾有多位美女服務員，接待形形色色的官員以及希望接觸官員的人。因為周永康人稱「百雞王」，曹永正的這一私密場所，周可能也是常客。 財新網2016年9月20日披露，所謂中國「首善」陳游標掌控的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辦公所在地，是一棟名為「南京黃埔防災減災培訓中心」的大樓。據多位江蘇黃埔內部人士透露，樓內還有豪華的總統套房，供接待官員使用。 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曾多次出入白雲山風景區品雲觀景餐廳」。香港媒體曾披露，該會所除常規享樂設施還有美女表演，多二三十歲，樣貌嬌艷。據指，萬被捕後交代去會所事，稱每周都去，最多一周四次，山珍海味不在話下，至少要兩位美女作陪。 中共新華社記者周方在新浪博客揭露，有宣傳部門高官當年參加一位大老闆在京城某高檔會所的宴會時，不僅跟著喝人奶，而且還做了「很過分的事」。港媒《蘋果日報》援引新華社內部人士披露，原中共網信辦主任魯煒當年有份參加企業招待的「人奶宴」。 位於北京故宮附近、被視為中共權貴俱樂部的「茅台會」，近日被曝人去樓空。「茅台會」實際操盤人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女婿李伯潭。這裡也是太子黨交集地。「茅台會」背後有沒有色情操作，目前不得而知。 國企也不例外，2015年3月16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原總經理廖永遠被立案審查。財新網報導引述知情人士稱，廖永遠在北京有一個秘密據點，只有與他極其親近的人才能去縱情聲色。 中紀委曾盤點過有問題的九個知名私人會所，包括湖北十堰樓盤軍茂商城七樓、廣州華南碧桂園豪華別墅、珠海環球金融中心37樓、合肥宜和世家、合肥琥珀山莊逸園、廣州白雲山風景區品雲座、珠海華髮會館、北京趙氏父子會所，以及天津山寨「水立方」會所等。 此外，江蘇泰興人趙富強在上海楊浦「小紅樓」圈養性奴，傳聞「小紅樓」有不少高官出入，2019年案發，前年案情被翻炒。趙的發跡時間，主要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任內。後來被抓捕判刑的只有13名官員，最大的官只不過是楊浦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盧焱。但有消息指，至少韓正下邊還有一大幫馬仔牽涉在內。 習近平或繳獲許家印持有的權貴淫亂錄像 前邊所提及的接待中共權貴的色情會所，許多被曝光會對來玩樂的官員偷偷錄音錄像，作為要挾證據。恆大許家印的美女歌舞團和總部神秘的「42層」，或許也有這樣的安排。許家印不知把多少中共官員拖下了水。習近平抓了許家印，那些人都在盼著許早死… 近30年間，許家印生意做到這麼大，後台確實不會是一般人物，也不會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大群人。傳聞許家印背靠中共高層多派權貴，包括好色的江派曾慶紅、曾慶淮兄弟和賈慶林家族。當然，因為恆大在全國開發樓盤，許家印更多的可能是結交下邊省部級的官員。 至於許家印能夠在2021年中共黨慶日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應該也是獲得了時任中宣部長黃坤明，乃至主管黨建和宣傳的時任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的青睞。 如今習近平找准機會，拿下許家印，應該也是對他身後的各路權貴的敲打。 關鍵是，習近平透過掌管中紀委的親信李希，可能已經查抄了恆大總部神秘的「42層」的監像錄像。一眾權貴吃喝鬼混的狀態，以及美女歌舞團不堪入目的特殊服務，令人咋舌。 如此，許家印作為中共的恆大黨委書記，日後如果被官方通報開除黨籍，扣上「搞錢色交易」、「拉攏黨內腐敗官員」、「政治品行極為卑劣，投機鑽營」，甚至更罕見罪名，也不奇怪。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習近平簽署命令，發布《軍隊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辦法》，凸顯出中國在人口政策上的尷尬和矛盾。一方面，計劃生育導致中國面臨史無前例的人口危機，即便官方也不得不承認人口已經負增長，在試圖鼓勵生育；另一方面，為了政策的連續性和政府的臉面，至今沒有廢棄計劃生育和計劃生育法。 《計劃生育法》的歷史 其實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只是以《公開信》的形式發出倡議。計生委和人口學界一直想制訂《計劃生育法》，並擬將刑法納入計劃生育，超生者除了被「牽牛扒房」，還要坐牢。 198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的王文致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法制委員會主任習仲勛，認為計劃生育應遵循「自願」原則，反對「把刑罰手段引入計劃生育工作和通過立法使強制合法化」。一些領導和法學家也認為「計劃生育這麼荒謬的政策，搞幾年就算了，還立什麼法」，於是計劃生育一直是「非法」的。1984年還給計劃生育開了小口子，允許農村獨女戶生二孩，還在全國很多地方試點二孩政策。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當初認為「計劃生育搞幾年就算了」的領導們退出政治舞台。而獨生子女政策的「設計師」宋健晉陞為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對人口政策松小口很不滿。 新上台的總書記江澤民對計劃生育「泥菩薩」的製作過程一無所知，但非常「尊重科學」，對兩院院士、科委主任宋健的建議言聽計從。於是取消了絕大多數二孩試點。國家計生委主任彭佩雲將湖南省常德探索出來的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推廣到全國。 1991年生育率就開始低於更替水平，早該停止計劃生育，但反而作出《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的決定》，提出「對造成人口失控的要給予處罰並追究有關領導人的責任。」 當年全國人大抵制制定計劃生育法的老領導相繼退休，而原國家計生委主任彭佩雲、副主任蔣正華在1998年雙雙晉陞為副委員長，於是組織湛中樂等法學家起草《計劃生育法》。2000年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下一代人口減半，意味著早該鼓勵生育了，但是荒唐的是，2001年12月29日，江澤民竟然發布第63號主席令，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1980年代計劃生育的「泥菩薩」被江澤民燒製成「陶俑」，還真以為顯靈了，然後當成神來供。在江澤民、彭佩雲時期，生育率從1990年的2.3暴跌到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經濟下行和今後長期衰退的人口學基礎，導致中華文明千年一毀！今後會用放大鏡來研究這段歷史的每一個細節。 屠夫變接生婆 其實利益集團心知肚明，知道「計劃生育」難以存續，於是一方面誇張地預測人口，一方面為自己謀後路。 比如2000年中國政府發布了陸傑華等人起草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預測總人口在二十一世紀中葉達16億。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建議繼續獨生子女政策，預測總人口將達15億峰值，到2034年才負增長。但是即便在實行二孩政策、三孩政策後，官方也承認人口在2022年已經開始負增長。 利益集團在2003年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委」改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為自己留下「人口」後路。2013年又成功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延壽5年。 2018年國家衛計委被撤銷後，但仍然是由於學軍（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等原計生委官員抓計劃生育。現在利益集團已成功給最高層灌輸了「減少生育叫計劃生育，鼓勵生育也叫計劃生育」，計劃生育沒有必要廢止，中國人口學會和中國計劃生育協會沒有必要撤銷，《計劃生育法》也沒有必要廢除。計劃生育已經不再是「泥菩薩」和「陶俑」了，而是變成會長期存在的神聖的「銅像」了！ 北京西站，2023年1月18日，一位男士推著坐在手提箱上的孩子。中國人口出生率開始緩慢下降，使中國領導人面臨新的考驗。 城狐社鼠 過去十多年，中國最高層忙於抓「槍杆子」、「刀把子」、「筆杆子」、「錢袋子」，但並不順利。軍隊經過層層清洗，但「軍老虎」仍不斷湧現。而人口領域的腐敗，至今沒有入決策層的法眼，但卻影響經濟的榮枯、文明的興衰，是真正「吃人」的超級大老虎。 中紀委顯然沒有能力在人口領域反腐，一方面是投鼠忌器，不敢對躲在「基本國策」的「政治聖殿」里的「城狐社鼠」下手。一方面是不懂人口學，對這種集團性的職務犯罪束手無策。此領域可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因為人口學會是計生委的下屬機構，人口學家是數據腐敗的操盤手。 由於《計劃生育法》這部惡法的束縛，使得人口政策只能束手束腳，荒唐地出台了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結果全部破產。由於仍然是原計生委官員和人口學家負責「新型計劃生育」，屠夫當接生婆，生育率當然不斷下降。 「城狐社鼠」倒是安全了，但是社稷卻危險了。這次習近平鼓勵軍隊生三孩，是為了「聚焦提升部隊凝聚力戰鬥力」，應該是認識到計劃生育威脅國防安全了。 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200萬軍人中，男性佔96%，19-35歲佔90%，20-25歲佔52%。1990年中國的19-35歲男性人口是印度的1.5倍，但是2009年已經少於印度的，2050年將只是印度的40%。1990年中國的20-25歲男性人口是印度的1.6倍，但現在只是印度的一半，到2050年將只是印度的三分之一。人口減少的同時是年齡結構的老化以及經濟活力和後勤保障力的下降。現在中國的中位年齡已經高達42歲，印度只有29歲；2050年中國高達57歲，而印度只有39歲，是兩代人的差距。當然，計劃生育對國防的影響只是人口危機的一個縮影。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的大新聞莫過於恆大許家印被中國當局收捕。此前，有些人認為許家印有後台，很硬，撐得住；還有人估計，恆大是中國房地產一號，大而不能倒，倒了的話，那2.44萬億的債務，不就沒了著落？上述分析都有道理，也是許家印能夠存活至今的原因。那麼，壓垮許家印這頭超大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且看本文分析。 恆大不是國企，勝似國企 有人為恆大算了一筆帳：截至2022年年底，中國恆大總負債約為2.44萬億元。回望中國1949年以來的經濟史，許家印絕對將以「負債第一」榮登吉尼斯大全。 根據財報的數據，恆大最近2年虧損8,000億，每小時虧了5,000萬；中國工商銀行兩年才賺7,000億，而恆大一家虧的比工商銀行還要多1,000億。 如果算總負債額，相當於從夏朝開始到現在，每年負債6億元。能夠如此豪橫地借債，國內媒體嘆之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更奇的是，就在美國華爾街與眾多媒體擔心恆大欠外國私募基金的那190億美元債券可能泡湯時，恆大照樣給股東們分配利潤，照樣以拿地為名向各地銀行借貸。須知，恆大集團主要股東是許家印，持60.29%的股份；國資控制的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團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為7.06%；國資控制的廣州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持投比例為4.81%。債欠得再多是公司的，分得的紅利是自己的。 監管部門摘牌，許家印就直接申請破產，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許老闆還是一樣瀟洒，酒宴如常，歌舞依舊，社會公關活動不少。銀行也沒虧，只是苦了買房的老百姓，多年積蓄與房貸拋入水中，聽個響都聽不到。這是啥模式？說是中國國企模式，卻比國企更優越，國企雖然虧損算國家的，但經營者只能貪污，不能堂而皇之分紅；說是西方大企業職業經理人拿巨額高薪，企業虧損毫不擔責，但這些大企業沒本事欠這麼多債。因此，只能說恆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下的一個怪胎，不是國企，勝似國企。 這怪胎的養成，集全中國銀行與相關地方政府之力。我相信，這事如果認真追，一大片烏紗將落地（國有銀行也算官）。 資本玩家許家印：從國內大玩家晉級為國際大玩家 7月17日晚，爆雷三年的中國恆大，終於一次性交出了三份財報，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的3個報告期內，總負債規模分別為2.58萬億、2.47萬億、2.44萬億，如此天文數字負債，如驚雷般震撼了中國的資本市場。為了比較，有人列舉了廣東省的GDP數據加以對比：2022全年，恆大的員工約為10.3萬人，總負債在2.44萬億；同一年，廣州的GDP總量是2.88萬億元，當地的常住人口為1873.4萬人。 中國有句老話，「欠債多的人成大爺」。許家印很清楚自己煉成了負債者當中的「超級大爺」。恆大欠交的房屋面積如果每套房子按照平均100平方米建築面積計算，相當於有162萬套房子，這意味著162萬個家庭，大約500萬至600萬的人口，苦苦等待著恆大的交房。事關這麼多人，涉及社會安定，因此政府要求恆大「保交樓」時，恆大爽快地答應，並承諾在未來三年內將保交樓列為恆大的核心任務，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恆大還需要銀行再借2500億元-3000億元。錢從哪裡來？許家印將主意打到了海外，藉助「內保外貸」模式，從海外舉債。 「內保外貸」的制度缺陷：為轉移資產留了後門 這裡得通俗講解何謂「內保外貸」，其操作過程如下：某人在上海有套豪宅，想拿到美國一家銀行貸款，美國銀行肯定不貸，因為如果某人將來不還款，美國的銀行和法院都不能跑到中國來沒收這套上海豪宅。怎麼辦呢？如今的國際金融界早就為全球各大銀行包括國際玩家們設計好了一種國際資金結算系統，叫做SWIFT，普通中國人通過美國及西方制裁俄羅斯，知曉了這個系統的王炸威力。中國銀行系統據此發明了一種工具，叫做「內保外貸」。於是某人通過「內保外貸」，可以把房子抵押給上海甲銀行，然後由這個上海甲銀行出具一份擔保函給美國的乙銀行，證明某人「在我行抵押了一套價值3000萬人民幣的房子，我行按照七成貸款額度計算，可以放款2100萬人民幣，借還款均按照當時匯率」。於是某人在美國乙銀行直接貸款300萬美元，熟悉銀行擔保制的人，就知道這等於是上海甲銀行替某人做了信用擔保，如果某人到期沒能償還美國乙銀行的本息，那上海甲銀行不得不動用本行外匯，提前墊付美元給到美國乙銀行，然後在國內與某人打官司，清收其房產。 看完這個例子，讀者大概明白「內保外貸」為國際玩家開了一道轉移資產的後門：於上海甲銀行來說，某人不按期還貸，最好的結果是在國內清繳某人的豪宅，但某人已經在美國拿到美元，雖然打了7折，但事實上已經順利完成了資產向海外轉移，那30%的手續費就當資產轉移付費。以許家印與銀行的關係，在辦內保的時候肯定是資產高估；而許家印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上海甲銀行則沒法清繳許家印在國內的貸款抵押物，必須承擔全部擔保金額損失。 現在該說說中國銀行系統為什麼要弄出這個「內保外貸」。應該說，中國銀行系統熱衷開發「內保外貸」這個資金國際轉移工具，初衷是為了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國門收割全世界。過去幾年，房地產市場越來越難做，地方政府又離不開土地財政。一些房地產開發商採用了國內銀行作為擔保方的形式，通過在海外發行債券來獲取資金，這種方式給了中國銀行當局啟發，認為可以讓大型房企融資渠道多元化，自家金融機構參與也得承擔一定風險，如此操作，應該萬無一失，可管可控。 但許家印這些年玩下來，賊膽特肥，發現恆大的債務已經無法還清，於是開始了一系列操作：離婚（被視為分割資產需要的假離婚）、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前妻」子女出國，一旦完成所有程序，國內作為擔保的資產將被美國法院保護起來，國內的擔保銀行根本無法執行清償。為了暗渡陳倉，在操作這一過程的同時，許家印拿出矯情鎮物之功：各種社會活動出席如儀，包括舉辦恆大籃球賽，許家印本人滿面春風地出現在賽場…… 但中國的房地產老闆個個都是人精，恆大的「金蟬脫殼」在房地產界起了示範作用，碧桂園率先效尤，8月7日先是公開承認他們10億美金的利息都還不上了。但是就在還債的前兩天，碧桂園的楊老闆把自己持有的碧桂園物業20%的股份價值64億捐給了香港國強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是在碧桂園股價暴跌的前一夜成立的，而基金會的創設人是楊家三妹。 不過，中共幾乎從1990年代開始，就經歷著本國富豪、腐敗官員一輪又一輪洗劫財富然後攜資本外逃的歷煉，再加上「獵狐行動」的實踐，如今對防範資本外逃也算有了經驗。就在許家印一邊準備金蟬脫殼、一邊做足保交樓的表面功夫之時，「有關部門」收網了。 許家印謝幕前的傑作：為中國政府出了道選擇題 海外媒體有評論曰：許家印被捕，說明習近平迫害民營資本升級——這話，實在不是平心之論，試問，這種龐氏騙局，擱在美國也只能抓，哪個國家能夠容留如此禍國殃民的「民營資本」？美國出了個「為進步事業服務」的矽谷銀行，拜登政府最後也只能揮淚斬馬謖。 許家印這些年馳騁中國與海外資本市場，終於煉成世界「第一負翁」，他當然知道這個坑永遠無法填平，也很清楚自己的結局，於是在謝幕之前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選擇題（實際是戰書）：要麼你讓我在外活著，慢慢「保交樓」，這過程我繼續享受；要麼你就將我抓起來，自己保交樓；但結果都一樣，我已經將你玩進去，留下的2.44萬億債務窟窿，你不是全能政府嗎？慢慢填吧。既然戰書已下，習近平只好爽快接招，抓起來，讓你健康地活著，仿照肖建華例辦。肖建華的故事天下皆知：從香港四季酒店綁架回大陸，依然住在自家的豪宅，每天在專案組人員全天候全方位監護下「上班」，主要工作是遙控指揮，將原來轉至海外的資產一一轉回來，轉回多少算多少，幫政府止損。那些財產的真正主人們——新老三代常委的家屬，沒見有誰膽大包天，向現任總書記要求認領這些當年交給「超級白手套」打理的巨額財富。 可以說，壓垮許家印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許家印通過離婚分財產、家人逃到與中國沒引渡關係的發達國家，將2.44萬億巨債這口大鍋甩給中國政府這一系列「神操作」。在許家印的立場來看，反正已經山窮水盡，不免拼力一搏，大不了落個資本市場的諸多同仁的下場，例如吳小暉、陳峰、肖建華、王健林……，這些人哪個不曾在中國特色資本市場呼風喚雨，哪個的結局都是被壓在五指山下，自己最多就是如此這般下場，政府要的是錢，不是命。 從古到今，最富裕的一代中國資本大佬正在逐漸謝幕。這些「當代胡雪岩」留下的故事，將成為後世不老的傳說。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失蹤」，讓外界對習近平二十大後一手組建的權力班子的政治穩定性產生了懷疑。如果說，前十年中共核心團隊中並不都是習所信任的人，因而常常免不了有權力鬥爭的傳言流出——儘管未必每次傳言都是真，那麼，二十大習完全掌控了人事，他把團派的李克強、汪洋和胡春華等趕下台，黨的權力核心機構政治局以及其他的關鍵部門與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把控，在此情況下，按說他的治理團隊應該很穩定。然而，剛過半年，其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先後出事，這不得不使人懷疑他的班子內部是否存在會導致某種不穩定的因素。 習是自毛以後權力最大的中共領導人，這點在今天不會有異議，可他是否真做到了對全局的掌控萬無一失，由他的親信組成的權力班子是否真能無條件地服從他，忠於他的領導，或者他是否能無條件地信任現在的權力班子，鑒於中國政治的不透明，並不確定，需審慎評估。 外界可從三個視角來觀察這一問題。 視角一，習在二十大連任總書記後，並未將其兼任的多個領導小組職務中的一個或幾個讓渡給他的親信接任。同為政治強人，習和毛、鄧的領導風格有很大不同，後兩者更願意務虛，抓大事而不糾纏具體的管理事務，毛把國家的管理任務交給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鄧用毛的話說，舉重若輕。但習不同，他是大事小事一塊抓，親自領導親自指揮，在這點上，更接近周的做事風格。然而，他不讓渡領導小組職務的更重要原因，恐怕還是擔心大權旁落，這隱含著他對親信的不信任。 習兼任的領導小組職務有十多個，這些機構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後新設的，其出發點是通過這種方式，迅速掌控權力，因為黨政機構的很多關鍵職位，還是由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中共元老的嫡系把持，他們在開始時未必願意聽從習的指示。但在習成為核心，大權穩固後，他依然不願放棄其中的一些兼職，並且把這些屬於臨時性質的機構改為黨的常設機構，顯示他不願放棄已有的部分權力。二十大他讓李強做總理，李有基本的市場經濟理念，鑒於中國經濟在疫情三年後的極度虛弱狀況，為了恢復市場信心，他如果把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職讓渡李，發出的政治象徵信號——表明他可能向他的親信分出部分權力，進而中國政治在保持現狀下還有一些變革的空間——能夠對沖李做總理所引起的黨內改開派對他人事任命的不滿，從而有利提振市場和資本的信心，中國經濟或許會有改善，不像現在這般。可他沒這樣做。原因在於，他擔心一旦放棄部分經濟決策大權，社會是否會把這種行為解讀為他不得不讓渡權力以平息黨內不滿；同時，親信在擁有經濟和社會管理的決策權後，是否會忠實執行他的政策和路線，沒有把握。 視角二，習為中國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但是他實質上通過否定鄧的改革路線而達成目標的路徑並不為黨政官僚體系的主體所認同，因為這樣一條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義的發展路徑導致中西對立，惡化了中國整體的環境發展。另外，無休止的反腐也讓官僚不安，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中國的官僚體系是改革開放的最大收益群體。這個群體的主體對改開路線的認同是真誠的，他們把中國崛起完全歸功於鄧的改革開放，對習通過集權和強化政治忠誠而背離改革開放持反對態度，但是不敢公開表達。習在20大建立了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權力班子，不過，這些人主要負責政治決策和政治監督，在龐大的官僚隊伍里，雖然位高權重，但在數量上是少數。國家具體的管理責任和行政事務由在西方被稱為文官隊伍的黨政系統的公務員，包括一定級別的領導幹部來承擔。而在習的政治高壓下，一方面他們不能不執行習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內心又排斥它，由此普遍消極怠工。習時代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比過去更為嚴重，官員的不作為是一個普遍現象。可以把黨政官僚系統的這種懈政和懶政現象視作對習的政治權威和政治路線的軟抵制。 由此可見，習即使能夠驅使高層，但是他難有效驅動中下官員去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無論有再多的對官員的政治紀律和監督都做不到這點。他們會發展出一套規避的辦法。當習無法有效指揮官僚系統，他的思想路線不能被官員誠心接受，他們只是對他虛與委蛇，他實際就無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 視角三，習在中共二十大雖然建立了由親信組成的權力班子，但是不能消除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也不能保證他能完全掌控他們。秦剛、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軍領導層的一鍋端傳聞，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秦、李之事看似與權力鬥爭無關，但不排除有高層博弈的影響因素，對習是一大傷害，表明他識人不明。 習的地位雖然無人能挑戰，但黨國體制決定派系間的權力鬥爭從過去的顯性變隱形，鬥爭的方式有改變，黨內政敵有可能從習的親信入手，打擊他的形象。秦剛事件就預示著這種鬥爭方式的轉向。 秦剛桃色醜聞的傳出，是在他十多天未公開露面後，在這之前，外界還真相信官方說的「健康問題」，然而不日即流傳秦和某女主持人有染，而且還生了一個小孩。此時放出這種事情，很可能是了解秦剛私生活的政敵做的，意在逼習處理他。因為情人之類事情在黨的高級幹部里是一種普遍現象，沒有情人才奇怪。習其實也應該知道這點。可若無人舉報，就不成為問題，但有人舉報，則會變成政治問題，從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習對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有嚴格的政治要求，秦剛雖然是被習提拔的外長，也不得不處理。而習或秦的政敵拋出這個醜聞，就看習是否會處理他，若習保他，說明習在政治上對不同官員有兩套標準，從而戳破習宣稱的在權力使用上的公正性；若習不保他，則可能導致親信不滿。總之，習怎麼做都是輸的。 李尚福和火箭軍高層等被查也說明，他挑選的人免不了腐敗，因而對他而言是不可靠的。習對親信的關鍵信息——無論是個人道德還是經濟問題，並不完全掌握。 有關黨的高級幹部信息歷來極少透露給外界，致使對黨內是否存在政治鬥爭及其程度要依靠傳聞去判斷。但從中共歷史可知，習無法消除黨內高層政治鬥爭，鬥爭不僅在他和他的黨內反對者之間隱形存在，而且也會在他的親信之間展開。作為習一手提拔的幹將，秦、李在當下敏感期出事，會加重習對其親信隊伍的疑慮，加強對他們的監控，觀察他們是否有不忠的行為，從而有可能會製造習和他的權力班子內部的不和，導致裂痕慢慢出現。這是反習者要達到的目的。 如果未來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社會緊張態勢加劇，不排除在習的權力集團內部還會出現人事變動，習和他的親信，以及親信之間，互相猜疑會增多，關鍵時候有棄船想法的親信也在增多。可以說，習未來地位的穩固取決於親信是否對他無條件的服從與支持，以及經濟是否有好轉和社會情緒的穩定。其中兩人——總理李強和書記處書記蔡奇的角色又尤其突出。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防止中共對西方社會的滲透已經成為當下各國都開始認真注意的問題。香港過去25年來，為世界提供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個案，說明這種滲透是如何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一個本來自由的社會變成一個專制的社會。我們作為香港沉淪過程的目擊者，有責任把這個過程記載下來並讓它廣為人知，以警惕世人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轍。 一、甚麼是「白蟻精神」？ 中共在奪權全國政權之後不久，就忙不迭地計劃要「取得全世界」。1966年，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組織組團到北京，提出提前「解放香港」的要求。為使這些地下黨安心在香港長期工作，周恩來總理派他的助手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接見這個團，向他們解釋中共不急於解放香港的原因。根據中共一份「絕密」級別的文件《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對港澳工人談話（1966）記錄》，吳荻舟說：「英國人想長期在香港⋯⋯他們在香港有油水，我們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維持現狀這點上有一致的語言的」⋯⋯他們的目的，是要從香港多拿幾個錢，一年拿幾十萬。我們呢，要拿整個世界」。 如何透過香港拿到整個世界呢？吳荻舟就要求在香港的地下黨要學習「白蟻精神」。所謂「白蟻精神」是周恩來的發明。根據香港有線電視新聞《前途解密30後》第1集（2014年8月11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外錯綜複雜，對內百廢待興，但香港問題一直沒有離開過領導人的棋盤。周恩來便提出了「白螞蟻政策」。資深中共黨員（背影錄音）：「白螞蟻政策就是後來不知哪一年周總理去西雙版納參觀，視察工作，那個植物研究所的人，帶他去看一棵大樹，推一推之後倒了，周總理覺得很奇怪，原來他說這棵樹被白螞蟻蛀通了，但它實際上仍像平時一樣，即是說共產黨要滲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螞蟻」。後來周恩來就把這個政策稱為「白蟻政策」，要中共地下黨學習「白蟻精神」。 根據吳荻舟上述絕密文件，他向地下黨員提出要學習「白蟻精神」。他要求地下黨：「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學做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 二、「白蟻」有甚麼優勢？ 中共提出用「白蟻精神」來「拿整個世界」，那麼「白蟻政策」有甚麼優勢呢？筆者個人的理解，周恩來以「白蟻」來形容中共滲透全世界的政策，是因為「白蟻」運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1. 隱蔽性：白蟻的工作方式比較隱蔽，人們難以從表面看出屋子是否已經被蛀蝕。 2. 數量多：螞蟻的特點是多，粵俚「蟻多嘮死象」，即使龐然大物也最終會敗於數量龐大的對手。 3. 時間長：螞蟻不能一天之內摧毀敵人，所以地下黨也要立足於長期打算。 4. 無聲息：螞蟻是默默地、無聲無息地工作，故不容易被人察覺。 5. 侵蝕性：螞蟻是一點點的蛀蝕它所寄居的建築物，直至把它摧毀，它不會使寄居物轟然下塌（因而會引起人注意），卻會使它弱不禁風（表面上絲毫無損，必要時可以輕便地摧毀它）。 周恩來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始祖，在中共尚未奪取全國政權前，他已經發明了「布閑棋、放冷子」的滲透策略。「白蟻政策」，正是他的「閑棋冷子」滲透政策的另一個模式。所以，了解「布閑棋、放冷子」的策略，就有助於人們對白螞蟻政策的認識。 根據熊向暉（一個周恩來親自聯繫的地下黨）的回憶：董必武對他說：「恩來經驗豐富，主張未雨綢繆，後發制人，先走一步，現在就著手下閑棋，布冷子。你就是恩來籌劃的閑棋冷子。如果一直閑著冷著，於大局全域無損；如果不閑不冷，於大局全局有利。這是一項特殊任務，具體要求須根據情況發展再定⋯⋯與此相關，恩來要你特別注意三點： 第一，不要急於找黨。現只恩來、南翔和我知道你負有特殊任務。我們將查明胡宗南今後的住地，設法找你聯繫，這需要一段時間，不論多長，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著急。在取得聯繫前，你絕不要離開胡宗南部隊，而應圍繞這一特殊任務，獨立決定問題。同你取得聯繫後，也許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發揮特殊作用，你都不要著急，要甘於做閑棋冷子。 第二，隱蔽黨員身份，不發展黨員，不參與服務團的領導工作，保持不左不右、愛國進步的政治面目，準備參加國民黨，要領會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以此推動胡宗南繼續抗日，有所進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於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蘿蔔，白皮紅心。即使受到進步朋友的誤解咒罵，也不要認為丟臉，急於表白，要忍耐，有韌性。 第三，在國民黨里，對人可以略驕，寧亢勿卑，卑就被人輕視，難以有所作為，但也不宜過亢。國民黨情況複雜，要適應環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論何時何地，處事絕不可驕，驕就會麻痹大意出問題，必須謹慎。謹慎不是畏縮。革命者應有勇氣，又不可魯莽。這就要發揚你肯用腦子、比較細心的長處，敢於和善於隨機應變⋯⋯1941年夏，作為周恩來兩年半前下的閑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閑不冷，因為胡宗南已追隨蔣介石進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務」也隨之明確，那就是：搞情報，而周恩來正是我黨情報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見熊向暉：《周恩來的魅力》，載《周恩來的宰相生涯》中國當代秘史系列之2，香港文匯出版社1992年，頁35）。 從熊向暉這段表白可以看出，周恩來在1949年前以「閑棋冷子」成功地奪取全國政權，在1949年之後，就已經部署「白蟻政策」來「拿整個世界」，則中共的野心和陰謀一也。 三、「白蟻」從何而來？ 「白蟻政策」要成功的話，則這些「白蟻」在數量上一定要足夠地多才能奏效。中共有那麼多「白蟻」足以去滲透、蛀蝕別人嗎？有。不要忘記，中共有「打人民戰爭」的傳統，連真槍實彈的熱戰場都可以發動群眾參與，更何況沒有直接生命危險的情報戰冷戰場。所以，據筆者所了了解，中共的情報工作有所謂「專群結合」的傳統，「專」是指專業的、受過訓練的情報人員；「群」是指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員。 情報工作實行「專群結合」的原則，筆者在《香港文匯報》工作期間就有聽聞。我入職時（1974年），《文匯報》的總編輯廖藹文是廣東省公安廳的一個處長，負責收集有關香港的情報，為了工作方便調來香港，掛上《文匯報》總編輯的職務。為了掩護真正身份，他也落手落腳處理編務，並負責「看大樣」（報紙付印前的所謂「藍樣」）。廖總告訴我，我們（指中共）的情報工作是走「專群結合」的路線，「專」是指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員，「群」是指「群眾性」的情報人員，這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情報工作中的體現」。 「專群結合」的情報工作原則，就使中共的情報網可以大範圍地鋪開而不受經費和人力的限制，使中共的情報網可以具備「面廣點多、深入社區、不存在死角」的特點和優勢，動員群眾為中共收集情報，在情報工作上大打「人民戰爭」，這是西方情報機構無法比擬的優勢，更是西方反間諜工作無法杜絕的優勢。 這種「專群結合」、大打「人民戰爭」的傳統，最近得到進一步發揮和強調。2023年8月1日，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發布文章《反間防諜需要全社會動員！》，提到反間諜工作「不僅需要國家安全機關發揮反間諜專門機關作用，更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共同防範，築牢反間防諜的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它強調：「在工作原則上，明確反間諜工作要堅持『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結合』、『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在法律義務上，明確『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人民團體、企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都有防範、制止間諜行為，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同時要求『國家安全機關在反間諜工作中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援，動員、組織人民防範、制止間諜行為』」。雖然這裡提及的只是反間諜工作，但間諜工作顯然也是走「專群結合」的原則和路線。這就說明，中共的對外滲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賴非專業的「群眾性」情報人員。 了解中共情報工作是「專群結合」後，就可以解答數量龐大的「白蟻」從何而來。據筆者接觸所及，「白蟻」，也即是「群眾性情報人員」的來源大概有以下幾種： 商人（大陸、香港、台灣、其他國家） 各種原因出國人士 大陸出國留學生 中共派出的媒體工作者 所在國的親共媒體 在目的國的上流社會 在目的國的各式店主、店員 在目的國各類文職人員 在目的國各類社會活躍分子 在目的國流氓地痞 這十類人是筆者實際接觸到的人而根據其職業及身份特徵羅列出來的，當然還有其他筆者無法接觸到的就難以述說了。 他們所獲得的情報大都是非機密性的，例如： 一般政情、社情、民情、商情、 重要機構、重要公司的人事動態 知名社會人士的動態、家庭、社交及事業背景 重大社會運動的脈絡、沿革、領導人底細 各個國家重要的科技發明及進展 這種「群眾性情報人員」的好處是：人數多、網點廣、隱蔽易（不易被察覺），較安全（出了事難以入罪）。 四、「白蟻」穴在哪裡？ 數量龐大的白蟻必須有它們的洞穴，那麼這些白蟻的「蟻穴」在哪裡呢？筆者嘗試以香港的具體經驗，分析這些「蟻穴」的所在。 1.隱蔽的地下黨組織 中共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後，對於仍然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就部署了「四條線」。根據當時廣東省長葉劍英的部署，這「四條線」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線：公開的（也稱「紅線」），指打正旗號的左派組織如工會、學校、報紙、書店、電影製片、國貨公司、銀行、貿易公司、航運交通等； 第二線：半公開的（也稱「灰線」），不打正親共旗號，但實際是共產黨組建的外圍組織； 第三線：隱蔽的，分散在各行各業，政府部門，他們表面上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相關人員是所謂「白皮紅心」，其成員可以是黨員或名義上的「非黨員」； 第四線：極其隱蔽，藏在敵人核心部位，與組織靠單線聯繫，數量極少（即周恩來眼中的「閑棋冷子」）。 （根據盧荻：《葉劍英情系港澳》，廣東葉劍英研究會，2017-6-23，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P11轉引此文已經無法在互聯網找到）。 筆者必須說明，此文發表時，只提及「四線」，並沒有具體解釋每條線的內容，筆者是根據實際接觸所得，把四條線的具體內容注釋如上。筆者並不是憑空臆測，而是有所依據：1949年開始就在香港部署的「四條線」，到了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時，由於「極左」思潮影響，幾乎把所有中共幾條線的特工都曝露了，逼使周恩來要緊急叫停。 根據上文吳荻舟女兒吳輝整理出來的吳荻舟一份文件《香港1967補充資料之一》，1967年6月7日，吳荻舟傳達了周恩來三點指示： 1.這次鬥爭還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用上去，三線的力量不要暴露出來，不要使用。 2.已經打進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不要動，比如飛機場已安上的點子，或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 3.安在美國機構和船上的點子不要動⋯⋯下略。 （資料來源：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頁335 引用） 筆者分析，第一點提出的「三線力量不要曝露」，就是指分布在各行各業的「白皮紅心」人士，而第二、三兩點提出的，應該就是所謂「四線」人物，位處「敵人」的關鍵部門，更不能動。 根據當年中共通過建立「四條線」的情報結構來滲透香港的歷史經驗，則今天中共在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建立多層次的滲透機制就不出奇了。 如果按照「四條線」的思路，我們或許可以推論中共對美國的滲透架構： 第一線：各親共社團（由中共直接組建的、打正紅旗的機構、媒體等）； 第二線：各「中美友好」組織，通過「美方」組織者身份來淡化親共色彩（相當於香港的「灰線」組織）； 第三線：進入美國權力機構的美國「友共政客」（聯邦及各州的參眾議員），各親共智庫組織，各大專院校主要負責人、華爾街、好萊塢、矽谷、波音等「友共」 商人及商團； 第四線：打入美國極高層權力核心的、與中共單線接觸的人士。在這方面請注意中共一位教授的得意忘形的「自白」：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翟東升在2020年11月28日的一場公開演講中講述，中國當局在過去幾十年中利用「美國權勢核心圈內的老朋友」來影響美國政治和對華政策。翟東升這番話就證明了中共在美國部署了足以影響極高權力架構的「第四條線」（按：翟東升講話全文見附錄）。 2.公開的各類社團、學術團體 上述四條線，都有可能成為白蟻藏身的蟻穴，但畢竟能夠有獨立能力做外國人工作的仍然是少數，大量的白蟻是藏身在公開的社團的。根據香港的經驗，社團工作是中共滲透香港社會的利器，也是能夠最大量讓白蟻得到藏身掩護並發揮其蛀蝕所在地的蟻穴。 2.1 數量龐大 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香港在「社團註冊署」登記的社團數目是8,695多家。到了2017年，這個數字飆升至52,386多個，增幅約6倍。這個對比說明，港英統治香港150多年積存下來的社團不到9000個，但「回歸」後在港共統治下的短短20年里這個數字就急升好幾倍。這批數目龐大的社團絕大多數是親共的組織，它們成為中共培植的香港基層力量。 何以見得新興起的社團都是具有中共背景的呢？這可從1997年前後香港社團的發展速度可以看出。香港社團的真正發展是在1945年戰後開始的。從1945-1995 這50年間，形成社團8695個，平均每年174個，也就是說，這是本土成長的自然趨勢。但1997-2017這20年間，平均每年增長2200個，遠遠超過1997年前本土成長的自然趨勢，則顯然新的增長是有來自中共的「助力」。 2.2 種類繁多 這批社團，種類繁多，筆者嘗試以「六同」來歸納它們：同鄉、同姓、同學、同業、同好，同區，無法以「同」分類的，就以「其他」歸納，見下表： 五、中共對社團工作的最高要求 中共要求把社團打造成為一支「呼之能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體制外的「政治—暴力」混合體呢？ 作為中共的「外圍」鬥爭力量，他們的鬥爭方式是多樣化的： 在平常狀態時，他們以「蛇齋餅糭」的形式，與反對派「爭奪群眾」； 在表決政策時，他們會根據中共對某一政策的態度，採取支持或否決政府的政策； 在地區選舉時，他們會動員力量支持中共屬意的候選人； 在政治動蕩時，他們旗幟鮮明地支援中共的觀點和立場； 在鬥爭激烈時，他們會替中共出手以暴力威嚇或直接毆打反對派。 香港的這些經驗，在美國也是似曾相識。社團數量龐大、種類繁多、戰鬥意識強這三個特點，美國的華人圈子都能夠感受得到。白蟻在這些社團里棲身，既得到掩護，也能夠發揮腐蝕主流社會的作用。 說到白蟻滲透術，不能不提中共的地下黨組織。1949年中共在香港部署了兩個互不隸屬的黨組織，一個是半公開的「中共香港工委」（披著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外衣），另一個是保密的「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完全保密）。「工委」作為一個半公開的組織，統領中共在香港的各種機構兼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外事活動」（主要是與港英政府以及各國駐香港領事的關係），而「城工委」的秘密工作是在做好隨時接管香港的準備（雖然早在1949年時中共已經決定暫不收回香港，但為了應付萬一，它還是在默默地做好隨時接管香港的可能性）。由於後者的保密，外界一般都只知道有「工委」，幾乎沒有人知道有「城工委」的存在。筆者也是在解讀吳荻舟的筆記時才知道有後者（見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頁300 首次提「工、城兩委」，詳細分析見該書第四章《六七暴動的指揮和組織機制》，頁65-94）。 根據民主黨領袖李柱銘的回憶，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屠城事件後，李柱銘擔心港英會提前撤離，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曾經告訴他，中共可以隨時接管香港。他說：「有一次，我們一起吃午飯，他告訴我不要太擔心。北京已經把大約五萬人輸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業工作——行政部門、職業領域。如果英國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說，這些人就會頂上」。從這點可以證實，「城工委」的存在應該是持續到1997年為止。至於1997年回歸之後還是否存在則筆者無從了解。 那麼中共在美國有沒有建立它的地下組織呢？筆者敢肯定地說有，只是不知道底蘊。事實上中共已被曝光在美國的校園裡建立「黨組織」。那麼全美國單是在校園裡會有多少這樣的「黨組織」呢？我們不妨組略計算一下。 按照中共黨員總數量（接近一億）與全國人口（14億）相比，黨員佔全國人口7%。中共在美國有30萬留學生，假設留學生中黨員比例同黨員／全國人口比例一樣（7%），則30萬留學生中應該有2. 1萬個中共黨員。按照中共黨章規定，每3個黨員可以成立一個黨小組，則理論上2. 1萬個黨員可以生成7,000個黨小組。假設比較正常的黨小組規模是10人左右， 則這2.1萬個黨員可以形成2,000個黨小組。 這僅僅是我們可以合理估算出來的中共在美國的黨組織數目，而且僅僅局限於美國大學校園，還有很多領域我們無法估算的，例如各類在美國營運的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他們都會組建自己的黨組織而這些組織，這些組織都構成白蟻的蟻穴。 所以，要防止中共對美國或其他西方社會的滲透，就要慎防無處不在的白蟻。 （※作者為資深評論人，前《文匯報》 副總編輯，駐京辦主任。《海峽時報〉駐中國首席特派員。全文轉自上報）
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當中共的「東升」、「崛起」轉化成軍備擴張之後，中國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至於因為冷戰而徹底消失。與此同時，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事實上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 一、21世紀全球安全格局的變化 如果說，上個世紀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中的相互較量，牽連到北半球許多國家的國際關係，那麼，本世紀的美中關係已經變成了影響當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從中國在2020年初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演習開始，中國持續的擴軍備戰和對外擴張意圖日益明顯，加上中國不斷出動海空軍圍繞台灣四周海域展開威脅，一場由中共點燃的冷戰，事實上已經形成。 中共的意圖不僅僅是企圖統一台灣而已，也不僅僅是設法控制南海、為威脅美國的戰略核潛艇構造「深海堡壘」，它的觸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島國，包括試圖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靠近澳大利亞的達魯島修建永久性海軍基地。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的對外擴張意圖，在東亞和南太平洋地區也展開了相應的應對型部署。雖然雙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戰這個辭彙，但是，一種類似上個世紀美蘇冷戰的新世界格局已經出現，把相關國家的關注點陸續吸引到這個方面。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國防預算，加強了對日本的西南列島之防衛措施；隨後，澳大利亞與美國、英國開始合作建造潛艇，以應對中國從南海出發、日益活躍的潛艇活動；接下來，韓國開始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防務合作，菲律賓也加強了美菲防務配合。種種跡象表明，過去幾年來，中共緊鑼密鼓的擴軍備戰，已經改變了越南戰爭後從東亞到南太平洋長達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時也改變了美中兩國自建交以來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國不得不投入軍力，來防範任何可能動搖東亞及南太平洋和平穩定的企圖。 而另一方面，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它逐步加入了經濟全球化，並且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現了全球的「世界工廠」稱號。那麼，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究竟會有助於世界和平和穩定，還是經濟全球化會間接地幫助中國實現其對外擴張的野心？或者兩問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存在衝突 本世紀的美中關係與上個世紀的美蘇關係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是，經濟全球化之下，美中兩國之間出現了互相的經濟依存。過去幾年來，雖然在區域防務方面，美中兩國的軍事對壘從不停步，經濟技術方面，中國大規模盜竊美國技術的攻防也持續演進，但在投資和貿易領域，兩國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似乎始終存在。這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美中關係究竟會走向何方？這不僅是相關國家政府必須優先考慮的事項，也是在中國的外企和希望對中國大量出口的外國企業不得不擔憂的問題。 當年的美蘇冷戰，是雙方基本上在經濟隔離狀態下的對抗，美國選擇應對方法比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關係是一種新的格局，但新格局並不總意味著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直接衝突，而美國的國家安全與企業的經濟利益也發生了某些矛盾。 當中共的武力擴張和對外強勢姿態讓周邊國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時候，他們擔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軍事威脅，也擔心區域關係緊張，可能導致海上貨運的中斷；此外，與中國有經濟來往的國家，也會擔心出口減少和本國公民在中國的處境。但中共似乎並不介意周邊國家的這些擔憂，北京事實上曾表現出一種「綁架」經濟全球化布局的企圖。 數年前，中國的媒體經常強調，「世界工廠」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國如果想繼續獲得「中國製造」的產品，或者讓「世界工廠」購買各國的礦物和農產品，就必須順從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場，否則會在經濟上吃大虧。這種「綁架」經濟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為了報復澳大利亞政府對北京的批評，曾經一度禁止澳大利亞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北京試圖用經濟壓力來展現自己的強勢。 中共習慣於用物質主義的立場來理解它與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卻忽略了經濟全球化布局本身對低風險的高度要求。中共誤以為，外企和外國政府都只在意一時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這種利益考量當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槓桿」來利用。但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布局是跨國公司決策的產物，而這些決策最關心的不是一、兩年內的利潤，而是供應鏈的穩定、貨源的確定性和及時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製造的東亞不安全局面，構成了動搖經濟全球化布局的客觀效果。 三、全球供應鏈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原來確實是以「世界工廠」為重心；而過去十多年來卻陸續發生了成本導向的產業鏈外移和風險導向的產業鏈重新布局。如果說，17年前的外企撤資，主要是成本驅動的，那麼，過去幾年來的外企撤資，則與風險飆升直接相關。 早在十七年前，由於工資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製造企業（比如製鞋、服裝、玩具等）開始遷出中國。當時中國政府提出的應對方針是「騰籠換鳥」，希望繼續引進高科技外企來繼續強化「世界工廠」的國際地位。但最近幾年外企撤資的動因，成本已經不是主要影響因素，而迴避供應鏈風險，卻成了重點考量，因為中共的對外擴張戰略使東亞地區的局勢日益緊張。當中共把經濟崛起與軍事崛起直接掛鉤時，全球供應鏈的安全風險自然就會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總統大幅度提高中國對美出口的關稅，本來是想要通過施壓，來改變中國低價傾銷商品、又頻頻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的做法。這種策略並非真正的經濟對抗，其實可以在協商談判中解決雙方的分歧。但是，中共採取了軟泡硬磨的辦法，始終不肯承認並終止盜竊美國技術的大規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的美國跨國公司，對白宮施壓，逼美國行政當局放棄關稅制裁；而美國公司那時也希望繼續維持中國供應鏈。可以講，關稅問題並沒嚴重衝擊經濟全球化的中國布局。 然而，當中共擺出了增強武力、威脅台灣的強硬姿態之後，跨國公司終於意識到，在商業上把中國視為長期盟友的戰略，到了不得不調整的時候了。因為，一旦中共的軍力增強以後，跨國公司不得不隨時面對中共製造緊張局勢情況下自己的供應鏈可能被切斷的嚴重困境。所以，以出口為主的跨國公司，現在紛紛在籌劃替代供應鏈，也就是供應鏈分散化。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關閉在中國的工廠；但是，這些公司也在其他國家組建同類產品的生產線，一旦建成，跨國公司的訂單就會從「世界工廠」分流轉移。這就是中國的出口持續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間相互經濟依存的質變 美中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經濟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經認為，西方國家經濟上離不開中國，因此，中國可以予取予求，即使軍事和外交上擺出強硬姿態，西方國家也只能妥協讓步。這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論的思考邏輯。但是，當「東升」、「崛起」落實到軍備擴張之後，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必然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許多外企為了自身商務活動的安全，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 此外，中國經濟開始衰退之後，中南海對國內經濟架構四大板塊（財政、銀行、企業、家庭）嚴重的債務負擔估計不足，而不少企業（比如恆大、碧桂園等）瀕臨破產時無法償還外債，勢必嚴重動搖中國的國際金融信譽，結果嚇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資者。 在美中經濟關係當中，雙邊貿易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西方投行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以及大企業在中國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曾經是兩國相互經濟依存的重要環節。但是，隨著美中兩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對立日益明顯，以中共作為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感受到了高風險，因此開始逐步關閉它們設在中國的研發機構；而中國經濟衰退造成了民營企業拖欠外債和無力償還，讓從事對華金融投資的西方投行看到了嚴重虧損的高風險，因此，它們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迅速收緊。 這就使得中國在出口下滑的同時，又失去了來自西方的巨額金融投資（參見筆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國金融外資斷流》（上篇與下篇））。這兩大因素的影響疊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動人民幣貶值的推手。雖然中國的央行可以讓商業銀行拋出庫存的外匯儲備來買進人民幣，卻只能短期內暫緩人民幣貶值的趨勢，因為商業銀行的外匯儲備所余不多，缺乏長期支撐人民幣匯率的能力。 從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國投入了一萬三千億美元的證券投資；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匯來源，人民幣匯率也不過五年內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為止，人民幣匯率已經從2021年的高點貶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日漸趨緊，拉抬人民幣匯率的力道會越來越弱。可以想像一下，今後人民幣還會有升值空間嗎？對外企來講，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將壓縮外企在中國經營的盈利空間，這會進一步產生「匯率驅離外資」之效。 華爾街對中國市場的金融依存逐漸終止，以及大企業對中國高科技研發的利用逐漸撤除，意味著美中經濟的相互依存開始發生質變：「推手」離場，只剩下以中國內銷為主要經營目的之外企繼續在中國維持下去，如此便出現了商場上的「西撤東衰」。不過，美中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並不會終止，它只是從舉足輕重漸漸變成聊勝於無。 五、21世紀美中關係的實質是經濟依存中的對峙 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會因為冷戰態勢而徹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冷戰被啟動後就存在著不可逆趨勢；而經濟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結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國公司對中國銷售市場的依賴，當這樣的跨國公司看清了冷戰可以制止熱戰的本質之後，它們會儘可能長久地利用中國市場，其利用長度取決於利潤空間。但是，每當中共在境外製造一次局部衝突，這些留在中國的外企就會受到一次震動；而它們對自身財產和利潤匯出的擔憂，也無時無刻不在干擾著它們的神經。 另一方面，中共擺出了對外威脅的架勢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東亞國家就不得不做好應對。事實上，中共除了加緊練兵以外，還在加快其核武庫的擴充，試圖用核威脅增強自己對美國的戰略恐嚇。這樣，美國也只能加強防範北京核威懾的防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尤其需要通過外交手段，與北京保持溝通，以避免任何突發事件造成的衝突升級。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冷戰雙方都需要隨時保持外交溝通，越是局勢動蕩，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測對方的最終意圖。當年美蘇冷戰從未引起雙方的交火，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美蘇都明白，彼此某種程度的信任之建立與維持，是各自國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準備上壓制對手，則是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當1969年中蘇雙方軍隊發生邊界戰爭之後，蘇聯曾經考慮用核武器打擊北京，但最後仍然主動派出總理柯西金，以途徑北京的名義，與中共展開機場談判，設法降低雙方軍事衝突的熱度。這就是蘇聯從美蘇冷戰中學會的衝突防範策略之運用。中共雖然點燃中美冷戰不過幾年，現在也在學著使用這樣的策略。 就美國而言，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同時也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中共在經濟衰退大勢既定的情勢下，經受不起脫離經濟全球化的沉重壓力，因為中國已經無法依靠本國資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鐵礦石這些基礎戰略資源以及飼料和油料這樣的重要農產品，都必須依賴進口。所以，中共會希望保留現存的對外經濟依存關係，同時也依然寄希望於西方投資的重新進入。正是這樣複雜的國際關係，將決定未來美中之間那既談判又威脅、既冷戰又經濟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九月中旬，習當局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稱為「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在這個歷時兩天的會議上，主要講話人是身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時傳達習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習近平稱讚各級政府和黨委的辦公廳、秘書長、秘書，「黨的十九大以來，全國黨委和政府辦公廳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有效發揮統籌協調、參謀助手、督促檢查、服務保障等職能作用，紮實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經受了許多大戰考驗，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其中，「督促檢查」、「大戰考驗」等詞句，暗示秘書幫在監視各級官員、幫助習派奪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證實，習近平奪權，果然使用了斯大林手段：通過安排安插專職秘書、專職司機、專職廚師、專職護理等，監視監控其他高級領導人和政治老人，把秘書幫變成習派的眼線或卧底。 於是，這回的「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蔡奇和習近平試圖把相關經驗推廣到全國，令秘書幫進一步把全國各級官員都監視監控起來。明確要求他們：胸懷「國之大者」（指習近平），堅定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維護習），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習當局保持一致）。要強化政治擔當，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實政治責任，云云。 習近平和蔡奇公開倚重秘書幫，明確由他們來監控各級官員和將領，既是習派的一貫做法，也有當前的權斗背景。習近平強行進入第三任之後，反習、叛習事件不斷，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統的棄暗投明（秦剛大案），更有軍方的棄暗投明，包括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國防部、總裝備部（裝備發展部）等高層（如李尚福大案），盡都涉嫌所謂「裡通外國」，即棄暗投明。證明習時代黨心、軍心不穩，官員黨員口服心不服，普遍離心離德。 近期有各方報道，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書告密，告他有反心或裡通外國。習近平聞訊，急忙行動，來了個先下手為強。包括李玉超（火箭軍司令員）、徐忠波（火箭軍政委）、魏鳳和（前國防部長、火箭軍首任司令員）、張振中（火箭軍副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劉光斌（火箭軍副司令員）、吳國華（火箭軍首任副司令員，自殺身亡）等火箭軍高層全體覆沒，竟毀在一個小秘書手上。 說到秘書幫，其實，躥升高位的習家軍中，出身秘書者甚多。諸如蔡奇、李強、丁薛祥等，盡都當過習近平的秘書，竟齊齊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層面；但在習近平面前，他們的實際地位低微，如跟班、如僕從、如跑腿的辦事員，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讓秘書當眼線，類似歷代專制王朝的監軍；但秘書幫更類似歷代王朝的宦官階層，因為，他們既不是領兵的將領，也不是行政的官員，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安邦，竟成為朝廷中的第三勢力，偶爾還凌駕於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現宦官當政，往往預示王朝沒落、走向毀滅。諸如秦二世時，朝廷大權落入太監趙高之手，秦朝也亡於趙高之手；東漢末年，出現「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內亂不止，演變成天下大亂；明朝後期，有太監魏忠賢專政，是明朝由盛轉衰、最終覆滅的分水嶺。 習近平和蔡奇公開起用、重用、倚重秘書幫，其實質，就是太監政治的復活、宦官政治的復辟。表明，飽經專制政治的沉痾和演繹，紅朝也終於走到這一步：太監當道，宦官把政。不僅從現實危機上、也從理論邏輯上證明，當今的習時代，極可能就是共產紅朝的末期，正步入動蕩不安和風雨飄搖的最後時期。 一黨專政的中國，曾經歷改革開放，曾實行集體領導制和領導人任期制，竟遭習近平一手破壞、一夕復辟，重新搞起一人獨裁。習近平復辟輕易成功，本身就是紅朝氣數將盡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黨失敗，共產中國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終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