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水教练涉猎杀海龟烹煮 印尼机场拦截禁离境
2026 年 9 月 15 日
过去的一周，北京格外热闹。“一带一路”峰会刚结束，中联部就主办了所谓全球智库大会，还有类似的中欧交流会议在各大学举行；加州州长纽森，从深圳到北京，也得到了空前高规格的接待，以政治明星的姿态与元首会面，几乎让本周的北京政治气氛达到了一个高潮。 京沪两地的外交官和观察家都知道，连带最近中国互联网和电视媒体反美宣传的暂停、以及王毅部长和一干大学生、官方智库代表团到访大洋彼岸，连姚明也作为所谓民间外交大使专赴美国，都是北京在为11月的美中峰会营造气氛。 美中缓和胜一切，经济问题抛脑后？ 11月中旬在旧金山的APEC峰会，届时将进行美中领导人会议，这是去年巴厘岛峰会后的美中元首再次见面。对拜登总统来说，或许这次峰会并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对目前忙于支援乌克兰、介入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冲突的美国来说，美中峰会只是面对面确认两国关系是否稳定在所谓“护栏”内的一次难得机会而已。 但对中国来说，意义却非同寻常，极其重大。也可以说，今年中国的整个外交重心就是旧金山美中首脑峰会，其他一切外交活动都为此作准备。因此，才有3月美中首脑通话后美国高官连续访华，才有中国在对俄援助的克制，尤其是在10月7日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中国立场的不断调整等等。 甚至，通常在10月份召开的党的三中全会至今杳无信息，遥遥无期，越发证实了民间各种猜想：尽管中国经济问题极其严重，远非经济统计数字的复苏性增长数字能够掩盖。但是疫情结束的一年来，中国领导人完全无心经济，而是将元首外交置于首位，全心全意地试图缓和美中关系。 以至于，在中央内部至今无法形成完整的经济复苏方案，名义上负责经济的总理其存在感已经降到了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低点，按惯例讨论经济方向的三中全会自然只能无限期推迟，哪怕可能所有内部人士和市场主体都已经发觉经济恶化到了危险边缘。 也许，在旁人看来，这种单线程的次序主义治理方式简直难以理喻，却是过去数年中国完成个人威权转型的结果，在元首和官僚集团之间正在出现一个鸿沟，不仅是如普京一般陷入信息岛的问题，而是双方的互相怀疑随着秦刚和李尚福的落马而公开暴露。 中共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 事实上，在一个凡事都要经由元首签字认可的体制下，无论他多么勤政如皇帝崇祯或者雍正，庞大的书记处已经按照优先顺序筛选、屏蔽、隔绝了大量次序顺位较低的报告和会议。在有关美中关系、政治安全和军事问题之外的“普通”情资，非到地方性、小型、偶发性问题演变成全国性、大型、紧急问题，不会轻易到达元首处。也因此才有官方对民营经济、对美中关系的不断反复、才有“坚持动态清零”下一切了无生机、或者为了一个“政治安全”不顾经济、民生的绝对主义治理方式。 更重要的，所有这些危机，无论存于顶层、还是基层，他们还被元首政治的一种派生性政治所遮蔽，将中国的高层政治逐渐转变为一种介于暗室政治和舞台政治、又兼具两者的夜店政治。也就是说，北京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和资源被投入到为元首政务营造气氛的集体表演中，无论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如同夜店里的气氛组。北京政治变得越来越夜店化，为大金主捧场营造气氛的夜店逻辑已成为中国政治运行的主旋律。 例如，每当中国领导人到外地视察，当地欢迎“群众”无不是体制内干部扮演，甚至连当地干部也不值得信任，需要远调韶关干部到广州充当临时“群演”。类似故事已成套路，北京和地方官僚为营造人民领袖的气氛可谓煞费苦心，围绕元首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气氛组的组织动员。 哄抬领导人的表演政治 这种情形很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晚期苏联、或者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政治，意识形态超过一切，而意识形态政治则具体化为与领袖有关的政治气氛营造。不过，这种表演政治不独共产主义时代。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1970年代在印尼巴厘岛，也就是去年美中峰会举行的地点，发现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岛上的贵族统治者就热爱一种“剧场政治”，表演代替了政治的主体，例如传统的部落协商、领袖权威、或者演讲承诺，甚至在最终被殖民者处决时仍不忘穿得如同戏装、高度仪式化地结束他们的统治。 理论上，这是一种另类的僭主政治，也就是那些使用不正当程序获得权力的君主们热衷的，气氛政治对他们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心理补偿，也是统治欲的体现，十分契合当下的中国。在中国，这种气氛政治其实有着悠久传统，也就是所谓天下主义的朝贡政治传统，从隋到明，越是追求大一统和君权专制，统治者越热衷四方来朝、藩属进贡的场面。而今天，这一天下主义的儒家“国际观”变成了成型的“亲诚惠容”外交思想，虽然本身出自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却被中国外交部继承且反向加诸日本，是今天中国气氛政治的指导思想。 最典型的，当历经三年多无厘头的“制裁”和摩擦、澳中关系被迫缓和之后，为了营造阿尔巴尼斯访美后访问中国的良好气氛，北京当局立即释放了拘押三年多的澳籍记者成蕾，以示宽大为怀。这样的外交内政作风正在主导美中关系的议程，也改变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 原本今年秋天例行的面向经济问题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只能苦于气氛缺失而难以召开。等同于江山的人民，中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家们，不情愿配合也无法配合表演、烘托气氛，很难像官僚阶级那样随时能够充当群演，为了党的大会挤出干瘪的账户、消费或者投资，连临近的“双11”购物狂欢也因此黯淡了许多。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召开“三中全会”唯一的希望就在于美中峰会的顺利举行，为中国经济注入最后一针安慰剂。否则，对那些伟大的巴厘岛政治家、专业的气氛组-官僚们来说，谁能保证“三中全会”不会变成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让僭主政治现出原形呢？ 但是，如果从气氛政治的角度来看，此次旧金山美中峰会是一次为气氛而气氛的外交行动也未可知。毕竟，2023年“三中全会”的召开，无论找到什么开会的理由，都将是冬天的故事了，距离下个月的旧金山峰会已经相当遥远。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就跟共产党所有的消息一样，外人从来不知真假，到底李克强是自然死，或是非自然死，恐怕要多年后人们才会知道真相了。但共产党并没有任何理由澄清谣言与否，最好是让世人，尤其是中国人猜测背后的原因，而且最好大多数人都相信是习近平把他弄死了，因为共产党已经进入权力收拢期，收紧人民经济自由、严控党内政治活动已经在发生中，制造恐惧有利统治。但与许多人的猜测相反，我不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了攻打台湾准备，这种狂热的权力收缩，只是共产党的传统，与列宁革命政党本质有关。共产党永远都只想控制权力，打台湾会提高失去权力的可能性，所以只会讲，不会做。 共产党的权力集中却脆弱 专研苏联史的学者Stephen Kotkin说，共产主义的本质矛盾的，一方面权力极为集中，共产党在人民的生活里，无所不在，非常强力，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是很脆弱的（brittle），一碰就破。为什么呢？因为要达到社会主义的平等天堂，资源必需集中分配，而要做到资源集中分配，权力就要集中，所以人民不能享有自由，言论、经济、行动，通通要受党支配才行。一旦人民有了些许自由，共产主义的精神就失去了，共产党在理念上就失去了根基，而在政治现实上，共产党就会失去了政权。但一旦人类社会实施了共产主义，自由的消灭一定会造成人为饥荒，共产党都得稍为松绑，给予人民自由，至少让人有饭吃。但一旦自由影响了共产党的权力基础，紧缩人民的自由，强化政治的掌控，又有其必要性。中国的名言，“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就是共产主义矛盾本质的最佳体现。 列宁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推翻市场机制，控制粮食价格，很快就造成了饥荒，是那种会人吃人的恐怖饥荒，认知到挫败的列宁，只能在1921年推动新经济政策，还给农民市场机制，因而解决粮荒。但斯大林不能接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能接受暂时施行市场经济的现实，因此在1922年全面实质掌权后，他就忙著发动他的集体化，财产国有化、生产集体化是一个人类从来没见过的实验，不只是控制粮食价格，而是把农业生产全面由国有农场经营，没有私有田地，只有国家的农场。想当然尔，斯大林造成了比列宁的饥荒更恐怖的人吃人。但斯大林比列宁更顽固，更坚信共产主义而没有弹性，深信集体农场和国有资本是苏联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于是他用他的铁血，用他的不顾人命，硬是完成了集体化，而解决了粮荒。所有怀疑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民，立刻改信集体主义，因为不听斯大林的话，人是会立刻饿死的。 但共产主义施行没几年，斯大林不相信这些带有沙俄习惯的中、老干部可以帮他完成社会主义天国，于是在1936年，展开了大清洗。全面屠杀共产党和军队干部，把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全面推上领导位子。我们听闻的毛泽东的所有斗争手段，像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门、刑求拷问取供、亲友邻里互相告密、公开批斗等等，都在1936到1938年的大清洗里首先发生。 希特勒听到斯大林把绝大多数红军的军官干掉后，不可思议的说，“这人脑子坏掉了”，但斯大林脑子没有坏，他清洗共产党和红军干部是有他的目的，他对共产主义的僵化认知造成他坚信社会主义天堂一定可以来到，只要他清洗掉反革命份子、资本主义敌人、托派反党份子、帝国主义渗透敌人等等，把国家机器换一批思想纯正的年轻人掌管，在他的领导下，一定可以成就社会主义平等的天堂。斯大林的大清洗，正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样本，理由也是一模一样：之所以社会主义的天堂尚未来临，一定是社会里充满了反动敌人，没有全面清洗、改造，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总书记敢给人民自由 而文化大革命是毛的最后力作，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也一如苏共一样，只要经济稍为可以，人民百姓不会饿死了，政治运动就开始。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后不久，先打了个韩战，稍稍和平后，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清洗掉了非共党的右派份子，然后1958年就展开大跃进，师法斯大林的集体化，但大跃进饿死的人，比斯大林在苏联饿死的还多。大跃进结束后，中国人没过几年好日子，文革就开始了。毛泽东当共产皇帝三十几年，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运动，集中独裁权力，屠杀、关押潜在政治敌人。这个事迹和毛的人格有关，但也和共产列宁政党的独裁有关。 习近平在2012年接手中国共产党，距离邓小平的1992南巡，正好二十年。这个“自由开放”的二十年，释放出来的经济活力，把中国的地位，推到一个盛世的境界，但经济上的自由，危及到共产党的政治独裁，这两个力量是不相容的，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收放循环，就连邓小平都有他的六四天安门镇压。当个人自由和政治集权碰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个力量能活著。戈尔巴乔夫放开了控制的铁拳，死的就是苏联共产党。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他们都深知戈尔巴乔夫做了什么，他们都清楚自由的大门一开，共产党的下场是什么，所以不管多开明，或是多专制，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总书记敢给人民自由，只是在习的治下，自由造成的巨大力量威胁到共产党专政，让他不得不下重手。 共产党正在扫除潜在敌人 打击科技巨头、镇压香港、弄死地产开发，都是共产党在解决开放后的自由乱象，都是共产党在扫除潜在敌人，对共产党来说，经济发展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共产党人怎么样都不会吃到苦，金家三代王朝，领导吃苦了吗？习近平不但要清洗社会的潜在反对力量，更要清洗党内可能的挑战者，只要反对习近平领导的人，四顾没有可以取而代之的人，习近平的位子就是稳的，共产党的掌权，就是稳的。所以习近平在收紧经济自由后，党内铲除异己的速度也会加快，任何没有对习效忠的共产党人，就会一个个消失、死亡，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尚福，现在是下台总理，大谈“人在做，天在看”的李克强。没死没关的，现在也都很清楚习近平要他们解读的讯息是什么，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正在中国上演中。 （※本文作者为美国财务学教授。文章转载自作者推特）
美国总统拜登担心中国的人口问题让中国成为“定时炸弹”，被众多国际媒体持续报道。那么这颗定时炸弹是如何埋下的？ 行独生子女政策 1980年导弹专家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数）稳定在1975年的3.0（1985年邓小平还相信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将超过3.0），人口将在2080年达42.6亿，吓得决策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其实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会自发下降，即便在1980年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峰值人口只会达16亿，然后下降，计划生育完全没有必要。 《大国空巢》被禁 我在2000年开始率先掀起反计划生育思潮。2004年10月我的《计划生育政策攸关中国持续发展》被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的发表，并被人民网选为“论著精华”，标志着民间反计划生育思潮的兴起，计划生育“不争论”的铁幕被撞开。 我在2000-2006年的多篇文章以及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预测如果继续独生子女政策，总人口将在2017年开始负增长；呼吁立即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生育率将从2006年的1.95降至2023年的1.47，峰值人口达不到14亿。 但是顾宝昌、翟振武、曾毅等18位顶级人口学家在2004年联名上书《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会在2044年达16.07峰值；建议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到2020年才全面放开二孩，人口将在2029年达14.7亿峰值。 由三百多官员、学者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预测生育率将长期稳定在1.8，人口将在2033年达15亿峰值。于是《大国空巢》在2007年11月被禁。 单独二孩政策 经过网友们“日顶一贴，日行一善，日拱一卒”的宣传，网络民意逆转，知识精英和很多政治精英也赞成停止计划生育。2010年11月12日我在《光明观察》发表《停止计划生育已经达成全民共识》。 2012年3月《改革内参·高层报告》发表我的5万字的报告，建议停止计划生育；预测如果实行二孩政策，生育率只会反弹到1.4。我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和在《中国智库》、《中国发展观察》、《中国改革》、《战略与改革参阅》等发表的报告，以及在2010-2013年的七十多场演讲中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反对二孩过渡方案。 但是2012年蔡昉、王丰、李建民、陆杰华等17位顶级人口学家在《人口形式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书中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会超过4.4（每年出生4700多万），人口将在2044年达15.35亿峰值；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会达2.4，到2050年仍有1.75。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每年将出生4995万人，生育率将达4.5。这些预测吓得决策层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更不敢停止计划生育。据2013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介绍，蔡昉等人的预测是单独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 2014年1-6月，各省相继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我判断该政策遇冷，8月在财新网发文预测2015年的生育率将只有1.2。但国家卫计委禁止媒体再报道我的观点，因为他们预测生育率将超过1.8，每年将多出生200万人。王培安、翟振武反复反驳“遇冷”，认为“符合预期” 。 结果：2015年是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统计公报》显示，不但没有多生200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2015年小普查显示，生育率只1.05，不是1.8，更不是2.4。 全面二孩政策 2015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准备在出版我的《大国空巢3》（图文版）、《大国空巢4》，但被国家卫计委发公函阻拦出版。我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只会暂时反弹到2018年的1.4，然后降至2026年的1.0。而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和翟振武等15人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中建议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预测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到2020年、2022年、2050年还有1.96、1.76、1.72；2018年、2022年将出生2189万、1616万人。该书是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也预测，生育率将在2020-2030年稳定在1.8，人口要到2031年才负增长。 结果：即便根据《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生育率约1.4），而不是2189万，更不是4700多万、4995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只出生956万，而不是1616万；官方承认，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其他数据证实是2018年），不是蔡昉等人所预测的2045年，也不是国务院所预测的2031年。 三孩政策 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远低于预期，推迟一个月才公布经过反复修改的数据：生育率只有1.30，而不是预期的1.96。说明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是错误的，理应停止计划生育。但是滑稽的是，2021年5月3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宣布实施三孩政策。 根据2022年1月19日《经济日报》的介绍，三孩政策是李建伟为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所论证的，认为“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为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重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覆辙”。 结果：《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三孩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1万，一孩、二孩也分别减少28万、68万，生育率只有约1.0，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 人口政策一错再错，说明中国的决策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将导致人口崩溃和文明的千年一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68岁的李克强，10月27日被中共宣布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令外界震惊。目前，对李克强去世，网上传出各种各样的的说法、猜测。 也有媒体分析，李克强去世可能会给习近平当局、中国带来的影响。看中国记者就此采访了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时政评论家袁红冰教授。 李克强是“被”习“心脏病”的么？如何对李克强盖棺定论？ 据网上曝出，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是在上海一家中医院去世。据传这家中医院并不是上海最好的医院，相关专家也是后来才到，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有人质疑，李克强去世有蹊跷。甚至有人猜测李克强是“被”心脏病去世的？袁红冰对此表示：“要清楚的回答这个问题，其实首先应该弄清楚李克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盖棺定论。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知道习近平会不会谋杀他。 所以首先我们还是讲一下对李克强盖棺定论的一些观点。我给李克强的盖棺定论，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他是中共的党文化所培养出的典型的太监人格。 我和李克强是北大法律系时期的校友。我们虽然不是同一级，但是我们共同上过一些大课。比如说当时北大著名的宪法学家龚祥瑞先生的《西方宪法学》。这门课我们几个年级是一起上的。所以跟李克强有一些比较多的交际了，在上课的过程中。尽管是大课，但是由于李克强是西方宪法这门课的课代表，我是我们那一级一个班的学习委员。所以上课过程中有一些交际。 在北大学习期间，我当时感觉李克强就是痴迷于追求去做学生会的干部。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学里，所谓学生干部，他的职责之一就是向共产党的党组织，汇报同学们的思想动态。简单的讲就是做一个政治的告密者。所以当时我们以一般正常的学生，对于这些追求做学生会干部的这些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份鄙视。我们常把他们叫做学贼了。李克强在大学期间就是这样一个人。” 李克强是如何受到邓小平、胡锦涛赏识的？ 袁红冰还披露：“李克强在8964之后，他公开的发表文章和讲话，痛斥、痛骂当时的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强烈的支持邓小平血洗天安门广场的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也就是从此之后，李克强才真正的得到了邓小平和胡锦涛的赏识，也就真正的走上了中共暴政的升官发财的这种青云之路。大家都知道，李克强一度曾经被中共暴政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人选来培养，后来是因为江泽民、曾庆红等等，这些中共太子党、红二代的家族、权贵家族，他们认为李克强出生于贫民家庭，因此由他来做总书记，中共的太子党权贵家族不放心。所以在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操作之下，才否定了李克强成为总书记的这种可能性，让他只能做总理。 当时提出来的总书记人选是三个。一个是薄熙来，一个是王岐山，最后一个才是习近平。后来薄熙来是因为他过分的飞扬跋扈，性格上过分的锐利，太子党的成员对他也比较忌惮，所以他被否决。 王岐山虽然是姚依林的女婿，但是那毕竟是中共的外戚了，王岐山的父亲是个国民党，所以最后也被否决了。就这样选定了习近平。 李克强并非出身于红二代或者太子党，所以他一直是摧眉折腰、循墙而走，奔波于中共权贵之门。凭借着奴颜卑膝的人格，小心翼翼的追求和维护他个人的高官后路之路。根本没有半分像现在一些网络上所流传的什么为民请命，这样的精神李克强是完全没有的。 现在有一些八卦新闻，炮制什么习李斗的假信息。事实上，李克强这种人格根本就没有勇气和政治能量，同中共太子党成员进行真正的意义上的政治斗争。 习近平确实是一直在践踏、压制李克强，因为习近平他是要回归毛泽东的原教旨主义。而李克强要支持的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路线，所以他一直受到习近平的打压和践踏。但是呢，李克强对于习近平的打压，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他在被赶出中共的权力中心之际，发出的一声幽怨叹息，说一句：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等等。 现在也有海外的民运人士声称，李克强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这种评价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像李克强这种猥琐苟且的太监人格，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而无论那个时代代表进步还是罪恶。李克强和权力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能力和愿望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那么他一旦被权力放逐，一旦离开权力，李克强这种典型的太监人格就只能与虫蚁草木同行。无论活着还是死去，对于现实的政治都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影响。 另外也有一些所谓异议人士，竟把李克强称是什么人民的好总理。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暴政发布的李克强的讣告中明确的声称，李克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党和国家的卓越的领导人。这个讣告中还声称，李克强在退休后，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些所谓的异议人士，这些海外民运人士，竟然在对李克强的盖棺定论的问题上，和中共暴政一起，共同唱起了赞美诗，共同奏响了安魂曲。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还顶戴着这种海外民运人士或者异议人士的花翎，是一件荒唐至极的事情吗？ 至于李克强其一生，蝇营狗苟，侍奉于中共暴政左右。在八九六四这个关键时期，出卖理性和良知，奴颜卑膝，谄媚中共党权，只为了求得自己一己之高官后路。所以我对李克强的盖棺定论：就是其生也猥琐如鼠，其死也与草木同朽，化为一片污秽的虚无。 那么我们对李克强这个人，有了以上的回顾和审视之后，我们再来看就是习近平会不会谋杀李克强呢？我想这个结论应该是及其明白的。原因很简单，就像我刚才讲过的，李克强这种太监人格，当他和权力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不会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当他离开了权力之后呢，他就同时消失了可能的任何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能量，变成一种人畜无害的存在。” 习近平最想除掉的人是谁？习现在最大威胁来自习家军？ 袁红冰进一步分析指出：“习近平这个人当然是阴狠寡毒，但是他要整肃的对象必定是对他造成强烈威胁的人。他不会去整肃一个像李克强这种已经离开了权力的太监人格，因为李克强对他不会造成任何的政治的威胁。所以那些说习近平谋杀了李克强，说什么没有进最好的医院等等的这些传闻，都是些八卦新闻。 在这里头呢，我们其实应该很清楚的意识到，习近平现在如果要谋害这些已经退休的官员的话，那么他最应该想除掉的就是曾庆红。虽然江泽民集团已经基本上被扫荡，但是曾庆红作为中共太子党的成员，他毕竟还有过去积累起来的相当大的政治能量，他还有可能对习近平造成威胁。 但实际上，现在对习近平造成最大威胁的，其实已经不是过去的什么江泽民帮派，上海帮，团派，元老帮等等。以二十大为标志，习近平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终身的执政权，正式成为共产皇帝。他已经扫荡了以前的中共党内的各个派系，建立起了以习家军为主导的一个新的官僚体系。但是对于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应该说是半年之后他就发现了，他真正的致命威胁不仅没有消除，反而以另一种方式凸显出来。 那就是他亲自拔擢和培育的所谓习家军中，也处处充满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这种两面人。这是他为什么突然大动作的整肃秦刚、李尚福、火箭军的领导层，甚至波及到了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等等。 而且在这次整肃的过程中，强烈的冲击了中共的航空和军工企业。据说现在已经有100个以上的军籍和师级以上的官员，和相当职位的航空军工企业的单位系统里的这些行政官员也都受到了整肃。他这次整肃的都是习家军。这才是现在习近平所面临的主要的危险。至于李克强这种丧失了权力的太监人格，估计习近平早就已经把他从自己的记忆中剔除掉了。李克强的死，还是活着，都不会对习近平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威胁。” 李克强与胡耀邦无法相提并论 胡耀邦是大良知者 据悉，网上有很多人、也有海外媒体分析，目前中国民众对习近平当局民怨空前高涨，李克强突病逝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爆发人们借李克强去世，发泄对当局的不满情绪。甚至有人提到89年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六四运动。袁红冰对此认为：“李克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够和胡耀邦相比。我们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的一个奇迹性的人物，他是一个大良知者。 在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胡耀邦是在叶剑英的支持之下，全力的推行了试图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想自由化的进程。在那个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讲，胡耀邦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从1978年到1988年之间，胡耀邦统治主政的时期，中国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以至到今天，从来没有过的十年的思想自由化时期。所以中国人对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等这些观念的理解、深化，和这十年的思想自由化是分不开的。没有这十年的思想自由化，中国人的现在思想还会被牢牢的禁锢在毛泽东的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架锁之内，黑牢之内。所以我们把胡耀邦先生称为大良知者。 也就是因为他不能兼融于中共暴政的这些顽固派，所以中共暴政最后才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的名义，对胡耀邦先生进行了整肃，并在整肃过程中造成了胡耀邦的死亡。当时中国人民对胡耀邦的怀念，就是因为怀念胡耀邦先生所开创的那十年的思想自由化时期。也正是在胡耀邦先生作为中共中央的主席以及后来的总书记的过程中，中国才废止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集中营，那就是人民公社，使农民得到了解放，至少是一定程度得到了解放，至少是从人民公社的这个东方的巴士底狱中得到了解放。” 胡耀邦开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路 邓小平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设计者 袁红冰进一步揭示：“也正是在胡耀邦先生的主持之下，中国才走上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道路。所以最初的那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执行者并不是什么邓小平，而是胡耀邦先生。邓小平只是8964他血洗了天安门之后，那个所产生的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那才是邓小平设计的。所以胡耀邦先生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立下了如此的丰功伟绩，所以他的死才会感动了人民，才会激起全民对他的哀思和悼念之情。六四运动也是由此而爆发的。 那回顾一下李克强的整个历史。我们刚才都讲过了，他的青云之路就是以诅咒六四学运，支持邓小平血洗天安门为开端的。他是三届中共的常委，而且长期担任过中共的所谓总理。那么他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化究竟做了什么呢？相反的，他的整个从政的过程，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猥琐的、蝇营狗苟的太监式的人格。所以那种说什么他的死也有可能引发中国人民的一次大的反抗当局的运动，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我刚才已经讲了，他的死就像一片枯叶落在了水里，不会引起任何波浪。人民也不会利用什么李克强的死去反对习近平。为什么？因为李克强在习近平的过程中，习近平主导的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过程中，实际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真实意义上的反抗。” 习近平个人独裁陷入进退维谷困境 另有海外媒体报道，习近平刚刚宣布解除了李尚福的中共国防部长职务。此外，李尚福和秦刚均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目前习近平还没有任命新的国防部长，中共国务委员也仅剩三人。有报道分析指出，中共高层的人事震荡，引发了人们对习近平亲选领导班子稳定性的怀疑。袁红冰对此表示：“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一次火箭军的领导层的整体整肃，再加上秦刚和李尚福的整肃，再加上航天和军工集团的整肃，实际上是充分的暴露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权力，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他的这种困境，实际上是可以和当年的毛泽东相比。在中共的九大之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了党章。中共当时也声称中共的九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可是九大结束不久，就发生了林彪反叛事件。那次事件是重创了毛泽东，充分的显示出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 而现在包括秦刚、李尚福这些习近平亲自拔擢的股肱之臣，现在都开始从政治上表现出对习近平的绝对不忠诚，那也显示出习近平的这种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路线，也走入了绝境死地。所以习近平必然会表现出的只能是末日的疯狂。那就是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就是他的基本国策就是在2025到2027年之间发动台海作战，和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一次以国运相睹的战略决战。”
今年三月离任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去世，这个消息震惊了每个人。很多人也许想过中国某位前领导人的去世，但这个人决不会是李克强，因为他只68岁，而且身体看起来不错，之前从来没有传出他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以现在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不说一个前国家领导人，就是普通民众，68岁也不意味着老之将至。 李克强的突然离世，让我想起中国诗人臧克家的《有的人》这首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从中国网络和社交媒体看，人们对李的去世，一片惋惜和沉痛，惋惜和沉痛他在不该去世的时候去世，他做总理时的郁郁不得志。鉴于中国的舆论审查制度，很多人不能把话说得很明，可能够看出某种不可言状的悲悯在内。也有些人把他的突然去世和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相比，后者也是病逝于心肌梗塞，暗示这里存在某种阴谋，而不是一种意外。 李克强政绩并非处处成功 中国人看重盖棺论定，尤其是政治人物。官方讣告称李克强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这个评价对当代政治人物来说，应该是相当高的。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当然要从政治角度，也即从事功和政治伦理两个方面看他带来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和价值。从事功而言，尽管官方的讣告列举了李的很多政绩，然而，他十年总理，似乎没给中国留下可称道的“遗产”。他的招牌式语言“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及其背后的政策，似乎催生的是互联网泡沫和P2P之类东西。要仔细盘桓他的政绩，确实很难找出哪件带有鲜明的李克强色彩。某些被认为是他所主导的政策，如城镇化，实践证明，思路有问题，并不成功。 然而，做总理十年未有值得称道的政绩，固然某些方面说明李的局限，但根本上这不是他的错，要说他的错，错就错在他和习近平搭班子。有习这个说一不二的主，他注定无所作为。李不像朱镕基，性格强势，也不像温家宝，遇到了一个弱势的胡锦涛。这两个总理在他们的总书记领导下，有一个很大的政策发挥空间。可是他遇到的习近平，是一个要独占权力的人，党政军的事情，不但要全管全抓而且要按他的一套去做，总理的权力被大大地限缩，国务院沦为政策执行部门。 其实，李刚上台就任总理时，也曾意气风发，想大干一番，那时习立足未稳，也给了他这个空间，所以在头两年里，流行着一个“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这反映社会对李的期待，认为有着市场理念的李，将能很好地把邓小平开创，但在胡锦涛时期已经事实停滞的改革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按照他的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减少审批，尊重市场，创新驱动的一套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十年下来，中国或许建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不是现在的伪市场。可惜，在原本属于总理的经济大权，也被习剥夺了。尤其在习成为核心的第二任期，在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政治紧箍咒下，他虽心有不甘，但无法走出习的阴影，最后只能一事无成，这无疑是李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李克强心挂民生，骤逝令各界惋惜 好在中国对政治人物的评价，除了事功，还有道德和伦理，这后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前者更显重要。中国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帝王，像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和扫灭匈奴的汉武帝，事功在历代帝王中都是数一数二的，然而由于存在道德瑕疵，残暴，不善待百姓，滥杀群臣，后代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实际都不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强调政治人物的德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责任伦理，负有重要责任的官员尤其帝王如果有才无德，不能做百官的楷模，教化百姓，是在道德上有亏损的，不是合格的领导人。 在中共的干部队伍里，李克强是相对清正廉洁的，之所以说相对，是官场和民间并没有传出他和他的家族有什么腐败丑闻，能够做到这点，在腐败酱缸文化的中共，已经非常了不起。另外，李也看来脱不了他本质上的“书生气”，他不是一个耍阴谋诡计的政客，也不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的得意猖獗之徒，从和他结识与交往的人的讲述来看，对他的为人和从政，都有不错评价。客观地说，李的为官之路是比较顺畅的，学生时代就是党培养的对象，以后一路绿灯，由团中央到地方再到中央决策层，直至总理，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般来说，做官顺畅的人容易生骄娇二字，但李没有，确实难能可贵。当然，对政治人物而言，政治伦理最重要的是对百姓的态度，他在卸任前的第二次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仅这句话，就说明他是个心挂民生的总理。 这样一位前总理的去世，而且是以这种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式去世，自然会让人哀痛和惋惜，觉得不公。人们在心里会问，为什么老天不讲眼，死的是李克强而不是他们讨厌的政治人物？因此，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他的突然去世不仅仅是意外，里面还有某种“邪恶”和阴谋的成分。如果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因为在习治下的中共，人们看到太多肮脏的东西，好人是很难在这个政治体中混下去的。从这个角度看，李在游泳时突发心脏病，容易让人想到，这是郁闷和憋屈所致，既对国家前途，也对他所属的团派命运，或许还有对民生的艰难，忧虑成疾，生出意外。 悼念李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对中国社会来说，李克强的去世，会让精英阶层尤其中共那些失意的改革派官员和团派官员，感觉兔死狐悲。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反对习近平的精英阶层寄以希望，把他作为接替习的人选，幻想着哪天他不忍了，同习掀桌子，直到去年在中共二十大团派全出局，他们才基本死了这个心，也觉得中共政权彻底没救了。李如果是在开明专制下，他对改革和市场的坚守，对百姓的同情，会让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总理，但在习时代，注定是不可能施展抱负的。习不会容纳一个和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的人做副手，没有把李半途赶下就已经不错，不可能支持李按他的想法去治理中国。而李性格中的柔弱，特别是中共这种整齐划一，强调服从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他不敢或不愿去挑战最高权力。他能够做的，就是在临近退时，发几句呐喊——“改革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人在做、天在看”，在外人看来，这有某种壮志未酬的悲怆意涵在内，显示一种不甘心的姿态，但也仅此而已。 这当然也是李的局限。人都有局限，很难有政治人物超越他的时代和所属利益集团，指望李做胡耀邦或赵紫阳都不现实。胡赵经历过战争，也经历过文革，对中共体制的荒谬有深刻的反思，所以能够走出这个体制，甚至和它某种程度决裂。李虽然也经历过六四，但他在这场运动中毕竟没有选择背叛党，而是要在党的体制里改造党，他走的是这条补墙工的道路，所以，归根结底，他是党的人，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原本想做一只啄木鸟或者补墙工，但习近平不给他这个机会，习认为他的补墙方式只会使党更软弱而不是更强大，因此，他只能对习曲折表达不满，而不敢公开和习抗争，更不敢和党分手，他没有这个魄力，人们也不应指望他有这个魄力。自六四之后，在党的高级干部里，从来没有人公开叛党，哪怕他们对习非常不屑，对党的黑暗非常了解。 故不必苛求他。相对而言，身居高位，能在中共这股浊水中成为一个清流，已经不易，不能要求太高。他的不幸离世举世震惊乃至悲痛，人们用他是一个“好人”、人民的“好总理”，来表达怀念和尊重之情，已经映照出了人心。谁心上装有百姓，谁只是嘴上说说，人民是很清楚的。对他的哀痛其实也看作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还用臧克家的那首诗来结束吧：“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半年多之前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李克强在年仅68岁的时候猝然去世，舆论震惊。编辑希望我写写这个话题，碍难推辞，只是心中五味杂陈，不知从何说起。 一代人的悲哀 不能说没有酸楚和悲哀。四十五年前，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我和李克强同时进入了北京大学，他在法律系，我在中文系。那个时代的校园很活跃，我们入学之后不久就相互认识了，关系虽不密切，但也时有过从。去年夏天搬家到加州，整理旧物时，我还发现大学时代日记里记有几笔和他的交往。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同学。 大学毕业之后，我们来往不多。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我参加中共十三大筹备过程中的政治改革政策设计，某天到团中央座谈如何改革群团组织，刘延东、刘奇葆出面接待，与他们同为团中央书记的李克强专门过来与我寒暄了一番。不过，那时我已经从北大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些对他的不满，起因在于：1986年冬天有一场全国性学潮，李克强专程到北大坐镇，严令要控制住校园，决不能让北大学生上街。为了所谓政治前途，看来李克强已经放弃原有的独立思考能力了。 八九去国，随后我与血腥镇压了学生和民众的中共彻底决裂，再次见到李克强就是任教香港的时候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了。那时他已经贵为河南省长，陪同江泽民视察的时候，完全没有了当年校园里的意气风发，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相，说不上奴颜婢膝，却也看得出慎微逢迎。现在回头来看，他的人生悲剧，那时已经渐入戏骨。 当然，不仅仅是李克强这样做。多少当年的青春志士，后来都走上了这样的人生道路：为了当官，为了发财，为了权势，为了名利，不断地扭曲自己，直到扭曲成党国所需要、所信任、所赏识、至少是所不排斥的人材。以这样的价值观来看，李克强还被视为七七级一代人中最为成功的，毕竟坐上了总理宝座。曾经最有希望、也最有历练而可能推动中国走出毛共黑暗的一代人，如果以李克强为标杆，那真正是一代人的悲哀。 共产党制度是毁灭良知的 公平地说，即使是身为中共高官的李克强也还应该良知未泯。舆论还记得他关于中国有六亿人口每月收入仅一千元人民币的实话，网民这当口也在重复他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的无奈之言。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总理任上曾经回忆起毛时代农民出外乞讨还需要党组织开介绍信的事情，以此说明中国不能倒退到毛时代。李克强在安徽长大，并曾经在凤阳插队，毛时代那里的农民每年冬天都要出外讨饭，一年的收成不足以填饱一年间的肚皮。那个时代，我在家乡鲁南地区生活，冬天里常能见到这些操着皖中或苏北口音挨家挨户叩门乞讨的人们。这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而李克强没有忘记它，这就是良知还在了。 然而，这正是李克强人生悲剧的又一体现。他应该知道，良知是与共产党体制难以相容的。也许，他有想过，有一天当自己当上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时，他可以改变这种体制，使之与良知相容？确实，他一度非常接近登上最高权力的位置，但决赛中输给了习近平。问题是，习近平是靠什么赢得那个位置呢？有人说是善于装孙子，有人说是身为红二代，更关键的是江泽民曾庆红为了阻击胡锦涛选择的接班人李克强而选择了习近平。很明显，这一过程如何展开，本身就是中共制度所决定的。为什么江泽民曾庆红就比胡锦涛更有力量来决定是李还是习？还不是因为他们掌控军队，掌控政法，也掌控党机器。一个掌控暴力机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怎么可能与良知相容？怎么可能容许你去改变这种体制？ 既然不相容，还要去适应，这就难免出现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剧。也许那里有两个李克强：一个李克强不断扭曲自己以在中共体制内沿着权力等级步步攀升，一个李克强还保留了一些常识、良知和对于民众的同情心。殊不知，后者在共产党权力场上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当习近平和李克强在2012-13年开始了十年共事的时候，李克强黑不过习近平，坏不过习近平，因此也就必定被习近平欺侮。重复一句：这不是习近平的本事，而是共产党制度所决定的。所谓制度，就是游戏规则。按这套游戏规则玩，越黑越坏就越是能赢。 活得憋屈，死得窝囊——也是斯大林逻辑的一种表现 李克强的从政生涯固然是一场悲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他已经以不到官定退休年龄而提前退出领导层之后的短短七个月后，他的人生会这样突然地落下帷幕，为悲剧再加一层！68岁，对当今的人们来说仍在盛年；中共高官保健条件那么好，更是个个高寿如龟。李克强的死，其中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手脚呢？人们可以这样质疑，但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对此，我只能说：被谋害死也好，因为多年心情压抑、感觉窝囊而引发病情去世也好，政治人物的生活乃至生死都必定是有某些政治因素在内的。从斯大林时代怪案连连，到毛泽东当年整王明，再到周恩来不能及时开刀治癌，活得憋屈并死得窝囊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多了去了，也都是“斯大林逻辑”的一种表现！ 可是，在共产党制度下，谁又不是活得憋屈、死得窝囊呢！想一想“铁链女”，那活得岂止是憋屈？想一想新冠疫情中的千万逝者，那死得岂止是窝囊！或者说，前几个月还志得意满的秦刚，现在难道就活得不憋屈吗？若干年后的习近平，谁又敢说他会死得不窝囊呢？因此说，尽管李克强的人生悲剧已经嘎然谢幕，但“李克强悲剧”远未落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23年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吊诡的一年，三月由李强担任总理的新内阁上任，不到七月个时间，已经有四位重要部长被免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科技部长王志刚被免职、财政部长刘昆被免职。更不幸的事，同样三月才卸任总理的李克强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生老病死原本是人类最常态的过程，但放在中国，尤其是官场而言，更充满神秘与想像空间。李克强成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自然死亡”中年纪最轻者之一。 成为中国党与国家领导人之后，由“中央保健委员会”来负责党与国家领导人们的身体健康，这个委员会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来管理，现在是蔡奇负责领导。 根据网上资料，2023年中国中央保健委员会预算是164亿8千万元，用于不到一千人的中央领导干部（含退休党与国家领导人）平均每一位医疗费用高达164万。从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的回忆录“抢救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一书中，讲述抢救十世班禅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都是心肌更塞的幕后故事。 1989年1月9日，十世班禅搭专机到西藏主持开光大典，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送行，习跟班禅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班禅回：“开光大典是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死也瞑目。”习仲勋：“佛祖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并送一只德国牧羊犬给班禅。1月28日上午8点50分北京保健局长王敏清就接电话说班禅凌晨四点发生心肌梗塞，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抢救组组长，吩咐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具、以最快速度赴西藏抢救。抢救组到达拉萨已经是下午5点20分，再转小飞机到达日喀则是下午6点20分，距离病发已经超过14小时。抢救小组用尽一切可能奏效方法，心脏有微弱的蠕动，但班禅始终没有恢复呼吸，8点16分放弃抢救。 死后也很多传言，51岁十世班禅在新宫不明不白的突然圆寂，绘声绘影，甚至有政治暗杀传言不断。 回忆录也提到抢救胡耀邦，1989年4月8日，场景是在怀仁堂开政治局会议，胡耀邦突然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要离开会场，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除了通知保健局以外，现在问谁带了保健盒？恰好江泽民带了，给了胡耀邦硝酸甘油片，加上现场处理之后就送医院，检查证实是心脏病，因为抢救及时，病情恢复平稳，不存在立即性的危险，但4月15日就传出不幸逝世的噩耗。后续人民因为对当时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乱象不满，借由纪念胡耀邦，引发天安门事件。 官方公布资讯：李克强在上海休息突发心脏病送医，经全力抢救无效。以李克强的身份，中共中央会配给生活秘书，有保健、有政治、有负责生活等秘书，加上上海医疗与中共中央抢救组的预算与装备，可以抢在第一时间处理类似如胡耀邦。因此李克强的骤逝，在现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就会更多传说。 虽然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身体健康是最高机密，但外界知道是李克强宿疾是在肝而不是心，况八月底李克强参观甘肃莫高窟，气色相当好，笑容满面，向民众挥手致意，更深受现场民众欢呼拥戴。与中共长期以来对退休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潜规则不符，退休之后，不能公开活动、禁止写回忆录，因为中共领导人下台之后，被认为不仅退出政治舞台，也应该同时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只有老大、没有大佬的存在。 李克强任期最后，在经济政策上与习近平明显不同调，更诚实公布六亿人每月收入不足一千人民币，全国竟有六亿栋房屋等发言，加上李克强任内最后一天说：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似乎不是在做政治生命的句点。如今生命已经划下句点，所有的疑惑只能留给中国人自己寻找答案。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被指在上海“休息”期间，26日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27日凌晨在上海离世，享年68岁。海外网上一片质疑，纷指与中共内斗有关，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是习近平暗杀了李克强。 笔者认为，习近平不至于要暗杀李克强，但他试图以抓到的把柄威胁李克强，以彻底清除李克强退位后的影响力，或准备将中国经济下行的责任甩给李克强，这是有可能的。 官方指李克强在上海“休息”，实际上是不是有中纪委的工作组和李克强谈话？如同中共元帅陈毅之子、安邦集团关系人陈小鲁，2018年2月也传出因急性心肌梗死，在海南离世。由于有安邦被当局接管，董事长吴小晖被带走在先，网民对陈小鲁之猝死同样众说纷纭。 如果有被谈话这种可能，李克强因为气愤而突发心脏病，就不奇怪了。 盘点发现，多个细节显示，李克强生前确实在被“剪裙边”（逼迫），亲信旧部纷纷落马或失势。甚至在习近平的大秘李强上任总理后，两人疑似联手对李克强施压。 李克强六年前被“剪裙边” 一直剪到卸任后 李克强最早被剪裙边的对象是大秘杨晶，事情发生在2017底。官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的杨晶，2017年10月落选新一届中央委员，2018年2月24日受到留党查看一年、行政撤职的处理，降为正部长级。 据港媒报导，原先当局对杨晶的方案是他会被降级和撤职，并将由北京返回其仕途起点的内蒙古。李克强对杨晶受罚结果事先并不知情，得知后曾为此“大发雷霆”。最后杨晶不用回内蒙，保留至正部级的退休待遇，也是李克强争取的。 杨晶为共青团出身，于1993年担任共青团内蒙古区委书记时，与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关系密切。李克强身为总理，在任时连多年旧部也被拿掉，可见非常弱势。 2021年10月25日，中共国务院任免一批工作人员。卸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石刚是李克强的大秘、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也是李克强的安徽老乡。他追随李克强10年，没有官拜正部，也没有挂上国务院副秘书长，也是因为李克强过于弱势。 卸任两年多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今年8月28日落马。李克强被指是孙志刚的靠山之一。 孙志刚2006年调到安徽出任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后，和籍贯安徽、生于安徽的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熟络。李克强升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2008年至2013年曾主管医疗体制改革，孙志刚2010年获调进京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李克强当上总理后，孙志刚续任医改委主任，并由副部级升至正部级。 这里并非强调李克强有什么贪腐或保护伞问题。其实中共官场，谁没有点问题？所谓的反腐或问责，只剩下内斗的功能。 此外，今年9月13日公布国务院任免一批副部级官员，遭免职的四人中，三人有职务安排，只有李克强时期的“高级智囊”向东，遭免后没有被安排职务，也引人联想。 习近平和李强联手向李克强施压 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的亲信大面积上位，团派被“团灭”。时任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卸任常委，副总理胡春华未能进入政治局，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则在二十大闭幕式期间被架出会场。李克强和汪洋在今年3月正式退休，胡春华获安排了一个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李克强卸任总理后，情况堪忧的迹象已经开始进一步浮现。 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召开期间，习近平曾公开对李克强进行敲打。 中共新华社3月6日报导了习近平与民建工商联界政协委员开会时的讲话。习近平说，“我们的一些政策，搞好了是改革的成功，搞不好就可能是腐败的痛点。”他举例中共的“放管服”改革：“放了以后，管跟上没有？服到位了没有？光放不管不行，跟著就要爆雷。” 李克强任内一直力推的招牌“改革”是“放管服”，即所谓“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推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这是中共十八大后，由李克强于2015年提出和力推的行政体制改革概念。 在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中要推动服务型政府，当然不可能做到。李克强根本推不动，而问题的根子，除了体制，看来还因为习近平人为的掣肘。 在这一点上，习的大秘李强也配合习。李强在今年3月13日首次总理记者会上，没提简政放权，反而强调：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 3月17日，李强主持的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向习中央交出国务院决策权，明确新增“坚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李强还下令在新规则中删除了李克强的心头大事“放管服”。李克强版的规则中有：“第十七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李强的新规则中，完全没提“放管服”。 3月29日，李强在海南调研建设自由贸易港。除了力捧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李强还说“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开”，等等。 自李强任总理后，中共官媒文章鲜见出现“放管服”的字眼。 李克强还有更麻烦的事。就在李强就任总理后，中共国务院马上进行新一轮统计打假。一些地方公开的信息显示，统计打假要倒查2022全年，甚至更早到2017年10月起，就是到李克强的第二任期内。 经济数据造假是中共体制一贯的问题，李克强非常清楚。2010年，维基揭秘披露的消息称，李克强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有一次与美国大使共进晚餐。他说，中国当时的GDP数字是“人为制造”的，因此不可靠。 故此，经济数据造假也不只是李克强总理任期内的问题。这次李强“倒查”，一方面是要显示和过去旧账切割，另一方面就有点暗算已下台的李克强的意味了。 事实上，去年5月30日，中共统计局已经进行一次统计打假行动“动员部署”。刚上任两个月的统计局长康义当时强调，打假是直接按习近平“指示批示”而为，他并没有提及李克强的指示。也许，习去年就要打李克强的假，是为打击李克强做准备。 李克强离世 中共改良无望 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5日开幕当天，李克强发表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只花了约1个小时，他与汪洋“裸退”，被视为象征中共“改革开放时代”的彻底结束。 有视频（影片）显示，会议散场时，习近平和合作十年的李克强握手，但只有一两秒时间，完了习转身就走。过程中习似乎并未目视李克强。 李克强任内被视为改革派，一些对中共抱幻想的人时而热传“习下李上”，希望让李克强上台来改变中共乱局。即便李克强退位，这种幻想仍未完全消散。 也许习近平有带垮中共的天意安排，李克强突然去世，终结了改良派的想像。然而，这次李克强猝死事件，由于疑点重重，而官方显然刻意淡化，却可能同时带来政治震荡效应，埋下习近平的危机。 中共二十大后，官场继续内斗不止，越反越腐，躺平流行，淫风入骨，显现末世景象，政权气数将尽。 套用中纪委官员习骅疑以晚清影射当代的一句话：“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李克强突然去世，六十八岁在中共官场，也不能算长寿。一百零七岁的宋平，还能出席二十大，目睹习近平当众架走胡锦涛的经典场面，李克强之死，未免令人为他惋惜。 一般来说，除非长期疏忽或有隐疾，否则心脏病不会突然发作，李克强不可能未经最高级别的身体检查，也不可能得不到全天候的照看，他的死始终有一些疑点，不过，这也只能交给历史了。 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李克强给人的印象还不算太差，至少他看上去比较正常。首先，他的家族没有贪腐的传闻，他太太在大学教书，女儿曾在美国读书，不知是仍在外国生活，还是回到大陆，但至少没有像一般官二代红二代那样，在官场商场捞得风生水起。 其次，李克强为人低调，也不热衷歌功颂德，很少讲一些令人肉麻的大话，恬不知耻地生造一些口号献媚取宠，在官场多年，也少见有下属官员刻意奉承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从这一点看，他似乎为人还算正直。 再次，作为总理，他心里还有百姓。当习近平努力为自己的“伟大”乔妆打扮时，他反而时不时拨一点冷水。六亿人每月收入一千元，在任职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公开，显见得他对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很“上心”。新冠肺炎肆虐时百姓生活困苦，他又力主地摊经济为民间解忧。 再次，他虽然没有雄才伟略，但却是做实事的人。大局逐日崩坏，那是中共体制决定的，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尽量扶危补漏，维持政府的运转。一个官员是为个人利益，还是为人民福祉，老百姓还是看得出来的。 最后，李克强的离世，宣告中共官场内团派的正式寂没，自此团派将不可能再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存在，剩下胡春华夹起尾巴做人，只等平安落地，退休养老而已。中共官场只剩一个习派，那对中共绝不是好事，反而是政权崩坏的先兆。 团派都是学生干部中培养出来的，他们一般都比较正派，因为从年轻时就要“争取表现”，不敢行差踏错，都很听话，很努力做事。他们学历都不错，千挑万选之下，也都有一定工作能力，因此在稍微正常一点的官场内，团派都比较有升迁机会。但当碰上习近平这样志大才疏的个人野心家，团派的“斯文”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落了下风。 自习近平上调中央，李克强即表现出处处忍让，低调行事，大局为重，循规蹈纪，少说话多做事，其原因便是避其锋芒，不与习近平争一日之长短。习近平缺乏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但搞权争与排斥异己却有独门秘笈。以李克强在最高层多年经营的基础，要争也不是没有争的机会，只是他生性较懦弱，个人野心没有那么大，所以不断收缩自己的地盘，到最后，便将整个官场都让给习近平。 二十大之前，曾有评论认为李克强可能再坐一会，去当人大委员长，以七上八下之规矩，他在可否之间，但李克强还是退了，中共官宣对党内高层领导的“高风亮节”曾给予好评。李克强与汪洋自动退出，胡春华退居边缘等退休，这都是团派高举降旗的姿态，也是团派对中共未来预期悲观，集体甩摊子的表现。 群魔乱舞的未世，没有正派人的立足之地，与其恋栈而自讨没趣，与其抱著一块朽木在怒海中沉浮，不如远离官场，享受退休待遇，冷眼袖手，旁观世变更实惠。 李克强去世后，已有民众自发到他故居献花，民间对他的怀念，也体现中国百姓对当道的褒贬。当习近平不顾民间疾苦，还在做他“中国解决方案”的大梦，还在夙夜匪懈地搞斗争，而那个以“人在做天在看”为初衷的总理，却撒手人间了。 中国人借领导人离世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已有传统。周恩来去世，搞出第一个天安门事件，胡耀邦去世，搞出另一个惊世的天安门事件，李克强与周恩来胡耀邦不可同日而语，但今日之中国与当年之中国，也不可同日而语。事态将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 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起作用，中国人对中共统治的恶感，正在等待一个精神出口。一个苍生在念的高官，面对崩坏的末世有志难伸，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共同的命运，李克强之死便像一种无言的昭示，事态发展可大可小。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