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当年毛夫人江青被判处死缓关进秦城之后，反革命罪犯家属李讷被安置进中央警卫局“宿舍”长达五年，期间毛泽东的第一个孙辈王效芝的穷困潦倒与同龄的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眠眠的无限幸福堪称地狱与天堂之别。不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在安排毛泽东的后代们重新过上幸福生活的同时，也还安排了邓小平的孙女婿，也就是这个眠眠（邓卓芮）的丈夫吴小晖到监狱里去体会江青的牢狱之苦。与此同时，更是剥夺了邓小平家族第四代中的老大，眠眠和吴小晖唯一的爱情结晶“吴邓卓”对吴小晖曾经拥有的万亿资产的唯一合法继承权。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回顾到了从一九八零年年末开始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 话说1980年12月24日上午，“置个人生死与度外”的江青口若悬河地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其中最震动邓小平的内容是 ：“现在你们是把一个无罪的人硬要变成所谓的罪犯，这是对你们这个法律的极大讽刺。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 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继续革命的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在这里正告你们！” 日后有中国内地公开媒体报道说：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像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 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 一九八一年元旦，邓小平亲自召见“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等人，提醒他们：“你们先说对待江青怎么办？这个人要是死不了，就没有要死的人了，因为谁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这十名被告里面最恶劣的一个家伙，全国人民都说可杀的人……。“ 当年参与审判的法官之一王文正日后发表的公开文章中回顾说：“虽然对于罪犯的量刑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大多数人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将江青和张春桥两名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首犯杀掉。 王文正还回顾道：（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也向法庭转告了他们的意见，这其中包括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开始也都在一些场合发表过自己的个人看法，对于“四人帮”的量刑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最集中的一点就是主张对其中的首恶必须判以死刑，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在这次审判之前，邓小平对采访他的意大利知名女记者法拉奇这样评价江青：“你看，我告诉你毛主席有很多错误，我也包括了江青这个错误。她是个很坏很坏的女人，坏到你说她再坏的事都不过分。如果你让我给她打分，就像我们喜欢干的，我会告诉你，我打不了，因为对江青，无法进行评分，她是一千乘一千倍的负数。而毛主席让她掌握权力，形成一个派系，利用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建立政治资本，拿毛主席的名声为她谋私利，即使是后来他们已经分居了，是的，分居。你不知道毛主席和他妻子江青不住在一起吗？虽然他们分居了，毛主席一次也没有干预，哪怕是阻止江青使用他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在审判江青等人期间，邓小平率先表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国民党降将屈武给他的“主杀信”，说是“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将铸成大错。……事关重大，故敢直言”。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的，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陈云和徐向前等人的“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当年为采访邓小平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担任现场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问：“（您被下放江西劳动）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但事实却是邓小平在没有达到把江青直接砍头的目的，仍然复仇之心不死。终日看着自己儿子坐在轮椅上的那付样子，对毛氏夫妇的冤仇肯定还要被时时勾起。没有机会便罢，只要一有机会，他邓小平还是按捺不住他与毛氏夫人的这段私仇。于是，报复目标自然转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后代身上。 也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前后脚，邓小平成功搬倒了华国锋，中国的“第一家庭”从此正式被邓家取代。紧接着改革开放开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员迅速开始了“带头致富”的过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讷和他的独生子同时也开始了他们这一生最惨淡的时光。其生活境遇竟然比当时大多数的城市普通老百姓还要艰难。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之中只有李讷是江青所生，文革中自然受益最大。 1967年1月中，李讷曾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内容是 “揭批”时任新华社代理社长，全军文革小组成员胡痴及其他解放军报领导人。三天后林彪即签署了《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李讷的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毛泽东则立刻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于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至解放军报才半年的李讷立即直升《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代替总编辑，相当于当时的副大军区级）。 几天后，毛泽东又把李讷调到自己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情况。。江青和陈伯达 随之也将李讷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自此，文革第一阶段的事实上的总指挥便成了毛泽东、江青夫妇加上他们两人的女儿。虽然这段历史持续时间不长，但毛泽东驾崩导致江青下狱后，李讷立刻被要求“将这段丑恶历史交待清楚 ”。 于是，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通知李讷，中办已经给她在中央警卫局安排了新的“宿舍”。 日后看来，中共政权对付党内政敌或者“腐败分子”的所谓“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就是从李讷开始的。 正应了中国人“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那句老话。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李讷在中央警卫局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五年，而她和已经离婚的第一任丈夫徐宁所生的儿子，也就是毛泽东的唯一外孙徐小宁(后随继父姓王，现名王效芝，后文中统称王效芝)，从五岁开始即被迫跟着一位“阿姨”度过了五年无父无母的凄惨生活……。 曾已何时，毛泽东和江青夫妇曾使邓小平一个完好的家庭肢离破碎，令邓家数名子女在饥寒交迫中哀嚎，令邓家最寄厚望的长公子永远丧失了正常人的大部分生理功能。而毛家的公主李讷却二十六岁便成为副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报》负责人，继而被江青当成亲生儿子的毛家子侄毛远新年纪轻轻便跃升大军区政委，后又担任“毛泽东同志联络员”……，毛夫人江青更是骄狂不可一世。 而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邓小平成功搬倒了华国锋，中国的“第一家庭”从此正式被邓家取代。紧接着，改革开放开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员迅速开始了“带头致富”的过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讷和他的儿子“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则一直持续到江泽民上台之后才略有改观。咸鱼翻身则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 当年邓小平复出并访美归国，在机场上就迫不及待地给外孙女眠眠(邓楠和夫君张宏的独生女儿)打开礼品盒时，眠眠的同龄人，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与眠眠都是生于一九七二年)正跟着“阿姨”在北京街头寻找最便宜的“堆儿菜”(当时北京人称菜市场里卖不出去便不再过秤，几分钱一堆处理的大陆菜为“堆儿菜”)。此时的邓小平外孙女已经对国产糖果和国产玩具不屑一顾，而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则学会了看到菜市场柜台下面有被人扔掉的菜叶，赶紧捡进“阿姨”的提篮里。当菜市场售货员用怜惜的目光注视着这个还未满入学年龄的鼻涕孩子时，打死她也不敢相信这个孩子竟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和江青的亲外孙。 当迎接邓小平出访归来的专车队在长安街上呼啸而过，车里坐着的眠眠把爷爷从美国带给她的“洋娃娃”贴在车窗上向外炫耀时，居住在西单商场附近一套普通民宅里的被指定代李讷看管孩子的那个“阿姨”，却不敢让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走近这所商场的玻璃橱窗，因为那里面陈列的巧克里糖果对这孩子极不现实。 当邓小平的医护团队给整个“第一家庭”制定了严格的营养食谱，特别告诫不懂事的小孩子们“营养过剩对身体有害”的时候，一日三餐面条碗里漂浮的青菜叶就是毛泽东外孙必须接受的生活事实。 王效芝自己回忆说: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年代里，他刚刚开始记事，所以他学会的人生第一课便是“看人脸色”。“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个老出错的孩子，因为人家老瞪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随着邓、毛两人的孙辈一同步入少年时期，邓家外孙、外孙女几年间已经乘专列游遍了中国最好玩的地方，而且也已经跟随父母去过了美国的迪斯尼乐园，而毛泽东的外孙却被母亲要求入读了为饭店培养侍应生的职业高中。 一九九一年，邓家上下开始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庭大事，府上最年长的孙辈眠眠已经高中毕业，眼看陈云、王震、聂荣臻的孙子辈都已出国留洋，而且有的干脆就是在美国、加拿大等地读了洋人的私立中学，邓家人自然心动。于是便为邓家外孙女应该在哪里接受高等教育的事情争论不休。在这种事情上从来不拿主意的邓小平虽然亲自参加了这个家庭会议，但却静看子女们各执己见，脸上堆满了得意、满意和快意的微笑。而此时此刻，前“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的李讷也暂时忘记了经济上的穷困含泪微笑，因为她的儿子，毛泽东的外孙已经职业高中毕业，如愿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五星级合资饭店当侍者。 男孩子分配到饭店工作，第一岗位必须是大厅门外。当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身着服务生制服，在凛洌寒风中为奔驰骄车中走出的贵宾开门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些贵宾不过是邓朴方残联的康华公司的一群雇员，他们来此五星饭店是为了宴请一个正在北京做“慈善”日本汽车商。觥筹交错之间，向中国残联“赠与”N辆日本汽车的签字同时进行。，而大厅门外的王效芝则正在向一位即将去日本出差的同事央求，别忘了给他捡几本人家不要的汽车杂志回来，而后又特别叮嘱一句“千万不要买新的。” 汽车曾是王效芝的人生最爱，当年的他做梦时都在想着何年何月自己能够买得起一辆汽车。萌生这一念头的起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从母亲恢复自由之后起便经常看到不得不搭公共汽车去看病的母亲被拥挤的人群推来搡去；他从懂事起便看到偶而有机会搭乘某位出于怜悯之情的官员的小卧车时，母亲那付诚惶诚恐的样子……。 需要向听众和读者们强调的是，如上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随着习近平的上台，无论是李讷还是毛远新都已经“重新过上了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无论本意是否是要为李讷和他的儿子在邓小平时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复仇，事实上习近平已经亲自把邓小平的孙女婿，邓卓芮的丈夫吴小晖投入大牢。 这个邓卓芮就是前文说过的那个眠眠，是邓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回想当年邓小平落难江西时，获准与一个叫张宏的同学结婚，并于一九七二年从陕西汉中的劳改处到江西探望父母的邓小平二女儿邓楠留在当地生下了女儿眠眠，邓卓芮的名字是邓小平亲自取的。 中国内地的许多描写邓小平江西生活的文章都形容这个眠眠“成为当时邓小平精神支柱”。恨不能形容成如果没有这个眠眠的及时出生，邓小平就不可能顽强地苦撑到被毛泽东“谅解”返回北京的那一天。网上现在也能查到“邓小平在江西怀抱孙女眠眠”的照片。 所以说，这个眠眠也就是邓卓芮对于邓家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习近平比我们外面的人一定体会得更为深刻。更何况，邓卓芮与吴小晖的独生子吴邓卓（？），也是邓家第四代中的老大，本是吴小晖曾经拥有的万亿人民币资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仅此就足以见出习近平下令把吴小晖投入大牢，并把他的万亿资产全部收归“国有”的背后政治考量是多么的阴毒。更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巨额债务》、《中国恒大申请在美国破产》、《碧桂园无法偿付到期债务》、《中国地产股大跌》… 这些是近来国际媒体对中国房产市场的通报，显现出风险四散的动能。 中国楼市的困境并不是最近三个月才开始显现。 几年前，网路上曾疯传一段短视频，广东清远老业主大闹售楼厅，原因是半年之内楼价从90万跳水到不足40万，降幅超过50%。 今天，地产商已经开始鸡飞狗走，房价连连跳水，但业主抗议的声音却听不见了。 也许是业主抗议的力气都用尽了，更可能的是他们的嘴被贴上了胶带。 国际人权机构《自由之家》日前发布了2023年各国自由状态评估报告（含政治自由、公民自由、个人权利三大项），中国再次蝉联不自由国家帮主。 业主已经不能说话了。 风险讯号却越来越明显。 让我们来一起回顾昨天被忽视了的警示，分析今天的危险，并为明天的风暴做准备。 几年前的广东清远事件，无论是企业规模和波及范围，都称不上房产业的大事件。 真正为中国楼市带来第一波冲击的，是中国恒大。 这冲击不是它近几个月的资不抵债和美国破产申请，而是它在三年前的一系列操作。 来自恒大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楼市警号，是它在2020年9月发布了一则公告，要在全国范围内七折售房30天。 当时人们的买房热情仍旧如日中天、政府的任何限购令都无法使楼市降温、所有楼盘看上去都是供不应求的抢手货。 在全国住宅普遍零折扣火爆热销的大环境下，恒大无端巨幅让利的背后必定有难与人说的隐情。 对于购屋者，恒大的这个隐情必将成为购屋者今后的隐忧。 但是，当时没有人有时间有耐心去想想这个隐忧。 时隔半个月后的2020年9月24日，资金紧缺的恒大向广东政府求救。 被揭露的求救信在网路上瞬间传开。 恒大求救信的标题是：《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计画的情况报告》。 信中有关资产重组的迫切性有如下的描述： “恒大地产资本金大幅减少，如不能按时完成重组……，可能导致恒大地产现金流断裂。” 恒大求救信迫在眉睫的风险描述如下： “…若恒大地产现金流断裂引发恒大集团陷入危机，将直接影响331万人的稳定就业，… 204万业主面临工程烂尾或无法收楼的风险…” 从这封求救信的内容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恒大由于资金危机已经命悬一线，如果资产重组不能火速完成，全面烂尾已经不可避免。 自从这封求救信曝光至今天，恒大资产重组一事鲜有被媒体或恒大自己提及。 事实是，恒大的资产重组搁浅，政府无力施救，因而恒大地产全国范围内陷入烂尾也就是一个符合预期的结局。 关于这个结局，恒大已经提前数年对市场做了直白无误的透露。 但从2020年9月到2023年9月这三年之间，在如此明确的危险信号频繁闪烁的情况下，仍有无数工薪家庭透支自己未来的财富，一头扑进恒大的资金黑洞。 面对危险讯号，他们原本有机会远离危险或至少是及早脱身；但是他们都选择了对危险视而不见。 他们对中国政府的盲目信任，在这当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以烂尾楼盘数和境内外债务违约的频繁度来衡量，恒大无疑是中国楼市问题之最。 如果恒大资金断炼仅是地产开发行业的一个孤例，那些由于误判而在错误的时间、从错误的开发商手中购入错误的房产的业主们本不应过度自责。 但事实是，因资金断炼而无法正常运营，早已是中国地产开发业的常态。 恒大集团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地产开发的通用模式：透过高杠杆拿地建房、透过预售回笼资金、透过线上线下真假混杂的促销手段扩大市场份额，透过市场份额和反复抵押向银行 套取贷款，透过烂尾全身而退。 恒大是整个产业的走向示范。 另一个较重要的较早案例是，2021年2月，华夏幸福爆出消息，因现金短缺，故而无法按时偿付价值52亿元的银行贷款利息和信托贷款利息。 华夏幸福的年销售额超过千亿，是中国十大房企之一。 然而，紧接著恒大求救信之后的华夏幸福资金暴雷，也同样没有唤起购屋者的警觉。 在所有关于楼市现况的资料中，最具视觉冲击效果的，莫过于2021年8月底昆明一举爆破拆除15栋高层住宅大楼的场面。 拆除的建筑，是已停工七年的烂尾楼群。 烂尾工程从2011年拿地到2021年拆除的10年间转手五次，在建工程中的一部分早已售出。 网路上流传的音像显示，爆破现场围观者无数。 而现场和网路上的评论，多数是惊叹15栋高层楼盘同时爆破的壮观场面，很少有人思考烂尾楼爆破背后的风险涵义。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场大规模爆破拆除楼盘的实际效应，将会影响到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普通大陆家庭：有房族将眼看著他们的房产价值缩水速度超过货币贬值； 无房者将发现，因为地产崩盘导致经济萧条，手中的存款不但永远不够支付买房的首付，就连应付日常不时之需都成问题。 其实，早在2016年初，以敢说惊人之语著称的任志强就曾经对楼市做过准确的判断。 他认为，当时的楼市库存已经达到难以消化的程度。 为了避免海量库存冲击房价，政府和开发商最后只能透过炸毁已建楼房来达到去库存稳房价的目的。 今天，任志强七年前的预言变成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去库存的常规手段。 这从侧面证明了，目前的住房存量已经达到了无法透过正常手段维持的超高水准。 自2017年以来，房产业主权益事件越来越频繁。 这些维权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供需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盲目入市的购屋者。 虽然包括恒大在内的大小开发商们在资金周转方面早已险象丛生，但是每一次事件都没能被业主和潜在的房产买家认真看待。 为什么如此明确无误的楼市警号会被几乎全体购屋者忽略。 是什么原因使得一般购屋者把自己推入目前的困境？ 虽然中国官方对新闻严格审查，但在网路无处不及的中国社会，及时得到来自各地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讯，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困难。 因此，如何理解这些资讯的真正意义，就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 尽管中国的购屋者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持续，但是他们也同样认定，政府不会听任房价崩盘，自己也绝不会成为最后一棒接盘侠。 他们把自己希望房价只涨不跌的愿望，当成了现实世界的铁律，而把偶尔从资讯审查中漏网的一星半点的市场警告，看成是“狼来了”的假警报。 他们把自己一生的积蓄、甚至是自己家庭三代的积蓄，交给政府和开发商。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逻辑。 他们相信，开发商不会舍得蚀本降价卖房。 他们也相信，政府不会听任楼市崩盘而不作为。 他们更相信政府有能力救楼市。 现在，他们相信的第一条已经证明是错的。 开发商既炸楼也疯狂降价，因为开发商真正赚到的大钱不是靠卖房得来的。 他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相信的第三条也相信错了。 中国政府的钱都用在了国外的一带一路和国内的维稳上。 政府不是不想救楼市，而是实在无钱无力救市。 只有第二条他们是相信对了。 但是政府民间都没钱了，政府无论嘴上再怎么作为，都于事无补。 所有的人都曾相信，只要政府的调控手还在，押宝在楼市上的家庭财富就安全无恙。 现在，虽然政府的手还在，但楼市财富却开始蒸发了。 中国楼市正急速现出原形，就如同中国的整体经济。 一直以来被中共最得心应手地操控的房地产眼看就要倒塌了，中共却束手无策了。 中国房地产业的崩盘，戳破了中共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灌输给中国大众和国际社会的假象。 中共并非像它所宣称的那么强大，永远有能力抵抗正常的市场法则。 而中共一旦失守，它所曾经拥有的民众信心资源也将随之灰飞烟灭。 这将倾的大厦，绝不仅仅是中国的楼市和经济。 （※作者为政治、经济分析评论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抓，在海内外引发轰动。有关许家印及恒大帝国的诸多秘闻如潮涌现。目前最吸人眼球的，可能是恒大美女歌舞团和总部神秘的“42层”。 美女歌舞团和总部神秘的“42层” 许家印组建了恒大民族歌舞团，看著是公司演出的一个团体，歌舞团都是美女，许多人质疑，没有演出的时候，她们会干什么呢？据媒体报导，这个歌舞团曾帮助许家印“公关”了很多难点。也有人说，许家印养的这个恒大歌舞团，性质与朝鲜金正恩的“欢乐组”差不多。 另有中国自媒体踢爆，许家印在恒大深圳总部大楼还有个神秘的“42层”，出入都是“小姐姐”，不是谁都可以上去。据说许夫人丁玉梅有所听闻后，曾特意去过一次42楼，然后是“黑著脸出来”的。该爆料者不便明说的是，“42层”即是远比赖昌星当年的红楼高档的多的恒大红楼。 无论是对许家印养歌舞团的质疑还是对这个“42”层的质疑，都是合理的。因为中共官员对商人开的私人会所趋之若鹜，已是公开的事实。近年落马的官员，多被通报涉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会所实际上已成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方便之地。尽管官方称一批会所已整改转型，但还有许多隐秘会所悄然奢靡，屡禁不绝。 笔者早些年在一家上市民企工作过，老板也是财大气粗，海港泊有游艇，自家楼顶有段时间还停直升机。公司虽没有许家印的歌舞团，却有一大帮漂亮的女员工兼职公关，每有官员到会所吃饭，她们就是“全陪”，这在公司是公开的秘密。老板有时也会请“外援”，比如有一次招待中科院某院士，就是从外边请了两个更懂服务的女子，将该院士搞得服服贴贴，在项目立项上大力支持。 纵情声色的中共“红楼” 出入私人会所，时常是落马官员其中一条罪名。习近平以此作为处理对他不忠的官员的借口。 这类场所往往由民企开设。一是因为国企可能被盯得紧，官员腐败需要找到安全通道；二是因为在“国进民退”的政治风向下，民企发展艰难，需要攀附权贵拿项目，所以会想各种办法讨好他们。 这种涉色私人会所，在官媒报导中，能盘点到不少，最早的当是赖昌星的厦门红楼。 1999年，案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引爆。赖昌星所建位于厦门湖里区的华光路的“红楼”，其特供官员淫乱的内幕曝光。“红楼”因而也成为这类由商人专供高官权贵淫乱的场所代名词。 中共央行前行长戴相龙的女婿、数字王国实际控际人车峰，也被曝曾在北京巨额投资装修秘密会所，并在舞蹈学院，电影学院艺术学院等高校招聘美貌女大学生，专门侍候省长部长与银行行长，以换取利益回报。 财新网曾报导，前江苏省委常委赵少麟之子赵晋在北京所开的豪华会所有多处，其中一处位于北京北京高档小区缘溪堂，其会所有如赖昌星之红楼，以色情服务，供各路显达寻欢鬼混。他们一律被录音录像作为要挟证据。 据中纪委下属官媒报导，赵晋在北京开的豪华会所，特供前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前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前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前济南市委书记王敏等人进京时居住、玩乐。而原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落马，就是因为被从录像中认出来。 涉周永康案的曹永正，2016年7月8日被判刑7年。据《新京报》报导，昔日曹永正控制的隐秘政商帝国北京年代公司的总部是北京前马厂胡同60号院。该院子前方为2号楼据称是客房，曾有多位美女服务员，接待形形色色的官员以及希望接触官员的人。因为周永康人称“百鸡王”，曹永正的这一私密场所，周可能也是常客。 财新网2016年9月20日披露，所谓中国“首善”陈光标掌控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办公所在地，是一栋名为“南京黄埔防灾减灾培训中心”的大楼。据多位江苏黄埔内部人士透露，楼内还有豪华的总统套房，供接待官员使用。 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曾多次出入白云山风景区品云观景餐厅”。香港媒体曾披露，该会所除常规享乐设施还有美女表演，多二三十岁，样貌娇艳。据指，万被捕后交代去会所事，称每周都去，最多一周四次，山珍海味不在话下，至少要两位美女作陪。 中共新华社记者周方在新浪博客揭露，有宣传部门高官当年参加一位大老板在京城某高档会所的宴会时，不仅跟著喝人奶，而且还做了“很过分的事”。港媒《苹果日报》援引新华社内部人士披露，原中共网信办主任鲁炜当年有份参加企业招待的“人奶宴”。 位于北京故宫附近、被视为中共权贵俱乐部的“茅台会”，近日被曝人去楼空。“茅台会”实际操盘人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婿李伯潭。这里也是太子党交集地。“茅台会”背后有没有色情操作，目前不得而知。 国企也不例外，2015年3月16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廖永远被立案审查。财新网报导引述知情人士称，廖永远在北京有一个秘密据点，只有与他极其亲近的人才能去纵情声色。 中纪委曾盘点过有问题的九个知名私人会所，包括湖北十堰楼盘军茂商城七楼、广州华南碧桂园豪华别墅、珠海环球金融中心37楼、合肥宜和世家、合肥琥珀山庄逸园、广州白云山风景区品云座、珠海华发会馆、北京赵氏父子会所，以及天津山寨“水立方”会所等。 此外，江苏泰兴人赵富强在上海杨浦“小红楼”圈养性奴，传闻“小红楼”有不少高官出入，2019年案发，前年案情被翻炒。赵的发迹时间，主要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任内。后来被抓捕判刑的只有13名官员，最大的官只不过是杨浦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卢焱。但有消息指，至少韩正下边还有一大帮马仔牵涉在内。 习近平或缴获许家印持有的权贵淫乱录像 前边所提及的接待中共权贵的色情会所，许多被曝光会对来玩乐的官员偷偷录音录像，作为要挟证据。恒大许家印的美女歌舞团和总部神秘的“42层”，或许也有这样的安排。许家印不知把多少中共官员拖下了水。习近平抓了许家印，那些人都在盼著许早死… 近30年间，许家印生意做到这么大，后台确实不会是一般人物，也不会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群人。传闻许家印背靠中共高层多派权贵，包括好色的江派曾庆红、曾庆淮兄弟和贾庆林家族。当然，因为恒大在全国开发楼盘，许家印更多的可能是结交下边省部级的官员。 至于许家印能够在2021年中共党庆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应该也是获得了时任中宣部长黄坤明，乃至主管党建和宣传的时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青睐。 如今习近平找准机会，拿下许家印，应该也是对他身后的各路权贵的敲打。 关键是，习近平透过掌管中纪委的亲信李希，可能已经查抄了恒大总部神秘的“42层”的监像录像。一众权贵吃喝鬼混的状态，以及美女歌舞团不堪入目的特殊服务，令人咋舌。 如此，许家印作为中共的恒大党委书记，日后如果被官方通报开除党籍，扣上“搞钱色交易”、“拉拢党内腐败官员”、“政治品行极为卑劣，投机钻营”，甚至更罕见罪名，也不奇怪。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办法》，凸显出中国在人口政策上的尴尬和矛盾。一方面，计划生育导致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人口危机，即便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人口已经负增长，在试图鼓励生育；另一方面，为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府的脸面，至今没有废弃计划生育和计划生育法。 《计划生育法》的历史 其实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只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出倡议。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一直想制订《计划生育法》，并拟将刑法纳入计划生育，超生者除了被“牵牛扒房”，还要坐牢。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王文致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认为计划生育应遵循“自愿”原则，反对“把刑罚手段引入计划生育工作和通过立法使强制合法化”。一些领导和法学家也认为“计划生育这么荒谬的政策，搞几年就算了，还立什么法”，于是计划生育一直是“非法”的。1984年还给计划生育开了小口子，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孩，还在全国很多地方试点二孩政策。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当初认为“计划生育搞几年就算了”的领导们退出政治舞台。而独生子女政策的“设计师”宋健晋升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对人口政策松小口很不满。 新上台的总书记江泽民对计划生育“泥菩萨”的制作过程一无所知，但非常“尊重科学”，对两院院士、科委主任宋健的建议言听计从。于是取消了绝大多数二孩试点。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将湖南省常德探索出来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推广到全国。 1991年生育率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早该停止计划生育，但反而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的决定》，提出“对造成人口失控的要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当年全国人大抵制制定计划生育法的老领导相继退休，而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副主任蒋正华在1998年双双晋升为副委员长，于是组织湛中乐等法学家起草《计划生育法》。2000年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下一代人口减半，意味着早该鼓励生育了，但是荒唐的是，2001年12月29日，江泽民竟然发布第63号主席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1980年代计划生育的“泥菩萨”被江泽民烧制成“陶俑”，还真以为显灵了，然后当成神来供。在江泽民、彭佩云时期，生育率从1990年的2.3暴跌到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经济下行和今后长期衰退的人口学基础，导致中华文明千年一毁！今后会用放大镜来研究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 屠夫变接生婆 其实利益集团心知肚明，知道“计划生育”难以存续，于是一方面夸张地预测人口，一方面为自己谋后路。 比如2000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陆杰华等人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预测总人口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16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建议继续独生子女政策，预测总人口将达15亿峰值，到2034年才负增长。但是即便在实行二孩政策、三孩政策后，官方也承认人口在2022年已经开始负增长。 利益集团在2003年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委”改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2013年又成功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延寿5年。 2018年国家卫计委被撤销后，但仍然是由于学军（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等原计生委官员抓计划生育。现在利益集团已成功给最高层灌输了“减少生育叫计划生育，鼓励生育也叫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没有必要废止，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没有必要撤销，《计划生育法》也没有必要废除。计划生育已经不再是“泥菩萨”和“陶俑”了，而是变成会长期存在的神圣的“铜像”了！ 北京西站，2023年1月18日，一位男士推着坐在手提箱上的孩子。中国人口出生率开始缓慢下降，使中国领导人面临新的考验。 城狐社鼠 过去十多年，中国最高层忙于抓“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但并不顺利。军队经过层层清洗，但“军老虎”仍不断涌现。而人口领域的腐败，至今没有入决策层的法眼，但却影响经济的荣枯、文明的兴衰，是真正“吃人”的超级大老虎。 中纪委显然没有能力在人口领域反腐，一方面是投鼠忌器，不敢对躲在“基本国策”的“政治圣殿”里的“城狐社鼠”下手。一方面是不懂人口学，对这种集团性的职务犯罪束手无策。此领域可谓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因为人口学会是计生委的下属机构，人口学家是数据腐败的操盘手。 由于《计划生育法》这部恶法的束缚，使得人口政策只能束手束脚，荒唐地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结果全部破产。由于仍然是原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负责“新型计划生育”，屠夫当接生婆，生育率当然不断下降。 “城狐社鼠”倒是安全了，但是社稷却危险了。这次习近平鼓励军队生三孩，是为了“聚焦提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应该是认识到计划生育威胁国防安全了。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200万军人中，男性占96%，19-35岁占90%，20-25岁占52%。1990年中国的19-35岁男性人口是印度的1.5倍，但是2009年已经少于印度的，2050年将只是印度的40%。1990年中国的20-25岁男性人口是印度的1.6倍，但现在只是印度的一半，到2050年将只是印度的三分之一。人口减少的同时是年龄结构的老化以及经济活力和后勤保障力的下降。现在中国的中位年龄已经高达42岁，印度只有29岁；2050年中国高达57岁，而印度只有39岁，是两代人的差距。当然，计划生育对国防的影响只是人口危机的一个缩影。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的大新闻莫过于恒大许家印被中国当局收捕。此前，有些人认为许家印有后台，很硬，撑得住；还有人估计，恒大是中国房地产一号，大而不能倒，倒了的话，那2.44万亿的债务，不就没了着落？上述分析都有道理，也是许家印能够存活至今的原因。那么，压垮许家印这头超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且看本文分析。 恒大不是国企，胜似国企 有人为恒大算了一笔帐：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恒大总负债约为2.44万亿元。回望中国1949年以来的经济史，许家印绝对将以“负债第一”荣登吉尼斯大全。 根据财报的数据，恒大最近2年亏损8,000亿，每小时亏了5,000万；中国工商银行两年才赚7,000亿，而恒大一家亏的比工商银行还要多1,000亿。 如果算总负债额，相当于从夏朝开始到现在，每年负债6亿元。能够如此豪横地借债，国内媒体叹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更奇的是，就在美国华尔街与众多媒体担心恒大欠外国私募基金的那190亿美元债券可能泡汤时，恒大照样给股东们分配利润，照样以拿地为名向各地银行借贷。须知，恒大集团主要股东是许家印，持60.29%的股份；国资控制的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06%；国资控制的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投比例为4.81%。债欠得再多是公司的，分得的红利是自己的。 监管部门摘牌，许家印就直接申请破产，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许老板还是一样潇洒，酒宴如常，歌舞依旧，社会公关活动不少。银行也没亏，只是苦了买房的老百姓，多年积蓄与房贷抛入水中，听个响都听不到。这是啥模式？说是中国国企模式，却比国企更优越，国企虽然亏损算国家的，但经营者只能贪污，不能堂而皇之分红；说是西方大企业职业经理人拿巨额高薪，企业亏损毫不担责，但这些大企业没本事欠这么多债。因此，只能说恒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下的一个怪胎，不是国企，胜似国企。 这怪胎的养成，集全中国银行与相关地方政府之力。我相信，这事如果认真追，一大片乌纱将落地（国有银行也算官）。 资本玩家许家印：从国内大玩家晋级为国际大玩家 7月17日晚，爆雷三年的中国恒大，终于一次性交出了三份财报，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的3个报告期内，总负债规模分别为2.58万亿、2.47万亿、2.44万亿，如此天文数字负债，如惊雷般震撼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为了比较，有人列举了广东省的GDP数据加以对比：2022全年，恒大的员工约为10.3万人，总负债在2.44万亿；同一年，广州的GDP总量是2.88万亿元，当地的常住人口为1873.4万人。 中国有句老话，“欠债多的人成大爷”。许家印很清楚自己炼成了负债者当中的“超级大爷”。恒大欠交的房屋面积如果每套房子按照平均100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相当于有162万套房子，这意味着162万个家庭，大约500万至600万的人口，苦苦等待着恒大的交房。事关这么多人，涉及社会安定，因此政府要求恒大“保交楼”时，恒大爽快地答应，并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将保交楼列为恒大的核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恒大还需要银行再借2500亿元-3000亿元。钱从哪里来？许家印将主意打到了海外，借助“内保外贷”模式，从海外举债。 “内保外贷”的制度缺陷：为转移资产留了后门 这里得通俗讲解何谓“内保外贷”，其操作过程如下：某人在上海有套豪宅，想拿到美国一家银行贷款，美国银行肯定不贷，因为如果某人将来不还款，美国的银行和法院都不能跑到中国来没收这套上海豪宅。怎么办呢？如今的国际金融界早就为全球各大银行包括国际玩家们设计好了一种国际资金结算系统，叫做SWIFT，普通中国人通过美国及西方制裁俄罗斯，知晓了这个系统的王炸威力。中国银行系统据此发明了一种工具，叫做“内保外贷”。于是某人通过“内保外贷”，可以把房子抵押给上海甲银行，然后由这个上海甲银行出具一份担保函给美国的乙银行，证明某人“在我行抵押了一套价值3000万人民币的房子，我行按照七成贷款额度计算，可以放款2100万人民币，借还款均按照当时汇率”。于是某人在美国乙银行直接贷款300万美元，熟悉银行担保制的人，就知道这等于是上海甲银行替某人做了信用担保，如果某人到期没能偿还美国乙银行的本息，那上海甲银行不得不动用本行外汇，提前垫付美元给到美国乙银行，然后在国内与某人打官司，清收其房产。 看完这个例子，读者大概明白“内保外贷”为国际玩家开了一道转移资产的后门：于上海甲银行来说，某人不按期还贷，最好的结果是在国内清缴某人的豪宅，但某人已经在美国拿到美元，虽然打了7折，但事实上已经顺利完成了资产向海外转移，那30%的手续费就当资产转移付费。以许家印与银行的关系，在办内保的时候肯定是资产高估；而许家印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上海甲银行则没法清缴许家印在国内的贷款抵押物，必须承担全部担保金额损失。 现在该说说中国银行系统为什么要弄出这个“内保外贷”。应该说，中国银行系统热衷开发“内保外贷”这个资金国际转移工具，初衷是为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国门收割全世界。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越来越难做，地方政府又离不开土地财政。一些房地产开发商采用了国内银行作为担保方的形式，通过在海外发行债券来获取资金，这种方式给了中国银行当局启发，认为可以让大型房企融资渠道多元化，自家金融机构参与也得承担一定风险，如此操作，应该万无一失，可管可控。 但许家印这些年玩下来，贼胆特肥，发现恒大的债务已经无法还清，于是开始了一系列操作：离婚（被视为分割资产需要的假离婚）、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前妻”子女出国，一旦完成所有程序，国内作为担保的资产将被美国法院保护起来，国内的担保银行根本无法执行清偿。为了暗渡陈仓，在操作这一过程的同时，许家印拿出矫情镇物之功：各种社会活动出席如仪，包括举办恒大篮球赛，许家印本人满面春风地出现在赛场…… 但中国的房地产老板个个都是人精，恒大的“金蝉脱壳”在房地产界起了示范作用，碧桂园率先效尤，8月7日先是公开承认他们10亿美金的利息都还不上了。但是就在还债的前两天，碧桂园的杨老板把自己持有的碧桂园物业20%的股份价值64亿捐给了香港国强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在碧桂园股价暴跌的前一夜成立的，而基金会的创设人是杨家三妹。 不过，中共几乎从1990年代开始，就经历着本国富豪、腐败官员一轮又一轮洗劫财富然后携资本外逃的历炼，再加上“猎狐行动”的实践，如今对防范资本外逃也算有了经验。就在许家印一边准备金蝉脱壳、一边做足保交楼的表面功夫之时，“有关部门”收网了。 许家印谢幕前的杰作：为中国政府出了道选择题 海外媒体有评论曰：许家印被捕，说明习近平迫害民营资本升级——这话，实在不是平心之论，试问，这种庞氏骗局，搁在美国也只能抓，哪个国家能够容留如此祸国殃民的“民营资本”？美国出了个“为进步事业服务”的硅谷银行，拜登政府最后也只能挥泪斩马谡。 许家印这些年驰骋中国与海外资本市场，终于炼成世界“第一负翁”，他当然知道这个坑永远无法填平，也很清楚自己的结局，于是在谢幕之前给中国政府出了一道选择题（实际是战书）：要么你让我在外活着，慢慢“保交楼”，这过程我继续享受；要么你就将我抓起来，自己保交楼；但结果都一样，我已经将你玩进去，留下的2.44万亿债务窟窿，你不是全能政府吗？慢慢填吧。既然战书已下，习近平只好爽快接招，抓起来，让你健康地活着，仿照肖建华例办。肖建华的故事天下皆知：从香港四季酒店绑架回大陆，依然住在自家的豪宅，每天在专案组人员全天候全方位监护下“上班”，主要工作是遥控指挥，将原来转至海外的资产一一转回来，转回多少算多少，帮政府止损。那些财产的真正主人们——新老三代常委的家属，没见有谁胆大包天，向现任总书记要求认领这些当年交给“超级白手套”打理的巨额财富。 可以说，压垮许家印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许家印通过离婚分财产、家人逃到与中国没引渡关系的发达国家，将2.44万亿巨债这口大锅甩给中国政府这一系列“神操作”。在许家印的立场来看，反正已经山穷水尽，不免拼力一搏，大不了落个资本市场的诸多同仁的下场，例如吴小晖、陈峰、肖建华、王健林……，这些人哪个不曾在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哪个的结局都是被压在五指山下，自己最多就是如此这般下场，政府要的是钱，不是命。 从古到今，最富裕的一代中国资本大佬正在逐渐谢幕。这些“当代胡雪岩”留下的故事，将成为后世不老的传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失踪”，让外界对习近平二十大后一手组建的权力班子的政治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如果说，前十年中共核心团队中并不都是习所信任的人，因而常常免不了有权力斗争的传言流出——尽管未必每次传言都是真，那么，二十大习完全掌控了人事，他把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等赶下台，党的权力核心机构政治局以及其他的关键部门与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把控，在此情况下，按说他的治理团队应该很稳定。然而，刚过半年，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先后出事，这不得不使人怀疑他的班子内部是否存在会导致某种不稳定的因素。 习是自毛以后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这点在今天不会有异议，可他是否真做到了对全局的掌控万无一失，由他的亲信组成的权力班子是否真能无条件地服从他，忠于他的领导，或者他是否能无条件地信任现在的权力班子，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并不确定，需审慎评估。 外界可从三个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 视角一，习在二十大连任总书记后，并未将其兼任的多个领导小组职务中的一个或几个让渡给他的亲信接任。同为政治强人，习和毛、邓的领导风格有很大不同，后两者更愿意务虚，抓大事而不纠缠具体的管理事务，毛把国家的管理任务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等，邓用毛的话说，举重若轻。但习不同，他是大事小事一块抓，亲自领导亲自指挥，在这点上，更接近周的做事风格。然而，他不让渡领导小组职务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是担心大权旁落，这隐含着他对亲信的不信任。 习兼任的领导小组职务有十多个，这些机构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后新设的，其出发点是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掌控权力，因为党政机构的很多关键职位，还是由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共元老的嫡系把持，他们在开始时未必愿意听从习的指示。但在习成为核心，大权稳固后，他依然不愿放弃其中的一些兼职，并且把这些属于临时性质的机构改为党的常设机构，显示他不愿放弃已有的部分权力。二十大他让李强做总理，李有基本的市场经济理念，鉴于中国经济在疫情三年后的极度虚弱状况，为了恢复市场信心，他如果把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让渡李，发出的政治象征信号——表明他可能向他的亲信分出部分权力，进而中国政治在保持现状下还有一些变革的空间——能够对冲李做总理所引起的党内改开派对他人事任命的不满，从而有利提振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中国经济或许会有改善，不像现在这般。可他没这样做。原因在于，他担心一旦放弃部分经济决策大权，社会是否会把这种行为解读为他不得不让渡权力以平息党内不满；同时，亲信在拥有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决策权后，是否会忠实执行他的政策和路线，没有把握。 视角二，习为中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但是他实质上通过否定邓的改革路线而达成目标的路径并不为党政官僚体系的主体所认同，因为这样一条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导致中西对立，恶化了中国整体的环境发展。另外，无休止的反腐也让官僚不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中国的官僚体系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收益群体。这个群体的主体对改开路线的认同是真诚的，他们把中国崛起完全归功于邓的改革开放，对习通过集权和强化政治忠诚而背离改革开放持反对态度，但是不敢公开表达。习在20大建立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权力班子，不过，这些人主要负责政治决策和政治监督，在庞大的官僚队伍里，虽然位高权重，但在数量上是少数。国家具体的管理责任和行政事务由在西方被称为文官队伍的党政系统的公务员，包括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来承担。而在习的政治高压下，一方面他们不能不执行习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内心又排斥它，由此普遍消极怠工。习时代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过去更为严重，官员的不作为是一个普遍现象。可以把党政官僚系统的这种懈政和懒政现象视作对习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路线的软抵制。 由此可见，习即使能够驱使高层，但是他难有效驱动中下官员去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无论有再多的对官员的政治纪律和监督都做不到这点。他们会发展出一套规避的办法。当习无法有效指挥官僚系统，他的思想路线不能被官员诚心接受，他们只是对他虚与委蛇，他实际就无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 视角三，习在中共二十大虽然建立了由亲信组成的权力班子，但是不能消除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也不能保证他能完全掌控他们。秦刚、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军领导层的一锅端传闻，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秦、李之事看似与权力斗争无关，但不排除有高层博弈的影响因素，对习是一大伤害，表明他识人不明。 习的地位虽然无人能挑战，但党国体制决定派系间的权力斗争从过去的显性变隐形，斗争的方式有改变，党内政敌有可能从习的亲信入手，打击他的形象。秦刚事件就预示着这种斗争方式的转向。 秦刚桃色丑闻的传出，是在他十多天未公开露面后，在这之前，外界还真相信官方说的“健康问题”，然而不日即流传秦和某女主持人有染，而且还生了一个小孩。此时放出这种事情，很可能是了解秦刚私生活的政敌做的，意在逼习处理他。因为情人之类事情在党的高级干部里是一种普遍现象，没有情人才奇怪。习其实也应该知道这点。可若无人举报，就不成为问题，但有人举报，则会变成政治问题，从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习对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有严格的政治要求，秦刚虽然是被习提拔的外长，也不得不处理。而习或秦的政敌抛出这个丑闻，就看习是否会处理他，若习保他，说明习在政治上对不同官员有两套标准，从而戳破习宣称的在权力使用上的公正性；若习不保他，则可能导致亲信不满。总之，习怎么做都是输的。 李尚福和火箭军高层等被查也说明，他挑选的人免不了腐败，因而对他而言是不可靠的。习对亲信的关键信息——无论是个人道德还是经济问题，并不完全掌握。 有关党的高级干部信息历来极少透露给外界，致使对党内是否存在政治斗争及其程度要依靠传闻去判断。但从中共历史可知，习无法消除党内高层政治斗争，斗争不仅在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之间隐形存在，而且也会在他的亲信之间展开。作为习一手提拔的干将，秦、李在当下敏感期出事，会加重习对其亲信队伍的疑虑，加强对他们的监控，观察他们是否有不忠的行为，从而有可能会制造习和他的权力班子内部的不和，导致裂痕慢慢出现。这是反习者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未来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社会紧张态势加剧，不排除在习的权力集团内部还会出现人事变动，习和他的亲信，以及亲信之间，互相猜疑会增多，关键时候有弃船想法的亲信也在增多。可以说，习未来地位的稳固取决于亲信是否对他无条件的服从与支持，以及经济是否有好转和社会情绪的稳定。其中两人——总理李强和书记处书记蔡奇的角色又尤其突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防止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已经成为当下各国都开始认真注意的问题。香港过去25年来，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个案，说明这种渗透是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本来自由的社会变成一个专制的社会。我们作为香港沉沦过程的目击者，有责任把这个过程记载下来并让它广为人知，以警惕世人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辙。 一、甚么是“白蚁精神”？ 中共在夺权全国政权之后不久，就忙不迭地计划要“取得全世界”。1966年，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组团到北京，提出提前“解放香港”的要求。为使这些地下党安心在香港长期工作，周恩来总理派他的助手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接见这个团，向他们解释中共不急于解放香港的原因。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别的文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对港澳工人谈话（1966）记录》，吴荻舟说：“英国人想长期在香港⋯⋯他们在香港有油水，我们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维持现状这点上有一致的语言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从香港多拿几个钱，一年拿几十万。我们呢，要拿整个世界”。 如何透过香港拿到整个世界呢？吴荻舟就要求在香港的地下党要学习“白蚁精神”。所谓“白蚁精神”是周恩来的发明。根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前途解密30后》第1集（2014年8月1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外错综复杂，对内百废待兴，但香港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领导人的棋盘。周恩来便提出了“白蚂蚁政策”。资深中共党员（背影录音）：“白蚂蚁政策就是后来不知哪一年周总理去西双版纳参观，视察工作，那个植物研究所的人，带他去看一棵大树，推一推之后倒了，周总理觉得很奇怪，原来他说这棵树被白蚂蚁蛀通了，但它实际上仍像平时一样，即是说共产党要渗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蚂蚁”。后来周恩来就把这个政策称为“白蚁政策”，要中共地下党学习“白蚁精神”。 根据吴荻舟上述绝密文件，他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二、“白蚁”有甚么优势？ 中共提出用“白蚁精神”来“拿整个世界”，那么“白蚁政策”有甚么优势呢？笔者个人的理解，周恩来以“白蚁”来形容中共渗透全世界的政策，是因为“白蚁”运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隐蔽性：白蚁的工作方式比较隐蔽，人们难以从表面看出屋子是否已经被蛀蚀。 2. 数量多：蚂蚁的特点是多，粤俚“蚁多唠死象”，即使庞然大物也最终会败于数量庞大的对手。 3. 时间长：蚂蚁不能一天之内摧毁敌人，所以地下党也要立足于长期打算。 4. 无声息：蚂蚁是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工作，故不容易被人察觉。 5. 侵蚀性：蚂蚁是一点点的蛀蚀它所寄居的建筑物，直至把它摧毁，它不会使寄居物轰然下塌（因而会引起人注意），却会使它弱不禁风（表面上丝毫无损，必要时可以轻便地摧毁它）。 周恩来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始祖，在中共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前，他已经发明了“布闲棋、放冷子”的渗透策略。“白蚁政策”，正是他的“闲棋冷子”渗透政策的另一个模式。所以，了解“布闲棋、放冷子”的策略，就有助于人们对白蚂蚁政策的认识。 根据熊向晖（一个周恩来亲自联系的地下党）的回忆：董必武对他说：“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域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住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1941年夏，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而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见熊向晖：《周恩来的魅力》，载《周恩来的宰相生涯》中国当代秘史系列之2，香港文汇出版社1992年，页35）。 从熊向晖这段表白可以看出，周恩来在1949年前以“闲棋冷子”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部署“白蚁政策”来“拿整个世界”，则中共的野心和阴谋一也。 三、“白蚁”从何而来？ “白蚁政策”要成功的话，则这些“白蚁”在数量上一定要足够地多才能奏效。中共有那么多“白蚁”足以去渗透、蛀蚀别人吗？有。不要忘记，中共有“打人民战争”的传统，连真枪实弹的热战场都可以发动群众参与，更何况没有直接生命危险的情报战冷战场。所以，据笔者所了了解，中共的情报工作有所谓“专群结合”的传统，“专”是指专业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 情报工作实行“专群结合”的原则，笔者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期间就有听闻。我入职时（1974年），《文汇报》的总编辑廖蔼文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个处长，负责收集有关香港的情报，为了工作方便调来香港，挂上《文汇报》总编辑的职务。为了掩护真正身份，他也落手落脚处理编务，并负责“看大样”（报纸付印前的所谓“蓝样”）。廖总告诉我，我们（指中共）的情报工作是走“专群结合”的路线，“专”是指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群众性”的情报人员，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情报工作中的体现”。 “专群结合”的情报工作原则，就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大范围地铺开而不受经费和人力的限制，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具备“面广点多、深入社区、不存在死角”的特点和优势，动员群众为中共收集情报，在情报工作上大打“人民战争”，这是西方情报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更是西方反间谍工作无法杜绝的优势。 这种“专群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传统，最近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强调。2023年8月1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提到反间谍工作“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它强调：“在工作原则上，明确反间谍工作要坚持‘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在法律义务上，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同时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援，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间谍行为’”。虽然这里提及的只是反间谍工作，但间谍工作显然也是走“专群结合”的原则和路线。这就说明，中共的对外渗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非专业的“群众性”情报人员。 了解中共情报工作是“专群结合”后，就可以解答数量庞大的“白蚁”从何而来。据笔者接触所及，“白蚁”，也即是“群众性情报人员”的来源大概有以下几种： 商人（大陆、香港、台湾、其他国家） 各种原因出国人士 大陆出国留学生 中共派出的媒体工作者 所在国的亲共媒体 在目的国的上流社会 在目的国的各式店主、店员 在目的国各类文职人员 在目的国各类社会活跃分子 在目的国流氓地痞 这十类人是笔者实际接触到的人而根据其职业及身份特征罗列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笔者无法接触到的就难以述说了。 他们所获得的情报大都是非机密性的，例如： 一般政情、社情、民情、商情、 重要机构、重要公司的人事动态 知名社会人士的动态、家庭、社交及事业背景 重大社会运动的脉络、沿革、领导人底细 各个国家重要的科技发明及进展 这种“群众性情报人员”的好处是：人数多、网点广、隐蔽易（不易被察觉），较安全（出了事难以入罪）。 四、“白蚁”穴在哪里？ 数量庞大的白蚁必须有它们的洞穴，那么这些白蚁的“蚁穴”在哪里呢？笔者尝试以香港的具体经验，分析这些“蚁穴”的所在。 1.隐蔽的地下党组织 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对于仍然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部署了“四条线”。根据当时广东省长叶剑英的部署，这“四条线”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线：公开的（也称“红线”），指打正旗号的左派组织如工会、学校、报纸、书店、电影制片、国货公司、银行、贸易公司、航运交通等； 第二线：半公开的（也称“灰线”），不打正亲共旗号，但实际是共产党组建的外围组织； 第三线：隐蔽的，分散在各行各业，政府部门，他们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相关人员是所谓“白皮红心”，其成员可以是党员或名义上的“非党员”； 第四线：极其隐蔽，藏在敌人核心部位，与组织靠单线联系，数量极少（即周恩来眼中的“闲棋冷子”）。 （根据卢荻：《叶剑英情系港澳》，广东叶剑英研究会，2017-6-23，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P11转引此文已经无法在互联网找到）。 笔者必须说明，此文发表时，只提及“四线”，并没有具体解释每条线的内容，笔者是根据实际接触所得，把四条线的具体内容注释如上。笔者并不是凭空臆测，而是有所依据：1949年开始就在香港部署的“四条线”，到了1967年左派发动暴动时，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几乎把所有中共几条线的特工都曝露了，逼使周恩来要紧急叫停。 根据上文吴荻舟女儿吴辉整理出来的吴荻舟一份文件《香港1967补充资料之一》，1967年6月7日，吴荻舟传达了周恩来三点指示： 1.这次斗争还要注意长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来，都使用上去，三线的力量不要暴露出来，不要使用。 2.已经打进港英要害部门的力量，不要动，比如飞机场已安上的点子，或在港督身边的点子，不要动。 3.安在美国机构和船上的点子不要动⋯⋯下略。 （资料来源：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35 引用） 笔者分析，第一点提出的“三线力量不要曝露”，就是指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白皮红心”人士，而第二、三两点提出的，应该就是所谓“四线”人物，位处“敌人”的关键部门，更不能动。 根据当年中共通过建立“四条线”的情报结构来渗透香港的历史经验，则今天中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多层次的渗透机制就不出奇了。 如果按照“四条线”的思路，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架构： 第一线：各亲共社团（由中共直接组建的、打正红旗的机构、媒体等）； 第二线：各“中美友好”组织，通过“美方”组织者身份来淡化亲共色彩（相当于香港的“灰线”组织）； 第三线：进入美国权力机构的美国“友共政客”（联邦及各州的参众议员），各亲共智库组织，各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华尔街、好莱坞、矽谷、波音等“友共” 商人及商团； 第四线：打入美国极高层权力核心的、与中共单线接触的人士。在这方面请注意中共一位教授的得意忘形的“自白”：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在2020年11月28日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讲述，中国当局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美国权势核心圈内的老朋友”来影响美国政治和对华政策。翟东升这番话就证明了中共在美国部署了足以影响极高权力架构的“第四条线”（按：翟东升讲话全文见附录）。 2.公开的各类社团、学术团体 上述四条线，都有可能成为白蚁藏身的蚁穴，但毕竟能够有独立能力做外国人工作的仍然是少数，大量的白蚁是藏身在公开的社团的。根据香港的经验，社团工作是中共渗透香港社会的利器，也是能够最大量让白蚁得到藏身掩护并发挥其蛀蚀所在地的蚁穴。 2.1 数量庞大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在“社团注册署”登记的社团数目是8,695多家。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飙升至52,386多个，增幅约6倍。这个对比说明，港英统治香港150多年积存下来的社团不到9000个，但“回归”后在港共统治下的短短20年里这个数字就急升好几倍。这批数目庞大的社团绝大多数是亲共的组织，它们成为中共培植的香港基层力量。 何以见得新兴起的社团都是具有中共背景的呢？这可从1997年前后香港社团的发展速度可以看出。香港社团的真正发展是在1945年战后开始的。从1945-1995 这50年间，形成社团8695个，平均每年174个，也就是说，这是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但1997-2017这2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00个，远远超过1997年前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则显然新的增长是有来自中共的“助力”。 2.2 种类繁多 这批社团，种类繁多，笔者尝试以“六同”来归纳它们：同乡、同姓、同学、同业、同好，同区，无法以“同”分类的，就以“其他”归纳，见下表： 五、中共对社团工作的最高要求 中共要求把社团打造成为一支“呼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体制外的“政治—暴力”混合体呢？ 作为中共的“外围”斗争力量，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样化的： 在平常状态时，他们以“蛇斋饼糭”的形式，与反对派“争夺群众”； 在表决政策时，他们会根据中共对某一政策的态度，采取支持或否决政府的政策； 在地区选举时，他们会动员力量支持中共属意的候选人； 在政治动荡时，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援中共的观点和立场； 在斗争激烈时，他们会替中共出手以暴力威吓或直接殴打反对派。 香港的这些经验，在美国也是似曾相识。社团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战斗意识强这三个特点，美国的华人圈子都能够感受得到。白蚁在这些社团里栖身，既得到掩护，也能够发挥腐蚀主流社会的作用。 说到白蚁渗透术，不能不提中共的地下党组织。1949年中共在香港部署了两个互不隶属的党组织，一个是半公开的“中共香港工委”（披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外衣），另一个是保密的“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完全保密）。“工委”作为一个半公开的组织，统领中共在香港的各种机构兼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外事活动”（主要是与港英政府以及各国驻香港领事的关系），而“城工委”的秘密工作是在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准备（虽然早在1949年时中共已经决定暂不收回香港，但为了应付万一，它还是在默默地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可能性）。由于后者的保密，外界一般都只知道有“工委”，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城工委”的存在。笔者也是在解读吴荻舟的笔记时才知道有后者（见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00 首次提“工、城两委”，详细分析见该书第四章《六七暴动的指挥和组织机制》，页65-94）。 根据民主党领袖李柱铭的回忆，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后，李柱铭担心港英会提前撤离，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经告诉他，中共可以随时接管香港。他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不要太担心。北京已经把大约五万人输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业工作——行政部门、职业领域。如果英国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说，这些人就会顶上”。从这点可以证实，“城工委”的存在应该是持续到1997年为止。至于1997年回归之后还是否存在则笔者无从了解。 那么中共在美国有没有建立它的地下组织呢？笔者敢肯定地说有，只是不知道底蕴。事实上中共已被曝光在美国的校园里建立“党组织”。那么全美国单是在校园里会有多少这样的“党组织”呢？我们不妨组略计算一下。 按照中共党员总数量（接近一亿）与全国人口（14亿）相比，党员占全国人口7%。中共在美国有30万留学生，假设留学生中党员比例同党员／全国人口比例一样（7%），则30万留学生中应该有2. 1万个中共党员。按照中共党章规定，每3个党员可以成立一个党小组，则理论上2. 1万个党员可以生成7,000个党小组。假设比较正常的党小组规模是10人左右， 则这2.1万个党员可以形成2,000个党小组。 这仅仅是我们可以合理估算出来的中共在美国的党组织数目，而且仅仅局限于美国大学校园，还有很多领域我们无法估算的，例如各类在美国营运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他们都会组建自己的党组织而这些组织，这些组织都构成白蚁的蚁穴。 所以，要防止中共对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的渗透，就要慎防无处不在的白蚁。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前《文汇报》 副总编辑，驻京办主任。《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全文转自上报）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当中共的“东升”、“崛起”转化成军备扩张之后，中国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至于因为冷战而彻底消失。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 一、21世纪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 如果说，上个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相互较量，牵连到北半球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本世纪的美中关系已经变成了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从中国在2020年初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演习开始，中国持续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意图日益明显，加上中国不断出动海空军围绕台湾四周海域展开威胁，一场由中共点燃的冷战，事实上已经形成。 中共的意图不仅仅是企图统一台湾而已，也不仅仅是设法控制南海、为威胁美国的战略核潜艇构造“深海堡垒”，它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岛国，包括试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靠近澳大利亚的达鲁岛修建永久性海军基地。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对外扩张意图，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也展开了相应的应对型部署。虽然双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战这个词汇，但是，一种类似上个世纪美苏冷战的新世界格局已经出现，把相关国家的关注点陆续吸引到这个方面。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国防预算，加强了对日本的西南列岛之防卫措施；随后，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开始合作建造潜艇，以应对中国从南海出发、日益活跃的潜艇活动；接下来，韩国开始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合作，菲律宾也加强了美菲防务配合。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几年来，中共紧锣密鼓的扩军备战，已经改变了越南战争后从东亚到南太平洋长达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时也改变了美中两国自建交以来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国不得不投入军力，来防范任何可能动摇东亚及南太平洋和平稳定的企图。 而另一方面，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步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并且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现了全球的“世界工厂”称号。那么，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究竟会有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还是经济全球化会间接地帮助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或者两问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存在冲突 本世纪的美中关系与上个世纪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是，经济全球化之下，美中两国之间出现了互相的经济依存。过去几年来，虽然在区域防务方面，美中两国的军事对垒从不停步，经济技术方面，中国大规模盗窃美国技术的攻防也持续演进，但在投资和贸易领域，两国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似乎始终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美中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这不仅是相关国家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也是在中国的外企和希望对中国大量出口的外国企业不得不担忧的问题。 当年的美苏冷战，是双方基本上在经济隔离状态下的对抗，美国选择应对方法比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格局，但新格局并不总意味着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直接冲突，而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发生了某些矛盾。 当中共的武力扩张和对外强势姿态让周边国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时候，他们担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军事威胁，也担心区域关系紧张，可能导致海上货运的中断；此外，与中国有经济来往的国家，也会担心出口减少和本国公民在中国的处境。但中共似乎并不介意周边国家的这些担忧，北京事实上曾表现出一种“绑架”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企图。 数年前，中国的媒体经常强调，“世界工厂”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国如果想继续获得“中国制造”的产品，或者让“世界工厂”购买各国的矿物和农产品，就必须顺从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场，否则会在经济上吃大亏。这种“绑架”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为了报复澳大利亚政府对北京的批评，曾经一度禁止澳大利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北京试图用经济压力来展现自己的强势。 中共习惯于用物质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却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布局本身对低风险的高度要求。中共误以为，外企和外国政府都只在意一时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这种利益考量当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杠杆”来利用。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布局是跨国公司决策的产物，而这些决策最关心的不是一、两年内的利润，而是供应链的稳定、货源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制造的东亚不安全局面，构成了动摇经济全球化布局的客观效果。 三、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原来确实是以“世界工厂”为重心；而过去十多年来却陆续发生了成本导向的产业链外移和风险导向的产业链重新布局。如果说，17年前的外企撤资，主要是成本驱动的，那么，过去几年来的外企撤资，则与风险飙升直接相关。 早在十七年前，由于工资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企业（比如制鞋、服装、玩具等）开始迁出中国。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应对方针是“腾笼换鸟”，希望继续引进高科技外企来继续强化“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但最近几年外企撤资的动因，成本已经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回避供应链风险，却成了重点考量，因为中共的对外扩张战略使东亚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当中共把经济崛起与军事崛起直接挂钩时，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风险自然就会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总统大幅度提高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税，本来是想要通过施压，来改变中国低价倾销商品、又频频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的做法。这种策略并非真正的经济对抗，其实可以在协商谈判中解决双方的分歧。但是，中共采取了软泡硬磨的办法，始终不肯承认并终止盗窃美国技术的大规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的美国跨国公司，对白宫施压，逼美国行政当局放弃关税制裁；而美国公司那时也希望继续维持中国供应链。可以讲，关税问题并没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局。 然而，当中共摆出了增强武力、威胁台湾的强硬姿态之后，跨国公司终于意识到，在商业上把中国视为长期盟友的战略，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因为，一旦中共的军力增强以后，跨国公司不得不随时面对中共制造紧张局势情况下自己的供应链可能被切断的严重困境。所以，以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现在纷纷在筹划替代供应链，也就是供应链分散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关闭在中国的工厂；但是，这些公司也在其他国家组建同类产品的生产线，一旦建成，跨国公司的订单就会从“世界工厂”分流转移。这就是中国的出口持续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间相互经济依存的质变 美中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经济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经认为，西方国家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可以予取予求，即使军事和外交上摆出强硬姿态，西方国家也只能妥协让步。这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论的思考逻辑。但是，当“东升”、“崛起”落实到军备扩张之后，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必然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许多外企为了自身商务活动的安全，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 此外，中国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中南海对国内经济架构四大板块（财政、银行、企业、家庭）严重的债务负担估计不足，而不少企业（比如恒大、碧桂园等）濒临破产时无法偿还外债，势必严重动摇中国的国际金融信誉，结果吓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双边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西方投行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及大企业在中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曾经是两国相互经济依存的重要环节。但是，随着美中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对立日益明显，以中共作为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感受到了高风险，因此开始逐步关闭它们设在中国的研发机构；而中国经济衰退造成了民营企业拖欠外债和无力偿还，让从事对华金融投资的西方投行看到了严重亏损的高风险，因此，它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迅速收紧。 这就使得中国在出口下滑的同时，又失去了来自西方的巨额金融投资（参见笔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篇与下篇））。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动人民币贬值的推手。虽然中国的央行可以让商业银行抛出库存的外汇储备来买进人民币，却只能短期内暂缓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因为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所余不多，缺乏长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能力。 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国投入了一万三千亿美元的证券投资；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汇来源，人民币汇率也不过五年内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从2021年的高点贬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日渐趋紧，拉抬人民币汇率的力道会越来越弱。可以想象一下，今后人民币还会有升值空间吗？对外企来讲，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压缩外企在中国经营的盈利空间，这会进一步产生“汇率驱离外资”之效。 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金融依存逐渐终止，以及大企业对中国高科技研发的利用逐渐撤除，意味着美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开始发生质变：“推手”离场，只剩下以中国内销为主要经营目的之外企继续在中国维持下去，如此便出现了商场上的“西撤东衰”。不过，美中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并不会终止，它只是从举足轻重渐渐变成聊胜于无。 五、21世纪美中关系的实质是经济依存中的对峙 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会因为冷战态势而彻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冷战被启动后就存在着不可逆趋势；而经济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结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国公司对中国销售市场的依赖，当这样的跨国公司看清了冷战可以制止热战的本质之后，它们会尽可能长久地利用中国市场，其利用长度取决于利润空间。但是，每当中共在境外制造一次局部冲突，这些留在中国的外企就会受到一次震动；而它们对自身财产和利润汇出的担忧，也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它们的神经。 另一方面，中共摆出了对外威胁的架势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就不得不做好应对。事实上，中共除了加紧练兵以外，还在加快其核武库的扩充，试图用核威胁增强自己对美国的战略恐吓。这样，美国也只能加强防范北京核威慑的防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尤其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与北京保持沟通，以避免任何突发事件造成的冲突升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战双方都需要随时保持外交沟通，越是局势动荡，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测对方的最终意图。当年美苏冷战从未引起双方的交火，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美苏都明白，彼此某种程度的信任之建立与维持，是各自国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准备上压制对手，则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当1969年中苏双方军队发生边界战争之后，苏联曾经考虑用核武器打击北京，但最后仍然主动派出总理柯西金，以途径北京的名义，与中共展开机场谈判，设法降低双方军事冲突的热度。这就是苏联从美苏冷战中学会的冲突防范策略之运用。中共虽然点燃中美冷战不过几年，现在也在学着使用这样的策略。 就美国而言，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同时也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中共在经济衰退大势既定的情势下，经受不起脱离经济全球化的沉重压力，因为中国已经无法依靠本国资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铁矿石这些基础战略资源以及饲料和油料这样的重要农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中共会希望保留现存的对外经济依存关系，同时也依然寄希望于西方投资的重新进入。正是这样复杂的国际关系，将决定未来美中之间那既谈判又威胁、既冷战又经济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九月中旬，习当局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称为“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这个历时两天的会议上，主要讲话人是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时传达习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习近平称赞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办公厅、秘书长、秘书，“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经受了许多大战考验，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督促检查”、“大战考验”等词句，暗示秘书帮在监视各级官员、帮助习派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证实，习近平夺权，果然使用了斯大林手段：通过安排安插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厨师、专职护理等，监视监控其他高级领导人和政治老人，把秘书帮变成习派的眼线或卧底。 于是，这回的“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蔡奇和习近平试图把相关经验推广到全国，令秘书帮进一步把全国各级官员都监视监控起来。明确要求他们：胸怀“国之大者”（指习近平），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习当局保持一致）。要强化政治担当，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实政治责任，云云。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倚重秘书帮，明确由他们来监控各级官员和将领，既是习派的一贯做法，也有当前的权斗背景。习近平强行进入第三任之后，反习、叛习事件不断，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统的弃暗投明（秦刚大案），更有军方的弃暗投明，包括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国防部、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等高层（如李尚福大案），尽都涉嫌所谓“里通外国”，即弃暗投明。证明习时代党心、军心不稳，官员党员口服心不服，普遍离心离德。 近期有各方报道，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书告密，告他有反心或里通外国。习近平闻讯，急忙行动，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包括李玉超（火箭军司令员）、徐忠波（火箭军政委）、魏凤和（前国防部长、火箭军首任司令员）、张振中（火箭军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刘光斌（火箭军副司令员）、吴国华（火箭军首任副司令员，自杀身亡）等火箭军高层全体覆没，竟毁在一个小秘书手上。 说到秘书帮，其实，蹿升高位的习家军中，出身秘书者甚多。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等，尽都当过习近平的秘书，竟齐齐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层面；但在习近平面前，他们的实际地位低微，如跟班、如仆从、如跑腿的办事员，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让秘书当眼线，类似历代专制王朝的监军；但秘书帮更类似历代王朝的宦官阶层，因为，他们既不是领兵的将领，也不是行政的官员，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竟成为朝廷中的第三势力，偶尔还凌驾于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现宦官当政，往往预示王朝没落、走向毁灭。诸如秦二世时，朝廷大权落入太监赵高之手，秦朝也亡于赵高之手；东汉末年，出现“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内乱不止，演变成天下大乱；明朝后期，有太监魏忠贤专政，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覆灭的分水岭。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起用、重用、倚重秘书帮，其实质，就是太监政治的复活、宦官政治的复辟。表明，饱经专制政治的沉疴和演绎，红朝也终于走到这一步：太监当道，宦官把政。不仅从现实危机上、也从理论逻辑上证明，当今的习时代，极可能就是共产红朝的末期，正步入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的最后时期。 一党专政的中国，曾经历改革开放，曾实行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竟遭习近平一手破坏、一夕复辟，重新搞起一人独裁。习近平复辟轻易成功，本身就是红朝气数将尽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党失败，共产中国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终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