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旅游优惠大盘点：429澳元飞巴厘岛、159澳元飞新西兰，邮轮、海岛度假都在打折
2026 年 8 月 6 日
在中国，禁书不算什么新闻，但这本书被下架却闹成大新闻，原因看书名就知道，此书早在2016年就已经出版了，原名是《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作者是明史专家陈梧桐，他已于今年五月去世，出版商大概为了促销，将其改名再版，《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因此问世，于是就闯了大祸了！ 以崇祯影射习近平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从财政、党争、军事、用人等角度，带领读者看懂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走上亡国之路。”不管原作者是否有意藉古讽今，影射习近平，但出版商肯定有意引导读者这样联想，书商只在书腰上加了一句宣传词：“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卖点全在此一页书，却一下子与现实有了连结，针对性实在太明显了，习近平如果不给点颜色，岂不是被十四亿子民瞧扁了？ 拿习近平和崇祯做比较，对后者也未必公平，严格上来说，崇祯并不是最糟糕的亡国之君，他的继位出于偶然，自始并未被当皇储培养，十八岁登基之后，拿下大太监魏忠贤，且有心励精图治，只可惜他志大才疏，而且运气实在太坏了，他一登上皇位，拿到的就是一手烂牌，大明江山己日薄崦嵫，因逢小冰河期连年饥荒，李自成丶张献忠相继造反，东北女真崛起更野心勃勃，崇祯不懂军事，却偏偏喜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给了闯匪坐大的机会，一发不可收拾。论起志大才疏和刚愎自用，崇祯只想中兴大明，而习近平却想领导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仅此就够令人毛骨悚然了。 崇祯另一特质是高度集权，沽名钓誉，明朝已有完备的文官制度，今日之“内阁”一词即出自明朝，首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崇祯却凡事亲力亲为，搞得群臣集体躺平，说好听是勤政，其实是大权独揽专断朝纲。习近平所面对的世界，较崇祯复杂万端，他不但党政军三位一体一把抓，还身兼十几个领导小组，一人之下都是跑腿的龙套，满朝皆为家奴，有功则揽，有过都是诸臣误我，出了漏子就杀人卸责，不必由什么史学家来评比，任谁都看得出来这两人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这哥俩还有一个共通点，性格上刻薄寡恩，又喜欢沽名钓誉，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九个首辅，杀了两个阁揆，十一个总督，十二个巡抚，办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占了明朝两百七十七年的三分之一。习近平反腐打贪，号称法办子百万干部，政敌非死即投狱，即使定于一尊了，常委、部长们仍然不得安生，秦刚、李尚福就是写照。 崇祯的很多缺点，习近平都有，但他的优点，习近平却一个都没有。崇祯自奉检朴，也有纳谏的雅量，六次下诏罪己。而习近平掌权十一年，大搞面子工程弄得一地鸡毛，败光了江丶胡两朝积攒的家底，却死不认错路走到黑。当中东战云密布时，他选择站在文明的对立面，揪了一伙邪恶轴心，大肆吹嘘一带路海市蜃楼。崇祯苦撑十七年就亡国，比他更平庸邪恶的习近平，又还能折腾几年？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仅从习仲勋事实上是因为毛泽东钦令才被整肃了十六年之久之后却又和夫人齐心时时处处为毛泽东开脱甚至还向毛泽东表达深切怀念甚至是感激之情的表现看，无论是习仲勋和齐心夫妇还是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对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那份情感之奇葩，实在难以为常人所能理解。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活该吴小晖娶了邓卓芮就敢怠慢邓家贵》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标题中所说的邓家贵是习近平最为敬重的大姐齐桥桥的第二任丈夫兼齐桥桥以及习仲勋和齐心的第一个第三代，习近平最疼爱的外甥女，齐桥桥与第一任丈夫所生女儿张燕南的商业合伙人。 有人说习近平“定于一尊”之后，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只敬重两个人了。一个是他尚还在世的生母齐心，另一个就是习氏家族大姐大齐桥桥。这都是因为在当年的习家，除了齐桥桥辈分上的大姐大地位，更因为她是在习仲勋复出之后， 唯一一个被“组织上”安排在习仲勋身边充当秘书角色的一位，日后在习仲勋被邓小平中止职务，到南方休养之后又辞去武警高阶警官职务，随父到深圳和珠海定居，对习家贡献最大，所以在习家的地位最高，习近平对她从来都是敬让三分。她与前夫的所生女儿张燕南也因此倍受习近平的疼爱。 坊间有传闻说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他自己的女儿习明泽跟随到杭州读书。期间张燕南只身到到杭州探望舅舅，习明泽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又来和我争宠来了!” 按照一位齐桥桥“闺蜜”的说法，齐桥桥倍受习近尊敬且惠及她当年在内蒙古生下的女儿张燕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因，就是当年在内蒙古“插场”的齐桥桥，虽然个人倍遭磨难，但仍然对自己家中大姐的责任念念不望，每月区区几块钱的收入到手后先想到的就是寄给在陕西插队的大弟习近平一部分。当时的习近平倍受感动。 一说起当年所遭受的磨难，正常人都会把施难的罪责追加到毛泽东身上。但无论是齐桥桥和习近平姐弟，以及当时的习仲勋和齐心夫妇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齐桥桥对当年离京赴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时的最深印象就是母亲齐心特别给她带上了一尊一尺多高的塑料制的毛主席整身塑像。 对那个疯狂的年代有记忆的人都知道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怀揣《毛主席语录》是每个中国（大陆）人的强制性标配。但出门在外怀抱一尊毛泽东塑像的情景还是比较少见，更不是强制要求。 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当年的齐心和齐桥桥对“伟大领袖”的愚忠有多深。 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记得，自200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被立为党国“王储”之后，海内外舆论一度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惨遭毛泽东迫害“而寄希望于他会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开明领导人”。不过当时的毛左势力已经看得十分明白。 早在习近平登基之前的2011年3月，即已经迫不及待地以接班人身份到韶山向毛铜像致敬并参拜毛舍。这次以“王储“的身份专程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参拜，已经是他习近平人生中的第四次了。第一次是他在“文革”初始”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中以”毛主席的红卫兵“的身份，据称是和日后成为”棋圣“的聂卫平同往。第二次是他在”文革“中入党继而成为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之后。据称同往者之一就是当时的清华工农兵学员宿舍的舍友，日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的陈希。第三次发生在1997年。而这第四次是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身份，当然更是思绪万千，喝退下人后独自在青年毛泽东曾经睡过数年的竹床上端坐良久，洒泪离开时留下了一句为全体毛左们打了一针鸡血的名言：“（红军到陕北时）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我们一家对毛主席充满感激！” 习近平当时如此之言的“史实”依据是习仲勋怀念毛泽东时所说的原话：……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当时的毛左网站之一乌有之乡闻风而动，当即发表了《没有毛主席 哪有今天的我》的称颂文章，说是习近平上韶山表明党中央坚持捍卫毛泽东主席的地位，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决不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自我否定历史、“挖祖坟”进而自我毁灭的覆辙。 文章还说：巧合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掀起“非毛化”思潮，有人提出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时，正是习近平的父亲，因“《刘志丹》小说案”被毛泽东打倒，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的习仲勋带头上韶山捍卫毛泽东。 这篇毛左文章中援引2003年第十二期《中华魂》刊登的文章《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韶山感言寄语》内容：“面对非难和倒行逆施，党和人民给予有力回击”。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上韶山后写道：“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而当时的中共官媒《湖南日报》等则这样描述：此刻的毛泽东广场上，花如潮，人如海。毛泽东同志铜像巍峨耸立。习近平献花毕走向广场挥手向广场上的群众致意时，整个韶山响起的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女声演唱。毛泽东铜像前迎来了习近平副主席的鲜花，韶山民众幸福地笑了，这笑声同样会感染更多的人，因为从习副主席的行动中，人们得到了“毛主席最亲”的新理解与新诠释。 有一位在湖南省委工作过的人士曾经告诉笔者，当年为迎接习近平响彻毛泽东广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文革红歌，是韶山方面事先派人到北京请彭丽媛亲自演唱并录制的。 这令笔者也想起坊间所谓习近平与彭丽媛的“罗曼史”。说的是两人经“中间人”撮合安排第一次见面时，习近平首句话就是“你都唱过什么歌呀？”。于是彭丽媛清唱了两首最打动习近平的歌，一首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第二首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的那句“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恰恰就是指的习近平所说的“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的那段历史。于是当彭丽媛卯足了嗓音唱完最后一句“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后，习近平立刻就与她“知心的话儿飞出了心窝窝”。 笔者也知道这很有可能只是调侃，不过当年的毛左乌有之乡网站确实刊登过一篇标题为《彭丽媛一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震惊了考官》的吹捧文章，最初发表于习近平登基的两年之后。内容中说“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就是凭一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考入艺校的……。彭丽媛说当时最流行的就是这首歌，‘戏匣子’里每天播放的都是这个曲子。” 当年《炎黄春秋》被迫停刊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曾撰文指出：“习近平上任之初，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主要根据就一条：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嘛。可是《炎黄春秋》的遭遇告诉我们，偏偏是习近平这个当儿子的，最不买习仲勋的账。习近平上任以来，不但没有纠正他的前任们打压言论的错误，反而倒进一步强化了对言论的打压。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习近平不像习仲勋。” 不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习仲勋无论是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期还是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期，其言论多有开明之处，但若单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方面，习仲勋生前不但从来没有半点“出格”，而且始终都是自觉自愿地极力维护毛泽东。 习近平登基的当年，有好事者特别撰文《习仲勋三次视察湖南》发表在（湘2012年第3期上）。其中一段描述是毛主席逝世时他习仲勋下放在河南，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很想连夜赶回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可是不能。于是就到山上采了野花扎成一个小花圈，用白纸写上 “您培养的共产党员习仲勋”几个字，鞠躬致意。 习仲勋当年因为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而惨遭迫害十数年，被允许从河南流放地回京次日，见到前往探望的胡耀邦之后，向“组织上”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尽快到毛主席纪念堂拜祭。 1978年12月20日，正在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复出工作后的第一篇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文中无限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对下级干部，总是那样关怀爱护，态度谦和，十分亲切。我每次见到毛主席，总要约束自己少说，但接触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话也就多了；谈完后，我又总是埋怨自己说多了，有些话说错了。可是，毛主席从未责怪过。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又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 被调回北京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又在当时党内党外批毛、否毛、清算毛的强烈呼声中逆风而行，亲登韶山示范“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厚感情”。 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与姐姐齐桥桥共同参与审定了《习仲勋革命生涯》一书，其中收录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岁月》、《冷静清醒的领导者》、《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日子里》、《习仲勋关心党史研究》等六十余篇文章中，吹捧毛泽东的内容有很多，对于他本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则全部归咎到“文革”前的康生，和“文革”期间的康生以及江青、林彪反党集团身上。 于此同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也是利用一切机会，替毛泽东洗脱以替高岗翻案的罪名整肃习仲勋的罪责。 按照齐心本人的回忆，习仲勋对毛泽东的一片忠心从他齐心当年在延安第一次拜访习仲勋时就深深感觉到了。当时习仲勋所住窑洞里就张挂着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的陕西富平老乡，《习仲勋的革命生涯》的主编之一曹振中多次采访 了齐心之后写下的《深情怀念习仲勋同志——几件往事的追忆》中记述说：大姐说，16年审查期间，他对毛主席始终没有任何怨言，对党的事业坚信不疑。 按照齐心的说法：1962年秋，在习仲勋身陷逆境时，是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在毛泽东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1963年有人意图是置习仲勋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第二次保护了习仲勋。1975年，毛第三次关怀习仲勋。此时习仲勋虽然被关押十几年，但是对毛泽东却没有任何的怨言……。 齐心在她的回忆录中特别强调当年的毛泽东只是在大会上随口念了康生递过去的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但全部事实是，当时毛泽东“随口”念了这张纸条后，立刻就借题发挥，继续说道：“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这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中的一部分，这在中共公开的党史资料上都是有案可查的。那句著名的“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就是由此生发的。 另外，毛还在这次讲话中说道：“请邓小平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于是邓小平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周，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这里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布的五个被剥夺参加会议的人是：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习仲勋在内的五个人都已经不在会场上。这说明审查习仲勋的决定是在康生在会场上给毛泽东递条子之前就已经做出了。 当时的毛泽东接着说道：“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一九五九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一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 而正是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直接将习仲勋定性为“反党分子“，并在会议上决定成立两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才令康生有了“上方宝剑”，从此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开始狠整习仲勋。 所以，齐心的所谓毛主席在1962年保护了习仲勋的说法，纯属自欺欺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观察以巴战争，会发现它与俄乌战争一样，除了战区的军事战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政治战与舆论战；引发的分裂则比俄乌战争更甚。目前，以色列-美国联盟在军事上完全占压倒优势，但舆论战成势均力敌之态，西方只在主流媒体上占优势，社交媒体上则是穆斯林一方占优势。政治战上，美国比俄乌战争时明显被动很多，至今未提要召开联合国大会，动议谴责哈玛斯-巴勒斯坦。10月16日，联合国召开安理会，俄罗斯呼吁在加沙实行人道主义停火未能通过，但反对停战决议国家只有美英法日四国，支持的有俄中、阿联酋、加蓬、衣索比亚五国，其馀的国家弃权。这对美国明显不利。 西方支持以色列，后院火星四溅 哈玛斯所行之事仍然与过去没有区别，非常残暴；西方国家也未改变对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定性；以色列的靠山仍然是美国，布林肯以美国国务卿身份表态毫无保留支持以色列之时，还特别声明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放在以前，哈玛斯向以色列首先挑衅，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多数会保持沉默，两不相帮；西方国家也不会有人胆敢上街游行抗议，公然表达对哈玛斯的支持。但这次以有个与以往最大的不同特点：不仅阿拉伯国家一边倒地表态支持哈马斯并谴责以色列，欧洲各国更出现少数民众兴起反犹太主义行动，或在网路上散布支援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哈玛斯”的言论，英美各国的大学还发生了支持哈玛斯的签名抗议活动，英国、法国不得不宣布，凡参加支持哈玛斯活动的外国学生，将取消签证，遣返回国。 在欧洲，每天都有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布鲁塞尔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比、法、意及欧盟领导人纷纷谴责该袭击事件。 民主党基本盘在以巴冲突中势同水火 最戏剧化的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发生的事情：民主党总统拜登、防长奥斯丁与国务卿布林肯都坚定地表示支持以色列，但他们的基本盘却不与他们保持一致：BLM、青年学生（包括高中生）、美国的穆斯林都有人支持哈玛斯。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等常春藤大学，均出现了支持哈玛斯的抗议活动。 且看巴以战火如何灼烧美国教育界。 哈佛最先出现支持哈玛斯的签名活动。10月10日，由34个哈佛学生组织组成的联盟表示，以色列该为此事件负全责。声明强调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压迫，呼吁哈佛大学社区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打击。声明的最后写道：为了学生的安全，所有最初签署组织的名字在此时被隐藏。 这所大学所发生的一切，在美国教育界很有代表性。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学生10月13日举行了支持哈玛斯的示威，参加者高呼 “一个解决方案” 以解决巴以冲突。在赞扬哈玛斯时，一名与会者声称，这个恐怖组织是在“为他们的人民而战，为他们的国家而战”。这次集会用印有哈玛斯滑翔伞的传单进行宣传。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学生们举行了反以色列集会，参加者们高呼 “起义，起义” （intifada, intifada），这是阿拉伯示威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唤起了对过去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起义的记忆。 以上仅仅只是美国大学中支持哈马斯抗议活动的数例。就在笔者截稿之时，各大学的支持哈玛斯活动还在此起彼伏地发生。 这种分裂也发生在高中。新泽西的Cherry Hill East高中，在高中学生当中，也响应了哈玛斯全球愤怒日的号召，因以巴冲突发生严重分裂。 以上情景与中国文革初期一样，全国大中学生（包括部分五年级以上的小学生）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大辩论。 民主党的最紧密基本盘BLM也出来表态。Black Lives Chicago于10月11日在X上发表了如下图片： 推特截图 降落伞上挂著巴勒斯坦国旗，下面写著“我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引发了愤怒。BLM 全球网路基金会明确表示，它与芝加哥分支或BLM的草根组织没有关系。金主发怒，BLM 芝加哥不得不表示反悔，删去该帖。 以上情形，与美国民主党这些年急剧左转、基本盘各派政治态度（特别是在以巴的立场上）相互冲突有关。盖洛普自今年3月以来就以巴冲突对美国人进行一项追踪调查，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逾半 ，达54%；支持巴勒斯坦人则只有31%，只有 15% 的人没有偏好。但美国民主党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率为 49%，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准；对以色列的支持率仅为 38%，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准。另外两个资料更人令人寻味：70%以上犹太人支持民主党，共和党的人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反而高达78%。就在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要求白宫降低对以色列的支持度之时，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科顿敦促国土安全部驱逐支持哈玛斯的外国人。 美国犹太商界大佬纷纷对哈玛斯支持者合上支票本 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常大，早在2004年，小布什任总总统期间，曾经签署《全球反犹太主义审查法》（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这部法律对何谓“反犹太主义”有非常详细的条款，对犹太人呵护备至，如同后来对黑人的呵护一样。 但犹太人不是黑人，不需要特别保护，在美国政界、工商界、金融界、媒体界崭露头角的犹太人比比皆是，创办的企业多赫赫有名，例如高盛、花旗银行、戴尔、摩根大通、雅诗莱黛、英特尔、谷歌、脸书、哈根达斯、时代华纳、梦工厂、美国广播公司、迪士尼集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Viacom、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星巴克、唐恩都乐、甲骨文、喀尔文·克莱文、玩具反斗城、孩之宝、达索军工、罗斯柴尔德银行、汇丰银行、推特、埃克森美孚石油、BP石油、海湾石油、葛兰素史克、辉瑞制造、强生、拉菲、杜邦、美高梅、孟山都、雪佛龙、微软（比尔盖茨母亲是犹太人）等等。许多中国知名科技企业都有犹太人的入股。 犹太富商一直是美国各大学慷慨的捐助者。大学发生的哈马斯支持抗议活动终于引发美国商界大佬们的强烈反弹。毕业于哈佛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和其他几位商界领袖要求哈佛大学公布学生姓名。阿克曼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发表支持恐怖分子行动的声明时，一个人不应该躲在盾牌后面。”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十几位企业高管支持比尔·阿克曼拒绝雇用哈佛学生团体成员的呼吁，其中包括沙拉连锁店 Sweetgreen 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纽曼 （Jonathan Newman）等，一致表示不会聘用这些哈玛斯支持者。 可能的“黑名单”给学生们极大压力。据哈佛校报Harvard Crimson报导，在反对声日益高涨之后，截至10月11日下午，最初34个签署该声明的学生组织中，至少已有8个撤回了在声明上的签名。哈佛大学校长Claudine Gay和包括 15 名院长在内的高级领导层10月12日发表声明称，他们“对哈马斯本周末针对以色列公民的袭击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感到心碎” 。但声明避免直接提及这封学生信或对此的反应。 哈佛校方的态度让其重要捐助者亿万富翁、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创始人列斯利·韦克斯纳（Leslie Wexner）的不满，他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中正式切断了与哈佛大学的所有联系和财务支持，这封信的开头称哈佛大学为“哈玛斯哈佛”（Hamas Harward），直言“哈佛大学领导层未能针对以色列无辜平民被野蛮谋杀采取明确、明确的立场，这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恶心。” 哈佛大学是美国政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培养了八位前总统和九位现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大法官，因为在以巴冲突中支持了哈玛斯，立刻被捐款人抛弃；其他的学校也难免遭受这种待遇，前美国驻华大使、曾任犹他州州长的洪博培（Jon Huntsman ）抗议宾州大学在以色列遭受哈马斯攻击后表现的沉默，说近年来宾大已变得面目全非，他的家族基金会将对宾大“合上支票本”。洪博培一这家三代都是宾大毕业，给宾大的最大一笔捐款是1998年向宾大沃顿商学院捐助的四千万美元。 Leberial立场的网刊The Free Press发表《捐助者的反抗能拯救美国大学吗？》 https://thefp.com/p/can-the-donor-revolt-save-american-universities… 一文，列举了美国大学出现支持哈马斯的抗议之后，商界大佬们用合上支票本、停止聘用、开列聘用黑名单等方式表达愤怒的多个事例之后，提出是Woke毒害了美国大学。这个反思回避了Liberial自身的责任，如果不是Liberial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罗琳等类人物在美欧社会的持续推进，美国大学不会被极左Woke（觉醒主义）占领。极左从2020年开始抛弃了这些Liberial，不代表Liberial就与大学的极左化脱离了干系。 目前，以巴冲突正在发酵，10月16日，加沙人员密集的阿赫利浸信会医院（Al-Ahli Hospital）遭到袭击，被夷为平地，人员几乎全部丧生，这在巴勒斯坦和中东引起巨大波澜。这类新的人道事件如果再度发生，世界分裂还会继续扩大。美国拜登政府不仅要面对世界分裂，还得面对本党分裂，处置不当，还会失去不少犹太金主的金钱支持。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当年的安邦集团总裁吴小晖在陈小鲁为他成功牵线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后，因为又攀上了更高的“高枝”邓家格格邓卓芮而冷落了习家姐夫邓家贵。这可能是习近平下决心收拾他吴小晖的重要因素。 本专栏上周一和周五刊发和播出的《习近平让毛泽东后代经济上翻身，政治上扬眉吐气》、《邓小平的最恨就是习近平的最爱》两篇文章中，主要介绍了因为截然相反的对待毛泽东和针锋相对的对待文革的实际态度，决定了对李讷和毛远新之类在文革中犯有罪行的毛家后代，邓小平的恨有多深，习近平的爱就有多切。习近平对毛泽东后人的深情厚意及无微不至的关爱甚至还惠及到了毛泽东生前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身上。 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讷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级退休待遇，也让毛远新享受了副部长级医疗待遇之后，居然又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芮的夫婿抓进监狱……，一爱一憎，分明无比！ 如上文章内容刊登后，有自称目前“在国外暂避风头”的知情者联络笔者讨论说，抓吴小晖一事的客观作用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习近平替毛家后代出了口恶气，但替毛家后代出气并非习近平下令重处吴小晖的初衷， 习近平真正恨的是当年被陈小鲁引荐给他这个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之后，目光短浅的吴小晖居然还嫌他习近平的大腿不够粗，转而投奔了邓家……。 我们本专栏十月九日刊登的《习近平已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复仇》一文的最后，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这个邓卓芮就是前文说过的那个眠眠，是邓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 有好奇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在“谷歌”里键入“邓小平，眠眠”五个字，跳出的首条就是“邓小平抱着眠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点开之后即可读到“图为在江西艰难的日子里，邓楠生了个女儿叫眠眠，外公邓小平抱着眠眠，脸上露出难得的快慰”等说明字样。 除了这张照片，更能体现邓小平生前充分享受天伦之乐，并为全中国人所熟知的一张邓小平与眠眠的照片，就是那张“抓住小辫子” 。邓小平网上纪念馆的照片说明是：“一天，外孙女眠眠自己扎了许多小辫子，邓小平一把攥住，说：‘抓住小辫子！’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正是以不怕抓辫子（即不理睬‘四人帮’的攻击诬蔑）的精神同江青一伙作坚决斗争的。” 另外，中共官方在邓小平去世之后陆续发行的一些宣传片中，眠眠的“戏份”都是比邓家第二代成员们的“戏份”还重，足见这个眠眠，也就是邓卓芮在邓小平家庭中的地位之特殊。 至于这个邓卓芮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已经是三婚的吴小晖，而日后习近平为什么单单要对吴小晖下狠手，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 这里需要解释一句，按照邓小平三女儿邓榕曾经的对外解释，邓小平在世时，即为其第三代立下起名的规矩，那就是无论是邓小平儿子还是邓小平女儿所生的孩子，一律姓邓，而且都必须是把邓小平妻子卓琳的姓氏放在名字里。这就是为什么邓楠所生的眠眠大名为邓卓芮，邓质方所生的小弟大名为邓卓棣……。 另外，邓小平生前，所有第三代都要称呼他爷爷，没有“内”、“外”之分。 读过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应该会熟悉如下一段故事内容：邓小平家同陈毅家是挨着的，打开邓家的后窗，就是陈家的小前院。于是，邓榕便和与自己同岁的陈毅小女儿珊珊（陈珊珊）成为了好朋友。两人第一天进小学的时候，彼此紧紧地拉着手的情景，多年后邓榕依然记忆犹新…… 这个陈珊珊有三个哥哥，其中名气最大的并不是曾经官到正部级的大哥陈昊苏，而是已经去世的三哥陈小鲁。 网上曾有报道说：当年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陈小鲁丧事期间，王岐山夫妇和习近平弟弟习远平都送了送花圈。前传媒人宋阳标透露，习近平当天向陈珊珊的夫婿，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说：“小鲁是我多年朋友，听闻小鲁去世，深表关注，希望处理好后事！家属节哀！” 长年在外交系统工作，在丈夫担任港澳办主任期间基本上是赋闲在家，平日里走动最多的仍然是邓家的陈珊珊，而且居然还为邓家第三代当了一次“媒婆”。 陈小鲁于2018年二月去世后，笔者非常崇敬的最知名的海外中文写手，三年前不幸去世的闫润涛先生即发表了《陈小鲁是气死的不是吓死的》一文，文章的首段内容是：“陈小鲁死的当天网上传言说是第一野战军副政委的儿子抓了第二野战军政委的外孙女婿吓死了第三野战军司令的儿子。事实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这里说的第一副战军副政委是习仲勋，第二野战军政委是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则是陈毅。 不过事实上当年与邓小平担任一野政委、陈毅担任三野司令（兼政委）的同时，习仲勋的职务应该是一野政委兼西北军区政委，而不是副政委。 那么，一野政委的儿子习近平为什么要抓二野政委的外孙女婿吴小晖？而三野司令员的儿子陈小鲁到底是因为吴小晖的被抓吓死的还是气死的呢？ 首先，陈小鲁生前曾被审查并遭受边控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2019年就在陈小鲁去世一周年忌日的当天，他的生前挚友，中共前农业部长何康之子何迪将此前撰写的怀念文章《启蒙·知交·楷模——我与小鲁的挚友生涯》放到网上。文中虽是极力为陈小鲁撇清与吴小晖的关系，但该文中至少是公开对外证实了陈小鲁因为吴小晖受审查是千真万确的。 该回忆文章《最后的日子》一节中这样写道：“2017年12月30日晚，我邀请了涯子、东明、万峰等一众好友为从上海返京的小鲁接风，并预庆元旦、新年。安邦保险集团自2014年被《财经》、《财新》、《南方周末》等媒体质疑和爆光后，小鲁成了被‘首富’的焦点人物。2017年6月，董事长吴小晖被拘捕；8月小鲁被边控，12月小鲁应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门对吴小晖案的取证调查……。” 前面说的关于习近平对王光亚称陈小鲁是他“多年朋友”的说法，笔者无从证伪，但仅从习、陈两家并无交往之记载，以及习近平与陈小鲁之间七岁的年龄差距，以及当年从未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等方面判断，“多年朋友”的关系实在有些牵强。 而仅从逻辑角度判断，陈小鲁2017年12月“应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门对吴小晖案的取证调查”，即使不是习近平亲自指示，习近平最起码也应该是知情的。更何况在“应召”去上海的前四个月，陈小鲁即已经被“边控”了。 什么叫“边控”？百度百科的权威解释是“边控即边境控制，它是为防止涉案的外国人或者中国公民因其借出境之机逃避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给境内的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等带来重大损失，而通过法定程序在国边境口岸对之采取限制出境的一种保全措施。” 也就是说，2017年年中，邓小平的长外女婿吴小晖被拘捕之后，陈小鲁即被没收了护照，断绝了他以合法手段离开中国的可能。 按照何迪回忆文章中的说法：对于案情及是否要退赔，没成为小鲁的思想负担，反倒是办案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令他非常不爽……。2017年12月28日，侦查大队通知陈小鲁可以回京，但不是审查结束……。 也就是说，直到2018年初突然去世，陈小鲁仍然还是待“罪“之身，对其采取的“边控”也好，“候审”也好，都是随着他的去世才不了了之的。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说：“小鲁突然病逝，许多人把他的去世与去年底在上海的取证调查联系在一起，认为心肌大面梗死与外来压力有关。我不愿作此想。” 而润涛先生生前文章中所说的陈小鲁是被气死的，似乎有点道理。这和吴小晖被抓之后，邓卓芮即患上严重忧郁症的说法相一致。 润涛先生的文章中说：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被逮捕后，中共会如何对待陈小鲁？根据网上文章披露，按照中共官方的商业公开资料，陈小鲁自己开的公司加起来占有吴小晖的安邦总股份的51%。就是说，在商言商，按照商业规则，安邦的实际掌门人是陈小鲁，因为他不仅仅是最大股东，而且他本人也是理事，等于后台前台他都占位。安邦有资产超过万亿，那么，陈小鲁的个人资产应该是数千亿规模，可能超过了姚依林家族在海航的资产。 陈小鲁自己给自己在媒体上挖了个埋自己的坑：他说他在吴小晖的安邦里不拿钱，只是站台。等于当活雷锋。这对习近平来说就可顺水推舟了。把吴小晖抓捕后政府接管安邦集团，派人去安邦。陈小鲁你自己承认安邦里没有你的钱，那就一笔勾销，安邦的资产全部被政府部门接管。陈小鲁还有什么话说？……估计他最生气的是：股权没了，他想要回当理事的每年上千万的工钱估计也没得到……。最后一下子归零了，追悔莫及。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透露90年代作为温州市的小干部，吴小晖曾跟随时任市长、新四军刘英之子刘锡荣探望粟裕老伯，得以认识小鲁。后来，吴小晖下海，以代理上海汽车营销起家。大约在1998年吴小晖邀请小鲁作他公司的顾问。90年代末，为了解决加快高速公路建设与资金不足的矛盾，上海市、浙江省政府率先推出以BOT方式吸引民营企业投资。其中，浙江推出了杭宁高速浙江段的招标。吴小晖做汽车营销生意，与公路建设有天然的联系，他想去竞标，无奈名气不够，于是抬出了小鲁。先后组建了上海标准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标基公司)、浙江标准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及杭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请小鲁挂名董事长……. 从此之后吴小晖与陈小鲁的生意越滚越大的过程从略，只需要特别强调陈小鲁曾经向当时的浙江省领导引荐吴小晖，而这个省领导应该就是从2002年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还说：“2004年，吴与卓芮结婚，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去问小鲁，他竟然全然不知。去问后得以确认，他警告吴不要再胡来，娶了个格格，要好自为之。他还说，小晖另攀了高枝，自己可以解脱了……。” 这里所说的吴小晖与邓卓芮的婚事陈小鲁“全然不知“也许是事实，原因是吴小晖通过陈小鲁结识了陈珊珊后，是陈珊珊为吴小晖牵线敲开了邓家大门。 陈小鲁之所以说“另攀了高枝”，意思既是指他自己这一“枝”对吴小晖来说已经不够高，而且他为吴小晖引荐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这一“枝”也满足不了吴小晖的胃口。 按照前文提到的那位自称目前“在国外暂避风头”的知情者的分析，当初的吴小晖在被陈小鲁引荐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后，在北京等地开有房地产公司的习家姐夫邓家贵欲与吴小晖的众多产业之一浙江国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强强合作”，没成想人家吴小晖根本没拿正眼瞟一下邓家贵，因为人家看上的是邓卓芮。 应该说，不但是当年的吴小晖，就是当年的陈小鲁应该也没有预料到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习近平日后居然会成为胡锦涛的总书记接班人。 习近平上台之后，照理说吴小晖应该对自己当年的有眼不识泰山，没有答应邓家贵的合作邀约而追悔莫及。谁成想利令智昏的他居然还敢继续以先皇孙驸马自居，无法无天，毫无收敛。结果，报应终于来了！ 吴小晖被判决之后，其母林美香连续28次申请探视均遭拒绝。一怒之下，此女开推特账号，爆当局借接管安邦之名乘机侵吞299间民企……。给外界以吴小晖家族已经“人财两空”的印象。但事实上如果从吴小晖和邓卓芮的爱情结晶“吴邓卓”的当然继承权角度看，这位“吴邓卓”才真称得上是人财两失，父亲被习近平下狱的同时，父亲辛辛苦苦聚敛的安邦两万亿人民币资产被充公，意味着“吴邓卓”所能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多只剩两万亿的零头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请读者和听众们参照阅读本专栏2018年6月27日 的文《万亿被充公，邓家第四代人财两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郭台铭两度“试图”参选总统，之所以说他试图，因为第一次没有成真，而这一次虽已展开连署，但在正式登记之前，仍然存在变数。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执念，我不这样看。 有道是，有钱就是可以任性，而郭台铭有钱的程度，大概可以让他天天都任性一次，一个年过七十的豪野人，就算每四年都任性一次，应该也不算过分。 从经济运行的规律可以得知，当一个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时，对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不利。郭台铭无论是首富或排名第几，差别并不大，他仅凭鸿海的持股，去年就有9 3亿元入袋，即使每天花一千万元，这笔钱也足足够他花三年，花不完的这些钱如果存在银行，每年大概也就是两三亿元利息，对他来说简直是可有可无。而有钱人的财富如果不流动，社会就会陷于停滞，肯定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一个人再怎么有钱，一天也就是三顿饭，即使都是山珍海味琼浆玉液，也吃不了多少，钱一旦大量进了富豪荷包，能促使它流动的，大概只剩买古堡飞机炒豪宅一途，但这些大都与市井小民无关。为了能让富人的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于社会，课征富人税是个好办法，但政府通常不敢得罪他们，也因此，鼓励富人选总统，不失为一个另类的好办法。 根据有经验的人士估计，制作一份连署书的直接成本，从设站租金、工作人员连工带料，约需要两百元，但考虑到组织动员，宣传广告及大型造势等，行家估计每份的成本可能要拉高到两千元新台币，郭董的目标喊到一百万份，仅这笔预算就高达二十亿元，这张门票还真的不太亲民，大概也只有如郭董这一级的少数人玩得起。 就笔者近月来的观察，上述成本估计恐怕还是保守的，以双北市而言，连署站通常都设在蛋黄区店面，月租十万起跳是常态，而郭董砸在广告宣传上的手笔也令人咋舌，电视网路不说，公车广告看板几乎全面撒网，而穿流在各大街小巷的LED宣传车，据笔者所知，小型车的日租行情是一万，含司机则需外加三千，月租就逼近四十万元，中型车价码则不详。郭董在全台出了几部宣传车无从得知，但这笔开销，绝对会是令其它候选人知难而退的数字。 按照这个规格，郭董如果跑完整个选程，估计花个五十亿元应该不算夸张，但对他而言，不过如九牛一毛罢了。这些钱和买古堡飞机美钻很不一样，它是货真价实的流入民间生活，从茶水阿姨到抬轿大咖都能享受到实惠。再从经济学上的乘数效果来推算，这笔钱流动三手之后，就可以发挥带动一百五十亿元的GDP规模，谁敢说郭董参选只有他一个人在爽？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民主真是个好东西，不仅可以体现人生而平等，不但人手一票，票票等值，而且还可以贡献GDP，活络国民经济。也因此，我们应该鼓励所有富人都来独立参选，林百里、曹兴诚甚至张忠谋等，下回可以相约一起来，说不定可以发展出一门“选举经济学”呢。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极权中国，没有百年投资，也没有快乐投资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私募圈突然传出一则噩耗——深圳善祥基金官网发布消息：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已逝世，请投资者尽快登录“善祥基金”微信公众号，公司基金产品将进入清算流程。该消息语焉不详，年仅三十八岁的关善祥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去世的？惹人猜测。随后，网上有消息说，关善祥是前一天在家中自杀的，是自刎而死。这种死法让人骇然。死亡原因估计与他操持的投资巨额亏损有关。 中国金融分析师“超级财经”曾在推特上质疑关善祥的投资能力。贴文指出，关善祥重仓地产和保险股票，尤其是恒大和融创的股票，造成血亏百分之六十四，贴文讽刺说“能把地产和保险的大雷都踩了，关善祥也不是一般人。” 关善祥是一名高调的职业投资者，深圳灏四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善祥基金董事长。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股市，通过股票投资，二十八岁就实现财务自由，号称“中国巴菲特”，据称创造过从三十万本金到上亿的十年数百倍收益。他拥有百分之百股权的灏四方资产，致力于为投资者实现家族资产战略转型升级，布局资本市场股票投资。旗下所有基金均设置至少三年以上的投资锁定期，宁愿减少管理规模也不接受短期资金，倡导长期的价值投资。 中国的商人稍有点钱，就喜欢往文人乃至哲学家方向靠。关善祥出版过《传世投资》一书，书中提出“价值投资”的理念，主张投资即是人生修行：“人生是一场巨大好玩的游戏，假如我们的人生过得痛苦，必然是我们的活法与心法出现了问题。投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场好玩的游戏。……我认为百年投资是我要进行的一件人生艺术品，一年又一年，极具耐心地将这件艺术品去完成，我极之享受其中，而非因为赚钱，更非因为消费享受金钱，我从来只过著非常简单节约的生活，我的快乐源于投资本身的精神世界，而非金钱。” 据《证券时报》报道，关善祥有三个小孩，长期吃素，对空气品质要求很高。如果在美国，他还真能跟那些喜欢禅修、瑜伽、老子、印度教等东方哲学及环保理念的硅谷或华尔街巨头们谈笑风生、称兄道弟。然而，在中国，这些“正能量”都无法拯救他脱离危机，等待他是一望无际的深渊，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百年投资、快乐投资，当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本行不通。中国没有百年企业，哪来百年投资？中国人含辛茹苦积攒的资产都如韭菜般被镰刀斧头割去，哪里有快乐投资？关善祥成不了巴菲特，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股票市场，但并无真正的股票市场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私有产权、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中国的股票市场是特权阶层的游戏，不是关善祥这样的平民子弟“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舞台。即便是黄光裕、肖建华、许家印这样曾富可敌国、呼风唤雨的白手套，最终下场也如《红楼梦》所写“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二零二一年，在股市纵横驰骋十数年的关善祥触礁搁浅。他在一封发表在雪球网的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责怪自己的愚蠢，反思自己的策略，真心希望我能承受所有的担忧、焦虑和损害。”最后，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疫情这一“天灾”和官方强力干预经济这一“人祸”。天灾人祸都是个人无能为力的，如项羽在败亡中的叹息“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也如崇祯皇帝在上吊殉国前的自我辩解“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虎口夺食，岂能不被老虎吞噬？ 佛经中说，一鲸落，万物生。但在中国，事实却相反，如同鲸鱼般的恒大倒下，无数像关善祥这样寄生于恒大的小鱼小虾只有死路一条。 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者更是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前一直谎话连篇的关善祥在总结投资失败的原因时，直指政府朝令夕改、胡作非为：“目前投资底层逻辑已经转变，房地产行业风险的集中释放，各种政策叠加发力，民营房企确实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回款不畅，就会造成资金断裂的危机。……这种置之于死地式的调控，实在让人无法想像，匪夷所思！一个涉及十几万亿关乎全国人民利益的大行业，政策说变就变，说改就改，没有任何过渡期，简单粗暴一刀切。人治的行政手段远远大于法治手段。……之前也有教育培训行业，一夜之间就封停。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培训行业股票股价一时之间跌去百分之九十。完全没有给予过渡、调整的空间。今年以来这种现象特别明显，还有众多一夜之间就被封杀的股票。这造成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市场对民营企业失去信心。” 关善祥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标志著一个新时代来临了：“这一两年的各项政策，深深感觉到今后是一个‘国进民退’的时代。……民营企业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一叶轻舟，说翻就翻。过去我们投资还刻意投资民企避开国企，因为民企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效率。但今后，还必须强调拥有‘优秀背景股东’政策的方向。……政府政策的导向是以国企央企为主导，收购民营企业。在煤炭、钢铁、稀有金属、传媒、教育、金融理财等领域都是以国企为主导。现在房地产行业也面临向这个方向发展。政策支援国企维护市场稳定，实质是对市场优质项目进行低成本的收割。”他用了“收割”这个词，一语道出真相。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和他的公司岂能全身而退？ 中共建政后，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诗：“一切都是共有的，除了牙刷。”这句诗在毛时代广为传颂，实际上，那时的中国农村，大部分农民连牙刷都没有。历史学者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中写道：“在统制经济情况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家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行政权力支配。……统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基础，是官僚特权的肥沃土壤。极权政治又是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条件。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最终，这套制度让中国陷入一穷二白、国民经济崩溃、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 邓小平时代，当局实行改革开放，让渡部分经济自由，让中共政权绝处逢生，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习近平掌权之后，觉得极权体制千疮百孔，更嫌权力不够集中，在政治上要回到毛时代那样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在经济上也要回到统制模式，民营企业的好时光结束了。 习近平的书单上没有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的经典著作《全能政府》，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死路一条。他的经济政策逼死了关善祥，自己的下场未必比关氏好多少。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书中指出：“所有文明，迄今都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如果历史能教导们什么，那肯定是：私有财产权和文明，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反之：“自古以来，政府一向热衷于干预市场机能的运作。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来未曾达到所要追求的目的。……执掌强制与胁迫机构的人，本质上，都会高估这种机构成事的功力，并且都会努力争取更多权力，要让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服从这种机构的直接命令。”在纳粹德国和苏俄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之际，米塞斯预言说，这两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必然败亡：“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完全控制生产手段。政府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政府给每个人分配一份消费财产供个人消费。如果不这样，这两种体系将不应该称为社会主义体系。”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当然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上篇文章《习近平让毛泽东后代经济上翻身，政治上扬眉吐气》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年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及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悲惨境遇都已经因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否定和对文革的重新肯定而苦尽甘来。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讷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级退休待遇的同时，也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芮的夫婿抓进监狱……，一爱一憎，分明无比！ 而邓小平的憎与习近平的爱之强烈对比，更是表现在对虽然不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但却被江青视如己出的毛远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上 。 熟悉中共文革史的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知道毛泽东在整个文革十年过程中在政治上最为依重的三个自己的家庭成员分别是江青、李讷和毛远新。李讷是文革初期的毛泽东“联络员”，而毛远新则是文革后期的毛泽东“联络员”一直到毛泽东归西。 比李讷年轻不到一岁的毛远新因为小时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为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直接喊江青妈妈，与李讷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后一样被“隔离审查”。只是毛远新被“隔离审查”的时间长达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前李讷都已经在杨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远新却被邓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根据中共官方党史文章介绍说：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更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对由他自己下令复出工作，基本上已经取代了周恩来的邓小平日渐不满，于是安排了毛远新担任他本人与邓小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们的联络员。 从那以后，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邓小平、华国锋，以及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员在内者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当时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制笔记本，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邓小平当然也不能例外。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邓小平等 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听。在讨论时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办理。如此权势遮天，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 相关史料记载，此时正是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开始进行“全面整顿”时期，当江青等人向毛泽东表示了对邓小平所作所为之担忧之后，毛泽东追问毛远新社会上是否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毛远新在毛泽东耳边吹枕边风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从那以后毛泽东便开始越来越后悔对邓小平的重新启用。接下来，批评邓小平、要求邓小平检讨的几次会议都是毛远新主持的，毛泽东一次比一次严厉的从“批评帮助”到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最高指示”也都是毛远新传达的。而正是在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令毛泽东感觉到了毛远新的“政治成熟”。 中共官方文章还介绍说：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笔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江青等人被审判之后，毛远新被审判之前即已经听熟知内情的人士说过，老邓不会轻饶了毛远新，这家伙当了主席的联络员之后，老邓几次让他安排与毛泽东见面都被拒绝。直到二次下台邓小平都未能再单独见到毛泽东一次。 日后笔者所知道的更为准确的时间线是，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没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而这次会议是邓小平一生中倒数第二次面见毛泽东。最后一次是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到访的美国福特总统，邓小平被允许陪同。但这两次都不是邓小平单独见到毛泽东。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开始毛远新被“隔离审查”了整整十年之后邓小平还是坚决不同意对他“免予刑事处分”。 当时的大背景是，在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缓，王洪文、姚文远及手下众多政治打手也均已经被完成审判的好几年之后，毛远新的具体罪行仍然不能被专案组坐实，邓小平因此等得不再耐烦，亲自指示对毛远新的司法处理不能一拖再拖，一定要从重从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接旨之后立刻给隶属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军事法院下达“政治任务”，要求限期完成对毛远新案的处理。于是，毛远新于一九八六年被军事法庭以数罪并罚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刑期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抓捕的时间算起。比较搞笑的是，当时的毛远新虽然是被军事法院出面判刑的，但军队方面却没人提醒要同时对毛远新宣布施以开除军籍的处理，以至毛远新刑满出狱之后仍然还有理有据地给总政治部写信，要求军队方面出面对他按“转业干部”的相关政策处理。此乃后话。 日后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关于如何对毛远新定罪处理的讨论过程中，当时的最高法院内部有意见认为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已经完成了任务，当时在特别法庭的工作过程中没有把毛远新也列入被审判者之一，日后当然不能专门再为毛远新单独成立一个“特别法庭”。而如果把毛远新当成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来审判，就不应该由最高院出面。听取了最高法院方面对此感觉“棘手”的情况汇报之后，邓小平才指示由军事法院出面“问题就简易化了”。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被宣布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关进秦城监狱后，毛远新即患了严重的疾病，因为拖延治疗而一条腿落下残疾。如此一来，邓小平才没有否定毛远新的生母，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朱旦华为自己儿子的求情信，默许了监狱方面为毛远新安排了保外就医，至此他已经失去自由整整十三年了。” 而后，有中国内地毛左部分否定了笔者的如上说法，说是毛远新进入秦城监狱服刑之后，“不愿意服从邓小平命令写关于毛主席的材料，邓小平就恶化服刑环境，入狱之后的伙食待遇、医疗待遇等都比江青和王洪文等人相差好几个档次, 以至于在狱中因为严重关节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落下终生腿部残疾。” 更劲爆的说法还有：“有人还揭发，他（毛远新）的腿其实是被邓小平派来的人打断的。” 毛左的文章还透露说： 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门发生学潮的同时，一向对毛家后代都持较为同情态度的杨尚昆未经请示邓小平，说服赵紫阳和胡启立、乔石三人签字同意，安排给确实病得比较严重的毛远新以“保外就医”的待遇，从那以后毛远新就再没有回过秦城监狱。 无论如上毛左文章中的爆料与事实是否相符，笔者当年也早就透露了毛远新被邓小平施以“重手”之后，即使中共内部人士也都相信邓小平的长子在毛泽东和江青发动的“文革”中落下终身严重残疾，所以邓小平才把这股子怨气发在了毛泽东和江青均视如己出的毛远新身上。 事实上虽然邓小平也确实在对待江青和毛泽东所生的女儿李讷讨要毛泽东稿费的过程中的绝情一度令杨尚昆都私下里感慨“明摆着是个人报复”，但他邓小平对毛远新的憎恶甚至是痛恨，更多、更直接的还是出自政治层面，或者说是“出以公心”。从当年邓小平与华国锋的一段对话中，就足以看出邓小平对毛远新恨得简直就是无以复加。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习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后，与彭丽媛设宴款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时，特别不忘安排毛泽东生前的“秘书”，当年差一点就和江青一起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玉凤作陪。也等于是给毛泽东去世之后与李讷一样接受了很长时间政治审查的张玉凤彻底恢复了政治名誉。 而据这个张玉凤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政治交待中回忆：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毛泽东在一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时，提出自己身后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依序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在落实了确有这份名单之后，邓小平在自己最后一次与华国锋当面谈话对他进行严厉指责之后还是未忘感慨一句“你说到底还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及时粉碎了‘四人帮’的反党篡权阴谋，你我现在的位置都会坐在毛远新的屁股底下”。 十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的阶下囚，习近平的座上宾》一文，五年多前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一文，两年多前还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新大哥》。如上三篇文章中，第二篇的文章标题用引号强调了这是中国内地最知名毛左之一，红二代苏铁山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会场上讲出的原话。 在中国大陆，上了点岁数的人只要还对当年的“恶攻罪”心有余悸，就不会不知道曾经被中共政权大力宣传其英勇事迹的张志新烈士曾经的悲惨遭遇，而曾经亲自下令对已经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张志新立即执行死刑并在押赴刑场之前对其先行施以割喉酷刑的毛泽东侄子，当时最高职务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则因此而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日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句老话也曾经在毛远新身上得到应验，他在秦城监狱里曾经的日子过得比如今的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薄谷开来等要苦得多得多。 但是，仍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习近平上台开始把邓小平否定的东西重新加以肯定，把文革十年浩劫改为十年探索之后，“毛”姓又在中国大陆上重新“尊贵”起来， 毛远新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驾到韶山祭祖，而后是周游北京等地对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民间自发纪念活动”的筹备表示“坚决支持”。毛氏后代甚至还故作神秘地对外放风，说是2007年习近平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要切实做好对革命烈士亲属毛远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提高待遇，而且还秘密接见过毛远新，当面鼓励他“忘掉历史的不愉快记忆”，“继续与党同心同德。 两年多前，笔者还在本专栏发表过《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新大哥》一文，文中主要内容在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多次被中国内地的毛左文章引用。 却原来，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已被政治整肃之后的习近平就更不用说，即使在这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当时的幼年习近平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没有见过江青和李讷等毛泽东亲属，毛泽东身边的人他唯只见过只有从中共建政之初即被毛泽东和江青收养的毛远新。 当时被恩准到北京和习仲勋及齐心夫妇一起生活的习仲勋前妻所生儿子习富平有幸于1954年秋和毛远新双双从北京育英学校毕业后被保送进了北京101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习富平日后还成了毛远新的入团介绍人。 从那天以后直到习富平和毛远新分别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哈军工，毛远新是习家的常客，习富平也成了习家近距离面见毛主席次数最多的一个。而当时尚还年幼的习近平，对常来自己家和自己的同父异母长兄一起温习功课写作业的远新大哥简直就是满怀敬仰。羡慕极了这个远新大哥哥“每天都能和毛主席说话”。 这段经历当然也是习近平位高权重之后善待毛远新的因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和他习近平厚待李讷，甚至“爱屋及乌”至张玉凤身上一样，那就是凡是邓小平否定的，他习近平就要肯定，凡是邓小平憎恶的，他习近平一样要厚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玛斯7日突袭以色列，规模、时机、地点、手段皆震惊全球，美国尤其。一方面，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支持，正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二方面，至2020年统计，犹太裔人口已约占美国的2.4%，不只人口数达750万，他们更透过商业、媒体、政治和学术，相当程度反过来形塑了今日美国（一般多认为是正面的）。大多数美国人对以色列老弱妇孺遭哈玛斯的野蛮攻击自然非常愤慨。 哈玛斯的恐怖行径并非一天两天，除了极端反犹太主义，很难有人会合理化他们的行为，但论及“巴勒斯坦”本身和以色列的交锋，美国民间、学界确实也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一方。当2014年以色列宣布要在东耶路撒冷大规模建造新住房，并不断透过武力扩展“犹太人定居点”，连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凯瑞都曾将中东和谈裹足不前，归咎以色列“对土地胃口的不满足”。而那段期间，也曾发生哈玛斯（又是哈玛斯）公然绑架和杀害以色列青少年，还表现出非让以色列彻底消失的态度，以色列同样是以空袭回敬。今天的冲突画面，仿佛一路以来双方争斗的增强版。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1967年“六日战争”，到2014年定居点冲突，兼及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不为文明世界接受的种种暴力，两方人民恩怨已是纠缠不清，而美国方面无论支持以色列或同情巴勒斯坦（非哈玛斯），其实是心知肚明，要以、巴两方共存在毫无有效屏障的紧邻土地（加萨边境六英里内的以色列社区小学、医院和民宅都在哈马斯火箭射程范围），先天上即是十分高难度。不只宗教，举凡一个人出生后的家庭教养、价值观到生而为人的目的，他们简直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进而过去才有“看到两方人口愈成长，和平愈无望”的感叹，因为不管如何，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部分孩子就这样长成了哈玛斯。 根据1922年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所做人口普查，巴勒斯坦人口最初约75万，其中78%是穆斯林，11%是犹太教（人），10%是基督徒。25年后，也就是在1947年联合国划分巴勒斯坦托管地之前，当地人口已增长到近180万，但宗教信仰人口略有变化，穆斯林降至60%，犹太教（人）则增加到31%，另8%是基督徒。之后，犹太人在大规模移民（主要来自前苏联）和高出生率下，让以色列建国从一开始的130万人，一路攀升到20世纪末的600万人，比同一时期的300万巴勒斯坦人还多一倍。 犹太人因为二战屠杀阴霾而相当看重“增产报国”，这也促成以色列生育率长期能维持在1.8%左右，远超过欧美水准，人口平均年龄曾仅有30岁，一家五口（父母和三名子女）的组成相当常见，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让大多数已开发国家望尘莫及。 而今，以色列人口已堂堂超过930万，一世纪前，此地犹太人（信仰犹太教）不过8万馀人。另方面，巴勒斯坦人当然也有“人数”上的压力。这又反映在巴勒斯坦更胜以色列的生育率，巴勒斯坦近年靠著2.4%的生育率不断追赶以色列，以色列每名妇女平均生三名子女，巴勒斯坦妇女则是四个。当以色列平均人口年龄为30岁时，巴勒斯坦则有一半以上人口未满18。 偏偏双方历史伤痕并没有因为一代一代新生而化解，反而愈结愈深，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有多少孩子是在回避不了的恨意下成长。最主要原因，无非在既有土地上，“两个世界的人口”不断增加，然后在双方几无缓冲地带的现实条件下，冲突、刺激只有进一步堆叠，我的人愈多，表示“我恨你”的人也愈多，其中再有部分就这样被倒向极端暴力行动，对方亦复如是。这就是“两方人口愈成长，和平愈无望”的来由。 倘若以、巴冲突能给台湾和中国些许警示，或在台湾人、中国人虽有本质上价值信仰的矛盾，却尚不至出现以、巴之间那般血海深仇，和彼此“从没住在一起”，谁也不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受辱高度相关（西藏、新疆则否）。两地人民过去长达70馀年各行其是，至少不必担心出门听场音乐会就被死敌绑架、机枪扫射和游街示众，再多的厌恶感，和眼睁睁看著自己亲人血肉模糊死在怀里，感受当是天壤之别。1949年，台湾人口从600万增长到2300万，中国则从5亿馀激增到14亿，双边人民日常维持“相安无事”，没有翻个墙、拐个弯就碰上遭遇战的压力，如此不知幸运地避开了多少血泪，要像以、巴两国每个人身上都背著椎心刺骨的家仇，那还得了。过去曾有一说：“台湾和中国之间最可贵的是那道台湾海峡”，今日以、巴冲突再又显得这句话确实意味深远。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当年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及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悲惨境遇都已经因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否定而苦尽甘来。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讷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级退休待遇的同时，也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芮的夫婿抓进监狱……，一爱一憎，分明无比！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已经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复仇》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到了从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导致毛夫人江青及其一票政治追随着因“反革命罪”被关进大牢之后，罪犯家属之一，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唯一后代，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讷被“分配”进中央警卫局“宿舍”长达五年时间……。 1981年，随着汪东兴亲自向李讷宣布“审查”结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重新安排工作”之后，李讷开始了她相对自由的平民生活。之所以说相对自由，是因为她的“江青女儿”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的当时对外联系都是要被批准才可以进行的。 相信许多人都知道正是毛泽东当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和当年在延安为江青和李讷使用过的保姆韩桂馨夫妻的相助，才有了李讷维持至今的二婚生活。而曾经在中国内地得以公开发表的韩桂馨的亲笔回忆文章中也是不经意地透露了他们夫妇为造访李讷，也还需要“设法”，最终是李银桥凭自己当年中南海镖头的老资格才打通了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关节，得以成行。 当时，已经被毛泽东赶在“文革”前安排到天津工作的李银桥被中央警卫局推荐为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局的副局长。回北京后的李银桥和韩桂馨第一次见到李讷的地点，居然是北京远郊区昌平县的医院。 韩桂馨回忆文章中描述的原话是：“……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讷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 如上这几句得以在中国内地通过审查、公开发表的回忆内容，看似轻描淡写，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的判断之一是当时的李讷是被监控的，所以连毛泽东曾经的卫士长和她李讷曾经的保姆虽然被恩准到远在昌平的医院里看望李讷一次，也只能“简单谈了几句话”，和探监无异！ 韩氏的回忆文章中还说：“李讷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 十几年前中国内地公开发表的《“红色公主”李讷生平》一文中透露：“一个时期，李讷的工资才70多元，日子过得很紧。每天只买一毛钱肉，儿子长得很瘦。家里的被子，一人一条，一半铺一半盖。日子最紧时，李讷忍痛把一些用不着的书卖给旧书店，用以应急。后来中办对她的生活给予补贴，李讷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而这里说的中办对李讷生活的“补贴”是由何而来，还要从事情的源头说起。 话说李讷在父亲去世之后的头五年里，虽说是被变相监禁，没有自由，但却也和当时正在秦城监狱里的生母江青一样待遇，不但衣食无忧，看病住院也是一切公费。 宣布审查结束，被当时的中办中央办公厅就地安排中办下属的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后，虽然工作是无比轻闲，甚至是完全无事可做，但医疗费用上却出了问题。 从昌平医院回到北京同时也就结束了医疗全部免费的待遇到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杀前,李讷因为多种慢性病需要同时治疗和保养,前后花了数千元医疗费。她自以为所谓“公费医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仍然没有被他父亲的叛逆者取消,所以开始并没有着急。但到“单位”报销时，单位会计向她出示有关财务规定，说明她的药费中有一大部分属于“公费医疗”制度规定不能报销的“自费药品”…… 当时的李讷眼看已经因为看病欠债,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她父亲毛泽东生前的财产,尤其是稿费,她自己是否有权继承一部分。她表示自己不敢奢望多要,只希望如果能同意她从父亲过去的稿费中支取数千块钱,弥补因治病而欠下的亏空,她即感恩不尽,相信她父亲之后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她恩重如山了。没成想 报告交到邓小平处后,邓小平冷漠地说了一句:毛泽东生前的财产,都是党和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都不能随便支取。 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客观评价邓小平当时的这个表态，至少从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既然邓小平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即已经明确表示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毛泽东生前数以亿计人民币的稿费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选集》的稿费，理论上当然应该是归“集体”所有，毛泽东的后代自然没资格继承。 李讷要求提取父亲毛泽东生前稿费积蓄一事被邓小平拒绝后，通过自己北京大学历史系同班同学，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向杨尚昆求救，杨尚昆对自己家人说了一句“小平同志在对待主席后代的问题上太不厚道”。 说起来这个杨绍明曾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前后“第一家庭”的御用摄影师，从少不更事时起就与李讷以姐弟相称， 考进北大历史系后还因为李讷的因病休学两年而与其成为同班。 但是，就是当年在邓小平手下贵为“九千岁”的杨尚昆和他当时进出邓府与出入自家门一样方便的长公子杨绍明，也没能劝动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江青后代 “得饶人处且饶人”，足见邓小平生前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内心仇恨之刻骨。 也正是因为深知邓小平的内心所愿，当然也不排除是当年已经兼任中办副主任的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和邓办主任王瑞林的暗中指使，李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长期一直被中办系统暗中刁难。以至和王景清的结婚申请都被压了好长时间，才被自己所在处的处长给催办出来。 显然是因为担心惹恼邓大人，所以李讷二婚时杨尚昆和杨绍明竟然不敢到场。一时间内心愧疚的杨尚昆想起巧克力糖曾是李讷的最爱——在那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从未听说过“巧克力”这个词汇的年代里，于是便遣部下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巧克力糖豆和一床大红色被面，算是贺喜。 笔者曾经在过去发表过的相关内容的文章中分析过：邓小平自执掌中共实际领导权后,不但一直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反而还在其“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后面补充一句“毛泽东思想”。但事实上邓小平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借毛泽东之尸来还共产党之魂，而从其内心世界来讲，他邓小平实在是恨透了毛泽东。上面这则小故事充分证明了当年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仇恨确实是已经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已经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复仇》在文学城网站转载之后，有网友留言道：“我看老邓其实并不坏， 三起三落还不是老毛害的， 提着脑袋给毛干了大半辈子， 还要住监房，煤球厂干活。 老邓给毛一些报复是合理的， 并没有走极端， 没有学着汉武帝司马懿朱元璋那样抄家灭族。背后的逻辑就是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你折腾我我也折腾你。” 此话有理！想当年,毛泽东因为自己的长子死在朝鲜战场而迁怒于彭德怀，终于趁“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让这位“共和国元帅”落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步。日后，邓小平因为自己的长子在毛泽东夫妇发动的“文革”中成了终于不能再站立起来的残疾人而迁怒于毛泽东的后代,终于让风云一时的“共和国第一公主”一度落魄到了无钱治病的可怜地步……。 再继续说当年邓小平一句话即断绝了李讷对毛泽东财产的合法继承权之后，,因看病欠钱无力偿还的李讷为此仰天长叹,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冤冤相报，什么叫世态炎凉。无办法好想的时候也曾打过生母江青的主意，无奈江青入狱后精神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每次探监李讷还没有张口，江青就教导不要忘记父亲关于“艰苦朴素”的教诲。幸好不久江青去世，有关部门通知李讷，她自然是江青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江青生前的存款可以由她办好手续后领走。 实际上，江青留给李讷的存款就是一九八零年中共宣判江青等人时公开对外宣传的，江青在毛泽东生前通过张玉凤签字才要到的那三万块钱。 按照中共当年的公开宣传，江青当时要到了那三万块钱后,还大吵大嚷嫌太少。毛泽东为此非常伤心，当着张玉凤的面泪流满面。日后如果毛泽东的在天之灵知道了当时他不情愿给江青的那三万块钱最终竟成了自己亲生女儿的救命钱，也许就会原谅江青了。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曾给一个福建蒲田县的小学教师回过一封信并从自己稿费中拿出三百块钱送他。信中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与之相比，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李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得的这三万元也算是笔不小的数字了。 这笔钱可能就是《“红色公主”李讷生平》一文中所说的当年中办给李讷的所谓“生活补贴”了。 回想笔者三十年前写作《中共太子党》一书的那个时段，当时虽然“六四”镇压才过去了三几年，但当时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相比如今的习近平治下，可谓宽松得太多太多了。仅举一例，那就当时敢于用写信、发邮件，或者电话上直接谈论方式向笔者提供信息的知情者有很多，根本无需担心笔者将他们提供的信息在海外公开发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利的政治后果。现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陆续不在人世，在世的即使身在国外或者香港者，居然都不敢再对笔者多说什么。至于仍在国内的几位，恐惧到了干脆把笔者的微信拉黑的地步。 如上这些人中的某一位也是中共元老的后代，也是中共高干子女中最早在美国定居的那批人之一。去年才在美国去世。她三十年前就曾对笔者说过，她所知道的邓小平拒绝李讷继承毛泽东稿费的背景是当时的邓家上下正在谋划邓朴方的婚姻大事。 一九九一年八月初邓朴方到香港时是第一次携妻同行,向外界证实了他已经结婚的消息。他的妻子叫高苏宁。婚前是北京市民政局卫生所的医生,,比邓朴方年轻八岁左右，有过婚史。 而按照中国内地作者权延赤《邓朴方与“康华”》一书中的描述,邓朴方在建立了残联，成立了康华期间即对身边朋友表示了结婚的意愿。他表示:我现在的身体情况,生活无法自理,每天都要擦身,要清理大便、尿袋,总得有个人照顾。现在老爷子还在,怎么都好说,老爷子不在了怎么办?谁照顾更合适?只有爱人才行……。 也就是在这个为邓朴方考虑特殊的婚姻大事期间，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提出要继承毛泽东的稿费，怎么可能不在邓小平处碰壁？ 不过呢，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大地再次乾坤倒转，如今的李讷和毛泽东家族的所有在世者都已经经济上彻底翻身，政治上更是扬眉吐气。欲知详情的读者听众，请到自由亚洲网站查找笔者过去的文章《“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邓小平的阶下囚，习近平的座上宾》等，对照阅读。 本月3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了《”私营经济退出”论后再有奇文 毛派人物促”冻结私企财产”》一文，正是此文中所介绍的毛左领军人物张宏良，曾于2016年6发表《习总比我们传说中所做得更多》一文，文中说：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习总设家宴宴请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还有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习总夫妇站在寒风中亲迎毛主席的女儿前来赴宴。吃饭过程中习总得知，李讷夫妇由于身体不好，经常吃不上饭，第二天便派去了一位厨师，专门为李讷服务。此举让许许多多的毛派群众感动不已，春节时纷纷把习主席的画像和毛主席的画像一起请回家中，以示景仰。 昨天下午和这位毛家后人聊天中才知道，习总做得我们传说中的更多。当时习总不仅派去了一位厨师，同时还派去了一位司机兼秘书，以及两名保卫，一位负责外出保卫，一位负责家庭保卫。如此一来，李讷的生活算是有了着落，全国毛派群众心里也算是有了着落。 要知道，公派厨师、内卫和外勤双警卫，再加司机和秘书，这是中共政权副国级的退休待遇。如此超规格地优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后代的同时，习近平却是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孙女邓卓芮的夫婿吴小晖打入天牢，同时完全剥夺了邓家第四代中的老大吴邓卓的安邦公司亿万资产的唯一继承权。这是何等的爱憎分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