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習近平最近據說有大動作，除了一帶一路大撒幣，還有放開外國投資進入中國市場。還有呢？沒有還有了。中共使盡了十八般武藝，還能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境嗎？看來不能。為什麼？我們就先來看看造成這個經濟困境的原始條件是什麼。 美國的進出口一直都是逆差，經濟仍然呈上升趨勢，在全世界一枝獨秀。這說明國際貿易不是經濟好壞的主要條件。自己國內的經濟結構保證了經濟活力的大部分。所以習近平放開外國投資，並不能解決本身經濟結構的問題，也就不能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自己的投資都搞不好，外國人投進來也一樣搞不好。 大撒幣的初始設計是解決國內產能過剩，同時可以拉攏第三世界的小兄弟。結果多年來總共投入了大約一萬億美元，一部分爛尾，一部分還不起債。為了面子還要往裡邊投資，這不就是經濟自殺政策嗎？這一萬億美元放在國內，就不能解決產能過剩嗎？還是共產黨的全球野心，高於人民的福祉。 中國國內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是民營企業，因為他們必須根據市場來決策。最拖後腿的是國營經濟，因為它們可以無視市場需要，只聽命於上級下達的指標。可是對於統治者們來說，聽命於自己命令指標的才最可靠，對經濟無利但對統治有利。這就是所謂的計劃經濟導致落後倒退的根本原因。 所謂的計劃經濟並沒有什麼計劃，而是依靠統治的需要發布的指標經濟。統治者們依靠自己的需要和想像發布指標，規範了大部分經濟活動。市場對他們來說是次要的，可以忽略的因素。這種指標經濟違背了市場，違背了經濟的基本規律，是導致落後停滯的根本原因。 中共在經過了習近平所謂的前三十年探索之後，被迫選擇了發展市場經濟，並且和世界經濟接軌。這就是後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但是這種經濟運作減低了中共的控制力，同時引發了曠古未見的全面腐敗。所以習近平執政之後不得不消減民營經濟，擴大國營經濟。他們認為這樣才是拿回控制權，減輕腐敗的藥方。 但這十年的探索顯然失敗了。經濟下滑，民怨上升，腐敗卻仍然繼續。國內的經濟萎縮，資本卻大量外逃，顯示出經濟將要崩潰的預兆。為什麼左右都不逢源，動輒得咎呢？這就顯露出了根本的矛盾，不是修修補補的改革可以解決的矛盾，而是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不匹配的矛盾。 市場經濟對政治體制的要求是什麼呢？就是平等基礎上的法制完善，人們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不需要賄賂官員。而專制政治的特點就是什麼都掌握在官方手裡，所以腐敗和低效不公平就是常態。這和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匹配。 中國人兩千多年前就認識到了這些，但是沒有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雖然一直奉行市場經濟，也曾經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就是無法完善法治體系，剝皮揎草也沒有解決這個困境。但是西方人發明的民主政治解決了，或者說有了可能解決的方案。 民主政制把最終的權力交給了所有國民，而不是少數官僚和皇帝。這就使得法律體系可以公平公正地運行，至少有了公平立法執法的條件。市場上的無數個體，也就有了規律可循，不必聽從官員們的需要和指令。經濟的細胞有了活力，經濟才能有活力，社會才能有發展的可能。這就是中國經濟困境的最終解決辦法。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0月24日習近平視察了國家外匯管理局，這是一個關於中國局勢的重要信號。但是，緊跟著，李克強去世的消息吸引了各國媒體的注意力，於是習近平視察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新聞就被蓋過去了。然而，回歸中國觀察的基本面，中國的外匯儲備敲響警鐘這個事實，值得我們多加註意，當然更讓在中國投資的外企心生焦慮，也值得上百萬中國在各國的留學生關心與自己的人生規劃直接相關的留學資金問題。 一、習近平為何視察國家外匯管理局？ 習近平以前去過這個機關，那是他就任大位之前的2010年8月，他到過位於北京金融街的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央外匯業務中心，大致了解一下什麼是外匯管理業務。那時，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局長、副局長照例要到場彙報，但主管外匯管理局的總理溫家寶或其他副總理，沒一人陪習近平去。這說明，那時習近平的訪問，不過是他這個備位角色想要略微了解一點金融圈的大致情形而已。 時隔13年之後，這次習近平突然率副總理何立峰和其他官員，「參觀」國家外匯管理局。何立峰是國務院現任總理、副總理當中，主管央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人。「參觀」這個詞，是外媒報道這則消息時的用語。實際上，習近平的這次「參觀」，不僅是一次罕見的舉動，而且也是一次重要的舉措。因為現在的習近平與13年前的身份大不相同了，他在國務院相關主管何立峰的陪同下親自到場，顯然意味著外匯管理局的工作出現了重大問題。 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最重要功能，是管理中國的外匯儲備。習近平此刻專程到該機構去，當然不是象上次那樣，有閑暇去逛逛，更不是現在對外匯管理業務突然想了解學習了。外匯管理局只有一堆辦公室，許多台電腦，以及一批業務官員，他們每天的具體工作內容，習近平根本聽不懂。 常規情況下，中央銀行和外匯管理局是國務院總理分工主管的單位。因為這兩個機構功能特殊，專業性很強，外行聽不懂，內行好擺譜，因此，歷任總理往往倚重央行行長來代替自己作日常的掌控。而總理本人並不會直接過問這兩個重要機構的日常運行，因為中共歷史上的各任總理，對這兩個機構的政策和業務都不甚了了。 那習近平為什麼要去外匯管理局呢？他唯一的目的，其實就是去視察；而視察背後的真實含義，則是去監督與告誡。為什麼他在這個時候，出現在外匯管理局的辦公地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可以想見，那就是，外匯儲備狀況不妙，事關中國經濟和國際關係的全局，習近平很不放心。 習近平視察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消息，中國的媒體完全沒報道，但路透社作了報道，隨後香港和新加坡的媒體轉報。但境外媒體無法透過打探消息而找到更多的報道點，因此這幾個媒體無法進一步解釋，為什麼習近平要突訪外匯管理局。 二、外匯儲備再度告急 事實上，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管理的外匯儲備出現了迅速縮水。中國的外匯儲備有過一次大縮水，2014年9月到2016年12月，外匯儲備從將近4萬億美元，一步一步地下降到3萬億美元左右。接著，習近平開始全面反腐，同時大力打擊官員的境外逃資。 然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就一直在3萬1千億美元上下波動，其中有1-2個月下降，然後再度回升，總體上來看，外匯儲備基本上是穩定的。從2017年到2023年上半年，長達6年半的時間裡，中國的外匯儲備一直呈小幅度起伏。 因此，國際金融界都不怎麼關心中國外匯儲備的變化；或者說，他們變得對這個數據不敏感了，就象一個人的生命監測儀上每秒鐘的讀數多少年來基本穩定，醫生們會習慣性地認為，他的身體狀況不至於突然惡化。 華爾街金融圈的研究者會以為，中國的外匯儲備將繼續平穩；當他們用時間序列平滑統計軟體來分析中國外匯儲備動態時，這樣一個平穩的印象，似乎是得到數據支撐的。但是，中國的外匯儲備最近開始滑坡了，但卻沒引起被平穩印象麻痹了的華爾街之注意。 從今年8月開始，中國的外匯儲備再度出現縮水徵兆，8月減少了443億美元，9月再次下降450億美元，而10月顯然又是明顯縮水。筆者落筆之時已是10月底，等到了11月上旬，10月底的外匯儲備數額就要公布了。在那個公布數據的日子，就可以知道，中國的外匯儲備三連降，非常可能是一個令國際商界非常不安的開端。 這個開端，習近平已經用自己的行動做出了證明。假如今年8月和9月之後，10月的外匯儲備有所回升，那麼，中共高層的外匯儲備焦慮就會淡化，習近平也就不再操心外匯儲備問題了；他可以象以往6年來一樣，安之若素，大可不必專門跑到國家外匯管理局去，直接過問外匯儲備的實際狀況。 什麼是中共高層的外匯儲備焦慮？9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是31,150億美元，10月底可能就接近3萬億出頭了；而如果外匯儲備滑坡的趨勢不變，則11月底是有可能跌破3萬億這個心理關口的，那就跌回到2011年的水平去了。 三、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多不多？ 為什麼中共高層那麼在意外匯儲備跌破3萬億美元？因為，外匯儲備是中國經濟的風險指標，而3萬億這個數字，就是風險可控或者風險失控的心理關口。不但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界和商界會關心這個心理關口，中共自己也害怕這個心理關口一旦跌破，就會動搖國人對政權和中國經濟未來的信心。 中國國內和海外華人當中，一直有一種外行的說法，那就是，中國有3萬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少一點點也沒關係。之所以說這是外行的認知，是因為持這種看法的人只看到財產，看不到負債。就象一個人在銀行里有1千萬存款，可以自誇是千萬富翁；但同時他欠了銀行5千萬貸款，他還是富翁嗎，不是了，他實際上是財產「負翁」。 把這個「負翁」換成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那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不多了，原因是，中國欠各國企業和投資者的錢，遠遠超過3萬億美元。到了還債高峰的年頭，這3萬億美元就捉襟見肘了，外匯管理局會「八個罈子四個蓋，蓋來蓋去要穿幫」。所謂的「穿幫」，就是輕則國際信用降級，重則國際信用破產。 國家外匯管理局的2021年年報披露，截至2021年末，中國全口徑外債餘額為27,466億美元。到了2023年底，這個數據應該接近甚至超過3萬億美元，正好與外匯儲備相當，資產=負債。 這裡講的還只是所欠債務，不包括以投資形式進入中國的幾萬億綠地投資和金融投資。因為，雖然外商投資不是中國直接欠下的借債，但外匯管理局卻需要用外匯來支付外企撤資或匯出利潤所需外匯。 假如外企賺了錢，它們的利潤需要匯回母國；如果所有外企都不賺錢，那它們就會設法撤資。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外匯管理局都另外需要上萬億美元的外匯，來應對這種外企的外匯需要。那現在外企在中國投資的存量一共有多大？到2019年底是1萬3千多億美元，此後幾年，還要再加上1萬多億美元，那是最近幾年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金融投資和新增綠地投資。 因此，國家外匯管理局面對近3萬億外債和1萬多億可能的外企用匯需要，那3萬億外匯儲備還多嗎？一言以蔽之，還賬都不夠。 四、外匯儲備因何滑坡？ 如果中國的外匯儲備持續增加，或者至少相對穩定，中共高層或許和可以寄望於未來。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卻是，外匯儲備陷入了滑坡趨勢，難怪習近平會緊張起來。那為什麼中國的外匯儲備開始滑坡？是事發突然嗎？當然不是，其實，這次滑坡早有徵兆。 一般人觀察外匯儲備的變化，通常會對比外貿進出口的數據，這是一個主要的影響因素；但同時還有另外三個同樣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服務項目的收支、外商的金融投資、以及銀行拋外匯挺人民幣匯率的支出。下面我來做一些簡單分析。 首先講外貿，中國今年到9月底，出口已經連續五個月下降，這種趨勢意味著，出口收匯在下降。中共一直在拼出口，甚至讓國有的石化企業用從俄國進口的石油，加工為成品油，再用低於進口成本價的低價賣到西方國家，以賺取外匯。這是出口興旺的標誌嗎？ 其次講服務支出，這主要用在運輸、旅行和知識產權使用費等幾個方面。服務支出項目，中國向來是逆差，所以，它會抵消外貿出口的外匯收入。 再次是外商的金融投資，主要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金融賬戶部分。由於不熟悉會計學概念的讀者，不容易理解國際收支平衡表當中使用的借貸平衡法之相關概念，我在刊登於本台的《中國金融外資斷流（上下篇）里，換用國家外匯管理局年報中的「國際投資頭寸表」來說明，由於中國的數個非金融企業所欠大筆外債到期拒絕償付，國際金融界的對華金融投資已基本上斷流。從大量投入到突然斷流，這對外匯儲備自然構成了巨大衝擊。 在這種背景下，從2021年人民幣匯率達到峰頂之後就一路下滑，8月底跌到了7.3(兌換美元的匯率)。這就涉及到了外匯儲備的第四個用途，即銀行拋外匯挺人民幣匯率的支出。中國的各商業銀行本來有大約幾千億美元的外匯頭寸在手中，但奉命拋外匯挺人民幣匯率之後，它們的外匯頭寸迅速耗盡，而匯率只支撐了3個月左右，略有回升。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用完之後，人民幣匯率重新止升回跌，再度降到了7.3。 這就是習近平在視察外匯管理局的同時，也訪問人民銀行（央行）的原因。因為，支撐匯率的外匯不多了，歸央行管的人民幣匯率要進入貶值通道了。此刻習近平不得不去關心，匯率將跌到什麼程度，而外匯儲備又可能降到什麼程度。 五、加緊外匯管控 外匯儲備不足，中共自然就只能看緊外匯錢包，限制外匯流出。除了國人出國旅行的限制越來越多以外，個人匯出外匯的額度也會收緊。此外，中共也盡量轉移能源進口的來源，增加不用外匯的原油進口，這是節省外匯的一個重要渠道。因為，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可以用人民幣結算，中國出口工業消費品，來換取俄國的石油，從而減少對中東地區原油進口的外匯用量。 最近幾年來，很多外企陸續撤離中國，而人民幣匯率看跌，官方的外匯儲備捉襟見肘，外企就格外緊張。由於中共加強了外匯管控，外企撤資困難重重。比如，台商撤資時，匯出管道經常被官方卡住，結果只能尋求地下金融的管道。過去，走地下金融的途徑，所收費用只有3%左右，尚屬正常；如今，地下管道匯出資金的成本，已經超過了10%，不但難度越來越大，能撤出的資金越來越小，而且撤資花銷迅速爬升。 今年以來，華爾街各投行都改變了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策略，從多出少進，變成了基本上只出不進。但是，撤資並不容易，尤其是金融投資，要撤更難。金融投資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證券投資，一是私募基金。證券投資只能拋盤，但中國股市委靡不振，始終在3千點徘徊，需要撤出的資金數量龐大，若一次性拋盤數量過大，會造成證券市場崩盤，那就無法完成撤資任務了。而私募基金項目，依投資合約，十年內不能退出，所以外商只能在中國國內尋找下家，而中國經濟整體疲軟，下家難覓，甚至外企貼上知識產權白送，也不容易撤資。 隨著外企多年來陸續從中國撤離，中共對自己在國際上的金融信譽也越來越不在乎了。最近恆大和碧桂園陸續有外債到期，卻分別賴賬不還，其實背後就有這個因素。如果中共還在意中國的金融信譽，仍然指望今後繼續獲得國外的投資，那它會命令這些賴賬的公司馬上還債，並且提供必要的外匯。但中共知道，在國際金融圈，自己已經聲譽掃地，因此，民營企業賴外債不還，它不但不干預，還樂得省下幾千萬美元的外匯。今後，這樣的事情會陸續曝光。 中國的外匯儲備已走入下行通道。普通中國人可能不關心金融圈的動態，但是，外匯收緊的局面，早晚會讓中國的中產階層有越來越明顯的感受。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0月17-18日，中國在北京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此時距上屆峰會已有四年。這段時期，世界發生了劇變：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Covid-19疫情，俄烏戰爭未完，以巴衝突又起。可以說，這次”一帶一路峰會”是在全球地緣政治發生劇烈變化的狀態下舉辦的，必然要受到影響，所以本次峰會其實是高調下的全線收縮與重點調整。 中伊關係雖然加強，但中東卻成火藥庫 北京的一帶一路峰會的到會元首隻有不到30位，外界將此作為中國影響力下降的標誌之一。其實與其說是中國影響力下降，不如說是深受俄烏戰爭影響的歐盟正陷入經濟衰退，根本沒心思「贊襄盛會」；對中東各國元首來說，更重要的會議是10月21-22日在埃及舉辦的巴勒斯坦問題開羅和平峰會，畢竟撲滅本地區的戰火是優先事項，未來的經濟發展只能退居次要。 對中國來說，今年成功地促進了伊沙外交關係正常化，那條「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進展順利，正如《從俄烏戰爭到巴以衝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紐約時報》，2023年10月19日）一文總結的那樣：「俄羅斯、中國和伊朗已就俄烏戰爭問題正在形成一個新的軸心，三國追求在外交、經濟、戰略甚至意識形態上的合作。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依靠來自伊朗的武器和來自中國的外交支持。一直遭到孤立的伊朗萬分高興能擁有新的貿易夥伴和一些國際合法性的來源。經濟不景氣的中國從俄伊等受西方制裁的國家進口創紀錄數量的石油，以此節省了數十億美元。……三國以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的名義，在譴責和反對美國上找到了共同的意識形態事業。「 ——正春風得意之時，以巴衝突不期而至，中國原擬促進的以巴和談泡湯了。 中東地區戰亂嚴重影響中國的能源安全 受能源資源稟賦影響，中國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高達70%、40%。在10年以前，中國進口石油70%來源於中東地區。中東號稱「世界火藥桶」，屬於政治高風險區。習近平上任以來，時刻念叨「中國的能源安全」，奉行「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的原則，近年來努力拓寬能源進口管道，努力降低來自中東的原油份額，現已從10年前的70%降至50%。俄烏戰爭之後，歐盟減少從俄羅斯進口的能源，中國抓住了這個機會，加大從俄羅斯的能源進口。與此同時，又促進了沙特與伊朗外交關係正常化，用中國官媒話語來說，「從北溪『斷裂』到沙伊「縫合」，有利於中國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全「。 儘管如此努力，在2022年的中國前五大原油進口來源國中，中東仍然佔據四席，沙特依然居於首位，伊拉克、阿聯酋、阿曼分別為第三至第五名。與此同時，中國基本為上述各國的第一或第二大出口目的國。如果沒發生以巴衝突，中國本來可以用中立姿態參與中東的地緣政治，保障中國不可或缺的能源需求。但人算不如天算，此次巴以衝突或威脅中國石油進口，直接影響了中國未來的能源安全。 也正因如此，埃及舉辦的巴勒斯坦和平會議邀請中國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無論是美國還是中東國家，算準了中國不希望中東陷入戰亂，希望北京在關鍵時刻能夠發揮作用。 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維持現狀 新亞歐大陸橋由中國東部沿海向西延伸，經中國西北地區和中亞、俄羅斯抵達中東歐。它是連接中國與歐洲經濟圈的核心通道，比西伯利亞大陸橋縮短了路上運距2000-5000公里，比海運距離縮短了上萬公里。中國一直將其作為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通互惠互聯的重要載體，認為有效地連通了中歐物流的作用。成績看似不俗：截至2023年6月底，中歐班列歷年累計開行超過7.3萬列、690萬標箱，通達歐洲25個國家216個城市。 但這種興旺狀態可能不能維持。歐盟深受俄烏戰爭影響，尤其是歐洲經濟的火車頭德國因為能源價格高昂，「去工業化」進程發生，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夏季報告預測，今年德國經濟將同比萎縮0.4%，遠不及春季預測報告中的增長0.2%。歐盟委員會指出，高利率、高通脹、消費不振、出口低迷等是導致德國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這種情況下，對外貿易自然萎縮。數據顯示，歐盟2023年一季度對華貿易下降6.9%。 火車頭馬力不足，歐盟對「共襄盛會」自然缺少興趣，幾乎沒有派代表參加今年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義大利雖然派人出席，但前不久剛宣布準備退出「一帶一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是唯一出席今年論壇的歐盟成員國領導人，但相關報道給人的感覺是他參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因為在別的場合，北約成員國領導人不宜與敵對國元首會談。 根據歐盟委員會的分析，歐盟仍然面臨多重經濟逆風，高利率、高通脹、烏克蘭危機的持續影響以及極端天氣事件等因素將繼續對歐盟經濟構成下行風險。這種情況下，作為六大經濟走廊之一的「新亞歐大陸橋」能夠維持現狀就是最佳狀態。 2023年峰會的最大成果：蒙古的合作 新絲綢之路的正式名稱為「一帶一路」，英文縮寫為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本次一帶一路峰會上最大的成果就是中蒙俄經濟走廊的相關協議。為什麼說這是重大成果？乃因蒙古一度想「投奔」美國。 近幾年，中俄關係日趨密切，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中俄天然氣合用，為此專門修建了一條管道，管道一期工程建成後，每年將向中國輸送10億立方米天然氣。由於該管道必須穿越蒙古國邊境，蒙古的合作非常重要。而蒙古從去年開始，成為美國頻頻示好的中國鄰國。 在冷戰時期，由於蒙古非常親蘇，美蒙兩國並無來往，在蒙古加入聯合國的表決會上，美國也投了棄權票。冷戰結束之後，蒙古民眾對美國的觀感日漸改善。根據一份2010年的蓋洛普調查，蒙古人喜歡美國人的比例超過中國和印度，其中有58％的蒙古人表示喜歡美國，僅有5％的蒙古人表示不喜歡；2012年美國全球領導力報告顯示，44％的蒙古人贊成美國領導層，6％的蒙古人不贊成。2019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會見蒙古國總統哈勒特馬·巴特圖勒嘎，雙方同意將美蒙關係提升到戰略夥伴級別，加強兩國貿易關係，兩國邦交自此才算正常化。2023年8月2日，蒙古國總理奧雲額爾登首次訪問美國。訪問美國，在會晤美國副總統哈里斯時，雙方宣布，將加強兩國聯盟和夥伴關係，並簽署「開放天空」民用航空協議。此外，蒙美兩國將發表戰略第三鄰國夥伴關係聯合聲明，並將簽署經濟合作路線圖。蒙古國與美國在稀土和關鍵礦產方面的合作已經開始，並將根據雙方6月簽署的諒解備忘錄進一步深化——這些情況，中方媒體視之為「蒙古投奔美國」。 由於歷史原因，中蒙關係並不好。俄烏戰爭之後，中俄關係升溫，估計普京做了不少工作，蒙古現在對中美兩國持中立態度，表示中美之間的「新冷戰」將損害全球經濟。 理清中美蒙之間關係的來龍去脈，就知道中蒙俄中蒙俄經濟走廊的相關合作來之不易。在峰會期間，普京專門會見了蒙古總統，希望蒙方能夠消除中俄能源合作的障礙，防止西方過多介入，破壞三國合作的基礎。蒙古國身處中俄兩國之間，但考慮到自身長遠利益，自然不能「遠交近疏」。 許多因參與一帶一路項目而背負巨債的國家，例如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肯亞總統都參會，希望能夠減免債務。這種姿態應該會得到一些回報，但會議期間並不能達成協議，只能等會後雙方慢慢磋商。 作為一個無論是資源還是產品都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龐大經濟體，建設一帶一路這樣一個全球網路需要投入巨大資本，更需要國際環境的相對穩定。中美交惡之後，美國內政外交政策均發生巨變，兩場戰爭也讓地緣政治發生劇烈變動，中國顯然已對一帶一路項目的內容做了調整，算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及爪牙們迄今為止在李克強治喪一事上的種種劣行，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們確實是心中有鬼。聯想起當年的「毛讓周先去」，如今李克強的早早先走，是否也是健康狀況堪憂的習近平的主觀動機呢？ 到本文截稿，中共政權的卸任總理李克強先生已經離世四天了，習近平當局仍然未進行任何公開的祭奠活動。 當然，如果對比一下李鵬的喪事處理過程，對李克強總還是要搞一次純場面性的祭奠活動，再拖個幾天才不得已而舉行，也屬正常。但是，李克強的去世有一個與李鵬去世的最重要的區別，就是李克強病逝上海而不是北京。也就是說，相比於李鵬，對李克強的喪事處理多了一項移靈北京的程序，就如同去年11月底去世的江澤民也有一個從上海移靈北京的程序一樣。 江澤民於去年11月30日病逝於上海之後的次日開始便哀榮倍至，按照當時中共官媒統一標題《江澤民同志遺體由專機敬移北京……》一文的報道內容，江澤民去世的次日中午， 起靈儀式在上海華東醫院告別室舉行。專程前往護靈的以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為代表，陪同家屬護送靈柩到上海虹橋機場。 蔡奇等人和江澤民的遺體共同乘坐一架美國產的波音737專機（不是國產大飛機）降落北京西郊機場，「12名禮兵抬護安放著江澤民同志遺體的靈柩，緩緩走下專機，行進至迎靈隊伍正前方肅立」，靜候習近平及所有新任及剛剛卸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在京文武百官叩拜……。 一年過後，李克強居然也是病逝於上海。只是具體地點不是江澤民病逝的華東醫院 當然，無論是從喪事規模還是官方訃告規格等方面講，雖然都是所謂「正國級」，但過去相繼去世的鄧小平和江澤民屬於一類一等，而只是擔任過黨國行政一把手的李克強和李鵬，以及楊尚昆、萬里、喬石等一樣，屬於一類二等。所以，雖然都是病逝於上海而所有喪事都需要在首都北京舉行，但李克強不能享受和江澤民同樣等級和規模的起靈和迎靈奠儀實屬正常，可是如今我們已經看到的只是把李克強的遺體悄悄運回北京，官方媒體對此完全沒有半句話的報道，就非常不正常了。就如同筆者在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分析過的那樣，先不說李克強為什麼過專程去上海突然去世的事實本身有無蹊蹺，習近平當局對他死訊的刻意淡化，絕對是精心策劃！ 關於在正常情況下，身為前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既然是突然去世在北京之外， 是否應該享受一定規格的迎靈儀式。先要從中共正國級官員的治喪規格說起。 我們在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有過如下一段內容：自鄧小平時代開始至今，正國級里也還是有主次之分的。 「主」僅僅是指曾經的，而且是從來沒有犯過錯誤的黨的一把手，從鄧小平這樣的實際一把手開始，然後是江澤民……。 而「次」，就是包括正在擔任或者曾經擔任政治局常委的一批。同時也包括雖然沒有進過政治局常委會，但生前擔任過行政一把手者，比如楊尚昆、萬里等。 對於這批（次）正國級逝者的死訊發布，過去一成不變的公式就是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名義發訃告，內容中的「蓋棺論定」也都是從黃菊到李鵬，從萬里到喬石，一成不變，即所謂「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不過，如上所述並不十分準確，嚴格來說，中共當局對所謂「正國級」領導人的治喪規格事實在是分為三檔。第一檔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他們的去世都是由「告全黨全軍人國各族人民書」形式發布的。 第二檔是無論生前是否進過政治局常委，但曾經擔任過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委員長和全國政協主席這四項職務（統稱為「行政一把手」）者，以及擔任過中顧委一把手者。對他們的報喪形式，才是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名義發訃告。 第三檔則是曾經擔任過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或者是曾經擔任過政治局常委，但並未兼任地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和政協主席三項正職者，如前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前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黃菊等。 但是，凡事總有例外，比如生前最高職務只是國家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以及中顧委副主任的王震，以及生前最高職務只是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身後都被特殊對待，享受了和如上所列第二檔的待遇，即不但是由中共中央等幾大機構共同發布訃告的形式宣布死訊，而且都還享受了下半旗的待遇。 至於王震和姚依林為什麼為如此「特殊」，不是本文的重點。本文的重點是介紹當年的王震是和如今的李克強一樣，死於外地，死後均需移靈北京。 按照中國境內媒體的回顧文章提供的佐證，與大部分在京逝世的中共領導人不同，王震是於1993年3月12日在廣州逝世。 這裡先順帶說一下王震為什麼為死於廣州而不是北京。當年王震雖然擔任著國家副主席職務，但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廣東。這是因為那裡是他兩個兒子王軍和王兵的「根據地」。而且王震當時也自認為自己在廣州和深圳所能夠享受到的醫護待遇甚至還強過在北京。 據說比王震晚去世14年的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黃菊病逝前，已經在他自己的「根據地」上海住院有一段時間了，但就在上海方面的醫生向中央報「病危」之後，黃菊同意了中央讓他「轉院北京」的要求，被專機送回北京。一同抵京的還有一直在上海治療黃菊的主治醫師。當時的中共當局這樣安排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避免黃菊死後還要移靈的麻煩。 回過頭來再說王震。在他病逝於廣東的次日，已經「受中央委託」提前數天抵達那裡的數名中共有關方面負責人楊德中、周傑、李世忠、程建寧、李鐵林護送王震的遺體回北京。其靈柩到達北京的時候，中共派出到西郊機場迎靈的隊伍是以楊尚昆、喬石、溫家寶為首。 當時王震的遺體不是被直接送到八寶山，而是北京301醫院，無疑是為了領導人出席告別儀式的方便以及儀式規格的隆重。 王震的遺體告別儀式舉行在王震去世後的第8天，即1993年 3月20日，當時還僅擔任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職務，暫還未兼任家主席的江澤民和時任總理李鵬，以及黨內二把手胡錦濤親率全體中共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前往告別，然後是胡錦濤和溫家寶等陪同王震親屬護送王震遺體到八寶山火化。也可謂倍極哀榮！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王震去世後的第三天，也就是1993年的3月15日，國家領導人換屆的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才召開，所以說，在此前5年的1988年3月「當選」為國家副主席的王震是死在任上的。 而當時率眾到北京西郊機場為他迎靈的楊尚昆當時也還有國家主席的職務。 與其之前的國家副主席烏蘭夫及日後的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相比，中共歷任國家副主席中唯有當年的王震享受了與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全人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這四大正職同樣的治喪規格。而現如今的李克強，雖然和王震去世之後的報喪規格一樣，但移靈北京的過程，以及是否有過一定規模和規格的儀式，官方居然至今沒有任何報道。 當然，筆者相信習近平政權總還不至於對李克強的喪事一點面子活都不做。比如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均會派代表從上海護靈返京，北京西郊機場上至少也應該會有解放軍禮兵抬棺下機，接受官方代表迎靈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也許會在向遺體告別儀式完成之後在官方報道中附帶一句。但是，如果已經秘密進行過了的迎靈儀式中居然沒有一個政治局常委級的代表前往的話，相信官方媒體日後就只能黑不提白不提了。 為什麼要如此低調？和中共政壇上37年前發生過的故事一樣，防止借死人壓活人！ 回想37年前的1976。周恩來去世後，時任中共北京市負責人吳德在政治局會上把北京人民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說成「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明顯是拿死人壓活人，是黨內走資派把矛頭直接指向主席的」。毛遠新隨即向已經病卧在床的毛澤東彙報說：「近幾年鄧小平名聲不好，就抬起總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壓活人」。 現如今，雖然我們不能把李克強類比於當年的周恩來，但習近平當局對「利用死人壓活人」的恐懼，比當年的毛澤東及身邊爪牙們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如一篇網文《皇上一杯毒酒賜死了前宰相，大事要發生了》中所總結的的那樣：「當然了，人民愛戴小李子，不是因為他有多好，而是因為跟該死但是不死的那個當今聖上比，他實在太好了。人比人氣死人啊！」 該文作者還調侃說：「再怎麼說，小強子也是先帝們看好的皇位接班人。只不過是鄧先皇一句「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江先皇就從紅二代里找來這麼個看起來憨厚甚至有些痴傻的皇儲，排在了小強子前面。」 文章中說：其實小強同志不是當今聖上搞死的第一個人。去年年底皇上出訪西亞，盛傳國內老人發動政變，還有江和小強子的合影。於是皇上回來後平息政變。江很快就不明不白地去見馬克思了。小強子雖然苟活了一年，還是被斬草除根。試想一下，如果聖上不除掉小強子，萬一哪天聖上龍體有恙，誰能保證一群隱藏的反革命（不會）起來推翻龍位，把小強子扶正？ 不知道中國會不會因為紀念小強子掀起一股運動。1976年我們經歷過（雖然我還小），1989年我們又經歷過，到了2023年，熱血青年還剩下幾個？ 不過，也不要完全灰心。當今聖上之所以要幹掉小強，說明兩件事之一即將發生： 當今聖上也蹦達不了多久了。當年毛一定要周先死，就是這個原因。當今聖上什麼都跟毛學，但是自己資質太低，都學不像。唯一學得像的就是老毛的體型。成了這種大肚子的臃腫體型，活到高齡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自然規律，貴為皇帝也得遵守。我之前寫過一篇「習近平靠茅台養肝結果得了肝癌」， 引起了網友們的熱烈討論。以習這種反文明反科學的態度，就算是身邊有一流的健保團隊，也不能有太大的作用。習可能已經身患絕症，自知時日無多。那麼，如果自己掛了，身後會不會受到清算，是習所要考慮的。如果自己掛了之後，誰最有可能成為新一任的領導？當然是資歷，人脈和人氣都很高的小李子……。 這篇很是精彩的文章是筆者在文學城博客上讀到的，作者署名為「luren_1970」。推薦本文的讀者和聽眾們都去拜讀一下他的《習近平靠茅台養肝結果得了肝癌》。 習近平打年輕時代就是個酒鬼，眾人皆知。近些年一些中國內地正面宣傳習近平的文章中，都有意無意地透露了習近平好酒的「豪爽」，其中也包括了彭麗媛對習近平嗜酒的誇讚。那麼如今的習近平是否已經身患肝癌另論，，但一旦聯想起當年的「毛讓周先死」，也許還真存在「習讓李先去」的可能性。 其實，中共執政史上「毛讓周先死」的並不是一把手昐二把手先死的唯一例證。比如當年的鄧小平就是苦熬到比他年輕一歲的陳雲先走一步之後才放心而去的。而曾經與江澤民搭夥「江李體制」中的李鵬雖然比江澤民還年輕兩歲，但也是走在了江澤民之前。 筆者在前面詳細介紹了中共正國級官員身後的幾種不同治喪規格時還沒有提到的一點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至今，只有鄧小平和江澤民兩人死後有資格被公布死因，鄧小平是患帕金森病晚期，並發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環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江澤民是「 因患白血病合併多臟器功能衰竭，搶救無效。而其他所有正國級領導人的去世，無論是以發訃告的形式還是以僅僅在新華社發通稿的形式報喪，都沒資格被公布具體病因，統一表述為」因病醫治無效「 。 但是，相比於過去的李鵬等人，如今的李克強卻被破例公布死因：「因突發心臟病，經全力搶救無效「。原因就和本專欄上篇文章中分析過的習近平當局決定採取先發布一則簡訊然後再發訃告這樣分階段淡化處理方式一樣，心中有鬼!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過去的一周，北京格外熱鬧。「一帶一路」峰會剛結束，中聯部就主辦了所謂全球智庫大會，還有類似的中歐交流會議在各大學舉行；加州州長紐森，從深圳到北京，也得到了空前高規格的接待，以政治明星的姿態與元首會面，幾乎讓本周的北京政治氣氛達到了一個高潮。 京滬兩地的外交官和觀察家都知道，連帶最近中國互聯網和電視媒體反美宣傳的暫停、以及王毅部長和一干大學生、官方智庫代表團到訪大洋彼岸，連姚明也作為所謂民間外交大使專赴美國，都是北京在為11月的美中峰會營造氣氛。 美中緩和勝一切，經濟問題拋腦後？ 11月中旬在舊金山的APEC峰會，屆時將進行美中領導人會議，這是去年巴厘島峰會後的美中元首再次見面。對拜登總統來說，或許這次峰會並沒有什麼太特殊的地方。對目前忙於支援烏克蘭、介入以色列和加沙地帶衝突的美國來說，美中峰會只是面對面確認兩國關係是否穩定在所謂「護欄」內的一次難得機會而已。 但對中國來說，意義卻非同尋常，極其重大。也可以說，今年中國的整個外交重心就是舊金山美中首腦峰會，其他一切外交活動都為此作準備。因此，才有3月美中首腦通話後美國高官連續訪華，才有中國在對俄援助的剋制，尤其是在10月7日哈馬斯攻擊以色列後中國立場的不斷調整等等。 甚至，通常在10月份召開的黨的三中全會至今杳無信息，遙遙無期，越發證實了民間各種猜想：儘管中國經濟問題極其嚴重，遠非經濟統計數字的復甦性增長數字能夠掩蓋。但是疫情結束的一年來，中國領導人完全無心經濟，而是將元首外交置於首位，全心全意地試圖緩和美中關係。 以至於，在中央內部至今無法形成完整的經濟復甦方案，名義上負責經濟的總理其存在感已經降到了1949年建政以來的最低點，按慣例討論經濟方向的三中全會自然只能無限期推遲，哪怕可能所有內部人士和市場主體都已經發覺經濟惡化到了危險邊緣。 也許，在旁人看來，這種單線程的次序主義治理方式簡直難以理喻，卻是過去數年中國完成個人威權轉型的結果，在元首和官僚集團之間正在出現一個鴻溝，不僅是如普京一般陷入信息島的問題，而是雙方的互相懷疑隨著秦剛和李尚福的落馬而公開暴露。 中共大小官僚都變身群演 事實上，在一個凡事都要經由元首簽字認可的體制下，無論他多麼勤政如皇帝崇禎或者雍正，龐大的書記處已經按照優先順序篩選、屏蔽、隔絕了大量次序順位較低的報告和會議。在有關美中關係、政治安全和軍事問題之外的「普通」情資，非到地方性、小型、偶發性問題演變成全國性、大型、緊急問題，不會輕易到達元首處。也因此才有官方對民營經濟、對美中關係的不斷反覆、才有「堅持動態清零」下一切了無生機、或者為了一個「政治安全」不顧經濟、民生的絕對主義治理方式。 更重要的，所有這些危機，無論存於頂層、還是基層，他們還被元首政治的一種派生性政治所遮蔽，將中國的高層政治逐漸轉變為一種介於暗室政治和舞台政治、又兼具兩者的夜店政治。也就是說，北京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和資源被投入到為元首政務營造氣氛的集體表演中，無論大小官僚都變身群演，如同夜店裡的氣氛組。北京政治變得越來越夜店化，為大金主捧場營造氣氛的夜店邏輯已成為中國政治運行的主旋律。 例如，每當中國領導人到外地視察，當地歡迎「群眾」無不是體制內幹部扮演，甚至連當地幹部也不值得信任，需要遠調韶關幹部到廣州充當臨時「群演」。類似故事已成套路，北京和地方官僚為營造人民領袖的氣氛可謂煞費苦心，圍繞元首的一切活動都變成了氣氛組的組織動員。 哄抬領導人的表演政治 這種情形很像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晚期蘇聯、或者齊奧塞斯庫時期的羅馬尼亞政治，意識形態超過一切，而意識形態政治則具體化為與領袖有關的政治氣氛營造。不過，這種表演政治不獨共產主義時代。 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茲1970年代在印尼巴厘島，也就是去年美中峰會舉行的地點，發現在歐洲殖民者到來前，島上的貴族統治者就熱愛一種「劇場政治」，表演代替了政治的主體，例如傳統的部落協商、領袖權威、或者演講承諾，甚至在最終被殖民者處決時仍不忘穿得如同戲裝、高度儀式化地結束他們的統治。 理論上，這是一種另類的僭主政治，也就是那些使用不正當程序獲得權力的君主們熱衷的，氣氛政治對他們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心理補償，也是統治欲的體現，十分契合當下的中國。在中國，這種氣氛政治其實有著悠久傳統，也就是所謂天下主義的朝貢政治傳統，從隋到明，越是追求大一統和君權專制，統治者越熱衷四方來朝、藩屬進貢的場面。而今天，這一天下主義的儒家「國際觀」變成了成型的「親誠惠容」外交思想，雖然本身出自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的大東亞共榮，卻被中國外交部繼承且反向加諸日本，是今天中國氣氛政治的指導思想。 最典型的，當歷經三年多無厘頭的「制裁」和摩擦、澳中關係被迫緩和之後，為了營造阿爾巴尼斯訪美後訪問中國的良好氣氛，北京當局立即釋放了拘押三年多的澳籍記者成蕾，以示寬大為懷。這樣的外交內政作風正在主導美中關係的議程，也改變了中國政治現代性——改革開放的基本邏輯。 原本今年秋天例行的面向經濟問題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只能苦於氣氛缺失而難以召開。等同於江山的人民，中國的消費者和企業家們，不情願配合也無法配合表演、烘托氣氛，很難像官僚階級那樣隨時能夠充當群演，為了黨的大會擠出乾癟的賬戶、消費或者投資，連臨近的「雙11」購物狂歡也因此黯淡了許多。 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召開「三中全會」唯一的希望就在於美中峰會的順利舉行，為中國經濟注入最後一針安慰劑。否則，對那些偉大的巴厘島政治家、專業的氣氛組-官僚們來說，誰能保證「三中全會」不會變成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讓僭主政治現出原形呢？ 但是，如果從氣氛政治的角度來看，此次舊金山美中峰會是一次為氣氛而氣氛的外交行動也未可知。畢竟，2023年「三中全會」的召開，無論找到什麼開會的理由，都將是冬天的故事了，距離下個月的舊金山峰會已經相當遙遠。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就跟共產黨所有的消息一樣，外人從來不知真假，到底李克強是自然死，或是非自然死，恐怕要多年後人們才會知道真相了。但共產黨並沒有任何理由澄清謠言與否，最好是讓世人，尤其是中國人猜測背後的原因，而且最好大多數人都相信是習近平把他弄死了，因為共產黨已經進入權力收攏期，收緊人民經濟自由、嚴控黨內政治活動已經在發生中，製造恐懼有利統治。但與許多人的猜測相反，我不認為這是習近平為了攻打台灣準備，這種狂熱的權力收縮，只是共產黨的傳統，與列寧革命政黨本質有關。共產黨永遠都只想控制權力，打台灣會提高失去權力的可能性，所以只會講，不會做。 共產黨的權力集中卻脆弱 專研蘇聯史的學者Stephen Kotkin說，共產主義的本質矛盾的，一方面權力極為集中，共產黨在人民的生活里，無所不在，非常強力，但另一方面，共產主義是很脆弱的（brittle），一碰就破。為什麼呢？因為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平等天堂，資源必需集中分配，而要做到資源集中分配，權力就要集中，所以人民不能享有自由，言論、經濟、行動，通通要受黨支配才行。一旦人民有了些許自由，共產主義的精神就失去了，共產黨在理念上就失去了根基，而在政治現實上，共產黨就會失去了政權。但一旦人類社會實施了共產主義，自由的消滅一定會造成人為饑荒，共產黨都得稍為鬆綁，給予人民自由，至少讓人有飯吃。但一旦自由影響了共產黨的權力基礎，緊縮人民的自由，強化政治的掌控，又有其必要性。中國的名言，「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就是共產主義矛盾本質的最佳體現。 列寧在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後，推翻市場機制，控制糧食價格，很快就造成了饑荒，是那種會人吃人的恐怖饑荒，認知到挫敗的列寧，只能在1921年推動新經濟政策，還給農民市場機制，因而解決糧荒。但斯大林不能接受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不能接受暫時施行市場經濟的現實，因此在1922年全面實質掌權後，他就忙著發動他的集體化，財產國有化、生產集體化是一個人類從來沒見過的實驗，不只是控制糧食價格，而是把農業生產全面由國有農場經營，沒有私有田地，只有國家的農場。想當然爾，斯大林造成了比列寧的饑荒更恐怖的人吃人。但斯大林比列寧更頑固，更堅信共產主義而沒有彈性，深信集體農場和國有資本是蘇聯現代化的唯一道路。於是他用他的鐵血，用他的不顧人命，硬是完成了集體化，而解決了糧荒。所有懷疑共產主義的蘇聯人民，立刻改信集體主義，因為不聽斯大林的話，人是會立刻餓死的。 但共產主義施行沒幾年，斯大林不相信這些帶有沙俄習慣的中、老幹部可以幫他完成社會主義天國，於是在1936年，展開了大清洗。全面屠殺共產黨和軍隊幹部，把二十齣頭的年輕人，全面推上領導位子。我們聽聞的毛澤東的所有鬥爭手段，像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門、刑求拷問取供、親友鄰里互相告密、公開批鬥等等，都在1936到1938年的大清洗里首先發生。 希特勒聽到斯大林把絕大多數紅軍的軍官幹掉後，不可思議的說，「這人腦子壞掉了」，但斯大林腦子沒有壞，他清洗共產黨和紅軍幹部是有他的目的，他對共產主義的僵化認知造成他堅信社會主義天堂一定可以來到，只要他清洗掉反革命份子、資本主義敵人、托派反黨份子、帝國主義滲透敵人等等，把國家機器換一批思想純正的年輕人掌管，在他的領導下，一定可以成就社會主義平等的天堂。斯大林的大清洗，正是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樣本，理由也是一模一樣：之所以社會主義的天堂尚未來臨，一定是社會裡充滿了反動敵人，沒有全面清洗、改造，共產主義不可能成功。 中國共產黨沒有一個總書記敢給人民自由 而文化大革命是毛的最後力作，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也一如蘇共一樣，只要經濟稍為可以，人民百姓不會餓死了，政治運動就開始。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建國後不久，先打了個韓戰，稍稍和平後，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開始了，清洗掉了非共黨的右派份子，然後1958年就展開大躍進，師法斯大林的集體化，但大躍進餓死的人，比斯大林在蘇聯餓死的還多。大躍進結束後，中國人沒過幾年好日子，文革就開始了。毛澤東當共產皇帝三十幾年，超過一半的時間在運動，集中獨裁權力，屠殺、關押潛在政治敵人。這個事迹和毛的人格有關，但也和共產列寧政黨的獨裁有關。 習近平在2012年接手中國共產黨，距離鄧小平的1992南巡，正好二十年。這個「自由開放」的二十年，釋放出來的經濟活力，把中國的地位，推到一個盛世的境界，但經濟上的自由，危及到共產黨的政治獨裁，這兩個力量是不相容的，從斯大林到毛澤東，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的收放循環，就連鄧小平都有他的六四天安門鎮壓。當個人自由和政治集權碰在一起的時候，只有一個力量能活著。戈爾巴喬夫放開了控制的鐵拳，死的就是蘇聯共產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他們都深知戈爾巴喬夫做了什麼，他們都清楚自由的大門一開，共產黨的下場是什麼，所以不管多開明，或是多專制，中國共產黨沒有一個總書記敢給人民自由，只是在習的治下，自由造成的巨大力量威脅到共產黨專政，讓他不得不下重手。 共產黨正在掃除潛在敵人 打擊科技巨頭、鎮壓香港、弄死地產開發，都是共產黨在解決開放後的自由亂象，都是共產黨在掃除潛在敵人，對共產黨來說，經濟發展已經不重要了，反正共產黨人怎麼樣都不會吃到苦，金家三代王朝，領導吃苦了嗎？習近平不但要清洗社會的潛在反對力量，更要清洗黨內可能的挑戰者，只要反對習近平領導的人，四顧沒有可以取而代之的人，習近平的位子就是穩的，共產黨的掌權，就是穩的。所以習近平在收緊經濟自由後，黨內剷除異己的速度也會加快，任何沒有對習效忠的共產黨人，就會一個個消失、死亡，先是外交部長秦剛、國防部長李尚福，現在是下台總理，大談「人在做，天在看」的李克強。沒死沒關的，現在也都很清楚習近平要他們解讀的訊息是什麼，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正在中國上演中。 （※本文作者為美國財務學教授。文章轉載自作者推特）
美國總統拜登擔心中國的人口問題讓中國成為「定時炸彈」，被眾多國際媒體持續報道。那麼這顆定時炸彈是如何埋下的？ 行獨生子女政策 1980年導彈專家宋健等人的預測：如果生育率（婦女平均生孩數）穩定在1975年的3.0（1985年鄧小平還相信如果沒有計劃生育，生育率將超過3.0），人口將在2080年達42.6億，嚇得決策層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其實隨著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會自發下降，即便在1980年徹底停止計劃生育，峰值人口只會達16億，然後下降，計劃生育完全沒有必要。 《大國空巢》被禁 我在2000年開始率先掀起反計劃生育思潮。2004年10月我的《計劃生育政策攸關中國持續發展》被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的發表，並被人民網選為「論著精華」，標誌著民間反計劃生育思潮的興起，計劃生育「不爭論」的鐵幕被撞開。 我在2000-2006年的多篇文章以及在2007年版《大國空巢》中，預測如果繼續獨生子女政策，總人口將在2017年開始負增長；呼籲立即停止計劃生育，那麼生育率將從2006年的1.95降至2023年的1.47，峰值人口達不到14億。 但是顧寶昌、翟振武、曾毅等18位頂級人口學家在2004年聯名上書《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會在2044年達16.07峰值；建議實行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到2020年才全面放開二孩，人口將在2029年達14.7億峰值。 由三百多官員、學者完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建議堅持獨生子女政策不動搖，預測生育率將長期穩定在1.8，人口將在2033年達15億峰值。於是《大國空巢》在2007年11月被禁。 單獨二孩政策 經過網友們「日頂一貼，日行一善，日拱一卒」的宣傳，網路民意逆轉，知識精英和很多政治精英也贊成停止計劃生育。2010年11月12日我在《光明觀察》發表《停止計劃生育已經達成全民共識》。 2012年3月《改革內參·高層報告》發表我的5萬字的報告，建議停止計劃生育；預測如果實行二孩政策，生育率只會反彈到1.4。我在2013年版《大國空巢》和在《中國智庫》、《中國發展觀察》、《中國改革》、《戰略與改革參閱》等發表的報告，以及在2010-2013年的七十多場演講中呼籲停止計劃生育，反對二孩過渡方案。 但是2012年蔡昉、王豐、李建民、陸傑華等17位頂級人口學家在《人口形式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一書中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會超過4.4（每年出生4700多萬），人口將在2044年達15.35億峰值；即便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生育率也會達2.4，到2050年仍有1.75。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也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每年將出生4995萬人，生育率將達4.5。這些預測嚇得決策層不敢實行全面二孩政策，更不敢停止計劃生育。據2013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報》介紹，蔡昉等人的預測是單獨二孩政策的理論依據。 2014年1-6月，各省相繼實行單獨二孩政策，我判斷該政策遇冷，8月在財新網發文預測2015年的生育率將只有1.2。但國家衛計委禁止媒體再報道我的觀點，因為他們預測生育率將超過1.8，每年將多出生200萬人。王培安、翟振武反覆反駁「遇冷」，認為「符合預期」 。 結果：2015年是單獨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統計公報》顯示，不但沒有多生200萬人，反而少生了32萬人；2015年小普查顯示，生育率只1.05，不是1.8，更不是2.4。 全面二孩政策 2015年中國發展出版社準備在出版我的《大國空巢3》（圖文版）、《大國空巢4》，但被國家衛計委發公函阻攔出版。我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只會暫時反彈到2018年的1.4，然後降至2026年的1.0。而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和翟振武等15人在《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研究》中建議實行全面二孩政策，預測生育率將在2018年達2.09的峰值，到2020年、2022年、2050年還有1.96、1.76、1.72；2018年、2022年將出生2189萬、1616萬人。該書是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論依據。國務院《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也預測，生育率將在2020-2030年穩定在1.8，人口要到2031年才負增長。 結果：即便根據《衛生健康統計年鑒》中誇張的數據，2018年也只出生1362萬（生育率約1.4），而不是2189萬，更不是4700多萬、4995萬。國家統計局公布2022年只出生956萬，而不是1616萬；官方承認，人口在2022年開始負增長（其他數據證實是2018年），不是蔡昉等人所預測的2045年，也不是國務院所預測的2031年。 三孩政策 202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遠低於預期，推遲一個月才公布經過反覆修改的數據：生育率只有1.30，而不是預期的1.96。說明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論依據是錯誤的，理應停止計劃生育。但是滑稽的是，2021年5月31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了《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宣布實施三孩政策。 根據2022年1月19日《經濟日報》的介紹，三孩政策是李建偉為首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所論證的，認為「能夠大致實現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而「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為會「導致人口過快增長，重蹈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口過快增長的覆轍」。 結果：《2022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三孩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11萬，一孩、二孩也分別減少28萬、68萬，生育率只有約1.0，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 人口政策一錯再錯，說明中國的決策體系存在「致命」的缺陷，將導致人口崩潰和文明的千年一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68歲的李克強，10月27日被中共宣布因突發心臟病去世，令外界震驚。目前，對李克強去世，網上傳出各種各樣的的說法、猜測。 也有媒體分析，李克強去世可能會給習近平當局、中國帶來的影響。看中國記者就此採訪了旅居澳洲著名法學家、時政評論家袁紅冰教授。 李克強是「被」習「心臟病」的么？如何對李克強蓋棺定論？ 據網上曝出，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是在上海一家中醫院去世。據傳這家中醫院並不是上海最好的醫院，相關專家也是後來才到，錯過了最佳搶救時間……有人質疑，李克強去世有蹊蹺。甚至有人猜測李克強是「被」心臟病去世的？袁紅冰對此表示：「要清楚的回答這個問題，其實首先應該弄清楚李克強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蓋棺定論。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就可以知道習近平會不會謀殺他。 所以首先我們還是講一下對李克強蓋棺定論的一些觀點。我給李克強的蓋棺定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就是，他是中共的黨文化所培養出的典型的太監人格。 我和李克強是北大法律系時期的校友。我們雖然不是同一級，但是我們共同上過一些大課。比如說當時北大著名的憲法學家龔祥瑞先生的《西方憲法學》。這門課我們幾個年級是一起上的。所以跟李克強有一些比較多的交際了，在上課的過程中。儘管是大課，但是由於李克強是西方憲法這門課的課代表，我是我們那一級一個班的學習委員。所以上課過程中有一些交際。 在北大學習期間，我當時感覺李克強就是痴迷於追求去做學生會的幹部。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大學裡，所謂學生幹部，他的職責之一就是向共產黨的黨組織，彙報同學們的思想動態。簡單的講就是做一個政治的告密者。所以當時我們以一般正常的學生，對於這些追求做學生會幹部的這些人，內心深處都存在著一份鄙視。我們常把他們叫做學賊了。李克強在大學期間就是這樣一個人。」 李克強是如何受到鄧小平、胡錦濤賞識的？ 袁紅冰還披露：「李克強在8964之後，他公開的發表文章和講話，痛斥、痛罵當時的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強烈的支持鄧小平血洗天安門廣場的這種反人類的罪行。也就是從此之後，李克強才真正的得到了鄧小平和胡錦濤的賞識，也就真正的走上了中共暴政的升官發財的這種青雲之路。大家都知道，李克強一度曾經被中共暴政作為中共總書記的人選來培養，後來是因為江澤民、曾慶紅等等，這些中共太子黨、紅二代的家族、權貴家族，他們認為李克強出生於貧民家庭，因此由他來做總書記，中共的太子黨權貴家族不放心。所以在江澤民和曾慶紅的操作之下，才否定了李克強成為總書記的這種可能性，讓他只能做總理。 當時提出來的總書記人選是三個。一個是薄熙來，一個是王岐山，最後一個才是習近平。後來薄熙來是因為他過分的飛揚跋扈，性格上過分的銳利，太子黨的成員對他也比較忌憚，所以他被否決。 王岐山雖然是姚依林的女婿，但是那畢竟是中共的外戚了，王岐山的父親是個國民黨，所以最後也被否決了。就這樣選定了習近平。 李克強並非出身於紅二代或者太子黨，所以他一直是摧眉折腰、循牆而走，奔波於中共權貴之門。憑藉著奴顏卑膝的人格，小心翼翼的追求和維護他個人的高官後路之路。根本沒有半分像現在一些網路上所流傳的什麼為民請命，這樣的精神李克強是完全沒有的。 現在有一些八卦新聞，炮製什麼習李斗的假信息。事實上，李克強這種人格根本就沒有勇氣和政治能量，同中共太子黨成員進行真正的意義上的政治鬥爭。 習近平確實是一直在踐踏、壓制李克強，因為習近平他是要回歸毛澤東的原教旨主義。而李克強要支持的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路線，所以他一直受到習近平的打壓和踐踏。但是呢，李克強對於習近平的打壓，最強烈的反應也不過是他在被趕出中共的權力中心之際，發出的一聲幽怨嘆息，說一句：人在做天在看，蒼天有眼等等。 現在也有海外的民運人士聲稱，李克強走了，帶走了一個時代。這種評價完全是違背事實的。像李克強這種猥瑣苟且的太監人格，根本沒有任何資格在任何意義上成為一個時代的標誌，而無論那個時代代表進步還是罪惡。李克強和權力在一起的時候，也沒有能力和願望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那麼他一旦被權力放逐，一旦離開權力，李克強這種典型的太監人格就只能與蟲蟻草木同行。無論活著還是死去，對於現實的政治都不會產生任何有價值的影響。 另外也有一些所謂異議人士，竟把李克強稱是什麼人民的好總理。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們可以看到中共暴政發布的李克強的訃告中明確的聲稱，李克強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是黨和國家的卓越的領導人。這個訃告中還聲稱，李克強在退休後，堅決擁護和支持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這些所謂的異議人士，這些海外民運人士，竟然在對李克強的蓋棺定論的問題上，和中共暴政一起，共同唱起了讚美詩，共同奏響了安魂曲。他們自己不覺得，自己還頂戴著這種海外民運人士或者異議人士的花翎，是一件荒唐至極的事情嗎？ 至於李克強其一生，蠅營狗苟，侍奉於中共暴政左右。在八九六四這個關鍵時期，出賣理性和良知，奴顏卑膝，諂媚中共黨權，只為了求得自己一己之高官後路。所以我對李克強的蓋棺定論：就是其生也猥瑣如鼠，其死也與草木同朽，化為一片污穢的虛無。 那麼我們對李克強這個人，有了以上的回顧和審視之後，我們再來看就是習近平會不會謀殺李克強呢？我想這個結論應該是及其明白的。原因很簡單，就像我剛才講過的，李克強這種太監人格，當他和權力在一起的時候，他也不會表現出自己獨特的個性。當他離開了權力之後呢，他就同時消失了可能的任何的政治影響力和政治能量，變成一種人畜無害的存在。」 習近平最想除掉的人是誰？習現在最大威脅來自習家軍？ 袁紅冰進一步分析指出：「習近平這個人當然是陰狠寡毒，但是他要整肅的對象必定是對他造成強烈威脅的人。他不會去整肅一個像李克強這種已經離開了權力的太監人格，因為李克強對他不會造成任何的政治的威脅。所以那些說習近平謀殺了李克強，說什麼沒有進最好的醫院等等的這些傳聞，都是些八卦新聞。 在這裡頭呢，我們其實應該很清楚的意識到，習近平現在如果要謀害這些已經退休的官員的話，那麼他最應該想除掉的就是曾慶紅。雖然江澤民集團已經基本上被掃蕩，但是曾慶紅作為中共太子黨的成員，他畢竟還有過去積累起來的相當大的政治能量，他還有可能對習近平造成威脅。 但實際上，現在對習近平造成最大威脅的，其實已經不是過去的什麼江澤民幫派，上海幫，團派，元老幫等等。以二十大為標誌，習近平實際上已經獲得了終身的執政權，正式成為共產皇帝。他已經掃蕩了以前的中共黨內的各個派系，建立起了以習家軍為主導的一個新的官僚體系。但是對於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後，應該說是半年之後他就發現了，他真正的致命威脅不僅沒有消除，反而以另一種方式凸顯出來。 那就是他親自拔擢和培育的所謂習家軍中，也處處充滿了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這種兩面人。這是他為什麼突然大動作的整肅秦剛、李尚福、火箭軍的領導層，甚至波及到了戰略支援部隊的司令等等。 而且在這次整肅的過程中，強烈的衝擊了中共的航空和軍工企業。據說現在已經有100個以上的軍籍和師級以上的官員，和相當職位的航空軍工企業的單位系統里的這些行政官員也都受到了整肅。他這次整肅的都是習家軍。這才是現在習近平所面臨的主要的危險。至於李克強這種喪失了權力的太監人格，估計習近平早就已經把他從自己的記憶中剔除掉了。李克強的死，還是活著，都不會對習近平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政治威脅。」 李克強與胡耀邦無法相提並論 胡耀邦是大良知者 據悉，網上有很多人、也有海外媒體分析，目前中國民眾對習近平當局民怨空前高漲，李克強突病逝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爆發人們借李克強去世，發泄對當局的不滿情緒。甚至有人提到89年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六四運動。袁紅冰對此認為：「李克強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夠和胡耀邦相比。我們說胡耀邦是中共黨內的一個奇蹟性的人物，他是一個大良知者。 在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胡耀邦是在葉劍英的支持之下，全力的推行了試圖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思想自由化的進程。在那個過程中，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講，胡耀邦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後，從1978年到1988年之間，胡耀邦統治主政的時期，中國出現了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以至到今天，從來沒有過的十年的思想自由化時期。所以中國人對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等這些觀念的理解、深化，和這十年的思想自由化是分不開的。沒有這十年的思想自由化，中國人的現在思想還會被牢牢的禁錮在毛澤東的那種原教旨主義的架鎖之內，黑牢之內。所以我們把胡耀邦先生稱為大良知者。 也就是因為他不能兼融於中共暴政的這些頑固派，所以中共暴政最後才以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自由化的名義，對胡耀邦先生進行了整肅，並在整肅過程中造成了胡耀邦的死亡。當時中國人民對胡耀邦的懷念，就是因為懷念胡耀邦先生所開創的那十年的思想自由化時期。也正是在胡耀邦先生作為中共中央的主席以及後來的總書記的過程中，中國才廢止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個集中營，那就是人民公社，使農民得到了解放，至少是一定程度得到了解放，至少是從人民公社的這個東方的巴士底獄中得到了解放。」 胡耀邦開啟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路 鄧小平是中共權貴市場經濟設計者 袁紅冰進一步揭示：「也正是在胡耀邦先生的主持之下，中國才走上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的道路。所以最初的那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執行者並不是什麼鄧小平，而是胡耀邦先生。鄧小平只是8964他血洗了天安門之後，那個所產生的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那才是鄧小平設計的。所以胡耀邦先生在中國的歷史上是立下了如此的豐功偉績，所以他的死才會感動了人民，才會激起全民對他的哀思和悼念之情。六四運動也是由此而爆發的。 那回顧一下李克強的整個歷史。我們剛才都講過了，他的青雲之路就是以詛咒六四學運，支持鄧小平血洗天安門為開端的。他是三屆中共的常委，而且長期擔任過中共的所謂總理。那麼他為中國的自由和民主化究竟做了什麼呢？相反的，他的整個從政的過程，我們只看到了一個猥瑣的、蠅營狗苟的太監式的人格。所以那種說什麼他的死也有可能引發中國人民的一次大的反抗當局的運動，這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我剛才已經講了，他的死就像一片枯葉落在了水裡，不會引起任何波浪。人民也不會利用什麼李克強的死去反對習近平。為什麼？因為李克強在習近平的過程中，習近平主導的回歸毛澤東原教旨主義過程中，實際上並沒有做出任何真實意義上的反抗。」 習近平個人獨裁陷入進退維谷困境 另有海外媒體報道，習近平剛剛宣布解除了李尚福的中共國防部長職務。此外，李尚福和秦剛均被免去國務委員職務。目前習近平還沒有任命新的國防部長，中共國務委員也僅剩三人。有報道分析指出，中共高層的人事震蕩，引發了人們對習近平親選領導班子穩定性的懷疑。袁紅冰對此表示：「現在實際上就是這一次火箭軍的領導層的整體整肅，再加上秦剛和李尚福的整肅，再加上航天和軍工集團的整肅，實際上是充分的暴露了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權力，陷入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困境。他的這種困境，實際上是可以和當年的毛澤東相比。在中共的九大之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被寫入了黨章。中共當時也聲稱中共的九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一次勝利的大會。可是九大結束不久，就發生了林彪反叛事件。那次事件是重創了毛澤東，充分的顯示出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經走入了窮途末路。 而現在包括秦剛、李尚福這些習近平親自拔擢的股肱之臣，現在都開始從政治上表現出對習近平的絕對不忠誠，那也顯示出習近平的這種回歸毛澤東原教旨主義的政治路線，也走入了絕境死地。所以習近平必然會表現出的只能是末日的瘋狂。那就是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就是他的基本國策就是在2025到2027年之間發動台海作戰，和美國在台灣海峽進行一次以國運相睹的戰略決戰。」
今年三月離任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因突發心臟病去世，這個消息震驚了每個人。很多人也許想過中國某位前領導人的去世，但這個人決不會是李克強，因為他只68歲，而且身體看起來不錯，之前從來沒有傳出他有心臟方面的問題。以現在的生活水平和醫療條件，不說一個前國家領導人，就是普通民眾，68歲也不意味著老之將至。 李克強的突然離世，讓我想起中國詩人臧克家的《有的人》這首詩：「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從中國網路和社交媒體看，人們對李的去世，一片惋惜和沉痛，惋惜和沉痛他在不該去世的時候去世，他做總理時的鬱郁不得志。鑒於中國的輿論審查制度，很多人不能把話說得很明，可能夠看出某種不可言狀的悲憫在內。也有些人把他的突然去世和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相比，後者也是病逝於心肌梗塞，暗示這裡存在某種陰謀，而不是一種意外。 李克強政績並非處處成功 中國人看重蓋棺論定，尤其是政治人物。官方訃告稱李克強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這個評價對當代政治人物來說，應該是相當高的。對政治人物的評價，當然要從政治角度，也即從事功和政治倫理兩個方面看他帶來的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和價值。從事功而言，儘管官方的訃告列舉了李的很多政績，然而，他十年總理，似乎沒給中國留下可稱道的「遺產」。他的招牌式語言「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及其背後的政策，似乎催生的是互聯網泡沫和P2P之類東西。要仔細盤桓他的政績，確實很難找出哪件帶有鮮明的李克強色彩。某些被認為是他所主導的政策，如城鎮化，實踐證明，思路有問題，並不成功。 然而，做總理十年未有值得稱道的政績，固然某些方面說明李的局限，但根本上這不是他的錯，要說他的錯，錯就錯在他和習近平搭班子。有習這個說一不二的主，他註定無所作為。李不像朱鎔基，性格強勢，也不像溫家寶，遇到了一個弱勢的胡錦濤。這兩個總理在他們的總書記領導下，有一個很大的政策發揮空間。可是他遇到的習近平，是一個要獨佔權力的人，黨政軍的事情，不但要全管全抓而且要按他的一套去做，總理的權力被大大地限縮，國務院淪為政策執行部門。 其實，李剛上台就任總理時，也曾意氣風發，想大幹一番，那時習立足未穩，也給了他這個空間，所以在頭兩年里，流行著一個「李克強經濟學」的說法，這反映社會對李的期待，認為有著市場理念的李，將能很好地把鄧小平開創，但在胡錦濤時期已經事實停滯的改革事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按照他的簡政放權，放鬆管制，減少審批，尊重市場，創新驅動的一套結構性改革的思路，十年下來，中國或許建成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而不是現在的偽市場。可惜，在原本屬於總理的經濟大權，也被習剝奪了。尤其在習成為核心的第二任期，在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的政治緊箍咒下，他雖心有不甘，但無法走出習的陰影，最後只能一事無成，這無疑是李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李克強心掛民生，驟逝令各界惋惜 好在中國對政治人物的評價，除了事功，還有道德和倫理，這後一方面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前者更顯重要。中國歷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帝王，像一統天下的秦始皇和掃滅匈奴的漢武帝，事功在歷代帝王中都是數一數二的，然而由於存在道德瑕疵，殘暴，不善待百姓，濫殺群臣，後代歷史對他們的評價實際都不高。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儒家傳統強調政治人物的德行，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責任倫理，負有重要責任的官員尤其帝王如果有才無德，不能做百官的楷模，教化百姓，是在道德上有虧損的，不是合格的領導人。 在中共的幹部隊伍里，李克強是相對清正廉潔的，之所以說相對，是官場和民間並沒有傳出他和他的家族有什麼腐敗醜聞，能夠做到這點，在腐敗醬缸文化的中共，已經非常了不起。另外，李也看來脫不了他本質上的「書生氣」，他不是一個耍陰謀詭計的政客，也不是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的得意猖獗之徒，從和他結識與交往的人的講述來看，對他的為人和從政，都有不錯評價。客觀地說，李的為官之路是比較順暢的，學生時代就是黨培養的對象，以後一路綠燈，由團中央到地方再到中央決策層，直至總理，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般來說，做官順暢的人容易生驕嬌二字，但李沒有，確實難能可貴。當然，對政治人物而言，政治倫理最重要的是對百姓的態度，他在卸任前的第二次記者會上，公開承認，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僅這句話，就說明他是個心掛民生的總理。 這樣一位前總理的去世，而且是以這種人們意料不到的方式去世，自然會讓人哀痛和惋惜，覺得不公。人們在心裡會問，為什麼老天不講眼，死的是李克強而不是他們討厭的政治人物？因此，一些人可能會覺得，他的突然去世不僅僅是意外，裡面還有某種「邪惡」和陰謀的成分。如果有這種想法，也不奇怪。因為在習治下的中共，人們看到太多骯髒的東西，好人是很難在這個政治體中混下去的。從這個角度看，李在游泳時突發心臟病，容易讓人想到，這是鬱悶和憋屈所致，既對國家前途，也對他所屬的團派命運，或許還有對民生的艱難，憂慮成疾，生出意外。 悼念李是對另一個人的譴責 對中國社會來說，李克強的去世，會讓精英階層尤其中共那些失意的改革派官員和團派官員，感覺兔死狐悲。這麼多年來，他一直被反對習近平的精英階層寄以希望，把他作為接替習的人選，幻想著哪天他不忍了，同習掀桌子，直到去年在中共二十大團派全出局，他們才基本死了這個心，也覺得中共政權徹底沒救了。李如果是在開明專制下，他對改革和市場的堅守，對百姓的同情，會讓他成為一個有作為的總理，但在習時代，註定是不可能施展抱負的。習不會容納一個和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馳的人做副手，沒有把李半途趕下就已經不錯，不可能支持李按他的想法去治理中國。而李性格中的柔弱，特別是中共這種整齊劃一，強調服從的政治體制，也決定了他不敢或不願去挑戰最高權力。他能夠做的，就是在臨近退時，發幾句吶喊——「改革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黃河長江不會倒流」，「人在做、天在看」，在外人看來，這有某種壯志未酬的悲愴意涵在內，顯示一種不甘心的姿態，但也僅此而已。 這當然也是李的局限。人都有局限，很難有政治人物超越他的時代和所屬利益集團，指望李做胡耀邦或趙紫陽都不現實。胡趙經歷過戰爭，也經歷過文革，對中共體制的荒謬有深刻的反思，所以能夠走出這個體制，甚至和它某種程度決裂。李雖然也經歷過六四，但他在這場運動中畢竟沒有選擇背叛黨，而是要在黨的體制里改造黨，他走的是這條補牆工的道路，所以，歸根結底，他是黨的人，是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原本想做一隻啄木鳥或者補牆工，但習近平不給他這個機會，習認為他的補牆方式只會使黨更軟弱而不是更強大，因此，他只能對習曲折表達不滿，而不敢公開和習抗爭，更不敢和黨分手，他沒有這個魄力，人們也不應指望他有這個魄力。自六四之後，在黨的高級幹部里，從來沒有人公開叛黨，哪怕他們對習非常不屑，對黨的黑暗非常了解。 故不必苛求他。相對而言，身居高位，能在中共這股濁水中成為一個清流，已經不易，不能要求太高。他的不幸離世舉世震驚乃至悲痛，人們用他是一個「好人」、人民的「好總理」，來表達懷念和尊重之情，已經映照出了人心。誰心上裝有百姓，誰只是嘴上說說，人民是很清楚的。對他的哀痛其實也看作是對另一個人的譴責。還用臧克家的那首詩來結束吧：「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場可以看到/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著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半年多之前還是中共第二號人物的李克強在年僅68歲的時候猝然去世，輿論震驚。編輯希望我寫寫這個話題，礙難推辭，只是心中五味雜陳，不知從何說起。 一代人的悲哀 不能說沒有酸楚和悲哀。四十五年前，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入學，我和李克強同時進入了北京大學，他在法律系，我在中文系。那個時代的校園很活躍，我們入學之後不久就相互認識了，關係雖不密切，但也時有過從。去年夏天搬家到加州，整理舊物時，我還發現大學時代日記里記有幾筆和他的交往。那個時候他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同學。 大學畢業之後，我們來往不多。記得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7年，我參加中共十三大籌備過程中的政治改革政策設計，某天到團中央座談如何改革群團組織，劉延東、劉奇葆出面接待，與他們同為團中央書記的李克強專門過來與我寒暄了一番。不過，那時我已經從北大同學那裡聽到了一些對他的不滿，起因在於：1986年冬天有一場全國性學潮，李克強專程到北大坐鎮，嚴令要控制住校園，決不能讓北大學生上街。為了所謂政治前途，看來李克強已經放棄原有的獨立思考能力了。 八九去國，隨後我與血腥鎮壓了學生和民眾的中共徹底決裂，再次見到李克強就是任教香港的時候從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看到了。那時他已經貴為河南省長，陪同江澤民視察的時候，完全沒有了當年校園裡的意氣風發，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相，說不上奴顏婢膝，卻也看得出慎微逢迎。現在回頭來看，他的人生悲劇，那時已經漸入戲骨。 當然，不僅僅是李克強這樣做。多少當年的青春志士，後來都走上了這樣的人生道路：為了當官，為了發財，為了權勢，為了名利，不斷地扭曲自己，直到扭曲成黨國所需要、所信任、所賞識、至少是所不排斥的人材。以這樣的價值觀來看，李克強還被視為七七級一代人中最為成功的，畢竟坐上了總理寶座。曾經最有希望、也最有歷練而可能推動中國走出毛共黑暗的一代人，如果以李克強為標杆，那真正是一代人的悲哀。 共產黨制度是毀滅良知的 公平地說，即使是身為中共高官的李克強也還應該良知未泯。輿論還記得他關於中國有六億人口每月收入僅一千元人民幣的實話，網民這當口也在重複他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的無奈之言。我記憶猶新的是，他在總理任上曾經回憶起毛時代農民出外乞討還需要黨組織開介紹信的事情，以此說明中國不能倒退到毛時代。李克強在安徽長大，並曾經在鳳陽插隊，毛時代那裡的農民每年冬天都要出外討飯，一年的收成不足以填飽一年間的肚皮。那個時代，我在家鄉魯南地區生活，冬天裡常能見到這些操著皖中或蘇北口音挨家挨戶叩門乞討的人們。這是我們親身見證的歷史，而李克強沒有忘記它，這就是良知還在了。 然而，這正是李克強人生悲劇的又一體現。他應該知道，良知是與共產黨體制難以相容的。也許，他有想過，有一天當自己當上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時，他可以改變這種體制，使之與良知相容？確實，他一度非常接近登上最高權力的位置，但決賽中輸給了習近平。問題是，習近平是靠什麼贏得那個位置呢？有人說是善於裝孫子，有人說是身為紅二代，更關鍵的是江澤民曾慶紅為了阻擊胡錦濤選擇的接班人李克強而選擇了習近平。很明顯，這一過程如何展開，本身就是中共制度所決定的。為什麼江澤民曾慶紅就比胡錦濤更有力量來決定是李還是習？還不是因為他們掌控軍隊，掌控政法，也掌控黨機器。一個掌控暴力機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怎麼可能與良知相容？怎麼可能容許你去改變這種體制？ 既然不相容，還要去適應，這就難免出現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劇。也許那裡有兩個李克強：一個李克強不斷扭曲自己以在中共體制內沿著權力等級步步攀升，一個李克強還保留了一些常識、良知和對於民眾的同情心。殊不知，後者在共產黨權力場上可以成為一個人的軟肋。當習近平和李克強在2012-13年開始了十年共事的時候，李克強黑不過習近平，壞不過習近平，因此也就必定被習近平欺侮。重複一句：這不是習近平的本事，而是共產黨制度所決定的。所謂制度，就是遊戲規則。按這套遊戲規則玩，越黑越壞就越是能贏。 活得憋屈，死得窩囊——也是斯大林邏輯的一種表現 李克強的從政生涯固然是一場悲劇，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在他已經以不到官定退休年齡而提前退出領導層之後的短短七個月後，他的人生會這樣突然地落下帷幕，為悲劇再加一層！68歲，對當今的人們來說仍在盛年；中共高官保健條件那麼好，更是個個高壽如龜。李克強的死，其中有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手腳呢？人們可以這樣質疑，但沒有人能夠知道答案。對此，我只能說：被謀害死也好，因為多年心情壓抑、感覺窩囊而引發病情去世也好，政治人物的生活乃至生死都必定是有某些政治因素在內的。從斯大林時代怪案連連，到毛澤東當年整王明，再到周恩來不能及時開刀治癌，活得憋屈並死得窩囊的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多了去了，也都是「斯大林邏輯」的一種表現！ 可是，在共產黨制度下，誰又不是活得憋屈、死得窩囊呢！想一想「鐵鏈女」，那活得豈止是憋屈？想一想新冠疫情中的千萬逝者，那死得豈止是窩囊！或者說，前幾個月還志得意滿的秦剛，現在難道就活得不憋屈嗎？若干年後的習近平，誰又敢說他會死得不窩囊呢？因此說，儘管李克強的人生悲劇已經嘎然謝幕，但「李克強悲劇」遠未落幕。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