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越來越多選民對阿爾巴尼斯失去信任
2026 年 9 月 15 日
被中共歷代領導人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博士於11月29日去世。基辛格博士是半個世紀以來任何關注美中關係乃至全球秩序的人都無法迴避的人物。我第一次聽說「博士」這個稱謂還是在中共官媒對基辛格的新聞報道中，它在一個兒童的意識中留下了「博士」是足智多謀的人的印象。無人否認基辛格博士足智多謀，然而無價值原則的實用主義卻是其智謀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中共走向國際掃清障礙 聽到基辛格逝世的消息後，許多與他相關的美中關係大事件在我腦海里掠過。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1971年7月由巴基斯坦中轉秘訪北京的美國與紅色中國關係的「破冰之旅」。當時，中國處於文革癲狂中，經濟瀕於崩潰，「珍寶島戰役」讓中國置於蘇聯的直接軍事壓力之下，內外交困的毛澤東轉向美國尋求外交突破。而美國正需要在冷戰中「聯中抗蘇」以及解困越南戰爭。在那次17個小時的閃電秘訪，基辛格承諾美國將逐步減少駐台的軍事力量；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美國將在聯合國大會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席位，保證通過談判解決越南戰爭。隨後，雙方發表了會談公告，宣布尼克松應邀將於1972年5月之前訪問中國，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會面。不過分地講，基辛格為中共擺脫內外交困、為紅色中國走向國際政治舞台掃清了首批障礙。 半個世紀來，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外交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線，天安門事件所引起的巨大國際震蕩也未能對其產生根本性的衝擊。1989年6月4日，ABC新聞就正在發生的天安門廣場的屠殺採訪基辛格，主持人詹寧斯問他：「美國應該做什麼，基辛格博士？」 他回答：「我不會對中國實施任何制裁。」 隨後他在多家媒體上撰稿，為中共的暴行辯護，他說對北京發生的事不能只用善與惡的觀點去看，中共的屠殺行為是為中國選擇了一個更仁慈、更穩定的和平進程。就是這種只顧現實利益罔顧價值原則的現實主義思想主導下的對華政策，幫助中共很快擺脫了天安門事件後的國際孤立，而在沒有任何前設政治條件下一步一步進入世界貿易和全球治理體系。 基辛格的無價值原則的實用主義 於基辛格，無價值原則的現實主義思想不僅體現在他主導或影響的國際關係層面，而且貫徹於他的私人利益上。他是歷屆中共領導人的座上賓，訪問中國超過100次，在美國政客中居首位。在《論中國》這部被西方學者奉為了解中國的必讀之作中，他不時流露出對中共的溢美之詞。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基辛格剛剛推出了一個與中國國有企業中信集團合作的基金–中國創投，當得知這個事實後，詹寧斯非常後悔：「如果當時我知道現在我所知道的，我就不會讓他上那個採訪節目。」 基辛格2011年為當時習近平的權力競爭者—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站台的事更能說明他投機和算計。那時，薄熙來風頭正健，用「唱紅打黑」表現自己而挑戰中共對習近平的接班安排，權爭勝負一時難料。那年6月29日，為慶祝中共建黨90周年，重慶舉行「萬人紅歌會」，基辛格特地前來現場力捧薄熙來。 基辛格的無價值原則的實用主義與中共在後天安門時期形成的「實用主義的軟實力」有高度的精神契合，而中共正是靠其「實用主義軟實力」擺脫天安門事件後的困境、穩住國內統治並在國際社會擴展影響力的。 中共的實用主義軟實力 天安門屠殺後，中共一方面維持人民的恐懼使民間對權力的制衡缺失，一方面鼓勵他們特別是其精英階層不問政治、不問是非，只顧賺錢。這種策略確保了短期內最糟糕的資本主義在低人權和低道德的情況下展現了高效率和高競爭力。在這種赤裸裸的實用主義在國內獲得成功的動力下，中共開始利用這個「實用主義的軟實力」支持其持續崛起和國際擴張，並與美國競爭。這種專註於經濟利益無視價值觀和道德的「實用主義軟實力」可以描述為：忽視人權+鄙視民主價值+金錢。 不可否認，基辛格參與推動的美中關係的正常化對兩國均有正面意義，然而，基辛格現實主義的外交思想以及這種思想主導下的近半個世紀–特別是後天安門時期–的對華政策，非但沒能讓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變得更加自由和民主，而且在中共政權獲得經濟力量的加持後，不僅在國內變得更加專制而且在國際舞台上展現並實施它的全球野心，對以美國主導，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產生了切實的威脅。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自去年「白紙運動」以來，習近平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上屢屢受挫，他發現在實力和野心之間橫亘著諸多障礙，他需要再次回到鄧、江、胡時期的「韜光養晦」路線，緩和與市場、與美國的關係，以換取另一個戰略機會之窗，讓中國的經濟、技術、軍事、外交實力趕上他的野心。於是，今年11月習近平從「戰狼」變「熊貓」，帶著笑容來到美國與美國總統見面，並與美國商界晚餐，展開魅力攻勢。而在之前的7月，習近平在北京最高規格禮遇剛剛度過100歲生日的基辛格，為他補辦生日宴會。在宴會中，習近平再次宣稱基辛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強調「中國人重情講義，不會忘記老朋友。」習近平當然知道「老朋友」在此刻的妙用。 基辛格博士走了，但是「基辛格主義」仍有廣泛市場，美國人記取「基辛格教訓」了嗎？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近日有一對中國鄭州網紅小夫妻「亮亮麗君」成為微博熱議話題。典型打拚的小夫妻，以45萬人民幣（200萬新台幣）頭期款預售屋購買人生第一間房子，背上102萬人民幣貸款，每個月夫妻收入一萬人民幣，期中三分二付貸款，小夫妻還是積極樂觀常常拍房屋建築的進度。如今麗君被公司減薪從四千元變成二千元，加上女兒出生、房貸、租金壓力更大，雪上加霜是買的樓房變成爛尾樓，完工遙遙無期，小夫妻跟地產商要當時簽約會退款二萬元卻遭售樓部毆打。 其實「亮亮麗君」不是個案更不是特例，根據日本野村證券調查，截至2022年底中國有二千萬戶的爛尾樓，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預估要「保交樓」（保證交屋）2000萬套需要3.2兆人民幣（14.2兆新台幣），大約台灣政府六年的總預算。中國政府編列3500億人民幣來保交樓，2000億提供建商低率貸款，至2023年中預算已經用完。中國住建部在2023年八月表示「保交樓」推進一年多已完成165萬套房。 無論預算是杯水車薪或進度完成比率偏低，地方政府也都陷入債務危機，尚無法自救，還需要中央來救，保交樓政策在地方政府只能敷衍。日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要求，中國準備列出50家「白名單」大型房地產商幾乎都是國企，提供這50家信貸、債券、股權的融資，在房地產商的骨牌效應下，中國政府準備只「救」這50家，其他都要斷尾。 中國常說用6個口袋的錢來房子，就是夫妻跟兩邊的爸爸媽媽（一起買），這2000萬套爛尾樓，其實影響是1.2億人，他們口袋被掏空，如何來消費？如果無法儘速完成「保交樓」恐怕引爆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因素。 中國上層是按權力分配、中層是按資本分配、底層是按勞分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用權力來決定「誰」可以生存，哪一些企業可以無條件被注入無限的資金，而地產商是按資本分配，一家恆大可以欠債2.4兆人民幣，現在被劃入白名單的50家都有可能是一下一家的恆大，甚至是一個更大的泡沬。而像亮亮麗君一樣的底層人民，他們按勞分配，勞動所得還被減薪，維權還被打，目前只能離開鄭州回鄉下。 地方政府債務可以展延，但人民的房子是一家人的希望，是安心立命的地方，如果爛尾樓無法處理，中國的經濟就無法觸底，更無法恢復，恐怕將帶中國進入失速的經濟時代。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李尚福已經空出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職務，外界普遍認為要麼會由現任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兼任，或由現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改任。如果是劉振立改任國防部長的話，那麼早已經獲授上將軍銜而且也已經入選二十屆中央委員的徐起零被就地扶正的可能性挺高。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三中全會上如何處分已先後被撤消行政或軍內職務的四名中央委員》刊登和播出的次日，多家媒體都轉載了台灣《自由時報》的報道《中共「三中全會」或於12月召開 學界研判將撤銷這2人職務》，說是中共高層內鬥激烈，至今遲未公布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日期。台灣陸委會委託學界分析會前局勢，研判可能在今年12月舉行……。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6次會議已經免去李尚福的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國家中央軍委委員職務和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此顯示中共將會在三中全會撤銷秦剛、李尚福的中央委員職銜，同時免去李尚福的中共中央軍委職務，補選新的中央軍委委員。 上月24日中共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宣布免去秦剛和李尚福的行政副國級職務之後的次日，筆者便特別上網察看了中共國防部網站，見上面「高層「欄目的首頁中，左半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的介紹中，仍保留著李尚福的名字，而右半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介紹中，李尚福的名字已經消失。 至於未來的中央全會上是否會在李尚福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職務被免除的同時宣布一個新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首先要看習近平是否有可能如外界所預測的那樣，因為已經面臨著「無人可用」、「無人可信」的危機局面，乾脆讓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兼任國防部長。 習近平政權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名義宣布免去李尚福和秦剛的行政副國級職務後，美國之音刊出一篇報道文章《中國防長李尚福被免職 習近賓士軍難題再現》。文章中除了介紹「名列』越戰幫』劉振立接防長呼聲高」,也分析了習近平再循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的回鍋模式，讓何衛東兼任國防部長的可能性。按照該文章引述的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穎佑的話說，如果是由何衛東兼掌國防部，將更凸顯其實權，也可以一掃過去中國防長在對外交流時，各國普遍對出任此職務的人份量不夠的質疑。 那麼，如果不是由何衛東兼任，也應該沒有可能由已經「身體不好」的張又俠兼任。在此前提下，無論再安排哪位現任軍委委員接替國防部長，接替這位現成的軍委委員的具體職務者，就要增補為中央軍委委員了。 此前，在中共人大還沒有開會「決定「免去李尚福的行政職務之前，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的相關報道中已經介紹了路透社的消息內容，說是」多位知情人透露，現任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劉振立將軍很可能成為下一任中國國防部長」。 報道指出，劉振立也是近年來少有的具有戰鬥經驗的軍事領導之一，他曾參與1986年中國和越南之間的邊境衝突。（雖然）中國國防部長很大程度上扮演外交的角色，並沒有直接的指揮權。但劉振立如果被任命為防長，將提高這一職位的知名度。劉振立有領導聯合參謀部的經驗，外國同行將有可能與中國軍事行動和戰爭規劃的核心人物打交道。美國方面一直以來希望與直接參与指揮決策的同行進行例行交流。 這則消息中有一個沒有分析到的角度，就是雖然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是當然的中央軍委委員，但既不是軍委副主席，也不是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的軍委委員的組織級別比較特殊，似乎應該高於地方上的正省部級，但卻又夠不上副國級。 從這個角度講，劉振立如果能夠從聯合參謀部參謀長位置上改任國防部長，勢必也會被同時委任為國務院的國務委員，「實權」與否另論，組織級別上的確是升了半格，躋身副國級行列。 不過呢，如果習近平已經考慮了讓劉振立任國防部長，那麼就一定是轉任，斷無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兼任國防部長的半點可能。於是，新的問題又來了，那就是挑選誰來接替劉振立空出的聯合參謀部參謀長職務。對此，雖然我們外界不能斷定「花落誰家」，但必須從已經在二十大上被安排為中央委員的高級將領中選拔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必須是在位中央委員，在位的中央候補委員都不行。因為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同時應該成為中央軍委委員。豈有不是中央委員的中央軍委委員？ 而在劉振立的現有副手中，比他年長兩歲的徐起零也已經是上將軍銜，而且也已經在去年10月召開的二十大上與劉振立一同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如果真是劉振立被習近平安排改任國防部長的話，那麼「就近」安排徐起零升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概率挺高。 維基百科對徐起零的介紹內容中，特彆強調了一句「徐起零被外界廣泛認為是習近平派系閩江新軍成員之一」。該網站對何衛東的介紹同樣是「被視為習近平派系閩江新軍主要成員、習的親信之一」。 當然是「習近平的親信之一」，要不然習近平怎麼會安排他在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的位置上進入中央委員會？不過筆者也沒有搞清楚這個徐起零為什麼會被說成是「閩江新軍成員之一」，而且還是「被外界普遍認為」。 此人首次被外界關注是2015年，時任職務是54集團軍參謀長。中國新聞網於當年3月27日刊出的標題為《濟南軍區副參謀長石正露升任54集團軍軍長》的報道文章中把徐起零捎帶提了一句。 2016年7月，中國內地媒體上又有了一篇標題為《陸軍第54集團軍原參謀長徐起零少將任中部戰區陸軍副司令員》的報道文章，說是「官方媒體近日披露，解放軍五大戰區成立之後，原任陸軍第54集團軍參謀長的徐起零少將已調任中部戰區陸軍副司令員。官方公開的新聞報道顯示，徐起零之前長期在原濟南軍區服役，曾任原濟南軍區作戰部副部長、原濟南軍區某師師長等職，並於2012年調任陸軍第54集團軍參謀長，少將軍銜。」 自那以後，徐起零的職務開始頻率變動。擔任中部戰區副司令員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徐起零便接受跨戰區調動，去遼寧省出任了隸屬北部戰區的第七十九集團軍軍長。 2017年4月，中共以國防部名義對外宣布：中央軍委決定以陸軍原18個集團軍為基礎調整組建13個集團軍，番號依次為第71集團軍至第83集團軍。 當月18日，習近平接見新調整組建軍級單位主官，並對各單位發布訓令。徐起零是被接見者之一。 改任調整後的第七十九集團軍軍長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徐起零即於2018年12月升任東部戰區陸軍司令員。次年一月的「長安知事」報道文章《接棒秦衛江，新任東陸司令是位「鐵軍」戰將》一文被中國內地媒體紛紛轉載，內容是「最新消息，北部戰區第79集團軍軍長徐起零近期跨戰區調動，接棒秦衛江中將出任東部戰區陸軍司令，晉陞副戰區級。」 該報道文章詳細介紹說：「公開資料顯示，徐起零於2012年調任原第54集團軍參謀長。原54集團軍是解放軍歷史上的王牌部隊，有『鐵軍』美譽，多位高級將領出自這支部隊…..。」 不知道當時的中國內地媒體是否是奉命特別宣傳徐起零，反正是徐起零在出任東部戰區陸軍司令，晉陞副戰區級（相當於此前的副大軍區級）的大約一年半時間後，即再次被「跨戰區履新」。 中共鳳凰網於2020年6月2日刊登「紅船雜誌」文章《新晉中將徐起零跨戰區履新，曾任王牌部隊「鐵軍」參謀長》一文，說是據西部戰區陸軍官方微信公眾號「西陸強軍號」消息，6月1日，戰區陸軍通過電視電話會議組織集中宣講，認真傳達貫徹全國「兩會」精神。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西部戰區陸軍徐起零司令員作傳達報告。這是徐起零首次以西部戰區陸軍司令員身份亮相公開報道，這也標誌著空缺半年多的該職位正式迎來新任。據了解，生於1962年的徐起零是河南周口淮陽縣人，早期曾長期在其故鄉所屬的原濟南軍區服役……。（去年）剛剛晉陞為中將的徐起零自軍改以來，已先後任職於中部、北部、東部、西部戰區陸軍，也是集團軍調整組建後首批軍長之一。 該報道文章還介紹說：前任西部戰區陸軍司令員為何衛東，他已升任東部戰區司令員，並於去年12月晉陞上將軍銜。 眾所周知，比徐起零年長五歲，生於1957年的何衛東已經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上以年滿65歲的年齡乘坐上了晉陞副國級的「末班車」，晉陞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委副主席。而當年接替何衛東西部戰區陸軍司令的徐起零，同時也還是西部戰區副司令員。 在西部戰區任副戰區職的總共時間是一年零兩個月，2021年6月，徐起零又被習近平提拔為正戰區級，升任西部戰區司令員，官拜上將。接替了此前擔任西部戰區司令員也才半年即「因病重不能主持工作」的張旭東。 繼而，這個與徐起零同齡，但晉陞上將要比徐起零早了一步的張旭東被內部宣布出任中央軍委戰略規劃委員會專職委員的虛職。，但僅僅四個月後便不治身亡。 2021年10月21日，新華社刊登《張旭東同志逝世》消息，說是「中央軍委戰略規劃委員會上將專職委員張旭東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0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8歲。」 因為消息中所說的張旭東逝世時間與消息發布時間間隔了整整20天，於是為何遲遲「秘不發喪」的質疑聲四起。比如一篇標題為《上將病亡、八一大樓「鬼屋」故事和習近平的危機》的海外報道文章中，就把何張旭東去世20日才被公布死訊的奇怪與習近平「最近幾次晉陞上將現場毫不掩飾的愁容」，以及西部戰區被頻繁換將等聯繫到一起強烈質疑。 文中說：「張旭東生前最後一個職務是中央軍委戰略規劃委員會上將專職委員。他的病死，最引人關注的是，他於2020年12月才晉陞上將，當時並首次被證實已擔任西部戰區司令。但到2021年7月5日，原西部戰區陸軍司令徐起零晉陞上將，被證實接替張旭東任西部戰區司令。之後的9月6日，汪海江晉陞上將，並已接替徐起零擔任西部戰區司令。」 其實，就在張旭東被宣布病逝之前，已經有香港媒體報道了他身患絕症的消息。與此同時，因為徐起零接替的張旭東的西部戰區司令職務只擔任了兩個月左右，即又被從新疆軍區司令員位置上提拔上來的汪海江接替，所以當時的這家香港媒體順帶也把徐起零歸於癌症病患人群 ，殊不知當時的習近平只是為了讓徐起零在進入軍委參謀部之前先有一個戰區正職的資歷， 所以才讓他在西部戰區司令的位置上短暫過度了兩個月，並抓緊讓他晉陞上將軍銜， 便急匆匆地安排他上任聯合參謀部了。 徐起零進入聯合參謀部的時候，參謀長還是比他年長9歲，與習近平同齡的李作成，所以在二十大召開時也才年滿60歲，而且已經是上將軍銜的徐起零一度是最被看好的李作成接班人選，至於習近平為何又趕在二十大召開前夜，最終決定讓本已因年滿65歲即要從正戰區職退役的何衛東搭上了一班晉陞副國級的「末班車」 ，同時又最終決定由升任陸軍司令員才一年三個月的劉振立再度升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背後有一個很長的故事。限於本文篇幅暫且不表。這裡要強調的只是既然二十大上確定的軍委領導班子才過半年出了「事故」，那麼如果是劉振立會轉任國防部長的話，徐起零來接替總參謀長應該是選項之一。當然，比如現任陸軍司令員李橋銘也應該是升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可能人選之一。是否會出現劉振立接替李尚福，李橋銘接替劉振立，徐起零接替李橋銘的安排呢？等著看吧！
一年前，民進黨派出防疫成績卓越的陳時中投入台北市長選舉，原以為以過去10年台灣選民政治態度的變遷，以及陳時中的高知名度，有機會拿下暌違24年之久的首都市長寶座，但最後事與願違。原來，代表國民党參選的蔣萬安透過猛攻過去3年的攻防疫缺失，得以維持國民黨在台北市的4成基本盤；與蔣萬安系出同源的黃珊珊以其都會專業女性的特質獲得女性及年輕選票的青睞，卻瓜分了原本已比較傾向綠營的票源；陳時中最後甚至只勉強守住傳統綠營原來在台北市的得票。 四年前，蕭美琴在花蓮尋求立委連任，雖然遇上「花蓮王」傅昆萁，但蕭美琴知名度高、選民服務紮實，加上國民黨也另有自己的黨提名人選，原以為有機會藉由泛藍分裂保住這一席，但最後同樣以7千多票功虧一簣。原來，國民黨提名人黃啟嘉在這次選舉拿的1萬7千票，其實是瓜分花蓮當地「反傅昆萁」的票源，黃的布局反而削弱了蕭美琴抗衡傅昆萁的實力，藍綠板塊在那次選舉並不適用。 藍白合破局了，許多人認為，這提早宣告賴清德當選，勝負已無懸念。如果就過去7次總統大選藍綠板塊消長解讀，的確是如此；不過，從選舉實務操作面來看，恐怕是未必。 藍白聯手打綠，勝算總是比藍白破局要高；不過，藍白真的分手，國民黨也未嘗沒有贏的策略。首先，柯文哲是史上首見最「頭重腳輕」的總統候選人，他在4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始終能保持3成以上的支持度，但一跨過50歲，柯的支持度就宛若跳水一般，來到60歲以上，往往只剩下個位數。柯文哲這種扭曲的支持結構，給了國民黨機會：也就是盡量讓柯文哲去搶食原屬民進黨強項的年輕選票，努力地複製1年前黃珊珊分掉民進黨年輕選票的經驗。 為了要執行這項策略，國民黨精心布局了3天前君悅飯店那場分手大戲，甚至不惜讓侯友宜自毀形象念出私訊，就是要營造柯文哲「玩弄」國民黨的印記，累積藍營內部同仇敵愾的氛圍。往後半個月，藍營對白營勢必堅壁清野、火力全開，一定要把流失到柯文哲身上的傳統藍營選票全部要回來。當侯友宜可以立穩腳跟（趙少康任副手、韓國瑜列不分區首位都是同樣概念），才有機會繼續挑起選民對民進黨8年執政的相對剝奪感（如1年前猛攻防疫缺失），就算年輕選票因為厭惡國民黨而難以納為己用，也至少要把他們留在柯陣營，讓藍綠有機會在選戰最後關頭進行最後對決。 即使從立委選舉的角度，藍白分裂也未必有利於綠營。首先，藍白分裂會護住民眾黨的不分區選票，只要白營不崩盤，民進黨立刻少拿約兩席的不分區，對國會過半的目標而言，一來一回即差了4席。而藍白分裂也讓綠營支持者自認選情「尚有餘裕」，當選民沒有「退一步即無死所」的危機感，代表難以沖高得票率，這正是國民黨亂中取勝的盤算。 一般而言，總統大選是台灣所有選舉型態里，最「議題取向」與「政黨取向」的選舉，詭異的是，這場選舉打到選前50天，除了藍白分合以外，幾乎不存在任何嚴肅的兩岸外交國防議題的攻防，以及對候選人個人條件的嚴格檢視。這不能不說是國民黨操作藍白合議題的成功，也不能不說是民進黨掌握議題的孱弱。這樣的孱弱導致賴清德始終無法拉開領先幅度，也給了在野候選人最後一搏的機會。 藍白分裂，賴清德並沒有比較好選，對迄今仍一片混沌的立委選舉更是如此。選舉最後50天，藍綠白總統候選人終於底定，綠營不存在坐看藍白互咬的悠閑，反而必須回頭思考：你的選戰主軸是什麼？你希望選民討論的議題是什麼？議題的設定，不僅牽動總統大選的勝負票差，恐怕更是國會選舉成敗的關鍵。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國台辦日前出現人事調整，主管對台工作的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提拔自己的復旦學生進入國台辦高層。台辦系統罕見出現兩大幫派勢力外加一個前朝遺老的局面，中共高喊對台「和統」，其台辦內部卻不一定和平。 王滬寧學生臨退休前獲提拔 復旦幫再受關注 11月17日，中共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仇開明獲任為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其實，國台辦網站「機構設置」一欄，早在11月8日已更新並顯示上述人事變動信息。11月9日，仇開明以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身份出席在江蘇省蘇州市舉行的第二十一屆中國（蘇州）電子信息博覽會開幕式。 根據公開資料，仇開明今年59歲，曾任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台辦研究局局長等職，曾研究涉台議題逾25年。 中共的國務院台辦與中共中央台辦，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編製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對外一般稱國台辦或台辦。 台辦的上級主管是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組長是習近平，王滬寧是唯一副組長，是常委中的主管者，而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兼秘書長。 仇開明在將屆退休之齡獲提拔，應是主管對台事務的王滬寧使力。 仇開明是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的博士，是從復旦大學發跡的王滬寧的學生。在1991年出版的王滬寧作品《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中，特別寫明，「我感謝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博士生仇先生，本書第一章第七小節是他的研究成果」。 中共已故黨魁毛澤東自曝「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內歷來有不同派系，有所謂江派、團派、太子黨之分，但更普遍的卻是以仕途經歷地域劃分或以籍貫為憑的地方幫派，還有以母校為關係紐帶的幫派。這種幫派因中國人重同鄉、校友之誼而起，往往指向腐敗和權力鬥爭。 現任政治局常委王滬寧，被認為是中共官場復旦幫的幫主。他1978年考上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94年任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1995年在江派大員吳邦國和曾慶紅的推薦下，入京出任江澤民謀士，以「特別助理」身份任職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之後掌中央政研室長達18年。 王滬寧直接炮製了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思想」等中共理論，被稱為中共的「三代國師」。 因出身學術界，王滬寧拉扯起一幫子鑽營理論包裝的「復旦幫」。王滬寧近年來在習近平身邊走紅，他的復旦校友也雞犬升天。 王滬寧擔任上屆常委時主管宣傳。2021年5月31日，他讓在大五毛之稱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進中南海給常委們上課，大談加強國際傳播能力。 另一個復旦幫成員、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鄭若麟同期則採訪了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大讚盧沙野的西方「瘋狗」「太多、太凶」之說。 復旦大學網紅教授沈逸更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批評號稱「胡叼盤」的時任《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不夠強硬。 王滬寧在二十大獲留任常委，今年3月任全國政協主席，直接負責統戰和主管對台事務，擔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他可能是中共所謂「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的炮製者。 此前不少分析認為，王滬寧的復旦幫煽動民族主義，助習搞「惡狼外交」，使中共進入百年未有的困局。如今王滬寧又將復旦幫安插入國台辦，恐怕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台辦系統有兩大幫 王滬寧學生或盯緊宋濤 中共台辦系統至今已呈現多股勢力交錯。現任國台辦主任是宋濤，副主任有陳元豐、潘賢掌、仇開明。 我們看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是什麼背景。 將近60歲的陳元豐是黑龍江望奎縣人，1989年11月仕途起於黑龍江省政府辦，是曾任國台辦主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會長的陳雲林的心腹。陳元豐早年是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陳雲林的秘書，後跟到台辦系統，前後跟隨陳雲林15年。1941年生的陳雲林是遼寧人，2013年退休。 陳元豐1994年進入台辦，後來是促成2015年「習馬會」的人物。但他畢竟是前朝遺老，在王滬寧掌台辦系統後，相信很快要退休，故此他在未來官場內鬥中不算是重點人物。 台辦其實更是官場強大福建幫的地盤。 去年2月，已67歲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卸任，到6月轉入政協，本來已是全退。但宋濤年底突然被任為台辦主任，他也並非中央委員。 這一方面或是因為朝中無人，習近平唯有留任老將，但更是因為習不信別人。這種情況跟習的太子黨好友張又俠留任軍委，習的同學陳希留任中央黨校校長類似。 宋濤是福建幫代表人物。他雖是江蘇宿遷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縣當知青，福建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從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曾任福建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副總裁。2001年起轉入外交系統。而習近平1985年起，先後在福建省廈門市、寧德地區、福州市任職。1999年晉陞正省部級，一直到2002年。據說習和宋濤當年往來密切。 中共二十大後，習家軍中的福建幫佔據中共高層要職，最高職位的是政治局常委蔡奇，他是福建尤溪人，還有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是福建省龍岩市上杭縣人。副總理何立峰雖是廣東興寧人，但生於福建省永定縣，早年在福建就是習的鐵杆。 軍隊中福建幫還有軍委副主席何衛東、軍委委員苗華。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公安部黨委書記、部長王小洪是福州人。新任發改委主任鄭柵潔是福建漳州人，本身是何立峰舊部。地方一把手中，現任山東省委書記林武是福建閩侯人。 福建幫在當前中共官場中力壓另一支習家軍浙江幫。在台辦系統，除了宋濤坐陣，由於閩台關係密切，為方便搞統戰，中共國台辦通常都會安排一位福建本土幹部。 國台辦之前兩名出身福建的副主任都晉陞為正部級。原福建副省長鄭柵潔2017年4月在國台辦任職，年底就空降浙江擔任寧波市委書記，之後任安徽省委書記，今年再進京掌管發改委。原廈門市委書記裴金佳，2018年11月任國台辦副主任，2022年4月升任退役軍人事務部部長。 去年8月，原江蘇省委常委、秘書長潘賢掌已擔任國台辦副主任。潘賢掌是福建泉州人，出身官場閩系，能講流利閩南話。 潘賢掌曾就讀福建師範大學數學系，之後轉赴廈門大學攻讀研究生。他和蔡奇、黃坤明和宋濤是福師大校友，與何立峰則是廈大經濟系校友。 也就是說，在台辦高層中，宋濤和潘賢掌，除了都是福建幫，還同是所謂「福師大幫」的成員。 近年中共文攻武嚇，搞以商圍政，挑動台海局勢升級，福建幫官員未來可能會更被倚重。 但是中共內鬥是很微妙的，王滬寧深諳此道。他提拔自己本來接近退休的學生仇開明，其實就是在國台辦主任宋濤手下埋釘子，充當眼線。 要知道，台辦系統本身是敏感地帶，掌握所謂「兩岸融合」的特殊資源。在打著「和統」的政治正確旗號向台灣軍政商界滲透過程中，中共官員有很多貪腐的機會。王滬寧要抓人把柄是很容易的。 福建幫過去在國台辦也不是都能坐穩。前國台辦副主任龔清概，是福建石獅人，早年長期在晉江等地任職，曾任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2013年10月，任中央台辦、國台辦副主任，2016年1月被查。他被指控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也涉及搞錢色交易。 據媒體報導，龔清概落馬或許是因其子揭穿妻子外遇後兩家鬧翻。甚至有傳聞稱，龔清概曾被舉報以反台獨為名，逼一位台灣知名女藝人陪睡。 宋濤是老謀深算之人，也不是好惹的。美國退休外交官譚慎格（John J.Tkacik,Jr.）曾表示，宋濤一直在福建工作，最後任福建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副總裁，2001年起突然轉入外交系統，他或有神秘的情報背景。 王滬寧雖獲習近平重用為「國師」，但宋濤是習的故交。日後在台辦系統，王滬寧、仇開明的復旦幫和宋濤、潘賢掌所在的福建幫，在台海特定情勢下，可能生出內亂，比如因為互相舉報，會出現一個「台辦版的秦剛」。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極權政權一般喜歡以「人民政權」自居，然而，人民在極權政權眼裡，真實地位其實如「芻狗」，在抽象禮讚人民的同時，卻對人民怕得要死，時時刻刻防範人民的不滿，外界從北京當局這次對李克強喪事的處理中，再次看到了這點。 李克強是中共前二號人物，由於他的「平民總理」形象，以及多年來被習近平壓制的狀況，他的突然去世在中國民間引發了一股悼念潮，在其故居和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大批民眾自發前往，用鮮花表達哀思。北京當局雖然不敢阻攔民眾鮮花悼念（因為沒有說得出的正當理由），但在網上，對有關李克強的一切信息，幾乎一律封殺，搞得好像李克強不是中共的前總理，而是黨的政治反對派。當局之所以對群眾悼念李克強非常緊張，原因說來也簡單，嗅出了其中的「異味」，明白群眾不過是借悼念李克強，來表達對當下政治的不滿，矛頭直指習近平，是對習過去10年的統治說「不」，故而，它要防範「別有用心」之人藉此煽動群眾鬧事，唯恐悼念現場失控，出現另一場「四五運動」。 民眾自發悼念，傳遞清晰政治含義 中國歷史上的「四五運動」，今天在中共的敘事中，是作為一場正面的群眾政治抗議而受讚揚的，然而在當時被中共定性為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北京的長安街「十里長街送總理」，但其時中國，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周的去世成了導火索，不久之後的清明節，全國各地民眾湧向天安門廣場，借悼念周來表達他們對四人幫和毛澤東的不滿情緒，演變成一場實際是反對毛的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北京市最後出動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暴力鎮壓了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四五運動」可以看作群眾覺醒的一次集中爆發。文革十年暴露出毛的專制統治是多麼的極端荒謬，但也讓群眾的反專制要民主和自由的意識萌發並覺醒，並在悼念周的活動上公開表達出來。這一事件雖然在當時以被當局鎮壓收場，卻也讓黨內高層的反四人幫力量看到民心所向，和毛的極左做法非常不得人心，從而為後來的宮廷政變，逮捕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 李克強在一些方面像周恩來，兩者都被民間輿論塑造為中共黨內的清流。1976年周之死，民眾像失去了魂似的，覺得大廈將傾，國將不國，沒有方向，失去了未來，自發上長安街送行，清明節天安門悼念。今天李克強「英年早世」，民眾除了惋惜，還寄予了更多同情，同情他在過去10年，一直被習壓制，成為中共最憋屈和窩囊的總理。這點和周不一樣，周雖然也被毛壓制著，但毛離不開周撐危局，周的行政才幹和在黨內的勢力讓毛在防範他的同時又必須重用他。李基本被習撇在一邊，好事沒有，爛攤子則要他去收拾，但在收拾爛攤子時並不放權給他。 李克強的去世不像周，沒有讓民眾覺得天會塌下來，然而，鑒於李的清廉和被作為黨內改開和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死還是讓普通民眾特別是黨內精英生出一種中共最後一絲自由之火已熄滅的悲情感，未來茫茫，陷入一個更加專制和黑暗的時期。這點和1976年頗有著相似之處：現實讓人非常窒息，改變現狀的願望非常強烈，因此才會自發去紀念周和李，所要表達的政治含義可謂非常清楚。只不過對周的紀念是詩，對李的紀念是鮮花，在李的故居紅星路，放眼都是鮮花的海洋——正是在此意義上，有評論把這次鮮花悼念稱為「鮮花革命」，因為它讓大眾和統治者看清了民心向背。 當局警覺悼念活動的危險 儘管如此，兩個時期的一個最大不同，就是中央權力結構，四人幫雖然在當時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權力，但畢竟不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而且沒有軍隊的支持；可今天，習不但是最高領導人，且手握各種專政工具，包括軍隊，所以要改變現狀比1976年難得多。另一方面，北京當局亦警覺到了這場鮮花悼念的危險性——在對群眾的政治表達上，專制政權的嗅覺向來是靈敏的，寧願把危險信號誇大，也不放過可能的群眾抗議的火星。就習而言，決不能讓群眾借對李克強的悼念，發展成一場針對他的哪怕是小規模的街頭公然的抗議。如果這樣，表明他的政權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喪失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所以，「四五運動」的場景說什麼都不能在這刻重現。 習近平的擔憂是對的，如果對悼念不加以限制，任由李克強的信息在網上傳播，很可能這種網上對現政權的怨氣會變成街頭的公開抗議。因為很多人認為李克強是被冤死的，當局難脫謀害嫌疑。網上封殺有關李克強的幾乎一切信息，雖然不能阻止人們去悼念他，消除這種猜疑和怨氣，但當局發出的威脅信號民眾接收到了，即借悼念李克強而生事乃至公開在街頭抗議，是不被允許的。 不過，當局雖高度在意李克強去世對黨內外的影響，並千方百計阻止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傳播和發酵，特別是避免出現群眾的街頭抗議，然而，也是在李去世的這周，在上海街頭，連接幾天出現了以慶祝萬聖節的名義，青年的盛裝出遊狂歡場面。表面上似乎和李的去世無關，甚至在當局看來，允許上海青年的萬聖節狂歡，還能釋放他們對現實不滿的某種怨氣，有利而非不利當局維護當前秩序。但如果考察這場萬聖節狂歡的內涵和它隱晦表達的政治意圖，當局實際並非樂見。 萬聖節狂歡凸顯中國青年仍關心政治 此次上海青年的萬聖節狂歡，展現了中國青年的無窮創意，他們把西方的「鬼節」，過出了中國味道，在這個意義上，可看作是一次文化狂歡。然而實際上，它也是以幽默和狂歡的形式來宣洩一種情緒，一種對過去幾年壓抑的公共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的情緒大宣洩。從流傳的視頻、圖片和參與者的描述看，人們把這幾年的熱點事件和人物化為慶祝萬聖節的元素，有些題材和人物，諸如穿著防護服的「大白」、飄綠的股市走勢圖、「學醫救不了中國人」的魯迅等，針砭時弊的意味很濃，帶有一定敏感性。除此外，甚至還出現了去年「白紙運動」的符號物——「白紙」。這就具有相當的政治敏感性了。現場參與狂歡的青年在那種氛圍下未必能夠感受到此中的政治意涵，但事後當局是一定能夠覺察出的。 相對萬聖節狂歡呈現的具體意象，或許它更大的意義在於，宣告中國青年沒有忘記他們對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關懷和熱愛。曾幾何時，中國青年被看作物質的一代，對公共生活不關心，對政治不熱心不參與，缺乏情懷和擔當，但上海青年用他們的行動和創意打破了這種定見。如果說，去年的「白紙運動」也最先是由上海的年輕人起來抗議，那麼這次萬聖節，就以狂歡形式接續了「白紙運動」上海青年對現實政治的關懷，他們不再把政治視為與己無關的東西，對當局刻意塑造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主題，以一種諷刺作出了表態。和民眾自發用鮮花悼念李克強一樣，這也是一種政治意識的覺醒。 值得一說的還有上海官方此次對上海青年的萬聖節狂歡，表現出的容忍和剋制，相信這和李克強的去世有關。上海官方大概不想強行取締青年的化妝遊行狂歡，因為這樣很可能會讓青年心中對當下生活的不滿情緒無法通過狂歡得以釋放，導致他們的情緒失控，從而在李去世這個節骨眼上帶來麻煩。從這個角度看，上海青年抓住了李克強去世的機會達成了他們的狂歡目的，但這也提醒北京當局，不能讓群眾有集體表達不滿的機會和場合。 民心已變，雖然習近平口口聲聲要以人民利益為重，把中共打扮成唯一代表人民的政黨，但他的所作所為把自己推上了人民的對立面。習也喜歡說，要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然而，民眾悼念李克強的「鮮花革命」和上海青年的萬聖節遊行，非常清楚地告訴習，他不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習想掌控一切，可他又感覺一切都在滑出他的掌控，危險隨時而至，這就是習為什麼害怕群眾悼念李克強的原因。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對比曾經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就把”當選”中央委員還未滿一年的于幼軍在處以留黨察看處分的同時撤消了其中央委員職務，以及去年趕在二十大召開前幾天才被匆匆宣布終止十九大代表資格和「撤消黨內職務」中央候補委員李佳等人，就應該相信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上是無法迴避對秦剛、李尚福，以及李玉超和徐忠波這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的黨紀處理的。 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二十屆三中全會遲遲不開，是因為經濟還是人事？》已經分析過了政治層面的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接連發生的外交和軍隊系統的高層人事翻車，或許是導致本應在今年秋季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至今仍沒有動靜的主因。道理就在無論是目前已經沒有了任何行政職務的外交系統的秦剛，還是軍隊系統里目前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李尚福，以及已經被內部宣布分別撤消了火箭軍司令員、政委職務的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當選「的中央委員，三中全會如何能避開他們的問題？ 說起來，在如上四人「當選「（或連任）中央委員才一年時間就又要撤消他們的中央委員職務，對習近平政權來說，實在尷尬。過去多少年來，趕在黨的某屆全國黨的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即把才」當選「不滿一年的中央委員給予處分的情況好像只發生過一起，但也只不過是針對一個人。一次就高達至少四人之多的情況是從未出現過的。 回想2008年10月12日閉幕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內容之一是「全會審議並通過中央紀委關於于幼軍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于幼軍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確認中央政治局今年9月5日做出的給予其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這個于幼軍和習近平同齡，是在2012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被宣布擔任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並在此基礎上被安排為十七屆中央委員，據說是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親自提名。當時的外界輿論自然認為這是在為2008年3月國務院換屆鋪路，而且在2008年3月5日開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確實也已經坐到了「部長列席區」。 然而，當月17日出台的國務院組成人選名單上，文化部長不是于幼軍而是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蔡武。一時間，有關於幼軍的負面傳聞四起，以致官方新華網3月13日特別在首頁用黑體字標題，推出「新華博友透露：于幼軍未被免職仍是文化部黨組書記」的消息；隨後中組部副部長又到文化部宣布，于幼軍繼續擔任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接下來的故事是，正在輿論界普遍相信文化部是實行了「雙首長」制，所以才有了兩個當屆中央委員分別擔任部長和黨組書記的時候，隨即而來的內部消息證實，正是在當屆全國人大剛剛召開的那幾天里，中紀委接到了舉報于幼軍的「揭發信「。於是中組部請示胡錦濤之後，做出了先讓蔡武出任文化部長行政職務，讓于幼軍停留在部黨組書記職務上等待中紀委」情況落實「的結果的決定。 而當時之所以決定先安排蔡武出任文化部長，考慮因素之一是此人當時已經64歲，如果于幼軍的被揭發材料能夠被中紀委判定「查無實據「，那麼一年之後于幼軍即可自然接替「因年齡原因退居二線」的蔡武。 但是，于幼軍終於還是未能逃過一劫。其十七屆中央委員的職務只擔任不足一年時間。 說起來，這位於幼軍是中共「反腐」史上先後落馬的幾十位在任或退位中央委員中最傳奇，最有「故事」的一個。單說他被審查和處分的經過，首先他是開始接受內部審查之後唯一個被官方宣布仍然擔任著黨內職務的方式對外「闢謠」，以維護其聲譽的一個。其次則是唯一一個雖然最終還是被宣布了黨紀處分，但對於他的「問題審查報告」中卻不公布任何所犯錯誤之內容的。不可謂不草率。 事後，當于幼軍被留黨察看處分的兩年察看時間完成，不久即以副部長級待遇的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副主任職務身份得以復出工作之後，才有內部傳出的消息說，2008年9月召開的那次政治局會議上，就是因為不希望即將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因為完不成於幼軍問題的處理決定而延期，所以當時的中紀委被要求在問題根本沒有查清的情況下根本未給於幼軍本人申辯的機會和時間就草草結案。這就是為什麼三中全會之前根本就沒有宣布過對於幼軍立案審查的決定，三中全會上就突兀地宣布了的中紀委「審查報告」中完全不敢有具體內容。 回想當年的于幼軍的被處分細節，再看如今二十屆中央委員里的秦剛和李尚福等軍方三人，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遲遲不開，除了因為對他們各自問題的調查、落實要假以時日，從具體時間安排上來看，為了讓習近平到美國舊金山當面向美國總統拜登遞送「中國願意同美國做夥伴、做朋友」和目前並沒有武力進犯 台灣的時間表的橄欖枝，三中全會自然不會是今11月份的當務之急。 按照中共官媒的預報，從舊金山返回北京的習近平將於本月21日晚在北京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巴以問題特別視頻峰會並講話。此後的習近平似乎暫無出訪計劃，所以本月底的政治局例會應該不會因「故」取消。而本月底的政治局例會若能如期舉行的話，會上宣布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仍然還會趕在今年之內，那怕是12月月底，是很有可能的。 筆者在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的結尾假設了如果秦剛的問題最終只被落實在 「紀法道德操守缺失」一個方面，那麼未來或者還能夠保住黨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屆中央委員職務肯定會在未來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撤消（終止？）。 筆者傾向於相信如今已經被分別撤消國務院領導職務和軍內職務的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三個無疑都是因為嚴重辜負了習近平曾經對他們寄於的充分政治信任而令習近平憤怒不已，因而會在被軍法制裁之前先被「雙開」，即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同時剝奪上將軍銜。但為了分析問題的方便，我們這裡不妨假設他們都不是犯罪而僅僅是犯下嚴重錯誤，那麼僅僅從他們已經被分別免去了才擔任時間不長的國務院領導職務和軍內重要職務的表面跡象看，應該沒有連個留黨察看的輕處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凡是被處留黨察處分的在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是要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的。甚至更有連個留黨察看的處分都沒有背上，但也因為犯了錯誤而只是被處以「撤消黨內職務」處分而被從當屆中央委員會中剔除的。較為典型的是第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時任山西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李佳。 1961年出生的李佳從2011至2018年初一直擔任著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書記職務，期間有時是以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身份兼任政法委書記，並在此職務上被連續安排為十八和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大召開時他才51歲，足見當時被中央看好的程度。 到十九大召開時，李佳雖然連任了中央候補委員，但具體職務仍還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政法委書記任上徘徊。於是中組部給了他一個可以享受正省部級待遇的職務，自治區政協主席。而後又平調為山西省政協主席。 202年8月2日，山西省政協宣布「免去李佳同志政協第十二屆山西省委員會主席職務」，當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決定追認關於撤銷李佳同志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兩天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表消息說：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第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山西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李佳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決定給予李佳同志撤銷黨內職務處分；由國家監委給予其政務撤職處分，降為副省部級；按規定調整其享受的待遇；終止其黨的十九大代表資格；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給予其撤銷黨內職務的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去年年10月12日，也就是離中共二十大召開只有4四天的時間，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宣布「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給予李佳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裡特別提請注意，就是這個李佳在被免政協領導人職務、和撤消政協委員的政務處分的基礎上，黨內處分僅僅是終止十九大代表資格和「撤消黨內職務」，事實上比「留黨察看」的處分還要輕一檔。但就是這樣，也不能讓他的黨的十九大代表的資格和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職務以任屆期滿的方式自然結束。 對比一下本專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十九屆中央委員肖亞慶，就會發現雖然肖亞慶的被審查的時間過程和李佳被審查的時間過程相差不多，但對肖亞慶就沒有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也就是十九屆中央委員的五年任期即將屆滿的時候宣布對他的黨內處分，就是因為二十大召開之前的中央政治局已經內定了對他肖亞慶的黨內處分是最重一檔的開除黨籍。故沒有必要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去撤消他的黨內職務了。 如此說來，在中共二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才半年多時間就陸續「出事」的秦剛也好，李尚福、李玉超及徐忠波也好，無論日後的黨內的最終處分有多輕，都逃脫不了被踢出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命運。 當然，有一種可能是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總不能一拖再拖，而拖到習近平當局終於認為不能再拖的時間，如上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中的全部或者其中的某一、兩個人的問題還沒有完全查證落實，故無法做出對其進行的黨內處理的終極處分的決定情況存在，那麼對其採取薄熙來模式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這裡說的所謂「薄熙來模式」就是黨內處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終止其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職務。第二步才是黨紀和政紀（軍紀）的終極處理。 2012年4月10日，新華社發表了所謂「受權發布」的重大新聞：鑒於薄熙來同志涉嫌嚴重違紀，中央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請注意，這裡雖然點明了是「涉嫌嚴重違紀」，但仍然稱其為同志。 5個多月後，2012年9月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處分和開除公職處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繼而，2012年11月4日召開的七中全會上對此給予確認。 按照中共相關組織規定，被開除黨籍者只要沒有被同時宣布「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那麼不會有被開除公職（軍籍）者的飯碗不保的下場，比如上次節目中介紹了的肖亞慶。 如此說來，秦剛的未來除了我們上篇文章結尾中假設的最好下場，中間下場就是開除黨籍但不被「移交司法」，所以仍能保住公職人員的飯碗。最次下場當然就是秦剛進秦城了。 至於軍方的李尚福等三人，未來的下場沒有道理會比秦剛來得輕。最大的可能都是開除黨籍、軍籍，取消上將軍銜以及移交軍事法庭。 依照以往的規律，李尚福因為是國務院的副國級，以及中央軍委委員級別，所以日後對他的軍法處理結果應該會公之於眾。 前例之一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此人於2015年4月9日被中共中央先在內部宣布進行組織調查，但此事當時對外並沒有公開。直到7月30日，中紀委網站才公開宣布，郭伯雄涉嫌受賄犯罪，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決定將其開除中共黨籍，移交最高檢察院授權軍事檢察機關依法處理。一年之後，郭氏被中共對外宣布判處無期徒刑。 再比如2017年8月即被免去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的房峰輝，在十九大上自然中止了其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但在2018年1月9日他被公開宣布因涉嫌行賄、受賄犯罪，被移送軍事檢察機關時，仍然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委員。接下來，中共發布了開除房峰輝黨籍，以及「移送審查起訴」的決定。繼而在2019年2月20日，軍事法院公開對外宣布了對房峰輝處以無期徒刑的消息。 至於火箭軍的兩位，很可能會在被宣布開除黨籍和軍籍之後，永不被宣布軍事法庭宣布結果。就如同原武警部隊司法員，在十八屆中央委員和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軍職位置上落馬的王建平一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11月15日，前往美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的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在舊金山的費羅麗莊園舉行了長達四小時的閉門會談。 這次籌備已久的會談未能化解重大分歧，僅在若干領域達成低度共識或協議，包括：氣候合作：加強應對氣候變遷的全球合作；芬太尼：中方承諾遏制毒品芬太尼輸往美國；人工智慧：雙方同意禁止把人工智慧引入核武領域。另外，雙方同意恢復軍事層面的交流與對話，避免誤判。 會談中和會後發表的公報中，雙方一如既往地各自表述。即便定義兩國關係，雙方也表述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競爭「一詞。拜登的說法是：」 美國與中國正在競爭。世界期待美國與中國負責任地管理競爭，以防止其轉向衝突、對抗或者新冷戰。「習近平的說法是」 如果把對方視為最主要競爭對手、最重大地緣政治挑戰和步步緊逼的威脅，必然導致錯誤的政策、採取錯誤的行動、產生錯誤的結果。「。 言下之意，拜登指明：競爭是兩國關係的實質，也是兩國必須面對的現實。而習近平則不樂意提競爭，希望迴避與美國的競爭。因為中方清楚，它並不具備與美國競爭的實力，尤其在創新和科技領域。這方面，美國擁有的制度優勢，正是中國的制度軟肋。 習近平低頭讀稿，幕僚為他準備的稿件中，充滿了對美國的「戰略忽悠「，最具忽悠色彩的一段話是：」 中國從不賭美國輸，從不干涉美國內政，也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樂見一個自信開放、發展繁榮的美國。同樣，美國也不要賭中國輸，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應該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中國。「 有誰相信習近平這個說法的前半句呢？從不賭美國輸？只要想想中共曾經大肆宣傳的「東升西降「；中共喉舌如金燦榮炫耀的」金句「：所謂中美雙贏，就是」讓中國贏兩次「，意即，讓美國輸兩次。從不干涉美國內政？只要想想中共網軍水軍大舉入侵美國網路如洪水猛獸、以及公然在美國領土上暗設公安分局。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只要想想習近平在莫斯科留給普京的臨別贈言：「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讓我們一起來推動這個變局。「挑戰和取代美國的野心昭然若揭。 倒是習近平這個說法的後半句成立：美國從不賭中國輸，從不干涉中國內政，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中國。因為，這正是習近平上台前的三十多年間，美國對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公開立場和慷慨支持。 戰略忽悠或戰略欺詐，能否誘使美國重回綏靖政策？能否把中美關係拉回到2012年之前？明眼人都知道，這絕無可能！僅僅是習政權的一廂情願而已。這裡，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習近平可以在中國任何領域開歷史倒車，卻無法讓美中關係開歷史倒車。 美中關係再不可能回到從前。這次拜習會，重大分歧依舊、重大領域並無觸及就是明證。如烏克蘭戰爭和中東戰火，各自感受迥異。至於台海局勢，仍然是各持立場、「一中各表」，毫無交集。拜習會剛剛結束，拜登就在記者會上重申；「他就是獨裁者。中國是共產主義制度，與美國制度完全不同。」這句重申，儼然是對拜習會和美中關係的最好註腳：意識形態的截然相反，決定了美中之間的根本敵對。 值得一提的是，在費羅麗莊園舉行的這場拜習會，屬於非正式會談。這種非正式會談模式即莊園會談模式是由前總統小布希所開創的。作為民主大國，美國政府不便給專制國家領導人以正式禮遇。但中共領導人卻一直單方面期待甚至索要這樣的正式禮遇：紅地毯、三軍儀仗隊、二十一響禮炮、國宴等。於是，小布希開創了莊園會談模式，既避免了政治上的尷尬和不妥，又給了中共領導人面子，任由後者在中國國內做自我宣傳。 小布希任內，在他的私人農莊克勞福農莊接待了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沿襲這一模式，奧巴馬任內，在加州的安納伯格山莊、特朗普任內，在他的私人莊園海湖山莊、以及拜登任內，在舊金山郊區的費羅麗莊園先後接待習近平，均限於非正式會談。 令人玩味的是，費羅麗莊園的座右銘：為正義，愛同胞，過生活，對這場拜習會，似乎有所寓意，或正是拜登對習近平含蓄的忠告和奉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半個月前，李克強的神秘死亡震動中國震驚世界。一方面民間爆發出規模巨大、影響空前、世界矚目的哀悼浪潮；另一方面黨內出奇地死寂一片。中共黨內除了官宣死訊、發布全文照抄李鵬死亡訃告的訃告（僅改幾字）、公告遺體火化外，未見一篇紀念文章，連民間在官宣下的跟帖評論也被封禁。中共黨的二號人物，死的蹊蹺卻又無處尋覓真相，這一切都給中共黨內帶來巨大的衝擊與震撼，特別是上下官員唏噓凄惶、恐懼不安，唇亡齒寒，人人自危。黨內死寂一片，就是這種極度震撼的異樣呈現。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中共許多官員從李克強的命運悲劇中，隱約看到了他們難以逃脫的宿命， 首先，中共「極權統治➕個人獨裁」的制度惡，造成了李克強的總理之「困」，也是中共黨內政府系統負責官員的普遍困境。 中共奪取國家政權後，黨內官員分成兩大類：黨務系統與政務系統。黨務系統管理控制全黨；政務系統管理控制國家與與社會。黨的「領導」就是牢牢掌控國家一切權力和資源；「黨的領導」的人格化體現，即是各級「黨委書記」對人大、政府與司法，實施強力而有效的控制。在黨中央，總書記領導總理；在省里，省委書記領導省長，市、縣依此類推。簡言之，黨務官員是實施中共統治的操盤手，政務官員是維持中共統治的打工仔。這決定了只要習近平想攬權，李克強就無法阻攔。李克強任總理十年，不可謂不兢兢業業。他的同學故友評說：「陪十年小心，一事無成」，「活得憋屈，死得窩囊」。 也確實如此，習近平不斷肢解國務系統的相對獨立完整性，攬奪李克強總理的權力，李克強施政寸步難行。 讓我們回顧一些情況： 習近平上台後，很快以改革名義建立起一批「領導小組」並自任6個小組的組長。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習近平這是「抄作業」——模仿文革時期江青實際操控「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做法。 「小組是中國政治領導體制中的金字塔頂端」，「實際是制定國家重要經濟戰略決策的機構」[1]。習近平以「小組長」身份伸手抓國務院的權力，排擠李克強，逐步將他邊緣化。習近平任組長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主管著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他重用劉鶴而將李克強排除出核心決策圈。這大概是北京人稱曾被習近平重用的魯煒是「網路沙皇」而劉鶴是「經濟沙皇」的緣故吧。反過來，在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和千年大計「雄安新區」的決策以及實施中，人們也從來沒見過李克強有任何參與其間的消息報道。 李克強任總理後的施政藍圖是「在工業化進程中推進中國城鎮化」，其中包含著他所設想的促進改革與發展一攬子計劃。然而， 2013年12月，習近平以黨中央的名義召開中共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剝離出原本由李克強總理掌控的推進城鎮化工作職權和組織架構，將其納入習近平的中央「領導小組」體系之中。這在事實上改變了國務院系統內部的權責關係，李克強被架空——國務院部門不是向總理負責，而是直接向「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負責。 2018年2月，習近平中央全會決定名義，對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進行系統性、整體性重構」[2]，經過一年多的機構合併調整等，把政府的重要而關鍵的部門直接抓在黨中央手裡。 其做法一是將承擔公共行政職能的部門名義上都保留在國務院，但其中關鍵部門，比如財政部、發改委、審計署等，由中央「領導小組」或「中央XX委員會」領導管理。二是，將與中共黨統治有關聯並對統治構成重大影響的部門，合併到中共黨的中央職能機構中。比如人力資源部合併進中央組織部；國家新聞出版署、廣播電影局和中央電視台作為中央宣傳部直接管理的下屬單位等。三是，將此前因各種原因分散為政府有關部門管理的武裝力量，全部整編到中央軍委領導下，中央軍委實行軍委主席一人負責制，即一人獨掌軍權。 總而言之，2018——2019年的「黨政機構改革」 表明，習近平超過了毛澤東，用中共黨的系統及其職能機構并吞政府職能部門，初步而正式地建立起「黨、國一體」的黨國體制及其運轉機制【3】。 習近平這三大步直接分解了國務院權力，李克強成為1978年以後40年里最弱勢的總理。中國經濟決策的大權已不由總理掌握，國務院系統不再是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決策中樞和操作實施中樞，而是被矮化成落實「習近平中央決策」的執行系統， 正因為此，李克強難以提出和制定事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難以調整某些經濟社會政策，甚至連提出「地攤經濟」以緩解底層民眾生計艱難的倡議，都因遭到蔡奇等習近平幫伙的阻攔抵制而落空。 儘管如此，李克強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推進政府改革和經濟發展，做了不少努力。李克強十年堅持不懈抓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放管服」改革。李克強牢牢抓住「按照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 改革 。李克強曾經說過：「對市場來說，法無禁止皆可為，對政府來說，法無授權不可為」[4]。他領導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級地方政府，清理廢除以往不符合「放管服」要求的政府規章、制度和文件。十年來推進「放管服」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中央各部委共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2183項；各省市區取消調整36986項，全國三分之二的審批被拿掉。十年間，國務院力促減稅降費，取消了61個稅種或收費項目，累計減稅14萬億，惠及10億人；國務院大力扶植中小微企業以及民營經濟，全國中小微企業從1400萬戶增加到5200萬戶。 舉例而言，微信初起時，政府相關部門不贊成放行。李克強頂住了壓力，他說看一看再規範，微信這才得以開放。快遞業剛發展的時候，有些城市不允許快遞存在，李克強強調對新生的事物應盡量秉持「包容審慎」的監管方式，不能一上來就管死。今天，絕大多數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與快遞。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強始終盡心儘力而為於維護底層民眾利益，提高民眾收入、改善民眾生活。比如，十年間，李克強力推保障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累計建成保障性住房5900多萬套，讓1.4億低保低收入民眾居有定所。再比如，2015年天津新區發生大爆炸事故，死難者中有不少是「臨時工」，按以往的做法，每個死難者的賠償費最多五、六十萬，是李克強總理力排眾議，將賠償費用提高到了二佰萬。 由於中國政治的黑箱化，以上這些情況幾乎很少為民間所知，體制內人即便清楚內情，但出於自身安全考慮，也不敢隨便議論，更遑論公開言說。基於上述情況，若說十年「一事無成」，是有些冤枉了李克強，李克強盡其所能地在做事，只是他所能做成的事與正常國家情況下的總理權力應該做成的事，簡直無法相匹配。 這種惡制度造成的總理之「困」，是「黨領導一切」的共產極權國家所固有的，習近平上台後實行個人獨裁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困境。就此而言，李克強之「困」非是李克強一人之困，而是中共體制內作為「二把手」官員普遍深陷其中的「困境」。 在中共體制內，一切唯上是從。習近平上台後削弱國務院和總理權力的幾步做法，是自上而下一貫制。從中央到地方，黨的書記權力大大擴張，地方政府權力不斷削減，按照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所需要的政府獨立行政其實並不存在。 同時，「黨領導一切」就是「控制一切」，「黨」的人格化身——書記——要掌控所有的權力資源，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權和財權。中共中央一直強調「黨管幹部、黨管人才」，具體事務由中央組織部操作。以往中共黨內還有民主集中制，任用重要官員，常委會還有集體討論制度（儘管書記的意見往往權重大得多）。到了習近平時期，越是任用重要官員越是習近平個人考察個人決定，總理幾無用人權。以此類推，地方「二把手」也幾無用人權，即便參加意見也要由書記決定。這就等於各級書記把官員們的官帽子拎在手裡，官員無不俯首聽命於書記。 至於財權，習近平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就等於掌握了國家的財政大權。同樣，地方各級 「書記圈子」的核心人員除了有組織部長，還有財政廳長（局長）。一個地方的財政究竟有多少錢，只有書記和財政局長知道。省長市長等「二把手」是否真知道當地財政有多少錢，取決於他與書記的關係如何。這種情況下，「二把手」即政府首腦，難以獨立處理行政事務，更談不上對一方重大公共事務擁有決策權。 這就註定了「二把手」是「一把手」決策的執行者。並且所有的「政績」都首先記在「一把手」名下，「二把手」只能活在「一把手」的陰影里。「二把手」若能力強、水平高，做成了事還會招來某些「一把手」的忌諱，生怕其功高蓋主。在地方報紙上「一」、「二 」把手的新聞報道和照片亮相度，當地宣傳機構都要小心擺正位置，「二把手」不得蓋過「一把手」的風頭。 「二把手」是否能在一地順利為官，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他對「一把手」的委屈禮讓程度，甚至「二把手」是否有升遷可能，某種意義上也取決於「一把手」對他的評價如何。這就使得「二把手」猶如小媳婦，得處處陪著小心，自然十分憋屈。然而，一旦發生事故或上級追查，政府行政部門官員首先被當替罪羊。當事故或問題的嚴重程度僅用政府部門人員頂責還不足以平息事態的話，那麼「二把手」頂罪就是無可逃避的結局。凡此種種，決定了中共體制內「一」、「二」把手之間普遍存在矛盾衝突。中共黨內所謂強調「團結」，其實際內容就是「一」、「二」把手之間的團結。 這些情況體制外人看不到，體制內人忌諱談。李克強的突然暴斃，出乎意料的引發民間哀悼浪潮，亦引發對李克強的各種評價。客觀地說，民間對李克強的評價不高。這種不高甚至有些不恭的評價卻又與哀悼洶湧浪潮共存於一體，顯得相當奇葩。這其中的緣由何在？確實是「有賴同行襯托」，人們對習近平倒行逆施的強烈不滿，終於找到一個宣洩的出口。 另一方面民間對李克強 「十年一事無成」的評價，更加重了中國政府系統官員們心頭長期積壓的委屈與無奈，李克強的處境其實就是他們處境的集中寫照。在中共現行體制下，任何一個希望為中國民眾干好事、干成事的官員基本上寸步難行，即便他們能到點下船平安著陸，他們也必定以碌碌無為、忙死累死而告終。 （第一部分完） [1]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變遷」，6/25/2014，ren shi.people.com.cn [2] 習近平 ，人民日報2019年7月6日 1版 [3] 毛澤東時期是中共黨和中國政府是各自自成體系的兩個系統，黨對政府的操控是通過向在政府部門派出「黨組」來實現。由此，毛澤東時期中國社會是自上而下三層大的構架：黨—政府——社會，黨高踞於國家（政府）之上，國家高踞於社會之上。習近平2018年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用三手架空政府：用中央領導小組（19大、20大以後中央領導小組逐步改成「中央委員會」）來操控政府經濟財政決策權力和金融管理權力，用黨的機構直接吞併政府部門來掌控政府人事權力。第三，改變武裝力量的管轄權。原先中國武裝力量有一部分歸政法委管：武警、特警、行業警察（森林警、水電警、黃金警、邊防警、消防警、鐵路警等）；只有解放軍作為國防力量歸中央軍委管。19大以後所有武裝力量全部收歸中央軍委統管，中央軍委實行軍委主席負責制，即所有武裝力量歸習近平一人管。 [4] 2014年3月15日李克強答新聞記者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