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越来越多选民对阿尔巴尼斯失去信任
2026 年 9 月 15 日
被中共历代领导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博士于11月29日去世。基辛格博士是半个世纪以来任何关注美中关系乃至全球秩序的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物。我第一次听说“博士”这个称谓还是在中共官媒对基辛格的新闻报道中，它在一个儿童的意识中留下了“博士”是足智多谋的人的印象。无人否认基辛格博士足智多谋，然而无价值原则的实用主义却是其智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共走向国际扫清障碍 听到基辛格逝世的消息后，许多与他相关的美中关系大事件在我脑海里掠过。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1971年7月由巴基斯坦中转秘访北京的美国与红色中国关系的“破冰之旅”。当时，中国处于文革癫狂中，经济濒于崩溃，“珍宝岛战役”让中国置于苏联的直接军事压力之下，内外交困的毛泽东转向美国寻求外交突破。而美国正需要在冷战中“联中抗苏”以及解困越南战争。在那次17个小时的闪电秘访，基辛格承诺美国将逐步减少驻台的军事力量；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在联合国大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保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随后，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宣布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面。不过分地讲，基辛格为中共摆脱内外交困、为红色中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扫清了首批障碍。 半个世纪来，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天安门事件所引起的巨大国际震荡也未能对其产生根本性的冲击。1989年6月4日，ABC新闻就正在发生的天安门广场的屠杀采访基辛格，主持人詹宁斯问他：“美国应该做什么，基辛格博士？” 他回答：“我不会对中国实施任何制裁。” 随后他在多家媒体上撰稿，为中共的暴行辩护，他说对北京发生的事不能只用善与恶的观点去看，中共的屠杀行为是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更仁慈、更稳定的和平进程。就是这种只顾现实利益罔顾价值原则的现实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对华政策，帮助中共很快摆脱了天安门事件后的国际孤立，而在没有任何前设政治条件下一步一步进入世界贸易和全球治理体系。 基辛格的无价值原则的实用主义 于基辛格，无价值原则的现实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他主导或影响的国际关系层面，而且贯彻于他的私人利益上。他是历届中共领导人的座上宾，访问中国超过100次，在美国政客中居首位。在《论中国》这部被西方学者奉为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中，他不时流露出对中共的溢美之词。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基辛格刚刚推出了一个与中国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合作的基金–中国创投，当得知这个事实后，詹宁斯非常后悔：“如果当时我知道现在我所知道的，我就不会让他上那个采访节目。” 基辛格2011年为当时习近平的权力竞争者—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站台的事更能说明他投机和算计。那时，薄熙来风头正健，用“唱红打黑”表现自己而挑战中共对习近平的接班安排，权争胜负一时难料。那年6月29日，为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重庆举行“万人红歌会”，基辛格特地前来现场力捧薄熙来。 基辛格的无价值原则的实用主义与中共在后天安门时期形成的“实用主义的软实力”有高度的精神契合，而中共正是靠其“实用主义软实力”摆脱天安门事件后的困境、稳住国内统治并在国际社会扩展影响力的。 中共的实用主义软实力 天安门屠杀后，中共一方面维持人民的恐惧使民间对权力的制衡缺失，一方面鼓励他们特别是其精英阶层不问政治、不问是非，只顾赚钱。这种策略确保了短期内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在低人权和低道德的情况下展现了高效率和高竞争力。在这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在国内获得成功的动力下，中共开始利用这个“实用主义的软实力”支持其持续崛起和国际扩张，并与美国竞争。这种专注于经济利益无视价值观和道德的“实用主义软实力”可以描述为：忽视人权+鄙视民主价值+金钱。 不可否认，基辛格参与推动的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对两国均有正面意义，然而，基辛格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主导下的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后天安门时期–的对华政策，非但没能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变得更加自由和民主，而且在中共政权获得经济力量的加持后，不仅在国内变得更加专制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并实施它的全球野心，对以美国主导，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产生了切实的威胁。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自去年“白纸运动”以来，习近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上屡屡受挫，他发现在实力和野心之间横亘着诸多障碍，他需要再次回到邓、江、胡时期的“韬光养晦”路线，缓和与市场、与美国的关系，以换取另一个战略机会之窗，让中国的经济、技术、军事、外交实力赶上他的野心。于是，今年11月习近平从“战狼”变“熊猫”，带着笑容来到美国与美国总统见面，并与美国商界晚餐，展开魅力攻势。而在之前的7月，习近平在北京最高规格礼遇刚刚度过100岁生日的基辛格，为他补办生日宴会。在宴会中，习近平再次宣称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强调“中国人重情讲义，不会忘记老朋友。”习近平当然知道“老朋友”在此刻的妙用。 基辛格博士走了，但是“基辛格主义”仍有广泛市场，美国人记取“基辛格教训”了吗？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日有一对中国郑州网红小夫妻“亮亮丽君”成为微博热议话题。典型打拼的小夫妻，以45万人民币（200万新台币）头期款预售屋购买人生第一间房子，背上102万人民币贷款，每个月夫妻收入一万人民币，期中三分二付贷款，小夫妻还是积极乐观常常拍房屋建筑的进度。如今丽君被公司减薪从四千元变成二千元，加上女儿出生、房贷、租金压力更大，雪上加霜是买的楼房变成烂尾楼，完工遥遥无期，小夫妻跟地产商要当时签约会退款二万元却遭售楼部殴打。 其实“亮亮丽君”不是个案更不是特例，根据日本野村证券调查，截至2022年底中国有二千万户的烂尾楼，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预估要“保交楼”（保证交屋）2000万套需要3.2兆人民币（14.2兆新台币），大约台湾政府六年的总预算。中国政府编列3500亿人民币来保交楼，2000亿提供建商低率贷款，至2023年中预算已经用完。中国住建部在2023年八月表示“保交楼”推进一年多已完成165万套房。 无论预算是杯水车薪或进度完成比率偏低，地方政府也都陷入债务危机，尚无法自救，还需要中央来救，保交楼政策在地方政府只能敷衍。日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中国准备列出50家“白名单”大型房地产商几乎都是国企，提供这50家信贷、债券、股权的融资，在房地产商的骨牌效应下，中国政府准备只“救”这50家，其他都要断尾。 中国常说用6个口袋的钱来房子，就是夫妻跟两边的爸爸妈妈（一起买），这2000万套烂尾楼，其实影响是1.2亿人，他们口袋被掏空，如何来消费？如果无法尽速完成“保交楼”恐怕引爆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中国上层是按权力分配、中层是按资本分配、底层是按劳分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用权力来决定“谁”可以生存，哪一些企业可以无条件被注入无限的资金，而地产商是按资本分配，一家恒大可以欠债2.4兆人民币，现在被划入白名单的50家都有可能是一下一家的恒大，甚至是一个更大的泡沬。而像亮亮丽君一样的底层人民，他们按劳分配，劳动所得还被减薪，维权还被打，目前只能离开郑州回乡下。 地方政府债务可以展延，但人民的房子是一家人的希望，是安心立命的地方，如果烂尾楼无法处理，中国的经济就无法触底，更无法恢复，恐怕将带中国进入失速的经济时代。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李尚福已经空出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外界普遍认为要么会由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兼任，或由现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改任。如果是刘振立改任国防部长的话，那么早已经获授上将军衔而且也已经入选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徐起零被就地扶正的可能性挺高。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三中全会上如何处分已先后被撤消行政或军内职务的四名中央委员》刊登和播出的次日，多家媒体都转载了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中共“三中全会”或于12月召开 学界研判将撤销这2人职务》，说是中共高层内斗激烈，至今迟未公布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日期。台湾陆委会委托学界分析会前局势，研判可能在今年12月举行……。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已经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国家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和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此显示中共将会在三中全会撤销秦刚、李尚福的中央委员职衔，同时免去李尚福的中共中央军委职务，补选新的中央军委委员。 上月24日中共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宣布免去秦刚和李尚福的行政副国级职务之后的次日，笔者便特别上网察看了中共国防部网站，见上面“高层“栏目的首页中，左半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的介绍中，仍保留着李尚福的名字，而右半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介绍中，李尚福的名字已经消失。 至于未来的中央全会上是否会在李尚福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被免除的同时宣布一个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首先要看习近平是否有可能如外界所预测的那样，因为已经面临着“无人可用”、“无人可信”的危机局面，干脆让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兼任国防部长。 习近平政权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宣布免去李尚福和秦刚的行政副国级职务后，美国之音刊出一篇报道文章《中国防长李尚福被免职 习近平治军难题再现》。文章中除了介绍“名列’越战帮’刘振立接防长呼声高”,也分析了习近平再循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的回锅模式，让何卫东兼任国防部长的可能性。按照该文章引述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的话说，如果是由何卫东兼掌国防部，将更凸显其实权，也可以一扫过去中国防长在对外交流时，各国普遍对出任此职务的人份量不够的质疑。 那么，如果不是由何卫东兼任，也应该没有可能由已经“身体不好”的张又侠兼任。在此前提下，无论再安排哪位现任军委委员接替国防部长，接替这位现成的军委委员的具体职务者，就要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了。 此前，在中共人大还没有开会“决定“免去李尚福的行政职务之前，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相关报道中已经介绍了路透社的消息内容，说是”多位知情人透露，现任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刘振立将军很可能成为下一任中国国防部长”。 报道指出，刘振立也是近年来少有的具有战斗经验的军事领导之一，他曾参与1986年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边境冲突。（虽然）中国国防部长很大程度上扮演外交的角色，并没有直接的指挥权。但刘振立如果被任命为防长，将提高这一职位的知名度。刘振立有领导联合参谋部的经验，外国同行将有可能与中国军事行动和战争规划的核心人物打交道。美国方面一直以来希望与直接参与指挥决策的同行进行例行交流。 这则消息中有一个没有分析到的角度，就是虽然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是当然的中央军委委员，但既不是军委副主席，也不是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军委委员的组织级别比较特殊，似乎应该高于地方上的正省部级，但却又够不上副国级。 从这个角度讲，刘振立如果能够从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位置上改任国防部长，势必也会被同时委任为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实权”与否另论，组织级别上的确是升了半格，跻身副国级行列。 不过呢，如果习近平已经考虑了让刘振立任国防部长，那么就一定是转任，断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兼任国防部长的半点可能。于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挑选谁来接替刘振立空出的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职务。对此，虽然我们外界不能断定“花落谁家”，但必须从已经在二十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委员的高级将领中选拔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必须是在位中央委员，在位的中央候补委员都不行。因为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同时应该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岂有不是中央委员的中央军委委员？ 而在刘振立的现有副手中，比他年长两岁的徐起零也已经是上将军衔，而且也已经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与刘振立一同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如果真是刘振立被习近平安排改任国防部长的话，那么“就近”安排徐起零升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概率挺高。 维基百科对徐起零的介绍内容中，特别强调了一句“徐起零被外界广泛认为是习近平派系闽江新军成员之一”。该网站对何卫东的介绍同样是“被视为习近平派系闽江新军主要成员、习的亲信之一”。 当然是“习近平的亲信之一”，要不然习近平怎么会安排他在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位置上进入中央委员会？不过笔者也没有搞清楚这个徐起零为什么会被说成是“闽江新军成员之一”，而且还是“被外界普遍认为”。 此人首次被外界关注是2015年，时任职务是54集团军参谋长。中国新闻网于当年3月27日刊出的标题为《济南军区副参谋长石正露升任54集团军军长》的报道文章中把徐起零捎带提了一句。 2016年7月，中国内地媒体上又有了一篇标题为《陆军第54集团军原参谋长徐起零少将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的报道文章，说是“官方媒体近日披露，解放军五大战区成立之后，原任陆军第54集团军参谋长的徐起零少将已调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官方公开的新闻报道显示，徐起零之前长期在原济南军区服役，曾任原济南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原济南军区某师师长等职，并于2012年调任陆军第54集团军参谋长，少将军衔。” 自那以后，徐起零的职务开始频率变动。担任中部战区副司令员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徐起零便接受跨战区调动，去辽宁省出任了隶属北部战区的第七十九集团军军长。 2017年4月，中共以国防部名义对外宣布：中央军委决定以陆军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番号依次为第71集团军至第83集团军。 当月18日，习近平接见新调整组建军级单位主官，并对各单位发布训令。徐起零是被接见者之一。 改任调整后的第七十九集团军军长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徐起零即于2018年12月升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次年一月的“长安知事”报道文章《接棒秦卫江，新任东陆司令是位“铁军”战将》一文被中国内地媒体纷纷转载，内容是“最新消息，北部战区第79集团军军长徐起零近期跨战区调动，接棒秦卫江中将出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晋升副战区级。” 该报道文章详细介绍说：“公开资料显示，徐起零于2012年调任原第54集团军参谋长。原54集团军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王牌部队，有‘铁军’美誉，多位高级将领出自这支部队…..。” 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内地媒体是否是奉命特别宣传徐起零，反正是徐起零在出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晋升副战区级（相当于此前的副大军区级）的大约一年半时间后，即再次被“跨战区履新”。 中共凤凰网于2020年6月2日刊登“红船杂志”文章《新晋中将徐起零跨战区履新，曾任王牌部队“铁军”参谋长》一文，说是据西部战区陆军官方微信公众号“西陆强军号”消息，6月1日，战区陆军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组织集中宣讲，认真传达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西部战区陆军徐起零司令员作传达报告。这是徐起零首次以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员身份亮相公开报道，这也标志着空缺半年多的该职位正式迎来新任。据了解，生于1962年的徐起零是河南周口淮阳县人，早期曾长期在其故乡所属的原济南军区服役……。（去年）刚刚晋升为中将的徐起零自军改以来，已先后任职于中部、北部、东部、西部战区陆军，也是集团军调整组建后首批军长之一。 该报道文章还介绍说：前任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员为何卫东，他已升任东部战区司令员，并于去年12月晋升上将军衔。 众所周知，比徐起零年长五岁，生于1957年的何卫东已经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上以年满65岁的年龄乘坐上了晋升副国级的“末班车”，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当年接替何卫东西部战区陆军司令的徐起零，同时也还是西部战区副司令员。 在西部战区任副战区职的总共时间是一年零两个月，2021年6月，徐起零又被习近平提拔为正战区级，升任西部战区司令员，官拜上将。接替了此前担任西部战区司令员也才半年即“因病重不能主持工作”的张旭东。 继而，这个与徐起零同龄，但晋升上将要比徐起零早了一步的张旭东被内部宣布出任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虚职。，但仅仅四个月后便不治身亡。 2021年10月21日，新华社刊登《张旭东同志逝世》消息，说是“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上将专职委员张旭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0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 因为消息中所说的张旭东逝世时间与消息发布时间间隔了整整20天，于是为何迟迟“秘不发丧”的质疑声四起。比如一篇标题为《上将病亡、八一大楼“鬼屋”故事和习近平的危机》的海外报道文章中，就把何张旭东去世20日才被公布死讯的奇怪与习近平“最近几次晋升上将现场毫不掩饰的愁容”，以及西部战区被频繁换将等联系到一起强烈质疑。 文中说：“张旭东生前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上将专职委员。他的病死，最引人关注的是，他于2020年12月才晋升上将，当时并首次被证实已担任西部战区司令。但到2021年7月5日，原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徐起零晋升上将，被证实接替张旭东任西部战区司令。之后的9月6日，汪海江晋升上将，并已接替徐起零担任西部战区司令。” 其实，就在张旭东被宣布病逝之前，已经有香港媒体报道了他身患绝症的消息。与此同时，因为徐起零接替的张旭东的西部战区司令职务只担任了两个月左右，即又被从新疆军区司令员位置上提拔上来的汪海江接替，所以当时的这家香港媒体顺带也把徐起零归于癌症病患人群 ，殊不知当时的习近平只是为了让徐起零在进入军委参谋部之前先有一个战区正职的资历， 所以才让他在西部战区司令的位置上短暂过度了两个月，并抓紧让他晋升上将军衔， 便急匆匆地安排他上任联合参谋部了。 徐起零进入联合参谋部的时候，参谋长还是比他年长9岁，与习近平同龄的李作成，所以在二十大召开时也才年满60岁，而且已经是上将军衔的徐起零一度是最被看好的李作成接班人选，至于习近平为何又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夜，最终决定让本已因年满65岁即要从正战区职退役的何卫东搭上了一班晋升副国级的“末班车” ，同时又最终决定由升任陆军司令员才一年三个月的刘振立再度升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背后有一个很长的故事。限于本文篇幅暂且不表。这里要强调的只是既然二十大上确定的军委领导班子才过半年出了“事故”，那么如果是刘振立会转任国防部长的话，徐起零来接替总参谋长应该是选项之一。当然，比如现任陆军司令员李桥铭也应该是升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可能人选之一。是否会出现刘振立接替李尚福，李桥铭接替刘振立，徐起零接替李桥铭的安排呢？等着看吧！
一年前，民进党派出防疫成绩卓越的陈时中投入台北市长选举，原以为以过去10年台湾选民政治态度的变迁，以及陈时中的高知名度，有机会拿下暌违24年之久的首都市长宝座，但最后事与愿违。原来，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蒋万安透过猛攻过去3年的攻防疫缺失，得以维持国民党在台北市的4成基本盘；与蒋万安系出同源的黄珊珊以其都会专业女性的特质获得女性及年轻选票的青睐，却瓜分了原本已比较倾向绿营的票源；陈时中最后甚至只勉强守住传统绿营原来在台北市的得票。 四年前，萧美琴在花莲寻求立委连任，虽然遇上“花莲王”傅昆萁，但萧美琴知名度高、选民服务扎实，加上国民党也另有自己的党提名人选，原以为有机会借由泛蓝分裂保住这一席，但最后同样以7千多票功亏一篑。原来，国民党提名人黄启嘉在这次选举拿的1万7千票，其实是瓜分花莲当地“反傅昆萁”的票源，黄的布局反而削弱了萧美琴抗衡傅昆萁的实力，蓝绿板块在那次选举并不适用。 蓝白合破局了，许多人认为，这提早宣告赖清德当选，胜负已无悬念。如果就过去7次总统大选蓝绿板块消长解读，的确是如此；不过，从选举实务操作面来看，恐怕是未必。 蓝白联手打绿，胜算总是比蓝白破局要高；不过，蓝白真的分手，国民党也未尝没有赢的策略。首先，柯文哲是史上首见最“头重脚轻”的总统候选人，他在4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始终能保持3成以上的支持度，但一跨过50岁，柯的支持度就宛若跳水一般，来到60岁以上，往往只剩下个位数。柯文哲这种扭曲的支持结构，给了国民党机会：也就是尽量让柯文哲去抢食原属民进党强项的年轻选票，努力地复制1年前黄珊珊分掉民进党年轻选票的经验。 为了要执行这项策略，国民党精心布局了3天前君悦饭店那场分手大戏，甚至不惜让侯友宜自毁形象念出私讯，就是要营造柯文哲“玩弄”国民党的印记，累积蓝营内部同仇敌忾的氛围。往后半个月，蓝营对白营势必坚壁清野、火力全开，一定要把流失到柯文哲身上的传统蓝营选票全部要回来。当侯友宜可以立稳脚跟（赵少康任副手、韩国瑜列不分区首位都是同样概念），才有机会继续挑起选民对民进党8年执政的相对剥夺感（如1年前猛攻防疫缺失），就算年轻选票因为厌恶国民党而难以纳为己用，也至少要把他们留在柯阵营，让蓝绿有机会在选战最后关头进行最后对决。 即使从立委选举的角度，蓝白分裂也未必有利于绿营。首先，蓝白分裂会护住民众党的不分区选票，只要白营不崩盘，民进党立刻少拿约两席的不分区，对国会过半的目标而言，一来一回即差了4席。而蓝白分裂也让绿营支持者自认选情“尚有馀裕”，当选民没有“退一步即无死所”的危机感，代表难以冲高得票率，这正是国民党乱中取胜的盘算。 一般而言，总统大选是台湾所有选举型态里，最“议题取向”与“政党取向”的选举，诡异的是，这场选举打到选前50天，除了蓝白分合以外，几乎不存在任何严肃的两岸外交国防议题的攻防，以及对候选人个人条件的严格检视。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操作蓝白合议题的成功，也不能不说是民进党掌握议题的孱弱。这样的孱弱导致赖清德始终无法拉开领先幅度，也给了在野候选人最后一搏的机会。 蓝白分裂，赖清德并没有比较好选，对迄今仍一片混沌的立委选举更是如此。选举最后50天，蓝绿白总统候选人终于底定，绿营不存在坐看蓝白互咬的悠闲，反而必须回头思考：你的选战主轴是什么？你希望选民讨论的议题是什么？议题的设定，不仅牵动总统大选的胜负票差，恐怕更是国会选举成败的关键。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国台办日前出现人事调整，主管对台工作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提拔自己的复旦学生进入国台办高层。台办系统罕见出现两大帮派势力外加一个前朝遗老的局面，中共高喊对台“和统”，其台办内部却不一定和平。 王沪宁学生临退休前获提拔 复旦帮再受关注 11月17日，中共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仇开明获任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其实，国台办网站“机构设置”一栏，早在11月8日已更新并显示上述人事变动信息。11月9日，仇开明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身份出席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中国（苏州）电子信息博览会开幕式。 根据公开资料，仇开明今年59岁，曾任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台办研究局局长等职，曾研究涉台议题逾25年。 中共的国务院台办与中共中央台办，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编制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对外一般称国台办或台办。 台办的上级主管是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是习近平，王沪宁是唯一副组长，是常委中的主管者，而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兼秘书长。 仇开明在将届退休之龄获提拔，应是主管对台事务的王沪宁使力。 仇开明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是从复旦大学发迹的王沪宁的学生。在1991年出版的王沪宁作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中，特别写明，“我感谢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博士生仇先生，本书第一章第七小节是他的研究成果”。 中共已故党魁毛泽东自曝“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历来有不同派系，有所谓江派、团派、太子党之分，但更普遍的却是以仕途经历地域划分或以籍贯为凭的地方帮派，还有以母校为关系纽带的帮派。这种帮派因中国人重同乡、校友之谊而起，往往指向腐败和权力斗争。 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被认为是中共官场复旦帮的帮主。他1978年考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1995年在江派大员吴邦国和曾庆红的推荐下，入京出任江泽民谋士，以“特别助理”身份任职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之后掌中央政研室长达18年。 王沪宁直接炮制了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思想”等中共理论，被称为中共的“三代国师”。 因出身学术界，王沪宁拉扯起一帮子钻营理论包装的“复旦帮”。王沪宁近年来在习近平身边走红，他的复旦校友也鸡犬升天。 王沪宁担任上届常委时主管宣传。2021年5月31日，他让在大五毛之称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进中南海给常委们上课，大谈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另一个复旦帮成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同期则采访了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大赞卢沙野的西方“疯狗”“太多、太凶”之说。 复旦大学网红教授沈逸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批评号称“胡叼盘”的时任《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不够强硬。 王沪宁在二十大获留任常委，今年3月任全国政协主席，直接负责统战和主管对台事务，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他可能是中共所谓“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炮制者。 此前不少分析认为，王沪宁的复旦帮煽动民族主义，助习搞“恶狼外交”，使中共进入百年未有的困局。如今王沪宁又将复旦帮安插入国台办，恐怕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 台办系统有两大帮 王沪宁学生或盯紧宋涛 中共台办系统至今已呈现多股势力交错。现任国台办主任是宋涛，副主任有陈元丰、潘贤掌、仇开明。 我们看看台办副主任陈元丰是什么背景。 将近60岁的陈元丰是黑龙江望奎县人，1989年11月仕途起于黑龙江省政府办，是曾任国台办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会长的陈云林的心腹。陈元丰早年是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云林的秘书，后跟到台办系统，前后跟随陈云林15年。1941年生的陈云林是辽宁人，2013年退休。 陈元丰1994年进入台办，后来是促成2015年“习马会”的人物。但他毕竟是前朝遗老，在王沪宁掌台办系统后，相信很快要退休，故此他在未来官场内斗中不算是重点人物。 台办其实更是官场强大福建帮的地盘。 去年2月，已67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卸任，到6月转入政协，本来已是全退。但宋涛年底突然被任为台办主任，他也并非中央委员。 这一方面或是因为朝中无人，习近平唯有留任老将，但更是因为习不信别人。这种情况跟习的太子党好友张又侠留任军委，习的同学陈希留任中央党校校长类似。 宋涛是福建帮代表人物。他虽是江苏宿迁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县当知青，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从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曾任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2001年起转入外交系统。而习近平1985年起，先后在福建省厦门市、宁德地区、福州市任职。1999年晋升正省部级，一直到2002年。据说习和宋涛当年往来密切。 中共二十大后，习家军中的福建帮占据中共高层要职，最高职位的是政治局常委蔡奇，他是福建尤溪人，还有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是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人。副总理何立峰虽是广东兴宁人，但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早年在福建就是习的铁杆。 军队中福建帮还有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委员苗华。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王小洪是福州人。新任发改委主任郑栅洁是福建漳州人，本身是何立峰旧部。地方一把手中，现任山东省委书记林武是福建闽侯人。 福建帮在当前中共官场中力压另一支习家军浙江帮。在台办系统，除了宋涛坐阵，由于闽台关系密切，为方便搞统战，中共国台办通常都会安排一位福建本土干部。 国台办之前两名出身福建的副主任都晋升为正部级。原福建副省长郑栅洁2017年4月在国台办任职，年底就空降浙江担任宁波市委书记，之后任安徽省委书记，今年再进京掌管发改委。原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2018年11月任国台办副主任，2022年4月升任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 去年8月，原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潘贤掌已担任国台办副主任。潘贤掌是福建泉州人，出身官场闽系，能讲流利闽南话。 潘贤掌曾就读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之后转赴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他和蔡奇、黄坤明和宋涛是福师大校友，与何立峰则是厦大经济系校友。 也就是说，在台办高层中，宋涛和潘贤掌，除了都是福建帮，还同是所谓“福师大帮”的成员。 近年中共文攻武吓，搞以商围政，挑动台海局势升级，福建帮官员未来可能会更被倚重。 但是中共内斗是很微妙的，王沪宁深谙此道。他提拔自己本来接近退休的学生仇开明，其实就是在国台办主任宋涛手下埋钉子，充当眼线。 要知道，台办系统本身是敏感地带，掌握所谓“两岸融合”的特殊资源。在打著“和统”的政治正确旗号向台湾军政商界渗透过程中，中共官员有很多贪腐的机会。王沪宁要抓人把柄是很容易的。 福建帮过去在国台办也不是都能坐稳。前国台办副主任龚清概，是福建石狮人，早年长期在晋江等地任职，曾任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13年10月，任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2016年1月被查。他被指控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也涉及搞钱色交易。 据媒体报导，龚清概落马或许是因其子揭穿妻子外遇后两家闹翻。甚至有传闻称，龚清概曾被举报以反台独为名，逼一位台湾知名女艺人陪睡。 宋涛是老谋深算之人，也不是好惹的。美国退休外交官谭慎格（John J.Tkacik,Jr.）曾表示，宋涛一直在福建工作，最后任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2001年起突然转入外交系统，他或有神秘的情报背景。 王沪宁虽获习近平重用为“国师”，但宋涛是习的故交。日后在台办系统，王沪宁、仇开明的复旦帮和宋涛、潘贤掌所在的福建帮，在台海特定情势下，可能生出内乱，比如因为互相举报，会出现一个“台办版的秦刚”。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极权政权一般喜欢以“人民政权”自居，然而，人民在极权政权眼里，真实地位其实如“刍狗”，在抽象礼赞人民的同时，却对人民怕得要死，时时刻刻防范人民的不满，外界从北京当局这次对李克强丧事的处理中，再次看到了这点。 李克强是中共前二号人物，由于他的“平民总理”形象，以及多年来被习近平压制的状况，他的突然去世在中国民间引发了一股悼念潮，在其故居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大批民众自发前往，用鲜花表达哀思。北京当局虽然不敢阻拦民众鲜花悼念（因为没有说得出的正当理由），但在网上，对有关李克强的一切信息，几乎一律封杀，搞得好像李克强不是中共的前总理，而是党的政治反对派。当局之所以对群众悼念李克强非常紧张，原因说来也简单，嗅出了其中的“异味”，明白群众不过是借悼念李克强，来表达对当下政治的不满，矛头直指习近平，是对习过去10年的统治说“不”，故而，它要防范“别有用心”之人借此煽动群众闹事，唯恐悼念现场失控，出现另一场“四五运动”。 民众自发悼念，传递清晰政治含义 中国历史上的“四五运动”，今天在中共的叙事中，是作为一场正面的群众政治抗议而受赞扬的，然而在当时被中共定性为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的长安街“十里长街送总理”，但其时中国，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周的去世成了导火索，不久之后的清明节，全国各地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来表达他们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一场实际是反对毛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北京市最后出动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镇压了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四五运动”可以看作群众觉醒的一次集中爆发。文革十年暴露出毛的专制统治是多么的极端荒谬，但也让群众的反专制要民主和自由的意识萌发并觉醒，并在悼念周的活动上公开表达出来。这一事件虽然在当时以被当局镇压收场，却也让党内高层的反四人帮力量看到民心所向，和毛的极左做法非常不得人心，从而为后来的宫廷政变，逮捕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李克强在一些方面像周恩来，两者都被民间舆论塑造为中共党内的清流。1976年周之死，民众像失去了魂似的，觉得大厦将倾，国将不国，没有方向，失去了未来，自发上长安街送行，清明节天安门悼念。今天李克强“英年早世”，民众除了惋惜，还寄予了更多同情，同情他在过去10年，一直被习压制，成为中共最憋屈和窝囊的总理。这点和周不一样，周虽然也被毛压制着，但毛离不开周撑危局，周的行政才干和在党内的势力让毛在防范他的同时又必须重用他。李基本被习撇在一边，好事没有，烂摊子则要他去收拾，但在收拾烂摊子时并不放权给他。 李克强的去世不像周，没有让民众觉得天会塌下来，然而，鉴于李的清廉和被作为党内改开和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死还是让普通民众特别是党内精英生出一种中共最后一丝自由之火已熄灭的悲情感，未来茫茫，陷入一个更加专制和黑暗的时期。这点和1976年颇有着相似之处：现实让人非常窒息，改变现状的愿望非常强烈，因此才会自发去纪念周和李，所要表达的政治含义可谓非常清楚。只不过对周的纪念是诗，对李的纪念是鲜花，在李的故居红星路，放眼都是鲜花的海洋——正是在此意义上，有评论把这次鲜花悼念称为“鲜花革命”，因为它让大众和统治者看清了民心向背。 当局警觉悼念活动的危险 尽管如此，两个时期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中央权力结构，四人帮虽然在当时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但毕竟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没有军队的支持；可今天，习不但是最高领导人，且手握各种专政工具，包括军队，所以要改变现状比1976年难得多。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亦警觉到了这场鲜花悼念的危险性——在对群众的政治表达上，专制政权的嗅觉向来是灵敏的，宁愿把危险信号夸大，也不放过可能的群众抗议的火星。就习而言，决不能让群众借对李克强的悼念，发展成一场针对他的哪怕是小规模的街头公然的抗议。如果这样，表明他的政权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四五运动”的场景说什么都不能在这刻重现。 习近平的担忧是对的，如果对悼念不加以限制，任由李克强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很可能这种网上对现政权的怨气会变成街头的公开抗议。因为很多人认为李克强是被冤死的，当局难脱谋害嫌疑。网上封杀有关李克强的几乎一切信息，虽然不能阻止人们去悼念他，消除这种猜疑和怨气，但当局发出的威胁信号民众接收到了，即借悼念李克强而生事乃至公开在街头抗议，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当局虽高度在意李克强去世对党内外的影响，并千方百计阻止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传播和发酵，特别是避免出现群众的街头抗议，然而，也是在李去世的这周，在上海街头，连接几天出现了以庆祝万圣节的名义，青年的盛装出游狂欢场面。表面上似乎和李的去世无关，甚至在当局看来，允许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还能释放他们对现实不满的某种怨气，有利而非不利当局维护当前秩序。但如果考察这场万圣节狂欢的内涵和它隐晦表达的政治意图，当局实际并非乐见。 万圣节狂欢凸显中国青年仍关心政治 此次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展现了中国青年的无穷创意，他们把西方的“鬼节”，过出了中国味道，在这个意义上，可看作是一次文化狂欢。然而实际上，它也是以幽默和狂欢的形式来宣泄一种情绪，一种对过去几年压抑的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情绪大宣泄。从流传的视频、图片和参与者的描述看，人们把这几年的热点事件和人物化为庆祝万圣节的元素，有些题材和人物，诸如穿着防护服的“大白”、飘绿的股市走势图、“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鲁迅等，针砭时弊的意味很浓，带有一定敏感性。除此外，甚至还出现了去年“白纸运动”的符号物——“白纸”。这就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了。现场参与狂欢的青年在那种氛围下未必能够感受到此中的政治意涵，但事后当局是一定能够觉察出的。 相对万圣节狂欢呈现的具体意象，或许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宣告中国青年没有忘记他们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怀和热爱。曾几何时，中国青年被看作物质的一代，对公共生活不关心，对政治不热心不参与，缺乏情怀和担当，但上海青年用他们的行动和创意打破了这种定见。如果说，去年的“白纸运动”也最先是由上海的年轻人起来抗议，那么这次万圣节，就以狂欢形式接续了“白纸运动”上海青年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他们不再把政治视为与己无关的东西，对当局刻意塑造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主题，以一种讽刺作出了表态。和民众自发用鲜花悼念李克强一样，这也是一种政治意识的觉醒。 值得一说的还有上海官方此次对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表现出的容忍和克制，相信这和李克强的去世有关。上海官方大概不想强行取缔青年的化妆游行狂欢，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让青年心中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情绪无法通过狂欢得以释放，导致他们的情绪失控，从而在李去世这个节骨眼上带来麻烦。从这个角度看，上海青年抓住了李克强去世的机会达成了他们的狂欢目的，但这也提醒北京当局，不能让群众有集体表达不满的机会和场合。 民心已变，虽然习近平口口声声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中共打扮成唯一代表人民的政党，但他的所作所为把自己推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习也喜欢说，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然而，民众悼念李克强的“鲜花革命”和上海青年的万圣节游行，非常清楚地告诉习，他不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想掌控一切，可他又感觉一切都在滑出他的掌控，危险随时而至，这就是习为什么害怕群众悼念李克强的原因。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对比曾经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把”当选”中央委员还未满一年的于幼军在处以留党察看处分的同时撤消了其中央委员职务，以及去年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几天才被匆匆宣布终止十九大代表资格和“撤消党内职务”中央候补委员李佳等人，就应该相信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是无法回避对秦刚、李尚福，以及李玉超和徐忠波这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党纪处理的。 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二十届三中全会迟迟不开，是因为经济还是人事？》已经分析过了政治层面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接连发生的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人事翻车，或许是导致本应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至今仍没有动静的主因。道理就在无论是目前已经没有了任何行政职务的外交系统的秦刚，还是军队系统里目前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李尚福，以及已经被内部宣布分别撤消了火箭军司令员、政委职务的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三中全会如何能避开他们的问题？ 说起来，在如上四人“当选“（或连任）中央委员才一年时间就又要撤消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对习近平政权来说，实在尴尬。过去多少年来，赶在党的某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即把才”当选“不满一年的中央委员给予处分的情况好像只发生过一起，但也只不过是针对一个人。一次就高达至少四人之多的情况是从未出现过的。 回想2008年10月12日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之一是“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9月5日做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这个于幼军和习近平同龄，是在2012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被宣布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并在此基础上被安排为十七届中央委员，据说是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亲自提名。当时的外界舆论自然认为这是在为2008年3月国务院换届铺路，而且在2008年3月5日开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确实也已经坐到了“部长列席区”。 然而，当月17日出台的国务院组成人选名单上，文化部长不是于幼军而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一时间，有关于幼军的负面传闻四起，以致官方新华网3月13日特别在首页用黑体字标题，推出“新华博友透露：于幼军未被免职仍是文化部党组书记”的消息；随后中组部副部长又到文化部宣布，于幼军继续担任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接下来的故事是，正在舆论界普遍相信文化部是实行了“双首长”制，所以才有了两个当届中央委员分别担任部长和党组书记的时候，随即而来的内部消息证实，正是在当届全国人大刚刚召开的那几天里，中纪委接到了举报于幼军的“揭发信“。于是中组部请示胡锦涛之后，做出了先让蔡武出任文化部长行政职务，让于幼军停留在部党组书记职务上等待中纪委”情况落实“的结果的决定。 而当时之所以决定先安排蔡武出任文化部长，考虑因素之一是此人当时已经64岁，如果于幼军的被揭发材料能够被中纪委判定“查无实据“，那么一年之后于幼军即可自然接替“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的蔡武。 但是，于幼军终于还是未能逃过一劫。其十七届中央委员的职务只担任不足一年时间。 说起来，这位于幼军是中共“反腐”史上先后落马的几十位在任或退位中央委员中最传奇，最有“故事”的一个。单说他被审查和处分的经过，首先他是开始接受内部审查之后唯一个被官方宣布仍然担任着党内职务的方式对外“辟谣”，以维护其声誉的一个。其次则是唯一一个虽然最终还是被宣布了党纪处分，但对于他的“问题审查报告”中却不公布任何所犯错误之内容的。不可谓不草率。 事后，当于幼军被留党察看处分的两年察看时间完成，不久即以副部长级待遇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职务身份得以复出工作之后，才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2008年9月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是因为不希望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因为完不成于幼军问题的处理决定而延期，所以当时的中纪委被要求在问题根本没有查清的情况下根本未给于幼军本人申辩的机会和时间就草草结案。这就是为什么三中全会之前根本就没有宣布过对于幼军立案审查的决定，三中全会上就突兀地宣布了的中纪委“审查报告”中完全不敢有具体内容。 回想当年的于幼军的被处分细节，再看如今二十届中央委员里的秦刚和李尚福等军方三人，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迟迟不开，除了因为对他们各自问题的调查、落实要假以时日，从具体时间安排上来看，为了让习近平到美国旧金山当面向美国总统拜登递送“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和目前并没有武力进犯 台湾的时间表的橄榄枝，三中全会自然不会是今11月份的当务之急。 按照中共官媒的预报，从旧金山返回北京的习近平将于本月21日晚在北京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讲话。此后的习近平似乎暂无出访计划，所以本月底的政治局例会应该不会因“故”取消。而本月底的政治局例会若能如期举行的话，会上宣布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仍然还会赶在今年之内，那怕是12月月底，是很有可能的。 笔者在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的结尾假设了如果秦刚的问题最终只被落实在 “纪法道德操守缺失”一个方面，那么未来或者还能够保住党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届中央委员职务肯定会在未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撤消（终止？）。 笔者倾向于相信如今已经被分别撤消国务院领导职务和军内职务的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三个无疑都是因为严重辜负了习近平曾经对他们寄于的充分政治信任而令习近平愤怒不已，因而会在被军法制裁之前先被“双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同时剥夺上将军衔。但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这里不妨假设他们都不是犯罪而仅仅是犯下严重错误，那么仅仅从他们已经被分别免去了才担任时间不长的国务院领导职务和军内重要职务的表面迹象看，应该没有连个留党察看的轻处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凡是被处留党察处分的在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要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的。甚至更有连个留党察看的处分都没有背上，但也因为犯了错误而只是被处以“撤消党内职务”处分而被从当届中央委员会中剔除的。较为典型的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 1961年出生的李佳从2011至2018年初一直担任着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职务，期间有时是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兼任政法委书记，并在此职务上被连续安排为十八和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大召开时他才51岁，足见当时被中央看好的程度。 到十九大召开时，李佳虽然连任了中央候补委员，但具体职务仍还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政法委书记任上徘徊。于是中组部给了他一个可以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职务，自治区政协主席。而后又平调为山西省政协主席。 202年8月2日，山西省政协宣布“免去李佳同志政协第十二届山西省委员会主席职务”，当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追认关于撤销李佳同志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两天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消息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李佳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副省部级；按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去年年10月12日，也就是离中共二十大召开只有4四天的时间，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宣布“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给予李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里特别提请注意，就是这个李佳在被免政协领导人职务、和撤消政协委员的政务处分的基础上，党内处分仅仅是终止十九大代表资格和“撤消党内职务”，事实上比“留党察看”的处分还要轻一档。但就是这样，也不能让他的党的十九大代表的资格和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职务以任届期满的方式自然结束。 对比一下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肖亚庆，就会发现虽然肖亚庆的被审查的时间过程和李佳被审查的时间过程相差不多，但对肖亚庆就没有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也就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五年任期即将届满的时候宣布对他的党内处分，就是因为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中央政治局已经内定了对他肖亚庆的党内处分是最重一档的开除党籍。故没有必要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去撤消他的党内职务了。 如此说来，在中共二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才半年多时间就陆续“出事”的秦刚也好，李尚福、李玉超及徐忠波也好，无论日后的党内的最终处分有多轻，都逃脱不了被踢出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总不能一拖再拖，而拖到习近平当局终于认为不能再拖的时间，如上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中的全部或者其中的某一、两个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查证落实，故无法做出对其进行的党内处理的终极处分的决定情况存在，那么对其采取薄熙来模式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这里说的所谓“薄熙来模式”就是党内处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终止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职务。第二步才是党纪和政纪（军纪）的终极处理。 2012年4月10日，新华社发表了所谓“受权发布”的重大新闻：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请注意，这里虽然点明了是“涉嫌严重违纪”，但仍然称其为同志。 5个多月后，2012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和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继而，2012年11月4日召开的七中全会上对此给予确认。 按照中共相关组织规定，被开除党籍者只要没有被同时宣布“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那么不会有被开除公职（军籍）者的饭碗不保的下场，比如上次节目中介绍了的肖亚庆。 如此说来，秦刚的未来除了我们上篇文章结尾中假设的最好下场，中间下场就是开除党籍但不被“移交司法”，所以仍能保住公职人员的饭碗。最次下场当然就是秦刚进秦城了。 至于军方的李尚福等三人，未来的下场没有道理会比秦刚来得轻。最大的可能都是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以及移交军事法庭。 依照以往的规律，李尚福因为是国务院的副国级，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级别，所以日后对他的军法处理结果应该会公之于众。 前例之一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此人于2015年4月9日被中共中央先在内部宣布进行组织调查，但此事当时对外并没有公开。直到7月30日，中纪委网站才公开宣布，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决定将其开除中共党籍，移交最高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一年之后，郭氏被中共对外宣布判处无期徒刑。 再比如2017年8月即被免去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房峰辉，在十九大上自然中止了其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但在2018年1月9日他被公开宣布因涉嫌行贿、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时，仍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接下来，中共发布了开除房峰辉党籍，以及“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继而在2019年2月20日，军事法院公开对外宣布了对房峰辉处以无期徒刑的消息。 至于火箭军的两位，很可能会在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军籍之后，永不被宣布军事法庭宣布结果。就如同原武警部队司法员，在十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军职位置上落马的王建平一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11月15日，前往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的费罗丽庄园举行了长达四小时的闭门会谈。 这次筹备已久的会谈未能化解重大分歧，仅在若干领域达成低度共识或协议，包括：气候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迁的全球合作；芬太尼：中方承诺遏制毒品芬太尼输往美国；人工智能：双方同意禁止把人工智能引入核武领域。另外，双方同意恢复军事层面的交流与对话，避免误判。 会谈中和会后发表的公报中，双方一如既往地各自表述。即便定义两国关系，双方也表述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竞争“一词。拜登的说法是：” 美国与中国正在竞争。世界期待美国与中国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防止其转向冲突、对抗或者新冷战。“习近平的说法是” 如果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和步步紧逼的威胁，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行动、产生错误的结果。“。 言下之意，拜登指明：竞争是两国关系的实质，也是两国必须面对的现实。而习近平则不乐意提竞争，希望回避与美国的竞争。因为中方清楚，它并不具备与美国竞争的实力，尤其在创新和科技领域。这方面，美国拥有的制度优势，正是中国的制度软肋。 习近平低头读稿，幕僚为他准备的稿件中，充满了对美国的“战略忽悠“，最具忽悠色彩的一段话是：” 中国从不赌美国输，从不干涉美国内政，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乐见一个自信开放、发展繁荣的美国。同样，美国也不要赌中国输，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应该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 有谁相信习近平这个说法的前半句呢？从不赌美国输？只要想想中共曾经大肆宣传的“东升西降“；中共喉舌如金灿荣炫耀的”金句“：所谓中美双赢，就是”让中国赢两次“，意即，让美国输两次。从不干涉美国内政？只要想想中共网军水军大举入侵美国网络如洪水猛兽、以及公然在美国领土上暗设公安分局。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只要想想习近平在莫斯科留给普京的临别赠言：“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让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变局。“挑战和取代美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倒是习近平这个说法的后半句成立：美国从不赌中国输，从不干涉中国内政，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上台前的三十多年间，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公开立场和慷慨支持。 战略忽悠或战略欺诈，能否诱使美国重回绥靖政策？能否把中美关系拉回到2012年之前？明眼人都知道，这绝无可能！仅仅是习政权的一厢情愿而已。这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习近平可以在中国任何领域开历史倒车，却无法让美中关系开历史倒车。 美中关系再不可能回到从前。这次拜习会，重大分歧依旧、重大领域并无触及就是明证。如乌克兰战争和中东战火，各自感受迥异。至于台海局势，仍然是各持立场、“一中各表”，毫无交集。拜习会刚刚结束，拜登就在记者会上重申；“他就是独裁者。中国是共产主义制度，与美国制度完全不同。”这句重申，俨然是对拜习会和美中关系的最好注脚：意识形态的截然相反，决定了美中之间的根本敌对。 值得一提的是，在费罗丽庄园举行的这场拜习会，属于非正式会谈。这种非正式会谈模式即庄园会谈模式是由前总统小布什所开创的。作为民主大国，美国政府不便给专制国家领导人以正式礼遇。但中共领导人却一直单方面期待甚至索要这样的正式礼遇：红地毯、三军仪仗队、二十一响礼炮、国宴等。于是，小布什开创了庄园会谈模式，既避免了政治上的尴尬和不妥，又给了中共领导人面子，任由后者在中国国内做自我宣传。 小布什任内，在他的私人农庄克劳福农庄接待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沿袭这一模式，奥巴马任内，在加州的安纳伯格山庄、特朗普任内，在他的私人庄园海湖山庄、以及拜登任内，在旧金山郊区的费罗丽庄园先后接待习近平，均限于非正式会谈。 令人玩味的是，费罗丽庄园的座右铭：为正义，爱同胞，过生活，对这场拜习会，似乎有所寓意，或正是拜登对习近平含蓄的忠告和奉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半个月前，李克强的神秘死亡震动中国震惊世界。一方面民间爆发出规模巨大、影响空前、世界瞩目的哀悼浪潮；另一方面党内出奇地死寂一片。中共党内除了官宣死讯、发布全文照抄李鹏死亡讣告的讣告（仅改几字）、公告遗体火化外，未见一篇纪念文章，连民间在官宣下的跟帖评论也被封禁。中共党的二号人物，死的蹊跷却又无处寻觅真相，这一切都给中共党内带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特别是上下官员唏嘘凄惶、恐惧不安，唇亡齿寒，人人自危。党内死寂一片，就是这种极度震撼的异样呈现。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中共许多官员从李克强的命运悲剧中，隐约看到了他们难以逃脱的宿命， 首先，中共“极权统治➕个人独裁”的制度恶，造成了李克强的总理之“困”，也是中共党内政府系统负责官员的普遍困境。 中共夺取国家政权后，党内官员分成两大类：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党务系统管理控制全党；政务系统管理控制国家与与社会。党的“领导”就是牢牢掌控国家一切权力和资源；“党的领导”的人格化体现，即是各级“党委书记”对人大、政府与司法，实施强力而有效的控制。在党中央，总书记领导总理；在省里，省委书记领导省长，市、县依此类推。简言之，党务官员是实施中共统治的操盘手，政务官员是维持中共统治的打工仔。这决定了只要习近平想揽权，李克强就无法阻拦。李克强任总理十年，不可谓不兢兢业业。他的同学故友评说：“陪十年小心，一事无成”，“活得憋屈，死得窝囊”。 也确实如此，习近平不断肢解国务系统的相对独立完整性，揽夺李克强总理的权力，李克强施政寸步难行。 让我们回顾一些情况： 习近平上台后，很快以改革名义建立起一批“领导小组”并自任6个小组的组长。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习近平这是“抄作业”——模仿文革时期江青实际操控“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做法。 “小组是中国政治领导体制中的金字塔顶端”，“实际是制定国家重要经济战略决策的机构”[1]。习近平以“小组长”身份伸手抓国务院的权力，排挤李克强，逐步将他边缘化。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管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他重用刘鹤而将李克强排除出核心决策圈。这大概是北京人称曾被习近平重用的鲁炜是“网络沙皇”而刘鹤是“经济沙皇”的缘故吧。反过来，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和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决策以及实施中，人们也从来没见过李克强有任何参与其间的消息报道。 李克强任总理后的施政蓝图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中国城镇化”，其中包含着他所设想的促进改革与发展一揽子计划。然而， 2013年12月，习近平以党中央的名义召开中共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剥离出原本由李克强总理掌控的推进城镇化工作职权和组织架构，将其纳入习近平的中央“领导小组”体系之中。这在事实上改变了国务院系统内部的权责关系，李克强被架空——国务院部门不是向总理负责，而是直接向“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负责。 2018年2月，习近平中央全会决定名义，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2]，经过一年多的机构合并调整等，把政府的重要而关键的部门直接抓在党中央手里。 其做法一是将承担公共行政职能的部门名义上都保留在国务院，但其中关键部门，比如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等，由中央“领导小组”或“中央XX委员会”领导管理。二是，将与中共党统治有关联并对统治构成重大影响的部门，合并到中共党的中央职能机构中。比如人力资源部合并进中央组织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局和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的下属单位等。三是，将此前因各种原因分散为政府有关部门管理的武装力量，全部整编到中央军委领导下，中央军委实行军委主席一人负责制，即一人独掌军权。 总而言之，2018——2019年的“党政机构改革” 表明，习近平超过了毛泽东，用中共党的系统及其职能机构并吞政府职能部门，初步而正式地建立起“党、国一体”的党国体制及其运转机制【3】。 习近平这三大步直接分解了国务院权力，李克强成为1978年以后40年里最弱势的总理。中国经济决策的大权已不由总理掌握，国务院系统不再是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决策中枢和操作实施中枢，而是被矮化成落实“习近平中央决策”的执行系统， 正因为此，李克强难以提出和制定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难以调整某些经济社会政策，甚至连提出“地摊经济”以缓解底层民众生计艰难的倡议，都因遭到蔡奇等习近平帮伙的阻拦抵制而落空。 尽管如此，李克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进政府改革和经济发展，做了不少努力。李克强十年坚持不懈抓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李克强牢牢抓住“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改革 。李克强曾经说过：“对市场来说，法无禁止皆可为，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4]。他领导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清理废除以往不符合“放管服”要求的政府规章、制度和文件。十年来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中央各部委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183项；各省市区取消调整36986项，全国三分之二的审批被拿掉。十年间，国务院力促减税降费，取消了61个税种或收费项目，累计减税14万亿，惠及10亿人；国务院大力扶植中小微企业以及民营经济，全国中小微企业从1400万户增加到5200万户。 举例而言，微信初起时，政府相关部门不赞成放行。李克强顶住了压力，他说看一看再规范，微信这才得以开放。快递业刚发展的时候，有些城市不允许快递存在，李克强强调对新生的事物应尽量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不能一上来就管死。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与快递。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始终尽心尽力而为于维护底层民众利益，提高民众收入、改善民众生活。比如，十年间，李克强力推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累计建成保障性住房5900多万套，让1.4亿低保低收入民众居有定所。再比如，2015年天津新区发生大爆炸事故，死难者中有不少是“临时工”，按以往的做法，每个死难者的赔偿费最多五、六十万，是李克强总理力排众议，将赔偿费用提高到了二佰万。 由于中国政治的黑箱化，以上这些情况几乎很少为民间所知，体制内人即便清楚内情，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也不敢随便议论，更遑论公开言说。基于上述情况，若说十年“一事无成”，是有些冤枉了李克强，李克强尽其所能地在做事，只是他所能做成的事与正常国家情况下的总理权力应该做成的事，简直无法相匹配。 这种恶制度造成的总理之“困”，是“党领导一切”的共产极权国家所固有的，习近平上台后实行个人独裁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境。就此而言，李克强之“困”非是李克强一人之困，而是中共体制内作为“二把手”官员普遍深陷其中的“困境”。 在中共体制内，一切唯上是从。习近平上台后削弱国务院和总理权力的几步做法，是自上而下一贯制。从中央到地方，党的书记权力大大扩张，地方政府权力不断削减，按照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政府独立行政其实并不存在。 同时，“党领导一切”就是“控制一切”，“党”的人格化身——书记——要掌控所有的权力资源，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权和财权。中共中央一直强调“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具体事务由中央组织部操作。以往中共党内还有民主集中制，任用重要官员，常委会还有集体讨论制度（尽管书记的意见往往权重大得多）。到了习近平时期，越是任用重要官员越是习近平个人考察个人决定，总理几无用人权。以此类推，地方“二把手”也几无用人权，即便参加意见也要由书记决定。这就等于各级书记把官员们的官帽子拎在手里，官员无不俯首听命于书记。 至于财权，习近平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就等于掌握了国家的财政大权。同样，地方各级 “书记圈子”的核心人员除了有组织部长，还有财政厅长（局长）。一个地方的财政究竟有多少钱，只有书记和财政局长知道。省长市长等“二把手”是否真知道当地财政有多少钱，取决于他与书记的关系如何。这种情况下，“二把手”即政府首脑，难以独立处理行政事务，更谈不上对一方重大公共事务拥有决策权。 这就注定了“二把手”是“一把手”决策的执行者。并且所有的“政绩”都首先记在“一把手”名下，“二把手”只能活在“一把手”的阴影里。“二把手”若能力强、水平高，做成了事还会招来某些“一把手”的忌讳，生怕其功高盖主。在地方报纸上“一”、“二 ”把手的新闻报道和照片亮相度，当地宣传机构都要小心摆正位置，“二把手”不得盖过“一把手”的风头。 “二把手”是否能在一地顺利为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一把手”的委屈礼让程度，甚至“二把手”是否有升迁可能，某种意义上也取决于“一把手”对他的评价如何。这就使得“二把手”犹如小媳妇，得处处陪着小心，自然十分憋屈。然而，一旦发生事故或上级追查，政府行政部门官员首先被当替罪羊。当事故或问题的严重程度仅用政府部门人员顶责还不足以平息事态的话，那么“二把手”顶罪就是无可逃避的结局。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共体制内“一”、“二”把手之间普遍存在矛盾冲突。中共党内所谓强调“团结”，其实际内容就是“一”、“二”把手之间的团结。 这些情况体制外人看不到，体制内人忌讳谈。李克强的突然暴毙，出乎意料的引发民间哀悼浪潮，亦引发对李克强的各种评价。客观地说，民间对李克强的评价不高。这种不高甚至有些不恭的评价却又与哀悼汹涌浪潮共存于一体，显得相当奇葩。这其中的缘由何在？确实是“有赖同行衬托”，人们对习近平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终于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 另一方面民间对李克强 “十年一事无成”的评价，更加重了中国政府系统官员们心头长期积压的委屈与无奈，李克强的处境其实就是他们处境的集中写照。在中共现行体制下，任何一个希望为中国民众干好事、干成事的官员基本上寸步难行，即便他们能到点下船平安着陆，他们也必定以碌碌无为、忙死累死而告终。 （第一部分完） [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变迁”，6/25/2014，ren shi.people.com.cn [2] 习近平 ，人民日报2019年7月6日 1版 [3] 毛泽东时期是中共党和中国政府是各自自成体系的两个系统，党对政府的操控是通过向在政府部门派出“党组”来实现。由此，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是自上而下三层大的构架：党—政府——社会，党高踞于国家（政府）之上，国家高踞于社会之上。习近平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用三手架空政府：用中央领导小组（19大、20大以后中央领导小组逐步改成“中央委员会”）来操控政府经济财政决策权力和金融管理权力，用党的机构直接吞并政府部门来掌控政府人事权力。第三，改变武装力量的管辖权。原先中国武装力量有一部分归政法委管：武警、特警、行业警察（森林警、水电警、黄金警、边防警、消防警、铁路警等）；只有解放军作为国防力量归中央军委管。19大以后所有武装力量全部收归中央军委统管，中央军委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即所有武装力量归习近平一人管。 [4] 2014年3月15日李克强答新闻记者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