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嚴查學生簽證 中國留學生2025夏季獲簽量大減46%
2026 年 8 月 6 日
中国的经济困境有解吗？有些朋友说无解，有些朋友说有解。那就是推翻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法制。这是所有解决困境的前提条件，舍此别无它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按照中国的经验，两千多年来就知道，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正常发展的不二法门。而市场经济必须的条件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公开透明，而且有被严格执行的法律环境。 因为市场经济的优点，或者说它的活力来源，是每一位参与者根据变化的情况做出的决定。这种决定更能够适合千变万化的市场，因此是更加正确的决定。这样的经济体制注定会优于任何其它体制，获得最好的发展 — 不仅仅是发展的速度，而且是发展的质量。 由于市场经济需要每一个个体自主和随时做出自己的决定，就需要公开的、一致的法律保障；需要官方的职能从发布命令指标，转变为公平有效地执行法律。中国的政治理论从公元前就主张无为而治，说的就是让市场的主体们自行决定，而不是政府过多地干预。这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加快速度的主要原因。 也是从那之前人们就发现，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最需要的，不是王公贵族和国家发布的命令或者计划，而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在公平有效的法律保障下，由每一个主体做决定总是优于少数人的决定，也就是所谓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就是过去的两千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原因。这也是欧洲国家在最近的几百年里，迅速赶上并超过中国的原因。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被西方国家迅速超过，原因主要是法制不完善，专制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结构不匹配。专制政治的基本规律就是法随言出，而不是法律固定，不随官员们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国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政治现实却是官员个人的意志，决定了法律有效与否。这种体制不但随时降低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效率，而且给官员们的腐败，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中国现代随着经济发展而愈演愈烈的腐败，就是由一党专政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趋势。既然体制给了最好的条件，腐败自然就顺势而为，遏制不住了。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治不是没有治理腐败。之所以一直都不成功，就是因为专制和法治无法兼容。虽然监察机构叠床架屋，但是专制的官场无法自我监督，所以永远也不成功。 民主国家的法制之所以更加成功，就在于法制体系脱离政治，多党政治保证了有效地监督，官员们不能违法行政。市场的个体们的法律地位有了保障，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率。这就是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相对于专制政治下的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 邓小平的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所谓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从苏联的农奴制模式，进步到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管制下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越来越不成功，是因为这种模式相对于民主的市场经济，缺乏法律保障，同时给腐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腐败本身就是经济正常发展的障碍。 胡耀邦在几十年前就有一番慨叹：为什么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学来就变了味儿呢？他没有想通的道理就是：西方的好经验是在民主法治环境下积累的经验，中国在缺乏民主法治的环境下抄袭人家的经验，自然就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变了味儿了。 所以学习就要老老实实地学，全面深入地学。抖小聪明没有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按照惯例，中共某届二中全会完成的当年九至十一月会召开三中全会，以完成全体中央委员对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年检”。而二十届三中全会至今未尚未公布即将召开的时间，原因为何？ 外界已经有媒体注意到，除了二中全会，其他的某届某中全会大都是在每年秋季的九至十一月份召开，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已经召开过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却至今没有动静。 笔者查证了一下，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至今，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中央全会是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具体时间是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不过，这一年召开过两次中央全会，十三届六中全会是在这一年的3月9日至12日召开的。 依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中央委员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上要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按照中共十三大之后的惯例，每次党代会闭幕的当天就会开始举行一中全会，二中全会都是在次年春召开，主要议程是为随即召开的“两会“确定人事议项。而接下来的三中全会，都是在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也就是二中全会召开的当年晚些时候召开的。这是因为虽然这一年已经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但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在已经运作了一年时间的情况下，是需要以”报告工作”的形式去接受全体中央委员的“监督”的。 不过，习近平已经打破过一次这样的“惯例“，那就是五年前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是在年初而不是在当年晚些时候。 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后，在十九大召开的次年初，也就是赶在当年“两会”换届之前，接连召开了两中次中央全会，其中2018年1月19日召开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为国家主席终身制提供“法律依据”的宪法修改， 2018年2月26至29日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是专门讨论国家政权的人事议项。 早在2018年2月底，笔者即在本专栏发表了《到底为什么要“提前召开”三中全会？》，文中介绍：如今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召开之前居然“提前召开”三中全会的“不寻常”举措，自然会召至外部评论界的强烈关注和质疑，“阴谋论”之说甚嚣尘上……。 不过，现在看来，笔者当时这篇文章的标题应该改成“到底为什么要赶在”两会”换届之前接连召开两次中央全会”。 转眼到了今年春，于2月26至28日召开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上，照例是通过了“拟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德国之声早在1个多月前即开始提出的质疑：“时间已到10月，但是关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外界没有听到半点信息，这是颇不寻常的，以致许多人怀疑习近平是否会召开这次全会。” 该质疑文章中说：总迟迟不公布会议日期。中共这样做，大概出于保密的需要，好像提前多天公布会议时间，会把会议的机密泄露出去。这是一种典型的秘密会社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政党尤其执政党所为。但中共越是表现出不让外界知道的样子，反越勾起外界的好奇，人们怀疑这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很容易导致外界对一些现象的误解。 比如，前段时间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爆料，习不按惯例召开决策会议，他兼任的一些小组几年时间也不举行一次会议，就是一个空架子。爆料者以中央深改委和政治局会议为例，称它们召开次数不定，有时该举行不举行。如果平时不是对这些会议特别关注，确实会得出这个印象……。 不过，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强调说：习是个特别在乎规矩的人。习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先不看这个治理现代化装的是什么内容，但它必定意味着做事要有一定之规，才可称之为”现代化”……。习强调”法治建设”和”政治建设”，前者针对整个社会，后者针对党，它们的共性是建规立距，有章可寻。 因此，该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习自己不能带头违反他定下的政治规矩。他想三连任，也须先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废了，而不能在宪法规定不能三连任的情况下强行连任。就此而言，习也受政治规矩的约束，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想怎么方便就怎么做。党章是有明文规定的，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由于今年2月举行了二中全会，如果三中全会在余下的三个月不召开，也说得过去，没有违反党章。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也意味着如有必要，一年可以举行两次乃至三次全会。不过，如果真举行三次全会，则表明党内一定出了大事需要解决，故一般情况下中央全会不会举行三次，而两次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来看，11或者12月举行三中全会的概率很高。假如不举行，就得等到明年，最晚明年年中要举行，否则，也说明党内出了严重问题。 而外部媒体再此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原因的代表作，则是本月11月9日，《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现《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专题文章，其立论是放弃“李克强经济学”限制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选项。随着领导人寻求其可以吹嘘的成就，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被推迟。 这里说的“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即是指三中全会。 这位中泽先生曾在中国担任7年特派记者，期间升至中国分社社长，并且是2014年范恩-上田纪念国际记者奖获奖人。按照一位曾经在中共前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手下担任过秘书的人士介绍，即使在中共政权内部的“谋士“们，也都挺佩服这位中泽先生分析中国问题的”独（毒）到“。 中泽的文章指出，按照惯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代表一年后召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超过350名高级党员聚集在北京参加会议，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基本方向。但距离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一年多，三中全会的日期还没有公布，甚至在10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宣布。 中泽的文章中认为：这一推迟是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政府放弃通过调整政策来改善局势的努力？不，不完全是。不能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是有原因的。 一位在国内外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约40年的专家将目前的延迟归因于10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定尚未实现，这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位专家说，上个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的李克强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发挥主导作用，确定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方向。该专家说：“人们现在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次会议决定的方向是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那次会议是在中共十八大宣布习近平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李克强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之后一年举行的。这次的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旨在指导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会议发表公报，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据官方媒体报道，与会者“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中泽认为，（此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与2013年制定的方向背道而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被抛在后面……。从过去十年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党内一致通过的经济决策，最终也可能得不到执行。现在，中国经济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阵痛之中。由于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和其他企业面临财务困境，确定（如今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日期变得异常困难。（没有了李克强和他的经济政策主张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将无法开出任何药物来缓解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如果匆忙召开三中全会，结果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这将在国内外被视为令人失望的结果，并有可能使经济更加悲观。简而言之，这样的会议可能会适得其反。 中泽先生同时也认为：当今中国的动荡不仅限于经济政策；这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也有所体现，比如秦刚和李尚福接连被免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职位。秦刚和李尚福还曾担任副总理级国务委员。作为一项被广泛视为权宜之计的举措，中国最高外交官、秦刚的前任王毅兼任外交部长。但是国防部长和两个国务委员的职位仍然空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习近平政权“空手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只会凸显中国的不稳定。（习近平政权）别无选择，只能谨慎从事。 中泽先生的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回顾和介绍了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十年来，特别是后五年来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何的倒行逆施和如何的对李克强实际经济主张的全盘否定，以证明三中全会不能如期召开，经济是主因。但笔者恰恰认为首先是李克强的去世，与三中全会迟迟未能召开甚至是还没有内部决定什么时候召开完全没有关系。依习近平的冷血。假如是包括中央全会在内的某个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共高层会议正在召开期间突然传出李克强猝逝的消息，他习近平肯定会是不动声色地继续主持会议并令这个会议如期完成。 其次，习近平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角度的倒行逆施早已经是他的既定方针，无需以一个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进行具体的解释，无论李克强在世与否，迟早都要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从经济层面讲，至多就是一个提交一份几天才在深改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并以中央全会决定形式昭告全党全国。 而政治层面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接连发生的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人事翻车，应该是导致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主因。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外交系统的秦刚，还是军队系统的李尚福、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其中，秦刚是首任，李尚福是连任，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则是从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递升。而对此四人的党纪处理，应该成为三中全会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按照中共今年1月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的相关条文，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做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位的中央委员还是候补委员，即使不是犯罪而是犯“错“，只要其”错误“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可以被处以留党察看者，对其处分的决定就必须经过中央全会的程序运作，无论是直接决定还是”追认“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前做出的决定。 如上所列的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到底是犯罪还是犯错，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而现在只假设他们四人都只是犯错，那么从目前的迹象看，应该没有连个留党察看的轻处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在他们的行政或者军内职务已经被免除的前提下，其二十届中央委员资格不被撤消的可能性应该没有。三中全会之所以迟迟还没有召开，有可能就是因为将要提前印发给全会的对这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处理决定，还在等待对他们所犯罪行或者“错误” 的审查报告的完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盘点中共国级党官心脏病死案例，发现还真不少挺能说明问题。 曾担任毛泽东20馀年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在1995年2月被心脏病死，后来证实被谋杀。 据参与过谋杀案的一位大陆特工后来透露，是李志绥写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爆料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残酷无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烂，江泽民害怕他再披露中共最高领导私生活内幕，下密令，采用“药功法”杀害了他，即凶手在手指甲中放入一点特殊的药物，在倒水时弹入杯内，人喝了三天后发作死亡，其死状就是心肌梗猝死，表现也与心脏病死亡相同。因为李志绥不是本文要说的高官范围，因此，这里不述。 要说中共国级党官心脏病死，与李克强有很多共同点的就是前副总理罗瑞卿。一、俩人都是死得突然、出人意料。二、两个人都很年轻，李68岁；罗72岁。三、俩个人都死在并非治心脏病的普通医院。李死在上海曙光医院，为一家普通中医医院；罗死在西德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属于民间医院。四、俩人都有民间巨大质疑声，官方没有回应，死得不明不白。五、死时没有亲友在身边。 罗瑞卿是共军及中共国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国安部首任部长、中共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要职，被授军大将军衔。文革期间被打成“篡军反党”，从三楼跳下摔成重伤，双脚跟骨折，后又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集团’”，带著伤体被红卫兵多次公开殴打，1978年于8月3日，在西德治疗腿疾时突发心肌梗塞病逝。罗死在异国他乡，而且晚年被批判、被殴打、被羞辱，死前一直拖著残腿病体。副国级死成这样，可谓令平民都唏嘘不已。而如今，李克强也令平民都唏嘘不已，从1978年到2003年，一个圈画圆了。 另一个值得一说的国级心脏死的是胡耀邦。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和《赵紫阳在四川》一书披露，胡耀邦1989年出席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赵紫阳问谁带了急救药，赵紫阳多次催问，江泽民犹豫几分钟后才拿出急救药。他的死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具体情况是，改革开放爆发出腐败、专制、社会不公等问题，民间反映极大。 1986年底，全国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学潮示威游行，大学生打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震惊中南海。中共元老归咎胡耀邦对自由化知识份子的纵容。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其辞职并对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尽管胡多次在会上检讨，但高层还是连续批判胡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薄一波还指责胡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在连续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987年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胡耀邦的政治局常委排名降到最后。1月19日，中共三号档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加上了很多条新罗织的罪名。 1989年4月8日早上约10时，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的文稿。胡突然心脏病发作，举手请假，赵紫阳让胡耀邦先稳住身体，并立即叫中共办公厅马上找医生。在赵紫阳多次催问谁带了硝酸甘油。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最后拿出两粒药，不久，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钱贻简和王敏清陆续赶到，并判断是心肌梗塞。送医不久，其左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导致大面积心肌梗塞；于4月15日早上7时53分逝世，享年74岁。 但是，坊间一直认为并流传著胡耀邦是在会议现场被气得心肌梗的。因此，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九64运动。 还有一位是上海前市长杨雄，2021年突发心脏病猝死，也是年纪很轻68岁就死了，不得善终。 杨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物，在2012年开十八大换届的时候，没有进入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名单，等于就是等著退休了。12月份习近平接班以后，杨雄突然又被任命当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相当于回锅了。他死的时候也很奇怪，也是猝死，据说是心脏病猝死。 据《菁英率论坛》有关专家分析，其实他是牵涉到二十大之前的斗争了。他曾经在上海帮里面是很有意义的。习上台后，在上海最后一次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把他给弄下去了，原因是习近平到了中央以后，准备让应勇（习近平的亲信）接替杨雄的位置，结果江派就坚决不同意，斗到最后，习近平当年没有赢，因此杨被炒回锅了。 上海市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都要争夺这个位置。因为很多人都想利用二十这个机会翻盘，为了防止六十八岁的他翻盘，就让他死掉了。 横河在《菁英论坛》表示，中共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讲被自杀也好，没有原因的突然死亡也好，离奇死亡也好，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发生在这十年当中。那么这十年其实跟过去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在过去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很多利益集团，但是这些利益集团在最近十年被打乱了，在打乱的过程当中，又有新的权力集团崛起。因为权力层面你一旦下去以后，你所有的经济利益都没了，在中国这是一个特色，它跟正常的国家不一样。在这个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安排的过程当中，新旧之间的矛盾这是你死我活的。中共现在政局不稳，经济不稳，而且是处于高度混乱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越多，说明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 （全文转载自《看中国》）
由于美国邀请，11月15日至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美国三藩市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美两国首脑会晤将于11月15日APEC峰会间隙期间举行。此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谈到外界期待已久的这次会谈时称：“我们的目标是两位元领导人11月在三藩市会谈时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但是王毅的回应则是说，“通往三藩市不会是‘一马平川’，不能靠自动驾驶’”。美国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则认为“加萨的血腥战争为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争取支持的宝贵机会，使这两个专制威权国家得以利用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浪潮，并以人道主义价值观与和平的拥护者自居”，国际态势对美、中、俄三方竞争，有利于后两者。 双方功能表上将有什么？ 对美方来说，自从俄乌战争以来，沉寂已久的“全球南方”开始活跃，76+中国与金砖国家遥相呼应，中俄两国已经隐然成为“全球南方”的共主。乌克兰在战场上失利的同时，以巴战争开始，以美联盟在军事上取得对哈马斯的绝对优势的同时，在第二战场（舆论战、政治战）却全都失利，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联合国都明确反对以色列，在平民死亡人数越来越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说，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已犯下战争罪。加萨的事件正促使全球南方”远离西方，远离美国，并可能使其对莫斯科的态度更加热情友好。” 鉴于中国在中东地区日益明显的影响力，为了避免以巴冲突升级为区域性战争，以及赢得乌克兰战争的体面结束，美国拜登政府亟欲与中国缓和关系，可以预见，这次拜习会，美国是提出要求（解决问题）的一方，而中国则是就问题开出要价的一方，美方的菜单上将有以巴冲突、俄乌战争、台湾问题这些地缘冲突，经济上的将退居其次。但中国摆足了架势，要的价码不会太低。 预计两人会晤的议程将涵盖一系列问题，美国开出的功能表上包括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争端、台湾问题、人权，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进入美国，扩大两国人文交流，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议题，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和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对于中国来说，上述问题有主有次，往积极方面预测，两人的会面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企稳止跌，华盛顿和北京有望以“做交易的方式”在个别议题上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例如人权问题（尤其是新疆维族问题）会针锋相对，气候变化会答应合作（中国毕竟是世界太阳能、风能设备的主要生产国），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美国与欧盟最近调整为以哈战争）、芬太尼则是可交易性议题，换取的将是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领域的制裁。台湾问题上达成的多半是危机风险管控共识。 与此同时，一个由美国11个农业团体代表组成的美国农业代表团11月2日抵达北京，他们将与中方人员就扩大双边农业合作进行洽谈。这是美国农业行业自2016年以来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表示，“我们的关系既庞大又复杂，但农业是这种关系的压舱石。” 整个来说，美方在这次会晤中筹码不多，因为自身面临的问题太多。这点，中国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为什么亟需与北京缓和关系？ 美国拜登此刻正面临来自国际社会与国内两大方向的压力。 1、国际反以反犹反美浪潮方兴未艾，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正在退缩 在俄乌战争上，北约集团的立场一直比较一致，即使乌克兰反攻未成功，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等希望尽快结束，但并未就战争的性质发生原则性的分歧。但这次不同，随著强大的国际社会压力与国内反以浪潮，美国拜登政府不得不向后退缩，软化立场。美国CNN在11月2日的报导中称，美国总统拜登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警告以色列称，随著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制造的人类苦难不断加剧，全球对此的愤怒也在不断上升，而以色列受到的支持也因此逐渐削弱。因为欧盟各国在以巴战争上面临本国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态度有变化，在11月7日东京G7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不得呼吁盟国要“以同一个明确声音说话”。同一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发言表示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认为以色列军队重新占领加沙不是正确的做法。拜登反对以色列军队重新占领加沙。 2、美国国内反以浪潮汹涌 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公民更有可能将以色列描述为盟友，但对其反应存在分歧。这项于11 月2日至6日进行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哈马斯对当前冲突负有重大责任。12% 的人表示美国负有很大的责任。但40%的人表示以色列的反应太过分了，只有36%的人希望美国向以色列军队提供援助。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认为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对这场战争负有很大责任，而 35% 的成年人对以色列政府也有同样的看法。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伊朗政府对这场冲突负有很大的责任，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将当前的战争归咎于哈马斯。然而，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有可能将很多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政府（43% vs. 25%）。 最苦恼的莫过于美国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城大学等。这些大学面临双重压力，一是学生们日益高涨的反以援巴活动，二是犹太金主们纷纷关上支票本。 而美国的反以活动不局限于校园，全国各地都出现反以援巴大军，11月4日，数万抗议者齐聚华府，将愤怒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乔·拜登，指控他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抗议者高呼口号，“拜登，拜登，你无法隐藏；我们指控你犯有种族灭绝罪。” 11月7日，约80名抗议者前往密苏里州的工厂，不允许任何工人进入工厂，理由是这座工厂提供的武器正在拖累美国。这家工厂是波音公司旗下的，正在为以色列生产1000枚精确制导弹药，用于支持以军打击加沙地区的目标。抗议者指出，美国不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工厂也不能给以色列制造武器，因为现在的以色列就是“儿童杀手”。《纽约时报》是美国左派媒体旗帜，11月9日其总部被一群抗议者占领。以上列举的只是全美反以活动中的数例。 这一切不仅加剧了美国民主党内的分裂，还影响到拜登的连任计画，《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11月上旬的民调显示，在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密西根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登记选民中，拜登以 4 到 10 个百分点的差距输给了他最有可能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仅在威斯康辛州领先两个百分点；该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国家正朝著错误的方向迈进。 以上就是拜登亟欲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的原因。不过，对即将举行的拜习会，美国智库人士普遍不看好，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成员、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接受VOA的采访时说，目前的氛围并不利于华盛顿与北京改善关系，“问题在于（美中）两国都存在著相互妖魔化的气氛，因此政治正把各自推向对抗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国字号领导人当中，两度成为海外舆论的旋涡中心并成为部分人寄望所在，唯前总理李克强莫属。2022年，“习下李上”的拥戴活动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开过“二十大”之后，网上拥戴的骨干们解释这活动“反映了民众意愿”；这次李克强猝亡之后，先行的传言是李夫人程虹要求第三方验尸查明死因，“有关方面”取消追悼会，可说是越惊耸越出格的传言，流布得越广。追悼会开过之后，重点成了一代人悼念改开梦。 这场有如朝露、被少数人名之为“鲜花革命”的活动，确实反应了中国部分改开一代以及年青一代的求变心理，但我从中看出了求变却失去了方向的困顿。 为什么有人亟欲“求变”？ “求变”，当然是社会成员对现状普遍不满意，这种不满因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而相异。 有人总结说，这几天围绕前总理李克强去世所发生的悼念活动，被悼念的除李克强之外，还有“团系”、“改开”和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 这说的应该是1960年代初及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因为这些梦想是专属于他们的梦想。按照约成俗定的解释，“新三届”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即77、78、79级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经历30余年三任中共领导人，他们在政、商、学各领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如今部分年长者已经退休。 “团系”成为1980年代的第三梯队成员盛产之地，乃因当时提拔干部的“四化”要求当中有“年轻化、知识化”这两条（另两条是革命化与专业化），新三届当中大批优材符合这两条，曾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的李锐还曾写过《起用新一代》，《读书》杂志曾登载这篇文章，所有中国名牌大学的“新三届”学子都觉得自己生逢改革开放时代，天宽地阔，大有用武之地。如果对当时流行的几个政治名词做个解释，政治接班人的“第三梯队”主要产自于“新三届”，以及胡锦涛、温家宝的同代人——文革前的1963-1965年这三届大学生。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从大处说，就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学习美欧，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从小处说，就是自己尽自己所学，为国尽力，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在邓（胡赵）时代曾领风骚的“新三届”精英们，那些没能过“六四”这个坎的成了著名异议人士，或是被迫辞国，或是在本国被边缘化；过了这个坎的人，其政治梦想大多在江胡时代实现了，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翘楚。但习近平的强力反腐，政界商界均倒了不少新三届精英，学界倒下的也有好些，原因多与桃色新闻有关。按部就班在体制内混且平安到站的人现在多已退休。在不少悼念文中，不少人再次提到李克强的去世标志团派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种有意的记忆错误，李克强确实出身团派，但一人成不了派，团派做为一种政治势力，在十八大后期就已经式微，标志是团派另一重镇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为培养官员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省部级干部培训班结束。这一点，我在《集体领导终结 团派被灭发生于何时？》（自由亚洲电台，October 27, 2022）一文中有详细分析。 至于千禧一代，他们对习时代的中国不满，原因相对简单得多。这代人出生于中国经济最蓬勃向上的年代，成人之后却遭遇中国经济发展瓶颈，大学也不再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不少青年的人生还未开始，就只能做“躺平族”混吃等老。世界各国青年失业率偏高，互联网发动集结的“革命”多发，但中国青年一代在当局天罗地网的严密监控之下，革命不大可能，只能抓住机会发泄不满。很多年轻人连李克强十年内的主要施政都不了解，但并不妨碍他们抄些“人民的好总理”这类赞美文字赞襄这场“鲜花革命”。 求变心切，但已经失去了方向 全球化之后，世界变得富足，“改变”这一口号在21世纪前十年曾风靡世界。其源头是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主题词Change，尽管奥巴马并未告诉美国选民，他将朝哪个方向改变，改变什么。本文不讨论美国人如今如何看待自奥巴马以来的Change ，只想强调求变是人类天性，生活富足如美国，求变尚如此急切，不用说矛盾四伏的中国。但是，中国的求变方向不一致，大家想的也不一样。 这一次悼念活动最集中也最投入的当然是北大新三届，尤其是其中的77级、78级，因为李克强是他们的骄傲与人生奋斗的标杆。且看北大77、78级学子的挽联： 忆燕园时光 欣逢黄金岁月 砥砺奋发 同立修齐治平鸿鹄志 伤今朝永别 惜君长才未展 一代梦断 惟遗家国天下不了情 也就是说：邓（胡赵）、江时期的改革开放年代，是北大77、78级学子们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黄金岁月，这段黄金岁月可以概括如下：威权体制+市场经济+有限度的言论开放。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11月3日在微博发出与之相关的两段文字，也许更清晰：“与其说是在缅怀一个人的逝去，不如说是在叹息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其中深埋着很多人的年轻岁月，还有对未来的热切向往，以及内心珍视的诸多美好事物。” “那个时代所费心建立的制度与文化，如摧枯拉朽一般地被毁坏。猝不及防中迎来的新世界，与人们期望的相比显然相差甚远。毁坏很容易，重建却是难上加难。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终于又回归到原来的轨道上了.” 劳东燕女士说得非常清楚：人们怀念李克强，其实是怀念“那个时代所费心建立的制度与文化”——那个时代建立的制度与文化，在邓（胡赵）时代，其实是“草鞋没样、边打边象”，刚刚起步的经济改革，与美国指导下的“依法治国”；江时代经历朱镕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养成了一批民营企业家与民营经济。政治体制上从来没变过，依然是一党专制，依法治国到胡温时期已经不再提起。新三届之所以不满（或曰痛恨）习近平建立的“新世界”，只因“与人们期望的相比相差甚远”。到底期望什么，她没说，也许能拿到台面上说的只有打击民营经济这一项，对反腐不满恐怕不能宣之于口。因之这段话，只能说悼念者求变心切，但失去了方向，只能寄情于经过他们美化的邓（胡赵）、江胡的“黄金岁月”。 作为“新三届”之一，我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与见证者。我在《现代化的陷阱》分析研究的时段正好是邓（胡赵）发端，江朱继续从事的改革。书中分析的内容，已经被现实证明，现阶段所有的一切，均始于权贵私有化与中共权贵努力建立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其实有诸多不满，这种不满化为那代人对《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的呼应与热销。有关江泽民等五常委的各种段子，以及中共太子党如何巧取豪夺、化公为私的 传闻，都成为京城及各大城市宴饮的佐酒小菜。 民主宪政向往不再，只剩好人政治 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有举措，皆被视为“开倒车”，政治控制加强、外交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紧张等自不必说，习的强力反腐被加上“清除政治异己的手段”这个前置词，完全抹杀了正面性——人们已经忘记江胡时代朝野均批评最高当局反腐不力。人们也忘记了中国的互联网控制的始作俑者就是江泽民的金盾工程，该工程始于1998年，江泽民的大公子江绵恒是该项目的总负责人（我在《雾锁中国：中共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中有专章论述）；在胡锦涛时期中国的互联网监控系统与时俱进，习近平只不过接过江胡两代的监控遗产并在技术上发扬光大而已。 因此，这场借李克强去世之机的悼念活动，发泄不满是悼念者的最大公约数。有人是怀念自己的美好岁月，有人则是对习近平极端不满。这两大类人当中，有不少是江胡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是习近平强力反腐的利益受损者。至于说李克强总理十年大才未展，其实是忘记了李克强第一任期内的施政：2015年3月“两会”推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到两年陆续夭折、“克强经济学”指导下的金融改革（主要内容是网络金融P2P）也在短短两年内爆雷，，2017年底，债务总额已超过200万亿（其中不少是前任留下的），达成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其中最大的就是“稳金融”，将P2P爆雷的风险努力降至最低。 真正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任内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这倒真是一个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定下方向的宏观指导计划，但可惜的是美国川普政府盯上了《中国制造2025》，围绕知识产权展开对华“反间谍战”，斩断了“千人计划”这只偷盗美国知识产权的长臂。逼迫中国在2019年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但中国政府很快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但不知是因为悼念者不太了解这个计划，还是因为避嫌，悼念者都没提这个计划，怀念得最多的就是李克强曾说过“六亿人月收入不到1千元”，评之为“敢于说真话”。 身居海外、高调纪念的蔡霞（@realcaixia）女士发表多条推文，很有代表性： “团中央1980年代集聚了一批放眼当代世界、努力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理念、有抱负的年轻精英。李克强是代表人物”——这是对消失长达9年的“团派”的亲切怀念。 “习李斗不是内斗，是方向道路之斗。李克强坚持市场化方向改革，对政府依法治权，公开透明，扶持民营经济；习近平是开历史倒车，把大小权力都集中到中共手里，习强调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所谓‘领导’就是控制一切。李本人并不争权夺利。“——习李之间存在“方向道路之斗”，这应该是蔡霞女士对前总理李克强的美好期待，表达了她对“好人政治”的向往。 在这场追悼寄情活动中，“民主法治”的向往不再，潜移默化成对“好人政治”的怀念。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李克强不是温家宝，确实从未公开谈过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不能硬说成李克强曾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实现民主化。因此，我同意悼念者的自我总结：“被悼念的除李克强之外，还有‘团系’、‘改开’和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上月猝死，由于死因可疑，体制内外暗潮涌动，令中国政局发生微妙变化。除了代表体制内一股势力的财新传媒引用李克强的“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对习近平发出警告，红二代刘源撰文谈“党内民主”，也仿佛变相逼宫习。 本来以为进入第三任期便权力稳固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仍在不断在包括妇女工作在内的领域强调“集中统一领导”，这和“党内民主”是对立的。这可能是习掌权的软肋，但只有红二代才能挑战他。 红二代纪念刘少奇 刘源撰文谈“党内民主” 11月24日是中共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冥诞125周年。11月6日晚，官方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纪念音乐会。刘少奇之子刘源、女儿刘亭、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少将和外孙刘建少将、陈毅之子陈昊苏、华国锋之子苏斌、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少将，东部战区原陆军司令员秦卫江中将等中共的“红二代”现身。 中共红二代不时有聚会，但是他们是分帮分派的，说不好听也是习近平口中的“团团伙伙”。 曾经在刘少奇120周年冥诞参加座谈会的习近平，今年未见有对刘少奇冥诞有所表示。而10月15日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冥诞110周年，广东和陕西党媒皆在头版刊文纪念，地方官借机向习表忠争宠。相信这种对比，也会在红二代中有所议论。 最近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死亡，官方指是心脏病突发造成，但许多人相信是被“谋杀”，矛头指向习近平。知情者说党内对此议论纷纷，习近平则借机清洗，打击“妄议”。 但无论习近平或其手下是否谋杀了李克强，习一定会深感压力，至少是权威受损。 在习近平刚上台时，一众红二代是支持习近平的，以为习可以保住他们的红色家业。特别是刘源，在习的第一任期，被认为是习在军内“倚重”之人。虽然刘源曾支持薄熙来，但后来选择了快速与其切割；刘源还曾自曝在习近平抓捕巨贪徐才厚、谷俊山时“起了小作用”。 刘源曾任军事科学院政委、总后勤部政委，本来被认为有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军委，但结果早早在2015年不到65岁时，就转入人大财经委，原因不明。 11月1日，也是在李克强猝死的几天后，“毛泽东思想研究”网站和杂志刊登了署名作者为刘源、卫灵的纪念刘少奇冥诞的文章：《确立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 文章提到刘少奇曾强调“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必须遵守。刘源又说，刘少奇反复强调“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明确反对个人专制主义…”。 文章又提到邓小平时期立规“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等等。 虽然刘源在文章也提到了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冥诞120周年座谈会上，引述刘少奇的一句话“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但文章在海外网上引起不少议论，认为这是春秋笔法，是对习高度集权、独断专行的不点名批评。 习最怕权力不集中统一 在习近平时代，早几年党媒也经常有谈“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文章，但近年少了，伴随著当局大搞学习“习近平思想”运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被放大和凸显。 今年5月25日，中纪委网站发表署名“钟纪言”的文章《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最重要的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意指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权威）。 按中共惯例，“钟纪言”代表中纪委，而中纪委的掌控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李希。 习近平最反感、最怕党的权力不集中统一，这是有据可查的。 中共新华社2021年6月29日首次公开习近平2018年1月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习说：党内出现了杂音噪音，有人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够充分了，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这是“奇谈怪论”，有人“别有用心”。 习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不久，说明虽然十九大将习近平作为党核心写入党章，但当时党内对习的权力定位，仍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与之呼应的是，习近平亲信、时任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2018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前公开表态，要确保以习核心“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三连任后，中共政治局今年3月修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到“两个维护”，以及对党（习）忠诚老实。这是从中共“帮规”上进一步硬性规定要“集中统一领导”，过去中共用来摆门面的“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 但直到最近，习还亲自出马，在不同领域反复强调要对服从他的“集中统一领导”，包括妇女工作。这一方面意味著各地所做的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实在太紧张了。 比如，习近平10月30日在中南海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0月30日至31日，当局举行了五年一次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习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9月8日，习在黑龙江视察78军时，提出要“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 9月13日至14日，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指示秘书群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让党（习）放心”。 在服从习近平方面堪称模范的，是习大秘出身的新总理李强。李强上任后，在3月17日的首次国务院会议宣布，要坚定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问题在于，现在中共的官员们都很精，只是因为害怕习的打击，才表面服从习，内心实际是不满。怨怒累积下去，就是随时爆发的火山。 遭习近平忌惮 刘源或有危险 习近平当政逾十年，红二代已逐渐淡出朝堂，甚至被习清算。目前留在习身边的，最有名的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他被视为习的铁杆。另一名军委中的红二代李尚福，尽管是习提拔的，最近已经出事，被免职。 在中共军中有影响力的红二代刘亚洲，在2021年突然传出失踪消息，今年3月被曝涉严重贪腐、将判重刑，但官方一直没有公布。 一些已退出要职的红二代，可能仍是习近平忌惮的对象。包括刘亚洲，还有刘源。 在五年前的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和今年3月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时，先后有2名和1名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刘源。中共人大被外界和民间戏称为橡皮图章，在选举中能选上者其实均是当权者内定的，在现场临时有人选刘源，就颇为奇怪。 这种罕见的“选举事故”，能说明刘源还有影响力，这一票形同一万票，会给习近平制造无形压力。即便刘源本身无意反习，但反习者会推动刘源。在这一点上，刘源和李克强是相似的，李克强被视为改革派，许多人对他抱有希望，到处传“习下李上”，这让习近平无法忍受。 如今刘源借纪念父亲搞红二代的“团团伙伙”，本身容易犯忌。他又撰文大谈“党内民主”，在习近平看来，就是“党内出现了杂音噪音”，属于奇谈怪论、别有用心。 如果李克强真是习近平所杀，胆敢曲笔向习近平要党内民主的刘源，也就危险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自从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中，推动美中对话重启后，外界咸认美国总统拜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两人，将继2022年印尼G20峰会后再度会面，日媒8日则引述美国官员说法，指“拜习会”已确定在15日于旧金山登场，且双方官员正在紧锣密鼓，针对会面细节进行协调。 日本共同社指出，美中双方在科技发展上的对抗，加上地缘政治上的对立，使两国竞争态势与手段愈发强烈，且目前并未出现缓和的趋势，但双方都表达出期望针对包括气候变迁等可能的合作领域，进行对话与讨论的意愿。 报导表示，根据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说法，美中双方已敲定15日在旧金山，于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领袖峰会期间进行“拜习会”，双方人员则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细节讨论。虽然北京方面尚未确认习近平是否出席APEC峰会，但白宫上周曾证实美中确已达成会面的共识。 报导指出，习近平自2017年4月后，就未曾前往美国访问，拜、习两人上次碰面则是在2022年11月时，在印尼峇里岛出席G20峰会期间进行场边对话。虽然美、中在包括晶片科技、台海议题以及南海争议等领域对立持续加深，双方仍然表达出进行多层次对话的意愿。 除了拜习会之外，美国财政部长叶伦（Janet Yellen）也将在APEC峰会期间，与中国掌管财政最高阶官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中国外长王毅则于10月底访美，分别与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以及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会面。 对于美方而言，重启军事对话则是其重要目标，期能借由直接沟通对话，降低双方误判情势的危险性。 （全文转自上报）
从一些可观察的现象来看，李克强的猝死让中国官方非常紧张，李克强安徽家乡以及他曾经工作的河南等地民众对他的鲜花悼念是否会蔓延到其他地方，成为六四后的又一次民潮，是官方最担心的事情。 极权政体脆弱，风险处置失败 极权政体本质上是脆弱的，根源在于，它垄断了国家的大小事情，从而所有事情的风险也就要它去承接，没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可为它分担风险。另一方面，极权政体的决策机制是单一的，只听命于最高领导者一人，所有的重大决策和政策都出自最高领导人，国家的官员习惯于把大小事情都往上推，听上级长官的指示再来处理，这一来一往的反馈，很可能耽误事情的最佳处理时间。尽管在电子信息时代，比过去的书信时代，能够大大缩短信息传输的时间，然而，这个反馈的机理是一样的，对事情性质和风险的判断不会因为信息传送速度的加快而有很大改正。这使得官方对事情风险的控制可能会比以前做得好一点，但不能完全克服极权政体管控风险的内在缺陷。 尤其要指出，极权政体对超出它预料之外事件的风险处置往往是失败的。它也许能够很好处理日常管理，或者在已经做好的预案中出现的风险，但是如果某个事情的发生超出它的预案，或者即便有预案，然而认为它发生的概率很低，没有认真对待，此时它的反应机制容易失灵，不能在第一时间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大体准确的判断，对事情风险的外溢要么没有重视，要么过度重视，导致处置起来过度反应，都会催生和加大风险。而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无论在高层政治，还在底层民间，看似小概率的超出当局预案的事件，都是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只不过具体在哪个时段不好预测。 二十大至今，意外事件频传 去年中共二十大到现在，此类未曾预料的意外事情就出了好几起。首先是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架离的一幕，绝对超出所有人的意料。这个事情发生在习近平身边，胡紧挨习而坐，它没有一般的意外事件发生后往上报的时滞，习就在现场，可以就地决策。但是，这起事件因为二十大的全球直播效应，又放大了它的风险，让全球舆论在第一时间看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 二十大后不久，多个城市的青年对清零政策的公开抗议，是第二起意外事件。三年疫情的严厉封控，让全国人民对习近平非常不满，当局其实预见到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不会料到是由上海青年悼念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所引发。而公开反抗一出现，马上在全国20多个城市得到响应。这次“白纸运动”的诉求很直接，要求废除清零，回归正常，当局的处理算是回应了民意，随后宣布清零结束，没有激化矛盾，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二十大选出了习近平的管治团队，习将他的亲信都安排在关键职位，霸占了要害部门。虽然社会对此高度不满，然而一般认为，既然是他的亲信，这个团队也就相对比较稳定，不会出现之前高层政治不同派系间的权力斗争。可是，外界万料不到，仅仅半年，外长和防长这两个重要的职位前后出问题，秦刚和李尚福被罢免职务和国务委员。军中还出现火箭军领导集体的贪腐案件。这两起事件的出现，让人们质疑习的识人不明，虽然不会对他的权力产生直接冲击，可也重创他作为独裁者的威信，由官媒塑造的伟光正形象一下就坍塌了。 李克强猝死，中共措手不及 现在，李克强之死是二十大后出现的第五起意外事件。和胡锦涛被架离会场一样，李的去世也是人们绝没预料到的。从当局先发去世消息隔了几个小时后再发讣告来看，李猝死同样让官方措手不及。显然，讣告是临时起草的。当局对高龄的前领导人，早就写好了讣告，只等哪天去世拿出来用就可以。但李今年刚退，68岁，以当今领导人的普遍高龄，离去世早着呢，当局不会这么早就为他准备好讣告，只能临时起草，在秘书们写好讣告后，还要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审查，看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最后习拍板定案。这个过程要花几小时。 由于中共高层政治的极度不透明，李克强的猝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猜想，流行着一些阴谋论的说法。人们认为李死得憋屈。他满腹才学，清正廉洁，同情百姓，为民着想，如果中国在他领导下，或者，习近平能够让他有一个发挥才能，治理经济的空间，中国现在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一个博士，要听从一个小学生的指挥，处处时时被后者压制着，小心谨慎行事，生怕踩雷区，郁闷可想而知。这是民众对李习关系和李克强之死的直观认识和朴素想法，它反映了他们的爱憎。他们用鲜花来表达对他的悼念，这种悼念同时也就指向习近平，是对习的控诉，不是习对李克强的排挤和打压，李不会抑郁而得心脏病猝死；不是习容不下异己，贪婪占有权力，蛮横拒绝改革开放，按照一套错误的理念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人民的日子会比现在过得舒心得多。 在大众尤其社会和党内的精英看来，李克强是那个他们曾经寄托希望改变中国当下死气沉沉局面的最佳人选。他们明白，要促使中共变革，乃至推翻习近平的统治，还是要从中共内部寻找，依托党内的改革力量，而李的市场理念和对普世价值的接纳和对现代文明的拥抱，让精英认为他是那个最佳接替习的人选。现在，这个最佳人选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一些人直接说这是习的阴谋，另一些人虽然不认同这里存在阴谋论，但李的死也让他们从中共党内寻求健康力量改变现状的想法破灭。这都导致舆论和人心对习更不利，精英更不可能和习合作。 悼念公开对习不满，构成对习政治风险 冷静观察，民众由对李克强的悼念发展成为局部社会风潮的可能性不大，然而，悼念所表达的几乎公开的对习的不满，势必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它已经构成了对习的潜在政治风险。 二十大后出现的这几起事件，鲜明体现了极权政体的风险无时不在。其实，作为历史上少有的独裁者，习近平也警觉到了这点，所以才多次在全党强调，党员干部要居安思危，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可尽管习有这种警觉，极权政治的历史一再表明，独裁者的大权独揽并不能为他带来政治稳定，相反会加剧社会特别是高层政治的不稳。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在习的统治下会有什么样的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发生，但这样的意外事件一定会在某个时点发生。这点是确定不疑的。另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总有某个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是当局处理不力的，导致风险向党内和社会扩散。鉴于当前人心和党心的不稳，为凝聚官员对习的忠诚，不排除明年习会重新将反腐引向政治局，在高层制造政治不安的氛围，如果这样，将加剧他和他的亲信之间的信任裂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独裁者都到中国来抱团取暖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一行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在杭州萧山机场降落。中国央视新闻以《有朋自远方来，叙利亚总统抵达杭州》为标题做出长篇报道，并在新浪微博上直播时长三十五分钟的《叙利亚总统到访迎宾仪式》。从影片中可看到，数百名大学生和小学生身着华丽服饰，在雨中载歌载舞地欢迎阿萨德夫妇。此前，美国若干高官访华，既没有红地毯，也没有欢迎群众，场面冷冷清清。谁是中国的朋友，谁是中国的敌人，一目了然。 除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之外，阿萨德夫妇还到中国最有名的寺庙之一的灵隐寺参观——这位伊斯兰教信徒、手上沾满数十万民众鲜血的暴君和屠夫，好像突然对“慈悲为怀”的中土佛教有了兴趣。中国政府命令寺庙方破例打正门，以最高礼节接待来宾。主持在内的高僧大德与阿萨德夫妇谈笑风生，仿佛大爱无疆。灵隐寺俨然成了献媚当道、与狼共舞的少林寺。有独立评论人士质疑说：“盖此举当是为彰显佛门广大，高僧不惜身负骂名，欲度化阿某伯之屠夫耶？”在灵隐寺参观途中，有公务员扮演的游客称赞总统夫人阿斯玛“您好美！”此一细节得到中国媒体竞相报道——独裁者的夫人当然美若天仙，但独裁者的夫人跟独裁者一样独裁，红颜背后是枯骨累累。 此后，阿斯玛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并发表演讲，受到该校师生热烈追捧。她在演讲中说：“我的国家，叙利亚，打了一场战争，并将继续为捍卫自己的生存而战。……叙利亚和中国都面临着西方通过多种手段抹去我们民族文化的企图，但其目的只有一个，消解我们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在北外官网上，数以百计学生对其演讲内容和风采赞不绝口：有人说：“俺确认过，人间极品一枚。”有人说：“我这次被她圈粉。”还有人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本可以离开，但一直坚守，泽连斯基他老婆在哪？在海边度假吧。” 习近平在杭州会见阿萨德时宣布，中国和叙利亚已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并称“这将是双边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习近平补充说：“面对充满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国际形势，中方愿继续同叙利亚一道，相互支持，促进友好合作，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阿萨德这趟中国行，是自二零一一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离开叙利亚国土最久的一次。他受到严厉的国际制裁，被大多数国家视为残暴的独裁者，中国却为他提供一处闪亮登场、长袖善舞的外交舞台。叙利亚御用学者丹诺拉评论说：“这次访问标志着叙利亚外交孤立的重大突破。 ”中国通过与叙利亚这样的国家打交道，“正在打破西方的禁忌”。 中国民间也掀起一股“才子佳人热”——阿萨德夫妇的颜值在当今国际政坛首屈一指，超过习近平夫妇。“唐哲同学”在微博上写道：“巴沙尔就是反美英雄！是反霸权的先锋！别看人家是眼科医生，他的骨头比绝大多数总统，包括日韩的都要硬！！”这些中国人是受虐狂——他们很遗憾没有享受到叙利亚阿萨德家族那样两代人统治五十多年的“美好生活”，若是毛岸英没有在韩战中丧命，中国也会有与之媲美的“毛二世”，比习近平更名正言顺，也比习近平的骨头更硬。 对于阿萨德访华，有中国网民宣称：“中国以古老的文明，苦难的历史，坚韧的品性，和巨大的成就，吸引了全球，尤其一大批同样经历的亚非拉国家的目光！正成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和打破原霸凌格局的带头大哥。”确实，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场和藏污纳垢之地。在最近几个月之间，若干臭名昭著的人物走马灯式地访问中国：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朗总统莱希、俄国总统普京…… “你动我台海，我就动你以色列” 在搜狐网上，有一篇题为《你动我台海，我就动你以色列》的文章。文章说出了中共的心里话，尽管句句都在赞美中国外交政策的“高瞻远瞩”、“正义和平”，但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所以当局欲盖弥彰，将其删掉——在被删除之前，文章早已迅速流传开来。 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与叙利亚结交真是走的一步妙棋，绝对会成为美国在中东的肉中刺，让其疼痛抓痒，难以入眠。近些年来，美国挑拨南海冲突，阻碍台湾回归。美国不断的挑衅，中国已经忍受的够久了。这次中国准备反击美国，与叙利亚建立紧密合作，打击美国的棋子以色列。 “可见，中共礼遇阿萨德、支持叙利亚独裁政府，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并不关心叙利亚平民百姓的死活，只是将叙利亚当做对付以色列和美国的马前卒，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这篇文章发表于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前几天，这个时间节点耐人寻味。 文章指出：“台海问题上，美国一直支持台独，并一直向台湾运送武器，希望台湾军事实力提升，能够尽快独立。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了操弄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工具，用来反制大陆。中国的台湾被美国趁机而入了，中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对付美国。以色列是美国安插在中东的重要武器，美国长期利用他不断的搅乱中东的浑水，破坏地区团结。因此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说很重要。”从这篇颇具“先见之明”的文章可看出，中国是中东乱局的“影舞者”和获益者。当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难以自拔之际，中国已然取而代之，成为在中东对抗美国和西方的首要力量。中国竭力将中东的水搅浑，让中东战火连绵，目的是让美国深陷中东及乌克兰两处战场而疲于奔命，这样中国就可以在台海放手一搏。对此，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应当引起充分的警惕和戒备。 该文指出，中国在叙利亚还会有三方面的突破。第一个突破就是中国让叙利亚重新回到阿拉伯国家联盟，共同对抗以色列。第二个方面，中国的影响力会进入叙利亚，并不排除中国的防空系统也进入叙利亚。中国有必要帮助叙利亚的防控力量提升，保护自身的权益，不被任何国家欺辱。第三个方面，中国最好与叙利亚达成合作，为其经济基础建设。“如果基建狂魔中国去给叙利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定可以使双方国家都受益。同时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也会派安保人员去保护这里的安全，带来希望与和平。”如果这三点都一一实现，叙利亚将沦为中国的新殖民地，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中国不仅将牢牢控制叙利亚的经济命脉，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对叙利亚如臂使指的太上皇。 习近平与阿萨德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他们都是太子党，更都有同样的敌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吴木銮认为：“在第三个任期内，习近平寻求公开挑战美国，所以他愿意违反国际准则并招待阿萨德并不奇怪。这会让中国在世界上进一步边缘化，但习近平不在乎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大马士革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卜杜拉的观点称，“中国与叙利亚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原则，如反对美国霸权主义。……鉴于与美国的对抗日益加剧，以及美国企图通过在南中国海或中东建立联盟来封锁中国，那么中国将有必要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及其在中东的影响。” 习近平隆重款待阿萨德，让中国在叙利亚乃至大中东地区的外交战略昭然若揭：将叙利亚作为威胁西方的恶犬，扮演与朝鲜同样的棋子角色。穷途末路的阿萨德似乎比踌躇满志的金正恩更听话。 金正恩在关键时刻抛开中国，直接与美国展开双边会谈;而阿萨德在失去俄国这一大靠山之后，乐于让中国来充当其更大的靠山。然而，习近平赠送给阿萨德的续命金丹真的能让他长命百岁吗？习近平自己都已经危机四伏，阿萨德又岂能“大树之下好乘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