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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3 日
外界等待中共20屆三中全會舉行，但是10月沒有開，11月依然沒有開，12月肯定也不會開。一是11月的政治局會議沒有預告要在12月開，而按慣例，全會召開政治局會議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種會議特別多，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等，如果舉行三中全會，很多年度工作總結會議就得挪時間。 三中全會開與不開，當然取決習近平。很多人似乎有一個印象，習近幾年對開會有點隨心所欲，沒有規律可言。該開的會不開，該在某個時間舉行的會在另一時間舉行，有沒有這種現象？有。但是，把時間拉長點，會發現，習對各類會議的召開還是大體遵循他定的規矩。比如，中央全會每年舉行一次，政治局會議每月舉行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每周舉行一次，習基本守規，有時因為有事，一年之內，會有一到兩次政治局會議不會召開。習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財經委會議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這些會議一樣，有規定一年中要召開多少次，但從過去10年看，每年的會議次數出入不大，只是會議的具體時間看似很隨機性。人們之所以覺得習不按規開會，可能與此有關。 三中全會為一帶一路、拜習會讓路？ 事實上，在中共幾代領導人中，習比他的前任更重視規則、紀律，凡事都要講規矩。當然，這個規矩是由他定的。但這是不是說，他只用這些規矩去約束別人，自己卻不遵守？也不是。形式上，他是要表現出他遵守規矩的樣子，不能讓同事和下屬認為他不守規。但習確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規矩束縛了手腳，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機動和靈活性。好比搭一個框架，習的活動不會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內怎麼做，就隨他的時間和心情而定。換言之，他會按規定一年或一月當中開幾次會，但具體什麼時候開，由他來決定。 這樣看來，習也許認為今年2月已經舉行了二中全會，沒有違反黨規，因此，如果沒有時間，可以不開三中全會。在10月，中國有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1月又訪美舉行拜習會，並出席APEC領導人高峰會，前者是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要彰顯大國威儀；後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領導人雙邊會談，要彰顯領袖地位，都是習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過三中全會，所以為了它們，全會就得讓路。 這似乎可以解釋三中全會為什麼今年開不了。然而，無論時間太緊，還是已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只是問題的一面。2013年2月，也舉行過十八屆二中全會，可在當年11月，還召開了三中全會。所以同樣是習，如果以全會開過為由就不開三中全會，說服力不強。另外，10月和11月雖然時間緊，但假如習堅持要開三中全會，並非擠不出時間。故一定還有其他原因讓習不願開三中全會。 經濟形勢不佳，三中全會開不了？ 這個原因就是當下的形勢，具體說，是今年的經濟表現遠不如市場預期。儘管當局今年真的很拼經濟，對民企外資、消費出口等，出台了許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後勁乏力，於是市場希望三中全會能夠就經濟改革問題出台一個政治決議，就像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一樣，以政治決議的形式，重新宣示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以提振市場信心。市場之對三中全會有所期待，跟這個有關。 簡單溫習一下中共全會的規則。每屆黨代會後，5年里一般要開六或七次中央全會，每次全會集中討論一個主題，前兩次討論的是黨和國家的人事及其相關的制度問題，最後一次討論的是下次黨代會的時間和相關事項，這三次全會的主題相對明確，中間幾次則重點討論當年或者一段時期比較突出的政治、經濟、黨建、法律等具體問題。而歷屆三中全會，主題基本圈定在經濟，並且和改革有關。像十六屆三中全會出台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今年的中國社會形勢有點類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只是人們比那時更悲觀。2013年習上台剛一年，很多人對未來感覺迷茫，此前社會就有改革已死的說法，在會前更憂慮在習當政下，改革將死。官方雖透露三中全會要做出一個經濟改革決定，但對決議會出台什麼樣的改革，人們並無信心。然而，在決議公布後，籠罩社會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人們開始振作起來，覺得改革第二春又回來了。當然，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十八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興奮沒持續多久，隨著習的集權一步步加劇，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所規劃和部署的改革後來並未得到落實，也才釀成今天這種局面。但人總是活在希望當中，一個幻覺破滅後又生出另一幻覺。 三中全會必觸及放權讓利？習做不到 最近幾年，包括體制內的一些重量級學者在內，市場呼籲當局能夠重啟改革拯救經濟。這種聲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來。對經濟界的呼聲，當局似乎表現出某種呼應的姿態，在習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個任務是強調中國會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這增加了市場對今次三中全會的想像，希望能像十八屆三中全會那樣，再推出一份重磅經濟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氣。 然而，習很可能不這麼考慮。不是他面對糟糕的經濟形勢，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沒法推進市場所期待的那種改革，因為要推進它，就須回到中國早期的改革樣式。早期改革所以會起到那麼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從政府的角度說，無非是做到了四個字——「放權讓利」，政府（包括黨）向社會放權讓利，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而習時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權力上收，利益上收，從民間再迴流政府，最後集中在中央，在習手上。這是一個逆向過程，是當今一切問題的根源。要重啟改革，必須打破這個逆向過程，再次放權讓利。很顯然，習做不到這一點，誰願意讓煮熟的鴨子飛走？儘管這樣的改革對社會大多數人都有利，可對習和他的小集團不利，除非習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這麼多年證明他沒有，他的認識是，他現在這一套冠以「中國式現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對中國有利，如何如何能讓中國強大。 故而，當下的經濟局面最多能迫使習放鬆對經濟的過度管制，在開放上做點文章，用官方的話說，做到制度和規則的對外開放。他在視察上海的講話，雖然表示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要求上海和長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也就僅此而已，根本沒有借這次上海之行，宣示重啟改革的政治含義。而這層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經做了。從年初到現在，當局出台的經濟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經夠多的了，該鬆綁的都已鬆綁，該廢除的也已廢除，力度10年來最大，尤其在對外開放方面。再要進一步改革開放，必然觸及制度層面，涉及權力，就如前面講的，需要放權讓利。但習無法做到這點。因此，即便三中全會作出經濟改革決定，也不過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實際的政策和做法不會超出已經出台的。這樣一來，反而會因改革力度沒有突破而讓市場失望，讓人們的信心更加下墜。 可見，這次三中全會，對習就是個雞肋，開不是，不開也不是。開，會提高市場期待，然而實際可能無法滿足這種期待；不開，又生出謠言，讓市場失望。權衡來權衡去，習最終可能覺得今年還是不開為好，把三中全會挪到明年舉行。理由也現成，二月開過一次全會；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開日期。到明年，會有新的焦點出來，就不一定要把全會的主題在定在經濟，從而避開市場期待的重啟改革問題。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柯文哲前天聲稱，他的內心還是「深綠」的，如果當選，在外交議題上將依循「蔡英文路線」。此番談話顯然是說給現在還願意支持他的柯粉年輕人聽，希望保住他現在已經為數不多的支持者。柯文哲見風轉舵、投機倒把，不足為訓；倒是他點出「蔡英文路線」這關鍵字十分令人側目。什麼是外交上的「蔡英文路線」？為何在蔡英文執政7年多之後成為一門顯學？甚至連在野黨的總統候選人都誓言跟隨。 說起「蔡英文路線」，很多人會想起蔡英文在2021年在雙十談話里揭櫫的「四個堅持」，分別是：「永遠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主權不容侵犯并吞」、「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這4點卑之無甚論，其實散見於過去30年不分藍綠政府的主張。所以「蔡英文路線」之所以成為「路線」，關鍵不在於她怎麼說，而在於她怎麼做。 很多人用「冷靜不躁進，理性不挑釁」形容蔡英文，這其實只是她形諸於外的印象，但如果要歸結「蔡英文路線」的特色，最妥適的形容詞其實是「尊重」與「信任」。「尊重」是理解對方的立場，不令對方尷尬，不造成對方麻煩；「信任」是讓自己可預測，能依循，當立場不同的雙方彼此有足夠的安全感，也才有機會相向而行。 執政近8年，蔡英文總是反覆強調「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但就是絕口不提「台獨」，甚至連澄清自己「不是台獨」都不講，因為她深知這兩個字對華府甚為敏感，而華府的敏感，往往來自於中共藉勢借端的反應。在裴洛西來台事件里，華府內部與美國學界深怕惹怒中共，因此有很多反對意見。但蔡英文一方面表達有朋自遠方來的熱誠歡迎，另方面絕不讓美國政界與中共認為她積極運作，成就自己；這作法既守住台灣的立場，也避免台灣成為華府政爭以及美中惡戰的焦點。 直到另一位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也要如法炮製來台，蔡英文索性「乾坤大挪移」，藉由訪美行與這位美國第三號人物在西岸見面，既顧及對方的面子，也保住台灣的里子，讓美國的民主黨政府不再為難，更不讓中共有藉勢借端再興風作浪的理由，可謂四面兼顧。 過去8年，蔡英文未曾嗆聲挑釁共產黨，但主權立場卻是無比清晰。她把「四個堅持」當堅持，如果共產黨願意在這前提下與台灣交流，她很歡迎；如果共產黨不願與民進黨往來，她也尊重；只是，身為台灣的總統，她總是努力地想讓中國知道：「我不是只有靠中國才行」。她讓國際社會與美國人認為她就在火線第一排堅定抗中，但是卻絕不讓共產黨捉到她「搞台獨」的把柄，分寸拿捏過猶不及，這是一種走鋼索的政治藝術。 蔡英文這種政治性格的養成來自於她的從政經歷，從她早年親炙李登輝、參與台灣的對外經貿談判；扁政府時期擔任陳水扁的特使，當面看到美國政要對於阿扁言而無信暴跳如雷的反應；再到她2012年選總統時，一趟美國面試之旅，還沒出華府大門就遭到放話打槍的刻骨銘心。正是這些經驗，慢慢淬鍊出蔡英文這種「言必信、行必果」的外交政治風格。 所以，在驗收蔡英文過去8年成績單時，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稱讚蔡英文是，「我見過對總統職務準備最充份的人，也是歷屆美國政府最相信能夠將台美關係帶向正確方向的人。」《彭博》稱讚她說，「很難找到比蔡英文更好的領導者」。《紐約時報》引用在台協會前主席薄瑞光的話說：「我們會想念她」。美國前國務次卿柯拉克說得更露骨，宣稱台灣總統大選最好能選出像蔡英文這種充滿勇氣、帶領國家轉型的領導人；因為她像北極星，以一直以自由為標竿。 柯文哲說要遵循「蔡英文路線」，如果此話當真，姑且不論柯文哲想端出什麼樣兩岸外交政策，他首先得收斂自己鑽營猥瑣的談話風格。其實也不只柯文哲，包括翻來覆去只有「反對台獨」、「反對一國兩制」兩句話的侯友宜，以及還在「蔡英文路線」上蹣跚學習的賴清德，都得認真參詳：為何這位女總統能在她過去8年的外交路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文章來源：上報
如果關注加中關係、華為、孟晚舟等議題的人，應該會記得加拿大的兩位邁克爾 Two Michaels。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加拿大應美國的要求，拘留了中國華為集團的高管孟晚舟。12 月 10 日，兩位在中國的加拿大公民被中國抓捕。他們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居住在中國丹東市的一名加拿大商人邁克爾·思巴夫（Michael Spavor）。 中共人質外交的受害者 邁克爾∙康明凱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在中國被捕的時候，在擔任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東北亞高級顧問。而邁克爾∙斯帕弗是設立在中國丹東的「白頭山文化交流中心（Paektu Cultural Exchange）」主任，聲稱致力於促進對朝鮮的投資和旅遊。 人們普遍認為兩位在中國被抓是中共的人質外交手段，試圖逼迫加拿大釋放孟晚舟。縱觀中共歷史，確實頻繁使用人質外交的手段。大量媒體對此進行報道和評論。筆者確信，兩位加拿大邁克爾成為了中共人質外交的新的犧牲品。筆者在當時接受媒體採訪時評論道：「中共的人質外交和綁匪遊戲由來已久，很多年來，它一直使用這種手段跟國際社會打交道。90 年代初，因為「六・四」屠殺事件，國際社會在大量救援被中共迫害的學者、民運領袖，那時中共就嫻熟地玩弄綁匪遊戲和人質外交「。筆者認為：「加拿大政府絕不能進入中共綁匪遊戲和人質外交的陷阱。否則，勢必造成在海外所有的加拿大人都會成為中共的人質和綁匪的目標，而且還危害其它民主國家，中共以此要挾、威脅整個國際社會」。 在康明凱和斯帕弗被關押一年半後，2020 年 6 月，遭中國正式以間諜罪起訴。之後，經過冗長複雜的司法審理及政治談判，美國司法部與華為高管孟晚舟達成協議，暫緩起訴孟晚舟違反美國制裁令，加拿大法院也終止引渡聆訊，孟晚舟於 2021 年 9 月 25 日返回中國。同時，康明凱和斯帕弗也被中共釋放回加拿大。這也再一次證明了中共抓捕他們是人質外交的性質。 斯帕弗用中共說辭要狀告加拿大 在兩位邁克爾回到加拿大兩年多之後，突然有媒體披露，斯帕弗指康明凱是為加拿大政府和國際有關機構工作的間諜，並導致他在中國入獄。他要求加拿大政府給他數百萬加元的賠償，否則就將加拿大政府告上法庭。 斯帕弗表示，他「無意中」告訴了康明凱一些關於朝鮮的信息，但他不知道這些信息會被康明凱傳遞給加拿大政府及其「五眼聯盟」的情報合作夥伴。斯帕弗聲稱，正是康明凱這一做法導致中國政府將他們兩人都抓捕入獄。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發言人對此回應表示：中國任意拘留邁克爾‧斯帕弗和邁克爾∙康明凱是不公正和不可接受的……，任何一位邁克爾參與了間諜活動的說法，都只是在繼續散布他們在中國被拘留的錯誤理由。」 中國駐加使館發言人立即回應稱，中國是法治國家。康明凱、邁克爾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犯罪，中國司法機關嚴格依法辦案。近日相關報道再次說明上述事實不容抵賴。加方炒作所謂中方「任意拘押」純屬賊喊捉賊，充分暴露加方虛偽面目。發言人還表示，中方奉勸加方正視事實，深刻反省自身錯誤，而不是倒打一耙，繼續對中方攻擊抹黑，蒙蔽誤導公眾。 前加拿大駐華大使趙普（Guy Saint-Jacques）說，被中國關押兩年多的康明凱（Michael Kovrig）絕不是間諜，他在中國期間從事的工作，無論是作為加拿大外交官還是後來作為國際危機中心的僱員，都是完全合法和完全公開的。趙普曾在 2012 年 -2016 年期間擔任加拿大駐華大使，康明凱當時是他的下屬。趙普說，斯帕弗的說法令他感到十分驚愕和困惑。這些錯誤信息為中國政府任意、冷酷的抓捕行動提供了借口。 邁克爾∙康明凱日前也打破沉默，否認斯帕弗對他的指控。他告訴記者，他最初看到報道時震驚而迷惑，以為這是來自中國的假新聞，或是流言蜚語傳話傳到最後的結果。他說，他從未從事間諜活動。他在與斯帕弗的交往中一直坦率而誠實。 康明凱在 2014 年到 2016 年期間在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工作，然後停薪留職加入獨立智庫國際危機中心。他說，無論是在大使館還是在智庫，他的工作領域都包括與中方接觸交流以阻止朝鮮發展和擴散核武器及導彈技術。他當然希望增進對朝鮮的了解，為此與熟悉這個國家的人交談，進行分析和提出建議。他說，作為外交官，他為加拿大外交部撰寫外交報告；作為國際危機中心的顧問，他為公眾撰寫報告，公開發表在該中心的網站上和媒體上。他強調，在與斯帕弗交談時，斯帕佛清楚地知道他是個外交官。 斯帕弗應該找中共要公道 筆者認為，斯帕弗和康明凱都是中共暴政人質外交的受害者。在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後，中共非常驚慌，顯然當時是急中生智，抓了加拿大人做人質來要挾加拿大，他們知道民主國家政府必須對人民的生命和安全負責，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抓後，加拿大社會一定會有許多人給要求加拿大政府救人。中共以此調動加拿大人給加拿大政府施壓，逼迫加拿大政府釋放孟晚舟作為交換條件。 斯帕弗作為中共人質外交的受害者，理應找傷害自己、冤枉自己、無故監禁自己的中共要公道。斯帕弗要為自己的三年冤獄進行司法訴訟的話，應該狀告中共當局。斯帕弗指控康明凱從事「間諜活動」的說法，不僅幫助了中共的虛假指控，傷害了共同被中共迫害的朋友康明凱，遞刀給中共刺向加拿大，並極大的助長了中共肆意抓捕玩弄人質外交的做法。 假如斯帕弗告加拿大政府這樣的訴訟可以贏得話，中共會更加肆意抓捕加拿大人，甚至可以和許多人演類似的雙簧，這樣下去有一天可以告垮加拿大。 該案背後很可能是中共黑手 中共《環球時報》在相關信息一出，就發出深度採訪報道：給「五眼聯盟」送信，令加方謊言曝光，加媒爆料康明凱等在華被捕原因。報道以採訪專家的方式指責加拿大政府撒謊：這表明加方對中國的指責恰是一種充滿謊言、顛倒黑白、試圖在國際社會上散播涉華不實言論並掩蓋自身不當行為的做法。 接著中共推出#環球時報社評#：加拿大欠中國及其他受騙者一個道歉。 在中國的微博上也出現了「加拿大間諜的內訌」的帖文，吸引了數億人次閱讀。 斯帕弗當初為什麼被中共選中和康明凱一起被關押？斯帕佛最亮眼的是他與金正恩的私人友誼。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炫耀他曾被邀請到金正恩的遊艇上一起度周末。2018 年 2 月，他應邀出席在平壤的大型閱兵典禮，他將視頻上載到他的推特 Twitter 和 Instagram 帳戶，人們可以看到他處在一個非常顯眼的位置。而大部分外國媒體都沒有獲准到場。 他創辦的白頭山文化交流中心（Paektu Cultural Exchange）聲稱，他的核心業務是推廣在朝鮮的海外投資。2018 年初斯帕弗向《亞洲時報》（Asia Times）表示：「我的朝鮮合作夥伴們對於與境外進行業務合作的興趣有了切實的提升。」 他還強調：「我一直在與中國和華籍朝鮮人投資者合作，現在他們都非常感興趣。」 朝鮮嚴重的人權迫害是舉世皆知的。斯帕弗在媒體採訪中表示他不太願意討論政治。他在 2013 年的一次訪問中說，「那些問題最好還是由政府之間去討論。」 加拿大前駐華大使趙普認為，斯帕弗在中國受到密切監視並在中國政府需要找加拿大人質時被選中，是因為他在朝鮮的活動，尤其是他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關係。 目前，加中兩國有許多糾結的問題，而中共對加拿大的滲透威脅越來越廣為人知，包括：中共設在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蒙特利爾的五個警察局被揭露；加拿大情報局掌握了中共深入滲透操控加拿大 2019 年和 2021 年聯邦大選的證據；聯邦眾議員庄文浩（Michael Chong）在港家屬受到中共駐家外交官直接參与的騷擾事件等等。中共如何扭轉這個局面呢？利用加拿大人對付加拿大政府應該是最為一本萬利的手段。 我很擔心加拿大政府的應對方式。民主國家政府被告是常事，而且法官經常站在個人或看起來是弱者的一邊。 加拿大前些年有個案子給我心理很大挑戰。一位出生在敘利亞的加拿大公民阿拉爾，是位軟體工程師。2001 年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後，美加兩國都對恐怖主義非常警覺，也更多的分享相關信息。 2002 年 9 月，阿拉爾在突尼西亞與家人度假返回加拿大途中在美國約翰·F·肯尼迪國際機場中轉期間被拘留。美國當局懷疑他是基地組織成員，將他驅逐到敘利亞。他在敘利亞被拘留了一年，2003 年 10 月他被釋放回加拿大。阿拉爾表示，他在敘利亞關押期間遭受了酷刑。2006 年起訴加拿大政府，索賠 4 億加元，後來降至 3700 萬加元。2007 年 1 月 26 日，加拿大總理哈珀正式向阿拉爾道歉，宣布向阿拉爾賠償 1050 萬加元，另外承擔 100 萬加元的訴訟費用。 阿拉爾返回加拿大後也對敘利亞、約旦和美國提起了訴訟，但都被駁回。美國政府堅稱將阿拉爾引渡到敘利亞是合法的，並且完全符合其權利。 美國政府尚未公開承認阿拉爾在敘利亞遭受酷刑。 文章來源：中國之春
中國文化學者易中天編寫的《易中天中華史》出版多年後，近日傳出被下架。對於該書下架，有人說是因為關於中國文明史長度涉及與官方衝突。另一種流行的說法，指易中天以三國人物袁紹影射習近平。但易中天在「百家論壇」講三國，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不知為何現在被對號入座。 習近平可能是被人以歷史人物影射最多的中共黨魁。盤點了一下，至少涉及六大歷史人物，影射內容各異，但都很精彩。 第一位：袁紹 在《易中天中華史》傳出要求下架之後，數段易中天當年的演講視頻內容在社交平台X上流傳，易中天講到東漢末年軍閥之一袁紹： 「我太了解他了，他這個人的特點就是野心大、智慧少，態度凶，膽子小，刻薄猜忌，人緣不好，這個人政治上短見，軍事上弱智，組織上低能。他最大的成功，在於他利用了他家族這樣一個政治資源，躺在父輩的成就上吃老本，他是在父輩開創的基業上，名聲地位都超過了他的父輩和祖輩，但是他在關鍵時刻卻表現出愚蠢、固執而狂妄。」 易中天繼續說：「他的愚蠢、固執和狂妄是三位一體的，他因為愚蠢而固執，因為固執而狂妄，而又因為狂妄而愚蠢。他狂妄，所以他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所以他固執，因為他固執，他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他愚蠢，因為他愚蠢，他不知道自己的份量，因此他狂妄。」 這裡說的像是習近平嗎？個人特點無法完全確認，至少習近平是靠著他老爹習仲勛的庇蔭上來的。一位名為Michael Fan的X網友說：「本來說的是袁紹，架不住習近平非要往袁紹上靠啊，攔都攔不住，現在想起來封殺易中天了！」 第二位：崇禎 中國已故明史專家陳梧桐再版著作「崇禎：勤政的亡國君」，10月已被全面下架。廣為流傳的說法也是說該書影射習近平。 前美國國務院首席中國顧問余茂春曾表示，封禁此書凸顯習的「極度敏感或偏執」。 該書的封面廣告上寫著，「勤政的亡國君昏招連連步步錯，越是『勤政』越亡國」、「看懂崇禎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絕路」，並且還加入了「上吊繩」等元素設計。 這被認為對習近平不利。崇禎是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但與歷史上其他亡國之君不一樣，他生前還算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力圖中興。只是明朝氣數已盡，誰也無力回天。1644年，李自成軍攻入北京後，崇禎在景山自縊身亡。 中國民間對習近平有很多綽號，比如：包子，小熊維尼，豬頭、總加速師等一大批。其中「總加速師」意思是說習正在加速中共的垮台，影射習是亡國之君。而崇禎的悲劇故事剛好配上「總加速師」。 習這些年站在保黨的基點上，每天都很忙，但越努力越折騰，問題越大。因為基點錯了、方向錯了，方式也錯了，以致於引發天怒人怨。 崇禎帝敗亡之際喊「諸臣誤朕」；習近平如今「定於一尊」，下邊官員通通躺平，習家軍的蔡強、李強等人，未來看到形勢不對，也不會願意背鍋，習近平最後難免墜入敗亡結局。 第三位：隋煬帝 隋煬帝，也是較早被用來影射習近平的古代帝王。網民總結習近平和隋煬帝多處雷同。 諸如隋煬帝楊廣極愛面子，好大喜功，對外很講排場。隋煬帝為了在外賓面前炫耀隋朝的強盛和富有，下令盛飾市容，連賣菜的都要墊以龍鬚席，市上樹木纏以絲綢做裝飾。 習近平給予非洲窮國兄弟的留學生超國民待遇，對外動輒大手筆撒幣數百億美元，或隨意免除他國債務。然而中國多少人掙扎度日，前總理李克強也承認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才千元。 「萬國來朝」一說，據說最早發端於隋煬帝。而習近平每每辦主場國際「盛事」，寧願動用專機接專制小國統治者來華，也要有意造出「萬邦來朝」氣象。 楊廣在取得大隋皇位前作風簡樸、謙恭謹慎。他登上大位時馬上展現遠大抱負——改年號為「大業」，要武統高句麗，但三戰皆負。 習近平未登大位時也是一副老實人樣子，上台後即拋出「中國夢」「民族偉大復興」，毫不遮掩搞「人類共同體」的紅色擴張野心。他可能要以「收復台灣」的「大業」之名大舉侵台。 對內，楊廣上任時曾親自起草的詔書留下諸多名言警句，如表達愛民之志的「每以子民為念，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表達罪己的「萬方有罪，責在朕躬」。但楊廣被後世認定是暴君，初唐重臣魏徵說楊廣是「嘴裡說著堯舜的話，做的卻是桀紂的事」。 習歷年發表的公開講話，也都是冠冕堂皇的，聲稱「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之類，實際上中共做的是另一套，迫害人權頻下狠手。 第四位：袁世凱 1915年12月12日，篡奪了辛亥革命成果後的袁世凱，宣布將改次年為洪憲元年並建立中華帝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宣布取消君主立憲國體，但改元後僅83天帝制便以失敗收場，之後他在同年6月6日病死。 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破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使自己可以無限連任，被指謀求終身執政，形同「稱帝」。這一「稱帝」之舉，和袁世凱也有相似，網上不少人遂以此影射習。 今年10月，中共國務院辦公廳發布2024年節假日安排，決定黃曆新年假期「2月9日除夕不休假」，引發中國民眾不滿。有網民開始調侃說是因為「除夕」犯了「除習」的忌諱。 這一方面，袁世凱也有故事。 傳說當年袁世凱一心想復辟登基當皇帝，又怕人民反對，終日提心弔膽。一天，他聽到街上賣元宵的人拉長了嗓子在喊：「元——宵。」覺得「元宵」兩字諧音「袁消」，有袁世凱被消滅之嫌，聯想到自己的命運，於是在1913年元宵節前，下令禁止稱「元宵」，只能稱「湯圓」或「粉果」。當然，「元宵」兩字並沒有因袁的意志而取消，後來照樣在民間流傳。 第五位：慈禧 習近平也曾被一些論者認為像慈禧太后，比照時間是2018年美中打起貿易戰之後這幾年。 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縱容義和團拳匪，放任燒教堂、殺教士、圍列強領事館，結果引起八國聯軍攻北京，次年以辛丑和約賠償白銀4億5千萬兩。 一百多年後，中共紅朝黨魁習近平身邊只有馬屁精，誤判國內外形勢「東升西降」，以為終於「厲害了，我的國」，自稱可以「平視世界」了，一改韜光養晦策略，號稱戰狼的外交官與西方頻頻衝突。中共對內拆教堂、燒十字架、鎮壓地下教會，在新疆搞滅絕，在打破香港「一國兩制」承諾之後，在台海持續生事，大有入侵之意。 但一旦攻台，中共面臨的不止是大清面臨的「八國聯軍」，而可能是「八十國」聯軍。新冠病毒疫情實際上一直未消停，最近中國「不明肺炎」疫情再起，也可能有相關。就病毒擴散的追責，2020年一度興起數十國官方或民間機構向中共索賠，且是巨量倍數於1900年的庚子賠款。病毒溯源和追責、索賠一事，在未來某個時間點，仍有可能重新被提起。 要說習和慈禧的相似，不是說習搞垂簾聽政，主要是說兩人對時局的誤判和對外交往的蠢行相似。習時代倍受詬病的是老粉紅、小粉紅在全世界挑事，以及派出大群戰狼官員，利用民族主義惡化對外關係，帶來的是國際孤立。這如同慈禧當年誤用義和團闖禍，又誤信假情報，負氣處死主和派大臣，對多國宣戰，最終陷入敗局。 第六位：桓玄 桓玄是較新的一位被用來影射習近平者，不算太知名，但也恰到好處。 東晉後期權臣桓玄篡位自立，建立桓楚，因為身材碩大，當他坐上龍椅時，龍椅不堪重擔，被壓爛陷地，眾人皆失色。近臣殷仲文奉承說：「陛下聖德深厚，連土地都承載不起」。此話令桓玄十分高興，重賞了殷仲文。但幾個月後桓玄政權即倒台。 桓玄政權倒台之際，曾問身邊諸臣，自己何以失敗。近臣曹靖之直言：「天怒民怨，焉能不敗!」桓玄又問：「卿何不諫?」曹靖之回答：「當時朝中一片歌頌之聲，都說當今乃堯舜之世，你也欣然相受，我還敢說什麼呢?」桓玄聽後無話可說。 在中國長大、通曉中國文化的《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以及知名海外評論人士岳山，均曾引用過這個故事，影射習近平及中共官場的諂媚文化。 近年中共官場流行馬屁風、諂媚文化，許多出位表忠者在二十大順利上位。包括喊出「要把習近平的講話刻進骨子裡、融入血液中、落到行動上」，已升任廣東省長的王偉中。表忠最露骨的天津書記李鴻忠，二十大仍然留在政治局。拍馬最厲害的要算是習家軍福建幫蔡奇，現在成為習的頭號大紅人。 習近平對於群臣吹捧也很受用，特別是出巡地方時，地方官組織「群眾演員」做出類似三呼萬歲的做法，令他暈暈乎乎無法自拔。從這一角度看，到習敗亡之日，也會無話可說。 另外，和桓玄一樣，習近平恰好也是身材碩大，他早幾年坐龍椅曾成為熱點新聞。 從2015年開始，習近平在北京中南海的瀛台接見香港特首時，都慣於坐在俗稱的「龍椅」上，桌上還有一隻紋龍的黃色杯子，這一戲碼被網友稱為有「純正的大清味兒」。 習坐在「龍椅」上，端著帝王用的「龍杯」指點江山，這一幕在時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進京向習述職時引起不少議論。但2022年12月23日習接見現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時，卻棄用「龍椅」，不知何故。 結語： 中國知識界的傳統，歷來善於利用歷史來間接諷刺政權，叫做借古諷今。以上六位歷史人物，故事個個精彩，也均能恰當形容現任中共黨魁的部分特點。中國自古以來充滿智慧的影射術之精妙，可見一斑。在這六位之外，可能還有漏掉的。日後網民們也還會找出更多人物，可以比照習的亡黨之命。 當然，中共黨魁其實與古時皇帝根本上不能相提並論，只是在帶來政權崩亡的邏輯和道理上，古今是相通的。過去的皇帝相信天理，以父視天、以母視地，敬天敬地，行為也受天理制約，在發生天災人禍時會檢討自己過錯。中共黨魁骨子裡是無神論的馬列黨徒，卻同時謊稱自己是炎黃子孫，遇到民間議論時又一味打壓，和古帝王是天差地別。 《易中天中華史》中，有這樣一段話：「歷史學家已經發現，一個王朝和國家，越是政權不穩統治動搖，就越是對內拚命鉗制，對外頑固排斥。」 中國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中共怎樣去封禁言論都是徒勞。而在歷史上，當一個社會出現大量嘲諷極權統治政治笑話的時候，離改朝換代就不遠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是在2010年以GDP總量達6兆美元躍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到2022年，再以人均GDP1萬2741美元跨過高所得經濟門檻。但過去十餘年來，遠赴美國辛苦討生活的「中國偷渡客」卻從沒少過，只是，以往每年或是數千人，今年光是9月於美墨邊境逮捕到的中國偷渡客就多達4000人，去年同期則僅為329人。 根據官方數據，今年1月至9月，美國邊境巡邏隊總計逮捕了2萬2187名從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國人（和去年一整年數字相當），2020年之前，至少要10年加總才有這個數字。 許多媒體也揭露了，原來中國偷渡客不只人數激增，他們絕大多數還是依照網路上的「偷渡指南」，先飛往中國人無需另外辦理簽證的中、南美洲國家，再循線北上，穿越哥倫比亞、巴拿馬之間的叢林進入美國。另據巴拿馬政府出示的資料，當下采這一路徑偷渡者，中國已是繼委內瑞拉、厄瓜多和海地之後的第四大國。 HAPPENING NOW? Large groups of migrants , mostly Chinese national men crossing illegally through open gaps on the border wall in Jacumba Hot Springs , CA @NewsNation Tomorrow San Diego County officials will vote on whether the county will spend $3 million in taxpayer funds for… pic.twitter.com/mPN46jr7yH — Jorge Ventura Media (@VenturaReport) December 4, 2023 首先，這並不是一條「便宜」的偷渡模式，因為他們得支付給人口販運者約4萬到6萬美元的「手續費」，又既然是偷渡，當然不能走正常管道，所以過去還曾發生邊境警察竟是在貨櫃車裡的洗衣機、床板間，查獲長時間扭曲身體藏匿其間的中國偷渡客。另外，倘若是徒步穿越叢林，自然也增加了人身安危風險。不過，就算又貴又危險，卻已是一條相當有名的「出走中國路線」。 美聯社記者曾訪問這些中國偷渡客，他們絕大多數對於自己鋌而走險的解釋，除了國家日益壓抑的政治環境，更多人是迫於中國經濟前景黯淡。於是，偷渡客人數激增，便和中國對外宣傳的國富民強形成高度反差。同時，這恐怕也直接反映了過去三年中國的COVID-19封控政策，確實有相當嚴重的副作用，包括經濟難以反彈，以及高失業率（尤其青年族群）。 過去，在有「中國曼哈頓」之稱的紐約法拉盛便時有所聞，「偷渡」已是門專業生意。居間抽佣的律師、人口販子主要透過中國社交平台打廣告，以「在美國每天工作8小時、一周工作5天、月入1萬美金、三個月回國買房」為誘餌，促使許多找不到工作，或生計困難的中國人，索性變賣家當，前往美國做人生一搏。 去年偷渡到美國的中國人，絕大多數屬於原本在其國內的中產階級成年人，或在「教戰守則」指引下，他們多以「政治庇護」之名獲准留下，相較來自中南美洲其他偷渡客，獲准居留的中國人又「幸運許多」，因為他們可以選擇投入當地早已成熟發展的華人社區，而非只能仰賴政府提供的庇護所救助。 當然，美國並非不想將這些偷渡客遣返，但在和中國交涉過程中，最常得到的答覆就是「無法證明他們是中國人」。這又讓美國人為之氣結，因為畢竟中國是少數對自己國家公民有著嚴格監控紀錄（包括身分和個人照）的國家，卻總是以此為由，拖延美方提出的遣返計畫。 近來，又因為這些中國偷渡客除了量的增加，竟還出現「質的提升」，才又格外令美方不得不有所警覺，不解怎麼這兩年新一波被抓的偷渡客，無論神情樣貌和穿著打扮，一個個都不若過去印象中的狼狽和充滿匱乏感，反而各個精神抖擻，還看似相當勇健，好像只是剛從飛機上下來一樣，外貌乾淨、穿著舒適，連行李箱的使用，都彷彿像是單純出國旅遊一般。 他們之中有太多人完全不具過往「偷渡客」的不堪，年輕、挺拔，連站的樣子都像是受過某種訓練，如此再又讓人不解，這樣的人真的很難在中國生存？真的必須走上偷渡這條路？甚至已有人在相關新聞底下，留言將偷渡客和「解放軍」軍人的樣貌做比對，懷疑這些偷渡客（尤指中國男子）背景並不單純，偏偏他們每個在被逮捕時，無不以「我不會說英文」，增加了警方身分調查的困難度。 前不久，拜登和習近平曾於舊金山峰會，特別針對芬太尼、美國在中商業投資出口管制等議題交換意見，之後，便有媒體預判，按照當下「中國非法移民」的現象發展，那恐怕也會是未來美中必須嚴正交涉的一環。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寫於1991年10月的第五屆第一次全代會，這條文由現在仍常發表政論文章的創黨黨員林濁水等人起草，文字內容主張，透過公民投票實現台灣獨立的理念，「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民進黨之所以通過台獨黨綱，在於當時執政的國民黨仍牢牢控制台灣社會的表裡內層，民進黨菁英認為唯有解構國民黨法統神話，才有機會解放台灣社會力，爭取執政。所以，與其說當時的「台獨黨綱」是要對抗彼岸的共產黨，還不如說它是民進黨為了要掙脫當時威權政府的強控制網羅所做出的論述。 但台獨黨綱很快地就面臨挑戰，主因是在90年代中期，台灣舉行了它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總統大選，中國共產黨將總統大選視為台灣邁向獨立的前兆，因此發動飛彈試射，是為第三次台海危機。當中共對於台灣的威脅越來越具像，台獨黨綱越成為台灣內部選舉攻防的箭靶，於是，為了幫助陳水扁在總統選舉中勝選，1999年5月的民進黨全代會通過非常著名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對「台獨」重新詮釋，內容寫道：「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對民進黨而言，台獨黨綱其實是「台獨公投黨綱」，加上決議文位階視同黨綱，後令又壓前令，但凡外界現在問起民進黨對台灣主權的立場，幾乎都以「台灣前途決議文」作為標準答案。但反對者認為，台獨的確還是民進黨的黨綱，如果真要以「台灣前途決議文」取代，那民進黨何不幹脆廢掉這條已經「沒有在用」的黨綱？民進黨堅持不廢掉，就是民進黨還有台獨意圖，也因此成為台海不穩定的淵藪。就連美國學界的知台派葛萊儀日前都認為，若賴清德當選，應該考慮重新審視「凍結台獨黨綱」提案，以提供彼此更有效的保證。（葛萊儀隨即澄清她文章重點是「有效的嚇阻，需要具備可靠的威嚇和保證」）。 這個問題之所以不容易說清楚，在於「台獨」本身從來沒有一種明確的操作型定義。台獨黨綱式的台獨（建立台灣共和國與制訂新憲）固然是台獨，台灣前途決議文式的台獨（中華民國主權獨立）也可以是台獨；舉辦總統大選是台獨（不是獨立國家哪來總統大選），但不接受統一、不服從共產黨領導也可能被視為台獨（看看多少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打成港獨）。共產黨不說清楚，是因為它從來都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用「華獨」來壓制「台獨」，用「B型台獨」來打擊「A型台獨」，待主次敵人已經打成一團、奄奄一息，才是它出面收拾戰果的時刻。 所以，要賴清德聲明放棄或凍結台獨黨綱，以作為美中台三方的再保證情境是不存在的。不僅因為民進黨過去20多年來已經透過它的政治實踐實質地「凍結」了台獨黨綱，即使民進黨真的聲明放棄台獨黨綱，共產黨也會立刻扎出另一個新的稻草人攻擊民進黨時時刻刻都有「獨立的意圖」。共產黨向來以兩手策略區隔主次敵人，必定「遠交近攻」，離間台灣的藍綠關係，才能攫取屬於共產黨最大利益。 不只如此，就連「台獨是兩岸交流最大障礙」的命題也是錯誤的。2009年，時任高雄市長的陳菊訪問北京，與北京市長郭金龍會談時，直接提到「我們中央政府馬英九總統」；2013年，陳菊甚至再訪天津、深圳、廈門以及福州。2014年，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應邀參訪上海拜訪復旦大學，併當場說出「先有台獨才有民進黨」的名言。試問，共產黨邀訪賴清德、陳菊之前，不知道他們是「台獨」嗎？當時這兩位民進黨重量級人物可以是共產黨的座上賓，而現在不行，差別僅在於中央執政的轉換以及共產黨實際的政治需要罷了。 台獨在台灣只是一種合法的政治主張，保護每個人與政黨倡議政治主張的權力，就是在保護台灣的民主；不允許共產黨定義誰是「台獨」，就是不允許共產黨框限台灣人可以有什麼政治主張，也是不允許共產黨來定義台灣的民主。身為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如果沒有這樣的認知，還跟隨中共的戰爭恐嚇起舞，就有愧於他正在參選的職務。 因為有台獨黨綱的存在，所以加深了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縱深；因為有民進黨這樣的政治主張，也增添了國民黨面對共產黨的底氣。民主可以是台灣面對共產極權的武器，時至今日，台獨黨綱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意義，早就與32年前截然不同，保留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對台灣是一件好事。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兩年多前周庭出獄的日子恰好是香港「反送中」兩周年。這位有「民主女神」之譽的年輕女子，從那時起一直沉默，惦念她的人們星期天從社交媒體Instagram看到她公布的一封信：「寫於26歲的最後」。而這個星期天，是她27周歲的生日，原來她現在在加拿大。 一如她的為人，信寫的平易、清醒、堅定。一如她的明麗的目光，清澈，透明，看清了事物的本質。信中那句話：「大概一輩子不會回去了」，說得很委婉，幾個字卻令人心驚，她可能一輩子不回去了，不會回到她生長的地方，她少女時代就開始抗爭的香港了。 周庭是香港幾次大抗爭湧現的知名度很高的幾位年輕人之一，2012年便投入社會運動，2014年參加要求普選的「雨傘運動」，擔任「學民思潮」發言人。2016年成為民主政治組織「香港眾志」的創始成員之一。2018年，放棄英國公民身份參選立法委員補選，後被當局剝奪參選資格。2019年，成為香港爆發的大規模「反送中」運動中站在最前列的人物之一。 2019年6月21日，前香港眾志副秘書長周庭因與前香港眾志主席林郎彥、前秘書長黃之鋒在包圍警察總部一案中，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黃之鋒被判入獄13個半月，林郎彥被判7個月，周庭被判10個月。2021年6月12日，是她出獄的日子。 那年她24歲，出獄那天香港下著雨，許多香港市民在大欖懲教所外期待見她一面，扎著馬尾、戴著眼鏡的她離開時，沒有說什麼，坐上私家車離開，明麗的雙眼注視前方，隨後發出一則簡訊： 「痛苦的半年零二十天，終於完結了。辛苦所有冒雨前來的朋友們。接下來就要好好休息，養好身體，因為身體在這段時間變得太瘦弱了(苦笑)」。 國安們沒有忘記她。她在信中講述了自己被迫去中國大陸以換取出境讀書的機會的經過：今年7月初，國安告她，如果她想到加拿大升學，還有一個條件，要她跟著國安們去一趟中國大陸。「國安會安排和我一起申請回鄉證，然後一同到深圳一日，完成行程後他們便會把護照交還給我，我只需在大學假期時回港報到就可以。」 原來她出獄後，需要定期向國安報到，護照也被沒收。「每次報到，我也擔心會隨時再被逮捕……再次用某個罪名把我帶走。」對於國安要求她去大陸，她說：「我知道，在國安面前，其實我沒有拒絕的權利；同時，萬一有什麼事情，我就是『主動送中』了，那段時期，心中一直非常恐懼，生怕所有事情都會是自己的『最後』。」 就這樣，八月份，周庭在五名香港國安的「陪同」下，到中國大陸「接受再教育」。周庭說，「沒想到自己一直夢寐以求的出境竟然是到中國大陸」，她被安排參觀「改革開放展覽」，了解中共黨史，以及歷代領導人的「輝煌成就」，之後被安排去騰訊總部，了解「祖國的科技發展」。 周庭的恐懼漸漸轉化成很有節制的怒問：「坦白說，我從不否定中國的經濟發展，但一個如此強大的國家，要將爭取民主的人送入監牢、限制出入境自由，還要求以進入中國大陸參觀愛國展覽作為取回護照的交換條件，這何嘗不是一種脆弱呢。」 她被國安陪同了一路，在「重點行程」要求「打卡合照」，隨行的人員隨時拍照，周庭想：「若我一直保持沉默，那些照片或許有天成為我『愛國』的證據」。回港後，周庭還被國安要求寫下「感謝警方安排，使我能了解祖國的偉大發展」的親筆信件…… 周庭終於去加拿大讀書了。但是，按照國安法規定，她必須要於12月底回到香港向警方報到。周庭寫這封信想告訴大家的是：「經過深思熟慮，包括考慮到香港的形勢、自身安全、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我決定，不回去報到了，也大概一輩子不會回去了。」 她不想繼續遭受屈辱，讓國安一次次的問話、盤查，他們認為她滿足了他們的條件後才能重回加拿大：「即使十二月底他們不這樣做，下年我再回香港時，隨著香港形勢變得更嚴峻，他們也隨時可以再以調查為由禁止我出境。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國大陸了。這樣下去，即使我人安全，身體和心靈也會崩潰。」 棄保不會港報到! 周庭說，「這數年切身感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多麼可貴的東西。將來還有很多未知，但可以知道的是，我終於不用再為會否被捕而擔憂，也可以說想說的話、做想做的事了。」 周庭15歲就在香港投入社會運動，因為那時候的香港至少是一個中國唯一一塊有相對自由，司法獨立的地區。她和她的同仁們抗爭的理由，就是北京當局不斷地蠶食他們曾經對港人的承諾，並立法保證的「一國兩制」。她和同伴們希望當局遵守承諾，給港人以普選的權利。2020年，他們的希望破滅了，所有在那場運動中站在前列的，不是逃亡，就是入獄，「東方明珠」、繁華而有相當自由的香港就在北京強加的國安法下毀掉了。 周庭出來了，真好。網路上她的許許多多的支持者為她加油。她在信的最後寫道：「自由來得不易，在擔驚受怕的日常中，更加珍惜所有沒有遺忘自己，關心自己、愛自己的人。願我們能在不久的將來重聚，好好擁抱彼此。」
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歷任局長們，有如周小川、易綱、潘功勝這樣榮升央行一把手甚至官拜副國級者，但也有如朱小華那樣身陷牢獄、家破人亡，以及李福祥那樣精神崩潰，跳樓自殺者。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曾經被盛傳是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朱鶴新為何只接掌了外管局？》，介紹了因為在整個央行系統除他以外居然再無一人進入二十屆中委或者候補中委序列，所以朱鶴新央行和外管局系統的行政職務一經正式由人大常委會對外宣布，他朱鶴新在央行副行長中排名第一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別看他朱鶴新的貌相比潘功勝老上許多，但事實上他朱鶴新的年齡比新任央行行長潘功勝年輕了正好五歲。這裡之所以用「正好「形容，是因為中共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任期和國務院任期都是五年一屆。而在去年二十大上已經順利」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朱鶴新到2027年召開中共二十一大時也才59歲，與屆時已經年滿64歲，所以應該沒有可能入選新一屆中委的潘功勝之間是一種「接班梯隊「的安排顯而易見，就如同2017年召開中共十九大之前對易剛和潘功勝之間的接班梯隊安排是一樣的考量。 如果未來朱鶴新能夠如願從潘功勝手中接手央行行長，那麼央行從周小川開始，到易綱，到潘功勝，再到朱鶴新，另外還有擔任過五年央行黨委書記職務的郭樹清，全部都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出身，足見這個外管局在中共整個金融系統中的地位之重。 不過，中共外管局成立之後的幾十年歷史上，其歷任局長中有如周小川等數名晉陞副國和正部的政壇輝煌者，也有本人入獄的同時家破人亡，甚至本人直接跳樓自殺者。 曾經在央行行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央行行長職務上總共延續了長達15年半時間的周小川，期間歷任了朱鎔基、溫家寶和李克強三任國務院總理，是中共執政史上任期最長的行長。 自中共央行行長不再由國務院國務委員或者副總理兼任至今，後幾任央行行長之中唯有周小川被安排以全國政協副主席身份兼任，官至副國級。他最早是在2002年12月，以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的正部級身份被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提名接任央行行長的。此前他以央行副行長職務兼任外管局局長的上任時間是1995年9月，卸任時間是至1998年4月。 當時，在周小川之前的那一任外管局局長朱小華更是所謂「朱鎔基愛將」，他當時離開外管局的去處是光大集團。一手掌握光大集團期間，朱小華在朱鎔基的支持下大力改革光大，集團麾下股票大為升值，集團市值亦翻數倍，被當時的香港金融界譽為「Golden Finger」（「金手指」）。 出生於1949年，比周小川還年輕一歲的朱小華當時因為在主持光大集團的亮眼政績而一度成為比周小川更有晉陞前景的中國金融的「未來掌門人」 。可惜的是，正在風頭最勁的時刻，他於1999年7月開始被「雙規」後失去自由，其妻自殺，其女成瘋。 2002年8月20日開始對朱小華案庭審前，中紀委已經宣布對他開除黨籍和公職。據報道，當時的朱小華被控收受一家上市公司36萬股的股票，隨後由其妻賣掉套現108萬港元(約值13萬9千美元)。他同時被控透過妻子收受一名商人300萬港元賄賂(當時約值38萬8千美元)。朱小華在法庭上表示，2001年時辦案人員欺騙他說抓了他的妻子，威脅他認罪，但事實上他的妻子早在2000年底已經於美國芝加哥自殺身亡。 朱小華的強烈抗辯招致了15年有期徒刑的重判。有對此內幕感興趣的讀者聽眾，網上仍可查閱到劉曉波生前的文章《朱熔基的金融班底為什麼相繼中箭落馬？》。也請參閱我們自由亞洲2002年8月22刊登的《中共權力鬥爭的一個窗口：朱小華案件開庭》一文。 其實，在中共政權的歷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里，朱小華家破人亡的下場還不是最悲催的，更悲催的是李福祥的自殺身亡。 前面說了朱小華的外管局局長接班人是周小川，而周小川的接棒人是中共政壇上為數不多的知名女性銀行家之一，曾於2004年和2005年被美國《華爾街日報》評為「年度全球最受關注的50位商界女性」，也曾在在2006年和2007年兩度入選美國《福布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女性」排行榜的吳曉靈。這是她首次擔任這一職務，而且只擔任了半年時間，一個叫李福祥的外管局時任副局長於1998年10月被扶正，接替了被宣布轉任上海分行行長的吳曉靈。 出生於1952年的李福祥此前先後曾任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負責人、中國銀行總行資金部總經理等金融要職，1995年升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1998年升任正局長，官至副省部，時年僅46歲，比當時也還是副部級的周小川年輕4歲的他，被稱為當時的中國大陸金融系統中最年輕的副部級官員，大有晉陞空間。 追蹤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歷史，它在1979年成立時和中國銀行「合署辦公「，當時中國銀行同時承擔著外匯管理和經營職能，與外匯局屬於」一個機構兩塊牌子。1982年機構改革後，中國銀行開始專司外匯經營業務，國家外匯管理局從中國銀行獨立後劃歸中國人民銀行領導，「單獨履行國家的外匯管理職能」……。所以出身中國銀行，而且曾經有過金融駐外資歷的李福祥自然被視為外管局掌門人的最佳人選。誰成想他接受這一職務不到兩年時間，卻突然用跳樓自殺的方式了結了自己，歿年48歲。 2000年5月11日，我們自由亞洲網站刊登消息《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北京去世》，說是受到朱鎔基賞識的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北京去世﹐死因未明﹐北京官方也還沒有證實他的死訊。但是﹐外匯管理局一名姓鄧的官員證實李福祥已經死亡﹐他不肯進一步透露詳情﹐表示要等候上級指示如何公布李福祥的死訊。 暫時還不能肯定李福祥真正的死因。官方資料顯示﹐李福祥本星期一在北京304醫院登記入院﹐治療糖尿病。 而香港《明報》的消息指李福祥星期三晚在醫院跳樓身亡﹐醫院停屍房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職員向路透社表示﹐他在星期三曾經處理過一名跳樓死亡的外匯管理局官員的屍體。 香港媒體說﹐李福祥可能由於工作壓力太大﹐心臟出現問題﹐以及可能牽涉在貪污醜聞之內而自殺。 還有消息說﹐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不久前曾經就前外匯管理局局長､光大集團朱小華貪污案要求曾經是副局長的李福祥協助調查。 外匯管理局同國務院有關單位都拒絕對事件發表意見。 5天後，中國內地的財經時報刊登《詳訊：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墜樓身亡》，說今天來自官方的消息證實，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北京住院治病期間，於5月10日墜樓身亡。 消息說：1952年出生的李福祥尚不滿48周歲，是目前國內主持全域工作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之一……。據悉他的墜樓地點在解放軍304醫院，該院是全軍的三級甲等醫院，以治療創傷、燒傷而著名。 同日，中新社也刊登了內容為「記者今天從官方得到證實，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日前在北京一醫院墜樓身亡」的消息。 時間又過了10天，中共大外宣鳳凰衛視和內地的中關村在線等同時刊登了《國家外管局長自殺原因真相大白》的報道，說是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完成對在本月上旬跳樓自殺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的死因報告，並上報國務院。消息稱，李福祥在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職務之前，在原部門任職的一名與其關係十分密切的前下屬，因涉及一宗近兩億元人民幣的貸款去向不明案，結果被中紀委「雙規」調查（近期案件稍後移交檢察院）。專案組相信李福祥知道內情，卻未有向組織交代，有包庇他人之嫌。李福祥則認為自己對整件事情毫不知情，有被「冤枉」的感覺，造成巨大精神壓力。 據悉，專案組曾多次找李福祥談話，希望李福祥能提供其涉案密友的情況，以及當時為什麼對這筆逾億元巨款的去處毫不知情。李福祥因此精神不振，在巨大精神壓力下，患上精神憂鬱症，終日精神恍惚不定……。據了解，李福祥於北京三○四醫院跳樓自殺前幾天，曾一度割手腕自殺，所幸被及時發現，經搶救脫險。為防止李福祥再度自殺，有關部門本月初派出專人保護李福祥，防止他因情緒失控再度自殺。九日，李福祥最終還是乘人不備而跳樓結束生命。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完成對李福祥的死因報告，並上報國務院有關領導。據悉，央行有關報告對李福祥生前任職外管局長的工作表現給予肯定……。 說起來，李福祥擔任副局長時的頂頭上司朱小華雖然一度身陷牢獄，家破人亡，但出獄後因為不再效命中共反而能夠活出人生的第二次輝煌。所以說李福祥的下場才更是令人唏噓。 李福祥自殺後，從上海分行調回總行出任副行長才幾個月時間的吳曉靈重新兼任了外管局局長。 這個吳曉靈比李福祥年長7歲，當時已經不很年輕。再加上「玻璃天花板」的性別因素，所以並未能在一線崗位上升至正部級。但是，她卻是在副部級崗位上因到齡而退居二線的中共官員中極少有的退居二線的同時還能官至正部級者。 2008年1月，61歲的吳曉靈卸任央行副行長職務；當年3月即當選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並且出任了當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五年後，又連任了這個職務。直到71歲才退休。 在中共政壇，一般都是省委書記、國務院部長才有資格在到齡退居二線時被安排成全國人大的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軍隊的退役上將也同樣可能有此資格，事實上有些省委書記和國務院部長退居二線時，也只是被安排為低半格的全國政協的專門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委員。而從央行副行長位置上退居二線的吳曉靈，不但和退位省委書記們在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平起平坐，而且還在這個二線正部級崗位上一坐就是十年。可謂十分特殊。 當年吳曉靈的央行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職務的接班人是比她年輕8歲的郭樹清，日後離開外管局後擔任過中央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的多個正省部級職務，而且是17屆中央候補委員，18和19屆中央委員。 郭樹清的外管局局長任職時間是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繼任者是比他年輕3歲，此前已經是央行行長助理兼外管局副局長的胡曉煉，也是外管局歷史上的第二名女局長。當時中共官媒曾為此發表《走近女外匯局長鬍曉煉》一文，說是胡曉煉的登場「折射女性從政新態勢」。日後更有官媒文章推崇她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推手」。在2008年由《華爾街日報》評選出的「全球50位女強人」中，胡曉煉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女性局長身份排第四位。 這位胡曉煉以央行副行長身份兼任外管局局長職務的時間總共4年4個月，將外管局局長職務交給與自己同齡的易綱後，胡曉煉繼續專任央行副行長一段時間即轉任中國進出口銀行黨政一把手。 在擔任央行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和專門任副行長的那段時間裡，胡曉煉的政治待遇也十分看好，連續被安排為十七和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離開央行之前在副行長中的排名也一直在易綱之前。 但是，性別應該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當時的易綱的「國際化背景」決定了胡曉煉在周小川行長接班人競爭中敗北。中共十九大上時年59歲的胡曉煉未能進入中委和中央候補委員序列，只在次年3月被安排為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此後，她繼續在中國進出口銀行一把手的位置上坐到年近64歲時才被中組部要求到點下車。 按照中共相關組織規定，相比於在地方省級副職和中央部委副職崗位上的幹部年齡是60歲封頂，眾多副部級的中央金融機構和副部級央企的一把手，正常情況下的任職年齡都可以延長到63歲。 至於當時打敗了胡曉煉，被以央行行長備胎身份安排進入十九屆中委候選人名單中的易綱為什麼最終被委屈成候補中央委員，留待下篇文章與潘功勝為何在二十大上落選中央委員等內容一併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將近年底，上海灘的氣氛有些過分正常了：萬聖節的熱鬧剛過去，年輕人又認真地過著美國的感恩節。相比幾年前還到處封殺「洋節」的氣氛，這一點兒變化或許算是疫情後最有意思的社會心態反映。 就那麼突然之間，在經歷了疫情後一年充滿戲劇性的動蕩之後，人民意識到了生活的珍貴，或許是1970年代改開以來最後的平靜，猶如不久前李克強在滬猝逝的微瀾，中國大都會的人們在感恩一個鍍金時代和它的結束。 不過，對那些上海和北京市民來說，他們還在感恩一年前那些勇敢的年輕人。是他們走上街頭，用無聲的吶喊，結束了三年動態清零，重啟了社會。而且，經過了一年疫情後的時局紛亂，也許全世界都還欠他們一個感謝：可能正是憑藉這些勇敢年輕人的行動，不僅讓中國回復到了最低限度的正常軌道，而且可能暫時阻止了一場戰爭。 甚至，在長久的未來，只要這代「白紙」青年還在，那麼西太地區的和平繼續就有希望。這或許才是剛剛結束的舊金山峰會背後推動美中緩和的關鍵力量，也是台灣人民最終將為之感恩的。因為，北京政權未來任何可能面向美國、日本、台灣的軍事行動，哪怕未來極可能發生如同1930年代類似日本的大規模失業、經濟蕭條和軍國主義冒險，渴望自由、愛與和平的白紙青年一代才是讓中國統治者保持清醒、不敢盲動的唯一內部因素，也就是和平的力量，而非黨內可能的主和派。 1. 白紙革命 如果再回首，對很多人來說疫情三年的記憶幾乎就是模糊、錯亂的，但是對中國幾個大都市的人民來說，一年前發生的事情卻是歷歷在目，彷彿疫情並未結束，每隔一段時間都在重現。例如，最近半個月北京大流行的支原體肺炎，重點襲擊在新冠病毒流行中僥倖避開的兒童，讓無數父母痛苦於兒童醫院的匱乏、也對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再次感到懷疑和憤怒。 中國人民的這種懷疑和憤怒，在「動態清零」的三年間逐漸積累，最終在一年前的此時此刻爆發出來。從去年11月初廣州海珠區康樂鷺江也是服裝廠密集區的「清理」開始，11月22日鄭州富士康工廠工人與警察的大規模衝突正式拉開了全民對「動態清零」的抗議序幕。隨後11月24日發生在烏魯木齊吉祥苑的火災則讓內地人民破防，有關維吾爾族的不能說的故事瞬間演變為巨大的悲痛和共情，第二天夜裡上海青年就走上街頭，在上海的烏魯木齊街點起了蠟燭、放上白花。當天白天，北京各中產社區居民開始衝破關卡、封鎖，與保安和基層政府人員發生衝突，人們喊著要自由的口號走上大街，呼吸自由的空氣，也帶動了武漢、重慶、廣州等多地居民的共振。 到11月26日白天，上海青年繼續聚集在烏魯木齊路，舉著空白的A4紙抗議。到晚間，北京的青年人開始聚集在昔日熱鬧商區也是使館區的新源里並轉向亮馬橋，同樣舉著白紙和手機，還有人大聲演講，斥責動態清零，要求中國領導人為此負責。 這一抗議也迅速出現在南京、北京的大學校園。這些抗議行動最初往往只有一個人，在初冬的冷風裡孤獨地站立著、舉著白紙，逐漸變成大規模的圍觀和抗議，迅速蔓延至全國近百所大專院校。一場由工人率先抗議、青年和學生先後和平示威的全國性抗議運動就這麼形成了，根本改變了中國政治，也改變了青年一代。因此，雖然這場抗議僅僅持續幾天，在鎮壓之下迅速結束，卻堪稱一場未遂的革命，所謂白紙革命。 2. 社會覺醒 從2011茉莉花革命以來，防止顏色革命、防範青年人的反抗成為中共政權的中心任務，中共也因此愈益個人集權化，在過去十年剿殺了幾乎所有公民社會和獨立青年團體，連「團派」最終也在「二十大」後被徹底清除。 而對這場革命的主角——大都市的青年來說，動態清零的三年可謂他們的「三年再教育」，感同身受地體驗了新疆「再教育營」的社會集中營模式。或許，這對其他年齡段的公民來說，只是生活不便的問題，但對青年卻意味著寶貴的青春的流失和生命的虛無，這種心理創傷才是永久和根本的，也將伴隨著一整代「疫情青年」或者「白紙青年」的終生。 或許因為清零模式對自由和生命價值的否定，根本上暴露了青年一代與政權的矛盾，尤其當他們意識到未來面對的是中共領導人可能終身執政的政治悲劇，他們付出的巨大代價永遠得不到補償、甚至無法像文革受害者那樣被平反，那麼，選擇決裂幾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在那些有勇氣走上街頭抗議的少數之外，更多沉默的青年人越來越多地正在選擇「無車無房無後代」的「三無青年」模式，選擇了集體躺平；還有更多普通青年人如新近案例鄭州青年夫婦亮亮和麗君，在遭遇融創地產拖房之後選擇了離開。 亮亮和麗君這一代青年，他們正在背叛、反抗、離開他們的領袖和夢想。這是一場社會大覺醒，其深刻和廣度或許不亞於黑死病之後歐洲出現的覺醒。 3. 財富清零 對更多的普通人來說，他們生活和嵌入的社會結構也在分裂。所有的改變都發生在一年前那幾天的大規模抗議之後。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人民的不滿和抗議，言猶在耳的政策迅速被放棄，中國各地政府陷入了口頭「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實際上什麼都不做的躺平狀態，人為製造了隨後一個月的大規模死亡悲劇。 這最後一波死亡規模，據估計可能高達500萬之多，不僅摧毀了廣大中產階級對政權治理能力的信心，在中國政治社會內部也造成了結構性分裂，也就是內部脫鉤的開始，以所謂走線潮、資本外流等形式表現。其中，尤以歷經改開三十年積累形成的中產階級為主體，在疫情後的一念間逐漸破產、陷入貧困和絕望。 三年的動態清零不僅展現了一個可怕的未來統治模式，所謂2035實現民族復興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而且，隨著恆大等地產公司的破產，過去三十年改開時代的中國模式特別是中國的財富模式被否定，中國社會和中產階級積累三十餘年的財富正在漸漸清零。 如果縱觀歷史，不難發現，如果過去十年中國政治的所有跡象都指向消滅財富、消滅中產階級的話，那麼就意味著一個統治體制的末路。即使在政治上他們可能無力反抗，但是，過去一年間，他們已經窺破了「帝政成功、君政廢墜」的混亂，才有當下中國政情雖然無人挑戰，但是清議四起、人心思變。他們固然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的保守主義宿命，卻不妨礙寄希望於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白紙一代」。 4. 青年力量 換言之，當改開時代的社會契約徹底瓦解、當中國社會結構從內部發生著脫鉤、當中共的「二十大」試圖建立一個永久的極權體制，中國青年就成為這個可能是全世界最虛偽體制的掘墓人，也反向被這個表面強大實則脆弱的體制賦予了無與倫比的力量。 一方面，白紙革命之所以成為革命，哪怕未遂，全賴中國統治術的極端虛偽、以及這種虛偽特性的極端脆弱，然後青年人不過如喊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一般，輕易地就能讓這個虛偽體制穿幫，讓過去十年強化的防範顏色革命的控制體制破功。 這種體制的虛偽在動態清零的閉關鎖國和疫後一年的政策反覆中已經反覆展現、教育了人民：從鼓吹自主研發大躍進到病毒實驗室泄漏、從自製疫苗的虛假副作用到從蓮花清瘟和整個中醫藥的反科學，從拒絕西方現代科技到假模假式的高質量開放、從把私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到濫捕企業家等等不一而足。在每天的鐵拳和荒誕之後，普通人如亮亮和麗君夫婦尚且從小粉紅變成被驅逐者，何況整個社會中產和青年一代？ 另一方面，當年輕人在一個月前萬聖節的狂歡中體驗到了自由，沒有什麼再能摧毀或者剝奪他們對自由的感受。當他們意識到國家將漸漸老去，而他們將是僅存的勞動者，就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他們通過勞動（甚至不勞動）成為權力的主體。這就是一個老年社會、老人政體內部最強大的反結構、和反結構的力量，也是白紙革命之後儘管當局大肆追捕卻不敢聲張的關鍵。他們不擔心老一代的知識分子或者民主異議人士、訪民群體，他們只害怕這些nobody的普通青年。 在這個意義上，白紙革命不過是一代中國青年人終身革命的序幕，卻是中國統治者的終身噩夢。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