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隻豬肘子入境澳洲 一旅客被罰3960澳元
2026 年 8 月 6 日
今年初秋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拯救房市的措施，三個月後房市的反應是，二、三、四線城市房價持續下降，連一線城市的二手房價也降價一到兩成。最近大型資產管理公司中植集團宣布「嚴重資不抵債」，它的投資人多半是富人，似乎不象恆大、碧桂園暴雷那樣衝擊買房戶的信心，但中植瀕臨破產，壓住了非銀行金融機構（保險、證券、信託類）的活躍度，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性似乎被凍住了。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救不起來？答案是，因為「債毀中國」。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相關的內容很多，我將分上下篇來分析。 一、房地產的潛在客戶瀕臨枯竭 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房價漲了25倍，為什麼房地產公司卻虧得一塌糊塗？原因在於，債毀房地產業，恆大負債2.58萬億人民幣，碧桂園更多。但民營房地產公司的巨額負債，比起中國居民的買房負債，其實只是九牛一毛。 由於房地產是中國過去20年來的經濟支柱，而房地產業現在的衰微又與居民購房能力不足直接相關，所以，考察中國房地產的潛在購房戶狀況，才能知道中國的房地產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國14億人，按家庭戶數來看是5億戶家庭，但並非所有這5億戶居民都想在城市裡買房。因為，居住在鄉村的2億戶農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們基本上不需要、也沒能力進城購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約3億戶居民的錢袋，就是房地產市場的購買力極限。 進一步來看，9億城市人口當中，5億是流動人口，或者是半流動型（即人口調查時確定為人戶分離），這5億人多半沒有購房需求。扣除了9億城市居民中的5億流動或半流動型人口，只有4億城市居民是潛在的住房購買者。而這4億城市居民里，能夠借房貸購房的，也只是年齡在30歲到50歲的人口，因為50歲以上的人離退休不遠，未必能有償還30年房貸的條件。根據人口普查的年齡構成來計算，4億城市居民里，30歲到50歲的人口約佔一半，即2億人，相當於7千萬個家庭。從銀行的調查中發現，現在從銀行申請貸款的居民已經達到1億戶了，其中主要是申請了房貸。也就是說，城市家庭當中，雖然現在能夠貸款買房的不到7千萬戶（這其中包含了已經還清貸款的家庭或不需要買房的家庭），但在銀行里仍有房貸債務的達到了1億戶；換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員現已超過50歲了，但還背著房貸沒還清。 這樣的分析說明了一點，20多年的房地產狂潮，早已把潛在的房地產客戶吸空了；而現在及今後潛在的住房需求戶，只能是隨著年齡自然增長而又事業有成的一個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過置換房產來改善居住條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產價格下跌、從中賺一把的投機客。這個結論說明了一點，中國的房地產趨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難免。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房地產狂潮之後，必定是房產價格和房地產業務明顯下跌。房地產被中國政府選定為經濟支柱，其功能很明顯是階段性的；等到房地產客源萎縮，這個支柱就垮下來了，然後便帶動整體經濟持續下滑。 二、城市家庭負債沉重 到今年10月底為止，中國居民的銀行貸款額達到了80萬億。申請過貸款的1億戶家庭當中，戶均負債80萬元。當然了，申請房貸的家庭，多少會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負債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資產），就是家庭的凈負債。這個數字反映出家庭今後的財務困難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資的潛在意向。 統計學用平均數來代表一個群體的數值，但前提是，數據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國的家庭金融資產處於偏態分布當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數家庭的資產數量很少，而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家庭佔少數；用數據圖來表示，就是橫軸上顯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線，在靠近原點的位置非常高，然後曲線貼近橫軸向右方延伸很遠。偏態分布中少數富裕家庭的數據，會干擾用平均數所作的統計推論，因為少數富裕家庭的數據會拉高平均值，造成統計推斷的偏差或失誤。 胡潤研究院今年3月發布的《2022胡潤財富報告》顯示，在中國，擁有600萬以上金融資產的「富裕家庭」，只有518萬戶。由此推斷，中國的3億戶城市家庭當中，金融資產比較多的不過佔1.5%而已，而絕大多數家庭並沒有多少金融資產。 「富裕家庭」的金融資產，絕大部分是股票、債券或其他理財產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會放在銀行的存款戶頭裡。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資產越少，投資股市、債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銀行的可能性則越大。 因此，筆者用居民家庭的銀行存款，來估計他們的家庭金融資產，可以大體上排除極少數「富裕家庭」金融資產的影響。因為，金融資產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錢財，多半是銀行存款，這樣的家庭所組成的群體之財產分布，會比較接近統計學理論上的常態分布（即鍾型曲線）。 到今年10月底為止，中國居民的銀行存款總額是134萬億，全國5億戶家庭，戶均存款25萬，其中的2億戶農村居民的戶均存款很少。那麼，那1億戶申請了貸款的，其家庭存款總數大約是25萬億，而貸款總額是80萬億，凈負債大概是55萬億，平均每戶凈負債55萬。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萬元，戶均可支配收入為14萬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於償還房貸本息來估計，那戶均所欠的55萬元凈負債，還需要13年才能還清。 也就是說，從城市家庭已經非常沉重的債務負擔來看，中國的大多數城市家庭已經再也沒有舉債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價格已平均貶值20%，也不會帶來大量住房需求；何況各行業的薪資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論，中國的房價可能繼續貶值；而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好不起來了。由於居民的購買力被房貸重負壓制，而房產價值又不斷下降，現在城市居民們更關心的是盡量加快償還貸款，同時不願多消費。 三、各級政府債台高築 所有的經濟危機，本質上都是債務危機，當一個國家的債務大到再也還不起的時候，經濟就沒救了，中國當下就是如此。中國到底現在各行各業、各級政府的總債務是多少？從來沒人算過這筆帳。按照國際慣例，要估算中國的總債務，就需要參考聯合國的國民核算體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這個分析框架是把整個經濟分為政府部門、金融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這四大部門。 上文已經分析過居民部門的債務負擔，在這一節里分析政府部門的債務狀況。關於這個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換屆看財政》已經介紹過，地方政府的債務高達88萬億，中央政府的債務2022年底是26萬億，合起來是114萬億。2023年顯然又有新的債務疊加上去了。 這些硬債務都是必須到期要還的，但各地政府還能夠償還嗎？顯然是不可能了。因為，2022年全國31個省市，除了京、滬、晉、粵、蘇、魯這6個省市以外，剩下的24個省市，債務都相當於年度財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債務負擔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債務都超過年度財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只是兩級政府財政部門所欠下的債務，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並不止於此。因為，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有大量由這兩級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級國有企業里，許多是巨無霸型壟斷大企業，比如中國鐵路集團、聯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業集團、兵器裝備工業集團、航天集團、造船集團等等，每個集團公司都下屬幾十乃至上百個企業。地方的省市一級也有數達上萬的國有企業，多半是地方政府視為搖錢樹的企業。 央企級大企業集團統一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國有企業由地方政府的國資委管理。邏輯上，這些國有企業如果欠債難還，應該由國資委作為所有者來負責償還。但各級國資委其實只有所轄國企的管理權和主要負責人任免權，卻沒有自己的財源去償債。 照道理，國資委作為一級政府的國企管理機構和政府所有權的代表者，其下轄國企的債務，理應由同級政府的財政部門償還。而事實上，各級財政部門的預算里，根本就沒有替國企還債的項目；也就是說，國企的債務，財政部門既還不起，也從來沒打算還過。因此，國企的債務是一個迄今為止在中國從未討論過的債務陷阱。 四、國有企業債務黑箱 聯合國的國民核算體系把金融企業（如銀行等）與製造業、建築業、服務業等不涉及金融的企業區分開來分析，因此就出現了一個非金融企業這樣的範疇。如此區分的原因是，金融企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不能與非金融企業混在一起對比。本節所談的都是非金融企業，均簡稱企業。 如上節所述，企業因所有權不同，有國有和民營之別。國有企業當中，除了大量軍工企業之外，許多國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國企雖然有很多小股東和機構股東，但國資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權始終在上市國企中居於控股地位，行政上國企也只聽從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業，當然就有用於運營的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庫存和金融資產），同時也有債務。企業的資產到底應該如何估值，取決於它的經營狀況，如果企業常年連續大規模虧損，那它的資產就會貶值。但是，企業資產貶值的情況下，企業的負債仍然必須償還，如果資不抵債，這樣的企業就屬於行將破產的狀況。 然而，如果企業是國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許它破產。比如，中國鐵路集團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國鐵集團」）的財務決算顯示，去年虧損696億元，今年繼續虧損，該公司的負債已經超過6萬億。現在高鐵通到全國，但沒一條線路賺錢。過往唯一的一條賺錢的線路是京滬之間的高鐵線路，但這條線路今年開始也賠錢了。很顯然，中國鐵路集團根本就無法償還債務了；何況，它因為連年虧損，所欠銀行債務越來越大。它只是靠國有銀行不停地輸血，才能夠活下去。 日本的國有鐵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經如此，日本政府隨即開始了JR民營化。日本的經濟結構是私營企業大而多，國有企業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個地區公司，分別完成了民營化。 日本的辦法在中國行不通，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大而多，民營企業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營企業收購國有企業；而且，央企都屬於戰略型行業，政府不肯放手，而這些央企也大得賣不掉。這樣一來，國有企業所欠債務，政府不打算還，就只能永遠掛在國企的賬上，這就形成了國企的債務黑箱。 五、國有央企的債務是中央財政債務的數倍 關於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數額，有一個估計，國有企業的債務大概佔全部非金融企業債務的九成以上，而私營企業的債務只是一小部分。至於私營企業的負債，其中主要是私營房地產企業欠債，總債務約20萬億。 那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剛公布了《國務院關於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其中說，2022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340萬億、負債220萬億。其中央企的資產總額109萬億，負債總額74萬億。 這些債務，不管是貸款還是債券，都是要還的，那不是資產還很多嗎？其中的花樣就在於，債務是硬的，資產是軟的。為什麼資產是軟的？因為兩個原因，其一，資產在會計上都是按購進價或者投資數額算的，不作資產價值重估，所以，這個賬面數的資產是靠不住的。比如。國有企業普遍涉入房地產炒作，那它們現在持有的房產，按照市價已貶值20%了。 另一個原因是，資產必須能夠交易，才能變現，但中國央企的資產實際上是無法交易的，找不到買主。為什麼？就算中共打算拍賣國有央企，但中國的私營企業買不下，因為國有央企都太大了。國有央企大約是1百家，單個企業集團的平均資產規模達到1萬億，有哪家民營企業能拿出那麼多的現金，買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況，民營企業會想併購軍工企業嗎？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領域嗎？此外，央企還有一個財務黑箱，那就是，其中的軍工集團因涉保密，其資產、負債和財務數據從不公開。因此，無法判斷這些企業的負債狀況到底如何。 基於以上原因，我做一個保守的估計，即地方國企的壟斷性低，資產規模相對較小，其債務尚可通過部分民營化來化解一些，央企則基本上無法這樣做。現在央企有70萬億債務，這些巨無霸集團無法依靠自身財力來償還，中央財政又從不編列償債預算，這種局面將長期維持下去。為什麼中央財政不編列為央企償債的預算？因為數額過大，中央財政目前的債務是26萬億，而央企的債務是中央財政債務的數倍。 事實上，央企除了發行債券以外，其債務的主體部分是欠銀行的貸款；而央企的存續靠銀行用新貸款維持。這個問題就牽涉到國民核算體系里金融部門的債務問題了，我將在本文的下篇分析，並給出一個中國總體債務的估計，以及為什麼國企的這第二次債務危機度不過去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近日調低了中國的信用評級，從穩定降至負面，隨後，又相應調低了港澳地區與大批國企的信用評級。 海外有評論嘲笑穆迪後知後覺，的確也是，對中共國惡劣的經濟環境，海內外中國人早就口耳相傳。即使我們不是研究者，也沒有太多數字作依據，但人都有第六感，都有眼睛看現實，中共政權之凶兆，遠非自今日始。當然，穆迪始終是權威的評級機構，話不可亂說，一旦說出來，就非同小可。 穆迪對市場發出一個嚴重的負面信號，等於告訴全世界投資者，中國非久居之地，「跑得快好世界」，自此中國便成一堵危牆，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 中共國經濟沒救，不是個別政策錯誤，是系統性政策錯誤；中共國的困境，不是一時一地的困境，是結構性的困境；中共國陷入的泥沼，不是小泥沼，是深不見底看不到邊的泥沼。 最根本的錯誤國策是國進民退，是以國營經濟取代市場經濟的復辟野心，這在胡溫手上已經開始，到習近平手上集大成。全方位向文革的泛政治社會大倒退，這是中共總路線徹底大轉移，從根本上挖空了改革開放的根基，如果文革可以振興經濟，就不勞鄧小平搞改革了。 這個總趨勢不可逆轉，因為習近平不會認輸，所有的小修小補都無濟於事。內政外交都要服從這個總體方針，決定了中國經濟沉淪的趨勢不可避免。 重啟經濟活力的第一大阻力，是全國城鄉早已過度開發，四十年來各級政府官員為爭資源博升職，挖空心思巧立名目，鑽空子博懵，把地方上能用來集資貪腐的項目都淘空了。大量重複建設，沒有效益的投資，一路敲髓吸汁，只剩一個空殼。也就是說，現在即使有錢有人，都已經找不到有效益的項目了，那麼投資這一塊，還有什麼可為？ 貴州某地一座山，居然同時挖掘五條隧道；成都搞了一個環城公園，後來退林還耕又鏟掉，現在莫非又再把環城公園修起來？世上有哪一個城市，需要一個環城那麼大的公園來讓居民享受？ 重啟經濟活力的另一個阻力，是中國背著房地產﹑地方債﹑大量失業﹑對外關係緊張等大大小小的包袱，若稍有警覺性前瞻性，早就應該糾偏，但中共一味迷醉於發展，一路高歌猛進，包袱越背越重，到最後積重難返，背不動又甩不掉。 更要命的是，所有的包袱又互相牽連綁定，互相拖累，無法逐一卸載，牽一髮而動全身，扶了東牆倒西牆。早十年有警覺，可能也很難搞，但還能動大手術保命，事到如今病入膏肓，唯有等死。 現在中共唯一的對策就是「拖」字訣，把災難大爆發往後推，不讓地產公司破產，地方債減息延期，失業數字不公布，戰狼外交降溫等等，都是換湯不換藥，打強心針苟延殘喘。實際上從習近平以下，都沒有人相信經濟還有得救了。 穆迪在這種形勢下降低中國信用評級，當然沒有錯，但這的確是一個「阿媽即是女人」的問題，只不過穆迪是權威機構，他說出來的話有人聽。 穆迪這一掌來得夠迅猛，打響了催命中共的第一槍，穆迪登高一呼，全世界都驚醒，此後就是牆倒眾人推的問題。實際上，很多外國大商家也早已走在穆迪前面，撤的撤止步的止步，中共再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熱煎堆，而是人見人怕的燙手山芋。 戰狼外交與地緣政治緊張，國內管控森嚴，必造成私企倒閉外資撤離，企業關停造成失業減薪成風，失業減薪造成消費低迷，消費低迷又造成投資萎縮，投資萎縮又導致失業更嚴重，危機就是這樣疊加循環牽連而成。等於一個惡性腫瘤全身擴散，擴散再擴散，成樹狀結構，割除腫瘤根本不現實，只能眼巴巴看著病人消耗自己，最終嗚呼哀哉。 站在中共的立場，現在唯一延命的一招，是趕習近平下台，政策全面倒回二十年前，若中國人還對中共有最後一分信任，至少民間精神會為之一振，起死回生改變命運的慾望又死灰復燃，市場多少會有點振作。當然，延命而已，有中共的一日，永遠只有一個覆滅的前程。 但即使僅僅搞掉習近平，中共也做不到了，做不到，就只剩等死一途。（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對於像葛萊儀這樣的美國重要對台智庫研究學者而言，想要認真了解侯康配的兩岸外交國防政策，實在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不僅侯友宜的論述常常前言不對後語，就連他的副手趙少康的說話也常常首尾不相連，尤其侯友宜與趙少康還常常各說各話、互相矛盾，彼此打架，說不準到底誰說的才是正確版本。 侯友宜日前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專訪時說，台灣的未來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兩岸之間的歧異必須用和平方式解決，中共從沒有放棄武力，因此他不會存在不切實際幻想。他更投書投書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指稱：「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強台灣的國防軍備，嚇阻北京動武。」一番話說得鏗鏘，但如果把名字遮起來，你還會以為說這話的人應該是蔡英文或賴清德。 也幾乎在同一時間，侯友宜競辦批評民進黨不告訴全民將面臨戰爭的事實，並質疑民進黨為何編列創新高的6068億國防預算？為何把兵役延長到1年？美國為什麼要軍援1000億美元給烏克蘭、以色列、台灣，且其中已有2國處於戰爭之中？侯友宜說，民進黨不負責任地挑釁大陸，支持台獨，就是在引戰。 為什麼侯友宜加強軍備就是「嚇阻動武」，別人加強軍備就是「挑釁引戰」？還有，賴清德過去4年來什麼說過要「支持台獨」？侯友宜曉不曉得在共產黨眼中你選總統就是「搞台獨」？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欣瑩只是去參加一場聯合國周邊組織的活動，就因為她副總統候選人的身份，造成整團台灣人被打壓。 至於趙少康，他在美國人最關心的台灣兵役問題上，短短兩年就改了三次立場。先是在2021年8月公開質疑台灣役男只需服4個月兵役，這樣的兵能戰嗎？能撐多久？等到隔年底要爭取國民黨總統初選提名時又宣稱4個月兵役也可以非常精實，「如果我當總統，役期回歸4個月絕不延長」。但前幾天他又說，恢復4個月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兩岸要恢復和平狀態。 不僅侯趙自己說話顛三倒四，他們倆人還上演「左右互搏」。先是趙少康宣稱當選後將要求中國大陸讓台灣派軍事觀察員去觀摩，侯友宜卻宣說兩岸應該從「低位穩定」的教育文化與經濟交流開始對話。姑且不論台灣哪來的權力要求單方面派駐軍事觀察員，此事涉及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其背後更必須有一系列的政治談判與協議支撐，茲事體大，怎麼會由一個副總統候選人率爾發言？偏偏侯友宜又非常信任趙少康，出入重要論述場合都要帶著「趙子龍」當護法。弱勢總統碰上一個好發議論的副總統，這個組合將來到底聽誰的？ 台灣的國際處境特殊，外交國防政策不可免地跟著兩岸政策走。馬英九執政時期接受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中共因此在國際上宣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不僅兩岸「外交休兵」，台灣的國際參與也幾乎全聽任中共安排；連國防也聊備一格，漢光演習甚至不打實彈只放槍炮配樂。就算馬英九路線看似可行，也是因為當時美中兩強權水乳交融；如今美國全面圍堵中國，國民黨現在要拿什麼繼續複製當年的馬英九路線？ 侯友宜的問題是他以藍營本土派的角色取得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身份，但卻沒有相對應的論述。直至先前民調大跌，他立刻全面接收了既有的深藍論述，但過程中未經揀選消化，而更像是囫圇吞棗。許多未解的議題包括：侯友宜到底願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如果接受，是將中華民國與國家主權置於何地？如果不接受，又為什麼大談簽訂兩岸服貿協議，將開放「大量」陸生來台就學就業？而共產黨此刻亟欲開啟兩岸政治談判，侯友宜身為一個弱勢領導人，又如何能夠維持「低位穩定」的協商？ 總統的核心職權是兩岸外交國防，選什麼樣的總統，就是決定台灣未來有什麼樣的兩岸外交與國防路線；想當總統的人不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既然共產黨以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作為開啟兩岸官方交流的條件，那就請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先說淸楚：你們接受共產黨設下的前提嗎？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當時還只是副省部級但照樣當選中央委員的有十幾位，而當時雖然暫時還是副部級待遇但事實上早已經被內定為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潘功勝之所以名落205名當選者之外，除了順利當選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瘋傳是央行行長接班人的第一順位故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分中共二十大黨代表們的判斷。另一部分黨代表的「賴政」導致姓氏筆畫越多，丟票越多的現象也是潘功勝被從預選名單上差額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黨代表不認真行使黨代表「神聖的民主權利」，在預選過程拿起按姓氏筆劃排名的候選人建議名單就從頭開始畫勾，畫滿主席團宣布的205個應當選者為止，後面因為姓氏筆畫過多的17個就活該了。 在二十大中委預選過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筆畫太多而影響得票率的據說還有譚成旭、戴厚良兩位。 先說1963年9月出生的譚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級崗位，時任遼寧省計劃單列市任大連市的市長平級調任鞍鋼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 筆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是為何相中了這個譚成旭作為重點培養的正省部級崗位接班對象，特別將他列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被淘汰後，參加候補中委的預選再被淘汰。於是，中組部似乎是已經放棄了對他的提拔計劃。考慮到他在副部級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幹到63歲，於是乾脆提前為他安排了二線職務，在今年三月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屆外事委員會的委員。 和譚成旭、潘功勝一樣都是出生於1963年的戴厚良，是從中國石化系統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開始出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同時還兼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201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後即在十九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兼任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副部級身份和譚成旭一樣被安排成大會主席團成員。但這種刻意的安排顯然沒有起到作用，落選中央委員之後，這個戴厚良也和譚成旭一樣，也沒有當上中央候補委員。 同樣，也是因為二十大之後對戴厚良放棄提拔後，中組部便給他安排了一個安慰性的職務，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 。 筆者過去的文章中曾經介紹過：自從中共政權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施行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之後，差不多每屆都會出現黨內高層所不樂見的「民主事故」，就是說本來就被安排進「建議名單」中陪選的人往往沒有被差額掉，而高層非常希望當選的反而落選。 同時筆者過去也有相關分析文章指出，事實上中共當局實行了所謂黨內差額選舉之後，「陪選」的概念便應運而生。「陪選」是伴隨著中共政權的「差額選舉」出現的一種上行下效的特有現象。中國大陸的一家官網曾刊登《「陪選」現象凸顯法律漏洞》批判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曉的文章《當前黨內選舉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更是直言「現行的黨內差額選舉還只處在『預選』階段，近幾年來所謂的差額選舉幾乎都是預選差額而非正式選舉差額。」 該文批判說：「現實中差額選舉執行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僅成為一種形式。比如，在預選差額選舉時，往往不實行『集中投票』，而是實行『分代表團投票』，這使差額選舉打了折扣。在差額候選人的安排上還有搞『陪選』的情況，更使差額實際上變成了『等額』。」 卻原來，自實行黨內差額選舉之後，每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籌備期間，人事籌備小組都會費盡心機地安排一批「陪選人」，這些「陪選人」大都是從副省部級的大型國企負責人中產生。 這類陪選人誰的名字能夠進入大會主席團，我們沒有找出規律。不過，進了大會主席團名單的年富力強者，即使當時還是副省部級，一般也都會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當選不當選，就看他們的運氣了。 舉一個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現任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慶偉，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時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和黨委書記職務被安排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順利當選中央委員。 而去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當局如法炮製，把現任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袁潔也安排成了大會主席團成員。但事與願違，袁潔未能在中委預選中過關。不過，進行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後，得票數居中的袁潔，順利當選。 令人唏噓的是，21年前的張慶偉以41歲的年齡即成為中國航天集團歷任老總中的第一個中央委員。十六大召開20年後的的航天科技集團老總袁潔也不過比張慶偉年輕4歲，卻還未能在二十大上如願當選中委。 未來中共二十一大召開時，出生於1965年的袁潔已經62歲了。年齡優勢已經不再。 比袁潔慘的是一個叫曹建國的，此人生於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身份順利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潔一起進入二十大主席團，然後就是一起落選中委。筆者聽到的消息是，這位曹建國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預選中被淘汰後，自己主動向大會主席團提出不參加中央候補委員選舉。 於是，中組部於今年三月把曹建國安排成了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教科衛體委員會委員，。 另外一個叫張曉侖的國企老總也是二十屆中委落選者之一。。此人出生於1964年8月，去年以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的身份被安排進入二十大主席團，但黨代表們不但把他從中央委員預選名單中淘汰，也還讓他在中央候補委員預選過程中名落孫山。 於是，中組部趕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 很明顯，中組部已經不再把這個張曉侖視為正省部級提拔對象了。 如上例舉的在二十大上落選中委後或當選了候補中委，或者連候補中委都沒有當上的副部級央企老總們，落選中委的主要原因應該是許多黨代表都認為他們不過是些「陪選」人。這一來，事先已經被內部確定要在二十大召開之後即提升為正省部級的時任央企老總，自然也會被認為是「陪選」而慘遭淘汰出中委預選名單。其中較為典型的是時任中國第一汽車工業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國兵器裝備公司總經理，2017年轉任一汽老總。 二十大召開之前，這個徐留平已經被內定要趕在在今年的全國總工會換屆前出任全總黨組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所以被安排進入中委預選名單。但是，當時還擔任著全總黨組書記的陳剛也是在中委預選人名單上。於是，原本已經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陳剛順利當選，徐留平則是名落候補中委。 不過，二十大召開之後，徐留平還是被按計劃安排接替了陳剛的全總黨組書記職務，比徐留平年輕一歲的陳剛則被外放為青海省委書記。 眾所周知，中共所有「群團」組織中，總工會和婦聯的實際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國級，黨組第一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則都是正部長級，中央委員是標配。而徐留成則是該機構有始以來的歷屆黨組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中的首位落選中委。 其實，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的職務早已經是正部長級實職，而且也都是大會主席團成員者，也有不幸落選中委的，而又以我們過去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江金權和唐一軍為典型。 對於這類在正省部級職務上落選中委者，中共當局一般不會再安排他們參選候補中委，而是趕在次年給他們安排人大或政協的相當於正省部級的二線職務。比如江金權今年三月被安排為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樣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繼續擔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質疑為什麼不到齡退休。至於唐一軍則是被外放到江西省當政協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軍接替江西省政協主席職務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選中委，繼而又成為得票數最少的候補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團成員，但在中委預選過程中還是落選的，特別要提一下曾經被認為是潘功勝競爭對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時代是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讀，這在中共官場上很是比較少見的。另外他也是全國首批經國家統一考試取得從業資格的註冊會計師，並擔任中國會計學會理事及金融會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此人從2016年9月就開始以中國工商銀行行長身份晉陞副部長級，2020年12月改任中國農業銀行黨委書記，次年又出任該行董事長。 去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團的谷澍和易會滿都被安排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易會滿當時因為已經是正部長級，所以順利當選中央委員，而谷澍則是在中委落選後當選了中央候補委員。 據傳當時的谷澍是因為被高層當成國家金融監督總局的一把手候選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團成員，但最終只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後，高層又改了主意，把正常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時任四川省常務副省長李雲澤安排接掌了國家金融監督總局。 出生於1970年的李雲澤當然比谷澍更具年齡優勢。還有一種說法是網上曾經出現的「谷夫人曬丈夫」嚴重影響了谷澍的政治聲譽。 在二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中央金融代表團成員，除了谷澍，還有時任中信董事長兼黨委書記朱鶴新，交通銀行行長劉珺、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金良、中國人壽保險集團總裁蔡希良、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廖林。其中的劉珺出生於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級金融單位里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 另外，中共副部級金融系統里事實上還有一個叫繆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團和招商銀行董事長身份落選中委後當選候補中委。此人的名字當時沒有出現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團里，而是出現在香港工委代表團名單里，是因為招商銀行總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說起來，這個繆建民6年前即已經以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與潘功勝、易綱、易會滿一同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繆建民出生於1965年，比潘功勝年輕兩歲。是因為相對年輕的原因，所以在與潘功勝一同落選中委後，繆建民還是能夠連任中央候補委員。 在如上這批二十大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央級金融老總們的對比下，「三非「人員潘功勝居然升了央行行長，自然顯得尷尬無比。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本專欄過去文章中已經分析和介紹過的潘功勝的落選，還是本文介紹的在中委預選過程中也被淘汰的譚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為本人姓氏筆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筆畫多少排序的總數為222名的差額預選候選人名單的倒數幾位之一而影響了得票率，但是，這個影響相對有限，因為「懶政」的黨代表畢竟為數有限。那麼，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二十大中委候選名單中的十幾個時任副省部級官員都能順利當選，而當時已經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時還是一個最重要的國家局之一的外管局黨政一把手的潘功勝反而落選的原因，除了當時的「殷勇效應」和姓氏筆畫太多影響了部分「懶政」代表沒等看到他的名字時即已經「選」夠數了，筆者聽到過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部分黨代表不但不「懶政」，而且還對潘功勝的簡歷內容過分吹毛求疵。卻原來，潘功勝加入中共的時間很晚，1999年4月才入黨。原因是在讀大專和碩士、博士期間都沒有「積極要求進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群眾」。而博士畢業成中國工商銀行副處長時，30歲的他政治面貌終於不再是「群眾」了，但卻不是入黨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無論他當時加入民盟的動機是從政協走「政治捷徑」，還是因為出國進修之前主觀上不想入黨，注意到他這一點的黨代表們肯定會心生不滿。事實上，當年的潘功勝確實是在到英國當了一年訪問學者之後，才於1999年4月申請加入了中共，時年36歲。入黨當年即由副處級升至正處級。 對比一下中共歷屆黨代會上產生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簡歷，像潘功勝這樣36歲才加入中共的，應該是沒有第二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賴清德兩歲時父親賴朝金就因為礦災去世，所以他從小的記憶里並沒有父親這個角色。而談到他母親，賴清德總是會說到他國三時得盲腸炎的經驗；由於當時賴清德家窮又需緊急開刀，因此學校老師幫忙募款。當賴清德興沖沖地把裝滿錢的信封袋拿回家，以為可解家裡的燃眉之急時，沒想到母親當場要他把錢退回給老師跟同學。母親對賴清德說：「德仔，你們就要畢業了，以後四散各地，沒辦法還錢，這人情你要怎麼還？」 賴清德的母親個性剛毅，嫁給他當礦工的父親，但父親卻早逝；母親為了養活包含他在內的6個兄弟姊妹到處打零工，就是不願輕易開口向別人求助。回想起那段含辛茹苦養活孩子的日子，媽媽只對賴清德說：「天無絕人之路」。賴清德表示，他母親跟那個年代的婦女一樣，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教育家，就是認真打拚、養孩子，「母親的堅強影響我一輩子」。 賴清德的確對母親的羈絆很深，20年前筆者跑民進黨立院黨團新聞，幾個黨團記者們常到賴清德辦公室找他聊天，只要立法院沒有開會或動員，賴清德每到傍晚總會說：「我要先回去萬里。」其實是他回台南之前要趕到老家探望媽媽。賴清德北上當行政院長後，母親已過世多年，但他還是不時抽空回到萬里老家。幾十年的鄰居說，萬里老家門一打開，就掛著他媽媽的照片，賴清德總是自己坐在家裡，或踅轉到家旁邊的大樹到處走看。對賴清德而言，這是他懷念母親的一種儀式。 母親一直是賴清德心中的軟肋，所以曾經專訪過賴清德的媒體都知道，每次談到母親對他的影響，總會看到賴清德不一樣的一面。他時而動容，時而語塞哽咽，時而流淚。最近一次是幾天前賴清德回到萬里為賴品妤站台，看著台下的老鄰居與鄉親，他再次眼睛泛淚，久久不能自己。所不同的是，賴清德這次碰到選舉，夾雜著對手含沙射影的「賴清德老家違建爭議」，他的眼淚，果然成為對手攻擊的素材。 賴清德的萬里老家是不是違建？該不該拆？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民進黨只把新北市工務局在12月1日回函給國民黨議員的公文拿出來說明即可，根本不需多費唇舌。但對於賴清德的政敵而言，夾雜著似是而非的違建爭議，賴清德的眼淚正是他「示弱」與「逃避」的表現，當然得趁虛而入。像是侯友宜就冷冷地說，新北市政府依法辦事，賴清德只要把事實講清楚，不用哽咽。柯文哲更是趁機大肆嘲諷宣稱，賴清德為了萬里老家的違建流淚，「我們乾脆去他的違建前面，辦個直播好了，讓他哭得更大聲。」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他們只知道賴清德是醫生，所以家境一定不錯；認為賴當過台南市長、行政院長、副總統，仕途一路順遂；除了4年前的民進黨初選敗給蔡英文，賴清德從政30年的選舉百戰百勝，未曾嘗過敗績。賴清德正是許多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所以更無法共感於賴清德此刻的眼淚。從選舉的角度，當眼淚無法被同理，就是一種多餘的情緒；不但無用，在政治上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過去30年來，台灣人看過許多「總統的眼淚」。經驗告訴台灣人，眼淚多的總統，與他最後的施政滿意度往往成為反比；領袖的眼淚只能為百姓流，而不是為自己流。此刻的賴清德只差一步就來到他的從政之巔了，往後，他更必須收攝自己的心神，把眼淚留給自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關於美國深層政府的說法，最早、也最集中在上次美國大選支持川普的輿論指責民主黨和左派對川普的打壓。自以哈戰爭爆發後，美國對以色列無條件和一面倒的支持，也讓一些人認為美國存在一個深層政府，就是在美國的猶太勢力。 美國的猶太裔移民比在美華人多一點點，在美國也屬於少數族裔，然而，就其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力而言，根本是其他族裔不可比的。無論是政界、商界、傳媒、學界、非政府組織，猶太人的力量無處不在，有人披露拜登內閣的很多官員都有猶太背景，包括拜登的太太也是猶太裔。平時大家雖然也知道或聽說猶太人的影響力，但感覺不是很明顯，可以哈戰爭開打後，美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表現出的對以色列的支持，讓很多人感嘆，猶太移民對美國的影響力太大了。在美國，反美沒有政治勢力把它當回事，但反猶不可以，它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不但會遭到猶太團體，也會遭到美國社會的同聲譴責。 比如，美國大學出現反猶和聲援巴勒斯坦的現象，就受到猶太社區的商界領袖、高校捐贈者對校方的批評和施壓，要求校方開除參與反猶的學生。最近，哈佛、麻省和賓大三所頂級高校的校長出席國會「高校反猶」聽證會，由於對三位校長在在聽證會上的證詞和表現感到不滿，有超70名兩黨議員發出聯名信，要求這三所名校立即罷免校長，而這三位校長不過是重申了保護校園言論自由的承諾，表示那些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言論只有在導致學生遭到霸凌的情況下，才會違反校規。目前，賓大校長和董事會主席在壓力下已選擇辭職。 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在上周聯合國安理會關於以哈立即停火的投票中更得以鮮明體現出來。15個安理會國家，只有美國投了反對票，它的兩個鐵杆盟友、向來緊跟它的英國和日本，前者棄權，後者贊成，再加上法國和瑞士也投了贊成票，美國的這四個西方盟友這次都沒有站在它一邊。美國一些學者對拜登政府對以色列不分皂白的力挺看不下去，認為傷及美國利益。如在國際戰略研究界頗有名望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海默斯就很不滿，認為對美國利益會帶來很大損害。美國將自己和以色列完全捆綁在一起，單從美國的利益來看確實不好解釋，只能說在涉及以色列的問題上，猶太勢力對美國的影響力達到了可以左右美國政策乃至輿論的地步。 我對猶太裔在美國的這種影響力不做好或壞的道德評價，對它為何有這種影響力也不作探討，僅僅指出這個事實。但如此也就明白一些人為什麼要把猶太勢力稱作美國的深層政府。這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只是人們的一種直觀感知或認識。深層政府不是影子政府，它沒有掌握行政權力，但它掌握了其他的關鍵資源，可以影響乃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因此，有影響力不等於是深層政府，必須能夠運用這種影響力，改變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就這個意義而言，深層政府是在一個國家中那些對政策有完全影響力的利益集團。每個國家都有利益集團，但不是每個利益集團對政府的政策和決策都產生影響力，必須能夠影響或改變國家的重要政策，而非影響或改變一般的行業或產業政策，才稱得上深層政府。 一些支持川普的海外華人和中國內地線民也把中國或中共看作拜登政府和民主黨的深層政府，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的密切交流和經貿聯繫，尤其是華爾街和中國的深度勾連，讓中國的力量在美國特別是拜登政府內無處不在，他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拜登的兒子和中國有利益輸送，拿了中國方面幾百萬美元，因此為中國說話，做中國的代理人，連帶所及，拜登也是為中國利益服務的。中美經貿和人文交流在一個時期確實密不可分，華爾街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壟斷了中國企業的審計業務，高盛、摩根等投行壟斷了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保薦業務，在給中國最惠貿易國地位以及加入WTO等事情上，華爾街在幕後幫中國做了很多遊說工作。但是，要說中國是民主黨和拜登政府的深層政府，就言過其實了。因為要說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兩黨都有，在商業利益上，並不分黨派。另外，美國在和中國的經貿和人文交流中，也獲益巨大。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過去對美國的影響，只是局限在經貿領域，雖然經貿領域的影響力也會輻射到其他領域，如外交和安全，但畢竟是間接的，而且力度很弱。中國不可能對美國的重要政策有很大影響。再說，這都是過去式，現在中美兩國成了對手，還認為中國對美國有影響，就完全從立場出發，不看現實了。 前面說到了華爾街，也有人把它稱為民主黨或拜登政府的深層政府。某種程度上，這倒符合事實，不過，嚴格來說，華爾街是美國兩黨的深層政府，這和美國是典型的商業資本主義這個特性有關。商業和金融在美國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美元才是美國真正的統治者。美國的利益集團和遊說團體在世界上是最發達的，無論是當選議員還是競選州長和總統，背後都需要錢，誰的募款多，誰競選成功的概率就大。為什麼美國是兩黨制？因為第三黨或獨立參選人根本募集不到足以贏得選舉的資金，除非他是億萬富豪。政商之間的金錢運作在美國是合法的，政治人物背後都有金主，兩黨在華爾街都有合伙人，誰得到華爾街支持，誰就有機會進白宮。事實上，華爾街影響的不只有政治人物，也影響高校、學術圈和傳媒，就此而言，華爾街可看作是美國的深層政府，美國的政策反映了華爾街的利益。在美國，和華爾街有一比的是軍工集團，這也是美國一個非常強大的利益集團，影響和左右美國的政策和決策。 從學理上說，產生深層政府並不奇怪，只要利益高度集中，就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深層政府。但能夠要美國為某個國家不得不完全背書而且還拿它沒辦法的，目前只有猶太勢力和以色列才做得到。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2020年初，皮耶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推出了一份關於總統川普「國際評價」的調查，並以10張圖顯示世界各地的人如何看待川普和美國，大致呈現的結果是，川普在他國間的信心水準，明顯低於他的前任歐巴馬，代表其外交政策普遍不受到歡迎。另外，在調查的24個國家中，有53%的成年人對美國持正面看法（歐巴馬時期為64%），大多數歐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對川普外交政策沒有信心，但菲律賓和以色列人對川普的信心比例都高達70%以上；在針對五位國家領導人信心度比較上，川普（29%有信心）只贏過殿後的習近平的28%，不及梅克爾的46%；至於川普最受他國批評的外交政策，則以關稅議題和退出《巴黎協定》分居一、二。 2023年，同樣主題調查的主角換成拜登。在23個調查國家中，有54%的外國人對拜登有信心，在他主政下，有59%外國人給予美國好評；此外，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拜登在波蘭獲得的信心比例最高（83%），而希臘、法國、西班牙和匈牙利，對拜登的看法則是負面多於正面。 從上述調查，可以看出川普、拜登所獲國際評價的樣貌。至於為什麼美國人要關心自己國家，以及總統個人的國際好感度，因為無以迴避的是，美國和多數國家、國際組織皆存在連動關係，舉凡旅行、貿易到產業技術，它和各國的往來都是高度緊密，他國公民對美國的觀感，自然會直接影響彼此交流順暢與否，間接左右國家戰略發展的順與逆。 進一步說，會特別關切自家「總統」在他國人民間的信任度，很簡單的道理，即歷來的調查同時顯現了，當他國國家人民普遍更信任美國總統（主要指外交政策），認為他做的是正確的事，則這些人對「美國」本身就愈會抱持正面、積極的看法。換句話說，美國的「國家領導人」很大程度就是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形象的塑造者。這也是為什麼當美國在制定所謂「美國利益至上」等等外交政策時，必然也要盱衡外在國際輿論的分歧，美國之所以會長期在「穩定世界秩序」和「干預他國事務」的褒與貶間擺盪，道理就在這。 台灣正逢總統大選，自今年夏天各党參選人底定，便相繼有外國媒體向參選者邀約專訪，代表了國際社會對台灣未來國家領導者確實相當關注。關注原因無他，過去，台灣總統的外交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聚焦在「提高台灣國際能見（參與）度」，但近年來因新一波國際局勢，台灣在所謂地緣政治、印太戰略和全球供應鏈等議題上，除了既有「提高國家能見（參與）度」問題，實則也被賦予了具體的角色扮演。 可以說，台灣總統選舉，一方面是為了展現一個國家堅實的民主制度，但站在他國立場，台灣經由民主選舉所產生的國家領導人，將如何和外在世界連結，並由此影響整個世界，這才是國際媒體相繼訪問各組候選人（包括副手）的主要動機。 於是，當選戰進入最後階段，我們突然看到柯文哲宣稱自己要走「蔡英文外交路線」，侯友宜提出的國防、外交政策，諸多內容竟也和蔡英文現行施政方向相去不遠，則今年3月，同為皮耶研究中心的報告或可解釋他們何以「靠向蔡英文」。其報告顯示，當前有66%的美國人對台灣持正面看法，其中的11%更屬於「非常有好感」。若以上述皮耶研究中心對總統個人和自身國家評價的正面連動分析，當然可以反推美國人對台灣的好感，是來自蔡英文任內推動的外交政策（主要為對美關係政策）所致，那麼，以「走蔡英文的路」去贏取國際好感，就再理所當然不過。至於蕭美琴近日接受英國《經濟學人》訪問，特別著墨於台美關係一環，當然就是在詮釋什麼才是「正版的蔡英文路線」。 不過，「靠攏蔡英文路線」選舉策略終究只是一時，未來台灣總統的外交工作，除了持續「提高台灣能見（參與）度」，也將益發無法自外於穩定國際秩序和鞏固民主陣營的責任，屆時台灣領導者的「國際評價」就會更為關鍵，而關鍵中的關鍵，就是領導者自身的對外形象，將形塑出什麼樣的國家定位，以及是在什麼樣的國家形象下，台灣得以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從而帶出之後的國家發展方向。外國媒體陸續專訪台灣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也是在協助我們做出判斷。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幾個官方數據都不靠譜 按照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從去年12月6日解封到今年2月9日，共有87,468人死亡（2月9日之後，疾控中心的數據不再更新）。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截止2023年12月6日，中國感染病例9千9百萬（99,320,723），病死12萬（121,877）。 這兩個數據都太離譜， 地球人沒人會信。倒是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講到了兩個相關數據，給出了不同的死亡數據。吳尊友在1月21日發文說，中國解封后已經有 80%的人口感染過新冠病毒。吳尊友在2月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麼中國在2022年12月6日解 封以來兩個月，感染人數大約是：14億x80%=11.2億，病死人數就大約是：11.2億x0.08%=89.6萬。 不過，89.6萬這個死亡數據仍然偏低。因為吳尊友說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這個數據，是國際平均病死率，由於在這段時期中國的 情況和其他國家的情況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我們不能把其他國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國際平均病死率，徑直地當成中國的病死率。第一，中國的國產疫苗的效力比 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國人感染過新冠的人相當少。在去年12月這波疫情中，別的國家的人大都是再次感染、甚至三次感染四次感染，故而病死率比較低，唯有中國人，基本上都是首次感染，所以病死率要高得多。這兩條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國人最缺乏群體免疫力， 中國成了免疫窪地。面對同一種病毒，中國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國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 必然會比國際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數就絕不止89.6萬，而是要比這個數字高若干倍。 《紐約時報》2月16日發表文章「放棄『清零』後，中國到底有多少人死於新冠」。文章提出四種數據：一是基於上海疫情爆發建立的模型：死亡人數——160萬，二是基於出行模式的估計——97萬，三是基於近期測試數據的估計——150萬，四是基於美國死亡率的估計——110萬。 從額外死亡人數推算新冠死亡人數 因為外界無從獲得中國新冠死亡的可靠數據，一個替代方法是，我們可以根據額外死亡的人數，大致推算出新冠死亡的人數。所謂額外死亡人數，是用某段時期的實際死亡人數，減去以過去數據為基礎預測出的同期死亡人數而得。當然，額外死亡人數並不直接等於新冠死亡人數。因為在這中間，除了新冠導致的死亡之外，還有受醫療擠兌影響無法及時就醫而死於新冠以外疾病的，還有因外出受限等生活習慣變化造成原有慢性病惡化而死去的，還有因經濟困難而自殺的，等等。與此同時，在疫情封控時期，有些死亡又會減少，例如開車坐車的人大量減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會減少。但是畢竟，在新冠死亡數據缺少統計或秘而不宣的情況下，額外死亡人數總是給我們推算新冠死亡人數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研究傳染病流行情況常常要採用這種方法。 先看看中國官方是否提供了疫情期間的額外死亡數據。中國的國家統計局每年要公布人口統計數字，包括該年的死亡人數，死亡率以及和前一年的增減的百分比。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末，全國死亡人 口1041萬人，比2021年增加27萬人。但是請注意，這個「2022年末全國死亡人 口1041萬人」是不包括2022年12月的死亡人口的。在1月17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2022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告訴我們，我國人口每十年做一次普查，最新的是202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普查到每一個人。10年期間採用抽樣調查的方法，再加定向追蹤取得一些參數來推算全年的總人口、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在非普查年份，人口抽樣調查的時點是每年11月1日0點，所以暫時還沒有2022年12月死亡人口的數據。 如此說來，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還沒有告訴我們在疫情期間——主要是在疫情海嘯期間——中國的額外死亡人數。 外界倒是有人研究額外死亡人數的。8月24日，美國醫學會雜誌官網（JAMA Network）發表了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幾位華裔學者的研究報告。研究發現，中國在結束清零政策後的頭兩個月內，也就是從去年12月至今年1月，30歲以上的人的額外死亡人數估計有187萬。這項研究是根據中國一些大學公布的死亡率數據抽樣以及中國互聯網上搜尋進行的。 從屍體火化數據推算額外死亡人數，再進而估測新冠死亡人數 在中國，要了解一段期間內的死亡人數，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查看屍體火化數據。中國禁止土葬，死人一般都是火化，而各個火葬場的屍體火化數據是有記錄的。當然，在實際上，也有些地方是把死人土葬。尤其是在疫情海嘯期間，火葬場不堪重負，因此在廣大農村，有不少地方的農民是把死者就地土葬，還有自己搭起架子把屍體火化的，這些死者都沒送進火葬場，因此不在火葬場火化的統計數字之內。但儘管如此，查看火葬場屍體火化數據仍然是我們了解死亡人數、從而推算出額外死亡人數、再進而估算出新冠死亡人數的重要依據。 4月13日，《華爾街日報》刊文說，該報調查發現，中國30多個省、市或區，通常每季度發布一次的屍體火化數量的官方報告要麼消失了，要麼沒有按時更新。南京市從2020年第一季度以來，發布的每一份報告都刪除了屍體火化數這一項目。《華爾街日報》向中國民政部和南京市有關部門發出問詢，中國民政部和南京市有關部門都未作回應。《華爾街日報》說，屍體火化數據的缺失讓估算難度大增。 這當然是中國政府心虛。它知道到外界會根據屍體火化數據推算出額外死亡數據，然後估計出新冠疫情死亡數據，所以它乾脆把屍體火化數據統統給刪除了。 不過，不知是刻意為之還是出於疏忽，有個別地方的屍體火化數據還是發布出來了，立刻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7月13日，浙江省民政廳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的統計數據。其中，火化屍體數達17.1萬具。有網友查詢去年同期數據（2022年1季度）發現，相比去年同期的9.9萬具，增長高達72%。於是引髮網民熱議。三天後，浙江省民政廳從官網刪除了此數據，網路上的相關話題和討論也被屏蔽。 方舟子在 X（推特）上寫道：2023年一季度浙江省火化遺體數同比增長72.7%，也就是一季度多死了7萬人。但一季度新冠疫情已是尾聲，關鍵是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遺體的數量。即使保守估計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遺體情形相似，那麼浙江因新冠死亡人數也有15萬，浙江人口佔中國4%，不考慮浙江醫療條件較好，即全國新冠死亡人數4百萬，這是下限。 有網友查到河南省縣級市長垣市民政局的「2023上半年年中工作總結」。其中明言，該市2023年1-6月共火化遺體1184具，較去年同期664具增加520具，同比增長78.3%。（下面是截圖） （網頁截圖/胡平提供） 又有網民查到廣東惠東縣廣東民政局的「2022年上半年工作總結」以及「2023年上半年工作總結」。這兩份文件提到，2022年1-5月，縣殯儀館共完成火化遺體2245具，其中本縣戶籍的845具；而2023年1-5月，縣殯儀館共完成火化遺體4804具（下面是截圖）。按照這個數據計算，2023年1-5月火化遺體數比去年同期增長114.0%。 （網頁截圖/胡平提供） 國內有個網站，叫《自由知乎》。這個網站可用於查看《知乎》上一些被刪除的問題和答案。自由知乎上有篇文章，題目是《如何看待廣東人囗大縣惠東1-5月火化遺體數暴增114%？》（今天我去查，文章的標題還在，內容已經刪除了）。作者把浙江那個一季度同比增長72%，和河南長垣1-6月同比增長78.3%，以及廣東惠東1-5月同比增長114% 這三者綜合考慮，推算如下： 第一波死亡峰在12月下旬和1月，2月開始就基本沒什麼超額死亡了，第二波4月底開始，5月下旬和6月初算是死亡峰，但這一波峰不高。我們粗算一下： 浙江那個數據，3×1.72-3=2.16，粗算1月份超額死亡率216%。 廣東這個數據，我們假設5月份超額死亡率50%，5×2.14-5-0.5=5.2，粗算1月份超額死亡率520%。 河南那個數據，我們假設5月份和6月份超額死亡率分別為50%、10%，6×1.783-6-0.5-0.1=4.098，粗算1月份超額死亡率409.8%。 取三地算數平均值，得1月超額死亡率381.9%。 與大陸同防同放向來保持一致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超額死亡率幾乎持平，都是接近300%。 我們取個整吧，今年1月份超額381.9%，去年12月超額318.1%，這樣兩個月平均超額350%。 中國大陸之前平均每月總死亡85萬，那麼根據以上數據可以推出：中國在2022年12月和2023年1月兩個月里的總超額死亡數大約是595萬。 我以為上述推算是比較合理的，其結果是比較靠譜的。 我們再回過頭去比照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數據。 截止2023年12月6日，全球新冠感染病例共7億7千2百萬（772,138,818）。其中，中國，感染病例9千9百萬（99,320,723）。但根據吳尊友的估計，中國感染新冠的人口佔中國總人口的80%，也就是11.2億。這個數據比世衛組織說的全球感染病例7億7千萬還多得多。再有病死人數，按照世衛組織的數據，全球累計死亡人數698萬（6,985,964）人，而按照上面基於幾個地方泄漏的屍體火化數據進行的推算，中國在疫情期間——主要是在疫情海嘯期間——即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期間——的額外死亡人數高達400萬甚至595萬。刨除掉其中非新冠死亡人數，那也是一個巨大的數目。在絕對數量上是全球第一，按比例算也是在全球名列前茅。 中共當局一直誇口說，在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中國抗疫創造了奇蹟，中國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人數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但實際情況卻是反過來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期，中共方面釋放信號：北京和上海要進一步開放，而且是「大尺度開放」，號稱「制度性開放」。但有關消息報道後，並未見國內外有多少反應和動靜。年末，習近平到上海走了一趟，試圖效法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希望達到鄧小平當年一言九鼎的效果，再度大舉引進外資。熟料事與願違。 說是「制度性開放」，簡單一個問題：能夠停止企業里的中共黨支部及其活動嗎？在中國，不僅國營企業有黨委或黨支部，民營企業也必須有，到了習時代，港台企業也必須有，最後，連外資企業也被強迫設立中共黨支部。過去十年，習近平王滬寧等人重提毛語錄：「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意思很清楚，不僅中國企業置於黨的控制之下，外資企業也不得脫離黨的控制。 歷經習時代的種種折騰之後，中國經濟引擎熄火，經濟增長終結。王滬寧等人竟造出一個新名詞「高質量發展」，來為自己包裝門面、找下台階。其實，事到如今，習政權已經喊不動民企、喚不回外資、搖不醒市場。原因種種： 其一，信用問題。現在的習政權，所謂中國政府，信用盡失，深陷「塔西佗陷阱」。說什麼都沒人信。忽左忽右沒人信，左說右說也沒人信。國內外都懷疑，所謂「大尺度開放」不過是再一次忽悠，是中國經濟惡化之後的權宜之計。 比如，民營企業，在習時代，各行各業都曾遭輪番掃蕩，民營企業家人人後怕。即便出台「106條」措施，又怎能輕易再調動起民企的積極性？又比如外商外資，習時代厲行清零和封城，人為阻斷國際物流，重創國際供應鏈，外商外資被迫撤離中國並轉進他國；加之習當局狂熱反美反西方反改革開放，連續多年為閉關鎖國造勢，更加速外商外資撤離。習當局似乎到今日才知道後果嚴重？重新呼喚外商外資，但外商外資卻認定那只是政治宣傳。 其二，外界懷疑習政權不穩。中共二十大之後，習近平空前集權，任人唯親，隨心所欲。然而，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先後失蹤，國防部長至今空缺，證明習近平無人可用。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裝備發展部、國防部均遭大清洗，證明軍中將領忠於習近平者不多，無人可信。加上改革派的前總理李克強離奇身亡，讓外界感覺中國政局不穩，隨時可能出大事。 其三，機遇已經不再。當年的鄧小平總是說「要抓住機遇」，說的是發達國家生產鏈和資金轉移的機遇。當年中國確有機遇，也抓住了機遇，贏得大量外資投入，重建中國。但如今，這種機遇已過，勞動力充足、工資和資源低廉的中國模式已經過時。生產線和供應鏈正從中國轉向諸如印度、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國際資本一旦轉向，要逆轉，談何易事？近年，諸如這般的標題越來越頻繁的見諸報端：「又一國際巨頭宣布撤離中國」；「全球供應鏈的又一次重大轉移：蘋果生產線從中國轉向越南」…… 再說，關於不公平貿易和外資准入問題，習政權並未解決、也無意解決。比如，新興電動汽車行業，中共通過抄襲外國技術、大量政府補貼、突擊建廠、低價傾銷等超限戰手段，快速佔領國際市場，強行擠走其他國家同行，以至於，中國汽車銷量一舉超過日本和德國，而獨佔鰲頭。這等「彎道超車」的粗暴手段，違反了國際準則、破壞了國際經濟秩序，更令各國反感。 儘管美歐日韓等國與中共交涉多年，令國際詬病的中國抄襲、盜版、剽竊問題依然嚴重。「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是滿清王朝的口號，滿清王朝沒做到，但中共紅朝做到了。看看銷量衝上世界第一的中國電動汽車，其關鍵技術產品激光雷達，就全都來自外國： 2015年，中國國有投資者收購了美國感測器設計公司OmniVision；中國汽車公司吉利公司投資美國Luminar公司； 2018年，中國中投公司與美國高盛公司合作，收購美國博伊德公司（Boyd Corporation）；2022年，中國中信集團與美國Quanergy Systems公司實現14億美元的反向併購。所有這些動作的目的，都是讓中國企業套取美國激光雷達技術。2015年，中國國家半導體基金資助NavTech公司收購了瑞典Silex公司，套取到瑞典激光雷達技術。中國最大的激光雷達廠商禾賽科技，先與德國主要的激光雷達專利持有者、一級汽車供應商博世合作，2022年11月又獲得中國國有銀行7億元人民幣的貸款，於 2023年2月在美國首次公開募股，募得資金1.9億美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六年前作為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接班人的易綱是在十九大的中委預選過程中慘遭淘汰，才被臨時安排進入中央候補委員選舉過程的事實是有據可考的。更令人驚訝的是與易綱一同成為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潘功勝在去年召開的中二十大上居然重蹈了易綱的覆轍。 在本專欄周一刊發和播出的《六年前的央行行長接班人易綱為何會落選十九屆中央委員？》一文中，我們已經向讀者聽眾們介紹了因為周小川和劉鶴的雙重加持，從2016年春易綱以央行第一副行長身份又被宣布為央行黨委副書記開始，就意味著他的央行行長接班人地位已經被習近平當局認可，並因此在2017年的十九大籌備期間即已經被安排進入了當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建議名單。 與此同時，在當時的央行副行長中排名第三，不過已經接替了易綱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和黨組書記兼職的潘功勝，則被安排進了十九屆候補中委的候選人建議名單。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是，因為中國內地財經界當時一篇「流毒甚廣」的主觀分析和預測郭樹清是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長職務的最可能人選，也是最可靠人選的「重頭文章」內容，似乎是嚴重影響了黨代表們的判斷力，導致易綱成為總數為222名的十九大中央委員候選人建議名單中被差額掉的18人之一。 於是，落選中央委員的易綱被臨時安排進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與潘功勝一同「當選」為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 當時與易綱同時落選十九屆中央委員而也同樣被臨時安排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並（勉強）當選的還有寧吉喆和姚增科等。而其中最冤枉的當屬於寧吉喆。因為此人在十九大召開的前四年，即2013年8月開始即成正部級單位的國務院研究室的黨、政一把手，隨即被中國內地媒體吹捧為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首席智囊」。十九大召開之前他的職務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第一副主任（正部長級）兼國家統計局局長。 熟悉中共組織運作的人士都清楚，自從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開始實行黨內「差額選舉」至今，歷屆黨代會上的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中最可能遭至差額命運的首先就是央企老總，其次就是當時的職務還是省、部副職——雖然他們都是已經被內定升任省、部正職者，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十四大上落選中委的李克強和十六大落選中委的李源潮。 我們在本專欄過去的文章里已經介紹過發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就是已經內定接班團中央書記處書第一書記的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克強在中央委員的預選過程中名落孫山。 最主要的落選原因，無疑是他李克強的名字和當時還在任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的名字雙雙出現在中央委員預選名單里，，認為團中央不應該佔有兩個中央委員名額的黨代表們自然把李克強當成了差額對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強是內定團中央第一書記接班人選的黨代表們，更是認為李克強是典型的「直升飛機幹部」，雖說團幹部都是相對年輕，但即使是在當時的那屆團中央書記處里，他李克強的資歷也不如其他幾位。 當時的以宋德福為第一書記的共青團第二十屆中央書記處書記里，來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都是排在來自北京大學的李克強前面的。而當時的中共高層之所以內定了李克強為團中央第一書記接班人，年齡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 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曾經介紹過，當時的中共高層考慮到團中央第一書記被安排為中央候補委員似乎不太恰當，於是便把李克強內定為次年三月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候選人。當時的這個第八屆全國人大也是第一次實行常委會委員的差額選舉，但李克強順利過關，兩個月後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在此基礎上，他李克強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進中央委員預選名單，這一次終於順利過關。與此同時，比李克強年長兩歲的習近平雖然「當選」了該屆中央候補委員，但卻是排名最後，也就是說，他習近平是所有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得票最少的一個。 不過，筆者在過去的文章中介紹了如上內容之後，也有當年的親歷者向筆者回憶說，其實是李克強在十四大的中委預選中不但落選，而且得票數少得可憐，這是為什麼當時的大會主席團沒有把他臨時增補進候補中委預選名單的原因。 至於李源潮在十六大上落選中委的原因，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也已經有過較為詳細的介紹和分析。話說當年的十六大中委落選者里，包括李源潮在內至少有七個人，都是內定要在十六大之後晉陞正省部級或者正大軍區級的。其中李源潮內定晉陞江蘇省委書記，楊傳堂內定晉陞青海省委書記，李成玉內定接班河南省長，張文岳內定出任吉林省長，朱文泉內定接班南京軍區司令員，王家瑞內定接任中聯部長並事實上已經主持該部工作，張定發則是內定接替海軍司令員職務。 而當時負責十六大人事籌備的曾慶紅之所以沒有趕在十六大之前即先把李源潮安排在正省部級崗位上的原因是：當時的江蘇省委書記回良玉已經被內定讓他在十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然後再等次年三月的全國人大召開時讓他「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所以，按步就班的安排自然應該是十六屆一中全會閉幕之後即讓回良玉進京，同時正式宣布李源潮接替江蘇省委書記職務。 既然是安排回良玉進京必須還需要一個「黨內民主程序」，所以不能在十六大選舉中央委員的過程中，就先向黨代表們告之回良玉將要在十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同時，把江蘇省委書記職務讓給李源潮來坐。所以當時的十六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上就同時有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回良玉，時任江蘇省長季允時和時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兼南京市委書記李源潮。 過去，歷屆黨代會上安排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時，所謂的「標配」就是每個省市自治區佔兩個名額，當然是黨政一把手，每個大軍區也是兩個名額，分別為軍政一把手，國務院和中央各部原則上是每單位一個中央委員名額。少數例外中最典型的就是新疆自治區黨委，因為該自治區內有一個正省部級的生產建設兵團，所以該自治區基本上每屆黨代會上正常情況下都會被分配三個中央委員候選人名額。如此說來，當十六屆中央委員候選人預選名單發到黨代表們手中之後，一看江蘇省委居然會有三個中央委員候選人名額，黨代表們自然就會把其中那個當時還是江蘇省委副職的李源潮當成「另類」。 不過，如上「慣例」在二十大上已經有所改觀，在省部副職領導崗位上，特別是在省委副書記位置上被直接安排進入中委候選人名單而且還順利當選者能夠舉出好多個例子。 如何判斷每屆新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中有哪幾個很可能是從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差額下去的辦法之一，就是對比他們當選時的年齡。 從當年的江澤民主持的中共十四大開始，對並非連任或擬新任國家級領導人的新任和連任中央委員的年齡要求就是（原則上）執行「三上四下」，即在召開全國黨代會的當年年滿64歲者，若不是「確因工作需要」，不會被安排新任或連任中央委員。 在此前提下，連任和新任中央候補委員的年齡杠杠則是在中央委員的年齡限制上減去4至5歲。意思是在召開黨代會的當年已經年滿60歲者，原則上不會被事先安排連任或新任中央候補委員。 換句話說，凡是在當屆全國黨代會上以年滿或年近60的年齡新「當選」中央候補委員者，基本上都是從當屆中央委員候選人中差額下去的。 如此說來，如果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籌備期間易綱並沒有被內定為央行行長接班人選，所以也沒有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的話，僅因為當年的他還差幾個月就該過60歲生日了，就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在十九大籌備期間就被安排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 另外一個可以印證當時的易綱確實是被從中央委員預選名單中差額出去之後，才被臨時增補進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的根據是，歷屆中共黨代會上新產生的中央候補委員名單里，在十九大之前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次一個國務院部級單位的兩名副職同時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的。這也足以證明六年前的十九大上，潘功勝的中央候補委員名額是事先就為他安排的，而易綱的中央候補委員則是落選中央委員之後被迫退而求其次的。 話說2002年的李源潮落選十六大中委後雖然只能被委屈為當屆候補中委，但並沒有影響到胡錦濤等人在十六大閉幕三天之後，即宣布對他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任命。而六年前易綱落選十九屆中委後被委屈為候補中委，也正是為了不影響習近平當局堅持落實對他接班周小川央行行長職務的內定計劃。 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易綱與潘功勝兩個時任央行副行長一起「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同時，正在被盛傳是央行行長接班人「首選「的郭樹清順利連任中央委員。在此之前，他已經於2007年10月以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身份進入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序列，再於2012年11月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第六任主席（正部級）身份，進入十八屆中央委員序列，並在十八大召開的三月被外放為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 四年後回京，在十九大召開的當年3月成為當時的中國銀監會的第三任主席。 事後看來，當時的中共高層顯然是內定了讓郭樹清在銀監會主席兼黨組書記位置上繼續坐下去，並沒有受「輿論」的影響將他視為周小川的央行行長接班人。但就是因為易綱的意外落選中委，只好以候補中委身份接任央行行長，這才有了讓已經連任了一屆中央候補委員、兩屆中央委員，政治資歷雄厚的郭樹清，以銀監會主席身份同時兼任央行黨委書記的安排，同時也還安排了他出任央行第一副行長。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已經介紹了易綱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除了行政職務的央行第一副行長，而且還被特別安排了央行黨委副書記的職務。十九大召開的次年三月，在被宣布正式接替行長職務之後，他易綱的黨內職務仍然是黨委副書記，一直到今年7月被免去。 2018年3月周小川的央行行長和黨委書記職務分別由易綱和郭樹清兩人繼承的任命公布之後，中國內地的財經類媒體上曾有過易綱和郭樹清之間誰大誰小的討論。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實行行長負責制。行長領導中國人民銀行的工作，副行長協助行長工作」。所以當時的郭樹清為了「以正視聽」，特別在央行召開的幹部大會上表示， 「以後要在央行的具體業務和行政事務上，做好易綱行長的助手。」 從那以後，那些過去一直看好郭樹清接班行長的人士一直都在為郭樹清抱屈。 時光又過去了五年，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易綱被內定不延續「周小川模式」連任第二屆行長，已經和易綱一樣當了5年時間的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比易綱年輕5歲的潘功勝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候選人中央建議名單後，居然在二十大的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重蹈了5年前易綱的覆轍。 今年7月初筆者發表《二十大落選中委的潘功勝鹹魚翻身》之後，在網上讀到一位網名為「政研室主任」網友的評論，說是「不認為潘功勝是落選。按照他在20大之前的職位，幾乎不可能當選中委，就像02年的李源潮那樣。如果想確保他當選，穩妥的辦法是提前挪一個正常情況下會當選中委的職位。」 筆者相信質疑筆者如上文章內容的讀者，首先是沒有關注到筆者本文前面已經詳細介紹過的內容，那就是事實上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習近平當局即已經為央行設計好了幹部接班梯隊計劃，那就是易綱是周小川的接班人，潘功勝是易綱的接班人。不然沒有理由安排他潘功勝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就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這是其一。 其二，在易綱和潘功勝同為央行副行長的時候，易綱是第一副行長，第二副行長是比潘功勝年輕3歲的陳雨露。而一度非常被看好，「年輕有為」的陳雨露日後竟被調任南開大學校長，無疑是在為潘功勝接班行長騰路。 其三，在出席二十大的中央金融代表團里，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國家發改委主任，但事實上正在主持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籌備工作的何立峰只是普通團員，團長是郭樹清，副團長是易綱和易會滿，而潘功勝則是被安排趕在大會剛剛召開，但還沒有進入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預選議程時，即以中央金融代表團發言人身份對外亮相，高調造勢。此安排也充分說明了當時的潘功勝已經和易會滿一樣，被內定為中央金融系統內的中央委員候選人之一。更進一步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