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澳洲“双世遗”秘境：丹翠雨林与苦难角，邂逅亿年山海浪漫
2026 年 8 月 6 日
今年初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拯救房市的措施，三个月后房市的反应是，二、三、四线城市房价持续下降，连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也降价一到两成。最近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中植集团宣布“严重资不抵债”，它的投资人多半是富人，似乎不象恒大、碧桂园暴雷那样冲击买房户的信心，但中植濒临破产，压住了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证券、信托类）的活跃度，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似乎被冻住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救不起来？答案是，因为“债毁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相关的内容很多，我将分上下篇来分析。 一、房地产的潜在客户濒临枯竭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房价涨了25倍，为什么房地产公司却亏得一塌糊涂？原因在于，债毁房地产业，恒大负债2.58万亿人民币，碧桂园更多。但民营房地产公司的巨额负债，比起中国居民的买房负债，其实只是九牛一毛。 由于房地产是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支柱，而房地产业现在的衰微又与居民购房能力不足直接相关，所以，考察中国房地产的潜在购房户状况，才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国14亿人，按家庭户数来看是5亿户家庭，但并非所有这5亿户居民都想在城市里买房。因为，居住在乡村的2亿户农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们基本上不需要、也没能力进城购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约3亿户居民的钱袋，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极限。 进一步来看，9亿城市人口当中，5亿是流动人口，或者是半流动型（即人口调查时确定为人户分离），这5亿人多半没有购房需求。扣除了9亿城市居民中的5亿流动或半流动型人口，只有4亿城市居民是潜在的住房购买者。而这4亿城市居民里，能够借房贷购房的，也只是年龄在30岁到50岁的人口，因为50岁以上的人离退休不远，未必能有偿还30年房贷的条件。根据人口普查的年龄构成来计算，4亿城市居民里，30岁到50岁的人口约占一半，即2亿人，相当于7千万个家庭。从银行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从银行申请贷款的居民已经达到1亿户了，其中主要是申请了房贷。也就是说，城市家庭当中，虽然现在能够贷款买房的不到7千万户（这其中包含了已经还清贷款的家庭或不需要买房的家庭），但在银行里仍有房贷债务的达到了1亿户；换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员现已超过50岁了，但还背着房贷没还清。 这样的分析说明了一点，20多年的房地产狂潮，早已把潜在的房地产客户吸空了；而现在及今后潜在的住房需求户，只能是随着年龄自然增长而又事业有成的一个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过置换房产来改善居住条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产价格下跌、从中赚一把的投机客。这个结论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房地产趋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难免。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房地产狂潮之后，必定是房产价格和房地产业务明显下跌。房地产被中国政府选定为经济支柱，其功能很明显是阶段性的；等到房地产客源萎缩，这个支柱就垮下来了，然后便带动整体经济持续下滑。 二、城市家庭负债沉重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贷款额达到了80万亿。申请过贷款的1亿户家庭当中，户均负债80万元。当然了，申请房贷的家庭，多少会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负债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资产），就是家庭的净负债。这个数字反映出家庭今后的财务困难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资的潜在意向。 统计学用平均数来代表一个群体的数值，但前提是，数据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处于偏态分布当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数家庭的资产数量很少，而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家庭占少数；用数据图来表示，就是横轴上显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线，在靠近原点的位置非常高，然后曲线贴近横轴向右方延伸很远。偏态分布中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干扰用平均数所作的统计推论，因为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拉高平均值，造成统计推断的偏差或失误。 胡润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202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拥有600万以上金融资产的“富裕家庭”，只有518万户。由此推断，中国的3亿户城市家庭当中，金融资产比较多的不过占1.5%而已，而绝大多数家庭并没有多少金融资产。 “富裕家庭”的金融资产，绝大部分是股票、债券或其他理财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放在银行的存款户头里。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越少，投资股市、债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银行的可能性则越大。 因此，笔者用居民家庭的银行存款，来估计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可以大体上排除极少数“富裕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因为，金融资产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钱财，多半是银行存款，这样的家庭所组成的群体之财产分布，会比较接近统计学理论上的常态分布（即钟型曲线）。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总额是134万亿，全国5亿户家庭，户均存款25万，其中的2亿户农村居民的户均存款很少。那么，那1亿户申请了贷款的，其家庭存款总数大约是25万亿，而贷款总额是80万亿，净负债大概是55万亿，平均每户净负债55万。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万元，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4万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于偿还房贷本息来估计，那户均所欠的55万元净负债，还需要13年才能还清。 也就是说，从城市家庭已经非常沉重的债务负担来看，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家庭已经再也没有举债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价格已平均贬值20%，也不会带来大量住房需求；何况各行业的薪资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论，中国的房价可能继续贬值；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好不起来了。由于居民的购买力被房贷重负压制，而房产价值又不断下降，现在城市居民们更关心的是尽量加快偿还贷款，同时不愿多消费。 三、各级政府债台高筑 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大到再也还不起的时候，经济就没救了，中国当下就是如此。中国到底现在各行各业、各级政府的总债务是多少？从来没人算过这笔帐。按照国际惯例，要估算中国的总债务，就需要参考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这个分析框架是把整个经济分为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四大部门。 上文已经分析过居民部门的债务负担，在这一节里分析政府部门的债务状况。关于这个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换届看财政》已经介绍过，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88万亿，中央政府的债务2022年底是26万亿，合起来是114万亿。2023年显然又有新的债务叠加上去了。 这些硬债务都是必须到期要还的，但各地政府还能够偿还吗？显然是不可能了。因为，2022年全国31个省市，除了京、沪、晋、粤、苏、鲁这6个省市以外，剩下的24个省市，债务都相当于年度财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债务负担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债务都超过年度财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只是两级政府财政部门所欠下的债务，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并不止于此。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由这两级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级国有企业里，许多是巨无霸型垄断大企业，比如中国铁路集团、联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业集团、兵器装备工业集团、航天集团、造船集团等等，每个集团公司都下属几十乃至上百个企业。地方的省市一级也有数达上万的国有企业，多半是地方政府视为摇钱树的企业。 央企级大企业集团统一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的国资委管理。逻辑上，这些国有企业如果欠债难还，应该由国资委作为所有者来负责偿还。但各级国资委其实只有所辖国企的管理权和主要负责人任免权，却没有自己的财源去偿债。 照道理，国资委作为一级政府的国企管理机构和政府所有权的代表者，其下辖国企的债务，理应由同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偿还。而事实上，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里，根本就没有替国企还债的项目；也就是说，国企的债务，财政部门既还不起，也从来没打算还过。因此，国企的债务是一个迄今为止在中国从未讨论过的债务陷阱。 四、国有企业债务黑箱 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把金融企业（如银行等）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不涉及金融的企业区分开来分析，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非金融企业这样的范畴。如此区分的原因是，金融企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能与非金融企业混在一起对比。本节所谈的都是非金融企业，均简称企业。 如上节所述，企业因所有权不同，有国有和民营之别。国有企业当中，除了大量军工企业之外，许多国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国企虽然有很多小股东和机构股东，但国资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权始终在上市国企中居于控股地位，行政上国企也只听从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业，当然就有用于运营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库存和金融资产），同时也有债务。企业的资产到底应该如何估值，取决于它的经营状况，如果企业常年连续大规模亏损，那它的资产就会贬值。但是，企业资产贬值的情况下，企业的负债仍然必须偿还，如果资不抵债，这样的企业就属于行将破产的状况。 然而，如果企业是国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许它破产。比如，中国铁路集团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铁集团”）的财务决算显示，去年亏损696亿元，今年继续亏损，该公司的负债已经超过6万亿。现在高铁通到全国，但没一条线路赚钱。过往唯一的一条赚钱的线路是京沪之间的高铁线路，但这条线路今年开始也赔钱了。很显然，中国铁路集团根本就无法偿还债务了；何况，它因为连年亏损，所欠银行债务越来越大。它只是靠国有银行不停地输血，才能够活下去。 日本的国有铁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经如此，日本政府随即开始了JR民营化。日本的经济结构是私营企业大而多，国有企业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个地区公司，分别完成了民营化。 日本的办法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而多，民营企业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而且，央企都属于战略型行业，政府不肯放手，而这些央企也大得卖不掉。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所欠债务，政府不打算还，就只能永远挂在国企的账上，这就形成了国企的债务黑箱。 五、国有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关于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数额，有一个估计，国有企业的债务大概占全部非金融企业债务的九成以上，而私营企业的债务只是一小部分。至于私营企业的负债，其中主要是私营房地产企业欠债，总债务约20万亿。 那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其中说，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40万亿、负债220万亿。其中央企的资产总额109万亿，负债总额74万亿。 这些债务，不管是贷款还是债券，都是要还的，那不是资产还很多吗？其中的花样就在于，债务是硬的，资产是软的。为什么资产是软的？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资产在会计上都是按购进价或者投资数额算的，不作资产价值重估，所以，这个账面数的资产是靠不住的。比如。国有企业普遍涉入房地产炒作，那它们现在持有的房产，按照市价已贬值20%了。 另一个原因是，资产必须能够交易，才能变现，但中国央企的资产实际上是无法交易的，找不到买主。为什么？就算中共打算拍卖国有央企，但中国的私营企业买不下，因为国有央企都太大了。国有央企大约是1百家，单个企业集团的平均资产规模达到1万亿，有哪家民营企业能拿出那么多的现金，买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况，民营企业会想并购军工企业吗？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领域吗？此外，央企还有一个财务黑箱，那就是，其中的军工集团因涉保密，其资产、负债和财务数据从不公开。因此，无法判断这些企业的负债状况到底如何。 基于以上原因，我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即地方国企的垄断性低，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其债务尚可通过部分民营化来化解一些，央企则基本上无法这样做。现在央企有70万亿债务，这些巨无霸集团无法依靠自身财力来偿还，中央财政又从不编列偿债预算，这种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为什么中央财政不编列为央企偿债的预算？因为数额过大，中央财政目前的债务是26万亿，而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事实上，央企除了发行债券以外，其债务的主体部分是欠银行的贷款；而央企的存续靠银行用新贷款维持。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国民核算体系里金融部门的债务问题了，我将在本文的下篇分析，并给出一个中国总体债务的估计，以及为什么国企的这第二次债务危机度不过去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日调低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稳定降至负面，随后，又相应调低了港澳地区与大批国企的信用评级。 海外有评论嘲笑穆迪后知后觉，的确也是，对中共国恶劣的经济环境，海内外中国人早就口耳相传。即使我们不是研究者，也没有太多数字作依据，但人都有第六感，都有眼睛看现实，中共政权之凶兆，远非自今日始。当然，穆迪始终是权威的评级机构，话不可乱说，一旦说出来，就非同小可。 穆迪对市场发出一个严重的负面信号，等于告诉全世界投资者，中国非久居之地，“跑得快好世界”，自此中国便成一堵危墙，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中共国经济没救，不是个别政策错误，是系统性政策错误；中共国的困境，不是一时一地的困境，是结构性的困境；中共国陷入的泥沼，不是小泥沼，是深不见底看不到边的泥沼。 最根本的错误国策是国进民退，是以国营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复辟野心，这在胡温手上已经开始，到习近平手上集大成。全方位向文革的泛政治社会大倒退，这是中共总路线彻底大转移，从根本上挖空了改革开放的根基，如果文革可以振兴经济，就不劳邓小平搞改革了。 这个总趋势不可逆转，因为习近平不会认输，所有的小修小补都无济于事。内政外交都要服从这个总体方针，决定了中国经济沉沦的趋势不可避免。 重启经济活力的第一大阻力，是全国城乡早已过度开发，四十年来各级政府官员为争资源博升职，挖空心思巧立名目，钻空子博懵，把地方上能用来集资贪腐的项目都淘空了。大量重复建设，没有效益的投资，一路敲髓吸汁，只剩一个空壳。也就是说，现在即使有钱有人，都已经找不到有效益的项目了，那么投资这一块，还有什么可为？ 贵州某地一座山，居然同时挖掘五条隧道；成都搞了一个环城公园，后来退林还耕又铲掉，现在莫非又再把环城公园修起来？世上有哪一个城市，需要一个环城那么大的公园来让居民享受？ 重启经济活力的另一个阻力，是中国背著房地产﹑地方债﹑大量失业﹑对外关系紧张等大大小小的包袱，若稍有警觉性前瞻性，早就应该纠偏，但中共一味迷醉于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包袱越背越重，到最后积重难返，背不动又甩不掉。 更要命的是，所有的包袱又互相牵连绑定，互相拖累，无法逐一卸载，牵一发而动全身，扶了东墙倒西墙。早十年有警觉，可能也很难搞，但还能动大手术保命，事到如今病入膏肓，唯有等死。 现在中共唯一的对策就是“拖”字诀，把灾难大爆发往后推，不让地产公司破产，地方债减息延期，失业数字不公布，战狼外交降温等等，都是换汤不换药，打强心针苟延残喘。实际上从习近平以下，都没有人相信经济还有得救了。 穆迪在这种形势下降低中国信用评级，当然没有错，但这的确是一个“阿妈即是女人”的问题，只不过穆迪是权威机构，他说出来的话有人听。 穆迪这一掌来得够迅猛，打响了催命中共的第一枪，穆迪登高一呼，全世界都惊醒，此后就是墙倒众人推的问题。实际上，很多外国大商家也早已走在穆迪前面，撤的撤止步的止步，中共再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热煎堆，而是人见人怕的烫手山芋。 战狼外交与地缘政治紧张，国内管控森严，必造成私企倒闭外资撤离，企业关停造成失业减薪成风，失业减薪造成消费低迷，消费低迷又造成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又导致失业更严重，危机就是这样叠加循环牵连而成。等于一个恶性肿瘤全身扩散，扩散再扩散，成树状结构，割除肿瘤根本不现实，只能眼巴巴看著病人消耗自己，最终呜呼哀哉。 站在中共的立场，现在唯一延命的一招，是赶习近平下台，政策全面倒回二十年前，若中国人还对中共有最后一分信任，至少民间精神会为之一振，起死回生改变命运的欲望又死灰复燃，市场多少会有点振作。当然，延命而已，有中共的一日，永远只有一个覆灭的前程。 但即使仅仅搞掉习近平，中共也做不到了，做不到，就只剩等死一途。（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对于像葛莱仪这样的美国重要对台智库研究学者而言，想要认真了解侯康配的两岸外交国防政策，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不仅侯友宜的论述常常前言不对后语，就连他的副手赵少康的说话也常常首尾不相连，尤其侯友宜与赵少康还常常各说各话、互相矛盾，彼此打架，说不准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版本。 侯友宜日前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专访时说，台湾的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两岸之间的歧异必须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从没有放弃武力，因此他不会存在不切实际幻想。他更投书投书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指称：“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台湾的国防军备，吓阻北京动武。”一番话说得铿锵，但如果把名字遮起来，你还会以为说这话的人应该是蔡英文或赖清德。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侯友宜竞办批评民进党不告诉全民将面临战争的事实，并质疑民进党为何编列创新高的6068亿国防预算？为何把兵役延长到1年？美国为什么要军援1000亿美元给乌克兰、以色列、台湾，且其中已有2国处于战争之中？侯友宜说，民进党不负责任地挑衅大陆，支持台独，就是在引战。 为什么侯友宜加强军备就是“吓阻动武”，别人加强军备就是“挑衅引战”？还有，赖清德过去4年来什么说过要“支持台独”？侯友宜晓不晓得在共产党眼中你选总统就是“搞台独”？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莹只是去参加一场联合国周边组织的活动，就因为她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造成整团台湾人被打压。 至于赵少康，他在美国人最关心的台湾兵役问题上，短短两年就改了三次立场。先是在2021年8月公开质疑台湾役男只需服4个月兵役，这样的兵能战吗？能撑多久？等到隔年底要争取国民党总统初选提名时又宣称4个月兵役也可以非常精实，“如果我当总统，役期回归4个月绝不延长”。但前几天他又说，恢复4个月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两岸要恢复和平状态。 不仅侯赵自己说话颠三倒四，他们俩人还上演“左右互搏”。先是赵少康宣称当选后将要求中国大陆让台湾派军事观察员去观摩，侯友宜却宣说两岸应该从“低位稳定”的教育文化与经济交流开始对话。姑且不论台湾哪来的权力要求单方面派驻军事观察员，此事涉及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其背后更必须有一系列的政治谈判与协议支撑，兹事体大，怎么会由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率尔发言？偏偏侯友宜又非常信任赵少康，出入重要论述场合都要带著“赵子龙”当护法。弱势总统碰上一个好发议论的副总统，这个组合将来到底听谁的？ 台湾的国际处境特殊，外交国防政策不可免地跟著两岸政策走。马英九执政时期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中共因此在国际上宣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所以不仅两岸“外交休兵”，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几乎全听任中共安排；连国防也聊备一格，汉光演习甚至不打实弹只放枪炮配乐。就算马英九路线看似可行，也是因为当时美中两强权水乳交融；如今美国全面围堵中国，国民党现在要拿什么继续复制当年的马英九路线？ 侯友宜的问题是他以蓝营本土派的角色取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身份，但却没有相对应的论述。直至先前民调大跌，他立刻全面接收了既有的深蓝论述，但过程中未经拣选消化，而更像是囫囵吞枣。许多未解的议题包括：侯友宜到底愿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如果接受，是将中华民国与国家主权置于何地？如果不接受，又为什么大谈签订两岸服贸协议，将开放“大量”陆生来台就学就业？而共产党此刻亟欲开启两岸政治谈判，侯友宜身为一个弱势领导人，又如何能够维持“低位稳定”的协商？ 总统的核心职权是两岸外交国防，选什么样的总统，就是决定台湾未来有什么样的两岸外交与国防路线；想当总统的人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既然共产党以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作为开启两岸官方交流的条件，那就请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先说淸楚：你们接受共产党设下的前提吗？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当时还只是副省部级但照样当选中央委员的有十几位，而当时虽然暂时还是副部级待遇但事实上早已经被内定为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潘功胜之所以名落205名当选者之外，除了顺利当选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疯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第一顺位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中共二十大党代表们的判断。另一部分党代表的“赖政”导致姓氏笔画越多，丢票越多的现象也是潘功胜被从预选名单上差额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党代表不认真行使党代表“神圣的民主权利”，在预选过程拿起按姓氏笔划排名的候选人建议名单就从头开始画勾，画满主席团宣布的205个应当选者为止，后面因为姓氏笔画过多的17个就活该了。 在二十大中委预选过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笔画太多而影响得票率的据说还有谭成旭、戴厚良两位。 先说1963年9月出生的谭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级岗位，时任辽宁省计划单列市任大连市的市长平级调任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 笔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是为何相中了这个谭成旭作为重点培养的正省部级岗位接班对象，特别将他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淘汰后，参加候补中委的预选再被淘汰。于是，中组部似乎是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提拔计划。考虑到他在副部级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干到63岁，于是干脆提前为他安排了二线职务，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届外事委员会的委员。 和谭成旭、潘功胜一样都是出生于1963年的戴厚良，是从中国石化系统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开始出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即在十九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副部级身份和谭成旭一样被安排成大会主席团成员。但这种刻意的安排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这个戴厚良也和谭成旭一样，也没有当上中央候补委员。 同样，也是因为二十大之后对戴厚良放弃提拔后，中组部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安慰性的职务，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 笔者过去的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自从中共政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施行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之后，差不多每届都会出现党内高层所不乐见的“民主事故”，就是说本来就被安排进“建议名单”中陪选的人往往没有被差额掉，而高层非常希望当选的反而落选。 同时笔者过去也有相关分析文章指出，事实上中共当局实行了所谓党内差额选举之后，“陪选”的概念便应运而生。“陪选”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差额选举”出现的一种上行下效的特有现象。中国大陆的一家官网曾刊登《“陪选”现象凸显法律漏洞》批判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晓的文章《当前党内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更是直言“现行的党内差额选举还只处在‘预选’阶段，近几年来所谓的差额选举几乎都是预选差额而非正式选举差额。” 该文批判说：“现实中差额选举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仅成为一种形式。比如，在预选差额选举时，往往不实行‘集中投票’，而是实行‘分代表团投票’，这使差额选举打了折扣。在差额候选人的安排上还有搞‘陪选’的情况，更使差额实际上变成了‘等额’。” 却原来，自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之后，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人事筹备小组都会费尽心机地安排一批“陪选人”，这些“陪选人”大都是从副省部级的大型国企负责人中产生。 这类陪选人谁的名字能够进入大会主席团，我们没有找出规律。不过，进了大会主席团名单的年富力强者，即使当时还是副省部级，一般也都会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当选不当选，就看他们的运气了。 举一个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现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务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而去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当局如法炮制，把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袁洁也安排成了大会主席团成员。但事与愿违，袁洁未能在中委预选中过关。不过，进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后，得票数居中的袁洁，顺利当选。 令人唏嘘的是，21年前的张庆伟以41岁的年龄即成为中国航天集团历任老总中的第一个中央委员。十六大召开20年后的的航天科技集团老总袁洁也不过比张庆伟年轻4岁，却还未能在二十大上如愿当选中委。 未来中共二十一大召开时，出生于1965年的袁洁已经62岁了。年龄优势已经不再。 比袁洁惨的是一个叫曹建国的，此人生于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身份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洁一起进入二十大主席团，然后就是一起落选中委。笔者听到的消息是，这位曹建国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预选中被淘汰后，自己主动向大会主席团提出不参加中央候补委员选举。 于是，中组部于今年三月把曹建国安排成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另外一个叫张晓仑的国企老总也是二十届中委落选者之一。。此人出生于1964年8月，去年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身份被安排进入二十大主席团，但党代表们不但把他从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淘汰，也还让他在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于是，中组部赶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中组部已经不再把这个张晓仑视为正省部级提拔对象了。 如上例举的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委后或当选了候补中委，或者连候补中委都没有当上的副部级央企老总们，落选中委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许多党代表都认为他们不过是些“陪选”人。这一来，事先已经被内部确定要在二十大召开之后即提升为正省部级的时任央企老总，自然也会被认为是“陪选”而惨遭淘汰出中委预选名单。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时任中国第一汽车工业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国兵器装备公司总经理，2017年转任一汽老总。 二十大召开之前，这个徐留平已经被内定要赶在在今年的全国总工会换届前出任全总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所以被安排进入中委预选名单。但是，当时还担任着全总党组书记的陈刚也是在中委预选人名单上。于是，原本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刚顺利当选，徐留平则是名落候补中委。 不过，二十大召开之后，徐留平还是被按计划安排接替了陈刚的全总党组书记职务，比徐留平年轻一岁的陈刚则被外放为青海省委书记。 众所周知，中共所有“群团”组织中，总工会和妇联的实际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国级，党组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则都是正部长级，中央委员是标配。而徐留成则是该机构有始以来的历届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中的首位落选中委。 其实，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职务早已经是正部长级实职，而且也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者，也有不幸落选中委的，而又以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江金权和唐一军为典型。 对于这类在正省部级职务上落选中委者，中共当局一般不会再安排他们参选候补中委，而是赶在次年给他们安排人大或政协的相当于正省部级的二线职务。比如江金权今年三月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继续担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质疑为什么不到龄退休。至于唐一军则是被外放到江西省当政协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军接替江西省政协主席职务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选中委，继而又成为得票数最少的候补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在中委预选过程中还是落选的，特别要提一下曾经被认为是潘功胜竞争对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时代是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读，这在中共官场上很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他也是全国首批经国家统一考试取得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并担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及金融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此人从2016年9月就开始以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身份晋升副部长级，2020年12月改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次年又出任该行董事长。 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团的谷澍和易会满都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易会满当时因为已经是正部长级，所以顺利当选中央委员，而谷澍则是在中委落选后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据传当时的谷澍是因为被高层当成国家金融监督总局的一把手候选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最终只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高层又改了主意，把正常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李云泽安排接掌了国家金融监督总局。 出生于1970年的李云泽当然比谷澍更具年龄优势。还有一种说法是网上曾经出现的“谷夫人晒丈夫”严重影响了谷澍的政治声誉。 在二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中央金融代表团成员，除了谷澍，还有时任中信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鹤新，交通银行行长刘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金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总裁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廖林。其中的刘珺出生于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级金融单位里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 另外，中共副部级金融系统里事实上还有一个叫缪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团和招商银行董事长身份落选中委后当选候补中委。此人的名字当时没有出现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团里，而是出现在香港工委代表团名单里，是因为招商银行总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说起来，这个缪建民6年前即已经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与潘功胜、易纲、易会满一同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缪建民出生于1965年，比潘功胜年轻两岁。是因为相对年轻的原因，所以在与潘功胜一同落选中委后，缪建民还是能够连任中央候补委员。 在如上这批二十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央级金融老总们的对比下，“三非“人员潘功胜居然升了央行行长，自然显得尴尬无比。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本专栏过去文章中已经分析和介绍过的潘功胜的落选，还是本文介绍的在中委预选过程中也被淘汰的谭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为本人姓氏笔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笔画多少排序的总数为222名的差额预选候选人名单的倒数几位之一而影响了得票率，但是，这个影响相对有限，因为“懒政”的党代表毕竟为数有限。那么，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二十大中委候选名单中的十几个时任副省部级官员都能顺利当选，而当时已经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时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局之一的外管局党政一把手的潘功胜反而落选的原因，除了当时的“殷勇效应”和姓氏笔画太多影响了部分“懒政”代表没等看到他的名字时即已经“选”够数了，笔者听到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部分党代表不但不“懒政”，而且还对潘功胜的简历内容过分吹毛求疵。却原来，潘功胜加入中共的时间很晚，1999年4月才入党。原因是在读大专和硕士、博士期间都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群众”。而博士毕业成中国工商银行副处长时，30岁的他政治面貌终于不再是“群众”了，但却不是入党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无论他当时加入民盟的动机是从政协走“政治捷径”，还是因为出国进修之前主观上不想入党，注意到他这一点的党代表们肯定会心生不满。事实上，当年的潘功胜确实是在到英国当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才于1999年4月申请加入了中共，时年36岁。入党当年即由副处级升至正处级。 对比一下中共历届党代会上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简历，像潘功胜这样36岁才加入中共的，应该是没有第二个。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赖清德两岁时父亲赖朝金就因为矿灾去世，所以他从小的记忆里并没有父亲这个角色。而谈到他母亲，赖清德总是会说到他国三时得盲肠炎的经验；由于当时赖清德家穷又需紧急开刀，因此学校老师帮忙募款。当赖清德兴冲冲地把装满钱的信封袋拿回家，以为可解家里的燃眉之急时，没想到母亲当场要他把钱退回给老师跟同学。母亲对赖清德说：“德仔，你们就要毕业了，以后四散各地，没办法还钱，这人情你要怎么还？” 赖清德的母亲个性刚毅，嫁给他当矿工的父亲，但父亲却早逝；母亲为了养活包含他在内的6个兄弟姊妹到处打零工，就是不愿轻易开口向别人求助。回想起那段含辛茹苦养活孩子的日子，妈妈只对赖清德说：“天无绝人之路”。赖清德表示，他母亲跟那个年代的妇女一样，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教育家，就是认真打拼、养孩子，“母亲的坚强影响我一辈子”。 赖清德的确对母亲的羁绊很深，20年前笔者跑民进党立院党团新闻，几个党团记者们常到赖清德办公室找他聊天，只要立法院没有开会或动员，赖清德每到傍晚总会说：“我要先回去万里。”其实是他回台南之前要赶到老家探望妈妈。赖清德北上当行政院长后，母亲已过世多年，但他还是不时抽空回到万里老家。几十年的邻居说，万里老家门一打开，就挂著他妈妈的照片，赖清德总是自己坐在家里，或踅转到家旁边的大树到处走看。对赖清德而言，这是他怀念母亲的一种仪式。 母亲一直是赖清德心中的软肋，所以曾经专访过赖清德的媒体都知道，每次谈到母亲对他的影响，总会看到赖清德不一样的一面。他时而动容，时而语塞哽咽，时而流泪。最近一次是几天前赖清德回到万里为赖品妤站台，看著台下的老邻居与乡亲，他再次眼睛泛泪，久久不能自己。所不同的是，赖清德这次碰到选举，夹杂著对手含沙射影的“赖清德老家违建争议”，他的眼泪，果然成为对手攻击的素材。 赖清德的万里老家是不是违建？该不该拆？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民进党只把新北市工务局在12月1日回函给国民党议员的公文拿出来说明即可，根本不需多费唇舌。但对于赖清德的政敌而言，夹杂著似是而非的违建争议，赖清德的眼泪正是他“示弱”与“逃避”的表现，当然得趁虚而入。像是侯友宜就冷冷地说，新北市政府依法办事，赖清德只要把事实讲清楚，不用哽咽。柯文哲更是趁机大肆嘲讽宣称，赖清德为了万里老家的违建流泪，“我们干脆去他的违建前面，办个直播好了，让他哭得更大声。”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只知道赖清德是医生，所以家境一定不错；认为赖当过台南市长、行政院长、副总统，仕途一路顺遂；除了4年前的民进党初选败给蔡英文，赖清德从政30年的选举百战百胜，未曾尝过败绩。赖清德正是许多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所以更无法共感于赖清德此刻的眼泪。从选举的角度，当眼泪无法被同理，就是一种多馀的情绪；不但无用，在政治上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过去30年来，台湾人看过许多“总统的眼泪”。经验告诉台湾人，眼泪多的总统，与他最后的施政满意度往往成为反比；领袖的眼泪只能为百姓流，而不是为自己流。此刻的赖清德只差一步就来到他的从政之巅了，往后，他更必须收摄自己的心神，把眼泪留给自己。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关于美国深层政府的说法，最早、也最集中在上次美国大选支持川普的舆论指责民主党和左派对川普的打压。自以哈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和一面倒的支持，也让一些人认为美国存在一个深层政府，就是在美国的犹太势力。 美国的犹太裔移民比在美华人多一点点，在美国也属于少数族裔，然而，就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而言，根本是其他族裔不可比的。无论是政界、商界、传媒、学界、非政府组织，犹太人的力量无处不在，有人披露拜登内阁的很多官员都有犹太背景，包括拜登的太太也是犹太裔。平时大家虽然也知道或听说犹太人的影响力，但感觉不是很明显，可以哈战争开打后，美国社会特别是精英层表现出的对以色列的支持，让很多人感叹，犹太移民对美国的影响力太大了。在美国，反美没有政治势力把它当回事，但反犹不可以，它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不但会遭到犹太团体，也会遭到美国社会的同声谴责。 比如，美国大学出现反犹和声援巴勒斯坦的现象，就受到犹太社区的商界领袖、高校捐赠者对校方的批评和施压，要求校方开除参与反犹的学生。最近，哈佛、麻省和宾大三所顶级高校的校长出席国会“高校反犹”听证会，由于对三位校长在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和表现感到不满，有超70名两党议员发出联名信，要求这三所名校立即罢免校长，而这三位校长不过是重申了保护校园言论自由的承诺，表示那些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只有在导致学生遭到霸凌的情况下，才会违反校规。目前，宾大校长和董事会主席在压力下已选择辞职。 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在上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以哈立即停火的投票中更得以鲜明体现出来。15个安理会国家，只有美国投了反对票，它的两个铁杆盟友、向来紧跟它的英国和日本，前者弃权，后者赞成，再加上法国和瑞士也投了赞成票，美国的这四个西方盟友这次都没有站在它一边。美国一些学者对拜登政府对以色列不分皂白的力挺看不下去，认为伤及美国利益。如在国际战略研究界颇有名望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海默斯就很不满，认为对美国利益会带来很大损害。美国将自己和以色列完全捆绑在一起，单从美国的利益来看确实不好解释，只能说在涉及以色列的问题上，犹太势力对美国的影响力达到了可以左右美国政策乃至舆论的地步。 我对犹太裔在美国的这种影响力不做好或坏的道德评价，对它为何有这种影响力也不作探讨，仅仅指出这个事实。但如此也就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要把犹太势力称作美国的深层政府。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直观感知或认识。深层政府不是影子政府，它没有掌握行政权力，但它掌握了其他的关键资源，可以影响乃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因此，有影响力不等于是深层政府，必须能够运用这种影响力，改变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就这个意义而言，深层政府是在一个国家中那些对政策有完全影响力的利益集团。每个国家都有利益集团，但不是每个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策和决策都产生影响力，必须能够影响或改变国家的重要政策，而非影响或改变一般的行业或产业政策，才称得上深层政府。 一些支持川普的海外华人和中国内地线民也把中国或中共看作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深层政府，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的密切交流和经贸联系，尤其是华尔街和中国的深度勾连，让中国的力量在美国特别是拜登政府内无处不在，他们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拜登的儿子和中国有利益输送，拿了中国方面几百万美元，因此为中国说话，做中国的代理人，连带所及，拜登也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中美经贸和人文交流在一个时期确实密不可分，华尔街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了中国企业的审计业务，高盛、摩根等投行垄断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保荐业务，在给中国最惠贸易国地位以及加入WTO等事情上，华尔街在幕后帮中国做了很多游说工作。但是，要说中国是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的深层政府，就言过其实了。因为要说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两党都有，在商业利益上，并不分党派。另外，美国在和中国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中，也获益巨大。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过去对美国的影响，只是局限在经贸领域，虽然经贸领域的影响力也会辐射到其他领域，如外交和安全，但毕竟是间接的，而且力度很弱。中国不可能对美国的重要政策有很大影响。再说，这都是过去式，现在中美两国成了对手，还认为中国对美国有影响，就完全从立场出发，不看现实了。 前面说到了华尔街，也有人把它称为民主党或拜登政府的深层政府。某种程度上，这倒符合事实，不过，严格来说，华尔街是美国两党的深层政府，这和美国是典型的商业资本主义这个特性有关。商业和金融在美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美元才是美国真正的统治者。美国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在世界上是最发达的，无论是当选议员还是竞选州长和总统，背后都需要钱，谁的募款多，谁竞选成功的概率就大。为什么美国是两党制？因为第三党或独立参选人根本募集不到足以赢得选举的资金，除非他是亿万富豪。政商之间的金钱运作在美国是合法的，政治人物背后都有金主，两党在华尔街都有合伙人，谁得到华尔街支持，谁就有机会进白宫。事实上，华尔街影响的不只有政治人物，也影响高校、学术圈和传媒，就此而言，华尔街可看作是美国的深层政府，美国的政策反映了华尔街的利益。在美国，和华尔街有一比的是军工集团，这也是美国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影响和左右美国的政策和决策。 从学理上说，产生深层政府并不奇怪，只要利益高度集中，就存在著某种程度的深层政府。但能够要美国为某个国家不得不完全背书而且还拿它没办法的，目前只有犹太势力和以色列才做得到。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2020年初，皮耶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推出了一份关于总统川普“国际评价”的调查，并以10张图显示世界各地的人如何看待川普和美国，大致呈现的结果是，川普在他国间的信心水准，明显低于他的前任欧巴马，代表其外交政策普遍不受到欢迎。另外，在调查的24个国家中，有53%的成年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欧巴马时期为64%），大多数欧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对川普外交政策没有信心，但菲律宾和以色列人对川普的信心比例都高达70%以上；在针对五位国家领导人信心度比较上，川普（29%有信心）只赢过殿后的习近平的28%，不及梅克尔的46%；至于川普最受他国批评的外交政策，则以关税议题和退出《巴黎协定》分居一、二。 2023年，同样主题调查的主角换成拜登。在23个调查国家中，有54%的外国人对拜登有信心，在他主政下，有59%外国人给予美国好评；此外，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拜登在波兰获得的信心比例最高（83%），而希腊、法国、西班牙和匈牙利，对拜登的看法则是负面多于正面。 从上述调查，可以看出川普、拜登所获国际评价的样貌。至于为什么美国人要关心自己国家，以及总统个人的国际好感度，因为无以回避的是，美国和多数国家、国际组织皆存在连动关系，举凡旅行、贸易到产业技术，它和各国的往来都是高度紧密，他国公民对美国的观感，自然会直接影响彼此交流顺畅与否，间接左右国家战略发展的顺与逆。 进一步说，会特别关切自家“总统”在他国人民间的信任度，很简单的道理，即历来的调查同时显现了，当他国国家人民普遍更信任美国总统（主要指外交政策），认为他做的是正确的事，则这些人对“美国”本身就愈会抱持正面、积极的看法。换句话说，美国的“国家领导人”很大程度就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塑造者。这也是为什么当美国在制定所谓“美国利益至上”等等外交政策时，必然也要盱衡外在国际舆论的分歧，美国之所以会长期在“稳定世界秩序”和“干预他国事务”的褒与贬间摆荡，道理就在这。 台湾正逢总统大选，自今年夏天各党参选人底定，便相继有外国媒体向参选者邀约专访，代表了国际社会对台湾未来国家领导者确实相当关注。关注原因无他，过去，台湾总统的外交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聚焦在“提高台湾国际能见（参与）度”，但近年来因新一波国际局势，台湾在所谓地缘政治、印太战略和全球供应链等议题上，除了既有“提高国家能见（参与）度”问题，实则也被赋予了具体的角色扮演。 可以说，台湾总统选举，一方面是为了展现一个国家坚实的民主制度，但站在他国立场，台湾经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将如何和外在世界连结，并由此影响整个世界，这才是国际媒体相继访问各组候选人（包括副手）的主要动机。 于是，当选战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突然看到柯文哲宣称自己要走“蔡英文外交路线”，侯友宜提出的国防、外交政策，诸多内容竟也和蔡英文现行施政方向相去不远，则今年3月，同为皮耶研究中心的报告或可解释他们何以“靠向蔡英文”。其报告显示，当前有66%的美国人对台湾持正面看法，其中的11%更属于“非常有好感”。若以上述皮耶研究中心对总统个人和自身国家评价的正面连动分析，当然可以反推美国人对台湾的好感，是来自蔡英文任内推动的外交政策（主要为对美关系政策）所致，那么，以“走蔡英文的路”去赢取国际好感，就再理所当然不过。至于萧美琴近日接受英国《经济学人》访问，特别著墨于台美关系一环，当然就是在诠释什么才是“正版的蔡英文路线”。 不过，“靠拢蔡英文路线”选举策略终究只是一时，未来台湾总统的外交工作，除了持续“提高台湾能见（参与）度”，也将益发无法自外于稳定国际秩序和巩固民主阵营的责任，届时台湾领导者的“国际评价”就会更为关键，而关键中的关键，就是领导者自身的对外形象，将形塑出什么样的国家定位，以及是在什么样的国家形象下，台湾得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从而带出之后的国家发展方向。外国媒体陆续专访台湾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也是在协助我们做出判断。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几个官方数据都不靠谱 按照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2月6日解封到今年2月9日，共有87,468人死亡（2月9日之后，疾控中心的数据不再更新）。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2023年12月6日，中国感染病例9千9百万（99,320,723），病死12万（121,877）。 这两个数据都太离谱， 地球人没人会信。倒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讲到了两个相关数据，给出了不同的死亡数据。吴尊友在1月21日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 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吴尊友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 封以来两个月，感染人数大约是：14亿x80%=11.2亿，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1.2亿x0.08%=89.6万。 不过，89.6万这个死亡数据仍然偏低。因为吴尊友说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这个数据，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 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第一，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比 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国人感染过新冠的人相当少。在去年12月这波疫情中，别的国家的人大都是再次感染、甚至三次感染四次感染，故而病死率比较低，唯有中国人，基本上都是首次感染，所以病死率要高得多。这两条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人最缺乏群体免疫力， 中国成了免疫洼地。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 必然会比国际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就绝不止89.6万，而是要比这个数字高若干倍。 《纽约时报》2月16日发表文章“放弃‘清零’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文章提出四种数据：一是基于上海疫情爆发建立的模型：死亡人数——160万，二是基于出行模式的估计——97万，三是基于近期测试数据的估计——150万，四是基于美国死亡率的估计——110万。 从额外死亡人数推算新冠死亡人数 因为外界无从获得中国新冠死亡的可靠数据，一个替代方法是，我们可以根据额外死亡的人数，大致推算出新冠死亡的人数。所谓额外死亡人数，是用某段时期的实际死亡人数，减去以过去数据为基础预测出的同期死亡人数而得。当然，额外死亡人数并不直接等于新冠死亡人数。因为在这中间，除了新冠导致的死亡之外，还有受医疗挤兑影响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于新冠以外疾病的，还有因外出受限等生活习惯变化造成原有慢性病恶化而死去的，还有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等等。与此同时，在疫情封控时期，有些死亡又会减少，例如开车坐车的人大量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会减少。但是毕竟，在新冠死亡数据缺少统计或秘而不宣的情况下，额外死亡人数总是给我们推算新冠死亡人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研究传染病流行情况常常要采用这种方法。 先看看中国官方是否提供了疫情期间的额外死亡数据。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每年要公布人口统计数字，包括该年的死亡人数，死亡率以及和前一年的增减的百分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 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但是请注意，这个“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 口1041万人”是不包括2022年12月的死亡人口的。在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告诉我们，我国人口每十年做一次普查，最新的是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普查到每一个人。10年期间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再加定向追踪取得一些参数来推算全年的总人口、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在非普查年份，人口抽样调查的时点是每年11月1日0点，所以暂时还没有2022年12月死亡人口的数据。 如此说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没有告诉我们在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疫情海啸期间——中国的额外死亡人数。 外界倒是有人研究额外死亡人数的。8月24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官网（JAMA Network）发表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几位华裔学者的研究报告。研究发现，中国在结束清零政策后的头两个月内，也就是从去年12月至今年1月，30岁以上的人的额外死亡人数估计有187万。这项研究是根据中国一些大学公布的死亡率数据抽样以及中国互联网上搜寻进行的。 从尸体火化数据推算额外死亡人数，再进而估测新冠死亡人数 在中国，要了解一段期间内的死亡人数，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查看尸体火化数据。中国禁止土葬，死人一般都是火化，而各个火葬场的尸体火化数据是有记录的。当然，在实际上，也有些地方是把死人土葬。尤其是在疫情海啸期间，火葬场不堪重负，因此在广大农村，有不少地方的农民是把死者就地土葬，还有自己搭起架子把尸体火化的，这些死者都没送进火葬场，因此不在火葬场火化的统计数字之内。但尽管如此，查看火葬场尸体火化数据仍然是我们了解死亡人数、从而推算出额外死亡人数、再进而估算出新冠死亡人数的重要依据。 4月13日，《华尔街日报》刊文说，该报调查发现，中国30多个省、市或区，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的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要么消失了，要么没有按时更新。南京市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都删除了尸体火化数这一项目。《华尔街日报》向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发出问询，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都未作回应。《华尔街日报》说，尸体火化数据的缺失让估算难度大增。 这当然是中国政府心虚。它知道到外界会根据尸体火化数据推算出额外死亡数据，然后估计出新冠疫情死亡数据，所以它干脆把尸体火化数据统统给删除了。 不过，不知是刻意为之还是出于疏忽，有个别地方的尸体火化数据还是发布出来了，立刻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7月13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其中，火化尸体数达17.1万具。有网友查询去年同期数据（2022年1季度）发现，相比去年同期的9.9万具，增长高达72%。于是引发网民热议。三天后，浙江省民政厅从官网删除了此数据，网络上的相关话题和讨论也被屏蔽。 方舟子在 X（推特）上写道：2023年一季度浙江省火化遗体数同比增长72.7%，也就是一季度多死了7万人。但一季度新冠疫情已是尾声，关键是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遗体的数量。即使保守估计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遗体情形相似，那么浙江因新冠死亡人数也有15万，浙江人口占中国4%，不考虑浙江医疗条件较好，即全国新冠死亡人数4百万，这是下限。 有网友查到河南省县级市长垣市民政局的“2023上半年年中工作总结”。其中明言，该市2023年1-6月共火化遗体1184具，较去年同期664具增加520具，同比增长78.3%。（下面是截图） （网页截图/胡平提供） 又有网民查到广东惠东县广东民政局的“2022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以及“2023年上半年工作总结”。这两份文件提到，2022年1-5月，县殡仪馆共完成火化遗体2245具，其中本县户籍的845具；而2023年1-5月，县殡仪馆共完成火化遗体4804具（下面是截图）。按照这个数据计算，2023年1-5月火化遗体数比去年同期增长114.0%。 （网页截图/胡平提供） 国内有个网站，叫《自由知乎》。这个网站可用于查看《知乎》上一些被删除的问题和答案。自由知乎上有篇文章，题目是《如何看待广东人囗大县惠东1-5月火化遗体数暴增114%？》（今天我去查，文章的标题还在，内容已经删除了）。作者把浙江那个一季度同比增长72%，和河南长垣1-6月同比增长78.3%，以及广东惠东1-5月同比增长114% 这三者综合考虑，推算如下： 第一波死亡峰在12月下旬和1月，2月开始就基本没什么超额死亡了，第二波4月底开始，5月下旬和6月初算是死亡峰，但这一波峰不高。我们粗算一下： 浙江那个数据，3×1.72-3=2.16，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216%。 广东这个数据，我们假设5月份超额死亡率50%，5×2.14-5-0.5=5.2，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520%。 河南那个数据，我们假设5月份和6月份超额死亡率分别为50%、10%，6×1.783-6-0.5-0.1=4.098，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409.8%。 取三地算数平均值，得1月超额死亡率381.9%。 与大陆同防同放向来保持一致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超额死亡率几乎持平，都是接近300%。 我们取个整吧，今年1月份超额381.9%，去年12月超额318.1%，这样两个月平均超额350%。 中国大陆之前平均每月总死亡85万，那么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推出：中国在2022年12月和2023年1月两个月里的总超额死亡数大约是595万。 我以为上述推算是比较合理的，其结果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再回过头去比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 截止2023年12月6日，全球新冠感染病例共7亿7千2百万（772,138,818）。其中，中国，感染病例9千9百万（99,320,723）。但根据吴尊友的估计，中国感染新冠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80%，也就是11.2亿。这个数据比世卫组织说的全球感染病例7亿7千万还多得多。再有病死人数，按照世卫组织的数据，全球累计死亡人数698万（6,985,964）人，而按照上面基于几个地方泄漏的尸体火化数据进行的推算，中国在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疫情海啸期间——即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期间——的额外死亡人数高达400万甚至595万。刨除掉其中非新冠死亡人数，那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在绝对数量上是全球第一，按比例算也是在全球名列前茅。 中共当局一直夸口说，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中国抗疫创造了奇迹，中国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但实际情况却是反过来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期，中共方面释放信号：北京和上海要进一步开放，而且是“大尺度开放”，号称“制度性开放”。但有关消息报道后，并未见国内外有多少反应和动静。年末，习近平到上海走了一趟，试图效法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希望达到邓小平当年一言九鼎的效果，再度大举引进外资。熟料事与愿违。 说是“制度性开放”，简单一个问题：能够停止企业里的中共党支部及其活动吗？在中国，不仅国营企业有党委或党支部，民营企业也必须有，到了习时代，港台企业也必须有，最后，连外资企业也被强迫设立中共党支部。过去十年，习近平王沪宁等人重提毛语录：“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意思很清楚，不仅中国企业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外资企业也不得脱离党的控制。 历经习时代的种种折腾之后，中国经济引擎熄火，经济增长终结。王沪宁等人竟造出一个新名词“高质量发展”，来为自己包装门面、找下台阶。其实，事到如今，习政权已经喊不动民企、唤不回外资、摇不醒市场。原因种种： 其一，信用问题。现在的习政权，所谓中国政府，信用尽失，深陷“塔西佗陷阱”。说什么都没人信。忽左忽右没人信，左说右说也没人信。国内外都怀疑，所谓“大尺度开放”不过是再一次忽悠，是中国经济恶化之后的权宜之计。 比如，民营企业，在习时代，各行各业都曾遭轮番扫荡，民营企业家人人后怕。即便出台“106条”措施，又怎能轻易再调动起民企的积极性？又比如外商外资，习时代厉行清零和封城，人为阻断国际物流，重创国际供应链，外商外资被迫撤离中国并转进他国；加之习当局狂热反美反西方反改革开放，连续多年为闭关锁国造势，更加速外商外资撤离。习当局似乎到今日才知道后果严重？重新呼唤外商外资，但外商外资却认定那只是政治宣传。 其二，外界怀疑习政权不稳。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空前集权，任人唯亲，随心所欲。然而，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先后失踪，国防部长至今空缺，证明习近平无人可用。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装备发展部、国防部均遭大清洗，证明军中将领忠于习近平者不多，无人可信。加上改革派的前总理李克强离奇身亡，让外界感觉中国政局不稳，随时可能出大事。 其三，机遇已经不再。当年的邓小平总是说“要抓住机遇”，说的是发达国家生产链和资金转移的机遇。当年中国确有机遇，也抓住了机遇，赢得大量外资投入，重建中国。但如今，这种机遇已过，劳动力充足、工资和资源低廉的中国模式已经过时。生产线和供应链正从中国转向诸如印度、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国际资本一旦转向，要逆转，谈何易事？近年，诸如这般的标题越来越频繁的见诸报端：“又一国际巨头宣布撤离中国”；“全球供应链的又一次重大转移：苹果生产线从中国转向越南”…… 再说，关于不公平贸易和外资准入问题，习政权并未解决、也无意解决。比如，新兴电动汽车行业，中共通过抄袭外国技术、大量政府补贴、突击建厂、低价倾销等超限战手段，快速占领国际市场，强行挤走其他国家同行，以至于，中国汽车销量一举超过日本和德国，而独占鳌头。这等“弯道超车”的粗暴手段，违反了国际准则、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更令各国反感。 尽管美欧日韩等国与中共交涉多年，令国际诟病的中国抄袭、盗版、剽窃问题依然严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满清王朝的口号，满清王朝没做到，但中共红朝做到了。看看销量冲上世界第一的中国电动汽车，其关键技术产品激光雷达，就全都来自外国： 2015年，中国国有投资者收购了美国传感器设计公司OmniVision；中国汽车公司吉利公司投资美国Luminar公司； 2018年，中国中投公司与美国高盛公司合作，收购美国博伊德公司（Boyd Corporation）；2022年，中国中信集团与美国Quanergy Systems公司实现14亿美元的反向并购。所有这些动作的目的，都是让中国企业套取美国激光雷达技术。2015年，中国国家半导体基金资助NavTech公司收购了瑞典Silex公司，套取到瑞典激光雷达技术。中国最大的激光雷达厂商禾赛科技，先与德国主要的激光雷达专利持有者、一级汽车供应商博世合作，2022年11月又获得中国国有银行7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于 2023年2月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募得资金1.9亿美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六年前作为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接班人的易纲是在十九大的中委预选过程中惨遭淘汰，才被临时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选举过程的事实是有据可考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与易纲一同成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潘功胜在去年召开的中二十大上居然重蹈了易纲的覆辙。 在本专栏周一刊发和播出的《六年前的央行行长接班人易纲为何会落选十九届中央委员？》一文中，我们已经向读者听众们介绍了因为周小川和刘鹤的双重加持，从2016年春易纲以央行第一副行长身份又被宣布为央行党委副书记开始，就意味着他的央行行长接班人地位已经被习近平当局认可，并因此在2017年的十九大筹备期间即已经被安排进入了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央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三，不过已经接替了易纲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党组书记兼职的潘功胜，则被安排进了十九届候补中委的候选人建议名单。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因为中国内地财经界当时一篇“流毒甚广”的主观分析和预测郭树清是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长职务的最可能人选，也是最可靠人选的“重头文章”内容，似乎是严重影响了党代表们的判断力，导致易纲成为总数为222名的十九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中被差额掉的18人之一。 于是，落选中央委员的易纲被临时安排进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与潘功胜一同“当选”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与易纲同时落选十九届中央委员而也同样被临时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并（勉强）当选的还有宁吉喆和姚增科等。而其中最冤枉的当属于宁吉喆。因为此人在十九大召开的前四年，即2013年8月开始即成正部级单位的国务院研究室的党、政一把手，随即被中国内地媒体吹捧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首席智囊”。十九大召开之前他的职务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正部长级）兼国家统计局局长。 熟悉中共组织运作的人士都清楚，自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开始实行党内“差额选举”至今，历届党代会上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最可能遭至差额命运的首先就是央企老总，其次就是当时的职务还是省、部副职——虽然他们都是已经被内定升任省、部正职者，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十四大上落选中委的李克强和十六大落选中委的李源潮。 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文章里已经介绍过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就是已经内定接班团中央书记处书第一书记的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在中央委员的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最主要的落选原因，无疑是他李克强的名字和当时还在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的名字双双出现在中央委员预选名单里，，认为团中央不应该占有两个中央委员名额的党代表们自然把李克强当成了差额对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强是内定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选的党代表们，更是认为李克强是典型的“直升飞机干部”，虽说团干部都是相对年轻，但即使是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他李克强的资历也不如其他几位。 当时的以宋德福为第一书记的共青团第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里，来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都是排在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克强前面的。而当时的中共高层之所以内定了李克强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年龄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当时的中共高层考虑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似乎不太恰当，于是便把李克强内定为次年三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当时的这个第八届全国人大也是第一次实行常委会委员的差额选举，但李克强顺利过关，两个月后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在此基础上，他李克强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进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这一次终于顺利过关。与此同时，比李克强年长两岁的习近平虽然“当选”了该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却是排名最后，也就是说，他习近平是所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的一个。 不过，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介绍了如上内容之后，也有当年的亲历者向笔者回忆说，其实是李克强在十四大的中委预选中不但落选，而且得票数少得可怜，这是为什么当时的大会主席团没有把他临时增补进候补中委预选名单的原因。 至于李源潮在十六大上落选中委的原因，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也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话说当年的十六大中委落选者里，包括李源潮在内至少有七个人，都是内定要在十六大之后晋升正省部级或者正大军区级的。其中李源潮内定晋升江苏省委书记，杨传堂内定晋升青海省委书记，李成玉内定接班河南省长，张文岳内定出任吉林省长，朱文泉内定接班南京军区司令员，王家瑞内定接任中联部长并事实上已经主持该部工作，张定发则是内定接替海军司令员职务。 而当时负责十六大人事筹备的曾庆红之所以没有赶在十六大之前即先把李源潮安排在正省部级岗位上的原因是：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已经被内定让他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然后再等次年三月的全国人大召开时让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所以，按步就班的安排自然应该是十六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即让回良玉进京，同时正式宣布李源潮接替江苏省委书记职务。 既然是安排回良玉进京必须还需要一个“党内民主程序”，所以不能在十六大选举中央委员的过程中，就先向党代表们告之回良玉将要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同时，把江苏省委书记职务让给李源潮来坐。所以当时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就同时有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时任江苏省长季允时和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 过去，历届党代会上安排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所谓的“标配”就是每个省市自治区占两个名额，当然是党政一把手，每个大军区也是两个名额，分别为军政一把手，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原则上是每单位一个中央委员名额。少数例外中最典型的就是新疆自治区党委，因为该自治区内有一个正省部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以该自治区基本上每届党代会上正常情况下都会被分配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如此说来，当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发到党代表们手中之后，一看江苏省委居然会有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党代表们自然就会把其中那个当时还是江苏省委副职的李源潮当成“另类”。 不过，如上“惯例”在二十大上已经有所改观，在省部副职领导岗位上，特别是在省委副书记位置上被直接安排进入中委候选人名单而且还顺利当选者能够举出好多个例子。 如何判断每届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有哪几个很可能是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差额下去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比他们当选时的年龄。 从当年的江泽民主持的中共十四大开始，对并非连任或拟新任国家级领导人的新任和连任中央委员的年龄要求就是（原则上）执行“三上四下”，即在召开全国党代会的当年年满64岁者，若不是“确因工作需要”，不会被安排新任或连任中央委员。 在此前提下，连任和新任中央候补委员的年龄杠杠则是在中央委员的年龄限制上减去4至5岁。意思是在召开党代会的当年已经年满60岁者，原则上不会被事先安排连任或新任中央候补委员。 换句话说，凡是在当届全国党代会上以年满或年近60的年龄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者，基本上都是从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差额下去的。 如此说来，如果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筹备期间易纲并没有被内定为央行行长接班人选，所以也没有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的话，仅因为当年的他还差几个月就该过60岁生日了，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十九大筹备期间就被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另外一个可以印证当时的易纲确实是被从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差额出去之后，才被临时增补进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根据是，历届中共党代会上新产生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在十九大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一个国务院部级单位的两名副职同时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这也足以证明六年前的十九大上，潘功胜的中央候补委员名额是事先就为他安排的，而易纲的中央候补委员则是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被迫退而求其次的。 话说2002年的李源潮落选十六大中委后虽然只能被委屈为当届候补中委，但并没有影响到胡锦涛等人在十六大闭幕三天之后，即宣布对他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任命。而六年前易纲落选十九届中委后被委屈为候补中委，也正是为了不影响习近平当局坚持落实对他接班周小川央行行长职务的内定计划。 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易纲与潘功胜两个时任央行副行长一起“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同时，正在被盛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首选“的郭树清顺利连任中央委员。在此之前，他已经于2007年10月以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身份进入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再于2012年11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六任主席（正部级）身份，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序列，并在十八大召开的三月被外放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 四年后回京，在十九大召开的当年3月成为当时的中国银监会的第三任主席。 事后看来，当时的中共高层显然是内定了让郭树清在银监会主席兼党组书记位置上继续坐下去，并没有受“舆论”的影响将他视为周小川的央行行长接班人。但就是因为易纲的意外落选中委，只好以候补中委身份接任央行行长，这才有了让已经连任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届中央委员，政治资历雄厚的郭树清，以银监会主席身份同时兼任央行党委书记的安排，同时也还安排了他出任央行第一副行长。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了易纲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除了行政职务的央行第一副行长，而且还被特别安排了央行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十九大召开的次年三月，在被宣布正式接替行长职务之后，他易纲的党内职务仍然是党委副书记，一直到今年7月被免去。 2018年3月周小川的央行行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分别由易纲和郭树清两人继承的任命公布之后，中国内地的财经类媒体上曾有过易纲和郭树清之间谁大谁小的讨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所以当时的郭树清为了“以正视听”，特别在央行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表示， “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 从那以后，那些过去一直看好郭树清接班行长的人士一直都在为郭树清抱屈。 时光又过去了五年，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易纲被内定不延续“周小川模式”连任第二届行长，已经和易纲一样当了5年时间的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比易纲年轻5岁的潘功胜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后，居然在二十大的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重蹈了5年前易纲的覆辙。 今年7月初笔者发表《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之后，在网上读到一位网名为“政研室主任”网友的评论，说是“不认为潘功胜是落选。按照他在20大之前的职位，几乎不可能当选中委，就像02年的李源潮那样。如果想确保他当选，稳妥的办法是提前挪一个正常情况下会当选中委的职位。” 笔者相信质疑笔者如上文章内容的读者，首先是没有关注到笔者本文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的内容，那就是事实上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习近平当局即已经为央行设计好了干部接班梯队计划，那就是易纲是周小川的接班人，潘功胜是易纲的接班人。不然没有理由安排他潘功胜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就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这是其一。 其二，在易纲和潘功胜同为央行副行长的时候，易纲是第一副行长，第二副行长是比潘功胜年轻3岁的陈雨露。而一度非常被看好，“年轻有为”的陈雨露日后竟被调任南开大学校长，无疑是在为潘功胜接班行长腾路。 其三，在出席二十大的中央金融代表团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家发改委主任，但事实上正在主持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筹备工作的何立峰只是普通团员，团长是郭树清，副团长是易纲和易会满，而潘功胜则是被安排赶在大会刚刚召开，但还没有进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议程时，即以中央金融代表团发言人身份对外亮相，高调造势。此安排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潘功胜已经和易会满一样，被内定为中央金融系统内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之一。更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