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組部部長石泰峰再度缺席高層會議
2026 年 6 月 23 日
柯文哲前天声称，他的内心还是“深绿”的，如果当选，在外交议题上将依循“蔡英文路线”。此番谈话显然是说给现在还愿意支持他的柯粉年轻人听，希望保住他现在已经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柯文哲见风转舵、投机倒把，不足为训；倒是他点出“蔡英文路线”这关键字十分令人侧目。什么是外交上的“蔡英文路线”？为何在蔡英文执政7年多之后成为一门显学？甚至连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都誓言跟随。 说起“蔡英文路线”，很多人会想起蔡英文在2021年在双十谈话里揭橥的“四个坚持”，分别是：“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这4点卑之无甚论，其实散见于过去30年不分蓝绿政府的主张。所以“蔡英文路线”之所以成为“路线”，关键不在于她怎么说，而在于她怎么做。 很多人用“冷静不躁进，理性不挑衅”形容蔡英文，这其实只是她形诸于外的印象，但如果要归结“蔡英文路线”的特色，最妥适的形容词其实是“尊重”与“信任”。“尊重”是理解对方的立场，不令对方尴尬，不造成对方麻烦；“信任”是让自己可预测，能依循，当立场不同的双方彼此有足够的安全感，也才有机会相向而行。 执政近8年，蔡英文总是反复强调“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但就是绝口不提“台独”，甚至连澄清自己“不是台独”都不讲，因为她深知这两个字对华府甚为敏感，而华府的敏感，往往来自于中共藉势借端的反应。在裴洛西来台事件里，华府内部与美国学界深怕惹怒中共，因此有很多反对意见。但蔡英文一方面表达有朋自远方来的热诚欢迎，另方面绝不让美国政界与中共认为她积极运作，成就自己；这作法既守住台湾的立场，也避免台湾成为华府政争以及美中恶战的焦点。 直到另一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也要如法炮制来台，蔡英文索性“乾坤大挪移”，借由访美行与这位美国第三号人物在西岸见面，既顾及对方的面子，也保住台湾的里子，让美国的民主党政府不再为难，更不让中共有藉势借端再兴风作浪的理由，可谓四面兼顾。 过去8年，蔡英文未曾呛声挑衅共产党，但主权立场却是无比清晰。她把“四个坚持”当坚持，如果共产党愿意在这前提下与台湾交流，她很欢迎；如果共产党不愿与民进党往来，她也尊重；只是，身为台湾的总统，她总是努力地想让中国知道：“我不是只有靠中国才行”。她让国际社会与美国人认为她就在火线第一排坚定抗中，但是却绝不让共产党捉到她“搞台独”的把柄，分寸拿捏过犹不及，这是一种走钢索的政治艺术。 蔡英文这种政治性格的养成来自于她的从政经历，从她早年亲炙李登辉、参与台湾的对外经贸谈判；扁政府时期担任陈水扁的特使，当面看到美国政要对于阿扁言而无信暴跳如雷的反应；再到她2012年选总统时，一趟美国面试之旅，还没出华府大门就遭到放话打枪的刻骨铭心。正是这些经验，慢慢淬炼出蔡英文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外交政治风格。 所以，在验收蔡英文过去8年成绩单时，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称赞蔡英文是，“我见过对总统职务准备最充份的人，也是历届美国政府最相信能够将台美关系带向正确方向的人。”《彭博》称赞她说，“很难找到比蔡英文更好的领导者”。《纽约时报》引用在台协会前主席薄瑞光的话说：“我们会想念她”。美国前国务次卿柯拉克说得更露骨，宣称台湾总统大选最好能选出像蔡英文这种充满勇气、带领国家转型的领导人；因为她像北极星，以一直以自由为标竿。 柯文哲说要遵循“蔡英文路线”，如果此话当真，姑且不论柯文哲想端出什么样两岸外交政策，他首先得收敛自己钻营猥琐的谈话风格。其实也不只柯文哲，包括翻来覆去只有“反对台独”、“反对一国两制”两句话的侯友宜，以及还在“蔡英文路线”上蹒跚学习的赖清德，都得认真参详：为何这位女总统能在她过去8年的外交路线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文章来源：上报
如果关注加中关系、华为、孟晚舟等议题的人，应该会记得加拿大的两位迈克尔 Two Michaels。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拘留了中国华为集团的高管孟晚舟。12 月 10 日，两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抓捕。他们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居住在中国丹东市的一名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思巴夫（Michael Spavor）。 中共人质外交的受害者 迈克尔∙康明凯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在中国被捕的时候，在担任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东北亚高级顾问。而迈克尔∙斯帕弗是设立在中国丹东的“白头山文化交流中心（Paektu Cultural Exchange）”主任，声称致力于促进对朝鲜的投资和旅游。 人们普遍认为两位在中国被抓是中共的人质外交手段，试图逼迫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纵观中共历史，确实频繁使用人质外交的手段。大量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和评论。笔者确信，两位加拿大迈克尔成为了中共人质外交的新的牺牲品。笔者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评论道：“中共的人质外交和绑匪游戏由来已久，很多年来，它一直使用这种手段跟国际社会打交道。90 年代初，因为“六・四”屠杀事件，国际社会在大量救援被中共迫害的学者、民运领袖，那时中共就娴熟地玩弄绑匪游戏和人质外交“。笔者认为：“加拿大政府绝不能进入中共绑匪游戏和人质外交的陷阱。否则，势必造成在海外所有的加拿大人都会成为中共的人质和绑匪的目标，而且还危害其它民主国家，中共以此要挟、威胁整个国际社会”。 在康明凯和斯帕弗被关押一年半后，2020 年 6 月，遭中国正式以间谍罪起诉。之后，经过冗长复杂的司法审理及政治谈判，美国司法部与华为高管孟晚舟达成协议，暂缓起诉孟晚舟违反美国制裁令，加拿大法院也终止引渡聆讯，孟晚舟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返回中国。同时，康明凯和斯帕弗也被中共释放回加拿大。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共抓捕他们是人质外交的性质。 斯帕弗用中共说辞要状告加拿大 在两位迈克尔回到加拿大两年多之后，突然有媒体披露，斯帕弗指康明凯是为加拿大政府和国际有关机构工作的间谍，并导致他在中国入狱。他要求加拿大政府给他数百万加元的赔偿，否则就将加拿大政府告上法庭。 斯帕弗表示，他“无意中”告诉了康明凯一些关于朝鲜的信息，但他不知道这些信息会被康明凯传递给加拿大政府及其“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伙伴。斯帕弗声称，正是康明凯这一做法导致中国政府将他们两人都抓捕入狱。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中国任意拘留迈克尔‧斯帕弗和迈克尔∙康明凯是不公正和不可接受的……，任何一位迈克尔参与了间谍活动的说法，都只是在继续散布他们在中国被拘留的错误理由。” 中国驻加使馆发言人立即回应称，中国是法治国家。康明凯、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近日相关报道再次说明上述事实不容抵赖。加方炒作所谓中方“任意拘押”纯属贼喊捉贼，充分暴露加方虚伪面目。发言人还表示，中方奉劝加方正视事实，深刻反省自身错误，而不是倒打一耙，继续对中方攻击抹黑，蒙蔽误导公众。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普（Guy Saint-Jacques）说，被中国关押两年多的康明凯（Michael Kovrig）绝不是间谍，他在中国期间从事的工作，无论是作为加拿大外交官还是后来作为国际危机中心的雇员，都是完全合法和完全公开的。赵普曾在 2012 年 -2016 年期间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康明凯当时是他的下属。赵普说，斯帕弗的说法令他感到十分惊愕和困惑。这些错误信息为中国政府任意、冷酷的抓捕行动提供了借口。 迈克尔∙康明凯日前也打破沉默，否认斯帕弗对他的指控。他告诉记者，他最初看到报道时震惊而迷惑，以为这是来自中国的假新闻，或是流言蜚语传话传到最后的结果。他说，他从未从事间谍活动。他在与斯帕弗的交往中一直坦率而诚实。 康明凯在 2014 年到 2016 年期间在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工作，然后停薪留职加入独立智库国际危机中心。他说，无论是在大使馆还是在智库，他的工作领域都包括与中方接触交流以阻止朝鲜发展和扩散核武器及导弹技术。他当然希望增进对朝鲜的了解，为此与熟悉这个国家的人交谈，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他说，作为外交官，他为加拿大外交部撰写外交报告；作为国际危机中心的顾问，他为公众撰写报告，公开发表在该中心的网站上和媒体上。他强调，在与斯帕弗交谈时，斯帕佛清楚地知道他是个外交官。 斯帕弗应该找中共要公道 笔者认为，斯帕弗和康明凯都是中共暴政人质外交的受害者。在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后，中共非常惊慌，显然当时是急中生智，抓了加拿大人做人质来要挟加拿大，他们知道民主国家政府必须对人民的生命和安全负责，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抓后，加拿大社会一定会有许多人给要求加拿大政府救人。中共以此调动加拿大人给加拿大政府施压，逼迫加拿大政府释放孟晚舟作为交换条件。 斯帕弗作为中共人质外交的受害者，理应找伤害自己、冤枉自己、无故监禁自己的中共要公道。斯帕弗要为自己的三年冤狱进行司法诉讼的话，应该状告中共当局。斯帕弗指控康明凯从事“间谍活动”的说法，不仅帮助了中共的虚假指控，伤害了共同被中共迫害的朋友康明凯，递刀给中共刺向加拿大，并极大的助长了中共肆意抓捕玩弄人质外交的做法。 假如斯帕弗告加拿大政府这样的诉讼可以赢得话，中共会更加肆意抓捕加拿大人，甚至可以和许多人演类似的双簧，这样下去有一天可以告垮加拿大。 该案背后很可能是中共黑手 中共《环球时报》在相关信息一出，就发出深度采访报道：给“五眼联盟”送信，令加方谎言曝光，加媒爆料康明凯等在华被捕原因。报道以采访专家的方式指责加拿大政府撒谎：这表明加方对中国的指责恰是一种充满谎言、颠倒黑白、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散播涉华不实言论并掩盖自身不当行为的做法。 接着中共推出#环球时报社评#：加拿大欠中国及其他受骗者一个道歉。 在中国的微博上也出现了“加拿大间谍的内讧”的帖文，吸引了数亿人次阅读。 斯帕弗当初为什么被中共选中和康明凯一起被关押？斯帕佛最亮眼的是他与金正恩的私人友谊。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炫耀他曾被邀请到金正恩的游艇上一起度周末。2018 年 2 月，他应邀出席在平壤的大型阅兵典礼，他将视频上载到他的推特 Twitter 和 Instagram 帐户，人们可以看到他处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而大部分外国媒体都没有获准到场。 他创办的白头山文化交流中心（Paektu Cultural Exchange）声称，他的核心业务是推广在朝鲜的海外投资。2018 年初斯帕弗向《亚洲时报》（Asia Times）表示：“我的朝鲜合作伙伴们对于与境外进行业务合作的兴趣有了切实的提升。” 他还强调：“我一直在与中国和华籍朝鲜人投资者合作，现在他们都非常感兴趣。” 朝鲜严重的人权迫害是举世皆知的。斯帕弗在媒体采访中表示他不太愿意讨论政治。他在 2013 年的一次访问中说，“那些问题最好还是由政府之间去讨论。”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认为，斯帕弗在中国受到密切监视并在中国政府需要找加拿大人质时被选中，是因为他在朝鲜的活动，尤其是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 目前，加中两国有许多纠结的问题，而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威胁越来越广为人知，包括：中共设在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的五个警察局被揭露；加拿大情报局掌握了中共深入渗透操控加拿大 2019 年和 2021 年联邦大选的证据；联邦众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在港家属受到中共驻家外交官直接参与的骚扰事件等等。中共如何扭转这个局面呢？利用加拿大人对付加拿大政府应该是最为一本万利的手段。 我很担心加拿大政府的应对方式。民主国家政府被告是常事，而且法官经常站在个人或看起来是弱者的一边。 加拿大前些年有个案子给我心理很大挑战。一位出生在叙利亚的加拿大公民阿拉尔，是位软件工程师。2001 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美加两国都对恐怖主义非常警觉，也更多的分享相关信息。 2002 年 9 月，阿拉尔在突尼斯与家人度假返回加拿大途中在美国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中转期间被拘留。美国当局怀疑他是基地组织成员，将他驱逐到叙利亚。他在叙利亚被拘留了一年，2003 年 10 月他被释放回加拿大。阿拉尔表示，他在叙利亚关押期间遭受了酷刑。2006 年起诉加拿大政府，索赔 4 亿加元，后来降至 3700 万加元。2007 年 1 月 26 日，加拿大总理哈珀正式向阿拉尔道歉，宣布向阿拉尔赔偿 1050 万加元，另外承担 100 万加元的诉讼费用。 阿拉尔返回加拿大后也对叙利亚、约旦和美国提起了诉讼，但都被驳回。美国政府坚称将阿拉尔引渡到叙利亚是合法的，并且完全符合其权利。 美国政府尚未公开承认阿拉尔在叙利亚遭受酷刑。 文章来源：中国之春
中国文化学者易中天编写的《易中天中华史》出版多年后，近日传出被下架。对于该书下架，有人说是因为关于中国文明史长度涉及与官方冲突。另一种流行的说法，指易中天以三国人物袁绍影射习近平。但易中天在“百家论坛”讲三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不知为何现在被对号入座。 习近平可能是被人以历史人物影射最多的中共党魁。盘点了一下，至少涉及六大历史人物，影射内容各异，但都很精彩。 第一位：袁绍 在《易中天中华史》传出要求下架之后，数段易中天当年的演讲视频内容在社交平台X上流传，易中天讲到东汉末年军阀之一袁绍： “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野心大、智慧少，态度凶，胆子小，刻薄猜忌，人缘不好，这个人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他最大的成功，在于他利用了他家族这样一个政治资源，躺在父辈的成就上吃老本，他是在父辈开创的基业上，名声地位都超过了他的父辈和祖辈，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愚蠢、固执而狂妄。” 易中天继续说：“他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他因为愚蠢而固执，因为固执而狂妄，而又因为狂妄而愚蠢。他狂妄，所以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固执，因为他固执，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他愚蠢，因为他愚蠢，他不知道自己的份量，因此他狂妄。” 这里说的像是习近平吗？个人特点无法完全确认，至少习近平是靠著他老爹习仲勋的庇荫上来的。一位名为Michael Fan的X网友说：“本来说的是袁绍，架不住习近平非要往袁绍上靠啊，拦都拦不住，现在想起来封杀易中天了！” 第二位：崇祯 中国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再版著作“崇祯：勤政的亡国君”，10月已被全面下架。广为流传的说法也是说该书影射习近平。 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曾表示，封禁此书凸显习的“极度敏感或偏执”。 该书的封面广告上写著，“勤政的亡国君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并且还加入了“上吊绳”等元素设计。 这被认为对习近平不利。崇祯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但与历史上其他亡国之君不一样，他生前还算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力图中兴。只是明朝气数已尽，谁也无力回天。1644年，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后，崇祯在景山自缢身亡。 中国民间对习近平有很多绰号，比如：包子，小熊维尼，猪头、总加速师等一大批。其中“总加速师”意思是说习正在加速中共的垮台，影射习是亡国之君。而崇祯的悲剧故事刚好配上“总加速师”。 习这些年站在保党的基点上，每天都很忙，但越努力越折腾，问题越大。因为基点错了、方向错了，方式也错了，以致于引发天怒人怨。 崇祯帝败亡之际喊“诸臣误朕”；习近平如今“定于一尊”，下边官员通通躺平，习家军的蔡强、李强等人，未来看到形势不对，也不会愿意背锅，习近平最后难免坠入败亡结局。 第三位：隋炀帝 隋炀帝，也是较早被用来影射习近平的古代帝王。网民总结习近平和隋炀帝多处雷同。 诸如隋炀帝杨广极爱面子，好大喜功，对外很讲排场。隋炀帝为了在外宾面前炫耀隋朝的强盛和富有，下令盛饰市容，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市上树木缠以丝绸做装饰。 习近平给予非洲穷国兄弟的留学生超国民待遇，对外动辄大手笔撒币数百亿美元，或随意免除他国债务。然而中国多少人挣扎度日，前总理李克强也承认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才千元。 “万国来朝”一说，据说最早发端于隋炀帝。而习近平每每办主场国际“盛事”，宁愿动用专机接专制小国统治者来华，也要有意造出“万邦来朝”气象。 杨广在取得大隋皇位前作风简朴、谦恭谨慎。他登上大位时马上展现远大抱负——改年号为“大业”，要武统高句丽，但三战皆负。 习近平未登大位时也是一副老实人样子，上台后即抛出“中国梦”“民族伟大复兴”，毫不遮掩搞“人类共同体”的红色扩张野心。他可能要以“收复台湾”的“大业”之名大举侵台。 对内，杨广上任时曾亲自起草的诏书留下诸多名言警句，如表达爱民之志的“每以子民为念，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表达罪己的“万方有罪，责在朕躬”。但杨广被后世认定是暴君，初唐重臣魏徵说杨广是“嘴里说著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 习历年发表的公开讲话，也都是冠冕堂皇的，声称“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之类，实际上中共做的是另一套，迫害人权频下狠手。 第四位：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后的袁世凯，宣布将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并建立中华帝国。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但改元后仅83天帝制便以失败收场，之后他在同年6月6日病死。 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破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使自己可以无限连任，被指谋求终身执政，形同“称帝”。这一“称帝”之举，和袁世凯也有相似，网上不少人遂以此影射习。 今年10月，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24年节假日安排，决定黄历新年假期“2月9日除夕不休假”，引发中国民众不满。有网民开始调侃说是因为“除夕”犯了“除习”的忌讳。 这一方面，袁世凯也有故事。 传说当年袁世凯一心想复辟登基当皇帝，又怕人民反对，终日提心吊胆。一天，他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拉长了嗓子在喊：“元——宵。”觉得“元宵”两字谐音“袁消”，有袁世凯被消灭之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下令禁止称“元宵”，只能称“汤圆”或“粉果”。当然，“元宵”两字并没有因袁的意志而取消，后来照样在民间流传。 第五位：慈禧 习近平也曾被一些论者认为像慈禧太后，比照时间是2018年美中打起贸易战之后这几年。 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纵容义和团拳匪，放任烧教堂、杀教士、围列强领事馆，结果引起八国联军攻北京，次年以辛丑和约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 一百多年后，中共红朝党魁习近平身边只有马屁精，误判国内外形势“东升西降”，以为终于“厉害了，我的国”，自称可以“平视世界”了，一改韬光养晦策略，号称战狼的外交官与西方频频冲突。中共对内拆教堂、烧十字架、镇压地下教会，在新疆搞灭绝，在打破香港“一国两制”承诺之后，在台海持续生事，大有入侵之意。 但一旦攻台，中共面临的不止是大清面临的“八国联军”，而可能是“八十国”联军。新冠病毒疫情实际上一直未消停，最近中国“不明肺炎”疫情再起，也可能有相关。就病毒扩散的追责，2020年一度兴起数十国官方或民间机构向中共索赔，且是巨量倍数于1900年的庚子赔款。病毒溯源和追责、索赔一事，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仍有可能重新被提起。 要说习和慈禧的相似，不是说习搞垂帘听政，主要是说两人对时局的误判和对外交往的蠢行相似。习时代倍受诟病的是老粉红、小粉红在全世界挑事，以及派出大群战狼官员，利用民族主义恶化对外关系，带来的是国际孤立。这如同慈禧当年误用义和团闯祸，又误信假情报，负气处死主和派大臣，对多国宣战，最终陷入败局。 第六位：桓玄 桓玄是较新的一位被用来影射习近平者，不算太知名，但也恰到好处。 东晋后期权臣桓玄篡位自立，建立桓楚，因为身材硕大，当他坐上龙椅时，龙椅不堪重担，被压烂陷地，众人皆失色。近臣殷仲文奉承说：“陛下圣德深厚，连土地都承载不起”。此话令桓玄十分高兴，重赏了殷仲文。但几个月后桓玄政权即倒台。 桓玄政权倒台之际，曾问身边诸臣，自己何以失败。近臣曹靖之直言：“天怒民怨，焉能不败!”桓玄又问：“卿何不谏?”曹靖之回答：“当时朝中一片歌颂之声，都说当今乃尧舜之世，你也欣然相受，我还敢说什么呢?”桓玄听后无话可说。 在中国长大、通晓中国文化的《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以及知名海外评论人士岳山，均曾引用过这个故事，影射习近平及中共官场的谄媚文化。 近年中共官场流行马屁风、谄媚文化，许多出位表忠者在二十大顺利上位。包括喊出“要把习近平的讲话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落到行动上”，已升任广东省长的王伟中。表忠最露骨的天津书记李鸿忠，二十大仍然留在政治局。拍马最厉害的要算是习家军福建帮蔡奇，现在成为习的头号大红人。 习近平对于群臣吹捧也很受用，特别是出巡地方时，地方官组织“群众演员”做出类似三呼万岁的做法，令他晕晕乎乎无法自拔。从这一角度看，到习败亡之日，也会无话可说。 另外，和桓玄一样，习近平恰好也是身材硕大，他早几年坐龙椅曾成为热点新闻。 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的瀛台接见香港特首时，都惯于坐在俗称的“龙椅”上，桌上还有一只纹龙的黄色杯子，这一戏码被网友称为有“纯正的大清味儿”。 习坐在“龙椅”上，端著帝王用的“龙杯”指点江山，这一幕在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进京向习述职时引起不少议论。但2022年12月23日习接见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却弃用“龙椅”，不知何故。 结语： 中国知识界的传统，历来善于利用历史来间接讽刺政权，叫做借古讽今。以上六位历史人物，故事个个精彩，也均能恰当形容现任中共党魁的部分特点。中国自古以来充满智慧的影射术之精妙，可见一斑。在这六位之外，可能还有漏掉的。日后网民们也还会找出更多人物，可以比照习的亡党之命。 当然，中共党魁其实与古时皇帝根本上不能相提并论，只是在带来政权崩亡的逻辑和道理上，古今是相通的。过去的皇帝相信天理，以父视天、以母视地，敬天敬地，行为也受天理制约，在发生天灾人祸时会检讨自己过错。中共党魁骨子里是无神论的马列党徒，却同时谎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遇到民间议论时又一味打压，和古帝王是天差地别。 《易中天中华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王朝和国家，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 中国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共怎样去封禁言论都是徒劳。而在历史上，当一个社会出现大量嘲讽极权统治政治笑话的时候，离改朝换代就不远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是在2010年以GDP总量达6兆美元跃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22年，再以人均GDP1万2741美元跨过高所得经济门槛。但过去十馀年来，远赴美国辛苦讨生活的“中国偷渡客”却从没少过，只是，以往每年或是数千人，今年光是9月于美墨边境逮捕到的中国偷渡客就多达4000人，去年同期则仅为329人。 根据官方数据，今年1月至9月，美国边境巡逻队总计逮捕了2万2187名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国人（和去年一整年数字相当），2020年之前，至少要10年加总才有这个数字。 许多媒体也揭露了，原来中国偷渡客不只人数激增，他们绝大多数还是依照网路上的“偷渡指南”，先飞往中国人无需另外办理签证的中、南美洲国家，再循线北上，穿越哥伦比亚、巴拿马之间的丛林进入美国。另据巴拿马政府出示的资料，当下采这一路径偷渡者，中国已是继委内瑞拉、厄瓜多和海地之后的第四大国。 HAPPENING NOW? Large groups of migrants , mostly Chinese national men crossing illegally through open gaps on the border wall in Jacumba Hot Springs , CA @NewsNation Tomorrow San Diego County officials will vote on whether the county will spend $3 million in taxpayer funds for… pic.twitter.com/mPN46jr7yH — Jorge Ventura Media (@VenturaReport) December 4, 2023 首先，这并不是一条“便宜”的偷渡模式，因为他们得支付给人口贩运者约4万到6万美元的“手续费”，又既然是偷渡，当然不能走正常管道，所以过去还曾发生边境警察竟是在货柜车里的洗衣机、床板间，查获长时间扭曲身体藏匿其间的中国偷渡客。另外，倘若是徒步穿越丛林，自然也增加了人身安危风险。不过，就算又贵又危险，却已是一条相当有名的“出走中国路线”。 美联社记者曾访问这些中国偷渡客，他们绝大多数对于自己铤而走险的解释，除了国家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更多人是迫于中国经济前景黯淡。于是，偷渡客人数激增，便和中国对外宣传的国富民强形成高度反差。同时，这恐怕也直接反映了过去三年中国的COVID-19封控政策，确实有相当严重的副作用，包括经济难以反弹，以及高失业率（尤其青年族群）。 过去，在有“中国曼哈顿”之称的纽约法拉盛便时有所闻，“偷渡”已是门专业生意。居间抽佣的律师、人口贩子主要透过中国社交平台打广告，以“在美国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月入1万美金、三个月回国买房”为诱饵，促使许多找不到工作，或生计困难的中国人，索性变卖家当，前往美国做人生一搏。 去年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属于原本在其国内的中产阶级成年人，或在“教战守则”指引下，他们多以“政治庇护”之名获准留下，相较来自中南美洲其他偷渡客，获准居留的中国人又“幸运许多”，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投入当地早已成熟发展的华人社区，而非只能仰赖政府提供的庇护所救助。 当然，美国并非不想将这些偷渡客遣返，但在和中国交涉过程中，最常得到的答复就是“无法证明他们是中国人”。这又让美国人为之气结，因为毕竟中国是少数对自己国家公民有著严格监控纪录（包括身分和个人照）的国家，却总是以此为由，拖延美方提出的遣返计画。 近来，又因为这些中国偷渡客除了量的增加，竟还出现“质的提升”，才又格外令美方不得不有所警觉，不解怎么这两年新一波被抓的偷渡客，无论神情样貌和穿著打扮，一个个都不若过去印象中的狼狈和充满匮乏感，反而各个精神抖擞，还看似相当勇健，好像只是刚从飞机上下来一样，外貌干净、穿著舒适，连行李箱的使用，都仿佛像是单纯出国旅游一般。 他们之中有太多人完全不具过往“偷渡客”的不堪，年轻、挺拔，连站的样子都像是受过某种训练，如此再又让人不解，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在中国生存？真的必须走上偷渡这条路？甚至已有人在相关新闻底下，留言将偷渡客和“解放军”军人的样貌做比对，怀疑这些偷渡客（尤指中国男子）背景并不单纯，偏偏他们每个在被逮捕时，无不以“我不会说英文”，增加了警方身分调查的困难度。 前不久，拜登和习近平曾于旧金山峰会，特别针对芬太尼、美国在中商业投资出口管制等议题交换意见，之后，便有媒体预判，按照当下“中国非法移民”的现象发展，那恐怕也会是未来美中必须严正交涉的一环。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写于1991年10月的第五届第一次全代会，这条文由现在仍常发表政论文章的创党党员林浊水等人起草，文字内容主张，透过公民投票实现台湾独立的理念，“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民进党之所以通过台独党纲，在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仍牢牢控制台湾社会的表里内层，民进党菁英认为唯有解构国民党法统神话，才有机会解放台湾社会力，争取执政。所以，与其说当时的“台独党纲”是要对抗彼岸的共产党，还不如说它是民进党为了要挣脱当时威权政府的强控制网罗所做出的论述。 但台独党纲很快地就面临挑战，主因是在90年代中期，台湾举行了它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总统大选，中国共产党将总统大选视为台湾迈向独立的前兆，因此发动飞弹试射，是为第三次台海危机。当中共对于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具像，台独党纲越成为台湾内部选举攻防的箭靶，于是，为了帮助陈水扁在总统选举中胜选，1999年5月的民进党全代会通过非常著名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对“台独”重新诠释，内容写道：“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 对民进党而言，台独党纲其实是“台独公投党纲”，加上决议文位阶视同党纲，后令又压前令，但凡外界现在问起民进党对台湾主权的立场，几乎都以“台湾前途决议文”作为标准答案。但反对者认为，台独的确还是民进党的党纲，如果真要以“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那民进党何不干脆废掉这条已经“没有在用”的党纲？民进党坚持不废掉，就是民进党还有台独意图，也因此成为台海不稳定的渊薮。就连美国学界的知台派葛莱仪日前都认为，若赖清德当选，应该考虑重新审视“冻结台独党纲”提案，以提供彼此更有效的保证。（葛莱仪随即澄清她文章重点是“有效的吓阻，需要具备可靠的威吓和保证”）。 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容易说清楚，在于“台独”本身从来没有一种明确的操作型定义。台独党纲式的台独（建立台湾共和国与制订新宪）固然是台独，台湾前途决议文式的台独（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也可以是台独；举办总统大选是台独（不是独立国家哪来总统大选），但不接受统一、不服从共产党领导也可能被视为台独（看看多少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打成港独）。共产党不说清楚，是因为它从来都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用“华独”来压制“台独”，用“B型台独”来打击“A型台独”，待主次敌人已经打成一团、奄奄一息，才是它出面收拾战果的时刻。 所以，要赖清德声明放弃或冻结台独党纲，以作为美中台三方的再保证情境是不存在的。不仅因为民进党过去20多年来已经透过它的政治实践实质地“冻结”了台独党纲，即使民进党真的声明放弃台独党纲，共产党也会立刻扎出另一个新的稻草人攻击民进党时时刻刻都有“独立的意图”。共产党向来以两手策略区隔主次敌人，必定“远交近攻”，离间台湾的蓝绿关系，才能攫取属于共产党最大利益。 不只如此，就连“台独是两岸交流最大障碍”的命题也是错误的。2009年，时任高雄市长的陈菊访问北京，与北京市长郭金龙会谈时，直接提到“我们中央政府马英九总统”；2013年，陈菊甚至再访天津、深圳、厦门以及福州。2014年，时任台南市长赖清德应邀参访上海拜访复旦大学，并当场说出“先有台独才有民进党”的名言。试问，共产党邀访赖清德、陈菊之前，不知道他们是“台独”吗？当时这两位民进党重量级人物可以是共产党的座上宾，而现在不行，差别仅在于中央执政的转换以及共产党实际的政治需要罢了。 台独在台湾只是一种合法的政治主张，保护每个人与政党倡议政治主张的权力，就是在保护台湾的民主；不允许共产党定义谁是“台独”，就是不允许共产党框限台湾人可以有什么政治主张，也是不允许共产党来定义台湾的民主。身为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还跟随中共的战争恐吓起舞，就有愧于他正在参选的职务。 因为有台独党纲的存在，所以加深了台湾前途决议文的纵深；因为有民进党这样的政治主张，也增添了国民党面对共产党的底气。民主可以是台湾面对共产极权的武器，时至今日，台独党纲存在于台湾社会的意义，早就与32年前截然不同，保留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对台湾是一件好事。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两年多前周庭出狱的日子恰好是香港“反送中”两周年。这位有“民主女神”之誉的年轻女子，从那时起一直沉默，惦念她的人们星期天从社交媒体Instagram看到她公布的一封信：“写于26岁的最后”。而这个星期天，是她27周岁的生日，原来她现在在加拿大。 一如她的为人，信写的平易、清醒、坚定。一如她的明丽的目光，清澈，透明，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信中那句话：“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说得很委婉，几个字却令人心惊，她可能一辈子不回去了，不会回到她生长的地方，她少女时代就开始抗争的香港了。 周庭是香港几次大抗争涌现的知名度很高的几位年轻人之一，2012年便投入社会运动，2014年参加要求普选的“雨伞运动”，担任“学民思潮”发言人。2016年成为民主政治组织“香港众志”的创始成员之一。2018年，放弃英国公民身份参选立法委员补选，后被当局剥夺参选资格。2019年，成为香港爆发的大规模“反送中”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人物之一。 2019年6月21日，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因与前香港众志主席林郎彦、前秘书长黄之锋在包围警察总部一案中，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黄之锋被判入狱13个半月，林郎彦被判7个月，周庭被判10个月。2021年6月12日，是她出狱的日子。 那年她24岁，出狱那天香港下着雨，许多香港市民在大榄惩教所外期待见她一面，扎着马尾、戴着眼镜的她离开时，没有说什么，坐上私家车离开，明丽的双眼注视前方，随后发出一则短信： “痛苦的半年零二十天，终于完结了。辛苦所有冒雨前来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要好好休息，养好身体，因为身体在这段时间变得太瘦弱了(苦笑)”。 国安们没有忘记她。她在信中讲述了自己被迫去中国大陆以换取出境读书的机会的经过：今年7月初，国安告她，如果她想到加拿大升学，还有一个条件，要她跟着国安们去一趟中国大陆。“国安会安排和我一起申请回乡证，然后一同到深圳一日，完成行程后他们便会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只需在大学假期时回港报到就可以。” 原来她出狱后，需要定期向国安报到，护照也被没收。“每次报到，我也担心会随时再被逮捕……再次用某个罪名把我带走。”对于国安要求她去大陆，她说：“我知道，在国安面前，其实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同时，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就是‘主动送中’了，那段时期，心中一直非常恐惧，生怕所有事情都会是自己的‘最后’。” 就这样，八月份，周庭在五名香港国安的“陪同”下，到中国大陆“接受再教育”。周庭说，“没想到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出境竟然是到中国大陆”，她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了解中共党史，以及历代领导人的“辉煌成就”，之后被安排去腾讯总部，了解“祖国的科技发展”。 周庭的恐惧渐渐转化成很有节制的怒问：“坦白说，我从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限制出入境自由，还要求以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览作为取回护照的交换条件，这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 她被国安陪同了一路，在“重点行程”要求“打卡合照”，随行的人员随时拍照，周庭想：“若我一直保持沉默，那些照片或许有天成为我‘爱国’的证据”。回港后，周庭还被国安要求写下“感谢警方安排，使我能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亲笔信件…… 周庭终于去加拿大读书了。但是，按照国安法规定，她必须要于12月底回到香港向警方报到。周庭写这封信想告诉大家的是：“经过深思熟虑，包括考虑到香港的形势、自身安全、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我决定，不回去报到了，也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她不想继续遭受屈辱，让国安一次次的问话、盘查，他们认为她满足了他们的条件后才能重回加拿大：“即使十二月底他们不这样做，下年我再回香港时，随着香港形势变得更严峻，他们也随时可以再以调查为由禁止我出境。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国大陆了。这样下去，即使我人安全，身体和心灵也会崩溃。” 弃保不会港报到! 周庭说，“这数年切身感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东西。将来还有很多未知，但可以知道的是，我终于不用再为会否被捕而担忧，也可以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了。” 周庭15岁就在香港投入社会运动，因为那时候的香港至少是一个中国唯一一块有相对自由，司法独立的地区。她和她的同仁们抗争的理由，就是北京当局不断地蚕食他们曾经对港人的承诺，并立法保证的“一国两制”。她和同伴们希望当局遵守承诺，给港人以普选的权利。2020年，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所有在那场运动中站在前列的，不是逃亡，就是入狱，“东方明珠”、繁华而有相当自由的香港就在北京强加的国安法下毁掉了。 周庭出来了，真好。网络上她的许许多多的支持者为她加油。她在信的最后写道：“自由来得不易，在担惊受怕的日常中，更加珍惜所有没有遗忘自己，关心自己、爱自己的人。愿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重聚，好好拥抱彼此。”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任局长们，有如周小川、易纲、潘功胜这样荣升央行一把手甚至官拜副国级者，但也有如朱小华那样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以及李福祥那样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者。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经被盛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为何只接掌了外管局？》，介绍了因为在整个央行系统除他以外居然再无一人进入二十届中委或者候补中委序列，所以朱鹤新央行和外管局系统的行政职务一经正式由人大常委会对外宣布，他朱鹤新在央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一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别看他朱鹤新的貌相比潘功胜老上许多，但事实上他朱鹤新的年龄比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年轻了正好五岁。这里之所以用“正好“形容，是因为中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任期和国务院任期都是五年一届。而在去年二十大上已经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鹤新到2027年召开中共二十一大时也才59岁，与届时已经年满64岁，所以应该没有可能入选新一届中委的潘功胜之间是一种“接班梯队“的安排显而易见，就如同2017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之前对易刚和潘功胜之间的接班梯队安排是一样的考量。 如果未来朱鹤新能够如愿从潘功胜手中接手央行行长，那么央行从周小川开始，到易纲，到潘功胜，再到朱鹤新，另外还有担任过五年央行党委书记职务的郭树清，全部都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出身，足见这个外管局在中共整个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之重。 不过，中共外管局成立之后的几十年历史上，其历任局长中有如周小川等数名晋升副国和正部的政坛辉煌者，也有本人入狱的同时家破人亡，甚至本人直接跳楼自杀者。 曾经在央行行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央行行长职务上总共延续了长达15年半时间的周小川，期间历任了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三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执政史上任期最长的行长。 自中共央行行长不再由国务院国务委员或者副总理兼任至今，后几任央行行长之中唯有周小川被安排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兼任，官至副国级。他最早是在2002年12月，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正部级身份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名接任央行行长的。此前他以央行副行长职务兼任外管局局长的上任时间是1995年9月，卸任时间是至1998年4月。 当时，在周小川之前的那一任外管局局长朱小华更是所谓“朱镕基爱将”，他当时离开外管局的去处是光大集团。一手掌握光大集团期间，朱小华在朱镕基的支持下大力改革光大，集团麾下股票大为升值，集团市值亦翻数倍，被当时的香港金融界誉为“Golden Finger”（“金手指”）。 出生于1949年，比周小川还年轻一岁的朱小华当时因为在主持光大集团的亮眼政绩而一度成为比周小川更有晋升前景的中国金融的“未来掌门人” 。可惜的是，正在风头最劲的时刻，他于1999年7月开始被“双规”后失去自由，其妻自杀，其女成疯。 2002年8月20日开始对朱小华案庭审前，中纪委已经宣布对他开除党籍和公职。据报道，当时的朱小华被控收受一家上市公司36万股的股票，随后由其妻卖掉套现108万港元(约值13万9千美元)。他同时被控透过妻子收受一名商人300万港元贿赂(当时约值38万8千美元)。朱小华在法庭上表示，2001年时办案人员欺骗他说抓了他的妻子，威胁他认罪，但事实上他的妻子早在2000年底已经于美国芝加哥自杀身亡。 朱小华的强烈抗辩招致了15年有期徒刑的重判。有对此内幕感兴趣的读者听众，网上仍可查阅到刘晓波生前的文章《朱熔基的金融班底为什么相继中箭落马？》。也请参阅我们自由亚洲2002年8月22刊登的《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窗口：朱小华案件开庭》一文。 其实，在中共政权的历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里，朱小华家破人亡的下场还不是最悲催的，更悲催的是李福祥的自杀身亡。 前面说了朱小华的外管局局长接班人是周小川，而周小川的接棒人是中共政坛上为数不多的知名女性银行家之一，曾于2004年和2005年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年度全球最受关注的50位商界女性”，也曾在在2006年和2007年两度入选美国《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的吴晓灵。这是她首次担任这一职务，而且只担任了半年时间，一个叫李福祥的外管局时任副局长于1998年10月被扶正，接替了被宣布转任上海分行行长的吴晓灵。 出生于1952年的李福祥此前先后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负责人、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总经理等金融要职，1995年升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1998年升任正局长，官至副省部，时年仅46岁，比当时也还是副部级的周小川年轻4岁的他，被称为当时的中国大陆金融系统中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大有晋升空间。 追踪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史，它在1979年成立时和中国银行“合署办公“，当时中国银行同时承担着外汇管理和经营职能，与外汇局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82年机构改革后，中国银行开始专司外汇经营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从中国银行独立后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单独履行国家的外汇管理职能”……。所以出身中国银行，而且曾经有过金融驻外资历的李福祥自然被视为外管局掌门人的最佳人选。谁成想他接受这一职务不到两年时间，却突然用跳楼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殁年48岁。 2000年5月11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消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去世》，说是受到朱镕基赏识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去世﹐死因未明﹐北京官方也还没有证实他的死讯。但是﹐外汇管理局一名姓邓的官员证实李福祥已经死亡﹐他不肯进一步透露详情﹐表示要等候上级指示如何公布李福祥的死讯。 暂时还不能肯定李福祥真正的死因。官方资料显示﹐李福祥本星期一在北京304医院登记入院﹐治疗糖尿病。 而香港《明报》的消息指李福祥星期三晚在医院跳楼身亡﹐医院停尸房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职员向路透社表示﹐他在星期三曾经处理过一名跳楼死亡的外汇管理局官员的尸体。 香港媒体说﹐李福祥可能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心脏出现问题﹐以及可能牵涉在贪污丑闻之内而自杀。 还有消息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不久前曾经就前外汇管理局局长､光大集团朱小华贪污案要求曾经是副局长的李福祥协助调查。 外汇管理局同国务院有关单位都拒绝对事件发表意见。 5天后，中国内地的财经时报刊登《详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坠楼身亡》，说今天来自官方的消息证实，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住院治病期间，于5月10日坠楼身亡。 消息说：1952年出生的李福祥尚不满48周岁，是目前国内主持全域工作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据悉他的坠楼地点在解放军304医院，该院是全军的三级甲等医院，以治疗创伤、烧伤而著名。 同日，中新社也刊登了内容为“记者今天从官方得到证实，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日前在北京一医院坠楼身亡”的消息。 时间又过了10天，中共大外宣凤凰卫视和内地的中关村在线等同时刊登了《国家外管局长自杀原因真相大白》的报道，说是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完成对在本月上旬跳楼自杀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的死因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消息称，李福祥在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职务之前，在原部门任职的一名与其关系十分密切的前下属，因涉及一宗近两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去向不明案，结果被中纪委“双规”调查（近期案件稍后移交检察院）。专案组相信李福祥知道内情，却未有向组织交代，有包庇他人之嫌。李福祥则认为自己对整件事情毫不知情，有被“冤枉”的感觉，造成巨大精神压力。 据悉，专案组曾多次找李福祥谈话，希望李福祥能提供其涉案密友的情况，以及当时为什么对这笔逾亿元巨款的去处毫不知情。李福祥因此精神不振，在巨大精神压力下，患上精神忧郁症，终日精神恍惚不定……。据了解，李福祥于北京三○四医院跳楼自杀前几天，曾一度割手腕自杀，所幸被及时发现，经抢救脱险。为防止李福祥再度自杀，有关部门本月初派出专人保护李福祥，防止他因情绪失控再度自杀。九日，李福祥最终还是乘人不备而跳楼结束生命。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完成对李福祥的死因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有关领导。据悉，央行有关报告对李福祥生前任职外管局长的工作表现给予肯定……。 说起来，李福祥担任副局长时的顶头上司朱小华虽然一度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但出狱后因为不再效命中共反而能够活出人生的第二次辉煌。所以说李福祥的下场才更是令人唏嘘。 李福祥自杀后，从上海分行调回总行出任副行长才几个月时间的吴晓灵重新兼任了外管局局长。 这个吴晓灵比李福祥年长7岁，当时已经不很年轻。再加上“玻璃天花板”的性别因素，所以并未能在一线岗位上升至正部级。但是，她却是在副部级岗位上因到龄而退居二线的中共官员中极少有的退居二线的同时还能官至正部级者。 2008年1月，61岁的吴晓灵卸任央行副行长职务；当年3月即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并且出任了当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五年后，又连任了这个职务。直到71岁才退休。 在中共政坛，一般都是省委书记、国务院部长才有资格在到龄退居二线时被安排成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军队的退役上将也同样可能有此资格，事实上有些省委书记和国务院部长退居二线时，也只是被安排为低半格的全国政协的专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而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退居二线的吴晓灵，不但和退位省委书记们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平起平坐，而且还在这个二线正部级岗位上一坐就是十年。可谓十分特殊。 当年吴晓灵的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职务的接班人是比她年轻8岁的郭树清，日后离开外管局后担任过中央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的多个正省部级职务，而且是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和19届中央委员。 郭树清的外管局局长任职时间是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继任者是比他年轻3岁，此前已经是央行行长助理兼外管局副局长的胡晓炼，也是外管局历史上的第二名女局长。当时中共官媒曾为此发表《走近女外汇局长胡晓炼》一文，说是胡晓炼的登场“折射女性从政新态势”。日后更有官媒文章推崇她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推手”。在2008年由《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全球50位女强人”中，胡晓炼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女性局长身份排第四位。 这位胡晓炼以央行副行长身份兼任外管局局长职务的时间总共4年4个月，将外管局局长职务交给与自己同龄的易纲后，胡晓炼继续专任央行副行长一段时间即转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政一把手。 在担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和专门任副行长的那段时间里，胡晓炼的政治待遇也十分看好，连续被安排为十七和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离开央行之前在副行长中的排名也一直在易纲之前。 但是，性别应该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当时的易纲的“国际化背景”决定了胡晓炼在周小川行长接班人竞争中败北。中共十九大上时年59岁的胡晓炼未能进入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只在次年3月被安排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此后，她继续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一把手的位置上坐到年近64岁时才被中组部要求到点下车。 按照中共相关组织规定，相比于在地方省级副职和中央部委副职岗位上的干部年龄是60岁封顶，众多副部级的中央金融机构和副部级央企的一把手，正常情况下的任职年龄都可以延长到63岁。 至于当时打败了胡晓炼，被以央行行长备胎身份安排进入十九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中的易纲为什么最终被委屈成候补中央委员，留待下篇文章与潘功胜为何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等内容一并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将近年底，上海滩的气氛有些过分正常了：万圣节的热闹刚过去，年轻人又认真地过着美国的感恩节。相比几年前还到处封杀“洋节”的气氛，这一点儿变化或许算是疫情后最有意思的社会心态反映。 就那么突然之间，在经历了疫情后一年充满戏剧性的动荡之后，人民意识到了生活的珍贵，或许是1970年代改开以来最后的平静，犹如不久前李克强在沪猝逝的微澜，中国大都会的人们在感恩一个镀金时代和它的结束。 不过，对那些上海和北京市民来说，他们还在感恩一年前那些勇敢的年轻人。是他们走上街头，用无声的呐喊，结束了三年动态清零，重启了社会。而且，经过了一年疫情后的时局纷乱，也许全世界都还欠他们一个感谢：可能正是凭借这些勇敢年轻人的行动，不仅让中国回复到了最低限度的正常轨道，而且可能暂时阻止了一场战争。 甚至，在长久的未来，只要这代“白纸”青年还在，那么西太地区的和平继续就有希望。这或许才是刚刚结束的旧金山峰会背后推动美中缓和的关键力量，也是台湾人民最终将为之感恩的。因为，北京政权未来任何可能面向美国、日本、台湾的军事行动，哪怕未来极可能发生如同1930年代类似日本的大规模失业、经济萧条和军国主义冒险，渴望自由、爱与和平的白纸青年一代才是让中国统治者保持清醒、不敢盲动的唯一内部因素，也就是和平的力量，而非党内可能的主和派。 1. 白纸革命 如果再回首，对很多人来说疫情三年的记忆几乎就是模糊、错乱的，但是对中国几个大都市的人民来说，一年前发生的事情却是历历在目，仿佛疫情并未结束，每隔一段时间都在重现。例如，最近半个月北京大流行的支原体肺炎，重点袭击在新冠病毒流行中侥幸避开的儿童，让无数父母痛苦于儿童医院的匮乏、也对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再次感到怀疑和愤怒。 中国人民的这种怀疑和愤怒，在“动态清零”的三年间逐渐积累，最终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爆发出来。从去年11月初广州海珠区康乐鹭江也是服装厂密集区的“清理”开始，11月22日郑州富士康工厂工人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正式拉开了全民对“动态清零”的抗议序幕。随后11月24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吉祥苑的火灾则让内地人民破防，有关维吾尔族的不能说的故事瞬间演变为巨大的悲痛和共情，第二天夜里上海青年就走上街头，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街点起了蜡烛、放上白花。当天白天，北京各中产社区居民开始冲破关卡、封锁，与保安和基层政府人员发生冲突，人们喊着要自由的口号走上大街，呼吸自由的空气，也带动了武汉、重庆、广州等多地居民的共振。 到11月26日白天，上海青年继续聚集在乌鲁木齐路，举着空白的A4纸抗议。到晚间，北京的青年人开始聚集在昔日热闹商区也是使馆区的新源里并转向亮马桥，同样举着白纸和手机，还有人大声演讲，斥责动态清零，要求中国领导人为此负责。 这一抗议也迅速出现在南京、北京的大学校园。这些抗议行动最初往往只有一个人，在初冬的冷风里孤独地站立着、举着白纸，逐渐变成大规模的围观和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近百所大专院校。一场由工人率先抗议、青年和学生先后和平示威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就这么形成了，根本改变了中国政治，也改变了青年一代。因此，虽然这场抗议仅仅持续几天，在镇压之下迅速结束，却堪称一场未遂的革命，所谓白纸革命。 2. 社会觉醒 从2011茉莉花革命以来，防止颜色革命、防范青年人的反抗成为中共政权的中心任务，中共也因此愈益个人集权化，在过去十年剿杀了几乎所有公民社会和独立青年团体，连“团派”最终也在“二十大”后被彻底清除。 而对这场革命的主角——大都市的青年来说，动态清零的三年可谓他们的“三年再教育”，感同身受地体验了新疆“再教育营”的社会集中营模式。或许，这对其他年龄段的公民来说，只是生活不便的问题，但对青年却意味着宝贵的青春的流失和生命的虚无，这种心理创伤才是永久和根本的，也将伴随着一整代“疫情青年”或者“白纸青年”的终生。 或许因为清零模式对自由和生命价值的否定，根本上暴露了青年一代与政权的矛盾，尤其当他们意识到未来面对的是中共领导人可能终身执政的政治悲剧，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永远得不到补偿、甚至无法像文革受害者那样被平反，那么，选择决裂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在那些有勇气走上街头抗议的少数之外，更多沉默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正在选择“无车无房无后代”的“三无青年”模式，选择了集体躺平；还有更多普通青年人如新近案例郑州青年夫妇亮亮和丽君，在遭遇融创地产拖房之后选择了离开。 亮亮和丽君这一代青年，他们正在背叛、反抗、离开他们的领袖和梦想。这是一场社会大觉醒，其深刻和广度或许不亚于黑死病之后欧洲出现的觉醒。 3. 财富清零 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生活和嵌入的社会结构也在分裂。所有的改变都发生在一年前那几天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言犹在耳的政策迅速被放弃，中国各地政府陷入了口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实际上什么都不做的躺平状态，人为制造了随后一个月的大规模死亡悲剧。 这最后一波死亡规模，据估计可能高达500万之多，不仅摧毁了广大中产阶级对政权治理能力的信心，在中国政治社会内部也造成了结构性分裂，也就是内部脱钩的开始，以所谓走线潮、资本外流等形式表现。其中，尤以历经改开三十年积累形成的中产阶级为主体，在疫情后的一念间逐渐破产、陷入贫困和绝望。 三年的动态清零不仅展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统治模式，所谓2035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而且，随着恒大等地产公司的破产，过去三十年改开时代的中国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财富模式被否定，中国社会和中产阶级积累三十余年的财富正在渐渐清零。 如果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过去十年中国政治的所有迹象都指向消灭财富、消灭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统治体制的末路。即使在政治上他们可能无力反抗，但是，过去一年间，他们已经窥破了“帝政成功、君政废坠”的混乱，才有当下中国政情虽然无人挑战，但是清议四起、人心思变。他们固然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的保守主义宿命，却不妨碍寄希望于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白纸一代”。 4. 青年力量 换言之，当改开时代的社会契约彻底瓦解、当中国社会结构从内部发生着脱钩、当中共的“二十大”试图建立一个永久的极权体制，中国青年就成为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最虚伪体制的掘墓人，也反向被这个表面强大实则脆弱的体制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力量。 一方面，白纸革命之所以成为革命，哪怕未遂，全赖中国统治术的极端虚伪、以及这种虚伪特性的极端脆弱，然后青年人不过如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般，轻易地就能让这个虚伪体制穿帮，让过去十年强化的防范颜色革命的控制体制破功。 这种体制的虚伪在动态清零的闭关锁国和疫后一年的政策反复中已经反复展现、教育了人民：从鼓吹自主研发大跃进到病毒实验室泄漏、从自制疫苗的虚假副作用到从莲花清瘟和整个中医药的反科学，从拒绝西方现代科技到假模假式的高质量开放、从把私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到滥捕企业家等等不一而足。在每天的铁拳和荒诞之后，普通人如亮亮和丽君夫妇尚且从小粉红变成被驱逐者，何况整个社会中产和青年一代？ 另一方面，当年轻人在一个月前万圣节的狂欢中体验到了自由，没有什么再能摧毁或者剥夺他们对自由的感受。当他们意识到国家将渐渐老去，而他们将是仅存的劳动者，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通过劳动（甚至不劳动）成为权力的主体。这就是一个老年社会、老人政体内部最强大的反结构、和反结构的力量，也是白纸革命之后尽管当局大肆追捕却不敢声张的关键。他们不担心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民主异议人士、访民群体，他们只害怕这些nobody的普通青年。 在这个意义上，白纸革命不过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终身革命的序幕，却是中国统治者的终身噩梦。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在美国的反习反共人士云集三藩市抗议，几组民运人士同时发起“国是会议”宣导，计画明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探讨结束暴政，创建民主中国的方案”。 海外民运搞了30多年的反共事业，被很多人讥为一事无成，而目前确实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中国经济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虽然并不一定会让反共大业成，但显然比经济好的时候更让人心思变。故对有志于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人士，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之窗，集合各方智慧和力量，探讨如何反习反共。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心理认知 目前发起的“国是会议”，按主办者之一、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的说法，将提出“三步走方案”，首先是召开新闻会发布“国是会议”的宣言，向全中国人民和世界提出相关话题；第二步是让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都参与讨论，让“官产学三界的精英都知道，如果中国没有宪政民主制度，谁都没有安全。不管你获得多大的成就，一夜之间会毁于一旦”；第三步是通过传播机制和政治行动，以专业讨论引领公众讨论民主建国，建立一个全民参与国是会议的社区。 我赞同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不过对“国是会议”的名称，有不同看法。一般理解的“国是会议”，是执政党和反对党等朝野各方力量，在一个共同规则下，对国家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未来走向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构建，商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显然，目前召开“国是会议”，缺了中国国内这一块，没有内地政治力量的参与，就不能构成“国是”。另外，在美国要做到让所有的力量都来参与，估计也很困难。如此看来，它的代表性很有限。另一方面，对反对者来说，目前远未到把主要精力用来探讨构建中国未来政制的时候——这个事情可以交给对此有兴趣而且也有理论能力的少数人去做，而是如何动员各方力量，包括中共党内力量，去推翻习近平和中共，这才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因此，我建议取一个更恰当的名字，如海外反共联合会议，而不是“国是会议”。 我理解“国是会议”可能是要造声势，不过，要把反习反共的声势造起来，关键在于把普通民众鼓动起来，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制度已经不行，无法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打破他们对中共的幻想。其中，尤其要让他们放下造反会“天下大乱”的想法，这是共产党数十年来不遗馀力灌输给大众的，已经成了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包袱和中国民主化的一道认知障碍。 经历三年清零和经济复苏乏力的中国民众，对习的不满在大幅增多，社会情绪到了某种临界点，虽然人们基于各种考量，还不敢公开走向街头表达不满，但也知这种情况不可能维持太久。可如果无人去鼓动，中共是不会自己倒下的，民主化不会自动到来。而影响民众不敢上街反抗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就是社会普遍的造反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担忧。这种“求稳怕乱”心理，一方面来自于历史经验，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打仗的时候多，和平的时候少，形成了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心理认知；另一方面，来自于当局对民主革命的妖魔化宣传洗脑，特别是对世界范围内少数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战乱和暴力现象，把它歪曲为民主化的普遍现象，以此恐吓大众。 民主化不等于动乱、暴力、战争 一些国家在民主化中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内乱和暴力，但这是有自身的特定因素，并不表示所有的国家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比如，苏联的解体就是以一种相当和平的态势进行，作为一个靠武力起家并严重依赖暴力镇压功能的帝国，它的解体过程没有出现流血，此后社会也未陷入内乱。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也没有出现内乱。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转型亦有很多是平和的。因此，把民主化和动乱、暴力、战争等挂起钩来，认为是国家民主转型的必然现象或者普遍规律，是错误的，是中共多年来为维护一党专制统治而编造吓唬人的。 中国和苏联一样，都有著很长的专制历史，又都在共产党的暴力统治下，既然苏联的转型是和平的，就不必成天担忧中国的民主转型一定会如此。当然，有人会反驳，苏联的民主化其代价就是一个强大帝国的解体，怎么能保证中国在民主化中不会分裂？理论上和概率上当然不能保证，甚至也不能保证中国就一定不会出现动乱，但需要向民众强调，有了人类历史上众多国家的民主化经验，中国的民主转型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和平，因此，是值得去试一试的，好比不能因为怕出车祸就不去开车。如果这样，恰恰中了共产党的圈套，它就希望人民谨小慎微，好永久统治。 政权更替免不了是有代价的，但话也说过来，当一个政权气数已尽，不会因为人们怕乱它就不会崩溃。所以，对大众来说，如果想反共，让自己从此不再生活在恐惧中，就不该被它的宣传所惑，而参与到反习反共的事业中来；对海外民运来说，则要让人们相信，民主化不会伤及他们的根本利益，会使他们在可承受的代价内。总之，必须打破公众“天下大乱”的心理包袱，让他们认识到这种认知是不对的。这应该成为“国是会议”的当务之急。 文章来源：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