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儿童节汇聚多元文化 新州州长到场致辞
2026 年 9 月 15 日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30岁冥诞。中共当局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上午，习近平率一众高官朝拜毛泽东纪念堂。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习近平发表讲话。查阅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提到江泽民，一次提到胡锦涛，三次提到邓小平。可是在这次讲话中，邓、江、胡都一字不提。记得在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我当时就指出，这实际上是要拉抬毛、贬低邓，是要开改革开放的倒车。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就在毛诞的前一天，被誉为改革派最后阵地的《财新周刊》发表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声疾呼邓小平主张的”实事求是”，并指出”经济不振金融风险显露”等。这篇社论在发出数小时后被下架。这表明，习近平已经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道路上倒退有多远。 官媒报道全国各地、尤其是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民众纪念毛诞的活动。但引起广泛关注的，不是官媒的报道，而是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出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另类的纪念毛诞的活动：从25日午夜起，就有大量民众，主要是年轻人，聚集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 现场，手举毛泽东相片和红旗高喊：“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资本主义复辟，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所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要毛泽东思想。”当局在现场派出大量武装警力监控，有警察收缴了一些集会者打出的标语，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和“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哀”。另外，毛粉的《乌有之乡》也发文声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毛的旗号，但同时阉割其革命内容与锋芒，愚弄劳动人民，等等。据说当局内部有指示，要警惕有人利用毛泽东反对现在的党中央。 在这次官办的纪念毛诞的报道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当天晚间，央视的《新闻30分节目》在报道了为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推出的纪念邮票后，紧接着就播放了一条北川羌妹子唐丹在年末忙着杀猪做腊肉的新闻。按说，这位北川羌妹子唐丹做腊肉的事情，从前年起就有过几次报道，算不上新闻了，为何却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上央视的新闻节目？因为民间早就有用“腊肉”来指代毛泽东的习惯，无怪乎引起网民热讽热议。稍后，这段视频被删除。但由此引起的这段议论却并没有平息。 从这次纪念毛诞所呈现出的种种荒诞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中国之荒诞。毛泽东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从土改到镇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浩劫，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中国人至少有六千万。在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不但在民间，包括在中共内部，在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都越来越强。虽然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毛做了“功大于过”的正面评价，但不少与会的中共高官告诉我们，事实上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官员们都主张对毛做出更否定性的评价。他们之所以接受毛“功大于过”的结论，只不过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是权宜之计，再过些年会重新评价，会更多否定更多批判的。殊不料后来发生了“六四”屠杀，原本在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戛然终止，以后就是持续的倒退，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变本加厉。但历史真相终究不可掩盖。我们坚信，历史罪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2023年末的中国，在北方冰封、甘肃地震的同时，南方经济再次受到来自北京意识形态官僚的政策冲击，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经济萧条的气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患上了严重的冬季抑郁。他们发现，中国政治正在陷入197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甚至超过1989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 政治分化与复辟 正因为如此，中国最后一家自由派媒体《财新》周刊发表年终社论，以空前严厉的语气重温45年前中共改革开放之初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将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国际孤立和自我粉饰与文革后期相提并论。这篇社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但很快被中共自己的网管部门封杀。 只要身处中国就能感受到这篇社论的非同寻常，它沿袭着中共传统的借钟馗打鬼进行动员，反制毛主义的汹涌复辟，不啻为打破冰封政治中的号角。换言之，如果对比45年前中共政治伴随真理大讨论开始分化为拥戴改革开放的改革派和坚持两个凡事的凡事派，前者衍生的团派对之江系的节节抵抗直到最近随着前总理李克强的卸任和离世才告最终瓦解，那么素有改革派最后阵地之称的《财新》及其背后残余的改革派力量在今天发出如此信号，固然有天鹅绝唱的悲凉，却可能开启中共内部新的分化，即求是派和复辟派的对立。 所谓复辟派，也随着毛泽东130周年冥诞的纪念日讲话正式形成。中共领导人在这次罕见的纪念毛的长篇讲话中借招魂毛泽东来巩固自身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方面重提久违的民主集中制，似有让步、分责姿态，另一方面又强调统一思想，俨然以教主身份要求中共最高层做到从身体到灵魂向领袖的绝对效忠，如同毛的重生。此举，固然有意正式确立新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也因此暴露出中共领导人面对变局计无所出的权威削弱和窘迫混乱。 社会分裂与极冷 如果再看圣诞节前后中国社会的分裂，更足证过去一年北京当局对于疫后如何收拾人心、重整山河几乎毫无建树。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各地方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企事业单位不搞圣诞促销，大学严控学生参加平安夜弥撒、聚会，官方教会领导人也被统战领袖召见要求“从严治教”，各地教堂被严防死守，街市毫无圣诞气氛。在冷清之中，人民看到中国的执政党并没有汲取动态清零的教训，不在乎商业利益和宗教自由，不想修正反而强化了反西方、反国际社会的立场。在北京看来，圣诞节俨然成为又一个意识形态上甘岭。 然而，经受了去年三个月封城之苦的上海市民毫不理会这些明暗限制，商家继续圣诞促销，市民们也穿上圣诞装扮走上街头，继续着两个月前万圣节的人民狂欢。与此对照的，是南有长沙、北有丹东，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毛诞”纪念，呼应着中共的新毛主义回魂，为复辟造势，让几乎所有人在这个冬季都感受到了新文革到来前的严寒。 事实上，政治气候的极冷并非骤然而至，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过去一年里，政治混乱愈演愈重，也为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浪潮营造了最后的现实主义气氛。这些混乱，既是领导层路线摇摆带来的，也有路线失败后的党内清洗，都为年末意想不到的党内分化营造了气氛。 其中，最具指标意义的，自然是北京高层官员的接连落马和某些部委机关的全盘清洗，例如外长秦刚和防长李尚福的先后失踪，无论坊间传闻几何，均与中国对美外交失败有关，而且大大削弱了中国对美的对抗意志，才有今年旧金山峰会上美中之间的缓和。 然而，对僵硬的中共体制而言，哪怕此种最低限度的缓和都需以清洗两位最为“战狼”的鹰派高官为代价才可能取得，尽管无损意识形态部门的极端反美，姗姗来迟且有限的缓和无助于减轻国内外资本和中产阶级的疑虑，无助于减缓欧美对中国的去风险化进程，反倒驱使官僚部门以朝三暮四的机会主义加速摧毁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信心，造成过去一年北京先后释放出近一百条复苏政策仍无效果。 其结果，围绕民营经济和威权政治之间的内部脱钩进程已经开始，也就是国内广义中产阶级选择的去风险化道路。这是《财新》周刊背后党内求是派最为焦虑的，却是北京主政者不以为然的。后者从今年底以来试图以“经济宣传”代替经济政策，以为封闭了所有经济统计和评论就等于将经济送进了无菌病房那样安全，却不知如何急救。 “中国式现代化”？ 一场被动革命 只是，在这个闭关锁国的巨型ICU病房里，当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几乎同时间患上了严重的政治抑郁，那也意味着大萧条来临了，尽管股市和消费都以更为类似抑郁的缓慢而非1929年股灾突现的模式再现。这就是2023年的混乱结果。 然而，人们不知道这一场混乱的根源究竟来自何处。或许可以简单地将一切混乱和无能归咎到某个领袖，甚至新冠疫情本身，这样就忽略了中共党内在过去一年的政治分化其真正根源，也就是当下毛派复辟的现实基础。 理论上，如同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历史启示，不同于马克思，意大利的葛兰西曾经在狱中给予了消极革命的解释，类似过去4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都是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或者毛主义革命的积极革命而言的一种消极革命，对后者，尤其是过去十余年在中国发生的“继续革命”，都是无力消灭潜在领导阶级也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背景下所做的边缘化和吸纳式努力，并且以选择性现代化的方式进行，选择特定的行业和阶级予以现代化的激励，然其根本都是既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存续，也是为了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后者正是美中之间能够实现最低限度的缓和、继续保持至少名义上的开放和名义上的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 然而，这种消极革命的本质终究是反动的，最终不可避免地因为官僚国家的任意性而得罪了几乎所有阶级，也在现代化的光鲜外表下掩盖了所有丑陋保守的沉渣，造成葛兰西所说的“一切都改变了，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也就是无论19世纪的法国还是当下的中国其政治混乱的根源——一个空有雄心却无能的专制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能造成的一切混乱和退步。 在这个意义上，曾经被讽刺为“没有一人是男儿”的中共党内自由派和改革派们，或许正是中国目前最爱党、最担心党国命运的一小群人，如同1976年的密谋者。只不过，今天他们所利用和拥有的只是残存的一点公共声音，试图唤醒党内外人民的历史记忆，而不是禁卫军。而人民，即使包括那些患上政治抑郁的精英，如何可能从清醒认知的抑郁状态中找到出路呢？他们面临的是新冠疫情后的无尽黑暗。 在大萧条的中国未来，在求是派与复辟派的斗争中，或许只有狂热的复辟主义者才能生存。对这个世界而言，那意味着真正混乱的开始。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西方的经济理论五花八门，其中一派叫做自由贸易。其理论是在国际贸易的市场经济中只要自由贸易，就是各方面都合理，最佳状态。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就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纷繁复杂，很少有最佳状态 — 既没有标准的市场，也没有亿万人一致的标准的人。所以实际操作中的经济政策必须按照实际来，也就是符合实际。 但是前些年自由贸易的说法突然甚嚣尘上。什么原因呢？就是发达国家的工资越来越高，资本的利润遭到了压缩，希望寻找增加利润的方法。于是大家发现某些利用穷国的低工资，在发达国家市场上赚取超额利润是一个好办法。如何扩大这种生意的规模，使之合理合法呢？自由贸易的理论很符合这个希望，可以使资本高速扩张。于是就被吹捧得天花乱坠了。 邓小平和江泽民那两代领导抓住了这个机会，联合西方大资本来了个大忽悠。因此得到了美国的永久自由贸易协议（最惠国待遇），还加入了那个世界自由贸易的组织。在允许大资本自由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换取了西方对中国的经济输血。 资本和技术大量流入中共不自由的市场的同时，超额的利润对半分。大资本们赚得盆满钵满，中共的钱袋子们也赚得东升西降，厉害了我的国。其中中共军力的超速发展和战狼外交，首先让西方各国的有识之士们不满，进而让西方的选民们开始怀疑：正是这个自由贸易，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化和不安全，导致了全球民主的衰落。 最近美国总统公开谈论民主的衰落，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女士也谈到了贸易政策要现实，关税保护是必要的。美国舆论终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难再回头了。所以习近平集团希望重新依靠西方输血，来挽救中国经济，这条路肯定不通。不改革政治，不保障国内经济正常运行，不可能救得了经济。 最近的一些现象也足以说明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资本外逃的速度和额度都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不仅外国资本出走，中国的资本也在出走，中国的经济正在逐渐被抽空。而出走的原因，主要就是政治压迫的加重。例如间谍法和企业党支部等等政治操作，加大了政治干扰经济的力度。 资本除了马克思说的追逐利润之外，同样也注重安全的经营环境。江泽民时代外国资本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安全也享受超国民待遇。所以资本家们追逐利润的本性得以发挥，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经过了江胡时代相对宽松的环境之后，现在的环境就使得一些人忍受不了了。外逃在一些聪明人的带动下，逐渐呈现加速的趋势。 国内的企业经营也很不乐观。整体呈现收缩的趋势，不仅生产收缩，消费也在收缩。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通缩，不仅是通货紧缩，而是统统收缩。下一步应该就是整个经济加速下滑。这真的应了习近平同志的号召，大家都要过紧日子了。 公平地说，自由贸易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必须的，主要有的是积极的意义。这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必须政策。但在政治体制不同，经济水平千差万别的国际之间，其所导致的结果就太复杂了。不可以用理想化的政策来概括，否则后果难料。 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理论的不现实。再想依靠大忽悠获得额外的输血，肯定不可能了。还是老老实实改革政治体制，才是救中国的必经之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由新疆伊犁自治州人大颁布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是把习近平早在2014年的治疆讲话中首次提出的“民族互嵌”的少数民族治理手段“法制化”的开端。而这个“民族互嵌”的要害是“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说白了就是要把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变成多民族的混居、杂居区！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新被美国制裁的涉疆中共官员之一：伊犁恶警高琪》中已经介绍了中共前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在位时下达对所有“不放心人员”的所谓“应收尽收”指示，主要是针对喀什等地区，镇压对象主要是维吾尔族。而如今被美国宣布制裁的高琪则是把陈全国的“应收尽收“，落实进了伊犁自治州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群体。这是因为由他主持“维稳”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有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47个民族。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当局把这里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地方法规”形式强制推行“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首选样板区。 就在高琪和胡联合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两天后，本月14日，《新疆日报》刊登新闻报道说：12月13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规，全文共19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立法目的，涉及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经济补助、环境优化、完善设施等措施，逐步推动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此消息公布后，似乎并未引起广大外界媒体的特别关注，如果上网查找“民族互嵌”一词的话，只能找到一篇《大纪元》发表于本月17的揭露和批判文章 《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恶法 专家：中共新阴谋》。文章直指中共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颁布的所谓的民族交融促进条例，旨在为中共宣扬的少数民族政策确立“行为规范”，以建设所谓的“民族互嵌式社会”。法学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文化性种族灭绝的新思想阴谋。 的确，强推所谓的“民族互嵌”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就是“种族灭绝”，只不过这一阴谋早已经不新，被胡联合等“体制内学者”先以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形式引发当权者注意可以追索到十五、六年前，而开始成为实施习近平新时期民族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也已经是近10年前的事情了。 据一个叫郝亚明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教授撰文介绍：“深刻认识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言，这一指导性原则在2010年被提出后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阶段，而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提出使其具备了可操作性的实践抓手”。 这个所谓“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成为中共治疆政策内容的首次对外公布，是新华社2014年05月26日播发的新闻稿，标题就是《政治局: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该新闻稿的副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其中提道：“大力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紧接着，4天之后由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两次将此“最新提法”对外宣讲。 中共“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是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习近平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敬请注意，到此为止，这个“民族互嵌”还只是局限在中共治疆新理念范围。习近平当时的设计是把“互嵌”解释成双向，即在新疆当地推动建立“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同时，还要把新疆的少数民族移民到内地居住、就业并接受（汉化）教育。 紧接着，就是在几个月之后，“民族互嵌”就被当成中共整个民族政策的新内容了。 还是发生在2014年年内的事情，当年9月28至29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开了两天，习近平在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2014年年底，习近平当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的形式，将这个“民族互嵌”正式官宣为其整个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意见”中具体要求说：“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媒体要持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推广经验，树立典型，营造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该政策文件下达次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了评论员文章《为民族工作注入新动力》，说是“ 新形势下，我们既要创新载体和方法，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也要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让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致此，习近平当局的对“民族互嵌”政策的宣传造势达到了最高潮，而且是明白说明要将其由单一的治疆手段扩展成对所有少数民族的治理手段。但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一政策曾一度给外界以“雷声大，雨点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感觉，而“理论界”时有讨论文章的零星发布，反而给人政策不成熟，还在进行理论评估的感觉。直到习近平突然下令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学校强推汉语教学事件的发生。 当时，内蒙古教育厅印发的《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中所体现中的“党和国家意志”，成为整个内蒙古地区一浪高过一浪的保护母语运动的导火索。 自2020年8月底开始，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民众为抗议当局强推汉语教学，各地暴发学生、家长与老师上街抗议运动。蒙古族家长和学生在学校外唱歌、喊口号的照片与影片在社群媒体疯传，内蒙古电视台的300位工作人员公开按手印签名呼吁保护蒙语、师范学院老师集体签名抵制新政策，十几岁的学生、家长、知识分子、公职人员联合起来抵抗这个政策。 当时的习近平当局立刻将此次抗议定为“受境外势力煽动”，在内蒙古切断通讯软件微信、解散微信群组，派警察和政府公职人员挨家挨户要求蒙古人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否则要开除公职，公安、武警及各级公职人员抓捕参与抗议民众，甚至出现内蒙古女官员反中共暴政而坠楼身亡的惨剧……。 对于该事件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详见笔者在2020年9月7日发表的《原来内蒙强推汉语教学是习皇诏令》及此前此后的系列文章内容，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在内蒙古自治区强推汉语教学引发的强烈反弹虽然被习近平当局镇压下去了，但习近平当局由此对所谓的“民族问题”有了更强的危机感。于是，于2021年8月27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民族互嵌”的必要性和强制推行的紧迫性。 习近平的这份讲话已经收录于《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取标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当局的宣传文章说它是“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学习时报》上刊登的相关文章称习近平的这份讲话“科学部署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任务”，“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划定‘路线图’”。 文中具体解释说：要坚定不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夯实交往交流交融基础。加强空间嵌入，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加强文化嵌入，促进相互理解、相互欣赏， 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融互鉴；加强经济嵌入，让各族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照顾，在产业链上相互关联，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加强社会嵌入，营造各族群众日常接触、共同居住的社区环境，让各族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乐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加强心理嵌入，促进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 读罢如上内容，就不难明白所谓的“民族互嵌”，首先是“空间嵌入”，把“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这句官话翻译成老百姓一听就懂的人话，就是实行所谓的“掺砂子”， 让各民族混居、杂居！ 本文前面已经提及的《大纪元》上星期刊登的《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恶法 专家：中共新阴谋》一文中引述了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蓝述的话说：所谓的“互嵌”实际上是让汉族和维吾尔族全面杂居，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的控制。 蓝述说，维吾尔族人居住在一起，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将形成凝聚力。毫无疑问，这种凝聚力不利于中共掌控，因此中共采取了杂居的方式。在杂居状态下，由于汉族人接受的是中共的党文化，这种党文化便会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从而降低维族人的宗教和文化凝聚力。 此外，蓝述还表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居住在一起往往会引发矛盾。他说，这种矛盾有助于中共挑动群众斗群众，特别是挑起汉族与维族之间的斗争，从而方便中共实施控制，这是中共最擅长的手段。这种杂居的方式也使中共能够更便捷地组织特工，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 这位时评人士分析的没有错，只不过把习近平当局的“民族互嵌”简单理解成了对付和“瓦解”新疆维族人的手段，其实不然。所谓的“民族互嵌”被深入推广肯定是要假以时日，但习近平当局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区域逐步扩展和深入。而且，别忘了这“民族互嵌”说的是“各民族互嵌”，也就是说，不但是人让汉族与维族，或者让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互嵌”—以汉制“夷”，也还要让不同少数民族“互嵌”—“以夷制夷”。比如让信奉不同宗教和哈萨克族与蒙古族“互嵌”。 日前刚刚通过的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中明白强调的就是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规”，涉及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本文前面已经强调过，这个新疆伊犁州，说是“哈萨克自治州”，是因为哈族人口居多，但该州境内也还有包括汉族、维族、蒙族、回族等在内的40多个大小民族的人群。而中共当地政权用“地方法规”要求县以政府以“经济补助、环境优化、完善设施”等手段强推的“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无疑是包括了让汉族人“嵌入”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人为打乱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形成的的单一族群聚居状态。用中共当局御用文人的话说就是“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新时期我党增强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推进族际和谐的新举措”，此举“并非单纯强调少数民族嵌入到多数民族之中，也包括多数民族嵌入到少数民族之中，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 更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内容，本专栏日后还会有文章跟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被美国政府列入新一轮制裁名单的中国新疆伊犁公安局长高琪不但在中共新疆”反恐”过程中屡立战功，而且还把原本主要针对维吾尔族群的”应收尽收”的极端手段对付伊犁境内众多少数民族和穆斯林群体。 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5周年前夕，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于12月8日宣布因侵犯人权而对九个国家的20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名涉新疆事务的中共官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兼公安局领导人高琪和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胡联合。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高琪所在的上级部门新疆公安厅之前已被列入被指定实体名单，而他作为副州长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镇压。高琪及其直系亲属被禁止入境美国。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还说，胡联合所在的中央新疆工作协调组在制定新疆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直接和密切卷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的制定和修订，该条例在中国政府眼中为在新疆展开再教育拘留运动提供了推定的法律依据。 其实，这其中的胡联合，已经是第二次被美国国务院列入制裁名单了。上一次整好是两年时间以前，也是赶在国际人权日之际。 2021年12月10日，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了《国际人权日 美宣布制裁四涉疆中国官员与一实体》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人权日宣布对中国等严重侵犯人权国家的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两篇报道文章，说是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的这一天，美国宣布制裁四名涉及严重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的现任与前任中国官员，并将涉及新疆监控的中国企业商汤科技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企业的名单上，美国个人与实体将不得投资。 如上报道中详细介绍说：中国使用一种人工智能（AI）辅助计算机系统，可为新疆地区数百万维吾尔人创建生物识别记录，使用数字监控系统来跟踪维吾尔人的行动和活动……。其中一些人随后被拘留并被送往拘留营，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无限期关押。这一技术专门针对维吾尔人，根据他们的外表，并记录他们的动作。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是中国当局利用拘留和数据驱动的监视在新疆地区建立警察国家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商汤科技开发的人脸辨识系统被中国政府用以监控新疆维吾尔人。商汤科技在申请专利时，还强调自家技术对有胡须、戴墨镜与口罩的维吾尔人，有强大的识别能力；集团子公司“北京商汤科技”2019年就已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现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了，美国新的一轮制裁名单中虽然再有胡联合，而没再有臭名昭著的商汤科技，但不知仅是是巧合还是天意，就在这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名单发布6天之后，该公司的创始人、“中国人共智能领域的杰出代表”，年仅５５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汤晓鸥却突然被官宣“因病医治无效”了。较详细报道见自由亚洲网站本月１６日文章《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鸥猝死 公司曾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两年前的国际人权日上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涉及新疆人权迫害的4名中国官员，包括前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现任的新疆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关键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胡联合以及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长陈明国，他们的亲人也不得入境美国。 关于胡联合，我们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专门进行详细介绍。而两年前和胡联合一起被制裁的陈明国当时的职务是自治区副主席兼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今年１月和3月他已经被分别宣布连任了这两项职务。既然已经开始了连任，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今年没有对他进行再制裁。而这次新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高琪则是陈明国最得力的部下之一。 １９７０年出生的高琪是汉族，祖籍山西。十之七、八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响应号召“援疆支边”的内地汉人后代。他的官方简历中说他是＂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在 新疆劳改警察学校管教专业学习，1990年6月毕业待分配“，其实这所“新疆劳改警察学校”的全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警察学校”。 这所学校当年成立的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了内地数万名“重刑犯、顽危犯、反改造尖子犯”，为培养大批劳改工作干部的需要，1984年1月21日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干部学校。当时，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在职干警，每年3至4期，意即每个学员的在校受训时间也就三四个月。 1987年4月，该学校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警察学校”，一年多后经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批准，学校成立电大工作站，实施大中专学历教育。意思是有资格招收广播电视大专或者中专生了。直到１９９３年，这所学校才被批准增挂“公安司法学校”牌子，列入国家普通招生计划，实施高中和初中起点的普通中专学历教育。 也就是说，１９８８年的高琪或者是高考落败，也许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参加高考，这才退而求其次，读了一个“广播电视中专”。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毕业待分配”了。 接下来，这个高琪并没有因其所学＂专业“而对口当了一名狱卒，而是成了泽普县公安局的一名干警，继而又被调入喀什地区公安局刑侦科干警。 从1999年起，高琪从喀什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职务一路晋升。 2008年8月4日喀什市发生一次袭击武警案件。中国官方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官方公布的案件细节是当时有两名维族男子驾车对正在出操的喀什市边防支队武警发动袭击……，共造成武警17人死亡、15人受伤。 接下来，在对这两个人的抓获过程中，高琪立功受奖，于２００９年4月晋级为喀什地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几个月后即又被提升为副司局级待遇的喀什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当时那几年里，喀什地区是中国新疆“反恐”的第一线，身为当地公安局局长的高琪所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 2013年开始，高琪转任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常委兼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2016后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州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州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 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中指出：高琪在2018年6月表示，新疆必须“坚决按照陈书记的要求，把不放心人员送到放心的地方……慢慢改造”。 此后，伊犁地区公安人员实施了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酷刑，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不经审判的长期羁押； 绑架和秘密关押造成人员失踪，以及其他公然剥夺生命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的行为； 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如上内容中所说的“陈书记”，就是几年前早已经被美国宣布制裁的时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 2017年8月30日，陈全国对全疆县级以上干部发表视频讲话，就“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疆方略”总结“反恐”工作成绩：……“三仗一战”打得漂亮，“挖减铲”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严打真正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安宁。社会面防控成效明显，布下了反恐维稳的天罗地网。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实现了全封闭，筑起了防回流、防袭扰、防热兵器流入的铜墙铁壁。断根、断代、断联、断源“四断”明显，实现了标本兼治、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如上都是陈全国所讲的原话，请读者听众特别注意其中的“断根”和“断代”的表述，真得是让人毛骨悚然！ 在这次讲话中，陈全国还对下一阶段的“反恐”提出要求：强化严打攻坚。继续挖存量、减增量、铲土壤，集中力量开展严打攻坚会战，采取一切措施和手段，把暴恐团伙和暴恐分子挖干净、抓干净、打干净，坚决消除现实危害。坚持应收尽收、有了就收，对重点人员和不放心人员集中办班培训，实施甄别审查、教育转化，坚决消除潜在危害。切实抓好“断代、断根、断联、断源”工作，精心组织各类专项斗争，坚决切断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承体系，切断宗教极端思想传播渗透的途径，切断“三股势力”内外多联的渠道，切断“三股势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传播的源头……。 如今，陈全国早已经被习近平打发回家养老，但他当年亲自考察、任命的高琪还在继续作恶。 有道是，笔者在设法查找陈全国的这份讲话内容时，居然无意中看到了当时被中共内部查办的时任莎车县委书记王勇智的一段自我批判内容。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进入查一下王勇智其人其事。维基百科的记载是：2014年莎车县暴恐袭击案发生后，在新疆南部长大并有着执政经验的王勇智就任莎车县县委书记。王勇智认为教育和经济发展为消灭恐怖主义的方法，因此上任后加强了莎车县的安全措施，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双语教育，并建设机场、水利设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致力于经济发展。根据上级指示，王勇智在任内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但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表示顾虑，担心大规模拘禁会损害该县的民族关系，并阻碍经济发展。王勇智下令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 2017年9月后，王勇智从公众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莎车县委书记一职改由范宝军担任。2018年3月，王勇智被控存在“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贪污腐败等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官方的公开报告中并未提及王勇智释放在押人员一事。 2019年11月，《纽约时报》声称，一些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向王勇智表示了敬意。 而笔者这次无意中查找到的王勇智的自我批判内容中有他自己解释他释放“在押人员“的初衷。 他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毫无党性原则，不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自觉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自认为比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更了解喀什地区实际情况，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必须有选择地抓落实。因此，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都收走了，势必影响脱贫攻坚进程，影响自己的政绩，导致无法实现自己尽快离开莎车的目的。因此，为了一己私利，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做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的2万余人中的7000余人违规解押、解教，亲手埋下这些“定时炸弹”，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请注意，所谓“应收尽收”的“收”，就是“收押”和“收教”，意思是要对所有“不放心人员”都或者直接判监，或者关押进不需要审判程序的教育营。 而当时陈全国下达的如上指示，主要是针对喀什等地区，镇压对像主要是维族。而如今被美国宣布制裁的个高琪则是把陈全国的“应收尽收“，落实到伊犁自治州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群体。这是因为由他主持“维稳”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有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47个民族。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当局选中这里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依法”强推“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样板区。进一步的内容，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爆出持有农牧用地违规使用之后，柯文哲解释，之所以会买那块地，是因为父亲在他年轻时希望他可以回到新竹行医，于是在2008 年与新竹 4 位前辈医师合购这笔土地，所有持份是 5/24。而他长年在台北，土地是爸妈在处理，没爆出来他都忘了有这件事情…… 短短一段陈述，柯文哲说了好几个谎，也留下更多的疑点。 一、既然是父亲希望他回到新竹行医，那为什么不是买建地而去买农牧用地？农牧地怎么盖医院？二、照议员卓冠廷的追查，该土地有6个人共同持分，除了柯文哲以外全都是女性（据身份证公开资料），4位“前辈医师”都是女性这机率有多大？三、柯文哲说农地改做停车场使用“是其中一个地主代表去签约”，但柯妈妈受访时却说“是3年前由游览车业者透过代书，来询问是否可以租用停车”，到底谁在说谎？ 四、根据公开申报的财产资料，柯文哲名下只有这块位于新竹市隆恩段的土地，自己所拥有唯一的一笔大面积土地却说“不知这土地在干么”、“没爆出来他都忘了有这件事情”，这合理吗？五、柯文哲装得好像跟这笔土地“很不熟”，但出了事却不问其他共同持分人，随即宣称要“全部刨除，改回农用”，立刻又变为主导者，这符合任何正常的经验认知吗？ 对于以上疑点，柯文哲几乎通通没解释，只强调他会立刻刨除地面柏油、补缴税金，想把事件导向单纯疏失。但任何人都知道这其实是惯用的“养地”手法，其实就是所谓的“炒地”。只要等到民众党籍的新竹市长变更都市计画，这块2300平方公尺的“特农用地”被改为建地，价格立刻一步登天。 一般人有闲钱“养地”不是不行，“炒地”只要不涉及明显对价，也未必违法；但对于标榜“新政治”、最照顾年轻人的柯文哲而言，却显得极为讽刺；对于前几天还发表农业政策，誓言要“保护农地”的柯总统候选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瑕疵。 一样的争议，也发生在侯友宜的文化大学大群馆（凯旋苑）事件上。此事最早爆发于2018年侯友宜首次参选新北市长选举，但是未伤侯友宜分毫；可能也因为这样，侯友宜家族从未处理，相关争议就一路跟著他到总统大选。所不同的是，当年的大群馆现在改名为凯旋苑，如今103间套房月租1万6，比起当初更翻涨好倍，甚至有人算出侯友宜家族光是当包租公就可年收两千万。 侯友宜讨了好老婆，加上理财有方，那是他的本事；不过，一边想要当总统，一边又要当寓公，还爽收学生高价房租，那当然是在挑战选民的观瞻。侯友宜办公室说，所谓“包租工年收两千万”是“旧闻”，是“乌龙爆料”。那就请问：侯友宜从现在的凯旋苑宿舍到底可以年收多少钱呢？总统的财产没有秘密可言，这可不是一句“我的隐私”可以随便唬弄过去。 赖清德的老家位于新北万里偏远山脚下，当地房仲估算整栋房子价值不到100万元，甚至还不到台北新成屋一坪的价格。这样的房子被连闹了两个月，说它是“违建”，必须“高道德标准”处理，最好能够自己把它拆掉，否则就是“赖皮寮”，最后逼得赖清德舍去自己与母亲生活的记忆，把房子捐出来。如果依同样的标准，要怎么看待柯文哲这场炒地皮风波？又要怎么衡量侯友宜把自家房子切割为100多个门号避税，再爽领钜额月租金的行径？ 陆军官校有个座右铭：“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后来，许多从政者就以此来惕励自己，强调要赚钱的人不该从政，要从政的更不能想著赚钱，特别是竞逐总统这么重要的职位更是如此。既然这场总统选举已经演变成候选人的“人格之战”，那就不该以道德质疑别人，却用道理来原谅自己。在所谓“一切依法”的最低道德标准之上，柯文哲侯友宜都该自问：你们用这种态度面对外界的检验，说得过去吗？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岁末年终，许多关注中国局势的舆论推出所谓中国年度热词或者敏感词，据以反映中国社会现象，最近和资深媒体朋友讨论相关话题，咸认同“消失”应是相当贴切的中国年度热词。 2023年中国各领域莫名“消失”的菁英人士，仅见在媒体曝光者，位阶之高，范围之广，个案之多，令人怵目惊心，反映中国今年社会气氛之诡谲、局势之紧张、极权之恐怖。 这些今年消失的人士，有莫名猝死者，有渺无音讯者，有已被公告逮捕者，其中位阶最高者为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疑似“心脏疾病拯救不及猝死”且不许民间集会悼念，备受中外舆论质疑，另高官前外交部长秦刚与前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皆“人间蒸发”不知去向，相关人士亲友们竟也噤若寒蝉、不敢质疑，显然悖离人伦常理。 高官猝死或人间蒸发悖离常理 此外，关注亚洲政经议题的外媒《亚洲哨兵》（Asia Sentinel）近期引述多家消息来源报导，因为疑似涉及中共火箭军部队高层贪腐以及向美国透露火箭军与飞弹机密，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可能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处决”，这是继近期美国政治网媒《政治》（POLITICO）之后的相似报导。 《亚洲哨兵》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访俄，俄罗斯总统普丁向习近平透露，中国飞弹机密被泄漏给美国，而秦刚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久后秦刚在7月25日遭革除外交部长职务，后又被免职更高阶的国务委员，失踪至今。 中共火箭军高官的集体消失尤为惨烈，据传迄今火箭军至少有70名军官被捕，且未公开审讯消息。 根据曾任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撰稿人，于2015年流亡美国的前中共中纪委监察员王友群根据公开消息列出今年被消失的中共高官至少25名，除了秦刚，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首任火箭军司令员）、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前火箭军政委徐忠波上将、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中将与李传广中将、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中将、前火箭军副司令暨现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中将、前火箭军副司令暨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指挥员李军中将，以及前火箭军参谋长张军祥少将、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少将、火箭军装备部副部长李同建少将等等——看来皆与火箭军事件直接相关。 此外，关于战略支援与装备单位，共军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干生上将、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暨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司令员尚宏中将、海军副司令暨前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冯丹宇中将、南部战区海军司令暨前装备发展部副部长鞠新春中将、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夏清月少将、装备发展部副部长饶文敏少将，也在同案“消失”。 消失名单中最著名而且被议论最久的是前国防大学政委、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上将，此外北部战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王大忠中将也受瞩目。军工系统涉案消失者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瑛、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这些消失的中共党政军高官，中纪委没有按照惯例发布相关消息，也没有任何一家中共媒体胆敢报导是否被查，遑论深入调查内情。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陆续消失 在产业界，中国上市公司消失的高管今年至少有十馀人，例如11月29日，近传严重资不抵债且被中共央企托管的“中植系”旗下两位控股上市公司董事长消失，包括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长水（兼任中植集团副总裁）、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红英（前中植集团财务总监）。此前多名中植系高管已被北京警方拘捕。 今年初，中国“并购之王”包凡消失撼动中国资本圈，2月16日华兴资本发布公告表示无法与董事长包凡联系，十天之后才获悉包凡正在“配合”有关机关调查，半年后华兴资本于8月9日公告，包凡还在“继续配合”有关机关调查，此后就没消息。 据称中国网民手机里九成的应用程式APP都跟包凡的投资版图有关，从2014到2021的八年间，包凡率领华兴资本促成727家投资方合作公开交易高达439笔，在中国资本圈影响力非浪得虚名，然而消失至今，中共官方没有任何具体解释。 近年中国房企相关产业遭受重挫，房企高管消失已非新鲜事。例如今年4月13日，中国房地产开发巨头融创中国公告两名执行董事因为“集团内部工作分工及职责调整”辞职，分别是负责集团投资发展的执行总裁商羽，以及集团执行总裁兼华北集团总裁迟迅。商羽及迟迅辞职后相继失联，消失在人间。 此外，房地产公司高管消失者包括华夏幸福董事兼联席总裁孟惊、新城控股房集团董事兼联席总裁曲德君，原因不明。而房地产业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与集团高管于9月底被捕消失。 《经济学人》近期断言，随著中国经济下行，更多企业可能破产，不少老板们恐怕也会跟著“消失”（missing）；《华尔街日报》也指出，高管消失让中国企业转趋低调避祸，动摇国内外企业在中国经商信心，极难恢复。 不久之前，中国人工智慧巨头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鸥据称因病罔效，于12月15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科学家背景的汤晓鸥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教授之馀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视觉计算组主管约三年，创办商汤科技监控技术先进，契合中共极权统治需求，得到中共当局高额补贴，其不当监控脸孔辨识系统业绩遍及国际，却也同时恶名昭彰。根据《法新社》报导，2019年10月商汤科技因涉及利用技术在新疆侵犯人权而被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2021年12月10日于商汤科技于港交所上市定价日，美国财政部将商汤科技列入投资黑名单，指其为典型“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 此外，就在李克强猝逝同一天（10月27日），中国疾管中心官网发布讣告表示，中国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根据《美国之音》报导，吴尊友生前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在疫情肆虐期间，经常公开力挺动态清零极端封控措施而备受争议。 综观前述，只是中国军政产官学研各界精英“超乎寻常”陆续消失的冰山一角，难免被外媒质疑习近平政权恐正对国内各界展开“斯大林式”大清洗。值此中国社会“腥风血雨”之际，实值得台湾密切关注、戒慎警惕。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全面脱贫”、“信仰自由”和“民族和谐”──八成人月收入不足3000台币 在2023年的冬至来临的前三个深夜，中国最穷（人均GDP最低）的省份甘肃省，其中最穷的地区临夏州，辖下的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至今已知夺走131条人命，成为中国近10年来最严重的震灾之一。 我想不只我一个人很奇怪，为什么6.2级会死亡这么多人，因为去年花莲玉里6.8级地震，死伤个位数。 为什么积石山县会这么严重？中国媒体和海外媒体给了很多原因。但是我注意到两个重点：房屋为什么会损毁这么严重？不是全面脱贫了吗？第二，为什么中共中央统战部会第一时间介入救灾？为什么临夏州积石山县是中央统战部的定点帮扶县？积石山到底是怎样的地方？为什么这么特殊？这种特殊地位和它的贫穷之间，有什么联系？ 首先，关于为什么伤亡这么严重。根据媒体说法，搜救主要困难主要是温度、天气恶劣，零下15度，其次是海拔高，这里属于甘肃向青藏高原过度的山区。另一方面，农村大多数以留守老人为主，很多没有智能手机，地震又发生在半夜，来不及反应造成伤亡过高。而且震中柳沟乡是居民聚居的地方，人口相对稠密。 为什么房屋损毁这么严重：因为震中是贫困地区，一方面农村大多是自建砖房，谁便宜请谁建，其次甘肃地震的震源深度较浅，仅10公里。 但是，问题又来了。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建筑抗震设计就有了强制性规范要求。要求是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而6.2级地震，只算中震吧，为什么积石山县的房子这么弱不禁震？这就要聊到积石山这个地方的真相了。这是中国扶贫的真相。 积石山县全称叫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中国名字最长的县。在地图上，积石山县不是很偏，离兰州并不远，但是打开卫星图，会发现，它逼仄地镶嵌在高原山区。 这个地方有多穷呢？先从地图上看，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工厂。从统计数据来看，2021年，积石山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5.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33.7元。其中城镇人口占全县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2.54%。也就是说，积石山这个地方，这里8成的人，每个月可支配收入只有人民币600多元——是的，八成人月收入不足3000台币。 中国不是全面脱贫了吗？ 没错，他们的媒体是这样报导的。我们可以在甘肃政府网站上看到，这里常年自然条件差、可利用资源少、工业基础薄弱、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直到2020年2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才批准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退出贫困县，这里可能是中国最后脱贫的县。 积石山的人，主要是60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时候，从青海循化逃荒来到积石山的，然而这里依然经年贫穷。在当地2017年的报告文学里，积石山的人生活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只靠耕地和养羊勉强糊口，贫病交加。农村小孩子上学的午饭普遍就是又干又硬难以下咽的馍。2017年，汪洋来积石山考察，当地还大书特书。随后，经过几年的输血，2020年，这里宣布脱贫了。甘肃的党报甘肃日报写道：《临夏州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2009年以来落实补助资金29.38亿元，累计改造危房22.58万户，2020年，农村C、D级危房全面清零。 什么叫cd级呢？根据中国的《2023年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c级：局部危险，d级：整体危险。A级：结构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承重构件未发现危险点，房屋结构安全。B级：结构基本满足安全使用要求，个别承重构件处于危险状态，但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也就是说，2020年，积石山农村的房子，都达到了ab级。 而这是谁的功劳呢？ 2020年，甘肃省政府的一个新闻揭示了一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全省近175万农户通过危房改造住上安全房： 原来，是习博士为甘肃省的农村危房改造指明了方向。 文章煽情地说“擦拭桌椅、打扫院子……搬进新居有一段时间了，积石山县癿藏镇学文村村民马尕布一家依然沈浸在幸福之中。马尕布说：“住上新房子，感觉生活都有希望了！”马尕布家是我省最后一批危房改造的农户，随著马尕布家新房落成，我省危房改造工作冲刺清零任务完成。据统计，通过危房改造，全省174.9万户农户住上了安全房⋯⋯确保危房改造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为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结果，这方向明显没指点好啊，答卷交得经不起考验，一场6.2级的地震，就把这场危房改造的成果震得粉碎。 说是全面脱贫，但是8成人的月收入700元，说是危房全面改造了，结果遍地塌房。 那么，第二个疑惑又来了。为什么统战部会介入救灾，为什么临夏州积石山县是中央统战部的定点帮扶县？积石山到底是怎样的地方？ 其实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县是少数民族混居，而且是中共最忌惮的一个信仰族群——穆斯林的聚居地。而临夏州虽然穷，但是他却被称为陕甘穆斯林的“小麦加”。这里很多清真寺，中国不少回商皆出自临夏。他们不仅广泛地涉足国内的清真食品、民族用品贸易以及民族餐饮，还在皮毛、地毯、茶叶、虫草、百货贸易等领域形成抱团效应，一种印著“临夏”标志的棕色塑料汤瓶就产自临夏，如今甚至反销到了中亚。 可是，中国政府打压的不仅是新疆维吾尔人，而是整个中国穆斯林群体。集中营里不只维吾尔人，清真寺被摧毁的地方也不止新疆。 对于一位积石山穆斯林而言，新的一天是在清真寺宣礼塔上传来的唤礼声中开始的，也在唤礼声中结束。但是就在今年11月的BBC就报导：人权观察报告称，中国政府在宁夏、甘肃大量关闭及改造清真寺。人权观察取得卫星影像，证实宁夏回族自治区两个村落共有7座清真寺，全都被拆除圆顶和宣礼塔，其中4座更遭显著损坏——3座主楼被推平，1座祈祷室内部受损。2018年，甘肃政府禁止16岁以下人士在有“中国的小麦加”之称的临夏市参加宗教活动。2019年临夏电视台报道称，当局经过“艰苦细致开展了思想教育引导工作”，将其中一座清真寺改造成“扶贫”用途的“加工车间”和“文化活动室”。 很多人说，中国政府对穆斯林的管制来自2009年的新疆七五事件，言下之意是由维吾尔人自己引起的。但是这种推测其实颠倒了因果。 在积石山的政府网站上，我看到，在2007年，当地政府就这样总结扶贫成果：“积极引导各清真寺，宗教界人士严格遵守《义务教育法》，不招收16岁以下未成年人入寺念经，并通过宗教界宣传、教育，动员失辍学学生重返校园。⋯⋯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的作用，召开不同层次的会议，对信教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群众明白不接受义务教育是一种违法行为，未成年人入寺学经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是违背伊斯兰教义的道理。”原来对当地穆斯林信仰的管制，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 中共的这种宗教管制，表面看是为了经济，但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穆斯林的信仰阻碍的经济发展？何尝不是因为他们忌惮宗教信仰的力量？何尝不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的维稳心态？何尝不是因为他们对少数族群的偏见和戒备，以及管制为主的极权统治惯性？这种思维，怎么不可能掀起族群冲突，怎么能不引起穆斯林反抗？ 所以，为什么中共的扶贫成果，被一场地震扒开了真面目？因为，他们发展经济的努力，首先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要当地付出的是文化传统和信仰自由被剥夺的代价，扶贫，是为了巩固统治。而且，还没有真正没扶到贫，一个地震就可以功亏一篑。积石山的民众，正是中国当下的写照。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一年多前，北京曾发生义士彭载舟（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挂罢习反共横幅的抗议事件。一年多后，一群文人以笔为刀，在国内严厉的环境下，勇猛地以自己的方式反习，效果同样震憾。 杂志封面漫画讽习“指明方向”停刊 疑因最近一期（也是最后一期）杂志封面漫画讽习“指明方向”触怒当局，以针砭时弊著称的大陆杂志《杂文选刊》12月4日发布遭停刊（休刊）。 据《杂文选刊》编辑部发布的“休刊启事”，该刊自2024年1月1日起休刊”，并称“休刊期间，我们将认真做好各项有关工作。” 《杂文选刊》12月号的封面漫画内容，是一只大手在指向前方，在手上顺著指明的方向跑的人，却纷纷掉下深渊……。网友介绍，漫画名为“指明方向”，疑涉嘲讽习近平。 因反共反习被开除党籍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12月17日在X（前推特）发出《杂文选刊》最后一期封面表示： “转墙里网友的话：这本杂志今年最后一期，也是终期，明年就停刊了。编辑部豁出去了，大胆封面配图引起世人关注。一只伟大的手指引著方向，却是万丈深渊，众人前仆后继，奔向深渊。这是当前形势最形象的表达。目前在紧急回收销毁已售杂志，根本买不到了。” 不少海外网友跟帖： Ying：“向编辑们致敬！幸好网际网路有记忆这张图不会被消失。” 乔志飞：“喜欢这张图很久了，如果真的在那里有杂志敢封面，可能是我在这岁末的时候，最欣慰的一件事儿了……” Jude：“挺好看的杂志，高中的时候就挺喜欢看，没想到停刊了，我们八零后在国家重新强大时长大，又经历了繁荣，以为会越来越好，结果等来了这个大魔王，未来的几十年还要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终结这个邪恶的政权，为我们的下一代迎来真正的希望和光明。” 总有刁朕想害民：“一本令人肃然起敬的杂志！一群令人敬佩无已的文人！那些离我们而去的，有不少值得怀念的。这种风格的杂志，我读过不少，也间接塑造了我的文风。好在，离天亮也不远了。过个一两年，估计就可以复刊了。” 实相的自然：“唉，叹息之馀，从中看到了中国还是有希望、有未来的！总有一群人，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才是支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 吕文海：“创作者杨树山，开通了抖音号，有兴趣的去逛一逛他的其他作品。” 中森女士等等我：“这个编辑是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了。” Stevenchin0512:“杂志社从老板到员工全TMD都是爷们儿，纯爷们儿。” David W.：“这本杂志多买，保存起来，以后价值千金。” 墙内微博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话里有话，对杂志和漫画多有褒赞之意，仅摘一句：“杂文选刊最后一期，勇敢的人们！” 《杂文选刊》原名《杂文家》，创刊于1988年，是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杂文选刊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学术性刊物，最初由主编刘成信先生创办了内部刊物。1991年，更名为《杂文家选刊》；1993年，更名为《杂文选刊》。 刘成信曾把杂文的社会功能比喻为“社会医生”，说杂文就是批判的、揭露的，其本质恰恰是“说真话、讲真理、抒真情”。 目前未知杂志的编辑们的处境，但到北京时间12月19日晚间，微博还没有封杀《杂文选刊》12月一期封面，不少网友转发。去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这期的信息，一些电子版还能阅读。笔者宁愿相信，这是一些网管良心发现，躺平不管。 “指路帝”对号入座 众所周知，中共党魁习近平时常喜欢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指明方向”，网民封号为“指路帝”。 自2017年中共十九大起，中共宣传喉舌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称习为“人民的领路人”。自2020年起，官媒更开始频繁报导习近平为全世界、全人类“指明方向”。 据媒体统计，仅仅在中共病毒从中国武汉传出，世界深受疫情重创的2020年，官媒以“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作为标题报导就至少有12次。其中，这年9月21日，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在当天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的讲话为“联合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而世界卫生组织（WHO）确实被指是听命于中共。 近几年纷纷获习“指明方向”的，还有中国的制造业、国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复工复产”，等等，大多烂尾。 独裁者和他的走卒，除了对号入座，关停《杂文选刊》，别无它策。但同时也成全了这本版物，以及这群知识份子的历史一刻。故此，这次《杂文选刊》最后以漫画“投枪”，令人网友均有同样的感受：原来中国还有这样勇的一批知识份子。 中国酝酿黑天鹅 去年中共二十大前，10月13日曾发生义士彭载舟（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挂罢习反共横幅的抗议事件。四通桥事件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中国终于有人带头公开喊出了打倒独裁者的口号。彭载舟的口号，也因此成为一个月之后的白纸运动的先声。 相对于过去南方报系被指敢言，或者财新网号称敢言，在《杂文选刊》以停刊为代价的抗议面前，都显得失色了。这次《杂文选刊》最末一期封面，以漫画无声表达讥讽，让人会心一笑。这是中国文人造反的先声。 我的大学同学，一位刚润到海外的前大陆文化人，最近参与了海外反共檄文的征稿。笔者和他谈起《杂文选刊》一事，他透露，他们在国内就有一个圈子，生意人兼文化人，在国内努力做著对中国人思想启蒙的工作，想让中国人知道，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绝不是共产党这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的邪路；我们也要让中国人知道，中国人有权拥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思想文化自由，言论自由和各种人之权利。 但这位同学，在国内难以施展，终于出来了。 我还有一位在国内的朋友，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他是我所知道的国内的精英、颇有思想的人之一，能看穿中共的假恶暴，也曾为铁链女发声。但他说现在他选择沉默等待天亮，应时而变。 我知道，在中国，许多人在等待，鲜有行动者。但看到《杂文选刊》这期，深深感到，他们是行动者，尽管在中共的管制环境下，效果难彰，但已难能可贵。尽管中共打压了一批又一批，但真的勇士仍会不断涌现，最终中国会飞出触发中共倒台的黑天鹅。 那只假称“伟大”的手正在指引万民坠深渊，那幅漫画却彰显中国正涌动反习、反共浪潮！2024，中国将变！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独裁体制下，特别像中国这种独裁体制，要对领导人的权威进行准确的、定量的度量，几无可能。即使在威权国家，也有直接针对领导人的民意调查，然而在中国，最多能够做到的是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虽然政府满意度也间接反映了对领导人的信任程度，可两者毕竟不能直接划等号。再考虑在中国涉及政治的民意调查的可信度，即被调查对象未必会说真话，很难从中去评估领导人的权威程度。然而，这并非表明对习近平权威的衡量就束手无策，我们可以从中共重要会议的语言表述分析评估习近平权威消长的趋势，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党国体制对领导人有不同于一般独裁体制的独有的语言表述方式，在习近平时代，最明显的是诸如核心、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语词，以及固定的、程式化的表达。这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一般都会出现。 相对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代会以及其他的政治类重要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显示习近平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有着优势：首先，它是对当年经济工作的总结和次年经济工作的部署，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也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但是在会议的性质上毕竟不像前三者一样属于政治会议。因此，在测试和反映领导人权威的政治灵敏度上，反而比政治会议要强。原因在于，因为是政治会议，即使是习近平的权威有所下降，但在表述上当局会让它不明显体现出来，换言之，无论习近平真实的政治权威程度如何，在政治类会议上，体现权威的一些固有语言和表述一般都会有，外界很难看出其中的些微差异，但是对经济工作会议，如果习近平的权威在这一时期有所下降，在表述上就会有反映。大概在当局看来，没有写上习近平专用的词汇，人们一般都不会注意。 其次，经济工作会议一年一次，而且是在年末举行，能更好反映和检验习近平一年来特别是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力。政治局会议一般一个月开一次，虽然习在某个月权威有所下降也许会在会议的表述中体现，但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其权威又会恢复，所以它的波动性有点大。党代会五年一次时间又太长，如果在会议的公报中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上次党代会的表述，当然是重大的情况变化，能够直接反映习的权威的变动，但这只能等到5年后。中央全会虽然也是一年一次，其会议的政治性仅次于党代会，但如前所述，它的政治灵敏度比起经济工作会议要弱，不能很好地反映习的政治领导力。另外，中央全会在当年10月举行的时候更多，不像经济工作会议12月举行反映全年情况。 再者，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连续性。某次经济工作会议无法验证习的权威的消长，必须把时间拉长，再对照当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以及社会情绪，就可以从会议的文字表述中看出习的权威消长的细微变化。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几天举行，在几千字的新闻报道中，提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两次，分别是第三段和倒数第三段；在第六段还提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此外，再无其他只属于习专有的政治词汇。 将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和过去10年尤其过去五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拿来逐一对比，会发现习的政治权威是有衰减的。 同中共其他的重要会议尤其前述的几个政治类会议一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报道方式，这就是毛曾经严厉评判的党八股，只不过，在江胡时代，包括习的第一任期，这种党八股文风还不是十分严重。习上台的前四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虽然有“会议要求、会议强调、会议号召”之类表述，有着当时的政治术语，但是习近平的名字不是每年都出现。比如2012年和2013年在会议报道的倒数第三段，有“会议要求，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的表述，2014年和2015年的倒数第三段，将“会议要求”改成“会议号召”，没有出现“以习为总书记”这个表述。2016年的倒数第三段不是“会议号召”，而改成“会议强调”，依然没有习的名字。 但从2017年开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有两个明显改变，一是谈到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统一用“会议强调（2017年用的还是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倒数第三段，统一用“会议号召，全党全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另外，体现习的政治权威的“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政治标语也开始出现在报道中。比如，2017年就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之类话。原因就在于，习近平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自我加冕成为中共“核心”，2017年习在中共十九大连任并且提出了“习近平思想”，进一步确立了核心地位，所以才有突出其在党内政治权威的表述变化。 综观十九大以来的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在显示习的政治权威的表述上，共同点是以习思想为指导，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同点是，2019、2021、2022这三年都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表述，只是2019年放在“会议强调”那段，2021、2022年放在“会议号召”那段，但2018、2020年以及今年则没有出现这四个政治词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就需联系这三年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2018年，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由于中国还没摸准特朗普的谈判风格和施政特点，在和美国的对抗中不能扬长避短，而是被动的一味对抗，造成社会的悲观情绪以及经济发展的困难。2020年是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习近平采取封城的应对方式，更是挑战了社会的忍耐极限。因此在这两年，习的领导能力大受损害，在党内和社会的权威都受到严重影响和冲击，经济工作会议于是没有提“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如果说，十九届的5年，党内最高层还有李克强和汪洋这两个团派在，他们虽受习的压制，但是当经济和社会形势不好时，他们在党内的话语权也会相应提高，对习的权威有进行软抵制；20大后，不但党内最高层全部是支持习的力量，政治局这个中共的政治中枢也几乎全是习的人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习的权威在党内和社会受损，按理他们也会全力去维护，然而，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把“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写进去，说明习三年新冠处理的失败以及在放弃清零后经济没有像样反弹，即使他的亲信也看不过去，在他们那儿，习的权威也受到折损，即便他们还对习唯唯诺诺，但在私下里，不会再把他看作不可冒犯的神圣存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习在党内高层的政治权威虽然已经衰减，但程度还是没法具体量化，是否严重不好评估。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习再走错一步，比如明年的经济形势继续糟糕，或者在外交、两岸、社会领域出现某种不可测的事件或危机，他的权威会进一步衰落，党内乃至他的亲信队伍内部会不会酝酿某种躁动，值得我们观察。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