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澳洲「雙世遺」秘境：丹翠雨林與苦難角，邂逅億年山海浪漫
2026 年 8 月 6 日
日前被美國政府列入新一輪制裁名單的中國新疆伊犁公安局長高琪不但在中共新疆”反恐”過程中屢立戰功，而且還把原本主要針對維吾爾族群的”應收盡收”的極端手段對付伊犁境內眾多少數民族和穆斯林群體。 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頒布75周年前夕，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於12月8日宣布因侵犯人權而對九個國家的20名個人實施制裁，其中包括兩名涉新疆事務的中共官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副州長兼公安局領導人高琪和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胡聯合。 美國財政部的聲明說，高琪所在的上級部門新疆公安廳之前已被列入被指定實體名單，而他作為副州長參與了對新疆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柯爾克孜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成員的鎮壓。高琪及其直系親屬被禁止入境美國。 美國財政部的聲明還說，胡聯合所在的中央新疆工作協調組在制定新疆政策中發揮核心作用，直接和密切捲入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的制定和修訂，該條例在中國政府眼中為在新疆展開再教育拘留運動提供了推定的法律依據。 其實，這其中的胡聯合，已經是第二次被美國國務院列入制裁名單了。上一次整好是兩年時間以前，也是趕在國際人權日之際。 2021年12月10日，自由亞洲網站刊登了《國際人權日 美宣布制裁四涉疆中國官員與一實體》和《美國財政部在國際人權日宣布對中國等嚴重侵犯人權國家的相關實體和個人實施制裁》兩篇報道文章，說是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的這一天，美國宣布制裁四名涉及嚴重迫害新疆維吾爾人的現任與前任中國官員，並將涉及新疆監控的中國企業商湯科技列入中國軍工複合企業的名單上，美國個人與實體將不得投資。 如上報道中詳細介紹說：中國使用一種人工智慧（AI）輔助計算機系統，可為新疆地區數百萬維吾爾人創建生物識別記錄，使用數字監控系統來跟蹤維吾爾人的行動和活動……。其中一些人隨後被拘留並被送往拘留營，在未經指控或審判的情況下被無限期關押。這一技術專門針對維吾爾人，根據他們的外表，並記錄他們的動作。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拘留，是中國當局利用拘留和數據驅動的監視在新疆地區建立警察國家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國商湯科技開發的人臉辨識系統被中國政府用以監控新疆維吾爾人。商湯科技在申請專利時，還強調自家技術對有鬍鬚、戴墨鏡與口罩的維吾爾人，有強大的識別能力；集糰子公司「北京商湯科技」2019年就已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 現如今，兩年時間過去了，美國新的一輪制裁名單中雖然再有胡聯合，而沒再有臭名昭著的商湯科技，但不知僅是是巧合還是天意，就在這美國政府的最新制裁名單發布6天之後，該公司的創始人、「中國人共智能領域的傑出代表」，年僅５５歲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湯曉鷗卻突然被官宣「因病醫治無效」了。較詳細報道見自由亞洲網站本月１６日文章《商湯科技創辦人湯曉鷗猝死 公司曾被美國列入黑名單》。 兩年前的國際人權日上被美國政府宣布制裁的涉及新疆人權迫害的4名中國官員，包括前新疆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現任的新疆自治區主席艾爾肯·吐尼亞孜，中國「第二代民族政策」的關鍵人物、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員胡聯合以及新疆自治區副主席兼公安廳長陳明國，他們的親人也不得入境美國。 關於胡聯合，我們會在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專門進行詳細介紹。而兩年前和胡聯合一起被制裁的陳明國當時的職務是自治區副主席兼自治區公安廳廳長。 今年１月和3月他已經被分別宣布連任了這兩項職務。既然已經開始了連任，不知道為什麼美國政府今年沒有對他進行再制裁。而這次新被美國政府宣布制裁的高琪則是陳明國最得力的部下之一。 １９７０年出生的高琪是漢族，祖籍山西。十之七、八應該是毛澤東時代響應號召「援疆支邊」的內地漢人後代。他的官方簡歷中說他是＂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在 新疆勞改警察學校管教專業學習，1990年6月畢業待分配「，其實這所「新疆勞改警察學校」的全稱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改工作警察學校」。 這所學校當年成立的背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接收了內地數萬名「重刑犯、頑危犯、反改造尖子犯」，為培養大批勞改工作幹部的需要，1984年1月21日正式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改工作幹部學校。當時，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培訓在職幹警，每年3至4期，意即每個學員的在校受訓時間也就三四個月。 1987年4月，該學校更名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改工作警察學校」，一年多後經新疆廣播電視大學批准，學校成立電大工作站，實施大中專學歷教育。意思是有資格招收廣播電視大專或者中專生了。直到１９９３年，這所學校才被批准增掛「公安司法學校」牌子，列入國家普通招生計劃，實施高中和初中起點的普通中專學歷教育。 也就是說，１９８８年的高琪或者是高考落敗，也許是因為什麼原因沒有參加高考，這才退而求其次，讀了一個「廣播電視中專」。花了不到兩年時間就「畢業待分配」了。 接下來，這個高琪並沒有因其所學＂專業「而對口當了一名獄卒，而是成了澤普縣公安局的一名幹警，繼而又被調入喀什地區公安局刑偵科幹警。 從1999年起，高琪從喀什地區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職務一路晉陞。 2008年8月4日喀什市發生一次襲擊武警案件。中國官方將此次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官方公布的案件細節是當時有兩名維族男子駕車對正在出操的喀什市邊防支隊武警發動襲擊……，共造成武警17人死亡、15人受傷。 接下來，在對這兩個人的抓獲過程中，高琪立功受獎，於２００９年4月晉級為喀什地區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幾個月後即又被提升為副司局級待遇的喀什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長。 當時那幾年裡，喀什地區是中國新疆「反恐」的第一線，身為當地公安局局長的高琪所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 2013年開始，高琪轉任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黨委常委兼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督察長，2016後任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副州長，州黨委政法委副書記，州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督察長。 美國財政部的報告中指出：高琪在2018年6月表示，新疆必須「堅決按照陳書記的要求，把不放心人員送到放心的地方……慢慢改造」。 此後，伊犁地區公安人員實施了一系列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群體成員的酷刑，殘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不經審判的長期羈押； 綁架和秘密關押造成人員失蹤，以及其他公然剝奪生命權、自由權或人身安全的行為； 與強迫勞動有關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 如上內容中所說的「陳書記」，就是幾年前早已經被美國宣布制裁的時任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新疆區委書記陳全國。 2017年8月30日，陳全國對全疆縣級以上幹部發表視頻講話，就「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治疆方略」總結「反恐」工作成績：……「三仗一戰」打得漂亮，「挖減鏟」實現了重大的突破。 嚴打真正打出了聲威、打出了安寧。社會面防控成效明顯，布下了反恐維穩的天羅地網。5700多公里的邊境線實現了全封閉，築起了防迴流、防襲擾、防熱兵器流入的銅牆鐵壁。斷根、斷代、斷聯、斷源「四斷」明顯，實現了標本兼治、源頭治理、綜合治理、系統治理。 如上都是陳全國所講的原話，請讀者聽眾特別注意其中的「斷根」和「斷代」的表述，真得是讓人毛骨悚然！ 在這次講話中，陳全國還對下一階段的「反恐」提出要求：強化嚴打攻堅。繼續挖存量、減增量、鏟土壤，集中力量開展嚴打攻堅會戰，採取一切措施和手段，把暴恐團伙和暴恐分子挖乾淨、抓乾淨、打幹凈，堅決消除現實危害。堅持應收盡收、有了就收，對重點人員和不放心人員集中辦班培訓，實施甄別審查、教育轉化，堅決消除潛在危害。切實抓好「斷代、斷根、斷聯、斷源」工作，精心組織各類專項鬥爭，堅決切斷宗教極端思想的傳承體系，切斷宗教極端思想傳播滲透的途徑，切斷「三股勢力」內外多聯的渠道，切斷「三股勢力」意識形態領域滲透傳播的源頭……。 如今，陳全國早已經被習近平打發回家養老，但他當年親自考察、任命的高琪還在繼續作惡。 有道是，筆者在設法查找陳全國的這份講話內容時，居然無意中看到了當時被中共內部查辦的時任莎車縣委書記王勇智的一段自我批判內容。 有興趣的讀者和聽眾可以上網進入查一下王勇智其人其事。維基百科的記載是：2014年莎車縣暴恐襲擊案發生後，在新疆南部長大並有著執政經驗的王勇智就任莎車縣縣委書記。王勇智認為教育和經濟發展為消滅恐怖主義的方法，因此上任後加強了莎車縣的安全措施，與此同時大力推動雙語教育，並建設機場、水利設施，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致力於經濟發展。根據上級指示，王勇智在任內建起了兩個龐大的新拘留設施，並把兩萬人關進了拘禁營。但王勇智私下裡對這些做法表示顧慮，擔心大規模拘禁會損害該縣的民族關係，並阻礙經濟發展。王勇智下令釋放了拘禁營中關押的7000多人。 2017年9月後，王勇智從公眾視野中默默地消失了。莎車縣委書記一職改由范寶軍擔任。2018年3月，王勇智被控存在「嚴重違背黨中央治疆方略」、貪污腐敗等問題，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並移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但官方的公開報告中並未提及王勇智釋放在押人員一事。 2019年11月，《紐約時報》聲稱，一些中國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向王勇智表示了敬意。 而筆者這次無意中查找到的王勇智的自我批判內容中有他自己解釋他釋放「在押人員「的初衷。 他說：作為黨員領導幹部，我毫無黨性原則，不能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自覺維護黨中央的絕對權威，自認為比黨中央和自治區黨委更了解喀什地區實際情況，上級的決策部署與基層實際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必須有選擇地抓落實。因此，在執行自治區黨委「應收盡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認為收多了會人為製造矛盾，增加抵觸情緒，加劇社會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青壯年勞動力都收走了，勢必影響脫貧攻堅進程，影響自己的政績，導致無法實現自己儘快離開莎車的目的。因此，為了一己私利，我在各類會議上反覆強調「應收盡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做主將全縣已收押、收教的2萬餘人中的7000餘人違規解押、解教，親手埋下這些「定時炸彈」，給社會穩定帶來嚴重威脅…… 請注意，所謂「應收盡收」的「收」，就是「收押」和「收教」，意思是要對所有「不放心人員」都或者直接判監，或者關押進不需要審判程序的教育營。 而當時陳全國下達的如上指示，主要是針對喀什等地區，鎮壓對像主要是維族。而如今被美國宣布制裁的個高琪則是把陳全國的「應收盡收「，落實到伊犁自治州境內所有少數民族及穆斯林群體。這是因為由他主持「維穩」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區，境內居住有哈薩克族、漢族、維吾爾族、回族、蒙古族、錫伯族等47個民族。 這也正是為什麼中共當局選中這裡作為在少數民族地區「依法」強推「各民族相互嵌入社會結構」的樣板區。進一步的內容，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詳細的介紹和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爆出持有農牧用地違規使用之後，柯文哲解釋，之所以會買那塊地，是因為父親在他年輕時希望他可以回到新竹行醫，於是在2008 年與新竹 4 位前輩醫師合購這筆土地，所有持份是 5/24。而他長年在台北，土地是爸媽在處理，沒爆出來他都忘了有這件事情…… 短短一段陳述，柯文哲說了好幾個謊，也留下更多的疑點。 一、既然是父親希望他回到新竹行醫，那為什麼不是買建地而去買農牧用地？農牧地怎麼蓋醫院？二、照議員卓冠廷的追查，該土地有6個人共同持分，除了柯文哲以外全都是女性（據身份證公開資料），4位「前輩醫師」都是女性這機率有多大？三、柯文哲說農地改做停車場使用「是其中一個地主代表去簽約」，但柯媽媽受訪時卻說「是3年前由遊覽車業者透過代書，來詢問是否可以租用停車」，到底誰在說謊？ 四、根據公開申報的財產資料，柯文哲名下只有這塊位於新竹市隆恩段的土地，自己所擁有唯一的一筆大面積土地卻說「不知這土地在幹麼」、「沒爆出來他都忘了有這件事情」，這合理嗎？五、柯文哲裝得好像跟這筆土地「很不熟」，但出了事卻不問其他共同持分人，隨即宣稱要「全部刨除，改回農用」，立刻又變為主導者，這符合任何正常的經驗認知嗎？ 對於以上疑點，柯文哲幾乎通通沒解釋，只強調他會立刻刨除地面柏油、補繳稅金，想把事件導向單純疏失。但任何人都知道這其實是慣用的「養地」手法，其實就是所謂的「炒地」。只要等到民眾黨籍的新竹市長變更都市計畫，這塊2300平方公尺的「特農用地」被改為建地，價格立刻一步登天。 一般人有閑錢「養地」不是不行，「炒地」只要不涉及明顯對價，也未必違法；但對於標榜「新政治」、最照顧年輕人的柯文哲而言，卻顯得極為諷刺；對於前幾天還發表農業政策，誓言要「保護農地」的柯總統候選人而言，更是令人難以容忍的瑕疵。 一樣的爭議，也發生在侯友宜的文化大學大群館（凱旋苑）事件上。此事最早爆發於2018年侯友宜首次參選新北市長選舉，但是未傷侯友宜分毫；可能也因為這樣，侯友宜家族從未處理，相關爭議就一路跟著他到總統大選。所不同的是，當年的大群館現在改名為凱旋苑，如今103間套房月租1萬6，比起當初更翻漲好倍，甚至有人算出侯友宜家族光是當包租公就可年收兩千萬。 侯友宜討了好老婆，加上理財有方，那是他的本事；不過，一邊想要當總統，一邊又要當寓公，還爽收學生高價房租，那當然是在挑戰選民的觀瞻。侯友宜辦公室說，所謂「包租工年收兩千萬」是「舊聞」，是「烏龍爆料」。那就請問：侯友宜從現在的凱旋苑宿舍到底可以年收多少錢呢？總統的財產沒有秘密可言，這可不是一句「我的隱私」可以隨便唬弄過去。 賴清德的老家位於新北萬里偏遠山腳下，當地房仲估算整棟房子價值不到100萬元，甚至還不到台北新成屋一坪的價格。這樣的房子被連鬧了兩個月，說它是「違建」，必須「高道德標準」處理，最好能夠自己把它拆掉，否則就是「賴皮寮」，最後逼得賴清德捨去自己與母親生活的記憶，把房子捐出來。如果依同樣的標準，要怎麼看待柯文哲這場炒地皮風波？又要怎麼衡量侯友宜把自家房子切割為100多個門號避稅，再爽領鉅額月租金的行徑？ 陸軍官校有個座右銘：「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官發財請走他路」；後來，許多從政者就以此來惕勵自己，強調要賺錢的人不該從政，要從政的更不能想著賺錢，特別是競逐總統這麼重要的職位更是如此。既然這場總統選舉已經演變成候選人的「人格之戰」，那就不該以道德質疑別人，卻用道理來原諒自己。在所謂「一切依法」的最低道德標準之上，柯文哲侯友宜都該自問：你們用這種態度面對外界的檢驗，說得過去嗎？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歲末年終，許多關注中國局勢的輿論推出所謂中國年度熱詞或者敏感詞，據以反映中國社會現象，最近和資深媒體朋友討論相關話題，咸認同「消失」應是相當貼切的中國年度熱詞。 2023年中國各領域莫名「消失」的菁英人士，僅見在媒體曝光者，位階之高，範圍之廣，個案之多，令人怵目驚心，反映中國今年社會氣氛之詭譎、局勢之緊張、極權之恐怖。 這些今年消失的人士，有莫名猝死者，有渺無音訊者，有已被公告逮捕者，其中位階最高者為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疑似「心臟疾病拯救不及猝死」且不許民間集會悼念，備受中外輿論質疑，另高官前外交部長秦剛與前兩任國防部長李尚福、魏鳳和皆「人間蒸發」不知去向，相關人士親友們竟也噤若寒蟬、不敢質疑，顯然悖離人倫常理。 高官猝死或人間蒸發悖離常理 此外，關注亞洲政經議題的外媒《亞洲哨兵》（Asia Sentinel）近期引述多家消息來源報導，因為疑似涉及中共火箭軍部隊高層貪腐以及向美國透露火箭軍與飛彈機密，中國前外交部長秦剛可能在幾個月前就已經被「處決」，這是繼近期美國政治網媒《政治》（POLITICO）之後的相似報導。 《亞洲哨兵》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訪俄，俄羅斯總統普丁向習近平透露，中國飛彈機密被泄漏給美國，而秦剛發揮了關鍵作用。不久後秦剛在7月25日遭革除外交部長職務，後又被免職更高階的國務委員，失蹤至今。 中共火箭軍高官的集體消失尤為慘烈，據傳迄今火箭軍至少有70名軍官被捕，且未公開審訊消息。 根據曾任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撰稿人，於2015年流亡美國的前中共中紀委監察員王友群根據公開消息列出今年被消失的中共高官至少25名，除了秦剛，包括：前國防部長李尚福上將、前國防部長魏鳳和上將（首任火箭軍司令員）、前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上將、前火箭軍政委徐忠波上將、火箭軍副司令劉光斌中將與李傳廣中將、火箭軍參謀長孫金明中將、前火箭軍副司令暨現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中中將、前火箭軍副司令暨現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指揮員李軍中將，以及前火箭軍參謀長張軍祥少將、火箭軍裝備部部長呂宏少將、火箭軍裝備部副部長李同建少將等等——看來皆與火箭軍事件直接相關。 此外，關於戰略支援與裝備單位，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巨干生上將、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暨戰略支援部隊航天系統部司令員尚宏中將、海軍副司令暨前裝備發展部副部長馮丹宇中將、南部戰區海軍司令暨前裝備發展部副部長鞠新春中將、裝備發展部副部長夏清月少將、裝備發展部副部長饒文敏少將，也在同案「消失」。 消失名單中最著名而且被議論最久的是前國防大學政委、前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上將，此外北部戰區副司令員兼海軍北海艦隊司令王大忠中將也受矚目。軍工系統涉案消失者有中國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劉石泉、中國航天科工集團董事長袁潔、中國兵器裝備集團總經理陳國瑛、前中國航空工業集團董事長譚瑞松。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這些消失的中共黨政軍高官，中紀委沒有按照慣例發布相關消息，也沒有任何一家中共媒體膽敢報導是否被查，遑論深入調查內情。 中國上市公司高管陸續消失 在產業界，中國上市公司消失的高管今年至少有十餘人，例如11月29日，近傳嚴重資不抵債且被中共央企託管的「中植系」旗下兩位控股上市公司董事長消失，包括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馬長水（兼任中植集團副總裁）、大連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馬紅英（前中植集團財務總監）。此前多名中植系高管已被北京警方拘捕。 今年初，中國「併購之王」包凡消失撼動中國資本圈，2月16日華興資本發布公告表示無法與董事長包凡聯繫，十天之後才獲悉包凡正在「配合」有關機關調查，半年後華興資本於8月9日公告，包凡還在「繼續配合」有關機關調查，此後就沒消息。 據稱中國網民手機里九成的應用程式APP都跟包凡的投資版圖有關，從2014到2021的八年間，包凡率領華興資本促成727家投資方合作公開交易高達439筆，在中國資本圈影響力非浪得虛名，然而消失至今，中共官方沒有任何具體解釋。 近年中國房企相關產業遭受重挫，房企高管消失已非新鮮事。例如今年4月13日，中國房地產開發巨頭融創中國公告兩名執行董事因為「集團內部工作分工及職責調整」辭職，分別是負責集團投資發展的執行總裁商羽，以及集團執行總裁兼華北集團總裁遲迅。商羽及遲迅辭職後相繼失聯，消失在人間。 此外，房地產公司高管消失者包括華夏幸福董事兼聯席總裁孟驚、新城控股房集團董事兼聯席總裁曲德君，原因不明。而房地產業最引人關注的是中國恆大集團創辦人許家印與集團高管於9月底被捕消失。 《經濟學人》近期斷言，隨著中國經濟下行，更多企業可能破產，不少老闆們恐怕也會跟著「消失」（missing）；《華爾街日報》也指出，高管消失讓中國企業轉趨低調避禍，動搖國內外企業在中國經商信心，極難恢復。 不久之前，中國人工智慧巨頭商湯科技創辦人湯曉鷗據稱因病罔效，於12月15日在上海逝世，終年55歲。科學家背景的湯曉鷗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教授之餘曾在微軟亞洲研究院擔任視覺計算組主管約三年，創辦商湯科技監控技術先進，契合中共極權統治需求，得到中共當局高額補貼，其不當監控臉孔辨識系統業績遍及國際，卻也同時惡名昭彰。根據《法新社》報導，2019年10月商湯科技因涉及利用技術在新疆侵犯人權而被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列入實體清單；2021年12月10日於商湯科技於港交所上市定價日，美國財政部將商湯科技列入投資黑名單，指其為典型「中國軍工複合體企業」。 此外，就在李克強猝逝同一天（10月27日），中國疾管中心官網發布訃告表示，中國流行病學專家吳尊友「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0歲。」根據《美國之音》報導，吳尊友生前擔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在疫情肆虐期間，經常公開力挺動態清零極端封控措施而備受爭議。 綜觀前述，只是中國軍政產官學研各界精英「超乎尋常」陸續消失的冰山一角，難免被外媒質疑習近平政權恐正對國內各界展開「斯大林式」大清洗。值此中國社會「腥風血雨」之際，實值得台灣密切關注、戒慎警惕。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曾任網路與投資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台大政治系畢業、美國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全面脫貧」、「信仰自由」和「民族和諧」──八成人月收入不足3000台幣 在2023年的冬至來臨的前三個深夜，中國最窮（人均GDP最低）的省份甘肅省，其中最窮的地區臨夏州，轄下的積石山縣發生6.2級地震，至今已知奪走131條人命，成為中國近10年來最嚴重的震災之一。 我想不只我一個人很奇怪，為什麼6.2級會死亡這麼多人，因為去年花蓮玉里6.8級地震，死傷個位數。 為什麼積石山縣會這麼嚴重？中國媒體和海外媒體給了很多原因。但是我注意到兩個重點：房屋為什麼會損毀這麼嚴重？不是全面脫貧了嗎？第二，為什麼中共中央統戰部會第一時間介入救災？為什麼臨夏州積石山縣是中央統戰部的定點幫扶縣？積石山到底是怎樣的地方？為什麼這麼特殊？這種特殊地位和它的貧窮之間，有什麼聯繫？ 首先，關於為什麼傷亡這麼嚴重。根據媒體說法，搜救主要困難主要是溫度、天氣惡劣，零下15度，其次是海拔高，這裡屬於甘肅向青藏高原過度的山區。另一方面，農村大多數以留守老人為主，很多沒有智能手機，地震又發生在半夜，來不及反應造成傷亡過高。而且震中柳溝鄉是居民聚居的地方，人口相對稠密。 為什麼房屋損毀這麼嚴重：因為震中是貧困地區，一方面農村大多是自建磚房，誰便宜請誰建，其次甘肅地震的震源深度較淺，僅10公里。 但是，問題又來了。 2008年汶川地震後中國建築抗震設計就有了強制性規範要求。要求是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而6.2級地震，只算中震吧，為什麼積石山縣的房子這麼弱不禁震？這就要聊到積石山這個地方的真相了。這是中國扶貧的真相。 積石山縣全稱叫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中國名字最長的縣。在地圖上，積石山縣不是很偏，離蘭州並不遠，但是打開衛星圖，會發現，它逼仄地鑲嵌在高原山區。 這個地方有多窮呢？先從地圖上看，沒有高樓大廈，也沒有工廠。從統計數據來看，2021年，積石山縣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5.7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33.7元。其中城鎮人口佔全縣常住人口的比重為22.54%。也就是說，積石山這個地方，這裡8成的人，每個月可支配收入只有人民幣600多元——是的，八成人月收入不足3000台幣。 中國不是全面脫貧了嗎？ 沒錯，他們的媒體是這樣報導的。我們可以在甘肅政府網站上看到，這裡常年自然條件差、可利用資源少、工業基礎薄弱、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直到2020年2月，甘肅省人民政府才批准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退出貧困縣，這裡可能是中國最後脫貧的縣。 積石山的人，主要是60年代初中國大饑荒的時候，從青海循化逃荒來到積石山的，然而這裡依然經年貧窮。在當地2017年的報告文學裡，積石山的人生活是這樣的，大部分人只靠耕地和養羊勉強糊口，貧病交加。農村小孩子上學的午飯普遍就是又干又硬難以下咽的饃。2017年，汪洋來積石山考察，當地還大書特書。隨後，經過幾年的輸血，2020年，這裡宣布脫貧了。甘肅的黨報甘肅日報寫道：《臨夏州歷史性擺脫絕對貧困》：2009年以來落實補助資金29.38億元，累計改造危房22.58萬戶，2020年，農村C、D級危房全面清零。 什麼叫cd級呢？根據中國的《2023年農村住房安全性鑒定技術導則》，c級：局部危險，d級：整體危險。A級：結構能滿足安全使用要求，承重構件未發現危險點，房屋結構安全。B級：結構基本滿足安全使用要求，個別承重構件處於危險狀態，但不影響主體結構安全。也就是說，2020年，積石山農村的房子，都達到了ab級。 而這是誰的功勞呢？ 2020年，甘肅省政府的一個新聞揭示了一切：【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 新時代 新作為 新篇章】——全省近175萬農戶通過危房改造住上安全房： 原來，是習博士為甘肅省的農村危房改造指明了方向。 文章煽情地說「擦拭桌椅、打掃院子……搬進新居有一段時間了，積石山縣癿藏鎮學文村村民馬尕布一家依然沈浸在幸福之中。馬尕布說：「住上新房子，感覺生活都有希望了！」馬尕布家是我省最後一批危房改造的農戶，隨著馬尕布家新房落成，我省危房改造工作衝刺清零任務完成。據統計，通過危房改造，全省174.9萬戶農戶住上了安全房⋯⋯確保危房改造不落一戶、不漏一人，為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結果，這方向明顯沒指點好啊，答卷交得經不起考驗，一場6.2級的地震，就把這場危房改造的成果震得粉碎。 說是全面脫貧，但是8成人的月收入700元，說是危房全面改造了，結果遍地塌房。 那麼，第二個疑惑又來了。為什麼統戰部會介入救災，為什麼臨夏州積石山縣是中央統戰部的定點幫扶縣？積石山到底是怎樣的地方？ 其實聽名字就知道，這個縣是少數民族混居，而且是中共最忌憚的一個信仰族群——穆斯林的聚居地。而臨夏州雖然窮，但是他卻被稱為陝甘穆斯林的「小麥加」。這裡很多清真寺，中國不少回商皆出自臨夏。他們不僅廣泛地涉足國內的清真食品、民族用品貿易以及民族餐飲，還在皮毛、地毯、茶葉、蟲草、百貨貿易等領域形成抱團效應，一種印著「臨夏」標誌的棕色塑料湯瓶就產自臨夏，如今甚至反銷到了中亞。 可是，中國政府打壓的不僅是新疆維吾爾人，而是整個中國穆斯林群體。集中營里不只維吾爾人，清真寺被摧毀的地方也不止新疆。 對於一位積石山穆斯林而言，新的一天是在清真寺宣禮塔上傳來的喚禮聲中開始的，也在喚禮聲中結束。但是就在今年11月的BBC就報導：人權觀察報告稱，中國政府在寧夏、甘肅大量關閉及改造清真寺。人權觀察取得衛星影像，證實寧夏回族自治區兩個村落共有7座清真寺，全都被拆除圓頂和宣禮塔，其中4座更遭顯著損壞——3座主樓被推平，1座祈禱室內部受損。2018年，甘肅政府禁止16歲以下人士在有「中國的小麥加」之稱的臨夏市參加宗教活動。2019年臨夏電視台報道稱，當局經過「艱苦細緻開展了思想教育引導工作」，將其中一座清真寺改造成「扶貧」用途的「加工車間」和「文化活動室」。 很多人說，中國政府對穆斯林的管制來自2009年的新疆七五事件，言下之意是由維吾爾人自己引起的。但是這種推測其實顛倒了因果。 在積石山的政府網站上，我看到，在2007年，當地政府就這樣總結扶貧成果：「積極引導各清真寺，宗教界人士嚴格遵守《義務教育法》，不招收16歲以下未成年人入寺念經，並通過宗教界宣傳、教育，動員失輟學學生重返校園。⋯⋯充分發揮宗教界人士的作用，召開不同層次的會議，對信教群眾進行宣傳教育，使群眾明白不接受義務教育是一種違法行為，未成年人入寺學經不僅是違法的，而且是違背伊斯蘭教義的道理。」原來對當地穆斯林信仰的管制，從本世紀初就開始了。 中共的這種宗教管制，表面看是為了經濟，但另一方面，何嘗不是因為他們認為穆斯林的信仰阻礙的經濟發展？何嘗不是因為他們忌憚宗教信仰的力量？何嘗不是因為他們長期以來的維穩心態？何嘗不是因為他們對少數族群的偏見和戒備，以及管製為主的極權統治慣性？這種思維，怎麼不可能掀起族群衝突，怎麼能不引起穆斯林反抗？ 所以，為什麼中共的扶貧成果，被一場地震扒開了真面目？因為，他們發展經濟的努力，首先是為了政治目的服務，他們在少數民族地區扶貧，要當地付出的是文化傳統和信仰自由被剝奪的代價，扶貧，是為了鞏固統治。而且，還沒有真正沒扶到貧，一個地震就可以功虧一簣。積石山的民眾，正是中國當下的寫照。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一年多前，北京曾發生義士彭載舟（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掛罷習反共橫幅的抗議事件。一年多後，一群文人以筆為刀，在國內嚴厲的環境下，勇猛地以自己的方式反習，效果同樣震憾。 雜誌封面漫畫諷習「指明方向」停刊 疑因最近一期（也是最後一期）雜誌封面漫畫諷習「指明方向」觸怒當局，以針砭時弊著稱的大陸雜誌《雜文選刊》12月4日發布遭停刊（休刊）。 據《雜文選刊》編輯部發布的「休刊啟事」，該刊自2024年1月1日起休刊」，並稱「休刊期間，我們將認真做好各項有關工作。」 《雜文選刊》12月號的封面漫畫內容，是一隻大手在指向前方，在手上順著指明的方向跑的人，卻紛紛掉下深淵……。網友介紹，漫畫名為「指明方向」，疑涉嘲諷習近平。 因反共反習被開除黨籍的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12月17日在X（前推特）發出《雜文選刊》最後一期封面表示： 「轉牆裡網友的話：這本雜誌今年最後一期，也是終期，明年就停刊了。編輯部豁出去了，大膽封面配圖引起世人關注。一隻偉大的手指引著方向，卻是萬丈深淵，眾人前仆後繼，奔向深淵。這是當前形勢最形象的表達。目前在緊急回收銷毀已售雜誌，根本買不到了。」 不少海外網友跟帖： Ying：「向編輯們致敬！幸好網際網路有記憶這張圖不會被消失。」 喬志飛：「喜歡這張圖很久了，如果真的在那裡有雜誌敢封面，可能是我在這歲末的時候，最欣慰的一件事兒了……」 Jude：「挺好看的雜誌，高中的時候就挺喜歡看，沒想到停刊了，我們八零後在國家重新強大時長大，又經歷了繁榮，以為會越來越好，結果等來了這個大魔王，未來的幾十年還要生活在他的陰影下，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可以終結這個邪惡的政權，為我們的下一代迎來真正的希望和光明。」 總有刁朕想害民：「一本令人肅然起敬的雜誌！一群令人敬佩無已的文人！那些離我們而去的，有不少值得懷念的。這種風格的雜誌，我讀過不少，也間接塑造了我的文風。好在，離天亮也不遠了。過個一兩年，估計就可以復刊了。」 實相的自然：「唉，嘆息之餘，從中看到了中國還是有希望、有未來的！總有一群人，心中有火、眼裡有光，他們才是支撐起一個民族的脊樑！」 呂文海：「創作者楊樹山，開通了抖音號，有興趣的去逛一逛他的其他作品。」 中森女士等等我：「這個編輯是做好殺身成仁的準備了。」 Stevenchin0512:「雜誌社從老闆到員工全TMD都是爺們兒，純爺們兒。」 David W.：「這本雜誌多買，保存起來，以後價值千金。」 牆內微博也有不少網友留言，話裡有話，對雜誌和漫畫多有褒讚之意，僅摘一句：「雜文選刊最後一期，勇敢的人們！」 《雜文選刊》原名《雜文家》，創刊於1988年，是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吉林省雜文選刊雜誌社有限責任公司主辦的學術性刊物，最初由主編劉成信先生創辦了內部刊物。1991年，更名為《雜文家選刊》；1993年，更名為《雜文選刊》。 劉成信曾把雜文的社會功能比喻為「社會醫生」，說雜文就是批判的、揭露的，其本質恰恰是「說真話、講真理、抒真情」。 目前未知雜誌的編輯們的處境，但到北京時間12月19日晚間，微博還沒有封殺《雜文選刊》12月一期封面，不少網友轉發。去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這期的信息，一些電子版還能閱讀。筆者寧願相信，這是一些網管良心發現，躺平不管。 「指路帝」對號入座 眾所周知，中共黨魁習近平時常喜歡給中國人民乃至世界各國「指明方向」，網民封號為「指路帝」。 自2017年中共十九大起，中共宣傳喉舌把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再推上一個新台階，稱習為「人民的領路人」。自2020年起，官媒更開始頻繁報導習近平為全世界、全人類「指明方向」。 據媒體統計，僅僅在中共病毒從中國武漢傳出，世界深受疫情重創的2020年，官媒以「習近平為世界指明方向」作為標題報導就至少有12次。其中，這年9月21日，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當天舉行的聯合國成立75周年紀念峰會上發表的講話為「聯合國的未來指明了方向」，而世界衛生組織（WHO）確實被指是聽命於中共。 近幾年紛紛獲習「指明方向」的，還有中國的製造業、國足、「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一帶一路」、「復工復產」，等等，大多爛尾。 獨裁者和他的走卒，除了對號入座，關停《雜文選刊》，別無它策。但同時也成全了這本版物，以及這群知識份子的歷史一刻。故此，這次《雜文選刊》最後以漫畫「投槍」，令人網友均有同樣的感受：原來中國還有這樣勇的一批知識份子。 中國醞釀黑天鵝 去年中共二十大前，10月13日曾發生義士彭載舟（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掛罷習反共橫幅的抗議事件。四通橋事件有劃時代的意義，是因為中國終於有人帶頭公開喊出了打倒獨裁者的口號。彭載舟的口號，也因此成為一個月之後的白紙運動的先聲。 相對於過去南方報系被指敢言，或者財新網號稱敢言，在《雜文選刊》以停刊為代價的抗議面前，都顯得失色了。這次《雜文選刊》最末一期封面，以漫畫無聲表達譏諷，讓人會心一笑。這是中國文人造反的先聲。 我的大學同學，一位剛潤到海外的前大陸文化人，最近參與了海外反共檄文的徵稿。筆者和他談起《雜文選刊》一事，他透露，他們在國內就有一個圈子，生意人兼文化人，在國內努力做著對中國人思想啟蒙的工作，想讓中國人知道，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絕不是共產黨這種要以馬克思主義為魂的邪路；我們也要讓中國人知道，中國人有權擁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思想文化自由，言論自由和各種人之權利。 但這位同學，在國內難以施展，終於出來了。 我還有一位在國內的朋友，中國作家協會成員，他是我所知道的國內的精英、頗有思想的人之一，能看穿中共的假惡暴，也曾為鐵鏈女發聲。但他說現在他選擇沉默等待天亮，應時而變。 我知道，在中國，許多人在等待，鮮有行動者。但看到《雜文選刊》這期，深深感到，他們是行動者，儘管在中共的管制環境下，效果難彰，但已難能可貴。儘管中共打壓了一批又一批，但真的勇士仍會不斷湧現，最終中國會飛出觸發中共倒台的黑天鵝。 那隻假稱「偉大」的手正在指引萬民墜深淵，那幅漫畫卻彰顯中國正涌動反習、反共浪潮！2024，中國將變！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在獨裁體制下，特別像中國這種獨裁體制，要對領導人的權威進行準確的、定量的度量，幾無可能。即使在威權國家，也有直接針對領導人的民意調查，然而在中國，最多能夠做到的是對政府滿意度的調查，雖然政府滿意度也間接反映了對領導人的信任程度，可兩者畢竟不能直接劃等號。再考慮在中國涉及政治的民意調查的可信度，即被調查對象未必會說真話，很難從中去評估領導人的權威程度。然而，這並非表明對習近平權威的衡量就束手無策，我們可以從中共重要會議的語言表述分析評估習近平權威消長的趨勢，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黨國體制對領導人有不同於一般獨裁體制的獨有的語言表述方式，在習近平時代，最明顯的是諸如核心、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等語詞，以及固定的、程式化的表達。這些辭彙和表達方式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也一般都會出現。 相對政治局會議、中央全會和黨代會以及其他的政治類重要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顯示習近平的權威性這一點上，有著優勢：首先，它是對當年經濟工作的總結和次年經濟工作的部署，經濟工作會議雖然也有著很強的政治性，但是在會議的性質上畢竟不像前三者一樣屬於政治會議。因此，在測試和反映領導人權威的政治靈敏度上，反而比政治會議要強。原因在於，因為是政治會議，即使是習近平的權威有所下降，但在表述上當局會讓它不明顯體現出來，換言之，無論習近平真實的政治權威程度如何，在政治類會議上，體現權威的一些固有語言和表述一般都會有，外界很難看出其中的些微差異，但是對經濟工作會議，如果習近平的權威在這一時期有所下降，在表述上就會有反映。大概在當局看來，沒有寫上習近平專用的辭彙，人們一般都不會注意。 其次，經濟工作會議一年一次，而且是在年末舉行，能更好反映和檢驗習近平一年來特別是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力。政治局會議一般一個月開一次，雖然習在某個月權威有所下降也許會在會議的表述中體現，但第二個月或第三個月其權威又會恢復，所以它的波動性有點大。黨代會五年一次時間又太長，如果在會議的公報中出現了明顯不同於上次黨代會的表述，當然是重大的情況變化，能夠直接反映習的權威的變動，但這隻能等到5年後。中央全會雖然也是一年一次，其會議的政治性僅次於黨代會，但如前所述，它的政治靈敏度比起經濟工作會議要弱，不能很好地反映習的政治領導力。另外，中央全會在當年10月舉行的時候更多，不像經濟工作會議12月舉行反映全年情況。 再者，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連續性。某次經濟工作會議無法驗證習的權威的消長，必須把時間拉長，再對照當年發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以及社會情緒，就可以從會議的文字表述中看出習的權威消長的細微變化。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幾天舉行，在幾千字的新聞報道中，提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有兩次，分別是第三段和倒數第三段；在第六段還提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此外，再無其他只屬於習專有的政治辭彙。 將今年的經濟工作會議和過去10年尤其過去五年的經濟工作會議拿來逐一對比，會發現習的政治權威是有衰減的。 同中共其他的重要會議尤其前述的幾個政治類會議一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形成了一種程式化的報道方式，這就是毛曾經嚴厲評判的黨八股，只不過，在江胡時代，包括習的第一任期，這種黨八股文風還不是十分嚴重。習上台的前四年，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雖然有「會議要求、會議強調、會議號召」之類表述，有著當時的政治術語，但是習近平的名字不是每年都出現。比如2012年和2013年在會議報道的倒數第三段，有「會議要求，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的表述，2014年和2015年的倒數第三段，將「會議要求」改成「會議號召」，沒有出現「以習為總書記」這個表述。2016年的倒數第三段不是「會議號召」，而改成「會議強調」，依然沒有習的名字。 但從2017年開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有兩個明顯改變，一是談到做好明年的經濟工作，統一用「會議強調（2017年用的還是會議指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二是倒數第三段，統一用「會議號召，全黨全國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另外，體現習的政治權威的「四個自信」、「四個意識」、「兩個維護」等政治標語也開始出現在報道中。比如，2017年就有「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四個意識』，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之類話。原因就在於，習近平在2016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首次自我加冕成為中共「核心」，2017年習在中共十九大連任並且提出了「習近平思想」，進一步確立了核心地位，所以才有突出其在黨內政治權威的表述變化。 綜觀十九大以來的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在顯示習的政治權威的表述上，共同點是以習思想為指導，團結在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同點是，2019、2021、2022這三年都有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表述，只是2019年放在「會議強調」那段，2021、2022年放在「會議號召」那段，但2018、2020年以及今年則沒有出現這四個政治辭彙。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就需聯繫這三年的具體情況來分析。 2018年，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由於中國還沒摸准特朗普的談判風格和施政特點，在和美國的對抗中不能揚長避短，而是被動的一味對抗，造成社會的悲觀情緒以及經濟發展的困難。2020年是新冠疫情爆發的第一年，習近平採取封城的應對方式，更是挑戰了社會的忍耐極限。因此在這兩年，習的領導能力大受損害，在黨內和社會的權威都受到嚴重影響和衝擊，經濟工作會議於是沒有提「四個自信」、「四個意識」、「兩個維護」。 如果說，十九屆的5年，黨內最高層還有李克強和汪洋這兩個團派在，他們雖受習的壓制，但是當經濟和社會形勢不好時，他們在黨內的話語權也會相應提高，對習的權威有進行軟抵制；20大後，不但黨內最高層全部是支持習的力量，政治局這個中共的政治中樞也幾乎全是習的人馬，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習的權威在黨內和社會受損，按理他們也會全力去維護，然而，今年經濟工作會議沒有把「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寫進去，說明習三年新冠處理的失敗以及在放棄清零後經濟沒有像樣反彈，即使他的親信也看不過去，在他們那兒，習的權威也受到折損，即便他們還對習唯唯諾諾，但在私下裡，不會再把他看作不可冒犯的神聖存在。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習在黨內高層的政治權威雖然已經衰減，但程度還是沒法具體量化，是否嚴重不好評估。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如果習再走錯一步，比如明年的經濟形勢繼續糟糕，或者在外交、兩岸、社會領域出現某種不可測的事件或危機，他的權威會進一步衰落，黨內乃至他的親信隊伍內部會不會醞釀某種躁動，值得我們觀察。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賴清德萬里老家的「爭議」發生後，有民進黨人士提出解套方案，其中包括建議賴清德拉高「道德標準」，把自己的老家捐出來作為礦工博物館，以徹底地切割這項爭議，從這議題里「脫困」。 這個建議是希望選舉議題不要被干擾，儘快回到正軌，出發點良善。不過，良善的出發點背後其實是預設賴清德老家的爭議已經說不清楚，會衍生成為選戰風險，所以應該儘快切割。某個程度上，這樣的風險意識部分是來自於綠營去年選舉不愉快的的論文門爭議，部分則來自於綠營面對這場選舉時難以掌握議題的焦慮。只是，未戰先撤兵，凸顯的是綠營支持者的信心危機。 賴清德老家位於新北萬里六坑煤礦旁，其實是礦工工寮，也是他出生長大的地方。房子在民國60年左右拿到門牌號碼，但北部區域計畫施行對建築管制日期卻是在民國70年2月，房屋存在於法律規範之前，這房子其實不涉及現在定義的「違建」。問題在於，當地的礦權在民國77年被廢止之後，中央與地方政府因為行政怠惰並未重新編定地目，導致礦工用地住宅地目不明，礦工及其後代居住權受損，卻被視之為「既存違建」，這對全國現在還居住在礦工用地的幾千甚至上萬住戶其實並不公允。 關於這一點，新北市府的說明早已相當清楚。新北市府最早聲稱查不到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認定老屋應該是「違建」。未久，又透過工務局現場勘查並比對空照圖，認為應屬98年6月25日前的「既存違建」，「要依序排拆，不會裁罰。」接著，在今年9月6日又提出正式聲明指出，由於建物所在地區是民國70年2月15日才發布實施北部區域計畫，才開始實施建築管理，如果建物所有人能提出相關佐證資料，證明建物是在70年2月前已經存在的事實，就可以依「新北市政府核發合法房屋證明處理要點」提出申請，認定為合法房屋。 所謂的「違建」是指沒有經過主管機關發照卻擅自建造的建物，賴清德的老家自始都是合法的職工宿舍，是合法的老舊房屋（只是政府未配合變更地目）。如果這是柯文哲黃國昌所說的必須全棟拆除的違建，那賴清德老家萬里中幅里九成同樣狀況的房子該不該拆？全國數千棟同樣狀況的礦工宿舍該不該拆？更不用說，那棟房子是全家人的共同記憶，同為人子，賴清德如何能剝奪其他5個兄弟姊妹的權力？ 身為新北市長的侯友宜自始都清楚問題根源，所以他本人始終不願對此議題多表示意見，除了擔心遭回擊地方政府行政怠惰外，也怕自己拿賴清德這根本不值錢的偏僻小屋做文章，一把火會燒到他當寓公的陽明山學生宿舍。至於柯文哲因為先前新竹違建被拆心有不甘，但昨天他接著被爆出疑似炒作持有農牧用地，還租給遊覽車公司違規使用，他又有什麼臉面嘲諷賴清德合法存在的老家是「違建」？ 從選戰的角度，賴清德的老家爭議不但可與侯友宜年收數千萬的陽明山學生宿舍相比較，也可以與柯文哲疑似炒地風波相對比，剛好凸顯3名總統候選人家世背景與財富能力的巨大不同。不僅如此，從這棟萬里老房子開始，它到底與汐止廖家侵佔國有地蓋停車場收租、南投馬家的700坪歐式莊園、彰化謝家600坪的歐式城堡、台中顏家的千坪莊園招待所、雲林張家的青埔宮，以及中和張家的空中高爾夫球場有哪些不同？這其中，誰在違規使用？又是誰在占國家便宜？台灣社會總該有基本的公平正義。 選戰危機管理不是只有認錯、道歉與切割；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直，不但不怕爭議上身，還可以借力使力、隔山打牛。從去年敗選到現在，民進黨氣氛低迷悶太久，悶到自己不相信自己，悶到自己失去了議題設定的能力，這毋寧才是屬於民進黨的選戰危機。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悄然變化的龍椅座次：從「馬恩列斯毛」到「馬恩列毛習」 網上流傳一張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課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學時的教室設施，已是天壤之別。我上大學時，北大的教室是簡陋的桌椅，教授沒有電子設備配合，只能用粉筆在黑板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板書。如今的教室，聲光電一應俱全，富麗堂皇，教授背後的牆壁上，是三個巨大投影儀，放出課程內容的圖片——五個人物的彩色圖像，比歷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畫像還要顯赫，這五個人赫然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和習近平。比起傳統上的「五人幫」來，新的「五人幫」中少了斯大林，多了習近平。 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產黨國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說《冰與火之歌》中的「鐵王座」。雖然恩格斯只是馬克思的附庸，但馬、恩二人如影隨形，無法分開。這兩個大鬍子所創立的學說，給此後一百多年的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英國蘇俄問題專家理察·皮爾斯（Richard Pipes）在《共產主義簡史》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睥睨所有異議的僵硬學說，馬克思對於不同意見的人的態度是相當明顯的，他說：「批評並不只是一把外科手術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僅是駁倒敵人，而且要毀滅他們。」英國歷史學者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所謂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著作遠離事實，其《資本論》完全不了解資本主義，「馬克思一輩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詞暴力之中，有時甚至演變成身體上的攻擊。……斯大林時期所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是早在馬克思的行為中就已預見。……一旦馬克思權力穩固，他將會大施暴力與酷行。」馬克思身上充滿獨裁者的味道，一位貼身觀察過其言行的人說：「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對權力無限的野心與熱愛……他是其黨派的絕對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獨自進行，並專斷地下達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對意見。」 列寧作為第一個共產黨國家蘇聯的創建者，其地位緊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馬、恩二人只是紙上談兵，其創建的「第一國際」無疾而終；列寧卻是真槍實彈地幹革命，創建了一個超越霍布斯想像的利維坦。儘管蘇聯已解體，俄羅斯共產黨幾乎不太可能成為執政黨，但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中共政權，還是將列寧擺放在共產黨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卻被撤下，正如其屍體被移出莫斯科紅場。 在接下來中共領袖的序列中，沒有鄧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位置，習近平對他們不屑一顧。在毛之後，直接就是與毛一樣「英明神武」的習近平，中間四十年的歷史不翼而飛。過去，已經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稱為「經典」；如今，活著的習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經典」，這種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級官員爭先恐後為太監頭子魏忠賢建造「生祠」如出一轍。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國學者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在其專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儘管他在本書的結尾留下悲觀的評論，預測在中國未來的政治中個人崇拜的問題可能會捲土重來，但政治事件卻進行得比預測得要快得多。習近平掌權後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劃、推動個人崇拜。「習近平的形象和聲望極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隨著習近平在公共安全、經濟改革和反腐鬥爭領域中越發突出的地位而出現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國政治光譜大大移向左傾的可能。」 壞書讀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課在中國的各級學校都是必修課。中共官媒所強調的學習，含有「學習習近平」這種一語雙關。在鮮紅的「學習強國」網站上，全都是對習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稱頌習近平「最大的愛好是讀書」，習近平也要求領導幹部「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 習近平認為「領導幹部普遍應當讀」的重要書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出版座談會上，作家曹谷溪提到習近平在陝北插隊時的生活細節：「在土窯洞里的煤油燈下，每天他都要讀書到深夜。據我所知，上大學前，他就三遍通讀《資本論》，寫了厚厚的十八本讀書筆記！「後來，習近平發表了若干研究馬克思著作的論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發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發表「略論《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時代意義」。習近平撰寫的《擺脫貧困》一書中，也多次引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著作。習近平還說：「如果心裡覺得不踏實，就去鑽研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多看幾遍。」 且不說習近平是否真讀過或讀懂了馬列主義原典，是否親筆寫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無物的論文，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歷史和科學所「證偽」，並無多少研讀的價值。德國學者烏韋·維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鬍子的馬克思》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展出來的勞動價值理論，如今已被視為過時，在經濟學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預言，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會變得極度貧困，並沒有發生，相反，工人階級大都成了中產階級。他的論點，唯有勞工階級可以是革命主體，在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垮台後，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說，現代社會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核心對立，也破產了。他的信念，歷史的發展有明確的目標，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對歷史事實的深入檢驗。對於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預測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滅。 馬克思的種種學說，不僅錯得離譜，而且給人類帶來滔天巨禍。據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網站所披露的數字，全球範圍內死於共產黨暴政的人數為四千萬至一億六千萬之間，取其中間數的一億的這個數字被廣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該組織又宣布，他們將把二零一九年以來的中國武漢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產主義死亡人數中，並將疫情爆發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歸咎於中國政府。如果將一億多的死亡人數平均到馬克思厚度為一千多頁的《資本論》中，每一頁分攤十萬人左右。若每一頁為一千字左右，那麼這本書的每個字就殺害了一百人！可以說，《資本論》是人類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書，遠遠超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 然而，這本殺人之書，在中國大學課堂上仍被當做經典講授，荼毒無數年輕的心靈。 讀書是好事，但讀什麼書更重要。讀怪力亂神的傳單，成為義和團拳民；讀毛主席語錄，成為紅衛兵；讀習近平著作，成為如同殭屍般的「戰狼」、「小粉紅」和「白衛兵」。馬克思的書讓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書讓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一書，將馬克思主義駁得體無完膚。海耶克指出，社會主義者不要命的自負，在二十世紀居然有機會使蘇聯、中國等國成為巨大的試驗場，人們以為走向天堂，卻陷入人間煉獄。海耶克批判社會主義說：有些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體製造成經濟不公，轉向同情、認同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然而，統制經濟與民主不兼容，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台灣歷史學者李筱峰說：「我常對學生說，如果台灣人和中國人都好好讀過這兩本書——《自由憲章》和《到奴役之路》，那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就別想混了！」但願有一天，中國的大學課堂上講授的是海耶克，那時的中國必定是沒有共產黨的中國。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2023年7月1日的周末，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舉辦了今年以來第二場大型造勢活動，地點選在南卡羅來納州的皮肯斯鎮（Pickens），當天吸引了非常多川普支持者前往，皮肯斯鎮住有3400位居民，但根據皮肯斯警察局長的估計，參加集會的人數恐怕超過了5萬人，比小鎮總人口數10倍還多。透過相關新聞照片，確實顯示了不只位於小鎮中心的集會場滿是人潮，連周圍街道也都有為數不少駐足聽取川普演說的民眾。就氣氛來說，這當然是一場成功的造勢，對比黨內其他競爭者，川普這般規模的室外演講，確實無人能出其右。 川普上一場的「大造勢」，則是3月底辦在德州的韋科市（Waco），那次是韋科市消防局出面估計現場有1萬2000到1萬5000人參加，聲勢也很驚人。但不論是韋科市的1萬5000人還是皮肯斯鎮的5萬人，都不屬於正式官方統計，主要是以「目測感受」，覺得人應該有這麼多。 當然，類似競選造勢活動，的確不容易精確計算真實到場人數，因此多半是靠經驗法則，或是以現場空間做出估算，只是這種估算方式，經常和實際狀況差距頗大。不過，真的要以「目視」推測人數，其實未必沒有更符合科學的方法。 2018年，美國社群網站LIMELINK曾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視覺化人群規模》（Visualizing Crowd Sizes），內容正是協助讀者如何以「目視」方式，做出人數上更趨近事實的計算。 文章舉例如下：在一間放滿50張椅子的教室里，如果坐滿了，現場當然就是50人，亦即「你看到50個人聚在一起的樣子大概就是這樣」；另外，根據一張每列約莫站10個人，總計10行的照片，藉簡單數學計算10ｘ10，就會知道畫面內應有100人左右；再者，文章中還找到了一間有150個座位的教室，每個人都開著筆記電腦，然後告訴你，「這就是線上150人同時收聽你podcast」人群規模示意畫面；接著，要想像現場人數達500人的畫面，可參考一間傳統戲院坐滿人是什麼樣子；到3000人時，就必須至少是一間擁有三層座位的表演廳；衝破1萬人時，視覺化人群規模就要對照正規網球比賽的現場觀眾；若說來了2萬人，就最少要有倫敦Q2體運館（The O2 Arena）滿座的盛況；3萬人的現場，這篇文章是以密西根大學沃爾多室外體育場（Waldo Stadium）現場觀眾為參照；要喊5萬人，必須坐滿夏威夷大學勇士隊（美式足球）的主場──阿啰哈體育場（Aloha Stadium）；要知道7萬5000人有多少，就去看巴黎聖母院體育場；要知道10萬人有多少，就去看密西根體育場（Michigan stadum）；假若想知道18萬人的規模也沒問題，德州賽車場（Texas Motor Speedway）包含上層包廂，就可創造出這樣的數字。 《視覺化人群規模》文章所舉的場地皆有固定位置（運動比賽的座位通常很緊密）作為計算標準，如此對照方式，應該可以有效輔助一般人對人群規模的客觀視覺判斷。 2012年，總部位在紐約的慈善機構「慈善里程」（Charity Miles）也曾利用類似方法，讓捐助者「想像一下」自己幫助了多少人。當年「慈善里程」推出了《餵食美國》和《世界糧食計劃》，目標是幫助10萬人受惠，在目標如期過半，已幫助5萬人時，「慈善里程」便先在社群網路上發布了一張貼文感謝所有參與者，開頭第一句話就是：「這就是五萬人的樣子。」並附上一張美式足球場坐滿觀眾的圖片（和夏威夷大學勇士隊主場相似）。此即「視覺化人群規模」的運用之一。 那麼，若以「視覺化人群規模」去衡估川普南卡州皮肯斯鎮和德州韋科市的造勢，無論前者5萬人的推測還是後者1萬5000人的估計，都是明顯高估了。 16日，柯文哲前往台南舉辦首場大型競選活動，因為民眾黨台南市黨部主委蔡宛秦聲稱現場湧入了5萬人，這對一直被指缺乏「組織陸戰」的民眾黨來說，自然是一大鼓舞，且很快就在社群網路上形成討論。只是後續不斷遭到質疑人數灌水，各種檢視法都有，最後柯競辦發言人李有宜坦承，該場人數應該是5千到1萬上下。而也確實，那場造勢和「視覺化人群規模」中，「這就是五萬人的樣子」很不一樣。 （全文轉自上報）
11月30日我在本網站發表本文的上篇之後，12月5日《華爾街日報》也刊登了一篇報道，《中國的巨額隱性債務問題已到緊要關頭》。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現在已經引起了華爾街的高度重視；而且，華爾街進一步把視角擴展到了中國金融系統的巨大風險，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最近下調了對中國的信用評級。由此可見，如何觀察中國經濟的前景，再單純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長率，已經變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國潛在金融危機的本質，才是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門 金融系統包括商業銀行、專業銀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中國的商業銀行分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國內銀行的主力是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如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股份制銀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還有一批城市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 在中國開設過業務的外資銀行曾達到47家，主要是美國的花旗銀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銀行，香港的渣打銀行，英國的滙豐銀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銀行和三菱東京聯合銀行等，台灣有12家銀行在中國開辦業務。花旗銀行曾經多年來在中國開展高端客戶服務（理財賬戶開戶需50萬元人民幣起跳），去年底花旗已關閉中國的個人銀行業務。今年12月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消息指出，華爾街金融機構已大幅減少對華投資。 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保險、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託、證券、保險、融資租賃等機構以及財務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資機構，比如著名的美國先鋒領航集團(Vanguard)，其全球資產管理規模超過6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資產總和的六倍。這家曾活躍在中國公募基金市場上的機構最近決定，把已經收縮得很小的上海辦事處關閉，退出中國。過去十年，面向中國市場的外企私募股權基金平均每年募資近一千億美元，而今年這些基金僅募資43.5億美元，業務大幅度萎縮。 金融部門是國民經濟的「心臟」，它不斷為各行各業「輸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證券交易所發布研究報告提出，要警惕中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國的金融部門正在「脫實向虛」，走在不健康的擴張道路上，導致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金融業不發達時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現在的8.3%，這意味著金融風險的來臨。 二、金融部門的債務風險迅速升高 中國的銀行是和政權的存亡綁在一起的，中共會不擇手段地不讓銀行破產。實際上，中國的金融系統是中共最後的經濟「救命葯」，財政的債務主要靠銀行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國有企業的壞賬靠銀行消化；而銀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國的民眾傾向於相信政府不會讓國有銀行垮掉。正因為如此，為了維持銀行業的聲譽，銀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實的壞賬數目，也不會如實減記銀行的資產。所以，中國的金融部門之債務是個黑箱，沒辦法準確算出來；也就是說，各家銀行，主要指大型銀行，它們的債務到底是多少，無法按賬面數據來判斷。 今年11月23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對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綜合報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專項報告的意見和建議》。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明顯超過了歐盟的3.9%，也超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4.9%；中國金融業規模巨大，但凈資產收益率、不良貸款率、資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標存在問題，資本金補充渠道不通，上市國有金融企業的股價普遍跌破每股凈資產價值。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現在要建立重點領域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 全國人大是中國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中，它實際上是中央領導者手中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既沒有真正的權力，也沒有真正監督政府的資格；它唯一的任務就是，為中共領導者交代下來的文件走一個「議政」的過場，然後蓋上一個「奉旨照準」的「圖章」。因此，全國人大的公開文件中，對政府行政之弊，從來都是用溫柔的語詞「撓痒痒」。當這樣的文件開始質疑金融風險的時候，自然就意味著金融風險已經在「叩門」了。 雖然國際金融界無法了解中國金融部門債務黑箱的狀況，但還是憑種種訊號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嗅到了中國金融風險的味道，於是將中國的主權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同時將八家中國的重要銀行之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這八家銀行包括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及郵政儲蓄銀行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及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及進出口銀行這三家政策性銀行。這種負面評價標誌著，中國的金融部門潛在的風險正在顯性化。 三、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 自由經濟國家的讀者不容易了解中國的金融制度，他們往往用自由經濟之下私營銀行的管理運作體制去看待中國的銀行。其實，中國的金融體制與自由經濟國家實在是天差地別的。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曾經改變了共產黨傳統的計劃經濟，那麼，共產黨傳統的金融「大鍋飯」體制，其實質則沒有多少改變。 在共產黨制度下，政府是把銀行當「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來用的，財政沒錢了，國有企業虧損了，一律都是靠銀行用貸款來餵養的。中國改革之前，國民經濟當中的資金，八成由國有企業和財政來掌控；民眾非常貧困，1978年人均新增儲蓄存款只有5元錢，因此，銀行能運用的居民儲蓄非常少。在這種狀況下，銀行實際上主要靠國有企業的存款和財政存款來維持經營，它服務的對象也主要是國有企業，所以銀行實際上不過是財政和國有企業的「出納」。 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以後，財政能控制的資金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小，而隨著民眾收入的增加和購買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銀行的資金來源逐漸轉變成主要依靠民眾的存款，銀行也替代財政而成為經濟成長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國有企業依然佔據中國經濟的絕大部分江山，而國有企業依賴國有銀行貸款來維持運轉的局面並未改變。 由於地方政府可以影響國有銀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銀行不能拒絕國有企業無窮盡的貸款需要，國營企業則把銀行貸款看成是「政府撥款」。因此，雖然銀行的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變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銀行貸款仍然是面向國有企業的「大鍋飯」機制。這就為中國的銀行體制埋下了一個致命的「地雷」，一旦銀行被國有企業掏空了，銀行的巨額壞賬就必然動搖金融部門的安全，誘發金融危機。 四、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 當前中國面臨的潛在金融危機其實是改革以來的第二次，而第一次發生在1996年。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鎮就業者中86%是國有部門和具有國有部門特徵的集體企業員工。中共為了政治穩定，試圖穩定國有經濟，為此江澤民提出了「安定團結貸款」這個金融方針，即為了穩定城市的國有企業，要無條件地為國有企業提供它需要的銀行貸款。然而，國有部門的效率卻持續下降，當金融資源里國有部門佔用份額佔八成時，這個部門對GDP的貢獻只有四成多。這代表著國有部門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國民經濟資源，同時國有部門負債纍纍，越來越多的國企開始向銀行「打白條」，即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不再支付。從1979年到1994年，國有部門的凈資產率（equity rate）從76%降到25%，1994年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達到了83%。 在中共的這種經濟政策之下，當時金融系統進入了危機狀態，四大銀行貸款的兩成已成壞賬，若加上逾期獃滯貸款，貸款總額的七成實際上已淪為無法歸還的爛賬。1991年四大銀行的呆帳約4,300億元，而同期這些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銀行系統已嚴重地資不抵債。1994年中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嚴重的全面虧損，銀行的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的自有資本減少，也就是銀行的自有資本快要被國有企業吞噬殆盡。 當時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是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10到15倍，而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面對這種危險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採取了激進的國企全面私有化方針，目的是為銀行系統「止血」。當局掩蓋私有化的詞語是國企「改制」，至於改成什麼所有制，則故意避而不談。 朱鎔基1997下半年開始全面推行國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萬家國有工業企業的絕大多數都作為「包袱」甩掉，迫使幾千萬「全民所有制」職工低補償或無補償下崗，藉此讓中小企業私有化，同時讓大型國企上市、實行部分私有化。 五、國企私有化暫時救了中共 在中國的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當局讓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同時也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了國企的廠長經理身上。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白當「替罪羊」。國有私有化，企業都賣給誰？事實上，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家庭積蓄根本無法滿足收購企業所需要的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金需要，而外資在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鼓勵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使用非法手段，搖身一變而成為各自企業的新老闆。近百萬國企管理者用企業作擔保，從銀行借款，「購買」了自己主管企業的國有財產，把企業註冊在本人或家族成員名下；然後以企業所有者的身份，動用企業公款，歸還他們私人購買企業的貸款。此外，許多國企管理者逼迫員工購買企業的部分股份，職工為保住飯碗，只能拿出家庭儲蓄來購買本企業的股份；但普通職工擁有股份後，企業管理層並不許職工股東過問企業經營和資產轉讓，等於讓職工出資幫企業管理層獲取企業的所有權。同時，當局縱容紅色權貴家庭的妻子兒女，利用關係網幫助大國有企業獲准上市，以此無償獲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後通過抬高股價大獲其利。 中國1996年有11萬家國有工業企業，2008年底只剩不到1萬家，其中還包括已實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國企。中國的私有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小國企的私有化，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4年。究竟誰成了國企「改制」後的新老闆？據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做的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大約50%到60%的國企都變成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四分之一的企業的買主來自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者，其中外資所佔份額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佔一成。 朱鎔基推動私有化的時候，中國正急於加入WTO，以擴大出口。WTO接納中國的前提是，中國必須取消計劃經濟並實行國企私有化。因此，中共當時為了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中國私有化進展狀況的資料，為中國加入WTO鋪路，特別准許境外研究人員對國企私有化做調查，因此，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結果早已在國際社會公開。但當局在國內對私有化真相掩耳盜鈴，不許國內媒體報道私有化的結果，也禁止國內學者研究這個專題。 此後中共迎來了外資湧入的高潮，外企幫助中國的銀行把壞賬打包處理，度過了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同時，藉助大規模出口和「世界工廠」的形成，中國經歷了經濟繁榮的二十年。 六、中國銀行業的第二次危機 國企私有化確實幫銀行從此甩掉了為中小型國企「輸血」的任務，但並沒改變大型國企「汲取」金融資源的運行特徵。不僅如此，地方政府為了通過開發房地產賺錢，發行了大量債券，大部分讓銀行認購，因此，2010年開始，各級地方政府都加入了從銀行「吸血」的行列。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並沒被改變，相反卻成了地方政府賴以生存的「生命線」。連民營的房地產企業也學會了吃金融「大鍋飯」，最終引發了大型房地產公司接連爆雷，戳破了房地產泡沫。 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國企和民企的巨額貸款壞賬，再加上民眾無法歸還的大量貸款，最後都把壓力集中到銀行系統，導出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二次金融危機。本文提出的「債毀中國」現象，從根本上講，就是共產黨統治下吃金融「大鍋飯」的結果。中共為了控制金融資源，只讓銀行上市圈錢，卻把大一點的銀行之主要所有權掌控在自己手裡，結果中國的第二次金融危機，與第一次金融危機一樣，仍然構成了政權的危機。 2023年10月底全國金融機構賬面上的貸款是235萬億，承購債券是64萬億，合起來是300萬億。目前官方承認的壞賬率是1.8%，實際上，因為地方政府的債券很大一部分還不了，僅僅按地方政府債券的壞賬率50%，企業貸款的壞賬率為10%來計算，金融部門的壞賬就有56萬億。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114萬億，加上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220萬億，再加上金融系統的最低債務56萬億，合起來就是390萬億，將近400兆。這個數字是中國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國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營業額是每年120萬億，負債則高達400萬億，這家公司是不是已經快要破產了？ 七、重新審視中國的債務 我估計的中國債務，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計算結果要高很多。IMF預測的中國負債佔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國和日本的這個數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統計有三個錯誤。第一，IMF低估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第二，IMF的計算排除了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巨額債務，而國有企業以其政府背景、向銀行大量借的不會歸還的貸款，其實也是中共的政府債務；第三，IMF的計算完全沒考慮中國的國有金融系統的巨額壞賬。 由於美國和日本都沒有中國的這三種狀況，所以美國和日本的負債佔GDP的比重，其實與中國並沒有可比性。中國的負債佔GDP的比例實際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國的兩倍多。 此外，中國的大量國際債務是不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因為人民幣不是硬通貨。而中國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除了要償還外債，還要應付數萬億美元外企投資（包括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匯出盈利和撤回投資的需要。單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債務危機就很難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過第一次銀行業危機那樣，再一次把國企私有化，從而化險為夷嗎？私有化靠私營企業的實力，美國和日本的私營企業都是世界級大公司，主導著本國經濟和國際經濟；但中國的私營企業除了房地產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沒辦法把國有的巨無霸公司民營化。一句話，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是靠美國幫忙解決的，而這一次銀行業危機就沒有美國幫忙了。地球上只有一個WTO，中共無法再找到另一個脫身危機的外助。其實，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美國是不知道底細的，糊裡糊塗地幫了忙；而這第二次「債毀中國」，美國的華爾街已經比較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了，當然不會再上當。《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就是一個信號，這篇報道的標題是，《「不碰中國」的投資戰略行之有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