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組部部長石泰峰再度缺席高層會議
2026 年 6 月 23 日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當時還只是副省部級但照樣當選中央委員的有十幾位，而當時雖然暫時還是副部級待遇但事實上早已經被內定為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潘功勝之所以名落205名當選者之外，除了順利當選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瘋傳是央行行長接班人的第一順位故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分中共二十大黨代表們的判斷。另一部分黨代表的「賴政」導致姓氏筆畫越多，丟票越多的現象也是潘功勝被從預選名單上差額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黨代表不認真行使黨代表「神聖的民主權利」，在預選過程拿起按姓氏筆劃排名的候選人建議名單就從頭開始畫勾，畫滿主席團宣布的205個應當選者為止，後面因為姓氏筆畫過多的17個就活該了。 在二十大中委預選過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筆畫太多而影響得票率的據說還有譚成旭、戴厚良兩位。 先說1963年9月出生的譚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級崗位，時任遼寧省計劃單列市任大連市的市長平級調任鞍鋼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 筆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是為何相中了這個譚成旭作為重點培養的正省部級崗位接班對象，特別將他列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被淘汰後，參加候補中委的預選再被淘汰。於是，中組部似乎是已經放棄了對他的提拔計劃。考慮到他在副部級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幹到63歲，於是乾脆提前為他安排了二線職務，在今年三月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屆外事委員會的委員。 和譚成旭、潘功勝一樣都是出生於1963年的戴厚良，是從中國石化系統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開始出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同時還兼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201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後即在十九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兼任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副部級身份和譚成旭一樣被安排成大會主席團成員。但這種刻意的安排顯然沒有起到作用，落選中央委員之後，這個戴厚良也和譚成旭一樣，也沒有當上中央候補委員。 同樣，也是因為二十大之後對戴厚良放棄提拔後，中組部便給他安排了一個安慰性的職務，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 。 筆者過去的文章中曾經介紹過：自從中共政權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施行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之後，差不多每屆都會出現黨內高層所不樂見的「民主事故」，就是說本來就被安排進「建議名單」中陪選的人往往沒有被差額掉，而高層非常希望當選的反而落選。 同時筆者過去也有相關分析文章指出，事實上中共當局實行了所謂黨內差額選舉之後，「陪選」的概念便應運而生。「陪選」是伴隨著中共政權的「差額選舉」出現的一種上行下效的特有現象。中國大陸的一家官網曾刊登《「陪選」現象凸顯法律漏洞》批判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曉的文章《當前黨內選舉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更是直言「現行的黨內差額選舉還只處在『預選』階段，近幾年來所謂的差額選舉幾乎都是預選差額而非正式選舉差額。」 該文批判說：「現實中差額選舉執行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僅成為一種形式。比如，在預選差額選舉時，往往不實行『集中投票』，而是實行『分代表團投票』，這使差額選舉打了折扣。在差額候選人的安排上還有搞『陪選』的情況，更使差額實際上變成了『等額』。」 卻原來，自實行黨內差額選舉之後，每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籌備期間，人事籌備小組都會費盡心機地安排一批「陪選人」，這些「陪選人」大都是從副省部級的大型國企負責人中產生。 這類陪選人誰的名字能夠進入大會主席團，我們沒有找出規律。不過，進了大會主席團名單的年富力強者，即使當時還是副省部級，一般也都會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當選不當選，就看他們的運氣了。 舉一個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現任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慶偉，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時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和黨委書記職務被安排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順利當選中央委員。 而去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當局如法炮製，把現任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袁潔也安排成了大會主席團成員。但事與願違，袁潔未能在中委預選中過關。不過，進行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後，得票數居中的袁潔，順利當選。 令人唏噓的是，21年前的張慶偉以41歲的年齡即成為中國航天集團歷任老總中的第一個中央委員。十六大召開20年後的的航天科技集團老總袁潔也不過比張慶偉年輕4歲，卻還未能在二十大上如願當選中委。 未來中共二十一大召開時，出生於1965年的袁潔已經62歲了。年齡優勢已經不再。 比袁潔慘的是一個叫曹建國的，此人生於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身份順利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潔一起進入二十大主席團，然後就是一起落選中委。筆者聽到的消息是，這位曹建國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預選中被淘汰後，自己主動向大會主席團提出不參加中央候補委員選舉。 於是，中組部於今年三月把曹建國安排成了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教科衛體委員會委員，。 另外一個叫張曉侖的國企老總也是二十屆中委落選者之一。。此人出生於1964年8月，去年以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的身份被安排進入二十大主席團，但黨代表們不但把他從中央委員預選名單中淘汰，也還讓他在中央候補委員預選過程中名落孫山。 於是，中組部趕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 很明顯，中組部已經不再把這個張曉侖視為正省部級提拔對象了。 如上例舉的在二十大上落選中委後或當選了候補中委，或者連候補中委都沒有當上的副部級央企老總們，落選中委的主要原因應該是許多黨代表都認為他們不過是些「陪選」人。這一來，事先已經被內部確定要在二十大召開之後即提升為正省部級的時任央企老總，自然也會被認為是「陪選」而慘遭淘汰出中委預選名單。其中較為典型的是時任中國第一汽車工業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國兵器裝備公司總經理，2017年轉任一汽老總。 二十大召開之前，這個徐留平已經被內定要趕在在今年的全國總工會換屆前出任全總黨組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所以被安排進入中委預選名單。但是，當時還擔任著全總黨組書記的陳剛也是在中委預選人名單上。於是，原本已經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陳剛順利當選，徐留平則是名落候補中委。 不過，二十大召開之後，徐留平還是被按計劃安排接替了陳剛的全總黨組書記職務，比徐留平年輕一歲的陳剛則被外放為青海省委書記。 眾所周知，中共所有「群團」組織中，總工會和婦聯的實際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國級，黨組第一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則都是正部長級，中央委員是標配。而徐留成則是該機構有始以來的歷屆黨組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中的首位落選中委。 其實，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的職務早已經是正部長級實職，而且也都是大會主席團成員者，也有不幸落選中委的，而又以我們過去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江金權和唐一軍為典型。 對於這類在正省部級職務上落選中委者，中共當局一般不會再安排他們參選候補中委，而是趕在次年給他們安排人大或政協的相當於正省部級的二線職務。比如江金權今年三月被安排為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樣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繼續擔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質疑為什麼不到齡退休。至於唐一軍則是被外放到江西省當政協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軍接替江西省政協主席職務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選中委，繼而又成為得票數最少的候補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團成員，但在中委預選過程中還是落選的，特別要提一下曾經被認為是潘功勝競爭對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時代是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讀，這在中共官場上很是比較少見的。另外他也是全國首批經國家統一考試取得從業資格的註冊會計師，並擔任中國會計學會理事及金融會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此人從2016年9月就開始以中國工商銀行行長身份晉陞副部長級，2020年12月改任中國農業銀行黨委書記，次年又出任該行董事長。 去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團的谷澍和易會滿都被安排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易會滿當時因為已經是正部長級，所以順利當選中央委員，而谷澍則是在中委落選後當選了中央候補委員。 據傳當時的谷澍是因為被高層當成國家金融監督總局的一把手候選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團成員，但最終只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後，高層又改了主意，把正常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時任四川省常務副省長李雲澤安排接掌了國家金融監督總局。 出生於1970年的李雲澤當然比谷澍更具年齡優勢。還有一種說法是網上曾經出現的「谷夫人曬丈夫」嚴重影響了谷澍的政治聲譽。 在二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中央金融代表團成員，除了谷澍，還有時任中信董事長兼黨委書記朱鶴新，交通銀行行長劉珺、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金良、中國人壽保險集團總裁蔡希良、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廖林。其中的劉珺出生於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級金融單位里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 另外，中共副部級金融系統里事實上還有一個叫繆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團和招商銀行董事長身份落選中委後當選候補中委。此人的名字當時沒有出現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團里，而是出現在香港工委代表團名單里，是因為招商銀行總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說起來，這個繆建民6年前即已經以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與潘功勝、易綱、易會滿一同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繆建民出生於1965年，比潘功勝年輕兩歲。是因為相對年輕的原因，所以在與潘功勝一同落選中委後，繆建民還是能夠連任中央候補委員。 在如上這批二十大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央級金融老總們的對比下，「三非「人員潘功勝居然升了央行行長，自然顯得尷尬無比。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本專欄過去文章中已經分析和介紹過的潘功勝的落選，還是本文介紹的在中委預選過程中也被淘汰的譚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為本人姓氏筆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筆畫多少排序的總數為222名的差額預選候選人名單的倒數幾位之一而影響了得票率，但是，這個影響相對有限，因為「懶政」的黨代表畢竟為數有限。那麼，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二十大中委候選名單中的十幾個時任副省部級官員都能順利當選，而當時已經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時還是一個最重要的國家局之一的外管局黨政一把手的潘功勝反而落選的原因，除了當時的「殷勇效應」和姓氏筆畫太多影響了部分「懶政」代表沒等看到他的名字時即已經「選」夠數了，筆者聽到過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部分黨代表不但不「懶政」，而且還對潘功勝的簡歷內容過分吹毛求疵。卻原來，潘功勝加入中共的時間很晚，1999年4月才入黨。原因是在讀大專和碩士、博士期間都沒有「積極要求進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群眾」。而博士畢業成中國工商銀行副處長時，30歲的他政治面貌終於不再是「群眾」了，但卻不是入黨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無論他當時加入民盟的動機是從政協走「政治捷徑」，還是因為出國進修之前主觀上不想入黨，注意到他這一點的黨代表們肯定會心生不滿。事實上，當年的潘功勝確實是在到英國當了一年訪問學者之後，才於1999年4月申請加入了中共，時年36歲。入黨當年即由副處級升至正處級。 對比一下中共歷屆黨代會上產生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簡歷，像潘功勝這樣36歲才加入中共的，應該是沒有第二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賴清德兩歲時父親賴朝金就因為礦災去世，所以他從小的記憶里並沒有父親這個角色。而談到他母親，賴清德總是會說到他國三時得盲腸炎的經驗；由於當時賴清德家窮又需緊急開刀，因此學校老師幫忙募款。當賴清德興沖沖地把裝滿錢的信封袋拿回家，以為可解家裡的燃眉之急時，沒想到母親當場要他把錢退回給老師跟同學。母親對賴清德說：「德仔，你們就要畢業了，以後四散各地，沒辦法還錢，這人情你要怎麼還？」 賴清德的母親個性剛毅，嫁給他當礦工的父親，但父親卻早逝；母親為了養活包含他在內的6個兄弟姊妹到處打零工，就是不願輕易開口向別人求助。回想起那段含辛茹苦養活孩子的日子，媽媽只對賴清德說：「天無絕人之路」。賴清德表示，他母親跟那個年代的婦女一樣，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教育家，就是認真打拚、養孩子，「母親的堅強影響我一輩子」。 賴清德的確對母親的羈絆很深，20年前筆者跑民進黨立院黨團新聞，幾個黨團記者們常到賴清德辦公室找他聊天，只要立法院沒有開會或動員，賴清德每到傍晚總會說：「我要先回去萬里。」其實是他回台南之前要趕到老家探望媽媽。賴清德北上當行政院長後，母親已過世多年，但他還是不時抽空回到萬里老家。幾十年的鄰居說，萬里老家門一打開，就掛著他媽媽的照片，賴清德總是自己坐在家裡，或踅轉到家旁邊的大樹到處走看。對賴清德而言，這是他懷念母親的一種儀式。 母親一直是賴清德心中的軟肋，所以曾經專訪過賴清德的媒體都知道，每次談到母親對他的影響，總會看到賴清德不一樣的一面。他時而動容，時而語塞哽咽，時而流淚。最近一次是幾天前賴清德回到萬里為賴品妤站台，看著台下的老鄰居與鄉親，他再次眼睛泛淚，久久不能自己。所不同的是，賴清德這次碰到選舉，夾雜著對手含沙射影的「賴清德老家違建爭議」，他的眼淚，果然成為對手攻擊的素材。 賴清德的萬里老家是不是違建？該不該拆？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民進黨只把新北市工務局在12月1日回函給國民黨議員的公文拿出來說明即可，根本不需多費唇舌。但對於賴清德的政敵而言，夾雜著似是而非的違建爭議，賴清德的眼淚正是他「示弱」與「逃避」的表現，當然得趁虛而入。像是侯友宜就冷冷地說，新北市政府依法辦事，賴清德只要把事實講清楚，不用哽咽。柯文哲更是趁機大肆嘲諷宣稱，賴清德為了萬里老家的違建流淚，「我們乾脆去他的違建前面，辦個直播好了，讓他哭得更大聲。」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他們只知道賴清德是醫生，所以家境一定不錯；認為賴當過台南市長、行政院長、副總統，仕途一路順遂；除了4年前的民進黨初選敗給蔡英文，賴清德從政30年的選舉百戰百勝，未曾嘗過敗績。賴清德正是許多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所以更無法共感於賴清德此刻的眼淚。從選舉的角度，當眼淚無法被同理，就是一種多餘的情緒；不但無用，在政治上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過去30年來，台灣人看過許多「總統的眼淚」。經驗告訴台灣人，眼淚多的總統，與他最後的施政滿意度往往成為反比；領袖的眼淚只能為百姓流，而不是為自己流。此刻的賴清德只差一步就來到他的從政之巔了，往後，他更必須收攝自己的心神，把眼淚留給自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關於美國深層政府的說法，最早、也最集中在上次美國大選支持川普的輿論指責民主黨和左派對川普的打壓。自以哈戰爭爆發後，美國對以色列無條件和一面倒的支持，也讓一些人認為美國存在一個深層政府，就是在美國的猶太勢力。 美國的猶太裔移民比在美華人多一點點，在美國也屬於少數族裔，然而，就其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力而言，根本是其他族裔不可比的。無論是政界、商界、傳媒、學界、非政府組織，猶太人的力量無處不在，有人披露拜登內閣的很多官員都有猶太背景，包括拜登的太太也是猶太裔。平時大家雖然也知道或聽說猶太人的影響力，但感覺不是很明顯，可以哈戰爭開打後，美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表現出的對以色列的支持，讓很多人感嘆，猶太移民對美國的影響力太大了。在美國，反美沒有政治勢力把它當回事，但反猶不可以，它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不但會遭到猶太團體，也會遭到美國社會的同聲譴責。 比如，美國大學出現反猶和聲援巴勒斯坦的現象，就受到猶太社區的商界領袖、高校捐贈者對校方的批評和施壓，要求校方開除參與反猶的學生。最近，哈佛、麻省和賓大三所頂級高校的校長出席國會「高校反猶」聽證會，由於對三位校長在在聽證會上的證詞和表現感到不滿，有超70名兩黨議員發出聯名信，要求這三所名校立即罷免校長，而這三位校長不過是重申了保護校園言論自由的承諾，表示那些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言論只有在導致學生遭到霸凌的情況下，才會違反校規。目前，賓大校長和董事會主席在壓力下已選擇辭職。 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在上周聯合國安理會關於以哈立即停火的投票中更得以鮮明體現出來。15個安理會國家，只有美國投了反對票，它的兩個鐵杆盟友、向來緊跟它的英國和日本，前者棄權，後者贊成，再加上法國和瑞士也投了贊成票，美國的這四個西方盟友這次都沒有站在它一邊。美國一些學者對拜登政府對以色列不分皂白的力挺看不下去，認為傷及美國利益。如在國際戰略研究界頗有名望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海默斯就很不滿，認為對美國利益會帶來很大損害。美國將自己和以色列完全捆綁在一起，單從美國的利益來看確實不好解釋，只能說在涉及以色列的問題上，猶太勢力對美國的影響力達到了可以左右美國政策乃至輿論的地步。 我對猶太裔在美國的這種影響力不做好或壞的道德評價，對它為何有這種影響力也不作探討，僅僅指出這個事實。但如此也就明白一些人為什麼要把猶太勢力稱作美國的深層政府。這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只是人們的一種直觀感知或認識。深層政府不是影子政府，它沒有掌握行政權力，但它掌握了其他的關鍵資源，可以影響乃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因此，有影響力不等於是深層政府，必須能夠運用這種影響力，改變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就這個意義而言，深層政府是在一個國家中那些對政策有完全影響力的利益集團。每個國家都有利益集團，但不是每個利益集團對政府的政策和決策都產生影響力，必須能夠影響或改變國家的重要政策，而非影響或改變一般的行業或產業政策，才稱得上深層政府。 一些支持川普的海外華人和中國內地線民也把中國或中共看作拜登政府和民主黨的深層政府，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的密切交流和經貿聯繫，尤其是華爾街和中國的深度勾連，讓中國的力量在美國特別是拜登政府內無處不在，他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拜登的兒子和中國有利益輸送，拿了中國方面幾百萬美元，因此為中國說話，做中國的代理人，連帶所及，拜登也是為中國利益服務的。中美經貿和人文交流在一個時期確實密不可分，華爾街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壟斷了中國企業的審計業務，高盛、摩根等投行壟斷了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保薦業務，在給中國最惠貿易國地位以及加入WTO等事情上，華爾街在幕後幫中國做了很多遊說工作。但是，要說中國是民主黨和拜登政府的深層政府，就言過其實了。因為要說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兩黨都有，在商業利益上，並不分黨派。另外，美國在和中國的經貿和人文交流中，也獲益巨大。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過去對美國的影響，只是局限在經貿領域，雖然經貿領域的影響力也會輻射到其他領域，如外交和安全，但畢竟是間接的，而且力度很弱。中國不可能對美國的重要政策有很大影響。再說，這都是過去式，現在中美兩國成了對手，還認為中國對美國有影響，就完全從立場出發，不看現實了。 前面說到了華爾街，也有人把它稱為民主黨或拜登政府的深層政府。某種程度上，這倒符合事實，不過，嚴格來說，華爾街是美國兩黨的深層政府，這和美國是典型的商業資本主義這個特性有關。商業和金融在美國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美元才是美國真正的統治者。美國的利益集團和遊說團體在世界上是最發達的，無論是當選議員還是競選州長和總統，背後都需要錢，誰的募款多，誰競選成功的概率就大。為什麼美國是兩黨制？因為第三黨或獨立參選人根本募集不到足以贏得選舉的資金，除非他是億萬富豪。政商之間的金錢運作在美國是合法的，政治人物背後都有金主，兩黨在華爾街都有合伙人，誰得到華爾街支持，誰就有機會進白宮。事實上，華爾街影響的不只有政治人物，也影響高校、學術圈和傳媒，就此而言，華爾街可看作是美國的深層政府，美國的政策反映了華爾街的利益。在美國，和華爾街有一比的是軍工集團，這也是美國一個非常強大的利益集團，影響和左右美國的政策和決策。 從學理上說，產生深層政府並不奇怪，只要利益高度集中，就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深層政府。但能夠要美國為某個國家不得不完全背書而且還拿它沒辦法的，目前只有猶太勢力和以色列才做得到。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2020年初，皮耶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推出了一份關於總統川普「國際評價」的調查，並以10張圖顯示世界各地的人如何看待川普和美國，大致呈現的結果是，川普在他國間的信心水準，明顯低於他的前任歐巴馬，代表其外交政策普遍不受到歡迎。另外，在調查的24個國家中，有53%的成年人對美國持正面看法（歐巴馬時期為64%），大多數歐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對川普外交政策沒有信心，但菲律賓和以色列人對川普的信心比例都高達70%以上；在針對五位國家領導人信心度比較上，川普（29%有信心）只贏過殿後的習近平的28%，不及梅克爾的46%；至於川普最受他國批評的外交政策，則以關稅議題和退出《巴黎協定》分居一、二。 2023年，同樣主題調查的主角換成拜登。在23個調查國家中，有54%的外國人對拜登有信心，在他主政下，有59%外國人給予美國好評；此外，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拜登在波蘭獲得的信心比例最高（83%），而希臘、法國、西班牙和匈牙利，對拜登的看法則是負面多於正面。 從上述調查，可以看出川普、拜登所獲國際評價的樣貌。至於為什麼美國人要關心自己國家，以及總統個人的國際好感度，因為無以迴避的是，美國和多數國家、國際組織皆存在連動關係，舉凡旅行、貿易到產業技術，它和各國的往來都是高度緊密，他國公民對美國的觀感，自然會直接影響彼此交流順暢與否，間接左右國家戰略發展的順與逆。 進一步說，會特別關切自家「總統」在他國人民間的信任度，很簡單的道理，即歷來的調查同時顯現了，當他國國家人民普遍更信任美國總統（主要指外交政策），認為他做的是正確的事，則這些人對「美國」本身就愈會抱持正面、積極的看法。換句話說，美國的「國家領導人」很大程度就是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形象的塑造者。這也是為什麼當美國在制定所謂「美國利益至上」等等外交政策時，必然也要盱衡外在國際輿論的分歧，美國之所以會長期在「穩定世界秩序」和「干預他國事務」的褒與貶間擺盪，道理就在這。 台灣正逢總統大選，自今年夏天各党參選人底定，便相繼有外國媒體向參選者邀約專訪，代表了國際社會對台灣未來國家領導者確實相當關注。關注原因無他，過去，台灣總統的外交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聚焦在「提高台灣國際能見（參與）度」，但近年來因新一波國際局勢，台灣在所謂地緣政治、印太戰略和全球供應鏈等議題上，除了既有「提高國家能見（參與）度」問題，實則也被賦予了具體的角色扮演。 可以說，台灣總統選舉，一方面是為了展現一個國家堅實的民主制度，但站在他國立場，台灣經由民主選舉所產生的國家領導人，將如何和外在世界連結，並由此影響整個世界，這才是國際媒體相繼訪問各組候選人（包括副手）的主要動機。 於是，當選戰進入最後階段，我們突然看到柯文哲宣稱自己要走「蔡英文外交路線」，侯友宜提出的國防、外交政策，諸多內容竟也和蔡英文現行施政方向相去不遠，則今年3月，同為皮耶研究中心的報告或可解釋他們何以「靠向蔡英文」。其報告顯示，當前有66%的美國人對台灣持正面看法，其中的11%更屬於「非常有好感」。若以上述皮耶研究中心對總統個人和自身國家評價的正面連動分析，當然可以反推美國人對台灣的好感，是來自蔡英文任內推動的外交政策（主要為對美關係政策）所致，那麼，以「走蔡英文的路」去贏取國際好感，就再理所當然不過。至於蕭美琴近日接受英國《經濟學人》訪問，特別著墨於台美關係一環，當然就是在詮釋什麼才是「正版的蔡英文路線」。 不過，「靠攏蔡英文路線」選舉策略終究只是一時，未來台灣總統的外交工作，除了持續「提高台灣能見（參與）度」，也將益發無法自外於穩定國際秩序和鞏固民主陣營的責任，屆時台灣領導者的「國際評價」就會更為關鍵，而關鍵中的關鍵，就是領導者自身的對外形象，將形塑出什麼樣的國家定位，以及是在什麼樣的國家形象下，台灣得以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從而帶出之後的國家發展方向。外國媒體陸續專訪台灣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也是在協助我們做出判斷。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幾個官方數據都不靠譜 按照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從去年12月6日解封到今年2月9日，共有87,468人死亡（2月9日之後，疾控中心的數據不再更新）。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截止2023年12月6日，中國感染病例9千9百萬（99,320,723），病死12萬（121,877）。 這兩個數據都太離譜， 地球人沒人會信。倒是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講到了兩個相關數據，給出了不同的死亡數據。吳尊友在1月21日發文說，中國解封后已經有 80%的人口感染過新冠病毒。吳尊友在2月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麼中國在2022年12月6日解 封以來兩個月，感染人數大約是：14億x80%=11.2億，病死人數就大約是：11.2億x0.08%=89.6萬。 不過，89.6萬這個死亡數據仍然偏低。因為吳尊友說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這個數據，是國際平均病死率，由於在這段時期中國的 情況和其他國家的情況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我們不能把其他國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國際平均病死率，徑直地當成中國的病死率。第一，中國的國產疫苗的效力比 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國人感染過新冠的人相當少。在去年12月這波疫情中，別的國家的人大都是再次感染、甚至三次感染四次感染，故而病死率比較低，唯有中國人，基本上都是首次感染，所以病死率要高得多。這兩條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國人最缺乏群體免疫力， 中國成了免疫窪地。面對同一種病毒，中國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國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 必然會比國際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數就絕不止89.6萬，而是要比這個數字高若干倍。 《紐約時報》2月16日發表文章「放棄『清零』後，中國到底有多少人死於新冠」。文章提出四種數據：一是基於上海疫情爆發建立的模型：死亡人數——160萬，二是基於出行模式的估計——97萬，三是基於近期測試數據的估計——150萬，四是基於美國死亡率的估計——110萬。 從額外死亡人數推算新冠死亡人數 因為外界無從獲得中國新冠死亡的可靠數據，一個替代方法是，我們可以根據額外死亡的人數，大致推算出新冠死亡的人數。所謂額外死亡人數，是用某段時期的實際死亡人數，減去以過去數據為基礎預測出的同期死亡人數而得。當然，額外死亡人數並不直接等於新冠死亡人數。因為在這中間，除了新冠導致的死亡之外，還有受醫療擠兌影響無法及時就醫而死於新冠以外疾病的，還有因外出受限等生活習慣變化造成原有慢性病惡化而死去的，還有因經濟困難而自殺的，等等。與此同時，在疫情封控時期，有些死亡又會減少，例如開車坐車的人大量減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會減少。但是畢竟，在新冠死亡數據缺少統計或秘而不宣的情況下，額外死亡人數總是給我們推算新冠死亡人數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研究傳染病流行情況常常要採用這種方法。 先看看中國官方是否提供了疫情期間的額外死亡數據。中國的國家統計局每年要公布人口統計數字，包括該年的死亡人數，死亡率以及和前一年的增減的百分比。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末，全國死亡人 口1041萬人，比2021年增加27萬人。但是請注意，這個「2022年末全國死亡人 口1041萬人」是不包括2022年12月的死亡人口的。在1月17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2022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告訴我們，我國人口每十年做一次普查，最新的是202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普查到每一個人。10年期間採用抽樣調查的方法，再加定向追蹤取得一些參數來推算全年的總人口、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在非普查年份，人口抽樣調查的時點是每年11月1日0點，所以暫時還沒有2022年12月死亡人口的數據。 如此說來，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還沒有告訴我們在疫情期間——主要是在疫情海嘯期間——中國的額外死亡人數。 外界倒是有人研究額外死亡人數的。8月24日，美國醫學會雜誌官網（JAMA Network）發表了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幾位華裔學者的研究報告。研究發現，中國在結束清零政策後的頭兩個月內，也就是從去年12月至今年1月，30歲以上的人的額外死亡人數估計有187萬。這項研究是根據中國一些大學公布的死亡率數據抽樣以及中國互聯網上搜尋進行的。 從屍體火化數據推算額外死亡人數，再進而估測新冠死亡人數 在中國，要了解一段期間內的死亡人數，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查看屍體火化數據。中國禁止土葬，死人一般都是火化，而各個火葬場的屍體火化數據是有記錄的。當然，在實際上，也有些地方是把死人土葬。尤其是在疫情海嘯期間，火葬場不堪重負，因此在廣大農村，有不少地方的農民是把死者就地土葬，還有自己搭起架子把屍體火化的，這些死者都沒送進火葬場，因此不在火葬場火化的統計數字之內。但儘管如此，查看火葬場屍體火化數據仍然是我們了解死亡人數、從而推算出額外死亡人數、再進而估算出新冠死亡人數的重要依據。 4月13日，《華爾街日報》刊文說，該報調查發現，中國30多個省、市或區，通常每季度發布一次的屍體火化數量的官方報告要麼消失了，要麼沒有按時更新。南京市從2020年第一季度以來，發布的每一份報告都刪除了屍體火化數這一項目。《華爾街日報》向中國民政部和南京市有關部門發出問詢，中國民政部和南京市有關部門都未作回應。《華爾街日報》說，屍體火化數據的缺失讓估算難度大增。 這當然是中國政府心虛。它知道到外界會根據屍體火化數據推算出額外死亡數據，然後估計出新冠疫情死亡數據，所以它乾脆把屍體火化數據統統給刪除了。 不過，不知是刻意為之還是出於疏忽，有個別地方的屍體火化數據還是發布出來了，立刻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7月13日，浙江省民政廳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的統計數據。其中，火化屍體數達17.1萬具。有網友查詢去年同期數據（2022年1季度）發現，相比去年同期的9.9萬具，增長高達72%。於是引髮網民熱議。三天後，浙江省民政廳從官網刪除了此數據，網路上的相關話題和討論也被屏蔽。 方舟子在 X（推特）上寫道：2023年一季度浙江省火化遺體數同比增長72.7%，也就是一季度多死了7萬人。但一季度新冠疫情已是尾聲，關鍵是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遺體的數量。即使保守估計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遺體情形相似，那麼浙江因新冠死亡人數也有15萬，浙江人口佔中國4%，不考慮浙江醫療條件較好，即全國新冠死亡人數4百萬，這是下限。 有網友查到河南省縣級市長垣市民政局的「2023上半年年中工作總結」。其中明言，該市2023年1-6月共火化遺體1184具，較去年同期664具增加520具，同比增長78.3%。（下面是截圖） （網頁截圖/胡平提供） 又有網民查到廣東惠東縣廣東民政局的「2022年上半年工作總結」以及「2023年上半年工作總結」。這兩份文件提到，2022年1-5月，縣殯儀館共完成火化遺體2245具，其中本縣戶籍的845具；而2023年1-5月，縣殯儀館共完成火化遺體4804具（下面是截圖）。按照這個數據計算，2023年1-5月火化遺體數比去年同期增長114.0%。 （網頁截圖/胡平提供） 國內有個網站，叫《自由知乎》。這個網站可用於查看《知乎》上一些被刪除的問題和答案。自由知乎上有篇文章，題目是《如何看待廣東人囗大縣惠東1-5月火化遺體數暴增114%？》（今天我去查，文章的標題還在，內容已經刪除了）。作者把浙江那個一季度同比增長72%，和河南長垣1-6月同比增長78.3%，以及廣東惠東1-5月同比增長114% 這三者綜合考慮，推算如下： 第一波死亡峰在12月下旬和1月，2月開始就基本沒什麼超額死亡了，第二波4月底開始，5月下旬和6月初算是死亡峰，但這一波峰不高。我們粗算一下： 浙江那個數據，3×1.72-3=2.16，粗算1月份超額死亡率216%。 廣東這個數據，我們假設5月份超額死亡率50%，5×2.14-5-0.5=5.2，粗算1月份超額死亡率520%。 河南那個數據，我們假設5月份和6月份超額死亡率分別為50%、10%，6×1.783-6-0.5-0.1=4.098，粗算1月份超額死亡率409.8%。 取三地算數平均值，得1月超額死亡率381.9%。 與大陸同防同放向來保持一致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超額死亡率幾乎持平，都是接近300%。 我們取個整吧，今年1月份超額381.9%，去年12月超額318.1%，這樣兩個月平均超額350%。 中國大陸之前平均每月總死亡85萬，那麼根據以上數據可以推出：中國在2022年12月和2023年1月兩個月里的總超額死亡數大約是595萬。 我以為上述推算是比較合理的，其結果是比較靠譜的。 我們再回過頭去比照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數據。 截止2023年12月6日，全球新冠感染病例共7億7千2百萬（772,138,818）。其中，中國，感染病例9千9百萬（99,320,723）。但根據吳尊友的估計，中國感染新冠的人口佔中國總人口的80%，也就是11.2億。這個數據比世衛組織說的全球感染病例7億7千萬還多得多。再有病死人數，按照世衛組織的數據，全球累計死亡人數698萬（6,985,964）人，而按照上面基於幾個地方泄漏的屍體火化數據進行的推算，中國在疫情期間——主要是在疫情海嘯期間——即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期間——的額外死亡人數高達400萬甚至595萬。刨除掉其中非新冠死亡人數，那也是一個巨大的數目。在絕對數量上是全球第一，按比例算也是在全球名列前茅。 中共當局一直誇口說，在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中國抗疫創造了奇蹟，中國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人數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但實際情況卻是反過來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期，中共方面釋放信號：北京和上海要進一步開放，而且是「大尺度開放」，號稱「制度性開放」。但有關消息報道後，並未見國內外有多少反應和動靜。年末，習近平到上海走了一趟，試圖效法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希望達到鄧小平當年一言九鼎的效果，再度大舉引進外資。熟料事與願違。 說是「制度性開放」，簡單一個問題：能夠停止企業里的中共黨支部及其活動嗎？在中國，不僅國營企業有黨委或黨支部，民營企業也必須有，到了習時代，港台企業也必須有，最後，連外資企業也被強迫設立中共黨支部。過去十年，習近平王滬寧等人重提毛語錄：「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意思很清楚，不僅中國企業置於黨的控制之下，外資企業也不得脫離黨的控制。 歷經習時代的種種折騰之後，中國經濟引擎熄火，經濟增長終結。王滬寧等人竟造出一個新名詞「高質量發展」，來為自己包裝門面、找下台階。其實，事到如今，習政權已經喊不動民企、喚不回外資、搖不醒市場。原因種種： 其一，信用問題。現在的習政權，所謂中國政府，信用盡失，深陷「塔西佗陷阱」。說什麼都沒人信。忽左忽右沒人信，左說右說也沒人信。國內外都懷疑，所謂「大尺度開放」不過是再一次忽悠，是中國經濟惡化之後的權宜之計。 比如，民營企業，在習時代，各行各業都曾遭輪番掃蕩，民營企業家人人後怕。即便出台「106條」措施，又怎能輕易再調動起民企的積極性？又比如外商外資，習時代厲行清零和封城，人為阻斷國際物流，重創國際供應鏈，外商外資被迫撤離中國並轉進他國；加之習當局狂熱反美反西方反改革開放，連續多年為閉關鎖國造勢，更加速外商外資撤離。習當局似乎到今日才知道後果嚴重？重新呼喚外商外資，但外商外資卻認定那只是政治宣傳。 其二，外界懷疑習政權不穩。中共二十大之後，習近平空前集權，任人唯親，隨心所欲。然而，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先後失蹤，國防部長至今空缺，證明習近平無人可用。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裝備發展部、國防部均遭大清洗，證明軍中將領忠於習近平者不多，無人可信。加上改革派的前總理李克強離奇身亡，讓外界感覺中國政局不穩，隨時可能出大事。 其三，機遇已經不再。當年的鄧小平總是說「要抓住機遇」，說的是發達國家生產鏈和資金轉移的機遇。當年中國確有機遇，也抓住了機遇，贏得大量外資投入，重建中國。但如今，這種機遇已過，勞動力充足、工資和資源低廉的中國模式已經過時。生產線和供應鏈正從中國轉向諸如印度、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國際資本一旦轉向，要逆轉，談何易事？近年，諸如這般的標題越來越頻繁的見諸報端：「又一國際巨頭宣布撤離中國」；「全球供應鏈的又一次重大轉移：蘋果生產線從中國轉向越南」…… 再說，關於不公平貿易和外資准入問題，習政權並未解決、也無意解決。比如，新興電動汽車行業，中共通過抄襲外國技術、大量政府補貼、突擊建廠、低價傾銷等超限戰手段，快速佔領國際市場，強行擠走其他國家同行，以至於，中國汽車銷量一舉超過日本和德國，而獨佔鰲頭。這等「彎道超車」的粗暴手段，違反了國際準則、破壞了國際經濟秩序，更令各國反感。 儘管美歐日韓等國與中共交涉多年，令國際詬病的中國抄襲、盜版、剽竊問題依然嚴重。「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是滿清王朝的口號，滿清王朝沒做到，但中共紅朝做到了。看看銷量衝上世界第一的中國電動汽車，其關鍵技術產品激光雷達，就全都來自外國： 2015年，中國國有投資者收購了美國感測器設計公司OmniVision；中國汽車公司吉利公司投資美國Luminar公司； 2018年，中國中投公司與美國高盛公司合作，收購美國博伊德公司（Boyd Corporation）；2022年，中國中信集團與美國Quanergy Systems公司實現14億美元的反向併購。所有這些動作的目的，都是讓中國企業套取美國激光雷達技術。2015年，中國國家半導體基金資助NavTech公司收購了瑞典Silex公司，套取到瑞典激光雷達技術。中國最大的激光雷達廠商禾賽科技，先與德國主要的激光雷達專利持有者、一級汽車供應商博世合作，2022年11月又獲得中國國有銀行7億元人民幣的貸款，於 2023年2月在美國首次公開募股，募得資金1.9億美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六年前作為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接班人的易綱是在十九大的中委預選過程中慘遭淘汰，才被臨時安排進入中央候補委員選舉過程的事實是有據可考的。更令人驚訝的是與易綱一同成為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潘功勝在去年召開的中二十大上居然重蹈了易綱的覆轍。 在本專欄周一刊發和播出的《六年前的央行行長接班人易綱為何會落選十九屆中央委員？》一文中，我們已經向讀者聽眾們介紹了因為周小川和劉鶴的雙重加持，從2016年春易綱以央行第一副行長身份又被宣布為央行黨委副書記開始，就意味著他的央行行長接班人地位已經被習近平當局認可，並因此在2017年的十九大籌備期間即已經被安排進入了當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建議名單。 與此同時，在當時的央行副行長中排名第三，不過已經接替了易綱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和黨組書記兼職的潘功勝，則被安排進了十九屆候補中委的候選人建議名單。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是，因為中國內地財經界當時一篇「流毒甚廣」的主觀分析和預測郭樹清是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長職務的最可能人選，也是最可靠人選的「重頭文章」內容，似乎是嚴重影響了黨代表們的判斷力，導致易綱成為總數為222名的十九大中央委員候選人建議名單中被差額掉的18人之一。 於是，落選中央委員的易綱被臨時安排進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與潘功勝一同「當選」為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 當時與易綱同時落選十九屆中央委員而也同樣被臨時安排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並（勉強）當選的還有寧吉喆和姚增科等。而其中最冤枉的當屬於寧吉喆。因為此人在十九大召開的前四年，即2013年8月開始即成正部級單位的國務院研究室的黨、政一把手，隨即被中國內地媒體吹捧為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首席智囊」。十九大召開之前他的職務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第一副主任（正部長級）兼國家統計局局長。 熟悉中共組織運作的人士都清楚，自從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開始實行黨內「差額選舉」至今，歷屆黨代會上的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中最可能遭至差額命運的首先就是央企老總，其次就是當時的職務還是省、部副職——雖然他們都是已經被內定升任省、部正職者，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十四大上落選中委的李克強和十六大落選中委的李源潮。 我們在本專欄過去的文章里已經介紹過發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就是已經內定接班團中央書記處書第一書記的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克強在中央委員的預選過程中名落孫山。 最主要的落選原因，無疑是他李克強的名字和當時還在任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的名字雙雙出現在中央委員預選名單里，，認為團中央不應該佔有兩個中央委員名額的黨代表們自然把李克強當成了差額對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強是內定團中央第一書記接班人選的黨代表們，更是認為李克強是典型的「直升飛機幹部」，雖說團幹部都是相對年輕，但即使是在當時的那屆團中央書記處里，他李克強的資歷也不如其他幾位。 當時的以宋德福為第一書記的共青團第二十屆中央書記處書記里，來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都是排在來自北京大學的李克強前面的。而當時的中共高層之所以內定了李克強為團中央第一書記接班人，年齡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 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曾經介紹過，當時的中共高層考慮到團中央第一書記被安排為中央候補委員似乎不太恰當，於是便把李克強內定為次年三月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候選人。當時的這個第八屆全國人大也是第一次實行常委會委員的差額選舉，但李克強順利過關，兩個月後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在此基礎上，他李克強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進中央委員預選名單，這一次終於順利過關。與此同時，比李克強年長兩歲的習近平雖然「當選」了該屆中央候補委員，但卻是排名最後，也就是說，他習近平是所有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得票最少的一個。 不過，筆者在過去的文章中介紹了如上內容之後，也有當年的親歷者向筆者回憶說，其實是李克強在十四大的中委預選中不但落選，而且得票數少得可憐，這是為什麼當時的大會主席團沒有把他臨時增補進候補中委預選名單的原因。 至於李源潮在十六大上落選中委的原因，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也已經有過較為詳細的介紹和分析。話說當年的十六大中委落選者里，包括李源潮在內至少有七個人，都是內定要在十六大之後晉陞正省部級或者正大軍區級的。其中李源潮內定晉陞江蘇省委書記，楊傳堂內定晉陞青海省委書記，李成玉內定接班河南省長，張文岳內定出任吉林省長，朱文泉內定接班南京軍區司令員，王家瑞內定接任中聯部長並事實上已經主持該部工作，張定發則是內定接替海軍司令員職務。 而當時負責十六大人事籌備的曾慶紅之所以沒有趕在十六大之前即先把李源潮安排在正省部級崗位上的原因是：當時的江蘇省委書記回良玉已經被內定讓他在十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然後再等次年三月的全國人大召開時讓他「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所以，按步就班的安排自然應該是十六屆一中全會閉幕之後即讓回良玉進京，同時正式宣布李源潮接替江蘇省委書記職務。 既然是安排回良玉進京必須還需要一個「黨內民主程序」，所以不能在十六大選舉中央委員的過程中，就先向黨代表們告之回良玉將要在十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同時，把江蘇省委書記職務讓給李源潮來坐。所以當時的十六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上就同時有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回良玉，時任江蘇省長季允時和時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兼南京市委書記李源潮。 過去，歷屆黨代會上安排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時，所謂的「標配」就是每個省市自治區佔兩個名額，當然是黨政一把手，每個大軍區也是兩個名額，分別為軍政一把手，國務院和中央各部原則上是每單位一個中央委員名額。少數例外中最典型的就是新疆自治區黨委，因為該自治區內有一個正省部級的生產建設兵團，所以該自治區基本上每屆黨代會上正常情況下都會被分配三個中央委員候選人名額。如此說來，當十六屆中央委員候選人預選名單發到黨代表們手中之後，一看江蘇省委居然會有三個中央委員候選人名額，黨代表們自然就會把其中那個當時還是江蘇省委副職的李源潮當成「另類」。 不過，如上「慣例」在二十大上已經有所改觀，在省部副職領導崗位上，特別是在省委副書記位置上被直接安排進入中委候選人名單而且還順利當選者能夠舉出好多個例子。 如何判斷每屆新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中有哪幾個很可能是從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差額下去的辦法之一，就是對比他們當選時的年齡。 從當年的江澤民主持的中共十四大開始，對並非連任或擬新任國家級領導人的新任和連任中央委員的年齡要求就是（原則上）執行「三上四下」，即在召開全國黨代會的當年年滿64歲者，若不是「確因工作需要」，不會被安排新任或連任中央委員。 在此前提下，連任和新任中央候補委員的年齡杠杠則是在中央委員的年齡限制上減去4至5歲。意思是在召開黨代會的當年已經年滿60歲者，原則上不會被事先安排連任或新任中央候補委員。 換句話說，凡是在當屆全國黨代會上以年滿或年近60的年齡新「當選」中央候補委員者，基本上都是從當屆中央委員候選人中差額下去的。 如此說來，如果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籌備期間易綱並沒有被內定為央行行長接班人選，所以也沒有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的話，僅因為當年的他還差幾個月就該過60歲生日了，就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在十九大籌備期間就被安排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 另外一個可以印證當時的易綱確實是被從中央委員預選名單中差額出去之後，才被臨時增補進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的根據是，歷屆中共黨代會上新產生的中央候補委員名單里，在十九大之前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次一個國務院部級單位的兩名副職同時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的。這也足以證明六年前的十九大上，潘功勝的中央候補委員名額是事先就為他安排的，而易綱的中央候補委員則是落選中央委員之後被迫退而求其次的。 話說2002年的李源潮落選十六大中委後雖然只能被委屈為當屆候補中委，但並沒有影響到胡錦濤等人在十六大閉幕三天之後，即宣布對他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任命。而六年前易綱落選十九屆中委後被委屈為候補中委，也正是為了不影響習近平當局堅持落實對他接班周小川央行行長職務的內定計劃。 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易綱與潘功勝兩個時任央行副行長一起「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同時，正在被盛傳是央行行長接班人「首選「的郭樹清順利連任中央委員。在此之前，他已經於2007年10月以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身份進入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序列，再於2012年11月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第六任主席（正部級）身份，進入十八屆中央委員序列，並在十八大召開的三月被外放為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 四年後回京，在十九大召開的當年3月成為當時的中國銀監會的第三任主席。 事後看來，當時的中共高層顯然是內定了讓郭樹清在銀監會主席兼黨組書記位置上繼續坐下去，並沒有受「輿論」的影響將他視為周小川的央行行長接班人。但就是因為易綱的意外落選中委，只好以候補中委身份接任央行行長，這才有了讓已經連任了一屆中央候補委員、兩屆中央委員，政治資歷雄厚的郭樹清，以銀監會主席身份同時兼任央行黨委書記的安排，同時也還安排了他出任央行第一副行長。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已經介紹了易綱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除了行政職務的央行第一副行長，而且還被特別安排了央行黨委副書記的職務。十九大召開的次年三月，在被宣布正式接替行長職務之後，他易綱的黨內職務仍然是黨委副書記，一直到今年7月被免去。 2018年3月周小川的央行行長和黨委書記職務分別由易綱和郭樹清兩人繼承的任命公布之後，中國內地的財經類媒體上曾有過易綱和郭樹清之間誰大誰小的討論。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實行行長負責制。行長領導中國人民銀行的工作，副行長協助行長工作」。所以當時的郭樹清為了「以正視聽」，特別在央行召開的幹部大會上表示， 「以後要在央行的具體業務和行政事務上，做好易綱行長的助手。」 從那以後，那些過去一直看好郭樹清接班行長的人士一直都在為郭樹清抱屈。 時光又過去了五年，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易綱被內定不延續「周小川模式」連任第二屆行長，已經和易綱一樣當了5年時間的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比易綱年輕5歲的潘功勝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候選人中央建議名單後，居然在二十大的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重蹈了5年前易綱的覆轍。 今年7月初筆者發表《二十大落選中委的潘功勝鹹魚翻身》之後，在網上讀到一位網名為「政研室主任」網友的評論，說是「不認為潘功勝是落選。按照他在20大之前的職位，幾乎不可能當選中委，就像02年的李源潮那樣。如果想確保他當選，穩妥的辦法是提前挪一個正常情況下會當選中委的職位。」 筆者相信質疑筆者如上文章內容的讀者，首先是沒有關注到筆者本文前面已經詳細介紹過的內容，那就是事實上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習近平當局即已經為央行設計好了幹部接班梯隊計劃，那就是易綱是周小川的接班人，潘功勝是易綱的接班人。不然沒有理由安排他潘功勝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就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這是其一。 其二，在易綱和潘功勝同為央行副行長的時候，易綱是第一副行長，第二副行長是比潘功勝年輕3歲的陳雨露。而一度非常被看好，「年輕有為」的陳雨露日後竟被調任南開大學校長，無疑是在為潘功勝接班行長騰路。 其三，在出席二十大的中央金融代表團里，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國家發改委主任，但事實上正在主持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籌備工作的何立峰只是普通團員，團長是郭樹清，副團長是易綱和易會滿，而潘功勝則是被安排趕在大會剛剛召開，但還沒有進入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預選議程時，即以中央金融代表團發言人身份對外亮相，高調造勢。此安排也充分說明了當時的潘功勝已經和易會滿一樣，被內定為中央金融系統內的中央委員候選人之一。更進一步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穩定的政治結構下，2016年大選，小黨自由黨曾以第三勢力之姿，取得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成績。當時自由黨總統候選人強生（Gary Johnson）得票數為450萬票（得票率3.3%），是自1996年以來，美國大選第三勢力得票率最高的一次（同時也是自由黨史上最高）。2012年強生首度參選總統，得票僅為130萬票（得票率1%），照理說，他捲土重來創下歷史紀錄，必有值得傳頌之處，但事過境遷，絕大多數美國人提到強生，印象最深刻，卻是2016年大選期間，他在媒體專訪時所呈現出「狀況外的傻樣」，一個「不知阿勒坡的總統候選人」幾乎成了他總統之路上的墓志銘。 阿勒坡是敘利亞重要大城，曾在2012年該國內戰中遭到嚴重破壞。因此，2016年選舉期間，強生受邀參加MSNBC談話節目，主持人便問他：「請問你將如何處理阿勒坡的危機？」沒想到強生不只沒有立刻給出答覆，還非常誠懇地反問主持人：「什麼是阿勒坡？」。更絕的是，主持人聽到強生這麼說，還一副不可置信：「你是在開玩笑嗎？」強生再頗為無辜回答：「沒有啊。」接著，主持人只好提供強生關於阿勒坡是敘利亞難民危機中心的簡要背景，他才似乎回神，馬上說：「喔，我了解了。」只是，他如何說明處理阿勒坡危機已沒人關心，當天各大媒體的新聞標題全都是──強生：「阿勒坡是什麼？」 首先，自敘利亞內戰以來，飽受戰火摧殘的阿勒坡被提到的次數不知凡幾，相關的敘利亞內戰議題，幾乎是美國總統候選人當年的「必考題」，強生第一時間面對媒體的反應，不啻暴露個人對外交政策的無知。 當強生試圖提出預先準備好的「標準答案」（例如和俄羅斯合作，透過外交手段結束內戰局面…等），跟進追問的共同主持人仍抓著前一題不放，問：「你難道真的認為外交政策那麼微不足道？以至於競選美國總統的人，甚至不必知道阿勒坡是什麼，阿勒坡在哪裡，以及阿勒坡為什麼很重要？」儘管強生不斷辯稱「我知道阿勒坡」、「我也知道危機所在」，但這一不經意的失誤，已為他的競選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強生當時的支持度最高不過10%左右，距離取得總統辯論門票門檻（15%）還有一段距離，他本來希望藉由事前的媒體專訪得分，結果弄巧成拙，直接被擋在總統候選人辯論門外。 事後強生自己也感到很懊惱，他的支持者更在推特上一片哀嚎。在一封懺悔聲明中，強生說：「我可以說出敘利亞每個城市的名字嗎？不，但我應該認識阿勒坡嗎？是的。我明白它的意義嗎？是的。」不過，選戰中，候選人的一個出錯，通常會連帶招致其他方面的攻擊，例如當時自由黨最被詬病的就是孤立主義和對外交政策缺乏興趣，經此「一役」，強生和自由黨立刻再遭到更大力的批評，許多人也都直接說強生已經出局了（儘管本來勝選機會就不大）。 後續更是沒完沒了，強生不只和總統寶座更遠，他還為社群媒體製造了許多笑料，連強生曾支持大麻合法化，這一政策態度也被轉而拿來嘲諷他是不是在受訪前吸了大麻。有媒體詢問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如何看待強生不知阿勒坡，希拉蕊也不忘傷口上灑鹽，笑笑地回說：「他其實可以在地圖上找到。」不光這樣，強生接受MSNBC訪問時間是九月，「阿勒坡是什麼？」風波發生後，他在六月一場參訪民權團體的活動中，曾問及「塔布曼（Harriet Tubman／美國廢奴運動家）是誰」的糗事，也被《紐約客》挖出來又大肆報導一番。 雖然強生仍一路選到底，最後還開出了自由黨史上最好的票數，但他很清楚，一次訪問的失利，已成為他參選總統的致命一擊，大選結束，強生便宣布自己將不再選總統。 台灣2024大選總統辯論將於12月30日舉行，各陣營當下必然緊鑼密鼓、枕戈待旦，以強生為鑒，既是總統等級的競爭，候選人最怕的自然是讓人「看起來很傻」，此外，強生同時說明了，「議題惡補」或許可以讓人跟上腳步，但「露餡」風險也是最大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美國媒體曝出秦剛早已死亡的內幕消息，成為海外中文媒體的熱門話題。 消息說秦剛涉及火箭軍核武器資料的泄密案，又說秦剛已經在解放軍301醫院囚禁中自殺，或受酷刑而死。 關於秦剛涉及間諜案，早在他出事時我就有懷疑。秦剛爬到中共國外交部長之位，大半生過五關斬六將，已處於政治生涯的極高點，還有機會升到最高點（比如副總理甚至總理）。正當官運亨通炙手可熱的時候，美國人要提供多大的物質誘因，才足以讓他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險——此為疑點之一。 秦剛涉及參與出賣核武機密，也即是外交部第一把手與國防部第一把手勾結，利用國防部屬下之火箭軍，再利用秦剛駐美大使之便，合夥一起作案，那不只是一個間諜案，更是一個間諜窩案。以中共的內部紀律，不同部門之間壁壘森嚴，不可能建立如此危險的合作關係——此為疑點之二。 據說核武機密是由一個火箭軍副部長的兒子偷運出國提供給美國，但火箭軍機密一定是最高級別的絕密，檔案的保存與取用必定有最嚴格的管理規則，不可能由一個副部長帶回家，還會給他兒子拿出國去獻寶——此為疑點之三。 美國得到中共的這批絕密文件，一定視為最高機密，不可能讓俄國間諜得到消息。俄國外交部副部長向中共最高層報訊，很有可能是俄國的離間計，藉以削弱中共從中取利，中共絕不可能輕信，然則中共如何去落實案情？美國絕不會輕易提供，那習近平如何確認秦剛的犯罪事實——此為疑點之四。 秦剛囚禁在301醫院，一定看管森嚴，中共也不是第一天關押高級幹部，不可能讓他有自殺機會。若說用刑，以中共之殘忍與奸狡，一定有辦法讓當事人痛不欲生，而又不致於危及生命，說秦剛在301醫院去世，小看了中共的「本事」——此為疑點之五。 美國政治雜誌披露秦剛去世的消息，據說消息都來自中共黨內高層，但以上幾個疑點都是很粗疏的漏洞，稍微用腦即無法取信，那麼美國媒體為何輕易把它當作重大新聞來披露——此為疑點之六。 倒推回去，若美國媒體是被中共有意「喂料，那又證明，秦剛案絕不是泄密的問題，一定有另外的難言之隱，事件應該涉及更難看更不可言說的內情，必須轉移公眾視線。為此，把秦剛李尚福的窩案，歸於最乞人憎的間諜案就是最現成的辦法。間諜案公眾無法過問，投敵泄密又最為人不恥，涉案者將永不超生。 如果秦剛之死有以上疑點，而這些疑點都不容易解釋得通，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秦剛們實際上又是涉及什麼性質的案件呢？ 大膽猜測，在中共體制內，在習近平全面掌權獨裁後，最嚴重最不可容忍的案子，一定是密謀推翻習近平的政治陰謀案。假設有黨內高幹密謀，並得到政治老人的支持，串連不同部門高官舉事，一旦政變成功，就全方位接管權力，屆時國防部與外交部，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害部門，要政變沒有這兩個部門的配合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央警衛局局長王少軍四月死亡，七月宣布，秦剛李尚福七月去職，這是巧合還是內中另有蹊蹺？ 黨內有沒有可能策劃一場針對習近平的政變？本來是很難的，但當習近平把黨的利益隨意揮霍，把中共江山搞得風雨飄搖，直接危及紅二代以及在職與退休高官們的身家性命，那時反對力量就有機會成氣候。政治野心家們孤注一擲，意圖取習近平而代之，那也是有可能的。 事情當然沒有成功，否則秦剛李尚福們就上台了。政變功敗垂成，對習近平來說雖然萬幸，卻又是非常丟臉的事，也會產生極大政治震蕩，習近平掌握權力的能力會被懷疑，習近平的個人聲望大大受挫。 將秦剛李尚福的政變窩案裁贓成間諜泄密窩案，一則查無實證，二則罪不可赦，自可手起刀落連窩端，不留手尾。 問題是雞蛋再密也有縫，秦剛之生死，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之空缺長期未補，都要向公眾交代，都要自圓其說，這些都是難題。殺人很容易，但堵住普天之下悠悠眾口就很難。 秦李下台，要補缺本不應太難，但習近平方寸大亂，疑心生暗鬼，黨內利益擺不平，黨國開始步入無人駕駛狀態。（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
外界等待中共20屆三中全會舉行，但是10月沒有開，11月依然沒有開，12月肯定也不會開。一是11月的政治局會議沒有預告要在12月開，而按慣例，全會召開政治局會議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種會議特別多，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等，如果舉行三中全會，很多年度工作總結會議就得挪時間。 三中全會開與不開，當然取決習近平。很多人似乎有一個印象，習近幾年對開會有點隨心所欲，沒有規律可言。該開的會不開，該在某個時間舉行的會在另一時間舉行，有沒有這種現象？有。但是，把時間拉長點，會發現，習對各類會議的召開還是大體遵循他定的規矩。比如，中央全會每年舉行一次，政治局會議每月舉行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每周舉行一次，習基本守規，有時因為有事，一年之內，會有一到兩次政治局會議不會召開。習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財經委會議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這些會議一樣，有規定一年中要召開多少次，但從過去10年看，每年的會議次數出入不大，只是會議的具體時間看似很隨機性。人們之所以覺得習不按規開會，可能與此有關。 三中全會為一帶一路、拜習會讓路？ 事實上，在中共幾代領導人中，習比他的前任更重視規則、紀律，凡事都要講規矩。當然，這個規矩是由他定的。但這是不是說，他只用這些規矩去約束別人，自己卻不遵守？也不是。形式上，他是要表現出他遵守規矩的樣子，不能讓同事和下屬認為他不守規。但習確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規矩束縛了手腳，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機動和靈活性。好比搭一個框架，習的活動不會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內怎麼做，就隨他的時間和心情而定。換言之，他會按規定一年或一月當中開幾次會，但具體什麼時候開，由他來決定。 這樣看來，習也許認為今年2月已經舉行了二中全會，沒有違反黨規，因此，如果沒有時間，可以不開三中全會。在10月，中國有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1月又訪美舉行拜習會，並出席APEC領導人高峰會，前者是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要彰顯大國威儀；後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領導人雙邊會談，要彰顯領袖地位，都是習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過三中全會，所以為了它們，全會就得讓路。 這似乎可以解釋三中全會為什麼今年開不了。然而，無論時間太緊，還是已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只是問題的一面。2013年2月，也舉行過十八屆二中全會，可在當年11月，還召開了三中全會。所以同樣是習，如果以全會開過為由就不開三中全會，說服力不強。另外，10月和11月雖然時間緊，但假如習堅持要開三中全會，並非擠不出時間。故一定還有其他原因讓習不願開三中全會。 經濟形勢不佳，三中全會開不了？ 這個原因就是當下的形勢，具體說，是今年的經濟表現遠不如市場預期。儘管當局今年真的很拼經濟，對民企外資、消費出口等，出台了許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後勁乏力，於是市場希望三中全會能夠就經濟改革問題出台一個政治決議，就像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一樣，以政治決議的形式，重新宣示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以提振市場信心。市場之對三中全會有所期待，跟這個有關。 簡單溫習一下中共全會的規則。每屆黨代會後，5年里一般要開六或七次中央全會，每次全會集中討論一個主題，前兩次討論的是黨和國家的人事及其相關的制度問題，最後一次討論的是下次黨代會的時間和相關事項，這三次全會的主題相對明確，中間幾次則重點討論當年或者一段時期比較突出的政治、經濟、黨建、法律等具體問題。而歷屆三中全會，主題基本圈定在經濟，並且和改革有關。像十六屆三中全會出台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今年的中國社會形勢有點類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只是人們比那時更悲觀。2013年習上台剛一年，很多人對未來感覺迷茫，此前社會就有改革已死的說法，在會前更憂慮在習當政下，改革將死。官方雖透露三中全會要做出一個經濟改革決定，但對決議會出台什麼樣的改革，人們並無信心。然而，在決議公布後，籠罩社會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人們開始振作起來，覺得改革第二春又回來了。當然，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十八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興奮沒持續多久，隨著習的集權一步步加劇，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所規劃和部署的改革後來並未得到落實，也才釀成今天這種局面。但人總是活在希望當中，一個幻覺破滅後又生出另一幻覺。 三中全會必觸及放權讓利？習做不到 最近幾年，包括體制內的一些重量級學者在內，市場呼籲當局能夠重啟改革拯救經濟。這種聲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來。對經濟界的呼聲，當局似乎表現出某種呼應的姿態，在習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個任務是強調中國會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這增加了市場對今次三中全會的想像，希望能像十八屆三中全會那樣，再推出一份重磅經濟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氣。 然而，習很可能不這麼考慮。不是他面對糟糕的經濟形勢，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沒法推進市場所期待的那種改革，因為要推進它，就須回到中國早期的改革樣式。早期改革所以會起到那麼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從政府的角度說，無非是做到了四個字——「放權讓利」，政府（包括黨）向社會放權讓利，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而習時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權力上收，利益上收，從民間再迴流政府，最後集中在中央，在習手上。這是一個逆向過程，是當今一切問題的根源。要重啟改革，必須打破這個逆向過程，再次放權讓利。很顯然，習做不到這一點，誰願意讓煮熟的鴨子飛走？儘管這樣的改革對社會大多數人都有利，可對習和他的小集團不利，除非習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這麼多年證明他沒有，他的認識是，他現在這一套冠以「中國式現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對中國有利，如何如何能讓中國強大。 故而，當下的經濟局面最多能迫使習放鬆對經濟的過度管制，在開放上做點文章，用官方的話說，做到制度和規則的對外開放。他在視察上海的講話，雖然表示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要求上海和長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也就僅此而已，根本沒有借這次上海之行，宣示重啟改革的政治含義。而這層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經做了。從年初到現在，當局出台的經濟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經夠多的了，該鬆綁的都已鬆綁，該廢除的也已廢除，力度10年來最大，尤其在對外開放方面。再要進一步改革開放，必然觸及制度層面，涉及權力，就如前面講的，需要放權讓利。但習無法做到這點。因此，即便三中全會作出經濟改革決定，也不過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實際的政策和做法不會超出已經出台的。這樣一來，反而會因改革力度沒有突破而讓市場失望，讓人們的信心更加下墜。 可見，這次三中全會，對習就是個雞肋，開不是，不開也不是。開，會提高市場期待，然而實際可能無法滿足這種期待；不開，又生出謠言，讓市場失望。權衡來權衡去，習最終可能覺得今年還是不開為好，把三中全會挪到明年舉行。理由也現成，二月開過一次全會；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開日期。到明年，會有新的焦點出來，就不一定要把全會的主題在定在經濟，從而避開市場期待的重啟改革問題。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