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启动二战后首次民防调查 承认长期忽视战争准备
2026 年 8 月 6 日
日前被美国政府列入新一轮制裁名单的中国新疆伊犁公安局长高琪不但在中共新疆”反恐”过程中屡立战功，而且还把原本主要针对维吾尔族群的”应收尽收”的极端手段对付伊犁境内众多少数民族和穆斯林群体。 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5周年前夕，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于12月8日宣布因侵犯人权而对九个国家的20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名涉新疆事务的中共官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兼公安局领导人高琪和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胡联合。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高琪所在的上级部门新疆公安厅之前已被列入被指定实体名单，而他作为副州长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镇压。高琪及其直系亲属被禁止入境美国。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还说，胡联合所在的中央新疆工作协调组在制定新疆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直接和密切卷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的制定和修订，该条例在中国政府眼中为在新疆展开再教育拘留运动提供了推定的法律依据。 其实，这其中的胡联合，已经是第二次被美国国务院列入制裁名单了。上一次整好是两年时间以前，也是赶在国际人权日之际。 2021年12月10日，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了《国际人权日 美宣布制裁四涉疆中国官员与一实体》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人权日宣布对中国等严重侵犯人权国家的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两篇报道文章，说是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的这一天，美国宣布制裁四名涉及严重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的现任与前任中国官员，并将涉及新疆监控的中国企业商汤科技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企业的名单上，美国个人与实体将不得投资。 如上报道中详细介绍说：中国使用一种人工智能（AI）辅助计算机系统，可为新疆地区数百万维吾尔人创建生物识别记录，使用数字监控系统来跟踪维吾尔人的行动和活动……。其中一些人随后被拘留并被送往拘留营，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无限期关押。这一技术专门针对维吾尔人，根据他们的外表，并记录他们的动作。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是中国当局利用拘留和数据驱动的监视在新疆地区建立警察国家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商汤科技开发的人脸辨识系统被中国政府用以监控新疆维吾尔人。商汤科技在申请专利时，还强调自家技术对有胡须、戴墨镜与口罩的维吾尔人，有强大的识别能力；集团子公司“北京商汤科技”2019年就已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现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了，美国新的一轮制裁名单中虽然再有胡联合，而没再有臭名昭著的商汤科技，但不知仅是是巧合还是天意，就在这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名单发布6天之后，该公司的创始人、“中国人共智能领域的杰出代表”，年仅５５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汤晓鸥却突然被官宣“因病医治无效”了。较详细报道见自由亚洲网站本月１６日文章《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鸥猝死 公司曾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两年前的国际人权日上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涉及新疆人权迫害的4名中国官员，包括前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现任的新疆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关键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胡联合以及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长陈明国，他们的亲人也不得入境美国。 关于胡联合，我们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专门进行详细介绍。而两年前和胡联合一起被制裁的陈明国当时的职务是自治区副主席兼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今年１月和3月他已经被分别宣布连任了这两项职务。既然已经开始了连任，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今年没有对他进行再制裁。而这次新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高琪则是陈明国最得力的部下之一。 １９７０年出生的高琪是汉族，祖籍山西。十之七、八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响应号召“援疆支边”的内地汉人后代。他的官方简历中说他是＂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在 新疆劳改警察学校管教专业学习，1990年6月毕业待分配“，其实这所“新疆劳改警察学校”的全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警察学校”。 这所学校当年成立的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了内地数万名“重刑犯、顽危犯、反改造尖子犯”，为培养大批劳改工作干部的需要，1984年1月21日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干部学校。当时，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在职干警，每年3至4期，意即每个学员的在校受训时间也就三四个月。 1987年4月，该学校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警察学校”，一年多后经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批准，学校成立电大工作站，实施大中专学历教育。意思是有资格招收广播电视大专或者中专生了。直到１９９３年，这所学校才被批准增挂“公安司法学校”牌子，列入国家普通招生计划，实施高中和初中起点的普通中专学历教育。 也就是说，１９８８年的高琪或者是高考落败，也许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参加高考，这才退而求其次，读了一个“广播电视中专”。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毕业待分配”了。 接下来，这个高琪并没有因其所学＂专业“而对口当了一名狱卒，而是成了泽普县公安局的一名干警，继而又被调入喀什地区公安局刑侦科干警。 从1999年起，高琪从喀什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职务一路晋升。 2008年8月4日喀什市发生一次袭击武警案件。中国官方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官方公布的案件细节是当时有两名维族男子驾车对正在出操的喀什市边防支队武警发动袭击……，共造成武警17人死亡、15人受伤。 接下来，在对这两个人的抓获过程中，高琪立功受奖，于２００９年4月晋级为喀什地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几个月后即又被提升为副司局级待遇的喀什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当时那几年里，喀什地区是中国新疆“反恐”的第一线，身为当地公安局局长的高琪所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 2013年开始，高琪转任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常委兼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2016后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州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州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 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中指出：高琪在2018年6月表示，新疆必须“坚决按照陈书记的要求，把不放心人员送到放心的地方……慢慢改造”。 此后，伊犁地区公安人员实施了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酷刑，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不经审判的长期羁押； 绑架和秘密关押造成人员失踪，以及其他公然剥夺生命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的行为； 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如上内容中所说的“陈书记”，就是几年前早已经被美国宣布制裁的时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 2017年8月30日，陈全国对全疆县级以上干部发表视频讲话，就“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疆方略”总结“反恐”工作成绩：……“三仗一战”打得漂亮，“挖减铲”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严打真正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安宁。社会面防控成效明显，布下了反恐维稳的天罗地网。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实现了全封闭，筑起了防回流、防袭扰、防热兵器流入的铜墙铁壁。断根、断代、断联、断源“四断”明显，实现了标本兼治、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如上都是陈全国所讲的原话，请读者听众特别注意其中的“断根”和“断代”的表述，真得是让人毛骨悚然！ 在这次讲话中，陈全国还对下一阶段的“反恐”提出要求：强化严打攻坚。继续挖存量、减增量、铲土壤，集中力量开展严打攻坚会战，采取一切措施和手段，把暴恐团伙和暴恐分子挖干净、抓干净、打干净，坚决消除现实危害。坚持应收尽收、有了就收，对重点人员和不放心人员集中办班培训，实施甄别审查、教育转化，坚决消除潜在危害。切实抓好“断代、断根、断联、断源”工作，精心组织各类专项斗争，坚决切断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承体系，切断宗教极端思想传播渗透的途径，切断“三股势力”内外多联的渠道，切断“三股势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传播的源头……。 如今，陈全国早已经被习近平打发回家养老，但他当年亲自考察、任命的高琪还在继续作恶。 有道是，笔者在设法查找陈全国的这份讲话内容时，居然无意中看到了当时被中共内部查办的时任莎车县委书记王勇智的一段自我批判内容。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进入查一下王勇智其人其事。维基百科的记载是：2014年莎车县暴恐袭击案发生后，在新疆南部长大并有着执政经验的王勇智就任莎车县县委书记。王勇智认为教育和经济发展为消灭恐怖主义的方法，因此上任后加强了莎车县的安全措施，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双语教育，并建设机场、水利设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致力于经济发展。根据上级指示，王勇智在任内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但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表示顾虑，担心大规模拘禁会损害该县的民族关系，并阻碍经济发展。王勇智下令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 2017年9月后，王勇智从公众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莎车县委书记一职改由范宝军担任。2018年3月，王勇智被控存在“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贪污腐败等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官方的公开报告中并未提及王勇智释放在押人员一事。 2019年11月，《纽约时报》声称，一些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向王勇智表示了敬意。 而笔者这次无意中查找到的王勇智的自我批判内容中有他自己解释他释放“在押人员“的初衷。 他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毫无党性原则，不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自觉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自认为比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更了解喀什地区实际情况，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必须有选择地抓落实。因此，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都收走了，势必影响脱贫攻坚进程，影响自己的政绩，导致无法实现自己尽快离开莎车的目的。因此，为了一己私利，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做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的2万余人中的7000余人违规解押、解教，亲手埋下这些“定时炸弹”，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请注意，所谓“应收尽收”的“收”，就是“收押”和“收教”，意思是要对所有“不放心人员”都或者直接判监，或者关押进不需要审判程序的教育营。 而当时陈全国下达的如上指示，主要是针对喀什等地区，镇压对像主要是维族。而如今被美国宣布制裁的个高琪则是把陈全国的“应收尽收“，落实到伊犁自治州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群体。这是因为由他主持“维稳”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有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47个民族。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当局选中这里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依法”强推“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样板区。进一步的内容，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爆出持有农牧用地违规使用之后，柯文哲解释，之所以会买那块地，是因为父亲在他年轻时希望他可以回到新竹行医，于是在2008 年与新竹 4 位前辈医师合购这笔土地，所有持份是 5/24。而他长年在台北，土地是爸妈在处理，没爆出来他都忘了有这件事情…… 短短一段陈述，柯文哲说了好几个谎，也留下更多的疑点。 一、既然是父亲希望他回到新竹行医，那为什么不是买建地而去买农牧用地？农牧地怎么盖医院？二、照议员卓冠廷的追查，该土地有6个人共同持分，除了柯文哲以外全都是女性（据身份证公开资料），4位“前辈医师”都是女性这机率有多大？三、柯文哲说农地改做停车场使用“是其中一个地主代表去签约”，但柯妈妈受访时却说“是3年前由游览车业者透过代书，来询问是否可以租用停车”，到底谁在说谎？ 四、根据公开申报的财产资料，柯文哲名下只有这块位于新竹市隆恩段的土地，自己所拥有唯一的一笔大面积土地却说“不知这土地在干么”、“没爆出来他都忘了有这件事情”，这合理吗？五、柯文哲装得好像跟这笔土地“很不熟”，但出了事却不问其他共同持分人，随即宣称要“全部刨除，改回农用”，立刻又变为主导者，这符合任何正常的经验认知吗？ 对于以上疑点，柯文哲几乎通通没解释，只强调他会立刻刨除地面柏油、补缴税金，想把事件导向单纯疏失。但任何人都知道这其实是惯用的“养地”手法，其实就是所谓的“炒地”。只要等到民众党籍的新竹市长变更都市计画，这块2300平方公尺的“特农用地”被改为建地，价格立刻一步登天。 一般人有闲钱“养地”不是不行，“炒地”只要不涉及明显对价，也未必违法；但对于标榜“新政治”、最照顾年轻人的柯文哲而言，却显得极为讽刺；对于前几天还发表农业政策，誓言要“保护农地”的柯总统候选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瑕疵。 一样的争议，也发生在侯友宜的文化大学大群馆（凯旋苑）事件上。此事最早爆发于2018年侯友宜首次参选新北市长选举，但是未伤侯友宜分毫；可能也因为这样，侯友宜家族从未处理，相关争议就一路跟著他到总统大选。所不同的是，当年的大群馆现在改名为凯旋苑，如今103间套房月租1万6，比起当初更翻涨好倍，甚至有人算出侯友宜家族光是当包租公就可年收两千万。 侯友宜讨了好老婆，加上理财有方，那是他的本事；不过，一边想要当总统，一边又要当寓公，还爽收学生高价房租，那当然是在挑战选民的观瞻。侯友宜办公室说，所谓“包租工年收两千万”是“旧闻”，是“乌龙爆料”。那就请问：侯友宜从现在的凯旋苑宿舍到底可以年收多少钱呢？总统的财产没有秘密可言，这可不是一句“我的隐私”可以随便唬弄过去。 赖清德的老家位于新北万里偏远山脚下，当地房仲估算整栋房子价值不到100万元，甚至还不到台北新成屋一坪的价格。这样的房子被连闹了两个月，说它是“违建”，必须“高道德标准”处理，最好能够自己把它拆掉，否则就是“赖皮寮”，最后逼得赖清德舍去自己与母亲生活的记忆，把房子捐出来。如果依同样的标准，要怎么看待柯文哲这场炒地皮风波？又要怎么衡量侯友宜把自家房子切割为100多个门号避税，再爽领钜额月租金的行径？ 陆军官校有个座右铭：“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后来，许多从政者就以此来惕励自己，强调要赚钱的人不该从政，要从政的更不能想著赚钱，特别是竞逐总统这么重要的职位更是如此。既然这场总统选举已经演变成候选人的“人格之战”，那就不该以道德质疑别人，却用道理来原谅自己。在所谓“一切依法”的最低道德标准之上，柯文哲侯友宜都该自问：你们用这种态度面对外界的检验，说得过去吗？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岁末年终，许多关注中国局势的舆论推出所谓中国年度热词或者敏感词，据以反映中国社会现象，最近和资深媒体朋友讨论相关话题，咸认同“消失”应是相当贴切的中国年度热词。 2023年中国各领域莫名“消失”的菁英人士，仅见在媒体曝光者，位阶之高，范围之广，个案之多，令人怵目惊心，反映中国今年社会气氛之诡谲、局势之紧张、极权之恐怖。 这些今年消失的人士，有莫名猝死者，有渺无音讯者，有已被公告逮捕者，其中位阶最高者为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疑似“心脏疾病拯救不及猝死”且不许民间集会悼念，备受中外舆论质疑，另高官前外交部长秦刚与前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皆“人间蒸发”不知去向，相关人士亲友们竟也噤若寒蝉、不敢质疑，显然悖离人伦常理。 高官猝死或人间蒸发悖离常理 此外，关注亚洲政经议题的外媒《亚洲哨兵》（Asia Sentinel）近期引述多家消息来源报导，因为疑似涉及中共火箭军部队高层贪腐以及向美国透露火箭军与飞弹机密，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可能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处决”，这是继近期美国政治网媒《政治》（POLITICO）之后的相似报导。 《亚洲哨兵》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访俄，俄罗斯总统普丁向习近平透露，中国飞弹机密被泄漏给美国，而秦刚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久后秦刚在7月25日遭革除外交部长职务，后又被免职更高阶的国务委员，失踪至今。 中共火箭军高官的集体消失尤为惨烈，据传迄今火箭军至少有70名军官被捕，且未公开审讯消息。 根据曾任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撰稿人，于2015年流亡美国的前中共中纪委监察员王友群根据公开消息列出今年被消失的中共高官至少25名，除了秦刚，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首任火箭军司令员）、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前火箭军政委徐忠波上将、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中将与李传广中将、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中将、前火箭军副司令暨现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中将、前火箭军副司令暨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指挥员李军中将，以及前火箭军参谋长张军祥少将、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少将、火箭军装备部副部长李同建少将等等——看来皆与火箭军事件直接相关。 此外，关于战略支援与装备单位，共军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干生上将、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暨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司令员尚宏中将、海军副司令暨前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冯丹宇中将、南部战区海军司令暨前装备发展部副部长鞠新春中将、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夏清月少将、装备发展部副部长饶文敏少将，也在同案“消失”。 消失名单中最著名而且被议论最久的是前国防大学政委、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上将，此外北部战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王大忠中将也受瞩目。军工系统涉案消失者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瑛、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这些消失的中共党政军高官，中纪委没有按照惯例发布相关消息，也没有任何一家中共媒体胆敢报导是否被查，遑论深入调查内情。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陆续消失 在产业界，中国上市公司消失的高管今年至少有十馀人，例如11月29日，近传严重资不抵债且被中共央企托管的“中植系”旗下两位控股上市公司董事长消失，包括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长水（兼任中植集团副总裁）、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红英（前中植集团财务总监）。此前多名中植系高管已被北京警方拘捕。 今年初，中国“并购之王”包凡消失撼动中国资本圈，2月16日华兴资本发布公告表示无法与董事长包凡联系，十天之后才获悉包凡正在“配合”有关机关调查，半年后华兴资本于8月9日公告，包凡还在“继续配合”有关机关调查，此后就没消息。 据称中国网民手机里九成的应用程式APP都跟包凡的投资版图有关，从2014到2021的八年间，包凡率领华兴资本促成727家投资方合作公开交易高达439笔，在中国资本圈影响力非浪得虚名，然而消失至今，中共官方没有任何具体解释。 近年中国房企相关产业遭受重挫，房企高管消失已非新鲜事。例如今年4月13日，中国房地产开发巨头融创中国公告两名执行董事因为“集团内部工作分工及职责调整”辞职，分别是负责集团投资发展的执行总裁商羽，以及集团执行总裁兼华北集团总裁迟迅。商羽及迟迅辞职后相继失联，消失在人间。 此外，房地产公司高管消失者包括华夏幸福董事兼联席总裁孟惊、新城控股房集团董事兼联席总裁曲德君，原因不明。而房地产业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与集团高管于9月底被捕消失。 《经济学人》近期断言，随著中国经济下行，更多企业可能破产，不少老板们恐怕也会跟著“消失”（missing）；《华尔街日报》也指出，高管消失让中国企业转趋低调避祸，动摇国内外企业在中国经商信心，极难恢复。 不久之前，中国人工智慧巨头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鸥据称因病罔效，于12月15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科学家背景的汤晓鸥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教授之馀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视觉计算组主管约三年，创办商汤科技监控技术先进，契合中共极权统治需求，得到中共当局高额补贴，其不当监控脸孔辨识系统业绩遍及国际，却也同时恶名昭彰。根据《法新社》报导，2019年10月商汤科技因涉及利用技术在新疆侵犯人权而被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2021年12月10日于商汤科技于港交所上市定价日，美国财政部将商汤科技列入投资黑名单，指其为典型“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 此外，就在李克强猝逝同一天（10月27日），中国疾管中心官网发布讣告表示，中国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根据《美国之音》报导，吴尊友生前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在疫情肆虐期间，经常公开力挺动态清零极端封控措施而备受争议。 综观前述，只是中国军政产官学研各界精英“超乎寻常”陆续消失的冰山一角，难免被外媒质疑习近平政权恐正对国内各界展开“斯大林式”大清洗。值此中国社会“腥风血雨”之际，实值得台湾密切关注、戒慎警惕。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全面脱贫”、“信仰自由”和“民族和谐”──八成人月收入不足3000台币 在2023年的冬至来临的前三个深夜，中国最穷（人均GDP最低）的省份甘肃省，其中最穷的地区临夏州，辖下的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至今已知夺走131条人命，成为中国近10年来最严重的震灾之一。 我想不只我一个人很奇怪，为什么6.2级会死亡这么多人，因为去年花莲玉里6.8级地震，死伤个位数。 为什么积石山县会这么严重？中国媒体和海外媒体给了很多原因。但是我注意到两个重点：房屋为什么会损毁这么严重？不是全面脱贫了吗？第二，为什么中共中央统战部会第一时间介入救灾？为什么临夏州积石山县是中央统战部的定点帮扶县？积石山到底是怎样的地方？为什么这么特殊？这种特殊地位和它的贫穷之间，有什么联系？ 首先，关于为什么伤亡这么严重。根据媒体说法，搜救主要困难主要是温度、天气恶劣，零下15度，其次是海拔高，这里属于甘肃向青藏高原过度的山区。另一方面，农村大多数以留守老人为主，很多没有智能手机，地震又发生在半夜，来不及反应造成伤亡过高。而且震中柳沟乡是居民聚居的地方，人口相对稠密。 为什么房屋损毁这么严重：因为震中是贫困地区，一方面农村大多是自建砖房，谁便宜请谁建，其次甘肃地震的震源深度较浅，仅10公里。 但是，问题又来了。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建筑抗震设计就有了强制性规范要求。要求是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而6.2级地震，只算中震吧，为什么积石山县的房子这么弱不禁震？这就要聊到积石山这个地方的真相了。这是中国扶贫的真相。 积石山县全称叫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中国名字最长的县。在地图上，积石山县不是很偏，离兰州并不远，但是打开卫星图，会发现，它逼仄地镶嵌在高原山区。 这个地方有多穷呢？先从地图上看，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工厂。从统计数据来看，2021年，积石山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5.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33.7元。其中城镇人口占全县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2.54%。也就是说，积石山这个地方，这里8成的人，每个月可支配收入只有人民币600多元——是的，八成人月收入不足3000台币。 中国不是全面脱贫了吗？ 没错，他们的媒体是这样报导的。我们可以在甘肃政府网站上看到，这里常年自然条件差、可利用资源少、工业基础薄弱、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直到2020年2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才批准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退出贫困县，这里可能是中国最后脱贫的县。 积石山的人，主要是60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时候，从青海循化逃荒来到积石山的，然而这里依然经年贫穷。在当地2017年的报告文学里，积石山的人生活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只靠耕地和养羊勉强糊口，贫病交加。农村小孩子上学的午饭普遍就是又干又硬难以下咽的馍。2017年，汪洋来积石山考察，当地还大书特书。随后，经过几年的输血，2020年，这里宣布脱贫了。甘肃的党报甘肃日报写道：《临夏州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2009年以来落实补助资金29.38亿元，累计改造危房22.58万户，2020年，农村C、D级危房全面清零。 什么叫cd级呢？根据中国的《2023年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c级：局部危险，d级：整体危险。A级：结构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承重构件未发现危险点，房屋结构安全。B级：结构基本满足安全使用要求，个别承重构件处于危险状态，但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也就是说，2020年，积石山农村的房子，都达到了ab级。 而这是谁的功劳呢？ 2020年，甘肃省政府的一个新闻揭示了一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全省近175万农户通过危房改造住上安全房： 原来，是习博士为甘肃省的农村危房改造指明了方向。 文章煽情地说“擦拭桌椅、打扫院子……搬进新居有一段时间了，积石山县癿藏镇学文村村民马尕布一家依然沈浸在幸福之中。马尕布说：“住上新房子，感觉生活都有希望了！”马尕布家是我省最后一批危房改造的农户，随著马尕布家新房落成，我省危房改造工作冲刺清零任务完成。据统计，通过危房改造，全省174.9万户农户住上了安全房⋯⋯确保危房改造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为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结果，这方向明显没指点好啊，答卷交得经不起考验，一场6.2级的地震，就把这场危房改造的成果震得粉碎。 说是全面脱贫，但是8成人的月收入700元，说是危房全面改造了，结果遍地塌房。 那么，第二个疑惑又来了。为什么统战部会介入救灾，为什么临夏州积石山县是中央统战部的定点帮扶县？积石山到底是怎样的地方？ 其实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县是少数民族混居，而且是中共最忌惮的一个信仰族群——穆斯林的聚居地。而临夏州虽然穷，但是他却被称为陕甘穆斯林的“小麦加”。这里很多清真寺，中国不少回商皆出自临夏。他们不仅广泛地涉足国内的清真食品、民族用品贸易以及民族餐饮，还在皮毛、地毯、茶叶、虫草、百货贸易等领域形成抱团效应，一种印著“临夏”标志的棕色塑料汤瓶就产自临夏，如今甚至反销到了中亚。 可是，中国政府打压的不仅是新疆维吾尔人，而是整个中国穆斯林群体。集中营里不只维吾尔人，清真寺被摧毁的地方也不止新疆。 对于一位积石山穆斯林而言，新的一天是在清真寺宣礼塔上传来的唤礼声中开始的，也在唤礼声中结束。但是就在今年11月的BBC就报导：人权观察报告称，中国政府在宁夏、甘肃大量关闭及改造清真寺。人权观察取得卫星影像，证实宁夏回族自治区两个村落共有7座清真寺，全都被拆除圆顶和宣礼塔，其中4座更遭显著损坏——3座主楼被推平，1座祈祷室内部受损。2018年，甘肃政府禁止16岁以下人士在有“中国的小麦加”之称的临夏市参加宗教活动。2019年临夏电视台报道称，当局经过“艰苦细致开展了思想教育引导工作”，将其中一座清真寺改造成“扶贫”用途的“加工车间”和“文化活动室”。 很多人说，中国政府对穆斯林的管制来自2009年的新疆七五事件，言下之意是由维吾尔人自己引起的。但是这种推测其实颠倒了因果。 在积石山的政府网站上，我看到，在2007年，当地政府就这样总结扶贫成果：“积极引导各清真寺，宗教界人士严格遵守《义务教育法》，不招收16岁以下未成年人入寺念经，并通过宗教界宣传、教育，动员失辍学学生重返校园。⋯⋯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的作用，召开不同层次的会议，对信教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群众明白不接受义务教育是一种违法行为，未成年人入寺学经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是违背伊斯兰教义的道理。”原来对当地穆斯林信仰的管制，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 中共的这种宗教管制，表面看是为了经济，但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穆斯林的信仰阻碍的经济发展？何尝不是因为他们忌惮宗教信仰的力量？何尝不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的维稳心态？何尝不是因为他们对少数族群的偏见和戒备，以及管制为主的极权统治惯性？这种思维，怎么不可能掀起族群冲突，怎么能不引起穆斯林反抗？ 所以，为什么中共的扶贫成果，被一场地震扒开了真面目？因为，他们发展经济的努力，首先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要当地付出的是文化传统和信仰自由被剥夺的代价，扶贫，是为了巩固统治。而且，还没有真正没扶到贫，一个地震就可以功亏一篑。积石山的民众，正是中国当下的写照。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一年多前，北京曾发生义士彭载舟（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挂罢习反共横幅的抗议事件。一年多后，一群文人以笔为刀，在国内严厉的环境下，勇猛地以自己的方式反习，效果同样震憾。 杂志封面漫画讽习“指明方向”停刊 疑因最近一期（也是最后一期）杂志封面漫画讽习“指明方向”触怒当局，以针砭时弊著称的大陆杂志《杂文选刊》12月4日发布遭停刊（休刊）。 据《杂文选刊》编辑部发布的“休刊启事”，该刊自2024年1月1日起休刊”，并称“休刊期间，我们将认真做好各项有关工作。” 《杂文选刊》12月号的封面漫画内容，是一只大手在指向前方，在手上顺著指明的方向跑的人，却纷纷掉下深渊……。网友介绍，漫画名为“指明方向”，疑涉嘲讽习近平。 因反共反习被开除党籍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12月17日在X（前推特）发出《杂文选刊》最后一期封面表示： “转墙里网友的话：这本杂志今年最后一期，也是终期，明年就停刊了。编辑部豁出去了，大胆封面配图引起世人关注。一只伟大的手指引著方向，却是万丈深渊，众人前仆后继，奔向深渊。这是当前形势最形象的表达。目前在紧急回收销毁已售杂志，根本买不到了。” 不少海外网友跟帖： Ying：“向编辑们致敬！幸好网际网路有记忆这张图不会被消失。” 乔志飞：“喜欢这张图很久了，如果真的在那里有杂志敢封面，可能是我在这岁末的时候，最欣慰的一件事儿了……” Jude：“挺好看的杂志，高中的时候就挺喜欢看，没想到停刊了，我们八零后在国家重新强大时长大，又经历了繁荣，以为会越来越好，结果等来了这个大魔王，未来的几十年还要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终结这个邪恶的政权，为我们的下一代迎来真正的希望和光明。” 总有刁朕想害民：“一本令人肃然起敬的杂志！一群令人敬佩无已的文人！那些离我们而去的，有不少值得怀念的。这种风格的杂志，我读过不少，也间接塑造了我的文风。好在，离天亮也不远了。过个一两年，估计就可以复刊了。” 实相的自然：“唉，叹息之馀，从中看到了中国还是有希望、有未来的！总有一群人，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才是支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 吕文海：“创作者杨树山，开通了抖音号，有兴趣的去逛一逛他的其他作品。” 中森女士等等我：“这个编辑是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了。” Stevenchin0512:“杂志社从老板到员工全TMD都是爷们儿，纯爷们儿。” David W.：“这本杂志多买，保存起来，以后价值千金。” 墙内微博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话里有话，对杂志和漫画多有褒赞之意，仅摘一句：“杂文选刊最后一期，勇敢的人们！” 《杂文选刊》原名《杂文家》，创刊于1988年，是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杂文选刊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学术性刊物，最初由主编刘成信先生创办了内部刊物。1991年，更名为《杂文家选刊》；1993年，更名为《杂文选刊》。 刘成信曾把杂文的社会功能比喻为“社会医生”，说杂文就是批判的、揭露的，其本质恰恰是“说真话、讲真理、抒真情”。 目前未知杂志的编辑们的处境，但到北京时间12月19日晚间，微博还没有封杀《杂文选刊》12月一期封面，不少网友转发。去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这期的信息，一些电子版还能阅读。笔者宁愿相信，这是一些网管良心发现，躺平不管。 “指路帝”对号入座 众所周知，中共党魁习近平时常喜欢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指明方向”，网民封号为“指路帝”。 自2017年中共十九大起，中共宣传喉舌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称习为“人民的领路人”。自2020年起，官媒更开始频繁报导习近平为全世界、全人类“指明方向”。 据媒体统计，仅仅在中共病毒从中国武汉传出，世界深受疫情重创的2020年，官媒以“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作为标题报导就至少有12次。其中，这年9月21日，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在当天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的讲话为“联合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而世界卫生组织（WHO）确实被指是听命于中共。 近几年纷纷获习“指明方向”的，还有中国的制造业、国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复工复产”，等等，大多烂尾。 独裁者和他的走卒，除了对号入座，关停《杂文选刊》，别无它策。但同时也成全了这本版物，以及这群知识份子的历史一刻。故此，这次《杂文选刊》最后以漫画“投枪”，令人网友均有同样的感受：原来中国还有这样勇的一批知识份子。 中国酝酿黑天鹅 去年中共二十大前，10月13日曾发生义士彭载舟（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挂罢习反共横幅的抗议事件。四通桥事件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中国终于有人带头公开喊出了打倒独裁者的口号。彭载舟的口号，也因此成为一个月之后的白纸运动的先声。 相对于过去南方报系被指敢言，或者财新网号称敢言，在《杂文选刊》以停刊为代价的抗议面前，都显得失色了。这次《杂文选刊》最末一期封面，以漫画无声表达讥讽，让人会心一笑。这是中国文人造反的先声。 我的大学同学，一位刚润到海外的前大陆文化人，最近参与了海外反共檄文的征稿。笔者和他谈起《杂文选刊》一事，他透露，他们在国内就有一个圈子，生意人兼文化人，在国内努力做著对中国人思想启蒙的工作，想让中国人知道，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绝不是共产党这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的邪路；我们也要让中国人知道，中国人有权拥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思想文化自由，言论自由和各种人之权利。 但这位同学，在国内难以施展，终于出来了。 我还有一位在国内的朋友，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他是我所知道的国内的精英、颇有思想的人之一，能看穿中共的假恶暴，也曾为铁链女发声。但他说现在他选择沉默等待天亮，应时而变。 我知道，在中国，许多人在等待，鲜有行动者。但看到《杂文选刊》这期，深深感到，他们是行动者，尽管在中共的管制环境下，效果难彰，但已难能可贵。尽管中共打压了一批又一批，但真的勇士仍会不断涌现，最终中国会飞出触发中共倒台的黑天鹅。 那只假称“伟大”的手正在指引万民坠深渊，那幅漫画却彰显中国正涌动反习、反共浪潮！2024，中国将变！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独裁体制下，特别像中国这种独裁体制，要对领导人的权威进行准确的、定量的度量，几无可能。即使在威权国家，也有直接针对领导人的民意调查，然而在中国，最多能够做到的是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虽然政府满意度也间接反映了对领导人的信任程度，可两者毕竟不能直接划等号。再考虑在中国涉及政治的民意调查的可信度，即被调查对象未必会说真话，很难从中去评估领导人的权威程度。然而，这并非表明对习近平权威的衡量就束手无策，我们可以从中共重要会议的语言表述分析评估习近平权威消长的趋势，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党国体制对领导人有不同于一般独裁体制的独有的语言表述方式，在习近平时代，最明显的是诸如核心、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语词，以及固定的、程式化的表达。这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一般都会出现。 相对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代会以及其他的政治类重要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显示习近平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有着优势：首先，它是对当年经济工作的总结和次年经济工作的部署，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也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但是在会议的性质上毕竟不像前三者一样属于政治会议。因此，在测试和反映领导人权威的政治灵敏度上，反而比政治会议要强。原因在于，因为是政治会议，即使是习近平的权威有所下降，但在表述上当局会让它不明显体现出来，换言之，无论习近平真实的政治权威程度如何，在政治类会议上，体现权威的一些固有语言和表述一般都会有，外界很难看出其中的些微差异，但是对经济工作会议，如果习近平的权威在这一时期有所下降，在表述上就会有反映。大概在当局看来，没有写上习近平专用的词汇，人们一般都不会注意。 其次，经济工作会议一年一次，而且是在年末举行，能更好反映和检验习近平一年来特别是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力。政治局会议一般一个月开一次，虽然习在某个月权威有所下降也许会在会议的表述中体现，但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其权威又会恢复，所以它的波动性有点大。党代会五年一次时间又太长，如果在会议的公报中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上次党代会的表述，当然是重大的情况变化，能够直接反映习的权威的变动，但这只能等到5年后。中央全会虽然也是一年一次，其会议的政治性仅次于党代会，但如前所述，它的政治灵敏度比起经济工作会议要弱，不能很好地反映习的政治领导力。另外，中央全会在当年10月举行的时候更多，不像经济工作会议12月举行反映全年情况。 再者，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连续性。某次经济工作会议无法验证习的权威的消长，必须把时间拉长，再对照当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以及社会情绪，就可以从会议的文字表述中看出习的权威消长的细微变化。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几天举行，在几千字的新闻报道中，提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两次，分别是第三段和倒数第三段；在第六段还提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此外，再无其他只属于习专有的政治词汇。 将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和过去10年尤其过去五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拿来逐一对比，会发现习的政治权威是有衰减的。 同中共其他的重要会议尤其前述的几个政治类会议一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报道方式，这就是毛曾经严厉评判的党八股，只不过，在江胡时代，包括习的第一任期，这种党八股文风还不是十分严重。习上台的前四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虽然有“会议要求、会议强调、会议号召”之类表述，有着当时的政治术语，但是习近平的名字不是每年都出现。比如2012年和2013年在会议报道的倒数第三段，有“会议要求，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的表述，2014年和2015年的倒数第三段，将“会议要求”改成“会议号召”，没有出现“以习为总书记”这个表述。2016年的倒数第三段不是“会议号召”，而改成“会议强调”，依然没有习的名字。 但从2017年开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有两个明显改变，一是谈到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统一用“会议强调（2017年用的还是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倒数第三段，统一用“会议号召，全党全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另外，体现习的政治权威的“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政治标语也开始出现在报道中。比如，2017年就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之类话。原因就在于，习近平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自我加冕成为中共“核心”，2017年习在中共十九大连任并且提出了“习近平思想”，进一步确立了核心地位，所以才有突出其在党内政治权威的表述变化。 综观十九大以来的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在显示习的政治权威的表述上，共同点是以习思想为指导，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同点是，2019、2021、2022这三年都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表述，只是2019年放在“会议强调”那段，2021、2022年放在“会议号召”那段，但2018、2020年以及今年则没有出现这四个政治词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就需联系这三年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2018年，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由于中国还没摸准特朗普的谈判风格和施政特点，在和美国的对抗中不能扬长避短，而是被动的一味对抗，造成社会的悲观情绪以及经济发展的困难。2020年是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习近平采取封城的应对方式，更是挑战了社会的忍耐极限。因此在这两年，习的领导能力大受损害，在党内和社会的权威都受到严重影响和冲击，经济工作会议于是没有提“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如果说，十九届的5年，党内最高层还有李克强和汪洋这两个团派在，他们虽受习的压制，但是当经济和社会形势不好时，他们在党内的话语权也会相应提高，对习的权威有进行软抵制；20大后，不但党内最高层全部是支持习的力量，政治局这个中共的政治中枢也几乎全是习的人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习的权威在党内和社会受损，按理他们也会全力去维护，然而，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把“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写进去，说明习三年新冠处理的失败以及在放弃清零后经济没有像样反弹，即使他的亲信也看不过去，在他们那儿，习的权威也受到折损，即便他们还对习唯唯诺诺，但在私下里，不会再把他看作不可冒犯的神圣存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习在党内高层的政治权威虽然已经衰减，但程度还是没法具体量化，是否严重不好评估。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习再走错一步，比如明年的经济形势继续糟糕，或者在外交、两岸、社会领域出现某种不可测的事件或危机，他的权威会进一步衰落，党内乃至他的亲信队伍内部会不会酝酿某种躁动，值得我们观察。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赖清德万里老家的“争议”发生后，有民进党人士提出解套方案，其中包括建议赖清德拉高“道德标准”，把自己的老家捐出来作为矿工博物馆，以彻底地切割这项争议，从这议题里“脱困”。 这个建议是希望选举议题不要被干扰，尽快回到正轨，出发点良善。不过，良善的出发点背后其实是预设赖清德老家的争议已经说不清楚，会衍生成为选战风险，所以应该尽快切割。某个程度上，这样的风险意识部分是来自于绿营去年选举不愉快的的论文门争议，部分则来自于绿营面对这场选举时难以掌握议题的焦虑。只是，未战先撤兵，凸显的是绿营支持者的信心危机。 赖清德老家位于新北万里六坑煤矿旁，其实是矿工工寮，也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房子在民国60年左右拿到门牌号码，但北部区域计画施行对建筑管制日期却是在民国70年2月，房屋存在于法律规范之前，这房子其实不涉及现在定义的“违建”。问题在于，当地的矿权在民国77年被废止之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因为行政怠惰并未重新编定地目，导致矿工用地住宅地目不明，矿工及其后代居住权受损，却被视之为“既存违建”，这对全国现在还居住在矿工用地的几千甚至上万住户其实并不公允。 关于这一点，新北市府的说明早已相当清楚。新北市府最早声称查不到建筑执照及使用执照，认定老屋应该是“违建”。未久，又透过工务局现场勘查并比对空照图，认为应属98年6月25日前的“既存违建”，“要依序排拆，不会裁罚。”接著，在今年9月6日又提出正式声明指出，由于建物所在地区是民国70年2月15日才发布实施北部区域计画，才开始实施建筑管理，如果建物所有人能提出相关佐证资料，证明建物是在70年2月前已经存在的事实，就可以依“新北市政府核发合法房屋证明处理要点”提出申请，认定为合法房屋。 所谓的“违建”是指没有经过主管机关发照却擅自建造的建物，赖清德的老家自始都是合法的职工宿舍，是合法的老旧房屋（只是政府未配合变更地目）。如果这是柯文哲黄国昌所说的必须全栋拆除的违建，那赖清德老家万里中幅里九成同样状况的房子该不该拆？全国数千栋同样状况的矿工宿舍该不该拆？更不用说，那栋房子是全家人的共同记忆，同为人子，赖清德如何能剥夺其他5个兄弟姊妹的权力？ 身为新北市长的侯友宜自始都清楚问题根源，所以他本人始终不愿对此议题多表示意见，除了担心遭回击地方政府行政怠惰外，也怕自己拿赖清德这根本不值钱的偏僻小屋做文章，一把火会烧到他当寓公的阳明山学生宿舍。至于柯文哲因为先前新竹违建被拆心有不甘，但昨天他接著被爆出疑似炒作持有农牧用地，还租给游览车公司违规使用，他又有什么脸面嘲讽赖清德合法存在的老家是“违建”？ 从选战的角度，赖清德的老家争议不但可与侯友宜年收数千万的阳明山学生宿舍相比较，也可以与柯文哲疑似炒地风波相对比，刚好凸显3名总统候选人家世背景与财富能力的巨大不同。不仅如此，从这栋万里老房子开始，它到底与汐止廖家侵占国有地盖停车场收租、南投马家的700坪欧式庄园、彰化谢家600坪的欧式城堡、台中颜家的千坪庄园招待所、云林张家的青埔宫，以及中和张家的空中高尔夫球场有哪些不同？这其中，谁在违规使用？又是谁在占国家便宜？台湾社会总该有基本的公平正义。 选战危机管理不是只有认错、道歉与切割；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直，不但不怕争议上身，还可以借力使力、隔山打牛。从去年败选到现在，民进党气氛低迷闷太久，闷到自己不相信自己，闷到自己失去了议题设定的能力，这毋宁才是属于民进党的选战危机。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悄然变化的龙椅座次：从“马恩列斯毛”到“马恩列毛习” 网上流传一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学时的教室设施，已是天壤之别。我上大学时，北大的教室是简陋的桌椅，教授没有电子设备配合，只能用粉笔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板书。如今的教室，声光电一应俱全，富丽堂皇，教授背后的墙壁上，是三个巨大投影仪，放出课程内容的图片——五个人物的彩色图像，比历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画像还要显赫，这五个人赫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习近平。比起传统上的“五人帮”来，新的“五人帮”中少了斯大林，多了习近平。 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产党国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说《冰与火之歌》中的“铁王座”。虽然恩格斯只是马克思的附庸，但马、恩二人如影随形，无法分开。这两个大胡子所创立的学说，给此后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英国苏俄问题专家理察·皮尔斯（Richard Pipes）在《共产主义简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睥睨所有异议的僵硬学说，马克思对于不同意见的人的态度是相当明显的，他说：“批评并不只是一把外科手术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仅是驳倒敌人，而且要毁灭他们。”英国历史学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著作远离事实，其《资本论》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之中，有时甚至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斯大林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一旦马克思权力稳固，他将会大施暴力与酷行。”马克思身上充满独裁者的味道，一位贴身观察过其言行的人说：“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权力无限的野心与热爱……他是其党派的绝对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独自进行，并专断地下达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 列宁作为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的创建者，其地位紧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马、恩二人只是纸上谈兵，其创建的“第一国际”无疾而终；列宁却是真枪实弹地干革命，创建了一个超越霍布斯想象的利维坦。尽管苏联已解体，俄罗斯共产党几乎不太可能成为执政党，但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中共政权，还是将列宁摆放在共产党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却被撤下，正如其尸体被移出莫斯科红场。 在接下来中共领袖的序列中，没有邓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位置，习近平对他们不屑一顾。在毛之后，直接就是与毛一样“英明神武”的习近平，中间四十年的历史不翼而飞。过去，已经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称为“经典”；如今，活着的习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经典”，这种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级官员争先恐后为太监头子魏忠贤建造“生祠”如出一辙。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国学者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在其专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尽管他在本书的结尾留下悲观的评论，预测在中国未来的政治中个人崇拜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政治事件却进行得比预测得要快得多。习近平掌权后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划、推动个人崇拜。“习近平的形象和声望极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随着习近平在公共安全、经济改革和反腐斗争领域中越发突出的地位而出现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国政治光谱大大移向左倾的可能。” 坏书读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课在中国的各级学校都是必修课。中共官媒所强调的学习，含有“学习习近平”这种一语双关。在鲜红的“学习强国”网站上，全都是对习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称颂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习近平也要求领导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习近平认为“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的重要书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座谈会上，作家曹谷溪提到习近平在陕北插队时的生活细节：“在土窑洞里的煤油灯下，每天他都要读书到深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十八本读书笔记！“后来，习近平发表了若干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论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发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发表“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撰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也多次引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习近平还说：“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 且不说习近平是否真读过或读懂了马列主义原典，是否亲笔写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无物的论文，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历史和科学所“证伪”，并无多少研读的价值。德国学者乌韦·维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胡子的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出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如今已被视为过时，在经济学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预言，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变得极度贫困，并没有发生，相反，工人阶级大都成了中产阶级。他的论点，唯有劳工阶级可以是革命主体，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说，现代社会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核心对立，也破产了。他的信念，历史的发展有明确的目标，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对历史事实的深入检验。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预测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灭。 马克思的种种学说，不仅错得离谱，而且给人类带来滔天巨祸。据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网站所披露的数字，全球范围内死于共产党暴政的人数为四千万至一亿六千万之间，取其中间数的一亿的这个数字被广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该组织又宣布，他们将把二零一九年以来的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产主义死亡人数中，并将疫情爆发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归咎于中国政府。如果将一亿多的死亡人数平均到马克思厚度为一千多页的《资本论》中，每一页分摊十万人左右。若每一页为一千字左右，那么这本书的每个字就杀害了一百人！可以说，《资本论》是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然而，这本杀人之书，在中国大学课堂上仍被当做经典讲授，荼毒无数年轻的心灵。 读书是好事，但读什么书更重要。读怪力乱神的传单，成为义和团拳民；读毛主席语录，成为红卫兵；读习近平著作，成为如同僵尸般的“战狼”、“小粉红”和“白卫兵”。马克思的书让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书让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一书，将马克思主义驳得体无完肤。海耶克指出，社会主义者不要命的自负，在二十世纪居然有机会使苏联、中国等国成为巨大的试验场，人们以为走向天堂，却陷入人间炼狱。海耶克批判社会主义说：有些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经济不公，转向同情、认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然而，统制经济与民主不兼容，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台湾历史学者李筱峰说：“我常对学生说，如果台湾人和中国人都好好读过这两本书——《自由宪章》和《到奴役之路》，那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就别想混了！”但愿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课堂上讲授的是海耶克，那时的中国必定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2023年7月1日的周末，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举办了今年以来第二场大型造势活动，地点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皮肯斯镇（Pickens），当天吸引了非常多川普支持者前往，皮肯斯镇住有3400位居民，但根据皮肯斯警察局长的估计，参加集会的人数恐怕超过了5万人，比小镇总人口数10倍还多。透过相关新闻照片，确实显示了不只位于小镇中心的集会场满是人潮，连周围街道也都有为数不少驻足听取川普演说的民众。就气氛来说，这当然是一场成功的造势，对比党内其他竞争者，川普这般规模的室外演讲，确实无人能出其右。 川普上一场的“大造势”，则是3月底办在德州的韦科市（Waco），那次是韦科市消防局出面估计现场有1万2000到1万5000人参加，声势也很惊人。但不论是韦科市的1万5000人还是皮肯斯镇的5万人，都不属于正式官方统计，主要是以“目测感受”，觉得人应该有这么多。 当然，类似竞选造势活动，的确不容易精确计算真实到场人数，因此多半是靠经验法则，或是以现场空间做出估算，只是这种估算方式，经常和实际状况差距颇大。不过，真的要以“目视”推测人数，其实未必没有更符合科学的方法。 2018年，美国社群网站LIMELINK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视觉化人群规模》（Visualizing Crowd Sizes），内容正是协助读者如何以“目视”方式，做出人数上更趋近事实的计算。 文章举例如下：在一间放满50张椅子的教室里，如果坐满了，现场当然就是50人，亦即“你看到50个人聚在一起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另外，根据一张每列约莫站10个人，总计10行的照片，藉简单数学计算10ｘ10，就会知道画面内应有100人左右；再者，文章中还找到了一间有150个座位的教室，每个人都开著笔记电脑，然后告诉你，“这就是线上150人同时收听你podcast”人群规模示意画面；接著，要想像现场人数达500人的画面，可参考一间传统戏院坐满人是什么样子；到3000人时，就必须至少是一间拥有三层座位的表演厅；冲破1万人时，视觉化人群规模就要对照正规网球比赛的现场观众；若说来了2万人，就最少要有伦敦Q2体运馆（The O2 Arena）满座的盛况；3万人的现场，这篇文章是以密西根大学沃尔多室外体育场（Waldo Stadium）现场观众为参照；要喊5万人，必须坐满夏威夷大学勇士队（美式足球）的主场──阿啰哈体育场（Aloha Stadium）；要知道7万5000人有多少，就去看巴黎圣母院体育场；要知道10万人有多少，就去看密西根体育场（Michigan stadum）；假若想知道18万人的规模也没问题，德州赛车场（Texas Motor Speedway）包含上层包厢，就可创造出这样的数字。 《视觉化人群规模》文章所举的场地皆有固定位置（运动比赛的座位通常很紧密）作为计算标准，如此对照方式，应该可以有效辅助一般人对人群规模的客观视觉判断。 2012年，总部位在纽约的慈善机构“慈善里程”（Charity Miles）也曾利用类似方法，让捐助者“想像一下”自己帮助了多少人。当年“慈善里程”推出了《喂食美国》和《世界粮食计划》，目标是帮助10万人受惠，在目标如期过半，已帮助5万人时，“慈善里程”便先在社群网路上发布了一张贴文感谢所有参与者，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这就是五万人的样子。”并附上一张美式足球场坐满观众的图片（和夏威夷大学勇士队主场相似）。此即“视觉化人群规模”的运用之一。 那么，若以“视觉化人群规模”去衡估川普南卡州皮肯斯镇和德州韦科市的造势，无论前者5万人的推测还是后者1万5000人的估计，都是明显高估了。 16日，柯文哲前往台南举办首场大型竞选活动，因为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蔡宛秦声称现场涌入了5万人，这对一直被指缺乏“组织陆战”的民众党来说，自然是一大鼓舞，且很快就在社群网路上形成讨论。只是后续不断遭到质疑人数灌水，各种检视法都有，最后柯竞办发言人李有宜坦承，该场人数应该是5千到1万上下。而也确实，那场造势和“视觉化人群规模”中，“这就是五万人的样子”很不一样。 （全文转自上报）
11月30日我在本网站发表本文的上篇之后，12月5日《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国的巨额隐性债务问题已到紧要关头》。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已经引起了华尔街的高度重视；而且，华尔街进一步把视角扩展到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巨大风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最近下调了对中国的信用评级。由此可见，如何观察中国经济的前景，再单纯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长率，已经变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国潜在金融危机的本质，才是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门 金融系统包括商业银行、专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的商业银行分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国内银行的主力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还有一批城市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在中国开设过业务的外资银行曾达到47家，主要是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银行，香港的渣打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银行和三菱东京联合银行等，台湾有12家银行在中国开办业务。花旗银行曾经多年来在中国开展高端客户服务（理财账户开户需50万元人民币起跳），去年底花旗已关闭中国的个人银行业务。今年12月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消息指出，华尔街金融机构已大幅减少对华投资。 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托、证券、保险、融资租赁等机构以及财务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资机构，比如著名的美国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其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资产总和的六倍。这家曾活跃在中国公募基金市场上的机构最近决定，把已经收缩得很小的上海办事处关闭，退出中国。过去十年，面向中国市场的外企私募股权基金平均每年募资近一千亿美元，而今年这些基金仅募资43.5亿美元，业务大幅度萎缩。 金融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心脏”，它不断为各行各业“输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研究报告提出，要警惕中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国的金融部门正在“脱实向虚”，走在不健康的扩张道路上，导致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从产业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金融业不发达时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现在的8.3%，这意味着金融风险的来临。 二、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迅速升高 中国的银行是和政权的存亡绑在一起的，中共会不择手段地不让银行破产。实际上，中国的金融系统是中共最后的经济“救命药”，财政的债务主要靠银行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国有企业的坏账靠银行消化；而银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国的民众倾向于相信政府不会让国有银行垮掉。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持银行业的声誉，银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实的坏账数目，也不会如实减记银行的资产。所以，中国的金融部门之债务是个黑箱，没办法准确算出来；也就是说，各家银行，主要指大型银行，它们的债务到底是多少，无法按账面数据来判断。 今年11月23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对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意见和建议》。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明显超过了欧盟的3.9%，也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4.9%；中国金融业规模巨大，但净资产收益率、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标存在问题，资本金补充渠道不通，上市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价普遍跌破每股净资产价值。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现在要建立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全国人大是中国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它实际上是中央领导者手中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既没有真正的权力，也没有真正监督政府的资格；它唯一的任务就是，为中共领导者交代下来的文件走一个“议政”的过场，然后盖上一个“奉旨照准”的“图章”。因此，全国人大的公开文件中，对政府行政之弊，从来都是用温柔的语词“挠痒痒”。当这样的文件开始质疑金融风险的时候，自然就意味着金融风险已经在“叩门”了。 虽然国际金融界无法了解中国金融部门债务黑箱的状况，但还是凭种种讯号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嗅到了中国金融风险的味道，于是将中国的主权信贷评级由“稳定”降至“负面”，同时将八家中国的重要银行之信贷评级由“稳定”降至“负面”，这八家银行包括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及进出口银行这三家政策性银行。这种负面评价标志着，中国的金融部门潜在的风险正在显性化。 三、中国的金融“大锅饭”体制 自由经济国家的读者不容易了解中国的金融制度，他们往往用自由经济之下私营银行的管理运作体制去看待中国的银行。其实，中国的金融体制与自由经济国家实在是天差地别的。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曾经改变了共产党传统的计划经济，那么，共产党传统的金融“大锅饭”体制，其实质则没有多少改变。 在共产党制度下，政府是把银行当“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来用的，财政没钱了，国有企业亏损了，一律都是靠银行用贷款来喂养的。中国改革之前，国民经济当中的资金，八成由国有企业和财政来掌控；民众非常贫困，1978年人均新增储蓄存款只有5元钱，因此，银行能运用的居民储蓄非常少。在这种状况下，银行实际上主要靠国有企业的存款和财政存款来维持经营，它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国有企业，所以银行实际上不过是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出纳”。 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后，财政能控制的资金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而随着民众收入的增加和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需要，银行的资金来源逐渐转变成主要依靠民众的存款，银行也替代财政而成为经济成长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江山，而国有企业依赖国有银行贷款来维持运转的局面并未改变。 由于地方政府可以影响国有银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银行不能拒绝国有企业无穷尽的贷款需要，国营企业则把银行贷款看成是“政府拨款”。因此，虽然银行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变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银行贷款仍然是面向国有企业的“大锅饭”机制。这就为中国的银行体制埋下了一个致命的“地雷”，一旦银行被国有企业掏空了，银行的巨额坏账就必然动摇金融部门的安全，诱发金融危机。 四、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 当前中国面临的潜在金融危机其实是改革以来的第二次，而第一次发生在1996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镇就业者中86%是国有部门和具有国有部门特征的集体企业员工。中共为了政治稳定，试图稳定国有经济，为此江泽民提出了“安定团结贷款”这个金融方针，即为了稳定城市的国有企业，要无条件地为国有企业提供它需要的银行贷款。然而，国有部门的效率却持续下降，当金融资源里国有部门占用份额占八成时，这个部门对GDP的贡献只有四成多。这代表着国有部门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国民经济资源，同时国有部门负债累累，越来越多的国企开始向银行“打白条”，即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1994年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83%。 在中共的这种经济政策之下，当时金融系统进入了危机状态，四大银行贷款的两成已成坏账，若加上逾期呆滞贷款，贷款总额的七成实际上已沦为无法归还的烂账。1991年四大银行的呆帐约4,300亿元，而同期这些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银行系统已严重地资不抵债。1994年中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银行的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的自有资本减少，也就是银行的自有资本快要被国有企业吞噬殆尽。 当时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10到15倍，而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面对这种危险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采取了激进的国企全面私有化方针，目的是为银行系统“止血”。当局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 朱镕基1997下半年开始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都作为“包袱”甩掉，迫使几千万“全民所有制”职工低补偿或无补偿下岗，借此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 五、国企私有化暂时救了中共 在中国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白当“替罪羊”。国有私有化，企业都卖给谁？事实上，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鼓励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使用非法手段，摇身一变而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作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了自己主管企业的国有财产，把企业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此外，许多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等于让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1996年有11万家国有工业企业，2008年底只剩不到1万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究竟谁成了国企“改制”后的新老板？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做的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大约50%到60%的国企都变成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 朱镕基推动私有化的时候，中国正急于加入WTO，以扩大出口。WTO接纳中国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取消计划经济并实行国企私有化。因此，中共当时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特别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因此，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但当局在国内对私有化真相掩耳盗铃，不许国内媒体报道私有化的结果，也禁止国内学者研究这个专题。 此后中共迎来了外资涌入的高潮，外企帮助中国的银行把坏账打包处理，度过了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同时，借助大规模出口和“世界工厂”的形成，中国经历了经济繁荣的二十年。 六、中国银行业的第二次危机 国企私有化确实帮银行从此甩掉了为中小型国企“输血”的任务，但并没改变大型国企“汲取”金融资源的运行特征。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为了通过开发房地产赚钱，发行了大量债券，大部分让银行认购，因此，2010年开始，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入了从银行“吸血”的行列。中国的金融“大锅饭”体制并没被改变，相反却成了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连民营的房地产企业也学会了吃金融“大锅饭”，最终引发了大型房地产公司接连爆雷，戳破了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国企和民企的巨额贷款坏账，再加上民众无法归还的大量贷款，最后都把压力集中到银行系统，导出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二次金融危机。本文提出的“债毁中国”现象，从根本上讲，就是共产党统治下吃金融“大锅饭”的结果。中共为了控制金融资源，只让银行上市圈钱，却把大一点的银行之主要所有权掌控在自己手里，结果中国的第二次金融危机，与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样，仍然构成了政权的危机。 2023年10月底全国金融机构账面上的贷款是235万亿，承购债券是64万亿，合起来是300万亿。目前官方承认的坏账率是1.8%，实际上，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很大一部分还不了，仅仅按地方政府债券的坏账率50%，企业贷款的坏账率为10%来计算，金融部门的坏账就有56万亿。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114万亿，加上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220万亿，再加上金融系统的最低债务56万亿，合起来就是390万亿，将近400兆。这个数字是中国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国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营业额是每年120万亿，负债则高达400万亿，这家公司是不是已经快要破产了？ 七、重新审视中国的债务 我估计的中国债务，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计算结果要高很多。IMF预测的中国负债占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数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统计有三个错误。第一，IMF低估了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第二，IMF的计算排除了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巨额债务，而国有企业以其政府背景、向银行大量借的不会归还的贷款，其实也是中共的政府债务；第三，IMF的计算完全没考虑中国的国有金融系统的巨额坏账。 由于美国和日本都没有中国的这三种状况，所以美国和日本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其实与中国并没有可比性。中国的负债占GDP的比例实际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国的两倍多。 此外，中国的大量国际债务是不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因为人民币不是硬通货。而中国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除了要偿还外债，还要应付数万亿美元外企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汇出盈利和撤回投资的需要。单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债务危机就很难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过第一次银行业危机那样，再一次把国企私有化，从而化险为夷吗？私有化靠私营企业的实力，美国和日本的私营企业都是世界级大公司，主导着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但中国的私营企业除了房地产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没办法把国有的巨无霸公司民营化。一句话，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是靠美国帮忙解决的，而这一次银行业危机就没有美国帮忙了。地球上只有一个WTO，中共无法再找到另一个脱身危机的外助。其实，中共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美国是不知道底细的，糊里糊涂地帮了忙；而这第二次“债毁中国”，美国的华尔街已经比较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了，当然不会再上当。《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信号，这篇报道的标题是，《“不碰中国”的投资战略行之有效》。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