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兒童節匯聚多元文化 新州州長到場致辭
2026 年 9 月 15 日
台灣大選雜感 台灣大選塵埃落定，民進黨賴清德、蕭美琴當選正副總統，我認為是選對了人，走對了路。今天有些零碎感想，不妨講講。 一、今早看見一位「老師」在臉書若有所指說，中國軍工股禮拜一必定上漲，不禁失笑。莫說中國A股久已「不舉」，就算還有資金炒上，軍工股在賴蕭民調領先時，按照他的邏輯，也早應該大漲了。但有嗎？沒有。 炒股是炒預期，正如某區要起捷運，樓價在消息一出時就衝天了，根本不會等到捷運落成才升。當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師」不是講股票貼士，只是藉此暗示：票投民進黨，台灣人就要上戰場。真的嗎？ 二、中共最希望台灣人相信的，正是綠營贏了，戰爭風險就會大增。退一萬步，就當這是真的，卻似乎沒有人探討過：戰爭機率會增加多少？增加一倍有可能嗎？絕對有可能，比方說，機率由萬分一增加到萬分二，也是升了一倍，問你怕未？ 三、看了昨晚大選得票率，我反而覺得有現在這個結果，台灣今後四年打仗的風險才最低。為什麼呢？請看看以下四屆總統當選票數走勢： 2012年馬英九689萬票 2016年蔡英文689萬票 2020年蔡英文817萬票 2024年賴清德558萬票 今屆侯友宜及柯文哲，分別得467萬、369萬票。儘管賴清德得勝，但跟上屆相比，綠營丟了250萬票，反映了什麼民情呢？不言而喻吧。 對民進黨更不利的是，今屆立法院席次民進黨不過半（51席），藍（52席）白（8席，成了關鍵少數）聯手，跟綠營比例是60:51，賴總統施政必受制肘，國防預算、軍備購置都可能受到藍白阻撓。 看了這個形勢，如果你是習近平，會怎麼想？綠營雖然贏了，但民情逐漸背離（這是數據反映的客觀事實），今後數年，只要加強對台灣的「認知作戰」攻勢，堅持抹黑對手不動搖，再調整一下選舉策略，下屆大選，就很可能把民進黨拉下台。 然後呢？裡應外合，完成「大一統」千秋大業，這樣成本才最低，習近平現在為什麼還要打仗？ 綠營得勝，雖然大喊「美德贏台灣，台灣贏得美」，但恕我直言，看得票率和立法院席次，綠營贏得不算很美。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賴蕭贏得不美，卻符合中共將來「統一」的如意算盤，反而降低它即時侵台的可能。 四、塵世間所有土匪，都是取易不取難的。攻颱風險何時最大？讓我重複一次，就是「裡應外合」的時候，即習近平自信滿滿，認為有最大機會成功的時候。 五、中共國台辦在台灣大選後說： 「這次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果顯示，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台灣是中國的台灣。這次選舉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改變不了兩岸同胞走近走親、越走越親的共同願望，更阻擋不了祖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的大勢。」 看數字，確實有過半選民不投民進黨，但島內主流民意，也肯定不是跟中國統一。根據台灣陸委會2023年10月26日發布的民調，支持「儘快統一」者僅1.1%，支持「暫維現狀，以後走向統一」是5.7%，換言之，僅6.8%台灣人支持所謂「統一」。 由此可見，不管大多數台灣人支不支持民進黨，台灣主流民意都是反對「統一」。 六、既然台灣人多數抗共，為什麼明顯親共的藍、白兩黨總統候選人，加起來依然有超過800萬票呢？因為這群人大多數仍相信藍、白不會賣台。 但馬英九已明言「必須相信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而中國近日發射衛星，引發台灣發全國警報後，柯文哲竟一時口快以「豬隊友」形容中共。如果連叫你相信習近平、稱中共作「隊友」的人，你都看不出是對岸執政集團頭目的愛將，我也實在無話可說。 不禁想起2012年香港「選」特首，當時主流民意也相信「親民貼地」的梁振英；習近平初上台時，很多中國人亦寄予厚望，為他的「打貪」鼓掌。呵欠，太陽底下無新事，人類總是犯重複的錯。 今後數年，但願民進黨能挽回民望，也儘力備戰（只有自身夠強，對岸才不敢動手），因為不單是你輸不起，台灣人更加輸不起。（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新年伊始，出來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消息。美國禁止外國的腐敗官員和親屬來美國，包括轉運資金等等。可在中國卻炸了鍋，從中央到地方的媒體卯足了勁地痛罵，像極了一句古語叫做如喪考妣。這可真夠奇葩的。 人家禁止髒錢入境，這不是幫助中國反腐嗎？怎麼中國倒不答應，急赤白臉地跳腳呢？正常人真的看不明白了。對中國稍微有常識的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貓膩了。因為中國早就不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了，這個禁令危害的，是正在轉移資金和老婆孩子的官商結合體階級，也就是官僚資產階級。 有朋友質疑說，錢入美國不是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嗎？為什麼反對呢？問題在於這些錢入美國，也加強了中共對美國的滲透，從根本上危害著美國的安全。這些人都是兩面吃，老婆、孩子和錢送到美國是安全的，給中共做滲透也是必須的，否則那邊日子也不好過。表忠心是存活的重要條件，這就決定了兩面吃的特點。 為什麼官僚資產階級要背叛自己的國家和政黨呢？這就是船要沉了老鼠先逃跑的道理。船要沉了首先關係到自身的存亡，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以習近平的多疑善變和冷酷無情，誰是絕對安全的呢？而且共產黨的反腐敗，只是清除可疑對手的借口而已。誰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變成可疑分子了呢？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先安排好退路才是識時務者為俊傑。 即使你相信自己比劉源、劉鶴還更加發小，不會觸碰政治紅線，也架不住經濟崩潰後被清算，成為習近平的替罪羊。那麼火的經濟怎麼就會崩潰呢？這可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從幾代領導人的改革開放以來，GDP就成為政績的硬指標，升官發財的原始根據。於是就變本加厲地實行基建狂魔，貧困縣市可以花多少個億的資金，建設毫無用處的形象工程。大公司可以資不抵債建設爛尾樓。這種風氣積累下來，就是銀行業背不起巨額債務了，經濟崩潰指日可待。 不就是銀行沒錢嘛，可以發行鈔票就有錢了呀，沒什麼了不起。這就是內行騙外行的標準用語。老百姓都窮得快要吃不起飯了，只好開始割那些富人的韭菜了。中產割完還不夠，就輪到了官僚資產的大戶了。股市上不好割，傳說上已經割到官僚資產階級的上層，不給錢就上手段，露出了他爹當年打土豪收買路錢的本色。傻瓜還不趕緊逃跑。 有些人是幾年前就看出來崩潰的必然性，趕快趁著高價賣掉了房地產。這不算聰明，只不過按照常識冷靜判斷而已。任何商品遠遠超出需求，必然賣不出去積壓資本。大比例的積壓資本，必然的下場就是經濟危機。很多經濟學家都不明白，為什麼會選擇基建狂魔這種傻X政策呢？而且現在已經賣不出去了，還要再注入資金，積累經濟危機呢？ 這裡邊肯定有問題，不是人傻錢多可以解釋的。這就和共產黨人的專制政治有關了。這些人從小受的是馬列主義的教育，滿腦子都是什麼什麼決定著什麼什麼，只要抓住了什麼什麼，就一把鑰匙解開了千把鎖。從迷迷糊糊的計劃經濟轉舵，要搞市場經濟了。看看人家資本主義依靠什麼衡量經濟發展呢？GDP就是那個硬指標。 於是為了這個決定性的硬指標。製造出了無數穩賠不賺的經濟奇葩，積累出了現在的經濟危機。聰明的老鼠已經跑得差不多了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台灣總統選舉結果和此前民調顯示的一樣，由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當選。對於賴清德選勝的原因，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去分析。然而，有一點要注意，中國因素，即台灣多數選民特別是綠營選民對中國的恐懼，可能為他們把票投給賴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台灣總統選舉或許是自政黨輪替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藍綠白三黨推出了各自候選人競逐，在選前的所有民調中，雖然賴清德都要贏過其他兩個候選人，但和第二名侯友宜的差距並不大，兩人的得票數也表明了這點，這使得此次選舉充滿一定懸念。 民進黨雖然在台上執政八年，擁有比在野的國民黨和民眾黨更多的資源用於輔選，可客觀地說，台灣民眾對蔡英文這八年的執政評價有很大分歧，要不能，在選戰初期的民調中，有六成選民希望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事實上，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確實也贏得立法院微弱多數。 中國因素促使選民票投民進黨 民主國家，如果一個政黨執政多年，選民普遍會有一種疲勞心態，想換它的對手上台，尤其是執政黨若政績不佳的話，這再正常不過。原因也很簡單，除了選民有喜新厭舊的心理，主要是執政黨台上時間長了，總會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些問題未必是執政黨造成的，但因為是你執政，就得背鍋。台灣這次選舉，國民黨猛打民進黨的弊案，包括高端疫苗的「黑幕」問題，賴清德本人的老宅違建、民進黨立委的自拍和偷錄等。但是，為什麼多數選民尤其是綠營基本盤還把票投給了賴，就值得細細琢磨。 不妨假設，這次選舉中國的因素完全不存在，或者台灣是另外一個國家，如果國民黨攻擊民進黨的弊案，很難講它不會對賴清德的綠營支持者產生影響。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選民雖然會支持本黨或者認同的政黨候選人，但也會看重他支持的政黨及其候選人的品格，倘若在選舉中該政黨或者候選人被對手揭出弊案，他的支持者是否會死心塌地地就把票投給他，其實是說不準的。 然而此種情形在本次台灣選舉中沒有出現，不是高端疫苗的「黑幕」或賴的老宅違建問題可以忽視，而可能是另外的因素導致的，這就必須說到中國。因為無論如何，中國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即使中國不存在介選，台灣選舉要想撇開中國因素，也做不到。從這個角度看，完全有理由認為，綠營選民最後把票投給賴清德，不是他們容忍民進黨的弊案，或者認為賴的違建無關緊要，乃是在他們看來，只有賴才能確保台灣不被中國「吞併」，免受大陸專制制度的侵襲，而對侯友宜和柯文哲，他們可能就沒有這種信心。 在去年選戰開打初期，國民黨將本次選舉塑造為戰爭與和平之戰，選國民黨會帶來和平，選民進黨會帶來戰爭；民進黨則將選舉定調為民主與專制之戰，選民進黨會保住台灣的民主體制，選國民黨會給台灣帶來專制的災難。這個口號的喊出，對綠營支持者有極大的鼓動作用，因為他們確實擔心，如果國民黨上台執政，隨著兩岸交流的加深，台灣會被大陸帶壞。中國的專制體制以及由這套體制支配的生活方式借著兩岸交流而強勢侵入台灣，污染台灣的政治、生活和民心。這是綠營選民不樂見並且感到害怕的。 不要專制的中國，台灣本土意識抬頭 兩岸在過去十幾年的漸行漸遠以致現在多數台灣人，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總根子在於中國的專制體制。台灣本土意識的生成，成因很多，包括國民黨放棄戒嚴，開啟民主轉型，民進黨執政後修改課綱，有意識地推進文化台獨，去中國化等。然而，有一個現象必須提及，也就是在兩岸恢復交流，特別是在兩岸直航三通後，經貿、文化、旅遊交流的頻繁並沒有弱化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反而加固強化了，讓台灣人更體認到，台灣人是台灣人，大陸人是大陸人。 這種身份意識的強化並非只出現在綠營，藍營也有。在兩岸交流的二、三十年里，台灣人意識發酵壯大，成為主流民意，尤其是40歲以下的中青年，絕大多數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很多外省二代特別是三代已經完成了身份轉變。國民黨的新生代也不把自己當作中國人，主張將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台灣國民黨，不只是出於同民進黨爭奪選民的考量。此次總統選舉，不少人注意到，藍綠白三對正副總統候選人，只有柯文哲的副手表態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其他人只稱自己是台灣人。也許侯友宜和趙少康怕被民進黨貼標籤，然而，這種怕的心態不正好說明問題了嗎？ 為什麼兩岸交流越密切，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反而越強烈，對中國越排斥？原因就出在，正是交流的頻繁讓台灣人認識到兩岸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態的迥異，擔憂中國會借著龐大的體量，在兩岸交流中變得強勢，台灣抵擋不住中國專制體制的侵襲，從而污染台灣的政治生態，破壞台灣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 兩岸的大規模交流是在胡錦濤後期和習近平前期，胡雖是弱勢總書記，但在他執政後期，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以及面臨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中共變得比過去保守和專制。這種情況到習上台進一步強化，當局對思想、言論的壓制達到一個空前強度，對維權人士和政治反對派的打壓變本加厲，對黨內和社會的控制是自毛以來最嚴重的。習惟我獨尊，容不下異己，整個社會的政治風貌完全改觀，重新回到毛時代的那種肅殺狀態，沒有一點自由的習氣。 大陸人對習近平的極端專制都非常痛恨，無法容忍卻又不得不容忍，台灣人看在眼裡，他們當然害怕大陸的這套體制對台灣自由民主的侵害。雖然出於發展經貿等現實考量兩岸不得不來往，但台灣肯定要設置一套防火牆阻遏大陸的專制制度在兩岸交流中滲透台灣，就像大陸設置防火牆阻遏台灣的民主制度滲透大陸一樣。當中國當局不把中國民眾當人來看待，怎指望台灣人親近中國？結果只能是，兩岸交流越密切，台灣人對中國的排斥越強烈，對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越淡薄，乃至完全沒有。再加上蔡英文八年兩岸的緊張態勢，終致兩岸在不同路徑上分道揚鑣。 除非中國變革，台灣民意不會認同中國 坦率地說，要想台灣主流民意認同中國，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唯一的可能路徑，就是中國大陸必須變革，改變中共的專制體制，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兩岸和平統一或許還有一線希望。中國的民主變革當然首先不是為了統一台灣——相反很可能，由於兩岸70多年的分治，即使中國民主化後，多數台灣人依然不願和中國統一，而是為14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嚴，受政府尊重；但是，中國民主化後，至少在統一問題上，會得到自由世界的理解甚至支持。而如果中國還處於習近平極權統治的嚴酷體制下，連自己的民眾都在通過各種方式潤出來，逃離中國，去強行統一台灣就缺乏道義支撐，遭到民主國家的反對乃是可以想見的。 故而，從中國的角度看，賴清德的選勝告訴北京當局，中國要想贏得台灣民心，缺的不是力，缺的是民主，或者民主之力。不開啟中國的民主化轉向，仍行3000年秦制，兩岸只會愈行愈遠。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蔡英文在選前之夜為賴清德助講，提到「明天世界關鍵字是台灣」，美國各大媒體24小時後，確實都即時報導了台灣投票結果，而「賴清德」則是這些相關新聞的關鍵字。諸如《華盛頓郵報》以「誰是賴清德，台灣的新任總統？」（Who is Lai Ching-te, Taiwan』s new president？）為標；《時代雜誌》也重新彙整之前訪問賴清德的內容，刊出「關於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What to Know About Taiwan』s New President-Elect Lai Ching-te）。 過去，台灣在外媒刊登具文宣性質文章，目的在讓外國人看到官方所欲呈現的台灣，至於外媒從自己角度撰述的報導，便是讓我們理解他們所關注的台灣是什麼，以及在台灣問題上，他們對自己的讀者又做出了什麼樣的解釋。這時，「看他們怎麼看我們」，或可為台灣的定位給出一些座標。 很清楚，台灣選舉結果由賴清德勝選後，美媒上相關文章，多以「中台關係」切入，強烈一點，如NBC寫著「台灣公然反抗中國，選出了一位被北京貼上分離主義『麻煩製造者』標籤的新總統」；中性一點如npr，其用詞為「民進黨的賴清德成為台灣新任總統，這將決定此一自治島嶼未來對中國的立場」；《時代雜誌》寫的是「儘管中國對其（賴清德）主權觀點發出警告，但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在其競爭對手認輸後贏得了台灣民主選舉，從而使執政的民進黨繼續掌握第三任期」；《華盛頓郵報》的用詞是：「台灣選出賴清德為總統。中國稱他為危險的選擇」。其他美媒下筆大同小異，概念不出以上。 首先，美媒呈現在當地讀者面前的，就是台灣這場選舉的結果，必然牽動中國敏感神經，這是美國讀者第一個接收到的訊息。隨後，在接續闡述台灣地（定）位時，美媒用詞也多有雷同，包括「台灣的地位是中美最敏感的問題之一，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國際支持者」、「賴清德這次勝選，或將測試美中近期為改善長期低迷關係所做的努力」、「在這場激烈的競爭中，賴清德承諾將與美國密切合作」…美國讀者收到的第二個明示，就是台美關係現狀，以及賴清德親美立場。 繼之，進入「賴清德是誰」，接續中台關係、台美關係，美媒除了描述賴清德曾是「支持台灣獨立意志高昂的宣傳者」，賴清德本人最受關注（引述）的句子為：「台灣願意在尊嚴和對等的基礎上與中國對話」、「全球和平與穩定取決於台海和平」、「在民主和威權主義之間，我們將站在民主的一邊」。而美媒（《華盛頓郵報》）針對上述相關用字的詮釋是：「賴清德沒有試圖取悅北京，而是表示他將專註於通過加強與美國和其他友好民主國家的關係來確保台灣的全球地位。」 以上字句儘管分散在不同媒體報導，排序容有不一，論述邏輯倒是一致的。則對美國讀者來說，針對台灣這次總統大選所呈現出的樣貌，即台灣民主選舉由具台獨色彩的賴清德勝選，中國很不喜歡賴清德，賴清德親美立場明確，同時，他已釋出願意和中國在尊嚴平等下對話。 透過這樣的歸類和簡要整理，對台灣人來說也許卑之無甚高論，但對美國當地讀者來說，台灣如斯，卻不盡然是一個他們所熟悉的國家樣態。唯經由幾個事實，遂有了「在賴清德親美、中國反賴下，台灣平和順利完成了2024年第一場民主國家選舉」的理解。其中，美媒（NBC）曾寫下「台灣地位是兩個超級大國(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問題之一，而台灣亦是亞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之一」。說這一段話已是美國社會過去八年在蔡英文執政下，對台灣已然的普遍認識，並不為過。至於賴清德的勝出，則無論對前段「台灣地位是兩個超級大國(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問題之一」，還是後段「台灣亦是亞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之一」，都有強化印象效果。賴清德過去「獨派色彩」，確實會更令北京嚴以待之，而台灣又一次的投票結果（在北京強烈反對下），卻也同時再次彰顯了一地的民主堅韌。 蔡英文執政期間，美國人對台灣的好感度日增，在2023年8月皮耶基金會的調查中，有三分之二（65%）美國人表示對台灣持有好感，調查時空背景，正值賴清德以副總統身分訪問巴拉圭，並中停過境美國。可以說，美國人過去幾年對台灣好感提升，主因正是透過當地媒體字裡行間的陳述，而這一回，美國民眾自媒體上瀏覽到的賴清德，就大致輪廓上來說，應該仍是他們所認為，並易於接受的台灣領導者形象。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四成選票當選總統，國會席次沒過半，民進黨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局面？從權力的角度來看，賴清德就是依憲當選的總統，他有絕對的權力可以任免行政院長，就算立法院沒有過半支持，他還是可以在有限的範圍里施政；最壞的狀況就是回到2000年到2008年陳水扁少數執政，「再怎麼野蠻」對決「再怎麼鴨霸」，4年後再讓選民做出裁判。。 但從國家人民的角度，絕不希望朝野繼續無日無之的對抗與爭執。就此，賴清德只有一條路，就是溝通、讓權，以及合作。只是，怎麼溝通？如何讓權？所謂「聯合政府」到底可不可行？由於在台灣從沒有任何先例，只能從做中學。 不同於一般內閣制國家的多數聯盟組閣的概念，台灣總統直選，在沒有被倒閣之前，行政權的權力基礎全來自於直選的總統。以新國會綠營51席，藍營52席，白營8席的席次分布來看，若基於執政的需要想組成國會多數聯盟，由於綠白陣營的支持者較容易互相流動，也符合「最小獲勝聯盟」的權力分享原則，民進黨自然必須把合作的對象鎖定在柯文哲的民眾黨身上。 朝野合作的形式有很多，最單純的作法是在立法院的合作，包括立法院正副院長及委員會召委選舉，以及立院法案預算的攻防投票。對民進黨支持者而言，與其看到韓國瑜坐上國會議長席，還不如讓黃珊珊，甚至黃國昌坐上那個位置；關鍵在於立法院長必須保持議事中立，將折損僅有8席立委的民眾黨團戰力，對白營而言未必划算。 為了穩固立法院的合作，雙方也可以進一步架構其他的平台，包括定期的黨政協商、兩黨主席的定期會商等等。若要再深化合作，甚至可以依「先政策，再人事」的原則，進行內閣的席次分配。例如柯文哲宣稱他最重視「年輕人處境」與「公開透明」，那就可以考慮把NCC、金管會部分委員的提名權，甚至勞委會、內政部的人事交付予他；條件是，雙方必須在往後的立法院重大議案表決有共同的合作默契。 至於未來到底是單純的立法院合作，或要擴及到內閣席次與政策合作？關鍵在柯文哲的民眾黨要什麼？要不要得起？事實上「政黨合作」、「聯合政府」在台灣其實都是嶄新的概念，過去無法落實，原因未必是總統所屬政黨不願分權，更在於在野黨基於未來發展與選舉考量而不願為執政者背書。此所以柯文哲在選舉夜宣稱：「未來民眾黨將扮演關鍵少數，不會固定只跟誰合作。」 對綠營基層而言，柯文哲民眾黨向來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對象。不過，少數政府試圖建立一個穩定的國會多數聯盟，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該不該的問題，這無關乎政黨之間的政治仇怨，卻是一個應該被努力建立的憲政慣例。 其實不只綠白合作，應該也包括綠藍合作，只是基於「最小獲勝聯盟」的理論，所謂綠白合作的機會應該更大一點。形式包括定期的政黨主席會面或私下拜會，甚至是重大政策徵詢，並承諾不推動朝野有重大分歧的政策。 如何面對國會少數的困境？是賴清德形塑其政治風格的第一項試煉。過程中，不能非友即敵，不能堅壁清野，否則不但合作不成，反而讓激化在野陣營形成一個穩定反對聯盟。這一切，都在考驗新總統的政治手腕。 （全文轉自上報）
主持人：蘇拾瑩 主講嘉賓: 盧正邦律師，美國加州的兩岸律師 李酉潭教授，台灣政治大學 馮崇義教授，澳洲悉尼科技大學 曾建元教授，台灣中央大學及淡江大學 張小剛老師，澳洲中國海外民運人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這是《時代漫談》的政論節目，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蘇拾瑩，我現在在台灣，當然也參與了昨天台灣大選的投票與觀選活動。覺得很有必要與觀眾朋友分享，所以特別作今天這集節目，題目就訂為《選後台灣面對的國際情勢及挑戰》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主講嘉賓，很特別的一位是來自美國加州的盧正邦律師，他是馬英九的大學同學，但思惟與馬英九相反；他目前也在台灣觀選，應邀上不同的政論節目，很高興他可以來我們這邊分享。請先和大家打個招呼。 其他我們固定的嘉賓，一是來自台灣政治大學李酉潭教授，請和大家打個招呼。二是來自澳洲雪梨科技大學的馮崇義教授，三是來自台灣淡江大學的曾建元教授，四是我們節目另一位主持人，也是澳洲的中國民運人士張小剛老師。李教授和曾教授今天在台北和一群西藏相關組織主辦一場盛大的國際研討會，早上我也去了現場，真是冠蓋雲集，學者專家齊聚，肯定會有很好的收穫。我們是趁他們中午午餐的時間邀他們來上節目，等下就請他們先發表。馮崇義教授本來也是這場研討會的重要發言貴賓，只可惜入台簽證辦不下來，很可惜。這點下一集我們來好好討論，今天就先回歸昨天的大選。 大家都看到新聞了，這次台灣總統大選，賴清德獲勝，得了558萬票，比國民黨的侯友宜只多了90萬票，民眾黨的柯文哲也拿到近370萬票，比預期得好。 但是在國會這邊，民進黨卻掉了十席立法委員，甚至比國民黨還少了一席。新的國會，國民黨是第一大黨，佔52席，民進黨只佔51席，民眾黨佔了8席，呈現三黨都不過半的情勢。顯然將來國會的紛爭會不斷上演，所以賴清德昨天的當選談話也強調他會儘力做好朝野的溝通。 民進黨在國會方面的失利對兩岸關係肯定是有影響的，就像阻擋軍購的馬文君也當選了，繼續留任立委，大家也知道，民進黨親美反中，國民黨親中反美(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就是典型疑美論者)，未來台灣的兩岸路線會出現甚麼變化? 不得不令人憂心。 對民進黨來說，避談反共議題好像不是辦法，越避談，人民認知越不清楚，選票就做出了答案。 現在就請專家來為我們解讀。
習近平在2024新年賀詞中輕描淡寫地描述2023年的中國經濟，是「在風浪中強健了體魄、壯實了筋骨」，這當然不是事實。雖然中國經濟2023年將可能錄得5.2%的增速，超出當局年初預定的5%增長目標，然而，數字是一回事，人們的實際感受又是另一回事，從後者來看，中國經濟在2023年可用一個詞形容，就是「蕭條」。這並非唱衰中國經濟，因為連一些官方經濟學者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 疫情三年對中國經濟最大的破壞，是讓它喪失了自身動能。習20大三連任，組建一個清一色的習家軍班子，他清楚知道2023年要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績單，堵住人們對他霸王硬上弓的非議，所以當局再次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但是對疫情對中國經濟的重創程度，包括當局在內，許多人剛開始並沒有足夠認識，認為在放棄清零，重回正常生活後，經濟會有一個報複式反彈，把疫情三年被抑制的需求和發展動能釋放出來。年初確也出現了某種井噴現象，可惜曇花一現，重又回歸疲軟。經濟專家把它解釋為所謂的疫情疤痕效應造成的。 不論什麼原因，經濟沒有雄起是個不爭事實。在這一年裡，人們談到最多的是房地產問題，地方債務問題，消費不足問題，金融風險問題。恆大、碧桂園等頭部房企連接暴雷，不少地方政府債務纏身，公務員要麼發不出工資要麼減薪，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0%以上，普通百姓收入銳減，不敢消費，外資撤離，出口下跌等等，反正都是壞消息。 客觀來看，李強政府確實也很拼，政策一道一道出，幹勁一遍一遍鼓，該減稅的減，該鬆綁的松，該放行的放，該廢除的廢，總之，在折騰了十年後，習終於明白，經濟才是實，是一切的根本，雄心萬丈要靠經濟支撐，經濟垮了，群眾不滿，社會騷亂，其他都白搭。用很大的代價換得的這個道理雖說有點晚，沒有完全把市場、資本和民眾的信心吊起來，但至少止住了經濟下滑趨勢。倘若沒有這個轉彎，不拿出一股拼勁，仍然政治挂帥，2023年5%的目標肯定實現不了。 儘管當局在2023年做了很多拆彈工作，止住了血，然而2024年的經濟形勢仍不明朗。這可以從前不久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出。該次會議將2024年經濟工作的基調確立為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並提出「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都是過去未有的表述。這個「新基調、硬道理和首要任務」，為的就是告訴各級官員不能泄氣，要像2023年那樣繼續拼經濟。因為當局很清楚，2024年的經濟一點也不比2023年輕鬆，要不能，它不會在經濟工作會議上要求「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企圖通過宣傳引導，讓人們對中國經濟有信心，但這反而泄露當局對2024年的中國經濟底氣不足。 對2024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國際國內的研究機構，有認為能夠達到5.2%以上的，有認為是4.8%的，也有認為可能是4.2%或以下的。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24年「需要克服的困難和挑戰」，除了傳統的問題外，新加了「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以及「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其實這三者也不是新問題，但卻有新的表現形式。「有效需求不足」不僅指的是傳統的消費需求不足，也指的是沒有有效的投資需求，因為中國傳統的基建投資模式嚴重飽和；「社會預期偏弱」說的是市場的信心問題，「偏弱」只是一種客氣的說法，實際是非常弱，也就是社會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信心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則是指一些產業的產能本來要逐漸減少或淘汰，但在疫情三年，為解決就業、同時應對全球疫情，政府加大了對這些產業的投資，以致在後疫情時代，它們的產能嚴重過剩。可以說，如何化解這三個問題，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2024年中國經濟的好壞。 當然，提起2024年的中國經濟，最嚴峻的還是要算房地產和地方債的問題。儘管當局2023年在房地產方面持續出台諸多利好政策，但無論是開發投資還是住房銷售，都非常不理想，投資規模已回到2018年水平，樓市買氣仍未全面回暖，2024年據預測仍將會有降大幅度下降。在地方債務方面，雖然當局2023年以特殊再融資債方式置換了相當部分的地方債務，減輕了地方的還債壓力，然而，要完全化解地方的存量特別是隱形債務，至少還需幾年。事情還在於，房地產也好，地方債也罷，如果宏觀經濟環境沒有大的改善，它們有可能會再次惡化；換言之，雷區還存在，沒有排完。而這兩者直接跟銀行、金融掛鉤，風險轉嫁給銀行，並由銀行傳導到整個金融系統。為什麼當局2023年罕見重視金融風險，把金融安全提到一個非常高度，並在政府的機構改革中，特別成立金融委員會和金融監管總局？原因即在於，房地產行業和地方債領域雷區太多，過去幾十年房地產高速發展積累的風險，在這幾年集中爆發，官方根本不知道哪個環節會暴雷，所以，雖然小心又小心，但總防不勝防。 房地產在中國經濟中的佔比高達兩成以上，過去一、二十年，它都充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角，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如今它岌岌可危，不能擔當主角，按理就該消費來擔綱，讓消費在擴大內需中發揮主要作用。但要消費起作用，則又面臨著如何增加居民就業和收入的問題，從而陷入一個類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死循環。要跳出這個死循環，就必須進行真正的收入分配改革，但至少2024年當局不會這麼做，而且即便改革收入分配體制，也不會帶來即期效應。當局在2024年最可能採取的措施，是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實行赤字財政，以刺激經濟，事實上，2023年第三季度增發特別國債1萬億元人民幣，就是按照這個赤字財政的思路舉債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經濟的自身動能根本不足以支撐起它應有的潛在增長率，這背後的根源又與市場主體對習當局的信心失落有關，信心失落會導致對未來的預期不佳，從而不願投資和消費。當局當然也看到了這點，歲末年尾，官媒不斷放話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4年經濟工作的部署，一大重點是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習在毛誕講話中，也聲稱要以改革到底的堅強決心，動真格、敢碰硬，精準發力、協同發力、持續發力，堅決破除一切制約中國式現代化順利推進的體制機制障礙。但當局在2024年的改革能夠走多遠，市場是不期待的，因為人們看到當局還在持續擴權，而真要改革，就必須削弱政府權力特別是黨權。當局若不能通過改革激發經濟主體的動能來，便只能靠政府的經濟政策刺激經濟，可政策刺激的效果總有限，且會帶來嚴重的副作用。 2024年的中國經濟除自身的問題和困難外，還有兩個特殊的事情或許會加劇困難，它們就是台灣選舉和美國大選，都和中國有關，構成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台灣選舉2024年初會出結果，如果不出意外，賴清德當選的概率最大。鑒於賴的立場，兩岸關係肯定比現在會有惡化。而美國兩黨候選人在選舉期間對中國的攻擊，特別是拜登如果顯示自己對中國的強硬不輸川普，那麼拜習會營造的兩國和緩氣氛會一掃而空，中國也會對美採取強硬態度。這兩件事尤其美國大選無疑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很大影響，外資有可能對進入中國市場更加慎重，對美的出口和技術升級也有可能進一步被抑制。假如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意外出現，風險更大。 2023年的中國經濟乃一地雞毛，2024年是否仍會一地雞毛，現在要準確預判，有些困難。但鑒於2024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從這個角度看，當局無論如何都不會讓這年的經濟在數字上顯得難堪，然而，這不代表中國經濟將脫離風險區間。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美中大國博弈在科技戰場進行的所謂「晶片戰」，最近又有了新的變化，雖然符合之前戰略上的預期，但是美國商務部的戰術目標從緊盯了中國一整年的先進晶片技術，轉向關注中國大力發展中的成熟晶片技術。 此一轉變可能一時讓部份不熟悉半導體產業的觀察者，有意料之外的感覺，本篇就來說明此一轉變其實也在情理之中。 上個月12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將於這個月啟動一項調查，欲了解美國公司如何採購「當前世代和成熟節點的半導體」，就是俗稱的「傳統晶片」（legacy chips）。而更深層的目的則是要為「繼續分析更廣泛的美國半導體供應鏈和國防工業基礎的能力和挑戰奠定基礎」。 並且直指要「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的國家安全風險。」 換言之，美國憂慮的還是己身軍事國防能力因為晶片供應鏈受損而衰弱。這點很容易理解，《晶片戰爭》作者Chris Miller 在其大作中提出過一個觀點，認為前蘇聯在與美國的冷戰中敗北的主要原因，就是微電子技術太過落後，無法製造先進的晶片，因而無法製造出精準的武器。此說有一定道理。 從美國商務部2022年10月7日到去年10月17日兩道出口限制令，也可以看出此一邏輯，拜登政府就是要預防中共政府取得更先進的晶片來發展更先進的AI技術、乃至更先進的武器。 只是，這回關注焦點大轉向，不再是先進晶片了，而是成熟晶片。 晶片的所謂成熟或先進，並沒有一個公定的標準。晶片製造業全球第一領先群的美國 Intel、韓國三星、與台灣台積電，都已經在3奈米以下的技術展開近身肉博了；第二梯隊的台灣聯電、美國格羅方德等兩家晶圓廠則5年多前就宣布止歩於14奈米；歐洲的大廠則主要專註於28奈米、40奈米的晶片製造。而中國領頭羊－中芯國際的製程技術，雖然幾年前即已進入10奈米以下，但受限於無法取得足夠先進的製造設備，即使傳言協助華為製造了Mate60手機所需的麒麟9000s，量產能力還無法完全被確認。 所以，光是技術先進還不夠，還要能夠量產，才足以滿足廣大的市場需求。 好，關鍵來了：「市場需求」！半導體是一個全球市場，不計設備、材料、軟體，僅論其終端產品－晶片，2023年的統計還沒出來，根據研究機構 Gartner的統計，2022年的全球晶片營收是5996億美元。再耙梳台灣電電工會一份公開的研究報告，可以看出報告中定義的所謂先進位程－小於等於22奈米以下－其全球晶片市場佔比，小於報告中定義的成熟製程－28奈米至150奈米，而且成熟製程的應用範圍，遠多於先進位程。 應用，更是關鍵。本文開頭提及的美國商務部報告第二段也特別引用商務部長 Raimondo的話：「傳統晶片對於支援電信、汽車和國防工業基礎等美國關鍵產業至關重要。解決外國政府威脅美國傳統晶片供應鏈的非市場行為事關國家安全。」 至此可以小結一下：美國現在關心的重點－用白話來說－就是：我雖然壓制了你的先進晶片製造能力，但是你們的成熟晶片製造能力與產量，卻似乎正在大步向進，而我們也需要成熟晶片，尤其是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關鍵產業所需的成熟晶片；萬一未來這塊市場都被你們掌握了，對我們的國家安全也不利啊！ 不要奇怪職責本應為美國廠商開拓市場的Raimondo，現在卻反其道而行，時時限制美國廠商的銷路，而且總是把國家安全掛在嘴邊。前述報告中也說明了，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啟動調查，也是回應國會授權的一篇調查報告，而這篇評估美國微電子工業基礎如何支持美國國防能力的報告，又是根據拜登政府2021 財年國防授權法（NDAA）第 9904 條要求編寫的。可以說，如本文破題，一環扣一環，都是美中科技戰大戰略指導下的戰術作為。 其實，中國可能掌握成熟製程來反制美國的策略，並非臆測。美國國內早有智庫大聲疾呼，指出中國曾在鋼鐵、發光二極體、太陽能板等等產業都「犯有前科」，呼籲美國商務部要把成熟製程也置入出口管制。另一廂的中國「小粉紅」在網上嗆聲要把成熟晶片「製成白菜價」也時有所聞，等於把中國可能的反制措施，先行昭告天下了。 如此一來，美國商務部終於出手，開始「研究」成熟製程技術的現況，可以想見，未來支援製造28奈米及更大尺寸晶片的設備、材料，BIS都有可能列入出口管制。至於晶片設計軟體，則可能為時已晚，因為中國自研的EDA工具，從華為的麒麟9000s、升騰910觀之，應該已經突破至足以設計14奈米以下的晶片了，遑論成熟晶片。 結論，美中目前進行的是大國國力的拚鬥，軍事力量是大國國力要素中的最根本項目，其強弱（在現今這個年代）完全依賴國家科技力，科技力中又以人工智慧（AI）最悠關未來的軍武力量，而 AI的基礎就在能夠發展它、執行它的半導體產業產品－晶片。 如果軍武力量、國防工業需要的不止先進晶片，也需要成熟晶片，那美國也限制中國的成熟晶片技術，就不奇怪了。 文章來源：上報
中國外交部日前對貝宜陸上和武器系統公司等5家美國軍工企業實施制裁。措施包括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禁止中國境內組織、個人與其進行交易、合作等活動。 外交部強調這是根據中國的反外國制裁法而作出的制裁，換言之，這是對美國之前的對台軍售以及將中國企業納入美管制清單等作出的反制行為。 普遍認為，中國對美企的制裁不會有什麼效果，因為這些美企在中國的業務很少或者沒有。問題不在於效果多大，中國的制裁是要表達一種政治姿態，即面對美國的打壓和遏制，不能示弱，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的，如果美國不停止對華非法單邊制裁，必將遭到中方堅決有力回擊。 拜登和習近平去年11月在舊金山的會晤和莊園散步給了中國人一些幻想，以為美中的對抗會緩和一點，兩國關係會往上轉進一點。這種幻覺當然是中國官方的宣傳造勢導致的。由於習近平非常在乎這次會談，於是官方對外釋放的信號，就是拜習會對兩國接下來的發展怎麼怎麼重要，把它塑造成似乎是扭轉乾坤的會議，以凸顯習的所謂掌控國際大局、運籌帷幄的能力。雖然拜習會同意管控兩國分歧，在某些議題上恢復了雙方團隊的交流，可也就僅此而已。白宮沒有像中國官方那樣對拜習會大肆宣傳，在白宮看來，兩人的會談不過是拜登會見了另一國領導人，雖然習近平的分量比一般國家的領導人要大，但在當前的美中關係下，它不會對兩國關係的改善有任何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美中從無管控競爭走向有管控競爭 於是，外界看到，在拜習會後，美國對中國該怎麼著還怎麼著，沒有因這次會面而有某種改變。對台軍售照樣進行，在晶片問題上照樣管制，不準荷蘭ASML公司賣給中國先進光刻機，在新疆議題上照樣制裁中企，在中菲南海衝突上照樣力挺菲律賓，軍艦和軍機照樣按照固有節奏穿越台海等。總之，美國在打壓中國上，一點都沒有放鬆。這讓中國的很多線民，看在眼裡，氣在心裡，氣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政府，感覺中國當局就是一頭熱。比如最近中國舉辦了一場中美建交45周年的紀念會，外長王毅親自參加還發表了致辭，但美國沒有舉辦紀念活動，在中國的紀念會上，出席的也僅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臨時代辦，連大使都沒有視頻致辭。 當然，這不是說拜習會就沒有一點效果，其效果是，拜習會前，美中是沒有管控的競爭或者對抗，現在變成有管控的競爭或對抗，差別就在這點。所謂有管控，是雙方都需要的，擔心激烈的競爭走向失控，因為雙方都還沒有做好失控的準備。因此，雙方軍方高層在前不久終於通話了，拜登和習近平也在1月1日這天對兩國建交45年互致賀信。對美國來說，有管控的競爭比沒有管控的競爭，其實更有利，因為美國如今在歐洲戰場和中東戰場都搞得有點焦頭爛額，特別是以哈戰爭，讓美國的道義形象在全世界大為受損，此種情況下，即便美國有能力在東亞開闢第三個戰場，可能夠避免還是盡量避免，而同中國有管控的競爭能夠避免戰火出現。 拜習會最多暫時穩住了兩國關係，然而，隨著今年美國大選開啟，這種止跌企穩的局面能夠維持多久，恐怕不樂觀。美國大選將從兩個方面對美中關係造成衝擊，一是選戰的過程，二是選戰的結果。將近長達一年的選舉過程，隨時有可能因美國兩黨候選人對中國說出哪句粗話，或者做出某個不友好的舉動，而又回到拜習會前特別是氣球事件時那種劍拔弩張的狀態。美國如今兩黨高度對立，在國內幾乎所有的議題上，都說不到一塊，只有抗中兩黨一致。所以兩黨總統候選人為表示自己在抗中上都不比對手弱，會比著賽似的攻擊中國，甚至攻擊習近平。中國成為美國大選的議題，對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的攻擊也不可能無動於衷，當中國進行反擊，會進一步引起兩黨候選人的回擊，事情就會惡化。 美國大選的結果，如果是川普當選，鑒於共和黨比民主黨對中國更不友好，川普的對華政策可能會比現在拜登的對華政策更強硬。這位前總統已經放話，他當選後將廢除中國的最惠貿易國地位。如果兌現，這將比他發動的貿易戰對兩國關係的傷害更嚴重，美中貿易雖然不至於完全中斷，但必然在現有的基礎會大幅減少，中國的報復也可能是強烈的。美中關係會地動山搖。如果是拜登連任，是否就保持現有的遏制力度呢，也不見得。拜登若連任，由於沒有第三次競選的壓力，假如兩黨極端派施壓他對中國採取進一步的強硬措施，不排除他會這麼做。作為一個外交事務的老手，拜登清楚美中的對抗關鍵在未來這幾年，如果在他的第二任期不能壓制中國，恐怕今後就壓制不住了。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即便沒有兩黨極端派的壓力，他在遏制中國上，可能也會強化力度。 中國其實已預見到了今年美國大選會對中美關係造成一定動蕩。這次外交部對美五家軍工企業的制裁，發生在中國去年底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之後不久。外事工作會議再次敦促外交官們要發揚鬥爭精神，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擺明了要回到早兩年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架勢。習近平再有定力，在美國不斷打壓下若不反擊，會被國內民眾視為懦夫。如此，拜習會達成的管控兩國分歧的共識屆時也將不復存在。 文章來源：上報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如何令毛左們從滿懷希望到極度失望》已經介紹過了習近平在上個月的毛誕13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公然辜負廣大毛左們的期望，再提毛澤東的文革之「錯」，終於令毛左們對他習近平失望至極。因為毛左們強烈感覺習近平的這番表述，比起十年前的紀念毛誕120周年的講話內容中對毛的文革錯誤講述得更為直白，甚至連「失敗為成功之母」這樣的開脫之詞都懶得再說了。 這裡，我們有必要先把習近平十年前與上個月的兩次毛堂祭屍後的紀念講話中的對於毛曾經的「錯誤」進行開脫的內容摘引如下： 習近平上個月的懷毛講話只有8500字，比十年前的懷毛講話少了2100字。其中的「毛錯」部分只有如下一個自然段：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事業，由於中國是在極為落後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在前進道路上出現這樣那樣的曲折和失誤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特別是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個嚴重錯誤。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過，我們黨已經作出了全面評價，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 而十年前年懷毛講話中的「毛錯」及相關評價總共有如下6個自然段： 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綜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都會跌宕起伏甚至充滿曲折。「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失敗為成功之母。」毛澤東同志也常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一切正義事業發展的歷史邏輯。我們的事業之所以偉大，就在於經歷世所罕見的艱難而不斷取得成功。 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行了全面評價。鄧小平同志說，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 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還在於複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應該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係。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儘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鬥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兩篇紀念講話中的對毛曾經的「錯誤」的開脫的內容雖然篇幅上有長有短，但翻譯成人話都只是如下兩個意思：一，錯誤是不可能避免的；二，瑕不掩瑜！ 不過呢，前後十年間的兩次懷毛講話中相關「毛錯」的敘述還是有幾處比較重要的區別。其一習近平在十年前的講話中如實敘述對毛澤東「瑕不掩瑜」的評價是鄧小平的一錘定音。而十年後的習近平則是不提鄧小平的名字，把同樣敘述內容變成了「我們黨已經作出了全面評價」 。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習近平在十年前的懷毛講話中前後四次提及鄧小平的名字，也提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名字。但在上個月的這份講話中，從頭到尾沒有提一次鄧小平，當然更不會提及江澤民和胡錦濤。 第二個區別是，十年前的懷毛講話中，習近平不惜筆墨，反覆論述有成功就必須有失敗，要成就就必須先犯錯誤，前進的過程不可能避免彎路……。而十年後的這新一次講話，對「毛錯」的不可避免論「論述從簡，很不到位」。。 第三個區別是，十年前的懷毛講話中，習近平把毛澤東在晚年犯了的「嚴重錯誤」說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而在上個月的這新一次講話中，則把這一說法改成了「特別是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個嚴重錯誤」 。而這正是毛左們高度不滿的原因之一，認為十年前已經有「輕描淡寫」的跡象了，十年後怎麼又退回到老鄧的「歷史問題決議」水平上去了呢？ 至於習近平如今對毛「錯」的評價是否真是「退回」到鄧小平的「歷史決議」的水平上，就應該回顧歷史，仔細對照一下前後兩個「決議」的相關內容，即鄧小平主導制定的，於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鄧氏決議」）和習近平主導的，於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習氏決議」）中的相關內容，。 42年半前出台的「鄧氏決議」是把毛澤東統治的27年執政史劃分成三個階段表述，即「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和「文革」十年。 在這個「決議」的制定過程，對於毛澤東的評價，有說法是最先由陳雲定下基調。據毛左網站上曾經刊登的相關文章介紹：陳雲否定毛澤東晚年的言論(即毛澤東一生的四個階段)最早出處是美國人傑斯布萊恩著《胡耀邦傳》一書。而國內正式出版該書是1989年3月部隊最高學府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作為中共黨史資料研究的黨史權威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國人這本《胡耀邦傳》一書。兩本書都明確指出，鄧小平安排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請陳雲領頭講話。陳雲說：「我是共產黨員，是實事求是的。大家對於毛主席的功與過，不論說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實的。我認為毛主席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領導是正確的，應予全面肯定。第二階段是到1957年鳴放運動止，其間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雖稍有偏差，但成績大於錯誤，應予基本肯定。第三階段從1957年反右開始，經過三面紅旗的胡搞亂開，到1965年止，其間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線，不問大事，經濟才有了轉機，但在他當政那一段時間，應予基本否定。第四階段從1966年到他逝世為止，那慘絕人寰的『文革』悲劇，他是主要責任者，應予全面否定。」 當然，毛左網站刊登如上內容的目的是要否定陳雲曾經有過如上表述。但事實上「鄧氏決議」確實是基本遵循了如上思路。 對於「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7—-1966），「鄧氏決議」如此評價： 這十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接下來，在整部「鄧氏決議」中，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這部分就佔了6600字的篇幅，其中最關鍵的幾處內容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 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鄧氏決議」產生的40年後，「習氏決議」中對毛澤東「嚴重錯誤」的輕描淡寫首先就體現在把「鄧氏決議」中的毛澤東執政三階段揉搓成一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然後就是把「鄧氏」決議中涉及「毛錯」的上萬字內容縮略成如下幾句： 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面對當時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 仔細讀罷，不難發現「習氏決議「中不但用」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作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的客觀原因，而且故意把」十年內亂「的主要成因說成是林彪和江青集團利用毛澤東錯誤禍國殃民的結果。 但是，習近平對「毛錯「的如此輕描淡定，依然遠沒滿足毛左們的需要，因為毛左們的基本立場就是肯定文革—-至少也必須肯定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更多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進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