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報告重創維州工黨 反對黨：「腐敗已寫進工黨DNA」
2026 年 8 月 6 日
美國選舉歷史悠久，這讓他們對選民投票行為留下豐富研究，包括在一場又一場非暴力權力過度的自由競爭中，候選人是勝是敗，除了理性面（政策、價值觀、意識形態等等）因素，各自支持者確實也會受到一系列情緒左右，例如誰能營造幸福感，誰刺激了仇恨，以及誰能讓人感到有希望，都足以決定一個人票怎麼投。不容否認的是，「候選人的視覺外觀」（visual appearance），往往也會介入選民的判斷，當社會心理學證明一個人會「根據他人外錶快速評估他人」時，這一效應其實也適用於政治學。 2008年，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有篇期刊便討論到候選人的外貌如何影響選舉。這篇期刊是由多位腦神經、心理學專家所發表，他們主要透過腦部核磁共振造影（fMRI），去測量一個人對不同候選人所出現的腦部活動變化，證明了當選民對候選人並不那麼熟悉時，候選人的「外表負面歸因」對投票的影響會比「正面歸因」更大。 所謂「外表負面歸因」，或是指類似一個人感到疼痛、恐懼和不開心時顯露出來的表情，這樣的表情對民眾的腦部刺激通常比較顯著，而此時他們的腦部神經區域，主要是促使一個人聯想到對方可能更具欺騙性和威脅性。 2020年，科（醫）研期刊《ScienceDirect》也有類似報告（從社會心理學分析），同樣提到了候選人因情緒而來的表情反應，將導致選民對他產生不同的觀感。有別於2008年那篇期刊所強調「候選人外表的負面歸左右選民更多」，《ScienceDirect》這篇報告的重點則說明了「候選人的『微笑』，亦是一種包括領導力在內的有效非語言訊號。」 這篇期刊以2012年美國大選中的歐巴馬為例，研究顯示歐巴馬的微笑，可有效提增支持者的幸福感。也就是說，當候選人發表演說時，支持者除了注意他所釋放的訊息，亦會被他的「正面表情」所吸引。反之，一個「公開的不恰當表情」，往往很容易引起選民對其選舉動機和領導能力的懷疑。期刊內容並引證過往研究，提到了「候選人藉由肌肉組織細微差異產生的『微笑』，可傳達出人與人之間的隸屬關係或主導地位」，雖然「憤怒／威脅」等面部表情經常被用作壓制對手的武器，同時召喚支持者，但歷來更大比例的勝選者，主要仍是透過表現出快樂和放心的樣子獲取支持。由此，一個候選人懂得「表情管理」確實很重要。 至於無論是候選人「外表負面歸因易遭致選民反感」，還是「選民更願意信任面帶微笑的人」，歷來候選人競選文宣（台灣亦然），可以說都是在滿足上述兩個結論。即不管哪位候選人的選舉看板，都會充分表現微笑示人的一面。2019年，《時代雜誌》更曾引述日本學者淺野雅彥（Masahiko Asano）所做研究，內容提到他利用臉部辨識技術，分析1980年到2017年共6000位候選人競選海報，得出「政客的微笑」和其勝率成正比；2020年，四名韓國政治學者的調查統計，也發現「候選人的微笑」的確有助他們在特定選舉背景下多拿到一些票。 不過，儘管今天任何候選人都不會忽略「微笑」的重要性，但現實是，「演講容有劇本，微笑卻不是」。因為「微笑」對一個人來說，往往有其一致性，候選人慣性的笑容，傳遞出的訊息究竟是柔和、快樂，還是做作、輕蔑，很難矇混過人，效果也大不同。為什麼2012年歐巴馬對上羅姆尼，歐巴馬的微笑被形容為克制而有趣，多數民眾卻認為羅姆尼的微笑更像擺姿態和輕視對手，且還透露了個人帶有威脅和缺乏合作意願的訊息，道理就在這。英國心理學家羅森伯格（Rosenberg, EL）曾提到「微笑」有效的溝通力，是一個人經由臉部各種肌肉的細緻展示所產生的，進而，當一個人平常並不習慣「微笑」時，他的笑就很容易流於刻意和不自然，溝通力自然不佳。 台灣這場大選，很明顯藍白候選人對支持者的召喚，正是建立在下架、討厭民進黨的負面情緒上，基於仇恨動員，候選人能創造多少「微笑」比例？至於前段時間民進黨推出的「在路上」競選廣告之所以獲得廣傳，則以美國「候選人微笑的影響力」研究，原因和片中蔡、賴、蕭表現出的「微笑」應是有正相關。 當下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問題，在「選民的決定」有多大程度是出於積極動機（正面情緒）所驅使，又有多大程度是被消極動機（仇恨情緒）所激發，即將而來的投票日，對上述提問將會做出說明。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迄今為止，中國經濟下行並未出現反彈的跡象，然而，中國國安部卻率先將「經濟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層級」。對於在社群媒體平台上散布對中國經濟的悲觀言論，中國當局將其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強調必須以多種手段、全方位、高效率應對經濟領域的國家安全新挑戰。他們認為那些對中國經濟進行悲觀評價的言論屬於「陳腔濫調」，本質上是一種「認知陷阱」，妄評中國經濟衰退的敘事陷阱。 一些知名網紅或財經專家隨即被封殺，例如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因呼籲股民不要入市而遭禁言，甚至被罷免院長職務。多名財經網紅也受到了「禁止發言」和「禁止關注」等手段的打擊，包括自稱著名財經評論家的「水皮more」和深圳東方港灣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但斌的今日頭條帳號，都因違反規則而被禁言。職業投資人洪榕也遭到了言論和關注的禁令，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更早在2023年六月就被禁止。即便是中國經濟學者李迅雷的文章《李迅雷：上山容易下山難？從需求側看經濟》，該文引用北京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2021年的調查數據，指出中國月收入在2000元人民幣以下的人口約為9.64億。這篇文章曾一度成為微博熱搜第一，但隔日即被下架並刪除。 在台灣總統大選的辯論和政見發表會上，民眾黨的柯文哲指出台灣的經濟狀況非常糟糕，國民黨的候選人侯友宜則批評民進黨的經濟成績不及格，同時提出了經濟改革的三大支箭。這些批評和挑戰都是挑戰者常常提出的，但從他們的主張中，都強調了台灣的經濟出路需要與中國經濟緊密結合，以期獲得改善。 回顧蔡英文的執政成績，代表經濟景氣的台股創下歷史新高，突破了17500點。美國全球金融雜誌公布的2023年世界富裕國家排名中，台灣名列第14位，超越中國、日本和韓國。國民所得達到3萬2811美元，以購買力平價（ＰＰＰ）為基礎計算各國國內生產毛額為7萬3344美元。此外，外匯存底連續兩個月創下新高，截至2023年12月底達到5,705.95億美元。 在台灣，人們可以提出問題，並且並非必須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有些人甚至以低質的手段，如造假或偏離事實，提出批評，卻能吸引大量支持者，甚至可以參選總統或副總統，而不會因國家安全理由而被禁止言論。弔詭的是，一方面享受台灣言論自由，卻主張想與中國結合成「兩岸一家親」或達成「九二共識」下的一個中國。 相較之下，中國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打擊提出問題的人。中國並非致力於解決問題，而是選擇打壓提出問題的人。中國的宣傳更注重盛世的讚美聲，並且中國並不追求法治，而是以壓製為主。儘管台灣相對較小，但它容納不同的聲音，同時也是一個擁有法治的社會。 維護台灣民主選舉是「兩國」最基本的區別之一。然而，深化民主同時需要不斷選擇保留優質並淘汰劣質的政治參與者。若不能實現這點，台灣的民主可能變成負面的範例，最基本使得不適格的人「無法」當選成為我們的總統或國會議員。只有確保我們的民主機制能夠有效篩選和培養出具備品質的領袖。香港2023年區議會選舉已經示範了一次「中國特色的民主」，我們如何才能避免步上香港模式，民主被沒收，只有愛國愛港者才能參選，而只剩下歌頌「祖國」而不能批評的選舉。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黨魁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後，中國政局更加詭異，表現在官場，就是密集的人事變動，以及外事系統和軍方秘而不宣的清洗。在公曆新年前後，一系列與習近平妻子彭麗媛的「山東幫」有關的中共高層人事變動，釋放敏感信號。 彭夫人「山東幫」搶權卡位 2023年12月29日，中共火箭軍等多個軍種的大批將領，還有一批軍工企業高層的落馬傳聞坐實，但僅以被免去人大、政協職務的方式，沒有正式官宣。 李尚福被免後懸空兩個月的國防部長也已到位。12月29日當天，中共官方公布，任命前海軍司令員、上將董軍為國防部長。 董軍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首名出身海軍的防長，1961年生，山東煙台人，二十屆中央委員。之前他歷任海軍司令部軍訓部長、北海艦隊副參謀長、海軍92269部隊司令員、東海艦隊副司令員、海軍副參謀長、南部戰區副司令員，2021年8月升任海軍司令員，次月晉陞上將。 2023年12月31日，在海外X平台上，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姚誠揭出和他相識的董軍的底細。姚誠指董軍其實為一草包，但很會來事。他說董軍三年連升三級，歸根結底還是沾山東人的光（彭麗媛的老鄉）。 中共黨內歷來有不同派系，以仕途經歷地域劃分或以籍貫、校友甚至同事為關係紐帶的幫派，長期存在。習近平雖然禁止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但習家軍自己就拉幫分派，一般分為福建幫、浙江幫、新上海幫、陝西幫、清華幫、軍工幫等等。 本身是山東鄆城人的習妻彭麗媛，也被指有「山東幫」，這一勢力近期扎堆上位。 2023年12月25日接任海軍司令並升上將的胡中明，也是山東（青島）人。他是二十屆中央委員。 在董軍獲任國防部長的同天上任的文旅（文化和旅遊）部長孫業禮，是山東安丘人。卸任文旅部長的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鬍和平是山東臨沂人；現任文旅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是山東威海人，還有一名文旅部副部長杜江，是山東諸城人。文旅部儼然成了「山東幫」窩點。 和董軍同天獲任民政部長的陸治原，也與山東有淵源，他在2021年9月2日至2023年10月間，歷任山東省委常委、青島市委書記，山東省委副書記。 2023年12月29日，上任不足兩年的清華大學校長王希勤，調任副部級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副部長級），實際上是被貶。 得勢上位接捧的李路明，原來只是排名最末的清華大學副校長，他也是山東人，1968年2月出生於山東省淄博市桓台縣。 這波有習近平清華幫內訌意味的人事變動，是山東幫搶權卡位的又一例。 二十大人事或經由彭麗媛幕後運作 彭麗媛是中共軍中女高音歌唱家，文職將軍（少將），總政歌舞團第一批「國家一級演員」，原有總政歌舞團團長、中國歌劇研究會副主席、全國婦聯執委、中音協副主席等一大串頭銜。2012年5月彭麗媛升任軍隊藝術學院院長（後更名為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 美國《富比世》（Forbes）雜誌公布的2017年度「全球百大最有權勢女性」名單中，彭麗媛位列51。六年後，其權勢應屬大漲。 過去十年來，隨著習的固權大戰拉開，一大幫官場中善於攀附和見風使舵者走夫人路線，由彭經手網羅收編。彭麗媛在中共黨內的勢力範圍，在黨政軍中都有。 在山東老鄉當中，最早被認定是彭系人馬的，是祖籍山東鄆城的現任政治局委員、新疆書記馬興瑞。《金融時報》早年曾援引北京知情者透露，馬興瑞和彭麗媛有家庭淵源，他在習上台前就出入習家。 也有消息指，是後來有人以「老鄉」關係為名，通過私人關係將馬興瑞引薦給了習家，準確說是推薦給彭。馬興瑞在中共十八大後主政深圳併兼任廣東省委副書記，直接就和彭有關。 最近突然有網路傳言稱，新疆黨委書記馬興瑞將接替蔡奇任中辦主任。筆者認為此消息未必是真，因為手段老辣的蔡奇是不會輕易放權的，現在他和彭麗媛的關係比較微妙。這類換人傳言，很可能是山東幫自己放風，也可能是蔡奇自己放風，不管是誰放的風，背後都是權力鬥爭的需要。 有「變色龍」之稱的現任人大第一副委員長李鴻忠，祖籍山東昌樂，原是江派人馬，許多人認為他是表忠習近平上位，但他其實也走了夫人路線。 2021年10月26日，中美合辦的天津茱莉亞學院和天津音樂學院茱莉亞研究院落成，彭麗媛致賀信。李鴻忠主政的天津，市政府外事辦公室，隔幾天馬上就舉辦了「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討會」和「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工作座談會」。天津官方稱，彭麗媛的賀信為「新形勢下」開展對美國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這是首次有官方稱頌「彭麗媛精神」，並將歷來只能用在習身上的「指明了方向」說辭，套用在彭的身上，當然能獲得彭的歡心，並在習面前美言幾句。故此，儘管李鴻忠在天津政績相當差，在GDP增速和財政收入方面，經常全國倒數第一，但他在中共二十大上成功留任政治局委員。 筆者粗略疏理了中共二十屆中央的205名中央委員籍貫，發現山東籍最多，有32人，排第二的江蘇籍有25人，之後才是浙江、福建、陝西。 根據中共官媒說，二十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和中紀委委員，都是習親自把關的，這當中，有多少是彭麗媛吹枕頭風定下的名單呢？ 兩屆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比較特殊，王也是山東人，未當常委之前，時常陪習近平夫婦出訪。山東幫當中，有部分人可能其實是王滬寧的人，王和彭麗媛的關係現在也比較微妙。 其他山東籍高層還有政治局委員、北京書記尹力，中央委員中則有西藏書記王君正、江蘇書記信長星、內蒙古書記孫紹騁、寧夏書記梁言順、安徽書記韓俊、河北省長王正譜、浙江省長王浩、湖北省長王忠林、貴州省長李炳軍、寧夏區主席張雨浦、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深圳書記孟凡利等。 軍隊的中央委員中還有一幫山東人，比如新任國防部長董軍、現任火箭軍政委徐西盛、武警司令王春寧、東部戰區政委劉青松、軍科院院長楊學軍等。 其他如最高法院院長張軍、教育部長懷進鵬、國資委主任張玉卓、司法部長賀榮……名單還很長，不再細列。 彭麗媛介入終極內鬥？ 最近風傳，由於習近平沒有定接班人，習家軍都在盼習突然身體不行了，然後乘機上位，其中包括預想可以按規矩以第一順位繼承者登頂的總理李強。但屆時可能以強力介入搶權的，則包括掌控中央警衛局的常委蔡奇，還有控有公安私家軍的王小洪。七常委中最年輕的丁薛祥，則想在習「駕崩」前，習能留下遺言讓他接班，丁要當華國鋒第二。 但槍杆子才是最關健的，有軍方背景的彭麗媛，加上是中共國「國母」，是不可忽視的人物，習不能視事，軍方可能聽她。 習近平集權之勢，正比肩建政的毛澤東，但同時因為他背下了中共惡政黑鍋，還要一條路走到黑，結果統治出現巨大危機。目前習疑心增大，抓了秦剛、李尚福、李玉超等大批自己提上來的人，2024年內鬥將加劇，叛亂隨時發生。 習近平近年出訪，數度出現腳步不穩，或是差點摔下台的情況，令人懷疑他的健康不佳。香港命理學家丘智偉曾預測習在73歲之後身體轉壞，但也有人說習近平病死恐是2024年頭號的「黑天鵝」。 獨裁者走到最後，老朽來臨，健康惡化，可能誰都不信，最後只能靠夫人上陣。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逃不過讓妻子江青參與政治的怪圈，習也一樣。 然而，不管中共內部怎麼爭位，對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中共本身氣數已盡。如今在中共黨外，從海外到中國國內，反共義士已做好充分準備，將在習近平無法控制權力、中共在內鬥中垮台時接盤。 文章來源：上報
政治競選廣告對（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曾處於莫衷一是，或是認為當選民對政治癒來愈冷感，它的遊說效果就愈不顯著。不過，根據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行銷學教授戈登和普度大學共組競選媒體分析小組（CMAG）的研究，卻又發現「在一場勢均力敵的選舉中，『廣告語氣』有時可能足以左右選局」。 過去的「競選廣告無效」論，主要基於總統競選期間，選民受到的競選廣告轟炸，內容要不大肆宣傳候選人才華出眾和氣宇非凡的一面，要不就是極盡所能貶抑對手的道德，總的來說，很難讓人看出「政治廣告總量」和「選民投票行為」的關聯性。但迄今無論哪一競選團隊，仍然願意投擲大量經費在競選廣告上，顯然當中還是有值得花心思之處。 在戈登等人研究下（以美國2000年和2004年特定區域的總統競選電視廣告數據為採樣），他們發現，若自整體競選廣告中，進一步細究「正面訴求」和「負面訴求」的效果，確實會有所不同。據其團隊分析，結論之一為「當候選人的正面廣告增加1%，選民投票率就會增加0.03%，如果候選人增加相同數量的負面廣告，選民投票率就會下降0.007%」，換句話說，「正面廣告具有更大、更顯著的投票刺激作用」，因此，若希望愈多人出來投票，以此鞏固民主，當然就愈會傾向製作「正面訴求」廣告。 近期民進黨推出的「《在路上》#交棒篇」總統競選CF，著眼點應該就在此，這支廣告確實得到了不少討論，至於催票效果，則猶待數日後驗證。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倒是另外從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轉貼這支廣告，觀察到「在路上」對中國的潛在刺激。 蔡霞因為批評習近平，遭中共中央黨校開除黨籍，連帶取消她的退休俸為懲罰。日前「在路上」廣告上架後，她隨即在個人社群平台X分享，同時貼文：「相信大選賴蕭組合一定獲勝！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是華人世界的榜樣！」首先，這則廣告雖然支字不帶攻擊，卻又不折不扣傳遞了該黨的政治訴求，尤其台灣總統能和平「交棒」，也直接對照了中國當今領導者對個人永久執政的執念。說這則廣告尤其觸動反習的蔡霞，並不為過，她的貼文，某種程度似也呼應了「正面廣告具投票刺激效果」的研究，儘管她無論在台灣、在中國都沒有投票權。 其次，蔡霞貼文底下留言，一如她對中共（習近平）的批判，總是得到中國網民兩極交鋒，這回也不例外。且有為數不少中國網民刻意將這支廣告轉貼到微博（中國人普遍使用的社群媒體），多數目的，自然是將它做為嘲諷、惡評民進黨的素材。 一支台灣總統競選廣告，它的「對話和字幕本身的性質就是政治宣傳片」，只是，除非刻意扭曲，否則以常人角度，不會看不懂廣告主打純為台灣民主、自由和關於領導者「交棒」的積極面。中國網民將這支廣告貼到微博，並加以羞辱，可以理解背後長期反民進黨的黨國教育情緒，但無論如何，廣告中每一環節的民主國家意象，也都恰恰投射了中國政治、社會當下極度匱乏的一面。它沒有一句反中、反共，卻引起中國網民接龍辱罵，不過，不久後，這支飽受微博網民批判的競選廣告，竟遭到微博刪除，連罵都不給中國網民罵了（中國媒體則持續采以負面報導）。 回到戈登對「正面競選廣告有刺激投票效果」的分析，反映了人們更喜歡體驗正面情緒而不是負面情緒的一面，就過往投票邏輯上來說，選民的確也更有可能投票給那些讓他們感受到正面情緒的領導人，而不是經常散布消極情緒的一方。「人同此心」，短期表徵是中國網民檯面上很不屑「在路上」這支廣告，但以微博隨後的「禁評」，難道不是為了避免有中國網民因此「也想要體驗台灣選舉的正面情緒」，更不可控的是，一旦觸動中國人民起而質問「習近平究竟什麼時候要交棒」，這個國家將會如何？ 中國社群媒體「不給人民罵」，當然不是「不準罵」，很簡單的道理，就是他們應該很清楚，中國內部從來不會只有一個「蔡霞」，於是令其擔心的，就是這樣的台灣總統競選廣告持續留在中國社群平台，大家一邊罵的同時，實際上是否正在刺激出其他「潛在的蔡霞」？ 文章來源：上報
在所謂五月天的「假唱」風波後，中國娛樂圈對於事件真偽有不少深刻的討論。根據《北京青年報》報導，擁有14年資歷的混音師黃森指出，在體育場的環境之下，內場區跟外場區觀眾所聽到的聲音寬度本來就會有落差，僅憑現場的錄音檔案來辨別假唱，不嚴謹也不充分。他解釋，演唱會裡出現「墊音」是一種常見的演出調音模式，「目前所知的絕對部分演出，多少都會這麼做，可以讓演出便捷又達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演唱會裡的音效科技會讓判斷「真假唱」出現非常為難的處境。 其實，歌迷買票進場追星，想要感受的是這麼多人與心儀歌手聚在一起的臨場感；誰會在乎有沒有使用「墊音」？或其中到底是「真唱」或「假唱」？這種「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市場邏輯，全世界皆然，卻唯獨在中國成為問題。先是知名微博網紅對五月天發動質疑攻勢，接著由官方媒體新華社、央視、人民日報同日發布措辭嚴厲的評論文章，最後，再由中國國台辦更在例行記者會上補刀，要求台灣演藝人員「樹立良好社會形象」。 明眼人都知道，「五月天」被鎖定了，這背後的邏輯是「吃中國的飯，不能砸中國的鍋」，既然五月天在中國這麼紅、賺這麼多錢，就不能不配合共產黨的意旨。外界本來不知道共產黨要這個華人圈最紅的搖滾樂團「回饋」什麼，直到知名的國際通訊社路透社日前披露，中國已向五月天施壓，要求他們在台灣總統大選前發表「親中言論」，表態支持北京的「一個中國」說法，並配合中國的對台宣傳。 消息傳出後，可能在這場表態風波里「獲益」的國民黨陣營如臨大敵，除了譴責共產黨這種施壓表態的方式，還暗中質疑這則引述自「知情人士」和一份「台灣國家安全備忘錄」的路透社的說法可能是一種假訊息。不過，選擇相信中國出手施壓五月天的國際重要媒體顯然更多，CNN、美國之音、華爾街日報，以及日本產經新聞等等都接續報導華人天團被共產黨挾持政治表態。 此事發展至此，有幾點面向值得討論： 一、施壓台灣藝人或企業家對特定政治議題表態是共產黨慣用的說法，最早見於2012年總統大選時，共產黨要求台灣的企業家大老闆排隊力挺九二共識，並獲得不錯的結果，可能也因為這樣，讓中共對台系統食髓知味，一直想如法炮製。 不過，過去10年來，台灣人對共產黨這套介選手段早已知之甚詳。也幸好根據報導五月天沒有答應這樣的「政治服務」，若五月天真的出來挺一個中國或支持侯友宜，由於與這個搖滾天團向來不沾惹政治的風格截然不同，實在「太不自然」，屆時五月天的歌迷反而真的會把一筆惡帳全部算到國民黨頭上，讓侯友宜的年輕選票更雪上加霜。 二、此事有可能是中共對台系統「自作聰明」想挾持五月天表態導致國民黨成為事件「苦主」，但藍營向來欣然接受中共介選的紅利，從未對類似事件公開譴責或表示反對，此刻自然得概括承受事件的后座力。硬要把此事推演成民進黨政府的「出口轉內銷」，除了深藍支持者，相信的人恐怕不會太多。 三、最可議的當屬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他竟然在辯論會上要求五月天說清楚對岸政府有沒有對他施壓？這是在公然檢討受害者，把在此事件中最無辜的一方推向無止盡的政治漩渦里。 民主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民意會在不斷選舉過程中自我調整、修正缺失；所以，共產黨過去對台灣有用的介選手段，現在未必能再讓台灣人買單。從五月天事件可以看得出來，共產黨對民主太陌生，根本無法理解民主社會人心幽微的轉換，這導致它的對台工作陷於做績效、搶功勞，不同單位各行其是，最後越幫越忙，讓國民黨的選舉處境益顯尷尬。 文章來源：上報
2023年底，在中共前任國防部長李尚福失蹤四個月、去職兩個月之後，一拖再拖，習近平終於任命了新的國防部長，董軍，一個外界並不熟悉的名字，剛從中共海軍司令員職位上卸任。資歷不深，稱得上大爆冷門。 有人認為，習近平打破慣例，首次任命出身海軍的董軍出任國防部長，意在應對台海戰爭和南海戰爭。董軍先後擔任北海艦隊副參謀長、東海艦隊副司令員、海軍副參謀長、南部戰區副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海軍司令員，看似在海軍方面履歷完整，但他多數擔任副職，最後才攤上一個正職，證明他的軍中生涯並非專長戰爭；長期置身海軍機關而非備戰前線，更可能是軍中監工或特工出身。董軍曾擔任海軍92269部隊司令員，該部隊性質不明，十分神秘，或為海軍中的監軍。 如果意在台海戰爭或南海戰爭，火箭軍（導彈和核彈部隊）和戰略支援部隊（高科技、太空和網路戰部隊）的軍頭豈不更為合適？相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的高層已遭大清洗、大換班。前者已經公開（如李玉超等），後者相信不久也會公開（如巨干生等）。伴隨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出事的，還有空軍出事 — 前任空軍司令丁來杭遭下獄。新任國防部長來自海軍，原因之一，或是只有海軍高層還沒有出大事，並非因應台海戰爭或南海戰爭。 那麼陸軍呢？中共國防部長通常出自陸軍，此次打破慣例，自有來頭。當10月底當局宣布免職李尚福國防部長的時候，呼聲最高的繼任者是劉振立，現任總參謀長（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之前任陸軍司令員。但當時筆者就判斷，習近平信不過劉振立，因為劉振立是張又俠的人。在軍方高層或中央軍委委員中，只有張又俠和劉振立具有實際參戰經驗，即上世紀80年代初的後續中越戰爭中，劉振立是張又俠的部下。兩人既是戰友又是上下級關係，稱得上關係「很鐵」。相信劉振立的升遷過程，很大程度上依靠張又俠的提攜和舉薦。 但李尚福出事後，張又俠卻遭牽連。因張、李先後擔任裝備發展部（總裝備部）部長，習近平下令倒查六年（腐敗問題），故意避開了張又俠的任期，而只查李尚福的任期。但裝備發展部的集體腐敗問題，絕非源自李尚福任內、而肯定源自張又俠任內，甚至更早。除了李尚福是張又俠的繼任者，看看12月底遭人大除名的九名將領中，就有三人屬於裝備發展部：副部長張育林、饒文敏，火箭軍裝備部長呂宏。這些人都與張又俠相關。老張可謂灰頭土臉。 習近平已經不再信任張又俠，但張是政治局委員、軍委第一副主席，也曾為習近平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習近平不便對他下手，但卻日益提防、排斥，故意用另一位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予以牽制，由何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有意把張邊緣化。劉振立既是張又俠的人，習近平不可能不防。果然，呼聲最高、傳聞甚廣的劉振立出任國防部長之說，最後沒戲，代之的，卻是一匹黑馬出線，即海軍司令員董軍。 習近平信不過劉振立，但他信得過董軍嗎？奧妙正在於此。董軍來自遠離北京的海軍，在北京和高層沒有人脈，與現有的七名中央軍委委員相比，資歷最淺。須知，在七名中央軍委中，國防部長排名僅次于軍委主席和兩名軍委副主席，位居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軍紀委書記之前。董軍突升國防部長，但與其他人相比，他既非中央軍委委員，也非中央委員。習近平任命他，何止打破慣例？實為無視任何規矩，隨心所欲，恣意而為。 於是，如同秦剛一樣，董軍也將在短時間內連升三級：國防部長（已升）、國務委員、中央軍委委員（這兩項職務應在2024年三月召開的人大會上落實）、中央委員（將在一再推遲召開的中共中央三中全會上落實）。秦剛連升三級（駐美大使、外交部長、國務委員），在外交系統引發羨慕嫉妒恨，出事後，該系統一片幸災樂禍。董軍連升三級，在軍方高層引發的，也必然是羨慕嫉妒恨；若將來出事，也必然激起一片幸災樂禍。 另外，如同李強一樣，董軍一上任，就面臨被完全架空的尷尬。國防部長已經是虛職，沒有高層人脈和左右手的董軍，更加被虛位化（或僅淪為一個發言人，即與美國對話，代習近平傳話的發言人）。這正是習近平所要的。如果說，習近平擔心軍方高層有人發動政變，相對擁有實力和人脈的劉振立和張又俠可能，但董軍的可能性就相對小得多。 從這一點而言，與其說是習近平信任董軍，不如說是他不在乎董軍。放棄劉振立而提拔董軍，習近平的出發點和苦思極慮，不是軍隊的進取，而是他個人的安危。換言之，習近平選中董軍，並非以事論事，而是以人論事。仍然是權力鬥爭的戲碼。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說「中國式人權」就是「吃飯權」，如今中國人的「吃飯權」也不保 近日，有廣東網友在微信上發文披露：「農村辦宴席必須購買保險。老爸今年年底八十大壽，幾姊妹商量著為他辦個壽宴。正在籌備階段，就接到村裡通知，紅白喜事除了提前申請，還要購買保險，每十五桌五百元，三十桌一千元，依次類推，且只管本次宴席期。咱農民容易嗎？」農村人辦宴席，承擔不起到正規酒樓的高額費用，通常是在家辦，四川的說法是鄉廚辦「壩壩宴」。自古以來，農家自己辦桌，統治者不會過問。如今，中共的黑手居然伸到農民餐桌上。過去，常常聽說城市裡異議人士在敏感日期聚餐被國保暴力阻止，這是異議人士享受的特殊待遇。如今，農村人親友鄰里聚餐也要交錢購買「吃飯權」，一個「有粟且不得食」的時代來臨了。 人權律師陳建剛引用清末翻譯家嚴復翻譯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話對此事加以評論：「極之而三權者合，既議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審其所行者與法之離合，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者聚而集於一人一眾之身，是一人一眾者，無論為貴族，為平民，其治皆真專制，雖有粟且不得食，政治自由云乎哉？」也就是說，三權合一就是專制暴政，專制暴政的結果必然是「有粟且不得食」。 中共常常標榜說，「中國式人權」就是「吃飯權」，中共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乃是千秋偉業。江澤民就理直氣壯地在國際社會宣稱：「民主、自由、人權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中國有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人權觀。中國有近十二億人口，其中八千萬人還處於貧困狀態，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是對世界的一大貢獻。」這是強詞奪理，中國人民向來是自己養活自己，中國人民沒有飯吃的狀況，都是統治者造成的，如毛時代的大饑荒。如果沒有獨裁暴政，中國民眾的餐桌必然更加充盈豐富。 中共當局對農民的「吃飯權」橫加干涉，絕非廣東網友所揭露的個案。中共官媒的正面報道滿坑滿谷。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官媒報道，當地政府利用數位化手段，開發「農村家宴服務在線」應用，實現場地預訂、廚師預訂、菜品預訂、婚慶預訂等辦宴事項線上集成辦理。為進一步推動農村家宴食品安全監管規範化、精準化、智慧化，湖州還發布浙江省首個《農村家宴一站式服務平台建設與運營規範》，制定《湖州市集體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湖州市農村家宴從業人員（鄉廚幫工）管理規範》等制度，構建辦宴預訂、備案、審核、監督與評價的全流程監管機制。 又如，廣東省中山市成立農村集體聚餐專職小組（仿效習近平「小組治國」模式），宴席開辦前對各村上報的申報資料進行嚴格審查，包括承辦宴席經營者資質、工作人員健康證件、宴席功能表等，對不符合規定的申請及時退回。 再如，四川省儀隴縣市場監管局探索創新「壩壩宴」監管機制，與鄉鎮食品安全「穿透式」監管有效融入，建立全鏈條在線監管平台，過程管理全追溯，風險管控全鏈條，抓住了農村群體性聚餐安全的「牛鼻子」。工作人員到現場進行服務指導，引導辦宴者減少浪費、厲行節約，還依託智慧在線監管平台，宴席承辦者、舉辦者、村幹部、鄉鎮幹部和市場監管局監管人員五方共同履職盡責，從宴席的申報、審核、檢查、複查、整改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管理，實時跟蹤宴席進展，確保各環節監管責任落實到人。 由此，中共實現了「天網恢恢，密不透風」，「老大哥」對每一個人吃什麼和怎麼吃了如指掌。 干涉民眾飯桌的國家，就是法西斯國家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河南省滑縣一戶村民在家辦宴席，來了一群身穿制服的監管人員，氣勢洶洶地聲稱：「農村只要開火聚餐，就要辦食品經營許可證，否則罰款。」看來，農民連「生火權」都要向政府購買。一時間引髮網上熱議。有網友評論說，幾百年幾千年來，在農村辦紅白喜事時，都是請有技術的廚師人員幫忙做的，豬是自己養的，蔬菜水果是自己種的，洗菜切菜洗肉等都是鄉里鄉親一起幫忙的，所有食材都很新鮮，哪來所謂的衛生問題？反倒是近年來大中小學校園的學生餐飲屢屢發生嚴重事故，甚至有孩子被毒死，有關部門卻包庇責任人，打壓伸冤的家長。這難道不是「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偏要管」嗎？ 在輿論壓力下，「滑縣市場監管」微信公眾號通報稱，他們是接到舉報後，派遣四名執法人員到達現場執法，「在執法過程中，執法人員對政策解讀不規範，引起了群眾誤解。我局已責令該同志作出深刻檢查，並做出停職處理」。政府官員總是能見機行事，推卸責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共的黑手粗暴干預民眾的餐桌，歷史上找不到先例。這就是皇權專制與現代極權政治的差別。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歷代王朝的統治尤其是宋以後，行政管理基本上局限在縣一級，縣以下的鄉土社會另有一種勢力或一種文化在起支配作用。縣一級或縣以上，由王朝派官員加以管理；縣以下，鄉紳或者士紳起主導作用。這兩個社會之間有聯繫，但縣以下的社會基本處於「無為」狀態。這就叫「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然而，中共建政之後，黨權下縣、下鄉、下村，還深深嵌入每一個家庭乃至每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如學者楊繼繩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皇權專制的文化土壤上構築了一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由於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國家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經濟和政治的雙重鉗制，老百姓的個人自由被徹底剝奪。 如果用奧地利裔美籍心理學家賴希的理論來透視和分析今天中國出現的種種怪現狀，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賴希雖未到過中國，也未專門研究過中國，其論述卻切合中國現狀。賴希在受納粹迫害之前，就受德國共產黨打壓，德共將其開除並查禁其著作。所以，賴希是最早洞悉納粹與蘇俄、希特勒與斯大林是一丘之貉的西方學者。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代表作《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不僅遭到納粹蓋世太保查禁，還遭到蘇俄及若干歐洲國家共產黨嚴厲批判，因為他戳到他們的痛處。《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與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樣，成為研究現代極權主義的經典。 賴希指出，國家機構發源於「送信人」，傳遞資訊是其最初的、簡單的又必需的職能。隨後，「郵政系統」成了社會的一個「機構」，再逐漸發展出其他功能。再以後，郵政系統委託一個送信人負責「檢查郵件」的任務，這樣一來，郵政的社會管理就擁有了一種凌駕於個人和社會之上的權威主義權力。社會的管理機構就轉型為鎮壓機構。比如，警察局開始禁止私人家庭的無害遊戲，規定一個男子或女子能否在自己的房間單獨會見一位異性，決定他們何時起床、何時睡覺，那麼，它就具有了暴虐的權威主義國家政權的形像，這種國家政權凌駕於社會之上並反對社會。在論述群眾與國家的關係時，賴希的結論是：「國家的義務不僅是鼓勵勞動人民群眾對自由的強烈渴望；它也應該盡一切努力使他們能夠自由。如果它沒有這樣做，如果它壓制了對自由的強烈嚮往，甚至濫用它，阻礙趨向自治的道路，那麼顯而易見，它就是一種法西斯國家。」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就是一個法西斯國家。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辯論場上被問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相互隸屬的關係，侯友宜與柯文哲先是顧左右而言他，拖過時間後索性放棄回答這個問題。不回答，當然是這個問題對他們而言不好回答，不能勇敢地講出選民希望聽的話，更是因為講出來恐怕會得罪更重要的人。 其實侯友宜與柯文哲大可不必這樣百轉千回，所謂兩岸有沒有相互隸屬的問題，早在國民黨李登輝執政時就有過標準答案。「兩岸互不隸屬」，不僅李登輝說過，即使現在被歸為深藍統派的連戰、蘇起也說過，就連馬英九本人都曾在他擔任陸委會主委都提過。在2003年國民黨當時已經失去政權之際，時任黨副主席的馬英九就公開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岸互不隸屬。」 以前說過現在卻不敢說，這代表一種立場上的退卻；國民黨該思考的是，到底是從什麼時候什麼原因讓自己在面對共產黨時顫顫巍巍，變得這麼窩囊？而選民該思考的是，正是因為國民黨與民眾黨都這麼窩囊，也難怪共產黨千方百計就是要把民進黨拉下台；畢竟，對付藍白總比對付民進黨要容易多了。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相互隸屬？不用了解兩岸過去70多年的歷史糾葛，只要有憲法學或政治學大一基礎課的程度都能夠輕易地回答。國民黨與民眾黨都說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主權至高無上，既然是在最高位，它如何能夠隸屬於誰？兩岸互不隸屬，既是歷史事實，也是政治現實，更是憲法法理的真實。 兩岸所有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產黨自始都不承認有一個「中華民國」的存在，但不承認中華民國又希望透過互動交往拉住台灣，所以國共兩黨創造出「九二共識」這個通關密語，密語的背後其實就是「一中原則」。有時候只講九二共識不講一中原則，其實是共產黨暫時給國民黨一個「面子」；但是從2019年元月2日的習近平公開定調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共謀統一之後，一切圖窮匕現。時至今日，九二共識就一中原則，它的背後更是要推動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最大的特色是「去主權化」，藉由去主權化的創造性模糊，為兩岸之間低階的事務交流以及人員往返創造環境，問題在於兩岸交往根本不可能長期維持在低階的事務往來，所以它的局限也非常清楚。侯友宜現在說他要做的是一個「合乎憲法的九二共識」，那是把「憲法」兩字冠在「九二」前面，也就意味兩岸之間的通關密語連名稱都不可能有「共識」了，如何可能交流？這不但是在騙選民，也是在騙自己，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其實，憲法只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其存在的意義在於人民。當憲法是用來鞏固民主、保障人權，所有人都會赤忱擁戴它；但如果憲法是用來膺續法統、殘民以逞，所謂的憲法也就失去存在意義。在「中華民國憲法是護國神山」的語境里，侯友宜意圖用兩岸法統的延續作為台灣的護身符，但這其實又是一個謊言──如果中華民國憲法這麼有用，那蔡英文早在2016年就職演說就已經承諾用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關係了，為什麼兩岸交流還是中斷了8年？到現在還時不時軍機繞台？ 兩岸的問題沒有那麼複雜，關鍵在處理彼此關係絕對無法繞過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只要中國共產黨願意肯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就算是民進黨執政，民共兩黨也可以相談甚歡、共創未來；只要中國共產黨不承認中華民國主權，就算是國民黨執政，它也會如當年的馬英九一樣左支右絀、動輒得咎，很快地被台灣人民趕下台。 九二共識是一條歪路、歧路、不該走的路；共產黨、國民黨，可能還包括台灣民眾黨，真的不要再白費力氣走這條冤枉路。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12月15日，中國社媒平台微博提醒用戶避免發表有關經濟的悲觀言論之際，中國國安部是在官方微信賬號上發表《國家安全機關堅決築牢經濟安全屏障》的文章，認為「唱衰中國經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道路的攻擊與否定和對中國的戰略圍堵打壓」。由國安部出面發布言論禁令，自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尚屬首次。這讓我想起一個規律：統治者最有信心之時，言論相對開放，例如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直到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統治者信心嚴重欠缺，言論管制非常嚴苛，比如毛澤東文革時期、1989年64之後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前。一個月內，國安部連續三次發文，將言論管制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當然是中國當局缺乏信心的表現。 中國曾有一段經濟學領域不反自由化的寬鬆時期 管控言論是共產文化娘胎裡帶來的病，所有共產政權（包括西方左派政府）都好這一口。西方左派還沒達成這點，是因為言論自由是這些國家數百年來的傳統，目前只能利用「政治正確」一點點蠶食言論自由。中共自出生以來，就在黨內實行一言堂，建政以來在全國實行管控言論，但是，萬事皆有例外，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過一段時期，經濟學包括經濟政策分析曾比其他學科多點言論自由。 1998年初，我的《現代化的陷阱》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一時間在中國產生風生雷動之效應。當時的反應大概是三種：一是完全不了解情況的普通公眾，認為「這種直批改革弊端的書都能出版，咱們國家有希望」；二是外國駐京記者，有人認為當局要進一步改革開放了，當時還很有名的《遠東經濟評論》駐京記者因此寫了篇《北京的春天》；三是比較了解內情的人，這類人包括兩種，一是我的朋友圈，知道這本書1997年初完稿之後，在國內周遊了十三家出版社被拒絕，都高興地感嘆「終於出版了」，認為今日中國出版社總編輯黃俊青先生成功地打了一次插邊球；另一類是在體制內居於較高位置者，據他們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劉吉先生之所以敢支持出版這本書，有個原因，那就是在經濟研究尤其是經濟政策分析方面，江澤民時期秉承趙紫陽當年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堅持的一條原則：經濟研究領域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由是：經濟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大家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既然要發展市場經濟，依靠計劃經濟那點經驗，根本無法管理調控中國經濟，因此在經濟領域要放開言論管制，讓專業研究者發言。 說到這裡，得簡單回顧一下「清除精神污染」（簡稱「清污」）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段歷史。這是自中共建政以來，僅有的兩段允許黨政媒體公開就黨內對立的思想觀點辯論的短暫開明時期。 「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發生於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雖然歷時只有兩個月，卻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在1983年10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與會者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要求「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製造精神污染的行為作鬥爭」，陳雲發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講話。會議的最後一天10月12日上午，鄧小平使用鄧力群準備的講話稿《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特別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什麼叫「精神污染」？主要是港台流行文化例如許多流行歌曲（如鄧麗君等）、流行髮式服裝傳進中國大陸，交誼舞會遍及全國大小城市甚至農村。1983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清除精神污染」的號令之後，全國各地黨委及政府都將重點放在這方面，在一些大城市市委機關門口甚至有這樣的提示：「男士大包頭，女士披肩發，塗脂抹粉，佩戴首飾者，均不得進入大樓」。文藝界積極開展對流行音樂的批判，人民音樂出版社還出版了《怎樣鑒別黃色歌曲》，將《何日君再來》、《夜來香》定性為「黃色歌曲」的典範，連李谷一的《鄉戀》和蘇小明的《軍港之夜》也被認為是靡靡之音。各大學保衛部將晚上抓捕戀愛學生當作清污的重要內容。「清污」運動進入高潮時期有擴大化趨勢，日益變成一場文革式的整人運動，引發社會不滿。從下面這幅宣傳畫可看出「清污」的主要內容。 對於這場運動，最先警覺並且全力踩剎車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11月14日，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對「清污」正式發表講話，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這篇社論及後來的數篇文章對「清污」提出批評，強調清除思想戰線上的污染，不要蔓延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興趣愛好上面去。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總結，稱鄧小平的「清污」決定是對的，但是在下級執行時出現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指示》，「清污」運動不得不草草收兵。 黨內左派對此結局並不甘心，於是想方設法利用1980年代初由鄧小平等人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政治口號。1986年底，爆發了「八六學潮」，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於1987年初被迫辭職，中共極左勢力鄧力群、胡喬木等人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於1987年初順勢推廣、展開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次重點放在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姓社還是姓資、經濟特區應不應該開辦等方面，該運動此後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反對，趙紫陽認為鄧力群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運動來反對和否定改革開放，並以此說服了鄧小平（辦經濟特區是鄧小平的主張），該運動隨後於1987年中期逐漸結束。據說「經濟領域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趙紫陽關於該運動的一個內部講話定下的。 1989年6月江澤民接任總書記之後，最開始有反改革傾向，經鄧小平南巡講話敲打後，從此堅定推行改革開放路線，趙紫陽定下的這條原則得以保留下來，胡溫時期雖然開始反顏色革命，提倡「五不搞」，但經濟領域內的討論尤其是民生方面仍然算相對寬鬆。這就是相對於其他領域的死氣沉沉，中國的經濟領域討論顯得相對活躍的原因。 習近平第一任期內主要是反腐，對經濟領域的言論管制未提上日程。但第二任期內，經濟討論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對經濟政策的批評）逐步加強，許多話題包括民生也不能討論了。演化到今天由國家安全部連續發文加以限制，明顯帶有恐嚇性質。此禁言令下達以來，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正面讚揚，如圖： 網路截圖 文革萬馬齊喑 殷鑒不遠 文革結束時我已經成年，對當時的宣傳記得非常清楚。全國人民一直深受物質供應匱乏之苦，連飯都吃不飽，在鄧小平1975年1月復出後，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抓革命、促生產」，把發展經濟放在首要的戰略地位，力圖將全國的政治經濟生活重新納回到正常軌道中稍有起色，但毛認為這是否定文革，展開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國人又開始「吃社會主義的草」，但中共的宣傳機器卻大肆渲染中國經濟形勢大好，當時的舊文是如此描繪： 網路截圖 將圖片中這篇1976年的報道與今天的宣傳文章相比，二者幾乎連文風、用詞都非常相似，外界評論習近平在思想控制上開倒車退回到毛時代，並非虛言。 在這篇文章發布之後四個多月之後，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清除。對十年文革時期的經濟， 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稱：「從1974年到1976年，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詞中提到文革十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這段歷史說明：再華麗的宣傳，也挽救不了經濟走衰的現實頹勢。中國經濟目前雖然走衰，但比「文革「時期好得多，如果北京當局誠實地面對現實，能夠拿出趙、江兩位前任的胸懷，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總能因地制宜，找出解決之策；閉塞言路的結果必然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2024年台灣大選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台灣中選會先後舉辦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政見發表會，相當於美國大選中的辯論。在12月20日的總統候選人政見發表會上，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提到：「在中國（中共）的眼中，我們三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通通都是台獨」 對此，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在隨後的政見發表會上不以為然，並反擊說：「這完全是賴皮，賴清德不要賴皮，賴清德不認同中華民國才是台獨。」中共國台辦發言人則趁機繼續猛批賴清德：「賴清德的挑釁言論十分危險、不自量力。」 其實，賴清德的這個說法並非沒有根據。那就是，中共動輒給別人扣上某種獨的帽子。且不說，主張獨立或統一，本身屬於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在民主和多元化的正常社會裡，都是正常選項，且符合聯合國憲章。但在中共那裡，卻故意用「獨」字來覆蓋一切。因為，在中共長期的（偽）愛國主義宣傳、洗腦和毒化教育下，任何獨立主張，諸如疆獨、藏獨、台獨、港獨，都已在中國大陸遭污名化。以至於，中國大陸人談「獨」色變。 比如，針對香港和港人，不論哪個階層或群體，只要不認同中共，僅僅是要求民主、自由、普選，中共就不分青紅皂白地給他們扣上「港獨」帽子，以至於，在原本沒有「港獨」主張的港人，硬是被中共逼出「港獨」的主張來 – 部分年輕港人後來的確開始認真考慮和追求香港獨立。 中共之所以熱衷於「港獨」，乃是方便在中國內地宣傳，打起民族主義的旗號或（偽）愛國主義的旗號，就能煽動仇恨，讓內地中國人仇視香港人，進而一概抹煞港人對基本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堅持，硬生生扭轉港人抗爭主題，把港人依據《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承諾與規定、要求落實雙普選的呼聲，一概扭曲為「港獨」主張。 在西藏議題上，中共的操作手法也一貫如此。藏人中，原本有兩種主張：部分年輕藏人主張西藏獨立；但多數藏人的主流主張卻是達賴喇嘛尊者倡導的「中間道路」- 西藏可以留在中國版土上，但西藏必須實行真正的自治，以保護西藏獨特的宗教和語言等文化傳統。但中共充耳不聞，或假裝聽不見、聽不懂，為了煽動中國民眾對達賴喇嘛的仇恨、並迴避與尊者展開誠意談判，中共硬是給達賴喇嘛尊者死死扣上「藏獨」的帽子而大加批判。 回頭看台灣，中共故技重施。誠然，與香港和西藏情形不同，台灣的主流民意是獨立，而代表這種主流民意的往往是本土派政黨如民進黨。但作為民進黨的領袖人物，無論蔡英文還是賴清德，都主張維持現狀、維持兩岸和平。北京把民進黨領袖定義為「台獨」。但還嫌不夠，即便是主張統一的國民黨執政，只要沒有按照中共的要求、腳本和進程推進兩岸統一，就仍然被定義為某種「台獨」。比如馬英九執政時代（2008-2016），中共媒體和御用學者就曾把主張「不統、不獨、不武」的馬英九定義為「和平台獨」。 到了2023年，本身是統派人物、並在中國大陸大量投資設廠、與中共關係不淺的台灣富豪郭台銘宣布參選總統，竟遭到中共媒體網路的狂轟濫炸，有的言論竟指他是「變相台獨」。習當局甚至直接出手，對郭設在中國各地的富士康工廠展開突擊查稅，意圖逼他退選，免得干擾中共布局或期待的藍白合（國民黨與民眾黨合作、侯友宜與柯文哲攜手參選）。稍後，郭台銘退選。但中共巴望的藍白合也以破局告終。 台灣各路候選人，須對中共有基本認知。盤踞北京的中共獨裁政權，處於專制心態和強迫症心理，非要台灣各界順從它的意識形態，稍有不如意，就無論統獨、不分藍綠白，一律冠以「台獨」的高帽子，痛加批判，煽動仇恨。 台灣各路候選人、以及台灣民眾，不可不知中共死意要吞併台灣，不惜發動戰爭，並非只為反台獨而已，其實，它有三重原因、三重意圖、三重目的： 其一，阻止台灣獨立。儘管，這只是中共表面上的原因（中共在歷史上曾高調支持台獨）但至少，有利於中共在中國大陸繼續打民族主義和（偽）愛國主義的旗號，轉移內部矛盾焦點，持續忽悠中國人民，以維持其專制統治。 其二，消滅台灣民主。因為，台灣是華人民主燈塔，極權中共最怕這一燈塔效應，急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正如中共對香港，最怕香港自由影響中國內地。是中國香港化還是香港中國化？囿於一黨之私、一己之私的中共，急欲搶先讓香港中國化。 其三，滅亡中華民國。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結果。遷到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是中共的一塊心病，生怕有一天中華民國捲土重來，以其合法性終結扮演亂臣賊子的中共政權。正如滿清推翻明朝之後，鄭成功所部在沿海高舉反清復明大旗，未能成功，後來遠遷台灣；但滿清仍視之如心腹大患，必欲滅之才心安。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