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儿童节汇聚多元文化 新州州长到场致辞
2026 年 9 月 15 日
台湾大选杂感 台湾大选尘埃落定，民进党赖清德、萧美琴当选正副总统，我认为是选对了人，走对了路。今天有些零碎感想，不妨讲讲。 一、今早看见一位“老师”在脸书若有所指说，中国军工股礼拜一必定上涨，不禁失笑。莫说中国A股久已“不举”，就算还有资金炒上，军工股在赖萧民调领先时，按照他的逻辑，也早应该大涨了。但有吗？没有。 炒股是炒预期，正如某区要起捷运，楼价在消息一出时就冲天了，根本不会等到捷运落成才升。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师”不是讲股票贴士，只是借此暗示：票投民进党，台湾人就要上战场。真的吗？ 二、中共最希望台湾人相信的，正是绿营赢了，战争风险就会大增。退一万步，就当这是真的，却似乎没有人探讨过：战争机率会增加多少？增加一倍有可能吗？绝对有可能，比方说，机率由万分一增加到万分二，也是升了一倍，问你怕未？ 三、看了昨晚大选得票率，我反而觉得有现在这个结果，台湾今后四年打仗的风险才最低。为什么呢？请看看以下四届总统当选票数走势： 2012年马英九689万票 2016年蔡英文689万票 2020年蔡英文817万票 2024年赖清德558万票 今届侯友宜及柯文哲，分别得467万、369万票。尽管赖清德得胜，但跟上届相比，绿营丢了250万票，反映了什么民情呢？不言而喻吧。 对民进党更不利的是，今届立法院席次民进党不过半（51席），蓝（52席）白（8席，成了关键少数）联手，跟绿营比例是60:51，赖总统施政必受制肘，国防预算、军备购置都可能受到蓝白阻挠。 看了这个形势，如果你是习近平，会怎么想？绿营虽然赢了，但民情逐渐背离（这是数据反映的客观事实），今后数年，只要加强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攻势，坚持抹黑对手不动摇，再调整一下选举策略，下届大选，就很可能把民进党拉下台。 然后呢？里应外合，完成“大一统”千秋大业，这样成本才最低，习近平现在为什么还要打仗？ 绿营得胜，虽然大喊“美德赢台湾，台湾赢得美”，但恕我直言，看得票率和立法院席次，绿营赢得不算很美。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赖萧赢得不美，却符合中共将来“统一”的如意算盘，反而降低它即时侵台的可能。 四、尘世间所有土匪，都是取易不取难的。攻台风险何时最大？让我重复一次，就是“里应外合”的时候，即习近平自信满满，认为有最大机会成功的时候。 五、中共国台办在台湾大选后说： “这次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显示，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这次选举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大势。” 看数字，确实有过半选民不投民进党，但岛内主流民意，也肯定不是跟中国统一。根据台湾陆委会2023年10月26日发布的民调，支持“尽快统一”者仅1.1%，支持“暂维现状，以后走向统一”是5.7%，换言之，仅6.8%台湾人支持所谓“统一”。 由此可见，不管大多数台湾人支不支持民进党，台湾主流民意都是反对“统一”。 六、既然台湾人多数抗共，为什么明显亲共的蓝、白两党总统候选人，加起来依然有超过800万票呢？因为这群人大多数仍相信蓝、白不会卖台。 但马英九已明言“必须相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中国近日发射卫星，引发台湾发全国警报后，柯文哲竟一时口快以“猪队友”形容中共。如果连叫你相信习近平、称中共作“队友”的人，你都看不出是对岸执政集团头目的爱将，我也实在无话可说。 不禁想起2012年香港“选”特首，当时主流民意也相信“亲民贴地”的梁振英；习近平初上台时，很多中国人亦寄予厚望，为他的“打贪”鼓掌。呵欠，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类总是犯重复的错。 今后数年，但愿民进党能挽回民望，也尽力备战（只有自身够强，对岸才不敢动手），因为不单是你输不起，台湾人更加输不起。（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新年伊始，出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消息。美国禁止外国的腐败官员和亲属来美国，包括转运资金等等。可在中国却炸了锅，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卯足了劲地痛骂，像极了一句古语叫做如丧考妣。这可真够奇葩的。 人家禁止脏钱入境，这不是帮助中国反腐吗？怎么中国倒不答应，急赤白脸地跳脚呢？正常人真的看不明白了。对中国稍微有常识的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猫腻了。因为中国早就不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了，这个禁令危害的，是正在转移资金和老婆孩子的官商结合体阶级，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有朋友质疑说，钱入美国不是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吗？为什么反对呢？问题在于这些钱入美国，也加强了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从根本上危害着美国的安全。这些人都是两面吃，老婆、孩子和钱送到美国是安全的，给中共做渗透也是必须的，否则那边日子也不好过。表忠心是存活的重要条件，这就决定了两面吃的特点。 为什么官僚资产阶级要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政党呢？这就是船要沉了老鼠先逃跑的道理。船要沉了首先关系到自身的存亡，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以习近平的多疑善变和冷酷无情，谁是绝对安全的呢？而且共产党的反腐败，只是清除可疑对手的借口而已。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变成可疑分子了呢？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先安排好退路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即使你相信自己比刘源、刘鹤还更加发小，不会触碰政治红线，也架不住经济崩溃后被清算，成为习近平的替罪羊。那么火的经济怎么就会崩溃呢？这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几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就成为政绩的硬指标，升官发财的原始根据。于是就变本加厉地实行基建狂魔，贫困县市可以花多少个亿的资金，建设毫无用处的形象工程。大公司可以资不抵债建设烂尾楼。这种风气积累下来，就是银行业背不起巨额债务了，经济崩溃指日可待。 不就是银行没钱嘛，可以发行钞票就有钱了呀，没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内行骗外行的标准用语。老百姓都穷得快要吃不起饭了，只好开始割那些富人的韭菜了。中产割完还不够，就轮到了官僚资产的大户了。股市上不好割，传说上已经割到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不给钱就上手段，露出了他爹当年打土豪收买路钱的本色。傻瓜还不赶紧逃跑。 有些人是几年前就看出来崩溃的必然性，赶快趁着高价卖掉了房地产。这不算聪明，只不过按照常识冷静判断而已。任何商品远远超出需求，必然卖不出去积压资本。大比例的积压资本，必然的下场就是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选择基建狂魔这种傻X政策呢？而且现在已经卖不出去了，还要再注入资金，积累经济危机呢？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不是人傻钱多可以解释的。这就和共产党人的专制政治有关了。这些人从小受的是马列主义的教育，满脑子都是什么什么决定着什么什么，只要抓住了什么什么，就一把钥匙解开了千把锁。从迷迷糊糊的计划经济转舵，要搞市场经济了。看看人家资本主义依靠什么衡量经济发展呢？GDP就是那个硬指标。 于是为了这个决定性的硬指标。制造出了无数稳赔不赚的经济奇葩，积累出了现在的经济危机。聪明的老鼠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台湾总统选举结果和此前民调显示的一样，由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对于赖清德选胜的原因，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然而，有一点要注意，中国因素，即台湾多数选民特别是绿营选民对中国的恐惧，可能为他们把票投给赖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台湾总统选举或许是自政党轮替以来最激烈的一次，蓝绿白三党推出了各自候选人竞逐，在选前的所有民调中，虽然赖清德都要赢过其他两个候选人，但和第二名侯友宜的差距并不大，两人的得票数也表明了这点，这使得此次选举充满一定悬念。 民进党虽然在台上执政八年，拥有比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更多的资源用于辅选，可客观地说，台湾民众对蔡英文这八年的执政评价有很大分歧，要不能，在选战初期的民调中，有六成选民希望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事实上，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确实也赢得立法院微弱多数。 中国因素促使选民票投民进党 民主国家，如果一个政党执政多年，选民普遍会有一种疲劳心态，想换它的对手上台，尤其是执政党若政绩不佳的话，这再正常不过。原因也很简单，除了选民有喜新厌旧的心理，主要是执政党台上时间长了，总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未必是执政党造成的，但因为是你执政，就得背锅。台湾这次选举，国民党猛打民进党的弊案，包括高端疫苗的“黑幕”问题，赖清德本人的老宅违建、民进党立委的自拍和偷录等。但是，为什么多数选民尤其是绿营基本盘还把票投给了赖，就值得细细琢磨。 不妨假设，这次选举中国的因素完全不存在，或者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家，如果国民党攻击民进党的弊案，很难讲它不会对赖清德的绿营支持者产生影响。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选民虽然会支持本党或者认同的政党候选人，但也会看重他支持的政党及其候选人的品格，倘若在选举中该政党或者候选人被对手揭出弊案，他的支持者是否会死心塌地地就把票投给他，其实是说不准的。 然而此种情形在本次台湾选举中没有出现，不是高端疫苗的“黑幕”或赖的老宅违建问题可以忽视，而可能是另外的因素导致的，这就必须说到中国。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即使中国不存在介选，台湾选举要想撇开中国因素，也做不到。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有理由认为，绿营选民最后把票投给赖清德，不是他们容忍民进党的弊案，或者认为赖的违建无关紧要，乃是在他们看来，只有赖才能确保台湾不被中国“吞并”，免受大陆专制制度的侵袭，而对侯友宜和柯文哲，他们可能就没有这种信心。 在去年选战开打初期，国民党将本次选举塑造为战争与和平之战，选国民党会带来和平，选民进党会带来战争；民进党则将选举定调为民主与专制之战，选民进党会保住台湾的民主体制，选国民党会给台湾带来专制的灾难。这个口号的喊出，对绿营支持者有极大的鼓动作用，因为他们确实担心，如果国民党上台执政，随着两岸交流的加深，台湾会被大陆带坏。中国的专制体制以及由这套体制支配的生活方式借着两岸交流而强势侵入台湾，污染台湾的政治、生活和民心。这是绿营选民不乐见并且感到害怕的。 不要专制的中国，台湾本土意识抬头 两岸在过去十几年的渐行渐远以致现在多数台湾人，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总根子在于中国的专制体制。台湾本土意识的生成，成因很多，包括国民党放弃戒严，开启民主转型，民进党执政后修改课纲，有意识地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等。然而，有一个现象必须提及，也就是在两岸恢复交流，特别是在两岸直航三通后，经贸、文化、旅游交流的频繁并没有弱化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反而加固强化了，让台湾人更体认到，台湾人是台湾人，大陆人是大陆人。 这种身份意识的强化并非只出现在绿营，蓝营也有。在两岸交流的二、三十年里，台湾人意识发酵壮大，成为主流民意，尤其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绝大多数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很多外省二代特别是三代已经完成了身份转变。国民党的新生代也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主张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台湾国民党，不只是出于同民进党争夺选民的考量。此次总统选举，不少人注意到，蓝绿白三对正副总统候选人，只有柯文哲的副手表态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其他人只称自己是台湾人。也许侯友宜和赵少康怕被民进党贴标签，然而，这种怕的心态不正好说明问题了吗？ 为什么两岸交流越密切，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反而越强烈，对中国越排斥？原因就出在，正是交流的频繁让台湾人认识到两岸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迥异，担忧中国会借着庞大的体量，在两岸交流中变得强势，台湾抵挡不住中国专制体制的侵袭，从而污染台湾的政治生态，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 两岸的大规模交流是在胡锦涛后期和习近平前期，胡虽是弱势总书记，但在他执政后期，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中共变得比过去保守和专制。这种情况到习上台进一步强化，当局对思想、言论的压制达到一个空前强度，对维权人士和政治反对派的打压变本加厉，对党内和社会的控制是自毛以来最严重的。习惟我独尊，容不下异己，整个社会的政治风貌完全改观，重新回到毛时代的那种肃杀状态，没有一点自由的习气。 大陆人对习近平的极端专制都非常痛恨，无法容忍却又不得不容忍，台湾人看在眼里，他们当然害怕大陆的这套体制对台湾自由民主的侵害。虽然出于发展经贸等现实考量两岸不得不来往，但台湾肯定要设置一套防火墙阻遏大陆的专制制度在两岸交流中渗透台湾，就像大陆设置防火墙阻遏台湾的民主制度渗透大陆一样。当中国当局不把中国民众当人来看待，怎指望台湾人亲近中国？结果只能是，两岸交流越密切，台湾人对中国的排斥越强烈，对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越淡薄，乃至完全没有。再加上蔡英文八年两岸的紧张态势，终致两岸在不同路径上分道扬镳。 除非中国变革，台湾民意不会认同中国 坦率地说，要想台湾主流民意认同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唯一的可能路径，就是中国大陆必须变革，改变中共的专制体制，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两岸和平统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中国的民主变革当然首先不是为了统一台湾——相反很可能，由于两岸70多年的分治，即使中国民主化后，多数台湾人依然不愿和中国统一，而是为14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严，受政府尊重；但是，中国民主化后，至少在统一问题上，会得到自由世界的理解甚至支持。而如果中国还处于习近平极权统治的严酷体制下，连自己的民众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润出来，逃离中国，去强行统一台湾就缺乏道义支撑，遭到民主国家的反对乃是可以想见的。 故而，从中国的角度看，赖清德的选胜告诉北京当局，中国要想赢得台湾民心，缺的不是力，缺的是民主，或者民主之力。不开启中国的民主化转向，仍行3000年秦制，两岸只会愈行愈远。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蔡英文在选前之夜为赖清德助讲，提到“明天世界关键字是台湾”，美国各大媒体24小时后，确实都即时报导了台湾投票结果，而“赖清德”则是这些相关新闻的关键字。诸如《华盛顿邮报》以“谁是赖清德，台湾的新任总统？”（Who is Lai Ching-te, Taiwan’s new president？）为标；《时代杂志》也重新汇整之前访问赖清德的内容，刊出“关于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What to Know About Taiwan’s New President-Elect Lai Ching-te）。 过去，台湾在外媒刊登具文宣性质文章，目的在让外国人看到官方所欲呈现的台湾，至于外媒从自己角度撰述的报导，便是让我们理解他们所关注的台湾是什么，以及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对自己的读者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解释。这时，“看他们怎么看我们”，或可为台湾的定位给出一些座标。 很清楚，台湾选举结果由赖清德胜选后，美媒上相关文章，多以“中台关系”切入，强烈一点，如NBC写著“台湾公然反抗中国，选出了一位被北京贴上分离主义‘麻烦制造者’标签的新总统”；中性一点如npr，其用词为“民进党的赖清德成为台湾新任总统，这将决定此一自治岛屿未来对中国的立场”；《时代杂志》写的是“尽管中国对其（赖清德）主权观点发出警告，但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其竞争对手认输后赢得了台湾民主选举，从而使执政的民进党继续掌握第三任期”；《华盛顿邮报》的用词是：“台湾选出赖清德为总统。中国称他为危险的选择”。其他美媒下笔大同小异，概念不出以上。 首先，美媒呈现在当地读者面前的，就是台湾这场选举的结果，必然牵动中国敏感神经，这是美国读者第一个接收到的讯息。随后，在接续阐述台湾地（定）位时，美媒用词也多有雷同，包括“台湾的地位是中美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赖清德这次胜选，或将测试美中近期为改善长期低迷关系所做的努力”、“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赖清德承诺将与美国密切合作”…美国读者收到的第二个明示，就是台美关系现状，以及赖清德亲美立场。 继之，进入“赖清德是谁”，接续中台关系、台美关系，美媒除了描述赖清德曾是“支持台湾独立意志高昂的宣传者”，赖清德本人最受关注（引述）的句子为：“台湾愿意在尊严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中国对话”、“全球和平与稳定取决于台海和平”、“在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我们将站在民主的一边”。而美媒（《华盛顿邮报》）针对上述相关用字的诠释是：“赖清德没有试图取悦北京，而是表示他将专注于通过加强与美国和其他友好民主国家的关系来确保台湾的全球地位。” 以上字句尽管分散在不同媒体报导，排序容有不一，论述逻辑倒是一致的。则对美国读者来说，针对台湾这次总统大选所呈现出的样貌，即台湾民主选举由具台独色彩的赖清德胜选，中国很不喜欢赖清德，赖清德亲美立场明确，同时，他已释出愿意和中国在尊严平等下对话。 透过这样的归类和简要整理，对台湾人来说也许卑之无甚高论，但对美国当地读者来说，台湾如斯，却不尽然是一个他们所熟悉的国家样态。唯经由几个事实，遂有了“在赖清德亲美、中国反赖下，台湾平和顺利完成了2024年第一场民主国家选举”的理解。其中，美媒（NBC）曾写下“台湾地位是两个超级大国(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而台湾亦是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一”。说这一段话已是美国社会过去八年在蔡英文执政下，对台湾已然的普遍认识，并不为过。至于赖清德的胜出，则无论对前段“台湾地位是两个超级大国(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还是后段“台湾亦是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一”，都有强化印象效果。赖清德过去“独派色彩”，确实会更令北京严以待之，而台湾又一次的投票结果（在北京强烈反对下），却也同时再次彰显了一地的民主坚韧。 蔡英文执政期间，美国人对台湾的好感度日增，在2023年8月皮耶基金会的调查中，有三分之二（65%）美国人表示对台湾持有好感，调查时空背景，正值赖清德以副总统身分访问巴拉圭，并中停过境美国。可以说，美国人过去几年对台湾好感提升，主因正是透过当地媒体字里行间的陈述，而这一回，美国民众自媒体上浏览到的赖清德，就大致轮廓上来说，应该仍是他们所认为，并易于接受的台湾领导者形象。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四成选票当选总统，国会席次没过半，民进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赖清德就是依宪当选的总统，他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任免行政院长，就算立法院没有过半支持，他还是可以在有限的范围里施政；最坏的状况就是回到2000年到2008年陈水扁少数执政，“再怎么野蛮”对决“再怎么鸭霸”，4年后再让选民做出裁判。。 但从国家人民的角度，绝不希望朝野继续无日无之的对抗与争执。就此，赖清德只有一条路，就是沟通、让权，以及合作。只是，怎么沟通？如何让权？所谓“联合政府”到底可不可行？由于在台湾从没有任何先例，只能从做中学。 不同于一般内阁制国家的多数联盟组阁的概念，台湾总统直选，在没有被倒阁之前，行政权的权力基础全来自于直选的总统。以新国会绿营51席，蓝营52席，白营8席的席次分布来看，若基于执政的需要想组成国会多数联盟，由于绿白阵营的支持者较容易互相流动，也符合“最小获胜联盟”的权力分享原则，民进党自然必须把合作的对象锁定在柯文哲的民众党身上。 朝野合作的形式有很多，最单纯的作法是在立法院的合作，包括立法院正副院长及委员会召委选举，以及立院法案预算的攻防投票。对民进党支持者而言，与其看到韩国瑜坐上国会议长席，还不如让黄珊珊，甚至黄国昌坐上那个位置；关键在于立法院长必须保持议事中立，将折损仅有8席立委的民众党团战力，对白营而言未必划算。 为了稳固立法院的合作，双方也可以进一步架构其他的平台，包括定期的党政协商、两党主席的定期会商等等。若要再深化合作，甚至可以依“先政策，再人事”的原则，进行内阁的席次分配。例如柯文哲宣称他最重视“年轻人处境”与“公开透明”，那就可以考虑把NCC、金管会部分委员的提名权，甚至劳委会、内政部的人事交付予他；条件是，双方必须在往后的立法院重大议案表决有共同的合作默契。 至于未来到底是单纯的立法院合作，或要扩及到内阁席次与政策合作？关键在柯文哲的民众党要什么？要不要得起？事实上“政党合作”、“联合政府”在台湾其实都是崭新的概念，过去无法落实，原因未必是总统所属政党不愿分权，更在于在野党基于未来发展与选举考量而不愿为执政者背书。此所以柯文哲在选举夜宣称：“未来民众党将扮演关键少数，不会固定只跟谁合作。” 对绿营基层而言，柯文哲民众党向来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对象。不过，少数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会多数联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该不该的问题，这无关乎政党之间的政治仇怨，却是一个应该被努力建立的宪政惯例。 其实不只绿白合作，应该也包括绿蓝合作，只是基于“最小获胜联盟”的理论，所谓绿白合作的机会应该更大一点。形式包括定期的政党主席会面或私下拜会，甚至是重大政策征询，并承诺不推动朝野有重大分歧的政策。 如何面对国会少数的困境？是赖清德形塑其政治风格的第一项试炼。过程中，不能非友即敌，不能坚壁清野，否则不但合作不成，反而让激化在野阵营形成一个稳定反对联盟。这一切，都在考验新总统的政治手腕。 （全文转自上报）
主持人：苏拾莹 主讲嘉宾: 卢正邦律师，美国加州的两岸律师 李酉潭教授，台湾政治大学 冯崇义教授，澳洲悉尼科技大学 曾建元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及淡江大学 张小刚老师，澳洲中国海外民运人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时代漫谈》的政论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苏拾莹，我现在在台湾，当然也参与了昨天台湾大选的投票与观选活动。觉得很有必要与观众朋友分享，所以特别作今天这集节目，题目就订为《选后台湾面对的国际情势及挑战》 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很特别的一位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卢正邦律师，他是马英九的大学同学，但思惟与马英九相反；他目前也在台湾观选，应邀上不同的政论节目，很高兴他可以来我们这边分享。请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其他我们固定的嘉宾，一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李酉潭教授，请和大家打个招呼。二是来自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三是来自台湾淡江大学的曾建元教授，四是我们节目另一位主持人，也是澳洲的中国民运人士张小刚老师。李教授和曾教授今天在台北和一群西藏相关组织主办一场盛大的国际研讨会，早上我也去了现场，真是冠盖云集，学者专家齐聚，肯定会有很好的收获。我们是趁他们中午午餐的时间邀他们来上节目，等下就请他们先发表。冯崇义教授本来也是这场研讨会的重要发言贵宾，只可惜入台签证办不下来，很可惜。这点下一集我们来好好讨论，今天就先回归昨天的大选。 大家都看到新闻了，这次台湾总统大选，赖清德获胜，得了558万票，比国民党的侯友宜只多了90万票，民众党的柯文哲也拿到近370万票，比预期得好。 但是在国会这边，民进党却掉了十席立法委员，甚至比国民党还少了一席。新的国会，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占52席，民进党只占51席，民众党占了8席，呈现三党都不过半的情势。显然将来国会的纷争会不断上演，所以赖清德昨天的当选谈话也强调他会尽力做好朝野的沟通。 民进党在国会方面的失利对两岸关系肯定是有影响的，就像阻挡军购的马文君也当选了，继续留任立委，大家也知道，民进党亲美反中，国民党亲中反美(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就是典型疑美论者)，未来台湾的两岸路线会出现甚么变化? 不得不令人忧心。 对民进党来说，避谈反共议题好像不是办法，越避谈，人民认知越不清楚，选票就做出了答案。 现在就请专家来为我们解读。
习近平在2024新年贺词中轻描淡写地描述2023年的中国经济，是“在风浪中强健了体魄、壮实了筋骨”，这当然不是事实。虽然中国经济2023年将可能录得5.2%的增速，超出当局年初预定的5%增长目标，然而，数字是一回事，人们的实际感受又是另一回事，从后者来看，中国经济在2023年可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萧条”。这并非唱衰中国经济，因为连一些官方经济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疫情三年对中国经济最大的破坏，是让它丧失了自身动能。习20大三连任，组建一个清一色的习家军班子，他清楚知道2023年要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堵住人们对他霸王硬上弓的非议，所以当局再次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但是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重创程度，包括当局在内，许多人刚开始并没有足够认识，认为在放弃清零，重回正常生活后，经济会有一个报复式反弹，把疫情三年被抑制的需求和发展动能释放出来。年初确也出现了某种井喷现象，可惜昙花一现，重又回归疲软。经济专家把它解释为所谓的疫情疤痕效应造成的。 不论什么原因，经济没有雄起是个不争事实。在这一年里，人们谈到最多的是房地产问题，地方债务问题，消费不足问题，金融风险问题。恒大、碧桂园等头部房企连接暴雷，不少地方政府债务缠身，公务员要么发不出工资要么减薪，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以上，普通百姓收入锐减，不敢消费，外资撤离，出口下跌等等，反正都是坏消息。 客观来看，李强政府确实也很拼，政策一道一道出，干劲一遍一遍鼓，该减税的减，该松绑的松，该放行的放，该废除的废，总之，在折腾了十年后，习终于明白，经济才是实，是一切的根本，雄心万丈要靠经济支撑，经济垮了，群众不满，社会骚乱，其他都白搭。用很大的代价换得的这个道理虽说有点晚，没有完全把市场、资本和民众的信心吊起来，但至少止住了经济下滑趋势。倘若没有这个转弯，不拿出一股拼劲，仍然政治挂帅，2023年5%的目标肯定实现不了。 尽管当局在2023年做了很多拆弹工作，止住了血，然而2024年的经济形势仍不明朗。这可以从前不久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出。该次会议将2024年经济工作的基调确立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并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都是过去未有的表述。这个“新基调、硬道理和首要任务”，为的就是告诉各级官员不能泄气，要像2023年那样继续拼经济。因为当局很清楚，2024年的经济一点也不比2023年轻松，要不能，它不会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企图通过宣传引导，让人们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但这反而泄露当局对2024年的中国经济底气不足。 对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国际国内的研究机构，有认为能够达到5.2%以上的，有认为是4.8%的，也有认为可能是4.2%或以下的。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4年“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除了传统的问题外，新加了“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其实这三者也不是新问题，但却有新的表现形式。“有效需求不足”不仅指的是传统的消费需求不足，也指的是没有有效的投资需求，因为中国传统的基建投资模式严重饱和；“社会预期偏弱”说的是市场的信心问题，“偏弱”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是非常弱，也就是社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信心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则是指一些产业的产能本来要逐渐减少或淘汰，但在疫情三年，为解决就业、同时应对全球疫情，政府加大了对这些产业的投资，以致在后疫情时代，它们的产能严重过剩。可以说，如何化解这三个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2024年中国经济的好坏。 当然，提起2024年的中国经济，最严峻的还是要算房地产和地方债的问题。尽管当局2023年在房地产方面持续出台诸多利好政策，但无论是开发投资还是住房销售，都非常不理想，投资规模已回到2018年水平，楼市买气仍未全面回暖，2024年据预测仍将会有降大幅度下降。在地方债务方面，虽然当局2023年以特殊再融资债方式置换了相当部分的地方债务，减轻了地方的还债压力，然而，要完全化解地方的存量特别是隐形债务，至少还需几年。事情还在于，房地产也好，地方债也罢，如果宏观经济环境没有大的改善，它们有可能会再次恶化；换言之，雷区还存在，没有排完。而这两者直接跟银行、金融挂钩，风险转嫁给银行，并由银行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为什么当局2023年罕见重视金融风险，把金融安全提到一个非常高度，并在政府的机构改革中，特别成立金融委员会和金融监管总局？原因即在于，房地产行业和地方债领域雷区太多，过去几十年房地产高速发展积累的风险，在这几年集中爆发，官方根本不知道哪个环节会暴雷，所以，虽然小心又小心，但总防不胜防。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高达两成以上，过去一、二十年，它都充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角，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如今它岌岌可危，不能担当主角，按理就该消费来担纲，让消费在扩大内需中发挥主要作用。但要消费起作用，则又面临着如何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的问题，从而陷入一个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死循环。要跳出这个死循环，就必须进行真正的收入分配改革，但至少2024年当局不会这么做，而且即便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也不会带来即期效应。当局在2024年最可能采取的措施，是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事实上，2023年第三季度增发特别国债1万亿元人民币，就是按照这个赤字财政的思路举债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自身动能根本不足以支撑起它应有的潜在增长率，这背后的根源又与市场主体对习当局的信心失落有关，信心失落会导致对未来的预期不佳，从而不愿投资和消费。当局当然也看到了这点，岁末年尾，官媒不断放话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一大重点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习在毛诞讲话中，也声称要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动真格、敢碰硬，精准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但当局在2024年的改革能够走多远，市场是不期待的，因为人们看到当局还在持续扩权，而真要改革，就必须削弱政府权力特别是党权。当局若不能通过改革激发经济主体的动能来，便只能靠政府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可政策刺激的效果总有限，且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2024年的中国经济除自身的问题和困难外，还有两个特殊的事情或许会加剧困难，它们就是台湾选举和美国大选，都和中国有关，构成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台湾选举2024年初会出结果，如果不出意外，赖清德当选的概率最大。鉴于赖的立场，两岸关系肯定比现在会有恶化。而美国两党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对中国的攻击，特别是拜登如果显示自己对中国的强硬不输川普，那么拜习会营造的两国和缓气氛会一扫而空，中国也会对美采取强硬态度。这两件事尤其美国大选无疑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很大影响，外资有可能对进入中国市场更加慎重，对美的出口和技术升级也有可能进一步被抑制。假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意外出现，风险更大。 2023年的中国经济乃一地鸡毛，2024年是否仍会一地鸡毛，现在要准确预判，有些困难。但鉴于2024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从这个角度看，当局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年的经济在数字上显得难堪，然而，这不代表中国经济将脱离风险区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美中大国博弈在科技战场进行的所谓“晶片战”，最近又有了新的变化，虽然符合之前战略上的预期，但是美国商务部的战术目标从紧盯了中国一整年的先进晶片技术，转向关注中国大力发展中的成熟晶片技术。 此一转变可能一时让部份不熟悉半导体产业的观察者，有意料之外的感觉，本篇就来说明此一转变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上个月1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于这个月启动一项调查，欲了解美国公司如何采购“当前世代和成熟节点的半导体”，就是俗称的“传统晶片”（legacy chips）。而更深层的目的则是要为“继续分析更广泛的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基础的能力和挑战奠定基础”。 并且直指要“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 换言之，美国忧虑的还是己身军事国防能力因为晶片供应链受损而衰弱。这点很容易理解，《晶片战争》作者Chris Miller 在其大作中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前苏联在与美国的冷战中败北的主要原因，就是微电子技术太过落后，无法制造先进的晶片，因而无法制造出精准的武器。此说有一定道理。 从美国商务部2022年10月7日到去年10月17日两道出口限制令，也可以看出此一逻辑，拜登政府就是要预防中共政府取得更先进的晶片来发展更先进的AI技术、乃至更先进的武器。 只是，这回关注焦点大转向，不再是先进晶片了，而是成熟晶片。 晶片的所谓成熟或先进，并没有一个公定的标准。晶片制造业全球第一领先群的美国 Intel、韩国三星、与台湾台积电，都已经在3奈米以下的技术展开近身肉博了；第二梯队的台湾联电、美国格罗方德等两家晶圆厂则5年多前就宣布止歩于14奈米；欧洲的大厂则主要专注于28奈米、40奈米的晶片制造。而中国领头羊－中芯国际的制程技术，虽然几年前即已进入10奈米以下，但受限于无法取得足够先进的制造设备，即使传言协助华为制造了Mate60手机所需的麒麟9000s，量产能力还无法完全被确认。 所以，光是技术先进还不够，还要能够量产，才足以满足广大的市场需求。 好，关键来了：“市场需求”！半导体是一个全球市场，不计设备、材料、软体，仅论其终端产品－晶片，2023年的统计还没出来，根据研究机构 Gartner的统计，2022年的全球晶片营收是5996亿美元。再耙梳台湾电电工会一份公开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报告中定义的所谓先进制程－小于等于22奈米以下－其全球晶片市场占比，小于报告中定义的成熟制程－28奈米至150奈米，而且成熟制程的应用范围，远多于先进制程。 应用，更是关键。本文开头提及的美国商务部报告第二段也特别引用商务部长 Raimondo的话：“传统晶片对于支援电信、汽车和国防工业基础等美国关键产业至关重要。解决外国政府威胁美国传统晶片供应链的非市场行为事关国家安全。” 至此可以小结一下：美国现在关心的重点－用白话来说－就是：我虽然压制了你的先进晶片制造能力，但是你们的成熟晶片制造能力与产量，却似乎正在大步向进，而我们也需要成熟晶片，尤其是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关键产业所需的成熟晶片；万一未来这块市场都被你们掌握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也不利啊！ 不要奇怪职责本应为美国厂商开拓市场的Raimondo，现在却反其道而行，时时限制美国厂商的销路，而且总是把国家安全挂在嘴边。前述报告中也说明了，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启动调查，也是回应国会授权的一篇调查报告，而这篇评估美国微电子工业基础如何支持美国国防能力的报告，又是根据拜登政府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NDAA）第 9904 条要求编写的。可以说，如本文破题，一环扣一环，都是美中科技战大战略指导下的战术作为。 其实，中国可能掌握成熟制程来反制美国的策略，并非臆测。美国国内早有智库大声疾呼，指出中国曾在钢铁、发光二极体、太阳能板等等产业都“犯有前科”，呼吁美国商务部要把成熟制程也置入出口管制。另一厢的中国“小粉红”在网上呛声要把成熟晶片“制成白菜价”也时有所闻，等于把中国可能的反制措施，先行昭告天下了。 如此一来，美国商务部终于出手，开始“研究”成熟制程技术的现况，可以想见，未来支援制造28奈米及更大尺寸晶片的设备、材料，BIS都有可能列入出口管制。至于晶片设计软体，则可能为时已晚，因为中国自研的EDA工具，从华为的麒麟9000s、升腾910观之，应该已经突破至足以设计14奈米以下的晶片了，遑论成熟晶片。 结论，美中目前进行的是大国国力的拼斗，军事力量是大国国力要素中的最根本项目，其强弱（在现今这个年代）完全依赖国家科技力，科技力中又以人工智慧（AI）最悠关未来的军武力量，而 AI的基础就在能够发展它、执行它的半导体产业产品－晶片。 如果军武力量、国防工业需要的不止先进晶片，也需要成熟晶片，那美国也限制中国的成熟晶片技术，就不奇怪了。 文章来源：上报
中国外交部日前对贝宜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等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 外交部强调这是根据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而作出的制裁，换言之，这是对美国之前的对台军售以及将中国企业纳入美管制清单等作出的反制行为。 普遍认为，中国对美企的制裁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这些美企在中国的业务很少或者没有。问题不在于效果多大，中国的制裁是要表达一种政治姿态，即面对美国的打压和遏制，不能示弱，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的，如果美国不停止对华非法单边制裁，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 拜登和习近平去年11月在旧金山的会晤和庄园散步给了中国人一些幻想，以为美中的对抗会缓和一点，两国关系会往上转进一点。这种幻觉当然是中国官方的宣传造势导致的。由于习近平非常在乎这次会谈，于是官方对外释放的信号，就是拜习会对两国接下来的发展怎么怎么重要，把它塑造成似乎是扭转乾坤的会议，以凸显习的所谓掌控国际大局、运筹帷幄的能力。虽然拜习会同意管控两国分歧，在某些议题上恢复了双方团队的交流，可也就仅此而已。白宫没有像中国官方那样对拜习会大肆宣传，在白宫看来，两人的会谈不过是拜登会见了另一国领导人，虽然习近平的分量比一般国家的领导人要大，但在当前的美中关系下，它不会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美中从无管控竞争走向有管控竞争 于是，外界看到，在拜习会后，美国对中国该怎么著还怎么著，没有因这次会面而有某种改变。对台军售照样进行，在晶片问题上照样管制，不准荷兰ASML公司卖给中国先进光刻机，在新疆议题上照样制裁中企，在中菲南海冲突上照样力挺菲律宾，军舰和军机照样按照固有节奏穿越台海等。总之，美国在打压中国上，一点都没有放松。这让中国的很多线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气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政府，感觉中国当局就是一头热。比如最近中国举办了一场中美建交45周年的纪念会，外长王毅亲自参加还发表了致辞，但美国没有举办纪念活动，在中国的纪念会上，出席的也仅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连大使都没有视频致辞。 当然，这不是说拜习会就没有一点效果，其效果是，拜习会前，美中是没有管控的竞争或者对抗，现在变成有管控的竞争或对抗，差别就在这点。所谓有管控，是双方都需要的，担心激烈的竞争走向失控，因为双方都还没有做好失控的准备。因此，双方军方高层在前不久终于通话了，拜登和习近平也在1月1日这天对两国建交45年互致贺信。对美国来说，有管控的竞争比没有管控的竞争，其实更有利，因为美国如今在欧洲战场和中东战场都搞得有点焦头烂额，特别是以哈战争，让美国的道义形象在全世界大为受损，此种情况下，即便美国有能力在东亚开辟第三个战场，可能够避免还是尽量避免，而同中国有管控的竞争能够避免战火出现。 拜习会最多暂时稳住了两国关系，然而，随著今年美国大选开启，这种止跌企稳的局面能够维持多久，恐怕不乐观。美国大选将从两个方面对美中关系造成冲击，一是选战的过程，二是选战的结果。将近长达一年的选举过程，随时有可能因美国两党候选人对中国说出哪句粗话，或者做出某个不友好的举动，而又回到拜习会前特别是气球事件时那种剑拔弩张的状态。美国如今两党高度对立，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议题上，都说不到一块，只有抗中两党一致。所以两党总统候选人为表示自己在抗中上都不比对手弱，会比著赛似的攻击中国，甚至攻击习近平。中国成为美国大选的议题，对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攻击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当中国进行反击，会进一步引起两党候选人的回击，事情就会恶化。 美国大选的结果，如果是川普当选，鉴于共和党比民主党对中国更不友好，川普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比现在拜登的对华政策更强硬。这位前总统已经放话，他当选后将废除中国的最惠贸易国地位。如果兑现，这将比他发动的贸易战对两国关系的伤害更严重，美中贸易虽然不至于完全中断，但必然在现有的基础会大幅减少，中国的报复也可能是强烈的。美中关系会地动山摇。如果是拜登连任，是否就保持现有的遏制力度呢，也不见得。拜登若连任，由于没有第三次竞选的压力，假如两党极端派施压他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不排除他会这么做。作为一个外交事务的老手，拜登清楚美中的对抗关键在未来这几年，如果在他的第二任期不能压制中国，恐怕今后就压制不住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没有两党极端派的压力，他在遏制中国上，可能也会强化力度。 中国其实已预见到了今年美国大选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一定动荡。这次外交部对美五家军工企业的制裁，发生在中国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之后不久。外事工作会议再次敦促外交官们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摆明了要回到早两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习近平再有定力，在美国不断打压下若不反击，会被国内民众视为懦夫。如此，拜习会达成的管控两国分歧的共识届时也将不复存在。 文章来源：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如何令毛左们从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已经介绍过了习近平在上个月的毛诞1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公然辜负广大毛左们的期望，再提毛泽东的文革之“错”，终于令毛左们对他习近平失望至极。因为毛左们强烈感觉习近平的这番表述，比起十年前的纪念毛诞120周年的讲话内容中对毛的文革错误讲述得更为直白，甚至连“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样的开脱之词都懒得再说了。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把习近平十年前与上个月的两次毛堂祭尸后的纪念讲话中的对于毛曾经的“错误”进行开脱的内容摘引如下： 习近平上个月的怀毛讲话只有8500字，比十年前的怀毛讲话少了2100字。其中的“毛错”部分只有如下一个自然段：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而十年前年怀毛讲话中的“毛错”及相关评价总共有如下6个自然段：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失败为成功之母。”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两篇纪念讲话中的对毛曾经的“错误”的开脱的内容虽然篇幅上有长有短，但翻译成人话都只是如下两个意思：一，错误是不可能避免的；二，瑕不掩瑜！ 不过呢，前后十年间的两次怀毛讲话中相关“毛错”的叙述还是有几处比较重要的区别。其一习近平在十年前的讲话中如实叙述对毛泽东“瑕不掩瑜”的评价是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而十年后的习近平则是不提邓小平的名字，把同样叙述内容变成了“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前后四次提及邓小平的名字，也提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但在上个月的这份讲话中，从头到尾没有提一次邓小平，当然更不会提及江泽民和胡锦涛。 第二个区别是，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习近平不惜笔墨，反复论述有成功就必须有失败，要成就就必须先犯错误，前进的过程不可能避免弯路……。而十年后的这新一次讲话，对“毛错”的不可避免论“论述从简，很不到位”。。 第三个区别是，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习近平把毛泽东在晚年犯了的“严重错误”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而在上个月的这新一次讲话中，则把这一说法改成了“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而这正是毛左们高度不满的原因之一，认为十年前已经有“轻描淡写”的迹象了，十年后怎么又退回到老邓的“历史问题决议”水平上去了呢？ 至于习近平如今对毛“错”的评价是否真是“退回”到邓小平的“历史决议”的水平上，就应该回顾历史，仔细对照一下前后两个“决议”的相关内容，即邓小平主导制定的，于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邓氏决议”）和习近平主导的，于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习氏决议”）中的相关内容，。 42年半前出台的“邓氏决议”是把毛泽东统治的27年执政史划分成三个阶段表述，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革”十年。 在这个“决议”的制定过程，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有说法是最先由陈云定下基调。据毛左网站上曾经刊登的相关文章介绍：陈云否定毛泽东晚年的言论(即毛泽东一生的四个阶段)最早出处是美国人杰斯布莱恩著《胡耀邦传》一书。而国内正式出版该书是1989年3月部队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作为中共党史资料研究的党史权威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国人这本《胡耀邦传》一书。两本书都明确指出，邓小平安排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请陈云领头讲话。陈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当然，毛左网站刊登如上内容的目的是要否定陈云曾经有过如上表述。但事实上“邓氏决议”确实是基本遵循了如上思路。 对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1966），“邓氏决议”如此评价： 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接下来，在整部“邓氏决议”中，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部分就占了6600字的篇幅，其中最关键的几处内容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邓氏决议”产生的40年后，“习氏决议”中对毛泽东“严重错误”的轻描淡写首先就体现在把“邓氏决议”中的毛泽东执政三阶段揉搓成一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就是把“邓氏”决议中涉及“毛错”的上万字内容缩略成如下几句：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仔细读罢，不难发现“习氏决议“中不但用”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作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客观原因，而且故意把”十年内乱“的主要成因说成是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错误祸国殃民的结果。 但是，习近平对“毛错“的如此轻描淡定，依然远没满足毛左们的需要，因为毛左们的基本立场就是肯定文革—-至少也必须肯定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进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