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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6 日
美国选举历史悠久，这让他们对选民投票行为留下丰富研究，包括在一场又一场非暴力权力过度的自由竞争中，候选人是胜是败，除了理性面（政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等）因素，各自支持者确实也会受到一系列情绪左右，例如谁能营造幸福感，谁刺激了仇恨，以及谁能让人感到有希望，都足以决定一个人票怎么投。不容否认的是，“候选人的视觉外观”（visual appearance），往往也会介入选民的判断，当社会心理学证明一个人会“根据他人外表快速评估他人”时，这一效应其实也适用于政治学。 2008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有篇期刊便讨论到候选人的外貌如何影响选举。这篇期刊是由多位脑神经、心理学专家所发表，他们主要透过脑部核磁共振造影（fMRI），去测量一个人对不同候选人所出现的脑部活动变化，证明了当选民对候选人并不那么熟悉时，候选人的“外表负面归因”对投票的影响会比“正面归因”更大。 所谓“外表负面归因”，或是指类似一个人感到疼痛、恐惧和不开心时显露出来的表情，这样的表情对民众的脑部刺激通常比较显著，而此时他们的脑部神经区域，主要是促使一个人联想到对方可能更具欺骗性和威胁性。 2020年，科（医）研期刊《ScienceDirect》也有类似报告（从社会心理学分析），同样提到了候选人因情绪而来的表情反应，将导致选民对他产生不同的观感。有别于2008年那篇期刊所强调“候选人外表的负面归左右选民更多”，《ScienceDirect》这篇报告的重点则说明了“候选人的‘微笑’，亦是一种包括领导力在内的有效非语言讯号。” 这篇期刊以2012年美国大选中的欧巴马为例，研究显示欧巴马的微笑，可有效提增支持者的幸福感。也就是说，当候选人发表演说时，支持者除了注意他所释放的讯息，亦会被他的“正面表情”所吸引。反之，一个“公开的不恰当表情”，往往很容易引起选民对其选举动机和领导能力的怀疑。期刊内容并引证过往研究，提到了“候选人借由肌肉组织细微差异产生的‘微笑’，可传达出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或主导地位”，虽然“愤怒／威胁”等面部表情经常被用作压制对手的武器，同时召唤支持者，但历来更大比例的胜选者，主要仍是透过表现出快乐和放心的样子获取支持。由此，一个候选人懂得“表情管理”确实很重要。 至于无论是候选人“外表负面归因易遭致选民反感”，还是“选民更愿意信任面带微笑的人”，历来候选人竞选文宣（台湾亦然），可以说都是在满足上述两个结论。即不管哪位候选人的选举看板，都会充分表现微笑示人的一面。2019年，《时代杂志》更曾引述日本学者浅野雅彦（Masahiko Asano）所做研究，内容提到他利用脸部辨识技术，分析1980年到2017年共6000位候选人竞选海报，得出“政客的微笑”和其胜率成正比；2020年，四名韩国政治学者的调查统计，也发现“候选人的微笑”的确有助他们在特定选举背景下多拿到一些票。 不过，尽管今天任何候选人都不会忽略“微笑”的重要性，但现实是，“演讲容有剧本，微笑却不是”。因为“微笑”对一个人来说，往往有其一致性，候选人惯性的笑容，传递出的讯息究竟是柔和、快乐，还是做作、轻蔑，很难蒙混过人，效果也大不同。为什么2012年欧巴马对上罗姆尼，欧巴马的微笑被形容为克制而有趣，多数民众却认为罗姆尼的微笑更像摆姿态和轻视对手，且还透露了个人带有威胁和缺乏合作意愿的讯息，道理就在这。英国心理学家罗森伯格（Rosenberg, EL）曾提到“微笑”有效的沟通力，是一个人经由脸部各种肌肉的细致展示所产生的，进而，当一个人平常并不习惯“微笑”时，他的笑就很容易流于刻意和不自然，沟通力自然不佳。 台湾这场大选，很明显蓝白候选人对支持者的召唤，正是建立在下架、讨厌民进党的负面情绪上，基于仇恨动员，候选人能创造多少“微笑”比例？至于前段时间民进党推出的“在路上”竞选广告之所以获得广传，则以美国“候选人微笑的影响力”研究，原因和片中蔡、赖、萧表现出的“微笑”应是有正相关。 当下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在“选民的决定”有多大程度是出于积极动机（正面情绪）所驱使，又有多大程度是被消极动机（仇恨情绪）所激发，即将而来的投票日，对上述提问将会做出说明。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下行并未出现反弹的迹象，然而，中国国安部却率先将“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层级”。对于在社群媒体平台上散布对中国经济的悲观言论，中国当局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强调必须以多种手段、全方位、高效率应对经济领域的国家安全新挑战。他们认为那些对中国经济进行悲观评价的言论属于“陈腔滥调”，本质上是一种“认知陷阱”，妄评中国经济衰退的叙事陷阱。 一些知名网红或财经专家随即被封杀，例如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因呼吁股民不要入市而遭禁言，甚至被罢免院长职务。多名财经网红也受到了“禁止发言”和“禁止关注”等手段的打击，包括自称著名财经评论家的“水皮more”和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但斌的今日头条帐号，都因违反规则而被禁言。职业投资人洪榕也遭到了言论和关注的禁令，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更早在2023年六月就被禁止。即便是中国经济学者李迅雷的文章《李迅雷：上山容易下山难？从需求侧看经济》，该文引用北京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21年的调查数据，指出中国月收入在2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口约为9.64亿。这篇文章曾一度成为微博热搜第一，但隔日即被下架并删除。 在台湾总统大选的辩论和政见发表会上，民众党的柯文哲指出台湾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则批评民进党的经济成绩不及格，同时提出了经济改革的三大支箭。这些批评和挑战都是挑战者常常提出的，但从他们的主张中，都强调了台湾的经济出路需要与中国经济紧密结合，以期获得改善。 回顾蔡英文的执政成绩，代表经济景气的台股创下历史新高，突破了17500点。美国全球金融杂志公布的2023年世界富裕国家排名中，台湾名列第14位，超越中国、日本和韩国。国民所得达到3万2811美元，以购买力平价（ＰＰＰ）为基础计算各国国内生产毛额为7万3344美元。此外，外汇存底连续两个月创下新高，截至2023年12月底达到5,705.95亿美元。 在台湾，人们可以提出问题，并且并非必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些人甚至以低质的手段，如造假或偏离事实，提出批评，却能吸引大量支持者，甚至可以参选总统或副总统，而不会因国家安全理由而被禁止言论。吊诡的是，一方面享受台湾言论自由，却主张想与中国结合成“两岸一家亲”或达成“九二共识”下的一个中国。 相较之下，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打击提出问题的人。中国并非致力于解决问题，而是选择打压提出问题的人。中国的宣传更注重盛世的赞美声，并且中国并不追求法治，而是以压制为主。尽管台湾相对较小，但它容纳不同的声音，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法治的社会。 维护台湾民主选举是“两国”最基本的区别之一。然而，深化民主同时需要不断选择保留优质并淘汰劣质的政治参与者。若不能实现这点，台湾的民主可能变成负面的范例，最基本使得不适格的人“无法”当选成为我们的总统或国会议员。只有确保我们的民主机制能够有效筛选和培养出具备品质的领袖。香港2023年区议会选举已经示范了一次“中国特色的民主”，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步上香港模式，民主被没收，只有爱国爱港者才能参选，而只剩下歌颂“祖国”而不能批评的选举。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党魁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后，中国政局更加诡异，表现在官场，就是密集的人事变动，以及外事系统和军方秘而不宣的清洗。在公历新年前后，一系列与习近平妻子彭丽媛的“山东帮”有关的中共高层人事变动，释放敏感信号。 彭夫人“山东帮”抢权卡位 2023年12月29日，中共火箭军等多个军种的大批将领，还有一批军工企业高层的落马传闻坐实，但仅以被免去人大、政协职务的方式，没有正式官宣。 李尚福被免后悬空两个月的国防部长也已到位。12月29日当天，中共官方公布，任命前海军司令员、上将董军为国防部长。 董军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首名出身海军的防长，1961年生，山东烟台人，二十届中央委员。之前他历任海军司令部军训部长、北海舰队副参谋长、海军92269部队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南部战区副司令员，2021年8月升任海军司令员，次月晋升上将。 2023年12月31日，在海外X平台上，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诚揭出和他相识的董军的底细。姚诚指董军其实为一草包，但很会来事。他说董军三年连升三级，归根结底还是沾山东人的光（彭丽媛的老乡）。 中共党内历来有不同派系，以仕途经历地域划分或以籍贯、校友甚至同事为关系纽带的帮派，长期存在。习近平虽然禁止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但习家军自己就拉帮分派，一般分为福建帮、浙江帮、新上海帮、陕西帮、清华帮、军工帮等等。 本身是山东郓城人的习妻彭丽媛，也被指有“山东帮”，这一势力近期扎堆上位。 2023年12月25日接任海军司令并升上将的胡中明，也是山东（青岛）人。他是二十届中央委员。 在董军获任国防部长的同天上任的文旅（文化和旅游）部长孙业礼，是山东安丘人。卸任文旅部长的现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和平是山东临沂人；现任文旅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是山东威海人，还有一名文旅部副部长杜江，是山东诸城人。文旅部俨然成了“山东帮”窝点。 和董军同天获任民政部长的陆治原，也与山东有渊源，他在2021年9月2日至2023年10月间，历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副书记。 2023年12月29日，上任不足两年的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调任副部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级），实际上是被贬。 得势上位接捧的李路明，原来只是排名最末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他也是山东人，1968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这波有习近平清华帮内讧意味的人事变动，是山东帮抢权卡位的又一例。 二十大人事或经由彭丽媛幕后运作 彭丽媛是中共军中女高音歌唱家，文职将军（少将），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原有总政歌舞团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音协副主席等一大串头衔。2012年5月彭丽媛升任军队艺术学院院长（后更名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美国《富比世》（Forbes）杂志公布的2017年度“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中，彭丽媛位列51。六年后，其权势应属大涨。 过去十年来，随著习的固权大战拉开，一大帮官场中善于攀附和见风使舵者走夫人路线，由彭经手网罗收编。彭丽媛在中共党内的势力范围，在党政军中都有。 在山东老乡当中，最早被认定是彭系人马的，是祖籍山东郓城的现任政治局委员、新疆书记马兴瑞。《金融时报》早年曾援引北京知情者透露，马兴瑞和彭丽媛有家庭渊源，他在习上台前就出入习家。 也有消息指，是后来有人以“老乡”关系为名，通过私人关系将马兴瑞引荐给了习家，准确说是推荐给彭。马兴瑞在中共十八大后主政深圳并兼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直接就和彭有关。 最近突然有网路传言称，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将接替蔡奇任中办主任。笔者认为此消息未必是真，因为手段老辣的蔡奇是不会轻易放权的，现在他和彭丽媛的关系比较微妙。这类换人传言，很可能是山东帮自己放风，也可能是蔡奇自己放风，不管是谁放的风，背后都是权力斗争的需要。 有“变色龙”之称的现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祖籍山东昌乐，原是江派人马，许多人认为他是表忠习近平上位，但他其实也走了夫人路线。 2021年10月26日，中美合办的天津茱莉亚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落成，彭丽媛致贺信。李鸿忠主政的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隔几天马上就举办了“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做好天津对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讨会”和“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做好天津对美工作座谈会”。天津官方称，彭丽媛的贺信为“新形势下”开展对美国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这是首次有官方称颂“彭丽媛精神”，并将历来只能用在习身上的“指明了方向”说辞，套用在彭的身上，当然能获得彭的欢心，并在习面前美言几句。故此，尽管李鸿忠在天津政绩相当差，在GDP增速和财政收入方面，经常全国倒数第一，但他在中共二十大上成功留任政治局委员。 笔者粗略疏理了中共二十届中央的205名中央委员籍贯，发现山东籍最多，有32人，排第二的江苏籍有25人，之后才是浙江、福建、陕西。 根据中共官媒说，二十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都是习亲自把关的，这当中，有多少是彭丽媛吹枕头风定下的名单呢？ 两届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比较特殊，王也是山东人，未当常委之前，时常陪习近平夫妇出访。山东帮当中，有部分人可能其实是王沪宁的人，王和彭丽媛的关系现在也比较微妙。 其他山东籍高层还有政治局委员、北京书记尹力，中央委员中则有西藏书记王君正、江苏书记信长星、内蒙古书记孙绍骋、宁夏书记梁言顺、安徽书记韩俊、河北省长王正谱、浙江省长王浩、湖北省长王忠林、贵州省长李炳军、宁夏区主席张雨浦、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书记孟凡利等。 军队的中央委员中还有一帮山东人，比如新任国防部长董军、现任火箭军政委徐西盛、武警司令王春宁、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军科院院长杨学军等。 其他如最高法院院长张军、教育部长怀进鹏、国资委主任张玉卓、司法部长贺荣……名单还很长，不再细列。 彭丽媛介入终极内斗？ 最近风传，由于习近平没有定接班人，习家军都在盼习突然身体不行了，然后乘机上位，其中包括预想可以按规矩以第一顺位继承者登顶的总理李强。但届时可能以强力介入抢权的，则包括掌控中央警卫局的常委蔡奇，还有控有公安私家军的王小洪。七常委中最年轻的丁薛祥，则想在习“驾崩”前，习能留下遗言让他接班，丁要当华国锋第二。 但枪杆子才是最关健的，有军方背景的彭丽媛，加上是中共国“国母”，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习不能视事，军方可能听她。 习近平集权之势，正比肩建政的毛泽东，但同时因为他背下了中共恶政黑锅，还要一条路走到黑，结果统治出现巨大危机。目前习疑心增大，抓了秦刚、李尚福、李玉超等大批自己提上来的人，2024年内斗将加剧，叛乱随时发生。 习近平近年出访，数度出现脚步不稳，或是差点摔下台的情况，令人怀疑他的健康不佳。香港命理学家丘智伟曾预测习在73岁之后身体转坏，但也有人说习近平病死恐是2024年头号的“黑天鹅”。 独裁者走到最后，老朽来临，健康恶化，可能谁都不信，最后只能靠夫人上阵。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逃不过让妻子江青参与政治的怪圈，习也一样。 然而，不管中共内部怎么争位，对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中共本身气数已尽。如今在中共党外，从海外到中国国内，反共义士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习近平无法控制权力、中共在内斗中垮台时接盘。 文章来源：上报
政治竞选广告对（美国）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曾处于莫衷一是，或是认为当选民对政治愈来愈冷感，它的游说效果就愈不显著。不过，根据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行销学教授戈登和普度大学共组竞选媒体分析小组（CMAG）的研究，却又发现“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广告语气’有时可能足以左右选局”。 过去的“竞选广告无效”论，主要基于总统竞选期间，选民受到的竞选广告轰炸，内容要不大肆宣传候选人才华出众和气宇非凡的一面，要不就是极尽所能贬抑对手的道德，总的来说，很难让人看出“政治广告总量”和“选民投票行为”的关联性。但迄今无论哪一竞选团队，仍然愿意投掷大量经费在竞选广告上，显然当中还是有值得花心思之处。 在戈登等人研究下（以美国2000年和2004年特定区域的总统竞选电视广告数据为采样），他们发现，若自整体竞选广告中，进一步细究“正面诉求”和“负面诉求”的效果，确实会有所不同。据其团队分析，结论之一为“当候选人的正面广告增加1%，选民投票率就会增加0.03%，如果候选人增加相同数量的负面广告，选民投票率就会下降0.007%”，换句话说，“正面广告具有更大、更显著的投票刺激作用”，因此，若希望愈多人出来投票，以此巩固民主，当然就愈会倾向制作“正面诉求”广告。 近期民进党推出的“《在路上》#交棒篇”总统竞选CF，著眼点应该就在此，这支广告确实得到了不少讨论，至于催票效果，则犹待数日后验证。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倒是另外从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转贴这支广告，观察到“在路上”对中国的潜在刺激。 蔡霞因为批评习近平，遭中共中央党校开除党籍，连带取消她的退休俸为惩罚。日前“在路上”广告上架后，她随即在个人社群平台X分享，同时贴文：“相信大选赖萧组合一定获胜！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是华人世界的榜样！”首先，这则广告虽然支字不带攻击，却又不折不扣传递了该党的政治诉求，尤其台湾总统能和平“交棒”，也直接对照了中国当今领导者对个人永久执政的执念。说这则广告尤其触动反习的蔡霞，并不为过，她的贴文，某种程度似也呼应了“正面广告具投票刺激效果”的研究，尽管她无论在台湾、在中国都没有投票权。 其次，蔡霞贴文底下留言，一如她对中共（习近平）的批判，总是得到中国网民两极交锋，这回也不例外。且有为数不少中国网民刻意将这支广告转贴到微博（中国人普遍使用的社群媒体），多数目的，自然是将它做为嘲讽、恶评民进党的素材。 一支台湾总统竞选广告，它的“对话和字幕本身的性质就是政治宣传片”，只是，除非刻意扭曲，否则以常人角度，不会看不懂广告主打纯为台湾民主、自由和关于领导者“交棒”的积极面。中国网民将这支广告贴到微博，并加以羞辱，可以理解背后长期反民进党的党国教育情绪，但无论如何，广告中每一环节的民主国家意象，也都恰恰投射了中国政治、社会当下极度匮乏的一面。它没有一句反中、反共，却引起中国网民接龙辱骂，不过，不久后，这支饱受微博网民批判的竞选广告，竟遭到微博删除，连骂都不给中国网民骂了（中国媒体则持续采以负面报导）。 回到戈登对“正面竞选广告有刺激投票效果”的分析，反映了人们更喜欢体验正面情绪而不是负面情绪的一面，就过往投票逻辑上来说，选民的确也更有可能投票给那些让他们感受到正面情绪的领导人，而不是经常散布消极情绪的一方。“人同此心”，短期表征是中国网民台面上很不屑“在路上”这支广告，但以微博随后的“禁评”，难道不是为了避免有中国网民因此“也想要体验台湾选举的正面情绪”，更不可控的是，一旦触动中国人民起而质问“习近平究竟什么时候要交棒”，这个国家将会如何？ 中国社群媒体“不给人民骂”，当然不是“不准骂”，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应该很清楚，中国内部从来不会只有一个“蔡霞”，于是令其担心的，就是这样的台湾总统竞选广告持续留在中国社群平台，大家一边骂的同时，实际上是否正在刺激出其他“潜在的蔡霞”？ 文章来源：上报
在所谓五月天的“假唱”风波后，中国娱乐圈对于事件真伪有不少深刻的讨论。根据《北京青年报》报导，拥有14年资历的混音师黄森指出，在体育场的环境之下，内场区跟外场区观众所听到的声音宽度本来就会有落差，仅凭现场的录音档案来辨别假唱，不严谨也不充分。他解释，演唱会里出现“垫音”是一种常见的演出调音模式，“目前所知的绝对部分演出，多少都会这么做，可以让演出便捷又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演唱会里的音效科技会让判断“真假唱”出现非常为难的处境。 其实，歌迷买票进场追星，想要感受的是这么多人与心仪歌手聚在一起的临场感；谁会在乎有没有使用“垫音”？或其中到底是“真唱”或“假唱”？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逻辑，全世界皆然，却唯独在中国成为问题。先是知名微博网红对五月天发动质疑攻势，接著由官方媒体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同日发布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最后，再由中国国台办更在例行记者会上补刀，要求台湾演艺人员“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明眼人都知道，“五月天”被锁定了，这背后的逻辑是“吃中国的饭，不能砸中国的锅”，既然五月天在中国这么红、赚这么多钱，就不能不配合共产党的意旨。外界本来不知道共产党要这个华人圈最红的摇滚乐团“回馈”什么，直到知名的国际通讯社路透社日前披露，中国已向五月天施压，要求他们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发表“亲中言论”，表态支持北京的“一个中国”说法，并配合中国的对台宣传。 消息传出后，可能在这场表态风波里“获益”的国民党阵营如临大敌，除了谴责共产党这种施压表态的方式，还暗中质疑这则引述自“知情人士”和一份“台湾国家安全备忘录”的路透社的说法可能是一种假讯息。不过，选择相信中国出手施压五月天的国际重要媒体显然更多，CNN、美国之音、华尔街日报，以及日本产经新闻等等都接续报导华人天团被共产党挟持政治表态。 此事发展至此，有几点面向值得讨论： 一、施压台湾艺人或企业家对特定政治议题表态是共产党惯用的说法，最早见于2012年总统大选时，共产党要求台湾的企业家大老板排队力挺九二共识，并获得不错的结果，可能也因为这样，让中共对台系统食髓知味，一直想如法炮制。 不过，过去10年来，台湾人对共产党这套介选手段早已知之甚详。也幸好根据报导五月天没有答应这样的“政治服务”，若五月天真的出来挺一个中国或支持侯友宜，由于与这个摇滚天团向来不沾惹政治的风格截然不同，实在“太不自然”，届时五月天的歌迷反而真的会把一笔恶帐全部算到国民党头上，让侯友宜的年轻选票更雪上加霜。 二、此事有可能是中共对台系统“自作聪明”想挟持五月天表态导致国民党成为事件“苦主”，但蓝营向来欣然接受中共介选的红利，从未对类似事件公开谴责或表示反对，此刻自然得概括承受事件的后座力。硬要把此事推演成民进党政府的“出口转内销”，除了深蓝支持者，相信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三、最可议的当属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他竟然在辩论会上要求五月天说清楚对岸政府有没有对他施压？这是在公然检讨受害者，把在此事件中最无辜的一方推向无止尽的政治漩涡里。 民主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民意会在不断选举过程中自我调整、修正缺失；所以，共产党过去对台湾有用的介选手段，现在未必能再让台湾人买单。从五月天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共产党对民主太陌生，根本无法理解民主社会人心幽微的转换，这导致它的对台工作陷于做绩效、抢功劳，不同单位各行其是，最后越帮越忙，让国民党的选举处境益显尴尬。 文章来源：上报
2023年底，在中共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四个月、去职两个月之后，一拖再拖，习近平终于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董军，一个外界并不熟悉的名字，刚从中共海军司令员职位上卸任。资历不深，称得上大爆冷门。 有人认为，习近平打破惯例，首次任命出身海军的董军出任国防部长，意在应对台海战争和南海战争。董军先后担任北海舰队副参谋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南部战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司令员，看似在海军方面履历完整，但他多数担任副职，最后才摊上一个正职，证明他的军中生涯并非专长战争；长期置身海军机关而非备战前线，更可能是军中监工或特工出身。董军曾担任海军92269部队司令员，该部队性质不明，十分神秘，或为海军中的监军。 如果意在台海战争或南海战争，火箭军（导弹和核弹部队）和战略支援部队（高科技、太空和网络战部队）的军头岂不更为合适？相反，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高层已遭大清洗、大换班。前者已经公开（如李玉超等），后者相信不久也会公开（如巨干生等）。伴随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出事的，还有空军出事 — 前任空军司令丁来杭遭下狱。新任国防部长来自海军，原因之一，或是只有海军高层还没有出大事，并非因应台海战争或南海战争。 那么陆军呢？中共国防部长通常出自陆军，此次打破惯例，自有来头。当10月底当局宣布免职李尚福国防部长的时候，呼声最高的继任者是刘振立，现任总参谋长（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之前任陆军司令员。但当时笔者就判断，习近平信不过刘振立，因为刘振立是张又侠的人。在军方高层或中央军委委员中，只有张又侠和刘振立具有实际参战经验，即上世纪80年代初的后续中越战争中，刘振立是张又侠的部下。两人既是战友又是上下级关系，称得上关系“很铁”。相信刘振立的升迁过程，很大程度上依靠张又侠的提携和举荐。 但李尚福出事后，张又侠却遭牵连。因张、李先后担任装备发展部（总装备部）部长，习近平下令倒查六年（腐败问题），故意避开了张又侠的任期，而只查李尚福的任期。但装备发展部的集体腐败问题，绝非源自李尚福任内、而肯定源自张又侠任内，甚至更早。除了李尚福是张又侠的继任者，看看12月底遭人大除名的九名将领中，就有三人属于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育林、饶文敏，火箭军装备部长吕宏。这些人都与张又侠相关。老张可谓灰头土脸。 习近平已经不再信任张又侠，但张是政治局委员、军委第一副主席，也曾为习近平夺权立下汗马功劳，习近平不便对他下手，但却日益提防、排斥，故意用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予以牵制，由何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有意把张边缘化。刘振立既是张又侠的人，习近平不可能不防。果然，呼声最高、传闻甚广的刘振立出任国防部长之说，最后没戏，代之的，却是一匹黑马出线，即海军司令员董军。 习近平信不过刘振立，但他信得过董军吗？奥妙正在于此。董军来自远离北京的海军，在北京和高层没有人脉，与现有的七名中央军委委员相比，资历最浅。须知，在七名中央军委中，国防部长排名仅次于军委主席和两名军委副主席，位居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军纪委书记之前。董军突升国防部长，但与其他人相比，他既非中央军委委员，也非中央委员。习近平任命他，何止打破惯例？实为无视任何规矩，随心所欲，恣意而为。 于是，如同秦刚一样，董军也将在短时间内连升三级：国防部长（已升）、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这两项职务应在2024年三月召开的人大会上落实）、中央委员（将在一再推迟召开的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上落实）。秦刚连升三级（驻美大使、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在外交系统引发羡慕嫉妒恨，出事后，该系统一片幸灾乐祸。董军连升三级，在军方高层引发的，也必然是羡慕嫉妒恨；若将来出事，也必然激起一片幸灾乐祸。 另外，如同李强一样，董军一上任，就面临被完全架空的尴尬。国防部长已经是虚职，没有高层人脉和左右手的董军，更加被虚位化（或仅沦为一个发言人，即与美国对话，代习近平传话的发言人）。这正是习近平所要的。如果说，习近平担心军方高层有人发动政变，相对拥有实力和人脉的刘振立和张又侠可能，但董军的可能性就相对小得多。 从这一点而言，与其说是习近平信任董军，不如说是他不在乎董军。放弃刘振立而提拔董军，习近平的出发点和苦思极虑，不是军队的进取，而是他个人的安危。换言之，习近平选中董军，并非以事论事，而是以人论事。仍然是权力斗争的戏码。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说“中国式人权”就是“吃饭权”，如今中国人的“吃饭权”也不保 近日，有广东网友在微信上发文披露：“农村办宴席必须购买保险。老爸今年年底八十大寿，几姊妹商量著为他办个寿宴。正在筹备阶段，就接到村里通知，红白喜事除了提前申请，还要购买保险，每十五桌五百元，三十桌一千元，依次类推，且只管本次宴席期。咱农民容易吗？”农村人办宴席，承担不起到正规酒楼的高额费用，通常是在家办，四川的说法是乡厨办“坝坝宴”。自古以来，农家自己办桌，统治者不会过问。如今，中共的黑手居然伸到农民餐桌上。过去，常常听说城市里异议人士在敏感日期聚餐被国保暴力阻止，这是异议人士享受的特殊待遇。如今，农村人亲友邻里聚餐也要交钱购买“吃饭权”，一个“有粟且不得食”的时代来临了。 人权律师陈建刚引用清末翻译家严复翻译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话对此事加以评论：“极之而三权者合，既议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审其所行者与法之离合，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者聚而集于一人一众之身，是一人一众者，无论为贵族，为平民，其治皆真专制，虽有粟且不得食，政治自由云乎哉？”也就是说，三权合一就是专制暴政，专制暴政的结果必然是“有粟且不得食”。 中共常常标榜说，“中国式人权”就是“吃饭权”，中共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乃是千秋伟业。江泽民就理直气壮地在国际社会宣称：“民主、自由、人权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人权观。中国有近十二亿人口，其中八千万人还处于贫困状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这是强词夺理，中国人民向来是自己养活自己，中国人民没有饭吃的状况，都是统治者造成的，如毛时代的大饥荒。如果没有独裁暴政，中国民众的餐桌必然更加充盈丰富。 中共当局对农民的“吃饭权”横加干涉，绝非广东网友所揭露的个案。中共官媒的正面报道满坑满谷。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官媒报道，当地政府利用数位化手段，开发“农村家宴服务在线”应用，实现场地预订、厨师预订、菜品预订、婚庆预订等办宴事项线上集成办理。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家宴食品安全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慧化，湖州还发布浙江省首个《农村家宴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规范》，制定《湖州市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湖州市农村家宴从业人员（乡厨帮工）管理规范》等制度，构建办宴预订、备案、审核、监督与评价的全流程监管机制。 又如，广东省中山市成立农村集体聚餐专职小组（仿效习近平“小组治国”模式），宴席开办前对各村上报的申报资料进行严格审查，包括承办宴席经营者资质、工作人员健康证件、宴席功能表等，对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及时退回。 再如，四川省仪陇县市场监管局探索创新“坝坝宴”监管机制，与乡镇食品安全“穿透式”监管有效融入，建立全链条在线监管平台，过程管理全追溯，风险管控全链条，抓住了农村群体性聚餐安全的“牛鼻子”。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服务指导，引导办宴者减少浪费、厉行节约，还依托智慧在线监管平台，宴席承办者、举办者、村干部、乡镇干部和市场监管局监管人员五方共同履职尽责，从宴席的申报、审核、检查、复查、整改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管理，实时跟踪宴席进展，确保各环节监管责任落实到人。 由此，中共实现了“天网恢恢，密不透风”，“老大哥”对每一个人吃什么和怎么吃了如指掌。 干涉民众饭桌的国家，就是法西斯国家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河南省滑县一户村民在家办宴席，来了一群身穿制服的监管人员，气势汹汹地声称：“农村只要开火聚餐，就要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否则罚款。”看来，农民连“生火权”都要向政府购买。一时间引发网上热议。有网友评论说，几百年几千年来，在农村办红白喜事时，都是请有技术的厨师人员帮忙做的，猪是自己养的，蔬菜水果是自己种的，洗菜切菜洗肉等都是乡里乡亲一起帮忙的，所有食材都很新鲜，哪来所谓的卫生问题？反倒是近年来大中小学校园的学生餐饮屡屡发生严重事故，甚至有孩子被毒死，有关部门却包庇责任人，打压伸冤的家长。这难道不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要管”吗？ 在舆论压力下，“滑县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通报称，他们是接到举报后，派遣四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执法，“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对政策解读不规范，引起了群众误解。我局已责令该同志作出深刻检查，并做出停职处理”。政府官员总是能见机行事，推卸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共的黑手粗暴干预民众的餐桌，历史上找不到先例。这就是皇权专制与现代极权政治的差别。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历代王朝的统治尤其是宋以后，行政管理基本上局限在县一级，县以下的乡土社会另有一种势力或一种文化在起支配作用。县一级或县以上，由王朝派官员加以管理；县以下，乡绅或者士绅起主导作用。这两个社会之间有联系，但县以下的社会基本处于“无为”状态。这就叫“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然而，中共建政之后，党权下县、下乡、下村，还深深嵌入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如学者杨继绳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皇权专制的文化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钳制，老百姓的个人自由被彻底剥夺。 如果用奥地利裔美籍心理学家赖希的理论来透视和分析今天中国出现的种种怪现状，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赖希虽未到过中国，也未专门研究过中国，其论述却切合中国现状。赖希在受纳粹迫害之前，就受德国共产党打压，德共将其开除并查禁其著作。所以，赖希是最早洞悉纳粹与苏俄、希特勒与斯大林是一丘之貉的西方学者。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代表作《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不仅遭到纳粹盖世太保查禁，还遭到苏俄及若干欧洲国家共产党严厉批判，因为他戳到他们的痛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与汉娜·鄂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样，成为研究现代极权主义的经典。 赖希指出，国家机构发源于“送信人”，传递资讯是其最初的、简单的又必需的职能。随后，“邮政系统”成了社会的一个“机构”，再逐渐发展出其他功能。再以后，邮政系统委托一个送信人负责“检查邮件”的任务，这样一来，邮政的社会管理就拥有了一种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权威主义权力。社会的管理机构就转型为镇压机构。比如，警察局开始禁止私人家庭的无害游戏，规定一个男子或女子能否在自己的房间单独会见一位异性，决定他们何时起床、何时睡觉，那么，它就具有了暴虐的权威主义国家政权的形像，这种国家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反对社会。在论述群众与国家的关系时，赖希的结论是：“国家的义务不仅是鼓励劳动人民群众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它也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他们能够自由。如果它没有这样做，如果它压制了对自由的强烈向往，甚至滥用它，阻碍趋向自治的道路，那么显而易见，它就是一种法西斯国家。”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辩论场上被问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相互隶属的关系，侯友宜与柯文哲先是顾左右而言他，拖过时间后索性放弃回答这个问题。不回答，当然是这个问题对他们而言不好回答，不能勇敢地讲出选民希望听的话，更是因为讲出来恐怕会得罪更重要的人。 其实侯友宜与柯文哲大可不必这样百转千回，所谓两岸有没有相互隶属的问题，早在国民党李登辉执政时就有过标准答案。“两岸互不隶属”，不仅李登辉说过，即使现在被归为深蓝统派的连战、苏起也说过，就连马英九本人都曾在他担任陆委会主委都提过。在2003年国民党当时已经失去政权之际，时任党副主席的马英九就公开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互不隶属。” 以前说过现在却不敢说，这代表一种立场上的退却；国民党该思考的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让自己在面对共产党时颤颤巍巍，变得这么窝囊？而选民该思考的是，正是因为国民党与民众党都这么窝囊，也难怪共产党千方百计就是要把民进党拉下台；毕竟，对付蓝白总比对付民进党要容易多了。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相互隶属？不用了解两岸过去70多年的历史纠葛，只要有宪法学或政治学大一基础课的程度都能够轻易地回答。国民党与民众党都说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主权至高无上，既然是在最高位，它如何能够隶属于谁？两岸互不隶属，既是历史事实，也是政治现实，更是宪法法理的真实。 两岸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自始都不承认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存在，但不承认中华民国又希望透过互动交往拉住台湾，所以国共两党创造出“九二共识”这个通关密语，密语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中原则”。有时候只讲九二共识不讲一中原则，其实是共产党暂时给国民党一个“面子”；但是从2019年元月2日的习近平公开定调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共谋统一之后，一切图穷匕现。时至今日，九二共识就一中原则，它的背后更是要推动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最大的特色是“去主权化”，借由去主权化的创造性模糊，为两岸之间低阶的事务交流以及人员往返创造环境，问题在于两岸交往根本不可能长期维持在低阶的事务往来，所以它的局限也非常清楚。侯友宜现在说他要做的是一个“合乎宪法的九二共识”，那是把“宪法”两字冠在“九二”前面，也就意味两岸之间的通关密语连名称都不可能有“共识”了，如何可能交流？这不但是在骗选民，也是在骗自己，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其实，宪法只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其存在的意义在于人民。当宪法是用来巩固民主、保障人权，所有人都会赤忱拥戴它；但如果宪法是用来膺续法统、残民以逞，所谓的宪法也就失去存在意义。在“中华民国宪法是护国神山”的语境里，侯友宜意图用两岸法统的延续作为台湾的护身符，但这其实又是一个谎言──如果中华民国宪法这么有用，那蔡英文早在2016年就职演说就已经承诺用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了，为什么两岸交流还是中断了8年？到现在还时不时军机绕台？ 两岸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关键在处理彼此关系绝对无法绕过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只要中国共产党愿意肯认中华民国的主权，就算是民进党执政，民共两党也可以相谈甚欢、共创未来；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承认中华民国主权，就算是国民党执政，它也会如当年的马英九一样左支右绌、动辄得咎，很快地被台湾人民赶下台。 九二共识是一条歪路、歧路、不该走的路；共产党、国民党，可能还包括台湾民众党，真的不要再白费力气走这条冤枉路。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12月15日，中国社媒平台微博提醒用户避免发表有关经济的悲观言论之际，中国国安部是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表《国家安全机关坚决筑牢经济安全屏障》的文章，认为“唱衰中国经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的攻击与否定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打压”。由国安部出面发布言论禁令，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尚属首次。这让我想起一个规律：统治者最有信心之时，言论相对开放，例如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直到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统治者信心严重欠缺，言论管制非常严苛，比如毛泽东文革时期、1989年64之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一个月内，国安部连续三次发文，将言论管制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当然是中国当局缺乏信心的表现。 中国曾有一段经济学领域不反自由化的宽松时期 管控言论是共产文化娘胎里带来的病，所有共产政权（包括西方左派政府）都好这一口。西方左派还没达成这点，是因为言论自由是这些国家数百年来的传统，目前只能利用“政治正确”一点点蚕食言论自由。中共自出生以来，就在党内实行一言堂，建政以来在全国实行管控言论，但是，万事皆有例外，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一段时期，经济学包括经济政策分析曾比其他学科多点言论自由。 1998年初，我的《现代化的陷阱》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时间在中国产生风生雷动之效应。当时的反应大概是三种：一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普通公众，认为“这种直批改革弊端的书都能出版，咱们国家有希望”；二是外国驻京记者，有人认为当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了，当时还很有名的《远东经济评论》驻京记者因此写了篇《北京的春天》；三是比较了解内情的人，这类人包括两种，一是我的朋友圈，知道这本书1997年初完稿之后，在国内周游了十三家出版社被拒绝，都高兴地感叹“终于出版了”，认为今日中国出版社总编辑黄俊青先生成功地打了一次插边球；另一类是在体制内居于较高位置者，据他们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吉先生之所以敢支持出版这本书，有个原因，那就是在经济研究尤其是经济政策分析方面，江泽民时期秉承赵紫阳当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坚持的一条原则：经济研究领域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由是：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既然要发展市场经济，依靠计划经济那点经验，根本无法管理调控中国经济，因此在经济领域要放开言论管制，让专业研究者发言。 说到这里，得简单回顾一下“清除精神污染”（简称“清污”）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历史。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仅有的两段允许党政媒体公开就党内对立的思想观点辩论的短暂开明时期。 “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发生于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历时只有两个月，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1983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与会者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陈云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会议的最后一天10月12日上午，邓小平使用邓力群准备的讲话稿《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什么叫“精神污染”？主要是港台流行文化例如许多流行歌曲（如邓丽君等）、流行发式服装传进中国大陆，交谊舞会遍及全国大小城市甚至农村。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号令之后，全国各地党委及政府都将重点放在这方面，在一些大城市市委机关门口甚至有这样的提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文艺界积极开展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将《何日君再来》、《夜来香》定性为“黄色歌曲”的典范，连李谷一的《乡恋》和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也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各大学保卫部将晚上抓捕恋爱学生当作清污的重要内容。“清污”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有扩大化趋势，日益变成一场文革式的整人运动，引发社会不满。从下面这幅宣传画可看出“清污”的主要内容。 对于这场运动，最先警觉并且全力踩刹车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发表讲话，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这篇社论及后来的数篇文章对“清污”提出批评，强调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蔓延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称邓小平的“清污”决定是对的，但是在下级执行时出现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清污”运动不得不草草收兵。 党内左派对此结局并不甘心，于是想方设法利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政治口号。1986年底，爆发了“八六学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7年初被迫辞职，中共极左势力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87年初顺势推广、展开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次重点放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经济特区应不应该开办等方面，该运动此后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反对，赵紫阳认为邓力群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的主张），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逐渐结束。据说“经济领域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赵紫阳关于该运动的一个内部讲话定下的。 1989年6月江泽民接任总书记之后，最开始有反改革倾向，经邓小平南巡讲话敲打后，从此坚定推行改革开放路线，赵紫阳定下的这条原则得以保留下来，胡温时期虽然开始反颜色革命，提倡“五不搞”，但经济领域内的讨论尤其是民生方面仍然算相对宽松。这就是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死气沉沉，中国的经济领域讨论显得相对活跃的原因。 习近平第一任期内主要是反腐，对经济领域的言论管制未提上日程。但第二任期内，经济讨论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对经济政策的批评）逐步加强，许多话题包括民生也不能讨论了。演化到今天由国家安全部连续发文加以限制，明显带有恐吓性质。此禁言令下达以来，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正面赞扬，如图： 网络截图 文革万马齐喑 殷鉴不远 文革结束时我已经成年，对当时的宣传记得非常清楚。全国人民一直深受物质供应匮乏之苦，连饭都吃不饱，在邓小平1975年1月复出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纳回到正常轨道中稍有起色，但毛认为这是否定文革，展开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国人又开始“吃社会主义的草”，但中共的宣传机器却大肆渲染中国经济形势大好，当时的旧文是如此描绘： 网络截图 将图片中这篇1976年的报道与今天的宣传文章相比，二者几乎连文风、用词都非常相似，外界评论习近平在思想控制上开倒车退回到毛时代，并非虚言。 在这篇文章发布之后四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清除。对十年文革时期的经济， 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称：“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提到文革十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段历史说明：再华丽的宣传，也挽救不了经济走衰的现实颓势。中国经济目前虽然走衰，但比“文革“时期好得多，如果北京当局诚实地面对现实，能够拿出赵、江两位前任的胸怀，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总能因地制宜，找出解决之策；闭塞言路的结果必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台湾中选会先后举办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相当于美国大选中的辩论。在12月20日的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提到：“在中国（中共）的眼中，我们三人站在这里参选总统通通都是台独” 对此，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在随后的政见发表会上不以为然，并反击说：“这完全是赖皮，赖清德不要赖皮，赖清德不认同中华民国才是台独。”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则趁机继续猛批赖清德：“赖清德的挑衅言论十分危险、不自量力。” 其实，赖清德的这个说法并非没有根据。那就是，中共动辄给别人扣上某种独的帽子。且不说，主张独立或统一，本身属于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民主和多元化的正常社会里，都是正常选项，且符合联合国宪章。但在中共那里，却故意用“独”字来覆盖一切。因为，在中共长期的（伪）爱国主义宣传、洗脑和毒化教育下，任何独立主张，诸如疆独、藏独、台独、港独，都已在中国大陆遭污名化。以至于，中国大陆人谈“独”色变。 比如，针对香港和港人，不论哪个阶层或群体，只要不认同中共，仅仅是要求民主、自由、普选，中共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他们扣上“港独”帽子，以至于，在原本没有“港独”主张的港人，硬是被中共逼出“港独”的主张来 – 部分年轻港人后来的确开始认真考虑和追求香港独立。 中共之所以热衷于“港独”，乃是方便在中国内地宣传，打起民族主义的旗号或（伪）爱国主义的旗号，就能煽动仇恨，让内地中国人仇视香港人，进而一概抹煞港人对基本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坚持，硬生生扭转港人抗争主题，把港人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承诺与规定、要求落实双普选的呼声，一概扭曲为“港独”主张。 在西藏议题上，中共的操作手法也一贯如此。藏人中，原本有两种主张：部分年轻藏人主张西藏独立；但多数藏人的主流主张却是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的“中间道路”- 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版土上，但西藏必须实行真正的自治，以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语言等文化传统。但中共充耳不闻，或假装听不见、听不懂，为了煽动中国民众对达赖喇嘛的仇恨、并回避与尊者展开诚意谈判，中共硬是给达赖喇嘛尊者死死扣上“藏独”的帽子而大加批判。 回头看台湾，中共故技重施。诚然，与香港和西藏情形不同，台湾的主流民意是独立，而代表这种主流民意的往往是本土派政党如民进党。但作为民进党的领袖人物，无论蔡英文还是赖清德，都主张维持现状、维持两岸和平。北京把民进党领袖定义为“台独”。但还嫌不够，即便是主张统一的国民党执政，只要没有按照中共的要求、脚本和进程推进两岸统一，就仍然被定义为某种“台独”。比如马英九执政时代（2008-2016），中共媒体和御用学者就曾把主张“不统、不独、不武”的马英九定义为“和平台独”。 到了2023年，本身是统派人物、并在中国大陆大量投资设厂、与中共关系不浅的台湾富豪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竟遭到中共媒体网络的狂轰滥炸，有的言论竟指他是“变相台独”。习当局甚至直接出手，对郭设在中国各地的富士康工厂展开突击查税，意图逼他退选，免得干扰中共布局或期待的蓝白合（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侯友宜与柯文哲携手参选）。稍后，郭台铭退选。但中共巴望的蓝白合也以破局告终。 台湾各路候选人，须对中共有基本认知。盘踞北京的中共独裁政权，处于专制心态和强迫症心理，非要台湾各界顺从它的意识形态，稍有不如意，就无论统独、不分蓝绿白，一律冠以“台独”的高帽子，痛加批判，煽动仇恨。 台湾各路候选人、以及台湾民众，不可不知中共死意要吞并台湾，不惜发动战争，并非只为反台独而已，其实，它有三重原因、三重意图、三重目的： 其一，阻止台湾独立。尽管，这只是中共表面上的原因（中共在历史上曾高调支持台独）但至少，有利于中共在中国大陆继续打民族主义和（伪）爱国主义的旗号，转移内部矛盾焦点，持续忽悠中国人民，以维持其专制统治。 其二，消灭台湾民主。因为，台湾是华人民主灯塔，极权中共最怕这一灯塔效应，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如中共对香港，最怕香港自由影响中国内地。是中国香港化还是香港中国化？囿于一党之私、一己之私的中共，急欲抢先让香港中国化。 其三，灭亡中华民国。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结果。迁到台湾的中华民国，仍然是中共的一块心病，生怕有一天中华民国卷土重来，以其合法性终结扮演乱臣贼子的中共政权。正如满清推翻明朝之后，郑成功所部在沿海高举反清复明大旗，未能成功，后来远迁台湾；但满清仍视之如心腹大患，必欲灭之才心安。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