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人中大奖后怎么花钱？
2026 年 6 月 23 日
最近，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为”负面”，理由是房地产危机加深和经济增长长期放缓带来的风险。穆迪预测，由于“人口结构疲软”，2024-2025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将降至4%，2030年将只有3.5%。 中国政府对穆迪的判断表示不满。财政部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国安部更是连续三天发文，将唱衰经济上升到“威胁国家安全”的高度。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驱动，近年改由“统计局、中宣部、网信办”新三驾马车驱动，现在换用国家安全部这一“内燃机”了，今后是不是要启用军队这一“核动力”？ 夸张的经济预测导致的地缘政治危机 中国官方之所以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是受林毅夫等人错误预测所误导。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领域专家座谈会，就“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征求林毅夫、蔡昉、樊纲、江小涓、王昌林、朱民、陆铭、张宇燕、郑永年等9位专家的意见。根据这些专家的建议，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林毅夫解释他们预测的依据：201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购买力平价）只相当于美国的22.6%，德国、日本、韩国则分别在1946年、1956年、1985年达到此水平；这三个经济体在相应时点之后的16年，平均经济增速分别为9.4%、9.6%、9.0%。即便考虑到人口停滞、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中国从2019-2035年在8%的增长潜力下实现6%左右的年均增长，从2036-2050年在6%的增长潜力下实现4%左右的增长，也都游刃有余。”他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将超过美国，到2049年将是美国的2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国也会心悦诚服。2023年他依然坚持这些预测，认为“卡脖子”的问题可以利用举国优势来克服。 其实，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比如在2005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分别预测2030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1.5-2倍、2.5倍、2倍、1.5-2倍），与蔡昉对人口的预测（比如预测全面二孩后每年将出生4700多万）一样，每次都夸张得离谱，无一例外。 中国的决策体系，像一张滤膜，任何客观的观点和预警都被视为“唱衰中国”而被过滤掉、甚至被封杀，只有林毅夫等人“唱好”的观点能够进入决策视野。 端着“世界第二经济体”的碗，看着“经济是美国的两倍”的锅，中国领导人豪情万丈，做出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误判，认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外交官被要求“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构建“国际新秩序”。林毅夫等人的夸张预测以及中国的战狼外交，让美国政要陷入战略焦虑，将中国视为试图颠覆二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对手。两国关系陷入螺旋式下滑。 基于错误人口数据的经济预测 老龄化是经济的阻力。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韩国在1985年时，中位年龄分别只有34岁、24岁、24岁，64岁以上老人占比分别为8%、5%、4%；在之后的第16年中位年龄分别为35岁、30岁、32岁，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分别为12%、7%、7%。而2019年、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分别为41岁、49岁，老人占比分别为13%、25%。可见，中国的年龄结构与当年德、日、韩截然不同。 德国、日本的中位年龄分别在2002年、1997年达到中国2019年的水平，此后16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4%、0.7%。德国、日本的64岁以上老人占比分别在1966年、1991年达到中国2019年的水平，此后16年的平均经济年增长率仅为2.9%、1.1%。 林毅夫只看到德、日、韩经济的上半场，没有看到下半场。劳动力是经济的动力，德国的15-59岁劳动力在1994年达到历史峰值，在1995年开始负增长；其人均GDP在1995年达到美国的110%的峰值，然后降至2022年的64%。日本的劳动力在1994年开始负增长，人均GDP在1995年达到美国的154%的峰值，然后降至2023年的42%。韩国的劳动力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人均GDP在2018年达到美国的53%的峰值，然后降至2023年的41%。 如果把中国的经济比喻为一架飞机，1978年改革开放点燃了燃料（年轻劳动力），让经济高速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劳动力在2012年开始负增长，经济燃料不足，经济也开始减速。但是林毅夫等人忽悠说经济还有8%的增长潜力，建议继续踩油门（疯狂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导致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也就是说，2012-2022年6.4%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很大程度是由于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已经高于真实的潜在增长率了，属于透支未来的增长。本来那段时间，是让中国经济平稳着陆、优化结构的最后时机，但是却被白白浪费，后患无穷！ 高空飞行的飞机，燃料不足，但是林毅夫现在还在建议踩油门，继续高速飞行，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度危险的。中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果中国经济机毁人亡，将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因此现在很多国家在纷纷“去风险”。 西方观察家往往专注于批评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和决策。其实指出林毅夫、蔡昉等“智囊”（实为“肾囊”）的预测的荒谬性，可能更具建设性，因为他们的预测是中国各项荒唐决策的依据。中国当局不能装鸵鸟了，应该正视人口危机，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经济决策应该基于现实而不是天上掉馅饼的预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本学者小笠原欣幸在他极为著名的《台湾总统大选－台湾认同的成长与争夺》一书里，仔细地耙梳台湾过去7次总统大选的胜负结果。他将台湾的选民结构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另一块是所谓的“台湾民族主义”，第三块是所谓的“台湾认同”。“台湾认同”虽然它重视台湾的主体性，但在国家的选择上却不同于前两者，它包含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以及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族群，更倾向“维持现状”，支持的是一种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及对台湾的强烈归属意识。 根据小笠原的理论，不管蓝绿任何一方，只要是在总统大选里采取强烈的“台湾民族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最后都将导致失败；而过去30年总统大选，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的“台湾认同”的争夺战，能赢得绝大多数“台湾认同”者的支持，才能赢得最后的执政权。 从小笠原的理论出发，李登辉之所以在96年胜选，是因为在台海危机下，他极大化了“台湾认同”的这群人，并分别以“台湾民族主义”及“中国民族主义”边缘化彭明敏与林洋港。2000年后陈水扁的胜选与连任，靠的是他的“新中间路线”，以及民进党用“台湾前途决议文”搁置“台独党纲”。马英九在08年胜选时，强调的是2300万台湾人决定自己的前途；12年胜选的关键是“九二共识”，但那时候的“九二共识”代表的是“一中各表”。 至于蔡英文两次胜选都与她争取“台湾认同”支持者高度相关。16年前夕有太阳花学运，蔡英文对抗的是支持服贸、急速倾中的国民党；20年有香港大动乱，以及对手韩国瑜寓意的“亡国感”，这都让诉求“维持现状”的蔡英文得以胜出。 2024年大选将在18天后投票，但这场选举迄今没有“台湾人出头天”，也没有“亡国感”，甚至几乎不太谈服贸协议与一中市场。取而代之的是3位候选人的私产争议－赖清德有万里老家是否为幽灵房屋的迷团，侯友宜有阳明山凯旋苑高价租金争议，柯文哲更有新竹炒地皮风波。这是台湾8次总统大选以来最不聚焦在两岸政策的大选，连小笠原都说道： “3位候选人均为本省人出身，他们都明确反对‘一国两制’，并主张维持中华民国现状，因此台湾认同并未成为主要的选战议题。对于过去搭上台湾认同顺风车来扩大声势的民进党来说，等于‘无从借力’的情况。无论是赖清德、柯文哲或侯友宜，都有可能获得来自抱持著宽松温和的台湾认同人们的支持。因此，这次选举中的选票流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 两岸政策未成为选战焦点，应该与在野党避实击虚，刻意以内政及候选人特质为议题设定的选战策略有关；不过，在野党诱敌深入，也得注意到自己是否后防空虚；否则，当候选人个人条件完整摊开在选民面前，发动攻击者未必能在这场“人格之战”里讨到便宜。 赖清德是民进党新潮流系长期重点栽培的明日之星，从政近30年的他律己甚严，不收礼、不送礼，不参加无谓的应酬，甚至也没有任何班底，争议不近身，各方人马很难从他的亲朋故旧部属去推敲他的喜爱与软肋。这是为什么这场总统大选打了一整年，最后对手只能从他一栋位于万里山脚下的老宅下手的原因。 只是，整栋赖清德老宅价值不到80万，还不及台北新成屋一坪的价格，根本无利可图；加上过世多年的老妈妈的确曾住过现址，超过半世纪的老邻居、老邮差以及户籍资料都出面佐证房子的确存在，这使得新北市府定位的“幽灵房屋”违建说左支右绌。尤有甚者，侯友宜自己从未清理5年前的文大大群馆争议，包租公的印记使他极力想营造的正义警察形象荡然无存，加上柯文哲又闹出新竹炒地风波，反而导致在野候选人选情急转直下。 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这场总统大选，认为选举结果将决定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也将对国际社会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来台观选的外籍记者无法理解：为何这场大选会聚焦在一栋价值不到80万的偏远小屋是否是违建的问题上？其实与两岸议题疲乏，以及候选人的议题设定高度相关。这是台湾选举史上首见、两岸关系未成为焦点议题的总统大选，反而是候选人的“房事”争议，以及其背后映照出的人格特质，竟可能决定谁是总统的一场选战。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中央自1994年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成为每年最重要经济政策会议，都是由总书记亲自召开，所以中国官场就开玩笑说：“简单人不看、看的人不简单”，今年特殊的是习近平开到一半就急著出访越南，可见匆促与主导权在越南这一边，因此习近平回程就顺便到广西调研，让缺席经济工作会议有更丰富的行程。 在广西视察时，在糖料蔗基地，走过甘蔗园，突然停下来，在甘蔗上摸了一下。离开之后，这几颗甘蔗树就围起红龙柱，开始收费，一人20元人民币，供大家拍照，网上社交平台民众开始流传“习大大摸过的甘蔗”旁照片。学习习近平的姿势，左手碰著甘蔗，宛如与习近平握到手一样露出兴奋神情的珍贵照。因为人数太多，甘蔗已经被摸到发亮，更出动保安戒备。 场景与文化大革命时的芒果崇拜一样，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当时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Mian Arshad Hussain访问中国（一说芒果出身地是印度），赠送一篮当地的芒果特产给毛泽东。同时工人宣传队镇压清华大学红卫兵，因此毛泽东为了奖励这工人胜利，就把芒果送给他们。工厂工人还举行一个盛大芒果欢迎仪式，唱诵著毛语录，每个工人摸一下就很兴奋，最后芒果摸到烂，只好切丁煮汤，每个人喝一口还是很兴奋，最后用蜡包著芒果，还有用金子打造芒果供奉著，写著毛主席万寿无疆。 独裁者个人崇拜，透过毛泽东加持的芒果，芒果代表毛泽东对工人的支持，芒果是毛泽东直接下令送来的。对工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收到看得见摸得著的来自毛主席的物品，十分难得可贵。毛泽东透过个人崇拜，让人民爱毛泽东远远超过爱中国。 独裁的个人崇拜与马屁文化是息息相关，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都是历史的文物，但其中有一件展物，是习近平端详过的茶杯也被公开展示，介绍该展品为“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端详过的茶杯”。中宣部不断展示习近平年轻时向农民学习，在下乡插队住过窑洞放过羊，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等造神运动。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有其天生的领袖魅力，但习近平缺乏魅力的领导人，除了强调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等口号以外，需要透过操作才能达到个人崇拜，因此借由外物，搭配马屁文化，营造习近平是受人民爱戴，形塑是人民自发与发自内心的。毕竟习近平离中国人民很远，人民只能借由习近平摸过个甘蔗，感受与习近平近距离接触，这些操作与独裁国家或毛泽东时代没有不同。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30岁冥诞。中共当局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上午，习近平率一众高官朝拜毛泽东纪念堂。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习近平发表讲话。查阅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提到江泽民，一次提到胡锦涛，三次提到邓小平。可是在这次讲话中，邓、江、胡都一字不提。记得在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我当时就指出，这实际上是要拉抬毛、贬低邓，是要开改革开放的倒车。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就在毛诞的前一天，被誉为改革派最后阵地的《财新周刊》发表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声疾呼邓小平主张的”实事求是”，并指出”经济不振金融风险显露”等。这篇社论在发出数小时后被下架。这表明，习近平已经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道路上倒退有多远。 官媒报道全国各地、尤其是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民众纪念毛诞的活动。但引起广泛关注的，不是官媒的报道，而是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出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另类的纪念毛诞的活动：从25日午夜起，就有大量民众，主要是年轻人，聚集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 现场，手举毛泽东相片和红旗高喊：“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资本主义复辟，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所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要毛泽东思想。”当局在现场派出大量武装警力监控，有警察收缴了一些集会者打出的标语，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和“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哀”。另外，毛粉的《乌有之乡》也发文声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毛的旗号，但同时阉割其革命内容与锋芒，愚弄劳动人民，等等。据说当局内部有指示，要警惕有人利用毛泽东反对现在的党中央。 在这次官办的纪念毛诞的报道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当天晚间，央视的《新闻30分节目》在报道了为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推出的纪念邮票后，紧接着就播放了一条北川羌妹子唐丹在年末忙着杀猪做腊肉的新闻。按说，这位北川羌妹子唐丹做腊肉的事情，从前年起就有过几次报道，算不上新闻了，为何却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上央视的新闻节目？因为民间早就有用“腊肉”来指代毛泽东的习惯，无怪乎引起网民热讽热议。稍后，这段视频被删除。但由此引起的这段议论却并没有平息。 从这次纪念毛诞所呈现出的种种荒诞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中国之荒诞。毛泽东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从土改到镇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浩劫，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中国人至少有六千万。在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不但在民间，包括在中共内部，在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都越来越强。虽然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毛做了“功大于过”的正面评价，但不少与会的中共高官告诉我们，事实上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官员们都主张对毛做出更否定性的评价。他们之所以接受毛“功大于过”的结论，只不过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是权宜之计，再过些年会重新评价，会更多否定更多批判的。殊不料后来发生了“六四”屠杀，原本在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戛然终止，以后就是持续的倒退，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变本加厉。但历史真相终究不可掩盖。我们坚信，历史罪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2023年末的中国，在北方冰封、甘肃地震的同时，南方经济再次受到来自北京意识形态官僚的政策冲击，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经济萧条的气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患上了严重的冬季抑郁。他们发现，中国政治正在陷入197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甚至超过1989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 政治分化与复辟 正因为如此，中国最后一家自由派媒体《财新》周刊发表年终社论，以空前严厉的语气重温45年前中共改革开放之初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将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国际孤立和自我粉饰与文革后期相提并论。这篇社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但很快被中共自己的网管部门封杀。 只要身处中国就能感受到这篇社论的非同寻常，它沿袭着中共传统的借钟馗打鬼进行动员，反制毛主义的汹涌复辟，不啻为打破冰封政治中的号角。换言之，如果对比45年前中共政治伴随真理大讨论开始分化为拥戴改革开放的改革派和坚持两个凡事的凡事派，前者衍生的团派对之江系的节节抵抗直到最近随着前总理李克强的卸任和离世才告最终瓦解，那么素有改革派最后阵地之称的《财新》及其背后残余的改革派力量在今天发出如此信号，固然有天鹅绝唱的悲凉，却可能开启中共内部新的分化，即求是派和复辟派的对立。 所谓复辟派，也随着毛泽东130周年冥诞的纪念日讲话正式形成。中共领导人在这次罕见的纪念毛的长篇讲话中借招魂毛泽东来巩固自身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方面重提久违的民主集中制，似有让步、分责姿态，另一方面又强调统一思想，俨然以教主身份要求中共最高层做到从身体到灵魂向领袖的绝对效忠，如同毛的重生。此举，固然有意正式确立新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也因此暴露出中共领导人面对变局计无所出的权威削弱和窘迫混乱。 社会分裂与极冷 如果再看圣诞节前后中国社会的分裂，更足证过去一年北京当局对于疫后如何收拾人心、重整山河几乎毫无建树。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各地方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企事业单位不搞圣诞促销，大学严控学生参加平安夜弥撒、聚会，官方教会领导人也被统战领袖召见要求“从严治教”，各地教堂被严防死守，街市毫无圣诞气氛。在冷清之中，人民看到中国的执政党并没有汲取动态清零的教训，不在乎商业利益和宗教自由，不想修正反而强化了反西方、反国际社会的立场。在北京看来，圣诞节俨然成为又一个意识形态上甘岭。 然而，经受了去年三个月封城之苦的上海市民毫不理会这些明暗限制，商家继续圣诞促销，市民们也穿上圣诞装扮走上街头，继续着两个月前万圣节的人民狂欢。与此对照的，是南有长沙、北有丹东，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毛诞”纪念，呼应着中共的新毛主义回魂，为复辟造势，让几乎所有人在这个冬季都感受到了新文革到来前的严寒。 事实上，政治气候的极冷并非骤然而至，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过去一年里，政治混乱愈演愈重，也为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浪潮营造了最后的现实主义气氛。这些混乱，既是领导层路线摇摆带来的，也有路线失败后的党内清洗，都为年末意想不到的党内分化营造了气氛。 其中，最具指标意义的，自然是北京高层官员的接连落马和某些部委机关的全盘清洗，例如外长秦刚和防长李尚福的先后失踪，无论坊间传闻几何，均与中国对美外交失败有关，而且大大削弱了中国对美的对抗意志，才有今年旧金山峰会上美中之间的缓和。 然而，对僵硬的中共体制而言，哪怕此种最低限度的缓和都需以清洗两位最为“战狼”的鹰派高官为代价才可能取得，尽管无损意识形态部门的极端反美，姗姗来迟且有限的缓和无助于减轻国内外资本和中产阶级的疑虑，无助于减缓欧美对中国的去风险化进程，反倒驱使官僚部门以朝三暮四的机会主义加速摧毁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信心，造成过去一年北京先后释放出近一百条复苏政策仍无效果。 其结果，围绕民营经济和威权政治之间的内部脱钩进程已经开始，也就是国内广义中产阶级选择的去风险化道路。这是《财新》周刊背后党内求是派最为焦虑的，却是北京主政者不以为然的。后者从今年底以来试图以“经济宣传”代替经济政策，以为封闭了所有经济统计和评论就等于将经济送进了无菌病房那样安全，却不知如何急救。 “中国式现代化”？ 一场被动革命 只是，在这个闭关锁国的巨型ICU病房里，当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几乎同时间患上了严重的政治抑郁，那也意味着大萧条来临了，尽管股市和消费都以更为类似抑郁的缓慢而非1929年股灾突现的模式再现。这就是2023年的混乱结果。 然而，人们不知道这一场混乱的根源究竟来自何处。或许可以简单地将一切混乱和无能归咎到某个领袖，甚至新冠疫情本身，这样就忽略了中共党内在过去一年的政治分化其真正根源，也就是当下毛派复辟的现实基础。 理论上，如同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历史启示，不同于马克思，意大利的葛兰西曾经在狱中给予了消极革命的解释，类似过去4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都是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或者毛主义革命的积极革命而言的一种消极革命，对后者，尤其是过去十余年在中国发生的“继续革命”，都是无力消灭潜在领导阶级也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背景下所做的边缘化和吸纳式努力，并且以选择性现代化的方式进行，选择特定的行业和阶级予以现代化的激励，然其根本都是既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存续，也是为了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后者正是美中之间能够实现最低限度的缓和、继续保持至少名义上的开放和名义上的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 然而，这种消极革命的本质终究是反动的，最终不可避免地因为官僚国家的任意性而得罪了几乎所有阶级，也在现代化的光鲜外表下掩盖了所有丑陋保守的沉渣，造成葛兰西所说的“一切都改变了，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也就是无论19世纪的法国还是当下的中国其政治混乱的根源——一个空有雄心却无能的专制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能造成的一切混乱和退步。 在这个意义上，曾经被讽刺为“没有一人是男儿”的中共党内自由派和改革派们，或许正是中国目前最爱党、最担心党国命运的一小群人，如同1976年的密谋者。只不过，今天他们所利用和拥有的只是残存的一点公共声音，试图唤醒党内外人民的历史记忆，而不是禁卫军。而人民，即使包括那些患上政治抑郁的精英，如何可能从清醒认知的抑郁状态中找到出路呢？他们面临的是新冠疫情后的无尽黑暗。 在大萧条的中国未来，在求是派与复辟派的斗争中，或许只有狂热的复辟主义者才能生存。对这个世界而言，那意味着真正混乱的开始。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西方的经济理论五花八门，其中一派叫做自由贸易。其理论是在国际贸易的市场经济中只要自由贸易，就是各方面都合理，最佳状态。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就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纷繁复杂，很少有最佳状态 — 既没有标准的市场，也没有亿万人一致的标准的人。所以实际操作中的经济政策必须按照实际来，也就是符合实际。 但是前些年自由贸易的说法突然甚嚣尘上。什么原因呢？就是发达国家的工资越来越高，资本的利润遭到了压缩，希望寻找增加利润的方法。于是大家发现某些利用穷国的低工资，在发达国家市场上赚取超额利润是一个好办法。如何扩大这种生意的规模，使之合理合法呢？自由贸易的理论很符合这个希望，可以使资本高速扩张。于是就被吹捧得天花乱坠了。 邓小平和江泽民那两代领导抓住了这个机会，联合西方大资本来了个大忽悠。因此得到了美国的永久自由贸易协议（最惠国待遇），还加入了那个世界自由贸易的组织。在允许大资本自由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换取了西方对中国的经济输血。 资本和技术大量流入中共不自由的市场的同时，超额的利润对半分。大资本们赚得盆满钵满，中共的钱袋子们也赚得东升西降，厉害了我的国。其中中共军力的超速发展和战狼外交，首先让西方各国的有识之士们不满，进而让西方的选民们开始怀疑：正是这个自由贸易，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化和不安全，导致了全球民主的衰落。 最近美国总统公开谈论民主的衰落，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女士也谈到了贸易政策要现实，关税保护是必要的。美国舆论终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难再回头了。所以习近平集团希望重新依靠西方输血，来挽救中国经济，这条路肯定不通。不改革政治，不保障国内经济正常运行，不可能救得了经济。 最近的一些现象也足以说明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资本外逃的速度和额度都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不仅外国资本出走，中国的资本也在出走，中国的经济正在逐渐被抽空。而出走的原因，主要就是政治压迫的加重。例如间谍法和企业党支部等等政治操作，加大了政治干扰经济的力度。 资本除了马克思说的追逐利润之外，同样也注重安全的经营环境。江泽民时代外国资本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安全也享受超国民待遇。所以资本家们追逐利润的本性得以发挥，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经过了江胡时代相对宽松的环境之后，现在的环境就使得一些人忍受不了了。外逃在一些聪明人的带动下，逐渐呈现加速的趋势。 国内的企业经营也很不乐观。整体呈现收缩的趋势，不仅生产收缩，消费也在收缩。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通缩，不仅是通货紧缩，而是统统收缩。下一步应该就是整个经济加速下滑。这真的应了习近平同志的号召，大家都要过紧日子了。 公平地说，自由贸易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必须的，主要有的是积极的意义。这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必须政策。但在政治体制不同，经济水平千差万别的国际之间，其所导致的结果就太复杂了。不可以用理想化的政策来概括，否则后果难料。 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理论的不现实。再想依靠大忽悠获得额外的输血，肯定不可能了。还是老老实实改革政治体制，才是救中国的必经之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由新疆伊犁自治州人大颁布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是把习近平早在2014年的治疆讲话中首次提出的“民族互嵌”的少数民族治理手段“法制化”的开端。而这个“民族互嵌”的要害是“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说白了就是要把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变成多民族的混居、杂居区！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新被美国制裁的涉疆中共官员之一：伊犁恶警高琪》中已经介绍了中共前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在位时下达对所有“不放心人员”的所谓“应收尽收”指示，主要是针对喀什等地区，镇压对象主要是维吾尔族。而如今被美国宣布制裁的高琪则是把陈全国的“应收尽收“，落实进了伊犁自治州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群体。这是因为由他主持“维稳”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有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47个民族。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当局把这里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地方法规”形式强制推行“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首选样板区。 就在高琪和胡联合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两天后，本月14日，《新疆日报》刊登新闻报道说：12月13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规，全文共19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立法目的，涉及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经济补助、环境优化、完善设施等措施，逐步推动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此消息公布后，似乎并未引起广大外界媒体的特别关注，如果上网查找“民族互嵌”一词的话，只能找到一篇《大纪元》发表于本月17的揭露和批判文章 《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恶法 专家：中共新阴谋》。文章直指中共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颁布的所谓的民族交融促进条例，旨在为中共宣扬的少数民族政策确立“行为规范”，以建设所谓的“民族互嵌式社会”。法学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文化性种族灭绝的新思想阴谋。 的确，强推所谓的“民族互嵌”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就是“种族灭绝”，只不过这一阴谋早已经不新，被胡联合等“体制内学者”先以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形式引发当权者注意可以追索到十五、六年前，而开始成为实施习近平新时期民族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也已经是近10年前的事情了。 据一个叫郝亚明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教授撰文介绍：“深刻认识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言，这一指导性原则在2010年被提出后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阶段，而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提出使其具备了可操作性的实践抓手”。 这个所谓“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成为中共治疆政策内容的首次对外公布，是新华社2014年05月26日播发的新闻稿，标题就是《政治局: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该新闻稿的副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其中提道：“大力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紧接着，4天之后由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两次将此“最新提法”对外宣讲。 中共“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是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习近平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敬请注意，到此为止，这个“民族互嵌”还只是局限在中共治疆新理念范围。习近平当时的设计是把“互嵌”解释成双向，即在新疆当地推动建立“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同时，还要把新疆的少数民族移民到内地居住、就业并接受（汉化）教育。 紧接着，就是在几个月之后，“民族互嵌”就被当成中共整个民族政策的新内容了。 还是发生在2014年年内的事情，当年9月28至29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开了两天，习近平在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2014年年底，习近平当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的形式，将这个“民族互嵌”正式官宣为其整个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意见”中具体要求说：“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媒体要持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推广经验，树立典型，营造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该政策文件下达次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了评论员文章《为民族工作注入新动力》，说是“ 新形势下，我们既要创新载体和方法，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也要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让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致此，习近平当局的对“民族互嵌”政策的宣传造势达到了最高潮，而且是明白说明要将其由单一的治疆手段扩展成对所有少数民族的治理手段。但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一政策曾一度给外界以“雷声大，雨点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感觉，而“理论界”时有讨论文章的零星发布，反而给人政策不成熟，还在进行理论评估的感觉。直到习近平突然下令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学校强推汉语教学事件的发生。 当时，内蒙古教育厅印发的《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中所体现中的“党和国家意志”，成为整个内蒙古地区一浪高过一浪的保护母语运动的导火索。 自2020年8月底开始，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民众为抗议当局强推汉语教学，各地暴发学生、家长与老师上街抗议运动。蒙古族家长和学生在学校外唱歌、喊口号的照片与影片在社群媒体疯传，内蒙古电视台的300位工作人员公开按手印签名呼吁保护蒙语、师范学院老师集体签名抵制新政策，十几岁的学生、家长、知识分子、公职人员联合起来抵抗这个政策。 当时的习近平当局立刻将此次抗议定为“受境外势力煽动”，在内蒙古切断通讯软件微信、解散微信群组，派警察和政府公职人员挨家挨户要求蒙古人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否则要开除公职，公安、武警及各级公职人员抓捕参与抗议民众，甚至出现内蒙古女官员反中共暴政而坠楼身亡的惨剧……。 对于该事件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详见笔者在2020年9月7日发表的《原来内蒙强推汉语教学是习皇诏令》及此前此后的系列文章内容，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在内蒙古自治区强推汉语教学引发的强烈反弹虽然被习近平当局镇压下去了，但习近平当局由此对所谓的“民族问题”有了更强的危机感。于是，于2021年8月27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民族互嵌”的必要性和强制推行的紧迫性。 习近平的这份讲话已经收录于《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取标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当局的宣传文章说它是“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学习时报》上刊登的相关文章称习近平的这份讲话“科学部署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任务”，“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划定‘路线图’”。 文中具体解释说：要坚定不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夯实交往交流交融基础。加强空间嵌入，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加强文化嵌入，促进相互理解、相互欣赏， 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融互鉴；加强经济嵌入，让各族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照顾，在产业链上相互关联，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加强社会嵌入，营造各族群众日常接触、共同居住的社区环境，让各族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乐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加强心理嵌入，促进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 读罢如上内容，就不难明白所谓的“民族互嵌”，首先是“空间嵌入”，把“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这句官话翻译成老百姓一听就懂的人话，就是实行所谓的“掺砂子”， 让各民族混居、杂居！ 本文前面已经提及的《大纪元》上星期刊登的《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恶法 专家：中共新阴谋》一文中引述了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蓝述的话说：所谓的“互嵌”实际上是让汉族和维吾尔族全面杂居，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的控制。 蓝述说，维吾尔族人居住在一起，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将形成凝聚力。毫无疑问，这种凝聚力不利于中共掌控，因此中共采取了杂居的方式。在杂居状态下，由于汉族人接受的是中共的党文化，这种党文化便会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从而降低维族人的宗教和文化凝聚力。 此外，蓝述还表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居住在一起往往会引发矛盾。他说，这种矛盾有助于中共挑动群众斗群众，特别是挑起汉族与维族之间的斗争，从而方便中共实施控制，这是中共最擅长的手段。这种杂居的方式也使中共能够更便捷地组织特工，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 这位时评人士分析的没有错，只不过把习近平当局的“民族互嵌”简单理解成了对付和“瓦解”新疆维族人的手段，其实不然。所谓的“民族互嵌”被深入推广肯定是要假以时日，但习近平当局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区域逐步扩展和深入。而且，别忘了这“民族互嵌”说的是“各民族互嵌”，也就是说，不但是人让汉族与维族，或者让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互嵌”—以汉制“夷”，也还要让不同少数民族“互嵌”—“以夷制夷”。比如让信奉不同宗教和哈萨克族与蒙古族“互嵌”。 日前刚刚通过的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中明白强调的就是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规”，涉及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本文前面已经强调过，这个新疆伊犁州，说是“哈萨克自治州”，是因为哈族人口居多，但该州境内也还有包括汉族、维族、蒙族、回族等在内的40多个大小民族的人群。而中共当地政权用“地方法规”要求县以政府以“经济补助、环境优化、完善设施”等手段强推的“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无疑是包括了让汉族人“嵌入”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人为打乱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形成的的单一族群聚居状态。用中共当局御用文人的话说就是“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新时期我党增强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推进族际和谐的新举措”，此举“并非单纯强调少数民族嵌入到多数民族之中，也包括多数民族嵌入到少数民族之中，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 更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内容，本专栏日后还会有文章跟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被美国政府列入新一轮制裁名单的中国新疆伊犁公安局长高琪不但在中共新疆”反恐”过程中屡立战功，而且还把原本主要针对维吾尔族群的”应收尽收”的极端手段对付伊犁境内众多少数民族和穆斯林群体。 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5周年前夕，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于12月8日宣布因侵犯人权而对九个国家的20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名涉新疆事务的中共官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兼公安局领导人高琪和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胡联合。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高琪所在的上级部门新疆公安厅之前已被列入被指定实体名单，而他作为副州长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镇压。高琪及其直系亲属被禁止入境美国。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还说，胡联合所在的中央新疆工作协调组在制定新疆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直接和密切卷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的制定和修订，该条例在中国政府眼中为在新疆展开再教育拘留运动提供了推定的法律依据。 其实，这其中的胡联合，已经是第二次被美国国务院列入制裁名单了。上一次整好是两年时间以前，也是赶在国际人权日之际。 2021年12月10日，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了《国际人权日 美宣布制裁四涉疆中国官员与一实体》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人权日宣布对中国等严重侵犯人权国家的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两篇报道文章，说是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的这一天，美国宣布制裁四名涉及严重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的现任与前任中国官员，并将涉及新疆监控的中国企业商汤科技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企业的名单上，美国个人与实体将不得投资。 如上报道中详细介绍说：中国使用一种人工智能（AI）辅助计算机系统，可为新疆地区数百万维吾尔人创建生物识别记录，使用数字监控系统来跟踪维吾尔人的行动和活动……。其中一些人随后被拘留并被送往拘留营，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无限期关押。这一技术专门针对维吾尔人，根据他们的外表，并记录他们的动作。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是中国当局利用拘留和数据驱动的监视在新疆地区建立警察国家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商汤科技开发的人脸辨识系统被中国政府用以监控新疆维吾尔人。商汤科技在申请专利时，还强调自家技术对有胡须、戴墨镜与口罩的维吾尔人，有强大的识别能力；集团子公司“北京商汤科技”2019年就已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现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了，美国新的一轮制裁名单中虽然再有胡联合，而没再有臭名昭著的商汤科技，但不知仅是是巧合还是天意，就在这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名单发布6天之后，该公司的创始人、“中国人共智能领域的杰出代表”，年仅５５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汤晓鸥却突然被官宣“因病医治无效”了。较详细报道见自由亚洲网站本月１６日文章《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鸥猝死 公司曾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两年前的国际人权日上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涉及新疆人权迫害的4名中国官员，包括前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现任的新疆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关键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胡联合以及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长陈明国，他们的亲人也不得入境美国。 关于胡联合，我们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专门进行详细介绍。而两年前和胡联合一起被制裁的陈明国当时的职务是自治区副主席兼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今年１月和3月他已经被分别宣布连任了这两项职务。既然已经开始了连任，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今年没有对他进行再制裁。而这次新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高琪则是陈明国最得力的部下之一。 １９７０年出生的高琪是汉族，祖籍山西。十之七、八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响应号召“援疆支边”的内地汉人后代。他的官方简历中说他是＂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在 新疆劳改警察学校管教专业学习，1990年6月毕业待分配“，其实这所“新疆劳改警察学校”的全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警察学校”。 这所学校当年成立的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了内地数万名“重刑犯、顽危犯、反改造尖子犯”，为培养大批劳改工作干部的需要，1984年1月21日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干部学校。当时，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在职干警，每年3至4期，意即每个学员的在校受训时间也就三四个月。 1987年4月，该学校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警察学校”，一年多后经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批准，学校成立电大工作站，实施大中专学历教育。意思是有资格招收广播电视大专或者中专生了。直到１９９３年，这所学校才被批准增挂“公安司法学校”牌子，列入国家普通招生计划，实施高中和初中起点的普通中专学历教育。 也就是说，１９８８年的高琪或者是高考落败，也许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参加高考，这才退而求其次，读了一个“广播电视中专”。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毕业待分配”了。 接下来，这个高琪并没有因其所学＂专业“而对口当了一名狱卒，而是成了泽普县公安局的一名干警，继而又被调入喀什地区公安局刑侦科干警。 从1999年起，高琪从喀什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职务一路晋升。 2008年8月4日喀什市发生一次袭击武警案件。中国官方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官方公布的案件细节是当时有两名维族男子驾车对正在出操的喀什市边防支队武警发动袭击……，共造成武警17人死亡、15人受伤。 接下来，在对这两个人的抓获过程中，高琪立功受奖，于２００９年4月晋级为喀什地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几个月后即又被提升为副司局级待遇的喀什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当时那几年里，喀什地区是中国新疆“反恐”的第一线，身为当地公安局局长的高琪所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 2013年开始，高琪转任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常委兼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2016后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州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州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 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中指出：高琪在2018年6月表示，新疆必须“坚决按照陈书记的要求，把不放心人员送到放心的地方……慢慢改造”。 此后，伊犁地区公安人员实施了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酷刑，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不经审判的长期羁押； 绑架和秘密关押造成人员失踪，以及其他公然剥夺生命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的行为； 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如上内容中所说的“陈书记”，就是几年前早已经被美国宣布制裁的时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 2017年8月30日，陈全国对全疆县级以上干部发表视频讲话，就“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疆方略”总结“反恐”工作成绩：……“三仗一战”打得漂亮，“挖减铲”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严打真正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安宁。社会面防控成效明显，布下了反恐维稳的天罗地网。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实现了全封闭，筑起了防回流、防袭扰、防热兵器流入的铜墙铁壁。断根、断代、断联、断源“四断”明显，实现了标本兼治、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如上都是陈全国所讲的原话，请读者听众特别注意其中的“断根”和“断代”的表述，真得是让人毛骨悚然！ 在这次讲话中，陈全国还对下一阶段的“反恐”提出要求：强化严打攻坚。继续挖存量、减增量、铲土壤，集中力量开展严打攻坚会战，采取一切措施和手段，把暴恐团伙和暴恐分子挖干净、抓干净、打干净，坚决消除现实危害。坚持应收尽收、有了就收，对重点人员和不放心人员集中办班培训，实施甄别审查、教育转化，坚决消除潜在危害。切实抓好“断代、断根、断联、断源”工作，精心组织各类专项斗争，坚决切断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承体系，切断宗教极端思想传播渗透的途径，切断“三股势力”内外多联的渠道，切断“三股势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传播的源头……。 如今，陈全国早已经被习近平打发回家养老，但他当年亲自考察、任命的高琪还在继续作恶。 有道是，笔者在设法查找陈全国的这份讲话内容时，居然无意中看到了当时被中共内部查办的时任莎车县委书记王勇智的一段自我批判内容。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进入查一下王勇智其人其事。维基百科的记载是：2014年莎车县暴恐袭击案发生后，在新疆南部长大并有着执政经验的王勇智就任莎车县县委书记。王勇智认为教育和经济发展为消灭恐怖主义的方法，因此上任后加强了莎车县的安全措施，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双语教育，并建设机场、水利设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致力于经济发展。根据上级指示，王勇智在任内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但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表示顾虑，担心大规模拘禁会损害该县的民族关系，并阻碍经济发展。王勇智下令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 2017年9月后，王勇智从公众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莎车县委书记一职改由范宝军担任。2018年3月，王勇智被控存在“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贪污腐败等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官方的公开报告中并未提及王勇智释放在押人员一事。 2019年11月，《纽约时报》声称，一些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向王勇智表示了敬意。 而笔者这次无意中查找到的王勇智的自我批判内容中有他自己解释他释放“在押人员“的初衷。 他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毫无党性原则，不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自觉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自认为比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更了解喀什地区实际情况，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必须有选择地抓落实。因此，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都收走了，势必影响脱贫攻坚进程，影响自己的政绩，导致无法实现自己尽快离开莎车的目的。因此，为了一己私利，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做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的2万余人中的7000余人违规解押、解教，亲手埋下这些“定时炸弹”，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请注意，所谓“应收尽收”的“收”，就是“收押”和“收教”，意思是要对所有“不放心人员”都或者直接判监，或者关押进不需要审判程序的教育营。 而当时陈全国下达的如上指示，主要是针对喀什等地区，镇压对像主要是维族。而如今被美国宣布制裁的个高琪则是把陈全国的“应收尽收“，落实到伊犁自治州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群体。这是因为由他主持“维稳”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有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47个民族。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当局选中这里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依法”强推“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样板区。进一步的内容，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爆出持有农牧用地违规使用之后，柯文哲解释，之所以会买那块地，是因为父亲在他年轻时希望他可以回到新竹行医，于是在2008 年与新竹 4 位前辈医师合购这笔土地，所有持份是 5/24。而他长年在台北，土地是爸妈在处理，没爆出来他都忘了有这件事情…… 短短一段陈述，柯文哲说了好几个谎，也留下更多的疑点。 一、既然是父亲希望他回到新竹行医，那为什么不是买建地而去买农牧用地？农牧地怎么盖医院？二、照议员卓冠廷的追查，该土地有6个人共同持分，除了柯文哲以外全都是女性（据身份证公开资料），4位“前辈医师”都是女性这机率有多大？三、柯文哲说农地改做停车场使用“是其中一个地主代表去签约”，但柯妈妈受访时却说“是3年前由游览车业者透过代书，来询问是否可以租用停车”，到底谁在说谎？ 四、根据公开申报的财产资料，柯文哲名下只有这块位于新竹市隆恩段的土地，自己所拥有唯一的一笔大面积土地却说“不知这土地在干么”、“没爆出来他都忘了有这件事情”，这合理吗？五、柯文哲装得好像跟这笔土地“很不熟”，但出了事却不问其他共同持分人，随即宣称要“全部刨除，改回农用”，立刻又变为主导者，这符合任何正常的经验认知吗？ 对于以上疑点，柯文哲几乎通通没解释，只强调他会立刻刨除地面柏油、补缴税金，想把事件导向单纯疏失。但任何人都知道这其实是惯用的“养地”手法，其实就是所谓的“炒地”。只要等到民众党籍的新竹市长变更都市计画，这块2300平方公尺的“特农用地”被改为建地，价格立刻一步登天。 一般人有闲钱“养地”不是不行，“炒地”只要不涉及明显对价，也未必违法；但对于标榜“新政治”、最照顾年轻人的柯文哲而言，却显得极为讽刺；对于前几天还发表农业政策，誓言要“保护农地”的柯总统候选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瑕疵。 一样的争议，也发生在侯友宜的文化大学大群馆（凯旋苑）事件上。此事最早爆发于2018年侯友宜首次参选新北市长选举，但是未伤侯友宜分毫；可能也因为这样，侯友宜家族从未处理，相关争议就一路跟著他到总统大选。所不同的是，当年的大群馆现在改名为凯旋苑，如今103间套房月租1万6，比起当初更翻涨好倍，甚至有人算出侯友宜家族光是当包租公就可年收两千万。 侯友宜讨了好老婆，加上理财有方，那是他的本事；不过，一边想要当总统，一边又要当寓公，还爽收学生高价房租，那当然是在挑战选民的观瞻。侯友宜办公室说，所谓“包租工年收两千万”是“旧闻”，是“乌龙爆料”。那就请问：侯友宜从现在的凯旋苑宿舍到底可以年收多少钱呢？总统的财产没有秘密可言，这可不是一句“我的隐私”可以随便唬弄过去。 赖清德的老家位于新北万里偏远山脚下，当地房仲估算整栋房子价值不到100万元，甚至还不到台北新成屋一坪的价格。这样的房子被连闹了两个月，说它是“违建”，必须“高道德标准”处理，最好能够自己把它拆掉，否则就是“赖皮寮”，最后逼得赖清德舍去自己与母亲生活的记忆，把房子捐出来。如果依同样的标准，要怎么看待柯文哲这场炒地皮风波？又要怎么衡量侯友宜把自家房子切割为100多个门号避税，再爽领钜额月租金的行径？ 陆军官校有个座右铭：“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后来，许多从政者就以此来惕励自己，强调要赚钱的人不该从政，要从政的更不能想著赚钱，特别是竞逐总统这么重要的职位更是如此。既然这场总统选举已经演变成候选人的“人格之战”，那就不该以道德质疑别人，却用道理来原谅自己。在所谓“一切依法”的最低道德标准之上，柯文哲侯友宜都该自问：你们用这种态度面对外界的检验，说得过去吗？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岁末年终，许多关注中国局势的舆论推出所谓中国年度热词或者敏感词，据以反映中国社会现象，最近和资深媒体朋友讨论相关话题，咸认同“消失”应是相当贴切的中国年度热词。 2023年中国各领域莫名“消失”的菁英人士，仅见在媒体曝光者，位阶之高，范围之广，个案之多，令人怵目惊心，反映中国今年社会气氛之诡谲、局势之紧张、极权之恐怖。 这些今年消失的人士，有莫名猝死者，有渺无音讯者，有已被公告逮捕者，其中位阶最高者为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疑似“心脏疾病拯救不及猝死”且不许民间集会悼念，备受中外舆论质疑，另高官前外交部长秦刚与前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皆“人间蒸发”不知去向，相关人士亲友们竟也噤若寒蝉、不敢质疑，显然悖离人伦常理。 高官猝死或人间蒸发悖离常理 此外，关注亚洲政经议题的外媒《亚洲哨兵》（Asia Sentinel）近期引述多家消息来源报导，因为疑似涉及中共火箭军部队高层贪腐以及向美国透露火箭军与飞弹机密，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可能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处决”，这是继近期美国政治网媒《政治》（POLITICO）之后的相似报导。 《亚洲哨兵》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访俄，俄罗斯总统普丁向习近平透露，中国飞弹机密被泄漏给美国，而秦刚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久后秦刚在7月25日遭革除外交部长职务，后又被免职更高阶的国务委员，失踪至今。 中共火箭军高官的集体消失尤为惨烈，据传迄今火箭军至少有70名军官被捕，且未公开审讯消息。 根据曾任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撰稿人，于2015年流亡美国的前中共中纪委监察员王友群根据公开消息列出今年被消失的中共高官至少25名，除了秦刚，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首任火箭军司令员）、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前火箭军政委徐忠波上将、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中将与李传广中将、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中将、前火箭军副司令暨现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中将、前火箭军副司令暨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指挥员李军中将，以及前火箭军参谋长张军祥少将、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少将、火箭军装备部副部长李同建少将等等——看来皆与火箭军事件直接相关。 此外，关于战略支援与装备单位，共军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干生上将、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暨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司令员尚宏中将、海军副司令暨前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冯丹宇中将、南部战区海军司令暨前装备发展部副部长鞠新春中将、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夏清月少将、装备发展部副部长饶文敏少将，也在同案“消失”。 消失名单中最著名而且被议论最久的是前国防大学政委、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上将，此外北部战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王大忠中将也受瞩目。军工系统涉案消失者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瑛、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这些消失的中共党政军高官，中纪委没有按照惯例发布相关消息，也没有任何一家中共媒体胆敢报导是否被查，遑论深入调查内情。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陆续消失 在产业界，中国上市公司消失的高管今年至少有十馀人，例如11月29日，近传严重资不抵债且被中共央企托管的“中植系”旗下两位控股上市公司董事长消失，包括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长水（兼任中植集团副总裁）、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红英（前中植集团财务总监）。此前多名中植系高管已被北京警方拘捕。 今年初，中国“并购之王”包凡消失撼动中国资本圈，2月16日华兴资本发布公告表示无法与董事长包凡联系，十天之后才获悉包凡正在“配合”有关机关调查，半年后华兴资本于8月9日公告，包凡还在“继续配合”有关机关调查，此后就没消息。 据称中国网民手机里九成的应用程式APP都跟包凡的投资版图有关，从2014到2021的八年间，包凡率领华兴资本促成727家投资方合作公开交易高达439笔，在中国资本圈影响力非浪得虚名，然而消失至今，中共官方没有任何具体解释。 近年中国房企相关产业遭受重挫，房企高管消失已非新鲜事。例如今年4月13日，中国房地产开发巨头融创中国公告两名执行董事因为“集团内部工作分工及职责调整”辞职，分别是负责集团投资发展的执行总裁商羽，以及集团执行总裁兼华北集团总裁迟迅。商羽及迟迅辞职后相继失联，消失在人间。 此外，房地产公司高管消失者包括华夏幸福董事兼联席总裁孟惊、新城控股房集团董事兼联席总裁曲德君，原因不明。而房地产业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与集团高管于9月底被捕消失。 《经济学人》近期断言，随著中国经济下行，更多企业可能破产，不少老板们恐怕也会跟著“消失”（missing）；《华尔街日报》也指出，高管消失让中国企业转趋低调避祸，动摇国内外企业在中国经商信心，极难恢复。 不久之前，中国人工智慧巨头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鸥据称因病罔效，于12月15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科学家背景的汤晓鸥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教授之馀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视觉计算组主管约三年，创办商汤科技监控技术先进，契合中共极权统治需求，得到中共当局高额补贴，其不当监控脸孔辨识系统业绩遍及国际，却也同时恶名昭彰。根据《法新社》报导，2019年10月商汤科技因涉及利用技术在新疆侵犯人权而被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2021年12月10日于商汤科技于港交所上市定价日，美国财政部将商汤科技列入投资黑名单，指其为典型“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 此外，就在李克强猝逝同一天（10月27日），中国疾管中心官网发布讣告表示，中国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根据《美国之音》报导，吴尊友生前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在疫情肆虐期间，经常公开力挺动态清零极端封控措施而备受争议。 综观前述，只是中国军政产官学研各界精英“超乎寻常”陆续消失的冰山一角，难免被外媒质疑习近平政权恐正对国内各界展开“斯大林式”大清洗。值此中国社会“腥风血雨”之际，实值得台湾密切关注、戒慎警惕。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