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C向全澳郵差免費送炸雞餐
2026 年 8 月 6 日
四成選票當選總統，國會席次沒過半，民進黨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局面？從權力的角度來看，賴清德就是依憲當選的總統，他有絕對的權力可以任免行政院長，就算立法院沒有過半支持，他還是可以在有限的範圍里施政；最壞的狀況就是回到2000年到2008年陳水扁少數執政，「再怎麼野蠻」對決「再怎麼鴨霸」，4年後再讓選民做出裁判。。 但從國家人民的角度，絕不希望朝野繼續無日無之的對抗與爭執。就此，賴清德只有一條路，就是溝通、讓權，以及合作。只是，怎麼溝通？如何讓權？所謂「聯合政府」到底可不可行？由於在台灣從沒有任何先例，只能從做中學。 不同於一般內閣制國家的多數聯盟組閣的概念，台灣總統直選，在沒有被倒閣之前，行政權的權力基礎全來自於直選的總統。以新國會綠營51席，藍營52席，白營8席的席次分布來看，若基於執政的需要想組成國會多數聯盟，由於綠白陣營的支持者較容易互相流動，也符合「最小獲勝聯盟」的權力分享原則，民進黨自然必須把合作的對象鎖定在柯文哲的民眾黨身上。 朝野合作的形式有很多，最單純的作法是在立法院的合作，包括立法院正副院長及委員會召委選舉，以及立院法案預算的攻防投票。對民進黨支持者而言，與其看到韓國瑜坐上國會議長席，還不如讓黃珊珊，甚至黃國昌坐上那個位置；關鍵在於立法院長必須保持議事中立，將折損僅有8席立委的民眾黨團戰力，對白營而言未必划算。 為了穩固立法院的合作，雙方也可以進一步架構其他的平台，包括定期的黨政協商、兩黨主席的定期會商等等。若要再深化合作，甚至可以依「先政策，再人事」的原則，進行內閣的席次分配。例如柯文哲宣稱他最重視「年輕人處境」與「公開透明」，那就可以考慮把NCC、金管會部分委員的提名權，甚至勞委會、內政部的人事交付予他；條件是，雙方必須在往後的立法院重大議案表決有共同的合作默契。 至於未來到底是單純的立法院合作，或要擴及到內閣席次與政策合作？關鍵在柯文哲的民眾黨要什麼？要不要得起？事實上「政黨合作」、「聯合政府」在台灣其實都是嶄新的概念，過去無法落實，原因未必是總統所屬政黨不願分權，更在於在野黨基於未來發展與選舉考量而不願為執政者背書。此所以柯文哲在選舉夜宣稱：「未來民眾黨將扮演關鍵少數，不會固定只跟誰合作。」 對綠營基層而言，柯文哲民眾黨向來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對象。不過，少數政府試圖建立一個穩定的國會多數聯盟，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該不該的問題，這無關乎政黨之間的政治仇怨，卻是一個應該被努力建立的憲政慣例。 其實不只綠白合作，應該也包括綠藍合作，只是基於「最小獲勝聯盟」的理論，所謂綠白合作的機會應該更大一點。形式包括定期的政黨主席會面或私下拜會，甚至是重大政策徵詢，並承諾不推動朝野有重大分歧的政策。 如何面對國會少數的困境？是賴清德形塑其政治風格的第一項試煉。過程中，不能非友即敵，不能堅壁清野，否則不但合作不成，反而讓激化在野陣營形成一個穩定反對聯盟。這一切，都在考驗新總統的政治手腕。 （全文轉自上報）
主持人：蘇拾瑩 主講嘉賓: 盧正邦律師，美國加州的兩岸律師 李酉潭教授，台灣政治大學 馮崇義教授，澳洲悉尼科技大學 曾建元教授，台灣中央大學及淡江大學 張小剛老師，澳洲中國海外民運人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這是《時代漫談》的政論節目，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蘇拾瑩，我現在在台灣，當然也參與了昨天台灣大選的投票與觀選活動。覺得很有必要與觀眾朋友分享，所以特別作今天這集節目，題目就訂為《選後台灣面對的國際情勢及挑戰》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主講嘉賓，很特別的一位是來自美國加州的盧正邦律師，他是馬英九的大學同學，但思惟與馬英九相反；他目前也在台灣觀選，應邀上不同的政論節目，很高興他可以來我們這邊分享。請先和大家打個招呼。 其他我們固定的嘉賓，一是來自台灣政治大學李酉潭教授，請和大家打個招呼。二是來自澳洲雪梨科技大學的馮崇義教授，三是來自台灣淡江大學的曾建元教授，四是我們節目另一位主持人，也是澳洲的中國民運人士張小剛老師。李教授和曾教授今天在台北和一群西藏相關組織主辦一場盛大的國際研討會，早上我也去了現場，真是冠蓋雲集，學者專家齊聚，肯定會有很好的收穫。我們是趁他們中午午餐的時間邀他們來上節目，等下就請他們先發表。馮崇義教授本來也是這場研討會的重要發言貴賓，只可惜入台簽證辦不下來，很可惜。這點下一集我們來好好討論，今天就先回歸昨天的大選。 大家都看到新聞了，這次台灣總統大選，賴清德獲勝，得了558萬票，比國民黨的侯友宜只多了90萬票，民眾黨的柯文哲也拿到近370萬票，比預期得好。 但是在國會這邊，民進黨卻掉了十席立法委員，甚至比國民黨還少了一席。新的國會，國民黨是第一大黨，佔52席，民進黨只佔51席，民眾黨佔了8席，呈現三黨都不過半的情勢。顯然將來國會的紛爭會不斷上演，所以賴清德昨天的當選談話也強調他會儘力做好朝野的溝通。 民進黨在國會方面的失利對兩岸關係肯定是有影響的，就像阻擋軍購的馬文君也當選了，繼續留任立委，大家也知道，民進黨親美反中，國民黨親中反美(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就是典型疑美論者)，未來台灣的兩岸路線會出現甚麼變化? 不得不令人憂心。 對民進黨來說，避談反共議題好像不是辦法，越避談，人民認知越不清楚，選票就做出了答案。 現在就請專家來為我們解讀。
習近平在2024新年賀詞中輕描淡寫地描述2023年的中國經濟，是「在風浪中強健了體魄、壯實了筋骨」，這當然不是事實。雖然中國經濟2023年將可能錄得5.2%的增速，超出當局年初預定的5%增長目標，然而，數字是一回事，人們的實際感受又是另一回事，從後者來看，中國經濟在2023年可用一個詞形容，就是「蕭條」。這並非唱衰中國經濟，因為連一些官方經濟學者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 疫情三年對中國經濟最大的破壞，是讓它喪失了自身動能。習20大三連任，組建一個清一色的習家軍班子，他清楚知道2023年要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績單，堵住人們對他霸王硬上弓的非議，所以當局再次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但是對疫情對中國經濟的重創程度，包括當局在內，許多人剛開始並沒有足夠認識，認為在放棄清零，重回正常生活後，經濟會有一個報複式反彈，把疫情三年被抑制的需求和發展動能釋放出來。年初確也出現了某種井噴現象，可惜曇花一現，重又回歸疲軟。經濟專家把它解釋為所謂的疫情疤痕效應造成的。 不論什麼原因，經濟沒有雄起是個不爭事實。在這一年裡，人們談到最多的是房地產問題，地方債務問題，消費不足問題，金融風險問題。恆大、碧桂園等頭部房企連接暴雷，不少地方政府債務纏身，公務員要麼發不出工資要麼減薪，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0%以上，普通百姓收入銳減，不敢消費，外資撤離，出口下跌等等，反正都是壞消息。 客觀來看，李強政府確實也很拼，政策一道一道出，幹勁一遍一遍鼓，該減稅的減，該鬆綁的松，該放行的放，該廢除的廢，總之，在折騰了十年後，習終於明白，經濟才是實，是一切的根本，雄心萬丈要靠經濟支撐，經濟垮了，群眾不滿，社會騷亂，其他都白搭。用很大的代價換得的這個道理雖說有點晚，沒有完全把市場、資本和民眾的信心吊起來，但至少止住了經濟下滑趨勢。倘若沒有這個轉彎，不拿出一股拼勁，仍然政治挂帥，2023年5%的目標肯定實現不了。 儘管當局在2023年做了很多拆彈工作，止住了血，然而2024年的經濟形勢仍不明朗。這可以從前不久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出。該次會議將2024年經濟工作的基調確立為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並提出「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都是過去未有的表述。這個「新基調、硬道理和首要任務」，為的就是告訴各級官員不能泄氣，要像2023年那樣繼續拼經濟。因為當局很清楚，2024年的經濟一點也不比2023年輕鬆，要不能，它不會在經濟工作會議上要求「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企圖通過宣傳引導，讓人們對中國經濟有信心，但這反而泄露當局對2024年的中國經濟底氣不足。 對2024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國際國內的研究機構，有認為能夠達到5.2%以上的，有認為是4.8%的，也有認為可能是4.2%或以下的。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24年「需要克服的困難和挑戰」，除了傳統的問題外，新加了「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以及「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其實這三者也不是新問題，但卻有新的表現形式。「有效需求不足」不僅指的是傳統的消費需求不足，也指的是沒有有效的投資需求，因為中國傳統的基建投資模式嚴重飽和；「社會預期偏弱」說的是市場的信心問題，「偏弱」只是一種客氣的說法，實際是非常弱，也就是社會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信心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則是指一些產業的產能本來要逐漸減少或淘汰，但在疫情三年，為解決就業、同時應對全球疫情，政府加大了對這些產業的投資，以致在後疫情時代，它們的產能嚴重過剩。可以說，如何化解這三個問題，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2024年中國經濟的好壞。 當然，提起2024年的中國經濟，最嚴峻的還是要算房地產和地方債的問題。儘管當局2023年在房地產方面持續出台諸多利好政策，但無論是開發投資還是住房銷售，都非常不理想，投資規模已回到2018年水平，樓市買氣仍未全面回暖，2024年據預測仍將會有降大幅度下降。在地方債務方面，雖然當局2023年以特殊再融資債方式置換了相當部分的地方債務，減輕了地方的還債壓力，然而，要完全化解地方的存量特別是隱形債務，至少還需幾年。事情還在於，房地產也好，地方債也罷，如果宏觀經濟環境沒有大的改善，它們有可能會再次惡化；換言之，雷區還存在，沒有排完。而這兩者直接跟銀行、金融掛鉤，風險轉嫁給銀行，並由銀行傳導到整個金融系統。為什麼當局2023年罕見重視金融風險，把金融安全提到一個非常高度，並在政府的機構改革中，特別成立金融委員會和金融監管總局？原因即在於，房地產行業和地方債領域雷區太多，過去幾十年房地產高速發展積累的風險，在這幾年集中爆發，官方根本不知道哪個環節會暴雷，所以，雖然小心又小心，但總防不勝防。 房地產在中國經濟中的佔比高達兩成以上，過去一、二十年，它都充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角，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如今它岌岌可危，不能擔當主角，按理就該消費來擔綱，讓消費在擴大內需中發揮主要作用。但要消費起作用，則又面臨著如何增加居民就業和收入的問題，從而陷入一個類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死循環。要跳出這個死循環，就必須進行真正的收入分配改革，但至少2024年當局不會這麼做，而且即便改革收入分配體制，也不會帶來即期效應。當局在2024年最可能採取的措施，是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實行赤字財政，以刺激經濟，事實上，2023年第三季度增發特別國債1萬億元人民幣，就是按照這個赤字財政的思路舉債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經濟的自身動能根本不足以支撐起它應有的潛在增長率，這背後的根源又與市場主體對習當局的信心失落有關，信心失落會導致對未來的預期不佳，從而不願投資和消費。當局當然也看到了這點，歲末年尾，官媒不斷放話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4年經濟工作的部署，一大重點是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習在毛誕講話中，也聲稱要以改革到底的堅強決心，動真格、敢碰硬，精準發力、協同發力、持續發力，堅決破除一切制約中國式現代化順利推進的體制機制障礙。但當局在2024年的改革能夠走多遠，市場是不期待的，因為人們看到當局還在持續擴權，而真要改革，就必須削弱政府權力特別是黨權。當局若不能通過改革激發經濟主體的動能來，便只能靠政府的經濟政策刺激經濟，可政策刺激的效果總有限，且會帶來嚴重的副作用。 2024年的中國經濟除自身的問題和困難外，還有兩個特殊的事情或許會加劇困難，它們就是台灣選舉和美國大選，都和中國有關，構成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台灣選舉2024年初會出結果，如果不出意外，賴清德當選的概率最大。鑒於賴的立場，兩岸關係肯定比現在會有惡化。而美國兩黨候選人在選舉期間對中國的攻擊，特別是拜登如果顯示自己對中國的強硬不輸川普，那麼拜習會營造的兩國和緩氣氛會一掃而空，中國也會對美採取強硬態度。這兩件事尤其美國大選無疑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很大影響，外資有可能對進入中國市場更加慎重，對美的出口和技術升級也有可能進一步被抑制。假如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意外出現，風險更大。 2023年的中國經濟乃一地雞毛，2024年是否仍會一地雞毛，現在要準確預判，有些困難。但鑒於2024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從這個角度看，當局無論如何都不會讓這年的經濟在數字上顯得難堪，然而，這不代表中國經濟將脫離風險區間。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美中大國博弈在科技戰場進行的所謂「晶片戰」，最近又有了新的變化，雖然符合之前戰略上的預期，但是美國商務部的戰術目標從緊盯了中國一整年的先進晶片技術，轉向關注中國大力發展中的成熟晶片技術。 此一轉變可能一時讓部份不熟悉半導體產業的觀察者，有意料之外的感覺，本篇就來說明此一轉變其實也在情理之中。 上個月12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將於這個月啟動一項調查，欲了解美國公司如何採購「當前世代和成熟節點的半導體」，就是俗稱的「傳統晶片」（legacy chips）。而更深層的目的則是要為「繼續分析更廣泛的美國半導體供應鏈和國防工業基礎的能力和挑戰奠定基礎」。 並且直指要「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的國家安全風險。」 換言之，美國憂慮的還是己身軍事國防能力因為晶片供應鏈受損而衰弱。這點很容易理解，《晶片戰爭》作者Chris Miller 在其大作中提出過一個觀點，認為前蘇聯在與美國的冷戰中敗北的主要原因，就是微電子技術太過落後，無法製造先進的晶片，因而無法製造出精準的武器。此說有一定道理。 從美國商務部2022年10月7日到去年10月17日兩道出口限制令，也可以看出此一邏輯，拜登政府就是要預防中共政府取得更先進的晶片來發展更先進的AI技術、乃至更先進的武器。 只是，這回關注焦點大轉向，不再是先進晶片了，而是成熟晶片。 晶片的所謂成熟或先進，並沒有一個公定的標準。晶片製造業全球第一領先群的美國 Intel、韓國三星、與台灣台積電，都已經在3奈米以下的技術展開近身肉博了；第二梯隊的台灣聯電、美國格羅方德等兩家晶圓廠則5年多前就宣布止歩於14奈米；歐洲的大廠則主要專註於28奈米、40奈米的晶片製造。而中國領頭羊－中芯國際的製程技術，雖然幾年前即已進入10奈米以下，但受限於無法取得足夠先進的製造設備，即使傳言協助華為製造了Mate60手機所需的麒麟9000s，量產能力還無法完全被確認。 所以，光是技術先進還不夠，還要能夠量產，才足以滿足廣大的市場需求。 好，關鍵來了：「市場需求」！半導體是一個全球市場，不計設備、材料、軟體，僅論其終端產品－晶片，2023年的統計還沒出來，根據研究機構 Gartner的統計，2022年的全球晶片營收是5996億美元。再耙梳台灣電電工會一份公開的研究報告，可以看出報告中定義的所謂先進位程－小於等於22奈米以下－其全球晶片市場佔比，小於報告中定義的成熟製程－28奈米至150奈米，而且成熟製程的應用範圍，遠多於先進位程。 應用，更是關鍵。本文開頭提及的美國商務部報告第二段也特別引用商務部長 Raimondo的話：「傳統晶片對於支援電信、汽車和國防工業基礎等美國關鍵產業至關重要。解決外國政府威脅美國傳統晶片供應鏈的非市場行為事關國家安全。」 至此可以小結一下：美國現在關心的重點－用白話來說－就是：我雖然壓制了你的先進晶片製造能力，但是你們的成熟晶片製造能力與產量，卻似乎正在大步向進，而我們也需要成熟晶片，尤其是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關鍵產業所需的成熟晶片；萬一未來這塊市場都被你們掌握了，對我們的國家安全也不利啊！ 不要奇怪職責本應為美國廠商開拓市場的Raimondo，現在卻反其道而行，時時限制美國廠商的銷路，而且總是把國家安全掛在嘴邊。前述報告中也說明了，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啟動調查，也是回應國會授權的一篇調查報告，而這篇評估美國微電子工業基礎如何支持美國國防能力的報告，又是根據拜登政府2021 財年國防授權法（NDAA）第 9904 條要求編寫的。可以說，如本文破題，一環扣一環，都是美中科技戰大戰略指導下的戰術作為。 其實，中國可能掌握成熟製程來反制美國的策略，並非臆測。美國國內早有智庫大聲疾呼，指出中國曾在鋼鐵、發光二極體、太陽能板等等產業都「犯有前科」，呼籲美國商務部要把成熟製程也置入出口管制。另一廂的中國「小粉紅」在網上嗆聲要把成熟晶片「製成白菜價」也時有所聞，等於把中國可能的反制措施，先行昭告天下了。 如此一來，美國商務部終於出手，開始「研究」成熟製程技術的現況，可以想見，未來支援製造28奈米及更大尺寸晶片的設備、材料，BIS都有可能列入出口管制。至於晶片設計軟體，則可能為時已晚，因為中國自研的EDA工具，從華為的麒麟9000s、升騰910觀之，應該已經突破至足以設計14奈米以下的晶片了，遑論成熟晶片。 結論，美中目前進行的是大國國力的拚鬥，軍事力量是大國國力要素中的最根本項目，其強弱（在現今這個年代）完全依賴國家科技力，科技力中又以人工智慧（AI）最悠關未來的軍武力量，而 AI的基礎就在能夠發展它、執行它的半導體產業產品－晶片。 如果軍武力量、國防工業需要的不止先進晶片，也需要成熟晶片，那美國也限制中國的成熟晶片技術，就不奇怪了。 文章來源：上報
中國外交部日前對貝宜陸上和武器系統公司等5家美國軍工企業實施制裁。措施包括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禁止中國境內組織、個人與其進行交易、合作等活動。 外交部強調這是根據中國的反外國制裁法而作出的制裁，換言之，這是對美國之前的對台軍售以及將中國企業納入美管制清單等作出的反制行為。 普遍認為，中國對美企的制裁不會有什麼效果，因為這些美企在中國的業務很少或者沒有。問題不在於效果多大，中國的制裁是要表達一種政治姿態，即面對美國的打壓和遏制，不能示弱，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的，如果美國不停止對華非法單邊制裁，必將遭到中方堅決有力回擊。 拜登和習近平去年11月在舊金山的會晤和莊園散步給了中國人一些幻想，以為美中的對抗會緩和一點，兩國關係會往上轉進一點。這種幻覺當然是中國官方的宣傳造勢導致的。由於習近平非常在乎這次會談，於是官方對外釋放的信號，就是拜習會對兩國接下來的發展怎麼怎麼重要，把它塑造成似乎是扭轉乾坤的會議，以凸顯習的所謂掌控國際大局、運籌帷幄的能力。雖然拜習會同意管控兩國分歧，在某些議題上恢復了雙方團隊的交流，可也就僅此而已。白宮沒有像中國官方那樣對拜習會大肆宣傳，在白宮看來，兩人的會談不過是拜登會見了另一國領導人，雖然習近平的分量比一般國家的領導人要大，但在當前的美中關係下，它不會對兩國關係的改善有任何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美中從無管控競爭走向有管控競爭 於是，外界看到，在拜習會後，美國對中國該怎麼著還怎麼著，沒有因這次會面而有某種改變。對台軍售照樣進行，在晶片問題上照樣管制，不準荷蘭ASML公司賣給中國先進光刻機，在新疆議題上照樣制裁中企，在中菲南海衝突上照樣力挺菲律賓，軍艦和軍機照樣按照固有節奏穿越台海等。總之，美國在打壓中國上，一點都沒有放鬆。這讓中國的很多線民，看在眼裡，氣在心裡，氣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政府，感覺中國當局就是一頭熱。比如最近中國舉辦了一場中美建交45周年的紀念會，外長王毅親自參加還發表了致辭，但美國沒有舉辦紀念活動，在中國的紀念會上，出席的也僅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臨時代辦，連大使都沒有視頻致辭。 當然，這不是說拜習會就沒有一點效果，其效果是，拜習會前，美中是沒有管控的競爭或者對抗，現在變成有管控的競爭或對抗，差別就在這點。所謂有管控，是雙方都需要的，擔心激烈的競爭走向失控，因為雙方都還沒有做好失控的準備。因此，雙方軍方高層在前不久終於通話了，拜登和習近平也在1月1日這天對兩國建交45年互致賀信。對美國來說，有管控的競爭比沒有管控的競爭，其實更有利，因為美國如今在歐洲戰場和中東戰場都搞得有點焦頭爛額，特別是以哈戰爭，讓美國的道義形象在全世界大為受損，此種情況下，即便美國有能力在東亞開闢第三個戰場，可能夠避免還是盡量避免，而同中國有管控的競爭能夠避免戰火出現。 拜習會最多暫時穩住了兩國關係，然而，隨著今年美國大選開啟，這種止跌企穩的局面能夠維持多久，恐怕不樂觀。美國大選將從兩個方面對美中關係造成衝擊，一是選戰的過程，二是選戰的結果。將近長達一年的選舉過程，隨時有可能因美國兩黨候選人對中國說出哪句粗話，或者做出某個不友好的舉動，而又回到拜習會前特別是氣球事件時那種劍拔弩張的狀態。美國如今兩黨高度對立，在國內幾乎所有的議題上，都說不到一塊，只有抗中兩黨一致。所以兩黨總統候選人為表示自己在抗中上都不比對手弱，會比著賽似的攻擊中國，甚至攻擊習近平。中國成為美國大選的議題，對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的攻擊也不可能無動於衷，當中國進行反擊，會進一步引起兩黨候選人的回擊，事情就會惡化。 美國大選的結果，如果是川普當選，鑒於共和黨比民主黨對中國更不友好，川普的對華政策可能會比現在拜登的對華政策更強硬。這位前總統已經放話，他當選後將廢除中國的最惠貿易國地位。如果兌現，這將比他發動的貿易戰對兩國關係的傷害更嚴重，美中貿易雖然不至於完全中斷，但必然在現有的基礎會大幅減少，中國的報復也可能是強烈的。美中關係會地動山搖。如果是拜登連任，是否就保持現有的遏制力度呢，也不見得。拜登若連任，由於沒有第三次競選的壓力，假如兩黨極端派施壓他對中國採取進一步的強硬措施，不排除他會這麼做。作為一個外交事務的老手，拜登清楚美中的對抗關鍵在未來這幾年，如果在他的第二任期不能壓制中國，恐怕今後就壓制不住了。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即便沒有兩黨極端派的壓力，他在遏制中國上，可能也會強化力度。 中國其實已預見到了今年美國大選會對中美關係造成一定動蕩。這次外交部對美五家軍工企業的制裁，發生在中國去年底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之後不久。外事工作會議再次敦促外交官們要發揚鬥爭精神，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擺明了要回到早兩年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架勢。習近平再有定力，在美國不斷打壓下若不反擊，會被國內民眾視為懦夫。如此，拜習會達成的管控兩國分歧的共識屆時也將不復存在。 文章來源：上報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如何令毛左們從滿懷希望到極度失望》已經介紹過了習近平在上個月的毛誕13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公然辜負廣大毛左們的期望，再提毛澤東的文革之「錯」，終於令毛左們對他習近平失望至極。因為毛左們強烈感覺習近平的這番表述，比起十年前的紀念毛誕120周年的講話內容中對毛的文革錯誤講述得更為直白，甚至連「失敗為成功之母」這樣的開脫之詞都懶得再說了。 這裡，我們有必要先把習近平十年前與上個月的兩次毛堂祭屍後的紀念講話中的對於毛曾經的「錯誤」進行開脫的內容摘引如下： 習近平上個月的懷毛講話只有8500字，比十年前的懷毛講話少了2100字。其中的「毛錯」部分只有如下一個自然段：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事業，由於中國是在極為落後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在前進道路上出現這樣那樣的曲折和失誤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特別是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個嚴重錯誤。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過，我們黨已經作出了全面評價，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 而十年前年懷毛講話中的「毛錯」及相關評價總共有如下6個自然段： 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綜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都會跌宕起伏甚至充滿曲折。「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失敗為成功之母。」毛澤東同志也常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一切正義事業發展的歷史邏輯。我們的事業之所以偉大，就在於經歷世所罕見的艱難而不斷取得成功。 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行了全面評價。鄧小平同志說，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 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還在於複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應該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係。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儘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鬥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兩篇紀念講話中的對毛曾經的「錯誤」的開脫的內容雖然篇幅上有長有短，但翻譯成人話都只是如下兩個意思：一，錯誤是不可能避免的；二，瑕不掩瑜！ 不過呢，前後十年間的兩次懷毛講話中相關「毛錯」的敘述還是有幾處比較重要的區別。其一習近平在十年前的講話中如實敘述對毛澤東「瑕不掩瑜」的評價是鄧小平的一錘定音。而十年後的習近平則是不提鄧小平的名字，把同樣敘述內容變成了「我們黨已經作出了全面評價」 。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習近平在十年前的懷毛講話中前後四次提及鄧小平的名字，也提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名字。但在上個月的這份講話中，從頭到尾沒有提一次鄧小平，當然更不會提及江澤民和胡錦濤。 第二個區別是，十年前的懷毛講話中，習近平不惜筆墨，反覆論述有成功就必須有失敗，要成就就必須先犯錯誤，前進的過程不可能避免彎路……。而十年後的這新一次講話，對「毛錯」的不可避免論「論述從簡，很不到位」。。 第三個區別是，十年前的懷毛講話中，習近平把毛澤東在晚年犯了的「嚴重錯誤」說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而在上個月的這新一次講話中，則把這一說法改成了「特別是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個嚴重錯誤」 。而這正是毛左們高度不滿的原因之一，認為十年前已經有「輕描淡寫」的跡象了，十年後怎麼又退回到老鄧的「歷史問題決議」水平上去了呢？ 至於習近平如今對毛「錯」的評價是否真是「退回」到鄧小平的「歷史決議」的水平上，就應該回顧歷史，仔細對照一下前後兩個「決議」的相關內容，即鄧小平主導制定的，於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鄧氏決議」）和習近平主導的，於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習氏決議」）中的相關內容，。 42年半前出台的「鄧氏決議」是把毛澤東統治的27年執政史劃分成三個階段表述，即「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和「文革」十年。 在這個「決議」的制定過程，對於毛澤東的評價，有說法是最先由陳雲定下基調。據毛左網站上曾經刊登的相關文章介紹：陳雲否定毛澤東晚年的言論(即毛澤東一生的四個階段)最早出處是美國人傑斯布萊恩著《胡耀邦傳》一書。而國內正式出版該書是1989年3月部隊最高學府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作為中共黨史資料研究的黨史權威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國人這本《胡耀邦傳》一書。兩本書都明確指出，鄧小平安排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請陳雲領頭講話。陳雲說：「我是共產黨員，是實事求是的。大家對於毛主席的功與過，不論說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實的。我認為毛主席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領導是正確的，應予全面肯定。第二階段是到1957年鳴放運動止，其間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雖稍有偏差，但成績大於錯誤，應予基本肯定。第三階段從1957年反右開始，經過三面紅旗的胡搞亂開，到1965年止，其間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線，不問大事，經濟才有了轉機，但在他當政那一段時間，應予基本否定。第四階段從1966年到他逝世為止，那慘絕人寰的『文革』悲劇，他是主要責任者，應予全面否定。」 當然，毛左網站刊登如上內容的目的是要否定陳雲曾經有過如上表述。但事實上「鄧氏決議」確實是基本遵循了如上思路。 對於「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7—-1966），「鄧氏決議」如此評價： 這十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接下來，在整部「鄧氏決議」中，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這部分就佔了6600字的篇幅，其中最關鍵的幾處內容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 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鄧氏決議」產生的40年後，「習氏決議」中對毛澤東「嚴重錯誤」的輕描淡寫首先就體現在把「鄧氏決議」中的毛澤東執政三階段揉搓成一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然後就是把「鄧氏」決議中涉及「毛錯」的上萬字內容縮略成如下幾句： 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面對當時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 仔細讀罷，不難發現「習氏決議「中不但用」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作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的客觀原因，而且故意把」十年內亂「的主要成因說成是林彪和江青集團利用毛澤東錯誤禍國殃民的結果。 但是，習近平對「毛錯「的如此輕描淡定，依然遠沒滿足毛左們的需要，因為毛左們的基本立場就是肯定文革—-至少也必須肯定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更多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進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八年執政疲態，以及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不具憾動力的現勢下，這次總統大選原本再次政黨輪替的機會確實不小，加以國民黨、民眾黨總統得票數（率）相加，明顯勝過賴清德，照理應是來到「反綠選民」扳倒民進黨的一刻。如今，賴清德以未過半選票當選，自然代表他接手執政將充滿挑戰，但藍、白的未來，同樣是滿布荊棘。 回到年初藍白兩黨開始為本次大選備戰，很明顯，無論國民黨欲重返執政，或民眾黨要終結藍綠，主要核心戰略，都不脫「仇恨動員」、「仇恨政治」（國民黨應是更早就從2020年大選開始），他們用以召喚支持的手段，無非反覆重述對手施政留有的民怨，並欲圖升高營造民眾對民進黨的道德反感，再把執政和在野劃分成把持特權的少數，和為受到不公平對待多數的代言。進入選舉中後期，則是以「戰爭與和平」為訴求，至於製造恐懼，向來就是許多國家仇恨動員的典型作風。 「仇恨動員」、「仇恨政治」主導的互動主要是辱罵性的，過去以來，證明了在選舉上有其特效，仇恨的力量如此強大，以至政客很難抗拒藉由它去激勵支持者的誘惑，它的成效，絕大多數正是建立在長期栽植醞釀出的結晶──討厭對方政黨。在台灣，「討厭民進黨」於先前多次選舉中，更是效果顯著，也正因為如此，再又鼓舞了藍白兩黨主事者於本次大選中如法炮製。 不過，以美國為鑒，當地「仇恨政治」愈趨普遍，它的後遺症也許有很大機會亦會出現在台灣政壇。包括仇恨政治帶來的政治極端對立。根據美國民調機構FiveThirtyEight的調查統計，40年前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選民，看待對方政黨，曾維持一定的好感度，此後在對立、仇視不斷升級下，厭惡帶動的不信任循環，已造成如今兩黨選民幾乎陷入水火不容，於是再又出現政治學家最不想見到的「消極黨派之爭」，也就是政黨競爭純粹剩下攻擊，一旦出現極端的黨派仇恨，民主崩潰的前奏就響起了。 這是「仇恨政治」最不利一地民主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對發動「仇恨政治」的黨，同樣具有潛在且不小的破壞性，也就是那將促使一個黨愈往「單極」發展。如FiveThirtyEight報告所說，40年前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選民對對方政黨仍維持一定好感度時，在這背景下，無論共和黨、民主黨，內部皆容或同時存在溫和派、自由派和保守派，這讓單一政黨有了不同價值、路線的辯證空間，但當一個黨長期經由全國性選舉反覆操作「仇恨政治」，在與他黨高度對立的同時，也代表自己將愈加容不下同黨異音。 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多有評論提到，共和黨已被「民粹主義」把持，而民主黨已然「左派化」的原因。無論前者、後者，都代表了一個黨的路線走向窄化。 繼續「仇恨動員」、「仇恨政治」下去，國民黨、民眾黨會變得如何，這次選舉其實已見端倪。再者，何以國民黨、民眾黨都以「討厭民進黨」為出發，卻無法共同組成團隊，因為仇恨政治的特色在製造分歧，只有分歧才能藉由仇恨的反饋創造政黨利益。「製造分歧」正是藍白政黨當下的行事特色，無形中，自然無以創造任何和他黨可能合作模式的經驗，且終究會因為缺乏信任而無法走在一起。「仇恨動員」、「仇恨政治」的過患，在對外競爭極化，對內路線窄化，在彼此路線窄化下，藍白兩黨可能有的「共識」又會更小，更不可能合作。而事實證明，藍白矛盾還又勝過「下架民進黨」這一總統選舉中的空洞想望。終究，藍白合作既不可能，棄保也沒有法發生。這是兩黨長期「仇恨動員」、「仇恨政治」的反噬。 選票開出，有國民黨支持者仍在媒體上念念不忘「當初侯友宜被柯文哲糟蹋成這樣」，柯文哲支持者不喜國民黨，也早表露無疑，雙邊政治嫌隙，或許之後也將不下他們和民進黨。從一個角度看，賴清德雖贏，確實一點也不輕鬆，可見「仇恨政治」的確相當程度成功消耗了他的政治動能，從另一個角度看，藍白若繼續沉溺「仇恨政治」的情緒快感，未來的政黨經營，恐怕會再次面臨卡關。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電動車廠比亞迪去年第四季賣出超過52.6萬輛，全球電動車龍頭特斯拉則交貨近48.5萬輛，比亞迪擠下特斯拉，坐上電動車銷量冠軍寶座。針對超英趕美豐功偉業，中共官方喉舌《環球日報》並沒有額手稱慶，反而發表社評痛批「中國電動車威脅論」，指責西方世界連一個比亞迪都容不下。 宛如一九五七年前蘇聯領先美國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Sputnik-1），吹響太空競賽號角，刺激美國朝野全面支持太空科技研發，最後成功登陸月球扳回一城。比亞迪彎道超車特斯拉，驚醒原本即有戒心的美國與歐盟，不再繼續坐視中國以不公平競爭手段掠奪市場。 高舉凈零碳排環保大旗，歐洲曾經敞開雙臂歡迎價格低於當地平均水準三至四成的中國低價電動車。去年九月中旬，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宣布，對中國電動車展開反補貼調查，她強調不能重蹈歐洲太陽能產業被中國徹底擊垮的慘痛經驗。兩個月後，范德賴恩再次公開抱怨中國官方高額補貼電動車產業，讓大量中國製造廉價電動車泛濫歐洲市場。在此同時，美國拜登政府正考慮提高中國電動車與電動車電池組等進口關稅，扶持美國本土新能源產業，對抗來自中國低價產品。 太陽能板產業是血淋淋的前車之鑒。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統計，全世界每十塊太陽能板有八塊是由中國製造，尤其中國廠商仍然持續盲目競逐太陽能投資泡沫，預計明（2025）年以後，全球太陽能板生產供應將完全由中國壟斷。嚴重供過於求惡性循環衍生價格崩盤，無利可圖讓歐美太陽能板產業失去生存空間，美國與歐盟深陷進退兩難尷尬處境，積極擁抱潔凈再生能源，無異於放任中國製造設施設備侵門踏戶，等到回頭打算培養本土供應鏈，卻已經錯過最佳時機。 中國電動車有意複製太陽能板崛起模式，儘管產能過剩或品質參差等問題一籮筐，挾規模經濟與完整供應鏈等優勢，終究還是有辦法推出世界級產品，就算最後無法主導全球市場，至少攻佔一定市佔率。尤其關鍵電池供應鏈多掌握在中國手中，不想被掐住脖子的美國與歐盟，不得不陸續祭出補貼法案，在新能源車輛研發推廣上奮力急起直追。 被氣候變遷議題綁架的美國與歐盟，徹底覺悟強行推動傳統燃油車淘汰轉型，反而會給中國制電動車迅速茁壯機會，嚴重衝擊歐洲傳統汽車製造業，可能帶來數以萬計工人失業，對整體經濟弊大於利，紛紛面對現實放緩腳步。 歐盟與美國懸崖勒馬，猶未為晚。德國於十二月中旬全面取消購車補貼，法國也同步修訂有利於法國與歐洲製造的購車獎勵規定，美國《降低通膨法案》則自元月一日起，排除含有中國製造或組裝電池組件的電動車免稅優惠。 文章來源：上報
民調封關之後，民進黨的內參民調開始出現變化。柯文哲幾乎以一天1％的數字往上成長，只在民進黨推出「在路上」競選廣告的那兩三天才稍稍遏阻這不正常的漲勢，不過，廣告熱潮過後，又開始起漲，投票倒數3天，甚至出現第二名與第三名黃金交叉的數字。事後證明，這「假性黃金交叉」應該與年輕柯粉積極表態有關；但也因為這樣的漲勢，讓國民黨陣營最後發起的棄保戰始終無法發揮效用，543的三分天下局面就此底定。 柯文哲沒有組織，僅憑空戰，最後竟然能拿下369萬張選票，這已經是台灣總統選舉史上的紀錄，其實打得非常漂亮。這369萬張選票將是他往後縱橫政壇的籌碼，以柯文哲詭辯靈活的個性，他勢必不會安於與一方合作；不管是立法院長或往後行政院的政策，他將論件計酬、待價而沽，牟取他個人與民眾黨最大的政治利益，伺機在4年後捲土重來。 國民黨面對這場大選只有兩個主軸，一個是「下架民進黨」，另外一個是「藍白合」，而「藍白合」的目的，其實也就是為了「下架民進黨」。提名侯友宜的目的原本是打算以候選人的本土色彩打一場不一樣的選戰，但由於侯友宜本職學能不足，讓好牌變包袱，整個黨必須背著候選人走。從洪秀柱（後改提名朱立倫）、韓國瑜到侯友宜，一連三屆總統大選，國民黨總是迷信出奇制勝，卻又所託非人；等到選舉結果揭曉後，竟開始「捉戰犯」，把總統選舉失利的因素歸咎給「民眾黨作假民調」，身為一個在台灣曾經長期執政50年的政黨，實在愧對支持者。 如果說柯文哲的支持者結構是依選民年齡層由下往上的正三角形，那國民黨侯友宜的支持結構就是一個倒三角形。正因為得不到年輕人的支持，所以國民黨支持者才會想方設法與柯文哲大搞藍白合。若說是民進黨「挖掘」柯文哲，真正「養大」柯文哲的，其實是國民黨的這些主事者。如今柯文哲已經站穩腳跟，往後4年他將繼續招降納叛、滲透藍營；只要國民黨自己不解決與年輕人「絕緣」的問題，所謂的「柯文哲難題」將會如鬼魅般與老Ｋ黨如影隨形。 賴清德在本次總統大選只拿558萬票，足足比蔡英文在4年前的817萬票少了259萬票，這些流失的年輕選票多數毫無懸念地到了柯P的囊中，佔了柯文哲此次選票三分之二的結構。年輕人為何以前挺蔡英文現在不挺賴清德？這固然可以用「執政疲態」來解釋，但也與主帥賴清德拘謹、無趣、過於保守的從政風格有絕對關係。若非憑空長出的「搶救義川大兵」搶救了基層熱情，加上選戰後期「在路上」宣傳片的成功，民進黨的國會席次與總統選票可能還會再下探。 民進黨從創黨以來都習慣在逆境中打選戰，但賴清德從頭到尾卻都維持著「舒適的領先」，這導致民進黨面對這場選戰只想守成，保守有餘、創意不足，連帶影響了開拓立委席次的空間。說起來令民進黨人扼腕，桃園海線與板橋的立委都僅以1、2千票的差距落敗，若當初能改變氛圍，甚至及時補強，來回就是4席的差距，這區區3千票的差距，可能就此改變了未來4年立法院的生態結構。 這是一場藍綠白都有所得也有所失的選戰，但要論起「凈獲利」，這位只做「無本生意」，卻拿下369萬總統選票，以及用8席立委成為國會關鍵少數的柯文哲，絕對是最大贏家。三黨不過半的國會將一個「大交換」、「大演戲」，甚而「大分贓」的國會，但這是民意的選擇，身在其中的治人物只能努力地迎向它。 （全文轉自上報）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討論國際政治事件的起因時常用三個術語：恐懼、榮譽和利益，相對於榮譽或者利益，恐懼在修氏看來，常常是引發國際爭霸的首因。事實上，對於中國當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恐懼來解釋，習近平對政權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擔憂和恐懼，驅使他在政治上採取越來越嚴厲的控制措施，打造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極權政權。 習近平從集權到極權 習近平成為中共核心，修改憲法廢除任期制，大搞個人崇拜，並最終在二十大三連任建立習家軍統治團隊，有多種解釋，一種流行的看法就認為，他要干大事，時間短了不行，事情尚未做完，兩屆任期就結束，留下爛尾工程，所以不能有任期限制。習自己也常常要求領導幹部胸懷「國之大者」，好像的確干大事的樣子。或許不排除他有這種想法，可以部分解釋他的集權。然而，愈到後來，這種解釋的說服力愈弱。如果說，集權是手段，干大事是目的，那麼愈到後期，手段和目的就置換，手段本身也即集權成了目的。因為集權是個重新洗牌的過程，勢必會打碎原有的利益和權力結構，很多人尤其是高官和資本家會成為失敗者，在過去，失敗者往往人頭落地，現今畢竟披著一件現代文明的外衣，所以不至於被處死，但財產沒收，鋃鐺入獄是少不了的。 這些失敗的高官和資本家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會利用各種方式、手段和機會給習近平及其政權挖坑，製造難題，讓習防不勝防。這當然會讓習感到非常不安，非常恐懼，恐懼政權不穩，恐懼權力不安，甚至恐懼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危險。這種恐懼感越強，就越要強化集權程度，把自己里三層外三層圍起來，確保絕對安全，從而導致集權變極權，手段異化成了目的，原有目的則虛化。 反腐永遠反不完 慣用來確保自身政治生命和政權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反腐、以等級原則建立的政治規矩，以及對經濟和社會的泛安全化。反腐是習樹立個人政治權威的不二法門。由於中共的腐敗到胡錦濤統治晚期積重難返，不反腐有可能亡國，這就給了習反腐極大的正當性，不但會得到大眾力挺，在黨內也會得到黨員乃至一般官員的理解和支持，這可以解釋何以習舉起反腐大旗，腐敗高官一個個毫無還手之力，任憑發落。習借著反腐，大大擴充紀委權力，並在政府層面成立監察機構，將它們牢牢控制在手上，成為打擊政治異己的利器。反腐既然開了頭，就不可能有結尾，所以，習近平美其名曰「反腐永遠在路上」。 原因在於，以中共幹部隊伍的龐大，在過去幾十年里，積累的腐敗是個天文數字，要在十年內不可能就徹底治癒，現在很多落馬的官員，都是倒查幾年、十幾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何況，中共的體制乃是一個製造腐敗的機器，老的腐敗去了，新的腐敗又來，永遠反不完。另外，習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要利用反腐不斷敲打官員隊伍，尤其是那些對他心裡不服，暗中有威脅的官員特別是政敵，要他們時刻牢記，他的政治權威和地位是不能挑戰的，必須服從他的指揮和領導，對他恭順忠誠，否則以腐敗論處。故而，這兩年被查處的高官數量非但未減少，還在增長，這說明，習是有意識地保持一種反腐張力，來震懾官員隊伍，清除有二心的高官。 政治規矩出自習一人意志 但是僅有反腐還不夠，雖然中共的幹部很難找出沒有腐敗嫌疑的，然而，總不能將所有有腐敗嫌疑的官員都拿下，這是不現實的。如何讓大多數官員都服膺他的領導權威，還得有另外的法子，習想到的是政治建設。本來共產黨的各種建設都帶有政治性，無需在思想、組織、制度、理論等建設上再特意加上政治建設，並且把它放在其他建設的首位。雖然這看似多此一舉，但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其目的。習的目的就是借政治建設在黨內建立一套帶有強烈等級特徵、完全體現其個人意志的政治規矩，以此約束全體黨員和全體官員。中國古人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有人的地方就有規矩，要做事也須有規矩，但是，在一個政治體系中，規矩是集眾意所成，體現的是眾人意志，而非少數人更不是單個人的意志，它約束的對象是體系中的所有人，包括規矩制定者，才顯公平和公正。 然而，習的政治建設不是這樣，它不是出自眾意，是習一人意志的條文化、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根據習的意志搞出的這套政治規矩，也約束上至總理，下至村長的所有大小官員，除習自己。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受「規矩」監督和約束的。過去的中共政治局，總書記和政治局成員在黨規上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總書記只是會議的召集人，好比是一個班幹部集體，總書記只是班長，他和其他班幹部不存在上下級關係，不能指揮指使他們。但習通過政治建設，改寫了這種關係和遊戲規則，他不再是班長而是班主任，有名正言順的權力去領導指揮和調度政治局的那幫班幹部。於是，人們看到，每到年末，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眾政治局委員要向習交一年的工作總結和學習心得，聽他點評，合格與否。這套政治規矩就變成一套套在官員頭上的政治緊箍咒，每個人都必須服從和遵守，不管願不願意，因為如果不服從，在現行體制下，勢必沒好果子吃，輕得穿小鞋，靠邊站，重則會有某種不可測的後果。在這種威脅面前，官員們當然「自覺」趨利避害，少有敢對習不敬的。 對經濟社會兩手抓 雖然制定了一套政治規矩，習仍覺得不夠安全，它只能管到官員和黨員，對廣大百姓和非黨人士約束的力道就不足。此外，個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威通過反腐和立規，是保住了，但還有一個政權安全的問題。政權安全如果出了大漏洞，政權保不住，作為中共政權總代表的習近平，其自身政治安全也難保，所以這兩者是聯動的。反腐和立規當然也助於政權安全，然而，要讓政權更安全，不出事，就需在政權安全上下功夫，也就是加強各種安全機構的權力，出台更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採取更多的安全技術手段，來對付不安全的事和人，特別是在重新以發展經濟為黨的工作重心的當下。 習明白，中共政權的根本合法性，取決讓百姓過上好日子，過上好日子的前提是發展經濟，過去幾年的折騰和政治挂帥，讓經濟一落千丈，元氣至今未恢復，大大挫傷了民眾和市場的信心，不得已，要重新去拼經濟。但是，面對不友好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及人心思變，不能因為要發展經濟就對安全馬虎，放鬆了政權安全這根弦，所以，外界就看到兩個互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號令大力發展經濟；一方面安全這隻手也閑不住，全民抓間諜，蠢蠢在動。習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就導致泛安全化，在很多方面和領域，對安全的重壓窒息了社會和經濟的活力。外資為什麼撤離中國，泛安全化是一重要因素。 以上三個方面都和習近平對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的恐懼有關，恐懼催生並加劇了他要用反腐、立政治規矩以及治理的泛安全化，為其政治權力和中共江山保駕護航，它的後果當然是導致他幾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階層，包括原本可以作為他統治支柱的紅二代，以及相當多的普羅大眾。和後者相比，精英是有雄厚的資源和手段來表達他們對習的不滿的。習害怕這種情況的出現，所以就更加強化安全保護，而這樣一來讓精英階層也更難受和不滿，又進一步使習恐懼不安，於是雙倍抓緊安全保護不放，以致形成惡性循環。習氏極權就是在他的一步一步的恐懼中建立起來的。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