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人中大獎後怎麼花錢？
2026 年 6 月 23 日
政治競選廣告對（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曾處於莫衷一是，或是認為當選民對政治癒來愈冷感，它的遊說效果就愈不顯著。不過，根據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行銷學教授戈登和普度大學共組競選媒體分析小組（CMAG）的研究，卻又發現「在一場勢均力敵的選舉中，『廣告語氣』有時可能足以左右選局」。 過去的「競選廣告無效」論，主要基於總統競選期間，選民受到的競選廣告轟炸，內容要不大肆宣傳候選人才華出眾和氣宇非凡的一面，要不就是極盡所能貶抑對手的道德，總的來說，很難讓人看出「政治廣告總量」和「選民投票行為」的關聯性。但迄今無論哪一競選團隊，仍然願意投擲大量經費在競選廣告上，顯然當中還是有值得花心思之處。 在戈登等人研究下（以美國2000年和2004年特定區域的總統競選電視廣告數據為採樣），他們發現，若自整體競選廣告中，進一步細究「正面訴求」和「負面訴求」的效果，確實會有所不同。據其團隊分析，結論之一為「當候選人的正面廣告增加1%，選民投票率就會增加0.03%，如果候選人增加相同數量的負面廣告，選民投票率就會下降0.007%」，換句話說，「正面廣告具有更大、更顯著的投票刺激作用」，因此，若希望愈多人出來投票，以此鞏固民主，當然就愈會傾向製作「正面訴求」廣告。 近期民進黨推出的「《在路上》#交棒篇」總統競選CF，著眼點應該就在此，這支廣告確實得到了不少討論，至於催票效果，則猶待數日後驗證。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倒是另外從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轉貼這支廣告，觀察到「在路上」對中國的潛在刺激。 蔡霞因為批評習近平，遭中共中央黨校開除黨籍，連帶取消她的退休俸為懲罰。日前「在路上」廣告上架後，她隨即在個人社群平台X分享，同時貼文：「相信大選賴蕭組合一定獲勝！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是華人世界的榜樣！」首先，這則廣告雖然支字不帶攻擊，卻又不折不扣傳遞了該黨的政治訴求，尤其台灣總統能和平「交棒」，也直接對照了中國當今領導者對個人永久執政的執念。說這則廣告尤其觸動反習的蔡霞，並不為過，她的貼文，某種程度似也呼應了「正面廣告具投票刺激效果」的研究，儘管她無論在台灣、在中國都沒有投票權。 其次，蔡霞貼文底下留言，一如她對中共（習近平）的批判，總是得到中國網民兩極交鋒，這回也不例外。且有為數不少中國網民刻意將這支廣告轉貼到微博（中國人普遍使用的社群媒體），多數目的，自然是將它做為嘲諷、惡評民進黨的素材。 一支台灣總統競選廣告，它的「對話和字幕本身的性質就是政治宣傳片」，只是，除非刻意扭曲，否則以常人角度，不會看不懂廣告主打純為台灣民主、自由和關於領導者「交棒」的積極面。中國網民將這支廣告貼到微博，並加以羞辱，可以理解背後長期反民進黨的黨國教育情緒，但無論如何，廣告中每一環節的民主國家意象，也都恰恰投射了中國政治、社會當下極度匱乏的一面。它沒有一句反中、反共，卻引起中國網民接龍辱罵，不過，不久後，這支飽受微博網民批判的競選廣告，竟遭到微博刪除，連罵都不給中國網民罵了（中國媒體則持續采以負面報導）。 回到戈登對「正面競選廣告有刺激投票效果」的分析，反映了人們更喜歡體驗正面情緒而不是負面情緒的一面，就過往投票邏輯上來說，選民的確也更有可能投票給那些讓他們感受到正面情緒的領導人，而不是經常散布消極情緒的一方。「人同此心」，短期表徵是中國網民檯面上很不屑「在路上」這支廣告，但以微博隨後的「禁評」，難道不是為了避免有中國網民因此「也想要體驗台灣選舉的正面情緒」，更不可控的是，一旦觸動中國人民起而質問「習近平究竟什麼時候要交棒」，這個國家將會如何？ 中國社群媒體「不給人民罵」，當然不是「不準罵」，很簡單的道理，就是他們應該很清楚，中國內部從來不會只有一個「蔡霞」，於是令其擔心的，就是這樣的台灣總統競選廣告持續留在中國社群平台，大家一邊罵的同時，實際上是否正在刺激出其他「潛在的蔡霞」？ 文章來源：上報
在所謂五月天的「假唱」風波後，中國娛樂圈對於事件真偽有不少深刻的討論。根據《北京青年報》報導，擁有14年資歷的混音師黃森指出，在體育場的環境之下，內場區跟外場區觀眾所聽到的聲音寬度本來就會有落差，僅憑現場的錄音檔案來辨別假唱，不嚴謹也不充分。他解釋，演唱會裡出現「墊音」是一種常見的演出調音模式，「目前所知的絕對部分演出，多少都會這麼做，可以讓演出便捷又達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演唱會裡的音效科技會讓判斷「真假唱」出現非常為難的處境。 其實，歌迷買票進場追星，想要感受的是這麼多人與心儀歌手聚在一起的臨場感；誰會在乎有沒有使用「墊音」？或其中到底是「真唱」或「假唱」？這種「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市場邏輯，全世界皆然，卻唯獨在中國成為問題。先是知名微博網紅對五月天發動質疑攻勢，接著由官方媒體新華社、央視、人民日報同日發布措辭嚴厲的評論文章，最後，再由中國國台辦更在例行記者會上補刀，要求台灣演藝人員「樹立良好社會形象」。 明眼人都知道，「五月天」被鎖定了，這背後的邏輯是「吃中國的飯，不能砸中國的鍋」，既然五月天在中國這麼紅、賺這麼多錢，就不能不配合共產黨的意旨。外界本來不知道共產黨要這個華人圈最紅的搖滾樂團「回饋」什麼，直到知名的國際通訊社路透社日前披露，中國已向五月天施壓，要求他們在台灣總統大選前發表「親中言論」，表態支持北京的「一個中國」說法，並配合中國的對台宣傳。 消息傳出後，可能在這場表態風波里「獲益」的國民黨陣營如臨大敵，除了譴責共產黨這種施壓表態的方式，還暗中質疑這則引述自「知情人士」和一份「台灣國家安全備忘錄」的路透社的說法可能是一種假訊息。不過，選擇相信中國出手施壓五月天的國際重要媒體顯然更多，CNN、美國之音、華爾街日報，以及日本產經新聞等等都接續報導華人天團被共產黨挾持政治表態。 此事發展至此，有幾點面向值得討論： 一、施壓台灣藝人或企業家對特定政治議題表態是共產黨慣用的說法，最早見於2012年總統大選時，共產黨要求台灣的企業家大老闆排隊力挺九二共識，並獲得不錯的結果，可能也因為這樣，讓中共對台系統食髓知味，一直想如法炮製。 不過，過去10年來，台灣人對共產黨這套介選手段早已知之甚詳。也幸好根據報導五月天沒有答應這樣的「政治服務」，若五月天真的出來挺一個中國或支持侯友宜，由於與這個搖滾天團向來不沾惹政治的風格截然不同，實在「太不自然」，屆時五月天的歌迷反而真的會把一筆惡帳全部算到國民黨頭上，讓侯友宜的年輕選票更雪上加霜。 二、此事有可能是中共對台系統「自作聰明」想挾持五月天表態導致國民黨成為事件「苦主」，但藍營向來欣然接受中共介選的紅利，從未對類似事件公開譴責或表示反對，此刻自然得概括承受事件的后座力。硬要把此事推演成民進黨政府的「出口轉內銷」，除了深藍支持者，相信的人恐怕不會太多。 三、最可議的當屬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他竟然在辯論會上要求五月天說清楚對岸政府有沒有對他施壓？這是在公然檢討受害者，把在此事件中最無辜的一方推向無止盡的政治漩渦里。 民主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民意會在不斷選舉過程中自我調整、修正缺失；所以，共產黨過去對台灣有用的介選手段，現在未必能再讓台灣人買單。從五月天事件可以看得出來，共產黨對民主太陌生，根本無法理解民主社會人心幽微的轉換，這導致它的對台工作陷於做績效、搶功勞，不同單位各行其是，最後越幫越忙，讓國民黨的選舉處境益顯尷尬。 文章來源：上報
2023年底，在中共前任國防部長李尚福失蹤四個月、去職兩個月之後，一拖再拖，習近平終於任命了新的國防部長，董軍，一個外界並不熟悉的名字，剛從中共海軍司令員職位上卸任。資歷不深，稱得上大爆冷門。 有人認為，習近平打破慣例，首次任命出身海軍的董軍出任國防部長，意在應對台海戰爭和南海戰爭。董軍先後擔任北海艦隊副參謀長、東海艦隊副司令員、海軍副參謀長、南部戰區副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海軍司令員，看似在海軍方面履歷完整，但他多數擔任副職，最後才攤上一個正職，證明他的軍中生涯並非專長戰爭；長期置身海軍機關而非備戰前線，更可能是軍中監工或特工出身。董軍曾擔任海軍92269部隊司令員，該部隊性質不明，十分神秘，或為海軍中的監軍。 如果意在台海戰爭或南海戰爭，火箭軍（導彈和核彈部隊）和戰略支援部隊（高科技、太空和網路戰部隊）的軍頭豈不更為合適？相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的高層已遭大清洗、大換班。前者已經公開（如李玉超等），後者相信不久也會公開（如巨干生等）。伴隨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出事的，還有空軍出事 — 前任空軍司令丁來杭遭下獄。新任國防部長來自海軍，原因之一，或是只有海軍高層還沒有出大事，並非因應台海戰爭或南海戰爭。 那麼陸軍呢？中共國防部長通常出自陸軍，此次打破慣例，自有來頭。當10月底當局宣布免職李尚福國防部長的時候，呼聲最高的繼任者是劉振立，現任總參謀長（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之前任陸軍司令員。但當時筆者就判斷，習近平信不過劉振立，因為劉振立是張又俠的人。在軍方高層或中央軍委委員中，只有張又俠和劉振立具有實際參戰經驗，即上世紀80年代初的後續中越戰爭中，劉振立是張又俠的部下。兩人既是戰友又是上下級關係，稱得上關係「很鐵」。相信劉振立的升遷過程，很大程度上依靠張又俠的提攜和舉薦。 但李尚福出事後，張又俠卻遭牽連。因張、李先後擔任裝備發展部（總裝備部）部長，習近平下令倒查六年（腐敗問題），故意避開了張又俠的任期，而只查李尚福的任期。但裝備發展部的集體腐敗問題，絕非源自李尚福任內、而肯定源自張又俠任內，甚至更早。除了李尚福是張又俠的繼任者，看看12月底遭人大除名的九名將領中，就有三人屬於裝備發展部：副部長張育林、饒文敏，火箭軍裝備部長呂宏。這些人都與張又俠相關。老張可謂灰頭土臉。 習近平已經不再信任張又俠，但張是政治局委員、軍委第一副主席，也曾為習近平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習近平不便對他下手，但卻日益提防、排斥，故意用另一位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予以牽制，由何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有意把張邊緣化。劉振立既是張又俠的人，習近平不可能不防。果然，呼聲最高、傳聞甚廣的劉振立出任國防部長之說，最後沒戲，代之的，卻是一匹黑馬出線，即海軍司令員董軍。 習近平信不過劉振立，但他信得過董軍嗎？奧妙正在於此。董軍來自遠離北京的海軍，在北京和高層沒有人脈，與現有的七名中央軍委委員相比，資歷最淺。須知，在七名中央軍委中，國防部長排名僅次于軍委主席和兩名軍委副主席，位居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軍紀委書記之前。董軍突升國防部長，但與其他人相比，他既非中央軍委委員，也非中央委員。習近平任命他，何止打破慣例？實為無視任何規矩，隨心所欲，恣意而為。 於是，如同秦剛一樣，董軍也將在短時間內連升三級：國防部長（已升）、國務委員、中央軍委委員（這兩項職務應在2024年三月召開的人大會上落實）、中央委員（將在一再推遲召開的中共中央三中全會上落實）。秦剛連升三級（駐美大使、外交部長、國務委員），在外交系統引發羨慕嫉妒恨，出事後，該系統一片幸災樂禍。董軍連升三級，在軍方高層引發的，也必然是羨慕嫉妒恨；若將來出事，也必然激起一片幸災樂禍。 另外，如同李強一樣，董軍一上任，就面臨被完全架空的尷尬。國防部長已經是虛職，沒有高層人脈和左右手的董軍，更加被虛位化（或僅淪為一個發言人，即與美國對話，代習近平傳話的發言人）。這正是習近平所要的。如果說，習近平擔心軍方高層有人發動政變，相對擁有實力和人脈的劉振立和張又俠可能，但董軍的可能性就相對小得多。 從這一點而言，與其說是習近平信任董軍，不如說是他不在乎董軍。放棄劉振立而提拔董軍，習近平的出發點和苦思極慮，不是軍隊的進取，而是他個人的安危。換言之，習近平選中董軍，並非以事論事，而是以人論事。仍然是權力鬥爭的戲碼。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說「中國式人權」就是「吃飯權」，如今中國人的「吃飯權」也不保 近日，有廣東網友在微信上發文披露：「農村辦宴席必須購買保險。老爸今年年底八十大壽，幾姊妹商量著為他辦個壽宴。正在籌備階段，就接到村裡通知，紅白喜事除了提前申請，還要購買保險，每十五桌五百元，三十桌一千元，依次類推，且只管本次宴席期。咱農民容易嗎？」農村人辦宴席，承擔不起到正規酒樓的高額費用，通常是在家辦，四川的說法是鄉廚辦「壩壩宴」。自古以來，農家自己辦桌，統治者不會過問。如今，中共的黑手居然伸到農民餐桌上。過去，常常聽說城市裡異議人士在敏感日期聚餐被國保暴力阻止，這是異議人士享受的特殊待遇。如今，農村人親友鄰里聚餐也要交錢購買「吃飯權」，一個「有粟且不得食」的時代來臨了。 人權律師陳建剛引用清末翻譯家嚴復翻譯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話對此事加以評論：「極之而三權者合，既議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審其所行者與法之離合，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者聚而集於一人一眾之身，是一人一眾者，無論為貴族，為平民，其治皆真專制，雖有粟且不得食，政治自由云乎哉？」也就是說，三權合一就是專制暴政，專制暴政的結果必然是「有粟且不得食」。 中共常常標榜說，「中國式人權」就是「吃飯權」，中共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乃是千秋偉業。江澤民就理直氣壯地在國際社會宣稱：「民主、自由、人權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中國有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人權觀。中國有近十二億人口，其中八千萬人還處於貧困狀態，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是對世界的一大貢獻。」這是強詞奪理，中國人民向來是自己養活自己，中國人民沒有飯吃的狀況，都是統治者造成的，如毛時代的大饑荒。如果沒有獨裁暴政，中國民眾的餐桌必然更加充盈豐富。 中共當局對農民的「吃飯權」橫加干涉，絕非廣東網友所揭露的個案。中共官媒的正面報道滿坑滿谷。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官媒報道，當地政府利用數位化手段，開發「農村家宴服務在線」應用，實現場地預訂、廚師預訂、菜品預訂、婚慶預訂等辦宴事項線上集成辦理。為進一步推動農村家宴食品安全監管規範化、精準化、智慧化，湖州還發布浙江省首個《農村家宴一站式服務平台建設與運營規範》，制定《湖州市集體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湖州市農村家宴從業人員（鄉廚幫工）管理規範》等制度，構建辦宴預訂、備案、審核、監督與評價的全流程監管機制。 又如，廣東省中山市成立農村集體聚餐專職小組（仿效習近平「小組治國」模式），宴席開辦前對各村上報的申報資料進行嚴格審查，包括承辦宴席經營者資質、工作人員健康證件、宴席功能表等，對不符合規定的申請及時退回。 再如，四川省儀隴縣市場監管局探索創新「壩壩宴」監管機制，與鄉鎮食品安全「穿透式」監管有效融入，建立全鏈條在線監管平台，過程管理全追溯，風險管控全鏈條，抓住了農村群體性聚餐安全的「牛鼻子」。工作人員到現場進行服務指導，引導辦宴者減少浪費、厲行節約，還依託智慧在線監管平台，宴席承辦者、舉辦者、村幹部、鄉鎮幹部和市場監管局監管人員五方共同履職盡責，從宴席的申報、審核、檢查、複查、整改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管理，實時跟蹤宴席進展，確保各環節監管責任落實到人。 由此，中共實現了「天網恢恢，密不透風」，「老大哥」對每一個人吃什麼和怎麼吃了如指掌。 干涉民眾飯桌的國家，就是法西斯國家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河南省滑縣一戶村民在家辦宴席，來了一群身穿制服的監管人員，氣勢洶洶地聲稱：「農村只要開火聚餐，就要辦食品經營許可證，否則罰款。」看來，農民連「生火權」都要向政府購買。一時間引髮網上熱議。有網友評論說，幾百年幾千年來，在農村辦紅白喜事時，都是請有技術的廚師人員幫忙做的，豬是自己養的，蔬菜水果是自己種的，洗菜切菜洗肉等都是鄉里鄉親一起幫忙的，所有食材都很新鮮，哪來所謂的衛生問題？反倒是近年來大中小學校園的學生餐飲屢屢發生嚴重事故，甚至有孩子被毒死，有關部門卻包庇責任人，打壓伸冤的家長。這難道不是「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偏要管」嗎？ 在輿論壓力下，「滑縣市場監管」微信公眾號通報稱，他們是接到舉報後，派遣四名執法人員到達現場執法，「在執法過程中，執法人員對政策解讀不規範，引起了群眾誤解。我局已責令該同志作出深刻檢查，並做出停職處理」。政府官員總是能見機行事，推卸責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共的黑手粗暴干預民眾的餐桌，歷史上找不到先例。這就是皇權專制與現代極權政治的差別。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歷代王朝的統治尤其是宋以後，行政管理基本上局限在縣一級，縣以下的鄉土社會另有一種勢力或一種文化在起支配作用。縣一級或縣以上，由王朝派官員加以管理；縣以下，鄉紳或者士紳起主導作用。這兩個社會之間有聯繫，但縣以下的社會基本處於「無為」狀態。這就叫「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然而，中共建政之後，黨權下縣、下鄉、下村，還深深嵌入每一個家庭乃至每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如學者楊繼繩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皇權專制的文化土壤上構築了一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由於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國家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經濟和政治的雙重鉗制，老百姓的個人自由被徹底剝奪。 如果用奧地利裔美籍心理學家賴希的理論來透視和分析今天中國出現的種種怪現狀，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賴希雖未到過中國，也未專門研究過中國，其論述卻切合中國現狀。賴希在受納粹迫害之前，就受德國共產黨打壓，德共將其開除並查禁其著作。所以，賴希是最早洞悉納粹與蘇俄、希特勒與斯大林是一丘之貉的西方學者。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代表作《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不僅遭到納粹蓋世太保查禁，還遭到蘇俄及若干歐洲國家共產黨嚴厲批判，因為他戳到他們的痛處。《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與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樣，成為研究現代極權主義的經典。 賴希指出，國家機構發源於「送信人」，傳遞資訊是其最初的、簡單的又必需的職能。隨後，「郵政系統」成了社會的一個「機構」，再逐漸發展出其他功能。再以後，郵政系統委託一個送信人負責「檢查郵件」的任務，這樣一來，郵政的社會管理就擁有了一種凌駕於個人和社會之上的權威主義權力。社會的管理機構就轉型為鎮壓機構。比如，警察局開始禁止私人家庭的無害遊戲，規定一個男子或女子能否在自己的房間單獨會見一位異性，決定他們何時起床、何時睡覺，那麼，它就具有了暴虐的權威主義國家政權的形像，這種國家政權凌駕於社會之上並反對社會。在論述群眾與國家的關係時，賴希的結論是：「國家的義務不僅是鼓勵勞動人民群眾對自由的強烈渴望；它也應該盡一切努力使他們能夠自由。如果它沒有這樣做，如果它壓制了對自由的強烈嚮往，甚至濫用它，阻礙趨向自治的道路，那麼顯而易見，它就是一種法西斯國家。」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就是一個法西斯國家。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辯論場上被問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相互隸屬的關係，侯友宜與柯文哲先是顧左右而言他，拖過時間後索性放棄回答這個問題。不回答，當然是這個問題對他們而言不好回答，不能勇敢地講出選民希望聽的話，更是因為講出來恐怕會得罪更重要的人。 其實侯友宜與柯文哲大可不必這樣百轉千回，所謂兩岸有沒有相互隸屬的問題，早在國民黨李登輝執政時就有過標準答案。「兩岸互不隸屬」，不僅李登輝說過，即使現在被歸為深藍統派的連戰、蘇起也說過，就連馬英九本人都曾在他擔任陸委會主委都提過。在2003年國民黨當時已經失去政權之際，時任黨副主席的馬英九就公開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岸互不隸屬。」 以前說過現在卻不敢說，這代表一種立場上的退卻；國民黨該思考的是，到底是從什麼時候什麼原因讓自己在面對共產黨時顫顫巍巍，變得這麼窩囊？而選民該思考的是，正是因為國民黨與民眾黨都這麼窩囊，也難怪共產黨千方百計就是要把民進黨拉下台；畢竟，對付藍白總比對付民進黨要容易多了。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相互隸屬？不用了解兩岸過去70多年的歷史糾葛，只要有憲法學或政治學大一基礎課的程度都能夠輕易地回答。國民黨與民眾黨都說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主權至高無上，既然是在最高位，它如何能夠隸屬於誰？兩岸互不隸屬，既是歷史事實，也是政治現實，更是憲法法理的真實。 兩岸所有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產黨自始都不承認有一個「中華民國」的存在，但不承認中華民國又希望透過互動交往拉住台灣，所以國共兩黨創造出「九二共識」這個通關密語，密語的背後其實就是「一中原則」。有時候只講九二共識不講一中原則，其實是共產黨暫時給國民黨一個「面子」；但是從2019年元月2日的習近平公開定調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共謀統一之後，一切圖窮匕現。時至今日，九二共識就一中原則，它的背後更是要推動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最大的特色是「去主權化」，藉由去主權化的創造性模糊，為兩岸之間低階的事務交流以及人員往返創造環境，問題在於兩岸交往根本不可能長期維持在低階的事務往來，所以它的局限也非常清楚。侯友宜現在說他要做的是一個「合乎憲法的九二共識」，那是把「憲法」兩字冠在「九二」前面，也就意味兩岸之間的通關密語連名稱都不可能有「共識」了，如何可能交流？這不但是在騙選民，也是在騙自己，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其實，憲法只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其存在的意義在於人民。當憲法是用來鞏固民主、保障人權，所有人都會赤忱擁戴它；但如果憲法是用來膺續法統、殘民以逞，所謂的憲法也就失去存在意義。在「中華民國憲法是護國神山」的語境里，侯友宜意圖用兩岸法統的延續作為台灣的護身符，但這其實又是一個謊言──如果中華民國憲法這麼有用，那蔡英文早在2016年就職演說就已經承諾用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關係了，為什麼兩岸交流還是中斷了8年？到現在還時不時軍機繞台？ 兩岸的問題沒有那麼複雜，關鍵在處理彼此關係絕對無法繞過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只要中國共產黨願意肯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就算是民進黨執政，民共兩黨也可以相談甚歡、共創未來；只要中國共產黨不承認中華民國主權，就算是國民黨執政，它也會如當年的馬英九一樣左支右絀、動輒得咎，很快地被台灣人民趕下台。 九二共識是一條歪路、歧路、不該走的路；共產黨、國民黨，可能還包括台灣民眾黨，真的不要再白費力氣走這條冤枉路。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12月15日，中國社媒平台微博提醒用戶避免發表有關經濟的悲觀言論之際，中國國安部是在官方微信賬號上發表《國家安全機關堅決築牢經濟安全屏障》的文章，認為「唱衰中國經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道路的攻擊與否定和對中國的戰略圍堵打壓」。由國安部出面發布言論禁令，自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尚屬首次。這讓我想起一個規律：統治者最有信心之時，言論相對開放，例如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直到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統治者信心嚴重欠缺，言論管制非常嚴苛，比如毛澤東文革時期、1989年64之後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前。一個月內，國安部連續三次發文，將言論管制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當然是中國當局缺乏信心的表現。 中國曾有一段經濟學領域不反自由化的寬鬆時期 管控言論是共產文化娘胎裡帶來的病，所有共產政權（包括西方左派政府）都好這一口。西方左派還沒達成這點，是因為言論自由是這些國家數百年來的傳統，目前只能利用「政治正確」一點點蠶食言論自由。中共自出生以來，就在黨內實行一言堂，建政以來在全國實行管控言論，但是，萬事皆有例外，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過一段時期，經濟學包括經濟政策分析曾比其他學科多點言論自由。 1998年初，我的《現代化的陷阱》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一時間在中國產生風生雷動之效應。當時的反應大概是三種：一是完全不了解情況的普通公眾，認為「這種直批改革弊端的書都能出版，咱們國家有希望」；二是外國駐京記者，有人認為當局要進一步改革開放了，當時還很有名的《遠東經濟評論》駐京記者因此寫了篇《北京的春天》；三是比較了解內情的人，這類人包括兩種，一是我的朋友圈，知道這本書1997年初完稿之後，在國內周遊了十三家出版社被拒絕，都高興地感嘆「終於出版了」，認為今日中國出版社總編輯黃俊青先生成功地打了一次插邊球；另一類是在體制內居於較高位置者，據他們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劉吉先生之所以敢支持出版這本書，有個原因，那就是在經濟研究尤其是經濟政策分析方面，江澤民時期秉承趙紫陽當年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堅持的一條原則：經濟研究領域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由是：經濟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大家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既然要發展市場經濟，依靠計劃經濟那點經驗，根本無法管理調控中國經濟，因此在經濟領域要放開言論管制，讓專業研究者發言。 說到這裡，得簡單回顧一下「清除精神污染」（簡稱「清污」）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段歷史。這是自中共建政以來，僅有的兩段允許黨政媒體公開就黨內對立的思想觀點辯論的短暫開明時期。 「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發生於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雖然歷時只有兩個月，卻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在1983年10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與會者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要求「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製造精神污染的行為作鬥爭」，陳雲發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講話。會議的最後一天10月12日上午，鄧小平使用鄧力群準備的講話稿《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特別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什麼叫「精神污染」？主要是港台流行文化例如許多流行歌曲（如鄧麗君等）、流行髮式服裝傳進中國大陸，交誼舞會遍及全國大小城市甚至農村。1983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清除精神污染」的號令之後，全國各地黨委及政府都將重點放在這方面，在一些大城市市委機關門口甚至有這樣的提示：「男士大包頭，女士披肩發，塗脂抹粉，佩戴首飾者，均不得進入大樓」。文藝界積極開展對流行音樂的批判，人民音樂出版社還出版了《怎樣鑒別黃色歌曲》，將《何日君再來》、《夜來香》定性為「黃色歌曲」的典範，連李谷一的《鄉戀》和蘇小明的《軍港之夜》也被認為是靡靡之音。各大學保衛部將晚上抓捕戀愛學生當作清污的重要內容。「清污」運動進入高潮時期有擴大化趨勢，日益變成一場文革式的整人運動，引發社會不滿。從下面這幅宣傳畫可看出「清污」的主要內容。 對於這場運動，最先警覺並且全力踩剎車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11月14日，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對「清污」正式發表講話，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這篇社論及後來的數篇文章對「清污」提出批評，強調清除思想戰線上的污染，不要蔓延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興趣愛好上面去。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總結，稱鄧小平的「清污」決定是對的，但是在下級執行時出現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指示》，「清污」運動不得不草草收兵。 黨內左派對此結局並不甘心，於是想方設法利用1980年代初由鄧小平等人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政治口號。1986年底，爆發了「八六學潮」，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於1987年初被迫辭職，中共極左勢力鄧力群、胡喬木等人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於1987年初順勢推廣、展開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次重點放在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姓社還是姓資、經濟特區應不應該開辦等方面，該運動此後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反對，趙紫陽認為鄧力群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運動來反對和否定改革開放，並以此說服了鄧小平（辦經濟特區是鄧小平的主張），該運動隨後於1987年中期逐漸結束。據說「經濟領域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趙紫陽關於該運動的一個內部講話定下的。 1989年6月江澤民接任總書記之後，最開始有反改革傾向，經鄧小平南巡講話敲打後，從此堅定推行改革開放路線，趙紫陽定下的這條原則得以保留下來，胡溫時期雖然開始反顏色革命，提倡「五不搞」，但經濟領域內的討論尤其是民生方面仍然算相對寬鬆。這就是相對於其他領域的死氣沉沉，中國的經濟領域討論顯得相對活躍的原因。 習近平第一任期內主要是反腐，對經濟領域的言論管制未提上日程。但第二任期內，經濟討論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對經濟政策的批評）逐步加強，許多話題包括民生也不能討論了。演化到今天由國家安全部連續發文加以限制，明顯帶有恐嚇性質。此禁言令下達以來，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正面讚揚，如圖： 網路截圖 文革萬馬齊喑 殷鑒不遠 文革結束時我已經成年，對當時的宣傳記得非常清楚。全國人民一直深受物質供應匱乏之苦，連飯都吃不飽，在鄧小平1975年1月復出後，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抓革命、促生產」，把發展經濟放在首要的戰略地位，力圖將全國的政治經濟生活重新納回到正常軌道中稍有起色，但毛認為這是否定文革，展開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國人又開始「吃社會主義的草」，但中共的宣傳機器卻大肆渲染中國經濟形勢大好，當時的舊文是如此描繪： 網路截圖 將圖片中這篇1976年的報道與今天的宣傳文章相比，二者幾乎連文風、用詞都非常相似，外界評論習近平在思想控制上開倒車退回到毛時代，並非虛言。 在這篇文章發布之後四個多月之後，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清除。對十年文革時期的經濟， 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稱：「從1974年到1976年，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詞中提到文革十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這段歷史說明：再華麗的宣傳，也挽救不了經濟走衰的現實頹勢。中國經濟目前雖然走衰，但比「文革「時期好得多，如果北京當局誠實地面對現實，能夠拿出趙、江兩位前任的胸懷，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總能因地制宜，找出解決之策；閉塞言路的結果必然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2024年台灣大選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台灣中選會先後舉辦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政見發表會，相當於美國大選中的辯論。在12月20日的總統候選人政見發表會上，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提到：「在中國（中共）的眼中，我們三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通通都是台獨」 對此，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在隨後的政見發表會上不以為然，並反擊說：「這完全是賴皮，賴清德不要賴皮，賴清德不認同中華民國才是台獨。」中共國台辦發言人則趁機繼續猛批賴清德：「賴清德的挑釁言論十分危險、不自量力。」 其實，賴清德的這個說法並非沒有根據。那就是，中共動輒給別人扣上某種獨的帽子。且不說，主張獨立或統一，本身屬於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在民主和多元化的正常社會裡，都是正常選項，且符合聯合國憲章。但在中共那裡，卻故意用「獨」字來覆蓋一切。因為，在中共長期的（偽）愛國主義宣傳、洗腦和毒化教育下，任何獨立主張，諸如疆獨、藏獨、台獨、港獨，都已在中國大陸遭污名化。以至於，中國大陸人談「獨」色變。 比如，針對香港和港人，不論哪個階層或群體，只要不認同中共，僅僅是要求民主、自由、普選，中共就不分青紅皂白地給他們扣上「港獨」帽子，以至於，在原本沒有「港獨」主張的港人，硬是被中共逼出「港獨」的主張來 – 部分年輕港人後來的確開始認真考慮和追求香港獨立。 中共之所以熱衷於「港獨」，乃是方便在中國內地宣傳，打起民族主義的旗號或（偽）愛國主義的旗號，就能煽動仇恨，讓內地中國人仇視香港人，進而一概抹煞港人對基本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堅持，硬生生扭轉港人抗爭主題，把港人依據《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承諾與規定、要求落實雙普選的呼聲，一概扭曲為「港獨」主張。 在西藏議題上，中共的操作手法也一貫如此。藏人中，原本有兩種主張：部分年輕藏人主張西藏獨立；但多數藏人的主流主張卻是達賴喇嘛尊者倡導的「中間道路」- 西藏可以留在中國版土上，但西藏必須實行真正的自治，以保護西藏獨特的宗教和語言等文化傳統。但中共充耳不聞，或假裝聽不見、聽不懂，為了煽動中國民眾對達賴喇嘛的仇恨、並迴避與尊者展開誠意談判，中共硬是給達賴喇嘛尊者死死扣上「藏獨」的帽子而大加批判。 回頭看台灣，中共故技重施。誠然，與香港和西藏情形不同，台灣的主流民意是獨立，而代表這種主流民意的往往是本土派政黨如民進黨。但作為民進黨的領袖人物，無論蔡英文還是賴清德，都主張維持現狀、維持兩岸和平。北京把民進黨領袖定義為「台獨」。但還嫌不夠，即便是主張統一的國民黨執政，只要沒有按照中共的要求、腳本和進程推進兩岸統一，就仍然被定義為某種「台獨」。比如馬英九執政時代（2008-2016），中共媒體和御用學者就曾把主張「不統、不獨、不武」的馬英九定義為「和平台獨」。 到了2023年，本身是統派人物、並在中國大陸大量投資設廠、與中共關係不淺的台灣富豪郭台銘宣布參選總統，竟遭到中共媒體網路的狂轟濫炸，有的言論竟指他是「變相台獨」。習當局甚至直接出手，對郭設在中國各地的富士康工廠展開突擊查稅，意圖逼他退選，免得干擾中共布局或期待的藍白合（國民黨與民眾黨合作、侯友宜與柯文哲攜手參選）。稍後，郭台銘退選。但中共巴望的藍白合也以破局告終。 台灣各路候選人，須對中共有基本認知。盤踞北京的中共獨裁政權，處於專制心態和強迫症心理，非要台灣各界順從它的意識形態，稍有不如意，就無論統獨、不分藍綠白，一律冠以「台獨」的高帽子，痛加批判，煽動仇恨。 台灣各路候選人、以及台灣民眾，不可不知中共死意要吞併台灣，不惜發動戰爭，並非只為反台獨而已，其實，它有三重原因、三重意圖、三重目的： 其一，阻止台灣獨立。儘管，這只是中共表面上的原因（中共在歷史上曾高調支持台獨）但至少，有利於中共在中國大陸繼續打民族主義和（偽）愛國主義的旗號，轉移內部矛盾焦點，持續忽悠中國人民，以維持其專制統治。 其二，消滅台灣民主。因為，台灣是華人民主燈塔，極權中共最怕這一燈塔效應，急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正如中共對香港，最怕香港自由影響中國內地。是中國香港化還是香港中國化？囿於一黨之私、一己之私的中共，急欲搶先讓香港中國化。 其三，滅亡中華民國。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結果。遷到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是中共的一塊心病，生怕有一天中華民國捲土重來，以其合法性終結扮演亂臣賊子的中共政權。正如滿清推翻明朝之後，鄭成功所部在沿海高舉反清復明大旗，未能成功，後來遠遷台灣；但滿清仍視之如心腹大患，必欲滅之才心安。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130歲冥誕。中共當局隆重舉行紀念活動。上午，習近平率一眾高官朝拜毛澤東紀念堂。然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習近平發表講話。查閱10年前，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次提到江澤民，一次提到胡錦濤，三次提到鄧小平。可是在這次講話中，鄧、江、胡都一字不提。記得在習近平上台之初提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不能互相否定，我當時就指出，這實際上是要拉抬毛、貶低鄧，是要開改革開放的倒車。如今看來，果不其然。 就在毛誕的前一天，被譽為改革派最後陣地的《財新周刊》發表社論”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大聲疾呼鄧小平主張的”實事求是”，並指出”經濟不振金融風險顯露”等。這篇社論在發出數小時後被下架。這表明，習近平已經在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道路上倒退有多遠。 官媒報道全國各地、尤其是毛澤東故鄉韶山的民眾紀念毛誕的活動。但引起廣泛關注的，不是官媒的報道，而是網民通過自媒體發出的一段視頻。這段視頻讓我們看到另類的紀念毛誕的活動：從25日午夜起，就有大量民眾，主要是年輕人，聚集在湖南韶山毛澤東銅像廣場 現場，手舉毛澤東相片和紅旗高喊：「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要資本主義復辟，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所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私有制，要毛澤東思想。」當局在現場派出大量武裝警力監控，有警察收繳了一些集會者打出的標語，如「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和「人民勝利今何在？滿路新貴滿目哀」。另外，毛粉的《烏有之鄉》也發文聲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毛的旗號，但同時閹割其革命內容與鋒芒，愚弄勞動人民，等等。據說當局內部有指示，要警惕有人利用毛澤東反對現在的黨中央。 在這次官辦的紀念毛誕的報道中，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小插曲。當天晚間，央視的《新聞30分節目》在報道了為毛澤東誕辰130周年推出的紀念郵票後，緊接著就播放了一條北川羌妹子唐丹在年末忙著殺豬做臘肉的新聞。按說，這位北川羌妹子唐丹做臘肉的事情，從前年起就有過幾次報道，算不上新聞了，為何卻偏偏在這樣的日子裡又上央視的新聞節目？因為民間早就有用「臘肉」來指代毛澤東的習慣，無怪乎引起網民熱諷熱議。稍後，這段視頻被刪除。但由此引起的這段議論卻並沒有平息。 從這次紀念毛誕所呈現出的種種荒誕現象，我們可以看到今日中國之荒誕。毛澤東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最大暴君。從土改到鎮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饑荒，到十年文革浩劫，死於毛澤東暴政下的中國人至少有六千萬。在八十年代，伴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不但在民間，包括在中共內部，在中共高層，對毛澤東的批判和否定都越來越強。雖然在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對毛做了「功大於過」的正面評價，但不少與會的中共高官告訴我們，事實上絕大部分參與討論的官員們都主張對毛做出更否定性的評價。他們之所以接受毛「功大於過」的結論，只不過因為他們認為那是當時的政治需要，是權宜之計，再過些年會重新評價，會更多否定更多批判的。殊不料後來發生了「六四」屠殺，原本在不斷深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戛然終止，以後就是持續的倒退，習近平上台以來更是變本加厲。但歷史真相終究不可掩蓋。我們堅信，歷史罪人終究無法逃脫歷史的審判。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台灣大選只隔十來天就塵埃落定，令台灣35歲以上選民比較焦慮的是目前還不敢說綠藍誰擅勝場。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儘管柯文哲在整個競選過程中說話顛三倒四、前言不搭後語，政治主張變幻無常，毫無邏輯可言，卻仍然受年輕世代追捧。據VOA駐台記者在《TikTok上的台灣政治風向：民進黨一面倒挨打，柯文哲聲量高》，柯粉們的票將投給誰，台灣人心裡沒底。在我看來，這只是台灣未來四年面臨誰統治的大事，就算綠營這次獲勝，這些長期依賴TikTok獲取資訊的台灣年輕世代仍然會繼續尋找符合他們想像的政治代理人，四年之後的台灣將不復今天這般光景。 北京對台灣的未來盤算放在年輕世代身上 對2024年的台灣大選，中國現在是竭盡全力從各方面做工作，抱持「干預到最後，能贏就贏，不行就等四年」的態度，「武統」仍然是一張恐嚇牌，北京當局已經將希望放在未來的台灣年輕世代身上。 台灣年輕世代備受失業、20年低薪的折磨，對藍綠兩派勢力深感厭惡，加上他們出生之後就逢台灣民主化進程完成，對中共專制下的人民生存狀態根本不了解，對所謂「統一」將帶來的政治後果也不甚瞭然，關心低薪議題遠甚於兩岸主權。不久前台灣媒體NOWnews不久前發布《2023青年政策白皮書》，委託民調公司對全台20到39歲民眾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有27.6%受訪者認為「青年低薪」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多個民調顯示這次選舉前年輕人「下架民進黨」的聲量很明顯，原因是該黨走「抗中保台」路線打「兩岸牌」，相對忽略了青年議題。 柯文哲9年前借著台灣年輕人主導的「太陽花運動」一戰成名，在藍綠「被討厭值」高的情況下，他領導的第三勢力——民眾黨以「打破藍綠壟斷」，「打破意識形態挂帥」為口號，加上柯文哲多年曆練，熟知與年輕人溝通的技巧，在年輕族群（20-29、30-39兩年齡層）當中的支持度的支持度遠勝賴清德和侯友宜。不少年輕世代現在的想法是：「換了誰，感受度都差不多，問題永遠也存在。與當年太陽花運動的天然獨一代，想法已經完全不同。 台灣年輕世代的思想轉換，與近些年他們痴迷於TikTok（中國抖音的海牙版）有很大關係。 台灣年輕世代對大陸看法的形塑與TikTok 從兩年前開始，中國方面就開始宣傳，台灣年輕世代對「統獨」觀念已經轉變，太陽花一代的「天然獨」已經崩解。這當然有誇大的成分，但由於中國短影音平台TikTok與「小紅書」對台灣年輕世代的持續定向投喂，在台灣越來越風行，自然成為台灣政治人物宣傳理念的新管道及中共對台發動認知作戰的新戰場。 台灣蔡政府多年來就強調打認知戰，為此也投入不少人力物力，但在TikTok上卻敗下陣來。早在今年7月，台灣有媒體做過一個小範圍調查，寫了一篇《TikTok 上的政治版圖——藍營搶灘、綠營棄守 年輕人只認識柯文哲？》，文章提到， 相比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更具優勢的是演演算法。Facebook、Instagram 顯示給使用者的動態大多局限在個別追蹤的好友、粉專，即使近年有了推薦機制，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受使用者平時流覽的主題影響，「比如朋友圈喜歡看空姐的照片，那他所有的IG 推薦都是空姐，就不會跳一個政治題材的影片出來」，相比之下，TikTok 的推薦系統不同，它將受眾分成不同的流量池，第一時間將創作者的新影片投放給一千或一萬個人，再透過轉發率、完播率等指標，擴散到下一個流量池裡。文章提到，「像之前（中國）大陸一個幼稚園老師唱『挖呀挖呀挖』，可能真的是被丟到一個流量池裡面，表現很好，然後就會一直往上推，才一夕爆紅」。 文章還提到，與其他社交媒體相比較起來，TikTok 不受帳號既有追蹤的影響，等於賦予每個視頻都有被陌生人看見的機會，而這個機會對政治議題的宣傳十分重要。民進黨主張抗中，對TikTok不感興趣，藍營看準了機會進入，11 月發文量成長到單月 442 篇，來自國民黨相關帳號的 TikTok 短影音就多達近四分之三。前五名熱門貼文中，除了一則黃珊珊的台北市長辯論會結辯感言，大多數的內容是在批評民進黨政府。 蔡政府就算認識到這點，目前採取措施也為時已晚。最近雖然抓了一個台灣台中地檢證實逮捕一名網路媒體經營者兼記者林獻元，指控他接受中共「福建省委員會」指示，和退休教授蘇雲華共同製作假民調，並且利用媒體散發，但只算是傷其一指，整體無傷。 TikTok發送的指揮中心是311基地 台中地檢提到的「福建省委員會」疑指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但實際上，指控TikTok定向對台灣年輕世代發送資訊的應該是中共福州311基地。早在2021年7月20日，總部位於巴黎的法國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IRSEM）曾發表一份長達646頁的報告，羅列中共對外統戰和發揮影響力的具體戰略。報告指出，在中國福建省福州市有一個311基地，該基地是中共進行「三戰」的總部，負責指揮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 報告作者查龍（Paul CHARON）及維爾默（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指出，中國的黨、政、解放軍和企業的工作，都圍繞這三個目標進行，幾十萬中國公民或外國同情者將被長期動員起來，參與北京指揮的「三戰」，其目的有三：一是為了塑造和強加一種符合國家利益的說法，即輿論戰；二是勸阻甚至恐嚇敵人，即心理戰，最後將司法作為一種「戰爭武器」，用法律的戰爭來打擊攻擊或制裁被視為敵對的個人或國家。 報告稱，「311基地」對外是商業公司，包括中國華誼廣播公司（CHBC）、海峽之聲（VTS）、海豐出版社等。報告又指這些「內容工廠」在2019年的資金投入達到6100萬歐元。運用TikTok發送資訊對台灣年輕世代定向洗腦，應該就是輿論戰的一部分。 報告估算，311指揮的「五毛大軍」之中，有200萬是全職，2000萬是兼職工作。他們的工作包括「出征」網路，用親北京的資訊淹沒社交平台，同時給人一種自發支持或真正的民眾譴責的假像，以譴責敵視政權的言論。 TikTok對年輕世代的影響與控制力，頭痛的不僅是台灣，還有美國。從2022年開始，美國國會議員以擔心中國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多次提出禁止TikTok。2023年1月，美國國會共和党參議員喬什·霍利（Sen. Josh Hawley）提出《美國設備禁用TikTok法》（No TikTok on United States Devices Act），目標在於全面禁止TiKTok在美國運營，並禁止與TiKTok的中國母公司位元組跳動的商業活動；3月29日，霍利和民主党參議員蘭德·保羅（Sen. Rand Paul）圍繞是否該全面禁止中國社交媒體應用程式TikTok激烈爭辯，儘管大多數兩黨議員都認同TikTok所構成的安全威脅，但在如何處置的問題上還未取得共識，少數分屬左翼進步派和右翼保守派的兩黨議員已公開表示反對全面封禁。 任何國家的未來都在年輕一代身上，對於台灣來說，與中國大陸爭奪年輕世代的思想戰，不僅成了今年大選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更是關係到台灣未來命運的大事。 文章來源：上報
北愛荷華大學行銷學榮譽教授柯賓曾以行銷角度撰文警示，在美國極化政治下，政客愈來愈傾向依賴激進、聳動的語言吸引民眾目光，但經由不斷地短效語言操作，已使得政治癒加失去系統邏輯和破碎化，且政客說的愈多，就愈容易出現個人行為和其所宣稱的價值觀矛盾，簡單講就是虛偽。 他舉例：當共和黨人一方面呼籲支持公開持槍權，過去在一場步槍協會舉辦的遊說活動上，共和黨政府卻以保護總統（川普）安全為由，禁止與會者攜帶槍支。那麼，共和黨究竟認為公開持槍是安全的？還是危險的？ 另外，共和黨人在野時曾大聲疾呼廢除並取代《平價醫療法案》，執政後就好像忘了這件事；至於對生命權的捍衛，共和黨人雖反對墮胎，卻支持死刑（也是在剝奪生命）；再者，共和黨雖反對政府過度干預人民的生活，疫情期間，許多共和黨執政的州，則是直接嚴禁社區、學校和企業要求大家戴口罩或施打疫苗，和他們的不干預綱領自相矛盾。 民主黨方面亦然，例如，民主黨聲稱他們最厭惡不受監管的競選經費，但根據《紐約時報》報導，有15個政治上最活躍的非營利組織，曾在2020年向民主黨提供了15億美元，大約是他們向共和黨提供資金的兩倍。若非《紐時》揭露，這些捐款亦將成功迴避監督；以及，民主黨自稱是工人階級的靠山，但媒體報導，民主黨主導下的眾議院，曾對億萬富翁大幅減稅，且明顯有利全美收入最高的前20%，尤其是收入最高的那0.1%富豪。 哥倫比亞新聞學院院長科布也曾以虛偽形容民主、共和兩黨，因為「兩黨當下所自稱代表的（政策、價值），都是他們曾經謾罵的。」進而呼籲選民應該要求政客停止再用「分岔的舌頭」說話。 過去，「政治的一致性」被視為是政治人物推動公眾輿論的關鍵，時至今日，在令人目不暇給的政治花招中，「說一套做一套」已大舉取代成為政客日常的行事風格，選民愈是不察，民主就愈危險。如同柯賓以行銷法則──「買者自負」（caveat emptor／拉丁語里的買賣法則）提醒選民，不要因為「偏愛」就無條件聽信政客講的話（盲目消費），否則很容易發現自己又被騙了（買到瑕疵品）。 雖然這次台灣大選被指國政議題太薄弱，選舉主軸模糊，不過，在「人格之戰」上，倒是為選民提供了不少參考線索。而侯友宜和柯文哲始終被困在民調二、三名徘徊，恐怕和各自一再被發現「說一套做一套」，彷彿也是用「分岔的舌頭」說話有關。 柯文哲部分，最明顯就是他才喊出「積極保護農地、回歸國土整體規劃，依法納管，以維持食安」，下一刻就被揭髮長年違規使用一塊新竹特定農地。還有，他前一刻才大談貧富世襲，批評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執政下，台灣社會已演變成「你會不會成功，和你爸爸是誰比較有關係」，旋即就被周刊披露，他的兒子年紀輕輕就能「買下」柯文哲名下位在北市精華地段的住宅，他自己不折不扣就是貧富世襲的實踐者。 侯友宜亦然，他前一刻才聲稱要落實居住正義，要遏止炒房，還推出青年購屋免頭期款政策，卻反被憶及他家族位於陽明山的「昂貴學生宿舍」，不只平均單坪租金遠高於市場行情，他家族整棟宿舍更以切割門牌「合法避稅」，加上被爆疑似在他市政管轄下的新莊「計畫性購地」，再再成了自己口中居住正義的最大諷刺。 柯文哲近期還說「選國民黨（台灣）就會直接被中國買掉」，趙少康則質疑柯文哲「一個台北市都弄不好，國家可能弄得好嗎？」儘管選舉攻防難免，但他們難道忘了過去數月以來，藍白兩黨險些促成侯、柯搭檔競選。 侯、柯在這場選戰中，無論談及理念、政策，還是彼此終究反唇相譏，確實有太多的言行不一，且很多是在「言」才出口，就直接被自己的「行」給倒打一耙，就如同《美國政治科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年初一篇文章論及民主政治為什麼保證機制不彰，正在於「空談可能很廉價，但行動很少騙人」（Talk May Be Cheap, but Deeds Seldom Cheat）。本次大選，侯、柯同時陷入的最大問題，不正是他們經常以「行動」證明了自己是在「空談」，進而使得自己華麗的言說，因個人實際上的作為而顯得非常廉價。 文章來源：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