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奥德赛》北京首映 主持人屈膝采访掀争议
2026 年 8 月 6 日
四成选票当选总统，国会席次没过半，民进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赖清德就是依宪当选的总统，他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任免行政院长，就算立法院没有过半支持，他还是可以在有限的范围里施政；最坏的状况就是回到2000年到2008年陈水扁少数执政，“再怎么野蛮”对决“再怎么鸭霸”，4年后再让选民做出裁判。。 但从国家人民的角度，绝不希望朝野继续无日无之的对抗与争执。就此，赖清德只有一条路，就是沟通、让权，以及合作。只是，怎么沟通？如何让权？所谓“联合政府”到底可不可行？由于在台湾从没有任何先例，只能从做中学。 不同于一般内阁制国家的多数联盟组阁的概念，台湾总统直选，在没有被倒阁之前，行政权的权力基础全来自于直选的总统。以新国会绿营51席，蓝营52席，白营8席的席次分布来看，若基于执政的需要想组成国会多数联盟，由于绿白阵营的支持者较容易互相流动，也符合“最小获胜联盟”的权力分享原则，民进党自然必须把合作的对象锁定在柯文哲的民众党身上。 朝野合作的形式有很多，最单纯的作法是在立法院的合作，包括立法院正副院长及委员会召委选举，以及立院法案预算的攻防投票。对民进党支持者而言，与其看到韩国瑜坐上国会议长席，还不如让黄珊珊，甚至黄国昌坐上那个位置；关键在于立法院长必须保持议事中立，将折损仅有8席立委的民众党团战力，对白营而言未必划算。 为了稳固立法院的合作，双方也可以进一步架构其他的平台，包括定期的党政协商、两党主席的定期会商等等。若要再深化合作，甚至可以依“先政策，再人事”的原则，进行内阁的席次分配。例如柯文哲宣称他最重视“年轻人处境”与“公开透明”，那就可以考虑把NCC、金管会部分委员的提名权，甚至劳委会、内政部的人事交付予他；条件是，双方必须在往后的立法院重大议案表决有共同的合作默契。 至于未来到底是单纯的立法院合作，或要扩及到内阁席次与政策合作？关键在柯文哲的民众党要什么？要不要得起？事实上“政党合作”、“联合政府”在台湾其实都是崭新的概念，过去无法落实，原因未必是总统所属政党不愿分权，更在于在野党基于未来发展与选举考量而不愿为执政者背书。此所以柯文哲在选举夜宣称：“未来民众党将扮演关键少数，不会固定只跟谁合作。” 对绿营基层而言，柯文哲民众党向来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对象。不过，少数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会多数联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该不该的问题，这无关乎政党之间的政治仇怨，却是一个应该被努力建立的宪政惯例。 其实不只绿白合作，应该也包括绿蓝合作，只是基于“最小获胜联盟”的理论，所谓绿白合作的机会应该更大一点。形式包括定期的政党主席会面或私下拜会，甚至是重大政策征询，并承诺不推动朝野有重大分歧的政策。 如何面对国会少数的困境？是赖清德形塑其政治风格的第一项试炼。过程中，不能非友即敌，不能坚壁清野，否则不但合作不成，反而让激化在野阵营形成一个稳定反对联盟。这一切，都在考验新总统的政治手腕。 （全文转自上报）
主持人：苏拾莹 主讲嘉宾: 卢正邦律师，美国加州的两岸律师 李酉潭教授，台湾政治大学 冯崇义教授，澳洲悉尼科技大学 曾建元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及淡江大学 张小刚老师，澳洲中国海外民运人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时代漫谈》的政论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苏拾莹，我现在在台湾，当然也参与了昨天台湾大选的投票与观选活动。觉得很有必要与观众朋友分享，所以特别作今天这集节目，题目就订为《选后台湾面对的国际情势及挑战》 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很特别的一位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卢正邦律师，他是马英九的大学同学，但思惟与马英九相反；他目前也在台湾观选，应邀上不同的政论节目，很高兴他可以来我们这边分享。请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其他我们固定的嘉宾，一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李酉潭教授，请和大家打个招呼。二是来自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三是来自台湾淡江大学的曾建元教授，四是我们节目另一位主持人，也是澳洲的中国民运人士张小刚老师。李教授和曾教授今天在台北和一群西藏相关组织主办一场盛大的国际研讨会，早上我也去了现场，真是冠盖云集，学者专家齐聚，肯定会有很好的收获。我们是趁他们中午午餐的时间邀他们来上节目，等下就请他们先发表。冯崇义教授本来也是这场研讨会的重要发言贵宾，只可惜入台签证办不下来，很可惜。这点下一集我们来好好讨论，今天就先回归昨天的大选。 大家都看到新闻了，这次台湾总统大选，赖清德获胜，得了558万票，比国民党的侯友宜只多了90万票，民众党的柯文哲也拿到近370万票，比预期得好。 但是在国会这边，民进党却掉了十席立法委员，甚至比国民党还少了一席。新的国会，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占52席，民进党只占51席，民众党占了8席，呈现三党都不过半的情势。显然将来国会的纷争会不断上演，所以赖清德昨天的当选谈话也强调他会尽力做好朝野的沟通。 民进党在国会方面的失利对两岸关系肯定是有影响的，就像阻挡军购的马文君也当选了，继续留任立委，大家也知道，民进党亲美反中，国民党亲中反美(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就是典型疑美论者)，未来台湾的两岸路线会出现甚么变化? 不得不令人忧心。 对民进党来说，避谈反共议题好像不是办法，越避谈，人民认知越不清楚，选票就做出了答案。 现在就请专家来为我们解读。
习近平在2024新年贺词中轻描淡写地描述2023年的中国经济，是“在风浪中强健了体魄、壮实了筋骨”，这当然不是事实。虽然中国经济2023年将可能录得5.2%的增速，超出当局年初预定的5%增长目标，然而，数字是一回事，人们的实际感受又是另一回事，从后者来看，中国经济在2023年可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萧条”。这并非唱衰中国经济，因为连一些官方经济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疫情三年对中国经济最大的破坏，是让它丧失了自身动能。习20大三连任，组建一个清一色的习家军班子，他清楚知道2023年要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堵住人们对他霸王硬上弓的非议，所以当局再次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但是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重创程度，包括当局在内，许多人刚开始并没有足够认识，认为在放弃清零，重回正常生活后，经济会有一个报复式反弹，把疫情三年被抑制的需求和发展动能释放出来。年初确也出现了某种井喷现象，可惜昙花一现，重又回归疲软。经济专家把它解释为所谓的疫情疤痕效应造成的。 不论什么原因，经济没有雄起是个不争事实。在这一年里，人们谈到最多的是房地产问题，地方债务问题，消费不足问题，金融风险问题。恒大、碧桂园等头部房企连接暴雷，不少地方政府债务缠身，公务员要么发不出工资要么减薪，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以上，普通百姓收入锐减，不敢消费，外资撤离，出口下跌等等，反正都是坏消息。 客观来看，李强政府确实也很拼，政策一道一道出，干劲一遍一遍鼓，该减税的减，该松绑的松，该放行的放，该废除的废，总之，在折腾了十年后，习终于明白，经济才是实，是一切的根本，雄心万丈要靠经济支撑，经济垮了，群众不满，社会骚乱，其他都白搭。用很大的代价换得的这个道理虽说有点晚，没有完全把市场、资本和民众的信心吊起来，但至少止住了经济下滑趋势。倘若没有这个转弯，不拿出一股拼劲，仍然政治挂帅，2023年5%的目标肯定实现不了。 尽管当局在2023年做了很多拆弹工作，止住了血，然而2024年的经济形势仍不明朗。这可以从前不久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出。该次会议将2024年经济工作的基调确立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并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都是过去未有的表述。这个“新基调、硬道理和首要任务”，为的就是告诉各级官员不能泄气，要像2023年那样继续拼经济。因为当局很清楚，2024年的经济一点也不比2023年轻松，要不能，它不会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企图通过宣传引导，让人们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但这反而泄露当局对2024年的中国经济底气不足。 对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国际国内的研究机构，有认为能够达到5.2%以上的，有认为是4.8%的，也有认为可能是4.2%或以下的。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4年“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除了传统的问题外，新加了“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其实这三者也不是新问题，但却有新的表现形式。“有效需求不足”不仅指的是传统的消费需求不足，也指的是没有有效的投资需求，因为中国传统的基建投资模式严重饱和；“社会预期偏弱”说的是市场的信心问题，“偏弱”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是非常弱，也就是社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信心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则是指一些产业的产能本来要逐渐减少或淘汰，但在疫情三年，为解决就业、同时应对全球疫情，政府加大了对这些产业的投资，以致在后疫情时代，它们的产能严重过剩。可以说，如何化解这三个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2024年中国经济的好坏。 当然，提起2024年的中国经济，最严峻的还是要算房地产和地方债的问题。尽管当局2023年在房地产方面持续出台诸多利好政策，但无论是开发投资还是住房销售，都非常不理想，投资规模已回到2018年水平，楼市买气仍未全面回暖，2024年据预测仍将会有降大幅度下降。在地方债务方面，虽然当局2023年以特殊再融资债方式置换了相当部分的地方债务，减轻了地方的还债压力，然而，要完全化解地方的存量特别是隐形债务，至少还需几年。事情还在于，房地产也好，地方债也罢，如果宏观经济环境没有大的改善，它们有可能会再次恶化；换言之，雷区还存在，没有排完。而这两者直接跟银行、金融挂钩，风险转嫁给银行，并由银行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为什么当局2023年罕见重视金融风险，把金融安全提到一个非常高度，并在政府的机构改革中，特别成立金融委员会和金融监管总局？原因即在于，房地产行业和地方债领域雷区太多，过去几十年房地产高速发展积累的风险，在这几年集中爆发，官方根本不知道哪个环节会暴雷，所以，虽然小心又小心，但总防不胜防。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高达两成以上，过去一、二十年，它都充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角，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如今它岌岌可危，不能担当主角，按理就该消费来担纲，让消费在扩大内需中发挥主要作用。但要消费起作用，则又面临着如何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的问题，从而陷入一个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死循环。要跳出这个死循环，就必须进行真正的收入分配改革，但至少2024年当局不会这么做，而且即便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也不会带来即期效应。当局在2024年最可能采取的措施，是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事实上，2023年第三季度增发特别国债1万亿元人民币，就是按照这个赤字财政的思路举债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自身动能根本不足以支撑起它应有的潜在增长率，这背后的根源又与市场主体对习当局的信心失落有关，信心失落会导致对未来的预期不佳，从而不愿投资和消费。当局当然也看到了这点，岁末年尾，官媒不断放话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一大重点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习在毛诞讲话中，也声称要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动真格、敢碰硬，精准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但当局在2024年的改革能够走多远，市场是不期待的，因为人们看到当局还在持续扩权，而真要改革，就必须削弱政府权力特别是党权。当局若不能通过改革激发经济主体的动能来，便只能靠政府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可政策刺激的效果总有限，且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2024年的中国经济除自身的问题和困难外，还有两个特殊的事情或许会加剧困难，它们就是台湾选举和美国大选，都和中国有关，构成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台湾选举2024年初会出结果，如果不出意外，赖清德当选的概率最大。鉴于赖的立场，两岸关系肯定比现在会有恶化。而美国两党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对中国的攻击，特别是拜登如果显示自己对中国的强硬不输川普，那么拜习会营造的两国和缓气氛会一扫而空，中国也会对美采取强硬态度。这两件事尤其美国大选无疑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很大影响，外资有可能对进入中国市场更加慎重，对美的出口和技术升级也有可能进一步被抑制。假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意外出现，风险更大。 2023年的中国经济乃一地鸡毛，2024年是否仍会一地鸡毛，现在要准确预判，有些困难。但鉴于2024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从这个角度看，当局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年的经济在数字上显得难堪，然而，这不代表中国经济将脱离风险区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美中大国博弈在科技战场进行的所谓“晶片战”，最近又有了新的变化，虽然符合之前战略上的预期，但是美国商务部的战术目标从紧盯了中国一整年的先进晶片技术，转向关注中国大力发展中的成熟晶片技术。 此一转变可能一时让部份不熟悉半导体产业的观察者，有意料之外的感觉，本篇就来说明此一转变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上个月1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于这个月启动一项调查，欲了解美国公司如何采购“当前世代和成熟节点的半导体”，就是俗称的“传统晶片”（legacy chips）。而更深层的目的则是要为“继续分析更广泛的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基础的能力和挑战奠定基础”。 并且直指要“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 换言之，美国忧虑的还是己身军事国防能力因为晶片供应链受损而衰弱。这点很容易理解，《晶片战争》作者Chris Miller 在其大作中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前苏联在与美国的冷战中败北的主要原因，就是微电子技术太过落后，无法制造先进的晶片，因而无法制造出精准的武器。此说有一定道理。 从美国商务部2022年10月7日到去年10月17日两道出口限制令，也可以看出此一逻辑，拜登政府就是要预防中共政府取得更先进的晶片来发展更先进的AI技术、乃至更先进的武器。 只是，这回关注焦点大转向，不再是先进晶片了，而是成熟晶片。 晶片的所谓成熟或先进，并没有一个公定的标准。晶片制造业全球第一领先群的美国 Intel、韩国三星、与台湾台积电，都已经在3奈米以下的技术展开近身肉博了；第二梯队的台湾联电、美国格罗方德等两家晶圆厂则5年多前就宣布止歩于14奈米；欧洲的大厂则主要专注于28奈米、40奈米的晶片制造。而中国领头羊－中芯国际的制程技术，虽然几年前即已进入10奈米以下，但受限于无法取得足够先进的制造设备，即使传言协助华为制造了Mate60手机所需的麒麟9000s，量产能力还无法完全被确认。 所以，光是技术先进还不够，还要能够量产，才足以满足广大的市场需求。 好，关键来了：“市场需求”！半导体是一个全球市场，不计设备、材料、软体，仅论其终端产品－晶片，2023年的统计还没出来，根据研究机构 Gartner的统计，2022年的全球晶片营收是5996亿美元。再耙梳台湾电电工会一份公开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报告中定义的所谓先进制程－小于等于22奈米以下－其全球晶片市场占比，小于报告中定义的成熟制程－28奈米至150奈米，而且成熟制程的应用范围，远多于先进制程。 应用，更是关键。本文开头提及的美国商务部报告第二段也特别引用商务部长 Raimondo的话：“传统晶片对于支援电信、汽车和国防工业基础等美国关键产业至关重要。解决外国政府威胁美国传统晶片供应链的非市场行为事关国家安全。” 至此可以小结一下：美国现在关心的重点－用白话来说－就是：我虽然压制了你的先进晶片制造能力，但是你们的成熟晶片制造能力与产量，却似乎正在大步向进，而我们也需要成熟晶片，尤其是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关键产业所需的成熟晶片；万一未来这块市场都被你们掌握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也不利啊！ 不要奇怪职责本应为美国厂商开拓市场的Raimondo，现在却反其道而行，时时限制美国厂商的销路，而且总是把国家安全挂在嘴边。前述报告中也说明了，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启动调查，也是回应国会授权的一篇调查报告，而这篇评估美国微电子工业基础如何支持美国国防能力的报告，又是根据拜登政府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NDAA）第 9904 条要求编写的。可以说，如本文破题，一环扣一环，都是美中科技战大战略指导下的战术作为。 其实，中国可能掌握成熟制程来反制美国的策略，并非臆测。美国国内早有智库大声疾呼，指出中国曾在钢铁、发光二极体、太阳能板等等产业都“犯有前科”，呼吁美国商务部要把成熟制程也置入出口管制。另一厢的中国“小粉红”在网上呛声要把成熟晶片“制成白菜价”也时有所闻，等于把中国可能的反制措施，先行昭告天下了。 如此一来，美国商务部终于出手，开始“研究”成熟制程技术的现况，可以想见，未来支援制造28奈米及更大尺寸晶片的设备、材料，BIS都有可能列入出口管制。至于晶片设计软体，则可能为时已晚，因为中国自研的EDA工具，从华为的麒麟9000s、升腾910观之，应该已经突破至足以设计14奈米以下的晶片了，遑论成熟晶片。 结论，美中目前进行的是大国国力的拼斗，军事力量是大国国力要素中的最根本项目，其强弱（在现今这个年代）完全依赖国家科技力，科技力中又以人工智慧（AI）最悠关未来的军武力量，而 AI的基础就在能够发展它、执行它的半导体产业产品－晶片。 如果军武力量、国防工业需要的不止先进晶片，也需要成熟晶片，那美国也限制中国的成熟晶片技术，就不奇怪了。 文章来源：上报
中国外交部日前对贝宜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等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 外交部强调这是根据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而作出的制裁，换言之，这是对美国之前的对台军售以及将中国企业纳入美管制清单等作出的反制行为。 普遍认为，中国对美企的制裁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这些美企在中国的业务很少或者没有。问题不在于效果多大，中国的制裁是要表达一种政治姿态，即面对美国的打压和遏制，不能示弱，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的，如果美国不停止对华非法单边制裁，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 拜登和习近平去年11月在旧金山的会晤和庄园散步给了中国人一些幻想，以为美中的对抗会缓和一点，两国关系会往上转进一点。这种幻觉当然是中国官方的宣传造势导致的。由于习近平非常在乎这次会谈，于是官方对外释放的信号，就是拜习会对两国接下来的发展怎么怎么重要，把它塑造成似乎是扭转乾坤的会议，以凸显习的所谓掌控国际大局、运筹帷幄的能力。虽然拜习会同意管控两国分歧，在某些议题上恢复了双方团队的交流，可也就仅此而已。白宫没有像中国官方那样对拜习会大肆宣传，在白宫看来，两人的会谈不过是拜登会见了另一国领导人，虽然习近平的分量比一般国家的领导人要大，但在当前的美中关系下，它不会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美中从无管控竞争走向有管控竞争 于是，外界看到，在拜习会后，美国对中国该怎么著还怎么著，没有因这次会面而有某种改变。对台军售照样进行，在晶片问题上照样管制，不准荷兰ASML公司卖给中国先进光刻机，在新疆议题上照样制裁中企，在中菲南海冲突上照样力挺菲律宾，军舰和军机照样按照固有节奏穿越台海等。总之，美国在打压中国上，一点都没有放松。这让中国的很多线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气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政府，感觉中国当局就是一头热。比如最近中国举办了一场中美建交45周年的纪念会，外长王毅亲自参加还发表了致辞，但美国没有举办纪念活动，在中国的纪念会上，出席的也仅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连大使都没有视频致辞。 当然，这不是说拜习会就没有一点效果，其效果是，拜习会前，美中是没有管控的竞争或者对抗，现在变成有管控的竞争或对抗，差别就在这点。所谓有管控，是双方都需要的，担心激烈的竞争走向失控，因为双方都还没有做好失控的准备。因此，双方军方高层在前不久终于通话了，拜登和习近平也在1月1日这天对两国建交45年互致贺信。对美国来说，有管控的竞争比没有管控的竞争，其实更有利，因为美国如今在欧洲战场和中东战场都搞得有点焦头烂额，特别是以哈战争，让美国的道义形象在全世界大为受损，此种情况下，即便美国有能力在东亚开辟第三个战场，可能够避免还是尽量避免，而同中国有管控的竞争能够避免战火出现。 拜习会最多暂时稳住了两国关系，然而，随著今年美国大选开启，这种止跌企稳的局面能够维持多久，恐怕不乐观。美国大选将从两个方面对美中关系造成冲击，一是选战的过程，二是选战的结果。将近长达一年的选举过程，随时有可能因美国两党候选人对中国说出哪句粗话，或者做出某个不友好的举动，而又回到拜习会前特别是气球事件时那种剑拔弩张的状态。美国如今两党高度对立，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议题上，都说不到一块，只有抗中两党一致。所以两党总统候选人为表示自己在抗中上都不比对手弱，会比著赛似的攻击中国，甚至攻击习近平。中国成为美国大选的议题，对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攻击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当中国进行反击，会进一步引起两党候选人的回击，事情就会恶化。 美国大选的结果，如果是川普当选，鉴于共和党比民主党对中国更不友好，川普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比现在拜登的对华政策更强硬。这位前总统已经放话，他当选后将废除中国的最惠贸易国地位。如果兑现，这将比他发动的贸易战对两国关系的伤害更严重，美中贸易虽然不至于完全中断，但必然在现有的基础会大幅减少，中国的报复也可能是强烈的。美中关系会地动山摇。如果是拜登连任，是否就保持现有的遏制力度呢，也不见得。拜登若连任，由于没有第三次竞选的压力，假如两党极端派施压他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不排除他会这么做。作为一个外交事务的老手，拜登清楚美中的对抗关键在未来这几年，如果在他的第二任期不能压制中国，恐怕今后就压制不住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没有两党极端派的压力，他在遏制中国上，可能也会强化力度。 中国其实已预见到了今年美国大选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一定动荡。这次外交部对美五家军工企业的制裁，发生在中国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之后不久。外事工作会议再次敦促外交官们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摆明了要回到早两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习近平再有定力，在美国不断打压下若不反击，会被国内民众视为懦夫。如此，拜习会达成的管控两国分歧的共识届时也将不复存在。 文章来源：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如何令毛左们从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已经介绍过了习近平在上个月的毛诞1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公然辜负广大毛左们的期望，再提毛泽东的文革之“错”，终于令毛左们对他习近平失望至极。因为毛左们强烈感觉习近平的这番表述，比起十年前的纪念毛诞120周年的讲话内容中对毛的文革错误讲述得更为直白，甚至连“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样的开脱之词都懒得再说了。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把习近平十年前与上个月的两次毛堂祭尸后的纪念讲话中的对于毛曾经的“错误”进行开脱的内容摘引如下： 习近平上个月的怀毛讲话只有8500字，比十年前的怀毛讲话少了2100字。其中的“毛错”部分只有如下一个自然段：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而十年前年怀毛讲话中的“毛错”及相关评价总共有如下6个自然段：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失败为成功之母。”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两篇纪念讲话中的对毛曾经的“错误”的开脱的内容虽然篇幅上有长有短，但翻译成人话都只是如下两个意思：一，错误是不可能避免的；二，瑕不掩瑜！ 不过呢，前后十年间的两次怀毛讲话中相关“毛错”的叙述还是有几处比较重要的区别。其一习近平在十年前的讲话中如实叙述对毛泽东“瑕不掩瑜”的评价是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而十年后的习近平则是不提邓小平的名字，把同样叙述内容变成了“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前后四次提及邓小平的名字，也提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但在上个月的这份讲话中，从头到尾没有提一次邓小平，当然更不会提及江泽民和胡锦涛。 第二个区别是，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习近平不惜笔墨，反复论述有成功就必须有失败，要成就就必须先犯错误，前进的过程不可能避免弯路……。而十年后的这新一次讲话，对“毛错”的不可避免论“论述从简，很不到位”。。 第三个区别是，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习近平把毛泽东在晚年犯了的“严重错误”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而在上个月的这新一次讲话中，则把这一说法改成了“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而这正是毛左们高度不满的原因之一，认为十年前已经有“轻描淡写”的迹象了，十年后怎么又退回到老邓的“历史问题决议”水平上去了呢？ 至于习近平如今对毛“错”的评价是否真是“退回”到邓小平的“历史决议”的水平上，就应该回顾历史，仔细对照一下前后两个“决议”的相关内容，即邓小平主导制定的，于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邓氏决议”）和习近平主导的，于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习氏决议”）中的相关内容，。 42年半前出台的“邓氏决议”是把毛泽东统治的27年执政史划分成三个阶段表述，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革”十年。 在这个“决议”的制定过程，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有说法是最先由陈云定下基调。据毛左网站上曾经刊登的相关文章介绍：陈云否定毛泽东晚年的言论(即毛泽东一生的四个阶段)最早出处是美国人杰斯布莱恩著《胡耀邦传》一书。而国内正式出版该书是1989年3月部队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作为中共党史资料研究的党史权威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国人这本《胡耀邦传》一书。两本书都明确指出，邓小平安排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请陈云领头讲话。陈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当然，毛左网站刊登如上内容的目的是要否定陈云曾经有过如上表述。但事实上“邓氏决议”确实是基本遵循了如上思路。 对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1966），“邓氏决议”如此评价： 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接下来，在整部“邓氏决议”中，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部分就占了6600字的篇幅，其中最关键的几处内容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邓氏决议”产生的40年后，“习氏决议”中对毛泽东“严重错误”的轻描淡写首先就体现在把“邓氏决议”中的毛泽东执政三阶段揉搓成一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就是把“邓氏”决议中涉及“毛错”的上万字内容缩略成如下几句：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仔细读罢，不难发现“习氏决议“中不但用”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作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客观原因，而且故意把”十年内乱“的主要成因说成是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错误祸国殃民的结果。 但是，习近平对“毛错“的如此轻描淡定，依然远没满足毛左们的需要，因为毛左们的基本立场就是肯定文革—-至少也必须肯定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进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八年执政疲态，以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不具憾动力的现势下，这次总统大选原本再次政党轮替的机会确实不小，加以国民党、民众党总统得票数（率）相加，明显胜过赖清德，照理应是来到“反绿选民”扳倒民进党的一刻。如今，赖清德以未过半选票当选，自然代表他接手执政将充满挑战，但蓝、白的未来，同样是满布荆棘。 回到年初蓝白两党开始为本次大选备战，很明显，无论国民党欲重返执政，或民众党要终结蓝绿，主要核心战略，都不脱“仇恨动员”、“仇恨政治”（国民党应是更早就从2020年大选开始），他们用以召唤支持的手段，无非反复重述对手施政留有的民怨，并欲图升高营造民众对民进党的道德反感，再把执政和在野划分成把持特权的少数，和为受到不公平对待多数的代言。进入选举中后期，则是以“战争与和平”为诉求，至于制造恐惧，向来就是许多国家仇恨动员的典型作风。 “仇恨动员”、“仇恨政治”主导的互动主要是辱骂性的，过去以来，证明了在选举上有其特效，仇恨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政客很难抗拒借由它去激励支持者的诱惑，它的成效，绝大多数正是建立在长期栽植酝酿出的结晶──讨厌对方政党。在台湾，“讨厌民进党”于先前多次选举中，更是效果显著，也正因为如此，再又鼓舞了蓝白两党主事者于本次大选中如法炮制。 不过，以美国为鉴，当地“仇恨政治”愈趋普遍，它的后遗症也许有很大机会亦会出现在台湾政坛。包括仇恨政治带来的政治极端对立。根据美国民调机构FiveThirtyEight的调查统计，40年前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看待对方政党，曾维持一定的好感度，此后在对立、仇视不断升级下，厌恶带动的不信任循环，已造成如今两党选民几乎陷入水火不容，于是再又出现政治学家最不想见到的“消极党派之争”，也就是政党竞争纯粹剩下攻击，一旦出现极端的党派仇恨，民主崩溃的前奏就响起了。 这是“仇恨政治”最不利一地民主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对发动“仇恨政治”的党，同样具有潜在且不小的破坏性，也就是那将促使一个党愈往“单极”发展。如FiveThirtyEight报告所说，40年前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选民对对方政党仍维持一定好感度时，在这背景下，无论共和党、民主党，内部皆容或同时存在温和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这让单一政党有了不同价值、路线的辩证空间，但当一个党长期经由全国性选举反复操作“仇恨政治”，在与他党高度对立的同时，也代表自己将愈加容不下同党异音。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多有评论提到，共和党已被“民粹主义”把持，而民主党已然“左派化”的原因。无论前者、后者，都代表了一个党的路线走向窄化。 继续“仇恨动员”、“仇恨政治”下去，国民党、民众党会变得如何，这次选举其实已见端倪。再者，何以国民党、民众党都以“讨厌民进党”为出发，却无法共同组成团队，因为仇恨政治的特色在制造分歧，只有分歧才能借由仇恨的反馈创造政党利益。“制造分歧”正是蓝白政党当下的行事特色，无形中，自然无以创造任何和他党可能合作模式的经验，且终究会因为缺乏信任而无法走在一起。“仇恨动员”、“仇恨政治”的过患，在对外竞争极化，对内路线窄化，在彼此路线窄化下，蓝白两党可能有的“共识”又会更小，更不可能合作。而事实证明，蓝白矛盾还又胜过“下架民进党”这一总统选举中的空洞想望。终究，蓝白合作既不可能，弃保也没有法发生。这是两党长期“仇恨动员”、“仇恨政治”的反噬。 选票开出，有国民党支持者仍在媒体上念念不忘“当初侯友宜被柯文哲糟蹋成这样”，柯文哲支持者不喜国民党，也早表露无疑，双边政治嫌隙，或许之后也将不下他们和民进党。从一个角度看，赖清德虽赢，确实一点也不轻松，可见“仇恨政治”的确相当程度成功消耗了他的政治动能，从另一个角度看，蓝白若继续沉溺“仇恨政治”的情绪快感，未来的政党经营，恐怕会再次面临卡关。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电动车厂比亚迪去年第四季卖出超过52.6万辆，全球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则交货近48.5万辆，比亚迪挤下特斯拉，坐上电动车销量冠军宝座。针对超英赶美丰功伟业，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日报》并没有额手称庆，反而发表社评痛批“中国电动车威胁论”，指责西方世界连一个比亚迪都容不下。 宛如一九五七年前苏联领先美国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一号（Sputnik-1），吹响太空竞赛号角，刺激美国朝野全面支持太空科技研发，最后成功登陆月球扳回一城。比亚迪弯道超车特斯拉，惊醒原本即有戒心的美国与欧盟，不再继续坐视中国以不公平竞争手段掠夺市场。 高举净零碳排环保大旗，欧洲曾经敞开双臂欢迎价格低于当地平均水准三至四成的中国低价电动车。去年九月中旬，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她强调不能重蹈欧洲太阳能产业被中国彻底击垮的惨痛经验。两个月后，范德赖恩再次公开抱怨中国官方高额补贴电动车产业，让大量中国制造廉价电动车泛滥欧洲市场。在此同时，美国拜登政府正考虑提高中国电动车与电动车电池组等进口关税，扶持美国本土新能源产业，对抗来自中国低价产品。 太阳能板产业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统计，全世界每十块太阳能板有八块是由中国制造，尤其中国厂商仍然持续盲目竞逐太阳能投资泡沫，预计明（2025）年以后，全球太阳能板生产供应将完全由中国垄断。严重供过于求恶性循环衍生价格崩盘，无利可图让欧美太阳能板产业失去生存空间，美国与欧盟深陷进退两难尴尬处境，积极拥抱洁净再生能源，无异于放任中国制造设施设备侵门踏户，等到回头打算培养本土供应链，却已经错过最佳时机。 中国电动车有意复制太阳能板崛起模式，尽管产能过剩或品质参差等问题一箩筐，挟规模经济与完整供应链等优势，终究还是有办法推出世界级产品，就算最后无法主导全球市场，至少攻占一定市占率。尤其关键电池供应链多掌握在中国手中，不想被掐住脖子的美国与欧盟，不得不陆续祭出补贴法案，在新能源车辆研发推广上奋力急起直追。 被气候变迁议题绑架的美国与欧盟，彻底觉悟强行推动传统燃油车淘汰转型，反而会给中国制电动车迅速茁壮机会，严重冲击欧洲传统汽车制造业，可能带来数以万计工人失业，对整体经济弊大于利，纷纷面对现实放缓脚步。 欧盟与美国悬崖勒马，犹未为晚。德国于十二月中旬全面取消购车补贴，法国也同步修订有利于法国与欧洲制造的购车奖励规定，美国《降低通膨法案》则自元月一日起，排除含有中国制造或组装电池组件的电动车免税优惠。 文章来源：上报
民调封关之后，民进党的内参民调开始出现变化。柯文哲几乎以一天1％的数字往上成长，只在民进党推出“在路上”竞选广告的那两三天才稍稍遏阻这不正常的涨势，不过，广告热潮过后，又开始起涨，投票倒数3天，甚至出现第二名与第三名黄金交叉的数字。事后证明，这“假性黄金交叉”应该与年轻柯粉积极表态有关；但也因为这样的涨势，让国民党阵营最后发起的弃保战始终无法发挥效用，543的三分天下局面就此底定。 柯文哲没有组织，仅凭空战，最后竟然能拿下369万张选票，这已经是台湾总统选举史上的纪录，其实打得非常漂亮。这369万张选票将是他往后纵横政坛的筹码，以柯文哲诡辩灵活的个性，他势必不会安于与一方合作；不管是立法院长或往后行政院的政策，他将论件计酬、待价而沽，牟取他个人与民众党最大的政治利益，伺机在4年后卷土重来。 国民党面对这场大选只有两个主轴，一个是“下架民进党”，另外一个是“蓝白合”，而“蓝白合”的目的，其实也就是为了“下架民进党”。提名侯友宜的目的原本是打算以候选人的本土色彩打一场不一样的选战，但由于侯友宜本职学能不足，让好牌变包袱，整个党必须背著候选人走。从洪秀柱（后改提名朱立伦）、韩国瑜到侯友宜，一连三届总统大选，国民党总是迷信出奇制胜，却又所托非人；等到选举结果揭晓后，竟开始“捉战犯”，把总统选举失利的因素归咎给“民众党作假民调”，身为一个在台湾曾经长期执政50年的政党，实在愧对支持者。 如果说柯文哲的支持者结构是依选民年龄层由下往上的正三角形，那国民党侯友宜的支持结构就是一个倒三角形。正因为得不到年轻人的支持，所以国民党支持者才会想方设法与柯文哲大搞蓝白合。若说是民进党“挖掘”柯文哲，真正“养大”柯文哲的，其实是国民党的这些主事者。如今柯文哲已经站稳脚跟，往后4年他将继续招降纳叛、渗透蓝营；只要国民党自己不解决与年轻人“绝缘”的问题，所谓的“柯文哲难题”将会如鬼魅般与老Ｋ党如影随形。 赖清德在本次总统大选只拿558万票，足足比蔡英文在4年前的817万票少了259万票，这些流失的年轻选票多数毫无悬念地到了柯P的囊中，占了柯文哲此次选票三分之二的结构。年轻人为何以前挺蔡英文现在不挺赖清德？这固然可以用“执政疲态”来解释，但也与主帅赖清德拘谨、无趣、过于保守的从政风格有绝对关系。若非凭空长出的“抢救义川大兵”抢救了基层热情，加上选战后期“在路上”宣传片的成功，民进党的国会席次与总统选票可能还会再下探。 民进党从创党以来都习惯在逆境中打选战，但赖清德从头到尾却都维持著“舒适的领先”，这导致民进党面对这场选战只想守成，保守有馀、创意不足，连带影响了开拓立委席次的空间。说起来令民进党人扼腕，桃园海线与板桥的立委都仅以1、2千票的差距落败，若当初能改变氛围，甚至及时补强，来回就是4席的差距，这区区3千票的差距，可能就此改变了未来4年立法院的生态结构。 这是一场蓝绿白都有所得也有所失的选战，但要论起“净获利”，这位只做“无本生意”，却拿下369万总统选票，以及用8席立委成为国会关键少数的柯文哲，绝对是最大赢家。三党不过半的国会将一个“大交换”、“大演戏”，甚而“大分赃”的国会，但这是民意的选择，身在其中的治人物只能努力地迎向它。 （全文转自上报）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讨论国际政治事件的起因时常用三个术语：恐惧、荣誉和利益，相对于荣誉或者利益，恐惧在修氏看来，常常是引发国际争霸的首因。事实上，对于中国当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恐惧来解释，习近平对政权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担忧和恐惧，驱使他在政治上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控制措施，打造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极权政权。 习近平从集权到极权 习近平成为中共核心，修改宪法废除任期制，大搞个人崇拜，并最终在二十大三连任建立习家军统治团队，有多种解释，一种流行的看法就认为，他要干大事，时间短了不行，事情尚未做完，两届任期就结束，留下烂尾工程，所以不能有任期限制。习自己也常常要求领导干部胸怀“国之大者”，好像的确干大事的样子。或许不排除他有这种想法，可以部分解释他的集权。然而，愈到后来，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愈弱。如果说，集权是手段，干大事是目的，那么愈到后期，手段和目的就置换，手段本身也即集权成了目的。因为集权是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势必会打碎原有的利益和权力结构，很多人尤其是高官和资本家会成为失败者，在过去，失败者往往人头落地，现今毕竟披着一件现代文明的外衣，所以不至于被处死，但财产没收，锒铛入狱是少不了的。 这些失败的高官和资本家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各种方式、手段和机会给习近平及其政权挖坑，制造难题，让习防不胜防。这当然会让习感到非常不安，非常恐惧，恐惧政权不稳，恐惧权力不安，甚至恐惧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危险。这种恐惧感越强，就越要强化集权程度，把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确保绝对安全，从而导致集权变极权，手段异化成了目的，原有目的则虚化。 反腐永远反不完 习用来确保自身政治生命和政权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反腐、以等级原则建立的政治规矩，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的泛安全化。反腐是习树立个人政治权威的不二法门。由于中共的腐败到胡锦涛统治晚期积重难返，不反腐有可能亡国，这就给了习反腐极大的正当性，不但会得到大众力挺，在党内也会得到党员乃至一般官员的理解和支持，这可以解释何以习举起反腐大旗，腐败高官一个个毫无还手之力，任凭发落。习借着反腐，大大扩充纪委权力，并在政府层面成立监察机构，将它们牢牢控制在手上，成为打击政治异己的利器。反腐既然开了头，就不可能有结尾，所以，习近平美其名曰“反腐永远在路上”。 原因在于，以中共干部队伍的庞大，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的腐败是个天文数字，要在十年内不可能就彻底治愈，现在很多落马的官员，都是倒查几年、十几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何况，中共的体制乃是一个制造腐败的机器，老的腐败去了，新的腐败又来，永远反不完。另外，习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要利用反腐不断敲打官员队伍，尤其是那些对他心里不服，暗中有威胁的官员特别是政敌，要他们时刻牢记，他的政治权威和地位是不能挑战的，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和领导，对他恭顺忠诚，否则以腐败论处。故而，这两年被查处的高官数量非但未减少，还在增长，这说明，习是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反腐张力，来震慑官员队伍，清除有二心的高官。 政治规矩出自习一人意志 但是仅有反腐还不够，虽然中共的干部很难找出没有腐败嫌疑的，然而，总不能将所有有腐败嫌疑的官员都拿下，这是不现实的。如何让大多数官员都服膺他的领导权威，还得有另外的法子，习想到的是政治建设。本来共产党的各种建设都带有政治性，无需在思想、组织、制度、理论等建设上再特意加上政治建设，并且把它放在其他建设的首位。虽然这看似多此一举，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其目的。习的目的就是借政治建设在党内建立一套带有强烈等级特征、完全体现其个人意志的政治规矩，以此约束全体党员和全体官员。中国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人的地方就有规矩，要做事也须有规矩，但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规矩是集众意所成，体现的是众人意志，而非少数人更不是单个人的意志，它约束的对象是体系中的所有人，包括规矩制定者，才显公平和公正。 然而，习的政治建设不是这样，它不是出自众意，是习一人意志的条文化、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根据习的意志搞出的这套政治规矩，也约束上至总理，下至村长的所有大小官员，除习自己。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受“规矩”监督和约束的。过去的中共政治局，总书记和政治局成员在党规上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总书记只是会议的召集人，好比是一个班干部集体，总书记只是班长，他和其他班干部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不能指挥指使他们。但习通过政治建设，改写了这种关系和游戏规则，他不再是班长而是班主任，有名正言顺的权力去领导指挥和调度政治局的那帮班干部。于是，人们看到，每到年末，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众政治局委员要向习交一年的工作总结和学习心得，听他点评，合格与否。这套政治规矩就变成一套套在官员头上的政治紧箍咒，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和遵守，不管愿不愿意，因为如果不服从，在现行体制下，势必没好果子吃，轻得穿小鞋，靠边站，重则会有某种不可测的后果。在这种威胁面前，官员们当然“自觉”趋利避害，少有敢对习不敬的。 对经济社会两手抓 虽然制定了一套政治规矩，习仍觉得不够安全，它只能管到官员和党员，对广大百姓和非党人士约束的力道就不足。此外，个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威通过反腐和立规，是保住了，但还有一个政权安全的问题。政权安全如果出了大漏洞，政权保不住，作为中共政权总代表的习近平，其自身政治安全也难保，所以这两者是联动的。反腐和立规当然也助于政权安全，然而，要让政权更安全，不出事，就需在政权安全上下功夫，也就是加强各种安全机构的权力，出台更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采取更多的安全技术手段，来对付不安全的事和人，特别是在重新以发展经济为党的工作重心的当下。 习明白，中共政权的根本合法性，取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过上好日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过去几年的折腾和政治挂帅，让经济一落千丈，元气至今未恢复，大大挫伤了民众和市场的信心，不得已，要重新去拼经济。但是，面对不友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人心思变，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对安全马虎，放松了政权安全这根弦，所以，外界就看到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号令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安全这只手也闲不住，全民抓间谍，蠢蠢在动。习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导致泛安全化，在很多方面和领域，对安全的重压窒息了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外资为什么撤离中国，泛安全化是一重要因素。 以上三个方面都和习近平对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恐惧有关，恐惧催生并加剧了他要用反腐、立政治规矩以及治理的泛安全化，为其政治权力和中共江山保驾护航，它的后果当然是导致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包括原本可以作为他统治支柱的红二代，以及相当多的普罗大众。和后者相比，精英是有雄厚的资源和手段来表达他们对习的不满的。习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就更加强化安全保护，而这样一来让精英阶层也更难受和不满，又进一步使习恐惧不安，于是双倍抓紧安全保护不放，以致形成恶性循环。习氏极权就是在他的一步一步的恐惧中建立起来的。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