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被敦促检查学校照片授权书 防止被滥用
2026 年 6 月 23 日
政治竞选广告对（美国）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曾处于莫衷一是，或是认为当选民对政治愈来愈冷感，它的游说效果就愈不显著。不过，根据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行销学教授戈登和普度大学共组竞选媒体分析小组（CMAG）的研究，却又发现“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广告语气’有时可能足以左右选局”。 过去的“竞选广告无效”论，主要基于总统竞选期间，选民受到的竞选广告轰炸，内容要不大肆宣传候选人才华出众和气宇非凡的一面，要不就是极尽所能贬抑对手的道德，总的来说，很难让人看出“政治广告总量”和“选民投票行为”的关联性。但迄今无论哪一竞选团队，仍然愿意投掷大量经费在竞选广告上，显然当中还是有值得花心思之处。 在戈登等人研究下（以美国2000年和2004年特定区域的总统竞选电视广告数据为采样），他们发现，若自整体竞选广告中，进一步细究“正面诉求”和“负面诉求”的效果，确实会有所不同。据其团队分析，结论之一为“当候选人的正面广告增加1%，选民投票率就会增加0.03%，如果候选人增加相同数量的负面广告，选民投票率就会下降0.007%”，换句话说，“正面广告具有更大、更显著的投票刺激作用”，因此，若希望愈多人出来投票，以此巩固民主，当然就愈会倾向制作“正面诉求”广告。 近期民进党推出的“《在路上》#交棒篇”总统竞选CF，著眼点应该就在此，这支广告确实得到了不少讨论，至于催票效果，则犹待数日后验证。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倒是另外从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转贴这支广告，观察到“在路上”对中国的潜在刺激。 蔡霞因为批评习近平，遭中共中央党校开除党籍，连带取消她的退休俸为惩罚。日前“在路上”广告上架后，她随即在个人社群平台X分享，同时贴文：“相信大选赖萧组合一定获胜！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是华人世界的榜样！”首先，这则广告虽然支字不带攻击，却又不折不扣传递了该党的政治诉求，尤其台湾总统能和平“交棒”，也直接对照了中国当今领导者对个人永久执政的执念。说这则广告尤其触动反习的蔡霞，并不为过，她的贴文，某种程度似也呼应了“正面广告具投票刺激效果”的研究，尽管她无论在台湾、在中国都没有投票权。 其次，蔡霞贴文底下留言，一如她对中共（习近平）的批判，总是得到中国网民两极交锋，这回也不例外。且有为数不少中国网民刻意将这支广告转贴到微博（中国人普遍使用的社群媒体），多数目的，自然是将它做为嘲讽、恶评民进党的素材。 一支台湾总统竞选广告，它的“对话和字幕本身的性质就是政治宣传片”，只是，除非刻意扭曲，否则以常人角度，不会看不懂广告主打纯为台湾民主、自由和关于领导者“交棒”的积极面。中国网民将这支广告贴到微博，并加以羞辱，可以理解背后长期反民进党的党国教育情绪，但无论如何，广告中每一环节的民主国家意象，也都恰恰投射了中国政治、社会当下极度匮乏的一面。它没有一句反中、反共，却引起中国网民接龙辱骂，不过，不久后，这支饱受微博网民批判的竞选广告，竟遭到微博删除，连骂都不给中国网民骂了（中国媒体则持续采以负面报导）。 回到戈登对“正面竞选广告有刺激投票效果”的分析，反映了人们更喜欢体验正面情绪而不是负面情绪的一面，就过往投票逻辑上来说，选民的确也更有可能投票给那些让他们感受到正面情绪的领导人，而不是经常散布消极情绪的一方。“人同此心”，短期表征是中国网民台面上很不屑“在路上”这支广告，但以微博随后的“禁评”，难道不是为了避免有中国网民因此“也想要体验台湾选举的正面情绪”，更不可控的是，一旦触动中国人民起而质问“习近平究竟什么时候要交棒”，这个国家将会如何？ 中国社群媒体“不给人民骂”，当然不是“不准骂”，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应该很清楚，中国内部从来不会只有一个“蔡霞”，于是令其担心的，就是这样的台湾总统竞选广告持续留在中国社群平台，大家一边骂的同时，实际上是否正在刺激出其他“潜在的蔡霞”？ 文章来源：上报
在所谓五月天的“假唱”风波后，中国娱乐圈对于事件真伪有不少深刻的讨论。根据《北京青年报》报导，拥有14年资历的混音师黄森指出，在体育场的环境之下，内场区跟外场区观众所听到的声音宽度本来就会有落差，仅凭现场的录音档案来辨别假唱，不严谨也不充分。他解释，演唱会里出现“垫音”是一种常见的演出调音模式，“目前所知的绝对部分演出，多少都会这么做，可以让演出便捷又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演唱会里的音效科技会让判断“真假唱”出现非常为难的处境。 其实，歌迷买票进场追星，想要感受的是这么多人与心仪歌手聚在一起的临场感；谁会在乎有没有使用“垫音”？或其中到底是“真唱”或“假唱”？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逻辑，全世界皆然，却唯独在中国成为问题。先是知名微博网红对五月天发动质疑攻势，接著由官方媒体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同日发布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最后，再由中国国台办更在例行记者会上补刀，要求台湾演艺人员“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明眼人都知道，“五月天”被锁定了，这背后的逻辑是“吃中国的饭，不能砸中国的锅”，既然五月天在中国这么红、赚这么多钱，就不能不配合共产党的意旨。外界本来不知道共产党要这个华人圈最红的摇滚乐团“回馈”什么，直到知名的国际通讯社路透社日前披露，中国已向五月天施压，要求他们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发表“亲中言论”，表态支持北京的“一个中国”说法，并配合中国的对台宣传。 消息传出后，可能在这场表态风波里“获益”的国民党阵营如临大敌，除了谴责共产党这种施压表态的方式，还暗中质疑这则引述自“知情人士”和一份“台湾国家安全备忘录”的路透社的说法可能是一种假讯息。不过，选择相信中国出手施压五月天的国际重要媒体显然更多，CNN、美国之音、华尔街日报，以及日本产经新闻等等都接续报导华人天团被共产党挟持政治表态。 此事发展至此，有几点面向值得讨论： 一、施压台湾艺人或企业家对特定政治议题表态是共产党惯用的说法，最早见于2012年总统大选时，共产党要求台湾的企业家大老板排队力挺九二共识，并获得不错的结果，可能也因为这样，让中共对台系统食髓知味，一直想如法炮制。 不过，过去10年来，台湾人对共产党这套介选手段早已知之甚详。也幸好根据报导五月天没有答应这样的“政治服务”，若五月天真的出来挺一个中国或支持侯友宜，由于与这个摇滚天团向来不沾惹政治的风格截然不同，实在“太不自然”，届时五月天的歌迷反而真的会把一笔恶帐全部算到国民党头上，让侯友宜的年轻选票更雪上加霜。 二、此事有可能是中共对台系统“自作聪明”想挟持五月天表态导致国民党成为事件“苦主”，但蓝营向来欣然接受中共介选的红利，从未对类似事件公开谴责或表示反对，此刻自然得概括承受事件的后座力。硬要把此事推演成民进党政府的“出口转内销”，除了深蓝支持者，相信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三、最可议的当属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他竟然在辩论会上要求五月天说清楚对岸政府有没有对他施压？这是在公然检讨受害者，把在此事件中最无辜的一方推向无止尽的政治漩涡里。 民主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民意会在不断选举过程中自我调整、修正缺失；所以，共产党过去对台湾有用的介选手段，现在未必能再让台湾人买单。从五月天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共产党对民主太陌生，根本无法理解民主社会人心幽微的转换，这导致它的对台工作陷于做绩效、抢功劳，不同单位各行其是，最后越帮越忙，让国民党的选举处境益显尴尬。 文章来源：上报
2023年底，在中共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四个月、去职两个月之后，一拖再拖，习近平终于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董军，一个外界并不熟悉的名字，刚从中共海军司令员职位上卸任。资历不深，称得上大爆冷门。 有人认为，习近平打破惯例，首次任命出身海军的董军出任国防部长，意在应对台海战争和南海战争。董军先后担任北海舰队副参谋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南部战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司令员，看似在海军方面履历完整，但他多数担任副职，最后才摊上一个正职，证明他的军中生涯并非专长战争；长期置身海军机关而非备战前线，更可能是军中监工或特工出身。董军曾担任海军92269部队司令员，该部队性质不明，十分神秘，或为海军中的监军。 如果意在台海战争或南海战争，火箭军（导弹和核弹部队）和战略支援部队（高科技、太空和网络战部队）的军头岂不更为合适？相反，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高层已遭大清洗、大换班。前者已经公开（如李玉超等），后者相信不久也会公开（如巨干生等）。伴随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出事的，还有空军出事 — 前任空军司令丁来杭遭下狱。新任国防部长来自海军，原因之一，或是只有海军高层还没有出大事，并非因应台海战争或南海战争。 那么陆军呢？中共国防部长通常出自陆军，此次打破惯例，自有来头。当10月底当局宣布免职李尚福国防部长的时候，呼声最高的继任者是刘振立，现任总参谋长（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之前任陆军司令员。但当时笔者就判断，习近平信不过刘振立，因为刘振立是张又侠的人。在军方高层或中央军委委员中，只有张又侠和刘振立具有实际参战经验，即上世纪80年代初的后续中越战争中，刘振立是张又侠的部下。两人既是战友又是上下级关系，称得上关系“很铁”。相信刘振立的升迁过程，很大程度上依靠张又侠的提携和举荐。 但李尚福出事后，张又侠却遭牵连。因张、李先后担任装备发展部（总装备部）部长，习近平下令倒查六年（腐败问题），故意避开了张又侠的任期，而只查李尚福的任期。但装备发展部的集体腐败问题，绝非源自李尚福任内、而肯定源自张又侠任内，甚至更早。除了李尚福是张又侠的继任者，看看12月底遭人大除名的九名将领中，就有三人属于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育林、饶文敏，火箭军装备部长吕宏。这些人都与张又侠相关。老张可谓灰头土脸。 习近平已经不再信任张又侠，但张是政治局委员、军委第一副主席，也曾为习近平夺权立下汗马功劳，习近平不便对他下手，但却日益提防、排斥，故意用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予以牵制，由何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有意把张边缘化。刘振立既是张又侠的人，习近平不可能不防。果然，呼声最高、传闻甚广的刘振立出任国防部长之说，最后没戏，代之的，却是一匹黑马出线，即海军司令员董军。 习近平信不过刘振立，但他信得过董军吗？奥妙正在于此。董军来自远离北京的海军，在北京和高层没有人脉，与现有的七名中央军委委员相比，资历最浅。须知，在七名中央军委中，国防部长排名仅次于军委主席和两名军委副主席，位居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军纪委书记之前。董军突升国防部长，但与其他人相比，他既非中央军委委员，也非中央委员。习近平任命他，何止打破惯例？实为无视任何规矩，随心所欲，恣意而为。 于是，如同秦刚一样，董军也将在短时间内连升三级：国防部长（已升）、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这两项职务应在2024年三月召开的人大会上落实）、中央委员（将在一再推迟召开的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上落实）。秦刚连升三级（驻美大使、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在外交系统引发羡慕嫉妒恨，出事后，该系统一片幸灾乐祸。董军连升三级，在军方高层引发的，也必然是羡慕嫉妒恨；若将来出事，也必然激起一片幸灾乐祸。 另外，如同李强一样，董军一上任，就面临被完全架空的尴尬。国防部长已经是虚职，没有高层人脉和左右手的董军，更加被虚位化（或仅沦为一个发言人，即与美国对话，代习近平传话的发言人）。这正是习近平所要的。如果说，习近平担心军方高层有人发动政变，相对拥有实力和人脉的刘振立和张又侠可能，但董军的可能性就相对小得多。 从这一点而言，与其说是习近平信任董军，不如说是他不在乎董军。放弃刘振立而提拔董军，习近平的出发点和苦思极虑，不是军队的进取，而是他个人的安危。换言之，习近平选中董军，并非以事论事，而是以人论事。仍然是权力斗争的戏码。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说“中国式人权”就是“吃饭权”，如今中国人的“吃饭权”也不保 近日，有广东网友在微信上发文披露：“农村办宴席必须购买保险。老爸今年年底八十大寿，几姊妹商量著为他办个寿宴。正在筹备阶段，就接到村里通知，红白喜事除了提前申请，还要购买保险，每十五桌五百元，三十桌一千元，依次类推，且只管本次宴席期。咱农民容易吗？”农村人办宴席，承担不起到正规酒楼的高额费用，通常是在家办，四川的说法是乡厨办“坝坝宴”。自古以来，农家自己办桌，统治者不会过问。如今，中共的黑手居然伸到农民餐桌上。过去，常常听说城市里异议人士在敏感日期聚餐被国保暴力阻止，这是异议人士享受的特殊待遇。如今，农村人亲友邻里聚餐也要交钱购买“吃饭权”，一个“有粟且不得食”的时代来临了。 人权律师陈建刚引用清末翻译家严复翻译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话对此事加以评论：“极之而三权者合，既议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审其所行者与法之离合，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者聚而集于一人一众之身，是一人一众者，无论为贵族，为平民，其治皆真专制，虽有粟且不得食，政治自由云乎哉？”也就是说，三权合一就是专制暴政，专制暴政的结果必然是“有粟且不得食”。 中共常常标榜说，“中国式人权”就是“吃饭权”，中共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乃是千秋伟业。江泽民就理直气壮地在国际社会宣称：“民主、自由、人权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人权观。中国有近十二亿人口，其中八千万人还处于贫困状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这是强词夺理，中国人民向来是自己养活自己，中国人民没有饭吃的状况，都是统治者造成的，如毛时代的大饥荒。如果没有独裁暴政，中国民众的餐桌必然更加充盈丰富。 中共当局对农民的“吃饭权”横加干涉，绝非广东网友所揭露的个案。中共官媒的正面报道满坑满谷。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官媒报道，当地政府利用数位化手段，开发“农村家宴服务在线”应用，实现场地预订、厨师预订、菜品预订、婚庆预订等办宴事项线上集成办理。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家宴食品安全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慧化，湖州还发布浙江省首个《农村家宴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规范》，制定《湖州市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湖州市农村家宴从业人员（乡厨帮工）管理规范》等制度，构建办宴预订、备案、审核、监督与评价的全流程监管机制。 又如，广东省中山市成立农村集体聚餐专职小组（仿效习近平“小组治国”模式），宴席开办前对各村上报的申报资料进行严格审查，包括承办宴席经营者资质、工作人员健康证件、宴席功能表等，对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及时退回。 再如，四川省仪陇县市场监管局探索创新“坝坝宴”监管机制，与乡镇食品安全“穿透式”监管有效融入，建立全链条在线监管平台，过程管理全追溯，风险管控全链条，抓住了农村群体性聚餐安全的“牛鼻子”。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服务指导，引导办宴者减少浪费、厉行节约，还依托智慧在线监管平台，宴席承办者、举办者、村干部、乡镇干部和市场监管局监管人员五方共同履职尽责，从宴席的申报、审核、检查、复查、整改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管理，实时跟踪宴席进展，确保各环节监管责任落实到人。 由此，中共实现了“天网恢恢，密不透风”，“老大哥”对每一个人吃什么和怎么吃了如指掌。 干涉民众饭桌的国家，就是法西斯国家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河南省滑县一户村民在家办宴席，来了一群身穿制服的监管人员，气势汹汹地声称：“农村只要开火聚餐，就要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否则罚款。”看来，农民连“生火权”都要向政府购买。一时间引发网上热议。有网友评论说，几百年几千年来，在农村办红白喜事时，都是请有技术的厨师人员帮忙做的，猪是自己养的，蔬菜水果是自己种的，洗菜切菜洗肉等都是乡里乡亲一起帮忙的，所有食材都很新鲜，哪来所谓的卫生问题？反倒是近年来大中小学校园的学生餐饮屡屡发生严重事故，甚至有孩子被毒死，有关部门却包庇责任人，打压伸冤的家长。这难道不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要管”吗？ 在舆论压力下，“滑县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通报称，他们是接到举报后，派遣四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执法，“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对政策解读不规范，引起了群众误解。我局已责令该同志作出深刻检查，并做出停职处理”。政府官员总是能见机行事，推卸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共的黑手粗暴干预民众的餐桌，历史上找不到先例。这就是皇权专制与现代极权政治的差别。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历代王朝的统治尤其是宋以后，行政管理基本上局限在县一级，县以下的乡土社会另有一种势力或一种文化在起支配作用。县一级或县以上，由王朝派官员加以管理；县以下，乡绅或者士绅起主导作用。这两个社会之间有联系，但县以下的社会基本处于“无为”状态。这就叫“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然而，中共建政之后，党权下县、下乡、下村，还深深嵌入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如学者杨继绳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皇权专制的文化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钳制，老百姓的个人自由被彻底剥夺。 如果用奥地利裔美籍心理学家赖希的理论来透视和分析今天中国出现的种种怪现状，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赖希虽未到过中国，也未专门研究过中国，其论述却切合中国现状。赖希在受纳粹迫害之前，就受德国共产党打压，德共将其开除并查禁其著作。所以，赖希是最早洞悉纳粹与苏俄、希特勒与斯大林是一丘之貉的西方学者。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代表作《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不仅遭到纳粹盖世太保查禁，还遭到苏俄及若干欧洲国家共产党严厉批判，因为他戳到他们的痛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与汉娜·鄂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样，成为研究现代极权主义的经典。 赖希指出，国家机构发源于“送信人”，传递资讯是其最初的、简单的又必需的职能。随后，“邮政系统”成了社会的一个“机构”，再逐渐发展出其他功能。再以后，邮政系统委托一个送信人负责“检查邮件”的任务，这样一来，邮政的社会管理就拥有了一种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权威主义权力。社会的管理机构就转型为镇压机构。比如，警察局开始禁止私人家庭的无害游戏，规定一个男子或女子能否在自己的房间单独会见一位异性，决定他们何时起床、何时睡觉，那么，它就具有了暴虐的权威主义国家政权的形像，这种国家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反对社会。在论述群众与国家的关系时，赖希的结论是：“国家的义务不仅是鼓励劳动人民群众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它也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他们能够自由。如果它没有这样做，如果它压制了对自由的强烈向往，甚至滥用它，阻碍趋向自治的道路，那么显而易见，它就是一种法西斯国家。”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辩论场上被问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相互隶属的关系，侯友宜与柯文哲先是顾左右而言他，拖过时间后索性放弃回答这个问题。不回答，当然是这个问题对他们而言不好回答，不能勇敢地讲出选民希望听的话，更是因为讲出来恐怕会得罪更重要的人。 其实侯友宜与柯文哲大可不必这样百转千回，所谓两岸有没有相互隶属的问题，早在国民党李登辉执政时就有过标准答案。“两岸互不隶属”，不仅李登辉说过，即使现在被归为深蓝统派的连战、苏起也说过，就连马英九本人都曾在他担任陆委会主委都提过。在2003年国民党当时已经失去政权之际，时任党副主席的马英九就公开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互不隶属。” 以前说过现在却不敢说，这代表一种立场上的退却；国民党该思考的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让自己在面对共产党时颤颤巍巍，变得这么窝囊？而选民该思考的是，正是因为国民党与民众党都这么窝囊，也难怪共产党千方百计就是要把民进党拉下台；毕竟，对付蓝白总比对付民进党要容易多了。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相互隶属？不用了解两岸过去70多年的历史纠葛，只要有宪法学或政治学大一基础课的程度都能够轻易地回答。国民党与民众党都说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主权至高无上，既然是在最高位，它如何能够隶属于谁？两岸互不隶属，既是历史事实，也是政治现实，更是宪法法理的真实。 两岸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自始都不承认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存在，但不承认中华民国又希望透过互动交往拉住台湾，所以国共两党创造出“九二共识”这个通关密语，密语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中原则”。有时候只讲九二共识不讲一中原则，其实是共产党暂时给国民党一个“面子”；但是从2019年元月2日的习近平公开定调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共谋统一之后，一切图穷匕现。时至今日，九二共识就一中原则，它的背后更是要推动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最大的特色是“去主权化”，借由去主权化的创造性模糊，为两岸之间低阶的事务交流以及人员往返创造环境，问题在于两岸交往根本不可能长期维持在低阶的事务往来，所以它的局限也非常清楚。侯友宜现在说他要做的是一个“合乎宪法的九二共识”，那是把“宪法”两字冠在“九二”前面，也就意味两岸之间的通关密语连名称都不可能有“共识”了，如何可能交流？这不但是在骗选民，也是在骗自己，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其实，宪法只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其存在的意义在于人民。当宪法是用来巩固民主、保障人权，所有人都会赤忱拥戴它；但如果宪法是用来膺续法统、残民以逞，所谓的宪法也就失去存在意义。在“中华民国宪法是护国神山”的语境里，侯友宜意图用两岸法统的延续作为台湾的护身符，但这其实又是一个谎言──如果中华民国宪法这么有用，那蔡英文早在2016年就职演说就已经承诺用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了，为什么两岸交流还是中断了8年？到现在还时不时军机绕台？ 两岸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关键在处理彼此关系绝对无法绕过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只要中国共产党愿意肯认中华民国的主权，就算是民进党执政，民共两党也可以相谈甚欢、共创未来；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承认中华民国主权，就算是国民党执政，它也会如当年的马英九一样左支右绌、动辄得咎，很快地被台湾人民赶下台。 九二共识是一条歪路、歧路、不该走的路；共产党、国民党，可能还包括台湾民众党，真的不要再白费力气走这条冤枉路。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12月15日，中国社媒平台微博提醒用户避免发表有关经济的悲观言论之际，中国国安部是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表《国家安全机关坚决筑牢经济安全屏障》的文章，认为“唱衰中国经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的攻击与否定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打压”。由国安部出面发布言论禁令，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尚属首次。这让我想起一个规律：统治者最有信心之时，言论相对开放，例如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直到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统治者信心严重欠缺，言论管制非常严苛，比如毛泽东文革时期、1989年64之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一个月内，国安部连续三次发文，将言论管制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当然是中国当局缺乏信心的表现。 中国曾有一段经济学领域不反自由化的宽松时期 管控言论是共产文化娘胎里带来的病，所有共产政权（包括西方左派政府）都好这一口。西方左派还没达成这点，是因为言论自由是这些国家数百年来的传统，目前只能利用“政治正确”一点点蚕食言论自由。中共自出生以来，就在党内实行一言堂，建政以来在全国实行管控言论，但是，万事皆有例外，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一段时期，经济学包括经济政策分析曾比其他学科多点言论自由。 1998年初，我的《现代化的陷阱》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时间在中国产生风生雷动之效应。当时的反应大概是三种：一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普通公众，认为“这种直批改革弊端的书都能出版，咱们国家有希望”；二是外国驻京记者，有人认为当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了，当时还很有名的《远东经济评论》驻京记者因此写了篇《北京的春天》；三是比较了解内情的人，这类人包括两种，一是我的朋友圈，知道这本书1997年初完稿之后，在国内周游了十三家出版社被拒绝，都高兴地感叹“终于出版了”，认为今日中国出版社总编辑黄俊青先生成功地打了一次插边球；另一类是在体制内居于较高位置者，据他们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吉先生之所以敢支持出版这本书，有个原因，那就是在经济研究尤其是经济政策分析方面，江泽民时期秉承赵紫阳当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坚持的一条原则：经济研究领域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由是：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既然要发展市场经济，依靠计划经济那点经验，根本无法管理调控中国经济，因此在经济领域要放开言论管制，让专业研究者发言。 说到这里，得简单回顾一下“清除精神污染”（简称“清污”）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历史。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仅有的两段允许党政媒体公开就党内对立的思想观点辩论的短暂开明时期。 “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发生于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历时只有两个月，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1983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与会者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陈云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会议的最后一天10月12日上午，邓小平使用邓力群准备的讲话稿《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什么叫“精神污染”？主要是港台流行文化例如许多流行歌曲（如邓丽君等）、流行发式服装传进中国大陆，交谊舞会遍及全国大小城市甚至农村。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号令之后，全国各地党委及政府都将重点放在这方面，在一些大城市市委机关门口甚至有这样的提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文艺界积极开展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将《何日君再来》、《夜来香》定性为“黄色歌曲”的典范，连李谷一的《乡恋》和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也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各大学保卫部将晚上抓捕恋爱学生当作清污的重要内容。“清污”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有扩大化趋势，日益变成一场文革式的整人运动，引发社会不满。从下面这幅宣传画可看出“清污”的主要内容。 对于这场运动，最先警觉并且全力踩刹车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发表讲话，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这篇社论及后来的数篇文章对“清污”提出批评，强调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蔓延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称邓小平的“清污”决定是对的，但是在下级执行时出现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清污”运动不得不草草收兵。 党内左派对此结局并不甘心，于是想方设法利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政治口号。1986年底，爆发了“八六学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7年初被迫辞职，中共极左势力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87年初顺势推广、展开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次重点放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经济特区应不应该开办等方面，该运动此后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反对，赵紫阳认为邓力群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的主张），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逐渐结束。据说“经济领域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赵紫阳关于该运动的一个内部讲话定下的。 1989年6月江泽民接任总书记之后，最开始有反改革倾向，经邓小平南巡讲话敲打后，从此坚定推行改革开放路线，赵紫阳定下的这条原则得以保留下来，胡温时期虽然开始反颜色革命，提倡“五不搞”，但经济领域内的讨论尤其是民生方面仍然算相对宽松。这就是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死气沉沉，中国的经济领域讨论显得相对活跃的原因。 习近平第一任期内主要是反腐，对经济领域的言论管制未提上日程。但第二任期内，经济讨论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对经济政策的批评）逐步加强，许多话题包括民生也不能讨论了。演化到今天由国家安全部连续发文加以限制，明显带有恐吓性质。此禁言令下达以来，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正面赞扬，如图： 网络截图 文革万马齐喑 殷鉴不远 文革结束时我已经成年，对当时的宣传记得非常清楚。全国人民一直深受物质供应匮乏之苦，连饭都吃不饱，在邓小平1975年1月复出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纳回到正常轨道中稍有起色，但毛认为这是否定文革，展开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国人又开始“吃社会主义的草”，但中共的宣传机器却大肆渲染中国经济形势大好，当时的旧文是如此描绘： 网络截图 将图片中这篇1976年的报道与今天的宣传文章相比，二者几乎连文风、用词都非常相似，外界评论习近平在思想控制上开倒车退回到毛时代，并非虚言。 在这篇文章发布之后四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清除。对十年文革时期的经济， 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称：“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提到文革十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段历史说明：再华丽的宣传，也挽救不了经济走衰的现实颓势。中国经济目前虽然走衰，但比“文革“时期好得多，如果北京当局诚实地面对现实，能够拿出赵、江两位前任的胸怀，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总能因地制宜，找出解决之策；闭塞言路的结果必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台湾中选会先后举办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相当于美国大选中的辩论。在12月20日的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提到：“在中国（中共）的眼中，我们三人站在这里参选总统通通都是台独” 对此，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在随后的政见发表会上不以为然，并反击说：“这完全是赖皮，赖清德不要赖皮，赖清德不认同中华民国才是台独。”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则趁机继续猛批赖清德：“赖清德的挑衅言论十分危险、不自量力。” 其实，赖清德的这个说法并非没有根据。那就是，中共动辄给别人扣上某种独的帽子。且不说，主张独立或统一，本身属于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民主和多元化的正常社会里，都是正常选项，且符合联合国宪章。但在中共那里，却故意用“独”字来覆盖一切。因为，在中共长期的（伪）爱国主义宣传、洗脑和毒化教育下，任何独立主张，诸如疆独、藏独、台独、港独，都已在中国大陆遭污名化。以至于，中国大陆人谈“独”色变。 比如，针对香港和港人，不论哪个阶层或群体，只要不认同中共，仅仅是要求民主、自由、普选，中共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他们扣上“港独”帽子，以至于，在原本没有“港独”主张的港人，硬是被中共逼出“港独”的主张来 – 部分年轻港人后来的确开始认真考虑和追求香港独立。 中共之所以热衷于“港独”，乃是方便在中国内地宣传，打起民族主义的旗号或（伪）爱国主义的旗号，就能煽动仇恨，让内地中国人仇视香港人，进而一概抹煞港人对基本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坚持，硬生生扭转港人抗争主题，把港人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承诺与规定、要求落实双普选的呼声，一概扭曲为“港独”主张。 在西藏议题上，中共的操作手法也一贯如此。藏人中，原本有两种主张：部分年轻藏人主张西藏独立；但多数藏人的主流主张却是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的“中间道路”- 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版土上，但西藏必须实行真正的自治，以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语言等文化传统。但中共充耳不闻，或假装听不见、听不懂，为了煽动中国民众对达赖喇嘛的仇恨、并回避与尊者展开诚意谈判，中共硬是给达赖喇嘛尊者死死扣上“藏独”的帽子而大加批判。 回头看台湾，中共故技重施。诚然，与香港和西藏情形不同，台湾的主流民意是独立，而代表这种主流民意的往往是本土派政党如民进党。但作为民进党的领袖人物，无论蔡英文还是赖清德，都主张维持现状、维持两岸和平。北京把民进党领袖定义为“台独”。但还嫌不够，即便是主张统一的国民党执政，只要没有按照中共的要求、脚本和进程推进两岸统一，就仍然被定义为某种“台独”。比如马英九执政时代（2008-2016），中共媒体和御用学者就曾把主张“不统、不独、不武”的马英九定义为“和平台独”。 到了2023年，本身是统派人物、并在中国大陆大量投资设厂、与中共关系不浅的台湾富豪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竟遭到中共媒体网络的狂轰滥炸，有的言论竟指他是“变相台独”。习当局甚至直接出手，对郭设在中国各地的富士康工厂展开突击查税，意图逼他退选，免得干扰中共布局或期待的蓝白合（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侯友宜与柯文哲携手参选）。稍后，郭台铭退选。但中共巴望的蓝白合也以破局告终。 台湾各路候选人，须对中共有基本认知。盘踞北京的中共独裁政权，处于专制心态和强迫症心理，非要台湾各界顺从它的意识形态，稍有不如意，就无论统独、不分蓝绿白，一律冠以“台独”的高帽子，痛加批判，煽动仇恨。 台湾各路候选人、以及台湾民众，不可不知中共死意要吞并台湾，不惜发动战争，并非只为反台独而已，其实，它有三重原因、三重意图、三重目的： 其一，阻止台湾独立。尽管，这只是中共表面上的原因（中共在历史上曾高调支持台独）但至少，有利于中共在中国大陆继续打民族主义和（伪）爱国主义的旗号，转移内部矛盾焦点，持续忽悠中国人民，以维持其专制统治。 其二，消灭台湾民主。因为，台湾是华人民主灯塔，极权中共最怕这一灯塔效应，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如中共对香港，最怕香港自由影响中国内地。是中国香港化还是香港中国化？囿于一党之私、一己之私的中共，急欲抢先让香港中国化。 其三，灭亡中华民国。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结果。迁到台湾的中华民国，仍然是中共的一块心病，生怕有一天中华民国卷土重来，以其合法性终结扮演乱臣贼子的中共政权。正如满清推翻明朝之后，郑成功所部在沿海高举反清复明大旗，未能成功，后来远迁台湾；但满清仍视之如心腹大患，必欲灭之才心安。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30岁冥诞。中共当局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上午，习近平率一众高官朝拜毛泽东纪念堂。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习近平发表讲话。查阅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提到江泽民，一次提到胡锦涛，三次提到邓小平。可是在这次讲话中，邓、江、胡都一字不提。记得在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我当时就指出，这实际上是要拉抬毛、贬低邓，是要开改革开放的倒车。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就在毛诞的前一天，被誉为改革派最后阵地的《财新周刊》发表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声疾呼邓小平主张的”实事求是”，并指出”经济不振金融风险显露”等。这篇社论在发出数小时后被下架。这表明，习近平已经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道路上倒退有多远。 官媒报道全国各地、尤其是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民众纪念毛诞的活动。但引起广泛关注的，不是官媒的报道，而是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出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另类的纪念毛诞的活动：从25日午夜起，就有大量民众，主要是年轻人，聚集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 现场，手举毛泽东相片和红旗高喊：“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资本主义复辟，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所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要毛泽东思想。”当局在现场派出大量武装警力监控，有警察收缴了一些集会者打出的标语，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和“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哀”。另外，毛粉的《乌有之乡》也发文声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毛的旗号，但同时阉割其革命内容与锋芒，愚弄劳动人民，等等。据说当局内部有指示，要警惕有人利用毛泽东反对现在的党中央。 在这次官办的纪念毛诞的报道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当天晚间，央视的《新闻30分节目》在报道了为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推出的纪念邮票后，紧接着就播放了一条北川羌妹子唐丹在年末忙着杀猪做腊肉的新闻。按说，这位北川羌妹子唐丹做腊肉的事情，从前年起就有过几次报道，算不上新闻了，为何却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上央视的新闻节目？因为民间早就有用“腊肉”来指代毛泽东的习惯，无怪乎引起网民热讽热议。稍后，这段视频被删除。但由此引起的这段议论却并没有平息。 从这次纪念毛诞所呈现出的种种荒诞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中国之荒诞。毛泽东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从土改到镇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浩劫，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中国人至少有六千万。在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不但在民间，包括在中共内部，在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都越来越强。虽然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毛做了“功大于过”的正面评价，但不少与会的中共高官告诉我们，事实上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官员们都主张对毛做出更否定性的评价。他们之所以接受毛“功大于过”的结论，只不过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是权宜之计，再过些年会重新评价，会更多否定更多批判的。殊不料后来发生了“六四”屠杀，原本在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戛然终止，以后就是持续的倒退，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变本加厉。但历史真相终究不可掩盖。我们坚信，历史罪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台湾大选只隔十来天就尘埃落定，令台湾35岁以上选民比较焦虑的是目前还不敢说绿蓝谁擅胜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尽管柯文哲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说话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政治主张变幻无常，毫无逻辑可言，却仍然受年轻世代追捧。据VOA驻台记者在《TikTok上的台湾政治风向：民进党一面倒挨打，柯文哲声量高》，柯粉们的票将投给谁，台湾人心里没底。在我看来，这只是台湾未来四年面临谁统治的大事，就算绿营这次获胜，这些长期依赖TikTok获取资讯的台湾年轻世代仍然会继续寻找符合他们想像的政治代理人，四年之后的台湾将不复今天这般光景。 北京对台湾的未来盘算放在年轻世代身上 对2024年的台湾大选，中国现在是竭尽全力从各方面做工作，抱持“干预到最后，能赢就赢，不行就等四年”的态度，“武统”仍然是一张恐吓牌，北京当局已经将希望放在未来的台湾年轻世代身上。 台湾年轻世代备受失业、20年低薪的折磨，对蓝绿两派势力深感厌恶，加上他们出生之后就逢台湾民主化进程完成，对中共专制下的人民生存状态根本不了解，对所谓“统一”将带来的政治后果也不甚了然，关心低薪议题远甚于两岸主权。不久前台湾媒体NOWnews不久前发布《2023青年政策白皮书》，委托民调公司对全台20到39岁民众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有27.6%受访者认为“青年低薪”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多个民调显示这次选举前年轻人“下架民进党”的声量很明显，原因是该党走“抗中保台”路线打“两岸牌”，相对忽略了青年议题。 柯文哲9年前借著台湾年轻人主导的“太阳花运动”一战成名，在蓝绿“被讨厌值”高的情况下，他领导的第三势力——民众党以“打破蓝绿垄断”，“打破意识形态挂帅”为口号，加上柯文哲多年历练，熟知与年轻人沟通的技巧，在年轻族群（20-29、30-39两年龄层）当中的支持度的支持度远胜赖清德和侯友宜。不少年轻世代现在的想法是：“换了谁，感受度都差不多，问题永远也存在。与当年太阳花运动的天然独一代，想法已经完全不同。 台湾年轻世代的思想转换，与近些年他们痴迷于TikTok（中国抖音的海牙版）有很大关系。 台湾年轻世代对大陆看法的形塑与TikTok 从两年前开始，中国方面就开始宣传，台湾年轻世代对“统独”观念已经转变，太阳花一代的“天然独”已经崩解。这当然有夸大的成分，但由于中国短影音平台TikTok与“小红书”对台湾年轻世代的持续定向投喂，在台湾越来越风行，自然成为台湾政治人物宣传理念的新管道及中共对台发动认知作战的新战场。 台湾蔡政府多年来就强调打认知战，为此也投入不少人力物力，但在TikTok上却败下阵来。早在今年7月，台湾有媒体做过一个小范围调查，写了一篇《TikTok 上的政治版图——蓝营抢滩、绿营弃守 年轻人只认识柯文哲？》，文章提到， 相比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更具优势的是演算法。Facebook、Instagram 显示给使用者的动态大多局限在个别追踪的好友、粉专，即使近年有了推荐机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使用者平时流览的主题影响，“比如朋友圈喜欢看空姐的照片，那他所有的IG 推荐都是空姐，就不会跳一个政治题材的影片出来”，相比之下，TikTok 的推荐系统不同，它将受众分成不同的流量池，第一时间将创作者的新影片投放给一千或一万个人，再透过转发率、完播率等指标，扩散到下一个流量池里。文章提到，“像之前（中国）大陆一个幼稚园老师唱‘挖呀挖呀挖’，可能真的是被丢到一个流量池里面，表现很好，然后就会一直往上推，才一夕爆红”。 文章还提到，与其他社交媒体相比较起来，TikTok 不受帐号既有追踪的影响，等于赋予每个视频都有被陌生人看见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对政治议题的宣传十分重要。民进党主张抗中，对TikTok不感兴趣，蓝营看准了机会进入，11 月发文量成长到单月 442 篇，来自国民党相关帐号的 TikTok 短影音就多达近四分之三。前五名热门贴文中，除了一则黄珊珊的台北市长辩论会结辩感言，大多数的内容是在批评民进党政府。 蔡政府就算认识到这点，目前采取措施也为时已晚。最近虽然抓了一个台湾台中地检证实逮捕一名网路媒体经营者兼记者林献元，指控他接受中共“福建省委员会”指示，和退休教授苏云华共同制作假民调，并且利用媒体散发，但只算是伤其一指，整体无伤。 TikTok发送的指挥中心是311基地 台中地检提到的“福建省委员会”疑指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但实际上，指控TikTok定向对台湾年轻世代发送资讯的应该是中共福州311基地。早在2021年7月20日，总部位于巴黎的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IRSEM）曾发表一份长达646页的报告，罗列中共对外统战和发挥影响力的具体战略。报告指出，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有一个311基地，该基地是中共进行“三战”的总部，负责指挥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 报告作者查龙（Paul CHARON）及维尔默（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指出，中国的党、政、解放军和企业的工作，都围绕这三个目标进行，几十万中国公民或外国同情者将被长期动员起来，参与北京指挥的“三战”，其目的有三：一是为了塑造和强加一种符合国家利益的说法，即舆论战；二是劝阻甚至恐吓敌人，即心理战，最后将司法作为一种“战争武器”，用法律的战争来打击攻击或制裁被视为敌对的个人或国家。 报告称，“311基地”对外是商业公司，包括中国华谊广播公司（CHBC）、海峡之声（VTS）、海丰出版社等。报告又指这些“内容工厂”在2019年的资金投入达到6100万欧元。运用TikTok发送资讯对台湾年轻世代定向洗脑，应该就是舆论战的一部分。 报告估算，311指挥的“五毛大军”之中，有200万是全职，2000万是兼职工作。他们的工作包括“出征”网路，用亲北京的资讯淹没社交平台，同时给人一种自发支持或真正的民众谴责的假像，以谴责敌视政权的言论。 TikTok对年轻世代的影响与控制力，头痛的不仅是台湾，还有美国。从2022年开始，美国国会议员以担心中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多次提出禁止TikTok。2023年1月，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Sen. Josh Hawley）提出《美国设备禁用TikTok法》（No TikTok on United States Devices Act），目标在于全面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并禁止与TiKTok的中国母公司位元组跳动的商业活动；3月29日，霍利和民主党参议员兰德·保罗（Sen. Rand Paul）围绕是否该全面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TikTok激烈争辩，尽管大多数两党议员都认同TikTok所构成的安全威胁，但在如何处置的问题上还未取得共识，少数分属左翼进步派和右翼保守派的两党议员已公开表示反对全面封禁。 任何国家的未来都在年轻一代身上，对于台湾来说，与中国大陆争夺年轻世代的思想战，不仅成了今年大选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更是关系到台湾未来命运的大事。 文章来源：上报
北爱荷华大学行销学荣誉教授柯宾曾以行销角度撰文警示，在美国极化政治下，政客愈来愈倾向依赖激进、耸动的语言吸引民众目光，但经由不断地短效语言操作，已使得政治愈加失去系统逻辑和破碎化，且政客说的愈多，就愈容易出现个人行为和其所宣称的价值观矛盾，简单讲就是虚伪。 他举例：当共和党人一方面呼吁支持公开持枪权，过去在一场步枪协会举办的游说活动上，共和党政府却以保护总统（川普）安全为由，禁止与会者携带枪支。那么，共和党究竟认为公开持枪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 另外，共和党人在野时曾大声疾呼废除并取代《平价医疗法案》，执政后就好像忘了这件事；至于对生命权的捍卫，共和党人虽反对堕胎，却支持死刑（也是在剥夺生命）；再者，共和党虽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生活，疫情期间，许多共和党执政的州，则是直接严禁社区、学校和企业要求大家戴口罩或施打疫苗，和他们的不干预纲领自相矛盾。 民主党方面亦然，例如，民主党声称他们最厌恶不受监管的竞选经费，但根据《纽约时报》报导，有15个政治上最活跃的非营利组织，曾在2020年向民主党提供了15亿美元，大约是他们向共和党提供资金的两倍。若非《纽时》揭露，这些捐款亦将成功回避监督；以及，民主党自称是工人阶级的靠山，但媒体报导，民主党主导下的众议院，曾对亿万富翁大幅减税，且明显有利全美收入最高的前20%，尤其是收入最高的那0.1%富豪。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科布也曾以虚伪形容民主、共和两党，因为“两党当下所自称代表的（政策、价值），都是他们曾经谩骂的。”进而呼吁选民应该要求政客停止再用“分岔的舌头”说话。 过去，“政治的一致性”被视为是政治人物推动公众舆论的关键，时至今日，在令人目不暇给的政治花招中，“说一套做一套”已大举取代成为政客日常的行事风格，选民愈是不察，民主就愈危险。如同柯宾以行销法则──“买者自负”（caveat emptor／拉丁语里的买卖法则）提醒选民，不要因为“偏爱”就无条件听信政客讲的话（盲目消费），否则很容易发现自己又被骗了（买到瑕疵品）。 虽然这次台湾大选被指国政议题太薄弱，选举主轴模糊，不过，在“人格之战”上，倒是为选民提供了不少参考线索。而侯友宜和柯文哲始终被困在民调二、三名徘徊，恐怕和各自一再被发现“说一套做一套”，仿佛也是用“分岔的舌头”说话有关。 柯文哲部分，最明显就是他才喊出“积极保护农地、回归国土整体规划，依法纳管，以维持食安”，下一刻就被揭发长年违规使用一块新竹特定农地。还有，他前一刻才大谈贫富世袭，批评在国民党和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社会已演变成“你会不会成功，和你爸爸是谁比较有关系”，旋即就被周刊披露，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就能“买下”柯文哲名下位在北市精华地段的住宅，他自己不折不扣就是贫富世袭的实践者。 侯友宜亦然，他前一刻才声称要落实居住正义，要遏止炒房，还推出青年购屋免头期款政策，却反被忆及他家族位于阳明山的“昂贵学生宿舍”，不只平均单坪租金远高于市场行情，他家族整栋宿舍更以切割门牌“合法避税”，加上被爆疑似在他市政管辖下的新庄“计画性购地”，再再成了自己口中居住正义的最大讽刺。 柯文哲近期还说“选国民党（台湾）就会直接被中国买掉”，赵少康则质疑柯文哲“一个台北市都弄不好，国家可能弄得好吗？”尽管选举攻防难免，但他们难道忘了过去数月以来，蓝白两党险些促成侯、柯搭档竞选。 侯、柯在这场选战中，无论谈及理念、政策，还是彼此终究反唇相讥，确实有太多的言行不一，且很多是在“言”才出口，就直接被自己的“行”给倒打一耙，就如同《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年初一篇文章论及民主政治为什么保证机制不彰，正在于“空谈可能很廉价，但行动很少骗人”（Talk May Be Cheap, but Deeds Seldom Cheat）。本次大选，侯、柯同时陷入的最大问题，不正是他们经常以“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在“空谈”，进而使得自己华丽的言说，因个人实际上的作为而显得非常廉价。 文章来源：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