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網曬作弊神器 悉尼大學爆期末考洩題
2026 年 6 月 22 日
我回收使用這個標題，是因為孩子是我的至痛點。第一次用這個標題作文是兩年前，成都有個中學生墜樓，繼而引起我對汶川地震中被豆渣校舍埋葬的幾千個孩子的緬懷。 發生在邯鄲的孩子謀殺案，被殺死的不是一個孩子，而是四個孩子。三個孩子兇手，在兇殘殺了他們的夥伴小光的同時，也殺死了自己；殺死了他們作為人類成員所必有的人性。他們也殺死了自己通向正常人生的可能性，因為即便法律免除他們一死，長時間的服刑也必將重寫他們的命運。 應該說，人生來有別，人性中的善惡比例也有別，但像那三個小兇手的惡毒比值，如此之超標，全日蝕般吞噬了良善，不能不讓我震驚、驚恐。難道真應了我老迷信外婆在文革中對打人抄家的紅衛兵的感嘆：「有的孩子就是偷生鬼，來人間是討債的。」 但這三個來人間討了血債命債的偷生鬼到底是為了什麼「鬼性」發作？為謀小光手機里一百來塊錢的財？或者，以欺負弱勢同伴來彰顯自己的強勢？抑或，校園裡霸凌的慣性延續到了校園外，而沒了校園的束縛霸凌失控？也許，他們僅僅是對生命——這最體現唯一性和不可複製性的存在——的無感和漠視，讓他們像撕碎一張廢紙一樣弒殺了小光的生命……而那殘害手段之殘忍，以及施暴力道之大，得有多大仇恨怨毒做火藥，才能使剁向小光肉體的一杴一杴從那六條尚且柔弱尚缺一大截成長發育的手臂中發射出去？這三個小兇手，對他們同伴做的，不比我老外婆描述的索命厲鬼更殘忍？！ 那麼，好好的孩子，一樣在母親溫柔的子宮裡十月胎孕，長著長著，怎麼就長成了「厲鬼」？他們的人性，是怎樣變質的？從何時病變到無救？據媒體報道，四個孩子都是留守兒童，被進城打工的父母丟在身後，由祖父母養大。與其叫「養」，不如說「放」，祖父母們就是「放孩子」，如同放牛放羊放鴨，不餓著，不丟失，即責任完成。「養」字本帶「教」，我們說的學養，修養，便是這個「養」。留守兒童早已成社會隱疾，是社會在賺取的同時丟失的財富。而中國當今社會，只認賺取，不計丟失。所有可視價值的賺得，掩蓋著不可視價值的虧損。而不可視的價值，往往倍加珍貴，比如道德、理想、善良、美感，比如人心的寧靜平和，人之間的信賴與感恩。沒有道德，便沒有恥辱感，那麼也就失去了人之為人所必有的美感，對人在兇悍、殘忍時的醜惡無感，甚至在霸凌他者時彰顯的極致醜惡，被認為是美——強者嘛，當然是美的。課本里魯迅的文章大概是學了，但魯迅對強、弱者的定義從來記不住，那定義是：強者向更強者抽刀，弱者則抽刀向更弱者。 孩子的社會，是成年人社會的預科，他們以成人社會為範本來實習社會生活。那麼，這些年，我們所謂發展、富裕起來的中國成人社會都提供了怎樣的範本？無論黑貓白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不管你怎樣去達到目的，但達不到目的就提頭來見。人們只問結果，不問手段；只要目的，不論路徑；只慶祝收穫，不在乎耕耘。如此的信念，使得做人做事出現以下邏輯：只要那教學樓看去光鮮雄偉，不管它多麼粗製濫造以至於地震時垮塌壓死孩子；只要包子有餡兒有皮兒有折兒，不管內里的假肉是否會吃死人；只要假文憑沒人揭發，那就像真文憑一樣好使；只要那奶粉看著乳白聞著乳香，不管它是否會慢性毒殺寶寶，那就能混成優質產品，就能獲獎，就能上市，就能讓資本家身家億萬。於是，人們處處找捷徑，能偷工減料則偷工減料，羨慕嫉妒恨那些成本付出最少，獲得利益最大的人士。於是一有把這種人士拉下馬當落水狗痛打的機會，一定不放過。人們只見賊吃，不見賊挨打。所以只要有影視、音樂明星落馬，追打的人群擠都擠不動。1949年之後，土改使最貧窮階級正義化對地主、富農的羨慕嫉妒恨，正義化到可以將打擊對象遊街、吊打、槍斃。文革中痛打「落水狗」是時髦，敢打是小將，現在小將們老了，一輩子最提勁的經歷就是自己的拳腳曾落在某大作家、大演員或某國家領導身上，而那些領導和偉大人物們翻過身來，恢復了人權，也沒有向他們討要哪怕一句道歉，打了就白打了，不打也白不打，是非無痕對接，對錯從未釐清，就這樣發展「富裕」起來的人們，能指望孩子的預習社會中，得到什麼範本？ 從報道中看，事發地屬於比較貧窮的地區。難不成被殺害的小光就因為他比那三個小兇犯富裕一百幾十塊錢，而被三人「劫富濟貧」了？那麼更貧窮的山區，更偏遠的邊疆，就該向叢林社會退化嗎？真不敢想像。城市化的建設，是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但城市的功勛建設者——農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們受到戶籍制度限制只能跟自己下一代骨肉分離，因為學校的教育只提供給有城市戶口的孩子們。難道不該是哪兒有孩子，哪兒就有教育嗎？抗戰八年，學生們一邊躲敵機轟炸一邊上課，一邊忍飢挨餓，一邊學習，難道和平年代的孩子們因為沒有城市戶口，就連做學生也沒資格？ 其實我當年也是個留守兒童。父親在文革期間被關進牛棚，母親被下放在另一個城市的工廠，我是外婆外公養大的。所幸外婆家規嚴明，極具常識，禮數周到，最重要的是，她認為善良是為人的最高美德。雖然她不富有，但只要能接濟更困窘的鄰居或上門的逃荒者，她從不吝惜。外婆不識字，不能教我讀書，卻以身教給我做了做人的範本。可惜那樣的老輩人已經早已消失，現在的老輩人往往倒地都沒人敢攙扶，那麼就不難想像，當小光被殺之後，他的長輩寒夜詢問那個小首犯家長時，如何遭遇那兩個多小時的閉門羹。 從邯鄲大案發生，我們看到基本處於野蠻生長的留守兒童們的未來多麼叵測，他們對於中國社會的未來作用是多麼叵測。難道我們沒人會略帶不祥感思忖，他們將是建設力量，還是破壞力量？他們將來對於成年人社會，是回饋，還是報復？
中國的改革開放方針會發生變化嗎？其實，已經變了，其標誌就是今年三月全國人代會期間，會議結束時慣常的總理記者問答會被取消。這件事發生後，世界各國媒體基本上都是從兩會報道的角度去觀察分析的；然而，從中美冷戰的戰略關係來理解，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為，中共在對美冷戰中已經拉下了「鐵幕」。 一、當年趙紫陽打破領導人不接觸記者的慣例 中共安排總書記和總理與記者見面或答記者問，始於趙紫陽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提法。這一新說法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1986年提出來的政治改革口號有一點相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口號是「政治開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譯意為openness），這個口號意味著，鬆動共產黨傳統的「鐵板一塊」式統治。 1987年鄧小平指定趙紫陽從總理改任總書記，十三大通過的趙紫陽對大會的報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中共的國家體制和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所謂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顧名思義，全國人大的地位高於國務院，國務院受全國人大監督。而在現實政治中，全國人大這個憲法上寫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上面還有一個憲法上沒寫的「國家更高權力機關」，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一樣，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揮之下，分工負責，各管一攤；而且，全國人大對國務院工作的監督，只不過是「演戲」而已。 那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在中南海的南區和北區辦公，全國人大在人民大會堂南樓辦公。中南海與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這幾個地方，平常是完全對外封閉的，連電話系統也是專用的（即39局，電話號碼開頭兩位數是39）。 所謂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並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領導機關對外開放參觀。事實上，從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之後，1980年起中南海南區毛澤東文革前的住處豐澤園，早已內部開放供參觀，但參觀票只發給政府機關。豐澤園的西面就是總書記的辦公地點勤政殿，參觀豐澤園的遊客可以走到勤政殿東側小會議室的窗外；遊客們不知道窗內有什麼人，但會議室里開會的人，可以聽到窗外遊客們清晰的聊天聲。 趙紫陽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實際上是指政治意義上的總書記、總理與中外記者接觸，為的是借中外媒體記者的報道，讓讀者對中共黨政領導人有一個初步的了解。這個措施打破了此前記者無法直接接觸中共黨政領導人的慣例。 二、總理記者會的由來 作為中共中央這個領導機關活動開放的舉措，十三大閉幕當天，趙紫陽作為新任總書記，首度帶著政治局常委與各國記者見了面；他在記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國記者的好評。此後，新任總書記與記者的見面會就成了慣例。而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這兩個領導機關便也要有所安排，以顯示其「活動開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會結束時，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召開了新任總理李鵬的記者問答會，四百多名中外記者參加。 從中共建立政權到1986年，人代會開會期間，從來沒有總理召開記者問答會這樣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之後的幾年裡，因為六四的關係，有四年沒有舉辦；1993年以後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總理記者問答會。中國媒體對這樣的記者會的稱呼是記者招待會，其實並沒有任何招待，故筆者稱其為記者問答會。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強調這是個記者「問答」會，是因為「問答」當中有玄機。 總理記者會並非由總理整場都即興答問，而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雖然收到記者問答會請柬的外國記者很多，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跑龍套」的，不管舉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為記者會主持人「眼拙」，「看不見」這些「龍套」們。真正能開口提問並得到總理答覆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兒」。 國內有媒體為總理記者會的「假戲真演」緩頰稱，「1998年朱鎔基讓一身紅裝的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提問，之後的總理記者見面會，女記者們都會精心打扮，力求『醒目』獲得提問機會」。其實，女記者們無論怎麼打扮，都是瞎耽誤功夫；誰是「角兒」，人大辦公廳新聞局的記者會「劇本」上有「出場順序」，早就寫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吳小莉的「一身紅裝」，也是寫在「劇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劇場表演一樣，總理記者會這「劇場演出」，偶爾也有「小穿幫」。有一次，記者會主持人按照腳本念，第幾排那位穿深色西裝的先生請提問，結果是一個身穿白襯衫的外國記者站起來回應。原來，那天天熱，這位記者把西裝脫掉了；而主持人點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於是，站起來的人所穿衣服跟腳本上寫好的不一樣。如此之「劇場演出」，其中之假，中國記者當然不敢揭穿；外國記者則害怕失去駐京機會，也會十分配合。 很多「跑龍套」的記者認為，中國的總理記者會越辦越開放，會有記者問一些像總理的個人心境之類的問題，然後像溫家寶就引古詩作答，顯得既高雅又輕鬆。其實，那些內容都是腳本里事先寫好的，並非總理出口成章。 三、總理記者會的「劇場演出」 編寫總理記者會的「問答」腳本，始於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乃出於李鵬的需要。他是陳雲、鄧穎超等人提拔起來的技術官僚，在蘇聯接受過電力工程方面的技術教育；然而，李鵬不但完全不懂市場經濟，連計劃經濟的概念和辭彙都不懂。陳雲安排此人擔任總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經濟的特點，這樣就可以讓陳雲的親信、保守派副總理姚依林實掌經濟大權，從而按照陳雲的意圖，捍衛計劃經濟制度。 由於李鵬比較笨，反應慢，他怕記者自由提問時會答不出來或講錯話，所以記者問答會，就變成了事先安排好的總理與記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綵排」，其具體程序是，會前由外交部新聞司選幾家中共官媒記者和外國記者，事先讓記者把問題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修改好記者提問的問題後，再把改過的問題發回給記者；同時，按照這些中央領導機關事先準備好的問題，給總理準備好回答的腳本。 記者問答會召開時，被指定的記者要坐到事先規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顏色的服裝。記者問答會的主持人則按照預先擬定好的提問順序，假裝從許多舉手提問的記者當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個顏色西裝的中國或境外記者提問。被內定安排的那個記者被點到之後，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問題來提問。而總理則按照桌子上放著的答問腳本，假裝即興答問。 李鵬之後的總理們可能覺得，自己不像李鵬那麼笨，不願意完全照稿「演」，有時會即興發言，講幾句腳本上沒寫的話。這樣一來，對外國記者來說，新聞就來了；即興講的話里，可能找得到寫新聞的由頭。面對「鐵桶般封閉」的中共高層，外國記者當然非常看重這樣的機會，因為，總理答問中的即興講話，畢竟是一個了解中共高層政治的難得之「窗口」。 四、「最高權力機關」被下屬指揮 如果說，人代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只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那人代會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劇場演出」了。而全國人大的「劇場演出」過程中，還體現出「權力」的顛倒。 筆者在這裡寫的最高權力機關被顛倒的「權力」，首先是指，少數被上面圈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代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其次，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沒有權力，指揮他們的，實際上是名義上為他們服務的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因此，實際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是掌握在全國人大下屬的辦公機構手裡的。 每年一度，中共會召開所謂的「兩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大會。全國人大有所謂的參政議政任務，全國政協只不過是陪襯，讓政協委員們發表一點不痛不癢的意見，提一點無傷大雅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只開一次全體大會，為期約一到兩周，自然無法經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的常務委員們，每兩個月左右開一次會，真正經常議論國事的，其實是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名義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常務機構是人大常委會；但事實上這兩個機構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會名下的辦公廳，其實才是真正的管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部門。 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廳實際上不是聽命於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的集體意志，而是直接聽命於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過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達人代會或人大常委會按期通過某項法律的指令，國務院分管的業務，從來都是每年人代會時，拿總理工作報告、財政預算決算報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最高檢、最高法的報告來，讓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會和人大常委會並沒有正式的質詢程序。對這些報告，人大代表開會時，名義上是分組審議，但代表們發言中往往都會說，學習了總理工作報告，有哪些體會。所以，人代會開會必然是沉悶的，外國記者找不到新聞。 從本質上講，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像總理的記者問答會一樣，從來都是按照辦公廳事先編好的「腳本」，中規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員」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憲法規定的全國人大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它不僅是中共手裡的「橡皮圖章」，甚至這些代表們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手裡的「橡皮圖章」。因此，外國媒體就算能採訪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委員，也很難獲得什麼有價值的新聞線索。 五、中共拉下「鐵幕」是「刺蝟戰術」 中國每年的人代會，包括總理記者會，既然本來就像一場排練過的「劇場表演」，其實新聞價值不大，那為什麼外國記者還是特別期待呢？因為，總理記者會總算是一個「封閉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開一次。即便外國記者問不出什麼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這「窗口」還會打開；而打開「窗口」本身的象徵意義是，中共或許還不至於取消趙紫陽「提高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說法。儘管從李鵬開始，這個「開放」就變了味兒，記者們唯一的指望，只能是總理們的即興講話。 然而，今年習近平把這個「窗口」關掉了，這個舉動表明，中共要對外取消極為有限的所謂「透明度」，相當於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拉下了隔離中國的「鐵幕」，恢復「鐵板一塊」的共產黨統治。趙紫陽當年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其本意是為了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那這一次習近平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中共面對的時勢變了，中共感覺到「透明度」傷到自己了。 中國面對的局勢之變，起源於中共2020年初點燃的中美冷戰。自此，多年的「韜光養晦」結束了，而張牙舞爪、對外樹敵、破壞國際秩序和東亞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了。這樣，中國的國際關係便日益惡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繼續戴著「熊貓」面具了。 而美國作為中美冷戰中被中共瞄準的假想敵，不得不開始加緊備戰，同時不斷升級對中國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軍用裝備的高科技能力；美國還在進一步防堵中共繼續盜竊美國的各項技術的明裡暗裡的花招，防範中共的黑客對美國民用供水、供電系統的入侵。 中共領導人、中國軍方以及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美國的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謂的「冷戰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蘇冷戰時代的幾十年里積累起來的經驗。對美國來說，重新啟用這套程序，並不複雜；比較難一點的是，如何引導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調整布局，實現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拘束了美國的戰略決策。 從中共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挑釁開始，到中共高調宣布，要佔領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對美髮射洲際核導彈的「深海堡壘」，它自以為得計，是所謂的「東升西降」。其實，這樣的動作，下意識里全都是套用蘇聯當年在蘇美冷戰中玩過的把戲，只是換了個地理空間罷了。 中共顯然對「冷戰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沒想到，點燃冷戰之後，會要面對美國的「冷戰程序」，因此也就毫無準備。一開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層外交官的談判桌上厲言訓話；同時又加快航母艦隊的建設，升高武力對抗的態勢。這是毛澤東當年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當中用過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過時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後再找機會說明。 隨著美國加快「冷戰程序」的實施，中共感覺到了明顯的壓力，於是就本能地採用了國際政治上的「刺蝟戰術」，即「團成一團，以一身刺來防範」，拉下「鐵幕」就是「刺蝟戰術」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鐵幕」的背後 「鐵幕」這個詞是美蘇冷戰時代的歷史名詞；而在亞洲，美蘇冷戰時期對應於鐵幕的名稱是竹幕。所謂的「鐵幕」是一個比喻，它意味著政治上對西方的高度封閉，同時收緊邊境的自由出入，軍事上則與西方展開持續的軍備競賽。鐵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產黨國家民眾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們的腳，蘇聯集團就是這樣來維持統治的。其實，可以講，共產黨國家面對自己點燃的冷戰，它也有「冷戰程序」，那就是拉下「鐵幕」，同時加緊擴軍備戰。因此，冷戰一旦開啟，就不會中止，因為雙方的核威脅始終存在。 二戰後的德國，按照盟軍各國的協議，分別由蘇、美、英、法四國駐軍佔領。當時，蘇聯佔領區建立了共產黨政權，而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則組建了跨佔領區的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於是就形成了東德和西德兩大塊。德國舊都柏林市也分為東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圍被東德所包圍。 本來，這樣的行政劃界並不必然造成東德和西德之間、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隔絕，因為戰後在東西德之間、東西柏林之間，邊界是開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東德的人，因為嚮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東德的技術和文化精英越來越少，象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父親特地從西德搬到東德去住，那是少數。 為了阻止東德人的逃離，蘇聯當年拉下「鐵幕」的第一個動作就是修築柏林牆。東德修築了柏林牆，再把這樣的邊界隔離設施延伸到東西德之間所有的邊界上。但這仍然擋不住東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參觀柏林牆博物館，就可以看到，東德人被柏林牆擋住以後，挖空心思，想了各種辦法外逃，有造氣球載人飛過去，有挖地道鑽過去的，還有從界河的水下潛水游過去的。 就這樣，蘇聯集團和西歐國家的邊界上，出現了鐵絲網、地雷帶和機槍自動射擊帶，崗樓林立。這一切全都建在東德邊界靠內的一側，目的是防止東德人外逃。而西德這一側，則沒有圍牆、關卡，更沒有哨兵或地雷陣。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採訪，並在視頻節目中提供了一些東德邊界和柏林牆的照片。 從此，蘇聯集團的民眾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當局還用電訊干擾西歐的廣播節目，查禁來自西歐的出版物，既封鎖資訊外傳，也防範外部資訊傳入。美蘇冷戰時期，亞洲的共產黨國家與非共產黨國家之間，人員往來和資訊流通也基本上斷絕了。中共雖然保留了一個窗口香港，但民眾除了偷渡，無法進入香港，中國境內也基本上很難獲得外部資訊了。 中共會為了生存而改革開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會拉下鐵幕，隔離內外，以圖存活。因此，改革開放並非不可逆的歷史進程，中共拉下「鐵幕」之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離，越來越對立。面對一個躲在鐵幕背後龜縮著的紅色政權，國際社會了解它的難度會大大增加，但鐵幕內的政權之存活難度也大大增加了。 當年蘇聯的「鐵幕」圍牆最終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放棄了冷戰；另一個原因則純屬偶然，東德共產黨當局一時口誤，開放了柏林牆，馬上東德人就衝到西德去狂歡，東德便垮了，然後其他東歐的紅色政權也垮了。鐵幕救得了共產黨政權一時，卻救不了共產黨政權長久，這就是歷史事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兩會」落幕，期間，習近平在2023年提出的「新質生產力」被列為下年度十大工作任務之首，總理李強則針對國內生產總值、失業率、糧食產量、人均收入等等提出多項願景，一切看似欣欣向榮；但外媒報導，除了「總理記者會被取消」引人遐想，幾乎也都直指了中國就業嚴峻、人口萎縮等核心問題，對中國經濟能否找到出路，不無疑問。此外，經濟指標的分析是一回事，另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偷渡，恐怕也正某種程度反映了中國內部光景。 猶記得去年9月，美方邊境巡邏隊在美墨邊境逮捕偷渡客時，發現其中來自中國者，竟多達4000人，是前一年同期的10倍以上，也是歷來偷渡者國籍比例上升最多的一群，如此暴增的數字很難不引人注意。回溯統計，根據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CBP）資料顯示，光是2023年一年，中國偷渡客就超過3萬人，是過去10年年均（1500人）的20倍，這個數字（無論總量和倍數成長）對任何國家來說，絕對都不尋常。（中國籍偷渡客已成為偷渡美國第四大族群） 不過，就當美國輿論為中國偷渡客激增議論紛紛，同一時間，中國官媒雖也有所報導，卻僅僅聚焦「美墨邊境非法入境日漸失控」，尤其著眼它讓美國聯邦主義和移民安全等國家問題出現嚴重矛盾，更讓美國南部邊境州陷入空前困境。從頭到尾一副事不關己，完全避而不談中國人對這一波波非法移民的「貢獻」。 此外，中國偷渡（美國）不只人數陡升，「模式」也相當驚人，在多個美媒追蹤下，發現不少中國偷渡客先是透過抖音等社群媒體，獲悉「偷渡美國教戰手冊」，又儘管內容（包括指引路線）近乎荒誕，他們卻一個個證明了現實上並非不可能。例如大量中國偷渡客，被教導可先飛往特定免簽證國家（如厄瓜多），然後僱用當地響導，由他帶領大家徒步、涉水穿越叢林，進入美墨邊境，情節根本是在拍電影，他們則必須支付約莫60萬台幣，才有機會通過層層關卡，只是不保證不會被美方巡邏隊逮獲。 於是，這又出現一個詭異的畫面。一方，習近平為即將跨入2024年發表新年談話，信誓旦旦「我們要堅定不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實現經濟行穩致遠。」同一時間，則有成千上萬中國偷渡客正以「拓荒者」姿態，不為中國夢，而是甘於狼狽地前往追尋美國夢。被逮後，他們的出發地遍布中國，家庭條件背景不一，但唯一共同點就是「我在中國要活不下去了。」 然後，去年9月中國偷渡客新聞高峰過去，到了今年1月、2月，情況卻也沒有半點改變，中國人繼續前仆後繼，要不成功達陣，要不登上電視新聞。約莫一年前，經常扮演共產黨傳聲筒的中國媒體人胡錫進還曾高調辯稱那些偷渡客「不代表現代中國人」，今天，看著一批又一批頭戴鴨舌帽，背上背著帳篷，手裡拄著拐杖，一身徒步打扮的中國偷渡客陸續出現在新聞報導中（包括標榜非西方角度的半島電台也跟進），胡錫進顯然無法再多說什麼。連國際移民組織駐巴拿馬代表團團長洛普雷特都公開表示：「這是幾年前沒有的新元素（指大量中國偷渡客）。」（許多中國偷渡客在巴拿馬準備偷渡時就被攔下）。 而中國偷渡客之所以受到注意，卻又不光是出於人數的增加，讓他們更顯「獨特」的是，不像其他國籍，例如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和海地等，若非和美國之間有「地緣」關係，就是國家長期動蕩、貧困，人民討生活不易，此時此刻的中國在習近平口中，不正處於「民族復興」的偉大時刻，那些中國人何以會有如此緊迫感想要離開自己祖國，甚至還用了較之其他國家人民更高難度、更危險、付出代價更高的方式遠走他鄉？ 胡錫進曾經這麼分析，他說：「移民總體上都是從經濟發達水準低的地區向高的地區流動，欠發達國家的生計愈困難，一些人向發達國家偷渡的動機就會愈強烈。」如果他相信自己所說的，那麼現在的問題，就在他認不認為大家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正是他這句話的實踐。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話說2015年1月2日那天，時任中共外交部（排名第一的）部長助理兼該部的禮賓司司長張昆生被該部新聞發言人和官方權威媒體同時證實「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調查」，人民日報客戶端就特別發表評論，突出強調「張昆生不但是今年開年以來被查處的最高級別官員，更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第一個落馬的高級外交官員。」 與此同時，中國境內的各大網路媒體競相開始「深扒」張昆生的過往和家庭。最有看點的當然是他的妻子肖傑比他有名，不但是曾經的世界羽毛球女子單打冠軍，而且當時已經是」中國第一位國家女子羽毛球隊出身的羽毛球運動副教授」。 就在2015年1月2日的當天，網易網體育欄目刊登《肖傑曾教李肇星打球 與央視合辦羽球教學視頻》一文，文章的導語是：「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採訪中曾經談到，自己一直喜歡打羽毛球， 「我水平很差，但我的教練水平很高。」李肇星的教練正是肖傑，他說在美工作期間，肖傑曾教他打過羽毛球。」 文章正文的第一段是：「外交部落馬官員妻子曾是羽球選手，屢獲世界冠軍！這位羽球選手是誰？沒錯，她就是肖傑……。」 《環球人物》是人民日報社的下發刊物，該雜誌曾刊登的《「星爺」的幸福生活》引用了李肇星的自我吹噓內容：「我們聯袂打混雙，在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俱樂部屢戰屢勝，出盡風頭。」 李肇星回憶的是在他擔任中共駐美大使期間的往事，當時的肖傑是隨著擔任駐美大使館一秘的張昆生到的美國，隨後憑已經在首都體育學院完成的體育教育學本科學歷，進入美國馬里蘭大學攻讀教育學碩士。 李肇星出任中共駐美大使的具體時間是1998年3月，此前的職務是外交部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長，而當時的張昆生則是美大司的一秘。 隨李肇星上任駐美使館一秘差不多3年時間，張昆生又跟著把駐美國大使職務交給了楊潔篪的李肇星一起回國。回國後擔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部黨委書記職務的李肇星立刻給張昆生提了一級，任美大司的副司局級參贊。 2003年3月17日，李肇星被宣布接任外交部部長職務，張昆生立刻被安排改任外交部辦公廳參贊，實際是就是繼續充當李肇星的「一秘」。 2007年4月，已經67歲的李肇星被免去外交部長職務，轉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而李肇星離開外交部之前主導的部內重要人事安排之一就是把張昆生再晉陞一級，擔任禮賓司司長。為張昆生成為部長接班人培養對象打好了基礎。 至於這個張昆生當時為何如此被李肇星器重，則要從張昆生的「傳奇經歷」說起。 1958年8月出生的張昆生是校址一直都在重慶的四川外語學院（現名四川外國語大學）的1985屆畢業生。說起來是1981年才以23歲的「高齡」成為大學本科一年級新生。何以至此？ 卻原來，此人早在1977年恢復高考之初，即以雲南省富民縣沙朗村「插隊知青」的身份參加高考，並被錄取進農學院，「但因病未能如願進入高校殿堂。只好在沙朗村繼續放牛」。 日後成為「共和國沒有王笏的侍臣」之後，他對雲南家鄉昆明某報採訪他的記者深情回憶說：「放牛是寂寞枯燥的，但這種環境又正是我刻意追求的，我母親曾送我一台簡易的茶花牌收音機與放牛的生活全程相伴。我就以牛背為課桌，天天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英語教學節目……」 1979年，張昆生的家鄉雲南省昆明市在本省知青中進行招工考試，張昆生的的成績名列全市第一，獲取了進入昆明市公安局一處（政保處）的通行證…..。 張昆生還回憶說：「在鄉下自學的英語派上了用場———到省旅遊局接待處接待外賓。但一接觸實際我才發現自學的那點英語太差了，特別是口語方面。除了再上學深造，沒有別的選擇。1981年，我報考了外語，上線的考生中，我列居第63名。按成績可錄到北京二外，我選擇了川外，理由是為家裡節省一些費用。」 張昆生在這裡提及的昆明市公安局一處與省旅遊局接待處是什麼關係?下篇文章中會有分析和介紹。這裡繼續張昆生本人的回憶內容： 「川外的生活富有挑戰性，許多附中（應該指「川外」自己的附屬中學）學生外語基礎好，開初我在班上名列末位，後來拚命趕超別人，一二年級均是三好生，到了四年級一躍而為全年級的尖子。這時外交部到川外招一名工作人員，我的學習成績面臨最嚴厲的檢驗，結果口試、筆試、面試均順利通過，於是我的生命歷程出現了重大轉變。1985年8月13日，我離別昆明走向陌生的北京，當時因沒有能力坐卧鋪，最後選擇了鑽到硬座下躺了56個小時上北京的最經濟的「卧鋪」。我從此開始了職業外交生涯。」 請注意，張昆生這裡想要重點表達的是，當時外交部在他畢業的「川外」只招收一人。厲害吧？且慢，還有更厲害的呢。 2015年1月2日當天, 隨著中共公開對外宣布張昆生「被查」的消息，包括新華網在內的各大媒體紛紛轉引或者全文轉載了一篇首發於13年前的舊文《張昆生：一個昆明人的外交生涯》一文，文章一開頭就吹噓說：張昆生的成長之路，從昆明近郊富民縣沙朗村逶迤延伸向川外、北大、哈佛、牛津以至中國駐美總領館。自1995年以來，中、美兩巨頭間的交往、爭鋒、對峙與合作等等諸般風雲際會中，總有這位雲南赤子為這影響國際局勢的兩個大國間的重要外交活動默默奉獻著睿智與忠誠。出色的工作業績，曾使他榮膺中央國家機關全國勞模桂冠……。聽他作報告，你會感慨滿腹經綸、儒雅倜儻的外交官，卻原來其文韜武略，也決不輸於政治大家、軍事專才，這讓人聯想起春秋戰國時期那些在笑談間捭闔風雲、折衝尊俎的國家的侍臣、策士和謀將們。掌聲、傾聽和熱烈的提問，表現了當代青年對成功的頂禮膜拜。共和國正是有許許多多像張昆生這樣忠勇智慧的外交「侍臣」，才有今天不斷提高的國際聲譽，他們是國家的功臣。 按照張昆生在這篇文章里被引述的自我介紹，他進入外交部之後的第一個工作崗位居然是「外交信使」，他說「我在信使隊，在全球通訊尚無法與當今相匹比的十多年前，這個機構的工作尤顯重要，是外交部一個機要部門，國家領導和有關部門要了解世界局勢，都需要參考信使隊的調研資訊。外交信使，頻繁地往返於各個國家間，他們需要精通外語，有豐富的外交知識，敏銳的洞察力，較強的分析國際局勢和問題的能力，為了做到這些，國家需要作大投入，我們三個人的信使隊，培養的費用高達53萬美元。不了解真情的人，一定認為這項工作是何等令人羨慕和有趣，而這其中的甘苦和危險性，只有親歷的人才能體驗。長年浪跡天涯，與親人長年分離且不說，還有一定的危險。在我到信使隊之前，已先後有6位隊員殉職。我在信使隊5年，訪問和調研了121個國家和地區，這數字沒有一絲虛誇。」 繼而，這個張昆生在外交部工作年滿5年後，即考入北大，攻讀碩士研究生。這裡特別說明一下，張昆生當時是全日制在校研究生，與習近平的「不脫產」有本質的區別。 張昆生說，3年學習結束獲得碩士學位後，他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導師薛謀洪親自送他到哈佛繼續深造。「得到導師如此垂愛的學生，也許不多。以後是到UC伯克利學院、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學習，最終以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結束了我的學習生涯。」 張昆生本人的這段回憶內容似乎是故意要模糊自己到底是取得的哪家學校的博士學位。其實，他本人應該是取得了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博士學位，在美國幾所學校的經歷都是短期遊學。 不過呢，在美國幾所學校遊學期間，他張昆生被時任中共駐聯合國大使李肇星特別關照。待張昆生最後完成在英國牛津的個把月短期訪問後，已經奉調回國任外交部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長的李肇星立刻召喚張昆生「回部」，從被任命為美大司副處級二秘開始，就一直侍奉在李肇星身邊，先後長達12年時間。 從中共外交部網站上至今還能夠查找到的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張昆生」的簡歷中看，他1998年-2001年的職務是「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一秘」。但他本人對記者把自己這段時間的職務說成是「駐美大使特別助理」。當記者問他「17年的外交生涯，哪一段時間最讓你難忘」時，他回答「駐美任大使特別助理期間」。 他對記者吹噓道：駐美任大使特別助理期間。1997年是我外交生涯中最有意義的一年。這年江主席首次訪美，我參與了27篇演講稿的起草工作。江主席訪美的路線行程，也是我們精心設計的……。在江總書記所到過的三個地方，美國方面均為他鳴放了21響禮炮，享受了最高的禮賓規格，這樣的禮儀是少見的……。 張昆生還回顧說：第二年（1998）6月柯林頓總統訪華，我也參與了整個行程的接待工作……。在中國駐美外交官們有理有節的巧妙斡旋下，使得柯林頓向全世界承諾了他的「三不主張」（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參加任何以主權國家為成員國的任何國際組織），實現了預期的目的，這可說是中美關係的一項重大進展，雙方只要遵守一個中國、三個聯合公報、「三不」，中美關係就會健康發展。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如上內容出自首發於2002年的舊文《張昆生：一個昆明人的外交生涯》，文中記者所說的「17年的外交生涯」，顯然是把他張昆生「脫產」在校讀博的5年時間也算在「外交生涯」之內了。 另外，張昆生隨李肇星赴美任職是1998年的事情，而1997年江澤民訪美時，他張昆生還不是「駐美大使特別助理」。當然，作為美大司一秘，參與江澤民訪美的演講稿起草也好，設計行程也好，絕對是份內的工作。所以他應該是把自己擔任美大司一秘和駐美使館一秘兩段時間內參與過的對中國主要領導人訪問美國的服務工作混到一起回憶了。 他對駐美期間的回憶內容還有：—-1999年4月上中旬，朱總理訪問美國，我作為聯絡官，在那8天8夜裡，朱總理的一舉一動牽引著世界的視線，我回想起來仍是難以忘懷。 —-1999年，我駐南大使館遭遇美國為首的北約的野蠻轟炸，中國駐美國使館為解決炸館事件向美方進行了無數次的艱苦交涉，我們從多方面與美方展開了外交鬥爭，迫使美國五次向中方道歉、在犧牲的中國烈士遺骸運回國時美國降半旗致哀並向傷亡者和駐南使館做出賠償。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簽署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協議，但還需要美國國會通過對華PNTR（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協議才能起作用，於是我們這些駐美外交官們又緊張地開展雙邊活動，推動了這個問題一步步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從如上公開發表的對記者的回憶內容看，這個張昆生真的是挺不謙虛的。一個外交部美大司一秘和駐美使館一秘，把自己擔任這兩個職務期間的中美關係的每一個重大、超重大事件的安排、處理過程和取得的「成果」都貼在自己臉上，不但沒提及真正主持安排設計江澤民那次訪美的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和1998年3月開始接任了外長職務的唐家璇，就連這段時間裡自己是如何在自己頂頭上司李肇星領導下工作也都忽略過去。如此高調地利用媒體吹噓自己，怎麼可能不在外交系統內招致同僚們的詬病？ 張昆生被宣布「正在接受調查」之後，有分析人士認為：在習近平反腐運動中，張昆生是第一位落馬的高層外交官。過去大家公認中國政壇最後一塊凈土的外交部門也落入貪腐的旋渦。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蘇浩為此接受美國之音衛視新聞專訪時說，過去外界總認為，外交系統是比較乾淨，是「沒有腿」的部門，因為在國內沒有下行單位，所以利益輸送和利益關係比起其他部門來說較為簡單，腐敗問題比較少，發生張昆生事件確實令人驚訝。 至於這個張昆生當年的落馬，除了被公開對外宣布的「權色交易」等腐敗罪行，是否也有當時外界所推論和猜疑的「政治原因」？留待我們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回憶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3月18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新數據顯示，中國失業率連續第三個月上升，顯示去年12月份青年失業率略低於15%，與歐盟相近：均為14.9%。不過，中國青年失業率高，與中國近幾年經濟結構轉型直接相關，屬於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所謂「結構性失業」是指由於技術進步或行業衰退而造成的失業，通常較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v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持久，因為失業者需要再職業教育或是遷移才能找到工作。而摩擦性失業涉及人們在工作之間轉換，與經濟周期無關，是人們經常遇到的失業。經濟學家一般不太關注摩擦性失業，但特別擔憂結構性失業，可惜的是，注意到中國青年失業率高的分析者，多半忽視了這是結構性失業。 房地產業蕭條導致數十個上下游產業萎縮 近三年以來，中國正在經歷改革開放以來最劇烈的產業結構變動，從世紀之交就成為中國經濟龍頭產業的房地產業，因市場過度飽和而難以為繼。在繼續投入資金（主要是銀行貸款）維持泡沫與讓泡沫慢慢癟下去另覓經濟發展之途二者之間，習近平咬牙選擇了後者。 但茲事體大，房地產業一直被中國當局及經濟界視為大而不能倒的產業，是從房地產開發投資拉動就業這點來考慮。Wind PDB 產業聚焦曾在2023年1月發表過一篇《透過Wind產業鏈看房地產如何影響國民經濟和就業》，其中列了一個表，顯示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三個行業中（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建築業的就業拉動能力最大。建築業每增加一億元總產出，可拉動各行業就業總計635人，其中直接拉動就業262人。金融業的就業拉動能力第二，金融業每增加一億元總產出，可拉動各行業就業總計511人，其中直接拉動就業270人。房地產業本身就業拉動能力並不大，房地產業每增加一億元總產出，可拉動各行業就業總計351人，其中直接拉動就業212人。按此計算，2020年僅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三個行業，房地產開發投資帶動就業就超過1.15億人，對民生影響巨大。 上述研究還沒有考慮其他幾十個房地產開發上下游產業。擇其大要述之，房地產開發上游主要包括土地（七通一平就涉及數個行業）、金融行業；建築工程（包含各種建築材料的生產與供應）；房地產開發相關服務；房地產開發下游主要包括房地產經營、房地產銷售、房地產輔助服務、裝修產業（涉及多種裝修材料的生產與供給）等，與此同時還有交通運輸產業，每個行業都有不少從業人員。 與房地產業相關的兩大產業 房地產、建築業與金融業在中國是共存共榮的關係，房地產衰落，自然會影響到這兩大產業。但細讀之下，除了房地產業衰落的影響之外，還有這兩大行業因技術進步對人力資本有更新要求的因素。 以銀行業為例，2016年之前，銀行業曾是白領嚮往的金飯碗行業，但2016年開始，先是遭遇智能化取代人力，僅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四大行就裁員約2.5萬人；以後每年都有銀行業裁員消息傳出，成了常態。2023年9月30日，中國國內第一財經根據Wind數據統計，稱降薪、裁員成為2023年上半年上市銀行財報透露出的兩個關鍵詞。42家上市銀行的員工總數雖然突破了250萬人大關，但同比增幅僅為1%。中工建農這四大銀行還在裁員，其中，工商銀行一年之內少了9000餘人。據該報道透露的數據，從專業構成來看，招商銀行招聘得最多的依舊是零售金融業務的員工，凈增5378人（上一報告期增9460人），此外，運營操作及管理凈增加2172人，而綜合管理類人員則凈減少近千人——熟悉銀行業務的就知道，這些銀行招聘的是能為銀行增加業務的一線員工，以及專業門檻較高的技術型員工，「綜合管理類人員」是屬於萬金油式的管理人員，這類人失業之後再就業相當困難。 中國建築行業正處於技術轉型時期 建築行業是中國的支柱產業。中國判斷支柱產業的標準是增加值佔GDP比重超過5%，根據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2018年以來，建築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始終保持在6.85%以上，2022年甚至接近7%，增速高於國內生產總值2.5個百分點，支柱產業的地位依然穩固。建築行業對中國的經濟影響至大：第一，它的發展帶動著建材、冶金、化工、輕工、機械、石油、煤水電氣、裝飾裝修、智能科技、家電等幾十個行業的發展，直接影響中國的GDP增長和就業狀況。第二，建築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體力勞動者，對教育水平要求較低，一直是中國吸納農村勞動力的重要行業。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6 至2020年，每年從事建築業的新產業工人人數在5000 萬人以上，佔比20%左右。 但是，情況正在起變化。最近幾年，中國建築行業出現一個現象：企業增多，但從業人員反而減少。截至2022年底，全國有施工活動的建築業企業143,621個，同比增長11.55%；從業人數5,184.02萬人，同比下降0.31%；截至2023年6月底，全國有施工活動的建築業企業139740個，同比增長7.9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建築業企業8712個，同比增加926個；與此同時，建築業從業人數4016.41 萬人，同比減少3.79%。簡言之，企業變多了，更多資源向國有企業傾斜，與此同時從業人員反倒減少了——這個行業從業人員的減少是按千萬計數。國內的分析是認為企業養不起那麼多人，國企增多則被認為是建築行業的「國進民退」。 但事情遠比這兩類分析複雜。只有極少數分析指出是因為技術和管理的發展，不需要那麼多人了。從中國現在建築行業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加快智能建造與新型建築工業化協同發展，共有四條主線，分別是：大力發展裝配式建築；打造建築產業互聯網平台；加快建築機器人研發和應用；推廣綠色建造方式。上述這四點，註定中國的建築業從設計到勞動類型與人力配置都將發生巨大變化。這個變化過程中，將形成數量巨多的結構性失業者，因為列入十三五計劃的「推動建築產業現代化」和十四五計劃的「加快智能建造與新型建築工業化協同發展」，主要依靠三大技術支撐：裝配式、產業互聯網平台、建築機器人，這意味著中國建築行業的勞動力類型需求將發生改變，包工頭一般也無力投入建築業新技術改造，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體力勞動者將逐步減少。 也許有人要問：中國每年那麼多大學生畢業，為什麼就不能滿足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這裡牽涉到一國的大學教育專業設置與就業市場需要是否脫節、職業培訓與再就業技能培訓是否適應就業市場的問題，我將另文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三月，中共舉行人大、政協兩會，呈現一系列變化：會期縮短、閉幕式縮短並草草結束；代表和委員默不作聲或照稿宣讀，一字不敢自主；全程充滿對習近平的違心頌揚和尷尬掌聲。會議整體氣氛沉悶而做作，看上去越來越近似北朝鮮模式。 最大的看點在李強身上。習近平不僅取消了總理記者會、終結了總理與中外記者交流的最後平台，還通過修改《國務院組織法》，徹底虛化國務院、徹底架空總理角色。這一切「騷操作」，究竟讓習近平得到了什麼？除了進一步掙得天下罵名，還進一步促進了官員躺平。 兩會後立即發生的燕郊大爆炸，就是一個及時的證明。大爆炸驚天動地，震動京師，也震動海內外，但縱觀中共上下，官員盡都躺平。習近平和李強不僅沒去現場視察，就連表達關切的指示或批示都破例不發。作為主管緊急事務的副總理張國清，不到事發地河北省、而是繞到毗鄰的河南省轉了一圈，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甚至，就連河北省的所謂父母官 — 省委書記和省長都未見出動。 看來，有關天災人禍等災難的應對，已經進入第三階段的演繹。第一階段，從毛周到胡溫時代，遇重大天災人禍，領導人趕赴災難現場視察或慰問；至少總理前往，多代總書記也曾前往。第二階段，習近平上台後，他本人不再現身災難現場，總理李克強依舊前往，但有時呈現受阻而推遲前往的情況，如2021年河南大水。若李克強受阻不能前往，則剩下習李分別下達指示或批示。第三階段，中共二十大之後，不僅身為總書記的習近平不會現身災難現場，名為總理的李強也不再現身災難現場；發展到2024年燕郊大爆炸，總書記和總理不僅謝絕現身災難現場，就連指示或批示都懶得再發了。 看上去，就連這兩人都躺平了。習近平的躺平，因為大權在握、黨內再無派系制衡、政治老人無從監督，樂得自我放鬆休息、逍遙自在；李強的躺平，一則無奈，不敢發揮，生恐落下 「出風頭」、「樹立自己」的嫌疑；二則順勢躺平，反正，國務院已經被掏空、自己已經被架空，無所作為才是他的上上之策。身處暗流洶湧的朝廷，伴君如伴虎；刀光劍影，人身安全第一。 有趣的是，就在兩會剛結束，黨媒《求是》雜誌刊登習近平去年的一次講話，聲稱：「全面從嚴治黨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讓人瞻前顧後、畏首畏尾，搞成暮氣沉沉、無所作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過明方向、立規矩……」捨去前後黨文化的語言包裝，這段話的重點恰恰就在於，習近平總結官場現狀：官員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官場暮氣沉沉、無所作為、一潭死水。等於變相承認，在他的統治下，官員盡都躺平。 或許，習近平囿於認知障礙，他無法明了，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又或許，習近平明明知道，卻絕不會自我反省，假裝以責備的口氣「教導「一眾官員。官員盡都躺平，究竟是習近平心下所要的結果？還是出於他「既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天真幻想？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官員齊齊躺平，都是習近平應得的果報。 試想，何謂「全面從嚴治黨」？前政治局常委張高麗性侵網球冠軍彭帥，鬧出驚天國際醜聞，他被治了嗎？今年兩會上，一名女記者沖向主席台，疑是要找發改委主任鄭柵潔算賬，造成轟動，習近平會治這名習家軍人物嗎？其實，黨內誰都清楚，所謂「全面從嚴治黨」，就是選擇性抓人，搞政治報復，一切以是否站隊習近平為標準。 何謂「定規矩」？習近平本人遵守規矩了嗎？諸如，習親自製訂的「中央八項規定」之五：「要改進警衛工作，堅持有利於聯繫群眾的原則，減少交通管制，一般情況下不得封路、不清場閉館。」又如中共黨章明文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這些，習近平都做到了嗎？還是變本加厲地帶頭違犯？不正己，何以正人？ 官場死氣沉沉，官員集體躺平，上至總理李強、下至村鎮基層幹部，盡在躺平之列，這是習時代的必然，也是習時代的特徵，尤其在二十大之後，更成為習時代的官場氣候。很顯然，面對這一官場新常態，習近平本人也束手無策。因為，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他是始作俑者。況且，最具諷刺的是，他自己也躺平了，以他自我設定的方式。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三月，中國議題發燒。先是稍早發生的金廈漁船事件波濤未平，接著年度政治大戲人大政協兩會登場；三一八太陽花十周年則標誌著兩岸關係重要的分水嶺：隔天，香港特區政府通過了爭議二十年的「二十三條立法」──立法會於十九日三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而進入三月下旬，許多人並沒忘記，一位台灣女婿、傑出的出版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滿州人富察延賀，在中國因涉嫌從事「煽動分裂國家犯罪」活動遭到「刑事強制措施」滿一年，至今中國沒有公布他的現況處境。 三月這些重要事件串聯起來，正映射出這十年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走向獨裁過程中，中國對內對外政策的重要轉向。 經過二○一二年傳聞中驚險的「新四人幫政變」後，二○一四年是上任兩年的習近平開始全盤掌握權力。就在三一八學運爆發的前三天，三月十五日中共宣布，習近平兼任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那時候習近平擁有九個「小組長」頭銜，藉由一個個小組（包括對台政策領導小組）全盤掌握權力。 也就在這時，台灣、香港都起了反中抗爭，三月台灣年輕人高舉太陽花拒絕服貿，九月香港市民撐起黃雨傘要求真普選。當時台灣年輕人發表《堅持，直到島嶼天光》的聲明稱： 讓台灣公民社會，成為兩岸互動之『強而有力的行動者』，提升了我們的戰略視野，將台灣社會的聲音，傳遞給中國社會，也讓世界聽見台灣。經此一役，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台灣公民力量的崛起，對台灣的「收買策略」也將受到牽制。 中南海是否聽到台灣年輕人的聲音？事後證明，隨著權力的鞏固，心懷「民族偉大復興」美夢的習近平並不承認「台灣公民社會是兩岸互動之『強而有力的行動者』」；就像中國在面臨「佔中」普選倡議時，它的回應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否定2016年香港立法會普選的可能，同時國務院發布第一份《香港問題白皮書》，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自信滿滿的習近平要求對「統一」的進程掌握主動、必須「操之在我」，他拒絕承認港、港反抗青年與公民社會具有任何自主性。 習近平對台灣操控兩手策略，軟的一手是利誘台灣年輕人，三一八之後加強吸引台青赴中創業就業，到二○一八年初更大放送三十一項惠台政策，提供赴中台灣人國民待遇，企圖透過融合政策來促統。 對香港也是一樣，透過「大灣區」計畫把香港吸納進中國珠三角，弱化香港經濟自主性。從一個強烈的對比似乎可以證明習近平對港策略是成功的：十年前深圳民眾湧入香港購物、搶光奶粉，被香港本土派斥為蝗蟲驅趕；如今香港人則是成群到深圳大賣場採購、渡周末，甚至平常奶茶都叫深圳外賣員送到港鐵延線車站面交。港中融合在一杯杯奶茶里。 而硬的一手是不斷限縮、否定香港與台灣的自主性，從引發全港抗爭的《送中條例》、之後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港區國安法》，到最新完成的「二十一條立法」，都是在否定「兩制」、獨尊「一國」。 中國對於台灣的經濟統戰未獲太大成功，因為中美貿易戰火點燃，經濟脫鉤、全球供應鏈重組，加速台灣整合進入「非紅供應鏈」。最新一個例子是美國眾議院通過對TikTok禁令後，台灣也跟進，一樣把抖音視為外敵對勢力實質控制的「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 近四年來台灣民眾對習近平「硬的一手」點滴在心頭，不斷增加對台軍演的強度與頻率，反覆藉由機艦越界破壞海峽中線默契，到這次金廈漁船事件中國海警船侵入台灣畫定的金、馬禁限制水域。其目的就在否定台灣是個具有領土管轄權的主權國家。 中國近年來對港、台的作為突顯了習近平的的霸權心態──統一的議程「操之在我」、由他設定，港、台只能在他設定的議題上有限度地協商，台灣空間還大一點，香港根本已沒討價本錢。 最橫霸的是中國法律的長臂管轄特性──中國的《國安法》、《反分裂法》、《港版國安法》，不只規範你在中國境內的行為，連在海外主張港獨、台獨，都算是觸法，它就可以辦你。所以台灣社運人士李明哲透過網路串連中國民運工作者、傳布民主人權理念而被中國以「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罪名判刑五年。李明哲出獄後受訪說： 我判決書中沒有任何一項我實際在中國社會做了什麼事情，全部都是我在網路上的言論，我雖然微信、QQ是中國的社交軟體，但是我是在台灣發表這些的言論，那你中國把所有世界上使用QQ跟微信人都當作中國人來管理，我覺得第一個是笑話，然後那你把網路的言論，甚至把網路聊天群當作一個正式組織，說我們組織嚴密分工明確，說我們意圖顛覆中國政府，我覺得是第二個笑話。 台灣籍的李明哲被中國判有罪，至於中國籍的富察延賀能逃過劫數嗎？至今，除了國台辦宣布他因涉嫌從事「煽動分裂國家犯罪」活動被中國「刑事強制措施」之外，中國完全未對外透露相關案情，也無正式起訴、審判的消息，外界不能確知他踩到中國哪一條紅線。 刑事強制措施是指中國警察、檢方或法院可以對嫌疑人或被告的人身自由進行限制或剝奪。依中國《刑事訴訟法》，強制措施依程度高低可分「拘傳」、「取保候審」、「監視 住 居」、「拘 留」、「 逮 捕 」五種。而拘傳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取保候審的期限總和不得超過十二個月、監視居住的限制人身自由為六個月、拘留的期限一般為十四天，最長可達三十七天。這五種強制措施除逮捕須由檢方批准，其餘都是警方可以決定和執行的。 到底富察延賀現在處於哪一種強制措施下？中國沒有也無義務對外說明。而根據《辦理刑案程序規定》計算，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七個月，不過有但書：「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應當自發現之日起5日內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後，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這條讓檢方得以不斷增長嫌疑人羈押時間。 中國法律的長臂管轄可以用「台獨頑固份子」對台灣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兩度發布制裁令；也可以用李明哲在中國大陸之外的言行定他的罪。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談論富察的案例時說，這是個涉嫌煽動違反國家安全事件，和制度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尊重台灣的社會制度，台灣同胞也應該尊重大陸的社會制度。」事實上，中國的長臂管轄根本就不尊重其他國家的社會制度與法律。 除了港台人士可能誤踩中國國安紅線，愈來愈多在中國其他國籍人士也觸法。二○一八年「華為公主」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後，中國報復性地以間諜罪名抓兩個加拿大人康明凱（ 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 Michael Spavor），並指控他們是間諜。二○二○年，澳洲公民成蕾被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被關三年後才釋放回澳洲。 去年底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獲選為金石堂年度出版風雲人物，受獎時他提到同行、也是2019年獲獎者富察延賀：「富察的遭遇對我來說，其實造一個很大的壓力跟創傷，因為他坐實了我的恐懼，這個恐懼是真的。」允晨也出了不少可能在中國眼中被定性為「煽動顛覆」的書。 不只富察延賀、不只廖志峰會恐懼，也不只在中國經商、採訪的外國人擔心自己誤踩紅線，連做中國研究的外國學者都對赴中國做田野感到不安。 荷蘭萊頓大學的中研究學者彭軻（Frank Pieke）中文流利，過去三十多年來，過上千次中文訪談。不過近年來他不進中國也不講中文，他擔心一旦中歐關係惡化，自己會成為待罪羔羊，他告訴《端傳媒》： 「只要他們還在隨便把人們放進監獄，我就不想再去。」 回顧過去十年，習近平愈來愈集權，中國的國家機器也愈讓人恐懼。過去許多人自信地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是條不歸路，就像普羅米修斯的火種散播出去收不回。但這種信心愈見動搖──十年來習近平帝國的鐵幕又降下，囚禁了富察、也嚇走外國人。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兩會」數天前散場，有關外交部長換人的傳聞落空。被認為是新外交部長熱門人選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下簡稱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在「兩會」前外事活動頻頻，但自3月7日起突然消失於公眾視野（他並非現屆全國人大代表）。而70歲的王毅還在以外交部長身份全世界跑，近日訪問紐西蘭和澳洲。 這兩人的反差，背後有何內情？或許是劉建超早前太過張揚，習擔心他是另一個秦剛，還得讓老家臣王毅繼續陪跑；但更有可能是涉及外交派系內鬥，比如某派人馬向最高層爆了劉建超的黑料，讓習不得不反覆掂量。 在秦剛之前突然從外長職位上跌落馬之後，中共外交內鬥動向引人關注。在外界看來，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事委辦公室（簡稱外辦）主任、再兼外長的王毅頗為得勢，但其實他可能是不得已的，他身邊有一個沉默大佬，可能對他不利。 中共外交人事面臨大洗牌 外交部長暫時沒換成，但中共外交其它人事近期頻頻異動。 3月14日的官方消息顯示，年初離任中聯部副部長的郭業洲，已任中央外辦副主任。 郭業洲生於1966年2月，江蘇淮安人，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後供職於中聯部，擔任部長助理兼辦公廳主任，後任駐保加利亞大使、中聯部副部長。 3月14日，中共國務院任命陳曉東為外交部副部長。 陳曉東是安徽廬江人，生於1965年12月，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專業。1987年進入外交部工作，此前是駐南非特命全權大使。 此前，2月份，原外交部助理農融，已調任港澳辦副主任。 近期，中共駐外大使可能有一輪洗牌。駐歐盟大使傅聰在上任不到18個月後，傳將赴駐紐約任駐聯合國特使；孫衛東於2022年10月卸任駐印大使並晉陞為外交部副部長後，北京仍未任命駐印度高級外交官，近期中印邊境緊張，駐印大使急需到位「救火」；前駐新加坡大使孫海燕去年夏天晉陞為中聯部副部長，她的繼任者也可能近期公布。 以校劃線的外交派系之爭 中共外事外交系統的核心工作部門，主要是分屬黨政兩條線的三大系統，中央外辦、外交部和中聯部。中央外辦要比外交部地位更高。中聯部負責所謂黨際外交，不過現在這種規矩已打破，比如中聯部部長劉建超早前代理了許多外交部的工作。 需要說明的是，中共外交人事關係複雜，幫派林立，基本上以畢業院校劃界，各派勾心鬥角。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國語大學）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派、北語（北京語言大學）派、上外（上海外國語大學）派、外交學院派、國關（國際關係學院）派、北大（北京大學）派、復旦（復旦大學）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幫主，新任外交部副部長陳曉東也是北二外派，是王毅的馬仔；前外交部長秦剛本來是國關派的大佬；中聯部部長劉建超是北外派的幫主，中央外辦副主任鄧洪波是北外派，新任中央外辦副主任郭業洲也是北外派；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馬朝旭畢業於北京大學；外交部副部長鄧勵是外交學院畢業。 那些非科班出身的，如果不是原來有靠山，就需要靠抱外交系統里有實力的紅二代、紅三代的大腿陞官。2020年1月，中紀委巡視組曾點名外交部存在「選人用人視野不寬」問題，就是指向外交部的這些派系問題。 早前各方爆料皆指王毅和秦剛是死對頭，王毅的北二外派集體舉報秦剛的婚外情，鬧得滿城風雨，導致習近平不得不揮淚斬秦剛。但秦剛的國關派人馬，相信也會收集王毅的問題。而劉建超暫時未能接任外交部長，可能也是因為王毅的阻撓。 外交部最有權勢的人是習近平親戚？ 本文開頭提到王毅身邊還有沉默大佬，說的是在外交部網站上列出的最高官員——外交部黨委書記齊玉，他也是外交部機關黨校校長。 1961年出生的陝西吳起人齊玉，是在2019年1月28日當上外交部黨委書記的，至今已超過六年。 中共外交部的黨委書記，歷來是由熟悉外交的專業幹部出任。而齊玉是政法學院哲學專業，曾在陝西、北京、青海、吉林等地任職，歷任黨刊主編、組織部長，黨委書記、黨建研究所長，不僅毫無外交經驗，其任職地域也全在北方，從未跨越黃河。 齊玉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視為奇怪的人事安排，引起關注的是他與習近平家族的秘密關係。 有知情人披露，齊玉曾是習近平的同父異母兄弟習正寧同事。齊玉1983年7月進入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任調研員。而1984年，習正寧任陝西省委組織部青年幹部處處長。 習正寧1986年任陝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1987年，先後擔任海南省司法廳廳長、海南省政法委書記等職，1998年因心臟病突然去世。 習近平的母親齊心是河北人，而在西安，有齊心的堂弟齊捷。文革中，西安六中畢業的齊捷受習家被整牽連，沒有上大學，在草攤子農埸務農，習近平往返陝北北京時，曾借住堂舅齊捷家。 因為齊玉和習母齊心同姓，齊心家族又在陝西有一支，故此有人猜想，齊玉應該是習近平的親戚。 表面上，中共外交部黨委書記在部內是僅次於部長的第二號人物，但在習近平上台後，外交部更加黨化，強調對黨的忠誠，其實是對習的忠誠。說習近平派了一位親戚來監視外交部，收集裡面亂糟糟的問題線索，這是可能的。如此說來，齊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權勢的人，王毅也必須忌憚他。 王毅被「夾擊」 齊玉或背後插一刀 中共外事外交系統在早些年被查辦的高官不多，只有2015年1月落馬的外交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但自從秦剛出事，外交系統的種種問題就被聚焦。 去年11月，中紀委發文點名外交外事系統有政治風險、廉政風險、管理風險。文章提及的問題，包括落實習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滲透被策反的風險，以外謀私，幹部失管失控，任人唯親、排斥異己。文章又指「少數領導幹部不敢、不願、不善抓管理」，「上級監督虛化」，「主動發現問題能力不足」等等。 這篇文章矛頭直指外事外交事務的大領導王毅，作者卻是中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外辦紀檢監察組組長張際文。 按中共向相關單位派駐紀檢組的規矩，紀檢組是接受上級紀檢和同級黨委「雙重領導」，但以接受上級紀檢領導為主。故此，張際文的真正大領導是習近平心腹、中紀委書記李希，然後張也是王毅的下屬。故此，張際文這樣大膽公開曝光王毅的問題，很罕見。 如果說張際文是習安排在中央外辦的釘子，齊玉就是習安排在外交部的釘子。齊玉的低調、沉默，可能更可怕。 老邁的王毅已連續十年全世界跑，可謂賣力，能夠做到這點確實也不容易，但應是有苦衷的。因為他並非習的嫡系，全憑甘當奴才、出位表忠誠，配合習的「狼外交」政策，換得習的歡心。但伴君如伴虎，王毅的受寵不是永恆的。 王毅得罪了習偏愛的秦剛的國關派，身邊又有兩個「監軍」，在往後的日子裡，如果他在外交內鬥中玩得過火，可能晚節不保。特別是齊玉，說不準在關鍵時間背後插王毅一刀。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傳統文化很講究平等。不認字的老太太都能和你爭論為什麼不平等。他們接受的是戲曲和民間藝術的教化。現在很多人崇拜西方的平等觀，殊不知西方現代法學的鼻祖孟德斯鳩，正是用中國古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論和實踐，摧毀了歐洲封建等級制的法律體系。 當中國共產黨從西方引進了共產主義之後，平等就消失不見了，假裝忘記了。中共還引進了蘇維埃農奴制，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被降低為最下等的農村戶口。他們不但不享受任何福利，而且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 就算進城打工，也是最受剝削的農民工，和城市工人職員們明顯不是一個階級。這種下等階級受歧視的人口，佔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絕大多數，是貨真價實的農奴制賤民。 城裡人對這些沒感覺嗎？沒感覺。當人們自認為高人一等的時候，他們會很享受這種不平等。當文革時他們被下放到農村的時候，他們感到委屈和受苦了。可是那進城打工還被歧視和剝削的農民工們，他們是什麼感覺呢？對他們來說，平等只存在於古代的戲曲之中。 可是對統治者們來說，把人民分而治之是一種手段。挑撥階級和民族之間的歧視和鬥爭，有利於轉移人們怨恨的對象，減輕各級土皇帝們承受的社會壓力。並且用一部分人來壓制另一部分人，也是維穩措施的基礎。 當資本家的財產獲得退賠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似乎承認了財產權。可是農民的土地財產呢？僅僅是承包，財產權還在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手裡。但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市場經濟，私有財產觀念仍然很強，沒有被中共的邪教所消滅。於是出外打工的農民寧可將土地荒廢了，也不能無償交給別人耕種，否則可能會失去他們僅有的財產。 這種土地政策的後果是什麼呢？就是荒廢土地導致糧食減產，無法合理合法兼并土地，阻止了大規模現代化生產的推廣，糧食產量上不去。雖然有很多的農業科技進步，仍然無法養活人民。靠習近平的今天退耕還林，明天退林還耕的拉抽屜式的瞎指揮，解決了問題嗎？ 不要說全球農業的經驗，就是中國自己自古以來的經驗，土地私有化是解決農業問題的基礎。只有用心負責的農民擁有了這塊土地，土地的耕種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如果在領主的遙控下集體耕作也有效，封建制也就不會被取代了。 所以農民的私有土地權利，不僅僅是個財產問題。對全社會來說是農業效率的問題，是解決吃飯問題的不二法門。特別是現代化大農業與合作農業，權屬不清造成的混亂，是各種低效率和不穩定糾紛的原因。 所以對於占人口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人權確實是個基本問題。不僅僅是言論等等自由的問題，財產也是關係到社會生存的大問題。財產權要得到保障，必須依靠法律和執法公平。而法律和執法機構，要依靠政治的支持。靠皇帝把國家當作自己的財產，是一種經常不可靠的保障。只有依靠人民選擇的自己的政府，才有動力為了選民的利益保障法治的公平和公正。 特別是在共產黨的無法無天維持了七十多年的局面下，恢復法制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只能依靠推倒重來，建立由人民選擇的民主政治，才能改變專制體制無法無天的慣性，給全國人民一個滿意的結果。否則每天成千上萬人上訪，也改變不了無法無天專制的本質。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總愛出些個奇葩警句，這可能是當黨支部書記喊口號喊出的毛病。前些日子的奇葩警句是「全過程民主」。民主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種成體系的規矩，和過程有什麼關係呢？不全的過程又和您老有什麼關係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不僅人類社會，就是群居的動物也有一定的規矩。沒有規矩就無法維護群體的秩序等等，就會被自然界淘汰。老猴子懲罰調皮搗蛋的小猴子，不是為了好玩兒，而是群體生存的需要。人類從原始社會以來，群體越來越大，規矩也就越來越複雜。同樣需要用強制力來維持，於是就產生了國家和法律。 兩三個世紀以來流行的一套理想，就是公僕和服務論。可是沒有一個實踐中的國家是服務行業，也沒有一個掌權者是什麼公僕。這一套理想往往是被政治野心家們用來忽悠人民的甜言蜜語，用來掩蓋他們背後的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 既然國家和法律是用來強制維護秩序的機構，那它維護的是什麼呢？像老猴子一樣，是維護集體生存的保障和個體生存的權利。這裡存在兩個標準。你危害了集體生存的保障就要受到懲罰。你危害了個體生存的權利就失去了合法性，應該被推翻。所以，秩序和人權是兩個最主要的基本原則，沒有必須服從某個勢力的四項基本原則。衡量制度好壞的標準，就是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權的前提下，維護了良好的秩序。 而民主制度的設計，第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保障人權，包括人們的財產權。以此來衡量那個維護秩序的政府是否合法。而且每隔幾年合法地推翻一次，使人民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以此制約政府走在正確合法的道路上。 而歷史上和今天存在的暴政之所以被認定為暴政，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以集體安全的名義壓制和減少人權保障，甚至剝奪人民的財產。本來是為了維護人民權利和安全的政府，用其一原則取消了另一個原則，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國家的權力取消了人民的權利。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暴政，都是在這個借口下產生的。人民已經對此產生了麻木。 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從西方引進了極端專制的共產主義體制。把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人權的保障一掃而光，實行蘇俄式的農奴制，剝奪了大多數人民的基本人權。所以在中國進行民主改革或者革命，首先一條的原則，就是建立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包括對財產權的保障。 現代人類的生存環境，已經不是漁獵採集時代了。人們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就是個人的財產。人權的各種自由選項，都建立在財產權的基礎之上。所以保障個人自由必須包括保障個人財產權。中國共產黨剝奪人們的自由，也是從剝奪人們的財產權開始的。雖然他們的共產主義實驗失敗了，從八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了，但卻始終沒有放棄剝奪人民的財產權，拒絕保障包括農民土地權利在內的個人財產。這是他們維護專制統治的最後掙扎。 綜上所述。根據中國共產黨創造的極端專制政體的現實，中國將來改革或者革命創造的民主體制，必須是從特別注重個人權利和財產開始。糾正共產黨給中國社會和人民造成的創傷，樹立人權保障的觀念和習慣，並把這個人權觀落實在法律實踐中。這就是最適合現代中國的民主。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