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Q2經濟放緩 增長低於預期
2026 年 8 月 5 日
清華大學何以成為「三害」之一？ 習近平時代，排外思潮愈演愈烈。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在中國意外地創造了驚人票房，中共當局的本意是通過此片讓中國民眾發現民主自由的台灣原來黑道橫行、犯罪猖獗、邪教肆虐、民不聊生，卻不料被洗腦的小粉紅們受其啟發，自發尋找國內的「三害」。於是，獲得諾獎的作家莫言、最高學府清華大學、飲料大廠農夫山泉成了習近平新時代的新三害。 清華成為「三害」之一，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清華沒有出現在美國制裁的中國大學名單上。 有人在網上撰文說，國家今年對清華北大的財政撥款大幅裁減，總計減少十九億元人民幣，而一批被西方制裁的大學反而增加了。對此，民眾一片叫好。有人認為，中國現在的尖端技術成果，清華、北大占的份額並不多，所以國家有限的財政經費就更多投向西工大、哈工大、北航等真正讓祖國強大的大學。還有人考證說，清華的「出身」和歷史很骯髒：清華是美國用庚子賠款建立的「留美預備學校」，是專門培養親美奴才的學校。更有人羅列出一系列數據來證明清華學生最不愛國：根據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的數據，清華大學本科生出國率為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出國留學的清華畢業生中，又有百分之六十九點七選擇美國作為求學目的地，其中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學成並未歸國服務。單單是美國西岸的矽谷就雲集超過兩萬名清華畢業生！ 對清華最惡毒的攻擊，是網上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清華這個名字是美國起的，日本定的，意思是清空中華或侵略中華，用心險惡，可見美日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就好像義和團暴亂期間，有人造謠說洋人的教堂用嬰孩煉丹一樣，能不讓人拍案而起嗎？這個謠言的威力不亞於一顆原子彈，清華由此被污名化，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其實，當代紅衛兵學識有限，根本不知道清華校名來自於其所在的皇家園林「清華園」，而「清華園」的名字又有兩個典故，一是東晉謝混的《游西池》詩，有「水木湛清華」之句，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聖教序》中有「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之句。 毛代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後來虎頭蛇尾、草草收場。習時代的「除三害」，卻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農夫山泉是紅二代經營的權貴企業，莫言是手抄毛語錄的毛粉，而清華早已被中共打造成「又紅又專」的「第二黨校」。文革時代，清華學生有幾個不是紅衛兵？清華附中的張承志正是紅衛兵這個名詞的發明者。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兩派學生在清華園裡真槍實彈地打了三個多月，史稱「清華百日大武鬥」。據親歷者胡曉平回憶：「此時的清華園裡，工事林立，鐵絲網、沙袋隨處可見。昔日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大學生如今頭上扣著鋼盔，變成了勇猛的鬥士。他們不愧是頂尖理工科大學的學生，在武鬥中，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搞了一個又一個的『發明創造』，以求更狠的打擊對方。不僅自製長矛、槍、炮、手榴彈和燃燒彈，甚至還將學校的推土機改裝成土坦克，像在戰場上那樣，在向對方陣地進攻時坦克在前面開道，掩護手持長矛、土槍的『鬥士們』前進。……清華大學在這場武鬥中十三人死亡，四百多人受傷，三十餘人終生殘疾。」他們還推倒了西洋風格的清華校門。 那些企圖打倒清華的小粉紅，忘記了一個更關鍵的因素：清華最偉大的校友乃是習近平。若要將清華全盤推翻，習近平的清華大學的博士學位豈不成了無根之浮萍？幾年前，一名政協委員提議，將清華大學改名為習近平大學。如果清華校方當時接受這一建議，斷然更改校名，那麼今天就清華不至招致無妄之災。習近平大學就能光榮地被西方國家列入制裁名單了。 清華大學是製造「新階級」的熔爐 習近平不會退還清華大學的假博士學位。當年在清華大學化工系跟習近平是上下鋪同學的陳希，在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任上授予習近平假博士文憑，因而飛黃騰達，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及中央黨校校長。陳希一人橫跨清華幫、黨校幫、福建幫三個核心派系，即便年齡已到、卸下其他職務，習近平仍讓其執掌黨校。由出身「第二黨校」的清華人來執掌黨校，習近平才真正放心。而陳希的繼任者，身兼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長等要職的李干傑也畢業於清華大學。可見，「大清天下北大荒」絕非戲言。 從一九八零年代起，號稱「工程師治國」的中共官僚體系內部，清華畢業生就一枝獨秀、一飛衝天。美國學者安舟（Joel Anareas）在《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清華大學成為培養技術過硬、政治可靠的幹部的最高級機構；而這樣的紅專幹部是新政權所需要的，這個新政權已經寄希望於由技術專家治理中國的未來。清華大學畢業生很快登上了黨和國家層級體制的頂端。 」 安舟在此書中使用的「新階級」概念，來自於南斯拉夫異議知識分子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吉拉斯曾是南共聯盟中央執委、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位高權重。但他卻認為，追求真理、講出真話，比高官厚祿更重要。一旦他發現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革命不過是造就一個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對人民的掠奪和鎮壓比此前的統治階級更殘忍、更無恥，他就不惜被開除出黨、被審判下獄，而堅持說出真相。他兩度入獄，長期被軟禁，遭到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卻沒有屈服和悔過。他一直活到一九九五年，親眼目睹蘇聯及東南歐共產黨國家一一覆滅。從某種意義上說，吉拉斯是最早揭示社會主義國家真相的先驅，也是蘇聯帝國及共產主義陣營最早的掘墓人。 吉拉斯指出，新階級是社會主義的特產，社會主義的源頭是馬克思主義。從落後國家蛻化出來的社會主義，急於推行工業化，於是把工業財產及土地收歸國有，不僅資本家、手工業者，甚至小商人和農民的財產也不能倖免。從此，國家的一切資源都由共產黨官僚掌控。結果，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的，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黨官組成的新階級貪婪而無底線，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不過，它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吉拉斯還寫道：」凡是共產黨所倡導的改變，皆取決於新階級的利益與願望；新階級的一舉一動，或守或攻，或退或進，都帶有增強或挽救其權力的目的。」 吉拉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新階級》，在理論上宣告了社會主義的破產。一九六三年，毛澤東為了批判鐵托主義，允許該書的中譯本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但僅限「內部發行」。此書悄悄流傳民間，成為文革時青年精神覺醒的重要啟蒙讀物。耐人尋味的是，除了一九八一年中央政法委理論室重印過以外，此書在中國一直是不言自明的「禁書」。因為，儘管吉拉斯已故三十多年，但中國共產黨的權貴還在為《新階級》增添新的註解，中國的社會現狀還在為《新階級》提供最典型最鮮明的藍本——他們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幌子，明目張胆地攫取國有財產，形成了一個權貴資本主義的「新階級」。清華號稱其凈資產超過一億人民幣的畢業生人數居全球第一。難怪有人居心叵測地將清華列為「三害」之一，立即引起「低端人口的強烈共鳴。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18 年習近平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將中國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這是對國家制度的顛覆性改變。當然，畢竟現在是21世紀，習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復皇權帝制，而是打著「黨的領導」旗號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為此筆者稱之為一黨專政為基礎的個人獨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共黨奪得政權後，制定的第一部國家憲法——「五四憲法」，搭起中共一黨統治下的共和國制度架構。筆者以為，所謂共和國制，最基本的三點不能缺：選舉制、任期制以及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權力分立並相互制衡的統治模式。儘管「五四」憲法只是一種政治包裝，但為政權合法性所計，毛澤東在世時表面上一直維持著共和國的制度框架。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並在八二憲法中明確規定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都是為了延續中共黨的統治而維護著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憲法」後來經歷過四次修訂。儘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為順應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而修憲，每次修憲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訂都是使中國朝著現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儘管只是小步前行。回頭看，在推動共和國走向現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稱道的是鄧小平/胡耀邦時期「八二憲法」產生過程和胡錦濤作黨總書記時的2004年修憲。 請先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憲的有關規定： 憲法第二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二條明確了修憲的法定權力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修憲的法定權力來自於人民；全國人大是受人民委託開展修憲工作的職權機關。 憲法第六十四條明確了修憲的法定程序：一，明確規定提出修憲議案的法定權力主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二，明確規定審查議案的主體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三，明確規定議案通過的法定表決程序：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同意，議案才算通過。 讓我們回看一下「八二憲法」的產生過程： 據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景宇回憶，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建議。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同意中共提出的修憲建議和憲法修改委員會建議名單（有 103 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持修改憲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交付全民討論，再由憲法修改委員會根據討論意見修改後，提交本屆全國人大審議。 負責主持憲法修改具體工作的，前半段是胡喬木，後半段由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彭真負責，歷時兩年三個月。 《八二憲法》修訂頒布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提出憲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階段全民討論（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階 段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憲法」從修訂到頒布的整個過程，有兩個亮點：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修憲的法定權力機關主持修憲工作；二是全民參與討論修憲歷時 4 個月。 讓我們回顧一下胡錦濤時期的2004年修憲。 2004年修憲不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寫進憲法，不僅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開透明地完成整個修憲過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會議後，中國的學術界、民主黨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憲建議。 2，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全國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現行憲法。 3，用時7個月形成修憲建議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國人大的修憲建議案，決定成立修憲小組進行研究和諮詢工作。當時由各地提出修憲具體意見，在此基礎上形成「修憲建議文本」。中共中央將修憲建議文本發給各地徵求各界意見建議，此為「自下而上、兩下兩上」，前後約 7 個月時間。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將《修憲建議》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5，2003年12月22日將《修憲建議》全文公開，向全社會徵求意見。 6，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草案）》，決定提交全國人大全體代表審議。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批准通過修憲草案。 回顧 2004 年修憲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的亮點是： 一是中共修憲小組收集社會各界意見，「兩下兩上」形成中共向全國人大提交的修憲建議文本； 二是提前 3 個月將《修憲建議》全文向全社會公開； 三是2004 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全體代表審議通過。整個修憲過程前後歷時 1 年。 讓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隱秘、迅速而狡詐地修憲」的： 從根本上說，2018年的修憲是為習近平個人連任鋪平路子而修，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憲法以來的第一回。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所做的中共修憲建議過程說明可以看到，憲法修改全過程都在習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憲過程，有幾個值得關注的違憲違法點： 1，按照憲法規定，主持修憲工作的法定機關應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然而2018年修憲的全部工作都在黨中央領導之下進行。 王晨說：2017 年 9 月 29 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啟動憲法修改工作……為此，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小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 作，由張德江同志任組長，栗戰書、王滬寧同志任副組長，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有關單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參加。」 請注意：全國人大只是其中參與單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憲的權力機關。 王晨在說明中，特彆強調」這次憲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則：一、堅持黨對憲法修改的領導……把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貫穿於憲法修改全過程，確保憲法修改的正確政治方向。」王晨在說明修憲過程中使用的詞語是「根據黨中央對憲法修改的部署」、「受黨中央委 托，中央統戰部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根據黨中央決定，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 「習近平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當面聽取……意見建議」、「根據黨中央安排，張 德江同志主持召開 4 場座談會」、「對每一條意見和建議，黨中央都責成憲法修改小組 作了認真研究和考慮」、「從徵求意見的情況看，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修改憲法的決策部署……」。 2、修憲過程違反「民主、公開」立法的基本原則。 2000 年全國人大通過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 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八二憲法」草案提交全民討論長達四個月；2004 年修憲提前三個月向全社會公布修憲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憲，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都不向全社會提前公開中共修憲建議全文， 不給公眾有討論修憲建議的時間。 3，全國人大自我矮化在國家制度架構中的法定地位。 憲法第5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共黨的修憲建議進行討論，準確地說應是審議。而王晨在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中央修憲建議」的情況時，連續用了三個「一致」來陳述：「一致表示堅決擁護」、「一致贊同黨中央」、「一致認為中央修憲建議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詞表明，全國人大違憲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開臣服於黨權高於國家權力。 4、中共突然詭異發布2018年修憲建議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點55分，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出英文急電，透露中共修憲的建議之一是：刪除憲法第79條中的「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這條規定。這條消息瞬間引發世界和中國輿論洶湧。迫於突發的輿論情勢， 2小時後中共突然詭異公布修憲建議草案全文。那時，離全國人大開會僅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關部門口頭指示國內媒體不得突出報道「取消國家主席任期」，中共黨組織禁止黨員公開發表反對意見。前中國青年雜誌社《冰點》欄目主編緊急呼籲人大代表否決這一修憲建議；中國一位女企業家寫了一封公開信致全國人大代表，公開抗議這一倒行逆施的修憲建議。從此以後，前冰點欄目主編與那位女企業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專人長期駐守在他們家門外監視他們的行動。 5、恐怖高壓陰影籠罩2018年全國人大會議。 2018 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人大代表們始終被恐怖高壓陰影籠罩著，不少人大代表面對記者採訪，或是快步逃離或是官話套話，或是敷衍搪塞。最明顯的暴力威嚇是軍人押送憲法進入全國人大會場，令全世界驚愕不止。當時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殭屍般絲毫不動，全場鴉雀無聲，只有軍人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聲在大會堂里迴響。這一幕100年前曾經發生在前蘇俄克里姆林宮立憲會議會場上，1918年1月初列寧黨的軍隊兵士們用槍尖刺刀把俄國多黨立憲會議代表驅趕出會場。 2964 名全國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壓下的人大會議上充當提線木偶，表演高票通過的醜劇：贊成票 2958，反對票 2，棄權票 3，無效票 1。 敢於表明真實投票意願的人大代表寥寥無幾。這與文革時期中共中央全會表決開除劉少奇出黨，只有中央委員陳少敏一人沒舉手的情況高度相似。 習近平2018年修憲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實質上是從共和國制向帝制倒退，因而這一消息一經透露，猶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輿論海嘯。歷史已經證明，自從辛亥革命以來，結束皇權帝制走向現代共和國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國民眾普遍接受，任何希圖將修憲作為實現個人權欲的工具，將中國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國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凱。儘管後世史學界對袁世凱評價漸趨多元，但都對袁世凱稱帝持負面評論。 習近平 2018 年修憲，2023年連任國家主席且退位無期，在中共黨內與國內外盡失人心。習近平步張勳、袁世凱後塵，其政治信譽早已經破產，也必定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
台積電於2020年5月宣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設廠，2021年11月宣布在日本設廠，但日本廠後發先至，於今年2月24日正式落成，成了台積電海外擴廠的第一家。而幾年前成呼嘯之勢的美國亞利桑那建廠，不僅第一家再度推遲，第二家更是紙上談兵。美國媒體紛紛報導這家全球最大晶片製造商及其在拜登提振美國製造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遭遇挫折，進一步打擊了拜登政府推動在美國本土生產關鍵零部件的計畫，對於合作遲滯的原因，仍然是重複數年以來的老調，如果不是今年3月7日The Hill登載的那篇《DEI廢除了CHIPS法案》（DEI killed the CHIPS Act ），美國朝野連什麼是真正的阻滯原因都不敢面對。 美媒重複嘮叨台積電美國建廠阻滯表層原因 先簡單解釋一下何謂DEI，Diversity-多樣性；equity-公平； inclusion-包容性，縮寫為DEI，這是美國如今新身份政治的核心理論，但不能按照字面簡單理解，以為是針對所有種族與人群的公平包容，而是針對所謂「受害者」曾經的「受迫害」經歷，在政府、軍隊及學術部門甚至企業的升職競爭中甚至司法中優先考慮。概言之，美國左派的新身份政治，是按照受害者理論構建的一個按身份賦權的等級金字塔，誰是最大的受害者，誰就居於頂端，從2020年以來，這個身份金字塔的成員從BLM、穆斯林、女權增加到lgbtqi+，等級處於不斷調整之中，女權現調整至最後。 關於台積電在美國投資不順，美媒翻來覆去說了好多原因，2023年10月，英國《金融時報》綜合各種資訊，發表一篇長文梳理了各種原因之大全，比如台積電赴美國設廠在施工和勞動力方面遭遇「文化上的水土不服」，導致項目受阻；在工程發包方式上，美國和台灣島內的方式明顯不同，引發了許多摩擦；此外，台積電在美國一直難以找到足夠多的熟練工來安裝關鍵的精密設備，還一度從台灣增派了500名專家赴美協助這一階段的工作，這曾引發亞利桑那州工會不滿，指責台積電只想藉此引進廉價外國勞工。媒體因此發揮說：美國工人無法象台積電工人那樣辛苦高強度工作，台積電得考慮一下美國工人的習慣。 最新的消息是《華爾街日報》今年3月18日報導，除了重複此前強調的部分原因，只多了一條：美國官員和分析師稱，台積電強調專案面臨諸多問題並推遲量產時間，可能是一種談判策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擴大其能夠獲得的《晶片法案》資金的份額。 如果不是早於WSJ報導之前的11天，The Hill那篇《DEI廢除了CHIPS法案》，恐怕外界還被媒體蒙在鼓裡，對台積電、英特爾、三星等晶片公司紛紛棄美不明就裡——BTW，這The Hill不是右媒，是左媒，但比《紐約時報》更關注現實，因此，這家媒體刊登這篇文章不是否定DEI的推行，僅僅只是指出在此事上推行DEI影響了專案的成功。 DEI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完全不相容 《DEI廢除了CHIPS法案》的作者是邁特·科勒（Matt Cole），他是 Strive Asset Management （總部位於俄亥俄州）的首席執行官兼首席投資官。他在文章的開頭就指出：儘管拜登政府最近承諾將最終放鬆對390億美元CHIPS法案撥款的資金限制，以鼓勵美國的半導體製造，但不到一周後，英特爾、台積電、三星都推遲了它們在美國各地晶片工廠的建設。原因是什麼？邁特·科勒指出，就是晶片法案硬生生地嵌入了DEI的就業內容，作者指出，DEI是一種痴迷於身份的教條，以「多樣性、公平和包容性」為核心，前一向谷歌按照DEI設計的AI大模型Gemini拒絕將「美國開國元勛」的肖像畫成白人，成了美國著名的鬧劇；但更令人擔憂的是，DEI還感染了為從人工智慧到導彈等一切產品提供動力的晶片供應鏈，危及國家安全。以下是該文談到的幾條：「如何解釋晶片製造商明顯的忘恩負義（指不領政府承諾數億巨額補貼的情）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對CHIPS法案中嵌入的DEI要求感到失望。《CHIPS》和《科學法案》的資金一直停滯不前。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這是因為《CHIPS法案》中充斥著DEI內容（原文稱DEI Pork以表示作者的嘲諷之意），以至於它無法推動」。 企業經營者都知道，人力資本最基本的要求是資質合格，這是保證企業生存與贏利的基本條件，但「《CHIPS》法案包含19個旨在幫助少數群體的條款，其中包括在國家科學基金會設立首席多樣性官，以及優先考慮與所謂的『少數群體服務機構』進行科學合作的條款。名為『機會與包容』的條款指示商務部與少數族裔企業合作，並確保晶片製造商『增加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個人對半導體勞動力的參與』。該部門將此解釋為多元化的許可。其情況說明書聲稱，多樣性『對於加強美國半導體生態系統至關重要』，並補充道，『至關重要的是，這必須包括大量投資，為歷史上服務不足的社區的美國人創造機會』」——簡言之，企業僱傭的勞動力是否合規，不是美國拜登政府考慮的首要問題，讓企業按照DEI原則照顧不合規的少數族裔優先就業是第一要務。 邁特·科勒指出，左派有很多要求，要求晶片製造商提交詳細的計畫，以教育、僱用和培訓大量女性和有色人種，以及「參與正義的個人」（通常是法律上的「前科犯」）。他以亞利桑那州為例，在該州，「《晶片法案》中的DEI專案比實際晶片部分進展得更好。台積電沮喪地發現，由於公平是如此重要，人類最複雜技術的製造商必須依賴來自所有這些代表性不足群體的當地勞動力和學徒」，例如：晶片製造商必須確保僱用大量女性建築工人，儘管美國建築工人中女性的比例不到10%。他們還必須確保尚不存在的女性建築工人和工程師的托兒服務。他們必須取消學位要求並制定「多樣化的招聘名單政策」。對這個勞動配額制度，廠商必須制定計劃，通過「與實地利益相關者密切、持續的協調」來完成這一切。在DEI理念的折磨下，台積電這些世界上最好的晶片製造商（包括英特爾在內）厭倦了成為《晶片法案》政治遊戲中的棋子，只好「悄悄放棄了美國」。他們最後終於明白，政府的補貼只會在這些DEI項目一項項合規之後才一點一點地發放，企業的效率、速度根本不在DEI方案考慮之內。 這些問題只要去找廠商就會了解，但美國媒體不會報導，因為這會觸怒當政的美國民主黨，更何況美國大多數主流媒體就是DEI的鼓吹者與執行者。 台積電在美日兩國建廠的遭遇說明什麼？ 台積電在美國亞歷桑那州的建廠遭遇，實因《CHIPS》法案附帶的僱傭條件完全不符合企業人力資本的要求。台積電在日本熊谷建廠成功的原因，無論是日本還是台灣媒體，都歸功於日本政府幾乎從零開始一路開綠燈，讓中央到地方都以最快效率開始進展作業，比如，日本政府與企業緊密合作、資金補助到位及勞工品質出色，且日本在半導體設備、材料等領域上也具有優勢，環環相扣讓日本廠能夠超車美國廠，提前到位。台灣中時評論乾脆還加上一條，日本的成功模式突顯亞洲在製造業的優勢，歐美國家想要在短時間複製的難度相當高。所有評論未曾想到竟然是拜登政府的DEI政策成了最大的阻滯因素。 半導體工廠製造1塊晶片需要400～600道工序，從材料、設備到代工生產，都建立在全球分工的基礎上。對於廠家來說，必須使用技術熟練的技工，否則就會象郭台銘在印度遇到的情況：產品不合格率大大增高。The Hill這篇文章揭露出來的真相又簡單又殘酷：美國拜登政府強調要強化民主（國家）集團供應鏈，以與中國對抗競爭；但其戮力推行的新身份政治DEI理念卻在拆自己的台：晶片製造技術進步很快，廠商競爭求勝的秘訣就是速度與效率，DEI理念考慮了新身份政治的特權人群眾就業優先與權益保障，獨獨不考慮企業的死活。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行政院長陳建仁說，希望前總統馬英九能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面前，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捍衛自由民主。不過，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回應指稱，陳建仁的言論是台獨主張，違反中華民國憲法。台灣不是國家，台灣屬於中國（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樣的雞同鴨講，在台灣的政治里非常典型。先是共產黨可能高規格地接待某位藍營的政治人物，接著民進黨呼籲要記得台灣主權；藍營政客不甘被攻訐，就指控民進黨在搞台獨。最後，雙方吵成一團，又陷入了到底是「台灣主權獨立」或「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文義之辯，但從頭到尾只是宣示立場，為了吵架而吵架，不是有意義的論辯。 過去幾年來，馬英九走自己的兩岸路，但不僅與台灣主流社會漸行漸遠，就連國民黨當權派也有意無意地切割他。雖然馬英九越來越形單影隻，但他卻持續執拗地自說自說，根本無意於說服不同意見的人。這樣的言論充斥在他此趟中國行的文字推砌里，茲列舉5個答客問如下： 一：馬辦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就是「搞台獨」。 答：在多數台灣人眼裡，中華民國與台灣是交替使用的，有的人喜歡用「台灣」，有的人喜歡用「中華民國」，但無損於我們理解使用者的意思。若主張台灣主權獨立是「台獨」，那認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就是「華獨」。在中共眼裡，「台獨」、「華獨」都是獨，只是「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的差別，除非不再認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否則豈有大哥笑二哥之理。 二：馬辦說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憲法」，要賴清德正視憲法里的「統一前言」。 答：憲法是人民權利義務的保障書，如果有一部憲法要求適用這憲法的人民放棄自己的民主自由與權利，與另外一個獨裁國家合併統一，那憲法也不再是憲法。更何況，中華民國憲法總綱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意味只有中華民國人民能夠決定中華民國的主權歸屬。馬英九將「一中憲法」凌駕於中華民國台灣人民的意志之上，那是用「一中」來掐死憲法，也是用「一中憲法」違背「國民憲法」。 三：馬英九對宋濤說：「在我（總統）任內達成兩岸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 答：既說是「共同」，那馬英九就應該說清楚，到底是「誰在共同」？時至今日，如果連國民黨都未必跟馬英九「同」，那馬英九到底跟誰「同」？此外，習近平認為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追求統一」，國民黨卻宣稱九二共識是「一中共表」，如果彼此定義不同，又要如何共同？同樣地，什麼是「台獨」？如果是依著共產黨的需要與心情隨意伸縮它的定義，這又要如何成為「兩岸共同政治基礎」。 四：馬英九說：「從2008到2016這8年，世界是沒有人認為兩岸會有戰爭，這就是九二共識的最佳體現。」 答：台灣人熱愛和平、追求民主，所以只要共產黨放棄武統台灣，兩岸自然不會有任何戰爭，也得以和平相處。這個問題就這麼簡單，跟九二共識沒有半丁點關係。 五：馬英九對宋濤說：「兩岸有共同歷史、文化、血脈，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 答：很少人反對兩岸曾共同的血脈與文化，但就算有共同的血脈與文化，也無改於兩岸已分隔100多年，共產黨從未統治過台灣一時半刻的基本事實。更何況，用血緣來作為政治訴求，在任何時候都是危險的政治主張，納粹屠殺猶太人就是如此。真正讓21世紀台灣人感到驕傲的是它的民主自由與獨立人格，從來不是什麼兩岸「同氣連枝」的血脈相連。 其實，兩岸問題的癥結很簡單，就是當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已經是8成以上台灣人的最大公約數時，中國共產黨打算怎麼面對中華民國？如果共產黨願意參納兩德或兩韓模式，把中華民國當作另一個主權實體，那兩岸隨時可談；但如果共產黨只想「一個中國」，一心把台灣納其麾下，那就算現在是國民黨執政恐怕也無從談起。不處理這個癥結，卻期待馬英九與習近平一起「扮仙」，說些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要想化解兩岸分歧，無異是痴人說夢。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去年11月三藩市拜習會後，外界認為，中國外交的調子不像過去那樣帶有攻擊性，「戰狼外交」的色彩減弱了，而在中國國內，一直有人呼籲外交當局重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要四面樹敵。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對當局是否真正放棄「戰狼外交」表示懷疑。 習近平上周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人士，其講話主基調和用詞表述承接了拜習會。談到中美關係，他說，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但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只要雙方都把對方視為夥伴，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中美關係就會好起來。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他表示，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我們正在謀劃和實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提供更廣闊發展空間。歡迎美國企業更多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繼續投資中國、深耕中國、贏在中國。這些表態讓外界再次關注中國當局是否已在回歸韜光養晦外交。 在我看來，習近平雖然很少說到韜光養晦這個詞，但事實上早已放棄了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不可能回歸。不過，既然這個問題一段時間來引起了關注和爭議，不妨對此作一番文本考察，以求更好地認識該問題和中國當局的外交行為。 中國「韜光養晦」外交方針，是在蘇聯帝國垮台，世界進入新舊格局交替的「後冷戰」時期，由鄧小平提出的。它的全稱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被稱為「20字外交方針」，其中最重要的是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它讓中國成功應對了「後冷戰」時期出現的各種不確定局面，化解了國際政治風險。 但習近平上台後一直到現在，中國官方發布的外交檔和領導人講話，很少提到這個詞，強調的是外交要「有所作為」、「奮發有為」，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 2013年10月，中國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提出了「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但習近平也強調「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中國後來分別在2014、2018和2023年召開了三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2014年外事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並指出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這種說法此後成為中國外交的正式表述，也成為中國努力推動的外交目標。在此基礎上，2018年外事工作會議強調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2023年外事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要圍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條主線，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進入一個可以更有作為的新階段。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在關於中國外交的論述部分，主題都是促進/堅持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將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作為中共的外交使命。 王毅是中國外交的最高主管官員，在中共十九大一次開放討論時，針對外國記者有關十九大報告是否意味著將放棄韜光養晦的提問，他沒有明確回答該問題，僅表示，韜光養晦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理念，但時代在變化，中國發展環境在改變，韜光養晦的內涵和外延也自然相應地在改變。2020年5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美國CNN記者再次問他，中國外交是否已經放棄了韜光養晦原則，變得更強硬，王毅的回答是，「我們從來不會主動欺凌別人，但同時，中國人是有原則、有骨氣的。對於蓄意的中傷，我們一定會作出有力回擊，堅決捍衛國家的榮譽和民族尊嚴。對於無端的抹黑，我們一定會擺明事實真相，堅決維護公平正義和人類良知。」 王毅的這兩次回答，對中國是否還堅持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看起來有點含糊其辭，但他不明確表態，即可把它理解為中國不再堅持韜光養晦。相對王毅的含蓄，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在今年3月參加中國兩會接受記者採訪時直截了當宣稱，中國不能夠像過去那樣一味的韜光養晦了。 官方學者討論這一問題更早。2012年，就有人建議放棄韜光養晦。時至今日，雖然仍有一些學者主張，韜光養晦依然不能放棄，但更多學者呼籲，中國外交的定位應該從韜光養晦過渡到更多的有所作為和奮發有為。比如清華大學國關學院院長閻學通曾表示：「從韜光養晦變成奮發有為，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大變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質的變化。過去之所以要韜光養晦，是因為我弱你強，我們向國際社會示弱，顯示我們對所有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奮發有為則是要向周邊國家顯示我們的關係是『我強你弱』，這是根本性質上的變化。」 多數學者之所以建議放棄韜光養晦，原因很簡單，中國的實力看起來比10年前強大，就像盧沙野所說，「你現在成為一頭大象了，不可能再躲在樹後面。」此外，中國面臨美國和西方的打壓與圍堵，即使想韜光養晦，也不可能。 可以說，無論從客觀情形還是習近平的主觀目的看，中國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過去，他事實上放棄了鄧、江、胡三代實行的「韜光養晦」外交。但假如人們把韜光養晦理解成一種外交的理念和原則，或許習近平在中國不利的戰略環境下，可能在某個階段會按照該原則來處理外交實務，然而，從他一再強調外交要發揚鬥爭精神看，實際上很難做到這點。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也具體介紹了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話題最近一次被翻炒是以「彭麗媛獨自赴長沙調研結核病防治工作」為由。但事實上彭麗媛的這次活動中共黨媒根本沒有報道，海外所有關注此事的媒體所引述的都是出自中共的衛健委網站的消息。而彭麗媛以防治結核病大使身份出席中國國內的「世界結核病防治日」相關活動，早就是年年必有的例行公事，也都是只被國家衛健委的官網記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等顯然都是因為上級的統一指令而不預報道。有興趣的讀者和聽眾可以進入中共國家衛健委網站，就會找到分別於去年和前年的3月24日那天刊登的《彭麗媛出席2022年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和《彭麗媛在北京出席 2023年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另外，從「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網站上也可查找到《彭麗媛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題活動》一文，說的是（2019年）11月28日下午，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彭麗媛在中國傳媒大學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題活動，並為京津冀高校大學生艾滋病防控宣傳知識挑戰辯論賽獲獎高校代表頒獎。 不過呢，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發表後，經一位讀者提醒說「彭麗媛應該有過『獨自』的下基層經歷」，筆者又到中共國家衛健委網站逐年翻查了一番，發現2018年的「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彭大使確實是「獨自「在湖北武漢出席的。 該網於當年3月24日刊登《彭麗媛出席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一文，內容是「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湖北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2018年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主題宣傳活動24日在湖北武漢舉行。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彭麗媛應邀出席了活動」。陪同出席者也包括「有關國際組織代表」。 該文中還強調了此前一天，即2018年3月23日，彭麗媛還「專程赴湖北鄂州考察了農村結核病防治情況」，行程包括了考察幼兒園、小學，以及到某村衛生室「親切看望慰問結核病康復者」，「並慰問正在開展結核病防治宣傳工作的醫務人員，同前來諮詢的村民等交流結核病防治知識」。 筆者核對了習近平當時那段時間的活動軌跡，當時的他確實也去過湖北，但具體時間是4月24至28日，比此前考察此地的彭麗媛晚到了正好一個月。這證明，習近平上台之後彭麗媛確實有過「獨自下基層」的經歷，但活動內容暫時還只是局限在履行她的「大使」職責方面。 說起來，彭麗媛頭頂這個「大使」的封號已經有23年了。2011年6月4日的中共官媒中新網刊登的「據聯合國網站報道」說：世界衛生組織6月3日任命中國著名歌唱家彭麗媛為「抗擊結核病和艾滋病親善大使」。世衛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當天在日內瓦舉行的任命儀式上指出，任命彭麗媛擔任該組織親善大使將提高國際社會對結核病和艾滋病的關注。 彭麗媛在接受任命時表示，成為世衛組織親善大使是莫大的榮譽，將更加努力工作，履行親善大使的職責，在挽救結核病和艾滋病病人的生命方面為世衛組織做出重要貢獻。 可見當時的彭麗媛是親自趕到日內瓦接受加封的。 請注意，這個時間的彭麗媛還沒有共產黨中國的「國母」身份呢，習近平獲任中共黨魁是2012年11月份的事情，而首次「當選」中共國國家主席則是2013年3月份的事情。 但是，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當時擔任世衛組織總幹事的「香港知名愛國人士」比誰都明白推舉彭麗媛出任一個國際職務意味著什麼。 陳馮富珍這位當年的香港衛生署首位女署長是2006年11月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了，當時即被中共當局高調宣傳為「第一位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中國人，第一個出任聯合國組織最高負責人的中國人」 。 日後的中共當局也確實是把這個陳馮富珍當成「中國人」看待的。把她與其他香港和澳門人區別對待的一個最顯著的標誌是，2019年，中共當局居然安排她入選了「中國海歸70年70人」。「回歸」之後繼續留在當地的香港和澳門地區的知名人士大多都有或長或短的「留洋」背景，但有資格進入這「中國海歸70年70人」的香港籍中國人好像只有陳馮富珍和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 當年推舉彭麗媛出任「大使」後，習近平很快以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身份在人大會堂專門會見了陳馮富珍。「當選」國家主席的當年，習近平再次在人大會堂會見陳馮富珍。2017年，陳馮富珍把世衛組織總幹事交給譚德賽 之後，習近平也很快給她以政治回報，於2018年3月給了她一個全國政協常務委員職務。去年3月，這個陳馮富珍以77歲高齡再次「當選」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成為除了帕巴拉·格列朗傑之外的所有在任政協委員、常委中最年長的一個。 回過頭來接著分析彭麗媛的可能的政治未來。 維基百科對彭麗媛的介紹說他是「當代民族聲樂代表人、中國民族聲樂學派創建者之一」。而已經被眾多人所熟知的就是彭麗媛與習近平第一次見面時，習近平就是靠一上來就問「聲樂分幾種唱法」而獲取了彭麗媛的芳心。中共官媒文章曾煽情地報道說;「彭麗媛後來回憶起這次一見鍾情，說：『當時我心裡一動——這不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嗎？』」 至今仍有外部媒體一提到彭麗媛就說他是解放軍藝術學院少將院長。其實，首先軍藝院長和她的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職務一樣，都已經是過去時，而「少將」也是打引號的。嚴格地說她彭麗媛只是文職幹部二級，待遇上相當於「正規軍」的少將。 而彭麗媛目前仍然在身的衛生方面的職務，除了外界熟知的「結核病和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也還有一個不太為外界所熟知的「中國控煙形象大使」。至於文藝領域的職務，誰都知道她是上屆和本屆全國文聯副主席。而依筆者之見，未來的彭麗媛從這個角度切入，先接班文聯主席，再以此身份被安排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者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可能性確實存在。「專業對口，因才施用」！ 這個話題還要從習近平與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全國文聯主席的鐵凝的「淵源」關係說起。 2021年年12月中，當時還在世的中共大外宣多維新聞網刊登《結識三十年 習近平與這位著名女作家淵緣頗深 》一文，文中說：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一同出席，引發外界高度關注。據了解，全國文聯、中國作協是兩個正部級的「人民團體」，同時由作家鐵凝擔任主席，彭麗媛則是全國文聯副主席。 該大外宣文章透露：文聯主席兼作協主席鐵凝，亦與習近平有緣。鐵凝小習近平四歲，本姓屈，但其真名絕少人知。這位河北出身的女作家，與習一樣，早年也曾下鄉當過知青，十六歲就寫出小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保定地區文聯刊物《花山》當編輯時，去過正定縣，與時任正定縣縣委書記的習近平結識。 後來，一位「知情者」在讀過修訂再版的《中共太子黨》一書後聯絡筆者介紹了「當年的情況」，卻原來當年的習近平在擔任正定縣委副書記、書記期間，一直對才華橫溢，也是「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出身的鐵凝讚賞有加。 習近平日後在其公開回憶文章中，曾經提到過一個叫賈大山的人，官媒的吹捧文章中記載說：1982年3月，習近平到正定縣任職後，登門拜訪的第一個人就是賈大山。當時「賈大山還在縣文化館工作，雖然只是一個業餘作者，但其《取經》已摘取了新時期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桂冠，正是一顆在中國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 而當時正在擔任河北省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編輯的鐵凝正是慕賈大山之名，以約稿的名義到了正定縣。與賈大山見面後，對賈大山口中所說的「新來的愛好文藝的年輕縣委書記，北京來的高幹子弟」深感好奇。於是就有了習近平與鐵凝的第一次見面……。 和日後見到彭麗媛的第一面就問人家「聲樂有幾種唱法」同一個思路，當年習近平第一次見到鐵凝時一開口就問人家的「處女作」是什麼，當鐵凝告訴習近平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是16歲寫的一篇「高中作文」，題目是《會飛的鐮刀》之後，知青話題便自然成了兩人的「共同語言「。 筆者日後採訪到的第二個自稱知曉習近平與鐵凝交往史的「知情人」講的是另外一個故事版本。那就是平時「好附庸個風雅」的習近平到正定縣之初正好遇到了在當地「體驗生活」的時任中國作協分會主席李滿天，此人是後來被彭麗媛出演過的經典歌劇《白毛女》的原創小說《白毛女人》的作者。日後習近平正是通過李滿天居中介紹，專程到當時的河北保定文聯與鐵凝「聊了一次文學」。 鐵凝官至副國級後筆者又聯絡到了當年的這位「知情人」，她不願多說，但卻做了一句總結性的評論：如果不是當年的鐵凝的性格和志向還「太過文藝」，如今的「國母」可能就不是彭麗媛了。 眾所周知，鐵凝在中國政壇的出道並非始於習近平的提攜。她從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已經是黨代表，當時才剛剛三十歲。然後就是出席每一屆全國黨代會，擔任十六、十七兩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十九和二十屆中央委員。現任中共正國級領導人趙樂際與她同齡，而且是從十六大開始進入中央委員會，但他在召開十三、十四、十五大時，都還沒有資格成為黨代表。 另外，鐵凝從1996年開始就先連任了兩屆中國作協副主席。2006年11月開始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2011年11月和2016年12月，再到2021年12月，又一再連任全國作協主席。 在此期間，習近平對他鐵凝的最重要職務安排，首先就是於2016年安排她在全國文聯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全國文聯主席，成為中共政權治下第一個同時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和全國文聯主席的人。2021年12月，鐵凝在連任中國作協主席的同時，也被習近平安排繼續連任全國文聯主席。 早在2018年9月，筆者即已經在本專欄發表過《習主席竟要如此政治犒賞鐵主席》一文，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位鐵主席曾經公開阿諛習主席閱讀過的中外文學名著比她這位國家作協主席還多。而這位鐵主席早已經獲得了習主席的高度欣賞，已經是連續兩屆中央候補委員再加連續兩屆中央委員，而且被內定為下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筆者當時的如此判斷，完全是在「依慣例」，因為首先是鐵凝中國作協主席的前任巴金是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其次是鐵凝的全國文聯主席的前任孫家正原本是文化部長，是轉任全國文聯主席之後才依此職務被安排了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 鐵凝出乎預料地成為副委員長候選人後，筆者也曾一度預測她會接班全國婦聯主席一職，沒成想習近平再次不依慣例出牌，居然安排了一個新任國務院行政女性領導人兼任全國婦聯主席。 不過，無論如何，鐵凝的副國級職務只能擔任一屆。那麼在下屆全國人大之前，首先要換屆的是全國文聯，具體時間是2026年年底 。屆時如果是正好比鐵凝年輕5歲的彭麗媛接班文聯主席一職，那麼到2028年3月應該會被安排接班鐵凝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至少也要被安排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如果屆時的彭麗媛成為接班鐵凝的（唯一的女性）副委員長職務的話，那麼隨之而來的就應該是兼任下屆全國婦聯主席了。想想？由「國母「親任全國婦聯主席，豈不是倍加的「母儀天下」！有誰敢說不合適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筆者從前幾年就觀察到中國經濟脫實向虛，高科技產業的興起將取代房地產業的龍頭地位。美國彭博社於3月25日發表文章，介紹彭博經濟研究的最新結果：中國科技行業或將取代房地產成為新增長動力，並給出了高科技產業在中國GDP中的份額：2023年，與高科技相關的最終需求為2.5萬億美元，約佔GDP的14.3%，略低於房地產推動的需求 20.1%。預計到 2026 年，高科技行業將推動 GDP 需求的近 19%，高於2023年的 14.3%，幾乎與現在的房地產行業持平。 這個推論基本成立，本文將討論的是一個問題：高科技業產業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幾乎可以預判：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會成功，但就業問題卻會更加艱困。 中國的結構性失業：適需人才是可解決的問題 我在《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企的成因：結構性失業》（RFA,，3/24/2024）一文中，談到中國結構性失業的兩大問題，一個是勞動力過剩的量，引述Wind PDB 產業聚焦曾在2023年1月發表的《透過Wind產業鏈看房地產如何影響國民經濟和就業》。該研究顯示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三個行業中（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僅2020年就容納1.15億多人就業；一個是勞動力的質，即人才是否適需，這裡牽涉到一國的大學教育專業設置與就業市場需要是否脫節、職業培訓與再就業技能培訓是否適應就業市場的問題。以下先談經濟結構轉型的適需人才問題，以現階段「新三樣」當中最紅火的電動汽車為例。 2022年5月1日，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發布《汽車產業-電動化-轉型對中國就業影響研究》，該研究報告對中國電動汽車的人才供給與流入進行過詳細測算，在第二章「中國汽車人才培養體系與人才供給現狀」中，詳細分析了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給現狀（見第34頁：2021-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給預測），指出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車輛工程、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是為中國電動汽車供給最多的3個專業；也分析了職業院校相關專業設置與人才供給數量、以及企業繼續教育人才供給現狀。其中兩個最重要的信息是：院校畢業生不能馬上上崗，需要進行相應的崗位培訓；原有燃氣汽車設計人員知識老化，45歲以上的人不少必須轉崗（退出這個行業）。 該報告並未將人才供給數量當成問題，這點我理解。因為中國文科生佔比明顯低於美國和日本，以2021年（最新）數據為例，中國文科類本科畢業生占所有畢業生的52.2%，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數據分別為64%和64.7%。中國文、理科生的相對比值約為1.1:1，平均每100個理科生就對應110個文科生；美國的比值為1:1.78，每100個理科生對應178個文科生；日本為1:1.84，100個理科生對應 184個文科生。「新三樣」的適需人才中，只能從理工科大學生中培養。 基於上述分析可知，中國的問題不在於新增產業後備人才不足，而在新產業部門不能吸納足夠多的勞動力。 電動汽車行業：技能人才需求增多 就業總崗位減少 「新三樣」當中，以電動汽車行業對人才的需求（從數量到素質）最為詳細。 前述中科院報告稱，按照產業環節的特點，中國汽車產業電動化轉型對於汽車行業就業的影響可分別從研發生產、銷售及售後、汽車補能三個環節來進行分析，根據數學模型的定量測算和調研分析，可以將電動化轉型對汽車產業人才就業帶來的問題歸結為三個 Gap（差距）。其中「Gap1就業崗位數量與現有就業人員的規模性差距」指出，統計各環節就業人數的變化，電動化對汽車行業就業的影響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就業總崗位的減少。預計到 2040 年，實際減少的就業數量在 100~200 萬之間，到 2060 年，實際減少的就業崗位數量，在 250~300 萬之間。另外兩個Gap談的與數量關係不大，本文省略。 中科院報告是國家課題，預測一般持樂觀態度。按實際情況估計，現階段中國汽車行業轉型，至少已經減少100萬左右的就業者。 光伏產業：人才儲備充足，新增就業亦多 對光伏產業的新增就業，從國際能源開發署到中國都持樂觀態度，國際能源開發署已經多次發布報告，稱直到2030年，光伏產業都是一個成長型行業，將提供許多新增就業崗位，41%新增就業機會在亞洲。 2022年6月22日，中國光伏行業協會與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聯合發布《中國光伏產業從業人員白皮書（2021-2022年版）》，其中提到，2021年，中國光伏產業在多晶硅料、矽片、電池、組件、逆變器等主產業鏈製造環節，以及下游電站端開發、集成、運維環節的直接從業人員總數約為41萬人。加上綜合間接和派生從業人員，該行業總體從業人數約為246萬人。2022年-2025年，年均新增需求約為22.1萬-38.7萬人（取中位數，四年新增就業總額約為120萬人）。到2025年，全行業人員需求總量預計達到334.2萬-400.8萬人。 與電動汽車行業不同的是，中國在光伏產業方面有極豐富的人才優勢：一是海外光伏產業的大發展，不少海外華人歸國，把光伏領域內各類先進技術帶回中國，推動了中國光伏製造產能的快速擴大；二是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設立不少科技攻關項目，在半導體設備材料領域積累了一批人才，這些人才在光伏領域開枝散葉，成為中國光伏配套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三是從業人員呈現年輕化特徵，30歲以下人員佔比超過半數。 電池產業升級迭代加速，人才缺口較大 電池行業是個新興產業。據世界經濟論壇報道：預計2030年，全球電池價值鏈中的就業崗位將達1000萬個，與當今全球汽車行業的就業崗位處於同一水平（即每生產5-10輛汽車大約有1個工作崗位），這1000萬新增就業崗位中，一半以上將會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電池產業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平均薪酬也高於其他產業，人才短缺是普遍現象。據何向明在《電池產業鏈人才需求趨勢分析》（3/14/2023）中所言，鋰電行業中的國有、民營、外資、合資企業招聘完成率均未達100%，其中外資企業的招聘完成率最高（92%），民營企業招聘完成率不到50%。 《中國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計，2025年中國清潔能源行業（包含光伏、電池產業在內），整體人才需求為120萬人，人才缺口為103萬人。每年數以千計的高校應屆畢業生不能滿足當前鋰電產業鏈的需求，高校正在進行專業調整。 關於中國人口與就業的幾點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人口（包括新生人口）的數量從來不是問題。解決過剩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幾乎是從清朝乾隆中葉開始、歷經民國直到中共統治75年，貫穿350多年歷史的中國大問題。有關於此，我寫過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與不少文章論述。我歷來主張中國政府要放棄計劃生育政策，將生育決策還給家庭，按家庭按本身能力決定生育數量與教育投入，完成全社會從計劃生育到社會節育的轉變。近十幾年的文章，如果涉及人口問題，我都提醒：即使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全盛時期（2001-2019年），中國都存在較高的失業率（城鄉綜合計算，估計在25-30%之間），近期更不樂觀。中國國家統計局曾經公布過一份數據，截止2021年底，中國有2億靈活就業者，其中有1300萬外賣騎手。一篇《七萬碩士生在送外賣產》的網文曾風靡國內互聯網，無論這篇文章的內容真假，這些外賣騎手當中肯定有不少大學畢業生。這是中國教育專業結構性調整問題。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面臨的現實是：容納中低端去技能化勞動力的房地產衰敗，三大主業中的1.15億就業人口中將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失去工作，加上其餘將近50個上下游產業的從業人員，也將有同比例的人失去工作（估計不低於1億），這些應該多數是年齡在30歲以上的人口；作為取代房地產業成為支柱產業的高科技產業的「新三樣」，電動汽車的總體就業機會是減少，其餘兩個是增加，但數量不過百萬餘人。據《中國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計，2025年中國清潔能源行業（包含光伏、電池產業在內），整體人才需求為120萬人，其中還有103萬是特定專業。 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那樣，中國存在許多社會問題，其中一些問題可以通過政治體制轉型（民主化）來解決，比如言論自由等人權範疇的問題。但人口與就業這一問題，並不能通過民主化包括讓中國分裂成無數小政治體得到解決，尤其是分裂成小政治體後，各地會採取就業保護措施，落後的人口大省將面臨更艱難的就業難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4年度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雖已結束，但海內外對這次會議的議論熱度依舊不減。究竟如何看人大會議期間的「反常」之處？筆者以為，這次會議可算是習近平十年動作，再造黨國體制的初步亮相。正因為中國的國家體制發生了重大改變，這才有一連串人們以為的「反常現象」——或許是——今後中國的「新常態」。本文試就此做些粗淺討論。 擴張個人權力，毀壞中共黨「集體領導」制度，破壞國家能力，這是習近平擴權抓權的開始。 1949年中共黨奪得國家政權後，建立起黨高於國大於法的極權國家制度。這個極權國家的經濟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政治是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體制，頂層權力架構是毛澤東為首的黨內「寡頭共治」——重大決策集體討論，毛澤東有最後決定權（這一「寡頭共治」機制的漂亮粉飾就是所謂的「集體領導制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放開了有限的經濟自由，但沒有鬆動過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學勤教授曾經評論說：「毛澤東用來搞文革的體制，鄧小平拿來搞改革。」 改革開放一方面激發出人們巨大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勤勞的中國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間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會財富；另一方面許多官員得以利用權力貪腐暴富，社會貧富差距愈發懸殊。胡錦濤時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攤，俗稱」九龍治水「，各有權力範圍內的利益考量，常委會常常是議而不決，十年未能推進經濟政治體制的深層改革。也就是在那個十年期間，黨內貪腐從官員個體行為到形成既得利益勢力，習近平上台時反腐敗成為體制內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強烈籲求。 習近平上台之初也是習王（岐山）關係蜜月期，面對黨內的普遍貪腐，他們說了兩句話：「病入膏肓已無凈土」，「這麼個破棉花絮一樣的爛攤子怎麼就叫我給趕上了呢？」一反胡錦濤的弱勢領袖風格，習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強勢領導人的形象，強調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建立中央委員會或領導小組，把權力收到自己手裡。 「小組治大國」。早在戰爭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的辦法處理重大問題，習近平只是「照葫蘆畫瓢」罷了。2013年習近平建了1個中央委員會4個中央領導小組，他自任主席和小組長。據報道，2014年中央領導小組至少有18個，2016年時最高規格的中央領導小組有20多個。上台5年後，習近平擁有了多種頭銜，以至於有記者給習近平贈送了一個特有名稱「萬能主席」。 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領導小組與毛、鄧、江、胡時期的中央領導小組/中央委員會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中共黨主席毛澤東不兼任小組長職務，使政府具有相對獨立完整的權力地位，而習近平當主席或小組長，直接攉奪國務院職權。 毛澤東時期的委員會主任或領導小組長，由在黨內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常委或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關負責人擔任。 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前世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未來全國的財經工作，陳雲受命從東北進京負責籌建並擔任中央財經委主任。1949年10月陳雲擔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主任。陳雲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950年10月起正式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其次，與毛、鄧、趙、江、胡時期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的有限決策權不同，習近平具有最高決策權力。 毛澤東時期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是黨內寡頭共治下的工作機構，薄一波曾經回憶過中央財經委向中央彙報工作、毛澤東批示、中央決定的一些情況。1957年10月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明確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 改革開放以後，無論是趙紫陽、還是江澤民擔任中央領導小組組長，都沒有獨自決定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力。一方面是鄧小平等老人還活著，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央常委們對趙紫陽、江澤民都有一定的牽制。胡錦濤本身是弱勢領袖，他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時，中央常委會呈「九龍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單獨做出什麼重大決定。換句話說，黨內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是保障黨內寡頭共治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 習近平當了總書記後，黨內老人政治已不存在，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是中國政治領導體制中的金字塔頂端」，「實際是制定國家重要經濟戰略決策的機構」，具有最高決策權力。這是根本違反黨章和《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的。 中國共產黨1980年頒布的《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明確： 「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之一」。然而2016年習近平時期的新《準則》刪除了這句話，而是寫上「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等語句。這樣的語句，令我想起「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希特勒法西斯論調。特別是在確定習近平的全黨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議」入黨紀後，中共黨對習近平已經沒有了制約力量，習近平已經拋棄並毀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第三，習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組長不僅與從毛澤東到胡錦濤時期有重大差別，而且使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成為強權機關，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職責的能力。 習近平任主任/小組長的中央XX委員會/領導小組，其常設機構是小組辦公室，辦公室主任是與習近平有著密切關係的人，這些人實際操持著中央領導小組的日常事務。比如，王滬寧、魯煒、劉鶴，被公認為習近平身邊的近臣和忠僕。他們借習近平的最高權力之威，既有參與最高層決策的機會，又有監督政府部門執行決策的權力，從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權力結構，並使中央領導小組辦公室具有高於中央政府常設機構的權威性。 筆者曾在「李克強悲劇是數百萬中共官員的宿命」這篇文章里寫到，「習近平以『小組長』身份伸手抓國務院權力，排擠李克強，逐步將他邊緣化」，這是從習與李的關係角度而寫。本文再提習近平建立各類小組並自任小組長，是從改變國家權力架構，直接削弱國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習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權，將李克強總理排擠出核心決策圈子，並把政府部門和工作職權納入某種非正常的個人關係式運作中，這實際上是皇權宦官政治——「內廷架空並擠兌外廷」的現代版。這種非正常的運作，明顯地削弱國務院履行政府行政職責的能力。其後果之一就是：包含著中央政府促進改革發展一攬子計劃在內的李克強總理的施政藍圖變成一紙空文，不僅未能推進發展，甚至連6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之下的貧困現狀都沒能改變。 鑒於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給中共黨自身造成極大危害的教訓，中共黨1980年2月頒布施行的《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曾經特別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用其他形式的組織取代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領導」這句話，在習近平時期頒布的新《準則》中也消失了！ 個人集權是中共黨內的常態。當習近平以深化改革名義擴張個人權力時，儘管議論不一，但是中共黨、中共軍隊包括中國社會，都默認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改變胡錦濤「九龍治水」「軟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規格的統籌決策領導小組和委員會是國家頂層決策機制的重大變化」，」是頂層設計，構建新權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抓權的套路：以加強黨的領導深化改革為名，把國家機器的所有權力資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軍隊）先集中到虛化的」黨中央「手裡，再把黨中央與自己劃等號，從而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關於彭麗媛”參政”的話題近日再度被炒熱，是因為她”在湖南高調現身，被外界認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參政的戲碼，甚至將之比擬為第二個江青”。（參閱自由亞洲電台網站3月28日文章《彭麗媛會成為第二個江青嗎？》）。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對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表示，彭麗媛相比江青之後其他的中國國家主席夫人來說，算是高調了，但目前既沒黨職也沒官職，因此現在就來判斷她是否成為第二個江青為時過早。許多自媒體的可信度很低，雖然這個議題很有意思，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此結論過於「誇張」。 其實，許多「可信度很低」的自媒體（們）的相關評論內容還不僅僅是「誇張」，完全就是不合邏輯。最典型的莫過於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說法。而且自從去年底奇怪三中全會「為什麼不開」的議題開始，就已經有「評論人士」推測是「三中全會仍遙遙無期，彭麗媛竟是爭議點」了。以此為標題的報道中說：「國家主席夫人彭麗媛近年不時陪同習近平出席國際場合……，擔當中國一帶一路『軟性外交』的角色……，令人揣測彭麗媛可能藉此釋出信息，可能在習近平的協助下，由中央候補委員三級跳至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第25名委員。」 該報道文章中還引述了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預測，說是 「現在很難說『三中全會』會不開，只是一般處理『三中全會』是特殊的，一般去年10月或年底便開。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傳習近平想將彭麗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這樣（有這個決定），要經全會的。」 劉銳紹先生是老一輩的香港知名政治評論人士，30多年前曾成為當時唯一被時任北京市長陳希同點名為「動亂菁英」的香港人，多年來以客觀分析中國大陸政治局勢和政壇人物見長，深受筆者敬重。但這也是筆者奇怪銳紹先生怎麼也會認同三中全會因為彭麗媛而「難產」說法的原因。 眾所周知，習近平雖然在中共黨內早已經是「定於一尊」，但他為了當「終身領袖」，也必須是以「修訂」中共《憲法》為先決條件，因為「舊」《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10年）。至於為什麼不需要為此修改《黨章》，那是因為中共政權的所有版本的《黨章》無論新舊，從未有過涉及各級領導人任期的內容。 僅以此為例，就能夠說明，不要說今年內遲早必須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即使是習近平要令彭麗媛趕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時候進政治局的話，就必須從修改黨規、黨法做起。因為彭麗媛目前並不是中央委員。 中共《黨章》明文規定無論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還是「修改黨的章程」等議程，都只能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而「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只能）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簡言之，中央委員會委員也好，候補委員也好，都必須是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選舉」出來的。 中共《黨章》同時也規定：「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職權是：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部分成員……。」 也就是說，如果中共政權確實需要在某兩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間的5年時間裡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的部分成員，那就必須臨時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搞不明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之區別的讀者和聽眾，可以上網腦補一下鄧小平主導的於1985年9月召開的那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主要內容，此前已經在1982年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黨代會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胡錦濤，就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的。而後來先後成為中共正國級領導人的李長春、吳邦國、賀國強、吳官正和劉雲山，則都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 另外，這次會議的人事議程中還有一個重要議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會議同意習仲勛、谷牧、姚依林關於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請求，增選喬石、田紀雲、李鵬、郝建秀、王兆國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此之前，習仲勛可是中央書記處「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中共官媒在習近平成為中共黨魁之後重新修訂的習仲勛簡歷中介紹：「1981年3月，他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回過頭來繼續說習仲勛的兒媳彭麗媛。搞明白了中共黨規中的相關內容，就應該有個常識性的判斷，那就是習近平若計劃讓彭麗媛進政治局，未來的二十一大上和二十一大以後的那屆全國人大上將會如何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分析），而在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實在不好想像習近平會為了讓自己的婆姨儘快進政治局，就先為她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以令她能夠先被「增補」為中央委員。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除了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增補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在某屆某中全會上增補某人或某幾人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情況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期間從未有過，但歷史上發生過數次。不過被增補者已經是中央委員是必要條件。僅僅是中央候補委員當然也不行。比如當年的朱鎔基被鄧小平臨時安排「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後，雖然事實上已經頂替了當時因病不能理政的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姚依林的角色，但就是因為當時的朱鎔基僅僅是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就不能在十四大召開之前安排朱鎔基進入中央政治局，更談不上政治局常委會。當然，當年被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之後至十四屆一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朱鎔基已經是當時的江澤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的當然列席者，但這更證明了黨也要在黨自己的「法律」範圍內行事。 熟悉「文革」史的人士都應該記得當年的「國母」江青早在1966年5月就開始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代理組長，從此大權在握。 但即使就是在那樣一個「砸爛一切舊制度」 的年代裡，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在1969年4月初召開的黨的九大上先安排她江青進入「大會主席團」，繼而按照黨章規定的程序，先讓她在全體大會上「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然後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被選舉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不過呢，在否定了習近平會考慮趕在未來的二十一大召開之前就搶著安排還不是中央委員的彭麗媛進政治局的可能性的同時，當今「國母」彭麗媛和當年的「國母」江青之間，還是有得一比的。 眾所周知，彭麗媛和江青既是同鄉，更是同行。而且都是沒生過兒子的「國母」。 山東諸城歷史名人中家喻戶曉的首推江青，其次是劉羅鍋。名氣比不過這兩人的就不一一例舉了。 山東鄆城的歷史名人中，按照維基百科相關詞條的排序是：宋江、晁蓋、彭麗媛、馬興瑞……。 這其中的馬興瑞的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的地位是否是緣起於彭麗媛的「舉賢不避親」，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所涉及，而自稱自幼崇拜家鄉歷史名人宋江的彭麗媛特別為央視版《水滸傳》演唱的片尾曲《天時地利人和》，很值得一提。歌曲中有「茫茫乾坤方圓幾何，長傳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是誰把英雄的故事一說再說，走馬揚鞭翻山過河，輕生死重大義男兒本色」之類的熱情謳歌內容，但讚美的對象可是宋江等歷史上「反賊」！ 除了同鄉，彭麗媛與江青的另外一個共同點就是同為演藝界出身。當然，公正評價，直到成為「國母」而不再登台獻唱為止，彭麗媛此前的歌星地位確屬一流，而江青」獻身革命」之前的影星地位即使不應被貶低為三流，至多也只能勉強算得上二流。 彭麗媛和江青的第三個共同點就是都沒有為黨和人民共和國的未來生出個兒子。彭麗媛只生一胎，偏偏又不是男丁，當然是因為「領導幹部帶頭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江青當年只生了一胎的原因說法不同，其中之一是：「據江青的好友徐明清回憶，1940年，江青在延安生了李訥後，曾一度再次懷孕。但是，江青認為生孩子傷身體，不願再生孩子了。毛澤東對她的想法，沒有反對。於是，她去延安的中央醫院做了流產手術……」。 當年的毛澤東對江青是否能生兒子不以為意，當然是因為他已經有了一個「太子」毛岸英，而彭麗媛因為黨自己的政策而未能給黨的領袖生下一接班人，實在令人唏噓！ 順便提一句，網路上已經有評論人士在傳播「京城小範圍傳言，習近平可能正在培養他的女婿作為潛在接班人」。而這種說法和習近平（趕在二十一大召開之前）安排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說法屬於同等可笑。 日前多家海外中文媒體都以《將被安排進政治局？彭麗媛獨自赴長沙調研結核病防治工作》為題把個彭麗媛的「政治野心」再度炒熱。其實這個標題中的「獨自赴」三個字明顯有誤導之嫌。 首先，「獨自」二字單拿出來分析，似乎沒錯，因為她彭「大使」（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的「調研」工作確實不是陪同丈夫進行，更不是以下級身份陪同上級進行，而是被兩個副省部級幹部陪同，以大使職務「獨自」進行的。但「獨自赴」三個字連在一起，就令讀者自然會認為這是彭麗媛（離開習近平）「獨自」下基層指導工作去了。而「外媒」們在標題中故意使用了」獨自赴「三個字，目的顯然就是要讓「彭麗媛要進政治局」，或者說彭麗媛要」參政「的分析主題不顯牽強！ 其實，首先是這則新聞並非出自新華社或者人民日報，而是出自中共的衛健委網站。其次，新聞中在具體時間上打了馬虎眼，先把彭麗媛的調研時間說成是「近日」，再說明一句「3月24日是第29個世界防治結核病日」，就容易令讀者認為彭麗媛的考察時間是3月24日。其實，「近日」兩個字已經證明了彭麗媛在長沙的具體時間應該是和丈夫一致的，即中共官媒詳細報道的習近平考察湖南的時間：本月18至21日。 由此推論，有別於過去的江澤民、胡錦濤下基層從不帶夫人，習近平執政十多年來，帶著夫人甚至帶著女兒一同下基層雖然不是每次，但有可能是經常。跟隨習近平到某個基層省會的停留期間，彭麗媛「獨自」進行的無論是因公還是「假公濟私」的「參觀考察」或「調研」應該早已經不是第一次，只是官媒沒有報道而已。當然，官媒報道的也有，比如2015年習近平到陝西考察調研時就帶了妻女，當時的中共官媒特別報道了習近平順道去了「梁家河大學」的所在地，「總書記用陝北方言向鄉親們介紹說：『這是我的婆姨』（陝北方言，意為妻子）。」 總之，這次彭麗媛隨夫考察湖南期間，顯然是因為她這個防治結核病大使正好趕上了幾天後就是「世界防治結核病日「，所以就順便安排了這樣一場在當地並不保密，但官媒顯然也沒有奉命高調宣傳的」調研「活動。 有好事者可以和筆者再核實一下，彭麗媛大使的這次長沙「調研「活動，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並沒有報道。外界引述的都是中共衛建委網站的內容。 這恰恰說明彭麗緩的這場活動並不」高調」。 不過，幾天之後的彭麗媛」獨自「在北京進行的一項外事活動，卻是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特別宣傳了一下。 進到新華社查找《彭麗媛會見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可見內容是「3月28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會見來華參訪的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 筆者在新華網當天的網頁上讀到這則新聞時，同時看到了除了習近平本人，對李強和趙樂際兩個政治局常委的當天活動報道也在主要版面上，而在次主要版面上，王毅等副國級領導人的活動報道內容都是排在彭麗媛之後的。 再看本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頭版內容除了習近平還有趙樂際和李強，二版依慣例沒有領導人活動報道，三版的頭條和三條都是「博鰲亞洲論壇」的相關內容 ，二條是彭麗媛，第四條才是王毅。第五條是人大副委員長肖捷率團外訪……。 再隨便找一條彭麗媛「單獨」活動的報道例證，2022年3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三版上，彭麗媛是第二條，王毅是第四條……。 可見，中共內部早已經有規定，一旦需要被單獨報道的話，那麼彭麗媛的名字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後，所有政治局委員之前。 至於未來的彭麗媛是否會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中共二十一大之後的第十五屆全國人大上被安排一個副國級職務，將是我們本專欄下篇文章所要分析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