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Q2经济放缓 增长低于预期
2026 年 8 月 5 日
清华大学何以成为“三害”之一？ 习近平时代，排外思潮愈演愈烈。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意外地创造了惊人票房，中共当局的本意是通过此片让中国民众发现民主自由的台湾原来黑道横行、犯罪猖獗、邪教肆虐、民不聊生，却不料被洗脑的小粉红们受其启发，自发寻找国内的“三害”。于是，获得诺奖的作家莫言、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饮料大厂农夫山泉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的新三害。 清华成为“三害”之一，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清华没有出现在美国制裁的中国大学名单上。 有人在网上撰文说，国家今年对清华北大的财政拨款大幅裁减，总计减少十九亿元人民币，而一批被西方制裁的大学反而增加了。对此，民众一片叫好。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尖端技术成果，清华、北大占的份额并不多，所以国家有限的财政经费就更多投向西工大、哈工大、北航等真正让祖国强大的大学。还有人考证说，清华的“出身”和历史很肮脏：清华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是专门培养亲美奴才的学校。更有人罗列出一系列数据来证明清华学生最不爱国：根据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数据，清华大学本科生出国率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出国留学的清华毕业生中，又有百分之六十九点七选择美国作为求学目的地，其中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学成并未归国服务。单单是美国西岸的硅谷就云集超过两万名清华毕业生！ 对清华最恶毒的攻击，是网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清华这个名字是美国起的，日本定的，意思是清空中华或侵略中华，用心险恶，可见美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就好像义和团暴乱期间，有人造谣说洋人的教堂用婴孩炼丹一样，能不让人拍案而起吗？这个谣言的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清华由此被污名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其实，当代红卫兵学识有限，根本不知道清华校名来自于其所在的皇家园林“清华园”，而“清华园”的名字又有两个典故，一是东晋谢混的《游西池》诗，有“水木湛清华”之句，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中有“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之句。 毛代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后来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习时代的“除三害”，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农夫山泉是红二代经营的权贵企业，莫言是手抄毛语录的毛粉，而清华早已被中共打造成“又红又专”的“第二党校”。文革时代，清华学生有几个不是红卫兵？清华附中的张承志正是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两派学生在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据亲历者胡晓平回忆：“此时的清华园里，工事林立，铁丝网、沙袋随处可见。昔日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如今头上扣着钢盔，变成了勇猛的斗士。他们不愧是顶尖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在武斗中，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搞了一个又一个的‘发明创造’，以求更狠的打击对方。不仅自制长矛、枪、炮、手榴弹和燃烧弹，甚至还将学校的推土机改装成土坦克，像在战场上那样，在向对方阵地进攻时坦克在前面开道，掩护手持长矛、土枪的‘斗士们’前进。……清华大学在这场武斗中十三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三十余人终生残疾。”他们还推倒了西洋风格的清华校门。 那些企图打倒清华的小粉红，忘记了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清华最伟大的校友乃是习近平。若要将清华全盘推翻，习近平的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岂不成了无根之浮萍？几年前，一名政协委员提议，将清华大学改名为习近平大学。如果清华校方当时接受这一建议，断然更改校名，那么今天就清华不至招致无妄之灾。习近平大学就能光荣地被西方国家列入制裁名单了。 清华大学是制造“新阶级”的熔炉 习近平不会退还清华大学的假博士学位。当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跟习近平是上下铺同学的陈希，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任上授予习近平假博士文凭，因而飞黄腾达，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及中央党校校长。陈希一人横跨清华帮、党校帮、福建帮三个核心派系，即便年龄已到、卸下其他职务，习近平仍让其执掌党校。由出身“第二党校”的清华人来执掌党校，习近平才真正放心。而陈希的继任者，身兼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长等要职的李干杰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可见，“大清天下北大荒”绝非戏言。 从一九八零年代起，号称“工程师治国”的中共官僚体系内部，清华毕业生就一枝独秀、一飞冲天。美国学者安舟（Joel Anareas）在《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清华大学成为培养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干部的最高级机构；而这样的红专干部是新政权所需要的，这个新政权已经寄希望于由技术专家治理中国的未来。清华大学毕业生很快登上了党和国家层级体制的顶端。 ” 安舟在此书中使用的“新阶级”概念，来自于南斯拉夫异议知识分子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曾是南共联盟中央执委、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位高权重。但他却认为，追求真理、讲出真话，比高官厚禄更重要。一旦他发现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造就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对人民的掠夺和镇压比此前的统治阶级更残忍、更无耻，他就不惜被开除出党、被审判下狱，而坚持说出真相。他两度入狱，长期被软禁，遭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却没有屈服和悔过。他一直活到一九九五年，亲眼目睹苏联及东南欧共产党国家一一覆灭。从某种意义上说，吉拉斯是最早揭示社会主义国家真相的先驱，也是苏联帝国及共产主义阵营最早的掘墓人。 吉拉斯指出，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于是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手工业者，甚至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的，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党官组成的新阶级贪婪而无底线，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不过，它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吉拉斯还写道：”凡是共产党所倡导的改变，皆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或退或进，都带有增强或挽救其权力的目的。” 吉拉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新阶级》，在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破产。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为了批判铁托主义，允许该书的中译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但仅限“内部发行”。此书悄悄流传民间，成为文革时青年精神觉醒的重要启蒙读物。耐人寻味的是，除了一九八一年中央政法委理论室重印过以外，此书在中国一直是不言自明的“禁书”。因为，尽管吉拉斯已故三十多年，但中国共产党的权贵还在为《新阶级》增添新的注解，中国的社会现状还在为《新阶级》提供最典型最鲜明的蓝本——他们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幌子，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清华号称其净资产超过一亿人民币的毕业生人数居全球第一。难怪有人居心叵测地将清华列为“三害”之一，立即引起“低端人口的强烈共鸣。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18 年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将中国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这是对国家制度的颠覆性改变。当然，毕竟现在是21世纪，习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复皇权帝制，而是打着“党的领导”旗号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为此笔者称之为一党专政为基础的个人独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共党夺得政权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五四宪法”，搭起中共一党统治下的共和国制度架构。笔者以为，所谓共和国制，最基本的三点不能缺：选举制、任期制以及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的统治模式。尽管“五四”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包装，但为政权合法性所计，毛泽东在世时表面上一直维持着共和国的制度框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在八二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都是为了延续中共党的统治而维护着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宪法”后来经历过四次修订。尽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为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修宪，每次修宪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订都是使中国朝着现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尽管只是小步前行。回头看，在推动共和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胡耀邦时期“八二宪法”产生过程和胡锦涛作党总书记时的2004年修宪。 请先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宪的有关规定： 宪法第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修宪的法定权力来自于人民；全国人大是受人民委托开展修宪工作的职权机关。 宪法第六十四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程序：一，明确规定提出修宪议案的法定权力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明确规定审查议案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三，明确规定议案通过的法定表决程序：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议案才算通过。 让我们回看一下“八二宪法”的产生过程： 据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回忆，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名单（有 103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交付全民讨论，再由宪法修改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交本届全国人大审议。 负责主持宪法修改具体工作的，前半段是胡乔木，后半段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负责，历时两年三个月。 《八二宪法》修订颁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阶段全民讨论（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阶 段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宪法”从修订到颁布的整个过程，有两个亮点：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修宪的法定权力机关主持修宪工作；二是全民参与讨论修宪历时 4 个月。 让我们回顾一下胡锦涛时期的2004年修宪。 2004年修宪不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进宪法，不仅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开透明地完成整个修宪过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会议后，中国的学术界、民主党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宪建议。 2，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 3，用时7个月形成修宪建议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国人大的修宪建议案，决定成立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工作。当时由各地提出修宪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修宪建议文本”。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文本发给各地征求各界意见建议，此为“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前后约 7 个月时间。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5，2003年12月22日将《修宪建议》全文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6，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审议。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通过修宪草案。 回顾 2004 年修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的亮点是： 一是中共修宪小组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两下两上”形成中共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修宪建议文本； 二是提前 3 个月将《修宪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 三是2004 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整个修宪过程前后历时 1 年。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如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修宪”的： 从根本上说，2018年的修宪是为习近平个人连任铺平路子而修，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宪法以来的第一回。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所做的中共修宪建议过程说明可以看到，宪法修改全过程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宪过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违宪违法点： 1，按照宪法规定，主持修宪工作的法定机关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然而2018年修宪的全部工作都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 王晨说：2017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 作，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 请注意：全国人大只是其中参与单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宪的权力机关。 王晨在说明中，特别强调”这次宪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则：一、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王晨在说明修宪过程中使用的词语是“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受党中央委 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意见建议”、“根据党中央安排，张 德江同志主持召开 4 场座谈会”、“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党中央都责成宪法修改小组 作了认真研究和考虑”、“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决策部署……”。 2、修宪过程违反“民主、公开”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 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八二宪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长达四个月；2004 年修宪提前三个月向全社会公布修宪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宪，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向全社会提前公开中共修宪建议全文， 不给公众有讨论修宪建议的时间。 3，全国人大自我矮化在国家制度架构中的法定地位。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共党的修宪建议进行讨论，准确地说应是审议。而王晨在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央修宪建议”的情况时，连续用了三个“一致”来陈述：“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一致赞同党中央”、“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词表明，全国人大违宪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开臣服于党权高于国家权力。 4、中共突然诡异发布2018年修宪建议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英文急电，透露中共修宪的建议之一是：删除宪法第79条中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条规定。这条消息瞬间引发世界和中国舆论汹涌。迫于突发的舆论情势， 2小时后中共突然诡异公布修宪建议草案全文。那时，离全国人大开会仅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关部门口头指示国内媒体不得突出报道“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中共党组织禁止党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前中国青年杂志社《冰点》栏目主编紧急呼吁人大代表否决这一修宪建议；中国一位女企业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致全国人大代表，公开抗议这一倒行逆施的修宪建议。从此以后，前冰点栏目主编与那位女企业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专人长期驻守在他们家门外监视他们的行动。 5、恐怖高压阴影笼罩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 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始终被恐怖高压阴影笼罩着，不少人大代表面对记者采访，或是快步逃离或是官话套话，或是敷衍搪塞。最明显的暴力威吓是军人押送宪法进入全国人大会场，令全世界惊愕不止。当时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僵尸般丝毫不动，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军人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声在大会堂里回响。这一幕100年前曾经发生在前苏俄克里姆林宫立宪会议会场上，1918年1月初列宁党的军队兵士们用枪尖刺刀把俄国多党立宪会议代表驱赶出会场。 2964 名全国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压下的人大会议上充当提线木偶，表演高票通过的丑剧：赞成票 2958，反对票 2，弃权票 3，无效票 1。 敢于表明真实投票意愿的人大代表寥寥无几。这与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人没举手的情况高度相似。 习近平2018年修宪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实质上是从共和国制向帝制倒退，因而这一消息一经透露，犹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舆论海啸。历史已经证明，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结束皇权帝制走向现代共和国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任何希图将修宪作为实现个人权欲的工具，将中国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国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凯。尽管后世史学界对袁世凯评价渐趋多元，但都对袁世凯称帝持负面评论。 习近平 2018 年修宪，2023年连任国家主席且退位无期，在中共党内与国内外尽失人心。习近平步张勋、袁世凯后尘，其政治信誉早已经破产，也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台积电于2020年5月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2021年11月宣布在日本设厂，但日本厂后发先至，于今年2月24日正式落成，成了台积电海外扩厂的第一家。而几年前成呼啸之势的美国亚利桑那建厂，不仅第一家再度推迟，第二家更是纸上谈兵。美国媒体纷纷报导这家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及其在拜登提振美国制造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遭遇挫折，进一步打击了拜登政府推动在美国本土生产关键零部件的计画，对于合作迟滞的原因，仍然是重复数年以来的老调，如果不是今年3月7日The Hill登载的那篇《DEI废除了CHIPS法案》（DEI killed the CHIPS Act ），美国朝野连什么是真正的阻滞原因都不敢面对。 美媒重复唠叨台积电美国建厂阻滞表层原因 先简单解释一下何谓DEI，Diversity-多样性；equity-公平； inclusion-包容性，缩写为DEI，这是美国如今新身份政治的核心理论，但不能按照字面简单理解，以为是针对所有种族与人群的公平包容，而是针对所谓“受害者”曾经的“受迫害”经历，在政府、军队及学术部门甚至企业的升职竞争中甚至司法中优先考虑。概言之，美国左派的新身份政治，是按照受害者理论构建的一个按身份赋权的等级金字塔，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就居于顶端，从2020年以来，这个身份金字塔的成员从BLM、穆斯林、女权增加到lgbtqi+，等级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女权现调整至最后。 关于台积电在美国投资不顺，美媒翻来覆去说了好多原因，2023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综合各种资讯，发表一篇长文梳理了各种原因之大全，比如台积电赴美国设厂在施工和劳动力方面遭遇“文化上的水土不服”，导致项目受阻；在工程发包方式上，美国和台湾岛内的方式明显不同，引发了许多摩擦；此外，台积电在美国一直难以找到足够多的熟练工来安装关键的精密设备，还一度从台湾增派了500名专家赴美协助这一阶段的工作，这曾引发亚利桑那州工会不满，指责台积电只想借此引进廉价外国劳工。媒体因此发挥说：美国工人无法象台积电工人那样辛苦高强度工作，台积电得考虑一下美国工人的习惯。 最新的消息是《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18日报导，除了重复此前强调的部分原因，只多了一条：美国官员和分析师称，台积电强调专案面临诸多问题并推迟量产时间，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其能够获得的《晶片法案》资金的份额。 如果不是早于WSJ报导之前的11天，The Hill那篇《DEI废除了CHIPS法案》，恐怕外界还被媒体蒙在鼓里，对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等晶片公司纷纷弃美不明就里——BTW，这The Hill不是右媒，是左媒，但比《纽约时报》更关注现实，因此，这家媒体刊登这篇文章不是否定DEI的推行，仅仅只是指出在此事上推行DEI影响了专案的成功。 DEI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完全不相容 《DEI废除了CHIPS法案》的作者是迈特·科勒（Matt Cole），他是 Strive Asset Management （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投资官。他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尽管拜登政府最近承诺将最终放松对390亿美元CHIPS法案拨款的资金限制，以鼓励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但不到一周后，英特尔、台积电、三星都推迟了它们在美国各地晶片工厂的建设。原因是什么？迈特·科勒指出，就是晶片法案硬生生地嵌入了DEI的就业内容，作者指出，DEI是一种痴迷于身份的教条，以“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为核心，前一向谷歌按照DEI设计的AI大模型Gemini拒绝将“美国开国元勋”的肖像画成白人，成了美国著名的闹剧；但更令人担忧的是，DEI还感染了为从人工智慧到导弹等一切产品提供动力的晶片供应链，危及国家安全。以下是该文谈到的几条：“如何解释晶片制造商明显的忘恩负义（指不领政府承诺数亿巨额补贴的情）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对CHIPS法案中嵌入的DEI要求感到失望。《CHIPS》和《科学法案》的资金一直停滞不前。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是因为《CHIPS法案》中充斥著DEI内容（原文称DEI Pork以表示作者的嘲讽之意），以至于它无法推动”。 企业经营者都知道，人力资本最基本的要求是资质合格，这是保证企业生存与赢利的基本条件，但“《CHIPS》法案包含19个旨在帮助少数群体的条款，其中包括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首席多样性官，以及优先考虑与所谓的‘少数群体服务机构’进行科学合作的条款。名为‘机会与包容’的条款指示商务部与少数族裔企业合作，并确保晶片制造商‘增加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对半导体劳动力的参与’。该部门将此解释为多元化的许可。其情况说明书声称，多样性‘对于加强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并补充道，‘至关重要的是，这必须包括大量投资，为历史上服务不足的社区的美国人创造机会’”——简言之，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是否合规，不是美国拜登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让企业按照DEI原则照顾不合规的少数族裔优先就业是第一要务。 迈特·科勒指出，左派有很多要求，要求晶片制造商提交详细的计画，以教育、雇用和培训大量女性和有色人种，以及“参与正义的个人”（通常是法律上的“前科犯”）。他以亚利桑那州为例，在该州，“《晶片法案》中的DEI专案比实际晶片部分进展得更好。台积电沮丧地发现，由于公平是如此重要，人类最复杂技术的制造商必须依赖来自所有这些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当地劳动力和学徒”，例如：晶片制造商必须确保雇用大量女性建筑工人，尽管美国建筑工人中女性的比例不到10%。他们还必须确保尚不存在的女性建筑工人和工程师的托儿服务。他们必须取消学位要求并制定“多样化的招聘名单政策”。对这个劳动配额制度，厂商必须制定计划，通过“与实地利益相关者密切、持续的协调”来完成这一切。在DEI理念的折磨下，台积电这些世界上最好的晶片制造商（包括英特尔在内）厌倦了成为《晶片法案》政治游戏中的棋子，只好“悄悄放弃了美国”。他们最后终于明白，政府的补贴只会在这些DEI项目一项项合规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发放，企业的效率、速度根本不在DEI方案考虑之内。 这些问题只要去找厂商就会了解，但美国媒体不会报导，因为这会触怒当政的美国民主党，更何况美国大多数主流媒体就是DEI的鼓吹者与执行者。 台积电在美日两国建厂的遭遇说明什么？ 台积电在美国亚历桑那州的建厂遭遇，实因《CHIPS》法案附带的雇佣条件完全不符合企业人力资本的要求。台积电在日本熊谷建厂成功的原因，无论是日本还是台湾媒体，都归功于日本政府几乎从零开始一路开绿灯，让中央到地方都以最快效率开始进展作业，比如，日本政府与企业紧密合作、资金补助到位及劳工品质出色，且日本在半导体设备、材料等领域上也具有优势，环环相扣让日本厂能够超车美国厂，提前到位。台湾中时评论干脆还加上一条，日本的成功模式突显亚洲在制造业的优势，欧美国家想要在短时间复制的难度相当高。所有评论未曾想到竟然是拜登政府的DEI政策成了最大的阻滞因素。 半导体工厂制造1块晶片需要400～600道工序，从材料、设备到代工生产，都建立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上。对于厂家来说，必须使用技术熟练的技工，否则就会象郭台铭在印度遇到的情况：产品不合格率大大增高。The Hill这篇文章揭露出来的真相又简单又残酷：美国拜登政府强调要强化民主（国家）集团供应链，以与中国对抗竞争；但其戮力推行的新身份政治DEI理念却在拆自己的台：晶片制造技术进步很快，厂商竞争求胜的秘诀就是速度与效率，DEI理念考虑了新身份政治的特权人群众就业优先与权益保障，独独不考虑企业的死活。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行政院长陈建仁说，希望前总统马英九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前，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捍卫自由民主。不过，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回应指称，陈建仁的言论是台独主张，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台湾不是国家，台湾属于中国（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这样的鸡同鸭讲，在台湾的政治里非常典型。先是共产党可能高规格地接待某位蓝营的政治人物，接著民进党呼吁要记得台湾主权；蓝营政客不甘被攻讦，就指控民进党在搞台独。最后，双方吵成一团，又陷入了到底是“台湾主权独立”或“中华民国主权独立”的文义之辩，但从头到尾只是宣示立场，为了吵架而吵架，不是有意义的论辩。 过去几年来，马英九走自己的两岸路，但不仅与台湾主流社会渐行渐远，就连国民党当权派也有意无意地切割他。虽然马英九越来越形单影只，但他却持续执拗地自说自说，根本无意于说服不同意见的人。这样的言论充斥在他此趟中国行的文字推砌里，兹列举5个答客问如下： 一：马办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搞台独”。 答：在多数台湾人眼里，中华民国与台湾是交替使用的，有的人喜欢用“台湾”，有的人喜欢用“中华民国”，但无损于我们理解使用者的意思。若主张台湾主权独立是“台独”，那认为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就是“华独”。在中共眼里，“台独”、“华独”都是独，只是“主要敌人”与“次要敌人”的差别，除非不再认为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否则岂有大哥笑二哥之理。 二：马办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要赖清德正视宪法里的“统一前言”。 答：宪法是人民权利义务的保障书，如果有一部宪法要求适用这宪法的人民放弃自己的民主自由与权利，与另外一个独裁国家合并统一，那宪法也不再是宪法。更何况，中华民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意味只有中华民国人民能够决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归属。马英九将“一中宪法”凌驾于中华民国台湾人民的意志之上，那是用“一中”来掐死宪法，也是用“一中宪法”违背“国民宪法”。 三：马英九对宋涛说：“在我（总统）任内达成两岸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答：既说是“共同”，那马英九就应该说清楚，到底是“谁在共同”？时至今日，如果连国民党都未必跟马英九“同”，那马英九到底跟谁“同”？此外，习近平认为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追求统一”，国民党却宣称九二共识是“一中共表”，如果彼此定义不同，又要如何共同？同样地，什么是“台独”？如果是依著共产党的需要与心情随意伸缩它的定义，这又要如何成为“两岸共同政治基础”。 四：马英九说：“从2008到2016这8年，世界是没有人认为两岸会有战争，这就是九二共识的最佳体现。” 答：台湾人热爱和平、追求民主，所以只要共产党放弃武统台湾，两岸自然不会有任何战争，也得以和平相处。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跟九二共识没有半丁点关系。 五：马英九对宋涛说：“两岸有共同历史、文化、血脉，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答：很少人反对两岸曾共同的血脉与文化，但就算有共同的血脉与文化，也无改于两岸已分隔100多年，共产党从未统治过台湾一时半刻的基本事实。更何况，用血缘来作为政治诉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的政治主张，纳粹屠杀犹太人就是如此。真正让21世纪台湾人感到骄傲的是它的民主自由与独立人格，从来不是什么两岸“同气连枝”的血脉相连。 其实，两岸问题的症结很简单，就是当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已经是8成以上台湾人的最大公约数时，中国共产党打算怎么面对中华民国？如果共产党愿意参纳两德或两韩模式，把中华民国当作另一个主权实体，那两岸随时可谈；但如果共产党只想“一个中国”，一心把台湾纳其麾下，那就算现在是国民党执政恐怕也无从谈起。不处理这个症结，却期待马英九与习近平一起“扮仙”，说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要想化解两岸分歧，无异是痴人说梦。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去年11月三藩市拜习会后，外界认为，中国外交的调子不像过去那样带有攻击性，“战狼外交”的色彩减弱了，而在中国国内，一直有人呼吁外交当局重回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要四面树敌。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当局是否真正放弃“战狼外交”表示怀疑。 习近平上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人士，其讲话主基调和用词表述承接了拜习会。谈到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表示，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欢迎美国企业更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赢在中国。这些表态让外界再次关注中国当局是否已在回归韬光养晦外交。 在我看来，习近平虽然很少说到韬光养晦这个词，但事实上早已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不可能回归。不过，既然这个问题一段时间来引起了关注和争议，不妨对此作一番文本考察，以求更好地认识该问题和中国当局的外交行为。 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方针，是在苏联帝国垮台，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后冷战”时期，由邓小平提出的。它的全称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被称为“20字外交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它让中国成功应对了“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局面，化解了国际政治风险。 但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官方发布的外交档和领导人讲话，很少提到这个词，强调的是外交要“有所作为”、“奋发有为”，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2013年10月，中国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但习近平也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中国后来分别在2014、2018和2023年召开了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4年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这种说法此后成为中国外交的正式表述，也成为中国努力推动的外交目标。在此基础上，2018年外事工作会议强调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2023年外事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在关于中国外交的论述部分，主题都是促进/坚持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作为中共的外交使命。 王毅是中国外交的最高主管官员，在中共十九大一次开放讨论时，针对外国记者有关十九大报告是否意味著将放弃韬光养晦的提问，他没有明确回答该问题，仅表示，韬光养晦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但时代在变化，中国发展环境在改变，韬光养晦的内涵和外延也自然相应地在改变。2020年5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CNN记者再次问他，中国外交是否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原则，变得更强硬，王毅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 王毅的这两次回答，对中国是否还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看起来有点含糊其辞，但他不明确表态，即可把它理解为中国不再坚持韬光养晦。相对王毅的含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今年3月参加中国两会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宣称，中国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一味的韬光养晦了。 官方学者讨论这一问题更早。2012年，就有人建议放弃韬光养晦。时至今日，虽然仍有一些学者主张，韬光养晦依然不能放弃，但更多学者呼吁，中国外交的定位应该从韬光养晦过渡到更多的有所作为和奋发有为。比如清华大学国关学院院长阎学通曾表示：“从韬光养晦变成奋发有为，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我弱你强，我们向国际社会示弱，显示我们对所有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奋发有为则是要向周边国家显示我们的关系是‘我强你弱’，这是根本性质上的变化。” 多数学者之所以建议放弃韬光养晦，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实力看起来比10年前强大，就像卢沙野所说，“你现在成为一头大象了，不可能再躲在树后面。”此外，中国面临美国和西方的打压与围堵，即使想韬光养晦，也不可能。 可以说，无论从客观情形还是习近平的主观目的看，中国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事实上放弃了邓、江、胡三代实行的“韬光养晦”外交。但假如人们把韬光养晦理解成一种外交的理念和原则，或许习近平在中国不利的战略环境下，可能在某个阶段会按照该原则来处理外交实务，然而，从他一再强调外交要发扬斗争精神看，实际上很难做到这点。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也具体介绍了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话题最近一次被翻炒是以“彭丽媛独自赴长沙调研结核病防治工作”为由。但事实上彭丽媛的这次活动中共党媒根本没有报道，海外所有关注此事的媒体所引述的都是出自中共的卫健委网站的消息。而彭丽媛以防治结核病大使身份出席中国国内的“世界结核病防治日”相关活动，早就是年年必有的例行公事，也都是只被国家卫健委的官网记录，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显然都是因为上级的统一指令而不预报道。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进入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就会找到分别于去年和前年的3月24日那天刊登的《彭丽媛出席2022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和《彭丽媛在北京出席 2023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另外，从“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上也可查找到《彭丽媛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活动》一文，说的是（2019年）11月28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在中国传媒大学出席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活动，并为京津冀高校大学生艾滋病防控宣传知识挑战辩论赛获奖高校代表颁奖。 不过呢，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发表后，经一位读者提醒说“彭丽媛应该有过‘独自’的下基层经历”，笔者又到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逐年翻查了一番，发现2018年的“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彭大使确实是“独自“在湖北武汉出席的。 该网于当年3月24日刊登《彭丽媛出席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一文，内容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8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24日在湖北武汉举行。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应邀出席了活动”。陪同出席者也包括“有关国际组织代表”。 该文中还强调了此前一天，即2018年3月23日，彭丽媛还“专程赴湖北鄂州考察了农村结核病防治情况”，行程包括了考察幼儿园、小学，以及到某村卫生室“亲切看望慰问结核病康复者”，“并慰问正在开展结核病防治宣传工作的医务人员，同前来咨询的村民等交流结核病防治知识”。 笔者核对了习近平当时那段时间的活动轨迹，当时的他确实也去过湖北，但具体时间是4月24至28日，比此前考察此地的彭丽媛晚到了正好一个月。这证明，习近平上台之后彭丽媛确实有过“独自下基层”的经历，但活动内容暂时还只是局限在履行她的“大使”职责方面。 说起来，彭丽媛头顶这个“大使”的封号已经有23年了。2011年6月4日的中共官媒中新网刊登的“据联合国网站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6月3日任命中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为“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任命仪式上指出，任命彭丽媛担任该组织亲善大使将提高国际社会对结核病和艾滋病的关注。 彭丽媛在接受任命时表示，成为世卫组织亲善大使是莫大的荣誉，将更加努力工作，履行亲善大使的职责，在挽救结核病和艾滋病病人的生命方面为世卫组织做出重要贡献。 可见当时的彭丽媛是亲自赶到日内瓦接受加封的。 请注意，这个时间的彭丽媛还没有共产党中国的“国母”身份呢，习近平获任中共党魁是2012年11月份的事情，而首次“当选”中共国国家主席则是2013年3月份的事情。 但是，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香港知名爱国人士”比谁都明白推举彭丽媛出任一个国际职务意味着什么。 陈冯富珍这位当年的香港卫生署首位女署长是2006年11月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了，当时即被中共当局高调宣传为“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第一个出任联合国组织最高负责人的中国人” 。 日后的中共当局也确实是把这个陈冯富珍当成“中国人”看待的。把她与其他香港和澳门人区别对待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2019年，中共当局居然安排她入选了“中国海归70年70人”。“回归”之后继续留在当地的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知名人士大多都有或长或短的“留洋”背景，但有资格进入这“中国海归70年70人”的香港籍中国人好像只有陈冯富珍和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 当年推举彭丽媛出任“大使”后，习近平很快以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身份在人大会堂专门会见了陈冯富珍。“当选”国家主席的当年，习近平再次在人大会堂会见陈冯富珍。2017年，陈冯富珍把世卫组织总干事交给谭德赛 之后，习近平也很快给她以政治回报，于2018年3月给了她一个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职务。去年3月，这个陈冯富珍以77岁高龄再次“当选”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成为除了帕巴拉·格列朗杰之外的所有在任政协委员、常委中最年长的一个。 回过头来接着分析彭丽媛的可能的政治未来。 维基百科对彭丽媛的介绍说他是“当代民族声乐代表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创建者之一”。而已经被众多人所熟知的就是彭丽媛与习近平第一次见面时，习近平就是靠一上来就问“声乐分几种唱法”而获取了彭丽媛的芳心。中共官媒文章曾煽情地报道说;“彭丽媛后来回忆起这次一见钟情，说：‘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吗？’” 至今仍有外部媒体一提到彭丽媛就说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少将院长。其实，首先军艺院长和她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职务一样，都已经是过去时，而“少将”也是打引号的。严格地说她彭丽媛只是文职干部二级，待遇上相当于“正规军”的少将。 而彭丽媛目前仍然在身的卫生方面的职务，除了外界熟知的“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也还有一个不太为外界所熟知的“中国控烟形象大使”。至于文艺领域的职务，谁都知道她是上届和本届全国文联副主席。而依笔者之见，未来的彭丽媛从这个角度切入，先接班文联主席，再以此身份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专业对口，因才施用”！ 这个话题还要从习近平与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文联主席的铁凝的“渊源”关系说起。 2021年年12月中，当时还在世的中共大外宣多维新闻网刊登《结识三十年 习近平与这位著名女作家渊缘颇深 》一文，文中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一同出席，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了解，全国文联、中国作协是两个正部级的“人民团体”，同时由作家铁凝担任主席，彭丽媛则是全国文联副主席。 该大外宣文章透露：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铁凝，亦与习近平有缘。铁凝小习近平四岁，本姓屈，但其真名绝少人知。这位河北出身的女作家，与习一样，早年也曾下乡当过知青，十六岁就写出小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保定地区文联刊物《花山》当编辑时，去过正定县，与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结识。 后来，一位“知情者”在读过修订再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后联络笔者介绍了“当年的情况”，却原来当年的习近平在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一直对才华横溢，也是“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出身的铁凝赞赏有加。 习近平日后在其公开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一个叫贾大山的人，官媒的吹捧文章中记载说：1982年3月，习近平到正定县任职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当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而当时正在担任河北省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编辑的铁凝正是慕贾大山之名，以约稿的名义到了正定县。与贾大山见面后，对贾大山口中所说的“新来的爱好文艺的年轻县委书记，北京来的高干子弟”深感好奇。于是就有了习近平与铁凝的第一次见面……。 和日后见到彭丽媛的第一面就问人家“声乐有几种唱法”同一个思路，当年习近平第一次见到铁凝时一开口就问人家的“处女作”是什么，当铁凝告诉习近平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是16岁写的一篇“高中作文”，题目是《会飞的镰刀》之后，知青话题便自然成了两人的“共同语言“。 笔者日后采访到的第二个自称知晓习近平与铁凝交往史的“知情人”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版本。那就是平时“好附庸个风雅”的习近平到正定县之初正好遇到了在当地“体验生活”的时任中国作协分会主席李满天，此人是后来被彭丽媛出演过的经典歌剧《白毛女》的原创小说《白毛女人》的作者。日后习近平正是通过李满天居中介绍，专程到当时的河北保定文联与铁凝“聊了一次文学”。 铁凝官至副国级后笔者又联络到了当年的这位“知情人”，她不愿多说，但却做了一句总结性的评论：如果不是当年的铁凝的性格和志向还“太过文艺”，如今的“国母”可能就不是彭丽媛了。 众所周知，铁凝在中国政坛的出道并非始于习近平的提携。她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已经是党代表，当时才刚刚三十岁。然后就是出席每一届全国党代会，担任十六、十七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十九和二十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共正国级领导人赵乐际与她同龄，而且是从十六大开始进入中央委员会，但他在召开十三、十四、十五大时，都还没有资格成为党代表。 另外，铁凝从1996年开始就先连任了两届中国作协副主席。2006年11月开始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11年11月和2016年12月，再到2021年12月，又一再连任全国作协主席。 在此期间，习近平对他铁凝的最重要职务安排，首先就是于2016年安排她在全国文联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全国文联主席，成为中共政权治下第一个同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全国文联主席的人。2021年12月，铁凝在连任中国作协主席的同时，也被习近平安排继续连任全国文联主席。 早在2018年9月，笔者即已经在本专栏发表过《习主席竟要如此政治犒赏铁主席》一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铁主席曾经公开阿谀习主席阅读过的中外文学名著比她这位国家作协主席还多。而这位铁主席早已经获得了习主席的高度欣赏，已经是连续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再加连续两届中央委员，而且被内定为下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笔者当时的如此判断，完全是在“依惯例”，因为首先是铁凝中国作协主席的前任巴金是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其次是铁凝的全国文联主席的前任孙家正原本是文化部长，是转任全国文联主席之后才依此职务被安排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 铁凝出乎预料地成为副委员长候选人后，笔者也曾一度预测她会接班全国妇联主席一职，没成想习近平再次不依惯例出牌，居然安排了一个新任国务院行政女性领导人兼任全国妇联主席。 不过，无论如何，铁凝的副国级职务只能担任一届。那么在下届全国人大之前，首先要换届的是全国文联，具体时间是2026年年底 。届时如果是正好比铁凝年轻5岁的彭丽媛接班文联主席一职，那么到2028年3月应该会被安排接班铁凝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至少也要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如果届时的彭丽媛成为接班铁凝的（唯一的女性）副委员长职务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兼任下届全国妇联主席了。想想？由“国母“亲任全国妇联主席，岂不是倍加的“母仪天下”！有谁敢说不合适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笔者从前几年就观察到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将取代房地产业的龙头地位。美国彭博社于3月25日发表文章，介绍彭博经济研究的最新结果：中国科技行业或将取代房地产成为新增长动力，并给出了高科技产业在中国GDP中的份额：2023年，与高科技相关的最终需求为2.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4.3%，略低于房地产推动的需求 20.1%。预计到 2026 年，高科技行业将推动 GDP 需求的近 19%，高于2023年的 14.3%，几乎与现在的房地产行业持平。 这个推论基本成立，本文将讨论的是一个问题：高科技业产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几乎可以预判：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会成功，但就业问题却会更加艰困。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适需人才是可解决的问题 我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成因：结构性失业》（RFA,，3/24/2024）一文中，谈到中国结构性失业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劳动力过剩的量，引述Wind PDB 产业聚焦曾在2023年1月发表的《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该研究显示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仅2020年就容纳1.15亿多人就业；一个是劳动力的质，即人才是否适需，这里牵涉到一国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要是否脱节、职业培训与再就业技能培训是否适应就业市场的问题。以下先谈经济结构转型的适需人才问题，以现阶段“新三样”当中最红火的电动汽车为例。 2022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发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影响研究》，该研究报告对中国电动汽车的人才供给与流入进行过详细测算，在第二章“中国汽车人才培养体系与人才供给现状”中，详细分析了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现状（见第34页：2021-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预测），指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为中国电动汽车供给最多的3个专业；也分析了职业院校相关专业设置与人才供给数量、以及企业继续教育人才供给现状。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信息是：院校毕业生不能马上上岗，需要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原有燃气汽车设计人员知识老化，45岁以上的人不少必须转岗（退出这个行业）。 该报告并未将人才供给数量当成问题，这点我理解。因为中国文科生占比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以2021年（最新）数据为例，中国文科类本科毕业生占所有毕业生的52.2%，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数据分别为64%和64.7%。中国文、理科生的相对比值约为1.1:1，平均每100个理科生就对应110个文科生；美国的比值为1:1.78，每100个理科生对应178个文科生；日本为1:1.84，100个理科生对应 184个文科生。“新三样”的适需人才中，只能从理工科大学生中培养。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新增产业后备人才不足，而在新产业部门不能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 电动汽车行业：技能人才需求增多 就业总岗位减少 “新三样”当中，以电动汽车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从数量到素质）最为详细。 前述中科院报告称，按照产业环节的特点，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于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可分别从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汽车补能三个环节来进行分析，根据数学模型的定量测算和调研分析，可以将电动化转型对汽车产业人才就业带来的问题归结为三个 Gap（差距）。其中“Gap1就业岗位数量与现有就业人员的规模性差距”指出，统计各环节就业人数的变化，电动化对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就业总岗位的减少。预计到 204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数量在 100~200 万之间，到 206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岗位数量，在 250~300 万之间。另外两个Gap谈的与数量关系不大，本文省略。 中科院报告是国家课题，预测一般持乐观态度。按实际情况估计，现阶段中国汽车行业转型，至少已经减少100万左右的就业者。 光伏产业：人才储备充足，新增就业亦多 对光伏产业的新增就业，从国际能源开发署到中国都持乐观态度，国际能源开发署已经多次发布报告，称直到2030年，光伏产业都是一个成长型行业，将提供许多新增就业岗位，41%新增就业机会在亚洲。 2022年6月22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光伏产业从业人员白皮书（2021-2022年版）》，其中提到，2021年，中国光伏产业在多晶硅料、硅片、电池、组件、逆变器等主产业链制造环节，以及下游电站端开发、集成、运维环节的直接从业人员总数约为41万人。加上综合间接和派生从业人员，该行业总体从业人数约为246万人。2022年-2025年，年均新增需求约为22.1万-38.7万人（取中位数，四年新增就业总额约为120万人）。到2025年，全行业人员需求总量预计达到334.2万-400.8万人。 与电动汽车行业不同的是，中国在光伏产业方面有极丰富的人才优势：一是海外光伏产业的大发展，不少海外华人归国，把光伏领域内各类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光伏制造产能的快速扩大；二是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设立不少科技攻关项目，在半导体设备材料领域积累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在光伏领域开枝散叶，成为中国光伏配套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三是从业人员呈现年轻化特征，30岁以下人员占比超过半数。 电池产业升级迭代加速，人才缺口较大 电池行业是个新兴产业。据世界经济论坛报道：预计2030年，全球电池价值链中的就业岗位将达1000万个，与当今全球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处于同一水平（即每生产5-10辆汽车大约有1个工作岗位），这1000万新增就业岗位中，一半以上将会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电池产业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平均薪酬也高于其他产业，人才短缺是普遍现象。据何向明在《电池产业链人才需求趋势分析》（3/14/2023）中所言，锂电行业中的国有、民营、外资、合资企业招聘完成率均未达100%，其中外资企业的招聘完成率最高（92%），民营企业招聘完成率不到50%。 《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人才缺口为103万人。每年数以千计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不能满足当前锂电产业链的需求，高校正在进行专业调整。 关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的几点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人口（包括新生人口）的数量从来不是问题。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几乎是从清朝乾隆中叶开始、历经民国直到中共统治75年，贯穿350多年历史的中国大问题。有关于此，我写过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与不少文章论述。我历来主张中国政府要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将生育决策还给家庭，按家庭按本身能力决定生育数量与教育投入，完成全社会从计划生育到社会节育的转变。近十几年的文章，如果涉及人口问题，我都提醒：即使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全盛时期（2001-2019年），中国都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城乡综合计算，估计在25-30%之间），近期更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过一份数据，截止2021年底，中国有2亿灵活就业者，其中有1300万外卖骑手。一篇《七万硕士生在送外卖产》的网文曾风靡国内互联网，无论这篇文章的内容真假，这些外卖骑手当中肯定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这是中国教育专业结构性调整问题。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现实是：容纳中低端去技能化劳动力的房地产衰败，三大主业中的1.15亿就业人口中将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失去工作，加上其余将近50个上下游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将有同比例的人失去工作（估计不低于1亿），这些应该多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口；作为取代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高科技产业的“新三样”，电动汽车的总体就业机会是减少，其余两个是增加，但数量不过百万余人。据《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其中还有103万是特定专业。 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那样，中国存在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转型（民主化）来解决，比如言论自由等人权范畴的问题。但人口与就业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民主化包括让中国分裂成无数小政治体得到解决，尤其是分裂成小政治体后，各地会采取就业保护措施，落后的人口大省将面临更艰难的就业难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度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虽已结束，但海内外对这次会议的议论热度依旧不减。究竟如何看人大会议期间的“反常”之处？笔者以为，这次会议可算是习近平十年动作，再造党国体制的初步亮相。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才有一连串人们以为的“反常现象”——或许是——今后中国的“新常态”。本文试就此做些粗浅讨论。 扩张个人权力，毁坏中共党“集体领导”制度，破坏国家能力，这是习近平扩权抓权的开始。 1949年中共党夺得国家政权后，建立起党高于国大于法的极权国家制度。这个极权国家的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是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体制，顶层权力架构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寡头共治”——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一“寡头共治”机制的漂亮粉饰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放开了有限的经济自由，但没有松动过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学勤教授曾经评论说：“毛泽东用来搞文革的体制，邓小平拿来搞改革。” 改革开放一方面激发出人们巨大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勤劳的中国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许多官员得以利用权力贪腐暴富，社会贫富差距愈发悬殊。胡锦涛时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摊，俗称”九龙治水“，各有权力范围内的利益考量，常委会常常是议而不决，十年未能推进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也就是在那个十年期间，党内贪腐从官员个体行为到形成既得利益势力，习近平上台时反腐败成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强烈吁求。 习近平上台之初也是习王（岐山）关系蜜月期，面对党内的普遍贪腐，他们说了两句话：“病入膏肓已无净土”，“这么个破棉花絮一样的烂摊子怎么就叫我给赶上了呢？”一反胡锦涛的弱势领袖风格，习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强势领导人的形象，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中央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 “小组治大国”。早在战争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办法处理重大问题，习近平只是“照葫芦画瓢”罢了。2013年习近平建了1个中央委员会4个中央领导小组，他自任主席和小组长。据报道，2014年中央领导小组至少有18个，2016年时最高规格的中央领导小组有20多个。上台5年后，习近平拥有了多种头衔，以至于有记者给习近平赠送了一个特有名称“万能主席”。 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与毛、邓、江、胡时期的中央领导小组/中央委员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不兼任小组长职务，使政府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权力地位，而习近平当主席或小组长，直接攉夺国务院职权。 毛泽东时期的委员会主任或领导小组长，由在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或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关负责人担任。 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前世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未来全国的财经工作，陈云受命从东北进京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央财经委主任。1949年10月陈云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起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其次，与毛、邓、赵、江、胡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有限决策权不同，习近平具有最高决策权力。 毛泽东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党内寡头共治下的工作机构，薄一波曾经回忆过中央财经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批示、中央决定的一些情况。1957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赵紫阳、还是江泽民担任中央领导小组组长，都没有独自决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力。一方面是邓小平等老人还活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对赵紫阳、江泽民都有一定的牵制。胡锦涛本身是弱势领袖，他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时，中央常委会呈“九龙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单独做出什么重大决定。换句话说，党内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保障党内寡头共治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当了总书记后，党内老人政治已不存在，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中国政治领导体制中的金字塔顶端”，“实际是制定国家重要经济战略决策的机构”，具有最高决策权力。这是根本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 中国共产党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明确：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然而2016年习近平时期的新《准则》删除了这句话，而是写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等语句。这样的语句，令我想起“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希特勒法西斯论调。特别是在确定习近平的全党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议”入党纪后，中共党对习近平已经没有了制约力量，习近平已经抛弃并毁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第三，习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组长不仅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有重大差别，而且使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成为强权机关，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职责的能力。 习近平任主任/小组长的中央XX委员会/领导小组，其常设机构是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与习近平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这些人实际操持着中央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比如，王沪宁、鲁炜、刘鹤，被公认为习近平身边的近臣和忠仆。他们借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之威，既有参与最高层决策的机会，又有监督政府部门执行决策的权力，从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具有高于中央政府常设机构的权威性。 笔者曾在“李克强悲剧是数百万中共官员的宿命”这篇文章里写到，“习近平以‘小组长’身份伸手抓国务院权力，排挤李克强，逐步将他边缘化”，这是从习与李的关系角度而写。本文再提习近平建立各类小组并自任小组长，是从改变国家权力架构，直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习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权，将李克强总理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子，并把政府部门和工作职权纳入某种非正常的个人关系式运作中，这实际上是皇权宦官政治——“内廷架空并挤兑外廷”的现代版。这种非正常的运作，明显地削弱国务院履行政府行政职责的能力。其后果之一就是：包含着中央政府促进改革发展一揽子计划在内的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蓝图变成一纸空文，不仅未能推进发展，甚至连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之下的贫困现状都没能改变。 鉴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给中共党自身造成极大危害的教训，中共党1980年2月颁布施行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曾经特别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这句话，在习近平时期颁布的新《准则》中也消失了！ 个人集权是中共党内的常态。当习近平以深化改革名义扩张个人权力时，尽管议论不一，但是中共党、中共军队包括中国社会，都默认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改变胡锦涛“九龙治水”“软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规格的统筹决策领导小组和委员会是国家顶层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是顶层设计，构建新权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抓权的套路：以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改革为名，把国家机器的所有权力资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先集中到虚化的”党中央“手里，再把党中央与自己划等号，从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彭丽媛”参政”的话题近日再度被炒热，是因为她”在湖南高调现身，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参政的戏码，甚至将之比拟为第二个江青”。（参阅自由亚洲电台网站3月28日文章《彭丽媛会成为第二个江青吗？》）。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表示，彭丽媛相比江青之后其他的中国国家主席夫人来说，算是高调了，但目前既没党职也没官职，因此现在就来判断她是否成为第二个江青为时过早。许多自媒体的可信度很低，虽然这个议题很有意思，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此结论过于“夸张”。 其实，许多“可信度很低”的自媒体（们）的相关评论内容还不仅仅是“夸张”，完全就是不合逻辑。最典型的莫过于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说法。而且自从去年底奇怪三中全会“为什么不开”的议题开始，就已经有“评论人士”推测是“三中全会仍遥遥无期，彭丽媛竟是争议点”了。以此为标题的报道中说：“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近年不时陪同习近平出席国际场合……，担当中国一带一路‘软性外交’的角色……，令人揣测彭丽媛可能借此释出信息，可能在习近平的协助下，由中央候补委员三级跳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第25名委员。” 该报道文章中还引述了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的预测，说是 “现在很难说‘三中全会’会不开，只是一般处理‘三中全会’是特殊的，一般去年10月或年底便开。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传习近平想将彭丽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这样（有这个决定），要经全会的。” 刘锐绍先生是老一辈的香港知名政治评论人士，30多年前曾成为当时唯一被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点名为“动乱菁英”的香港人，多年来以客观分析中国大陆政治局势和政坛人物见长，深受笔者敬重。但这也是笔者奇怪锐绍先生怎么也会认同三中全会因为彭丽媛而“难产”说法的原因。 众所周知，习近平虽然在中共党内早已经是“定于一尊”，但他为了当“终身领袖”，也必须是以“修订”中共《宪法》为先决条件，因为“旧”《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10年）。至于为什么不需要为此修改《党章》，那是因为中共政权的所有版本的《党章》无论新旧，从未有过涉及各级领导人任期的内容。 仅以此为例，就能够说明，不要说今年内迟早必须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使是习近平要令彭丽媛赶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时候进政治局的话，就必须从修改党规、党法做起。因为彭丽媛目前并不是中央委员。 中共《党章》明文规定无论是“选举中央委员会”还是“修改党的章程”等议程，都只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只能）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简言之，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好，候补委员也好，都必须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 中共《党章》同时也规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政权确实需要在某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5年时间里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的部分成员，那就必须临时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搞不明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之区别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脑补一下邓小平主导的于1985年9月召开的那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此前已经在1982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的。而后来先后成为中共正国级领导人的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吴官正和刘云山，则都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的。 另外，这次会议的人事议程中还有一个重要议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会议同意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关于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请求，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此之前，习仲勋可是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中共官媒在习近平成为中共党魁之后重新修订的习仲勋简历中介绍：“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回过头来继续说习仲勋的儿媳彭丽媛。搞明白了中共党规中的相关内容，就应该有个常识性的判断，那就是习近平若计划让彭丽媛进政治局，未来的二十一大上和二十一大以后的那届全国人大上将会如何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分析），而在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实在不好想象习近平会为了让自己的婆姨尽快进政治局，就先为她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令她能够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增补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在某届某中全会上增补某人或某几人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情况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期间从未有过，但历史上发生过数次。不过被增补者已经是中央委员是必要条件。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当然也不行。比如当年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临时安排“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虽然事实上已经顶替了当时因病不能理政的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姚依林的角色，但就是因为当时的朱镕基仅仅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就不能在十四大召开之前安排朱镕基进入中央政治局，更谈不上政治局常委会。当然，当年被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至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朱镕基已经是当时的江泽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当然列席者，但这更证明了党也要在党自己的“法律”范围内行事。 熟悉“文革”史的人士都应该记得当年的“国母”江青早在1966年5月就开始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从此大权在握。 但即使就是在那样一个“砸烂一切旧制度” 的年代里，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在1969年4月初召开的党的九大上先安排她江青进入“大会主席团”，继而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先让她在全体大会上“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然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过呢，在否定了习近平会考虑赶在未来的二十一大召开之前就抢着安排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彭丽媛进政治局的可能性的同时，当今“国母”彭丽媛和当年的“国母”江青之间，还是有得一比的。 众所周知，彭丽媛和江青既是同乡，更是同行。而且都是没生过儿子的“国母”。 山东诸城历史名人中家喻户晓的首推江青，其次是刘罗锅。名气比不过这两人的就不一一例举了。 山东郓城的历史名人中，按照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的排序是：宋江、晁盖、彭丽媛、马兴瑞……。 这其中的马兴瑞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否是缘起于彭丽媛的“举贤不避亲”，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所涉及，而自称自幼崇拜家乡历史名人宋江的彭丽媛特别为央视版《水浒传》演唱的片尾曲《天时地利人和》，很值得一提。歌曲中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之类的热情讴歌内容，但赞美的对象可是宋江等历史上“反贼”！ 除了同乡，彭丽媛与江青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同为演艺界出身。当然，公正评价，直到成为“国母”而不再登台献唱为止，彭丽媛此前的歌星地位确属一流，而江青”献身革命”之前的影星地位即使不应被贬低为三流，至多也只能勉强算得上二流。 彭丽媛和江青的第三个共同点就是都没有为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未来生出个儿子。彭丽媛只生一胎，偏偏又不是男丁，当然是因为“领导干部带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江青当年只生了一胎的原因说法不同，其中之一是：“据江青的好友徐明清回忆，1940年，江青在延安生了李讷后，曾一度再次怀孕。但是，江青认为生孩子伤身体，不愿再生孩子了。毛泽东对她的想法，没有反对。于是，她去延安的中央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当年的毛泽东对江青是否能生儿子不以为意，当然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太子”毛岸英，而彭丽媛因为党自己的政策而未能给党的领袖生下一接班人，实在令人唏嘘！ 顺便提一句，网络上已经有评论人士在传播“京城小范围传言，习近平可能正在培养他的女婿作为潜在接班人”。而这种说法和习近平（赶在二十一大召开之前）安排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说法属于同等可笑。 日前多家海外中文媒体都以《将被安排进政治局？彭丽媛独自赴长沙调研结核病防治工作》为题把个彭丽媛的“政治野心”再度炒热。其实这个标题中的“独自赴”三个字明显有误导之嫌。 首先，“独自”二字单拿出来分析，似乎没错，因为她彭“大使”（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调研”工作确实不是陪同丈夫进行，更不是以下级身份陪同上级进行，而是被两个副省部级干部陪同，以大使职务“独自”进行的。但“独自赴”三个字连在一起，就令读者自然会认为这是彭丽媛（离开习近平）“独自”下基层指导工作去了。而“外媒”们在标题中故意使用了”独自赴“三个字，目的显然就是要让“彭丽媛要进政治局”，或者说彭丽媛要”参政“的分析主题不显牵强！ 其实，首先是这则新闻并非出自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而是出自中共的卫健委网站。其次，新闻中在具体时间上打了马虎眼，先把彭丽媛的调研时间说成是“近日”，再说明一句“3月24日是第29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就容易令读者认为彭丽媛的考察时间是3月24日。其实，“近日”两个字已经证明了彭丽媛在长沙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和丈夫一致的，即中共官媒详细报道的习近平考察湖南的时间：本月18至21日。 由此推论，有别于过去的江泽民、胡锦涛下基层从不带夫人，习近平执政十多年来，带着夫人甚至带着女儿一同下基层虽然不是每次，但有可能是经常。跟随习近平到某个基层省会的停留期间，彭丽媛“独自”进行的无论是因公还是“假公济私”的“参观考察”或“调研”应该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只是官媒没有报道而已。当然，官媒报道的也有，比如2015年习近平到陕西考察调研时就带了妻女，当时的中共官媒特别报道了习近平顺道去了“梁家河大学”的所在地，“总书记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总之，这次彭丽媛随夫考察湖南期间，显然是因为她这个防治结核病大使正好赶上了几天后就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所以就顺便安排了这样一场在当地并不保密，但官媒显然也没有奉命高调宣传的”调研“活动。 有好事者可以和笔者再核实一下，彭丽媛大使的这次长沙“调研“活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没有报道。外界引述的都是中共卫建委网站的内容。 这恰恰说明彭丽缓的这场活动并不”高调”。 不过，几天之后的彭丽媛”独自“在北京进行的一项外事活动，却是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特别宣传了一下。 进到新华社查找《彭丽媛会见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可见内容是“3月2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会见来华参访的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 笔者在新华网当天的网页上读到这则新闻时，同时看到了除了习近平本人，对李强和赵乐际两个政治局常委的当天活动报道也在主要版面上，而在次主要版面上，王毅等副国级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内容都是排在彭丽媛之后的。 再看本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内容除了习近平还有赵乐际和李强，二版依惯例没有领导人活动报道，三版的头条和三条都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相关内容 ，二条是彭丽媛，第四条才是王毅。第五条是人大副委员长肖捷率团外访……。 再随便找一条彭丽媛“单独”活动的报道例证，2022年3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三版上，彭丽媛是第二条，王毅是第四条……。 可见，中共内部早已经有规定，一旦需要被单独报道的话，那么彭丽媛的名字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后，所有政治局委员之前。 至于未来的彭丽媛是否会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中共二十一大之后的第十五届全国人大上被安排一个副国级职务，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所要分析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