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媒抽檢7支網售低價口紅 6支疑為仿品
2026 年 6 月 22 日
我回收使用这个标题，是因为孩子是我的至痛点。第一次用这个标题作文是两年前，成都有个中学生坠楼，继而引起我对汶川地震中被豆渣校舍埋葬的几千个孩子的缅怀。 发生在邯郸的孩子谋杀案，被杀死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四个孩子。三个孩子凶手，在凶残杀了他们的伙伴小光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杀死了他们作为人类成员所必有的人性。他们也杀死了自己通向正常人生的可能性，因为即便法律免除他们一死，长时间的服刑也必将重写他们的命运。 应该说，人生来有别，人性中的善恶比例也有别，但像那三个小凶手的恶毒比值，如此之超标，全日蚀般吞噬了良善，不能不让我震惊、惊恐。难道真应了我老迷信外婆在文革中对打人抄家的红卫兵的感叹：“有的孩子就是偷生鬼，来人间是讨债的。” 但这三个来人间讨了血债命债的偷生鬼到底是为了什么“鬼性”发作？为谋小光手机里一百来块钱的财？或者，以欺负弱势同伴来彰显自己的强势？抑或，校园里霸凌的惯性延续到了校园外，而没了校园的束缚霸凌失控？也许，他们仅仅是对生命——这最体现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的存在——的无感和漠视，让他们像撕碎一张废纸一样弑杀了小光的生命……而那残害手段之残忍，以及施暴力道之大，得有多大仇恨怨毒做火药，才能使剁向小光肉体的一锨一锨从那六条尚且柔弱尚缺一大截成长发育的手臂中发射出去？这三个小凶手，对他们同伴做的，不比我老外婆描述的索命厉鬼更残忍？！ 那么，好好的孩子，一样在母亲温柔的子宫里十月胎孕，长着长着，怎么就长成了“厉鬼”？他们的人性，是怎样变质的？从何时病变到无救？据媒体报道，四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被进城打工的父母丢在身后，由祖父母养大。与其叫“养”，不如说“放”，祖父母们就是“放孩子”，如同放牛放羊放鸭，不饿着，不丢失，即责任完成。“养”字本带“教”，我们说的学养，修养，便是这个“养”。留守儿童早已成社会隐疾，是社会在赚取的同时丢失的财富。而中国当今社会，只认赚取，不计丢失。所有可视价值的赚得，掩盖着不可视价值的亏损。而不可视的价值，往往倍加珍贵，比如道德、理想、善良、美感，比如人心的宁静平和，人之间的信赖与感恩。没有道德，便没有耻辱感，那么也就失去了人之为人所必有的美感，对人在凶悍、残忍时的丑恶无感，甚至在霸凌他者时彰显的极致丑恶，被认为是美——强者嘛，当然是美的。课本里鲁迅的文章大概是学了，但鲁迅对强、弱者的定义从来记不住，那定义是：强者向更强者抽刀，弱者则抽刀向更弱者。 孩子的社会，是成年人社会的预科，他们以成人社会为范本来实习社会生活。那么，这些年，我们所谓发展、富裕起来的中国成人社会都提供了怎样的范本？无论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你怎样去达到目的，但达不到目的就提头来见。人们只问结果，不问手段；只要目的，不论路径；只庆祝收获，不在乎耕耘。如此的信念，使得做人做事出现以下逻辑：只要那教学楼看去光鲜雄伟，不管它多么粗制滥造以至于地震时垮塌压死孩子；只要包子有馅儿有皮儿有折儿，不管内里的假肉是否会吃死人；只要假文凭没人揭发，那就像真文凭一样好使；只要那奶粉看着乳白闻着乳香，不管它是否会慢性毒杀宝宝，那就能混成优质产品，就能获奖，就能上市，就能让资本家身家亿万。于是，人们处处找捷径，能偷工减料则偷工减料，羡慕嫉妒恨那些成本付出最少，获得利益最大的人士。于是一有把这种人士拉下马当落水狗痛打的机会，一定不放过。人们只见贼吃，不见贼挨打。所以只要有影视、音乐明星落马，追打的人群挤都挤不动。1949年之后，土改使最贫穷阶级正义化对地主、富农的羡慕嫉妒恨，正义化到可以将打击对象游街、吊打、枪毙。文革中痛打“落水狗”是时髦，敢打是小将，现在小将们老了，一辈子最提劲的经历就是自己的拳脚曾落在某大作家、大演员或某国家领导身上，而那些领导和伟大人物们翻过身来，恢复了人权，也没有向他们讨要哪怕一句道歉，打了就白打了，不打也白不打，是非无痕对接，对错从未厘清，就这样发展“富裕”起来的人们，能指望孩子的预习社会中，得到什么范本？ 从报道中看，事发地属于比较贫穷的地区。难不成被杀害的小光就因为他比那三个小凶犯富裕一百几十块钱，而被三人“劫富济贫”了？那么更贫穷的山区，更偏远的边疆，就该向丛林社会退化吗？真不敢想象。城市化的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但城市的功勋建设者——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们受到户籍制度限制只能跟自己下一代骨肉分离，因为学校的教育只提供给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们。难道不该是哪儿有孩子，哪儿就有教育吗？抗战八年，学生们一边躲敌机轰炸一边上课，一边忍饥挨饿，一边学习，难道和平年代的孩子们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就连做学生也没资格？ 其实我当年也是个留守儿童。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母亲被下放在另一个城市的工厂，我是外婆外公养大的。所幸外婆家规严明，极具常识，礼数周到，最重要的是，她认为善良是为人的最高美德。虽然她不富有，但只要能接济更困窘的邻居或上门的逃荒者，她从不吝惜。外婆不识字，不能教我读书，却以身教给我做了做人的范本。可惜那样的老辈人已经早已消失，现在的老辈人往往倒地都没人敢搀扶，那么就不难想象，当小光被杀之后，他的长辈寒夜询问那个小首犯家长时，如何遭遇那两个多小时的闭门羹。 从邯郸大案发生，我们看到基本处于野蛮生长的留守儿童们的未来多么叵测，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作用是多么叵测。难道我们没人会略带不祥感思忖，他们将是建设力量，还是破坏力量？他们将来对于成年人社会，是回馈，还是报复？
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会发生变化吗？其实，已经变了，其标志就是今年三月全国人代会期间，会议结束时惯常的总理记者问答会被取消。这件事发生后，世界各国媒体基本上都是从两会报道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的；然而，从中美冷战的战略关系来理解，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共在对美冷战中已经拉下了“铁幕”。 一、当年赵紫阳打破领导人不接触记者的惯例 中共安排总书记和总理与记者见面或答记者问，始于赵紫阳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提法。这一新说法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6年提出来的政治改革口号有一点相似。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口号是“政治开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译意为openness），这个口号意味着，松动共产党传统的“铁板一块”式统治。 1987年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从总理改任总书记，十三大通过的赵紫阳对大会的报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中共的国家体制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顾名思义，全国人大的地位高于国务院，国务院受全国人大监督。而在现实政治中，全国人大这个宪法上写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上面还有一个宪法上没写的“国家更高权力机关”，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样，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之下，分工负责，各管一摊；而且，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工作的监督，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那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在中南海的南区和北区办公，全国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办公。中南海与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这几个地方，平常是完全对外封闭的，连电话系统也是专用的（即39局，电话号码开头两位数是39）。 所谓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并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领导机关对外开放参观。事实上，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1980年起中南海南区毛泽东文革前的住处丰泽园，早已内部开放供参观，但参观票只发给政府机关。丰泽园的西面就是总书记的办公地点勤政殿，参观丰泽园的游客可以走到勤政殿东侧小会议室的窗外；游客们不知道窗内有什么人，但会议室里开会的人，可以听到窗外游客们清晰的聊天声。 赵紫阳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实际上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总书记、总理与中外记者接触，为的是借中外媒体记者的报道，让读者对中共党政领导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个措施打破了此前记者无法直接接触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惯例。 二、总理记者会的由来 作为中共中央这个领导机关活动开放的举措，十三大闭幕当天，赵紫阳作为新任总书记，首度带着政治局常委与各国记者见了面；他在记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国记者的好评。此后，新任总书记与记者的见面会就成了惯例。而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这两个领导机关便也要有所安排，以显示其“活动开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会结束时，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召开了新任总理李鹏的记者问答会，四百多名中外记者参加。 从中共建立政权到1986年，人代会开会期间，从来没有总理召开记者问答会这样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之后的几年里，因为六四的关系，有四年没有举办；1993年以后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总理记者问答会。中国媒体对这样的记者会的称呼是记者招待会，其实并没有任何招待，故笔者称其为记者问答会。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强调这是个记者“问答”会，是因为“问答”当中有玄机。 总理记者会并非由总理整场都即兴答问，而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虽然收到记者问答会请柬的外国记者很多，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跑龙套”的，不管举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为记者会主持人“眼拙”，“看不见”这些“龙套”们。真正能开口提问并得到总理答复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儿”。 国内有媒体为总理记者会的“假戏真演”缓颊称，“1998年朱镕基让一身红装的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之后的总理记者见面会，女记者们都会精心打扮，力求‘醒目’获得提问机会”。其实，女记者们无论怎么打扮，都是瞎耽误功夫；谁是“角儿”，人大办公厅新闻局的记者会“剧本”上有“出场顺序”，早就写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吴小莉的“一身红装”，也是写在“剧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剧场表演一样，总理记者会这“剧场演出”，偶尔也有“小穿帮”。有一次，记者会主持人按照脚本念，第几排那位穿深色西装的先生请提问，结果是一个身穿白衬衫的外国记者站起来回应。原来，那天天热，这位记者把西装脱掉了；而主持人点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于是，站起来的人所穿衣服跟脚本上写好的不一样。如此之“剧场演出”，其中之假，中国记者当然不敢揭穿；外国记者则害怕失去驻京机会，也会十分配合。 很多“跑龙套”的记者认为，中国的总理记者会越办越开放，会有记者问一些像总理的个人心境之类的问题，然后像温家宝就引古诗作答，显得既高雅又轻松。其实，那些内容都是脚本里事先写好的，并非总理出口成章。 三、总理记者会的“剧场演出” 编写总理记者会的“问答”脚本，始于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乃出于李鹏的需要。他是陈云、邓颖超等人提拔起来的技术官僚，在苏联接受过电力工程方面的技术教育；然而，李鹏不但完全不懂市场经济，连计划经济的概念和词汇都不懂。陈云安排此人担任总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经济的特点，这样就可以让陈云的亲信、保守派副总理姚依林实掌经济大权，从而按照陈云的意图，捍卫计划经济制度。 由于李鹏比较笨，反应慢，他怕记者自由提问时会答不出来或讲错话，所以记者问答会，就变成了事先安排好的总理与记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彩排”，其具体程序是，会前由外交部新闻司选几家中共官媒记者和外国记者，事先让记者把问题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修改好记者提问的问题后，再把改过的问题发回给记者；同时，按照这些中央领导机关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给总理准备好回答的脚本。 记者问答会召开时，被指定的记者要坐到事先规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颜色的服装。记者问答会的主持人则按照预先拟定好的提问顺序，假装从许多举手提问的记者当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个颜色西装的中国或境外记者提问。被内定安排的那个记者被点到之后，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问题来提问。而总理则按照桌子上放着的答问脚本，假装即兴答问。 李鹏之后的总理们可能觉得，自己不像李鹏那么笨，不愿意完全照稿“演”，有时会即兴发言，讲几句脚本上没写的话。这样一来，对外国记者来说，新闻就来了；即兴讲的话里，可能找得到写新闻的由头。面对“铁桶般封闭”的中共高层，外国记者当然非常看重这样的机会，因为，总理答问中的即兴讲话，毕竟是一个了解中共高层政治的难得之“窗口”。 四、“最高权力机关”被下属指挥 如果说，人代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只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那人代会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剧场演出”了。而全国人大的“剧场演出”过程中，还体现出“权力”的颠倒。 笔者在这里写的最高权力机关被颠倒的“权力”，首先是指，少数被上面圈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其次，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没有权力，指挥他们的，实际上是名义上为他们服务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因此，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是掌握在全国人大下属的办公机构手里的。 每年一度，中共会召开所谓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大会。全国人大有所谓的参政议政任务，全国政协只不过是陪衬，让政协委员们发表一点不痛不痒的意见，提一点无伤大雅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只开一次全体大会，为期约一到两周，自然无法经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们，每两个月左右开一次会，真正经常议论国事的，其实是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常务机构是人大常委会；但事实上这两个机构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会名下的办公厅，其实才是真正的管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门。 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厅实际上不是听命于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集体意志，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过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达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按期通过某项法律的指令，国务院分管的业务，从来都是每年人代会时，拿总理工作报告、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最高检、最高法的报告来，让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并没有正式的质询程序。对这些报告，人大代表开会时，名义上是分组审议，但代表们发言中往往都会说，学习了总理工作报告，有哪些体会。所以，人代会开会必然是沉闷的，外国记者找不到新闻。 从本质上讲，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像总理的记者问答会一样，从来都是按照办公厅事先编好的“脚本”，中规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员”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不仅是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甚至这些代表们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手里的“橡皮图章”。因此，外国媒体就算能采访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很难获得什么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五、中共拉下“铁幕”是“刺猬战术” 中国每年的人代会，包括总理记者会，既然本来就像一场排练过的“剧场表演”，其实新闻价值不大，那为什么外国记者还是特别期待呢？因为，总理记者会总算是一个“封闭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开一次。即便外国记者问不出什么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这“窗口”还会打开；而打开“窗口”本身的象征意义是，中共或许还不至于取消赵紫阳“提高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说法。尽管从李鹏开始，这个“开放”就变了味儿，记者们唯一的指望，只能是总理们的即兴讲话。 然而，今年习近平把这个“窗口”关掉了，这个举动表明，中共要对外取消极为有限的所谓“透明度”，相当于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拉下了隔离中国的“铁幕”，恢复“铁板一块”的共产党统治。赵紫阳当年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其本意是为了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那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中共面对的时势变了，中共感觉到“透明度”伤到自己了。 中国面对的局势之变，起源于中共2020年初点燃的中美冷战。自此，多年的“韬光养晦”结束了，而张牙舞爪、对外树敌、破坏国际秩序和东亚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这样，中国的国际关系便日益恶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继续戴着“熊猫”面具了。 而美国作为中美冷战中被中共瞄准的假想敌，不得不开始加紧备战，同时不断升级对中国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军用装备的高科技能力；美国还在进一步防堵中共继续盗窃美国的各项技术的明里暗里的花招，防范中共的黑客对美国民用供水、供电系统的入侵。 中共领导人、中国军方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谓的“冷战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苏冷战时代的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经验。对美国来说，重新启用这套程序，并不复杂；比较难一点的是，如何引导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调整布局，实现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拘束了美国的战略决策。 从中共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挑衅开始，到中共高调宣布，要占领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对美发射洲际核导弹的“深海堡垒”，它自以为得计，是所谓的“东升西降”。其实，这样的动作，下意识里全都是套用苏联当年在苏美冷战中玩过的把戏，只是换了个地理空间罢了。 中共显然对“冷战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没想到，点燃冷战之后，会要面对美国的“冷战程序”，因此也就毫无准备。一开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层外交官的谈判桌上厉言训话；同时又加快航母舰队的建设，升高武力对抗的态势。这是毛泽东当年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当中用过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过时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后再找机会说明。 随着美国加快“冷战程序”的实施，中共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于是就本能地采用了国际政治上的“刺猬战术”，即“团成一团，以一身刺来防范”，拉下“铁幕”就是“刺猬战术”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铁幕”的背后 “铁幕”这个词是美苏冷战时代的历史名词；而在亚洲，美苏冷战时期对应于铁幕的名称是竹幕。所谓的“铁幕”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政治上对西方的高度封闭，同时收紧边境的自由出入，军事上则与西方展开持续的军备竞赛。铁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产党国家民众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们的脚，苏联集团就是这样来维持统治的。其实，可以讲，共产党国家面对自己点燃的冷战，它也有“冷战程序”，那就是拉下“铁幕”，同时加紧扩军备战。因此，冷战一旦开启，就不会中止，因为双方的核威胁始终存在。 二战后的德国，按照盟军各国的协议，分别由苏、美、英、法四国驻军占领。当时，苏联占领区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而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则组建了跨占领区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于是就形成了东德和西德两大块。德国旧都柏林市也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围被东德所包围。 本来，这样的行政划界并不必然造成东德和西德之间、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隔绝，因为战后在东西德之间、东西柏林之间，边界是开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东德的人，因为向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东德的技术和文化精英越来越少，象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父亲特地从西德搬到东德去住，那是少数。 为了阻止东德人的逃离，苏联当年拉下“铁幕”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修筑柏林墙。东德修筑了柏林墙，再把这样的边界隔离设施延伸到东西德之间所有的边界上。但这仍然挡不住东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参观柏林墙博物馆，就可以看到，东德人被柏林墙挡住以后，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外逃，有造气球载人飞过去，有挖地道钻过去的，还有从界河的水下潜水游过去的。 就这样，苏联集团和西欧国家的边界上，出现了铁丝网、地雷带和机枪自动射击带，岗楼林立。这一切全都建在东德边界靠内的一侧，目的是防止东德人外逃。而西德这一侧，则没有围墙、关卡，更没有哨兵或地雷阵。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采访，并在视频节目中提供了一些东德边界和柏林墙的照片。 从此，苏联集团的民众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当局还用电讯干扰西欧的广播节目，查禁来自西欧的出版物，既封锁资讯外传，也防范外部资讯传入。美苏冷战时期，亚洲的共产党国家与非共产党国家之间，人员往来和资讯流通也基本上断绝了。中共虽然保留了一个窗口香港，但民众除了偷渡，无法进入香港，中国境内也基本上很难获得外部资讯了。 中共会为了生存而改革开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会拉下铁幕，隔离内外，以图存活。因此，改革开放并非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共拉下“铁幕”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对立。面对一个躲在铁幕背后龟缩着的红色政权，国际社会了解它的难度会大大增加，但铁幕内的政权之存活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当年苏联的“铁幕”围墙最终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放弃了冷战；另一个原因则纯属偶然，东德共产党当局一时口误，开放了柏林墙，马上东德人就冲到西德去狂欢，东德便垮了，然后其他东欧的红色政权也垮了。铁幕救得了共产党政权一时，却救不了共产党政权长久，这就是历史事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两会”落幕，期间，习近平在2023年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被列为下年度十大工作任务之首，总理李强则针对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粮食产量、人均收入等等提出多项愿景，一切看似欣欣向荣；但外媒报导，除了“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引人遐想，几乎也都直指了中国就业严峻、人口萎缩等核心问题，对中国经济能否找到出路，不无疑问。此外，经济指标的分析是一回事，另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偷渡，恐怕也正某种程度反映了中国内部光景。 犹记得去年9月，美方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逮捕偷渡客时，发现其中来自中国者，竟多达4000人，是前一年同期的10倍以上，也是历来偷渡者国籍比例上升最多的一群，如此暴增的数字很难不引人注意。回溯统计，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CBP）资料显示，光是2023年一年，中国偷渡客就超过3万人，是过去10年年均（1500人）的20倍，这个数字（无论总量和倍数成长）对任何国家来说，绝对都不寻常。（中国籍偷渡客已成为偷渡美国第四大族群） 不过，就当美国舆论为中国偷渡客激增议论纷纷，同一时间，中国官媒虽也有所报导，却仅仅聚焦“美墨边境非法入境日渐失控”，尤其著眼它让美国联邦主义和移民安全等国家问题出现严重矛盾，更让美国南部边境州陷入空前困境。从头到尾一副事不关己，完全避而不谈中国人对这一波波非法移民的“贡献”。 此外，中国偷渡（美国）不只人数陡升，“模式”也相当惊人，在多个美媒追踪下，发现不少中国偷渡客先是透过抖音等社群媒体，获悉“偷渡美国教战手册”，又尽管内容（包括指引路线）近乎荒诞，他们却一个个证明了现实上并非不可能。例如大量中国偷渡客，被教导可先飞往特定免签证国家（如厄瓜多），然后雇用当地响导，由他带领大家徒步、涉水穿越丛林，进入美墨边境，情节根本是在拍电影，他们则必须支付约莫60万台币，才有机会通过层层关卡，只是不保证不会被美方巡逻队逮获。 于是，这又出现一个诡异的画面。一方，习近平为即将跨入2024年发表新年谈话，信誓旦旦“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实现经济行稳致远。”同一时间，则有成千上万中国偷渡客正以“拓荒者”姿态，不为中国梦，而是甘于狼狈地前往追寻美国梦。被逮后，他们的出发地遍布中国，家庭条件背景不一，但唯一共同点就是“我在中国要活不下去了。” 然后，去年9月中国偷渡客新闻高峰过去，到了今年1月、2月，情况却也没有半点改变，中国人继续前仆后继，要不成功达阵，要不登上电视新闻。约莫一年前，经常扮演共产党传声筒的中国媒体人胡锡进还曾高调辩称那些偷渡客“不代表现代中国人”，今天，看著一批又一批头戴鸭舌帽，背上背著帐篷，手里拄著拐杖，一身徒步打扮的中国偷渡客陆续出现在新闻报导中（包括标榜非西方角度的半岛电台也跟进），胡锡进显然无法再多说什么。连国际移民组织驻巴拿马代表团团长洛普雷特都公开表示：“这是几年前没有的新元素（指大量中国偷渡客）。”（许多中国偷渡客在巴拿马准备偷渡时就被拦下）。 而中国偷渡客之所以受到注意，却又不光是出于人数的增加，让他们更显“独特”的是，不像其他国籍，例如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和海地等，若非和美国之间有“地缘”关系，就是国家长期动荡、贫困，人民讨生活不易，此时此刻的中国在习近平口中，不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那些中国人何以会有如此紧迫感想要离开自己祖国，甚至还用了较之其他国家人民更高难度、更危险、付出代价更高的方式远走他乡？ 胡锡进曾经这么分析，他说：“移民总体上都是从经济发达水准低的地区向高的地区流动，欠发达国家的生计愈困难，一些人向发达国家偷渡的动机就会愈强烈。”如果他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他认不认为大家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正是他这句话的实践。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话说2015年1月2日那天，时任中共外交部（排名第一的）部长助理兼该部的礼宾司司长张昆生被该部新闻发言人和官方权威媒体同时证实“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人民日报客户端就特别发表评论，突出强调“张昆生不但是今年开年以来被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个落马的高级外交官员。” 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各大网络媒体竞相开始“深扒”张昆生的过往和家庭。最有看点的当然是他的妻子肖杰比他有名，不但是曾经的世界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而且当时已经是”中国第一位国家女子羽毛球队出身的羽毛球运动副教授”。 就在2015年1月2日的当天，网易网体育栏目刊登《肖杰曾教李肇星打球 与央视合办羽球教学视频》一文，文章的导语是：“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中曾经谈到，自己一直喜欢打羽毛球， “我水平很差，但我的教练水平很高。”李肇星的教练正是肖杰，他说在美工作期间，肖杰曾教他打过羽毛球。” 文章正文的第一段是：“外交部落马官员妻子曾是羽球选手，屡获世界冠军！这位羽球选手是谁？没错，她就是肖杰……。” 《环球人物》是人民日报社的下发刊物，该杂志曾刊登的《“星爷”的幸福生活》引用了李肇星的自我吹嘘内容：“我们联袂打混双，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俱乐部屡战屡胜，出尽风头。” 李肇星回忆的是在他担任中共驻美大使期间的往事，当时的肖杰是随着担任驻美大使馆一秘的张昆生到的美国，随后凭已经在首都体育学院完成的体育教育学本科学历，进入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 李肇星出任中共驻美大使的具体时间是1998年3月，此前的职务是外交部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长，而当时的张昆生则是美大司的一秘。 随李肇星上任驻美使馆一秘差不多3年时间，张昆生又跟着把驻美国大使职务交给了杨洁篪的李肇星一起回国。回国后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部党委书记职务的李肇星立刻给张昆生提了一级，任美大司的副司局级参赞。 2003年3月17日，李肇星被宣布接任外交部部长职务，张昆生立刻被安排改任外交部办公厅参赞，实际是就是继续充当李肇星的“一秘”。 2007年4月，已经67岁的李肇星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而李肇星离开外交部之前主导的部内重要人事安排之一就是把张昆生再晋升一级，担任礼宾司司长。为张昆生成为部长接班人培养对象打好了基础。 至于这个张昆生当时为何如此被李肇星器重，则要从张昆生的“传奇经历”说起。 1958年8月出生的张昆生是校址一直都在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现名四川外国语大学）的1985届毕业生。说起来是1981年才以23岁的“高龄”成为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何以至此？ 却原来，此人早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初，即以云南省富民县沙朗村“插队知青”的身份参加高考，并被录取进农学院，“但因病未能如愿进入高校殿堂。只好在沙朗村继续放牛”。 日后成为“共和国没有王笏的侍臣”之后，他对云南家乡昆明某报采访他的记者深情回忆说：“放牛是寂寞枯燥的，但这种环境又正是我刻意追求的，我母亲曾送我一台简易的茶花牌收音机与放牛的生活全程相伴。我就以牛背为课桌，天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 1979年，张昆生的家乡云南省昆明市在本省知青中进行招工考试，张昆生的的成绩名列全市第一，获取了进入昆明市公安局一处（政保处）的通行证…..。 张昆生还回忆说：“在乡下自学的英语派上了用场———到省旅游局接待处接待外宾。但一接触实际我才发现自学的那点英语太差了，特别是口语方面。除了再上学深造，没有别的选择。1981年，我报考了外语，上线的考生中，我列居第63名。按成绩可录到北京二外，我选择了川外，理由是为家里节省一些费用。” 张昆生在这里提及的昆明市公安局一处与省旅游局接待处是什么关系?下篇文章中会有分析和介绍。这里继续张昆生本人的回忆内容： “川外的生活富有挑战性，许多附中（应该指“川外”自己的附属中学）学生外语基础好，开初我在班上名列末位，后来拼命赶超别人，一二年级均是三好生，到了四年级一跃而为全年级的尖子。这时外交部到川外招一名工作人员，我的学习成绩面临最严厉的检验，结果口试、笔试、面试均顺利通过，于是我的生命历程出现了重大转变。1985年8月13日，我离别昆明走向陌生的北京，当时因没有能力坐卧铺，最后选择了钻到硬座下躺了56个小时上北京的最经济的“卧铺”。我从此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 请注意，张昆生这里想要重点表达的是，当时外交部在他毕业的“川外”只招收一人。厉害吧？且慢，还有更厉害的呢。 2015年1月2日当天, 随着中共公开对外宣布张昆生“被查”的消息，包括新华网在内的各大媒体纷纷转引或者全文转载了一篇首发于13年前的旧文《张昆生：一个昆明人的外交生涯》一文，文章一开头就吹嘘说：张昆生的成长之路，从昆明近郊富民县沙朗村逶迤延伸向川外、北大、哈佛、牛津以至中国驻美总领馆。自1995年以来，中、美两巨头间的交往、争锋、对峙与合作等等诸般风云际会中，总有这位云南赤子为这影响国际局势的两个大国间的重要外交活动默默奉献着睿智与忠诚。出色的工作业绩，曾使他荣膺中央国家机关全国劳模桂冠……。听他作报告，你会感慨满腹经纶、儒雅倜傥的外交官，却原来其文韬武略，也决不输于政治大家、军事专才，这让人联想起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在笑谈间捭阖风云、折冲尊俎的国家的侍臣、策士和谋将们。掌声、倾听和热烈的提问，表现了当代青年对成功的顶礼膜拜。共和国正是有许许多多像张昆生这样忠勇智慧的外交“侍臣”，才有今天不断提高的国际声誉，他们是国家的功臣。 按照张昆生在这篇文章里被引述的自我介绍，他进入外交部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居然是“外交信使”，他说“我在信使队，在全球通讯尚无法与当今相匹比的十多年前，这个机构的工作尤显重要，是外交部一个机要部门，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要了解世界局势，都需要参考信使队的调研资讯。外交信使，频繁地往返于各个国家间，他们需要精通外语，有丰富的外交知识，敏锐的洞察力，较强的分析国际局势和问题的能力，为了做到这些，国家需要作大投入，我们三个人的信使队，培养的费用高达53万美元。不了解真情的人，一定认为这项工作是何等令人羡慕和有趣，而这其中的甘苦和危险性，只有亲历的人才能体验。长年浪迹天涯，与亲人长年分离且不说，还有一定的危险。在我到信使队之前，已先后有6位队员殉职。我在信使队5年，访问和调研了121个国家和地区，这数字没有一丝虚夸。” 继而，这个张昆生在外交部工作年满5年后，即考入北大，攻读硕士研究生。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张昆生当时是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与习近平的“不脱产”有本质的区别。 张昆生说，3年学习结束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在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导师薛谋洪亲自送他到哈佛继续深造。“得到导师如此垂爱的学生，也许不多。以后是到UC伯克利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学习，最终以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结束了我的学习生涯。” 张昆生本人的这段回忆内容似乎是故意要模糊自己到底是取得的哪家学校的博士学位。其实，他本人应该是取得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几所学校的经历都是短期游学。 不过呢，在美国几所学校游学期间，他张昆生被时任中共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特别关照。待张昆生最后完成在英国牛津的个把月短期访问后，已经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长的李肇星立刻召唤张昆生“回部”，从被任命为美大司副处级二秘开始，就一直侍奉在李肇星身边，先后长达12年时间。 从中共外交部网站上至今还能够查找到的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张昆生”的简历中看，他1998年-2001年的职务是“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一秘”。但他本人对记者把自己这段时间的职务说成是“驻美大使特别助理”。当记者问他“17年的外交生涯，哪一段时间最让你难忘”时，他回答“驻美任大使特别助理期间”。 他对记者吹嘘道：驻美任大使特别助理期间。1997年是我外交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年。这年江主席首次访美，我参与了27篇演讲稿的起草工作。江主席访美的路线行程，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在江总书记所到过的三个地方，美国方面均为他鸣放了21响礼炮，享受了最高的礼宾规格，这样的礼仪是少见的……。 张昆生还回顾说：第二年（1998）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我也参与了整个行程的接待工作……。在中国驻美外交官们有理有节的巧妙斡旋下，使得克林顿向全世界承诺了他的“三不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参加任何以主权国家为成员国的任何国际组织），实现了预期的目的，这可说是中美关系的一项重大进展，双方只要遵守一个中国、三个联合公报、“三不”，中美关系就会健康发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上内容出自首发于2002年的旧文《张昆生：一个昆明人的外交生涯》，文中记者所说的“17年的外交生涯”，显然是把他张昆生“脱产”在校读博的5年时间也算在“外交生涯”之内了。 另外，张昆生随李肇星赴美任职是1998年的事情，而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他张昆生还不是“驻美大使特别助理”。当然，作为美大司一秘，参与江泽民访美的演讲稿起草也好，设计行程也好，绝对是份内的工作。所以他应该是把自己担任美大司一秘和驻美使馆一秘两段时间内参与过的对中国主要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服务工作混到一起回忆了。 他对驻美期间的回忆内容还有：—-1999年4月上中旬，朱总理访问美国，我作为联络官，在那8天8夜里，朱总理的一举一动牵引着世界的视线，我回想起来仍是难以忘怀。 —-1999年，我驻南大使馆遭遇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轰炸，中国驻美国使馆为解决炸馆事件向美方进行了无数次的艰苦交涉，我们从多方面与美方展开了外交斗争，迫使美国五次向中方道歉、在牺牲的中国烈士遗骸运回国时美国降半旗致哀并向伤亡者和驻南使馆做出赔偿。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但还需要美国国会通过对华PNTR（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协议才能起作用，于是我们这些驻美外交官们又紧张地开展双边活动，推动了这个问题一步步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从如上公开发表的对记者的回忆内容看，这个张昆生真的是挺不谦虚的。一个外交部美大司一秘和驻美使馆一秘，把自己担任这两个职务期间的中美关系的每一个重大、超重大事件的安排、处理过程和取得的“成果”都贴在自己脸上，不但没提及真正主持安排设计江泽民那次访美的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和1998年3月开始接任了外长职务的唐家璇，就连这段时间里自己是如何在自己顶头上司李肇星领导下工作也都忽略过去。如此高调地利用媒体吹嘘自己，怎么可能不在外交系统内招致同僚们的诟病？ 张昆生被宣布“正在接受调查”之后，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习近平反腐运动中，张昆生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过去大家公认中国政坛最后一块净土的外交部门也落入贪腐的旋涡。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为此接受美国之音卫视新闻专访时说，过去外界总认为，外交系统是比较干净，是“没有腿”的部门，因为在国内没有下行单位，所以利益输送和利益关系比起其他部门来说较为简单，腐败问题比较少，发生张昆生事件确实令人惊讶。 至于这个张昆生当年的落马，除了被公开对外宣布的“权色交易”等腐败罪行，是否也有当时外界所推论和猜疑的“政治原因”？留待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回忆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数据显示，中国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上升，显示去年12月份青年失业率略低于15%，与欧盟相近：均为14.9%。不过，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与中国近几年经济结构转型直接相关，属于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技术进步或行业衰退而造成的失业，通常较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v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持久，因为失业者需要再职业教育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而摩擦性失业涉及人们在工作之间转换，与经济周期无关，是人们经常遇到的失业。经济学家一般不太关注摩擦性失业，但特别担忧结构性失业，可惜的是，注意到中国青年失业率高的分析者，多半忽视了这是结构性失业。 房地产业萧条导致数十个上下游产业萎缩 近三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剧烈的产业结构变动，从世纪之交就成为中国经济龙头产业的房地产业，因市场过度饱和而难以为继。在继续投入资金（主要是银行贷款）维持泡沫与让泡沫慢慢瘪下去另觅经济发展之途二者之间，习近平咬牙选择了后者。 但兹事体大，房地产业一直被中国当局及经济界视为大而不能倒的产业，是从房地产开发投资拉动就业这点来考虑。Wind PDB 产业聚焦曾在2023年1月发表过一篇《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其中列了一个表，显示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建筑业的就业拉动能力最大。建筑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635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62人。金融业的就业拉动能力第二，金融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511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70人。房地产业本身就业拉动能力并不大，房地产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351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12人。按此计算，2020年仅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房地产开发投资带动就业就超过1.15亿人，对民生影响巨大。 上述研究还没有考虑其他几十个房地产开发上下游产业。择其大要述之，房地产开发上游主要包括土地（七通一平就涉及数个行业）、金融行业；建筑工程（包含各种建筑材料的生产与供应）；房地产开发相关服务；房地产开发下游主要包括房地产经营、房地产销售、房地产辅助服务、装修产业（涉及多种装修材料的生产与供给）等，与此同时还有交通运输产业，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从业人员。 与房地产业相关的两大产业 房地产、建筑业与金融业在中国是共存共荣的关系，房地产衰落，自然会影响到这两大产业。但细读之下，除了房地产业衰落的影响之外，还有这两大行业因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有更新要求的因素。 以银行业为例，2016年之前，银行业曾是白领向往的金饭碗行业，但2016年开始，先是遭遇智能化取代人力，仅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四大行就裁员约2.5万人；以后每年都有银行业裁员消息传出，成了常态。2023年9月30日，中国国内第一财经根据Wind数据统计，称降薪、裁员成为2023年上半年上市银行财报透露出的两个关键词。42家上市银行的员工总数虽然突破了250万人大关，但同比增幅仅为1%。中工建农这四大银行还在裁员，其中，工商银行一年之内少了9000余人。据该报道透露的数据，从专业构成来看，招商银行招聘得最多的依旧是零售金融业务的员工，净增5378人（上一报告期增9460人），此外，运营操作及管理净增加2172人，而综合管理类人员则净减少近千人——熟悉银行业务的就知道，这些银行招聘的是能为银行增加业务的一线员工，以及专业门槛较高的技术型员工，“综合管理类人员”是属于万金油式的管理人员，这类人失业之后再就业相当困难。 中国建筑行业正处于技术转型时期 建筑行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中国判断支柱产业的标准是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8年以来，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85%以上，2022年甚至接近7%，增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2.5个百分点，支柱产业的地位依然稳固。建筑行业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至大：第一，它的发展带动着建材、冶金、化工、轻工、机械、石油、煤水电气、装饰装修、智能科技、家电等几十个行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中国的GDP增长和就业状况。第二，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对教育水平要求较低，一直是中国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行业。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 至2020年，每年从事建筑业的新产业工人人数在5000 万人以上，占比20%左右。 但是，情况正在起变化。最近几年，中国建筑行业出现一个现象：企业增多，但从业人员反而减少。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143,621个，同比增长11.55%；从业人数5,184.02万人，同比下降0.31%；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139740个，同比增长7.9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8712个，同比增加926个；与此同时，建筑业从业人数4016.41 万人，同比减少3.79%。简言之，企业变多了，更多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与此同时从业人员反倒减少了——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减少是按千万计数。国内的分析是认为企业养不起那么多人，国企增多则被认为是建筑行业的“国进民退”。 但事情远比这两类分析复杂。只有极少数分析指出是因为技术和管理的发展，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从中国现在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共有四条主线，分别是：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打造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建筑机器人研发和应用；推广绿色建造方式。上述这四点，注定中国的建筑业从设计到劳动类型与人力配置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中，将形成数量巨多的结构性失业者，因为列入十三五计划的“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和十四五计划的“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主要依靠三大技术支撑：装配式、产业互联网平台、建筑机器人，这意味着中国建筑行业的劳动力类型需求将发生改变，包工头一般也无力投入建筑业新技术改造，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体力劳动者将逐步减少。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每年那么多大学生毕业，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这里牵涉到一国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要是否脱节、职业培训与再就业技能培训是否适应就业市场的问题，我将另文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三月，中共举行人大、政协两会，呈现一系列变化：会期缩短、闭幕式缩短并草草结束；代表和委员默不作声或照稿宣读，一字不敢自主；全程充满对习近平的违心颂扬和尴尬掌声。会议整体气氛沉闷而做作，看上去越来越近似北朝鲜模式。 最大的看点在李强身上。习近平不仅取消了总理记者会、终结了总理与中外记者交流的最后平台，还通过修改《国务院组织法》，彻底虚化国务院、彻底架空总理角色。这一切“骚操作”，究竟让习近平得到了什么？除了进一步挣得天下骂名，还进一步促进了官员躺平。 两会后立即发生的燕郊大爆炸，就是一个及时的证明。大爆炸惊天动地，震动京师，也震动海内外，但纵观中共上下，官员尽都躺平。习近平和李强不仅没去现场视察，就连表达关切的指示或批示都破例不发。作为主管紧急事务的副总理张国清，不到事发地河北省、而是绕到毗邻的河南省转了一圈，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甚至，就连河北省的所谓父母官 — 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未见出动。 看来，有关天灾人祸等灾难的应对，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演绎。第一阶段，从毛周到胡温时代，遇重大天灾人祸，领导人赶赴灾难现场视察或慰问；至少总理前往，多代总书记也曾前往。第二阶段，习近平上台后，他本人不再现身灾难现场，总理李克强依旧前往，但有时呈现受阻而推迟前往的情况，如2021年河南大水。若李克强受阻不能前往，则剩下习李分别下达指示或批示。第三阶段，中共二十大之后，不仅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不会现身灾难现场，名为总理的李强也不再现身灾难现场；发展到2024年燕郊大爆炸，总书记和总理不仅谢绝现身灾难现场，就连指示或批示都懒得再发了。 看上去，就连这两人都躺平了。习近平的躺平，因为大权在握、党内再无派系制衡、政治老人无从监督，乐得自我放松休息、逍遥自在；李强的躺平，一则无奈，不敢发挥，生恐落下 “出风头”、“树立自己”的嫌疑；二则顺势躺平，反正，国务院已经被掏空、自己已经被架空，无所作为才是他的上上之策。身处暗流汹涌的朝廷，伴君如伴虎；刀光剑影，人身安全第一。 有趣的是，就在两会刚结束，党媒《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去年的一次讲话，声称：“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舍去前后党文化的语言包装，这段话的重点恰恰就在于，习近平总结官场现状：官员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官场暮气沉沉、无所作为、一潭死水。等于变相承认，在他的统治下，官员尽都躺平。 或许，习近平囿于认知障碍，他无法明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又或许，习近平明明知道，却绝不会自我反省，假装以责备的口气“教导“一众官员。官员尽都躺平，究竟是习近平心下所要的结果？还是出于他“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天真幻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官员齐齐躺平，都是习近平应得的果报。 试想，何谓“全面从严治党”？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网球冠军彭帅，闹出惊天国际丑闻，他被治了吗？今年两会上，一名女记者冲向主席台，疑是要找发改委主任郑栅洁算账，造成轰动，习近平会治这名习家军人物吗？其实，党内谁都清楚，所谓“全面从严治党”，就是选择性抓人，搞政治报复，一切以是否站队习近平为标准。 何谓“定规矩”？习近平本人遵守规矩了吗？诸如，习亲自制订的“中央八项规定”之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又如中共党章明文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些，习近平都做到了吗？还是变本加厉地带头违犯？不正己，何以正人？ 官场死气沉沉，官员集体躺平，上至总理李强、下至村镇基层干部，尽在躺平之列，这是习时代的必然，也是习时代的特征，尤其在二十大之后，更成为习时代的官场气候。很显然，面对这一官场新常态，习近平本人也束手无策。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他是始作俑者。况且，最具讽刺的是，他自己也躺平了，以他自我设定的方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三月，中国议题发烧。先是稍早发生的金厦渔船事件波涛未平，接著年度政治大戏人大政协两会登场；三一八太阳花十周年则标志著两岸关系重要的分水岭：隔天，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了争议二十年的“二十三条立法”──立法会于十九日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而进入三月下旬，许多人并没忘记，一位台湾女婿、杰出的出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满州人富察延贺，在中国因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遭到“刑事强制措施”满一年，至今中国没有公布他的现况处境。 三月这些重要事件串联起来，正映射出这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走向独裁过程中，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向。 经过二○一二年传闻中惊险的“新四人帮政变”后，二○一四年是上任两年的习近平开始全盘掌握权力。就在三一八学运爆发的前三天，三月十五日中共宣布，习近平兼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那时候习近平拥有九个“小组长”头衔，借由一个个小组（包括对台政策领导小组）全盘掌握权力。 也就在这时，台湾、香港都起了反中抗争，三月台湾年轻人高举太阳花拒绝服贸，九月香港市民撑起黄雨伞要求真普选。当时台湾年轻人发表《坚持，直到岛屿天光》的声明称： 让台湾公民社会，成为两岸互动之‘强而有力的行动者’，提升了我们的战略视野，将台湾社会的声音，传递给中国社会，也让世界听见台湾。经此一役，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台湾公民力量的崛起，对台湾的“收买策略”也将受到牵制。 中南海是否听到台湾年轻人的声音？事后证明，随著权力的巩固，心怀“民族伟大复兴”美梦的习近平并不承认“台湾公民社会是两岸互动之‘强而有力的行动者’”；就像中国在面临“占中”普选倡议时，它的回应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否定2016年香港立法会普选的可能，同时国务院发布第一份《香港问题白皮书》，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自信满满的习近平要求对“统一”的进程掌握主动、必须“操之在我”，他拒绝承认港、港反抗青年与公民社会具有任何自主性。 习近平对台湾操控两手策略，软的一手是利诱台湾年轻人，三一八之后加强吸引台青赴中创业就业，到二○一八年初更大放送三十一项惠台政策，提供赴中台湾人国民待遇，企图透过融合政策来促统。 对香港也是一样，透过“大湾区”计画把香港吸纳进中国珠三角，弱化香港经济自主性。从一个强烈的对比似乎可以证明习近平对港策略是成功的：十年前深圳民众涌入香港购物、抢光奶粉，被香港本土派斥为蝗虫驱赶；如今香港人则是成群到深圳大卖场采购、渡周末，甚至平常奶茶都叫深圳外卖员送到港铁延线车站面交。港中融合在一杯杯奶茶里。 而硬的一手是不断限缩、否定香港与台湾的自主性，从引发全港抗争的《送中条例》、之后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到最新完成的“二十一条立法”，都是在否定“两制”、独尊“一国”。 中国对于台湾的经济统战未获太大成功，因为中美贸易战火点燃，经济脱钩、全球供应链重组，加速台湾整合进入“非红供应链”。最新一个例子是美国众议院通过对TikTok禁令后，台湾也跟进，一样把抖音视为外敌对势力实质控制的“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 近四年来台湾民众对习近平“硬的一手”点滴在心头，不断增加对台军演的强度与频率，反复借由机舰越界破坏海峡中线默契，到这次金厦渔船事件中国海警船侵入台湾画定的金、马禁限制水域。其目的就在否定台湾是个具有领土管辖权的主权国家。 中国近年来对港、台的作为突显了习近平的的霸权心态──统一的议程“操之在我”、由他设定，港、台只能在他设定的议题上有限度地协商，台湾空间还大一点，香港根本已没讨价本钱。 最横霸的是中国法律的长臂管辖特性──中国的《国安法》、《反分裂法》、《港版国安法》，不只规范你在中国境内的行为，连在海外主张港独、台独，都算是触法，它就可以办你。所以台湾社运人士李明哲透过网路串连中国民运工作者、传布民主人权理念而被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名判刑五年。李明哲出狱后受访说： 我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一项我实际在中国社会做了什么事情，全部都是我在网路上的言论，我虽然微信、QQ是中国的社交软体，但是我是在台湾发表这些的言论，那你中国把所有世界上使用QQ跟微信人都当作中国人来管理，我觉得第一个是笑话，然后那你把网路的言论，甚至把网路聊天群当作一个正式组织，说我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说我们意图颠覆中国政府，我觉得是第二个笑话。 台湾籍的李明哲被中国判有罪，至于中国籍的富察延贺能逃过劫数吗？至今，除了国台办宣布他因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之外，中国完全未对外透露相关案情，也无正式起诉、审判的消息，外界不能确知他踩到中国哪一条红线。 刑事强制措施是指中国警察、检方或法院可以对嫌疑人或被告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依中国《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依程度高低可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 住 居”、“拘 留”、“ 逮 捕 ”五种。而拘传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取保候审的期限总和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的限制人身自由为六个月、拘留的期限一般为十四天，最长可达三十七天。这五种强制措施除逮捕须由检方批准，其馀都是警方可以决定和执行的。 到底富察延贺现在处于哪一种强制措施下？中国没有也无义务对外说明。而根据《办理刑案程序规定》计算，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七个月，不过有但书：“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5日内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这条让检方得以不断增长嫌疑人羁押时间。 中国法律的长臂管辖可以用“台独顽固份子”对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两度发布制裁令；也可以用李明哲在中国大陆之外的言行定他的罪。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谈论富察的案例时说，这是个涉嫌煽动违反国家安全事件，和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中国的长臂管辖根本就不尊重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法律。 除了港台人士可能误踩中国国安红线，愈来愈多在中国其他国籍人士也触法。二○一八年“华为公主”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后，中国报复性地以间谍罪名抓两个加拿大人康明凯（ 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 Michael Spavor），并指控他们是间谍。二○二○年，澳洲公民成蕾被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被关三年后才释放回澳洲。 去年底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获选为金石堂年度出版风云人物，受奖时他提到同行、也是2019年获奖者富察延贺：“富察的遭遇对我来说，其实造一个很大的压力跟创伤，因为他坐实了我的恐惧，这个恐惧是真的。”允晨也出了不少可能在中国眼中被定性为“煽动颠覆”的书。 不只富察延贺、不只廖志峰会恐惧，也不只在中国经商、采访的外国人担心自己误踩红线，连做中国研究的外国学者都对赴中国做田野感到不安。 荷兰莱顿大学的中研究学者彭轲（Frank Pieke）中文流利，过去三十多年来，过上千次中文访谈。不过近年来他不进中国也不讲中文，他担心一旦中欧关系恶化，自己会成为待罪羔羊，他告诉《端传媒》： “只要他们还在随便把人们放进监狱，我就不想再去。” 回顾过去十年，习近平愈来愈集权，中国的国家机器也愈让人恐惧。过去许多人自信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条不归路，就像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散播出去收不回。但这种信心愈见动摇──十年来习近平帝国的铁幕又降下，囚禁了富察、也吓走外国人。 ※作者为资深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两会”数天前散场，有关外交部长换人的传闻落空。被认为是新外交部长热门人选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下简称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两会”前外事活动频频，但自3月7日起突然消失于公众视野（他并非现届全国人大代表）。而70岁的王毅还在以外交部长身份全世界跑，近日访问纽西兰和澳洲。 这两人的反差，背后有何内情？或许是刘建超早前太过张扬，习担心他是另一个秦刚，还得让老家臣王毅继续陪跑；但更有可能是涉及外交派系内斗，比如某派人马向最高层爆了刘建超的黑料，让习不得不反复掂量。 在秦刚之前突然从外长职位上跌落马之后，中共外交内斗动向引人关注。在外界看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委办公室（简称外办）主任、再兼外长的王毅颇为得势，但其实他可能是不得已的，他身边有一个沉默大佬，可能对他不利。 中共外交人事面临大洗牌 外交部长暂时没换成，但中共外交其它人事近期频频异动。 3月14日的官方消息显示，年初离任中联部副部长的郭业洲，已任中央外办副主任。 郭业洲生于1966年2月，江苏淮安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后供职于中联部，担任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中联部副部长。 3月14日，中共国务院任命陈晓东为外交部副部长。 陈晓东是安徽庐江人，生于1965年12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198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前是驻南非特命全权大使。 此前，2月份，原外交部助理农融，已调任港澳办副主任。 近期，中共驻外大使可能有一轮洗牌。驻欧盟大使傅聪在上任不到18个月后，传将赴驻纽约任驻联合国特使；孙卫东于2022年10月卸任驻印大使并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后，北京仍未任命驻印度高级外交官，近期中印边境紧张，驻印大使急需到位“救火”；前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去年夏天晋升为中联部副部长，她的继任者也可能近期公布。 以校划线的外交派系之争 中共外事外交系统的核心工作部门，主要是分属党政两条线的三大系统，中央外办、外交部和中联部。中央外办要比外交部地位更高。中联部负责所谓党际外交，不过现在这种规矩已打破，比如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早前代理了许多外交部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外交人事关系复杂，帮派林立，基本上以毕业院校划界，各派勾心斗角。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派、北语（北京语言大学）派、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派、外交学院派、国关（国际关系学院）派、北大（北京大学）派、复旦（复旦大学）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帮主，新任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也是北二外派，是王毅的马仔；前外交部长秦刚本来是国关派的大佬；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是北外派的帮主，中央外办副主任邓洪波是北外派，新任中央外办副主任郭业洲也是北外派；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毕业于北京大学；外交部副部长邓励是外交学院毕业。 那些非科班出身的，如果不是原来有靠山，就需要靠抱外交系统里有实力的红二代、红三代的大腿升官。2020年1月，中纪委巡视组曾点名外交部存在“选人用人视野不宽”问题，就是指向外交部的这些派系问题。 早前各方爆料皆指王毅和秦刚是死对头，王毅的北二外派集体举报秦刚的婚外情，闹得满城风雨，导致习近平不得不挥泪斩秦刚。但秦刚的国关派人马，相信也会收集王毅的问题。而刘建超暂时未能接任外交部长，可能也是因为王毅的阻挠。 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是习近平亲戚？ 本文开头提到王毅身边还有沉默大佬，说的是在外交部网站上列出的最高官员——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他也是外交部机关党校校长。 1961年出生的陕西吴起人齐玉，是在2019年1月28日当上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至今已超过六年。 中共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历来是由熟悉外交的专业干部出任。而齐玉是政法学院哲学专业，曾在陕西、北京、青海、吉林等地任职，历任党刊主编、组织部长，党委书记、党建研究所长，不仅毫无外交经验，其任职地域也全在北方，从未跨越黄河。 齐玉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视为奇怪的人事安排，引起关注的是他与习近平家族的秘密关系。 有知情人披露，齐玉曾是习近平的同父异母兄弟习正宁同事。齐玉1983年7月进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任调研员。而1984年，习正宁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处长。 习正宁1986年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7年，先后担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海南省政法委书记等职，1998年因心脏病突然去世。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是河北人，而在西安，有齐心的堂弟齐捷。文革中，西安六中毕业的齐捷受习家被整牵连，没有上大学，在草摊子农埸务农，习近平往返陕北北京时，曾借住堂舅齐捷家。 因为齐玉和习母齐心同姓，齐心家族又在陕西有一支，故此有人猜想，齐玉应该是习近平的亲戚。 表面上，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在部内是仅次于部长的第二号人物，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外交部更加党化，强调对党的忠诚，其实是对习的忠诚。说习近平派了一位亲戚来监视外交部，收集里面乱糟糟的问题线索，这是可能的。如此说来，齐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王毅也必须忌惮他。 王毅被“夹击” 齐玉或背后插一刀 中共外事外交系统在早些年被查办的高官不多，只有2015年1月落马的外交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但自从秦刚出事，外交系统的种种问题就被聚焦。 去年11月，中纪委发文点名外交外事系统有政治风险、廉政风险、管理风险。文章提及的问题，包括落实习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以外谋私，干部失管失控，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文章又指“少数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不善抓管理”，“上级监督虚化”，“主动发现问题能力不足”等等。 这篇文章矛头直指外事外交事务的大领导王毅，作者却是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张际文。 按中共向相关单位派驻纪检组的规矩，纪检组是接受上级纪检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但以接受上级纪检领导为主。故此，张际文的真正大领导是习近平心腹、中纪委书记李希，然后张也是王毅的下属。故此，张际文这样大胆公开曝光王毅的问题，很罕见。 如果说张际文是习安排在中央外办的钉子，齐玉就是习安排在外交部的钉子。齐玉的低调、沉默，可能更可怕。 老迈的王毅已连续十年全世界跑，可谓卖力，能够做到这点确实也不容易，但应是有苦衷的。因为他并非习的嫡系，全凭甘当奴才、出位表忠诚，配合习的“狼外交”政策，换得习的欢心。但伴君如伴虎，王毅的受宠不是永恒的。 王毅得罪了习偏爱的秦刚的国关派，身边又有两个“监军”，在往后的日子里，如果他在外交内斗中玩得过火，可能晚节不保。特别是齐玉，说不准在关键时间背后插王毅一刀。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传统文化很讲究平等。不认字的老太太都能和你争论为什么不平等。他们接受的是戏曲和民间艺术的教化。现在很多人崇拜西方的平等观，殊不知西方现代法学的鼻祖孟德斯鸠，正是用中国古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摧毁了欧洲封建等级制的法律体系。 当中国共产党从西方引进了共产主义之后，平等就消失不见了，假装忘记了。中共还引进了苏维埃农奴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降低为最下等的农村户口。他们不但不享受任何福利，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 就算进城打工，也是最受剥削的农民工，和城市工人职员们明显不是一个阶级。这种下等阶级受歧视的人口，占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绝大多数，是货真价实的农奴制贱民。 城里人对这些没感觉吗？没感觉。当人们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时候，他们会很享受这种不平等。当文革时他们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他们感到委屈和受苦了。可是那进城打工还被歧视和剥削的农民工们，他们是什么感觉呢？对他们来说，平等只存在于古代的戏曲之中。 可是对统治者们来说，把人民分而治之是一种手段。挑拨阶级和民族之间的歧视和斗争，有利于转移人们怨恨的对象，减轻各级土皇帝们承受的社会压力。并且用一部分人来压制另一部分人，也是维稳措施的基础。 当资本家的财产获得退赔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似乎承认了财产权。可是农民的土地财产呢？仅仅是承包，财产权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手里。但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观念仍然很强，没有被中共的邪教所消灭。于是出外打工的农民宁可将土地荒废了，也不能无偿交给别人耕种，否则可能会失去他们仅有的财产。 这种土地政策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荒废土地导致粮食减产，无法合理合法兼并土地，阻止了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推广，粮食产量上不去。虽然有很多的农业科技进步，仍然无法养活人民。靠习近平的今天退耕还林，明天退林还耕的拉抽屉式的瞎指挥，解决了问题吗？ 不要说全球农业的经验，就是中国自己自古以来的经验，土地私有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只有用心负责的农民拥有了这块土地，土地的耕种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在领主的遥控下集体耕作也有效，封建制也就不会被取代了。 所以农民的私有土地权利，不仅仅是个财产问题。对全社会来说是农业效率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不二法门。特别是现代化大农业与合作农业，权属不清造成的混乱，是各种低效率和不稳定纠纷的原因。 所以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人权确实是个基本问题。不仅仅是言论等等自由的问题，财产也是关系到社会生存的大问题。财产权要得到保障，必须依靠法律和执法公平。而法律和执法机构，要依靠政治的支持。靠皇帝把国家当作自己的财产，是一种经常不可靠的保障。只有依靠人民选择的自己的政府，才有动力为了选民的利益保障法治的公平和公正。 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无法无天维持了七十多年的局面下，恢复法制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只能依靠推倒重来，建立由人民选择的民主政治，才能改变专制体制无法无天的惯性，给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结果。否则每天成千上万人上访，也改变不了无法无天专制的本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总爱出些个奇葩警句，这可能是当党支部书记喊口号喊出的毛病。前些日子的奇葩警句是“全过程民主”。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成体系的规矩，和过程有什么关系呢？不全的过程又和您老有什么关系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不仅人类社会，就是群居的动物也有一定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无法维护群体的秩序等等，就会被自然界淘汰。老猴子惩罚调皮捣蛋的小猴子，不是为了好玩儿，而是群体生存的需要。人类从原始社会以来，群体越来越大，规矩也就越来越复杂。同样需要用强制力来维持，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和法律。 两三个世纪以来流行的一套理想，就是公仆和服务论。可是没有一个实践中的国家是服务行业，也没有一个掌权者是什么公仆。这一套理想往往是被政治野心家们用来忽悠人民的甜言蜜语，用来掩盖他们背后的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 既然国家和法律是用来强制维护秩序的机构，那它维护的是什么呢？像老猴子一样，是维护集体生存的保障和个体生存的权利。这里存在两个标准。你危害了集体生存的保障就要受到惩罚。你危害了个体生存的权利就失去了合法性，应该被推翻。所以，秩序和人权是两个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没有必须服从某个势力的四项基本原则。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就是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前提下，维护了良好的秩序。 而民主制度的设计，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保障人权，包括人们的财产权。以此来衡量那个维护秩序的政府是否合法。而且每隔几年合法地推翻一次，使人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以此制约政府走在正确合法的道路上。 而历史上和今天存在的暴政之所以被认定为暴政，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以集体安全的名义压制和减少人权保障，甚至剥夺人民的财产。本来是为了维护人民权利和安全的政府，用其一原则取消了另一个原则，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国家的权力取消了人民的权利。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暴政，都是在这个借口下产生的。人民已经对此产生了麻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从西方引进了极端专制的共产主义体制。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权的保障一扫而光，实行苏俄式的农奴制，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基本人权。所以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或者革命，首先一条的原则，就是建立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包括对财产权的保障。 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不是渔猎采集时代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个人的财产。人权的各种自由选项，都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之上。所以保障个人自由必须包括保障个人财产权。中国共产党剥夺人们的自由，也是从剥夺人们的财产权开始的。虽然他们的共产主义实验失败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了，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剥夺人民的财产权，拒绝保障包括农民土地权利在内的个人财产。这是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最后挣扎。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极端专制政体的现实，中国将来改革或者革命创造的民主体制，必须是从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和财产开始。纠正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创伤，树立人权保障的观念和习惯，并把这个人权观落实在法律实践中。这就是最适合现代中国的民主。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