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新州低風險產婦接受分娩介入比例上升
2026 年 9 月 14 日
今年5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訪問歐洲三國：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據稱是大瘟疫之後或五年以來的首次。習近平之行是否成功？ 在法國，習近平把中共支持普京入侵烏克蘭的事推得一乾二淨，他說：「中國既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造者，也不是當事方、參與方，而是一直在為實現和平發揮積極作用。 」其實，這些都是老話、謊話，習近平和中共重複過很多次。但這恰恰是法國和歐洲最大的關切。中共支持和援助俄羅斯侵烏，各方證據確鑿，不僅直接損害烏克蘭，而且間接損害歐盟。道理很簡單，悍然發動侵略戰爭的俄羅斯，眼下正是歐洲最大的威脅和敵人。 法國和歐盟不滿中國產能過剩、濫用補貼、低價傾銷、尤其電動車泛濫，不僅破壞了世界經濟秩序，而且損害了歐盟的根本利益。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強行擠佔了歐盟汽車和商品的市場份額。對此，習近平也予以否認。 顯然，習近平訪法，在這兩大問題上都沒有讓步，雙方癥結無法得到解決。至於他和馬克龍在法國南部鄉間小範圍會談時有何承諾，外界尚不得而知。但以中共信譽，即便有承諾，也多半不會兌現。習近平對法國的唯一讓步，是暫停對法國白蘭地酒採取限制進口措施，原本是報復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展開反傾銷調查、進而可能提升關稅的行動，習近平的讓步，表示中方暫停報復。但這個報複本身沒有邏輯和道理。 其實，習近平訪問法國的真正目的，並非上述事項，而是離間美法關係、美歐關係。以為法國外交立場相對獨立，並不跟從美國，從法國入手，可以分化西方。且不說習近平的這一算盤未免太過天真、一廂情願，就說習近平本身的外交套路，自己就抵消了自己的這種謀劃。 在結束法國之行後，習近平接著訪問塞爾維亞和匈牙利，其目的，卻是分化歐洲，打入楔子，離間這兩國與歐盟的關係。鑒於法國同德國一樣，是歐洲的中心，並稱「法德軸心」，習近平此舉，就等於離間塞、匈兩國與法國的關係。在巴黎看來，習近平的用心昭然若揭：拉法國對付美國，同時又拉賽、匈兩個小國對付法國。 在塞爾維亞，該國總統武契奇公開喊口號：「是的，台灣是中國的！」呼應習近平和中共的立場：不承認科索沃獨立。然而，歐洲大多數國家、包括匈牙利都承認科索沃為獨立國家並與之建交，這是塞爾維亞渴求加入歐盟、卻遲遲無法加入的重大障礙。習近平支持塞爾維亞官方的立場，就等於跟法國和整個歐盟作對。歐洲大多數國家也反對中共威脅台灣。 難怪武契奇說：「他（習近平）在我們這裡（塞爾維亞）受到的尊敬和愛是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潛台詞就是：習近平在其他國家得不到尊敬和愛（實際上，多國民調顯示，習近平得到的是普遍的反感）；其實，即便在塞爾維亞，這種「尊敬和愛」也是假的：該國反對黨揭露，武契奇下令國營企業的工人前往歡迎習近平，人為製造歡迎場面。 在匈牙利，習近平與該國總理歐爾班似乎找到了共同立場：親俄。匈牙利是歐盟27國中唯一反對制裁俄羅斯、並拒絕給烏克蘭提供軍援的國家。但匈牙利與中共立場的不同點在於：匈牙利有底線，它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匈牙利是唯一跟中共保持「一帶一路」合作的歐洲國家。習近平此行，與匈牙利政府簽下16項協議，最大的看點是在該國建立中國電動汽車工廠，中方可藉此大幅減少運輸成本，進一步向歐洲傾銷價格低廉的中國電動車— 這恰恰是法國和歐盟最大的心病和反對。 在巴黎會談時，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就當面正告習近平：「我們的市場充斥著獲得大量補貼的中國電動汽車。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工業。」習近平公然在匈牙利設廠，頂風作案，不僅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加劇與法國和歐盟的經濟衝突。 縱觀習近平的歐洲之行，先訪法國，意圖拉法國、歐盟對抗美國；再訪塞爾維亞和匈牙利，意圖拉這兩國對抗法國、德國和歐盟。顯露兩次分化圖謀。從外交專業角度而言，行為前後抵消，其外交成果幾乎為零。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無預兆地訪問中國，並受總理李強的接見，後者還設宴款待馬，在西方的企業家中，這番禮遇是很罕見的。對馬斯克來說，此次突訪中國，從公開報道來看，有幾大目的；對北京而言，西方大企業從來就是中國的統戰對象，國家領導人會見誰不會見誰，都有著政治含義，因此，馬斯克這次訪華，雙方可謂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中國是特斯拉的最大海外市場。自10年前進入中國市場以來，特斯拉已在華銷售了170多萬輛汽車，上海超級工廠更是特斯拉的全球最大工廠，在上海生產的特斯拉電動汽車，不僅供應中國市場，也出口海外。但是，馬斯克此次訪華之際，特斯拉正遭受華爾街的拋售。今年前四月，特斯拉股價在美國六大科技股中，是下跌最厲害的一支，幾乎把去年的漲幅抹平，可用「慘烈」來形容。 股價遭拋售的背後，當然是特斯拉的業績出了問題。今年第一季度，特斯拉在全球交付386,810輛汽車，雖然這一交付量使其從比亞迪手中奪回了「全球電動汽車季度銷量冠軍」的頭銜，但其季度交付量不僅創下自2022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新低，也自2020年以來首次同比下滑，達8.5%，不及華爾街預期。而在本月中旬，馬斯克在致員工的內部電子郵件中表示，特斯拉將在全球裁減超過10%、大概1.4萬的員工，以削減成本並提高生產率。因此，要挽救特斯拉股價，中國是重要一環。在媒體報道馬斯克訪華並受李強接見後，特斯拉股價大漲超10%。 馬斯克突然訪華，目的並不僅僅是拯救其企業股價，雖然這是作為一個上市公司首席執行官的重要責任。客觀而言，特斯拉股價大漲，只是他訪華的結果。馬此次中國之行，另有目的。用外媒的話說，他是要討論在華推出全自動駕駛軟體（FSD），並希望能獲得將中國境內收集的汽車數據轉移到國外以用於自動駕駛演算法訓練的許可。特斯拉汽車雖然在中國大賣，但在政府機構、軍事設施等重要路段，是禁止駛入的。中國政府這樣做，當然是怕特斯拉將一些重要或敏感的數據傳回美國。雖說自2021年以來，特斯拉按照中國監管機構的要求，將其在中國汽車上收集的所有數據存儲在上海，並沒有將任何數據轉移回美國。另外，在四年前，特斯拉推出了其自動駕駛軟體中最高級別版本FSD，但尚未在中國市場上市。 對於馬斯克的這兩個目的，中方給予了積極回應。中國權威部門昨天確認特斯拉兩個型號的電動汽車符合汽車數據安全標準，為特斯拉在中國推出FSD並擴大市場清除了一項重大障礙。這是馬斯克此行最重要的收穫，有利於特斯拉在中國市場同比亞迪等中國電動汽車競爭。然而，對馬希望將中國境內收集的汽車數據轉移到國外以用於自動駕駛演算法訓練的許可，中國政府恐不會同意。不是北京不相信馬，而是不信任華盛頓。北京會認為，在美國正想方設法打擊中國下，特斯拉將中國數據傳回美國，馬根本無法保證不會把這些數據交給美相關部門。這反映了全球兩個最大競爭對手對彼此的防範，商業必然受此影響和波及。 馬斯克有目的，北京高規格接待馬，自然也有自己的打算。外界注意到，馬此訪是應中國貿促會會長任鴻斌的邀請來華的，北京正舉行車展，而特斯拉並未設置展覽，這亦少見，是馬此次行程讓外界感覺突兀的一個原因。北京邀馬訪中，並受總理李強款待接見，很顯然，看中了馬的「統戰」價值。馬為公司的商業利益，從來不掩飾他對中國的喜愛，在台灣等問題上說過讓中國人愛聽的好話。他在與任鴻斌座談時，再次表示是「中國的超級粉絲」。馬這麼做，會讓一些人感到很不爽，認為他太沒有品格和骨氣，但這也是一種市場「慣例」，外界不能過高要求在一個專制國家有生意的企業家，公開去批評這個國家的政府。 李強而非習近平接見馬斯克，原因是10年前李主政上海時，正是他排除眾議，邀特斯拉落戶上海的。從這一角度看，確實顯示了李的商業眼光，和對商業與外資的親近。所以李這次見馬，算是「老朋友」見面。中國政府對「老朋友」，不管是外國企業家還是前政府領導人或官員，一向禮遇有加，比如基辛格和比爾·蓋茨，每次來中國，差不多都會受中國領導人接見。 但是李這次見馬，從目的看，不僅僅是「老朋友」敘舊，而是通過見馬，向西方特別是美國大企業喊話，中國市場是美國企業重要的機遇，只要遵守中國的法律和規矩，中國市場會向美國企業開放，美企會有大賺的，就像特斯拉一樣。所以李強表示，特斯拉在中國的發展堪稱中美經貿合作的成功範例。外企是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參與者、貢獻者，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將始終向外企敞開。中方言出必行，將在擴大市場准入、強化服務保障等方面繼續下功夫，為外企提供更優的營商環境、更有力的綜合支持，讓各國企業安心、放心地投資中國，更好實現互利共贏。話畢，中國方面果然給了特斯拉向中國客戶提供FSD的一盞綠燈。 在商言商，不是每個企業家都能拒絕專制政府給的「厚禮」。對北京而言，美國是板塊化的，雖然抗中如今成了美國的「政治正確」，但商界有獨立於政界的利益，華爾街未必完全和華盛頓在圍堵中國上步調一致。相反，美國的金錢運作邏輯讓華盛頓的政客會接受華爾街的遊說，成為後者的說客。這給了北京通過華爾街影響華盛頓政治的機會，雖然這個機會在今天不如過去那麼有用，但終究不能放過。尤其對像馬斯克這樣「獨立特行」、幾乎從來不批評北京、且控制全球最大的自媒體平台X的企業家，北京必須抓住每一次機會，去影響他並通過他至少去影響美國的商界，對中國和中國市場的看法。 北京的這個目的會不會成功，不好說。因為如今獲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基於不同的行業和領域，美國和西方的企業家對中國有不同的評判。對某個企業家的信息，其他的美國和西方企業未必就會得出相同的判斷。一句話，西方商界對中國的態度，是隨著他們在中國市場獲利的程度及其預期來決定的。但是，也不能講中國領導人會見西方企業家釋放的信號就沒有一點作用。去年以來，中國政府頻頻向西方企業示好，並修改了很多原來限制外資的法律，多少改善了他們對中國市場的印象和想法。否則，按照兩年前對外資的態度，中國的外商投資會下跌得更厲害。 有一點很清楚，中國商業環境的好轉，外資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不取決對某個西方企業家多少禮遇，或者給他們的企業多少特殊政策和待遇，而取決於對本國企業尤其私營企業是否真正一視同仁，取決於中國在地緣政治上對美國和西方是否也採取對抗的做法。每個西方大企業其實對中國都有一本賬，願意去中國投資與否，都會根據這兩個標準來定奪。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千呼萬喚，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終於姍姍來遲，醜媳婦躲不過見公婆。 按照中共黨政運作的內規，最高權力機構是五年一會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主要任務是聽取政府工作報告，選舉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任免國務院總理及各部委一把手等人事。更上一級為205名成員的中央委員會，每年舉行一次集會，換屆當年一中二中接連開會，五年合計開七次中全會，再上一級為25名政治局委員，每月月底一會，最高一級由七名常委組成，每周一會。 按成規，二十大後的三中全會應該在去年秋天舉行，卻不知因何緣故延宕超過半年，四月三十日習近平召集政治局會議，決議三中全會將在七月召開。由於鄧小平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重大決議，被視為改革開放的起身炮，此後四十年，三中全會便成為國際媒體觀察中共動向的風向標，特別是在經建及民生議題上更具有定錨的作用。 四月三十日的決議，透過黨媒官宣，在共產黨的傳統里叫做吹風，也就是預告議題帶風向，提前調動黨內共識和積極性，為領導人的意志鋪墊氛圍。那麼習近平這次吹的風向又是什麼呢？ 根據黨喉舌新華社通稿的說法，「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會議將「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特別是要加強推動長三角一體化云云。 那麼中國當前究竟面臨著什麼形勢呢？政治局定調如下所描述「重㸃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這和習近平一向高調所吹噓的「東升西降、風景獨好」之主旋律極不搭調，說明了習近平終於被迫承認，經濟失速的問題確實很棘手。 什麼問題呢？中國過去四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兩大法寶，一是土地收歸國有，壟斷一切生產資源，地方政府靠賣地吸干老百姓荷包，投入大而無當基礎建設及供給過剩的房地產；二是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生產低價商品傾銷全世界。如今土地財政枯竭，大量失業的農民工迴流農村，埋下了動亂的火種。 習近平的解決辦法就是大量舉債，大手筆印鈔，中國的廣義貨幣M2發行量已達304兆人民幣（約1370兆台幣），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和其GDP規模極不相稱，一旦房市崩盤、地方債爆雷，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災難。然而，習近平仍沉迷於大國角力，寧可砸大錢造航母，也不願貼補即將破產的醫保，老百姓只能自求多福，自生自滅，哪有餘錢消費刺激內循環？ 最弱勢的總理李強像個小媳婦，拿不出解套方略，205名中央委員也高明不到哪裡去，一旦議而無果，對外擴張與對內鬥爭就是轉移人民內部矛盾的最佳選擇，習近平被迫認慫，以他的性格，必定反覆折騰，預告了他的第三任期，仍將深陷在經濟下行的死循環里空轉。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正值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攜夫人彭麗媛訪問法國，遭遇抗議之際，海外網路瘋傳指向彭麗媛任軍委兼職的照片。 彭麗媛「任軍委兼職」的照片流傳說明什麼？ 5月5日起在社交媒體流傳的這張照片中，彭麗媛身著軍裝，佩戴少將軍銜，彭麗媛為共軍文職二級軍銜，正軍職。照片下方的說明文字為：「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專職委員彭麗媛來校調研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 公開資料顯示，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成立於2016年，被稱為「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確保精準科學選人用人的重要舉措，是適應領導指揮體制改革，提升選人用人公信度、權威性的新探索。」 彭麗媛是中共軍隊歌唱家，曾任總政歌舞團團長、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習近平搞軍改後，軍藝併入國防大學，她2017年卸任院長。彭現在主要職務是中國文聯副主席。 彭麗媛擁有新軍職的照片突然出現，真偽難辨。筆者在大陸網上幾經挖掘相關資訊也無法找到佐證。倒是在海外看到作者「今濤拍暗」的一篇評論介紹，認為彭麗媛右手邊穿迷彩服做介紹的軍官，疑似是中共工程院院士、中科協副主任、海軍少將馬偉明，馬偉明被稱為中共「電磁彈射之父」。但無法判斷彭到訪的軍校是哪一家。 這張真假未知、來源不明的照片流出，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這張照片最初是香港《星島日報》發布的，這家媒體是典型的中共大外宣，不時有些來自中共黨內的獨家爆料，背後有中共權斗放風的影子。 比如中共前全國政協主席汪洋2023年3月退休後，5月就有一段據說是汪洋退休後與坐在輪椅上的母親聊天的影片，在《星島日報》釋出。影片中，汪洋母親說：「走吧，天都黑了」。汪洋說：「天黑了走啥？天黑了吃飯！這是北京，不是宿縣也不是合肥。」這些對話一語相關，汪洋退休生活影片被釋出，似有特殊政治意味。 汪洋影片並未顯示拍攝時間，網上同期在其它地方還找不到相關版本。《星島日報》在報導中，說是影片是網傳的，並稱，從兩人的對話估計，剛剛在3月退休的汪洋可能將長居安徽家鄉的母親接到北京照顧。 汪洋的影片和彭麗媛的照片傳出的共同點是時間敏感，當時汪洋所屬的團派被整肅，而現在彭麗媛的照片流出，則是近期風傳彭麗媛入政治局、甚至可能成為習接班人之後。 中共對於媒體審查嚴格，過去港媒是中共黨內各派爭相放風之地。但習近平近年正式接管香港，這些媒體或「改姓習」，或遭關閉。在港版國安法實施及23條立法後，香港新聞自由倒退，親北京港媒更加不能隨便報導內地官場內幕，何況涉及彭麗媛？所以，無論是汪洋的影片，還是彭麗媛的照片，必然是有習當局授意。至於背後具體是誰指使，就不得而知。 彭麗媛到底有沒有軍職新任命，從官方信息中是查不到的。因為中共軍方的人事調整近兩年早就已經不做正式發布。 上個月下旬，習近平視察陸軍軍醫大學，原來的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鍾紹軍沒有現身，換了退役軍人事務部副部長方永祥中將陪同，傳方永祥已接替鍾紹軍擔任軍委辦公廳主任，而鍾紹軍已調任國防大學政委，準備升上將。對這些可能是事實的異動，官方並沒有任何說明，也是透過《星島日報》、和通社這類中共的大外宣報導。這些情況，反而讓彭麗媛獲得新軍職，有幾分可信。 彭麗媛入局甚至接班習的可能性如何？ 近幾年，彭麗媛公開亮相的次數逐漸增多，最近一次引起議論，是今年3月24日，中共央視報導彭麗媛現身湖南長沙「調研」，有副部級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和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張迎春陪同。由此引發外界指彭是「江青第二」，將正式從政，甚至要入政治局，準備接班習近平的種種猜測。 今年4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宣布推遲許久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預定於7月召開。一些論者此前稱，三中全會遲遲不開，就是因為彭要入局，引發內部爭吵，習需要時間擺平。 當然，也有人對於彭麗媛入局、接班習，持完全否定態度，認為彭只是習的「政治花瓶」而已。 事實上，中國政治變局的種種可能，都是存在的。許多人已發現，習近平對於封建帝制有一種特別的情結。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後修憲，保證可以連任國家主席，就已被認為是復辟帝制。他接見時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坐「龍椅」，用一隻紋龍的黃色「龍杯」，被網友稱為有「純正的大清味兒」。 中共二十大上，習讓手下在會場架走前黨魁胡錦濤，一統官場，大權穩固，堪稱「習帝」。 既然有皇帝夢，也有稱帝之實，習要保習朝永續，自然會考慮接班人。 三年疫情，習近平主導的動態清零政策引發天怒人怨，近兩年經濟停滯，習政治上也遇挫，表現在他一手組建的人事大盤塌方。國內國外危機同步加深之後，習要保證自己退位不被清算，或任內死亡也不被清算，他可能已秘密找接班人，且必須是自己真正認為可靠者。 有人說習可能會像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計畫傳位給女兒一樣，也打算傳位給女兒習明澤。但神秘的習明澤，據說與習關係並不融洽，且從未進入官場歷練，不太可能接得了班。反而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權的情況，母后臨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麗媛在習之後掌權並非沒有可能。 彭麗媛如果日後掌權，主要危險來自習家軍。這可能是習自己現在也憂心的事情。 習家軍並非是鐵板一塊，特別是分別掌握「刀把子」的幾人比較兇悍，如握有特勤局監控高官的王小洪，最近風頭正勁、放話「除內奸」的國安部長陳一新。習在生時他們各自爭寵，各懷鬼胎，假如習突然暴斃，他們會紛起搶權。 中共總理李強表面老實，但可能想著習死後，他可以按第一順位頂上。「大內總管」蔡奇掌控中央警衛局，更有條件在習死時趁亂奪權。習的多年大秘丁薛祥，表面上忠心耿耿，據說希望提前得到習的「遺詔」日後掌權。掌中紀委「錦衣衛」的李希，握有滿朝文武的把柄，可能也有特殊的心機。 中共歷來信奉「槍杆子里出政權」，遇上習家軍搶權，彭麗媛只能靠軍隊保衛。彭麗媛作為有少將軍階的歌唱家，在軍中較得人心、粉絲不少，這種人脈還是有利的。這次港媒釋出彭視察軍校的照片，似乎要暗示，彭在軍中梯隊建設中早有埋伏少壯派人馬，對習家軍各派有警示之意。 當然，在習近平之後，彭麗媛可能也沒機會接班了，按目前中國政局往下走，習掌權越來越專制，亂政頻出，麻煩越來越多，中共這艘破船也經不起折騰。可以想像，習一死，中共爆發內亂就不可避免，習等於將中共政權一起帶走。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5月5日至10日，習近平啟程訪問歐洲三國，分別是法國、匈牙利與塞爾維亞。顯然，習近平選擇了三個「看得順眼」的國家，進行一種與歐盟和北約相區別的「隔離外交」。習近平的目的可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一則分化歐盟，一則利誘親中。換言之，這次選擇性的出訪，具有特殊的選擇性目的。 法國／利用馬克宏的「花蝴蝶外交」，以法制歐 選擇法國為出訪第一站，目標不是法國，而是歐盟。習近平看準了法國總統馬克宏的風派性格，看準了法國既想在歐盟內部獨風騷，又想與美國保持戰略距離，更想在中國市場兩手圖利；正是這種「馬式風格」，符合了習近平聲東擊西的分化策略。 就在習近平啟程之前，馬克宏在5月2日接受《經濟學人》訪問中指出，歐洲必須捍衛其在與中國經濟關係中的「戰略利益」。何謂「戰略利益」？馬克宏沒有明說，但可以確定的是，歐洲的戰略利益未必等同於法國的經濟利益。儘管馬克宏指責中國不尊重國際貿易規則，美國也不再試圖制定這些規則，使得歐洲沒有準備好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但是，馬克宏的表態看似堅定，實則搖擺於歐盟利益與法國利益之間。 馬克宏的中國政策可以稱之為「花蝴蝶外交」，一隻翅膀是法國自身的獨特利益，另一支翅膀則是歐盟的安全需求；換言之，既要強化歐洲的戰略安全，又要圖謀法國的經濟利益。這隻蝴蝶「兩翼齊飛」的結果，就是斜飛歪行、搖擺不定。果然，如其在訪問中露出了本意：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重大全球問題上與中國接觸，並討論基於互惠的經濟關係；換言之，既要在接觸中批評中國，又要從接觸中獲取經濟利益。這種搖擺性，正是習近平有縫可鑽的缺口，正中習近平「以法制歐」的離間策略。 習近平對待法國的政策只有一個：分化。一方面，既分化法國與歐盟的關係，特別是中國在分食市場大餅上獨厚於德國，法德之間因而存在中國市場優惠上的「嫉妒性矛盾」，藉此通過分化德法關係而破壞歐盟的內聚力；另一方面，習近平也期待在歐盟對中國電動車發動「反補貼調查」的進程中，法國能夠以高盧雄雞的姿態「獨樹一幟」，提出對調查行動「有待商榷的另類意見」；再一方面，今年適值中法建交60周年，當年法國總統戴高樂也是獨樹一幟，積極擁抱中國。習近平對所謂「戴高樂主義」情有獨鍾，當然希望重啟戴高樂雄風，一則再次鼓動法國對美國的「戰略主動性」，二則施惠法國「單邊特權利益」，藉以分化歐盟的團結。 歐洲政要的「中國幻想」 為了迎接習近平來訪，馬克宏邀請了習近平前往馬克宏的「第二故鄉」－比利牛斯山地區。馬克宏也許幻想，美麗的風景可以化解這位中國獨裁者的野心，親密的友誼外交可以改變習近平挑戰世界秩序的意圖。實際上，馬克宏不也曾經邀請普丁到法國總統度假勝地「布雷岡松堡」(Fort de Brégançon)做客嗎？普丁可曾因為馬克宏的盛情款待而軟化對烏克蘭的攻擊？習近平又怎可能因為一趟「家鄉之旅」而轉向支持當前的國際體系？實際上，馬克宏的幻想正是歐洲許多政客「中國幻想」的範例，他們至今依然輕忽，這種幻想正是獨裁者遇洞灌水、見縫插針的施展良機。實際上，習近平是有備而來，中國早已備妥對歐盟的「反制裁」方案，展現其無所畏懼的姿態。果不然，針對法國支持中國電動車反補貼調查，中國已經提早出招，對法國的白蘭地發起了反傾銷調查。 匈牙利／中國鋰電池的殖民地 習近平訪歐第二站是匈牙利，一個北約集團的搗蛋鬼，歐盟集體行動的豬隊友，如今則是中國電動汽車的殖民地。在總理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án)的執政之下，匈牙利傾全國之力，亟欲搭上中國電動車產業的高速列車，急於藉中國的投資設廠而搶佔世界市場的鋒頭。 匈牙利是東歐著名的美麗國度，布達佩斯更是東歐的優雅古城。然而，在中國的電動車與鋰電池大舉入侵之下，匈牙利不僅工廠林立、田園荒蕪，而且早已成為僅次於中國的鋰電池回收場。歐爾班政府正在消滅匈牙利原本寧靜幽美的村莊，轉變成為中國「鋰污染」的傾倒聖地。中國電動汽車大廠「比亞迪」(BYD)、電池大廠「寧德時代」以及其他生產電池配件的大小工廠，在匈牙利到處可見，閃耀著中國殖民主義的榮光。習近平這次來訪，當然是鼓勵有加、摸頭稱好，一則利用匈牙利的親中案例，遂行對歐盟的利誘外交，一則與歐盟的反補貼調查互別苗頭，再則以「洗產地」的方式，規避歐盟對中國電動車來勢洶洶的貿易制裁。 當匈牙利熱情擁抱中國投資之際，卻嚴重忽略了中國對匈牙利的污染移轉，包括金屬污染和水源污染，以及排擠匈牙利上萬名本地工人的工作機會。對匈牙利人民來說，中匈聯手的綠色產業「並不綠色」，因為「鋰礦開採」是一種「環境侵入性」的繁瑣技術，會破壞景觀、污染地下水。然而，匈牙利人民的「抗鋰」運動受到了政府的壓制，而歐爾班這一歐洲異類，卻只求飲鴆止渴，不惜出賣國土討好中國。 塞爾維亞／重掀歷史傷口，動員反美仇恨 習近平訪歐第三站，來到被習近平稱為「鐵杆兄弟」的塞爾維亞。在時機上，今年恰逢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25周年，習近平來此一則表示「紀念國恥」，一則宣揚中塞合作(中國協助興建「匈塞高速鐵路」)堪稱「一帶一路」旗艦作品，再則為陷入爛尾的一帶一路，抹脂擦粉、起死回生。 然而，習近平訪問塞爾維亞另有目的，無非就是重新掀開歷史傷口，擴大當年(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美國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大使館的「歷史仇恨」，來醜化美國，分化北約。實際上，習近平最擅於動員民族主義歷史仇恨，以仇恨積累中共以雪恥、圖強、排外、反帝為名的極權統治。 習近平兩面通吃？兩頭落空？ 習近平出訪歐洲三國，並非著重中歐關係的全面改善，而是選擇性的外交圖謀，除了再次表達中國「親俄反美」的戰略姿態，更是兩手揮舞「分化」與「利誘」的大旗，意圖衝破歐洲對中國的戰略圍堵與經濟制裁兩大浪潮。這是習近平棉里藏針、恩威並施的突圍外交。但實際上，中國不可能一方面支持俄羅斯，一方面試圖改善歐中關係。這種兩面通吃的狐狸外交，只會得到兩頭落空的結局。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全文轉自上報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中國的年度訪問終於結束。人們只要認真觀察他從上海到北京三天的全程交流，就不難感受各種詭異氣氛，也能透過最後中國官方的所謂「五點共識」發現中國面臨的外交困境。那就是紅線的碰撞，美中之間圍繞中俄經濟關係和其他紅線展開了面對面的交鋒，彷彿一場大戰將臨前的緊張。 最後通牒？ 類似的情形曾經出現在1941年。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軸心同盟成立，軸心國都意識到英美是他們試圖建立所謂新秩序的障礙。到1941年6月德國突然入侵內心依附軸心國的蘇聯，促成了英美同盟，其歷史性標誌是1941年八月中的美英首腦會談和隨後公布的《大西洋憲章》。這一形式上有關戰後秩序規劃的政治聲明，標誌著世界兩大陣營的形成，他們的對抗焦點即是對世界秩序的不同展望，也啟動了全球反法西斯動員，儘管那時美國還未正式對任何國家宣戰。 正是這一戲劇性的形勢發展，即美國領導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太平洋地區反日同盟的建立，例如亞洲的ABCD同盟、以及美英首腦峰會後美英政府給予日本的聯合聲明，告誡日本「美國將採取各種手段」報復日本的進一步軍事行動，迎來了日美談判的關鍵時刻，也就是以美國時任國務卿赫爾的對日「赫爾照會」為中心的最後外交斡旋。 這份明知日本不可能接受的外交照會，一方面旨在為美國在歐洲戰場優先的戰略下努力通過談判拖延時間，另方面也是迫使日本在要麼回到現有國際秩序框架內的合作、要麼陷入國際孤立的兩難間做出選擇。其結果，日本在戰與和、南進與北伐的戰略困境中被迫更換首相，也在日益加劇的絕望中做好了戰爭準備。 今天的美中關係、印太地區同盟形成和歐洲俄烏戰爭的背景發展，特別是美國國會新近批准了總額950億美元對烏克蘭、台灣、以色列的援助法案，以及耶倫在上月訪問中發出的警告，都將布林肯國務卿的此次訪華賦予了特殊又熟悉的外交使命，如同赫爾照會的最後通牒，要求中國停止支持俄羅斯戰爭體系的經濟輸血。 在結束會談後的北京公開外交聲明中，布林肯說，「如果中國不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會的」(If China does not address the problem, we will)，顯示美國在迫使中國做出二選一的戰略選擇的同時，美國將主動發動一場可能包含廣泛制裁措施的經濟戰爭，反擊中國在援助俄羅斯和發展新質生產力輸出過剩產能兩個領域的經濟戰。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未來的歷史書將布林肯此行視為美國對中國外交的最後通牒並不過分。 國家焦慮 有趣的是，早在布林肯4月底踏上中國土地前夕，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他將帶來美國的最後通牒。這恐怕是過去幾十年美中外交互動中僅見的，似乎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終於集體清醒過來，彷彿聞到了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氣息，陷入到一種國家焦慮中。 例如，北大俄羅斯問題專家馮玉軍在4月11日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撰文，指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中面臨必敗的結局，中國需要調整對俄、對美、對歐政策，呼應早前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要求中國嚴守中立避免中俄結盟的主張。在中國當下嚴密控制內部思想討論的情形下，這種公開的政策建議轉向無疑極具價值，至少顯示中國的安全系統（也就是馮玉軍等人的背景）已經意識到耶倫-布林肯的警告是認真、重大的。 畢竟，俄烏戰場形勢即將發生重大轉變，一直陶醉在持久戰幻想里的中國決策者也不得不面對可見的戰後秩序重組，中國將不得不為自己在過去兩年多偽中立、實策應的中俄特殊夥伴關係付出慘重代價。事實上，在布林肯訪華前，G7外長峰會、美國國會領袖和北約秘書長相繼對中俄緊密關係發出了迄今為止最嚴重的警告，至少在戰略認知層面粉碎了中國試圖在中美歐和中俄歐兩個三角關係上玩弄機會主義的迷思。 以至於，布林肯訪華三天面對的是連串微小但頗具象徵意味的變化跡象：首停上海站，布林肯不僅與美國商團見面，還對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談了美中外交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儼然將陳視為李強總理的隨時接班人；在與王毅外長的會見中，以親俄派聞名的王毅面對布林肯幾近語無倫次；類似言辭失當、身形緊張同樣發生在中國最高領導人接見布林肯的時刻。 面對布林肯的強硬立場，中國領導人卻避實就虛、大談美中友好，頗有「太極外交」風度，卻暴露了他們的慌亂動搖和進退失據，只剩下「美中友好」的言辭盾牌作為保住面子的話術。就在布林肯於北京大使館召開記者會、繼續闡述其強硬立場的同時，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迅速拋出布林肯訪華的所謂「五點共識」，費盡心思用一些枝節性共識渲染美中關係的穩定，掩飾這場外交戰的失利。 這與此前美中外交各說各話的情形大相徑庭，也自我解構了此前被中國外交部誇耀的所謂主場外交優勢。譬如，中國外交部門拒絕派出高階官員迎候布林肯到滬，僅以地方外事官員接機，全程都無紅地毯、閱兵安排等。甚至，中國官方還安排了一條大型先進驅逐艦以慶祝海軍節的名義停泊在布林肯下榻的和平飯店一側的黃浦江邊，作武裝示威狀，全然不顧黃浦江水文複雜多變不適合大型艦隻進出，與布林肯結束訪華官方議程後造訪798藝術區選購黑膠唱片的輕鬆形成鮮明對照。 紅線碰撞 如此詭異氣氛和反差，毋寧是1941年太平洋地緣政治格局的歷史投射：針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意圖的美澳日菲同盟已經形成，AUKUS聯盟擴大到日本。而中國不僅面臨北方聯盟和南進戰略的雙重失敗，其最後一根稻草——中歐之間的經貿合作和戰略牽制，還因中俄經濟合作關係和「新質生產力」戰略而面臨雙重破裂的危險。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面對布林肯的最後通牒，似乎除了強調所謂中國紅線不能碰之外並無應對之法。因為，布林肯此番訪華給予王毅以及中國管理層的最大衝擊，恰在於他口頭照會的結束中俄經濟關係的警告，是更為具體的美國外交紅線，意味著可操作、可評估、可協商的外交威懾，全然不同於王毅部長口中念叨、手中揮舞的紅寶書一般的紅線。 在歷史層面，中國的所謂外交紅線，與戰前日本軍部和外交所堅持的國體論高度相似，也就是日本天皇權威的不可質疑、不可動搖。對中國來說，所謂紅線也分核心與次級，其核心就是中國自己強調的政治安全，即政權穩定，然後派生出次級紅線，如台灣統一、南海主權等等。然而，在中國的外交語言里，所有紅線均不可討論，視為政治禁忌一般，拒絕了外交協商和解決。 更糟糕的，在這種僵硬自閉的紅線論調下，中國領導人似乎意識不到紅線的交換可能，拒絕與他國進行根本利益的交換，也就是紅線的交換，只是一味以紅線的名義擴張、蠻幹。只有如此狂熱，才有與美國紅線衝撞時刻的國家焦慮，不亞於舊日本帝國在1941年底的絕望感。 恰恰是因為這種畫地為牢、守土有責的紅線論，自我製造了過去十餘年的新疆問題、香港問題和南海問題，自我否定了「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也否定了現有國際秩序，朝向追求所謂新秩序的超級威權主義道路狂奔，造就民主世界和亞太地區對中國的高度警惕和結盟應對。 當然，美中此時此刻的紅線碰撞，並不會立即引發第二次太平洋戰爭，爆發一場經濟戰爭的現實危險反倒更高一些。因為，雖然雙方都需要為將來的新太平洋戰爭爆發做好準備、需要利用經濟談判來爭取時間，但是中國對紅線的僵硬堅持和不可談判限制了諸多經濟議題的談判空間。例如，中國是否願意接受談判中俄經濟關係問題並且妥協，這是既關乎中國聯盟戰略調整也關乎中國領導人面子的「要命」問題，進而關乎中國領導人地位穩固與否的政治安全問題。 如此一來，布林肯的最後通牒、抑或美中間的紅線碰撞所衝擊的，終究還是類乎舊日本帝國開戰前的國體問題。那也是中國此刻的國家焦慮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小布希總統發動的反恐戰爭，被中共的智囊們稱為十年機遇期。其實不只十年，而是最近幾年美國才從阿富汗撤軍，並把共產中國列為最大的威脅。這對於把武統台灣作為戰略重心的習近平來說，十分不利。有沒有可能再製造一個十年機遇期呢？這是策略師們苦苦思考的問題。 普京想解決烏克蘭的問題，苦於力量不夠。於是小習看到了機會，給了普京需要的支持。可惜俄烏戰爭沒有像預想的那樣逼迫美國進場，達不到轉移注意力和戰爭資源的目的。沒有像阿富汗那樣的效果，也就沒有新的機遇期。 於是伊朗支持的哈馬斯挑起了和以色列的戰爭，中東的亂局出現了新的轉機。如果能夠擴大威脅到中東的石油輸出，應該能夠轉移美國的注意力和資源。可惜伊朗和哈馬斯也不夠給力，可能擴大的戰火被迅速撲滅。 企圖策動黎巴嫩和敘利亞加入戰團的伊朗將軍被團滅，伊朗的報復被美國和周邊的阿拉伯盟友聯合擊敗，知道不是對手後伊朗體面地撤出。他們希望複製越戰時代成功的反戰運動，幫助越南共產黨消滅越南共和國的成功範例。可是時過境遷，美國政府和人民不再容易忽悠了。眼看中東亂局將要平息了，習總不甘心。 於是小習落下一枚重量級棋子，撮合巴勒斯坦政府和哈馬斯的團結，希望哈馬斯能起死回生，甚至將戰火擴大到其它周邊國家。試想，巴勒斯坦政府和哈馬斯團結，怎麼會有利於地區的和平呢？只能是將哈馬斯擴大到整個巴勒斯坦。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 如果這一枚重量級棋子成功了，中東的亂局就做活了。美國的阿拉伯聯盟就可能破局。美國為了石油和以色列將不得不投入更多的關注和資源。放鬆對東亞共產中國的關注和壓力，就像反恐戰爭時期的十年機遇期一樣，給習近平一個新的、他需要的十年機遇期。 上一個機遇期，江澤民和胡錦濤發展了中國的經濟。習近平需要機遇期幹什麼呢？繼續發展經濟嗎？這不是他需要的，加大鎮壓內部和武統台灣，才是他計划上最重要的目標。 美國不可能在三個戰場同時投入力量，習近平武統台灣的阻力就沒有了。拿下台灣的效果，就是確立了在亞洲的霸權和內部的權威。從日本到東南亞將會臣服在中共的腳下。從亞洲到美國的海上航線也將被中共控制。 成功武統台灣，將會像鄧小平打越南一樣，迅速增強習近平的內部權威。習近平正苦於內部官場和民間反對的情緒不斷高漲，統治地位岌岌可危。權威增強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進一步清洗官場，解除政變的危機。這也是當年鄧小平的成功秘訣。 同時進行的第二步，就是擴大對民間不滿勢力的打擊。從鎮壓異議份子擴大到所謂中性傳播思想文化的知識界。從影視界到考古學，所有的知識文化活動都必須圍繞著黨的敘述。這是習近平執政以來一直在做，但一直不太成功的理想。 習近平一直很遺憾他沒有達到毛太祖那樣的一統天下。嚴厲整肅官場，消滅和壓制一切不聽話的官員，重新設置官場結構，只能在加強了權威之後才能下手。整肅文化知識界，甚至下放和消滅一批頑固不化的知識精英，抬高一批馬屁文人地位，以便大力開展造神運動，這是大家已經看到的作法。 這一切都有待於習近平成功得到第二個機遇期，有待於伊朗和哈馬斯的成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發動自1948年以阿戰爭之後，首次對以色列領土的入侵，舉世嘩然，有至少40多個國家將此次突襲定性為恐怖攻擊。數月後，它竟延燒成為美國多所大學針對以色列的示威活動，尤其當紐約警察衝進哥倫比亞大學逮捕抗議學生的一幕，再令其「帳篷抗議」，迅速幅散到全美各地校園。一起遠在中東，造成上萬人死亡的戰火，就這樣瞬間轉化為美國內政的另一股不安和危機。 哥大「帳篷抗議」者，主要批判以色列藉圍剿哈瑪斯為名對加薩人武力強勢回擊，他們據此要求校方必須「拒絕所有和以色列政府有業務往來的武器製造商及科技公司捐贈」，顯然有仿照他們學長姐在1980年呼籲校方切斷來自南非資金的味道，當年他們學長姐抗議的則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 不過，這次哥大在全美帶起的「親巴勒斯坦」抗議風潮，成因卻又比過去哥大「反戰傳統」複雜許多（1968年爭取校園民權和反越戰、80年代反種族隔離、反伊拉克戰爭），以至或許還需要藉由另一角度，去補上它的面貌。 一名哥大學生告訴本報，早在去年哈瑪斯突襲以色列新聞出現，校園內就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聲援以色列，一是同情巴勒斯人坦的命運，當時課堂上，有些教授要不刻意迴避談論這「敏感話題」，要不就直率發表意見，無論教授言論是親以色列或親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見學生皆會無所顧忌與其針鋒相對，學生和學生之間，也經常呈現兩派立場你來我往。「帳篷抗議」出現前，哥大校園內（尤其親巴勒斯坦學生）的抗議活動便零星不斷，氣氛雖稱不上緊張，尖銳性又確實存在。 這也讓我們察覺到一個特別跡象，哥大內「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幾個月下來，在「音量」和「行動」上，很清楚是壓過了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何以致之？首先，我們可從「帳篷抗議」發動者背景去尋找線索。 到今天為止，哥大「帳篷抗議」雖然得到不少其他大學聲援，但它在校園內，最初骨幹乃是來自哥大「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的學生，這其實並不讓人意外。 巴納德學院和哥大校園隔著上西的百老匯街對望，自1900年起隸屬於哥大（保有獨立的董事會與財政機構，學位由哥大授予），在創院超過百年歷史中，它最引以為豪就是20世紀初爭取婦女參政權，他們的學姐（當時為女子私立學校）還曾在保守民風的時代，到白宮前舉布條抗議。哥大的「自由風氣」也受巴納德學院影響不小（包括2016年巴納德學院接納了第一名跨性別教職員）。巴納德學院將自己的校史稱之為「無畏的歷史」，它的官網學院自介，且叫做「大膽的巴納德」（Boldly Barnard），並自詡為選舉權、和平、性別平等、社會正義、氣候變遷而奮鬥。由這樣一個歷史背景的學院，帶頭主導哥大「帳篷抗議」，或是「恰如其分」。 只是，過去美國大學校園並非沒有「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它從來不是一項政治或學術禁忌，尤其對哥大來說更是如此，它會被右派媒體形容為「極端自由主義大學」（ultra-liberal），亦是其來有自。但何以「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會成為今日哥大校園內代表「強硬道德立場」的一方？期間甚而出現反猶太語言，進而加劇了它所帶出的衝突性。 就在哥大帳篷抗議引發全美大學「風潮」的一刻，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曾意有所指在X上寫下：「破壞西方文明的觀念即『弱者是（對的）』（weak makes right）」。他雖然沒有明確指涉那些大學校園內同情巴勒斯坦（甚至合理化哈瑪斯行為）者，但時機上的巧合，用意實為路人皆知。 馬斯克的「弱者是」，對「同情巴勒斯坦」聲音當然帶有貶抑意思，不過，要以「弱者是」去詮釋這幾年的美國社會，似乎也不是全無道理。這樣的氛圍，是否也強化了哥大校園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更高昂（支持巴勒斯坦、以色列兩方，聲量有很顯著的強、弱對照），這種連結恐怕還是有的。 那麼，「連結」從何而來？最近一次，全美另有類似「帳篷抗議」延燒的例子，其實並不久遠。三年多前，美國不才發生了全美「大串連」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20年5月25日，佛洛伊德（黑人）被員警（白人）在執法過程中鎖喉致死，刺激了美國黑人人權組織發起「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的「BLM」抗議，一時間全美各地抗爭不斷，手段激烈，遠勝過今天大學生的「帳篷抗議」。29日，有哥大抗議學生「佔領」了學校的「漢彌爾頓大樓」而登上全球新聞版面，當初「BLM」期間，多少外國人看到新聞上全美各地的打燒砸搶，也一度以為美國要完蛋了。 不過，當時也有分析提到，2020年「BLM」導火線縱然是白人警察惡待黑人，之所以引燃全美「戰火」，背後可謂美國又一次黑白種族衝突的大爆發，之所以會因佛洛伊德而爆發，就又不能不提到那段時間，正是世紀大病毒襲卷美國的一刻。「佛洛伊德案」政治上容有反川普者「借題發揮」，現實上，那也是美國人因為病毒侵擾，人人生活為之大亂的特殊時節，加上諸多隔離措施造成的人際疏離、關係破壞，至少有整整兩年左右時間，美國人幾乎是壟罩在不安的陰霾下過活，百業傾倒再令無數人感到絕望。 「BLM」和當時社會情境最大的衝突，就在於當整個社會還呈現人我高度隔離狀態時，這場運動則反向突破封鎖，尤其合理化了「群聚活動」。「BLM」的一面是爭取正義，另一面，又有多少人為聲援其爭取正義，進而走出門上街頭，間接抒發了COVID-19造成的強烈生命壓迫感。這種心理因素，且不只發生在成年人之間，也早有醫學報告發現，COVID-19下的青年焦慮，更勝以往。 我們或可稍微回溯推估，那些在2019年前後從高中畢業進入大學者，他們的大學生涯會是如何：突然之間，滿心期待的大學校園生活，急轉直下成了生硬無趣的「線上教學」；以為即將走上廣泛交友的新世界，因為隔離措施，一個人的大學社交活動反而比過去更加封閉…要說混亂的COVID-19大流行時期，直接澆熄了數屆大學生的大學夢，其實並不為過。前前後後，有一代的美國年輕人正是身處在持續的劇變中（政治和生活環境）。 而今，當我們關注著由哥大而來的抗議活動，在當地報章雜誌上，我們不難看到另有專家直言，「從民權時代到越戰，從南非種族隔離示威活動，儘管大學校園一直是抗議活動的溫床，但如今學生卻承受著許多額外的壓力，包括經歷疫情帶來的孤立和恐懼，加以社群媒體對每個人日常的影響，促使他們更進一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這個世界的錯誤」。 在這種心理機制下，馬斯克所說的「弱者是」現象，應該也可視為一種對任何「現有強者」的心理反彈，這種反彈通常也是不可控的。所以，當初的「BLM」就演變成數十個城市同時發生嚴重暴動，費城甚至還為此出動了國民警衛隊。今天美國學生因為加薩問題發起抗議，自然也有出於「弱者是」的基礎，而非就加薩本身歷史恩怨的透析和反思。 任何抗爭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不少確實是受到管理者鎮壓所刺激，「BLM」時，有之，這次帳篷抗議，亦然。另一方面，恐怕是抗爭者早就設定了必然會走上這一步，因為「弱者是」的一體兩面，就是倘若弱者能藉由抗爭、衝突而獲致（翻轉成）強者形象，某種程度便也會被視為「身居逆勢者的成功」。雖然無論BLM還是哥大抗議，都有消息指稱背後不乏極端人士藉機煽動，不過，「自我煽動」恐怕已先一步存在這些參與者內心，以至於一個個為此更加「易燃」而已。 從一方面來說，哥大抗議學生裡頭，不可否認有部分人仍希冀提高抗爭手段，以儘可能達到抗議的訴求（要哥大校方拒絕鉅額捐贈者、指究責以色列而淡化哈瑪斯等等，是否合理已在其次），但當我們走訪其校，我們卻又發現，抗議群體本身的擴散性，除了激起他校同理念者起而效尤，並沒有在同校其他同儕間出現堆疊反應，也就是說，當下的確存在兩種不同的情境，即抗議者一邊愈往激情（烈）方向行進，哥大另一邊的學生就對其愈保持抽離（疏離）。哥大多數學生容或理解抗議者的行事，不過，就如同COVID-19所激化的反抗行為，後COVID-19時代，一種傾向「平復（各方面）」的渴望也同等的強烈，例如，即將而來的畢業季，哥大還辦不辦得了畢業典禮（典禮場地現在被帳篷佔去部分），有些學生倒是很坦白他們更關切的是這件事，畢竟，即將在六月畢業的大學生，很可能之前已因為COVID-19錯過了高中畢業典禮。 至於「畢業典禮」重要，還是「聲援巴勒斯坦」有意義，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命題，因為這等於是「省略以下5000字」式的無意義對比，而我們或可這樣問，當你因為COVID-19錯過了高中畢業典禮，因為線上授課讓大學生活黯淡無光，而今即將畢業，畢業典禮活動場地一隅正集結要求校方「制裁」以色列的團體（帳篷），以至一場人生中同時代表完結和開始的典禮可能停辦…你會作何感受？我們只需重溫此地短短過去幾年的經歷和挑戰，不難發現美國這一代大學生的校園生活高峰，竟是大比例處在時局最混亂的時刻，他們的得失，就要比我們想像的更深澳難解得多，包括抗議者的「反抗心理」亦復如是。 就我所知，哥大有不少老師為了避開紛擾，遂將授課改為線上進行，學生之間，也可自己選擇到校上課（校園抗爭衝突最高峰，曾一度全改居家上課），或是居家線上聽講。這種看似對新時代教學系統和師生互動的快速應變，不又正是因為那個COVID-19才創造出的變異模式（也是學習效果飽受質疑的一種模式）。美國政治治絲益棼，不過，哥大校園裡里外外，包括紐約客，到今天其實都還嗅得到一股「後COVID-19」的味道。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