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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2 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赵乐际为什么会为对唐一军的前老板刘枫有求必应？》介绍了中共司法部的前部长唐一军虽然是浙江出身，但坊间多认为他之前之所以能够一度被快速提拔，并非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一把手的习近平的主导，而是赵乐际。因为唐一军与赵乐际之间的牵线人，前浙江省政协主席刘枫与赵乐际父亲之间曾经的“患难与共”，决定了赵乐际一朝权在手，报答自己当年的“刘叔叔”实属必然。 不过呢，这个也是和习近平、赵乐际等人一样的知青出身的唐一军在中共政坛上一路走来，政治恩公肯定不止刘枫和赵乐际两人。 不妨先从这个唐一军的早期经历说起。 祖籍是山东莒县的唐一军生于1961年3月，16岁入下乡插队，说明他当年应该只是初中毕业或者高中只读了一年。我们无从查证这个唐一军的父辈，但唐一军本人从1977年7月至1980年10月的三年多时间里，能够先后辗转三个分属不同县份的公社里“参加劳动”，然后又于1980年10月被直接“招干”，“官”至浙江丽水地委党校的资料员，就足能说明他的父辈在当地还是颇有“走后门”之实力的。再从其原籍是山东莒县分析，他的父辈十有八九是中共建国之初的“南下干部”，日后在当地（最可能是当时的丽水地委）已经有了一定的官位。 不过呢，相比于习近平和赵乐际等当年的“插队知青”们，青少年时代的唐一军似乎是胸无大志，至少是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所以居然拖到了1985年10月，都已经24岁半了才迟迟加入中共。 1984年，当时还没有入党的唐一军居然能够进入浙江省委党校的“理论本科班”，入班之后一年就被入党。可笑的是，这个所谓的“本科理论班”学制却只有两年，而且“班”里还细分“专业”，唐一军就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而唐一军的这一早期“学历”，似乎也能说明他的父辈在当地的“门子”挺硬。 至于他的后期“学历”，当然是“研究生”—-必须的。不过，那只是党校研究生，而且还是“函授”研究生。 当然，与同时期、同级别的中共非外事系统的官员们相比，唐一军的“学历”也有其“亮点”。他日后被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当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即发布新任司法部长简历，应该是最详细的一份。其中说他担任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于2001年4月至2001年10月进入浙江省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研究班学习并赴美国培训。关键是这句 “并赴美国培训”。此其一。 其二，他在任浙江省纪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参加中组部组织的“英语强化班”学习。 毫无疑问，既然是“强化班”，那么就说明当时的唐一军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就这一点，肯定是比当今圣上习近平和赵乐等 “国际化”了许多。 唐一军的官方简历中说他1986年7月“本科”毕业后便进入浙江省委系统，从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普通)干事起任，经历了副主任干事（副科级）、主任干事（正科级），然后就是1991年7月调进浙江省委办公厅，陆续升任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因为他当时的具体工作是省委副书记刘枫的专职秘书，而副省部级的秘书能够享受的最高组织待遇也就是正处级。 期间，被唐一军专职服务的政治主子刘枫因为很快就要从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位置上告别省委常委会，改为专职政协主席，于是便把唐一军平级调至“基层”，出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两个月之后就被宣布为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官至副（地）厅级。 在此位置上完成 “赴美国培训”的半年之后，唐一军被调回省委，出任省纪委秘书长，具体时间是2002年4月。两个月之后又被宣布为省纪委常委、秘书长。不过从组织级别上讲，这次的职务变动虽然是从基层再进省委，但还是应该是属于平调。也就是说，在习近平2002年10月从福建省长职务上调入浙江并短暂由省长过渡到省委书记职务时，唐一军还是上任才几个月的副厅级的省纪委常委、秘书长。 接下来，这个唐一军能有机会进入中组部的“英语强化班”受训，不一定是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挑选的，但他在中组部 “英语强化班”结业的四个月后即被升任正（地）厅级的宁波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肯定是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拍板的。 唐一军到宁波任职的开始时间是2005年5月，先是以市委副书记兼任市纪委书记，2010年4月开始又转兼市政法委书记至2011年2月。这近6年的时间里，浙江的省委书记2007年3月由习近平换成赵洪柱，赵洪柱担任这一职务期间，由他任命过的宁波市委书记是由当时的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公安厅长的王辉忠。王辉忠主政宁波期间，省委和中组部至少是当时还没有考虑过让唐一军出任宁波市委书记或者市长这两个实权职务，但同时又因为他唐一军在市委副职的位置上已经足够“元老”，这才给了他一次安慰性的提升，于2011年2月安排他离开市委常委会，同时出任市政协主席。虽说被认为是“年富力强便退居二线”，但毕竟是官至副省部级了。所以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还曾进过为期两个月的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 唐一军正式“辞去”宁波市政协主席的时间是2016年8月27日，这个职务的继任者是比唐一军年长5岁，由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位置上“升居二线”的杨戌标。 不过呢，在正式“辞去”宁波市政协主席职务的三个多月之前，他唐一军已经于当年5月5日被中组部和浙江省委先行任命为浙江省宁波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继而又于2016年8月23日，也就是他“辞去”政协职务的前4天，又被宣布任命为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同时兼代市长。 这一任命发出当天，立刻引起中国内地媒体的强烈关注，纷纷以《政协主席代市长再任书记 罕见一身挑三职》这样的标题亮瞎读者眼球。 “长安街知事”当时发出的权威解释说：宁波是副省级城市，四套班子（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一把手”都是副部，唐一军的任职虽是平级变动，亦很罕见。由于政协主席职务需要在政协全体大会上完成交替，因此唐一军现在暂时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代市长、市政协主席四职于一身。 在唐一军“重返一线”之前的那几年时间里，市委一把手先是于2013年4月由王辉忠换成比唐一军年长4岁，由宁波市长就地升任的刘奇。2016年2月29，刘奇被中组部宣布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候任代省长、省长）。从此宁波市委书记职务居然被空缺，直到半年后唐一军被任命。 而就在刘奇离开宁波市委书记职务的半个月之后，此前于2013年5月从浙江省副省长位置上“下放”接替刘奇宁波市长职务的卢子跃在2016年3月16日突然被中纪委官宣“落马”，其罪名一大堆，包括中共一般贪官所共有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欺骗组织，在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也有稍显另类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以及长期搞迷信活动，在民主推荐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还有就是“为谋求职务提拔送给他人财物”。至于这个或者这些“他人”都是谁，笔者至今未核查出个结果。 日后，这个卢市长被在珠海市异地审判，以金额达1.47亿余元的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卢子跃被宣布“落马”后，宁波市长位置也一度被空缺，直到当年5月5日唐一军被宣布“代理”。 唐一军先“代理”市长，后马上就又被宣布为市委书记的次日，“长安街知事”的评论特别强调“唐一军在宁波工作了11年，2005年他到宁波上任时，就已经是正厅级干部。2011年，他50岁，成为‘年轻’的市政协主席。此外，他还曾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纪检干部。2002年至2005年，他当了3年的省纪委常委、秘书长，转任宁波后，又以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纪委书记5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纪检。” 接掌了宁波市的党政大权之后，宁波人都相信唐一军总会在宁波多呆上一阵子，没成想上面根本没从宁波当地党政工作的延续性考虑，先是于唐一军上任宁波市委书记的半年之后，即宣布他为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等于是宣布了唐一军宁波市委书记的兼职不会长久。时间又过了半年， 2017年10月唐一军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当月，即被宣布调离浙江，高就兼任代省长的辽宁省委副书记。继而就是正式的省长。 如此说来，本来已经进入“二线”岗位的唐一军，从重返一线担任副省级城市的代市长、市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再到被异地提拔为省长，历时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如此骚操作，肯定不是当时的江浙省委力所能为，而当时在习近平手下负责操盘十八大“两委”名单的制定和与此同时的各省、部换届的“中央有关部门”第一负责人就是赵乐际。所以，唐一军在共产党仕途上的最关键一步，起决定作用的应该就是赵乐际。而唐一军在步入中共政坛之后从年龄角度讲是最宝贵的几年里都是在贴身伺候的刘枫，因为是我们上篇文章中详细介绍过的赵乐际当年的“刘叔叔”，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引荐人。 众所周知，随着2022年10月中共十九大的闭幕，赵乐际晋升了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他的中组部长职务便交给了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期同住了四年时间的“上铺兄弟”陈希。不过，在向陈希交接之前，唐一军的进一步职务安排，应该是在赵乐际主持中央组织工作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也就是先安排唐一军担任一段时间的地方行政首长的同时，就已经为他设计好了的下一步。 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共司法部先后有过的五个”污点部长”》中已经介绍了在唐一军之前担任过司法部长职务者，第四个出问题的是中共司法部第11任部长傅政华，上任时间是2018年3月19日，被免去部长职务并退居二线的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在位时间两年零41天。 比唐一军年长6岁的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13日，十九大召开时以公安部正部级常务副部长身份“当选”中央委员，时年62岁零7个月。 2018年3月，已年满63岁的傅政华被“决定”接替只当了一年司法部长就晋升最高检察长的张军的司法部长职务。而事先在做这一“决定”之前，在习近平领导下具体操盘十九大人事的赵乐际应该是已经为唐一军考虑好了接班傅政华司法部长的两年之后。 如果说十九大召开之前只是让唐一军在宁波代市长和宁波市委书记，以及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的岗位上仅仅过渡了14个月时间，实在是对宁波当地党委工作的延续性不负责任，那么让唐一军在辽宁省长位置上只过渡了两年半不到，同样也是对辽宁省的政府工作不负责任。而事后回想起来，先前中央组织部长先后把宁波代市长、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以及辽宁省长的重要工作岗位都当成迅速提升并委以国务院要职的唐一军的政治踏板，无疑会引发当地党政官员们的强烈不满。再加上唐一军无论是在宁波当地还是在辽宁当地虽然任职时间长短不一，但却都是贻害无穷—-主要是引导、纵容许家印和他的“集团”在当地的“资本无序扩张”，导致当地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积重难返……。而这很可能就是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唐一军落选中央委员的重要原因。 据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中共二十大）大会期间，各代表团以差额选举方式对“两委”人选进行预选。提名二十届中央委员候选人222名，差额17名，当选205名，差额比例为8.3%…….。” 笔者相信唐一军是这被差额下去的17人之一，而不是事先根本没有被提名。完成本文前，笔者再次核对了中共二十大主席团名单，证实了唐一军名列其中。上届的中央候补委员能够进入本届大会主席团名单的适龄者（时年63岁及以下），而且还是在位的部委一把手，其大名应该是同时也出现在本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中的。 试想，在二十大各代表团酝酿中委预选名单的过程中，只要是从浙江和辽宁两个代表人数众多的代表团里大量跑票， 他唐一军进入被“差额”的百分之八点三就是肯定的了。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昨天看到一则趣闻，讲一名中国游客在英国街头问路，劈头便问对方“请问是中国人吗”，结果遭受白眼，人家只回应一句“我是香港人”便走开，中国游客觉得受到歧视，不禁在小红书抱怨，“难道我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觉得冒犯了他们？” 身分认同是不容侵犯的，正如我没有中国护照，官方国籍亦非“中国”，而你一过来就莫名其妙认定我是中国人，我觉得被冒犯好出奇吗？若有一天我在路上也被问“是不是中国人”，我一定直接回答：“不是。” 若对方纠缠下去又如何呢？ 中国人（下简称“中”）：“你说中文，怎么不是中国人？” 我：“Etiam Latine loquor. Num Romanus tibi esse videor?” 中：“你说什么？” 我：“我刚用拉丁文说：我也讲拉丁文，难道你认为我是罗马人？” 中：“你⋯⋯这不一样⋯⋯不管你说什么⋯⋯你也流着中国人的血！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血浓于水啊！” 我：“你是炎黄子孙？” 中：“当然！” 我：“好，那么你告诉我，黄帝姓什么？炎帝又姓什么？” 中：“黄帝⋯⋯黄帝姓黄，炎帝⋯⋯应该姓炎，中国香港也有个歌星叫炎明熹⋯⋯不是吗？” 我：“天啊，当然大错特错！你连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也不知道，居然还自称炎黄子孙？你的脸皮简直厚过万里长城！” 中：“你胡说八道！炎黄时代那么久远，你怎么知道他们姓什么？ 我：“因为我读过书。《国语·晋语》引述了古人的话，说从前有个氏族叫少典，少典氏的人娶了有?氏的女人，后来生下炎帝和黄帝。黄帝住在姬水边，故姓姬；炎帝住在姜水边，故姓姜。你自称炎黄子孙，哪有子孙连祖宗姓什么也不知道的？” 中：“⋯⋯” 我：“你刚刚也说，炎黄时代那么久远，你又怎知道自己是他们的子孙？你有族谱吗？你如果有族谱，怎么又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你有跟炎黄验过DNA吗？” 中：“没有⋯⋯” 我：“你没有族谱，什么证明也没有，就妄称炎黄子孙，你一定想造反了！” 中：“这跟造反有什么关系？” 我：“当然有！炎黄是中国上古两大帝王，你四处自称炎黄子孙，岂非暗示自己是blue blood，不是王子王孙也是王室远房亲戚吗？如果人人都是统治家族成员，那么人人都可取回自己的天下，都有资格做皇帝了，还不是想造反？” 各位读者记住：所有自称“炎黄子孙”的人，若非骗子，就是反贼，或两者皆是。 文章来源：上报
很多人都知道国民党解读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共产党却认为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所以九二共识也被戏称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尽管九二共识说不出共识在哪，但“一中各表”是什么？由于国民党已经论述了30年了，其定义清晰无比。根据1992年8月1日国民党政府所辖的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决议指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这就是“一中各表”的滥觞，国府也在两个月后拿著这最高原则与共产党协商，得到一个彼此存有歧见的“九二共识”回来。 第二次的马习会，马英九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里指称：“两岸在1992年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一时之间，不少国民党人为之振奋，宣称“台湾第一人，终于在习近平面前表述‘一中各表’了”，就连台湾的重要报纸也以“马习二会 马提‘一中各表’”作为头版标。不过，如果仔细对照1992年国统会以及过去30年来国民党对“一中各表”的定义就会发现，后面那句“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认知）有所不同”并未出现在马英九的论述?。 一句话不见有这么严重吗？如果重新翻阅过去30年两岸关于“一个中国”意涵的论争，就会知道其中的严重性。在1992年香港会谈结束后，海基会与海协会继续以电报方式进行意见统合，中共方面就提到，只要双方承认一个中国，对于未来走向统一没有分歧，就可以暂时不去讨论“一个中国”的实际内涵。我方对中共的说法表示尊重但没有同意，当时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也因此认为，双方并未达成共识。延续此一基调，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后，前中共中央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声称，中国大陆在九二会谈里的立场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回头看前天马英九在习近平面前说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竟与王在希说的一字不差，当然已不是巧合可以形容。事实上，马英九说的正是共产党对九二共识的一贯立场，只是把“一中各表”偷换概念成为“各表一中”，也是俗称的“一中框架”，而这正是过去30年以来，历任国民党政府及官员期期以为不可的。如果要等到今时今日马英九对著习近平说出这句话才有这场马习二会，那过去30年国民党人的坚持是为了什么？ 马英九如此明目张胆地与共产党唱和，其实是出卖国民党两岸立场。没想到竟还有媒体不察，以马英九说出“一中各表”为他擦脂抹粉，宣称马英九是“台湾第一人”，这只能用指鹿为马、不辨忠奸来形容。 其实，已经很少台湾人对于这种两岸之间的文书往来、文字之辨有兴趣了；今天翻出这些文书考究，只是因为有政客背弃自己的承诺，想偷天换日欺世盗名。必须强调，两岸的问题从来不是哪些退休高官前赴中国接受了多高规格的接待，也不是这些高官在中国有没有勇敢说出中华民国或“一中各表”，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昧于事实，不愿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解决这根本问题，像马习会这样的场景都只是为了中共的统战而服务。 面对再次的马习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意有所指地强调国民党“亲美、友日、和陆”的路线，还提醒马英九要回到第一次马习会的立场。老实说，如果仔细端详马英九过去20年来的前言后语与立场转换，对于这种所谓“国民党有意切割马英九两岸路线”的说法只能先姑妄听之。国民党未来走什么样的两岸路？看看接下来朱立伦如何面对中国的邀访再来论断吧！ 文章来源：上报
“美国总统历史上有11人无法顺利赢得连任，最近一次是2020年的川普，那么，拜登会不会成为第12个？”当有媒体、学者相继抛出这个疑惑，代表他们观察到拜登确实陷入连任危机。尽管有多份民调显示拜登支持度已逐渐和川普拉近，问题是拜登为现任，川普是四年前败阵的对手，“挟著现任优势去追赶曾经击败过的竞争者”，在选举中，那很难被称为“势均力敌”。何况截至目前为止，拜登并没有任何一份民调在总体表现上赢过川普（差距3到6个百分点左右），同时，拜登施政不满意度也还远大于满意度（CNN──58%：38%）。意谓眼前大选，拜登同时要面对川普和自己这“双重敌人”。 另一观察指标，当美国前劳工部长、柏克莱大学加州分校公共政策教授赖克三月中特别在媒体上撰文，洋洋洒洒重翻川普和共和党的帐，结论是他绝对相信民主党（价值）会再次胜过共和党。不过，文中几句话，应该更能反映他的心境，而他的心境，恐怕才真正符合现实。 这几句话包括他开头提到：“一想到川普可能赢得第二个任期，我的胃就翻腾起来”、“我不关注民调。现在担心为时过早。大多数公众甚至没有注意即将到来的选举”，以及最后向支持者喊话“川普和共和党人就是希望看到我们灰心丧志”。 三句话，刚好就是民主选举中落后阵营最常见的“矛盾逆反”。其一，一个极其反对川普的人，不就是因为看了现下的民调，才会认为“川普可能赢”，就是因为知道川普可能赢，才会“想到就反胃”。其二，他也知道许多民众早已开始关心大选，且看到了和他一样的结果（拜登全国民调输川普），于是因为他们所支持的现任总统竟然位处劣势，而可能“灰心丧志”（也就是川普和共和党人的期望）。所以，赖克撰文目的，更多属于一种自我激励和精神上反制对手。他说自己不盲目乐观，相信会赢，实际上应是反过来，即“担心很可能会输”，所以必须透过乐观面以平衡煎熬的心情。 同样的，民主党策略家兼顾问罗森伯格也在四月初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大胆预测拜登会赢，就如同2022年期中选举，他在民主党一片不安情绪中直言“不会有红色浪潮”一样（预言成真，民主党却也失去国会多数）。罗森伯格举了几个例子证明有危机的是共和党，例如，第一、共和党和极端意识组织“MAGA”靠得更近，无助拓展选票；第二，川普言行除了更偏执，整体选战能量也比2016大选弱很多；第三，因为拜登竞选起步较晚，民调还未真实反映选情；第四，民主党人尚未淡忘2016年希拉蕊败给川普的创伤（意思是民主党选民会集结选票）；第五，三月初拜登慷慨激昂发表国情咨文，证明他的年纪（高龄）是“资产”（代表从政经验）… 但无论罗森伯格怎么说，负责采访的《纽时》记者一开头就告诉读者，罗森伯格本次受访，是“再次对民调和权威人士以及民主党的悲观情绪进行反击”。既是“反击”，和赖克一样，罗森伯格的分析，激励性质确实也大过“实况解读”。 不过，话说回来，任何选举中，当事件不可测（未来还有七个月，谁都无法确知会发生什么大事），现况不可改（川普就是具备相当支持基础），居劣势的一方，就必然会透过唯独操之在己的“正面分析”，一步步去营造胜选机会。情境回到四年前，选举初期川普也曾面临个人施政不满意度远高过满意度的困境，当时也有为数不少评论，推估川普有很大机会失去第二任。直到选举后期，“现任优势”发挥作用，尤其靠著不断在各州创造出“工作机会”，再有舆论以为川普大有可为。只是当年没人预料会发生二战以来影响最重大的全球事件──COVID-19，它和川普败选不无关系。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一份研究报告：如果当初美国COVID-19病例数减少5%，川普很可能会赢得连任。另有证据表明，COVID-19对选民的动员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帮助拜登赢得总统宝座。（这也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川普会输得那么不甘心） 就选举实务，这一阶段“拜登（绝对）胜选乐观论”愈多，反而愈透露出川普带来的压力，说它是受到川普声势所刺激并不为过（一者也借此稳定支持者，同时为支持者提供辩证基础）。但对民主党来说，下风者的乐观论未必就是“天真”，因为倘若四年前川普可以在那么低的施政满意度下反攻至几乎可望连任，拜登何以不行？毕竟情势再险，适逢选举年又发生一场大疫流行的机会有多少？ 文章来源：上报
不久前拜登主动约习近平通话，近日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访华，稍后国务卿布林肯也要访华，美国政界络绎于途，又引致某些评论指责，说美国又想向中共放软手脚了。 叶伦访华引发中国产能过剩的议题，其实中国产能过剩，又关美国什么事？各国都可能有产能过剩的难题，各国自己去解决便是，但如果你把过剩的产能廉价倾销到别国去，那就不能怪别国来干预你的产能过剩。 中国电动汽车最近向西方国家大举出口，新车以二手车的名目输出以逃避关税。中国国产汽车制造商偷来西方技术，又获得政府高额补贴，以卖一辆蚀本一辆的非商业手法倾销。特斯拉一辆电动汽车卖三万美元，比亚迪一辆卖一万美元，试问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得起如此的冲击？ 中国有所谓“新三样”，一是电动汽车，二是太阳能电池，三是锂电池，正是当下最受市场瞩目的争端。中国钢铁产品、家用电器、轻工产品，在自己国内也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最近习近平提出“以旧换新”的概念，有促进消费的用意，也志在为产能过剩解套。 即使没有产能过剩，每个国家的产品到国际市场，也都要与别国产品竞争，但竞争是有规则的，要依正常的贸易准则来进行。新车以二手车倾销，定价违背基本的成本计算，那就是准备“乱拳打死老师傅”，摧毁别国正常的市场。 中国不依规则做生意由来已久，早年西方国家受制于中国的供应链与市场，不得不容忍，但今日冲激规模大了很多，西方国家的供应链转移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的期望值也大大降低，因此今日如果中共想与西方国家硬碰硬打贸易战，西方国家必不会手软。 中国倾销产能不是打经济仗，打的是政治仗，以低价产品搞乱西方市场，摧毁西方制造商，造成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进而提高自己的谈判筹码，削弱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围堵。总之中共这一招不是战术性的，是战略性的，与习近平的全球野心相呼应，是一个长远的战略布局。 从前，美国与中国有贸易纠纷，只有美国自己去对付，欧盟日本澳洲与中国有纠纷，都只能由个别去对付，当年美中贸易纠纷初起，川普下杀手，当时也只有美国独对中共。今日天下已形成两大阵营，美欧日澳为一方，中俄朝伊为一方，活则一起活，死也一起死，因此贸易战打起来，就是世界规模，与往日不可比拟。 拜登政府立足于竞争，致力于巩固西方民主国家的统一阵线，不但军事外交，连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都广泛合作，孤立邪恶轴心，所以叶伦此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是来求和的，是来下战书的。 一个老太太，个子很小，行动颟顸，看上去像一个邻居老奶奶，她来下战书，有点搞笑，但偏偏是这个老太太，话中有骨，让中共啃不下。老太太人很小能量很大，你来干扰我的市场，破坏我的产业，我不会接受，你自己看著办，你不办，我会办。 叶伦会期望中共因此而收手吗？我看不会，西方国家对中共那一套已经烂熟于心。贸易战打不打是后话，战书还是要先给你，战书摆在这里，打不打由你决定。 自拜登定义美中关系为竞争关系以来，美国联合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采取全方位的围堵和脱钩，这几年来，中共一直处于无可奈何的守势，处处败退，处处死守，中共早已失去任何领域的主动权。这一次的过剩产能倾销，可以算是中共仅有的一次对西方国家的主动进攻，不但取的是攻势，而且攻势迅猛，让西方国家有点难以招架。 美国与民主国家不可能让中共有再一次掌握主动的机会，一定要在中共的攻势初起时，就把它狠狠地打回去，否则此处一失，别处也会受压，打不赢这个贸易战，让中共占尽便宜，那等于开了一个口，让中共续命，让他有机会东山再起。 叶伦下战书不是靠吓，是以实力为后盾，美国与西方国家手上可以制伏中共的武器很多，中共本来就毫无抵抗力，现在只是嘴硬而已，真的打起来，三两下就丢盔弃甲。上次美中贸易战，习近平一度胆粗粗与美国叫板，不料川普拍台反脸，关税加倍，习近平当场脚软，只能低头认命。这一次也一样，中共聪明一点就自动收手，否则会输得更难看。 美中打贸易战，中共对面还站著欧盟、日本、澳洲、加拿大、甚至印度、墨西哥、越南等中小国家，中共有底气打一场吗？根本没有。口硬是中共惯技，真正短兵相接起来，很快就要举白旗——谁叫他要与邻为壑，得罪全世界？ 与产能过剩议题同时，叶伦、布林肯与驻华大使同声谴责中共暗中援俄，两件事都来得突然，而且声势浩大，显然美国在为稍后的制裁大招作舆论准备。拜登正为总统大选发愁，拿中共来出气，争夺选民眼球，正是绝妙好棋，习近平要绷紧皮肉，准备挨一轮鞭挞了。 文章来源：上报
美国财长耶伦女士访华行程还未结束，中国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一篇广为传载的《耶伦访华，我们“收获”很大，一批内鬼暴露》。 美国财长耶伦女士访华行程还未结束，中国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一篇广为传载的《耶伦访华，我们“收获”很大，一批内鬼暴露》。读完全文之后，感觉到该文暴露的不是什么“内鬼”问题，而是互联网时代大众人受困于“信息茧房”，习惯在同温层享受意见一致，越来越不宽容，动辄视不同意见为敌的舆论生态。 耶伦访华暴露的“内鬼”是什么？ 耶伦访华是带了问题去的，那就是近几个月欧美都在热议的“中国产能过剩影响全球产业平衡”的问题（我曾在自由亚洲发过数篇文章分析这一势态）。耶伦访华行前曾就此话题在美国做了公开发言，但“内鬼”一文主要不是分析这个对当前美中关系都很重要的问题，只是就一些国内舆论对耶伦此行评论的细枝末节做文章。 比如，作者先定了调：“美国做什么事，都有一套打法，不要以为耶伦访华是对中国友好，她心里藏着一颗对中国的祸心”——拜登政府延续的是川普的政策，将中国定位于“竞争”关系，如何竞争，这点中国有自己的章程，美国思谋的是让中国按照美国的路子走，这都是明牌，用“祸心”一词，说明作者对中美关系已经视同敌对关系。 基于此，作者对“有些媒体，或者大V们”发出的通稿表示严重不满：“什么‘77岁老奶奶’‘低调亲民’‘斜挎小包’等等，舔得让人肉麻，77岁就成老奶奶了？如此高调访华，怎么就低调了？拎个小包就亲民了？”“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妥妥的‘通稿’吗。这样大范围的通稿很少见，有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认知，有人会不自然地被美国‘友好’带入，认为美国对华示好，并主动与中国和好“。被作者点名痛诟的“骑墙者”是著名的胡锡进，环球文宣体的创始者，作者称“培植内鬼比培植间谍更难，因为内鬼的破坏力比间谍还要大，不容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破坏是致命的”。作者截取胡锡进微博言论作图为证，并称“其言论已经失去了一名党员的身份。就这样一个立场的人，我们能想到他当主编时，对官媒渗透有多严重”。 “内鬼”一文很有文革大字报上挂下联之风，一是指“内鬼”是美国安插的：“美日在中国安插了很多间谍和内鬼，而且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间谍搞情报，内鬼搞破坏。只要美国对中国有动作时，内鬼就会闻风而动，特别是以骑墙者为代表的内鬼，经常左右民众的视线，大唱‘中美友好’‘恐美论’“，以此警告有关方面舆论阵地“有些失守”了。二是指出还有“一些‘战略内鬼’，有些只干不说，在不同层级上左右国家政策，甚至使坏，表面上看是爱国，实际上是害国。” 胡锡进本就是中共自己人，因一条微博文躺枪不算冤枉，因为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律，无论是马克思健在时的第一国际、后来在本国建政的苏共、中共，基本都体现了左派内部一个重要的斗争规律：没有绝对的极左（到位的左），只有更左。每逢内斗一起，总是更左的新兴左派打倒原来的左派，直到左至绝处，存活困难，于是又开始反极左。这条规律，其实也不止体现在原教旨马列主义左派阵营，还体现在今天的西方左派。比如美国左派从2020年开始登堂入室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其实基本不是左派与保守派的争斗，而是以极左派反对原来的左派先锋人物为主。比如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本是西方左派祖师级人物，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K Rowling）女士一向政治正确，都被西方左派先后“取消”，成为敌人。 中国政府形成互联网投喂信息、观点的系统洗脑工程 西方左派生成的机制主要通过教育系统与受教育者的自愿，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而加以抵制，这一过程被称为“吐狼奶”；有感于这教育未能收全功，中国政府还通过网络控制——过滤信息与定向投喂并举对中国大众进行继续教育，让他们成为小粉红而不自知。 我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大揭秘》（2007年出版）一书中专列两章谈到中共互联网早期的管控方式，主要是建立防火墙（金盾工程）过滤信息，大规模雇佣“五毛”水军在网上搅乱舆论。那时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控与反管控的斗争上主要采取开发翻墙软件，突破信息封锁。随着国内互联网从博客时代进入到微博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与舆情管控经历了非常复杂但有效的转变，其中的关键一环是将网络舆情分析作为维稳产业的一部分。2013年10月3日，新华网发表《网络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万》，这个行当的出现，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逐渐改变方式，除了硬的一手，比如管制舆论、封号等之外，还开始软的一手，培养“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诞生于2008年（我猜想与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工作编织的“六张网”工程有关），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即工青妇等类）职能机构。工作范围与网络评论员即五毛不同，负责“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决策者”。与此同时，还通过培养文宣样板周小平、花千芳等起示范作用，逐渐形成了一批水准较高的舆情引导者，这些人对大学生青年一代的思想状态、思维方式、关注话题都有把握能力。这些，我曾在《网络舆情分析：用税收残害纳税人的新产业》（VOA，2013年10月5日）一文中详细分析。 “信息茧房”造成的精神自阉 说到最后，还得谈谈“信息茧房”对人的精神自阉所起之巨大作用。所谓“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 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不同观点的人发言有时宛如来自平行世界。 Z世代（通常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者）——也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不像他们的前几代受困于信息饥渴。但这一代在社会化过程中，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却困在信息茧房构造的同温层当中，他们的网络行为基本上是“爱我所爱，恨我所恨”，基本不懂得言论自由的原则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将捍卫你的言说自由权利”，以为网络围殴、举报封杀（西方表现为“取消文化”）是正常生态，觉得言论自由根本无需存在——BTW，这不是中国独有现象，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从2016年-2018年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展现：千禧一代有一半人认为应该限制言论自由。 中国对舆情监测的大量投入与对舆情分析师的培养，为微博时代的舆论引导与有效管控筑就了社会基础，再加上政府秉承“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广告投喂原则，对微博大V的广告收入实行可控性供给，形成了中国微博时代“众声喧哗”但“万流归一”的状态。“文革”时中国各地在文艺晚会上一副常用对联用在如今十分应景：“新春文坛百花艳，歌颂党与毛主席”，“百花”只是指主旋律的表现形式，内在精神只有一条：反美爱国（兼爱党），更可悲的是，不少大众人在诛杀不同意见者时，都以为自己正义在手。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在这次习马会上，马英九也谈到两岸同是中国人，谈到两岸要统一。这其实是马英九的一贯立场。 4月10日下午，习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自台湾的马英九一行。这次会见立即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我认为，这次习马会的一大看点是会见的方式。这次习马会不是选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也不是台湾厅，而是东大厅，即通常与外国首脑会见的场地；再有，习近平马英九二人及主要陪同人员分别在两边对面而坐，不是像习近平见港澳特首那样习近平坐中间，特首坐旁边；陪同习近平的还有蔡奇和王沪宁。这种安排显示的是双方地位对等，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不是我中央你地方，更不是我是正政府你是伪政府。 九年前，在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第一次会见，当时我就指出马习会的最大看点就是显示双方的地位对等：会谈地点选在第三方——新加坡，会谈现场没有任何表示双方政府和国号的标识物件，马习二人彼此都不称对方官衔，而以“先生”互称，从而显示双方地位的对等。那就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虽然还没有公开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但是已经默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这就向“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格局迈出了一大步。九年后的今天，马英九早已卸任，既无官职也无党职，但依然受到和上次一样的对待。那无疑就更加凸显了其政治意涵。 这次习马二会，习马两人讲的话都没什么新意。这再次证明，这次习马会和上次习马会一样，都是形式重于内容：两人怎么会见的比两人会见时谈了些什么更重要。在这次习马会上，习近平只字不提对台动武，但这并不表明中共已经放弃了对台动武的选项，习近平只不过是没提而已。 在这次习马会上，马英九也谈到两岸同是中国人，谈到两岸要统一。这其实是马英九的一贯立场。马英九一直认为两岸同是中国人，两岸同属中国，两岸未来要统一。但马英九说的统一，不是中共的一国两制。马英九坚持的是和平的民主的统一。不少人对马英九的这些观点很不满。他们说，马英九这些观点违背台湾主流民意，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不认同两岸一中，也不认同终极统一。这种批评确实有其依据，但仍然失之片面。 记得去年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宪法给台湾带来灾难。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也说“我们的宪法是看起来不符现实，甚至还有点荒谬，我们怎么包括大陆呢。”但赵少康紧接着又说，“但就是这个看上去荒谬的宪法，是我们的护身符，不给老共打我们的借口。”八年前，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讲到：“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现在，胜选的民进党赖清德和萧美琴也表示，未来他们也会和蔡英文一样，“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 现在很多人谈论两岸关系，多半连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都没读过。打开《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国家统一前，为确保台湾地区安全与民众福祉，规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之往来，并处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台湾地区：指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政府统治权所及之其他地区。二、大陆地区：指台湾地区以外之中华民国领土。”这就是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明文确定未来国家统一愿景，就定义两岸同属中国。既然如此，马英九的主张又有什么可批判的呢？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一部份台湾人不认同两岸一中，不认同未来统一愿景，是有其来由的，也是有某种正当性的；但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台湾、尤其是台湾政府，不论你喜不喜欢、赞不赞同两岸一中和未来统一愿景，你也不能把现行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中关于两岸一中和未来统一愿景的条款删除，你也应该继续维持两岸一中和未来统一愿景，否则就不能维持两岸现状，对台湾自身也很不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这次习马会持肯定态度。就在习马会结束的当天，美国国务院表态：“我们鼓励降低紧张局势并改善两岸关系的步骤，支持在尊严与尊重的基础上持续对话。” 我曾说过，两岸问题是当今世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在思考两岸问题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事情的各个方面，据此再得出我们的判断。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赖清德日前在出席“郑南榕和自由时代”特展时表示，他将更努力守护台湾主权，保障民主、自由与人权，绝不让过去不幸的历史重演；他希望让每个人明白民主的价值并加以珍惜，要进一步推动“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洗涤每一个人的人生”，让所有人了解，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台大教授左正东表示，赖清德喊改造社会、洗涤人心（生），这种讲法真的很可怕，让人有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名嘴郭正亮也说，要“国家重建”就修宪改国号啊，勇敢一点，“我看美国也在发抖吧！” 在这场致词里，赖清德全程没看稿，用台语演讲，他推崇郑南榕是捍卫100%言论自由的先驱，但也提到言论自由在台湾的挑战，宣示未来就职总统之后有3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坚决守护台湾主权，因为有主权才有民主，也民主才有自由，有自由也才有人权；二是透过不断反省、检讨过去种种事件，让大家更了解自由并非从天而降；他说到假讯息对台湾社会的危害，也是在这里提到“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以及“洗涤人生”的字眼。三是持续推动转型正义工作，让受苦难与迫害的人得到平反。 在一般民进党内部的场合理，上述言论再平常不过。但作为一个众所瞩目的准总统，赖清德这番话立刻衍生了许多问题： 第一、什么叫“社会改造、国家重建”？有人从诗人李敏勇于2006年发表于《自由时报》的一篇专论〈朝“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之路向前走〉找到线索，文章主轴是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不断发生民主化转型的不适应症候群，所以希望从“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的概念，去建构一个独立的、人权和福祉的新台湾。只是，那毕竟是18年前的文章，这18年来，台湾又经历过两次政党轮替，国内外的政经局势与台湾的社会人心都早已发生钜变，现在要套用文章里的观念与作法，实在稍嫌勉强。 第二、所谓“国家重建”的意涵非常多，从赖清德行文的语意上分析，看似非郭正亮所说，会让美国“瑟瑟发抖”的法理台独。但真是如此，恐怕也要反问赖清德：既然都以“推动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为名，那你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方略何在？有没有清楚的步骤？如果一切都没有，也就难怪这些名嘴政敌们帮你随意填空，直接诠释；搞到最后，又得花几倍的力气澄清。 第三、这场致词总长6分钟，但总统府发出的新闻稿却只有寥寥995字，特别的是，被名嘴冷嘲热讽的“洗涤每一个人的人生”9个字并没有出现在新闻稿里。这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总统府幕僚自知这字眼不妥，因此主动删去这几个字；二是赖清德看到满场Nylon的支持者，再度脱稿演出，用最贴近他们的体己话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话说回来，什么叫“洗涤人生”？身为民主人自由人，谁会愿意被政治力“洗涤”呢？一场牛头不对马嘴的政治口水于焉发生。 去年7月，赖清德出席“全国宜兰旅外乡亲赖清德后援会座谈会”，也是面对满场的支持者，赖清德脱口而出要把“走进白宫”当成政治方向与目标。这一番话让美方感到惊愕，一度演变成选战危机甚至是外交危机。当时，本专栏为文〈当总统“没有不读稿的自由”〉，呼吁赖清德往后要谨言慎行，即使再有自信，身为总统参选人，也没有不读稿的自由。事隔10个月，赖清德已是准总统，在这场铭记Nylon言论自由日的致词里，是不是又让外界似曾相识呢？ 做一个总统，说话必须一言九鼎，不确定的事绝对不说，说出口的话一定做到；如果没把握，最好是做了再说，而不是说了不做、说了未必做，或说了做不成。总统就职前夕，赖清德的每场公开谈话都众所瞩目，许多人盯著他的字里行间，试图寻找其中的微言大义；特别是来自蓝白红的政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将他标签定性，得以见缝插针政治攻击。这一切的差别在于，赖清德究竟如何期许自己？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
中国人都知道，要打败对手，先要了解你的对手在想什么，会出什么牌，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若对对手完全无知，或一知半解，在战略竞争中很可能落败，除非双方之间实力差距太悬殊，以致认为对方想什么做什么都不重要，不会改变事情的结局。 凸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正在中国访问，台湾和美国需要了解中国当局此时邀马访中背后的政治算计。马此次中国行，是他卸任总统八年后的第二次西进，和第一次相比，多了些政治意涵。作为一个既无公职亦无党职，且在国民党内，其意见也不太得到党内高层认可和采纳的台湾前总统，北京原本用不着专门邀请他来访，一路上给他颇高礼遇，特别是可能安排他和习近平见面，进行所谓的“马习二会”，北京的目的，大概率是要借此凸显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降低两岸目前剑拔弩张的局势。 对讲究政治规矩和政治礼仪的中国当局来说，习若见马，不会有2015年第一次“马习会”那样的正式会谈，而是一种“老朋友”的见面形式。但北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由习当着马的面，亲自宣示“和平统一”，向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显示中国对待台湾的诚意。和统是“新时代”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略和政策诉求，但在今年二月金门渔船事件发生后，台湾社会忧虑和统不再是中国优先考量的选项。 针对这种情况，习在两会参加政协联组讨论中重申了和统主张，让台湾社会稍感宽心，然而，如果习在国际舆论关注下，在马习会上亲口讲出“和平统一”四个字，其效果还是不一样的，会有更多的台湾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听到北京的这个政策主张。 北京为何此时想让更多的台湾人和国际舆论知晓它的和统主张？这就不能不提中国当下面临的内政外交难题。如没有意外，中国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恢复经济活力，扭转经济下行趋势，重新让经济步入增长的轨道。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对内要“少折腾”，类似三年疫情时期的封控措施这种荒唐的政策不能再出现，同时对民企和外资采取“友好型”态度；对外则要化解美国的围堵打压，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周边和区域地缘环境。 目前内政的难点是民众尤其企业的信心仍严重不足，经济并没有按照当局的设想有太大好转；外交的难点是美国的打压和围堵还在加强，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尤其台海和南中国海不平静，面对不驯服的台湾，北京的和统无从着落，对台独的压制效果不彰，两岸紧张情形有增无减，特别是号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台后，两岸关系又将增加变数，在这个节骨眼上，金门海域发生渔船倾覆事件，进一步催高两岸对立态势。 对两岸紧张情形降温 相较外交，当局在内政上能够使力的空间更大一些，此乃外界从去年以来看到的经济政策的大调整。但这不是说在外交上就只能被动应对，至少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当局若想做某些事，还是能做成一些的。北京常讲，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操之在我”，这或许有点夸大，可两岸实力的对比确实在向中国倾斜。不过，北京也不愿看到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因为这显然对北京意欲营造的周边和国际形势有害，进而影响包括台资在内的外资进入中国的意愿，而中国眼下需要外资和外部市场。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台湾不继续刺激中国，北京要对两岸紧张情形进行降温处理，把两岸民众的敌意情绪降下来。 这就是中国当局处理金门事件遵循的逻辑，尤其考虑到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以及中菲南海冲突，更是如此。北京不能让台海和南海出现联动局面，将中国陷入两面冲突的“战略陷阱”，因此有必要把因金门事件导致的两岸对立加剧降温。 去年以来中菲南海冲突现在看来有恶化趋势，不排除发生小规模军事摩擦的可能。而今年又是美国大选年，反中是美国的政治正确，中国议题必然伴随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在这个方面不可能对北京示弱，只会一个比一个强硬。美国大选对中国的外溢效应，表现在地缘政治上，就是台海和南海。在这两海的任一军事冲突，都会让美国卷入，不管北京怕不怕，都不希望出现两海联动现象，而相对中菲南海冲突，台海冲突的性质和后果更严重，所以，对北京来说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这乃是习和拜登日前通话的原因——针对美国大选年的预防外交。 显然，北京要实现上述目的，再没有比邀请马登陆，并以“老朋友”名义同习举行一场非正式会谈，效果更好的了。习如在这种场合宣示和统，虽然中国内部主张武统的民意肯定不高兴，但北京会强调，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台湾问题不能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是北京的大道理和大逻辑，可这也就需要习来压制中国内部的对台强硬民意。 为最后解决台湾问题布局 然而，千万别以为中国当局在经济恢复不力的情况下，会为了经济发展，而无限期拖延解决台湾问题。对北京来说，“马习二会”还有另一政治用意：把中国和统的“诚意”做足做够，做到官方舆论讲的“仁至义尽”，让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感觉北京确实想用和平方式统一台湾并不是宣传。在中国对台展现出最大的和统“诚意”后，如台湾再不“领情”，硬要和中国切割，追求独立，北京届时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道德上就可以自我安慰，显得有正当性。 那么，中国是否像美国军方所指的2027年做好武统台湾的准备，不好讲，但基于中共的历史使命，习对历史地位的追求以及他的年龄和任期因素，再考量中国民意对台失去耐性，以及台湾对中国的拒斥未来只会更强烈，随着两岸实力的进一步消长，北京其实有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隐形时间表，大概在2030年左右，不会太远。 无论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北京可能都会走到这一步。在北京看来，未来几年经济好，在科技领域克服了美国的卡脖子，美国和西方届时对中国发起的经济制裁就作用不大；未来几年经济不好，科技上无法突破美国的卡脖子，打一仗的经济后果无非比现在对中国的经济打压程度上会更严重一点，但实质上不可能摧毁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相反，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北京的报复也会让美国和西方相当难受。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要以经济为中心并为此争取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为的就是在未来7、8年时间里，把经济进一步做大，底子做得更扎实，最好科技上能够打破美国的“小院高墙”围堵，各种经济和科技短板都补上；同时，在军事上准备得更充分一点，这样才不怕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国和西方的军事介入和经济制裁。 北京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精，可以说，马二进中国并可能和习见面，是北京在为最后解决台湾问题争取尽可能多一点的时间而做的总体布局的一步。马在此布局中被北京当作一个“棋子”使用，虽然他未必意识到这点，但台湾，特别是美国，要看懂北京的政治算计和布局。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习家军全面上位，但也有失意者，甚至成为习家军内斗的牺牲品。近日落马的前司法部长唐一军，是浙江帮（所谓“之江新军”）的一员。以中共总理李强为首的浙江帮遭遇重挫。大内总管蔡奇的浙江帮，则在朝中独大。中共后习时代的内乱将临。 习亲选的前司法部长倒台 浙江帮遭重挫 4月2日，唐一军在中共江西政协主席任上落马。次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会声称“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唐一军之前任部长的司法部，现任部长贺荣也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表态称对中央查办唐一军“坚决拥护”。 这种高调表态拥护中央打贪的情形，已经许久未见。最近一次应是针对被指“野心极度膨胀”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以及唐一军的前任司法部长傅政华，但这已是两三年前的事了。 唐一军并非是现届中央委员，相比两名前国务委员和现届中央委员秦刚和李尚福，官方处理秦、李二人低调诡秘，对唐一军则有雷霆之势，到底为何？ 在笔者看来，唐一军出事，可能更具习家军内斗色彩，一众高官幸灾乐祸，无非是看内斗大戏。 唐一军曾长期在浙江任职，他先后任舟山市委秘书长、舟山市委常委，浙江省纪委秘书长、省纪委常委，宁波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等职；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2020年4月任中共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2022年唐一军在中共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2023年1月即被贬到江西政协。 据财新披露，唐一军主要的经济问题，发生在主政浙江宁波和辽宁期间。 在宁波期间，唐一军纵容家人干预工程，当地人对此意见很大。还有人称，唐一军妻子在幕后经商，性格十分强势霸道。他担任辽宁省长两年半，恒大集团大举在辽宁投资房地产项目，并帮助恒大老板许家印拿下盛京银行的控股权，又缺乏监管，导致盛京向恒大输血超过千亿，留下烂账。 尽管有人说唐一军也曾通过老领导刘枫攀附现任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但唐一军边贪边升官，成为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北上辽宁任省长，并能当上司法部长，必然也是要习点头。 根据中共新华社报导，十九届、二十届中委、候补中委，都是习亲自担任考察领导小组组长，习把关选定。 唐一军在二十大前已被发现问题，调到江西政协只是调虎离山。但随著李强当上总理，浙江帮成为众矢之的。去年9月恒大老板许家印被抓，供出唐一军更多贪腐问题，唐一军于是就被抛出。 另外，接任司法部长的贺荣是女高官中少有的习亲信。贺荣因为在陕西省纪委书记帮习查办秦岭违建别墅案，拿下大批赵乐际旧部有功，而获习赏识，之后官升正部，成为最高法院二把手。唐一军被调离司法部后，贺荣肯定也在司法部调查唐一军的老底，配合中纪委书记李希，直接促成了唐一军的落马。 当然，作为管过中共黑暗的监狱事务的前司法部长，唐一军本身也是酷吏之一，倒台也是报应之一。 李强势弱 蔡奇受宠 笔者曾以籍贯或仕途经历地，归类列出习家军的大致派系，包括福建帮、浙江帮、新上海帮、陕甘宁帮、党校帮和清华帮等，当中包括习的嫡系习家军，以及延伸的部分官员曾在浙江当习大秘的李强，作为名义上党内二号人物，是浙江帮的大佬。 李强在2023年3月当上总理后对习极尽逢迎，主动配合改造国务院，定位听命党中央的政治机关。 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上，李强被取消了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引发国际围观。随后一众外国商界大佬参加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本来结束时有个总理座谈会，也被取消了。这表明李强对外树立形象的机会也失去了，已经不像一国的总理。 2024年3月27日，《经济学人》分析中共经济管理团队的浮沉，指出2027年换届时，李强也许将因年满68岁而卸任，预测接班人可能会是副总理丁薛祥。 虽然只是预测，但这代表了国际上都对李强不看好，认为他现在尸位素餐，只是等退休罢了。 相反，身兼“大内总管”的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让蔡奇受宠，中南海“习蔡”畸形体制形成。 《南华早报》2024年3月28日报导，三名知情的官方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已将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网信委）的领导工作交由蔡奇负责。蔡奇已在去年上半年接管该委员会，但官方至今未公布相关任命。 据官媒此前报导，中共全国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2023年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时，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总理丁薛祥在会上传达习指示。 中央网信委（过去叫中央网信领导小组）过去是习近平亲自掌控，习是主任（原来是组长）。 2018年4月20日到21日，全国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举行，中央网信委主任习近平出席并讲话，副主任李克强主持，另一名副主任王沪宁做总结讲话。 但2023年这次会议，蔡奇成为最大领导，李强靠边站。 如果这算习近平“分权”的话，他对蔡奇和李强，也是厚此薄彼。（当然习不会真的分权，所有人都要听他的“指示”。） 尽管李强也担任了中央金融委主任一职，但是他的实权被“福建帮”的副总理何立峰架空，何同时是中央金融办主任和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蔡奇主管网信委，底下的网信办主任庄荣文，本身也是福建帮人马。庄是福建泉州人，也是习的福建旧部。 蔡奇从李强手中夺权的情况，去年也有一次颇为明显的情况。 2023年9月13日至14日，中共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前所未有地将党政的秘书长大会合并，由党委系统来开，蔡奇是与会的最高领导，传达习的指示。过去由总理管理的政府秘书们，现在听命于蔡奇，包括李强的大管家、国务委员兼秘书长吴政隆。 2023年9月下旬，李强妻子、女儿的详细信息及其涉贪腐的政商关系在网路上被曝光。这种爆料很可能是习家军内部因争宠而互攻的表现，蔡奇有很大的嫌疑。 故此，李强和蔡奇现在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今年3月的“两会”闭幕期间，李强突然俯下身去，左手伸到桌子下面似要捡拾什么东西。坐在李强左手边的蔡奇，微闭双目，表情冷漠，这似乎折射出两人水火不容的关系。 浙江帮势力消退 福建帮朝中独大 现在中共红朝中，因为习曾在福建工作时间最长（17年），再加上习一直有统一台湾的野心，对台工作吃重，出身福建的官员因此受重用。 中共的国台办（中央台办），主任宋涛虽是江苏宿迁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县当知青，从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并与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密切。现任国台办副主任潘贤掌是福建泉州人，他曾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之后转赴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他和蔡奇、黄坤明以及宋涛是福师大校友，与副总理何立峰则是厦大经济系校友。 现任中共高层官员中，福建籍的除了蔡奇、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公安部长王小洪，发改委主任郑栅洁，退役军人事务部部裴金佳，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锐，山西省委书记林武，江西省长叶建春、江苏省长许昆林、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中科院院长侯建国、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等。 副总理何立峰是广东兴宁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早年在福建任职就是习的铁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是江苏东台人，生于福建南平，曾是驻守福建的31军军头；中央军委委员苗华是江苏如皋人，生于福州，他早年在31军当政治部主任，与习近平交好。 本来浙江帮在高层的人数也众多，但除了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比较高调，掌军委办公厅的钟绍军属于习的心腹，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虽老仍被重用之外，其他权势显赫者不多。 浙江帮中，李强现在沦为“跟班总理”角色，曾传是习接班人的陈敏尔，现在相对低调。楼阳生主政的河南天灾人祸不断，民众上访不断，在官场中被笑话。 与福建帮近些年几乎无人落马不同，在唐一军落马之前，还有属于广义上的浙江帮成员出事，包括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为2021年7月造成重大伤亡的水灾背锅，被撤职；与马云密切的前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2021年落马，他曾被认为是“之江新星”。 此外还有被外界视为“之江新军”成员的前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受秦岭违建别墅案牵连，2019年被贬任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 至此，福建帮在朝中已是一帮独大。但这对习近平未必是好事。 传中南海有“两个中央” 后习时代来临 北京官场流传一个说法：中南海现在实际上有两个党中央，一个是习中央，另一个则是蔡中央。除了习的几个嫡系亲信之外，各地“报送中央批准”的“奏折”，名义上是报给习批准，实际上都要先报给中央办公厅，也就是要蔡奇先批准，蔡奇阅后呈报习批准。 依据当今中共中央党内排名，总书记缺位时，推断的代理继任顺序，第一顺位应是总理李强。但可能有变数。 习近平年纪大了，经常脚步不稳，未来几年间，身体肯定有大问题，人也容易犯糊涂。等不到统一台湾，后习时代已悄悄来临。 蔡奇一副奸相，他绝对不是诸葛孔明，顶多是司马懿。习一旦暴毙，蔡奇虽然年纪也不小，同样有野心夺权。 蔡奇早在主政北京时就要求基层对民众要“刺刀见红”，大规模清理所谓“低端人口”，本是酷吏一个，不得人心。 到习死，中共气数也到尽时，内忧外患之下，党内习家军有各帮派，还有习夫人彭丽媛的势力，还有军方。连云南党校退休教师子肃前几年还被指控策划武装暴动，可见党内想造反者大有人在，只是找时机，而习死时是一大机会。 在中共党外，国内秘密准备起事的政商圈子一直存在。海外民运最近也举行了首次国是会议，誓言推翻中共。欧美各国，中国周边国家，都在盯紧中南海变局。在这种情形下，蔡奇未必能成事，他很可能在习家军内斗或与国内义军的交战中身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