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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普聯合聲明有新意 對美西方敵意滿滿

習近平和普京昨天在北京簽署了中俄兩國《在兩國建交75周年之際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之後,外界評論並不十分熱烈,原因可能是此份「聲明」中還是沿用了去年3月習近平親臨莫斯科給普京送溫暖時簽訂的那份中俄兩國《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對兩國關係的「不結盟」定位。 在中國牆內的官網中一向「標新立異」的財新網在全文轉載昨天的這份「聯合聲明」時,也特別以《中俄聯合聲明:中俄關係超越冷戰時期模式 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為標題,似在提醒牆內外讀者:我們的習總書記還是有「底線」的。 筆者同時注意到法廣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國學者聚焦中俄聯合聲明不再提友好無上限》,說是「中俄聯合聲明不再提友好無止境,中國學者認為是俄烏戰爭影響」。 文章引述了上海學者沈丁立的話:中國的表述轉變,是對俄烏戰爭影響的理性評估。 按照這位沈丁立學者對法廣記者的說法:俄羅斯武力攻擊烏克蘭,掠奪對方國土,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時,被13國譴責。在聯合國特別會議投票時,被141國譴責。中國兩次都投棄權票。 法廣的文章還說:「沈丁立表示,中國很明顯不願意被世界看作,它和俄羅斯的合作是針對烏克蘭或者任何其他國家的。前述聯合聲明表述的轉變,是中國在評估了俄烏戰爭對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國家利益之影響之後,所做出的理性行為。」 如上報道沈丁立分析內容的文章已經被多家媒體轉載,可見有一定的被「認同度」。 不過需要糾正的是,首先:前年的2月4日普京和習近平在北京簽署的中俄兩國《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中,就已經有了「不針對第三國」的表述。原話是:「雙方倡導並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指出中俄新型國家間關係超越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關係模式。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加強戰略協作不針對第三國,也不受第三國和國際形勢變幻影響。」 其次,如上這段話里的「沒有止境「和」沒有禁區「的表述也並非是現在才」失蹤「的,在去年3月習近平親赴莫斯科給普京送溫暖期間雙方簽署的《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類似表述已經被棄用。同時也把」不針對第三國」的相關表述擴展如下:「中俄關係不是類似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該種國家關係模式,具有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性質」。 而今年的新說法與去年的舊版本大同小異,即:「當前的中俄關係超越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模式,具有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性質」。 仔細分析一下,在這個所謂「兩國關係定位」問題上再度表態時,今年所做的細微修改還是值得關注的。那就是把「不針對第三國」,改成了「不針對第三方」。 「第三國」是特指「某國」,而」第三方」當然是涵蓋範圍更廣。  筆者在通讀昨天的習、普「聯合聲明」並將其與去年和前年的那兩份作了對比之後,對如上引述的牆內學者所謂「理性行為」的說法不能苟同。而更不能苟同的是美國白宮發言人讓皮埃爾的說法:中俄聯合聲明並沒有新意! 就在這份習近平和普京的最新「聯合聲明「出籠的前一天,自由亞洲電台發表了《普京新任期首訪中國 中俄元首峰會成全球地緣政治轉折點》一文,文中引述關注中俄關係的中國學者蘇寧接受記者採訪時的評論內容:事實上將終身執政的普京,在其連任後第一次出訪就到北京,顯示中俄兩國的特殊關係已經到達新階段。她說:「俄中兩國業已形成特殊夥伴關係,既是反民主的反共和的威權主義軸心同盟,也是在俄烏戰爭中的戰略同盟。特別對普京來說,連任後尋求戰爭形態轉型,試圖從特別軍事行動的無奈持續向一場總體的持久戰轉型,這需要俄中關係的進一步密切和協調,甚至可能包括戰爭範圍的擴大,也就是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俄中元首峰會對世界和平將意味著一個巨大的轉折點。」 而隨後出籠的習、普「聯合聲明」內容真的是準確地呼應了蘇寧的評論。先看如下這段自我「高度評價」:「面對動蕩變革的世界格局,中俄關係經受住國際風雲變幻考驗,凸顯出穩定、堅韌的特質,正處於歷史最好水平。」 請不要將這段內容單純地解釋為習近平和普京兩人之間的互慰,如此宣示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要讓「試圖破壞中俄關係」的美國及西方世界聽明白:「發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並非權宜之計,不受一時一事影響,具有強大的內生動力和獨立價值。雙方堅決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反對任何阻撓兩國關係正常發展,干涉兩國內部事務,限制兩國經濟、技術、國際空間的企圖。」 事實上,昨天的這份習普「聯合聲明」,可謂「新意」—-也就是對美國西方世界的敵意滿滿。除了如上的表述是「史無前例」,昨天的習、普「聯合聲明」更凸顯的一個「新意」就是篇幅上的「前所未有」。 前年普京在北京與習近平簽署的那一份「聯合聲明」只有7600字左右,去年的是9300字左右,而今年的居然長達12800字左右。不說前年,就只比去年,篇幅加長了這麼多怎麼可能沒有「新意「呢?總不能把這在去年的基礎上多加進去的三千多字都硬看成是「車軲轆話反覆說」吧? 而就是在去年基礎上多出的文字內容,首先就是《聯合早報》一篇報道文章的標題所說:《中俄聯合聲明大篇幅批美 強調將加強協調配合應對》。 該文內容是:俄總統普京是次訪華首日就與習近平簽署了深化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其中大篇幅批判美國,並提到兩國將加強協調配合,應對美國對中俄的「雙遏制」政策。聲明13次提及美國,批判其在南太平洋、亞太、歐洲的軍事部署與集團對抗,並指責美國在世界各地部署導彈「極端破壞地區穩定、對中俄構成直接安全威脅」。 聲明更強調,中俄將加強協調配合,「應對美國對中俄非建設性、敵對的所謂『雙遏制』政策」。 該報道文章引述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宏仁的分析,說是中俄這次在聯合聲明中對美國的批判程度,較2023年習近平訪問莫斯科時更加激烈。所以,在這次普京訪華後,中俄與歐美間的對立情勢會更加嚴峻。 總之,兩國都以公開「聲明」的形式宣布鐵了心要聯合抗美反歐了。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帕特爾對習、普最新「聯合聲明」的表態,大意是中國不能既希望與歐洲和其他國家建立(更好的)關係,同時又繼續加劇長期以來對歐洲安全造成的最大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魚與熊掌兼得」。 把美國政府發言人的「既要又要」,翻譯成「魚和熊掌兼得」,很是傳神。而習近平通過這份與普京的最新「聯合聲明」所要回敬美國和西方的,恰恰就是:北極熊普京的「熊掌」我不但要大吃特吃,而且還要長期吃,永遠吃。至於美國的西方的「魚」,我習近平的態度就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你美國不上鉤拉倒,「上鉤」的「願者」總會存在,比如不久前到北京磕頭的德國,再比如剛剛滿足了習近平夫婦強烈虛榮心的法國……。 還記得上月下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北京「在一系列問題上向中國官員施壓」未遂後,被媒體報道說:當被問及中國領導人是否同意限制對俄羅斯國防工業的支持時,這位美國高級外交官沒有表示已經取得進展,但他指出,俄羅斯國防工業包括機床、無人機零部件、半導體和其他對助長克里姆林宮烏克蘭戰爭至關重要的產品,來自中國。 布林肯在中國罕見明確表示,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俄羅斯將難以維持對烏克蘭的攻擊。 而我們前面引述的習近平和普京聯合聲明「反對任何阻撓兩國關係正常發展,干涉兩國內部事務,限制兩國經濟、技術、國際空間的企圖」,就是對布林肯的最強有力回擊。 請看習、普最新「聯合聲明」中的如下一段比過去歷次「聲明」的同類內容都複雜得多、具體得多、豐富得多的「合作」項目列舉:「提升工業和創新領域合作水平,共同發展先進產業,加強技術和生產合作,包括民用航空製造業、造船業、汽車製造業、設備製造業、電子工業、冶金業、鐵礦開採業、化工業和森林工業。為雙方實施優先領域前景項目創造良好條件,擴大工業產品貿易往來並提高其在雙邊貿易中佔比,助推兩國工業現代化進程。在信息通信技術領域開展互利合作,包括人工智慧、通信、軟體、物聯網、開源、網路和數據安全、電子遊戲、無線電頻率協調、職業教育和專業科學研究。鞏固雙方航天領域長期夥伴關係,實施符合中俄共同利益的國家航天計劃大項目,推動包括國際月球科研站建設在內的月球及深空探測領域合作,加強北斗和格洛納斯衛星導航系統應用合作……」。 限於篇幅,我們這裡不可能把習近平和普京的從前年到昨天的三份「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詳細引述之後再作對比,只能在自己對比了之後在這裡負責任地說一句,昨天新出台的「聯合聲明」中完全可以用「包羅萬象」形容之的兩國科技、經貿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內容,幾乎每項都是對俄國在烏克蘭打「持久戰」的最有力支持。正如布林肯所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俄國將難以維持對烏克蘭的攻擊。但是,美國又能拿中國怎麼樣呢? 昨天,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前主席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在接受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粵語組的採訪時指出:北京不顧華盛頓的一再警告,堅持向俄羅斯戰爭機器提供援助,外界認為中國能夠在俄烏危機中發揮調停作用的想法十分天真,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不值得信任。他說:「中國向普京的戰爭機器提供武器,加劇了烏克蘭的混亂,不顧華盛頓的一再警告。儘管拜登總統在普京對烏髮動戰爭方面划出了紅線,但中國仍在繼續幫助普京。因此,對中國可能以某種方式成為和平締造者或穩定力量的想法,我認為充其量是天真的。」 習近平政權是否願意在俄烏之間斡旋,以及如何斡旋,何時斡旋,都只是要從中共政權當今和今後一段時間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 絲毫不會受到中俄(蘇)之間黑暗歷史的影響。其次,今年的習近平和去年訪問莫斯科時的習近平相比,似乎已經不再急於扮演俄烏戰爭「調停人」的角色了。出發點和普京的計劃類似,就是雙方都希望戰爭再持續一段時間,以令普京手握更多、更大的「談判「籌碼。進一步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易富賢:中國製造業即將衰落

最近美國、歐盟都在指責中國的產能過剩,2022年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的31%,製造業出口佔全球的20%。那麼中國的製造業是否能「永葆青春」?產能過剩能持續多久? 日本製造業的興衰 我們先來看看日本的案例。二戰後,日本製造業快速崛起,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例從1950年的2.8%提高到1986年的15.7%,很大程度依賴美國的產業轉移和市場。日美安保體制讓日本沒有軍費支出負擔而可以專註發展民用產品,1950年代朝鮮戰爭、1960年代越南戰爭帶來的特別需求,政治互信使得美國的產業大量轉移到日本。以汽車為例,日本戰後經濟凋敝,本國市場不足以發展出汽車產業,但豐田等企業藉助美國市場(先是生產軍用卡車,後大量向美出口)而發展成為了世界頂尖汽車製造商。 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變成了最大的逆差國,主要逆差給了日本。比如1978-1984年,日本從美國獲取的順差佔美國總逆差的49%。廉價的日本產品衝擊了美國的製造業。日美貿易摩擦從紡織、鋼鐵這些傳統產業,升級到家電、半導體、通信設備、汽車等技術及知識密集型產業。 1985年的廣場協議並沒有導致日本經濟衰退,此後日本依然經歷了7年的「平成景氣」。但是廣場協議卻將日本產品擠出美國市場,導致日本製造業衰落。日本商品佔美國進口的份額從1986年的22.4%降至2022年的4.6%,同期日本在全球製造業出口中的份額從15.7%降至3.6%。 中國製造業崛起依賴美國市場  中國製造業的崛起模式與日本類似,但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比日本更大,因為獨生子女政策減少年輕消費群體,使得中國「額外過剩」了上億勞動力,導致經濟和就業高度依賴出口。比如,1978-1984年日本從美進口是向美出口的51%,而2001-2018年中國只有 23%。 中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佔GDP的44%(國際社會佔60-70%),也導致了中國在製造業上的「低人權優勢」,但是也使得居民消費只佔GDP的38%(1980年代日本佔52%,美國佔62%)。比如,正常工資應為60-70元,而中國只給44元,讓企業更具競爭力,政府有財力提供產業補貼,政府和企業有足夠的資金用於投資和創新,國際資本也因為高回報率而願意投資中國。如果工資60-70元,那麼生產和消費平衡;但是44元的工資卻導致只有38元的消費力,人為造成「產能過剩」,只好大量出口。 中國商品佔美國市場份額從198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8.2%,同期中國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例從0.65%上升到4.7%。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商品長驅直入美國市場,佔美國市場份額提升到2017年的21.6%,使得中國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例上升到2021年的20.5%。 美中貿易戰 世界經濟正進入一個消費產品剩餘化的時代,消費者的發言權、影響力要大於生產者,日本在1960年代就意識到「顧客就是上帝」。美中貿易比當年的美日貿易更加不平衡,加上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體量比日本大,因此,中國對美國製造業的衝擊遠比當年日本要大。而中國在意識形態又與美國不同,因此需要格外珍惜美中關係,才能留住美國市場這一最大的顧客。 但是中國決策層卻在林毅夫、李稻葵、張維為、金燦榮等人的忽悠下,真以為中國經濟將是美國的兩三倍,要取代美國主導國際新秩序。這就引發了美國的戰略焦慮,導致美中貿易戰在2018年全面爆發,中國商品佔美國進口的份額從2017年的21.6%降至2023年的13.9%、2024年一季度的12.9%。 2024年2月12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外交關係協會與奧巴馬總統任內的美國貿易代表弗洛曼(Michael Froman)舉行對話。 美中貿易戰最大的受益者是墨西哥和東盟(尤其是越南),其次是印度。墨、越、印的商品佔美國進口的份額從2018年的13.6%、1.9%、2.1%提高到2024年一季度的15.9%、3.9%、2.8%。預計美國不會扶持越南的製造業,而會增加從墨西哥的進口,因為美越貿易極不平衡,過去十年越南從美進口只是向美出口的13%,而墨西哥是74%。 有人說,美國市場只佔中國出口的不到20%,不足為慮。但是美國的市場是不可替代的,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只有美國可以允許貿易逆差,成為其他國家的順差池,日本、台灣、韓國、越南的製造業崛起都是依賴這個順差池。比如2018年美國市場只佔中國出口的19%,但是卻佔中國總順差的92%。2009-2018年中國商品佔美國進口的20%,但是中國從美國獲取的順差卻佔美國的總逆差的45%,每年給中國提供了數千萬的就業。可以說,沒有美國的市場,就沒有中國製造業的崛起和經濟的騰飛。 中國駐美大使謝鋒4月訪問哈佛大學時說,「優質產能不僅不過剩,還能帶動更多有效需求。」但是光有需求是不夠的,還需要有購買力。除了美國外,其他國家需要貿易平衡,即便歐盟也如此。如果中國長期向這些國家大量出口,而這些國家未能大致等量出口(到中國或其他國家),會陷這些國家入債務危機、甚至政治危機,最後導致對華關係惡化。 以前憑藉來自美國的巨額順差,中國可以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購買石油等原材料,對法國等國的貿易維持相對平衡,對德國等國甚至存在逆差。因此,法、德等國對華比較友好。但是現在來自美國的順差減少,中國不得不減少從歐盟的進口,對法國的順差在擴大,對德國從逆差轉為順差,如果此趨勢繼續,那麼歐盟對華關係也將惡化。 何去何從? 美中貿易戰對中國製造業的影響暫時還不大,因為一些企業借道第三國出口美國。但是長此以往,中國的產業鏈會像當年日本那樣從低端向高端不斷向境外轉移,從而導致本國製造業衰退。 日本製造業的衰退,還因為人口因素。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2年的30%提高到現在的62%,大學生不願意從事製造業。從業工業的勞動力佔比從1991年的35%降至現在的23%,並且年齡在老化。 支撐中國製造業的其實是農民工,但是農民工的數量已達頂峰,平均年齡從2008年的34歲提高到2023年的43歲,同期50歲以上者佔比從11%提高到31%。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與日本相當,還在攀升,意味著製造業從業人員將快速減少,很多產業將後繼乏人。中國製造業的衰落可能不會像日本那麼快,因為中國擁有更大的人口規模和國內市場,更完整的產業鏈和生態系統,但衰退的趨勢是難以逆轉的。 2023年中國的總順差中仍然有41%來自美國,美國的總逆差中的26%給了中國。如果不能妥善處理美中關係,中國商品佔美國市場份額將繼續下降,如果低於8%,對中國的經濟、製造業、就業以及國際地緣政治都將是災難性的。 美中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從兩國和世界利益考慮,經貿紐帶不應該繼續削弱。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向美出口佔美國總進口的10%以上,從美進口也佔美國總出口的10%以上(2023年只佔7.3%);從美進口不應低於向美出口的50%(已經從2018年的22%提高到2023年的35%了)。要做到這一點,中國應該將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正常水平,一方面可以靠內需消化產能而避免因產業鏈轉移導致製造業過快衰落,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從美國的進口。中國從資源輸出國進口石油等資源,對這些國家存在逆差,中國應該增加對這些國家的出口,減少從這些國家進口非資源產品,從而騰出市場份額給美國相關產品。這樣才能讓美中兩國建立戰略互信,共同維護國際秩序。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李濠仲專欄:拜登、川普都「不懂獨裁者」

母親節當天,CNN一則報導說出了拜登面對加薩戰爭的困境,內容提到,自5 月初,拜登因反對納坦雅胡轟炸拉法(靠近埃及邊境城鎮,現有大批巴勒斯坦難民),於是宣布暫停向以色列供給3500枚飛彈,以色列卻繼續布署進攻,拜登隨後再發出最後通牒,強調以色列若一意孤行,美國將直接關閉對以色列部分重要武器的輸送。以色列顯然也沒有理會。這項「武器禁運最後通牒」,回過頭再又受到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批評,幾乎無論怎麼做,拜登都是錯。 站在共和黨立場,他們認為拜登導致了美國和以色列出現史上關係最糟的一刻,另一方面,民主黨也有26名眾議員聯署致函拜登,認為暫停運送武器給以色列,等同於向哈瑪斯等中東恐怖份子發出錯誤訊息,以為美國總統現在傾向了「親哈瑪斯」一方。拜登今天對以色列的最後警告,也被回推認定,原來自二月中開始,他聲稱和納坦雅胡有過多輪通話,其實是無用的,同樣的,他也無法遏制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更別說擊敗恐怖主義。 到今天,以哈戰爭凸顯的依舊是既有僵局,即,如果納坦雅胡為了「和平」,在約旦河西岸的領土做出任何讓步,他在國內的右翼聯盟就會崩潰。另一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如果在巴勒斯坦人民所認為「不可剝奪的權利」稍有妥協,他也會立刻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大派別法塔赫(包括哈瑪斯)視為叛徒。以上兩方的讓步,都可能讓以巴現任領導者垮台,而垮台在專制極權國家,經常意謂「下場很慘」。 時間再拉回拜登上任初期,不少自由派媒體都說拜登是民主、跨大西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實踐者,拜登可望藉經驗豐富的外交團隊,體現這些精神,並以一種清醒、理性和現代化的角度,讓美國得以更公平的方式去負起跨國責任。結果,拜登在處理中東問題上,連認可他的民主黨選民都不到五成,自2022年8月阿富汗撤兵以來,拜登的外交政策支持度便持續低檔徘徊在五成以下。 如果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2023年哈瑪斯突襲以色列,已被視為拜登外交上的敗筆,那麼,這是否就對照出了川普時期的成功,其實也未必。 川普在2016年上任之初,曾聲稱要為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平立下「最終協議」(ultimate deal),當時甚至還有「川普可能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風聲。也就是在他著手中東事務時,再讓所謂的「川普主義」格外受到關注,不少人認為那的確代表了一種簡潔、不感情用事和展現對抗性的特有外交作風。 但事實上,川普終究只是把他過去商場交易手段,移植作為國與國的外交談判,且因為他對美國整體經濟和安全利益長期局限在狹隘的概念下,再使其外交政策充滿了交易性質。其中最為人詬病,不就是2019年一名中央情報員舉報,指稱川普曾強烈向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暗示,希望他協助調查拜登的貪腐,以及提供被指由烏克蘭掌握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伺服器,兩者將決定他是否履行國會授權,對烏克蘭的4億美元援助案。這一舉報,一度讓川普面臨濫權和妨礙國會兩項彈劾,惟藉著共和党參議院多數,兩項彈劾案才未通過。 再看川普當年所稱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最終協議。他斡旋的方式,即是透過女婿庫許納,以「美國總統(川普)最信任的人」角色居間傳話,這也是川普任內最常被提及的──施政(尤其對外政策)經常充滿高度人治色彩。川普任內,身邊不乏集結優秀的外交人才,只是,他們所花最大力氣,正是一次又一次試圖將川普的「無政府主義」拉回外交常軌(川普和官員間的緊張關係也是由此而來)。至於當年所謂「最終協議」如何,以哈戰爭已做出最好說明,也就是何來「最終」協議? 就拜登而言,他的外交信條,或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就川普來說,則仿若「交易藝術」的國際進階版。但不管是哪一套,事實證明,從俄羅斯的普丁,到巴勒斯坦的哈瑪斯,甚而到以色列的納坦雅胡,專制(獨裁)者的行事,往往超脫了民主美國的思維邏輯。拜登讓美以聯盟數十年來首次出現了裂痕,而川普又難道真的阻止了普丁的野心,或者真的化解了以哈的血海深仇。2019年川普站上南北韓共同警備區板門店,成為首位踏進北韓領土的現任美國總統,他為此自行宣布北韓不再構成核武威脅,到了2023年,金正恩又再次警告,「平壤若『受到核武挑釁』,將毫不猶豫地發動核攻擊。」拜登以「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面對獨裁國家,證明效果不佳,至於川普,他在獨裁者身上所使用的「最終」、「不再」,到頭來也是形容詞大過實際上的意義。 2019年,具生物學博士學位的紐約作家海考克 (Dean Haycock)寫下了一本《謀殺心靈》(Murderous Minds),專門討論獨裁暴君如何形成。他提到就性格上,獨裁者首先必須有發展殘酷人格特質的潛能,例如自戀、馬基雅維利主義、偏執狂和非凡的野心,但不是每個這樣的人都能長成暴君,還得有後天環境推波助瀾,一個人才會升起對整個國家的絕對控制欲,這一特定事件所觸發的危險性格,尤其在一個人的童年時期取得發展和強化,最普遍來說,關鍵就在成長於「國家政治制度高度不穩定的時期」。海考克的論述,並以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和海珊為佐證。 前不久,川普的老朋友,福斯新聞主持人漢尼帝公開為川普拉票,說他保證川普若再次當選總統,決不會濫用權力尋求政治報復,有人以為這是漢尼帝背書川普不會變成「獨裁者」,結果川普的回答是:「不會,除了第一天(當選)。」雖然看起來川普的反應很猖狂,但這不也說明了,川普真的不懂什麼是獨裁者,因為沒有一個真正的獨裁者會「只想當一天」,且「濫用權力尋求政治報復」距離獨裁者的統治、征服、折磨和屠殺等特徵,不也還差很大一段距離。 如今,拜登、川普面對獨裁者,不可否認各有盲點,甚且,恐怕正因為成長時期完全不同的經驗,才使之難以真正「進入獨裁者的腦袋」去作出判斷、理解和預測對方的行動,他們對真正獨裁者的黑暗性格,難免也都存在美式的樂觀,不管「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還是「交易藝術」都是,只是,就心理學分析,這也算「非戰之罪」吧。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鄧聿文專欄:川普當選 對中共很可能是要命而非要財

美國總統大選7月就要掀開帷幕,但是在對中國的態度上,這種外溢效應已經體現,兩黨候選人都對中國強硬。拜登政府本周將宣布對中國的電動車及零部件,徵收100%的關稅,比川普早先宣稱的當選後對中國商品加征60%的關稅還要高,顯然,拜登這麼做是不想讓共和黨人認為自己對中國軟弱。 博明:美中競爭必須勝利,而不是被管控 與此同時,鑒於川普在美國搖擺州的民調領先拜登,包括中國在內,很多國家都在準備兩邊下注,駐華盛頓的外交官員設法接觸川普的競選團隊或者有可能進入川普內閣的前官員,希望和川普拉上關係。川普可能再次當選總統也成為今年以來觀察家們討論美國政治和國際關係的熱門話題。上周六,在一檔談話節目中,我和一位朋友圍繞著博明最近發表在《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就川普當選後的對華政策展開辯論。 博明曾是川普政府的國安副顧問,被認為是川普對華政策的設計者,也是超級鷹派。前不久,博明與另一個對華大鷹派、將要卸任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的加拉格爾在《外交事務》發表了題為《非贏不可:美中競爭必須勝利,而不是被管控》的「檄文」,旗幟鮮明反對拜登「管理美中競爭」的政策,該文引起了輿論的關注和討論。在我和這位朋友的辯論中,分歧主要在兩個方面:(1)如果川普對中國全部輸美產品加征60%的關稅,誰最終受損最大;(2)貿易戰的衝擊是否會讓美中關係全面惡化,以致不排除發生戰爭的可能。 朋友的觀點概括起來是,對中國商品加征60%的關稅,美國受到的影響比中國更嚴重,最終的勝出者是中國而非美國,他提出的主要論據有:其一,川普的徵稅是對美國進口商而不是對中國企業,世界上沒有國家像中國這樣能提供幾乎所有的產品,美國進口商最後會發現,即使加征六成關稅,也不得不進口中國產品,代價則由美國消費者承擔;其二,上次貿易戰證明,中美貿易總量不但沒有減少,還在增加;其三,美國的製造業空心化,到美國內陸地區,工廠大量倒閉,城市一片蕭條,美國要重建工業基礎,至少需要10年;其四,美國在以哈衝突中因為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而使自己的道德形象嚴重受損,對國際的感召力和號召力下降,從而損害了美國和中國對抗的國力。 我的朋友來美30餘年,對美國有很深的觀察,他自己也說跟共和黨包括川普的競選團隊一些人有交情,知道他們的真實想法,他本人是在美國做實業,以他所在的行業為例,對中國商品沒有替代者。所以他認為,最後受損一定是美國比中國重。他也認為,鑒於美國民眾要承擔加征關稅的代價,他們會反對川普和中國打貿易戰,四年後用選票把川普選下去,因此這次貿易戰難打得起來。博明雖然在文章中表達了鷹派立場,但沒有提出具體措施,而川普也不喜歡打仗,即使博明入閣,川普不會聽他的建議,美中兩國不會爆發戰爭。 美國製造業撐得起美中關係惡化的苦果? 朋友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我知道很多人對美中貿易戰和美中對抗的看法同他一樣。不過,我的看法和他不同,雖然中國全部產品的可替代性差,還可以通過第三國來規避高關稅,但這是需要時間的,在這期間,承受關稅代價的儘管是美國消費者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然而,中國賣到美國的商品保守估算也要在目前的數額上折半,會出現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這對中國社會乃至政局造成怎樣的影響,不難想像。美國最多是換一個新政府,而中國有可能政權更迭,對哪個損害大,不言而喻。另外,也不能簡單以上次貿易戰美國沒有達到效果來推算這次也一樣。上次加征的關稅是兩至三成,但這次高達六成,對中國企業造成的後果肯定不同。 至於美國製造業的空心化問題,中國官方的評估比很多人都要清醒,按照官方說法,美國製造業還是有很強的競爭力,在中高端製造業上,目前還是領先於中國,只是在中低端方面被淘汰了,所以不能籠統地講中國的製造業就一定比美國強。需要重視的不只是美中新的關稅對抗,此事還會產生極強的外溢效應,中國勢必會反制,由此造成的各種影響和後果不是川普能夠控制的。川普也許確實只想跟中國打貿易戰,但如果他的團隊要的是打敗中國,在惡意螺旋的效應下,認為川普不會改變想法,兩國不可能爆發戰爭,是否有些一廂情願? 固然,川普被大家認為是個交易型政客,不想打仗。然而要看到,中美關係的全面變壞,正是在川普當政後期發生的。新冠疫情爆發後,川普因應對疫情不力眼看會輸掉大選,於是加碼打壓中國,兩國差點發生軍事衝突,幸被當時的美軍參聯會主席米利擋住。焉知今天川普的想法還和4年前一樣,他不會接受博明等人的主張,或者他本人就認為在美中競爭中,必須打敗中國? 在我看來,下屆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一個最大不同,如果按博明的意見,是美國願意承受圍堵中國的代價,拜登則想在打壓中國的同時,代價最小。既然如此,川普就不太可能在國內其他利益集團的反對下,不兌現競選諾言,加征關稅,這個貿易戰會開打的。而只要川普真的對中國全部商品加征六成關稅,中美關係就一定會再次全面走壞,戰爭的可能性是不排除的。 無論川普或拜登都只會更強硬 上周六的節目還有另外嘉賓參與,一個嘉賓聽了我和朋友的辯論,說川普對中國加征關稅是只想要中國的財,但架不住博明等鷹派要中國的命,而中國也會從要命的角度去解讀和對待川普的對華政策。所以,問題不在於川普對中國有什麼看法,而在於,他上台後,博明等對華超級鷹派是否會入閣。目前美媒列舉了蓬皮奧、博明、葉望輝、科爾比、斯金納等幾大鷹派是川普第二任期治理團隊的熱門入選。如果川普要延攬這些人入閣,本身就發出了一個對華示強的信號,何況天天被這些人包圍,想法豈然不會改變? 我和朋友的辯論不在誰對誰錯,而是為聽眾和讀者理解美國的對華政策提供不同思路。我的結論很簡單,無論是川普上台還是拜登連任,由於他們都沒有再連任壓力,在處理同中國的關係上,都會比他們的第一任期更強硬,中美關係未來只會更惡化。但對中國政府來說,川普畢竟可預測性差,所以如果要在兩個「壞蛋」里選一個,還是希望拜登當選。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上官亂:中國高鐵從基建狂魔神話變詛咒

自從中國房地產經濟跌落神壇,房價狂降之後,土地財政時代也一去不復返,而與萎靡的經濟和失控的跌價相反的,卻是基本民生方面的漲價,而且繼水電氣漲價後,5月2日,中國高鐵也宣布漲價了。 其實這不是中國高鐵第一次漲價,這次漲價的路線主要是武廣高鐵、滬杭客專、滬昆客專、杭甬客專4條高鐵,一二等座漲幅達20%左右,商務座最高漲幅甚至接近40%,單程票價接近人民幣2000元,比機票還貴,乘坐時間卻比飛機長。但是,這四條路線覆蓋的,卻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長三角地區和主要勞務輸出的中部地區。三種等級的座位覆蓋了最基層的建築行業、製造業工人,以及中高級白領,如今全部被割韭菜。高鐵漲價不同於水電氣的漲價,因為作為持續了十幾年的中國模式的縮影,從過去的低成本和規模優勢,演變成今天鉅額債務危機和一系列連鎖反應,其實釋放出很多危險的信號。 基建狂魔模式從神話變成詛咒 過去十幾年,高鐵一直被譽為中國最閃亮的國家名片,全國里程從9300公里飆升到4.5萬公里,市市通高鐵的省越來越多,甚至還有地方提出「縣縣通高鐵」,中國自稱為基建狂魔,在很長時間裡,都和高鐵大躍進的形象相關。但是,因為中國高鐵建設主要靠債務融資,與迅猛增長的高鐵里程一樣疾馳的,是巨額債務。2023年,中國國鐵集團(原鐵道部)實現營業收入12454億元,凈利潤33億,這已經是業績最好的一年了。可是,從2005年到2023年,國鐵總債務卻從4768億元猛增到6.13萬億,翻了13倍,每年利息支出都有2000多億元,33億的盈利連利息的零頭都不夠。如今,國鐵仍處於本息償付高峰期。 這樣高額債務怎麼來的呢? 2019年,《瞭望》周刊就寫過高鐵大躍進的風險。 首先,極大地推高了地方債務風險。中國鐵路建設資金,絕大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籌集,權益性資金佔35%,債務性資金佔65%。各地「爭路」的「大招」之一,就是提高出資比例,有的推高到八成左右,大頭靠銀行貸款,有些地方銀行貸款佔75%。 其次,引發產能過剩。鐵路全產業鏈都不同程度背負著債務負擔,為了減輕債務,企業之間就競相壓價,為了壓低成本只能擴大規模,最終造成各個環節產能過剩。 其三,鋪攤子式多元經營。有的鐵企為了減輕債務,開始大包大攬跨行業經營,利用「鐵老大」的壟斷地位,「既當甲方、又當乙方」,背靠高鐵項目,自己拿地做房地產開發,再次推高債務。 但是比這些風險更嚴重的,是除了處於本息償付高峰期,中國高鐵建設還在建設高峰期。簡單來說,就是舊債未還,又添新債,飲鴆止渴,根本停不下來。 在疫情前,很多機構其實已經看到了高鐵的債務風險,所以,部分高鐵項目被叫停。可是,疫情後這兩年,為了恢覆經濟,拉動內需,那些原本被叫停的高鐵路線再次重啟建設:比如濟棗高鐵、濟濟高鐵、石雄城際鐵路……整個2023年,全國鐵路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645億元,同比增長7.5%,這個增長里,又起碼7成是債務,繼續重複以上的風險。 此外,還有一個更嚴峻的考驗——高鐵「大基建」還未結束,債越來越高,但是,由於產品年限到了,又同步迎來「大維修」時期。因為中國高鐵的設計和建設成本低,所以老化得快,從2022年開始,中國高鐵就進入了大規模維修周期。而且還是高級維修,返廠維修。發達國家鐵路後市場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普遍在 20%以上,而中國鐵路運營維保支出一般佔總投資的 2%-3%,兩者之間存在10倍的差距。這就意味著,要維持中國鐵路長期穩定運營,就需要有周期性的大投入。現在就到了這個周期性拐點,還是三大周期疊加:本息償付高峰期、高鐵建設提速期、大規模維修周期……不割韭菜,找哪裡拿錢? 高鐵帶動地產經濟的中國模式破滅 當然,可能有人會說,修高鐵的初衷本來就不是為了賣票賺錢,而是中國模式的城市化戰略,主要目的是:帶動沿線地區的經濟活動,帶動沿線地區的房地產增值,帶動高端相關產業的研發、製造和就業崗位,高鐵技術外銷助力一帶一路。 其實在2018年,中國智庫安邦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就研究過,中國高鐵站被嚴重「房地產化「,整個高鐵交通系統建設受到了「土地經濟」理念和地方政績觀的干擾,「高鐵+地產」模式潛藏的風險在逐漸暴露。 2013-2017年,全國鐵路新增鐵路營業里程2.94萬公里,其中高鐵1.57萬公里,是歷史上鐵路投資最集中、強度最大的時期。而其中風險之一,就是高鐵站建設與城市化進程結合的「高鐵+城市」模式,2017年,中國已經建成的高鐵站數量達到516座,一個城市有多個高鐵站的現象並不少見。絕大多數城市都拉開了架式,在離舊城很遠的地方規划了高鐵站點,以便騰出足夠的空間來發展房地產,就連鐵路局公司自己也進軍房地產了。大家都有一個概念,就是有高鐵的地方就有人氣,有人氣就有住宅和商業需求。 可是很多地方政府卻刻意忽略了一個事實:高鐵車站最基本的功能是疏散客人,很多高鐵站都是交通樞紐,乘客一到站就立馬坐地鐵、公車走了,根本不會在車站周邊停留。可是在地方城市規劃中,高鐵的交通客流的集散的概念被明顯淡化;而高鐵車站對拉動當地地價、房價的作用,被誇大和強化。結果就是,造成大量閑置的商場、商鋪、酒店、住宅,不少的城市還因為高鐵新城的架子拉得過大,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最終,高鐵的修建,加劇了房地產的泡沫化,如今規模經濟停滯,這種巨型的債務只會繼續膨脹。 黨的忠誠隊伍將越來越小 國鐵集團過去幾十年都是中國最重要的超大型國企,被稱為鐵老大,甚至有專屬自己的警察系統和法院,高鐵相關企業幾乎就是等同於事業編製的鐵飯碗,然而高鐵漲價不僅不會惠及體制內這幫鐵路人,反而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為水電氣和高鐵都是寄生於地方財政的公共服務,當房價下跌,土地財政崩盤,地方財政也就首當其衝受其拖累,只能減少公共服務,或者把成本轉嫁給大眾,而與之伴隨的,當然就是體制內人員的極限縮編。 眾所周知,現在中國年輕人因為工作難找,很多畢業生削尖腦袋考公務員,就是為了一個穩定鐵飯碗。但是隨著各地的公共財政吃緊,財政只會用在刀刃上,公務員未來必然會縮編。鐵飯碗不保,體制內受益者越來越少,最終聽話的人當然就會越來越少,為了考公考編而做個順民的年輕人也會越來越少。 另外,六十年代初嬰兒潮出生的一代,這一兩年集體進入退休期,上千萬人退休,會讓本來就鉅額虧空的養老金缺口更大,結果就是:要麼,減少福利,引發民怨;要麼,瘋狂印鈔,引發通貨膨脹,也是引來民怨。 無論哪種結果,都只會導致,聽話的人越來越少,黨的忠誠隊伍也將越來越小。 中國模式海外擴張的崩潰 高鐵技術外銷作為習近平一帶一路宏大計畫的支持之一,過去真的帶來過規模效應。2016年,媒體稱為中國高鐵「走出去」爆發元年,中國高鐵的版圖已經擴展到了亞、歐、非、美等五大洲數十個國家。在其中推波助瀾的力量,除了中國本身的擴張主義,中國高鐵也的確利用自己的低成本優勢(勞動力成本和規模效益以及產能過剩),高額的貸款和輸出中國模式,佔領了很多國家的高鐵項目,成為中國一帶一路野心的最佳體現。 但是,在跟各國合作中,也一直有各種問題。因為各國複雜的政治形勢和國際形勢變化,以及中美貿易戰後對中國的圍堵,一帶一路很多項目都遭到延宕。直到2023年,中國修建的第一條海外高鐵——印尼的雅萬高鐵才全線通車。 雅萬高鐵項目也是中國高鐵高風險模式在海外擴張的縮影。起初,印尼政府的預算高達51.35億美元,是當時中國海外鐵路修建的最大單,當然並不足以支付所有成本,於是中方提供項目總投資中75%的貸款,期限40年,可緩期10年,利息為以美元計算每年2%。貸款模式提供靈活的人民幣與美元混合貸款方式。這樣的誘惑,印尼政府想不入坑很難。但是,這十幾年,因為印尼的政局變動,政黨輪替,還有中國高鐵自己的問題,項目多次修改、延宕。2023年通車,已經是運氣很好的了。而其他幾十個國家的高鐵,可能已經騎虎難下。 這些國家在中國經濟成長期乘坐一帶一路的東風,合作高鐵項目,或許起初看是門划算的生意。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經濟效益也只是小事,為了政治影響力和戰略布局,可以不計成本拉這些國家入局,可是現在,由於中國經濟衰落,高鐵是否能完工都已經不重要,關鍵是中國高鐵債務在產業內不停傳遞,最終會外役到一帶一路的高鐵項目,把這些基礎薄弱的國家拉到債務崩壞的鏈條中,進退兩難。在未來,又註定掀起一場動蕩的困局。 ※作者為作家,自媒體人,自由亞洲電台「亞洲很想聊」聯合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王丹:中國儲備戰略物資的動向值得警惕

近日,英國《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一篇報道引人關注。據報導,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3個月,中國人民銀行共購買了27噸黃金,使其儲備達到2262噸的歷史新高。這是自2022年10月以來,中國連續第17個月增加黃金儲備,創下自2000年以來最長的1次貴金屬購買期。目前,中國已經建立總價值約170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還顯示,自2022年10月以來,中國已將黃金占其總金融儲備的比例,從3.2%增加到4.6%,目前擁有世界第6大黃金庫存。中國這一波購買大幅推高了黃金價格,2022年底以來,全球黃金價格上漲近50%,一度飆升至歷史最高水平,達到2400美元以上。與此同時,中國還在大量拋售美債,從2021年到現在,已經減持了超過4000億美元的美債,目前持有的美債金額不到8000億美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增加黃金儲備和減持美債外,中國也大量買入原油。中國海關宣稱,中國已經是最大的資源進口國,去年創紀錄地每天購買1130萬桶石油,比2022年增長10%。另有數據顯示,在中國經濟沒有太大增速的情況下,中國能源進口同比增長10%,礦產進口同比增長5%,這看起來有點奇怪。我們知道,大量囤積戰略物資,往往是很不尋常的舉動,中國到底要幹什麼?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可能。 第一,也許是經濟方面的考量。有專家分析,中國官方正在準備人民幣的一次性大幅貶值,以拉升經濟。中國可以故意透過人民幣貶值,使本國商品的價格更便宜、更具競爭力,進而提升出口,刺激經濟。提前累積黃金和石油等資源,可以保障金融安全並提升議價能力,有助於穩定經濟,並應對貶值帶來的潛在負面影響,例如進口成本增加和通貨膨脹。但這樣做恐激怒貿易夥伴,導致美中貿易戰惡化,進而產生嚴重後果,對全球經濟貿易安全造成嚴重衝擊。 第二,也許是政治考量。中國官方有可能是在為潛在的戰爭做準備。回顧過去的半年時間,2月份,兩岸在金門水域頻繁爆發衝突。3月,中國與菲律賓漁船在南海也發生多次摩擦。另外,據路透社報導,5月4日,澳大利亞海軍在黃海一帶執行任務時,中國殲-10戰鬥機朝澳大利亞的MH60R海鷹直升機上方和前方几百米處投擲照明彈。澳大利亞國防部表示,雖然澳大利亞的軍機躲閃成功,沒有人員傷亡,但事件後果可能「非常嚴重」,令人「無法接受」。2023年,美國國防部也公布多個照片與視頻,顯示中國軍機在南海與東海的危險行為激增,兩年來高達180起,數量超過了之前10年的總和。如果算上美國的盟友與夥伴,類似事件接近300起。 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對外擴張的野心不斷增加,不排除日後在台海或南海挑起戰端,而準備工作顯然已經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由於中國目睹了俄羅斯因2022年入侵烏克蘭而遭受的經濟打擊,因此提前開始防範風險,努力儲備戰略物資,為可能與西方發生的軍事衝突做好經濟準備,以免在戰爭爆發後經濟遭到制裁,造成嚴重後果,也是情理中事。 不管怎麼說,中方要麼就是在被動地為所謂的「驚濤駭浪」做準備,要麼就是在進行主動的戰略布局,這一切動作,應當都是為了應付美國等西方國家日後對中國可能實施的經濟制裁,保障能源生命線,糧食生命線和工業發展的資源供給。問題是:到底為什麼中國會認為西方有可能對其發動經濟制裁?中國在計劃什麼,才會有這樣的預期?這些準備與習近平天天掛在嘴上的「大變局」是否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陳破空:習近平訪問歐洲三國,圖謀兩次分化,成果為零

今年5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訪問歐洲三國: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據稱是大瘟疫之後或五年以來的首次。習近平之行是否成功? 在法國,習近平把中共支持普京入侵烏克蘭的事推得一乾二淨,他說:「中國既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造者,也不是當事方、參與方,而是一直在為實現和平發揮積極作用。 」其實,這些都是老話、謊話,習近平和中共重複過很多次。但這恰恰是法國和歐洲最大的關切。中共支持和援助俄羅斯侵烏,各方證據確鑿,不僅直接損害烏克蘭,而且間接損害歐盟。道理很簡單,悍然發動侵略戰爭的俄羅斯,眼下正是歐洲最大的威脅和敵人。 法國和歐盟不滿中國產能過剩、濫用補貼、低價傾銷、尤其電動車泛濫,不僅破壞了世界經濟秩序,而且損害了歐盟的根本利益。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強行擠佔了歐盟汽車和商品的市場份額。對此,習近平也予以否認。 顯然,習近平訪法,在這兩大問題上都沒有讓步,雙方癥結無法得到解決。至於他和馬克龍在法國南部鄉間小範圍會談時有何承諾,外界尚不得而知。但以中共信譽,即便有承諾,也多半不會兌現。習近平對法國的唯一讓步,是暫停對法國白蘭地酒採取限制進口措施,原本是報復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展開反傾銷調查、進而可能提升關稅的行動,習近平的讓步,表示中方暫停報復。但這個報複本身沒有邏輯和道理。 其實,習近平訪問法國的真正目的,並非上述事項,而是離間美法關係、美歐關係。以為法國外交立場相對獨立,並不跟從美國,從法國入手,可以分化西方。且不說習近平的這一算盤未免太過天真、一廂情願,就說習近平本身的外交套路,自己就抵消了自己的這種謀劃。 在結束法國之行後,習近平接著訪問塞爾維亞和匈牙利,其目的,卻是分化歐洲,打入楔子,離間這兩國與歐盟的關係。鑒於法國同德國一樣,是歐洲的中心,並稱「法德軸心」,習近平此舉,就等於離間塞、匈兩國與法國的關係。在巴黎看來,習近平的用心昭然若揭:拉法國對付美國,同時又拉賽、匈兩個小國對付法國。 在塞爾維亞,該國總統武契奇公開喊口號:「是的,台灣是中國的!」呼應習近平和中共的立場:不承認科索沃獨立。然而,歐洲大多數國家、包括匈牙利都承認科索沃為獨立國家並與之建交,這是塞爾維亞渴求加入歐盟、卻遲遲無法加入的重大障礙。習近平支持塞爾維亞官方的立場,就等於跟法國和整個歐盟作對。歐洲大多數國家也反對中共威脅台灣。 難怪武契奇說:「他(習近平)在我們這裡(塞爾維亞)受到的尊敬和愛是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潛台詞就是:習近平在其他國家得不到尊敬和愛(實際上,多國民調顯示,習近平得到的是普遍的反感);其實,即便在塞爾維亞,這種「尊敬和愛」也是假的:該國反對黨揭露,武契奇下令國營企業的工人前往歡迎習近平,人為製造歡迎場面。 在匈牙利,習近平與該國總理歐爾班似乎找到了共同立場:親俄。匈牙利是歐盟27國中唯一反對制裁俄羅斯、並拒絕給烏克蘭提供軍援的國家。但匈牙利與中共立場的不同點在於:匈牙利有底線,它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匈牙利是唯一跟中共保持「一帶一路」合作的歐洲國家。習近平此行,與匈牙利政府簽下16項協議,最大的看點是在該國建立中國電動汽車工廠,中方可藉此大幅減少運輸成本,進一步向歐洲傾銷價格低廉的中國電動車— 這恰恰是法國和歐盟最大的心病和反對。 在巴黎會談時,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就當面正告習近平:「我們的市場充斥著獲得大量補貼的中國電動汽車。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工業。」習近平公然在匈牙利設廠,頂風作案,不僅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加劇與法國和歐盟的經濟衝突。 縱觀習近平的歐洲之行,先訪法國,意圖拉法國、歐盟對抗美國;再訪塞爾維亞和匈牙利,意圖拉這兩國對抗法國、德國和歐盟。顯露兩次分化圖謀。從外交專業角度而言,行為前後抵消,其外交成果幾乎為零。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難以扭轉在歐美市場上的失敗命運

習近平此次訪歐旨在扭轉中歐貿易關係,尤其針對歐洲對中國補貼政策的關切。

聿文視界:馬斯克突訪中國,雙方各有所得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無預兆地訪問中國,並受總理李強的接見,後者還設宴款待馬,在西方的企業家中,這番禮遇是很罕見的。對馬斯克來說,此次突訪中國,從公開報道來看,有幾大目的;對北京而言,西方大企業從來就是中國的統戰對象,國家領導人會見誰不會見誰,都有著政治含義,因此,馬斯克這次訪華,雙方可謂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中國是特斯拉的最大海外市場。自10年前進入中國市場以來,特斯拉已在華銷售了170多萬輛汽車,上海超級工廠更是特斯拉的全球最大工廠,在上海生產的特斯拉電動汽車,不僅供應中國市場,也出口海外。但是,馬斯克此次訪華之際,特斯拉正遭受華爾街的拋售。今年前四月,特斯拉股價在美國六大科技股中,是下跌最厲害的一支,幾乎把去年的漲幅抹平,可用「慘烈」來形容。 股價遭拋售的背後,當然是特斯拉的業績出了問題。今年第一季度,特斯拉在全球交付386,810輛汽車,雖然這一交付量使其從比亞迪手中奪回了「全球電動汽車季度銷量冠軍」的頭銜,但其季度交付量不僅創下自2022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新低,也自2020年以來首次同比下滑,達8.5%,不及華爾街預期。而在本月中旬,馬斯克在致員工的內部電子郵件中表示,特斯拉將在全球裁減超過10%、大概1.4萬的員工,以削減成本並提高生產率。因此,要挽救特斯拉股價,中國是重要一環。在媒體報道馬斯克訪華並受李強接見後,特斯拉股價大漲超10%。 馬斯克突然訪華,目的並不僅僅是拯救其企業股價,雖然這是作為一個上市公司首席執行官的重要責任。客觀而言,特斯拉股價大漲,只是他訪華的結果。馬此次中國之行,另有目的。用外媒的話說,他是要討論在華推出全自動駕駛軟體(FSD),並希望能獲得將中國境內收集的汽車數據轉移到國外以用於自動駕駛演算法訓練的許可。特斯拉汽車雖然在中國大賣,但在政府機構、軍事設施等重要路段,是禁止駛入的。中國政府這樣做,當然是怕特斯拉將一些重要或敏感的數據傳回美國。雖說自2021年以來,特斯拉按照中國監管機構的要求,將其在中國汽車上收集的所有數據存儲在上海,並沒有將任何數據轉移回美國。另外,在四年前,特斯拉推出了其自動駕駛軟體中最高級別版本FSD,但尚未在中國市場上市。 對於馬斯克的這兩個目的,中方給予了積極回應。中國權威部門昨天確認特斯拉兩個型號的電動汽車符合汽車數據安全標準,為特斯拉在中國推出FSD並擴大市場清除了一項重大障礙。這是馬斯克此行最重要的收穫,有利於特斯拉在中國市場同比亞迪等中國電動汽車競爭。然而,對馬希望將中國境內收集的汽車數據轉移到國外以用於自動駕駛演算法訓練的許可,中國政府恐不會同意。不是北京不相信馬,而是不信任華盛頓。北京會認為,在美國正想方設法打擊中國下,特斯拉將中國數據傳回美國,馬根本無法保證不會把這些數據交給美相關部門。這反映了全球兩個最大競爭對手對彼此的防範,商業必然受此影響和波及。 馬斯克有目的,北京高規格接待馬,自然也有自己的打算。外界注意到,馬此訪是應中國貿促會會長任鴻斌的邀請來華的,北京正舉行車展,而特斯拉並未設置展覽,這亦少見,是馬此次行程讓外界感覺突兀的一個原因。北京邀馬訪中,並受總理李強款待接見,很顯然,看中了馬的「統戰」價值。馬為公司的商業利益,從來不掩飾他對中國的喜愛,在台灣等問題上說過讓中國人愛聽的好話。他在與任鴻斌座談時,再次表示是「中國的超級粉絲」。馬這麼做,會讓一些人感到很不爽,認為他太沒有品格和骨氣,但這也是一種市場「慣例」,外界不能過高要求在一個專制國家有生意的企業家,公開去批評這個國家的政府。 李強而非習近平接見馬斯克,原因是10年前李主政上海時,正是他排除眾議,邀特斯拉落戶上海的。從這一角度看,確實顯示了李的商業眼光,和對商業與外資的親近。所以李這次見馬,算是「老朋友」見面。中國政府對「老朋友」,不管是外國企業家還是前政府領導人或官員,一向禮遇有加,比如基辛格和比爾·蓋茨,每次來中國,差不多都會受中國領導人接見。 但是李這次見馬,從目的看,不僅僅是「老朋友」敘舊,而是通過見馬,向西方特別是美國大企業喊話,中國市場是美國企業重要的機遇,只要遵守中國的法律和規矩,中國市場會向美國企業開放,美企會有大賺的,就像特斯拉一樣。所以李強表示,特斯拉在中國的發展堪稱中美經貿合作的成功範例。外企是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參與者、貢獻者,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將始終向外企敞開。中方言出必行,將在擴大市場准入、強化服務保障等方面繼續下功夫,為外企提供更優的營商環境、更有力的綜合支持,讓各國企業安心、放心地投資中國,更好實現互利共贏。話畢,中國方面果然給了特斯拉向中國客戶提供FSD的一盞綠燈。 在商言商,不是每個企業家都能拒絕專制政府給的「厚禮」。對北京而言,美國是板塊化的,雖然抗中如今成了美國的「政治正確」,但商界有獨立於政界的利益,華爾街未必完全和華盛頓在圍堵中國上步調一致。相反,美國的金錢運作邏輯讓華盛頓的政客會接受華爾街的遊說,成為後者的說客。這給了北京通過華爾街影響華盛頓政治的機會,雖然這個機會在今天不如過去那麼有用,但終究不能放過。尤其對像馬斯克這樣「獨立特行」、幾乎從來不批評北京、且控制全球最大的自媒體平台X的企業家,北京必須抓住每一次機會,去影響他並通過他至少去影響美國的商界,對中國和中國市場的看法。 北京的這個目的會不會成功,不好說。因為如今獲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基於不同的行業和領域,美國和西方的企業家對中國有不同的評判。對某個企業家的信息,其他的美國和西方企業未必就會得出相同的判斷。一句話,西方商界對中國的態度,是隨著他們在中國市場獲利的程度及其預期來決定的。但是,也不能講中國領導人會見西方企業家釋放的信號就沒有一點作用。去年以來,中國政府頻頻向西方企業示好,並修改了很多原來限制外資的法律,多少改善了他們對中國市場的印象和想法。否則,按照兩年前對外資的態度,中國的外商投資會下跌得更厲害。 有一點很清楚,中國商業環境的好轉,外資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不取決對某個西方企業家多少禮遇,或者給他們的企業多少特殊政策和待遇,而取決於對本國企業尤其私營企業是否真正一視同仁,取決於中國在地緣政治上對美國和西方是否也採取對抗的做法。每個西方大企業其實對中國都有一本賬,願意去中國投資與否,都會根據這兩個標準來定奪。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習近平認慫 中國經濟深陷死循環

千呼萬喚,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終於姍姍來遲,醜媳婦躲不過見公婆。 按照中共黨政運作的內規,最高權力機構是五年一會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主要任務是聽取政府工作報告,選舉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任免國務院總理及各部委一把手等人事。更上一級為205名成員的中央委員會,每年舉行一次集會,換屆當年一中二中接連開會,五年合計開七次中全會,再上一級為25名政治局委員,每月月底一會,最高一級由七名常委組成,每周一會。 按成規,二十大後的三中全會應該在去年秋天舉行,卻不知因何緣故延宕超過半年,四月三十日習近平召集政治局會議,決議三中全會將在七月召開。由於鄧小平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重大決議,被視為改革開放的起身炮,此後四十年,三中全會便成為國際媒體觀察中共動向的風向標,特別是在經建及民生議題上更具有定錨的作用。 四月三十日的決議,透過黨媒官宣,在共產黨的傳統里叫做吹風,也就是預告議題帶風向,提前調動黨內共識和積極性,為領導人的意志鋪墊氛圍。那麼習近平這次吹的風向又是什麼呢? 根據黨喉舌新華社通稿的說法,「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會議將「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特別是要加強推動長三角一體化云云。 那麼中國當前究竟面臨著什麼形勢呢?政治局定調如下所描述「重㸃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這和習近平一向高調所吹噓的「東升西降、風景獨好」之主旋律極不搭調,說明了習近平終於被迫承認,經濟失速的問題確實很棘手。 什麼問題呢?中國過去四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兩大法寶,一是土地收歸國有,壟斷一切生產資源,地方政府靠賣地吸干老百姓荷包,投入大而無當基礎建設及供給過剩的房地產;二是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生產低價商品傾銷全世界。如今土地財政枯竭,大量失業的農民工迴流農村,埋下了動亂的火種。 習近平的解決辦法就是大量舉債,大手筆印鈔,中國的廣義貨幣M2發行量已達304兆人民幣(約1370兆台幣),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和其GDP規模極不相稱,一旦房市崩盤、地方債爆雷,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災難。然而,習近平仍沉迷於大國角力,寧可砸大錢造航母,也不願貼補即將破產的醫保,老百姓只能自求多福,自生自滅,哪有餘錢消費刺激內循環? 最弱勢的總理李強像個小媳婦,拿不出解套方略,205名中央委員也高明不到哪裡去,一旦議而無果,對外擴張與對內鬥爭就是轉移人民內部矛盾的最佳選擇,習近平被迫認慫,以他的性格,必定反覆折騰,預告了他的第三任期,仍將深陷在經濟下行的死循環里空轉。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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