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幕僚长“投诚” 一国党又添“大将”
2026 年 8 月 5 日
习近平和普京昨天在北京签署了中俄两国《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之后，外界评论并不十分热烈，原因可能是此份“声明”中还是沿用了去年3月习近平亲临莫斯科给普京送温暖时签订的那份中俄两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对两国关系的“不结盟”定位。 在中国墙内的官网中一向“标新立异”的财新网在全文转载昨天的这份“联合声明”时，也特别以《中俄联合声明：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模式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标题，似在提醒墙内外读者：我们的习总书记还是有“底线”的。 笔者同时注意到法广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国学者聚焦中俄联合声明不再提友好无上限》，说是“中俄联合声明不再提友好无止境，中国学者认为是俄乌战争影响”。 文章引述了上海学者沈丁立的话：中国的表述转变，是对俄乌战争影响的理性评估。 按照这位沈丁立学者对法广记者的说法：俄罗斯武力攻击乌克兰，掠夺对方国土，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被13国谴责。在联合国特别会议投票时，被141国谴责。中国两次都投弃权票。 法广的文章还说：“沈丁立表示，中国很明显不愿意被世界看作，它和俄罗斯的合作是针对乌克兰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前述联合声明表述的转变，是中国在评估了俄乌战争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利益之影响之后，所做出的理性行为。” 如上报道沈丁立分析内容的文章已经被多家媒体转载，可见有一定的被“认同度”。 不过需要纠正的是，首先：前年的2月4日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签署的中俄两国《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中，就已经有了“不针对第三国”的表述。原话是：“双方倡导并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加强战略协作不针对第三国，也不受第三国和国际形势变幻影响。” 其次，如上这段话里的“没有止境“和”没有禁区“的表述也并非是现在才”失踪“的，在去年3月习近平亲赴莫斯科给普京送温暖期间双方签署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类似表述已经被弃用。同时也把”不针对第三国”的相关表述扩展如下：“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 而今年的新说法与去年的旧版本大同小异，即：“当前的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 仔细分析一下，在这个所谓“两国关系定位”问题上再度表态时，今年所做的细微修改还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把“不针对第三国”，改成了“不针对第三方”。 “第三国”是特指“某国”，而”第三方”当然是涵盖范围更广。 笔者在通读昨天的习、普“联合声明”并将其与去年和前年的那两份作了对比之后，对如上引述的墙内学者所谓“理性行为”的说法不能苟同。而更不能苟同的是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的说法：中俄联合声明并没有新意！ 就在这份习近平和普京的最新“联合声明“出笼的前一天，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普京新任期首访中国 中俄元首峰会成全球地缘政治转折点》一文，文中引述关注中俄关系的中国学者苏宁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评论内容：事实上将终身执政的普京，在其连任后第一次出访就到北京，显示中俄两国的特殊关系已经到达新阶段。她说：“俄中两国业已形成特殊伙伴关系，既是反民主的反共和的威权主义轴心同盟，也是在俄乌战争中的战略同盟。特别对普京来说，连任后寻求战争形态转型，试图从特别军事行动的无奈持续向一场总体的持久战转型，这需要俄中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和协调，甚至可能包括战争范围的扩大，也就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俄中元首峰会对世界和平将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而随后出笼的习、普“联合声明”内容真的是准确地呼应了苏宁的评论。先看如下这段自我“高度评价”：“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格局，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凸显出稳定、坚韧的特质，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请不要将这段内容单纯地解释为习近平和普京两人之间的互慰，如此宣示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要让“试图破坏中俄关系”的美国及西方世界听明白：“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非权宜之计，不受一时一事影响，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双方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反对任何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干涉两国内部事务，限制两国经济、技术、国际空间的企图。” 事实上，昨天的这份习普“联合声明”，可谓“新意”—-也就是对美国西方世界的敌意满满。除了如上的表述是“史无前例”，昨天的习、普“联合声明”更凸显的一个“新意”就是篇幅上的“前所未有”。 前年普京在北京与习近平签署的那一份“联合声明”只有7600字左右，去年的是9300字左右，而今年的居然长达12800字左右。不说前年，就只比去年，篇幅加长了这么多怎么可能没有“新意“呢？总不能把这在去年的基础上多加进去的三千多字都硬看成是“车轱辘话反复说”吧？ 而就是在去年基础上多出的文字内容，首先就是《联合早报》一篇报道文章的标题所说：《中俄联合声明大篇幅批美 强调将加强协调配合应对》。 该文内容是：俄总统普京是次访华首日就与习近平签署了深化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大篇幅批判美国，并提到两国将加强协调配合，应对美国对中俄的“双遏制”政策。声明13次提及美国，批判其在南太平洋、亚太、欧洲的军事部署与集团对抗，并指责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导弹“极端破坏地区稳定、对中俄构成直接安全威胁”。 声明更强调，中俄将加强协调配合，“应对美国对中俄非建设性、敌对的所谓‘双遏制’政策”。 该报道文章引述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宏仁的分析，说是中俄这次在联合声明中对美国的批判程度，较2023年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时更加激烈。所以，在这次普京访华后，中俄与欧美间的对立情势会更加严峻。 总之，两国都以公开“声明”的形式宣布铁了心要联合抗美反欧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对习、普最新“联合声明”的表态，大意是中国不能既希望与欧洲和其他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同时又继续加剧长期以来对欧洲安全造成的最大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鱼与熊掌兼得”。 把美国政府发言人的“既要又要”，翻译成“鱼和熊掌兼得”，很是传神。而习近平通过这份与普京的最新“联合声明”所要回敬美国和西方的，恰恰就是：北极熊普京的“熊掌”我不但要大吃特吃，而且还要长期吃，永远吃。至于美国的西方的“鱼”，我习近平的态度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你美国不上钩拉倒，“上钩”的“愿者”总会存在，比如不久前到北京磕头的德国，再比如刚刚满足了习近平夫妇强烈虚荣心的法国……。 还记得上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在一系列问题上向中国官员施压”未遂后，被媒体报道说：当被问及中国领导人是否同意限制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时，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没有表示已经取得进展，但他指出，俄罗斯国防工业包括机床、无人机零部件、半导体和其他对助长克里姆林宫乌克兰战争至关重要的产品，来自中国。 布林肯在中国罕见明确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 而我们前面引述的习近平和普京联合声明“反对任何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干涉两国内部事务，限制两国经济、技术、国际空间的企图”，就是对布林肯的最强有力回击。 请看习、普最新“联合声明”中的如下一段比过去历次“声明”的同类内容都复杂得多、具体得多、丰富得多的“合作”项目列举：“提升工业和创新领域合作水平，共同发展先进产业，加强技术和生产合作，包括民用航空制造业、造船业、汽车制造业、设备制造业、电子工业、冶金业、铁矿开采业、化工业和森林工业。为双方实施优先领域前景项目创造良好条件，扩大工业产品贸易往来并提高其在双边贸易中占比，助推两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包括人工智能、通信、软件、物联网、开源、网络和数据安全、电子游戏、无线电频率协调、职业教育和专业科学研究。巩固双方航天领域长期伙伴关系，实施符合中俄共同利益的国家航天计划大项目，推动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在内的月球及深空探测领域合作，加强北斗和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合作……”。 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可能把习近平和普京的从前年到昨天的三份“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详细引述之后再作对比，只能在自己对比了之后在这里负责任地说一句，昨天新出台的“联合声明”中完全可以用“包罗万象”形容之的两国科技、经贸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内容，几乎每项都是对俄国在乌克兰打“持久战”的最有力支持。正如布林肯所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国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但是，美国又能拿中国怎么样呢？ 昨天，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前主席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接受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粤语组的采访时指出：北京不顾华盛顿的一再警告，坚持向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援助，外界认为中国能够在俄乌危机中发挥调停作用的想法十分天真，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不值得信任。他说：“中国向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武器，加剧了乌克兰的混乱，不顾华盛顿的一再警告。尽管拜登总统在普京对乌发动战争方面划出了红线，但中国仍在继续帮助普京。因此，对中国可能以某种方式成为和平缔造者或稳定力量的想法，我认为充其量是天真的。” 习近平政权是否愿意在俄乌之间斡旋，以及如何斡旋，何时斡旋，都只是要从中共政权当今和今后一段时间的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丝毫不会受到中俄（苏）之间黑暗历史的影响。其次，今年的习近平和去年访问莫斯科时的习近平相比，似乎已经不再急于扮演俄乌战争“调停人”的角色了。出发点和普京的计划类似，就是双方都希望战争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令普京手握更多、更大的“谈判“筹码。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美国、欧盟都在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1%，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20%。那么中国的制造业是否能“永葆青春”？产能过剩能持续多久？ 日本制造业的兴衰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案例。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快速崛起，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50年的2.8%提高到1986年的15.7%，很大程度依赖美国的产业转移和市场。日美安保体制让日本没有军费支出负担而可以专注发展民用产品，1950年代朝鲜战争、1960年代越南战争带来的特别需求，政治互信使得美国的产业大量转移到日本。以汽车为例，日本战后经济凋敝，本国市场不足以发展出汽车产业，但丰田等企业借助美国市场（先是生产军用卡车，后大量向美出口）而发展成为了世界顶尖汽车制造商。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变成了最大的逆差国，主要逆差给了日本。比如1978-1984年，日本从美国获取的顺差占美国总逆差的49%。廉价的日本产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日美贸易摩擦从纺织、钢铁这些传统产业，升级到家电、半导体、通信设备、汽车等技术及知识密集型产业。 1985年的广场协议并没有导致日本经济衰退，此后日本依然经历了7年的“平成景气”。但是广场协议却将日本产品挤出美国市场，导致日本制造业衰落。日本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1986年的22.4%降至2022年的4.6%，同期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从15.7%降至3.6%。 中国制造业崛起依赖美国市场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模式与日本类似，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比日本更大，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年轻消费群体，使得中国“额外过剩”了上亿劳动力，导致经济和就业高度依赖出口。比如，1978-1984年日本从美进口是向美出口的51%，而2001-2018年中国只有 23%。 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国际社会占60-70%），也导致了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低人权优势”，但是也使得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1980年代日本占52%，美国占62%）。比如，正常工资应为60-70元，而中国只给44元，让企业更具竞争力，政府有财力提供产业补贴，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创新，国际资本也因为高回报率而愿意投资中国。如果工资60-70元，那么生产和消费平衡；但是44元的工资却导致只有38元的消费力，人为造成“产能过剩”，只好大量出口。 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从198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8.2%，同期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0.65%上升到4.7%。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商品长驱直入美国市场，占美国市场份额提升到2017年的21.6%，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上升到2021年的20.5%。 美中贸易战 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的时代，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日本在1960年代就意识到“顾客就是上帝”。美中贸易比当年的美日贸易更加不平衡，加上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比日本大，因此，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远比当年日本要大。而中国在意识形态又与美国不同，因此需要格外珍惜美中关系，才能留住美国市场这一最大的顾客。 但是中国决策层却在林毅夫、李稻葵、张维为、金灿荣等人的忽悠下，真以为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两三倍，要取代美国主导国际新秩序。这就引发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导致美中贸易战在2018年全面爆发，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3年的13.9%、2024年一季度的12.9%。 2024年2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外交关系协会与奥巴马总统任内的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Michael Froman）举行对话。 美中贸易战最大的受益者是墨西哥和东盟（尤其是越南），其次是印度。墨、越、印的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8年的13.6%、1.9%、2.1%提高到2024年一季度的15.9%、3.9%、2.8%。预计美国不会扶持越南的制造业，而会增加从墨西哥的进口，因为美越贸易极不平衡，过去十年越南从美进口只是向美出口的13%，而墨西哥是74%。 有人说，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出口的不到20%，不足为虑。但是美国的市场是不可替代的，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只有美国可以允许贸易逆差，成为其他国家的顺差池，日本、台湾、韩国、越南的制造业崛起都是依赖这个顺差池。比如2018年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出口的19%，但是却占中国总顺差的92%。2009-2018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20%，但是中国从美国获取的顺差却占美国的总逆差的45%，每年给中国提供了数千万的就业。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市场，就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经济的腾飞。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4月访问哈佛大学时说，“优质产能不仅不过剩，还能带动更多有效需求。”但是光有需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购买力。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需要贸易平衡，即便欧盟也如此。如果中国长期向这些国家大量出口，而这些国家未能大致等量出口（到中国或其他国家），会陷这些国家入债务危机、甚至政治危机，最后导致对华关系恶化。 以前凭借来自美国的巨额顺差，中国可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购买石油等原材料，对法国等国的贸易维持相对平衡，对德国等国甚至存在逆差。因此，法、德等国对华比较友好。但是现在来自美国的顺差减少，中国不得不减少从欧盟的进口，对法国的顺差在扩大，对德国从逆差转为顺差，如果此趋势继续，那么欧盟对华关系也将恶化。 何去何从？ 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暂时还不大，因为一些企业借道第三国出口美国。但是长此以往，中国的产业链会像当年日本那样从低端向高端不断向境外转移，从而导致本国制造业衰退。 日本制造业的衰退，还因为人口因素。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0%提高到现在的62%，大学生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从业工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91年的35%降至现在的23%，并且年龄在老化。 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其实是农民工，但是农民工的数量已达顶峰，平均年龄从2008年的34岁提高到2023年的43岁，同期50岁以上者占比从11%提高到31%。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与日本相当，还在攀升，意味着制造业从业人员将快速减少，很多产业将后继乏人。中国制造业的衰落可能不会像日本那么快，因为中国拥有更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但衰退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 2023年中国的总顺差中仍然有41%来自美国，美国的总逆差中的26%给了中国。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美中关系，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将继续下降，如果低于8%，对中国的经济、制造业、就业以及国际地缘政治都将是灾难性的。 美中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两国和世界利益考虑，经贸纽带不应该继续削弱。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向美出口占美国总进口的10%以上，从美进口也占美国总出口的10%以上（2023年只占7.3%）；从美进口不应低于向美出口的50%（已经从2018年的22%提高到2023年的35%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应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正常水平，一方面可以靠内需消化产能而避免因产业链转移导致制造业过快衰落，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中国从资源输出国进口石油等资源，对这些国家存在逆差，中国应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从这些国家进口非资源产品，从而腾出市场份额给美国相关产品。这样才能让美中两国建立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母亲节当天，CNN一则报导说出了拜登面对加萨战争的困境，内容提到，自5 月初，拜登因反对纳坦雅胡轰炸拉法（靠近埃及边境城镇，现有大批巴勒斯坦难民），于是宣布暂停向以色列供给3500枚飞弹，以色列却继续布署进攻，拜登随后再发出最后通牒，强调以色列若一意孤行，美国将直接关闭对以色列部分重要武器的输送。以色列显然也没有理会。这项“武器禁运最后通牒”，回过头再又受到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批评，几乎无论怎么做，拜登都是错。 站在共和党立场，他们认为拜登导致了美国和以色列出现史上关系最糟的一刻，另一方面，民主党也有26名众议员联署致函拜登，认为暂停运送武器给以色列，等同于向哈玛斯等中东恐怖份子发出错误讯息，以为美国总统现在倾向了“亲哈玛斯”一方。拜登今天对以色列的最后警告，也被回推认定，原来自二月中开始，他声称和纳坦雅胡有过多轮通话，其实是无用的，同样的，他也无法遏制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别说击败恐怖主义。 到今天，以哈战争凸显的依旧是既有僵局，即，如果纳坦雅胡为了“和平”，在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做出任何让步，他在国内的右翼联盟就会崩溃。另一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如果在巴勒斯坦人民所认为“不可剥夺的权利”稍有妥协，他也会立刻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大派别法塔赫（包括哈玛斯）视为叛徒。以上两方的让步，都可能让以巴现任领导者垮台，而垮台在专制极权国家，经常意谓“下场很惨”。 时间再拉回拜登上任初期，不少自由派媒体都说拜登是民主、跨大西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实践者，拜登可望藉经验丰富的外交团队，体现这些精神，并以一种清醒、理性和现代化的角度，让美国得以更公平的方式去负起跨国责任。结果，拜登在处理中东问题上，连认可他的民主党选民都不到五成，自2022年8月阿富汗撤兵以来，拜登的外交政策支持度便持续低档徘徊在五成以下。 如果说，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023年哈玛斯突袭以色列，已被视为拜登外交上的败笔，那么，这是否就对照出了川普时期的成功，其实也未必。 川普在2016年上任之初，曾声称要为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平立下“最终协议”（ultimate deal），当时甚至还有“川普可能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风声。也就是在他著手中东事务时，再让所谓的“川普主义”格外受到关注，不少人认为那的确代表了一种简洁、不感情用事和展现对抗性的特有外交作风。 但事实上，川普终究只是把他过去商场交易手段，移植作为国与国的外交谈判，且因为他对美国整体经济和安全利益长期局限在狭隘的概念下，再使其外交政策充满了交易性质。其中最为人诟病，不就是2019年一名中央情报员举报，指称川普曾强烈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暗示，希望他协助调查拜登的贪腐，以及提供被指由乌克兰掌握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伺服器，两者将决定他是否履行国会授权，对乌克兰的4亿美元援助案。这一举报，一度让川普面临滥权和妨碍国会两项弹劾，惟藉著共和党参议院多数，两项弹劾案才未通过。 再看川普当年所称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最终协议。他斡旋的方式，即是透过女婿库许纳，以“美国总统（川普）最信任的人”角色居间传话，这也是川普任内最常被提及的──施政（尤其对外政策）经常充满高度人治色彩。川普任内，身边不乏集结优秀的外交人才，只是，他们所花最大力气，正是一次又一次试图将川普的“无政府主义”拉回外交常轨（川普和官员间的紧张关系也是由此而来）。至于当年所谓“最终协议”如何，以哈战争已做出最好说明，也就是何来“最终”协议？ 就拜登而言，他的外交信条，或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川普来说，则仿若“交易艺术”的国际进阶版。但不管是哪一套，事实证明，从俄罗斯的普丁，到巴勒斯坦的哈玛斯，甚而到以色列的纳坦雅胡，专制（独裁）者的行事，往往超脱了民主美国的思维逻辑。拜登让美以联盟数十年来首次出现了裂痕，而川普又难道真的阻止了普丁的野心，或者真的化解了以哈的血海深仇。2019年川普站上南北韩共同警备区板门店，成为首位踏进北韩领土的现任美国总统，他为此自行宣布北韩不再构成核武威胁，到了2023年，金正恩又再次警告，“平壤若‘受到核武挑衅’，将毫不犹豫地发动核攻击。”拜登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对独裁国家，证明效果不佳，至于川普，他在独裁者身上所使用的“最终”、“不再”，到头来也是形容词大过实际上的意义。 2019年，具生物学博士学位的纽约作家海考克 （Dean Haycock）写下了一本《谋杀心灵》（Murderous Minds），专门讨论独裁暴君如何形成。他提到就性格上，独裁者首先必须有发展残酷人格特质的潜能，例如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偏执狂和非凡的野心，但不是每个这样的人都能长成暴君，还得有后天环境推波助澜，一个人才会升起对整个国家的绝对控制欲，这一特定事件所触发的危险性格，尤其在一个人的童年时期取得发展和强化，最普遍来说，关键就在成长于“国家政治制度高度不稳定的时期”。海考克的论述，并以史达林、希特勒、毛泽东和海珊为佐证。 前不久，川普的老朋友，福斯新闻主持人汉尼帝公开为川普拉票，说他保证川普若再次当选总统，决不会滥用权力寻求政治报复，有人以为这是汉尼帝背书川普不会变成“独裁者”，结果川普的回答是：“不会，除了第一天（当选）。”虽然看起来川普的反应很猖狂，但这不也说明了，川普真的不懂什么是独裁者，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独裁者会“只想当一天”，且“滥用权力寻求政治报复”距离独裁者的统治、征服、折磨和屠杀等特征，不也还差很大一段距离。 如今，拜登、川普面对独裁者，不可否认各有盲点，甚且，恐怕正因为成长时期完全不同的经验，才使之难以真正“进入独裁者的脑袋”去作出判断、理解和预测对方的行动，他们对真正独裁者的黑暗性格，难免也都存在美式的乐观，不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是“交易艺术”都是，只是，就心理学分析，这也算“非战之罪”吧。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总统大选7月就要掀开帷幕，但是在对中国的态度上，这种外溢效应已经体现，两党候选人都对中国强硬。拜登政府本周将宣布对中国的电动车及零部件，征收100%的关税，比川普早先宣称的当选后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还要高，显然，拜登这么做是不想让共和党人认为自己对中国软弱。 博明：美中竞争必须胜利，而不是被管控 与此同时，鉴于川普在美国摇摆州的民调领先拜登，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在准备两边下注，驻华盛顿的外交官员设法接触川普的竞选团队或者有可能进入川普内阁的前官员，希望和川普拉上关系。川普可能再次当选总统也成为今年以来观察家们讨论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热门话题。上周六，在一档谈话节目中，我和一位朋友围绕著博明最近发表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就川普当选后的对华政策展开辩论。 博明曾是川普政府的国安副顾问，被认为是川普对华政策的设计者，也是超级鹰派。前不久，博明与另一个对华大鹰派、将要卸任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加拉格尔在《外交事务》发表了题为《非赢不可：美中竞争必须胜利，而不是被管控》的“檄文”，旗帜鲜明反对拜登“管理美中竞争”的政策，该文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讨论。在我和这位朋友的辩论中，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1）如果川普对中国全部输美产品加征60%的关税，谁最终受损最大；（2）贸易战的冲击是否会让美中关系全面恶化，以致不排除发生战争的可能。 朋友的观点概括起来是，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美国受到的影响比中国更严重，最终的胜出者是中国而非美国，他提出的主要论据有：其一，川普的征税是对美国进口商而不是对中国企业，世界上没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能提供几乎所有的产品，美国进口商最后会发现，即使加征六成关税，也不得不进口中国产品，代价则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其二，上次贸易战证明，中美贸易总量不但没有减少，还在增加；其三，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到美国内陆地区，工厂大量倒闭，城市一片萧条，美国要重建工业基础，至少需要10年；其四，美国在以哈冲突中因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使自己的道德形象严重受损，对国际的感召力和号召力下降，从而损害了美国和中国对抗的国力。 我的朋友来美30馀年，对美国有很深的观察，他自己也说跟共和党包括川普的竞选团队一些人有交情，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他本人是在美国做实业，以他所在的行业为例，对中国商品没有替代者。所以他认为，最后受损一定是美国比中国重。他也认为，鉴于美国民众要承担加征关税的代价，他们会反对川普和中国打贸易战，四年后用选票把川普选下去，因此这次贸易战难打得起来。博明虽然在文章中表达了鹰派立场，但没有提出具体措施，而川普也不喜欢打仗，即使博明入阁，川普不会听他的建议，美中两国不会爆发战争。 美国制造业撑得起美中关系恶化的苦果？ 朋友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我知道很多人对美中贸易战和美中对抗的看法同他一样。不过，我的看法和他不同，虽然中国全部产品的可替代性差，还可以通过第三国来规避高关税，但这是需要时间的，在这期间，承受关税代价的尽管是美国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然而，中国卖到美国的商品保守估算也要在目前的数额上折半，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这对中国社会乃至政局造成怎样的影响，不难想像。美国最多是换一个新政府，而中国有可能政权更迭，对哪个损害大，不言而喻。另外，也不能简单以上次贸易战美国没有达到效果来推算这次也一样。上次加征的关税是两至三成，但这次高达六成，对中国企业造成的后果肯定不同。 至于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问题，中国官方的评估比很多人都要清醒，按照官方说法，美国制造业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在中高端制造业上，目前还是领先于中国，只是在中低端方面被淘汰了，所以不能笼统地讲中国的制造业就一定比美国强。需要重视的不只是美中新的关税对抗，此事还会产生极强的外溢效应，中国势必会反制，由此造成的各种影响和后果不是川普能够控制的。川普也许确实只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如果他的团队要的是打败中国，在恶意螺旋的效应下，认为川普不会改变想法，两国不可能爆发战争，是否有些一厢情愿？ 固然，川普被大家认为是个交易型政客，不想打仗。然而要看到，中美关系的全面变坏，正是在川普当政后期发生的。新冠疫情爆发后，川普因应对疫情不力眼看会输掉大选，于是加码打压中国，两国差点发生军事冲突，幸被当时的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挡住。焉知今天川普的想法还和4年前一样，他不会接受博明等人的主张，或者他本人就认为在美中竞争中，必须打败中国？ 在我看来，下届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最大不同，如果按博明的意见，是美国愿意承受围堵中国的代价，拜登则想在打压中国的同时，代价最小。既然如此，川普就不太可能在国内其他利益集团的反对下，不兑现竞选诺言，加征关税，这个贸易战会开打的。而只要川普真的对中国全部商品加征六成关税，中美关系就一定会再次全面走坏，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排除的。 无论川普或拜登都只会更强硬 上周六的节目还有另外嘉宾参与，一个嘉宾听了我和朋友的辩论，说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只想要中国的财，但架不住博明等鹰派要中国的命，而中国也会从要命的角度去解读和对待川普的对华政策。所以，问题不在于川普对中国有什么看法，而在于，他上台后，博明等对华超级鹰派是否会入阁。目前美媒列举了蓬皮奥、博明、叶望辉、科尔比、斯金纳等几大鹰派是川普第二任期治理团队的热门入选。如果川普要延揽这些人入阁，本身就发出了一个对华示强的信号，何况天天被这些人包围，想法岂然不会改变？ 我和朋友的辩论不在谁对谁错，而是为听众和读者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不同思路。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是川普上台还是拜登连任，由于他们都没有再连任压力，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都会比他们的第一任期更强硬，中美关系未来只会更恶化。但对中国政府来说，川普毕竟可预测性差，所以如果要在两个“坏蛋”里选一个，还是希望拜登当选。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自从中国房地产经济跌落神坛，房价狂降之后，土地财政时代也一去不复返，而与萎靡的经济和失控的跌价相反的，却是基本民生方面的涨价，而且继水电气涨价后，5月2日，中国高铁也宣布涨价了。 其实这不是中国高铁第一次涨价，这次涨价的路线主要是武广高铁、沪杭客专、沪昆客专、杭甬客专4条高铁，一二等座涨幅达20%左右，商务座最高涨幅甚至接近40%，单程票价接近人民币2000元，比机票还贵，乘坐时间却比飞机长。但是，这四条路线覆盖的，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和主要劳务输出的中部地区。三种等级的座位覆盖了最基层的建筑行业、制造业工人，以及中高级白领，如今全部被割韭菜。高铁涨价不同于水电气的涨价，因为作为持续了十几年的中国模式的缩影，从过去的低成本和规模优势，演变成今天钜额债务危机和一系列连锁反应，其实释放出很多危险的信号。 基建狂魔模式从神话变成诅咒 过去十几年，高铁一直被誉为中国最闪亮的国家名片，全国里程从9300公里飙升到4.5万公里，市市通高铁的省越来越多，甚至还有地方提出“县县通高铁”，中国自称为基建狂魔，在很长时间里，都和高铁大跃进的形象相关。但是，因为中国高铁建设主要靠债务融资，与迅猛增长的高铁里程一样疾驰的，是巨额债务。2023年，中国国铁集团（原铁道部）实现营业收入12454亿元，净利润33亿，这已经是业绩最好的一年了。可是，从2005年到2023年，国铁总债务却从4768亿元猛增到6.13万亿，翻了13倍，每年利息支出都有2000多亿元，33亿的盈利连利息的零头都不够。如今，国铁仍处于本息偿付高峰期。 这样高额债务怎么来的呢？ 2019年，《瞭望》周刊就写过高铁大跃进的风险。 首先，极大地推高了地方债务风险。中国铁路建设资金，绝大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筹集，权益性资金占35%，债务性资金占65%。各地“争路”的“大招”之一，就是提高出资比例，有的推高到八成左右，大头靠银行贷款，有些地方银行贷款占75%。 其次，引发产能过剩。铁路全产业链都不同程度背负著债务负担，为了减轻债务，企业之间就竞相压价，为了压低成本只能扩大规模，最终造成各个环节产能过剩。 其三，铺摊子式多元经营。有的铁企为了减轻债务，开始大包大揽跨行业经营，利用“铁老大”的垄断地位，“既当甲方、又当乙方”，背靠高铁项目，自己拿地做房地产开发，再次推高债务。 但是比这些风险更严重的，是除了处于本息偿付高峰期，中国高铁建设还在建设高峰期。简单来说，就是旧债未还，又添新债，饮鸩止渴，根本停不下来。 在疫情前，很多机构其实已经看到了高铁的债务风险，所以，部分高铁项目被叫停。可是，疫情后这两年，为了恢覆经济，拉动内需，那些原本被叫停的高铁路线再次重启建设：比如济枣高铁、济济高铁、石雄城际铁路……整个2023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45亿元，同比增长7.5%，这个增长里，又起码7成是债务，继续重复以上的风险。 此外，还有一个更严峻的考验——高铁“大基建”还未结束，债越来越高，但是，由于产品年限到了，又同步迎来“大维修”时期。因为中国高铁的设计和建设成本低，所以老化得快，从2022年开始，中国高铁就进入了大规模维修周期。而且还是高级维修，返厂维修。发达国家铁路后市场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普遍在 20%以上，而中国铁路运营维保支出一般占总投资的 2%-3%，两者之间存在10倍的差距。这就意味著，要维持中国铁路长期稳定运营，就需要有周期性的大投入。现在就到了这个周期性拐点，还是三大周期叠加：本息偿付高峰期、高铁建设提速期、大规模维修周期……不割韭菜，找哪里拿钱？ 高铁带动地产经济的中国模式破灭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修高铁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为了卖票赚钱，而是中国模式的城市化战略，主要目的是：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活动，带动沿线地区的房地产增值，带动高端相关产业的研发、制造和就业岗位，高铁技术外销助力一带一路。 其实在2018年，中国智库安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就研究过，中国高铁站被严重“房地产化“，整个高铁交通系统建设受到了“土地经济”理念和地方政绩观的干扰，“高铁+地产”模式潜藏的风险在逐渐暴露。 2013-2017年，全国铁路新增铁路营业里程2.94万公里，其中高铁1.57万公里，是历史上铁路投资最集中、强度最大的时期。而其中风险之一，就是高铁站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结合的“高铁+城市”模式，2017年，中国已经建成的高铁站数量达到516座，一个城市有多个高铁站的现象并不少见。绝大多数城市都拉开了架式，在离旧城很远的地方规划了高铁站点，以便腾出足够的空间来发展房地产，就连铁路局公司自己也进军房地产了。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有高铁的地方就有人气，有人气就有住宅和商业需求。 可是很多地方政府却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高铁车站最基本的功能是疏散客人，很多高铁站都是交通枢纽，乘客一到站就立马坐地铁、公车走了，根本不会在车站周边停留。可是在地方城市规划中，高铁的交通客流的集散的概念被明显淡化；而高铁车站对拉动当地地价、房价的作用，被夸大和强化。结果就是，造成大量闲置的商场、商铺、酒店、住宅，不少的城市还因为高铁新城的架子拉得过大，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最终，高铁的修建，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如今规模经济停滞，这种巨型的债务只会继续膨胀。 党的忠诚队伍将越来越小 国铁集团过去几十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超大型国企，被称为铁老大，甚至有专属自己的警察系统和法院，高铁相关企业几乎就是等同于事业编制的铁饭碗，然而高铁涨价不仅不会惠及体制内这帮铁路人，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水电气和高铁都是寄生于地方财政的公共服务，当房价下跌，土地财政崩盘，地方财政也就首当其冲受其拖累，只能减少公共服务，或者把成本转嫁给大众，而与之伴随的，当然就是体制内人员的极限缩编。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年轻人因为工作难找，很多毕业生削尖脑袋考公务员，就是为了一个稳定铁饭碗。但是随著各地的公共财政吃紧，财政只会用在刀刃上，公务员未来必然会缩编。铁饭碗不保，体制内受益者越来越少，最终听话的人当然就会越来越少，为了考公考编而做个顺民的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少。 另外，六十年代初婴儿潮出生的一代，这一两年集体进入退休期，上千万人退休，会让本来就钜额亏空的养老金缺口更大，结果就是：要么，减少福利，引发民怨；要么，疯狂印钞，引发通货膨胀，也是引来民怨。 无论哪种结果，都只会导致，听话的人越来越少，党的忠诚队伍也将越来越小。 中国模式海外扩张的崩溃 高铁技术外销作为习近平一带一路宏大计画的支持之一，过去真的带来过规模效应。2016年，媒体称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爆发元年，中国高铁的版图已经扩展到了亚、欧、非、美等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力量，除了中国本身的扩张主义，中国高铁也的确利用自己的低成本优势（劳动力成本和规模效益以及产能过剩），高额的贷款和输出中国模式，占领了很多国家的高铁项目，成为中国一带一路野心的最佳体现。 但是，在跟各国合作中，也一直有各种问题。因为各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形势变化，以及中美贸易战后对中国的围堵，一带一路很多项目都遭到延宕。直到2023年，中国修建的第一条海外高铁——印尼的雅万高铁才全线通车。 雅万高铁项目也是中国高铁高风险模式在海外扩张的缩影。起初，印尼政府的预算高达51.35亿美元，是当时中国海外铁路修建的最大单，当然并不足以支付所有成本，于是中方提供项目总投资中75%的贷款，期限40年，可缓期10年，利息为以美元计算每年2%。贷款模式提供灵活的人民币与美元混合贷款方式。这样的诱惑，印尼政府想不入坑很难。但是，这十几年，因为印尼的政局变动，政党轮替，还有中国高铁自己的问题，项目多次修改、延宕。2023年通车，已经是运气很好的了。而其他几十个国家的高铁，可能已经骑虎难下。 这些国家在中国经济成长期乘坐一带一路的东风，合作高铁项目，或许起初看是门划算的生意。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经济效益也只是小事，为了政治影响力和战略布局，可以不计成本拉这些国家入局，可是现在，由于中国经济衰落，高铁是否能完工都已经不重要，关键是中国高铁债务在产业内不停传递，最终会外役到一带一路的高铁项目，把这些基础薄弱的国家拉到债务崩坏的链条中，进退两难。在未来，又注定掀起一场动荡的困局。 ※作者为作家，自媒体人，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联合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一篇报道引人关注。据报导，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共购买了27吨黄金，使其储备达到2262吨的历史新高。这是自2022年10月以来，中国连续第17个月增加黄金储备，创下自2000年以来最长的1次贵金属购买期。目前，中国已经建立总价值约17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还显示，自2022年10月以来，中国已将黄金占其总金融储备的比例，从3.2%增加到4.6%，目前拥有世界第6大黄金库存。中国这一波购买大幅推高了黄金价格，2022年底以来，全球黄金价格上涨近50%，一度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达到2400美元以上。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大量抛售美债，从2021年到现在，已经减持了超过4000亿美元的美债，目前持有的美债金额不到8000亿美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增加黄金储备和减持美债外，中国也大量买入原油。中国海关宣称，中国已经是最大的资源进口国，去年创纪录地每天购买1130万桶石油，比2022年增长10%。另有数据显示，在中国经济没有太大增速的情况下，中国能源进口同比增长10%，矿产进口同比增长5%，这看起来有点奇怪。我们知道，大量囤积战略物资，往往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中国到底要干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可能。 第一，也许是经济方面的考量。有专家分析，中国官方正在准备人民币的一次性大幅贬值，以拉升经济。中国可以故意透过人民币贬值，使本国商品的价格更便宜、更具竞争力，进而提升出口，刺激经济。提前累积黄金和石油等资源，可以保障金融安全并提升议价能力，有助于稳定经济，并应对贬值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例如进口成本增加和通货膨胀。但这样做恐激怒贸易伙伴，导致美中贸易战恶化，进而产生严重后果，对全球经济贸易安全造成严重冲击。 第二，也许是政治考量。中国官方有可能是在为潜在的战争做准备。回顾过去的半年时间，2月份，两岸在金门水域频繁爆发冲突。3月，中国与菲律宾渔船在南海也发生多次摩擦。另外，据路透社报导，5月4日，澳大利亚海军在黄海一带执行任务时，中国歼-10战斗机朝澳大利亚的MH60R海鹰直升机上方和前方几百米处投掷照明弹。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虽然澳大利亚的军机躲闪成功，没有人员伤亡，但事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令人“无法接受”。2023年，美国国防部也公布多个照片与视频，显示中国军机在南海与东海的危险行为激增，两年来高达180起，数量超过了之前10年的总和。如果算上美国的盟友与伙伴，类似事件接近300起。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增加，不排除日后在台海或南海挑起战端，而准备工作显然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中国目睹了俄罗斯因2022年入侵乌克兰而遭受的经济打击，因此提前开始防范风险，努力储备战略物资，为可能与西方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经济准备，以免在战争爆发后经济遭到制裁，造成严重后果，也是情理中事。 不管怎么说，中方要么就是在被动地为所谓的“惊涛骇浪”做准备，要么就是在进行主动的战略布局，这一切动作，应当都是为了应付美国等西方国家日后对中国可能实施的经济制裁，保障能源生命线，粮食生命线和工业发展的资源供给。问题是：到底为什么中国会认为西方有可能对其发动经济制裁？中国在计划什么，才会有这样的预期？这些准备与习近平天天挂在嘴上的“大变局”是否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5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据称是大瘟疫之后或五年以来的首次。习近平之行是否成功？ 在法国，习近平把中共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的事推得一干二净，他说：“中国既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参与方，而是一直在为实现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其实，这些都是老话、谎话，习近平和中共重复过很多次。但这恰恰是法国和欧洲最大的关切。中共支持和援助俄罗斯侵乌，各方证据确凿，不仅直接损害乌克兰，而且间接损害欧盟。道理很简单，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的俄罗斯，眼下正是欧洲最大的威胁和敌人。 法国和欧盟不满中国产能过剩、滥用补贴、低价倾销、尤其电动车泛滥，不仅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而且损害了欧盟的根本利益。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强行挤占了欧盟汽车和商品的市场份额。对此，习近平也予以否认。 显然，习近平访法，在这两大问题上都没有让步，双方症结无法得到解决。至于他和马克龙在法国南部乡间小范围会谈时有何承诺，外界尚不得而知。但以中共信誉，即便有承诺，也多半不会兑现。习近平对法国的唯一让步，是暂停对法国白兰地酒采取限制进口措施，原本是报复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展开反倾销调查、进而可能提升关税的行动，习近平的让步，表示中方暂停报复。但这个报复本身没有逻辑和道理。 其实，习近平访问法国的真正目的，并非上述事项，而是离间美法关系、美欧关系。以为法国外交立场相对独立，并不跟从美国，从法国入手，可以分化西方。且不说习近平的这一算盘未免太过天真、一厢情愿，就说习近平本身的外交套路，自己就抵消了自己的这种谋划。 在结束法国之行后，习近平接着访问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其目的，却是分化欧洲，打入楔子，离间这两国与欧盟的关系。鉴于法国同德国一样，是欧洲的中心，并称“法德轴心”，习近平此举，就等于离间塞、匈两国与法国的关系。在巴黎看来，习近平的用心昭然若揭：拉法国对付美国，同时又拉赛、匈两个小国对付法国。 在塞尔维亚，该国总统武契奇公开喊口号：“是的，台湾是中国的！”呼应习近平和中共的立场：不承认科索沃独立。然而，欧洲大多数国家、包括匈牙利都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并与之建交，这是塞尔维亚渴求加入欧盟、却迟迟无法加入的重大障碍。习近平支持塞尔维亚官方的立场，就等于跟法国和整个欧盟作对。欧洲大多数国家也反对中共威胁台湾。 难怪武契奇说：“他（习近平）在我们这里（塞尔维亚）受到的尊敬和爱是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潜台词就是：习近平在其他国家得不到尊敬和爱（实际上，多国民调显示，习近平得到的是普遍的反感）；其实，即便在塞尔维亚，这种“尊敬和爱”也是假的：该国反对党揭露，武契奇下令国营企业的工人前往欢迎习近平，人为制造欢迎场面。 在匈牙利，习近平与该国总理欧尔班似乎找到了共同立场：亲俄。匈牙利是欧盟27国中唯一反对制裁俄罗斯、并拒绝给乌克兰提供军援的国家。但匈牙利与中共立场的不同点在于：匈牙利有底线，它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匈牙利是唯一跟中共保持“一带一路”合作的欧洲国家。习近平此行，与匈牙利政府签下16项协议，最大的看点是在该国建立中国电动汽车工厂，中方可借此大幅减少运输成本，进一步向欧洲倾销价格低廉的中国电动车— 这恰恰是法国和欧盟最大的心病和反对。 在巴黎会谈时，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就当面正告习近平：“我们的市场充斥着获得大量补贴的中国电动汽车。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工业。”习近平公然在匈牙利设厂，顶风作案，不仅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加剧与法国和欧盟的经济冲突。 纵观习近平的欧洲之行，先访法国，意图拉法国、欧盟对抗美国；再访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意图拉这两国对抗法国、德国和欧盟。显露两次分化图谋。从外交专业角度而言，行为前后抵消，其外交成果几乎为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无预兆地访问中国，并受总理李强的接见，后者还设宴款待马，在西方的企业家中，这番礼遇是很罕见的。对马斯克来说，此次突访中国，从公开报道来看，有几大目的；对北京而言，西方大企业从来就是中国的统战对象，国家领导人会见谁不会见谁，都有着政治含义，因此，马斯克这次访华，双方可谓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中国是特斯拉的最大海外市场。自10年前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特斯拉已在华销售了170多万辆汽车，上海超级工厂更是特斯拉的全球最大工厂，在上海生产的特斯拉电动汽车，不仅供应中国市场，也出口海外。但是，马斯克此次访华之际，特斯拉正遭受华尔街的抛售。今年前四月，特斯拉股价在美国六大科技股中，是下跌最厉害的一支，几乎把去年的涨幅抹平，可用“惨烈”来形容。 股价遭抛售的背后，当然是特斯拉的业绩出了问题。今年第一季度，特斯拉在全球交付386,810辆汽车，虽然这一交付量使其从比亚迪手中夺回了“全球电动汽车季度销量冠军”的头衔，但其季度交付量不仅创下自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新低，也自2020年以来首次同比下滑，达8.5%，不及华尔街预期。而在本月中旬，马斯克在致员工的内部电子邮件中表示，特斯拉将在全球裁减超过10%、大概1.4万的员工，以削减成本并提高生产率。因此，要挽救特斯拉股价，中国是重要一环。在媒体报道马斯克访华并受李强接见后，特斯拉股价大涨超10%。 马斯克突然访华，目的并不仅仅是拯救其企业股价，虽然这是作为一个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重要责任。客观而言，特斯拉股价大涨，只是他访华的结果。马此次中国之行，另有目的。用外媒的话说，他是要讨论在华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件（FSD），并希望能获得将中国境内收集的汽车数据转移到国外以用于自动驾驶算法训练的许可。特斯拉汽车虽然在中国大卖，但在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重要路段，是禁止驶入的。中国政府这样做，当然是怕特斯拉将一些重要或敏感的数据传回美国。虽说自2021年以来，特斯拉按照中国监管机构的要求，将其在中国汽车上收集的所有数据存储在上海，并没有将任何数据转移回美国。另外，在四年前，特斯拉推出了其自动驾驶软件中最高级别版本FSD，但尚未在中国市场上市。 对于马斯克的这两个目的，中方给予了积极回应。中国权威部门昨天确认特斯拉两个型号的电动汽车符合汽车数据安全标准，为特斯拉在中国推出FSD并扩大市场清除了一项重大障碍。这是马斯克此行最重要的收获，有利于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同比亚迪等中国电动汽车竞争。然而，对马希望将中国境内收集的汽车数据转移到国外以用于自动驾驶算法训练的许可，中国政府恐不会同意。不是北京不相信马，而是不信任华盛顿。北京会认为，在美国正想方设法打击中国下，特斯拉将中国数据传回美国，马根本无法保证不会把这些数据交给美相关部门。这反映了全球两个最大竞争对手对彼此的防范，商业必然受此影响和波及。 马斯克有目的，北京高规格接待马，自然也有自己的打算。外界注意到，马此访是应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的邀请来华的，北京正举行车展，而特斯拉并未设置展览，这亦少见，是马此次行程让外界感觉突兀的一个原因。北京邀马访中，并受总理李强款待接见，很显然，看中了马的“统战”价值。马为公司的商业利益，从来不掩饰他对中国的喜爱，在台湾等问题上说过让中国人爱听的好话。他在与任鸿斌座谈时，再次表示是“中国的超级粉丝”。马这么做，会让一些人感到很不爽，认为他太没有品格和骨气，但这也是一种市场“惯例”，外界不能过高要求在一个专制国家有生意的企业家，公开去批评这个国家的政府。 李强而非习近平接见马斯克，原因是10年前李主政上海时，正是他排除众议，邀特斯拉落户上海的。从这一角度看，确实显示了李的商业眼光，和对商业与外资的亲近。所以李这次见马，算是“老朋友”见面。中国政府对“老朋友”，不管是外国企业家还是前政府领导人或官员，一向礼遇有加，比如基辛格和比尔·盖茨，每次来中国，差不多都会受中国领导人接见。 但是李这次见马，从目的看，不仅仅是“老朋友”叙旧，而是通过见马，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大企业喊话，中国市场是美国企业重要的机遇，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矩，中国市场会向美国企业开放，美企会有大赚的，就像特斯拉一样。所以李强表示，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堪称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外企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将始终向外企敞开。中方言出必行，将在扩大市场准入、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继续下功夫，为外企提供更优的营商环境、更有力的综合支持，让各国企业安心、放心地投资中国，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话毕，中国方面果然给了特斯拉向中国客户提供FSD的一盏绿灯。 在商言商，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拒绝专制政府给的“厚礼”。对北京而言，美国是板块化的，虽然抗中如今成了美国的“政治正确”，但商界有独立于政界的利益，华尔街未必完全和华盛顿在围堵中国上步调一致。相反，美国的金钱运作逻辑让华盛顿的政客会接受华尔街的游说，成为后者的说客。这给了北京通过华尔街影响华盛顿政治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在今天不如过去那么有用，但终究不能放过。尤其对像马斯克这样“独立特行”、几乎从来不批评北京、且控制全球最大的自媒体平台X的企业家，北京必须抓住每一次机会，去影响他并通过他至少去影响美国的商界，对中国和中国市场的看法。 北京的这个目的会不会成功，不好说。因为如今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基于不同的行业和领域，美国和西方的企业家对中国有不同的评判。对某个企业家的信息，其他的美国和西方企业未必就会得出相同的判断。一句话，西方商界对中国的态度，是随着他们在中国市场获利的程度及其预期来决定的。但是，也不能讲中国领导人会见西方企业家释放的信号就没有一点作用。去年以来，中国政府频频向西方企业示好，并修改了很多原来限制外资的法律，多少改善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印象和想法。否则，按照两年前对外资的态度，中国的外商投资会下跌得更厉害。 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商业环境的好转，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不取决对某个西方企业家多少礼遇，或者给他们的企业多少特殊政策和待遇，而取决于对本国企业尤其私营企业是否真正一视同仁，取决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和西方是否也采取对抗的做法。每个西方大企业其实对中国都有一本账，愿意去中国投资与否，都会根据这两个标准来定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千呼万唤，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姗姗来迟，丑媳妇躲不过见公婆。 按照中共党政运作的内规，最高权力机构是五年一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任免国务院总理及各部委一把手等人事。更上一级为205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集会，换届当年一中二中接连开会，五年合计开七次中全会，再上一级为25名政治局委员，每月月底一会，最高一级由七名常委组成，每周一会。 按成规，二十大后的三中全会应该在去年秋天举行，却不知因何缘故延宕超过半年，四月三十日习近平召集政治局会议，决议三中全会将在七月召开。由于邓小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重大决议，被视为改革开放的起身炮，此后四十年，三中全会便成为国际媒体观察中共动向的风向标，特别是在经建及民生议题上更具有定锚的作用。 四月三十日的决议，透过党媒官宣，在共产党的传统里叫做吹风，也就是预告议题带风向，提前调动党内共识和积极性，为领导人的意志铺垫氛围。那么习近平这次吹的风向又是什么呢？ 根据党喉舌新华社通稿的说法，“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将“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特别是要加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云云。 那么中国当前究竟面临著什么形势呢？政治局定调如下所描述“重㸃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这和习近平一向高调所吹嘘的“东升西降、风景独好”之主旋律极不搭调，说明了习近平终于被迫承认，经济失速的问题确实很棘手。 什么问题呢？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法宝，一是土地收归国有，垄断一切生产资源，地方政府靠卖地吸干老百姓荷包，投入大而无当基础建设及供给过剩的房地产；二是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价商品倾销全世界。如今土地财政枯竭，大量失业的农民工回流农村，埋下了动乱的火种。 习近平的解决办法就是大量举债，大手笔印钞，中国的广义货币M2发行量已达304兆人民币（约1370兆台币），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和其GDP规模极不相称，一旦房市崩盘、地方债爆雷，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灾难。然而，习近平仍沉迷于大国角力，宁可砸大钱造航母，也不愿贴补即将破产的医保，老百姓只能自求多福，自生自灭，哪有馀钱消费刺激内循环？ 最弱势的总理李强像个小媳妇，拿不出解套方略，205名中央委员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一旦议而无果，对外扩张与对内斗争就是转移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佳选择，习近平被迫认怂，以他的性格，必定反复折腾，预告了他的第三任期，仍将深陷在经济下行的死循环里空转。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