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學考題疑在中國社媒泄露 校方確認10門課受影響
2026 年 6 月 21 日
「中國式現代化」現在是習近平政權的頭牌節目，已經成為中共當今治國路線的總概括。那麼，這個說法的涵義究竟是什麼呢？此處文短，難以系統陳述論據來做深入探討，但將之放到人類歷史上「現代化」的來龍去脈大背景下稍加分析，也許還是有幫助的。 稍加分析之後，你會看到，「中國式現代化」不僅作為一個說法在修辭上自相矛盾，無法成立，而且作為治國路線就是一個陷阱——用流行語言說，那就是一個坑，一個大坑。為什麼習近平熱衷於挖這麼一個大坑呢？咱們也會連帶說及。 中共官媒新華社2024年7月18日發布照片顯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帶領他的政治局常委成員出席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現代化」來自哪裡？ 本欄曾經提到，中共幾年來連篇累牘宣揚「中國式現代化」，但卻鮮少提及什麼是現代化。這個現象本身很有意思：連「現代化」是什麼都不清楚，再弄這式那式的種種花樣，還不都是無本之木嗎？ 我這裡也不想給「現代化」下定義。一則，在自由的學術研究中，每個概念都可以有多種定義，我再多給一個定義又有什麼意思？第二，有人喜歡指責本欄「立場先行」或「從概念出發」，咱接受批評，盡量少談一些概念。當然，公平起見，希望這些人也能去指責習近平和中共當局：你們總是大談「中國式現代化」這樣的概念，說什麼都先把「堅持中共領導」的立場挺在前面，為什麼在中國就不能有人批評你們的做法呢？那些堅持中國制度優越的人，為什麼偏偏要來享受美國之音的言論自由呢？ 中共不提什麼是現代化，其實背後也是這個邏輯：現代化起源於歐洲，首先成就於西方。這是歷史事實，無關立場或概念。「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說法本身，已經暗含了這一事實。你明明想做西方已經做過的事情，偏偏還要反西方，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說法的自相矛盾。這和利用美國的言論自由來指責美國之音發表批評中共的言論是一樣的荒謬邏輯。 既然以西方已經實現的現代化為他要爭取做到的目標，那說明他認為西方的現代化是個好事情。可是，西方現代化中有的東西他不想要，於是扭曲出來這麼一個「中國式現代化」的說法。他不想要什麼呢？搞懂了這個，大約也就可以明白「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秘密了吧？ 為什麼「中國式」是陷阱？ 大體來說，西歐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進入現代化進程。當然，也可以推到更早的某個歷史階段，但對這裡的分析來說這並不重要，因為再早也是在西歐，包括南歐、西南歐，反正不是在中國。 不錯，中國那時候在世界上還是挺先進的，但正是從那之後被歐洲迅速地遠遠甩在了後面，以至如中共所說，到了19世紀中葉就處在所謂積貧積弱、落後挨打的地步了。這就是學術界所說的所謂「大分道」（the Great Divergence）。西方隨後實現了現代化，中國目前還在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奮鬥目標。 西方為什麼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並取得成功呢？這是理解最近幾百年來人類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撇開各種爭論不說，仍然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西方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大體說來是伴隨發展出來的憲政民主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後來，特別是20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延展到世界各國。 那麼，有沒有不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而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呢？答案很肯定：沒有。有沒有不走憲政民主道路而成就了現代化的民族呢？答案沒有那麼肯定，因為也許有幾個可以爭論的邊緣小例子（比如新加坡），但是，肯定的是：一個大國也沒有。 這樣的歷史事實是什麼含義呢？很簡單，實現現代化，第一離不開資本主義經濟機制（一般稱之為市場經濟），第二不可以不發展憲政民主制度。如果有第三，那也可以說，取一而不取二的話，一個大國就要分裂為很多小國，各國同時還是要搞一點哪怕很不到家的憲政民主，也許也可以實行現代化，當然也可能禍亂連連。 以上三條，中共絕對不要第二條；至於第三條嗎，中共原來根本不懂：鄧小平拿新加坡當樣板，他願意看到中國分裂成250個規模相當於新加坡的國家嗎？既然不願意，還侈談什麼新加坡模式，就說明不懂得「規模」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這一點，也許另找機會來談。現在習近平好像懂了，一提「中國式現代化」就說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可是，習近平較之鄧小平，又退到了甚至連第一條也不大想要了。 但是，他想要人家那種物質成果，甚至還想超過人家的物質發展水平。「中國式現代化」就意味著：不要現代化的制度條件，只要現代化的物質成就。天上掉餡餅兒的事，很多嗎？反正習近平有這份自信：天下獨一份，這餡餅就會掉在他頭上！ 我也相信餡餅會自動來到習近平的飯碗里，只不過我知道那餡餅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國民眾血汗勞動干出來的。為什麼中國民眾的血汗成果會自動來到習近平的飯碗里呢？那就是「中國奇蹟」了：因為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壟斷了中國的權力，可以任意掠奪中國人的財富。 有人會說，西方的現代化就那麼好嗎？現代化怎麼能等於西方化呢？這問得都很有道理，這個咱們下次談。今天先說清楚一點：西方式的不好，不意味著「中國式」的就一定好，更不意味著「中國式」的不會更不好。不管西方如何，「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中共專制權貴獨享的現代化，也就是中共權貴坐享餡餅，中國老百姓跌進陷阱。
繼慘負七球於日本後，中國足球隊昨晚對戰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在大部分時間多踢一人的優勢下，仍遭對手反勝。今天《人民日報》即以「中國隊痛失好局 主帥難辭其咎」為題，炮轟來自克羅埃西亞的總教練伊雲高域，指他「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一如既往，責任全在外國，勝利的榮耀歸於自己，失敗的恥辱諉於他人。 中國足球不濟，當然有很多因素，如資源錯配、體制內的貪腐、訓練方式不恰當，諸如此類，但相信很多人也奇怪：中國大陸十四億人，怎麼連一支世界級的，不，是見得人的球隊也組織不到呢？這個足球問題，跟你問「中國那麼多人，怎麼諾貝爾獎得主這樣少」差不多。世上有些事情，不是恃著人多勢眾就能夠成功的。 近年中國砸了很多錢，夢想提升足球水平，一項投資就是聘請外國教練，當中不少均來自足球強國西班牙。前幾年，兩個西班牙學者Diego Quer和Jennifer Pedro為了研究中國足球發展，就訪問了四個受聘到中國的西班牙教練，及一位中國人教授兼業餘球員，試圖從社會文化角度解釋中國足球水平何以長年低迷。那兩位學者提出以下三個原因。 一、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中國家長特別注重讀書，中國的考試壓力又特別沉重，年輕人慣了聽從父母，學業為重，自然不會花太多時間踢波。因此，中國人口雖多，但願意成為職業球員的年輕人卻少之又少。 二、中國缺乏真正的足球文化 中國雖不乏球迷，但社會並沒有真正的足球文化氛圍。眾所周知，該國體育是用來培養民族自豪感的，由於中國長期輸波（聞說中國隊打遍亞洲，已沒有哪國球隊未輸過），中國人自己也以國足為笑話，結果形成惡性循環：輸得越多，足球文化越淡薄；足球文化越淡薄，球隊越擺爛，結果輸得越多。 Alexandra Fernández是一位受聘在中國訓練青年球員的西班牙教練，她說：「仍然有中國人不知道足球是什麼。孩子們認識足球，是因為國家主席的新政，他們被迫要在學校練習足球。」 三、球員只懂「聽領導話」，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這一點我認為尤其重要。足球是團隊運動，要達至世界級水平，端賴整支隊伍所有球員的有機協作、臨場應變，這需要各人動腦筋、用策略，有別於某些運動，只需要一個有天賦的人日以繼夜拚命練習（像全紅蟬）就能夠獨佔鰲頭。然而中國足球的訓練，始終脫不了機械操練模式，而球員也改不了一味服從的習性。 所有受訪的西班牙教練都同意，中國足球最常用的訓練法就是重複練習，讓球員可以不假思索做出各種指定動作。西班牙教練柏拉沙（Luis Garcia Plaza）被問及初接觸中國足球的感受時，說：「中國人極有紀律，但他們的足球學院訓練非常注重分析，他們在球場上缺乏天賦和創造力。」 至於中國足球教練，西班牙教練Jaime Pérez則這樣評論：「他們（中國教練）很難接受球員有某種決策自由，所以較喜歡使用簡單直接的指揮方法。」撰文的兩位學者指出，這種機械式訓練及「聽領導話（following the leader）」的文化，阻礙了球員培養即興發揮和創新的能力，由是影響團隊的實戰表現。 由於文化差異，中國儘管不惜工本嘗試引入西方足球的訓練方法，但十多年過去，始終徒勞無功。中國繼續灰頭土臉的輸波，贏家就只有財源滾滾的洋教練。近日中國隊連敗兩場，官方固然可以說成是「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但在我看來，足球根本是中國教育文化的照妖鏡，甚至不妨說：你懂得中國足球，就明白中國了。（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習近平2012年底上台後馬上就在官場搞了個「妄議中央」的罪名，「妄議」是指「胡亂議論」，「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則是中共為搞官場內鬥新造的黨文化標籤，在中共的語境中有貶義。而中國曆來就有的「異議」一詞，是指「不同的或反對的意見」，在政治上指向當權者，應用更廣泛，帶有反極權的正面意義。 近年伴隨著政經形勢變壞，中共當局針對「妄議中央」和「異議」，正在進行一場「全民封口」運動，並且層層加碼。 先說「妄議中央」。近十年來，不少落馬高官被通報的問題都有此一條。但最近連向來為中共充當喉舌頗為積極，應該摸透了黨的邪性的胡錫進，也因為「妄議中央」而挨整。這是當局一個加大言論防堵力度的舉動。 胡錫進「妄議中央」挨整說明了什麼 今年7月27日開始，在中國大陸網路頗為活躍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突然沉寂，隨後傳出他遭「禁言」，迄今已有40多天。 根據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前院長劉紀鵬的微博視頻，胡錫進證實他被禁言三個月（到10月27日），胡借劉紀鵬之口認慫稱，「我確實得加強學習，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黨中央文件的含義……。」 胡錫進這次出事，據說是因為針對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稱新的《決定》中沒有「公有製為主體」的表述，並指「這種變化無疑是歷史性的」，結果得罪了當局。 連胡錫進都「犯（黨）規」，這一方面可能說明胡錫進自恃有多年的喉舌生涯老資格，黨認為他忘乎所以了；另一方面或者是黨國現在更專制但又更脆弱，連老胡說幾句人話也容不下了。 胡錫進現在很大可能還是口服心不服，但畢竟他是被中共認為是「黨的人」，當局也只是輕輕敲打他一下，日後再登場時他無非自嘲「一時口舌之快」，然後小心翼翼，繼續為黨國宣傳服務。就像劉紀鵬所說，禁言結束，胡錫進重返網路會是所謂的「更加成熟」。 劉紀鵬其實也在挨整之列，他在去年底公開表示中國股市長期只在3000點上下浮動，相關制度也不完善，呼籲股民不要入市，結果他說幾句良心話即遭全網禁言。隨後他辭去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職務，懷疑也和此事有關。 近日，劉紀鵬在2024年鳳凰灣區財經論壇上，呼籲退市時必須考慮補償無辜的中小投資者時，說希望股民堅持下來，曙光就在前面。 在中共這種政治環境下，為了安全，劉紀鵬只能改口說這類不痛不癢、也沒有半點作用的話了。 不過，到9月13日，劉紀鵬微博帳號被發現顯示「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該用戶目前處于禁言狀態」，最近一次更新是9月5日。至於這次他再被禁言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經濟不好 中南海更多禁忌 劉紀鵬吁股民不要入市，觸犯了中共高層的「經濟光明論」。三年疫情後，當局解除封控並試圖重振經濟，習近平、蔡奇等中南海高層一再強調唱「經濟光明論」，這是變相的言論管控要求。 但近兩年中國經濟復甦困難，地方債台高築，百業蕭條，各地倒查稅收、「砸鐵賣鍋」變賣國有資產，罰款高漲，非高速公路也收費。股市「跌跌不休」，滬指近日連續失守2800點……現實的經濟不好，中共宣傳上的維穩就難有效果，「經濟光明論」實質上已破功。 胡錫進質疑「公有製為主體」消失，則與中共路線之爭有關，因為習近平主導經濟，一直被批評是「打右燈向左轉」，口喊改革開放但行動上打造更封閉黑箱，將政權安全置於經濟發展之上，從而使中國經濟陷入困局，所以胡的話題十分敏感。 過去一年多來，不少中國經濟學者也因為發表與官方不協調的觀點遭到封殺。除了劉紀鵬，還有深圳東方港灣投資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財經博主洪榕、投資研究機構格隆匯創辦人陳守紅、知名評論家水皮、經濟學者馬光遠、財經作家吳曉波、原中金財富證券資深投資顧問徐曉宇等人。 經濟不好，中共執政合法性，習近平坐穩紅色江山的合法性就會動搖，此時最忌諱的就是言論的質疑。從7月份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到8月的北戴河會議，一直到近日，中共內部是非不斷，有關習近平健康和權力不穩的傳言四起，本質上也都與經濟搞不好有關。 各方議論中共朝政，無論是尖銳的還是溫和的，是直言上書，還是網路傳言，無論來自體制內外，境內外，都會令當權者坐立不安。如此看來，習近平一上台就準備好的禁止官員「妄議中央」，是有備而來，早就料到有今天？ 從「妄議中央」到「政治異議」 胡錫進「妄議中央」說了什麼，人們能查到。如果翻看一下過往的官方信息，可見過去10年有不少落馬貪官都有「妄議中央」的問題，但「妄議」的內容從未公開，只有在坊間流傳的隻言片語。 中共遼寧省前書記王珉的「妄議中央」的言論流傳較廣。官場傳言稱，2014年，王珉曾在酒席中當眾大發政治牢騷，對習近平當時派親信李希到遼寧任職非常不滿，當有人提醒他「小心被當了腐敗典型」時，王珉脫口說出了一句：「說你腐敗你就腐敗，不腐也敗，說你不腐敗你就是不腐敗，腐也不敗」。聽講者當面奉承王珉「論斷精闢」，王珉當時還自嘲了一句「精個屁」。這幾句話很快被傳給了李希，李希再報告給習近平。 有些落馬官員的妄議中央罪名是和閱讀政治禁書罪名連在一起的。比如近日一審開庭的浙江省政協前副主席朱從玖被指「私自攜帶違禁書籍入境並長期閱看」，並「妄議中央」。有可能這類官員看的就是中共高層醜聞類別的禁書，偶爾也在飯局上講講內幕消息，結果被舉報了。 「妄議中央」者通常沒有達到反共的高度，往往屬於黨內的政治牢騷，或不滿某些政策，與爭權奪利有關。甚至有一名內蒙古官員涉「妄議中央」而撤職，只是因為他把習的所謂「金句」編成了黃段子。 習近平整治官場逾十年來，中共官員人人自危，乾脆整體陷入怠政、懶政的「躺平」狀態。一位在中共官員圈子混熟的大陸媒體人朋友透露，現在官商界各類飯局中，每當說到可笑可氣的人或事時，都會罵「那個人」——意指習近平。官員們對習只是敢怒不敢言。 與官員們「妄議中央」有中共內鬥因素不同，另一類對習施政的批評，有時也是體制內人士所為，但傾向正面，屬於「異議」、「異見」。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任志強。 2020年初，新冠疫情從武漢流行開來，習近平主導了疫情的隱瞞，又在初期放任病毒傳往世界。知名房產大享任志強，寫了一篇批評習近平防疫的文章，指習「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任志強後被以貪腐名義判了十八年。 2022年5月，中共當局發文要求離退休幹部與習近平保持一致，不得「妄議中央」。當年8月，河北邯鄲的老黨員董洪義、馬貴全、田奇庄發公開信要求修改黨章，包括取消「黨領導一切」、禁止個人崇拜。結果董洪義被判刑1年6個月，田奇庄被判刑2年，後者最近才出獄。 這幾名中共黨員的意見，在當局看來是被加入貶義的「妄議中央」，但在外界看來，也屬於正面的「異議」。 三年封控引爆「異議」抗爭 對共產黨和習近平的政治異議，在體制內外一直存在，隨著習近平的集權，特別是三年疫情期間當局搞動態清零封控運動，製造人道災難，社會上異議井噴，穿越中共紅牆傳往海外。 因經常表達異議被清華大學解除教職的法學家許章潤，2020年5月寫過《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揭露疫情下暴露的種種問題。 一直倡導非暴力公民運動的法律學者許志永，也在2020年初，終於忍不住直接喊話要習近平下台。之後他被抓捕判重刑14年。 2022年10月13日，勇士彭立發在北京中關村四通橋上掛出反共橫幅，一條寫「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鎖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條寫著「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彭立發還播放反共錄音，在抗議現場點起狼煙，相關視頻和圖片迅速傳到全世界。他被迅速抓捕，至今沒有消息。 北京四通橋事件，帶動了2022年12月的全國性「白紙運動」，抗議者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這場運動促使習近平不得不結束了動態清零惡政，但當局隨即秋後算帳，抓捕參與抗議者。 彭立發的義舉，影響深遠，直到最近，青年方藝融也在湖南婁底新化縣的天橋上，掛橫幅播口號反習反共。 中共擴大打壓異議加速滅亡 中共當局這兩年加大力度清理「異議」，國安部衝上前台頻頻發聲恐嚇；新設的中央社會工作部在全國設點，社區監控人盯人，併網羅外送員、網約車司機等加入特務行列；公安維穩機構越來越龐大，還擬拋出網證網號制度升級監控…… 中共又大搞跨境迫害，在海外直接以各種方式威脅異議者。而一旦這些人自己回國探親、辦事，隨時會是被抓捕的目標。 最近一個例子，是旅美藝術家高兟，近期在回國探親時遭到河北警方逮捕，據說是因為高兟兄弟二人多年前製作的毛澤東下跪懺悔雕像等，觸犯了所謂「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這個罪名邊界含糊，被認為是跟「尋釁滋事」罪名一樣，是一個「口袋罪」。 中共查「異議」甚至還覆蓋了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學者。 今年5月份，吉林大學外籍助理教授杜本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他指習近平訪歐，「在美國與歐盟之間打入一個楔子，毫無疑問是北京的長期基本目標之一，也可能是習近平親自出訪的原因之一」，等等。事後杜本被強迫辭職，並被要求兩周內離開中國。 中共建政後一直搞政治運動，打壓「異議」者是核心內容。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之後，中共針對異議的打擊，至今已形成一套臭名昭著的維穩體系，因言獲罪案例比比皆是。 但同時中共人心盡失。因為壞事干多了，謊話說多了，中共現在做什麼說什麼都令人懷疑，這從近期民間對當局推網證網號和房屋養老金的反彈可見。 在政經頹勢揮之不去的黨國沒落期，中共當局可能最想從根子上滅掉「異議」，於是要全民學「習思想」且「入心入腦入魂」，還要「從娃娃抓起」。這是一套邪教做法，違背天理。 防民之口，自古以來是政權衰亡的信號。中國古典文獻《國語》中記述，西周政權陷入財政危機，周厲王宣布對山林川澤的物產實行「專利」，即搞國營壟斷，又增加賦稅，國民怨聲載道。周厲王就下令禁止國人批評朝政，還從衛國找來巫師專門刺探批評朝政的人，厲王聽信了巫師的報告，殺了不少人。最後人們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談，只交換了一個眼色，就匆匆地走開。（典故「道路以目」）厲王見報告批評朝政的人漸漸少了下來，十分滿意。但召穆公對他說，企圖封住老百姓的嘴，這比堵塞江河的後果還要嚴重。（典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果然，三年後，國內發生暴動，周厲王逃亡。 奇怪的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初的2013年9月，中共黨刊《學習時報》曾刊發題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文章，警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意難違。 現在看來，這隻能說明，是中共的領導人自己一直在裝傻，搬這一套中華祖訓出來只是騙人的。因為當局現在雖宣稱要以中華文化為根，卻要以魔教馬克思主義為魂，意味著中共控制的中國，早已丟掉了中華民族的魂，讓馬克思主義的邪靈得以乘虛而入。這種替代，其實在中共建政時之後一直在進行，意在使中國人由中華兒女變成馬列子孫。 說到底，即便當權者禁絕了所有「妄議中央」或「政治異議」，但人們表面歌頌，內心還在咒罵。人心盡失的結果，就是政權的垮台。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政府批准了一項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計劃，從2025年起，在十五年里，逐步將男職工、女白領、女藍領的退休年齡從60歲、55歲、50歲分別延遲到63歲、58歲、55歲。其實政策出台太晚，力度太小，根本不足以緩解老齡化危機，相當於將政治定時炸彈推遲到下屆政府任內引爆。 養老金危機是如何造成的？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是1955年確定的。當時中位年齡只有22歲，60歲及以上老人只佔7%，1個65歲及以上老人對應11個20-64歲勞動力，出生時預期壽命只有47歲。中國的年齡結構到1980年幾乎沒有變化，因此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人們對不會出現養老危機的預測以及「計劃生育好，政府來養老」的承諾和宣傳深信不疑。當我在2000年呼籲停止計劃生育，最開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對和謾罵。 2004年《人民日報》旗下的《中國經濟報告》發表我的《老有所養，誰來養？》，可謂石破天驚，被各大媒體轉載，並被網易財經評為中國財經新聞「TOP-10」第八。 後面我得知，其實有關部門在2000年就開始關注我的觀點，並在一定程度推動在2004年啟動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不幸的是，這個小組由蔣正華（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和宋健（獨生子女政策的詮釋師）領導，囊括了幾乎所有官方人口學家。他們在2007年出版報告，建議堅持獨生子女政策不動搖。 對我的觀點最為重視的是財政部和社保部的官員，因為他們對養老金短缺等財政難題有最直接的認識。財政部長金人慶拿走過我的五篇內參報告。有關部門對計生委這一利益集團其實很惱火，2009年曾考慮繞開國家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界，而組織財政部、社保部等部門討論人口政策調整，邀請我參加。但是後面不了了之，畢竟國家計生委的勢力太大。 為什麼養老金改革遲遲不動？ 社保部們內部其實很早就意識到養老金短缺危機，在2008年就考慮「每3年延遲1歲，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但是當時還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刀子還沒有放下，就來止血，在政策邏輯上難以自洽。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宣布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的同時，就提出了要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2014年還沒有實行全面放開二孩，社保部就急不可待地推出了推遲退休年齡的方案，並計劃在2017年正式出台。養老金改革遲遲沒有落實，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高層沒有充分認識到人口危機的嚴重性。2012年蔡昉等十七位頂級人口學家警告，如果實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可達到4.4；單獨二孩就足以將生育率提升到2.4。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也警告，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將上升到4.5，每年出生4995萬人。在單獨二孩政策破產後，國家衛計委推薦實行全面二孩政策，預測生育率將在2018年達到2.09，在2023年、2050年還有1.75（出生1550萬）、1.72。在全面二孩政策慘敗後，中國政府仍未停止計劃生育，而是在2021年實行三孩政策。根據《經濟日報》的介紹，三孩政策「能夠大致實現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而「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為會「導致人口過快增長，重蹈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口過快增長的覆轍」。可見，到2021年，高層擔心的還不是養老危機，而是人口過快增長。而現在官方也承認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只出生902萬。 第二，擔心失業問題。由於獨生子女減少年輕消費者，中國內需嚴重不足，「過剩」上億勞動力，存在嚴重的失業壓力，就業高度依靠出口。如果推遲退休，必然加劇失業壓力。 第三，將政治定時炸彈推遲引爆。各國的情況表明，延遲退休不得人心。2011年英國改革養老金制度，200萬公共部門職工罷工抗議。法國計劃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在2019年-2020年引發了法國25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抗議，在2023年再次爆發了有上百萬人參與的抗議。2018年，俄羅斯政府進行養老金改革，男性退休年齡在10年由60歲調高至65歲，女性在16年內由55歲調高至63歲，也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而中國現在的退休年齡最早，而老齡化將比主要發達國家更嚴重，退休年齡也將更晚，在這個過程必將爆發一系列抗議、甚至難以預料的政治危機。 以前是能拖就拖，現在是無法再拖，一方面因為已經火燒眉毛了，各級政府面臨財政壓力；另一方面因為人口形勢已經很明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不可能支撐現有的養老體系。 有人說這麼大的政策，為什麼不充分討論就匆匆出台。一是因為養老金改革是人口結構所決定的，不是民意所能改變的；二是因為耽誤太久了，沒有時間討論了。 婦女年輕時沒有「生機」,年老年時苦無「生計」 英國以前領取退休金的年齡是男65歲、女60歲，2011年實行養老金改革，將婦女退休年齡推遲到與男性一樣的65歲。現在男女都是66歲，在2026年至2028年間將推遲到67歲，2044年-2046年間推遲到68歲。有智庫建議1970年後出生的提高到71歲。 美國1960年以後出生者要到67歲才可領取全額退休金，預計今後還將推遲。 2020年中國一個65+歲老人對應5個20-64歲勞動力，而英國、俄羅斯、美國分別只對應3.1個、4個、3.7個勞動力。現在中國的城市老人的待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誕生了一個中國特產：廣場舞。但是到2050年，中國1個老人只對應1.5個勞動力，而英、俄、美對應2.2個、2.3個、2.4個勞動力。 人口結構國際比較 根據這次養老金改革計劃，到2040年，中國男性退休年齡63歲，女性55、58歲。那時候的人口結構能支撐這種退休年齡？人口結構比民意、政治更有話語權，現在不討論就突然推遲退休，今後也隨時可以突然推遲。現在的英國年輕人難以在70歲前退休，難道中國的年輕人能在60多歲體面退休？ 不推遲退休年齡將導致老人的福利和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間的殘酷博弈，而後者是沒有話語權的，後果是年輕人養不起孩子，生育率持續下降，老齡化加劇，陷入惡性循壞。 有人說中國養老金危機是養老制度不完善。其實養老的本質是「人養老」，不是「錢養老」。勞動力是麵粉，養老制度是制麵包的技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便今後不推遲退休年齡，但是只能領到微薄的養老金，老人也不得不自食其力。 婦女是老齡化的最大受害者，因為預期壽命比男人長6-7歲，並且通常比丈夫年輕幾歲。養老金短缺迫使老年婦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蘭、日本、德國的60-64歲婦女的就業率從1995年的16%、39%、10%提高到2023年的64%、64%、62%。有些日本婦女在年輕時就很少上班，但是到了老年卻不得不找工作。計劃生育讓中國婦女在年輕時沒有「生機」（生育的機會），到年老時將苦無「生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大選11日辯論會的觀眾很多都注意到了，川普從頭到尾眼睛只盯著前方，身體幾乎毫無任何擺動，哈里斯則肢體、表情變化很多，且頻頻轉頭目視川普。於是，這便讓現任的副總統看上去反而更像是具攻擊性的「挑戰者」，哈里斯必須在辯論時表現得更積極，原因自然和她一個多月前臨陣接替拜登有關。 依過去經驗，縱然是遊離選民，在經過數月時間，一面藉由重審候選人過去紀錄，一面觀察他競選期間的言行表現後，也會逐漸形成投票意向，待選舉後期辯論會出場前，絕大多數人實已「心意已決」，如同學者（哈佛教授Vincent Pons、柏克萊助理教授Caroline Le Pennec-Caldihoury）對總統選舉辯論曾做過的分析，發現有86.3%的受訪者在觀看辯論前後，對候選人的選擇保持不變，至多只有3.5%選民會因此轉向（有看辯論的觀眾）。 意外成為總統候選人的哈里斯，則相當程度打亂了選民（尤其中間選民）觀察、思考、決定的周期，使得這場辯論對哈里斯來說，再又存在向選民「確認資格」的額外意義。 距離美國大選投票日僅剩八周，儘管雙方民調不分軒輊（比民主黨預估好，但仍未達「現任者」期待），包括《紐約時報》等媒體調查顯示，仍有近三成的潛在選民（未表態）表示他們需要再多認識哈里斯，只有不到一成認為他們需要更了解的是川普。意即到目前為止，選民對川普的意見基本上呈現固化，哈里斯則還有一定的變化幅度（往上、往下都有可能）。另外，當川普已先一步在觀眾腦海留有與拜登辯論的畫面後，確實11日的辯論，多數人是等著看哈里斯將會如何。 因此，辯論會前，哈里斯的幕僚尤其為她進行了連串特訓，包括琢磨出一個所謂「激進但經過校準的辯論方式」。除內容本身，他們也刻意讓哈里斯重拾2020年和彭斯辯論的說話速率（當時同樣發言時間，彭斯比哈里斯用字多了17%）。就媒體估算，川普每分鐘說話約莫會使用189個字詞，一般來說堪稱流暢，但通常辭彙量不高，也很多重複，那麼，哈里斯若能有效以她所擅長的「檢察官詰問」對陣（而非拉高分貝咄咄逼人），或許更能明確區分川普非傳統、語速快且經常即興的風格。另外，每當川普說話，哈里斯即不時搖頭顯露不贊成，也都是設計過的動作，甚而就是期望觀眾能在分割畫面上看到她這樣的反應（川普從頭到尾不看哈里斯，也是某種刻意／互以支持者喜歡的方式表達對對方的不認同）。 今天之前，我們看到許多選舉專家無不認為總統辯論對選舉影響已大幅遞減，很難再出現半世紀前，肯尼迪於辯論會上「輾壓」尼克松而後主導選舉的一幕。原因除了新媒體時代，選民不必等到全國電視轉播辯論，就能透過各種消息、畫面、資訊掌握候選人，另外當然就是政治極化下，會受辯論表現左右的選民已更為壓縮，讓辯論的決定性又更小。 不過，2024年的確出現特殊現象。首先，拜登6月份和川普的首場辯論，竟以相當糟糕的狀態，導致個人選情陷入危機，還間接促使他被迫不再尋求連任。繼之，換上場的哈里斯又是個「相對模糊」的候選人，以至她必須透過各種機會（平台）向選民提供更強大的說服訊息，如果說前一場辯論出乎意料決定了拜登的命運，今天這場辯論，哈里斯同樣有「輸不得」的壓力。這也解釋了哈里斯在今次辯論會前段，那騙不了人的緊張舉止。 就CNN數據，6月拜登和川普辯論後，有67%的人認為川普表現得比較好，僅33%認為拜登較佳，結果頗為客觀，否則當下不會連民主黨內部都有人覺得完蛋了。到了9月，同樣機構，同樣調查（問卷）方式，結果則反過來，有63%的人認為哈里斯表現較好，認為川普表現好的變成37%。 雖然以過去選舉觀察，辯論會激起的波瀾，往往很快會在隨後大量的選舉活動中消退，但經6月、9月兩場辯論一來一往，美國大選辯論彷彿仍是某種「選舉風險競技」。川普的辯論強項，一直以來就是透過攻擊讓對方失去平衡，由此再讓對方顯得軟弱，面對拜登時便是如此。而就這回辯論，哈里斯和幕僚們看來應該是下了很大功夫，同時算是記取過去他人遭遇川普時得到的教訓──「準備不周且意志薄弱者，將正中川普下懷」。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紐約前州長助理、美籍華裔孫雯被以間諜罪起訴，儘管不是2018年以來的第一起，卻因三個特殊因素而成為媒體熱點：孫雯在美國州政府任職，但所作所為卻是美國愛國僑領的標配；她所在地是紐約，號稱美國的門戶；美國借她的被捕向世界宣示：清理中美戰略合作夥伴時期的政治遺產——在美的中國政治代理人勢在必行。 中美「制度利差」造成的「制度套利者」群體 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相對於發展中國家，擁有巨大的制度優勢與經濟優勢，這種差距可名為「制度利差」，從發展中國家移民至美歐是為了獲得這種制度利差。一些有能力參與國際交往的人士，可以通過各種途徑促成國與國之間的各種協定合作，自己從中獲取極大的政治利益，可稱之為「制度套利者」。 「制度套利」並非貶意，只是對一種現象的概括。從有國際交往以來，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存在一批因應時勢的橋樑人物。比如美國左派宗師喬姆斯基終生以反美為己任，並成功地利用自己的知名度，與美國的敵人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獨裁者建立友誼，大大擴展了自身的活動空間並提高國際聲望，可謂是「制度套利」的最高層次。 孫雯與參與「千人計畫」的科學家們，當然是「制度套利者」群體中的重要成員。在中美是夥伴關係時，這些人的活動在美國是公開而且合法的，不象商業間諜、技術間諜那樣，需要隱藏自己的行蹤。他們為兩個國家服務的行為模式，在中美友好時期被雙方視為「橋樑」；但如果分寸把握不當，極易觸犯規則紅線，在中美交惡之後這幾年，因其觸線行為成為「間諜」不在少數。 據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統計，自2000年至2023年初，中國政府在美國被揭露的間諜活動已達224起，其中超過69%的案件發生在習近平上任中國國家主席之後。這些間諜活動涵蓋了軍事、政治和商業領域，旨在協助北京實現戰略目標。 「橋樑」越界「制度套利」，涉入地緣政治 先從孫雯複雜的身份說起。她在中國參加2019年國慶70周年活動時，用的是美國華人企業家聯合會青年委員會主席，其時，她的正式職業是紐約州州政府官員——州長科莫的副首席多元化官。2021年，科莫因性騷擾醜聞被迫下台，新任州長霍楚爾記得孫雯在過去社區活動中的工作，並任命她為副幕僚長，新州政府當時特別指出，孫雯是其政府中獲得最高任命的亞裔美國人。直到2023年她被州政府解職之前，紐約華人社區都將她視為亞裔成功進入主流社會的成功典範。 《華爾街日報》綜合起訴書與採訪寫成的兩篇文章——《孫雯案的背後：紐約州長前助理如何遊走於中國權力走廊》（9/6/2024）、《孫雯被控中國代理人案：起底她在紐約州長辦公室的過往工作》（9/9/2024），詳細介紹了這位「華人之光」的成長曆程，以及她進入China Town 政治圈之後在紐約州政府步步升遷的經歷。可以說，她父母在她身上傾注的心血已經極盡一個華人家庭在美國的成功想像，但其在China Town的生長環境卻讓她成了華人二代中少見的投身於China Town的成功者。她在巴納德學院所獲政治學學士學位與哥倫比亞大學所獲教育學碩士學位，想進入華府政治與聯合國工作尚嫌不足，但成為China Town政治中的制度套利者，卻是相對豐厚的資本。 孫雯的結局緣於兩點： 一、孫雯升遷至高階職位時，正逢川普2017年入主白宮。從柯林頓總統開始，歷經小布希政府與奧巴馬政府，正逢中美關係從經濟合作夥伴、全面合作夥伴、2009年之後成為戰略合作夥伴的持續升溫。檢察官說孫雯從2016年就開始以隱秘的方式濫用自己的職務便利，這年正是孫雯擔任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外部事務總監，負責全州的經濟發展之時。等她2018年進入科莫的行政辦公室，參與多元化工作之後，就趕上12月川普政府公布「中國行動計畫」（清查千人計畫的參與者）。 二、2019年3月，川普發動對華貿易戰，中美開始全面交惡，從「夥伴關係」一變而為「全方位競爭關係」。2021年拜登入主白宮，，形格勢禁，只能奉行「對華戰略模糊」外交策略。2022年3月俄烏戰爭開始，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極大變化。孫雯顯然缺乏國際政治眼光，低估了「中美友好」面臨的不利時局，不僅以「愛國僑領」身份出席北京國慶70周年活動，更未停止其利用職務之便為北京政府謀利的行為。起訴書指控孫雯影響紐約州政府在一些中國政府比較敏感的問題上的表述，例如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以及對中國對待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族公民的方式的關注等，就發生於這一時期。 以上行為，當然違規。科莫政府官員說得很清楚，孫雯的作用主要是擔任紐約龐大的亞裔社區，尤其是華裔社區的聯絡人，「顯然，我們需要的是她對如何在法拉盛和秋園(Kew Gardens)開展工作的看法，而非地緣政治問題。」 孫雯模式被視為對美國政治的威脅 孫雯與其他傳統種類的間諜所起作用不同，無論是商業間諜還是千人計畫中的被捕者，都是以獲取資訊為主，孫雯是以其特殊身份介入美國政治，誠如起訴書所稱，孫雯按照中國政府和共產黨代表的命令、指示或要求，從事旨在影響公眾的政治活動，包括影響紐約州政府在涉及北京和中共利益的事務上的立場。孫雯這一「潛伏在美國地方政府內部」的「中國經營模式」，是從根基上威脅美國政治。 在川普政府中任國務卿的彭佩奧，曾指出中國紅色滲透已經深入至州級政治。彭佩奧曾受邀參加「全美州長協會2020冬季會議」，並在此會上做了講話。當時全美各州州長都認為中國經濟十分繁榮，希望與中國加強聯繫，發展經貿關係，彭佩奧則發出警告：「中國政府在有條不紊地分析我們的系統，我們非常開放的、深感自豪的系統。他們評估了我們的漏洞，並決定利用我們的自由，在聯邦，州和地方各級政層面，獲得超越我們的優勢。」 在284個對「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當中，紐約號稱「美國的門戶」，地位之重要自然不言而喻。紐約市與北京市早在1980年就結為「友好城市」，紐約州與江蘇省1989年結成「友好省州」。加之紐約是美國最開放的國際化大都市，全世界各國的政治失意者、政治異議者與半官方代理人，都喜歡在紐約安營紮寨，這種魚龍混雜的狀態，也是間諜們最喜歡的生存之地，當然是中國在美統戰工作的重點。 在中美兩國是「夥伴關係」之時，「孫雯們」在中國政府中的人脈是搭建中美橋樑關係的重要資源；但如今成了全面競爭關係，新的地緣政治格局已經形成，美國出於安全考慮，必須清理「戰略合作夥伴」時期的遺產。美國司法部的目標指向那些具有美國身分，但戳力推動北京利益的「中國代理人」，紐約自然是清理重點。過去四年，僅僅在紐約華人集中的布魯克林區，就有12起間諜案被起訴，牽連多達90餘人。 盛宴已散，制度套利者的幸運期已經結束 從柯林頓開啟中美合作夥伴關係這條通道直到奧巴馬時期，美中之間確實存在巨大的制度利差，兩國也因此產生不少制度套利者，比如美國的「擁抱熊貓派」與在美華人。套利時期至川普政府2018年推出「中國行動計畫」正式結束；美國為了國家安全，開始清理中美戰略合作夥伴時期留下的各種遺產，制度套利者中凡涉及間諜行為的都在追查之列。這種行動的意義不在於懲罰面的廣度，而在於產生的威懾作用。 我不排除制度套利者當中有人確有促進中美關係，幫助中國發展並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良好動機，但更多的人是將「經營中國」當作一門生意。如今，中美關係進入冷戰前狀態，沒有成為「間諜」的套利者們不管如何抱憾，應該認識到中美盛宴已散，一國政府可以在中美之間兩頭通吃，個人卻難以繼續同時在兩張餐台上享受美食。當然，獲雙方默認的高手不在此列。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就在哈里斯和川普辯論結束後幾分鐘，美國當紅流行音樂巨星泰勒絲一篇IG發文，讓民主黨支持者格外振奮。因這位被認為堪比「披頭四狂熱現象」的34歲歌手，不只公開支持哈里斯，還鼓勵年輕人趕快去登記投票（既表態又催票）。選戰如此緊繃，任誰都想儘可能得到「我有但你沒有」的正向效應，「泰勒絲貼文」便是其中一種。 泰勒斯之所以家喻戶曉，自然來自她驚人的音樂成就，身為創作歌手的她，既多產又有商業頭腦，無庸置疑佔有了當下美國文化強勢主導地位，尤其她的歌曲取材大半來自個人生活，屢屢引發聽眾共鳴，確實是有機會可以媲美麥當娜或邁克爾傑克遜，也成為代表一個具特殊意義的時代精神。 有泰勒絲這樣的名人認可，哈里斯陣營豈會不開心地跳起來，何況泰勒絲的IG擁有2.8億粉絲，再又等同創造了無形的氛圍，好像演唱會隨著泰勒絲吶喊的10萬觀眾都可被她成功感召一樣。 不過，除卻一時間氣氛感受，回溯2018年期中選舉，泰勒絲也曾貼文支持民主黨的布雷德森（Phil Bredesen）競選參議員，且明白反對他的對手──共和黨的布蕾波恩（Marsha Blackburn，因不苟同布蕾波恩帶有性別歧視的種種主張）。同時，泰勒絲一樣鼓勵年輕人前往投票，以展現她所相信的田納西價值。但結果布雷德森還是輸了。 鑒於泰勒絲的超人氣，尤其她為數眾多的歌迷都在35歲以下，許多人還是很好奇，她要是把對流行文化的催票力（門票加鈔票）用到政治上會如何？例如，根據民調策略公司Redfield & Wilton Strategies2023年的報告，35歲以下年輕人（泰勒絲主要粉絲年齡層），有三成受訪者表示自己的投票行為可能跟著泰勒絲走，但對照同年Morning Consult 的調查，有超過一半的泰勒絲忠誠粉絲（成年），其實本來就是傾向民主黨的支持者，她的「共和黨粉絲」則不到三分之一（其餘為獨立人士）。也就是說，真正會受到泰勒絲號召的，多半是既有「民主黨同溫層」，至多再擴及部分屬於獨立人士的粉絲。 甚且，就在泰勒絲本次貼文後，有媒體藉Google趨勢統計一步步回推，發現當下選民登記（Vote.gov）搜尋量確實增加了33萬筆（搜尋點選不代表實質登記），但猶記得2023年泰勒絲也曾貼文呼籲選民前往Vote.gov登記，但僅讓登記選民小幅增加了3萬5252人，套用2020年大選投票數，就算今天新增33萬人都真的登記投票，也只約莫占投票人數的0.2%（而且是分散全美，未必對搖擺州有影響）。因而，CNN才有報導認為，泰勒斯可能對哈里斯選情帶來了些許影響，卻不會像支持者希望的那麼大。 另方面，當川普被問及如何看待「泰勒絲支持哈里斯」時，僅稱：「我不是泰勒絲的粉絲..她似乎總是支持民主黨人，她可能會在市場上為此付出代價。」如此罕見地「溫和回敬」，應該也是判斷泰勒絲效應有限，何必過度刺激她的歌迷（可能反而幫哈里絲催票）。 但現在問題恐怕已不在泰勒絲能幫哈里斯多少，而是川普檯面上最知名的支持者馬斯克，會否成為川普的「負面效應」。因為就在泰勒絲貼文支持哈里斯，並以一張抱著貓的照片，看似劍指曾以「無孩女貓奴」形容哈里斯的范斯（川普副手），范斯本人雖無回應，馬斯克倒是立刻在自家Ｘ貼文：「很好，泰勒…你贏了…我會給你一個孩子，並用我的生命守護你的貓」（Fine Taylor … you win … I will give you a child and guard your cats with my life）。過去擁有1.9億X粉絲的馬斯克，每篇政治文底下幾乎都是一片應和，但這一貼文，雖也獲得共和黨極右派議員葛林迴響，卻同時遭致為數不少惡評，尤其不解馬斯克究竟有多「厭女」才會寫下如此不堪的文字。（I will give you a child帶有「和你生個孩子」、「讓你懷孕」的騷擾惡意）。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馬斯克自從掌管X後，這一平台對「極右之聲」確實更為包容，他自己的發文頻率亦比他正式入主推特前多了五倍，就其內容，他原本「具商業頭腦的科技神童」公眾形象，還大舉幻化成彷彿一個右翼煽動家。泰勒斯一篇貼文對哈里斯的正面效應尚不可知，但各方討論至少是在算「她能幫哈里斯往上加多少」，至於馬斯克，當他直接把X當成個人發表挑釁政治觀點的擴音器，真能有助川普「往上加多少」？或者更可能是「往下減多少」？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黨刊《求是》前不久發表了習近平《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一文，該文是習2018年9月在全國教育大會講話的一部分。在這次教育大會上，習強調，中國是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教育必須把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培養一代又一代擁護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鬥終身的有用人才。我們的教育絕不能培養社會主義破壞者和掘墓人，絕不能培養出一些『長著中國臉，不是中國心，沒有中國情，缺少中國味』的人！那將是教育的失敗。教育的失敗是一種根本性失敗。我們決不能犯這種歷史性錯誤！這是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必須把握的大是大非問題，沒有什麼可隱晦、可商榷、可含糊的」。 之所以完整引用這段話，是因為它透露出在所謂新時代應該「培養什麼人」這個教育的根本問題上，習其實陷入了焦慮心態，他雖然竭力要把中國的青少年培養成一代又一代擁護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接班人，然而，他也深知，現實很可能和他的要求和期待相去甚遠，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花了那麼多國家的教育資源，不但培養的不是接班人，反而可能是社會主義的破壞者和掘墓人。故而，他要用自己的思想，通過教育，附體於青少年，以保證他們成為愚忠中共的社會主義接班人。這也是《求是》發表該講話的緣由。 「培養接班人」教育讓青少年成為中共信徒 「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不是習第一次提出，它是中共在改革後一直強調的教育目的和任務。這句話的重點不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這個提法也有個過程，最初是德智體，後來加上美，習時代又加上勞），而是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特別是「接班人」一詞，暴露出中共秉持的教育目的，就是要為這個政權在中國的永續統治而培養人才，讓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認同、支持和擁護中共，成為它的一員。 教育意義上的「接班人」，其政治含義就是通過教育，讓人們成為某個教義、主義或政權的信徒，因為只有成為信徒，才能確保人們對某個教義、主義或政權的信仰和忠誠。社會主義接班人，自然是要讓人們成為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德智體美勞」則是作為修飾語用來修飾接班人的，即培養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所謂「德智體美勞」，用一個更能體現中共真實意圖的說法，就是又紅又專。 為什麼要把「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作為中國教育的根本任務？這就必須聯繫中共成立的本質使命來談。中共成立的宗旨，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剝削和壓迫的人間天國，即共產主義。但在共產革命在中國成功後，毛髮現，幹部是可能腐化變質的，政權亦可能變顏色。蘇聯就是例子，蘇共搞修正主義，毛擔憂中國步蘇聯後塵，也出修正主義，於是提出「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問題，這本是針對中共的幹部隊伍而言，但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教育培養什麼人的問題，只抓幹部的教育問題，還是無法從本質上改造幹部的世界觀，中共還是會變色。所以，必須從最基礎的教育抓起，把「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作為培養學生的根本目標。 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當然完全扭曲了教育的內在功能，它也不可能實現這個目的。文革將這一目的強調到極端，但文革的失敗也證明這個教育目的失敗。不過，中共並未接受教訓，以為去掉「革命」一詞，隨著國家在改革後整個發展路線的轉向，教育目的也可以轉變為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雖然在「接班人」前加了一個「建設者」，但它真正的重心還是在「接班人」。但事實再次證明了中共的失敗。 由於市場化的開啟和實行，教育的基本形態及活動機制已發生變化，教育領域開始逐利，教育的經濟利益訴求受到當局肯定，尤其在教育產業化後，從幼稚園到大學，教育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佔據了主導地位，經濟功利主義事實成為教育的實質性活動核心，「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意識和目的對教育的影響大大減弱，從而像一些論者指出的，中國教育目的在迷失於政治功利之後又迷失於經濟功利之中，教育被淪為靈魂空虛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會指責和詬病。 在培養什麼樣的人這個根本問題上，當局正在打敗仗 習上台後，由於在國家意識形態上對紅色江山意識的再次強化，他意識到教育領域盛行的經濟功利主義將會成為阻礙黨國變得更紅的一大薄弱環節，此種狀況必須改變。要防止國家出現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首先必須在教育上築牢堤壩，教育需要大力加強江山意識、加強意識形態純化。中共自改革以來，雖然一直警惕西方的和平演變，然而，無論鄧、江、胡，都沒有如習一樣，對西方和平演變「嚴防死守」到如此程度，並且越到後來，教育的全盤政治化越發明顯。 習特別害怕在互聯網和自媒體時代，西方思想對青少年的侵入，在這場對青少年的爭奪中，如果中共輸了，他認為中國就要變天，中共將喪失統治權。因此，在全國教育大會的講話中，他公開警告，各種敵對勢力長期來從來沒有停止對中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從來沒有停止對中共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顛覆破壞活動，始終企圖策劃「顏色革命」，下功夫最大的一個領域就是爭奪中國的青少年，並把培養出一些「長著中國臉，不是中國心，沒有中國情，缺少中國味」的人視之為教育的失敗，宣稱中國的教育絕不能培養社會主義破壞者和掘墓人。中共幾代領導人也許在小範圍場合會如此警告，但習卻在公開場合毫不掩飾他對西方思想、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敵視。 在習看來，和西方爭奪青少年的鬥爭不單是四代、五代、六代的事情，也是十幾代、幾十代的事情，而中共在此爭奪中不能輸，也輸不起。不能不說他的這個嗅覺很靈敏。由於當局頑固堅持僵化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政治教育，正在逐步喪失對青少年的吸引力，在培養什麼樣的人這個根本問題上，正在打敗仗。然而，習對病因的診斷卻是錯誤的，以為只要憑著國家對教育資源的壟斷，用他的那一套思想去灌輸給學生，久之，就可以給他們洗腦。早在2021年秋，當局在中小學就開始使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今年秋季開學，習思想更被放進教科書，成為學生的學習課本，「習爺爺」慈愛的畫像也出現在小學課本里。 假如沒有互聯網，習的這套陳舊思想日復一日對青少年洗腦，也許會在相當程度上起到作用。然而，今天網路和自媒體的解構作用也不容小覷。另一方面，習的所謂新時代思想，本質上是紅色政權永續統治理論，它要培養的社會主義接班人，精神實質就是毛的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儘管當局不會允許學生造反，也不會培養具有造反特質的青少年，但是，當教育本質上被視為無產階級政治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工具，教育的目標和任務是為培養具有特定標準的「革命接班人」後，在這一教育思想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固然不可能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公民，可一旦中國出現動蕩，誰又能說他們不會成為如文革時期失去自我道德約束的「造反者」，加劇社會的混亂和動蕩，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何嘗不是埋葬中共和社會主義的掘墓人？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上一講我們談到了財富沉澱造成的災害。現在我們來看看財富流失造成的災害。所謂財富流失，就像電路中有人偷電一樣，能量被引到了經濟循環之外，造成全電路電壓降低，燈光昏暗 — 也就是實際經濟水平下降，雖說GDP看上去還不錯。這是因為GDP看的是發電機的一邊，也就是生產的一邊。 鄧小平的所謂改革並不是市場經濟，仍然是稍微改頭換面的計劃經濟。所謂的計劃經濟也並不是有計劃，而是指令性的市場經濟。這個指令不是市場信息的反饋，而是某些長官的想像。例如小粉紅們吹噓的基建狂魔，就是各級土皇帝們的指令，而不是市場信息的反饋。 專制政治的特點就是：上有所好，下比甚焉。上邊認定了基建可以增加GDP，指令就一層層的下達，於是很快基建以及原材料就過剩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國內市場已經超額，容不下了，就算樓堂館所也已經灌滿了。怎麼辦？這時候就輪到狗頭軍師們出馬解決問題了。 之所以叫狗頭軍師，就因為他們的時間精力都用在揣摩上了，其它的思維基本是弱智水平。所以他們就給出了個弱智的辦法，一帶一路大撒幣。國內需求滿了就到國外去發展。人家自己為什麼不建設呢？沒錢。好辦，我們給錢大撒幣。這不就解決了基建狂魔的問題了嗎？於是特別大的一筆財富就流向了海外，或者說流失到了中國的經濟循環之外，相當於身體被抽走了血液。 如果說經濟很好習近平感到錢沒處花的時候，大撒幣還沒有傷筋動骨。可現在經濟下滑快要崩潰的時候，又給非洲黑兄弟們大撒幣三千六百多億，這就是在作死呢。身體虛弱的時候去獻血，這不就是在作死嗎？為的就是買回習近平個人的面子，連朋友都算不上。 聯合國秘書長還補刀，說什麼不解決非洲的債務問題就會動亂，那些獨裁者們動亂一下於非洲人民不是更有利嗎？讓中國人民縮衣節食去養活那幫獨裁者，只為了保那個秘書長的官位嗎？原來聯合國就是獨裁者們的俱樂部嗎？好像就是如此墮落。 拿這些錢去解決非洲獨裁者們的燃眉之急，為什麼不可以解決中國的市場不足呢？中國人民的消費一直都被壓縮到符合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消費不足一直都是中國經濟的病根。不可以多建一些醫院，多建一些養老院，多開支一些福利措施嗎？這些也可以消耗一些過剩產能呀。 不能。當然不能。這些惠民措施不是政績。讓老百姓佔了便宜，不符合馬列主義的本質 — 那都是共產黨理解的生產要素，或者說螺絲釘。按照馬列主義理論，生產要素和機器同類概念，還不如奴隸或者牲口，只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增加螺絲釘的價格不符合原則，維持最低價格是共產黨和資本家的共同基本原則。 一些國內的學者還在說什麼改革呀開放呀，總想在共產主義專制的圈子裡找出路。這是不可能的。必須要壓低老百姓的消費，必須和外國資本家合作賺取超額的利潤，錢多得沒處花了也不能抬高勞動力的價格。可以到國外去大撒幣，也可以在中國大學裡養活非洲黑學生，就是不能抬高生產要素的價格。這不符合一黨專政的核心利益。 所以共產黨必須壓制國內消費，必然要造成經濟困難，也就必然會走向崩潰，這就是規律。老百姓要想翻身做主人並且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就必須推翻共產黨的一整套體系。在這個體系內改革開放永遠也不會找到出路。即使對於專制利益集團來說，也沒有出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