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考题疑在中国社媒泄露 校方确认10门课受影响
2026 年 6 月 21 日
“中国式现代化”现在是习近平政权的头牌节目，已经成为中共当今治国路线的总概括。那么，这个说法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呢？此处文短，难以系统陈述论据来做深入探讨，但将之放到人类历史上“现代化”的来龙去脉大背景下稍加分析，也许还是有帮助的。 稍加分析之后，你会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作为一个说法在修辞上自相矛盾，无法成立，而且作为治国路线就是一个陷阱——用流行语言说，那就是一个坑，一个大坑。为什么习近平热衷于挖这么一个大坑呢？咱们也会连带说及。 中共官媒新华社2024年7月18日发布照片显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带领他的政治局常委成员出席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现代化”来自哪里？ 本栏曾经提到，中共几年来连篇累牍宣扬“中国式现代化”，但却鲜少提及什么是现代化。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连“现代化”是什么都不清楚，再弄这式那式的种种花样，还不都是无本之木吗？ 我这里也不想给“现代化”下定义。一则，在自由的学术研究中，每个概念都可以有多种定义，我再多给一个定义又有什么意思？第二，有人喜欢指责本栏“立场先行”或“从概念出发”，咱接受批评，尽量少谈一些概念。当然，公平起见，希望这些人也能去指责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你们总是大谈“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概念，说什么都先把“坚持中共领导”的立场挺在前面，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有人批评你们的做法呢？那些坚持中国制度优越的人，为什么偏偏要来享受美国之音的言论自由呢？ 中共不提什么是现代化，其实背后也是这个逻辑：现代化起源于欧洲，首先成就于西方。这是历史事实，无关立场或概念。“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说法本身，已经暗含了这一事实。你明明想做西方已经做过的事情，偏偏还要反西方，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说法的自相矛盾。这和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来指责美国之音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是一样的荒谬逻辑。 既然以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为他要争取做到的目标，那说明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个好事情。可是，西方现代化中有的东西他不想要，于是扭曲出来这么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说法。他不想要什么呢？搞懂了这个，大约也就可以明白“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秘密了吧？ 为什么“中国式”是陷阱？ 大体来说，西欧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进入现代化进程。当然，也可以推到更早的某个历史阶段，但对这里的分析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再早也是在西欧，包括南欧、西南欧，反正不是在中国。 不错，中国那时候在世界上还是挺先进的，但正是从那之后被欧洲迅速地远远甩在了后面，以至如中共所说，到了19世纪中叶就处在所谓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地步了。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所谓“大分道”（the Great Divergence）。西方随后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目前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奋斗目标。 西方为什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并取得成功呢？这是理解最近几百年来人类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撇开各种争论不说，仍然看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西方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大体说来是伴随发展出来的宪政民主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后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延展到世界各国。 那么，有没有不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而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呢？答案很肯定：没有。有没有不走宪政民主道路而成就了现代化的民族呢？答案没有那么肯定，因为也许有几个可以争论的边缘小例子（比如新加坡），但是，肯定的是：一个大国也没有。 这样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含义呢？很简单，实现现代化，第一离不开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一般称之为市场经济），第二不可以不发展宪政民主制度。如果有第三，那也可以说，取一而不取二的话，一个大国就要分裂为很多小国，各国同时还是要搞一点哪怕很不到家的宪政民主，也许也可以实行现代化，当然也可能祸乱连连。 以上三条，中共绝对不要第二条；至于第三条吗，中共原来根本不懂：邓小平拿新加坡当样板，他愿意看到中国分裂成250个规模相当于新加坡的国家吗？既然不愿意，还侈谈什么新加坡模式，就说明不懂得“规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这一点，也许另找机会来谈。现在习近平好像懂了，一提“中国式现代化”就说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可是，习近平较之邓小平，又退到了甚至连第一条也不大想要了。 但是，他想要人家那种物质成果，甚至还想超过人家的物质发展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就意味着：不要现代化的制度条件，只要现代化的物质成就。天上掉馅饼儿的事，很多吗？反正习近平有这份自信：天下独一份，这馅饼就会掉在他头上！ 我也相信馅饼会自动来到习近平的饭碗里，只不过我知道那馅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民众血汗劳动干出来的。为什么中国民众的血汗成果会自动来到习近平的饭碗里呢？那就是“中国奇迹”了：因为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垄断了中国的权力，可以任意掠夺中国人的财富。 有人会说，西方的现代化就那么好吗？现代化怎么能等于西方化呢？这问得都很有道理，这个咱们下次谈。今天先说清楚一点：西方式的不好，不意味着“中国式”的就一定好，更不意味着“中国式”的不会更不好。不管西方如何，“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共专制权贵独享的现代化，也就是中共权贵坐享馅饼，中国老百姓跌进陷阱。
继惨负七球于日本后，中国足球队昨晚对战沙地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在大部分时间多踢一人的优势下，仍遭对手反胜。今天《人民日报》即以“中国队痛失好局 主帅难辞其咎”为题，炮轰来自克罗地亚的总教练伊云高域，指他“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一如既往，责任全在外国，胜利的荣耀归于自己，失败的耻辱诿于他人。 中国足球不济，当然有很多因素，如资源错配、体制内的贪腐、训练方式不恰当，诸如此类，但相信很多人也奇怪：中国大陆十四亿人，怎么连一支世界级的，不，是见得人的球队也组织不到呢？这个足球问题，跟你问“中国那么多人，怎么诺贝尔奖得主这样少”差不多。世上有些事情，不是恃着人多势众就能够成功的。 近年中国砸了很多钱，梦想提升足球水平，一项投资就是聘请外国教练，当中不少均来自足球强国西班牙。前几年，两个西班牙学者Diego Quer和Jennifer Pedro为了研究中国足球发展，就访问了四个受聘到中国的西班牙教练，及一位中国人教授兼业馀球员，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解释中国足球水平何以长年低迷。那两位学者提出以下三个原因。 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中国家长特别注重读书，中国的考试压力又特别沉重，年轻人惯了听从父母，学业为重，自然不会花太多时间踢波。因此，中国人口虽多，但愿意成为职业球员的年轻人却少之又少。 二、中国缺乏真正的足球文化 中国虽不乏球迷，但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足球文化氛围。众所周知，该国体育是用来培养民族自豪感的，由于中国长期输波（闻说中国队打遍亚洲，已没有哪国球队未输过），中国人自己也以国足为笑话，结果形成恶性循环：输得越多，足球文化越淡薄；足球文化越淡薄，球队越摆烂，结果输得越多。 Alexandra Fernández是一位受聘在中国训练青年球员的西班牙教练，她说：“仍然有中国人不知道足球是什么。孩子们认识足球，是因为国家主席的新政，他们被迫要在学校练习足球。” 三、球员只懂“听领导话”，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这一点我认为尤其重要。足球是团队运动，要达至世界级水平，端赖整支队伍所有球员的有机协作、临场应变，这需要各人动脑筋、用策略，有别于某些运动，只需要一个有天赋的人日以继夜拼命练习（像全红蝉）就能够独占鳌头。然而中国足球的训练，始终脱不了机械操练模式，而球员也改不了一味服从的习性。 所有受访的西班牙教练都同意，中国足球最常用的训练法就是重复练习，让球员可以不假思索做出各种指定动作。西班牙教练柏拉沙（Luis Garcia Plaza）被问及初接触中国足球的感受时，说：“中国人极有纪律，但他们的足球学院训练非常注重分析，他们在球场上缺乏天赋和创造力。” 至于中国足球教练，西班牙教练Jaime Pérez则这样评论：“他们（中国教练）很难接受球员有某种决策自由，所以较喜欢使用简单直接的指挥方法。”撰文的两位学者指出，这种机械式训练及“听领导话（following the leader）”的文化，阻碍了球员培养即兴发挥和创新的能力，由是影响团队的实战表现。 由于文化差异，中国尽管不惜工本尝试引入西方足球的训练方法，但十多年过去，始终徒劳无功。中国继续灰头土脸的输波，赢家就只有财源滚滚的洋教练。近日中国队连败两场，官方固然可以说成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但在我看来，足球根本是中国教育文化的照妖镜，甚至不妨说：你懂得中国足球，就明白中国了。（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后马上就在官场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妄议”是指“胡乱议论”，“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则是中共为搞官场内斗新造的党文化标签，在中共的语境中有贬义。而中国历来就有的“异议”一词，是指“不同的或反对的意见”，在政治上指向当权者，应用更广泛，带有反极权的正面意义。 近年伴随著政经形势变坏，中共当局针对“妄议中央”和“异议”，正在进行一场“全民封口”运动，并且层层加码。 先说“妄议中央”。近十年来，不少落马高官被通报的问题都有此一条。但最近连向来为中共充当喉舌颇为积极，应该摸透了党的邪性的胡锡进，也因为“妄议中央”而挨整。这是当局一个加大言论防堵力度的举动。 胡锡进“妄议中央”挨整说明了什么 今年7月27日开始，在中国大陆网路颇为活跃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突然沉寂，随后传出他遭“禁言”，迄今已有40多天。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前院长刘纪鹏的微博视频，胡锡进证实他被禁言三个月（到10月27日），胡借刘纪鹏之口认怂称，“我确实得加强学习，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党中央文件的含义……。” 胡锡进这次出事，据说是因为针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称新的《决定》中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表述，并指“这种变化无疑是历史性的”，结果得罪了当局。 连胡锡进都“犯（党）规”，这一方面可能说明胡锡进自恃有多年的喉舌生涯老资格，党认为他忘乎所以了；另一方面或者是党国现在更专制但又更脆弱，连老胡说几句人话也容不下了。 胡锡进现在很大可能还是口服心不服，但毕竟他是被中共认为是“党的人”，当局也只是轻轻敲打他一下，日后再登场时他无非自嘲“一时口舌之快”，然后小心翼翼，继续为党国宣传服务。就像刘纪鹏所说，禁言结束，胡锡进重返网路会是所谓的“更加成熟”。 刘纪鹏其实也在挨整之列，他在去年底公开表示中国股市长期只在3000点上下浮动，相关制度也不完善，呼吁股民不要入市，结果他说几句良心话即遭全网禁言。随后他辞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职务，怀疑也和此事有关。 近日，刘纪鹏在2024年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呼吁退市时必须考虑补偿无辜的中小投资者时，说希望股民坚持下来，曙光就在前面。 在中共这种政治环境下，为了安全，刘纪鹏只能改口说这类不痛不痒、也没有半点作用的话了。 不过，到9月13日，刘纪鹏微博帐号被发现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最近一次更新是9月5日。至于这次他再被禁言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经济不好 中南海更多禁忌 刘纪鹏吁股民不要入市，触犯了中共高层的“经济光明论”。三年疫情后，当局解除封控并试图重振经济，习近平、蔡奇等中南海高层一再强调唱“经济光明论”，这是变相的言论管控要求。 但近两年中国经济复苏困难，地方债台高筑，百业萧条，各地倒查税收、“砸铁卖锅”变卖国有资产，罚款高涨，非高速公路也收费。股市“跌跌不休”，沪指近日连续失守2800点……现实的经济不好，中共宣传上的维稳就难有效果，“经济光明论”实质上已破功。 胡锡进质疑“公有制为主体”消失，则与中共路线之争有关，因为习近平主导经济，一直被批评是“打右灯向左转”，口喊改革开放但行动上打造更封闭黑箱，将政权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从而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局，所以胡的话题十分敏感。 过去一年多来，不少中国经济学者也因为发表与官方不协调的观点遭到封杀。除了刘纪鹏，还有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财经博主洪榕、投资研究机构格隆汇创办人陈守红、知名评论家水皮、经济学者马光远、财经作家吴晓波、原中金财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晓宇等人。 经济不好，中共执政合法性，习近平坐稳红色江山的合法性就会动摇，此时最忌讳的就是言论的质疑。从7月份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一直到近日，中共内部是非不断，有关习近平健康和权力不稳的传言四起，本质上也都与经济搞不好有关。 各方议论中共朝政，无论是尖锐的还是温和的，是直言上书，还是网路传言，无论来自体制内外，境内外，都会令当权者坐立不安。如此看来，习近平一上台就准备好的禁止官员“妄议中央”，是有备而来，早就料到有今天？ 从“妄议中央”到“政治异议” 胡锡进“妄议中央”说了什么，人们能查到。如果翻看一下过往的官方信息，可见过去10年有不少落马贪官都有“妄议中央”的问题，但“妄议”的内容从未公开，只有在坊间流传的只言片语。 中共辽宁省前书记王珉的“妄议中央”的言论流传较广。官场传言称，2014年，王珉曾在酒席中当众大发政治牢骚，对习近平当时派亲信李希到辽宁任职非常不满，当有人提醒他“小心被当了腐败典型”时，王珉脱口说出了一句：“说你腐败你就腐败，不腐也败，说你不腐败你就是不腐败，腐也不败”。听讲者当面奉承王珉“论断精辟”，王珉当时还自嘲了一句“精个屁”。这几句话很快被传给了李希，李希再报告给习近平。 有些落马官员的妄议中央罪名是和阅读政治禁书罪名连在一起的。比如近日一审开庭的浙江省政协前副主席朱从玖被指“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看”，并“妄议中央”。有可能这类官员看的就是中共高层丑闻类别的禁书，偶尔也在饭局上讲讲内幕消息，结果被举报了。 “妄议中央”者通常没有达到反共的高度，往往属于党内的政治牢骚，或不满某些政策，与争权夺利有关。甚至有一名内蒙古官员涉“妄议中央”而撤职，只是因为他把习的所谓“金句”编成了黄段子。 习近平整治官场逾十年来，中共官员人人自危，干脆整体陷入怠政、懒政的“躺平”状态。一位在中共官员圈子混熟的大陆媒体人朋友透露，现在官商界各类饭局中，每当说到可笑可气的人或事时，都会骂“那个人”——意指习近平。官员们对习只是敢怒不敢言。 与官员们“妄议中央”有中共内斗因素不同，另一类对习施政的批评，有时也是体制内人士所为，但倾向正面，属于“异议”、“异见”。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任志强。 2020年初，新冠疫情从武汉流行开来，习近平主导了疫情的隐瞒，又在初期放任病毒传往世界。知名房产大享任志强，写了一篇批评习近平防疫的文章，指习“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任志强后被以贪腐名义判了十八年。 2022年5月，中共当局发文要求离退休干部与习近平保持一致，不得“妄议中央”。当年8月，河北邯郸的老党员董洪义、马贵全、田奇庄发公开信要求修改党章，包括取消“党领导一切”、禁止个人崇拜。结果董洪义被判刑1年6个月，田奇庄被判刑2年，后者最近才出狱。 这几名中共党员的意见，在当局看来是被加入贬义的“妄议中央”，但在外界看来，也属于正面的“异议”。 三年封控引爆“异议”抗争 对共产党和习近平的政治异议，在体制内外一直存在，随著习近平的集权，特别是三年疫情期间当局搞动态清零封控运动，制造人道灾难，社会上异议井喷，穿越中共红墙传往海外。 因经常表达异议被清华大学解除教职的法学家许章润，2020年5月写过《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揭露疫情下暴露的种种问题。 一直倡导非暴力公民运动的法律学者许志永，也在2020年初，终于忍不住直接喊话要习近平下台。之后他被抓捕判重刑14年。 2022年10月13日，勇士彭立发在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挂出反共横幅，一条写“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条写著“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彭立发还播放反共录音，在抗议现场点起狼烟，相关视频和图片迅速传到全世界。他被迅速抓捕，至今没有消息。 北京四通桥事件，带动了2022年12月的全国性“白纸运动”，抗议者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这场运动促使习近平不得不结束了动态清零恶政，但当局随即秋后算帐，抓捕参与抗议者。 彭立发的义举，影响深远，直到最近，青年方艺融也在湖南娄底新化县的天桥上，挂横幅播口号反习反共。 中共扩大打压异议加速灭亡 中共当局这两年加大力度清理“异议”，国安部冲上前台频频发声恐吓；新设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全国设点，社区监控人盯人，并网罗外送员、网约车司机等加入特务行列；公安维稳机构越来越庞大，还拟抛出网证网号制度升级监控…… 中共又大搞跨境迫害，在海外直接以各种方式威胁异议者。而一旦这些人自己回国探亲、办事，随时会是被抓捕的目标。 最近一个例子，是旅美艺术家高兟，近期在回国探亲时遭到河北警方逮捕，据说是因为高兟兄弟二人多年前制作的毛泽东下跪忏悔雕像等，触犯了所谓“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这个罪名边界含糊，被认为是跟“寻衅滋事”罪名一样，是一个“口袋罪”。 中共查“异议”甚至还覆盖了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 今年5月份，吉林大学外籍助理教授杜本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指习近平访欧，“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也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等等。事后杜本被强迫辞职，并被要求两周内离开中国。 中共建政后一直搞政治运动，打压“异议”者是核心内容。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之后，中共针对异议的打击，至今已形成一套臭名昭著的维稳体系，因言获罪案例比比皆是。 但同时中共人心尽失。因为坏事干多了，谎话说多了，中共现在做什么说什么都令人怀疑，这从近期民间对当局推网证网号和房屋养老金的反弹可见。 在政经颓势挥之不去的党国没落期，中共当局可能最想从根子上灭掉“异议”，于是要全民学“习思想”且“入心入脑入魂”，还要“从娃娃抓起”。这是一套邪教做法，违背天理。 防民之口，自古以来是政权衰亡的信号。中国古典文献《国语》中记述，西周政权陷入财政危机，周厉王宣布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即搞国营垄断，又增加赋税，国民怨声载道。周厉王就下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找来巫师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厉王听信了巫师的报告，杀了不少人。最后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只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匆匆地走开。（典故“道路以目”）厉王见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渐渐少了下来，十分满意。但召穆公对他说，企图封住老百姓的嘴，这比堵塞江河的后果还要严重。（典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果然，三年后，国内发生暴动，周厉王逃亡。 奇怪的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初的2013年9月，中共党刊《学习时报》曾刊发题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文章，警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意难违。 现在看来，这只能说明，是中共的领导人自己一直在装傻，搬这一套中华祖训出来只是骗人的。因为当局现在虽宣称要以中华文化为根，却要以魔教马克思主义为魂，意味著中共控制的中国，早已丢掉了中华民族的魂，让马克思主义的邪灵得以乘虚而入。这种替代，其实在中共建政时之后一直在进行，意在使中国人由中华儿女变成马列子孙。 说到底，即便当权者禁绝了所有“妄议中央”或“政治异议”，但人们表面歌颂，内心还在咒骂。人心尽失的结果，就是政权的垮台。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从2025年起，在十五年里，逐步将男职工、女白领、女蓝领的退休年龄从60岁、55岁、50岁分别延迟到63岁、58岁、55岁。其实政策出台太晚，力度太小，根本不足以缓解老龄化危机，相当于将政治定时炸弹推迟到下届政府任内引爆。 养老金危机是如何造成的？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1955年确定的。当时中位年龄只有22岁，60岁及以上老人只占7%，1个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11个20-64岁劳动力，出生时预期寿命只有47岁。中国的年龄结构到1980年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人们对不会出现养老危机的预测以及“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的承诺和宣传深信不疑。当我在2000年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最开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对和谩骂。 2004年《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报告》发表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可谓石破天惊，被各大媒体转载，并被网易财经评为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 后面我得知，其实有关部门在2000年就开始关注我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推动在2004年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不幸的是，这个小组由蒋正华（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和宋健（独生子女政策的诠释师）领导，囊括了几乎所有官方人口学家。他们在2007年出版报告，建议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 对我的观点最为重视的是财政部和社保部的官员，因为他们对养老金短缺等财政难题有最直接的认识。财政部长金人庆拿走过我的五篇内参报告。有关部门对计生委这一利益集团其实很恼火，2009年曾考虑绕开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而组织财政部、社保部等部门讨论人口政策调整，邀请我参加。但是后面不了了之，毕竟国家计生委的势力太大。 为什么养老金改革迟迟不动？ 社保部们内部其实很早就意识到养老金短缺危机，在2008年就考虑“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但是当时还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刀子还没有放下，就来止血，在政策逻辑上难以自洽。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宣布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同时，就提出了要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2014年还没有实行全面放开二孩，社保部就急不可待地推出了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并计划在2017年正式出台。养老金改革迟迟没有落实，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高层没有充分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严重性。2012年蔡昉等十七位顶级人口学家警告，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可达到4.4；单独二孩就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2.4。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警告，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上升到4.5，每年出生4995万人。在单独二孩政策破产后，国家卫计委推荐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预测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到2.09，在2023年、2050年还有1.75（出生1550万）、1.72。在全面二孩政策惨败后，中国政府仍未停止计划生育，而是在2021年实行三孩政策。根据《经济日报》的介绍，三孩政策“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为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重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覆辙”。可见，到2021年，高层担心的还不是养老危机，而是人口过快增长。而现在官方也承认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只出生902万。 第二，担心失业问题。由于独生子女减少年轻消费者，中国内需严重不足，“过剩”上亿劳动力，存在严重的失业压力，就业高度依靠出口。如果推迟退休，必然加剧失业压力。 第三，将政治定时炸弹推迟引爆。各国的情况表明，延迟退休不得人心。2011年英国改革养老金制度，200万公共部门职工罢工抗议。法国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在2019年-2020年引发了法国25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在2023年再次爆发了有上百万人参与的抗议。2018年，俄罗斯政府进行养老金改革，男性退休年龄在10年由60岁调高至65岁，女性在16年内由55岁调高至63岁，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而中国现在的退休年龄最早，而老龄化将比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退休年龄也将更晚，在这个过程必将爆发一系列抗议、甚至难以预料的政治危机。 以前是能拖就拖，现在是无法再拖，一方面因为已经火烧眉毛了，各级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形势已经很明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不可能支撑现有的养老体系。 有人说这么大的政策，为什么不充分讨论就匆匆出台。一是因为养老金改革是人口结构所决定的，不是民意所能改变的；二是因为耽误太久了，没有时间讨论了。 妇女年轻时没有“生机”,年老年时苦无“生计” 英国以前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是男65岁、女60岁，2011年实行养老金改革，将妇女退休年龄推迟到与男性一样的65岁。现在男女都是66岁，在2026年至2028年间将推迟到67岁，2044年-2046年间推迟到68岁。有智库建议1970年后出生的提高到71岁。 美国1960年以后出生者要到67岁才可领取全额退休金，预计今后还将推迟。 2020年中国一个65+岁老人对应5个20-64岁劳动力，而英国、俄罗斯、美国分别只对应3.1个、4个、3.7个劳动力。现在中国的城市老人的待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诞生了一个中国特产：广场舞。但是到2050年，中国1个老人只对应1.5个劳动力，而英、俄、美对应2.2个、2.3个、2.4个劳动力。 人口结构国际比较 根据这次养老金改革计划，到2040年，中国男性退休年龄63岁，女性55、58岁。那时候的人口结构能支撑这种退休年龄？人口结构比民意、政治更有话语权，现在不讨论就突然推迟退休，今后也随时可以突然推迟。现在的英国年轻人难以在70岁前退休，难道中国的年轻人能在60多岁体面退休？ 不推迟退休年龄将导致老人的福利和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间的残酷博弈，而后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后果是年轻人养不起孩子，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加剧，陷入恶性循坏。 有人说中国养老金危机是养老制度不完善。其实养老的本质是“人养老”，不是“钱养老”。劳动力是面粉，养老制度是制面包的技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今后不推迟退休年龄，但是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老人也不得不自食其力。 妇女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长6-7岁，并且通常比丈夫年轻几岁。养老金短缺迫使老年妇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兰、日本、德国的60-64岁妇女的就业率从1995年的16%、39%、10%提高到2023年的64%、64%、62%。有些日本妇女在年轻时就很少上班，但是到了老年却不得不找工作。计划生育让中国妇女在年轻时没有“生机”（生育的机会），到年老时将苦无“生计”。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大选11日辩论会的观众很多都注意到了，川普从头到尾眼睛只盯著前方，身体几乎毫无任何摆动，哈里斯则肢体、表情变化很多，且频频转头目视川普。于是，这便让现任的副总统看上去反而更像是具攻击性的“挑战者”，哈里斯必须在辩论时表现得更积极，原因自然和她一个多月前临阵接替拜登有关。 依过去经验，纵然是游离选民，在经过数月时间，一面借由重审候选人过去纪录，一面观察他竞选期间的言行表现后，也会逐渐形成投票意向，待选举后期辩论会出场前，绝大多数人实已“心意已决”，如同学者（哈佛教授Vincent Pons、柏克莱助理教授Caroline Le Pennec-Caldihoury）对总统选举辩论曾做过的分析，发现有86.3%的受访者在观看辩论前后，对候选人的选择保持不变，至多只有3.5%选民会因此转向（有看辩论的观众）。 意外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哈里斯，则相当程度打乱了选民（尤其中间选民）观察、思考、决定的周期，使得这场辩论对哈里斯来说，再又存在向选民“确认资格”的额外意义。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仅剩八周，尽管双方民调不分轩轾（比民主党预估好，但仍未达“现任者”期待），包括《纽约时报》等媒体调查显示，仍有近三成的潜在选民（未表态）表示他们需要再多认识哈里斯，只有不到一成认为他们需要更了解的是川普。意即到目前为止，选民对川普的意见基本上呈现固化，哈里斯则还有一定的变化幅度（往上、往下都有可能）。另外，当川普已先一步在观众脑海留有与拜登辩论的画面后，确实11日的辩论，多数人是等著看哈里斯将会如何。 因此，辩论会前，哈里斯的幕僚尤其为她进行了连串特训，包括琢磨出一个所谓“激进但经过校准的辩论方式”。除内容本身，他们也刻意让哈里斯重拾2020年和彭斯辩论的说话速率（当时同样发言时间，彭斯比哈里斯用字多了17%）。就媒体估算，川普每分钟说话约莫会使用189个字词，一般来说堪称流畅，但通常词汇量不高，也很多重复，那么，哈里斯若能有效以她所擅长的“检察官诘问”对阵（而非拉高分贝咄咄逼人），或许更能明确区分川普非传统、语速快且经常即兴的风格。另外，每当川普说话，哈里斯即不时摇头显露不赞成，也都是设计过的动作，甚而就是期望观众能在分割画面上看到她这样的反应（川普从头到尾不看哈里斯，也是某种刻意／互以支持者喜欢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不认同）。 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许多选举专家无不认为总统辩论对选举影响已大幅递减，很难再出现半世纪前，肯尼迪于辩论会上“辗压”尼克松而后主导选举的一幕。原因除了新媒体时代，选民不必等到全国电视转播辩论，就能透过各种消息、画面、资讯掌握候选人，另外当然就是政治极化下，会受辩论表现左右的选民已更为压缩，让辩论的决定性又更小。 不过，2024年的确出现特殊现象。首先，拜登6月份和川普的首场辩论，竟以相当糟糕的状态，导致个人选情陷入危机，还间接促使他被迫不再寻求连任。继之，换上场的哈里斯又是个“相对模糊”的候选人，以至她必须透过各种机会（平台）向选民提供更强大的说服讯息，如果说前一场辩论出乎意料决定了拜登的命运，今天这场辩论，哈里斯同样有“输不得”的压力。这也解释了哈里斯在今次辩论会前段，那骗不了人的紧张举止。 就CNN数据，6月拜登和川普辩论后，有67%的人认为川普表现得比较好，仅33%认为拜登较佳，结果颇为客观，否则当下不会连民主党内部都有人觉得完蛋了。到了9月，同样机构，同样调查（问卷）方式，结果则反过来，有63%的人认为哈里斯表现较好，认为川普表现好的变成37%。 虽然以过去选举观察，辩论会激起的波澜，往往很快会在随后大量的选举活动中消退，但经6月、9月两场辩论一来一往，美国大选辩论仿佛仍是某种“选举风险竞技”。川普的辩论强项，一直以来就是透过攻击让对方失去平衡，由此再让对方显得软弱，面对拜登时便是如此。而就这回辩论，哈里斯和幕僚们看来应该是下了很大功夫，同时算是记取过去他人遭遇川普时得到的教训──“准备不周且意志薄弱者，将正中川普下怀”。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纽约前州长助理、美籍华裔孙雯被以间谍罪起诉，尽管不是2018年以来的第一起，却因三个特殊因素而成为媒体热点：孙雯在美国州政府任职，但所作所为却是美国爱国侨领的标配；她所在地是纽约，号称美国的门户；美国借她的被捕向世界宣示：清理中美战略合作伙伴时期的政治遗产——在美的中国政治代理人势在必行。 中美“制度利差”造成的“制度套利者”群体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制度优势与经济优势，这种差距可名为“制度利差”，从发展中国家移民至美欧是为了获得这种制度利差。一些有能力参与国际交往的人士，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促成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协定合作，自己从中获取极大的政治利益，可称之为“制度套利者”。 “制度套利”并非贬意，只是对一种现象的概括。从有国际交往以来，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一批因应时势的桥梁人物。比如美国左派宗师乔姆斯基终生以反美为己任，并成功地利用自己的知名度，与美国的敌人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独裁者建立友谊，大大扩展了自身的活动空间并提高国际声望，可谓是“制度套利”的最高层次。 孙雯与参与“千人计画”的科学家们，当然是“制度套利者”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在中美是伙伴关系时，这些人的活动在美国是公开而且合法的，不象商业间谍、技术间谍那样，需要隐藏自己的行踪。他们为两个国家服务的行为模式，在中美友好时期被双方视为“桥梁”；但如果分寸把握不当，极易触犯规则红线，在中美交恶之后这几年，因其触线行为成为“间谍”不在少数。 据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报告统计，自2000年至2023年初，中国政府在美国被揭露的间谍活动已达224起，其中超过69%的案件发生在习近平上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这些间谍活动涵盖了军事、政治和商业领域，旨在协助北京实现战略目标。 “桥梁”越界“制度套利”，涉入地缘政治 先从孙雯复杂的身份说起。她在中国参加2019年国庆70周年活动时，用的是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青年委员会主席，其时，她的正式职业是纽约州州政府官员——州长科莫的副首席多元化官。2021年，科莫因性骚扰丑闻被迫下台，新任州长霍楚尔记得孙雯在过去社区活动中的工作，并任命她为副幕僚长，新州政府当时特别指出，孙雯是其政府中获得最高任命的亚裔美国人。直到2023年她被州政府解职之前，纽约华人社区都将她视为亚裔成功进入主流社会的成功典范。 《华尔街日报》综合起诉书与采访写成的两篇文章——《孙雯案的背后：纽约州长前助理如何游走于中国权力走廊》（9/6/2024）、《孙雯被控中国代理人案：起底她在纽约州长办公室的过往工作》（9/9/2024），详细介绍了这位“华人之光”的成长历程，以及她进入China Town 政治圈之后在纽约州政府步步升迁的经历。可以说，她父母在她身上倾注的心血已经极尽一个华人家庭在美国的成功想像，但其在China Town的生长环境却让她成了华人二代中少见的投身于China Town的成功者。她在巴纳德学院所获政治学学士学位与哥伦比亚大学所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想进入华府政治与联合国工作尚嫌不足，但成为China Town政治中的制度套利者，却是相对丰厚的资本。 孙雯的结局缘于两点： 一、孙雯升迁至高阶职位时，正逢川普2017年入主白宫。从克林顿总统开始，历经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正逢中美关系从经济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2009年之后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持续升温。检察官说孙雯从2016年就开始以隐秘的方式滥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这年正是孙雯担任纽约州经济发展厅外部事务总监，负责全州的经济发展之时。等她2018年进入科莫的行政办公室，参与多元化工作之后，就赶上12月川普政府公布“中国行动计画”（清查千人计画的参与者）。 二、2019年3月，川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中美开始全面交恶，从“伙伴关系”一变而为“全方位竞争关系”。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形格势禁，只能奉行“对华战略模糊”外交策略。2022年3月俄乌战争开始，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孙雯显然缺乏国际政治眼光，低估了“中美友好”面临的不利时局，不仅以“爱国侨领”身份出席北京国庆70周年活动，更未停止其利用职务之便为北京政府谋利的行为。起诉书指控孙雯影响纽约州政府在一些中国政府比较敏感的问题上的表述，例如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对待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公民的方式的关注等，就发生于这一时期。 以上行为，当然违规。科莫政府官员说得很清楚，孙雯的作用主要是担任纽约庞大的亚裔社区，尤其是华裔社区的联络人，“显然，我们需要的是她对如何在法拉盛和秋园(Kew Gardens)开展工作的看法，而非地缘政治问题。” 孙雯模式被视为对美国政治的威胁 孙雯与其他传统种类的间谍所起作用不同，无论是商业间谍还是千人计画中的被捕者，都是以获取资讯为主，孙雯是以其特殊身份介入美国政治，诚如起诉书所称，孙雯按照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代表的命令、指示或要求，从事旨在影响公众的政治活动，包括影响纽约州政府在涉及北京和中共利益的事务上的立场。孙雯这一“潜伏在美国地方政府内部”的“中国经营模式”，是从根基上威胁美国政治。 在川普政府中任国务卿的彭佩奥，曾指出中国红色渗透已经深入至州级政治。彭佩奥曾受邀参加“全美州长协会2020冬季会议”，并在此会上做了讲话。当时全美各州州长都认为中国经济十分繁荣，希望与中国加强联系，发展经贸关系，彭佩奥则发出警告：“中国政府在有条不紊地分析我们的系统，我们非常开放的、深感自豪的系统。他们评估了我们的漏洞，并决定利用我们的自由，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层面，获得超越我们的优势。” 在284个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当中，纽约号称“美国的门户”，地位之重要自然不言而喻。纽约市与北京市早在1980年就结为“友好城市”，纽约州与江苏省1989年结成“友好省州”。加之纽约是美国最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全世界各国的政治失意者、政治异议者与半官方代理人，都喜欢在纽约安营扎寨，这种鱼龙混杂的状态，也是间谍们最喜欢的生存之地，当然是中国在美统战工作的重点。 在中美两国是“伙伴关系”之时，“孙雯们”在中国政府中的人脉是搭建中美桥梁关系的重要资源；但如今成了全面竞争关系，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形成，美国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清理“战略合作伙伴”时期的遗产。美国司法部的目标指向那些具有美国身分，但戳力推动北京利益的“中国代理人”，纽约自然是清理重点。过去四年，仅仅在纽约华人集中的布鲁克林区，就有12起间谍案被起诉，牵连多达90馀人。 盛宴已散，制度套利者的幸运期已经结束 从克林顿开启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这条通道直到奥巴马时期，美中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制度利差，两国也因此产生不少制度套利者，比如美国的“拥抱熊猫派”与在美华人。套利时期至川普政府2018年推出“中国行动计画”正式结束；美国为了国家安全，开始清理中美战略合作伙伴时期留下的各种遗产，制度套利者中凡涉及间谍行为的都在追查之列。这种行动的意义不在于惩罚面的广度，而在于产生的威慑作用。 我不排除制度套利者当中有人确有促进中美关系，帮助中国发展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良好动机，但更多的人是将“经营中国”当作一门生意。如今，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前状态，没有成为“间谍”的套利者们不管如何抱憾，应该认识到中美盛宴已散，一国政府可以在中美之间两头通吃，个人却难以继续同时在两张餐台上享受美食。当然，获双方默认的高手不在此列。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就在哈里斯和川普辩论结束后几分钟，美国当红流行音乐巨星泰勒丝一篇IG发文，让民主党支持者格外振奋。因这位被认为堪比“披头四狂热现象”的34岁歌手，不只公开支持哈里斯，还鼓励年轻人赶快去登记投票（既表态又催票）。选战如此紧绷，任谁都想尽可能得到“我有但你没有”的正向效应，“泰勒丝贴文”便是其中一种。 泰勒斯之所以家喻户晓，自然来自她惊人的音乐成就，身为创作歌手的她，既多产又有商业头脑，无庸置疑占有了当下美国文化强势主导地位，尤其她的歌曲取材大半来自个人生活，屡屡引发听众共鸣，确实是有机会可以媲美麦当娜或迈克尔杰克逊，也成为代表一个具特殊意义的时代精神。 有泰勒丝这样的名人认可，哈里斯阵营岂会不开心地跳起来，何况泰勒丝的IG拥有2.8亿粉丝，再又等同创造了无形的氛围，好像演唱会随著泰勒丝呐喊的10万观众都可被她成功感召一样。 不过，除却一时间气氛感受，回溯2018年期中选举，泰勒丝也曾贴文支持民主党的布雷德森（Phil Bredesen）竞选参议员，且明白反对他的对手──共和党的布蕾波恩（Marsha Blackburn，因不苟同布蕾波恩带有性别歧视的种种主张）。同时，泰勒丝一样鼓励年轻人前往投票，以展现她所相信的田纳西价值。但结果布雷德森还是输了。 鉴于泰勒丝的超人气，尤其她为数众多的歌迷都在35岁以下，许多人还是很好奇，她要是把对流行文化的催票力（门票加钞票）用到政治上会如何？例如，根据民调策略公司Redfield & Wilton Strategies2023年的报告，35岁以下年轻人（泰勒丝主要粉丝年龄层），有三成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投票行为可能跟著泰勒丝走，但对照同年Morning Consult 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泰勒丝忠诚粉丝（成年），其实本来就是倾向民主党的支持者，她的“共和党粉丝”则不到三分之一（其馀为独立人士）。也就是说，真正会受到泰勒丝号召的，多半是既有“民主党同温层”，至多再扩及部分属于独立人士的粉丝。 甚且，就在泰勒丝本次贴文后，有媒体藉Google趋势统计一步步回推，发现当下选民登记（Vote.gov）搜寻量确实增加了33万笔（搜寻点选不代表实质登记），但犹记得2023年泰勒丝也曾贴文呼吁选民前往Vote.gov登记，但仅让登记选民小幅增加了3万5252人，套用2020年大选投票数，就算今天新增33万人都真的登记投票，也只约莫占投票人数的0.2%（而且是分散全美，未必对摇摆州有影响）。因而，CNN才有报导认为，泰勒斯可能对哈里斯选情带来了些许影响，却不会像支持者希望的那么大。 另方面，当川普被问及如何看待“泰勒丝支持哈里斯”时，仅称：“我不是泰勒丝的粉丝..她似乎总是支持民主党人，她可能会在市场上为此付出代价。”如此罕见地“温和回敬”，应该也是判断泰勒丝效应有限，何必过度刺激她的歌迷（可能反而帮哈里丝催票）。 但现在问题恐怕已不在泰勒丝能帮哈里斯多少，而是川普台面上最知名的支持者马斯克，会否成为川普的“负面效应”。因为就在泰勒丝贴文支持哈里斯，并以一张抱著猫的照片，看似剑指曾以“无孩女猫奴”形容哈里斯的范斯（川普副手），范斯本人虽无回应，马斯克倒是立刻在自家Ｘ贴文：“很好，泰勒…你赢了…我会给你一个孩子，并用我的生命守护你的猫”（Fine Taylor … you win … I will give you a child and guard your cats with my life）。过去拥有1.9亿X粉丝的马斯克，每篇政治文底下几乎都是一片应和，但这一贴文，虽也获得共和党极右派议员葛林回响，却同时遭致为数不少恶评，尤其不解马斯克究竟有多“厌女”才会写下如此不堪的文字。（I will give you a child带有“和你生个孩子”、“让你怀孕”的骚扰恶意）。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自从掌管X后，这一平台对“极右之声”确实更为包容，他自己的发文频率亦比他正式入主推特前多了五倍，就其内容，他原本“具商业头脑的科技神童”公众形象，还大举幻化成仿佛一个右翼煽动家。泰勒斯一篇贴文对哈里斯的正面效应尚不可知，但各方讨论至少是在算“她能帮哈里斯往上加多少”，至于马斯克，当他直接把X当成个人发表挑衅政治观点的扩音器，真能有助川普“往上加多少”？或者更可能是“往下减多少”？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党刊《求是》前不久发表了习近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文，该文是习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讲话的一部分。在这次教育大会上，习强调，中国是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那将是教育的失败。教育的失败是一种根本性失败。我们决不能犯这种历史性错误！这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把握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什么可隐晦、可商榷、可含糊的”。 之所以完整引用这段话，是因为它透露出在所谓新时代应该“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上，习其实陷入了焦虑心态，他虽然竭力要把中国的青少年培养成一代又一代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接班人，然而，他也深知，现实很可能和他的要求和期待相去甚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花了那么多国家的教育资源，不但培养的不是接班人，反而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故而，他要用自己的思想，通过教育，附体于青少年，以保证他们成为愚忠中共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也是《求是》发表该讲话的缘由。 “培养接班人”教育让青少年成为中共信徒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是习第一次提出，它是中共在改革后一直强调的教育目的和任务。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提法也有个过程，最初是德智体，后来加上美，习时代又加上劳），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特别是“接班人”一词，暴露出中共秉持的教育目的，就是要为这个政权在中国的永续统治而培养人才，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认同、支持和拥护中共，成为它的一员。 教育意义上的“接班人”，其政治含义就是通过教育，让人们成为某个教义、主义或政权的信徒，因为只有成为信徒，才能确保人们对某个教义、主义或政权的信仰和忠诚。社会主义接班人，自然是要让人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德智体美劳”则是作为修饰语用来修饰接班人的，即培养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所谓“德智体美劳”，用一个更能体现中共真实意图的说法，就是又红又专。 为什么要把“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作为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就必须联系中共成立的本质使命来谈。中共成立的宗旨，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人间天国，即共产主义。但在共产革命在中国成功后，毛发现，干部是可能腐化变质的，政权亦可能变颜色。苏联就是例子，苏共搞修正主义，毛担忧中国步苏联后尘，也出修正主义，于是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这本是针对中共的干部队伍而言，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只抓干部的教育问题，还是无法从本质上改造干部的世界观，中共还是会变色。所以，必须从最基础的教育抓起，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培养学生的根本目标。 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当然完全扭曲了教育的内在功能，它也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文革将这一目的强调到极端，但文革的失败也证明这个教育目的失败。不过，中共并未接受教训，以为去掉“革命”一词，随着国家在改革后整个发展路线的转向，教育目的也可以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虽然在“接班人”前加了一个“建设者”，但它真正的重心还是在“接班人”。但事实再次证明了中共的失败。 由于市场化的开启和实行，教育的基本形态及活动机制已发生变化，教育领域开始逐利，教育的经济利益诉求受到当局肯定，尤其在教育产业化后，从幼稚园到大学，教育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功利主义事实成为教育的实质性活动核心，“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意识和目的对教育的影响大大减弱，从而像一些论者指出的，中国教育目的在迷失于政治功利之后又迷失于经济功利之中，教育被沦为灵魂空虚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会指责和诟病。 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题上，当局正在打败仗 习上台后，由于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对红色江山意识的再次强化，他意识到教育领域盛行的经济功利主义将会成为阻碍党国变得更红的一大薄弱环节，此种状况必须改变。要防止国家出现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首先必须在教育上筑牢堤坝，教育需要大力加强江山意识、加强意识形态纯化。中共自改革以来，虽然一直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然而，无论邓、江、胡，都没有如习一样，对西方和平演变“严防死守”到如此程度，并且越到后来，教育的全盘政治化越发明显。 习特别害怕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西方思想对青少年的侵入，在这场对青少年的争夺中，如果中共输了，他认为中国就要变天，中共将丧失统治权。因此，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他公开警告，各种敌对势力长期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共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策划“颜色革命”，下功夫最大的一个领域就是争夺中国的青少年，并把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视之为教育的失败，宣称中国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中共几代领导人也许在小范围场合会如此警告，但习却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他对西方思想、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敌视。 在习看来，和西方争夺青少年的斗争不单是四代、五代、六代的事情，也是十几代、几十代的事情，而中共在此争夺中不能输，也输不起。不能不说他的这个嗅觉很灵敏。由于当局顽固坚持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正在逐步丧失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题上，正在打败仗。然而，习对病因的诊断却是错误的，以为只要凭着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用他的那一套思想去灌输给学生，久之，就可以给他们洗脑。早在2021年秋，当局在中小学就开始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今年秋季开学，习思想更被放进教科书，成为学生的学习课本，“习爷爷”慈爱的画像也出现在小学课本里。 假如没有互联网，习的这套陈旧思想日复一日对青少年洗脑，也许会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作用。然而，今天网络和自媒体的解构作用也不容小觑。另一方面，习的所谓新时代思想，本质上是红色政权永续统治理论，它要培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精神实质就是毛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尽管当局不会允许学生造反，也不会培养具有造反特质的青少年，但是，当教育本质上被视为无产阶级政治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为培养具有特定标准的“革命接班人”后，在这一教育思想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固然不可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可一旦中国出现动荡，谁又能说他们不会成为如文革时期失去自我道德约束的“造反者”，加剧社会的混乱和动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何尝不是埋葬中共和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上一讲我们谈到了财富沉淀造成的灾害。现在我们来看看财富流失造成的灾害。所谓财富流失，就像电路中有人偷电一样，能量被引到了经济循环之外，造成全电路电压降低，灯光昏暗 — 也就是实际经济水平下降，虽说GDP看上去还不错。这是因为GDP看的是发电机的一边，也就是生产的一边。 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并不是市场经济，仍然是稍微改头换面的计划经济。所谓的计划经济也并不是有计划，而是指令性的市场经济。这个指令不是市场信息的反馈，而是某些长官的想象。例如小粉红们吹嘘的基建狂魔，就是各级土皇帝们的指令，而不是市场信息的反馈。 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上有所好，下比甚焉。上边认定了基建可以增加GDP，指令就一层层的下达，于是很快基建以及原材料就过剩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国内市场已经超额，容不下了，就算楼堂馆所也已经灌满了。怎么办？这时候就轮到狗头军师们出马解决问题了。 之所以叫狗头军师，就因为他们的时间精力都用在揣摩上了，其它的思维基本是弱智水平。所以他们就给出了个弱智的办法，一带一路大撒币。国内需求满了就到国外去发展。人家自己为什么不建设呢？没钱。好办，我们给钱大撒币。这不就解决了基建狂魔的问题了吗？于是特别大的一笔财富就流向了海外，或者说流失到了中国的经济循环之外，相当于身体被抽走了血液。 如果说经济很好习近平感到钱没处花的时候，大撒币还没有伤筋动骨。可现在经济下滑快要崩溃的时候，又给非洲黑兄弟们大撒币三千六百多亿，这就是在作死呢。身体虚弱的时候去献血，这不就是在作死吗？为的就是买回习近平个人的面子，连朋友都算不上。 联合国秘书长还补刀，说什么不解决非洲的债务问题就会动乱，那些独裁者们动乱一下于非洲人民不是更有利吗？让中国人民缩衣节食去养活那帮独裁者，只为了保那个秘书长的官位吗？原来联合国就是独裁者们的俱乐部吗？好像就是如此堕落。 拿这些钱去解决非洲独裁者们的燃眉之急，为什么不可以解决中国的市场不足呢？中国人民的消费一直都被压缩到符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消费不足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病根。不可以多建一些医院，多建一些养老院，多开支一些福利措施吗？这些也可以消耗一些过剩产能呀。 不能。当然不能。这些惠民措施不是政绩。让老百姓占了便宜，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本质 — 那都是共产党理解的生产要素，或者说螺丝钉。按照马列主义理论，生产要素和机器同类概念，还不如奴隶或者牲口，只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增加螺丝钉的价格不符合原则，维持最低价格是共产党和资本家的共同基本原则。 一些国内的学者还在说什么改革呀开放呀，总想在共产主义专制的圈子里找出路。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压低老百姓的消费，必须和外国资本家合作赚取超额的利润，钱多得没处花了也不能抬高劳动力的价格。可以到国外去大撒币，也可以在中国大学里养活非洲黑学生，就是不能抬高生产要素的价格。这不符合一党专政的核心利益。 所以共产党必须压制国内消费，必然要造成经济困难，也就必然会走向崩溃，这就是规律。老百姓要想翻身做主人并且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必须推翻共产党的一整套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改革开放永远也不会找到出路。即使对于专制利益集团来说，也没有出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