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男女在墨爾本吃霸王餐「名聲大噪」 店主憂經營安全
2026 年 9 月 13 日
今年1月6日到8日，中共召開中紀委二十屆四中全會，這應該是習近平故意安排，趕在中共中央四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時代，沒有中紀委；鄧小平時代開始設立中紀委，但論及開全會，通常是先開中共中央全會，再開中紀委全會，體現一黨專制下「黨領導一切」的宗旨，意即，黨也領導紀律檢查委員會。 但是，到了習時代，尤其近幾年，習近平故意先開中紀委全會，然後再開中共中央全會。其目的，是要趕在中共中央全會前，借用中紀委這個刀把子，對黨內展開一輪大清洗，肅清異己，或示以震懾，便於自己在隨後的中共中央全會上掌握主動權，為進一步鞏固權力或強化權力鋪路。 去年，2024年1月，召開了中紀委（二十屆）三中全會，而拖延再三，遲至2024年7月，才召開了中共中央（二十屆）三中全會。進入2025年1月，習近平如法炮製，先召開中紀委（二十屆）四中全會，然後，能拖就拖，拖到不能再拖時，才召開中共中央（二十屆）四中全會。 這次召開中紀委四中全會，從黨媒宣傳到習近平講話，都言必稱「反腐永遠在路上」和「自我革命」，云云。所謂「反腐永遠在路上」，就是「腐敗永遠在路上」。其實，反腐是假的、是口號，腐敗才是真的，縱容腐敗才是掌權者的本意。所謂「自我革命」，對民間，就是拒絕人民監督的意思，任由共產黨自說自話；對黨內，就是大清洗的代名詞。 習近平宣稱：「要始終保持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執著，保持戰略定力和高壓態勢，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讓，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堅決打好這場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真要達到讓官員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簡單，那就推行政改，實現制度變革，把不受監督、無法無天的一黨專政轉變為接受監督、制衡、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民主制度，如此，何須所謂「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費日費時，勞民傷財，搞得烏煙瘴氣、雞犬不寧。 正如國內外民間輿論一再挑明，如果真反腐，只須三招：官員公布財產，司法獨立，新聞自由。這是大多數正常國家都具備的制度要素。但是，習近平不幹。他要的就是一黨專政，要的就是這種制度性腐敗，這正是他掌權、固權、擴權的秘訣和著力點；只要腐敗永遠在路上，他的所謂「反腐」就永遠在路上。於是，他永遠能手持尚方寶劍，砍掉任何威脅他權力的黨內政敵，甚至滅口黨內任何批評者。 所謂「自我革命」，從習近平口裡說出來，不會針對他自己，而只會針對黨內其他人；不會針對他自己的家族，而只會針對黨內其他家族。 可見，一切都是習近平個人的權力算計。此人治國理政無方，權鬥技術倒是一流，甚至超一流。可憐見，一個擁有九千萬之眾的百年大黨，就只能聽任其一人橫行、一人擺布，任其魚肉、任其宰割，百官哀嘆而無可奈何！ 前些天，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詞，對中國經濟社會形勢獨唱光明論，通篇自吹自擂，自我粉飾太平，華麗辭藻與現實相距甚遠，且毫無提振經濟的實際措施，中港股市應聲暴跌。很顯然，習近平當政十二年，就是亂政十二年，不僅把中國拉向倒退和失敗，也把中國共產黨拉向倒退和失敗。對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言，究竟是福還是禍？似乎一時難以定論。但對整個世界而言，在其他國家看來，或反倒是某種福音？ 全文轉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1月6日到8日，中共召開中紀委二十屆四中全會，這應該是習近平故意安排，趕在中共中央四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時代，沒有中紀委；鄧小平時代開始設立中紀委，但論及開全會，通常是先開中共中央全會，再開中紀委全會，體現一黨專制下「黨領導一切」的宗旨，意即，黨也領導紀律檢查委員會。 但是，到了習時代，尤其近幾年，習近平故意先開中紀委全會，然後再開中共中央全會。其目的，是要趕在中共中央全會前，借用中紀委這個刀把子，對黨內展開一輪大清洗，肅清異己，或示以震懾，便於自己在隨後的中共中央全會上掌握主動權，為進一步鞏固權力或強化權力鋪路。 去年，2024年1月，召開了中紀委（二十屆）三中全會，而拖延再三，遲至2024年7月，才召開了中共中央（二十屆）三中全會。進入2025年1月，習近平如法炮製，先召開中紀委（二十屆）四中全會，然後，能拖就拖，拖到不能再拖時，才召開中共中央（二十屆）四中全會。 這次召開中紀委四中全會，從黨媒宣傳到習近平講話，都言必稱「反腐永遠在路上」和「自我革命」，云云。所謂「反腐永遠在路上」，就是「腐敗永遠在路上」。其實，反腐是假的、是口號，腐敗才是真的，縱容腐敗才是掌權者的本意。所謂「自我革命」，對民間，就是拒絕人民監督的意思，任由共產黨自說自話；對黨內，就是大清洗的代名詞。 習近平宣稱：「要始終保持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執著，保持戰略定力和高壓態勢，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讓，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堅決打好這場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真要達到讓官員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簡單，那就推行政改，實現制度變革，把不受監督、無法無天的一黨專政轉變為接受監督、制衡、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民主制度，如此，何須所謂「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費日費時，勞民傷財，搞得烏煙瘴氣、雞犬不寧。 正如國內外民間輿論一再挑明，如果真反腐，只須三招：官員公布財產，司法獨立，新聞自由。這是大多數正常國家都具備的制度要素。但是，習近平不幹。他要的就是一黨專政，要的就是這種制度性腐敗，這正是他掌權、固權、擴權的秘訣和著力點；只要腐敗永遠在路上，他的所謂「反腐」就永遠在路上。於是，他永遠能手持尚方寶劍，砍掉任何威脅他權力的黨內政敵，甚至滅口黨內任何批評者。 所謂「自我革命」，從習近平口裡說出來，不會針對他自己，而只會針對黨內其他人；不會針對他自己的家族，而只會針對黨內其他家族。 可見，一切都是習近平個人的權力算計。此人治國理政無方，權鬥技術倒是一流，甚至超一流。可憐見，一個擁有九千萬之眾的百年大黨，就只能聽任其一人橫行、一人擺布，任其魚肉、任其宰割，百官哀嘆而無可奈何！ 前些天，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詞，對中國經濟社會形勢獨唱光明論，通篇自吹自擂，自我粉飾太平，華麗辭藻與現實相距甚遠，且毫無提振經濟的實際措施，中港股市應聲暴跌。很顯然，習近平當政十二年，就是亂政十二年，不僅把中國拉向倒退和失敗，也把中國共產黨拉向倒退和失敗。對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言，究竟是福還是禍？似乎一時難以定論。但對整個世界而言，在其他國家看來，或反倒是某種福音？ 全文轉自由亞洲電台
剛過去不久的2024年，可稱之為選舉年，據說全球有一百多場選舉。不過，就地緣政治而言，這些選舉並不具有同等價值，其中兩場選舉最重要，它們是年初的台灣選舉和年末的美國選舉，恰好一前一後。 美國選舉對全球地緣政治的重要，似乎不言而喻，因為美國迄今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出於這一點，許多人會認為，只要是美國的事，對全球都重要。但去年11月美國的總統選舉，之所以顯得重要，並不因為它是美國的總統選舉，而因為這是場特別的總統選舉。它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川普的二次回歸，而川普這次回歸是帶著特殊使命的，從而使得這場選舉，在整個選舉過程懸念迭出，充滿意外，更不用說它的選舉結果了。要不是川普這個因素，美國這場選舉的可看性就差遠了，和過去正常年份的大多數正常選舉一樣，在地緣政治上並不顯出它的重要性，儘管美國自身的重要性毋庸而言。 選舉的結果是川普當選。作為一位非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川普二次入主白宮，給美國給世界會帶來何種影響，幾乎每個國家都在屏息觀看，尤其對海峽兩岸的大陸和台灣而言。川普的政治理念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應該說，他已經成功地改造了美國的政治文化，至少是改造了一半，拜登的四年，實際也是接受了川普的「MAGA」理念，所以很多人認為，拜登的治理路線是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但是，川普此次回歸，並非是他1.0的簡單翻版，必然會在美國的內政外交上將他的「MAGA」理念貫穿在每項政策和做法上，至於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他肯定會利用目前的大好形勢和總統權力，全力去實現這個使命，這從他提名非建制派的死忠粉為其內閣成員可見一斑。 某種意義上，川普是帶著復仇心理開啟他的二次回歸的。在其施政的優先順序上，內政將要重於外交，而內政的重中之重，是進一步改造美國的政治文化，抽干華盛頓的沼澤。有人講，川普將要在美國進行一場美國式文革，這或許有些誇大，但是他確實要讓「MAGA」理念成為一種新的美國政治文化。可川普要達成目的，也非易事，因為美國的覺醒運動及蘊含著其中的進步主義，其形成並非一朝一夕，早已流佈於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要改造或摧毀它不是那麼容易的，會遇到抵制和反對。 毫無疑問，川普的「MAGA」政治和對美國的改造，對美國的外交和全球地緣政治會產生很大的衝擊波。作為世界「霸權」，美國國內政治本身就會影響世界，就此而言，美國的內政即是其外交；同理，全世界的事，在美國眼裡，也是自己的事，是要管的。故從此角度說，美國的外交也是其內政。換言之，內政和外交對美國不是那麼截然分開的，兩者的邊界有些模糊，這就是內政外交化、外交內政化，是只有霸權國家才會有的現象。 有鑒於此，當川普試著去抽干華盛頓的沼澤時，會減少他對外部世界的關注，不願讓美國為世界承擔過多的提供公共品的責任，特別是在抽干沼澤的過程中做得不順，遇到很大阻力，會牽制美國國家能力的投射和運用，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收縮美國的霸權；與此同時，川普亦有可能將外交議題引入內部黨爭，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和手段。當川普這樣做時，對外交和地緣政治產生怎樣的變數，取決該議題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川普使用議題於黨爭的方式。 另外，川普還是一個有著威權性格的領導人，他對民主/專制的意識形態敘述不感興趣，在外交上不大可能打意識形態牌，對經濟和關稅的重視可能要超過地緣政治，故他或許通過地緣政治上的施壓來達到他的特定經濟目的。這就為在地緣政治上的可交易性提供了空間。而這似乎不利於民主國家而有利於專制國家，尤其對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如果中國願意犧牲一定的經濟利益來換取川普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打壓的某种放松，中國的外部環境可能就不像輿論認為的那樣在川普時代比在拜登時代更惡劣。 再說台灣，去年的總統選舉，其重要性或僅次於美國，這凸顯了台灣在世界政治版圖中的分量。台灣總統選舉的重要，植根於兩岸關係的重要，兩岸關係的重要又植根於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在美國的戰略布局中，台灣的戰略地位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處於美國圍中戰略的第一島鏈的樞紐地位；二是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尤其台積電在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打壓中也是關鍵的一環。科技在國家的競爭中越來越起某種決定性作用，而台灣在全球先進晶片的供應鏈中的角色可謂舉足輕重，這是台灣的戰略價值所在，也是美國讓台積電到美日等地設場以分散風險的原因。 台灣這種戰略價值很大程度上是由總統選舉予以體現。想像一下，如果台灣去年的總統選舉，藍白合最後沒有破裂，今天坐在總統府的就不是賴清德，而是侯友宜或柯文哲，執政的也不是民進黨，而是國民黨，當然，柯也不會入監——順便說下，柯對去年在藍白合中的算計定會後悔死了。假設侯或柯做了總統，由於一個反對台獨，認同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一個認同兩岸一家親，大陸和台灣的關係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緊張，兩岸大概率會恢復官方往來。儘管台灣在美國的晶片戰中還是會聽從美國，不會允許台積電的先進晶片賣給大陸，但在地緣政治上，會持相對友陸立場，兩岸的衝突風險有可能降低。至於此結果對台灣是否會比現在要好，這是個價值判斷問題，在此不論。 雖然國民黨和民進黨誰當政會對兩岸關係產生不同影響，然而，長遠來看，只要美中的競爭和對抗繼續，無論兩黨誰當政，台灣在美製中戰略上的這種重要地位，也會讓台灣面臨一種困境。原因在於，越往後，台灣獨立的力量越強，這是不可更改的趨勢，即便國民黨當政，也不能扭轉這種趨勢，而且也不會去扭轉。相反，國民黨本身會越來越本土化，而一個本土化的國民黨，在大陸看來，和民進黨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但另一面，兩岸實力的差距也是客觀存在的，從而使得台灣難以真正獲得法律上的獨立，除非大陸發生突變。此種狀況導致台灣在和大陸的對抗中不得不更深地依賴美日和西方國家，從而會削弱台灣的自主性。這就是我說的台灣困境的意義。 美國和台灣這兩場選舉現均已過去。川普即將上台，賴清德則在台灣執政了半年多。全世界都嚴陣以待川普的上台，這已經體現了川普2.0對地緣政治的巨大影響力。至於賴，他的當選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亦有目共睹，未來三年還會進一步通過一些事件體現出來。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剛過去不久的2024年，可稱之為選舉年，據說全球有一百多場選舉。不過，就地緣政治而言，這些選舉並不具有同等價值，其中兩場選舉最重要，它們是年初的台灣選舉和年末的美國選舉，恰好一前一後。 美國選舉對全球地緣政治的重要，似乎不言而喻，因為美國迄今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出於這一點，許多人會認為，只要是美國的事，對全球都重要。但去年11月美國的總統選舉，之所以顯得重要，並不因為它是美國的總統選舉，而因為這是場特別的總統選舉。它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川普的二次回歸，而川普這次回歸是帶著特殊使命的，從而使得這場選舉，在整個選舉過程懸念迭出，充滿意外，更不用說它的選舉結果了。要不是川普這個因素，美國這場選舉的可看性就差遠了，和過去正常年份的大多數正常選舉一樣，在地緣政治上並不顯出它的重要性，儘管美國自身的重要性毋庸而言。 選舉的結果是川普當選。作為一位非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川普二次入主白宮，給美國給世界會帶來何種影響，幾乎每個國家都在屏息觀看，尤其對海峽兩岸的大陸和台灣而言。川普的政治理念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應該說，他已經成功地改造了美國的政治文化，至少是改造了一半，拜登的四年，實際也是接受了川普的「MAGA」理念，所以很多人認為，拜登的治理路線是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但是，川普此次回歸，並非是他1.0的簡單翻版，必然會在美國的內政外交上將他的「MAGA」理念貫穿在每項政策和做法上，至於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他肯定會利用目前的大好形勢和總統權力，全力去實現這個使命，這從他提名非建制派的死忠粉為其內閣成員可見一斑。 某種意義上，川普是帶著復仇心理開啟他的二次回歸的。在其施政的優先順序上，內政將要重於外交，而內政的重中之重，是進一步改造美國的政治文化，抽干華盛頓的沼澤。有人講，川普將要在美國進行一場美國式文革，這或許有些誇大，但是他確實要讓「MAGA」理念成為一種新的美國政治文化。可川普要達成目的，也非易事，因為美國的覺醒運動及蘊含著其中的進步主義，其形成並非一朝一夕，早已流佈於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要改造或摧毀它不是那麼容易的，會遇到抵制和反對。 毫無疑問，川普的「MAGA」政治和對美國的改造，對美國的外交和全球地緣政治會產生很大的衝擊波。作為世界「霸權」，美國國內政治本身就會影響世界，就此而言，美國的內政即是其外交；同理，全世界的事，在美國眼裡，也是自己的事，是要管的。故從此角度說，美國的外交也是其內政。換言之，內政和外交對美國不是那麼截然分開的，兩者的邊界有些模糊，這就是內政外交化、外交內政化，是只有霸權國家才會有的現象。 有鑒於此，當川普試著去抽干華盛頓的沼澤時，會減少他對外部世界的關注，不願讓美國為世界承擔過多的提供公共品的責任，特別是在抽干沼澤的過程中做得不順，遇到很大阻力，會牽制美國國家能力的投射和運用，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收縮美國的霸權；與此同時，川普亦有可能將外交議題引入內部黨爭，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和手段。當川普這樣做時，對外交和地緣政治產生怎樣的變數，取決該議題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川普使用議題於黨爭的方式。 另外，川普還是一個有著威權性格的領導人，他對民主/專制的意識形態敘述不感興趣，在外交上不大可能打意識形態牌，對經濟和關稅的重視可能要超過地緣政治，故他或許通過地緣政治上的施壓來達到他的特定經濟目的。這就為在地緣政治上的可交易性提供了空間。而這似乎不利於民主國家而有利於專制國家，尤其對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如果中國願意犧牲一定的經濟利益來換取川普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打壓的某种放松，中國的外部環境可能就不像輿論認為的那樣在川普時代比在拜登時代更惡劣。 再說台灣，去年的總統選舉，其重要性或僅次於美國，這凸顯了台灣在世界政治版圖中的分量。台灣總統選舉的重要，植根於兩岸關係的重要，兩岸關係的重要又植根於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在美國的戰略布局中，台灣的戰略地位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處於美國圍中戰略的第一島鏈的樞紐地位；二是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尤其台積電在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打壓中也是關鍵的一環。科技在國家的競爭中越來越起某種決定性作用，而台灣在全球先進晶片的供應鏈中的角色可謂舉足輕重，這是台灣的戰略價值所在，也是美國讓台積電到美日等地設場以分散風險的原因。 台灣這種戰略價值很大程度上是由總統選舉予以體現。想像一下，如果台灣去年的總統選舉，藍白合最後沒有破裂，今天坐在總統府的就不是賴清德，而是侯友宜或柯文哲，執政的也不是民進黨，而是國民黨，當然，柯也不會入監——順便說下，柯對去年在藍白合中的算計定會後悔死了。假設侯或柯做了總統，由於一個反對台獨，認同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一個認同兩岸一家親，大陸和台灣的關係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緊張，兩岸大概率會恢復官方往來。儘管台灣在美國的晶片戰中還是會聽從美國，不會允許台積電的先進晶片賣給大陸，但在地緣政治上，會持相對友陸立場，兩岸的衝突風險有可能降低。至於此結果對台灣是否會比現在要好，這是個價值判斷問題，在此不論。 雖然國民黨和民進黨誰當政會對兩岸關係產生不同影響，然而，長遠來看，只要美中的競爭和對抗繼續，無論兩黨誰當政，台灣在美製中戰略上的這種重要地位，也會讓台灣面臨一種困境。原因在於，越往後，台灣獨立的力量越強，這是不可更改的趨勢，即便國民黨當政，也不能扭轉這種趨勢，而且也不會去扭轉。相反，國民黨本身會越來越本土化，而一個本土化的國民黨，在大陸看來，和民進黨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但另一面，兩岸實力的差距也是客觀存在的，從而使得台灣難以真正獲得法律上的獨立，除非大陸發生突變。此種狀況導致台灣在和大陸的對抗中不得不更深地依賴美日和西方國家，從而會削弱台灣的自主性。這就是我說的台灣困境的意義。 美國和台灣這兩場選舉現均已過去。川普即將上台，賴清德則在台灣執政了半年多。全世界都嚴陣以待川普的上台，這已經體現了川普2.0對地緣政治的巨大影響力。至於賴，他的當選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亦有目共睹，未來三年還會進一步通過一些事件體現出來。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2025年中國的危機可以用一個「衰」字來形容，整體惡化的情勢呈現「螺旋式向下探底」的趨勢。我把這種危機定義為「習治中國/政權衰敗」下一場「加重型政經危機」；之所以稱為「加重型」，是因為舊有的危機未除，新的危機接踵而至。 危機之一：習近平黨內地位的衰弱化 習近平的年事已高，2025年已是73歲。從面色通紅、行動闌珊、反應遲緩等等肢體行動來看，似乎有心血管或慢性病纏身的跡象，顯示習近平的健康問題即使尚未亮起紅燈，至少也已閃起黃燈！ 習近平面對黨內外、國內外，以及社會經濟各方面因「獨裁者誤判」所導致的危機，精神壓力極大，孤立無援感非常明顯。特別是最近《解放軍報》在一個月之內連發四篇文章。以「集體領導」(民主集中)挑戰習近平的「中央軍委負責制」(一人獨裁)，透過討論軍隊權力體制，與習近平的治軍理念大唱反調，這顯然是對於習近平個人權威的質疑和挑戰，是一個「打著鄧旗反習旗」的強烈訊號。 隨後，黨刊《求是》發表習近平反擊的文章，強調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內」，意思是習近平要繼續清洗軍隊、斬草除根。這種「軍報」與「黨刊」互打擂台的現象，似乎在重演「黨內鬥爭，輿論先行」的先例和戲碼，一如當年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互打對台，這場輿論鬥爭預演了後來的權力鬥爭，結果鄧派打倒了毛派。 諸種現象透露了習近平充滿了「不安全感」和「重度焦慮感」，包括他的智囊與幕僚，都已變成「伴君如伴虎」的高危險行業，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加上層出不窮的突發性社會攻擊事件，證明了習近平的統治並非「鐵板一塊」，習近平的地位也不是「定於一尊」，黨內不滿習近平的大有人在。 危機之二：習近平對外戰略的塌陷化 隨著習近平的標竿政績「一帶一路」出現工程爛尾、排華抗爭、資金縮水，「一帶一路」已變成「勒緊腰帶的不歸之路」。全球各地已經洞悉習近平的所謂「人類生命共同體」實際上是「人類災難共同體」。誰與中共沾邊，誰就倒楣，誰討了中國的好處，誰就必須付出代價！ 隨著中共在中東的戰略夥伴的衰弱化，包括等待被以色列剿滅的哈瑪斯，被以色列打到奄奄一息的真主黨，被以色列打到無力招架的伊朗，以及與中共有「戰略夥伴關係」的敘利亞阿塞德政權的跨台，都已證明中共的中東政策已經宣告破產。有人甚至說：今日的阿塞德，就是明日的習近平！ 加上歐盟已經啟動對中共「反財政補貼」的制裁方案，川普的關稅大刀，磨刀霍霍、節節進逼，國際反共聯盟已經集結完成，習近平12年來八方樹敵的外交戰略，已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危機之三：美中關係的尖銳化 毫無疑問，川普重返白宮之後的對中政策，將是中國2025年最大的危機。川普已經宣布，將對中國課徵60%為起跳的關稅，而且沒有上限。在此同時，在美國國會與各種智庫建議之下，美國極可能廢除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PNTR)。在川普的新內閣之中，從國務卿、國安顧問、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代表等國安和財經官員，全屬「對中鷹派」。換言之，川普的中國政策將不再延續拜登的「管理競爭，避免衝突」的軟性對抗，而是全面獵殺的「新暖戰」，對中共進行「行刑式槍決」和政權滅絕的目標。 近期，拜登政府決定對中國的傳統晶片進行貿易法301條款的調查，預計調查結果將在2025年六月之前完成。報告一出，中國違法之結果必是預期之中。此時正好銜接川普就任後不久，調查結果必將授予川普合法理由，對中國加重關稅。 面對中國的全球低價傾銷，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已順勢抬頭，自由貿易的理念也將煙消霧散。中國將面臨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貿易大戰。這是因為中國系統性顛覆了整個自由貿易的框架，乃至侵略了美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所囊括的市場，從2025年開始，美國將致力於把原先投資設廠於中國的產業鏈一一收回美國。對於中國過去幾年對西方國家的不公平貿易和產業掠奪，中國必將付出代價。 儘管人們懷疑川普是否會「用足」60%的高關稅，但即使僅有一半30%生效，就足以使中國的GDP下降0.8至1個百分點，並造成中國的出口和投資大幅放緩。許多信評機構，例如「標準普爾」(S&P)就預估中國2025年GDP成長率為4.1%，低於中國設定的5%。如果川普用足了或祭出比60%更高的關稅，中國的GDP增長極可能攔腰折半。 危機之四：國民財富的萎縮化 疫情解封之後的經濟低迷，從個人所得下滑直到外匯存底的流失，這種從「寒冬經濟」到「結冰經濟」的趨勢，預估2025年將繼續延續和探底。 一個重大的指標是，中國已經出現30年來首次出現的「國民所得毛額」(GNI)下降的趨勢。截至2024年底，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人均收入、貿易自由度、金融開放度等標準，劃全球發達經濟體共有41個，其中不包括中國。2023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為13400美元，僅相當於美國的17%、德國的25%，日本的34%，而且僅僅是41個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27%。 2024年陸續推出的刺激方案，我稱之為「癥狀治療」，僅僅出現短線行情，沒有產生起死回生的效果。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隨著經濟情勢未見改善並持續惡化，中國不只是停滯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前，而是反轉墜入到我創造的一個名詞：「低等收入陷阱」。這是一種國民財富總體性縮水的「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也就是國民收入處於長期性「低收入底部水平滑動」的趨勢，這就是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的路徑依賴所形成的體制性衰敗。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表的《2023/24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為0.788，僅排全球第75位。無論是勞動生產率、人均工業增加值、千人汽車保有量，還是人均教育支出、醫療支出、社會保障支出，中國都與發達國家維持並擴大差距， 危機之五：社會階層的碎裂化 一般來說，一個正常的社會呈現的是「資產階級投資、中產階級經營、底層階級勞動」的分工狀態，這是古典經濟學家David Ricardo「比較利益最佳化」的概念；這其中，三個主要階級的「利益分享」非常重要，如果出現利益分裂，就會造成社會階層的碎裂化，進而影響政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 中國社會階層的碎裂化主要根源在於「停滯性經濟萎縮」，主要表現在：「資產階級逃脫」、「中產階級塌陷」、「底層階級困頓」三個方面。具體表現在個人方面，則是企業減薪、工人欠薪、失業無薪三大癥狀。 1，資產階級逃脫 在全面性消費不足的情況下，資本獲利率大幅下降，也就是「投入/產出」的資本報酬率明顯衰退，甚至出現負值。在此情況下，資產階級就會減少投資或外移產業；在另一方面，由於國有企業缺乏資金流動性，只能依賴國家財政的挹注，進行刺激性擴大投資，這就會產生盲目性的產能過剩，但這種過剩卻是一種「低利生產」或「虧本經營」的過剩。 2，中產階級塌陷 投資階層的低迷，就會讓中產階級無法履行經營與管理職能。中產階級只好降低消費和吃老本。由於中產階級是社會消費的主力，一旦主力萎縮，就會產生「全社會消費抑制」的現象，進而助長通貨緊縮的惡化。 3，底層階級困頓 中國的底層人民已經陷入在「基本生存線」上下浮沉的狀態，這可以從各地出現欠薪抗議、討薪維權和失業無薪的抗議事件得到證明。醫護人員減薪比例高達30-%50%，公務人員發不出薪資，銀行限制人民提款等等。最近頻傳的報復性社會攻擊，例如珠海無差別攻擊事件，乃至街頭上與官方格鬥或槍擊事件，都是底層民眾為生存而抗議的表現。 依據中共官方的統計，僅僅2024一年，中國就累計高達4700萬勞動力無法正常找到工作，佔到2023年中國城鎮勞動力的10%。2025年，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將達到史上最高水平的1220萬人，這將助長中國青年的就業壓力。 「畢業就退休」是對中國青年失業的諷刺性描述。年輕人躺平、歸隱以及強迫性享受田園生活，看似簡樸或優雅，但對比過去「農民工進城」，實際上是城市就業困難而被迫返回農村提前過退休生活的逆反現象。近年來，一種稱為「療愈經濟」開始抬頭，也就是開設提供失業青年止傷療痛的「途家民宿」，已及逃避現實、心靈休養的「青年養老院」。許多年輕人回到農村，過著「極簡主義、消費降級」的生活。有一句流行順口溜形容這種犬儒主義的人生觀：小病扛扛就熬過去，大病扛扛就死了去！青春年華成為一種打發時間和等待流逝的苦中作樂。 危機之六：財政赤字的擴大化 中國政府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的途徑，基本上就是「財政挹注」和「舉債還款」兩套做法，簡稱「化債」。但是「化債」只能填補虧空，救急而不救窮，無法從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土地依賴和公共支出浮濫)的財政結構。換言之，「化債」只是「癥狀治療」，不是治本，也難以治標。無論中央政府如何撒錢挹注或舉債還款，都只是在填補巨大的無底洞。 依據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告，2024 年安排財政赤字4.06 兆元，比上年(2023)年增加1800億元，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限額3.9兆元，比上年增加1000 億元，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1兆元。依據中國將採取「貨幣寬鬆」和「赤字財政」的政策，2025年財政赤字將佔到國內生產毛額(GDP)的4%。 儘管對比西方國家，中國的財政赤字並不算太高，但問題不在於高低，而是效益。政府舉債是否超出「安全區域」，雖然有待觀察，但長期而言，無可避面的持續舉債必將縮小中國的舉債空間與償債能力，只是延後病痛或債留子孫。 危機之七：貧富差距的擴大化 依據「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在2021年發表的民眾月收入調查數據，全中國有9.64億人口的月收入在人民幣2千元以下；報告還指出，99%的中國人只分到財富總額的1成，其他9成則掌握在1%的富人手中。 依據貧富階級對經濟下滑抗拒能力的高低有別，包括避險工具與保值能力，也就是經濟不好時，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規律，中國的貧富差距在2025年以後將繼續擴大。雖然，習近平始終把「脫貧」視為他的經典政績，所以從「美麗鄉村」、「定向扶貧」到「共同富裕」，致力於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但是口號鬥不過現實，習近平鬥不過紅二代、富二代「聯合壟斷社會財富」的暗黑手段。最近頻頻發生的軍隊貪腐問題，包括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以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苗華因貪腐而下台，證明了貪腐與貧富不均之間形成了「官貪民窮」的因果關係，是中國社會「極度不正義」的尖銳表現。 危機之八：政權合法性的流沙化 前述所稱中共政權的「安全焦慮感」，如今已轉變為人民的「生存焦慮感」。當人民出現廣泛的生存危機感和社會絕望感之時，中共的愛國主義宣傳就會失去說服力。隨之而來的是「不聽黨話，不跟黨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就有如沙灘浮塔而轉向流沙化。 最近發生一件驚人事件，就是廣東韶關南華寺的三名比丘尼，在外誦經時被指稱為假僧人，憤而製作影片公開指控共產黨，火爆開罵習近平「死無葬身之地」。三位尼姑宣稱：「中共這些大王們，統治中國將近100年了，還在天天撒謊，愚弄自己的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悲哀…..」等等。這三位尼姑誓言願意「以身殉道」來證明自己的信仰與清白。 出家人本以聞聲救苦、普渡眾生為職志，如今連一向與世無爭的佛門受戒之人，都出來控訴共產黨，遑論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士，這正是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最大挑戰。 危機之九：地緣政治的惡質化 隨著中國外交政策的一一破產，「戰狼外交」將變成「病貓外交」，特別是繼續支持俄羅斯延續俄烏戰爭，在歐洲、南美、東協國家進行財政補貼下的低價傾銷，在南海「虛張主權」並不斷霸凌菲律賓。在伊朗遭受以色列攻擊之後，暴露中國對伊朗核武的支持，在敘利亞阿塞德政權垮台後，中國長期支持敘利亞獨裁政權的「黑歷史」被曝光，以及最近在第一島鏈發動「沒有演習知名的演習」等等。中國在四個主要地區：歐洲、中東、南海、第一島鏈，製造了地緣政治極端惡化的態勢。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好感度」已經降至天安門事件以來的最低點，所謂「中國意象」(China Image)已經「黑化」，中國的「大外宣」實際上是「大失敗」。未來，全世界將更加討厭中國，把中國視為「地緣政治的殺手」！ 三個基本事實在2025年將更趨惡化： 1，全球資本對中國市場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不再把中國視為跨國投資的首選國家。昔日想要獲得中國市場准入和廉價勞動力而討好中國的情況正在逆轉，中國開始面對數以千計的技術與貿易壁壘，失去過去可以輕鬆獲得的資源、技術、資本以及富裕國家的市場。2025年以後，所謂「中國崛起」將宣告終結。 2，世界各國對於「對中貿易」(trade with China)將採取更多的風險管制，包括安全風險與市場擠壓風險。各國將跟隨美國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對中國開打不同程度的關稅戰。 3，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和工程爛尾繼續擴大，過去在剛果、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緬甸等國爆發的「反一帶一路/排中浪潮」，將持續漫延。換言之，隨著中國「減債能力」的下降，中國的「一帶一路」已被視為「殖民利劍」。不是援助，而是掠奪；不是福利，而是破壞。 危機之十：「一中原則」的解構化 隨著地緣政治關係惡化而來的，就是中國的「一中原則」將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解構和顛覆。在2024一年之中，相繼有「捷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英國下議院」、「歐洲議會」、「荷蘭國會眾議院」、「澳洲聯邦國會」、「美國眾議院」等等，對於中國曲解聯合國2758號決議提出了強烈的批判。這些批判的共識點在於：反對中國將聯大第2758號決議與「一中原則」擅作不當連結，拒絕中國聲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支持台灣參與包括聯合國的國際組織。 在此趨勢下，未來將有更多的國家對「一中原則」採取批判性、反對性的態度。原先中國用來拘束兩岸關係、打壓台灣主權地位、阻止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反對台灣對外官方來往……等等借口和依據，都將被解構化。中共所宣稱的「『一中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等痴人說夢，也將走向瓦解和破產。 危機之十一：民粹主義的激進化 經濟惡化之時往往是民粹主義高漲的時刻。在連續兩起殺害日本兒童事件爆發之後，證明中國民粹主義從未消退和收斂，一種隨機性的排外仇殺事件，已經引起廣泛的「國際惡感」，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危險與野蠻的國度。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叫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一如當年慈禧太后一口氣和11個國家宣戰一樣，當今中國的民粹主義，我稱之為「新義和團主義」，等同於向西方所有反華國家宣戰。但是，對中國而言，試圖打敗帝國主義，首先是打敗自己。在一片狂熱的仇外氣氛下，只有促使外國資本與企業紛紛撤離中國。 危機之十二：紅色供應鏈的斷裂化 為了反制美國即將到來的關稅壁壘和經濟脫鉤，中國將在2025年提前向西方開打，也就是提前主動脫鉤。除了運用拋售美債、人民幣貶值、匯率操控等等手段，不惜與美國打一場貨幣戰爭之外，中國將展開以稀缺礦產為籌碼的「供應鏈戰爭」(supply chain warfare)。 中國商務部12月3日發出禁令，即日起禁止向美國出口鎵、鍺、銻、石墨等和超硬材料，以作為美國對中國實施晶片禁令的報復。 確實，中國具有稀缺性戰略資源的供應鏈優勢，中國的鎵產量佔了全球94%，鍺產量佔了全球83%，銻的開採量佔全球總量48%。但是貿然開打「資源脫鉤戰」，一手底牌全部打光，等於自斷中國的紅色供應鏈，自斷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資源依賴，失去自身最終的戰略籌碼。 實際上，中國戰略資源的優勢是「人為設置」的資源稀缺性，而非市場供需下的自然稀缺性。在全球資源儲量上，中國壟斷的稀缺資源並不稀缺。在中國限制出口並推高國際價格之後，將促使美國重新發展其國內生產能力，尋找多樣化的替代供應並組建供應鏈同盟。例如加拿大礦業公司Teck已經表示增加鍺的生產，其他例子更多。過去，只是因為提煉成本很高，中國實施低成本開採和低價競爭，導致其他國家不願削價競爭而減產。但是，一旦價格攀高，其他國家就會恢復生產，反而使中國失去原有的供應鏈優勢。 中國必將崩潰 許多人認為，「中國崩潰論」已經延續多年，但中共政權依然健在，所以「崩潰論」並不能成立。但是苟延殘喘與魂歸西天並無太大差異，久病不起與瀕死狀態也只是時間問題，顢頇之人總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獨裁政權更是變本加厲。敘利亞的阿塞德家族(父子兩代)不也統治長達50幾年之後一夕崩潰？蘇聯與東歐共黨的垮台，不也是積惡成習的後果？現代歷史一再證明，從納粹德國、軍國日本、獨裁蘇聯到暴政敘利亞，凡一人攬權、窮兵黷武的政權，必將崩潰！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2025年中國的危機可以用一個「衰」字來形容，整體惡化的情勢呈現「螺旋式向下探底」的趨勢。我把這種危機定義為「習治中國/政權衰敗」下一場「加重型政經危機」；之所以稱為「加重型」，是因為舊有的危機未除，新的危機接踵而至。 危機之一：習近平黨內地位的衰弱化 習近平的年事已高，2025年已是73歲。從面色通紅、行動闌珊、反應遲緩等等肢體行動來看，似乎有心血管或慢性病纏身的跡象，顯示習近平的健康問題即使尚未亮起紅燈，至少也已閃起黃燈！ 習近平面對黨內外、國內外，以及社會經濟各方面因「獨裁者誤判」所導致的危機，精神壓力極大，孤立無援感非常明顯。特別是最近《解放軍報》在一個月之內連發四篇文章。以「集體領導」(民主集中)挑戰習近平的「中央軍委負責制」(一人獨裁)，透過討論軍隊權力體制，與習近平的治軍理念大唱反調，這顯然是對於習近平個人權威的質疑和挑戰，是一個「打著鄧旗反習旗」的強烈訊號。 隨後，黨刊《求是》發表習近平反擊的文章，強調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內」，意思是習近平要繼續清洗軍隊、斬草除根。這種「軍報」與「黨刊」互打擂台的現象，似乎在重演「黨內鬥爭，輿論先行」的先例和戲碼，一如當年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互打對台，這場輿論鬥爭預演了後來的權力鬥爭，結果鄧派打倒了毛派。 諸種現象透露了習近平充滿了「不安全感」和「重度焦慮感」，包括他的智囊與幕僚，都已變成「伴君如伴虎」的高危險行業，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加上層出不窮的突發性社會攻擊事件，證明了習近平的統治並非「鐵板一塊」，習近平的地位也不是「定於一尊」，黨內不滿習近平的大有人在。 危機之二：習近平對外戰略的塌陷化 隨著習近平的標竿政績「一帶一路」出現工程爛尾、排華抗爭、資金縮水，「一帶一路」已變成「勒緊腰帶的不歸之路」。全球各地已經洞悉習近平的所謂「人類生命共同體」實際上是「人類災難共同體」。誰與中共沾邊，誰就倒楣，誰討了中國的好處，誰就必須付出代價！ 隨著中共在中東的戰略夥伴的衰弱化，包括等待被以色列剿滅的哈瑪斯，被以色列打到奄奄一息的真主黨，被以色列打到無力招架的伊朗，以及與中共有「戰略夥伴關係」的敘利亞阿塞德政權的跨台，都已證明中共的中東政策已經宣告破產。有人甚至說：今日的阿塞德，就是明日的習近平！ 加上歐盟已經啟動對中共「反財政補貼」的制裁方案，川普的關稅大刀，磨刀霍霍、節節進逼，國際反共聯盟已經集結完成，習近平12年來八方樹敵的外交戰略，已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危機之三：美中關係的尖銳化 毫無疑問，川普重返白宮之後的對中政策，將是中國2025年最大的危機。川普已經宣布，將對中國課徵60%為起跳的關稅，而且沒有上限。在此同時，在美國國會與各種智庫建議之下，美國極可能廢除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PNTR)。在川普的新內閣之中，從國務卿、國安顧問、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代表等國安和財經官員，全屬「對中鷹派」。換言之，川普的中國政策將不再延續拜登的「管理競爭，避免衝突」的軟性對抗，而是全面獵殺的「新暖戰」，對中共進行「行刑式槍決」和政權滅絕的目標。 近期，拜登政府決定對中國的傳統晶片進行貿易法301條款的調查，預計調查結果將在2025年六月之前完成。報告一出，中國違法之結果必是預期之中。此時正好銜接川普就任後不久，調查結果必將授予川普合法理由，對中國加重關稅。 面對中國的全球低價傾銷，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已順勢抬頭，自由貿易的理念也將煙消霧散。中國將面臨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貿易大戰。這是因為中國系統性顛覆了整個自由貿易的框架，乃至侵略了美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所囊括的市場，從2025年開始，美國將致力於把原先投資設廠於中國的產業鏈一一收回美國。對於中國過去幾年對西方國家的不公平貿易和產業掠奪，中國必將付出代價。 儘管人們懷疑川普是否會「用足」60%的高關稅，但即使僅有一半30%生效，就足以使中國的GDP下降0.8至1個百分點，並造成中國的出口和投資大幅放緩。許多信評機構，例如「標準普爾」(S&P)就預估中國2025年GDP成長率為4.1%，低於中國設定的5%。如果川普用足了或祭出比60%更高的關稅，中國的GDP增長極可能攔腰折半。 危機之四：國民財富的萎縮化 疫情解封之後的經濟低迷，從個人所得下滑直到外匯存底的流失，這種從「寒冬經濟」到「結冰經濟」的趨勢，預估2025年將繼續延續和探底。 一個重大的指標是，中國已經出現30年來首次出現的「國民所得毛額」(GNI)下降的趨勢。截至2024年底，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人均收入、貿易自由度、金融開放度等標準，劃全球發達經濟體共有41個，其中不包括中國。2023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為13400美元，僅相當於美國的17%、德國的25%，日本的34%，而且僅僅是41個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27%。 2024年陸續推出的刺激方案，我稱之為「癥狀治療」，僅僅出現短線行情，沒有產生起死回生的效果。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隨著經濟情勢未見改善並持續惡化，中國不只是停滯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前，而是反轉墜入到我創造的一個名詞：「低等收入陷阱」。這是一種國民財富總體性縮水的「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也就是國民收入處於長期性「低收入底部水平滑動」的趨勢，這就是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的路徑依賴所形成的體制性衰敗。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表的《2023/24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為0.788，僅排全球第75位。無論是勞動生產率、人均工業增加值、千人汽車保有量，還是人均教育支出、醫療支出、社會保障支出，中國都與發達國家維持並擴大差距， 危機之五：社會階層的碎裂化 一般來說，一個正常的社會呈現的是「資產階級投資、中產階級經營、底層階級勞動」的分工狀態，這是古典經濟學家David Ricardo「比較利益最佳化」的概念；這其中，三個主要階級的「利益分享」非常重要，如果出現利益分裂，就會造成社會階層的碎裂化，進而影響政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 中國社會階層的碎裂化主要根源在於「停滯性經濟萎縮」，主要表現在：「資產階級逃脫」、「中產階級塌陷」、「底層階級困頓」三個方面。具體表現在個人方面，則是企業減薪、工人欠薪、失業無薪三大癥狀。 1，資產階級逃脫 在全面性消費不足的情況下，資本獲利率大幅下降，也就是「投入/產出」的資本報酬率明顯衰退，甚至出現負值。在此情況下，資產階級就會減少投資或外移產業；在另一方面，由於國有企業缺乏資金流動性，只能依賴國家財政的挹注，進行刺激性擴大投資，這就會產生盲目性的產能過剩，但這種過剩卻是一種「低利生產」或「虧本經營」的過剩。 2，中產階級塌陷 投資階層的低迷，就會讓中產階級無法履行經營與管理職能。中產階級只好降低消費和吃老本。由於中產階級是社會消費的主力，一旦主力萎縮，就會產生「全社會消費抑制」的現象，進而助長通貨緊縮的惡化。 3，底層階級困頓 中國的底層人民已經陷入在「基本生存線」上下浮沉的狀態，這可以從各地出現欠薪抗議、討薪維權和失業無薪的抗議事件得到證明。醫護人員減薪比例高達30-%50%，公務人員發不出薪資，銀行限制人民提款等等。最近頻傳的報復性社會攻擊，例如珠海無差別攻擊事件，乃至街頭上與官方格鬥或槍擊事件，都是底層民眾為生存而抗議的表現。 依據中共官方的統計，僅僅2024一年，中國就累計高達4700萬勞動力無法正常找到工作，佔到2023年中國城鎮勞動力的10%。2025年，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將達到史上最高水平的1220萬人，這將助長中國青年的就業壓力。 「畢業就退休」是對中國青年失業的諷刺性描述。年輕人躺平、歸隱以及強迫性享受田園生活，看似簡樸或優雅，但對比過去「農民工進城」，實際上是城市就業困難而被迫返回農村提前過退休生活的逆反現象。近年來，一種稱為「療愈經濟」開始抬頭，也就是開設提供失業青年止傷療痛的「途家民宿」，已及逃避現實、心靈休養的「青年養老院」。許多年輕人回到農村，過著「極簡主義、消費降級」的生活。有一句流行順口溜形容這種犬儒主義的人生觀：小病扛扛就熬過去，大病扛扛就死了去！青春年華成為一種打發時間和等待流逝的苦中作樂。 危機之六：財政赤字的擴大化 中國政府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的途徑，基本上就是「財政挹注」和「舉債還款」兩套做法，簡稱「化債」。但是「化債」只能填補虧空，救急而不救窮，無法從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土地依賴和公共支出浮濫)的財政結構。換言之，「化債」只是「癥狀治療」，不是治本，也難以治標。無論中央政府如何撒錢挹注或舉債還款，都只是在填補巨大的無底洞。 依據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告，2024 年安排財政赤字4.06 兆元，比上年(2023)年增加1800億元，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限額3.9兆元，比上年增加1000 億元，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1兆元。依據中國將採取「貨幣寬鬆」和「赤字財政」的政策，2025年財政赤字將佔到國內生產毛額(GDP)的4%。 儘管對比西方國家，中國的財政赤字並不算太高，但問題不在於高低，而是效益。政府舉債是否超出「安全區域」，雖然有待觀察，但長期而言，無可避面的持續舉債必將縮小中國的舉債空間與償債能力，只是延後病痛或債留子孫。 危機之七：貧富差距的擴大化 依據「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在2021年發表的民眾月收入調查數據，全中國有9.64億人口的月收入在人民幣2千元以下；報告還指出，99%的中國人只分到財富總額的1成，其他9成則掌握在1%的富人手中。 依據貧富階級對經濟下滑抗拒能力的高低有別，包括避險工具與保值能力，也就是經濟不好時，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規律，中國的貧富差距在2025年以後將繼續擴大。雖然，習近平始終把「脫貧」視為他的經典政績，所以從「美麗鄉村」、「定向扶貧」到「共同富裕」，致力於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但是口號鬥不過現實，習近平鬥不過紅二代、富二代「聯合壟斷社會財富」的暗黑手段。最近頻頻發生的軍隊貪腐問題，包括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以及中央軍委副主席苗華因貪腐而下台，證明了貪腐與貧富不均之間形成了「官貪民窮」的因果關係，是中國社會「極度不正義」的尖銳表現。 危機之八：政權合法性的流沙化 前述所稱中共政權的「安全焦慮感」，如今已轉變為人民的「生存焦慮感」。當人民出現廣泛的生存危機感和社會絕望感之時，中共的愛國主義宣傳就會失去說服力。隨之而來的是「不聽黨話，不跟黨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就有如沙灘浮塔而轉向流沙化。 最近發生一件驚人事件，就是廣東韶關南華寺的三名比丘尼，在外誦經時被指稱為假僧人，憤而製作影片公開指控共產黨，火爆開罵習近平「死無葬身之地」。三位尼姑宣稱：「中共這些大王們，統治中國將近100年了，還在天天撒謊，愚弄自己的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悲哀…..」等等。這三位尼姑誓言願意「以身殉道」來證明自己的信仰與清白。 出家人本以聞聲救苦、普渡眾生為職志，如今連一向與世無爭的佛門受戒之人，都出來控訴共產黨，遑論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士，這正是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最大挑戰。 危機之九：地緣政治的惡質化 隨著中國外交政策的一一破產，「戰狼外交」將變成「病貓外交」，特別是繼續支持俄羅斯延續俄烏戰爭，在歐洲、南美、東協國家進行財政補貼下的低價傾銷，在南海「虛張主權」並不斷霸凌菲律賓。在伊朗遭受以色列攻擊之後，暴露中國對伊朗核武的支持，在敘利亞阿塞德政權垮台後，中國長期支持敘利亞獨裁政權的「黑歷史」被曝光，以及最近在第一島鏈發動「沒有演習知名的演習」等等。中國在四個主要地區：歐洲、中東、南海、第一島鏈，製造了地緣政治極端惡化的態勢。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好感度」已經降至天安門事件以來的最低點，所謂「中國意象」(China Image)已經「黑化」，中國的「大外宣」實際上是「大失敗」。未來，全世界將更加討厭中國，把中國視為「地緣政治的殺手」！ 三個基本事實在2025年將更趨惡化： 1，全球資本對中國市場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不再把中國視為跨國投資的首選國家。昔日想要獲得中國市場准入和廉價勞動力而討好中國的情況正在逆轉，中國開始面對數以千計的技術與貿易壁壘，失去過去可以輕鬆獲得的資源、技術、資本以及富裕國家的市場。2025年以後，所謂「中國崛起」將宣告終結。 2，世界各國對於「對中貿易」(trade with China)將採取更多的風險管制，包括安全風險與市場擠壓風險。各國將跟隨美國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對中國開打不同程度的關稅戰。 3，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和工程爛尾繼續擴大，過去在剛果、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緬甸等國爆發的「反一帶一路/排中浪潮」，將持續漫延。換言之，隨著中國「減債能力」的下降，中國的「一帶一路」已被視為「殖民利劍」。不是援助，而是掠奪；不是福利，而是破壞。 危機之十：「一中原則」的解構化 隨著地緣政治關係惡化而來的，就是中國的「一中原則」將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解構和顛覆。在2024一年之中，相繼有「捷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英國下議院」、「歐洲議會」、「荷蘭國會眾議院」、「澳洲聯邦國會」、「美國眾議院」等等，對於中國曲解聯合國2758號決議提出了強烈的批判。這些批判的共識點在於：反對中國將聯大第2758號決議與「一中原則」擅作不當連結，拒絕中國聲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支持台灣參與包括聯合國的國際組織。 在此趨勢下，未來將有更多的國家對「一中原則」採取批判性、反對性的態度。原先中國用來拘束兩岸關係、打壓台灣主權地位、阻止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反對台灣對外官方來往……等等借口和依據，都將被解構化。中共所宣稱的「『一中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等痴人說夢，也將走向瓦解和破產。 危機之十一：民粹主義的激進化 經濟惡化之時往往是民粹主義高漲的時刻。在連續兩起殺害日本兒童事件爆發之後，證明中國民粹主義從未消退和收斂，一種隨機性的排外仇殺事件，已經引起廣泛的「國際惡感」，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危險與野蠻的國度。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叫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一如當年慈禧太后一口氣和11個國家宣戰一樣，當今中國的民粹主義，我稱之為「新義和團主義」，等同於向西方所有反華國家宣戰。但是，對中國而言，試圖打敗帝國主義，首先是打敗自己。在一片狂熱的仇外氣氛下，只有促使外國資本與企業紛紛撤離中國。 危機之十二：紅色供應鏈的斷裂化 為了反制美國即將到來的關稅壁壘和經濟脫鉤，中國將在2025年提前向西方開打，也就是提前主動脫鉤。除了運用拋售美債、人民幣貶值、匯率操控等等手段，不惜與美國打一場貨幣戰爭之外，中國將展開以稀缺礦產為籌碼的「供應鏈戰爭」(supply chain warfare)。 中國商務部12月3日發出禁令，即日起禁止向美國出口鎵、鍺、銻、石墨等和超硬材料，以作為美國對中國實施晶片禁令的報復。 確實，中國具有稀缺性戰略資源的供應鏈優勢，中國的鎵產量佔了全球94%，鍺產量佔了全球83%，銻的開採量佔全球總量48%。但是貿然開打「資源脫鉤戰」，一手底牌全部打光，等於自斷中國的紅色供應鏈，自斷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資源依賴，失去自身最終的戰略籌碼。 實際上，中國戰略資源的優勢是「人為設置」的資源稀缺性，而非市場供需下的自然稀缺性。在全球資源儲量上，中國壟斷的稀缺資源並不稀缺。在中國限制出口並推高國際價格之後，將促使美國重新發展其國內生產能力，尋找多樣化的替代供應並組建供應鏈同盟。例如加拿大礦業公司Teck已經表示增加鍺的生產，其他例子更多。過去，只是因為提煉成本很高，中國實施低成本開採和低價競爭，導致其他國家不願削價競爭而減產。但是，一旦價格攀高，其他國家就會恢復生產，反而使中國失去原有的供應鏈優勢。 中國必將崩潰 許多人認為，「中國崩潰論」已經延續多年，但中共政權依然健在，所以「崩潰論」並不能成立。但是苟延殘喘與魂歸西天並無太大差異，久病不起與瀕死狀態也只是時間問題，顢頇之人總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獨裁政權更是變本加厲。敘利亞的阿塞德家族(父子兩代)不也統治長達50幾年之後一夕崩潰？蘇聯與東歐共黨的垮台，不也是積惡成習的後果？現代歷史一再證明，從納粹德國、軍國日本、獨裁蘇聯到暴政敘利亞，凡一人攬權、窮兵黷武的政權，必將崩潰！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年已71歲，近年不時傳出他的健康狀況不妙。儘管外界相信他不肯輕易主動或被動下台，但也不時有人在研究誰會是他的接班人。近日一些70後官員獲得高升正省部級，又帶起一波習「接班人」放風。 一位曾在中共宣傳口任職的觀察人士日前在外媒撰文說，習近平如果條件許可，還可能幹兩屆，那麼70後，剛成為浙江代省長的現屆中央候補委員劉捷入常希望最大，也就是說有接班習的可能。但在筆者看來言之過早。 「全國最年輕」並非好兆頭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議2024年12月18日宣布，任命劉捷為浙江省代省長。 官媒上觀新聞當天吹捧說，「70後」劉捷任浙江省代省長，成全國最年輕省級政府一把手。 劉捷，1970年1月出生，江蘇丹陽人，是中共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他自2011年以來，連跨湖南、江西、貴州和浙江四省任職。此前曾打破三十年慣例，直接跨省空降出任杭州市委書記。 據浙江官媒消息，2024年12月13日，劉捷已任浙江省政府黨組書記。14日上午，劉捷前往嘉興南湖朝拜代表中共起家的標誌之一「紅船」，劉在此向習近平高調錶忠，喊出「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等習式政治術語。這一舉動，其實確已公開暴露了繼續向上爬，有意接班的野心。 和劉捷同期引發關注的是，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議2024年12月25日宣布免去王廣華的自然資源部部長職務，任命關志鷗為自然資源部部長。 關志鷗也是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遼寧人瀋陽人，1969年12月生，算是「准70後」。《新京報》12月25日當天也發文吹捧其「最年輕」，標題為「關志鷗，最年輕部長」。 到現在，中共有四名70後正部級官員。 除了以上兩人，2023年履新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後的阿東，1970年11月出生，去年升任此職時，官媒上觀新聞也稱其是「全國最年輕正部級領導，今年53歲」。但阿東不是中央委員，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且是歷來年紀最大的團中央第一書記。 還有一名70後正部級，現任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黨委書記、局長李雲澤，是1970年9月生。他是第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 二十屆中央委員中也有幾名受關注的1969年出生的「准70後」。殷勇是最年輕的二十屆中央委員，他生於1969年8月，現任北京市長。然後是賀軍科，生於1969年2月，現在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2018年6月，賀軍科當選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時，也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 成為中共「全國最年輕」正部級領導幹部，並非都是仕途一片大好。好命的特例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出現一名40歲以下的候補委員——時年39歲的甘肅省建委副主任胡錦濤，其是剛好鄧小平鼓勵年輕化和搞幹部梯隊建設，並反對終身制，所以是得其時。 在習近平時代則恰恰相反，人們發現，這類中央的「最年輕」領導幹部是生不逢時，會有雙重風險，一是被捧為日後的接班者，樹大招風，遭政敵盯緊，隨時會爆黑料，挖坑；二是自我標榜接班人，會沾沾自喜，野心外露，招主子忌。 這方面的例子已經不少。比如中共十八大上出現的兩名「60後」——胡春華（1963年4月生）和孫政才（1963年9月生），最年輕者是孫政才。 作為團派代表人物的胡春華，雖然刻意低調，但被內外炒作為習接班人，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是熱門入常人選，結果卻雙雙「失常」，最後還被踢出政治局；後者如孫政才，官方通報孫為「野心家」，他在中共十九大前栽倒，據報是每年焚香祭拜龍袍，相信是因為這件事傳到習近平那裡，孫政才惹來大禍。 再比如陸昊，他生於1967年，是中共第十八屆、十九屆、二十屆中央委員。曾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黑龍江省長、自然資源部部長，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 早在2008年5月4日，41歲的陸昊被宣布接替胡春華，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2012年11月14日，在中共十八大上，陸昊又成為中共最年輕的中央委員。 中共黨刊《人民文摘》2013年曾發專文吹捧陸昊為政壇「黑馬」。在履新黑龍江代省長時，陸昊聲稱：「今天的舞台是黨給的。」這種話也是在宣示向上爬的野心。黨刊文章說，因多位團中央主帥晉陞至黨和國家領導人崗位，此次赴地方歷練的陸昊也備受關注。言下之意，陸昊也是有望接班的。但陸昊早在2022年就被貶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因為習近平在整團派，他未來能平安退休就不錯了。 前邊提到的賀軍科，同樣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2018年6月時是全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他在2023年5月轉入科協，就等於提前退居二線。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被推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劉劍，1970年出生，當年才42歲，成為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這屆中央委員會中唯一的「70後」，他曾任阿爾泰、哈密兩地的黨委書記，成為全國首位「70後」地委書記。大外宣媒體也曾吹捧他是官場「黑馬」，以及所謂中共「第七代」接班人。 不過，2017年2月24日，劉劍突然被免去新疆哈密市委書記職務，調任新疆民政廳黨組書記、副廳長。同年7月1日，劉劍再被免去新疆民政廳黨組書記、副廳長職務，返京重投早年工作過的國家開發投資公司，擔任國投集團下屬國投健康的董事長，從此一蹶不振。而其前任王堅朴則轉任公司黨組巡視組組長，在公司盯緊劉劍。 有港媒披露，劉劍早年任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兼團中央常委，與當時的團派大佬令計畫搭上關係。令計畫出任中辦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後，開始布局未來人馬，著力打造第三梯隊，瞄準了廳局這一級。劉劍成為令計畫刻意栽培的對象。有知情者稱，令計畫落馬後，劉劍大力倒戈令計畫，與其劃清界線，刻意擺脫令的陰影，但最後還是被打入「冷宮」。 去年首度公開的習近平幾年前一段講話，習說，「優秀年輕幹部不能搞成特殊群體，不能像儲君一樣供在那裡坐等提拔。」這被認為表明習近平憎恨被傳為接班人的高官，比如孫政才和胡春華。 故此，劉捷也好，關志鷗也好，他們的「全國最年輕」標籤，在中共官場，會引發「接班人」的聯想，不見得是好事。而由於迅速引起官媒的關注和吹捧，往往為他們日後的衰運作鋪墊。 被新加坡間接點名「習接班人」也很危險 在習近平的親信中，也有一個提前冒頭即被捧殺的案例，不過是被外國政要意外捧殺。 1960年生的陳敏爾，作為是習家軍的重要代表，2019年被到訪重慶的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點名為中共「下一代領導人」。 王瑞傑當時被外界認為是時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接班人。他和陳敏爾對話聽著令人吃驚。據官方報導，王瑞傑說，希望此次會議能為我們（兩國）下一代領導人鋪路。陳敏爾則回應說，通過此次會議，他深刻體會到兩國政治高層的意圖及合作方針。有台灣紅媒報導的標題乾脆就用了「中星（新）下一代領導人重慶首會面」。 這樣的高調定位「下一代領導人」在中共官場顯然是犯忌的。結果，被吹捧到得意忘形的陳敏爾，到二十大平調到地位不比重慶重要的天津，沒能升任政治局常委。陳敏爾在天津政績平平，他當年在貴州的舊部最近頻頻出事，不太可能還有機會接班。 現任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1964年2月出生，他最近不經意也被新加坡有意無意點名成習「接班人」。 陳吉寧2024年11月28日會見了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新加坡《聯合早報》發布的影片顯示，李顯龍離開中國前在上海接受新媒聯訪，他說希望與中國下一代領導人們建立新的聯繫。媒體報導畫面這時帶到現年60歲的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之後，海外開始熱議：陳吉寧有望成習的接班人？ 有陳敏爾的前車之鑒，陳吉寧現在被提出可能是習接班人，並非好事，除了習近平會收到傳言，習家軍的其他人也會馬上盯緊陳吉寧。 中共中生代能接班？ 習近平已打亂了中共從鄧小平時代開始的幹部梯隊布局。習自己破除連任限制後，二十大後一批習家軍過了退休年齡仍在陪跑，習還沒有按中共慣例準備「儲君」，令日後變數很大。 據不完全統計，70後副省級官員現有30多人。有觀點說，假如習在幹完第三任後，還干兩屆10年，那時他已84歲，差不多要交權了，但不太可能交到60後身上，因為60後的最少年齡也已70多歲了，70後屆時年齡最大的也就67歲，接他的班正合適。70後也被稱為中共中生代。 不過，考慮所謂中共中生代實在太遙遠了，日後可能有三大變數。 第一種情況是中共本身的氣數盡。現在中共政權風雨飄搖，民間苦習已久，看來中共很難挺過十年，或不推而倒。 第二種情況就是習的健康問題，近年習出訪，經常走路腳步不穩，並傳出多種患病消息。未來兩三年，如果習突然倒地不能視事，一般只能在現任常委中有人頂上，但不一定是二號人物李強，這涉及習家軍的爭鬥。筆者此前在《上報》有寫過《習家軍七大佬 誰最有野心？》，這裡不詳述。 第三種情況是假如中共還在延續，習可能在第三任期之後（也就是第四任期內）找人接班，2032年接任（79歲），也可能在再多一屆（可能性極低），在第五任期內找人接班，2037年（84歲）交班，參考中共原有規矩，必須是該人本來是政治局常委，至少是政治局委員、準備晉陞常委。 但是習越老猜忌心越大，若還再有十年任職，腥風血雨中，誰都有可能被清洗出局，所以現在說的所有人選都不算。所謂「最年輕」已經不值得用來作為噱頭。 搞世襲制的可能 有關習的接班人，早前也流傳，習不樂意把權交給其他人，中共最高政權恐回到世襲制。比如傳說他要培養自己的女婿作為接班人，等於是外戚。 但誰是習真的女婿外界並不知道，連習的女兒習明澤都保持神秘。 習近平之弟習遠平倒是與前妻有一子，名為習明正，是香港籍，畢業於美國喬治城大學。早前有消息指習明正後來在中國清華大學任職，用的姓名為「齊明正」，跟隨祖母姓。 2019年7月12日，大陸媒體報導，清華大學宜賓骨幹研修班基層實踐支隊隊長齊明正博士到臨港經開區調研消防工作，區管委會黨政辦主任楊劍全程陪同調研。 2022年4月，河北省承德市承德縣有文件顯示，齊明正獲任縣農業農村局副局長（掛職）。2023年3月，傳出齊明正已完成基層歷練。 習要搞世襲制，女兒、女婿也好、習侄子也好，至少現在得是副部級才跟得上，所以目前只能當作八卦。如果習要保證讓家庭成員接掌權力，交給夫人倒是一個更可行的辦法。彭麗媛是中共軍隊正軍級而的文職軍官（最多相當於正部級），但在近年中共央視的報導中，她享受了至少是副國家級領導人的待遇。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權的情況，母后臨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麗媛在習之後掌權並非沒有可能。而彭麗媛如果日後掌權，主要危險來自習家軍的搶權。 只是，近年中共亂政頻出，經濟危機深陷，再加上美國川普即將再上台，國內外「滅共」的呼聲高漲。因為作惡太多，中共政權麻煩越來越大，這艘破船再也經不起折騰，時間不長，習近平一走，就將中共政權一起帶走。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年已71歲，近年不時傳出他的健康狀況不妙。儘管外界相信他不肯輕易主動或被動下台，但也不時有人在研究誰會是他的接班人。近日一些70後官員獲得高升正省部級，又帶起一波習「接班人」放風。 一位曾在中共宣傳口任職的觀察人士日前在外媒撰文說，習近平如果條件許可，還可能幹兩屆，那麼70後，剛成為浙江代省長的現屆中央候補委員劉捷入常希望最大，也就是說有接班習的可能。但在筆者看來言之過早。 「全國最年輕」並非好兆頭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議2024年12月18日宣布，任命劉捷為浙江省代省長。 官媒上觀新聞當天吹捧說，「70後」劉捷任浙江省代省長，成全國最年輕省級政府一把手。 劉捷，1970年1月出生，江蘇丹陽人，是中共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他自2011年以來，連跨湖南、江西、貴州和浙江四省任職。此前曾打破三十年慣例，直接跨省空降出任杭州市委書記。 據浙江官媒消息，2024年12月13日，劉捷已任浙江省政府黨組書記。14日上午，劉捷前往嘉興南湖朝拜代表中共起家的標誌之一「紅船」，劉在此向習近平高調錶忠，喊出「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等習式政治術語。這一舉動，其實確已公開暴露了繼續向上爬，有意接班的野心。 和劉捷同期引發關注的是，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議2024年12月25日宣布免去王廣華的自然資源部部長職務，任命關志鷗為自然資源部部長。 關志鷗也是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遼寧人瀋陽人，1969年12月生，算是「准70後」。《新京報》12月25日當天也發文吹捧其「最年輕」，標題為「關志鷗，最年輕部長」。 到現在，中共有四名70後正部級官員。 除了以上兩人，2023年履新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後的阿東，1970年11月出生，去年升任此職時，官媒上觀新聞也稱其是「全國最年輕正部級領導，今年53歲」。但阿東不是中央委員，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且是歷來年紀最大的團中央第一書記。 還有一名70後正部級，現任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黨委書記、局長李雲澤，是1970年9月生。他是第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 二十屆中央委員中也有幾名受關注的1969年出生的「准70後」。殷勇是最年輕的二十屆中央委員，他生於1969年8月，現任北京市長。然後是賀軍科，生於1969年2月，現在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2018年6月，賀軍科當選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時，也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 成為中共「全國最年輕」正部級領導幹部，並非都是仕途一片大好。好命的特例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出現一名40歲以下的候補委員——時年39歲的甘肅省建委副主任胡錦濤，其是剛好鄧小平鼓勵年輕化和搞幹部梯隊建設，並反對終身制，所以是得其時。 在習近平時代則恰恰相反，人們發現，這類中央的「最年輕」領導幹部是生不逢時，會有雙重風險，一是被捧為日後的接班者，樹大招風，遭政敵盯緊，隨時會爆黑料，挖坑；二是自我標榜接班人，會沾沾自喜，野心外露，招主子忌。 這方面的例子已經不少。比如中共十八大上出現的兩名「60後」——胡春華（1963年4月生）和孫政才（1963年9月生），最年輕者是孫政才。 作為團派代表人物的胡春華，雖然刻意低調，但被內外炒作為習接班人，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是熱門入常人選，結果卻雙雙「失常」，最後還被踢出政治局；後者如孫政才，官方通報孫為「野心家」，他在中共十九大前栽倒，據報是每年焚香祭拜龍袍，相信是因為這件事傳到習近平那裡，孫政才惹來大禍。 再比如陸昊，他生於1967年，是中共第十八屆、十九屆、二十屆中央委員。曾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黑龍江省長、自然資源部部長，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 早在2008年5月4日，41歲的陸昊被宣布接替胡春華，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2012年11月14日，在中共十八大上，陸昊又成為中共最年輕的中央委員。 中共黨刊《人民文摘》2013年曾發專文吹捧陸昊為政壇「黑馬」。在履新黑龍江代省長時，陸昊聲稱：「今天的舞台是黨給的。」這種話也是在宣示向上爬的野心。黨刊文章說，因多位團中央主帥晉陞至黨和國家領導人崗位，此次赴地方歷練的陸昊也備受關注。言下之意，陸昊也是有望接班的。但陸昊早在2022年就被貶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因為習近平在整團派，他未來能平安退休就不錯了。 前邊提到的賀軍科，同樣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2018年6月時是全國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他在2023年5月轉入科協，就等於提前退居二線。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被推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劉劍，1970年出生，當年才42歲，成為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這屆中央委員會中唯一的「70後」，他曾任阿爾泰、哈密兩地的黨委書記，成為全國首位「70後」地委書記。大外宣媒體也曾吹捧他是官場「黑馬」，以及所謂中共「第七代」接班人。 不過，2017年2月24日，劉劍突然被免去新疆哈密市委書記職務，調任新疆民政廳黨組書記、副廳長。同年7月1日，劉劍再被免去新疆民政廳黨組書記、副廳長職務，返京重投早年工作過的國家開發投資公司，擔任國投集團下屬國投健康的董事長，從此一蹶不振。而其前任王堅朴則轉任公司黨組巡視組組長，在公司盯緊劉劍。 有港媒披露，劉劍早年任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兼團中央常委，與當時的團派大佬令計畫搭上關係。令計畫出任中辦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後，開始布局未來人馬，著力打造第三梯隊，瞄準了廳局這一級。劉劍成為令計畫刻意栽培的對象。有知情者稱，令計畫落馬後，劉劍大力倒戈令計畫，與其劃清界線，刻意擺脫令的陰影，但最後還是被打入「冷宮」。 去年首度公開的習近平幾年前一段講話，習說，「優秀年輕幹部不能搞成特殊群體，不能像儲君一樣供在那裡坐等提拔。」這被認為表明習近平憎恨被傳為接班人的高官，比如孫政才和胡春華。 故此，劉捷也好，關志鷗也好，他們的「全國最年輕」標籤，在中共官場，會引發「接班人」的聯想，不見得是好事。而由於迅速引起官媒的關注和吹捧，往往為他們日後的衰運作鋪墊。 被新加坡間接點名「習接班人」也很危險 在習近平的親信中，也有一個提前冒頭即被捧殺的案例，不過是被外國政要意外捧殺。 1960年生的陳敏爾，作為是習家軍的重要代表，2019年被到訪重慶的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點名為中共「下一代領導人」。 王瑞傑當時被外界認為是時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接班人。他和陳敏爾對話聽著令人吃驚。據官方報導，王瑞傑說，希望此次會議能為我們（兩國）下一代領導人鋪路。陳敏爾則回應說，通過此次會議，他深刻體會到兩國政治高層的意圖及合作方針。有台灣紅媒報導的標題乾脆就用了「中星（新）下一代領導人重慶首會面」。 這樣的高調定位「下一代領導人」在中共官場顯然是犯忌的。結果，被吹捧到得意忘形的陳敏爾，到二十大平調到地位不比重慶重要的天津，沒能升任政治局常委。陳敏爾在天津政績平平，他當年在貴州的舊部最近頻頻出事，不太可能還有機會接班。 現任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1964年2月出生，他最近不經意也被新加坡有意無意點名成習「接班人」。 陳吉寧2024年11月28日會見了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新加坡《聯合早報》發布的影片顯示，李顯龍離開中國前在上海接受新媒聯訪，他說希望與中國下一代領導人們建立新的聯繫。媒體報導畫面這時帶到現年60歲的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之後，海外開始熱議：陳吉寧有望成習的接班人？ 有陳敏爾的前車之鑒，陳吉寧現在被提出可能是習接班人，並非好事，除了習近平會收到傳言，習家軍的其他人也會馬上盯緊陳吉寧。 中共中生代能接班？ 習近平已打亂了中共從鄧小平時代開始的幹部梯隊布局。習自己破除連任限制後，二十大後一批習家軍過了退休年齡仍在陪跑，習還沒有按中共慣例準備「儲君」，令日後變數很大。 據不完全統計，70後副省級官員現有30多人。有觀點說，假如習在幹完第三任後，還干兩屆10年，那時他已84歲，差不多要交權了，但不太可能交到60後身上，因為60後的最少年齡也已70多歲了，70後屆時年齡最大的也就67歲，接他的班正合適。70後也被稱為中共中生代。 不過，考慮所謂中共中生代實在太遙遠了，日後可能有三大變數。 第一種情況是中共本身的氣數盡。現在中共政權風雨飄搖，民間苦習已久，看來中共很難挺過十年，或不推而倒。 第二種情況就是習的健康問題，近年習出訪，經常走路腳步不穩，並傳出多種患病消息。未來兩三年，如果習突然倒地不能視事，一般只能在現任常委中有人頂上，但不一定是二號人物李強，這涉及習家軍的爭鬥。筆者此前在《上報》有寫過《習家軍七大佬 誰最有野心？》，這裡不詳述。 第三種情況是假如中共還在延續，習可能在第三任期之後（也就是第四任期內）找人接班，2032年接任（79歲），也可能在再多一屆（可能性極低），在第五任期內找人接班，2037年（84歲）交班，參考中共原有規矩，必須是該人本來是政治局常委，至少是政治局委員、準備晉陞常委。 但是習越老猜忌心越大，若還再有十年任職，腥風血雨中，誰都有可能被清洗出局，所以現在說的所有人選都不算。所謂「最年輕」已經不值得用來作為噱頭。 搞世襲制的可能 有關習的接班人，早前也流傳，習不樂意把權交給其他人，中共最高政權恐回到世襲制。比如傳說他要培養自己的女婿作為接班人，等於是外戚。 但誰是習真的女婿外界並不知道，連習的女兒習明澤都保持神秘。 習近平之弟習遠平倒是與前妻有一子，名為習明正，是香港籍，畢業於美國喬治城大學。早前有消息指習明正後來在中國清華大學任職，用的姓名為「齊明正」，跟隨祖母姓。 2019年7月12日，大陸媒體報導，清華大學宜賓骨幹研修班基層實踐支隊隊長齊明正博士到臨港經開區調研消防工作，區管委會黨政辦主任楊劍全程陪同調研。 2022年4月，河北省承德市承德縣有文件顯示，齊明正獲任縣農業農村局副局長（掛職）。2023年3月，傳出齊明正已完成基層歷練。 習要搞世襲制，女兒、女婿也好、習侄子也好，至少現在得是副部級才跟得上，所以目前只能當作八卦。如果習要保證讓家庭成員接掌權力，交給夫人倒是一個更可行的辦法。彭麗媛是中共軍隊正軍級而的文職軍官（最多相當於正部級），但在近年中共央視的報導中，她享受了至少是副國家級領導人的待遇。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權的情況，母后臨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麗媛在習之後掌權並非沒有可能。而彭麗媛如果日後掌權，主要危險來自習家軍的搶權。 只是，近年中共亂政頻出，經濟危機深陷，再加上美國川普即將再上台，國內外「滅共」的呼聲高漲。因為作惡太多，中共政權麻煩越來越大，這艘破船再也經不起折騰，時間不長，習近平一走，就將中共政權一起帶走。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回顧2024年的中國政治，一個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員的腐敗，以一種雨後春筍般的態勢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接連連接出事。兩任防長李尚福和魏鳳和受火箭軍的腐敗案影響落馬，軍委委員、政工部主任苗華也在12月被拿下，臨近年末，又有陸軍和南部戰區兩位原副司令員涉嫌嚴重違法。 部隊的腐敗不過是中國官場腐敗的冰山一角。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落馬的中管幹部達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級官員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處的山西政協主席吳存榮，以及曾任司法部長的江西省政協主席唐一軍、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苟仲文等，創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來的新高，幾乎每周都有一、兩個高官落馬。至於副省部級以下遭查處的官員，沒看到這方面精確的統計數字，怕是今年少說也有幾萬人吧。 打「虎」成績單，反證當局反腐失敗 當局把不斷創新高的落馬高官數量，說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證明所謂反腐的決心。從宣傳的角度看，當局這麼「吹」也不能說它有錯，確實，如果反腐沒下多大決心，不會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這個打「虎」成績單恰恰說明，反腐本質上是失敗的。 如果只看一、兩年落馬官員的數量，反腐顯得高歌猛進，但把這個時間拉長，從2012年到現在的反腐態勢，可知當局的反腐實實在在失敗了。為什麼這麼講？從一般邏輯看，在當局大力度的反腐下，頭幾年落馬官員的數量會很多，可到後來，隨著一整套治理腐敗的制度和機制的建立與完善，被查處的官員數量應該越來越少，及至最終接近於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則說明這個反腐是失敗的，至少不成功。 當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後低再高。十八大後的前幾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馬高官數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後的前三年，根據官方統計，落馬高官數量有所減少，可這個趨勢在後兩年沒保持，2020年後，無論被查處的高官，還是違反當局八項規定的領導幹部，數目又逐年創新高。一種辯護的觀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的存量腐敗太大，以致只要加強反腐，落馬官員的數量就會很多。這幾年被查處的官員，相當部分都是在退休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有個別極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證了這種解釋。 然而，此辯護站不住腳，因為在當局倒查的同時，很多官員在官方通報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顯然，在當局看來，十八大前的腐敗是存量腐敗，十八大後仍然腐敗屬於增量腐敗。以前述9名正省部級官員為例，在任現職4位，退居二線、在人大政協任職3位，後者嚴格說來，也屬於現職，還是佔了落馬官員的多數。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員，這7名官員也比過去幾年要多。而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腐敗，也多是軍中新貴，甚至是中南海當權者的親信，其腐敗是典型的增量腐敗。故對大多數落馬的腐敗官員，真實情況是，他們的腐敗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嚴格區分。 當局反腐沒有取得勝利，亦可從近年中紀委全體會議公報對當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窺真相。 2022年十九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稱，著力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台壟斷等背後腐敗行為，斬斷權力與資本勾連紐帶，堅決查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交易等方面腐敗問題，持續推進金融領域腐敗治理，深化國企反腐敗工作，深化糧食購銷等領域腐敗專項整治。2023年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堅決查處重大腐敗案件，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加大國企、金融、政法、糧食購銷、開發區建設等領域反腐敗力度，緊盯重點對象，嚴肅查處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2024年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表示，繼續緊盯重點問題、重點領域、重點對象、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把嚴懲政商勾連的腐敗作為攻堅戰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煙草、醫藥、基建工程和招投標等領域腐敗問題等。 從過去三年中紀委全體會議的公報表述，不難看出，雖然在反腐的具體思路上有些差異，但對增量和存量腐敗都要同樣嚴懲，把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膽大妄為者作為反腐的重中之重，這個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國企、金融等領域，多年都是反腐重點，說明這些領域的腐敗一直生生不息，並沒有因之前當局反腐力度的不斷增強而有緩和。 中共腐敗，內生於體制 這不是否認當局這麼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對所謂正風肅紀、從嚴治黨，沒起到一點震懾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實，也反證了中共腐敗無法從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糾正。正是在此意義上，說當局的反腐是失敗的。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中共腐敗是一種內生於制度的腐敗，必須從政治體制上去根治，但當局現在的反腐，雖然也力圖建立一些遏制腐敗高發的制度，然而，在控權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無所作為，甚至進一步強化權力對社會的支配；再加上當局不允許引入外部力量來監督，這使得黨內反腐看似刀刃向內，卻傷筋而不動骨，刮骨而不療毒。 腐敗的產生是權力過大又沒有有力約束從而導致權力濫用。對權力最好的約束是分權，但在一黨制尤其像中國這種唯領袖是瞻的黨國體制下，不說外部分權，內部的分權制衡也很難形成，這就導致對黨內各級權力機構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約束統統失效，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中南海當權者採取的從嚴治黨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個不受任何監督和約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總理，下至村長，則不能成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來杜絕腐敗。然問題在於，要想官員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級對下級的監督體系就必須到位，這依賴於兩點，一是讓全社會參與配合監督，群眾會用雪亮的眼睛盯著官員；二是上級要能指揮得動下級的監督體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點是排斥的，當局怕引入群眾監督會造成反腐失控，威脅黨的統治。第二點，雖然下級監督機構有義務配合上級監督機構，可當下級監督機構的命運掌握在同級黨的一把手手上時，它真正聽從的是同級黨委特別是一把手而非上級監督部門，從而導致上級監督部門很難對下級的黨政領導起到實質性的監督作用。還不論在上下級的垂直系統中，存在著官員之間的利益勾連。 退一步，假定領袖之下的大小官員的違紀和腐敗行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強而被遏制，領袖如果腐敗，有誰來監督和遏制？又或領袖個人廉潔自律，可其家人和親信，還有他用來打擊官員腐敗的監督工具本身，若打著其旗號，或背著他搞腐敗，誰又能監督和遏制？畢竟領袖只是個凡人，沒有三頭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監督官員上，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必須依賴黨的監督體系，甚至依賴其親信和家人。但後兩者一旦失靈，最後一道防線就沒了。而誰又能說他依賴的體系和人不會濫用權力？倘若領袖親近的人腐敗照舊，對於下面的大小官吏，無論當局怎麼打擊，都會想方設法去腐敗。 也許中南海當權者不信邪，覺得在他的霹靂手段下腐敗是能管住的，可當局其實意識到植根於體制的腐敗是遏制不了的，於是用「反腐取得階段勝利」、「反腐永遠在路上」之類含糊其辭的說法蒙蔽大眾，以讓社會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所宣示的，當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話的寓意，沒有政治體制變革，沒有黨政分開，沒有權力分立，沒有外部監督，沒有財產公開，再用力的反腐，從長時段的最終結果看，都會徒勞一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回顧2024年的中國政治，一個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員的腐敗，以一種雨後春筍般的態勢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接連連接出事。兩任防長李尚福和魏鳳和受火箭軍的腐敗案影響落馬，軍委委員、政工部主任苗華也在12月被拿下，臨近年末，又有陸軍和南部戰區兩位原副司令員涉嫌嚴重違法。 部隊的腐敗不過是中國官場腐敗的冰山一角。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落馬的中管幹部達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級官員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處的山西政協主席吳存榮，以及曾任司法部長的江西省政協主席唐一軍、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苟仲文等，創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來的新高，幾乎每周都有一、兩個高官落馬。至於副省部級以下遭查處的官員，沒看到這方面精確的統計數字，怕是今年少說也有幾萬人吧。 打「虎」成績單，反證當局反腐失敗 當局把不斷創新高的落馬高官數量，說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證明所謂反腐的決心。從宣傳的角度看，當局這麼「吹」也不能說它有錯，確實，如果反腐沒下多大決心，不會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這個打「虎」成績單恰恰說明，反腐本質上是失敗的。 如果只看一、兩年落馬官員的數量，反腐顯得高歌猛進，但把這個時間拉長，從2012年到現在的反腐態勢，可知當局的反腐實實在在失敗了。為什麼這麼講？從一般邏輯看，在當局大力度的反腐下，頭幾年落馬官員的數量會很多，可到後來，隨著一整套治理腐敗的制度和機制的建立與完善，被查處的官員數量應該越來越少，及至最終接近於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則說明這個反腐是失敗的，至少不成功。 當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後低再高。十八大後的前幾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馬高官數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後的前三年，根據官方統計，落馬高官數量有所減少，可這個趨勢在後兩年沒保持，2020年後，無論被查處的高官，還是違反當局八項規定的領導幹部，數目又逐年創新高。一種辯護的觀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的存量腐敗太大，以致只要加強反腐，落馬官員的數量就會很多。這幾年被查處的官員，相當部分都是在退休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有個別極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證了這種解釋。 然而，此辯護站不住腳，因為在當局倒查的同時，很多官員在官方通報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顯然，在當局看來，十八大前的腐敗是存量腐敗，十八大後仍然腐敗屬於增量腐敗。以前述9名正省部級官員為例，在任現職4位，退居二線、在人大政協任職3位，後者嚴格說來，也屬於現職，還是佔了落馬官員的多數。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員，這7名官員也比過去幾年要多。而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腐敗，也多是軍中新貴，甚至是中南海當權者的親信，其腐敗是典型的增量腐敗。故對大多數落馬的腐敗官員，真實情況是，他們的腐敗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嚴格區分。 當局反腐沒有取得勝利，亦可從近年中紀委全體會議公報對當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窺真相。 2022年十九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稱，著力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台壟斷等背後腐敗行為，斬斷權力與資本勾連紐帶，堅決查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交易等方面腐敗問題，持續推進金融領域腐敗治理，深化國企反腐敗工作，深化糧食購銷等領域腐敗專項整治。2023年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堅決查處重大腐敗案件，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加大國企、金融、政法、糧食購銷、開發區建設等領域反腐敗力度，緊盯重點對象，嚴肅查處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2024年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表示，繼續緊盯重點問題、重點領域、重點對象、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把嚴懲政商勾連的腐敗作為攻堅戰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煙草、醫藥、基建工程和招投標等領域腐敗問題等。 從過去三年中紀委全體會議的公報表述，不難看出，雖然在反腐的具體思路上有些差異，但對增量和存量腐敗都要同樣嚴懲，把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膽大妄為者作為反腐的重中之重，這個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國企、金融等領域，多年都是反腐重點，說明這些領域的腐敗一直生生不息，並沒有因之前當局反腐力度的不斷增強而有緩和。 中共腐敗，內生於體制 這不是否認當局這麼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對所謂正風肅紀、從嚴治黨，沒起到一點震懾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實，也反證了中共腐敗無法從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糾正。正是在此意義上，說當局的反腐是失敗的。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中共腐敗是一種內生於制度的腐敗，必須從政治體制上去根治，但當局現在的反腐，雖然也力圖建立一些遏制腐敗高發的制度，然而，在控權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無所作為，甚至進一步強化權力對社會的支配；再加上當局不允許引入外部力量來監督，這使得黨內反腐看似刀刃向內，卻傷筋而不動骨，刮骨而不療毒。 腐敗的產生是權力過大又沒有有力約束從而導致權力濫用。對權力最好的約束是分權，但在一黨制尤其像中國這種唯領袖是瞻的黨國體制下，不說外部分權，內部的分權制衡也很難形成，這就導致對黨內各級權力機構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約束統統失效，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中南海當權者採取的從嚴治黨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個不受任何監督和約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總理，下至村長，則不能成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來杜絕腐敗。然問題在於，要想官員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級對下級的監督體系就必須到位，這依賴於兩點，一是讓全社會參與配合監督，群眾會用雪亮的眼睛盯著官員；二是上級要能指揮得動下級的監督體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點是排斥的，當局怕引入群眾監督會造成反腐失控，威脅黨的統治。第二點，雖然下級監督機構有義務配合上級監督機構，可當下級監督機構的命運掌握在同級黨的一把手手上時，它真正聽從的是同級黨委特別是一把手而非上級監督部門，從而導致上級監督部門很難對下級的黨政領導起到實質性的監督作用。還不論在上下級的垂直系統中，存在著官員之間的利益勾連。 退一步，假定領袖之下的大小官員的違紀和腐敗行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強而被遏制，領袖如果腐敗，有誰來監督和遏制？又或領袖個人廉潔自律，可其家人和親信，還有他用來打擊官員腐敗的監督工具本身，若打著其旗號，或背著他搞腐敗，誰又能監督和遏制？畢竟領袖只是個凡人，沒有三頭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監督官員上，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必須依賴黨的監督體系，甚至依賴其親信和家人。但後兩者一旦失靈，最後一道防線就沒了。而誰又能說他依賴的體系和人不會濫用權力？倘若領袖親近的人腐敗照舊，對於下面的大小官吏，無論當局怎麼打擊，都會想方設法去腐敗。 也許中南海當權者不信邪，覺得在他的霹靂手段下腐敗是能管住的，可當局其實意識到植根於體制的腐敗是遏制不了的，於是用「反腐取得階段勝利」、「反腐永遠在路上」之類含糊其辭的說法蒙蔽大眾，以讓社會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所宣示的，當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話的寓意，沒有政治體制變革，沒有黨政分開，沒有權力分立，沒有外部監督，沒有財產公開，再用力的反腐，從長時段的最終結果看，都會徒勞一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