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雙語課】如何用文言文講述《羅密歐與茱麗葉》
2026 年 6 月 21 日
12月中旬，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典礼，即2025年1月20日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庄举行的新总统就职仪式。 媒体追问川普阵营，此消息是否确实？川普阵营起初既未肯定也未否定，但稍后，其发言人证实确有此邀请。媒体问及中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看来，邀请确有其事，问题只是：习近平是否接受了邀请？或者说，川普已经出招，习近平是否接招？ 川普邀请习近平出席总统就职大典，可能出于多重原因和意图。 在双方最近的私下交流中，习近平和中方可能提出，若要缓和美中关系，中方要求或希望川普给予习近平国事访问的待遇。这历来是中共领导人的心病，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尽都如此。从美方得到红地毯、三军仪仗队、21响礼炮、白宫盛宴的最高礼遇，是历届中共领导人的渴求，倒过来可以加持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潜台词：连美国总统都承认我的地位。这相当于另一种“册封”。 但通常，美国政府只给予盟邦或民主国家领导人最高礼遇，而避免给予专制国家领导人同等礼遇。以至于，从小布什开始，开创庄园接待模式，与中共领导人非正式会谈。之后，奥巴马、川普和拜登都沿袭这一模式，非正式接待中共领导人。如何回应习近平再次要求最高礼遇，川普或灵机一动，直接邀请习近平出席他的总统就职大典。 这一招，实际上令习近平进退两难。不去吧，坐失良机（借川普之力，或可加持习在党内濒于下滑的权威和地位。）去吧，有些怕怕。 习近平不无顾虑，如果其他国家领导人缺场，就自己一人去，鹤立鸡群，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尤其，他不会英语，不擅国际礼仪，历来在外交场合表现笨拙，到时将如何自处？如果他自己都觉得压力山大、控制不住紧张，可能就此婉拒。如此一来，川普也可顺水推舟、顺手推脱：已经给你最高礼遇，你不来，就不能再抱怨我没给面子。 幕后交流中，中方也有可能向特朗普阵营提出：请你们也邀请其他国家领导人出席，越多越好，如此一来，习近平的出席就显得比较自然，还可顺便举行双边会谈。川普的发言人稍后表示，也向其他国家领导人发出了邀请，但没有具体说明包括哪些国家的领导人。但，即便有其他国家领导人出席，习近平也未必就敢出席。顾虑重重之下，僵化的习当局，可能派出一名高官作为特使或高级代表团代表习近平出席。 从川普的角度来说，如果习近平接受邀请、当真出席，他似乎就能吃定习近平：看，我们关系很好，你我是颇有私交的朋友，那么，做事就不要过分。比如，何必扬言攻打台湾？何必向美国输出芬太尼？何必向美国低价倾销中国商品？尽管，习近平是最顽固的共产党人，他的哲学是，既要合作，又要斗争，而斗争才是主线。但川普做足笑脸，你习近平还动辄斗争，似乎就不那么好交代了。按习近平本人的话来说：“那就不好说了！” 川普向习近平发出这一邀请，或许还有另一层心思：你来看看我们的民主制度，多么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看看我，靠选举上台的领导人，获得人民的授权，多么荣耀！你们这些小圈子自封的领导人，感觉如何？难道不需要反省和改变吗？ 无论川普意图如何，也无论习近平怎样接招，但，川普邀请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大典，必然引发巨大争议。 其一，自1874年以来，美国总统就职大典，就不曾邀请外国领导人出席。美方的通常做法，邀请各国驻美国大使出席在国会山庄举行的美国新总统就职仪式。其二，美国更从不曾邀请专制国家领导人出席这一重要庆典，连国事访问都是障碍。其三，当下美中两国处于竞争和敌对状态，实为最大敌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现身国会山庄、美国总统就职大典，肯定招致广泛的批评和非议，还可能引发部分宾客的抵制，酿成额外的政治危机。 再者，邀请习近平，是否邀请普京？碍于国际法庭对普京的起诉和通缉，或不至于邀请普京。那么，川普的大国外交，是联俄抗中？还是联中抗俄？岂不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尽管，联中抗俄绝非符合时宜的选项。 川普的性格，历来独立特行，此次大选，他获得压倒性选票，即获得选民充分授权，加之国会参众两院都在共和党的主导之下，川普可能不顾争议，我行我素，一开始就打破外交惯例。 川普还未上台，美中关系已经演绎出奇特篇章。可以预料，未来四年，在川普任内，美中关系绝不平静，或明争暗斗，或波澜迭起，而且，还可能时不时显现出人意料的戏剧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拜登政府并未满足于“跛脚鸭”角色，正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作为，自12月2日开始发起第三波打击中国晶片产业的重大行动，宣布对近140家中国实体进行出口管制。北京也没闲着，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已开始限制向欧美等国出口用于制造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很可能是北京出台更大规模禁令的前奏。考虑到拜登政府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及俄乌战争的行动，直到1月20日新旧政府交接班之前，中美两国绝对不会处于“西线无战事”状态，所有这些，可算作美中关税战开幕前的“前哨战”。 美中晶片战三年以来最大规模之战 12月2日，拜登政府出台任内第三波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大规模出口禁限措施，将140家中国公司纳入管控清单，这轮制裁包括三方：中方，包括总部位于北京的半导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公司（NAURA Technology Group），拓荆科技(Piotech)和深圳新凯来技术公司（SiCarrier）。东南亚国家：这些措施对24种额外的芯片制造工具和三种软件工具实施限制，其中包括对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制造的半导体设备也实施了出口管控。美国国内及盟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路透社分析，这轮与半导体设备相关的出口管控措施很可能影响到泛林集团（Lam Research）、科磊（KLA）、运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等美国公司以及荷兰阿斯麦（ASMI）等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要言之，新管控规则将扩大美国的权力，以遏制美国、日本和荷兰制造商在世界其他地区制造的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的某些芯片工厂。以色列、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制造的设备也受该管控规则约束，而日本和荷兰将获得豁免。该管控规则还将决定某些外国商品何时受美国管制的美国产品内涵的数量降至零。这将使美国能够监管从海外运往中国的任何物品，如果其中含有任何美国芯片。 美国出手打压以晶片为核心的中国科技产业之战自 2018年开始。拜登政府从2021年以来开始共发动三轮晶片战，但从打击范围和深度来看，最近这第三轮前所未有，条款要求对列于管制名单的中国公司申请购买的产品一概拒绝，而且不只适用于美国厂家和供货商，也适用于韩国、日本、荷兰等地公司。 中国的回应：我不买了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这次一反过去隐忍的姿态，不仅口头抗议，还摆出“你不卖，我还不买了”的强硬姿态，12月3日，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北京发表声明，指美国随意修改贸易规则，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给中国相关行业和产业链的安全稳定造成实质性损害，建议国内企业谨慎采购美国晶片，实则是要求中国企业尽快摆脱对美国晶片的依赖，转向寻求国内替代。考虑到这四大行业协会的官方背景，可以看作是政府态度。 美国媒体目前重心在叙利亚、川普内阁任命与民主党反对这类事情上，对这轮制裁未作多少反应，新加坡于泽远那篇《中美科技打响脱钩战》（联合早报，12月8日）流传甚广，其观点有参考价值。该文主要观点是：因为中国这几年在晶片研发领域取得进步，有底气与美国晶片脱钩。论据是：1、自2019年-2022年，美国持续扩大对中国的制裁范围，从限制晶片在手机领域的使用，扩大到了军工、医疗、汽车等领域，最后基本覆盖了所有领域。这类制裁确实一度让华为遭受巨大损失，甚至被迫出售部分手机业务。但华为不仅熬过了难关生存下来，还在包括手机业务在内的不同领域取得重大发展，据说华为已经能够自主研发和迭代高端晶片。2、中国在应用范围更广的中低端晶片领域更是异军突起。去年，中国进口了3500亿美元的晶片（约2.5万亿人民币），是中国耗费外汇最大的一项进口商品。但今年1月至10月，中国出口的晶片已经超过9300亿元人民币，全年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不成问题，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晶片出口国，尽管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中低端晶片，但中低端晶片涵盖了大部分应用范围。 中国的报复行动接二连三，按日期排序如下： 12月3日，中国表示将禁止向美国出口某些稀有矿产，立即停止向美国销售镓、锗、锑和所谓的超硬材料，理由是它们属于军民两用物项。石墨的出口也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彭博社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出口管制的开局，如果与华盛顿的贸易摩擦升级，出口管制可能会扩大到数十种利基材料。美国固然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找替代原材料，但这些原材料的开采和提炼需要时间，成本也要远高于中国，美国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短期内将大幅上升。 12月9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美国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英伟达开展反垄断立案调查。 12月10日，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从新年开始，中国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向美国和欧洲供应乌克兰用于制造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中国电机、电池和飞行控制器生产商已开始减少向欧洲、美国等地发货，甚至索性停止了交付。根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报告，中国控制著近80％的商用无人机市场。 美中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困时期 川普近日宣布他与习近平通话，希望北京在结束俄乌战争上发挥作用。按照原来设想，以关税作为谈判工具，会在此事上让北京配合。被视为“跛脚鸭”的拜登看守政府这么多作为，实出外界意料。 中国在大选之后，与世界各国一样，认为只要专心应付特朗普2.0政府就行。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的几条原则性的调控措施，例如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应付国际贸易中单边主义的兴起与地缘政治风险，就是为了应付国际市场紧缩，具体措施当然得等特朗普2.0正式上任有所动作之后。12月10日早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赴华出席“1+10”对话会的IMF、世界银行、WTO、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时，强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是好事而非风险”，算是隔空向特朗普放话。特朗普及时作出反应，12月11日宣布将邀请习近平来参加1月20日的就职典礼。 但华府最近的几项行动，却使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止是关税战： 12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27票对62票的结果通过《共产主义关键教育法案》(Crucial Communism Teaching Act)，旨在教育美国学生有关共产主义的危害和历史影响，中国作为共产极权国家的代表，将成为选修教育材料的主要来源。 12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联邦调查局黑客局、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安全机构为全体众议员举行了一次机密简报会，说明中国涉嫌通过“盐台风”(Salt Typhoon)深入美国电信公司并窃取美国通话数据等攻击行为。鉴于此前“伏特台风”(volt typhoon)行动造成的伤害，两党议员纷纷表示，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令人担忧，国会也将采取立法措施。 此时距1月20日还有将近40天，鉴于克林顿总统1994年12月为应付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圣诞假期都日以继夜地办公，以及本届政府正在积极作为，川普2.0对华关税战还未开幕，前哨战已经硝烟弥漫，我相信美中双方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拳脚来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拜登政府并未满足于“跛脚鸭”角色，正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作为，自12月2日开始发起第三波打击中国晶片产业的重大行动，宣布对近140家中国实体进行出口管制。北京也没闲着，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已开始限制向欧美等国出口用于制造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很可能是北京出台更大规模禁令的前奏。考虑到拜登政府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及俄乌战争的行动，直到1月20日新旧政府交接班之前，中美两国绝对不会处于“西线无战事”状态，所有这些，可算作美中关税战开幕前的“前哨战”。 美中晶片战三年以来最大规模之战 12月2日，拜登政府出台任内第三波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大规模出口禁限措施，将140家中国公司纳入管控清单，这轮制裁包括三方：中方，包括总部位于北京的半导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公司（NAURA Technology Group），拓荆科技(Piotech)和深圳新凯来技术公司（SiCarrier）。东南亚国家：这些措施对24种额外的芯片制造工具和三种软件工具实施限制，其中包括对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制造的半导体设备也实施了出口管控。美国国内及盟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路透社分析，这轮与半导体设备相关的出口管控措施很可能影响到泛林集团（Lam Research）、科磊（KLA）、运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等美国公司以及荷兰阿斯麦（ASMI）等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要言之，新管控规则将扩大美国的权力，以遏制美国、日本和荷兰制造商在世界其他地区制造的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的某些芯片工厂。以色列、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制造的设备也受该管控规则约束，而日本和荷兰将获得豁免。该管控规则还将决定某些外国商品何时受美国管制的美国产品内涵的数量降至零。这将使美国能够监管从海外运往中国的任何物品，如果其中含有任何美国芯片。 美国出手打压以晶片为核心的中国科技产业之战自 2018年开始。拜登政府从2021年以来开始共发动三轮晶片战，但从打击范围和深度来看，最近这第三轮前所未有，条款要求对列于管制名单的中国公司申请购买的产品一概拒绝，而且不只适用于美国厂家和供货商，也适用于韩国、日本、荷兰等地公司。 中国的回应：我不买了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这次一反过去隐忍的姿态，不仅口头抗议，还摆出“你不卖，我还不买了”的强硬姿态，12月3日，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北京发表声明，指美国随意修改贸易规则，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给中国相关行业和产业链的安全稳定造成实质性损害，建议国内企业谨慎采购美国晶片，实则是要求中国企业尽快摆脱对美国晶片的依赖，转向寻求国内替代。考虑到这四大行业协会的官方背景，可以看作是政府态度。 美国媒体目前重心在叙利亚、川普内阁任命与民主党反对这类事情上，对这轮制裁未作多少反应，新加坡于泽远那篇《中美科技打响脱钩战》（联合早报，12月8日）流传甚广，其观点有参考价值。该文主要观点是：因为中国这几年在晶片研发领域取得进步，有底气与美国晶片脱钩。论据是：1、自2019年-2022年，美国持续扩大对中国的制裁范围，从限制晶片在手机领域的使用，扩大到了军工、医疗、汽车等领域，最后基本覆盖了所有领域。这类制裁确实一度让华为遭受巨大损失，甚至被迫出售部分手机业务。但华为不仅熬过了难关生存下来，还在包括手机业务在内的不同领域取得重大发展，据说华为已经能够自主研发和迭代高端晶片。2、中国在应用范围更广的中低端晶片领域更是异军突起。去年，中国进口了3500亿美元的晶片（约2.5万亿人民币），是中国耗费外汇最大的一项进口商品。但今年1月至10月，中国出口的晶片已经超过9300亿元人民币，全年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不成问题，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晶片出口国，尽管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中低端晶片，但中低端晶片涵盖了大部分应用范围。 中国的报复行动接二连三，按日期排序如下： 12月3日，中国表示将禁止向美国出口某些稀有矿产，立即停止向美国销售镓、锗、锑和所谓的超硬材料，理由是它们属于军民两用物项。石墨的出口也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彭博社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出口管制的开局，如果与华盛顿的贸易摩擦升级，出口管制可能会扩大到数十种利基材料。美国固然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找替代原材料，但这些原材料的开采和提炼需要时间，成本也要远高于中国，美国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短期内将大幅上升。 12月9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美国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英伟达开展反垄断立案调查。 12月10日，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从新年开始，中国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向美国和欧洲供应乌克兰用于制造无人机的关键零部件。中国电机、电池和飞行控制器生产商已开始减少向欧洲、美国等地发货，甚至索性停止了交付。根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报告，中国控制著近80％的商用无人机市场。 美中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困时期 川普近日宣布他与习近平通话，希望北京在结束俄乌战争上发挥作用。按照原来设想，以关税作为谈判工具，会在此事上让北京配合。被视为“跛脚鸭”的拜登看守政府这么多作为，实出外界意料。 中国在大选之后，与世界各国一样，认为只要专心应付特朗普2.0政府就行。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的几条原则性的调控措施，例如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应付国际贸易中单边主义的兴起与地缘政治风险，就是为了应付国际市场紧缩，具体措施当然得等特朗普2.0正式上任有所动作之后。12月10日早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赴华出席“1+10”对话会的IMF、世界银行、WTO、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时，强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是好事而非风险”，算是隔空向特朗普放话。特朗普及时作出反应，12月11日宣布将邀请习近平来参加1月20日的就职典礼。 但华府最近的几项行动，却使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止是关税战： 12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27票对62票的结果通过《共产主义关键教育法案》(Crucial Communism Teaching Act)，旨在教育美国学生有关共产主义的危害和历史影响，中国作为共产极权国家的代表，将成为选修教育材料的主要来源。 12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联邦调查局黑客局、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安全机构为全体众议员举行了一次机密简报会，说明中国涉嫌通过“盐台风”(Salt Typhoon)深入美国电信公司并窃取美国通话数据等攻击行为。鉴于此前“伏特台风”(volt typhoon)行动造成的伤害，两党议员纷纷表示，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令人担忧，国会也将采取立法措施。 此时距1月20日还有将近40天，鉴于克林顿总统1994年12月为应付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圣诞假期都日以继夜地办公，以及本届政府正在积极作为，川普2.0对华关税战还未开幕，前哨战已经硝烟弥漫，我相信美中双方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拳脚来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即将过去，世界正在高速骤变，川普回归全力改造美国，乌克兰与中东两场战争仍在持续，叙利亚独裁政权一夕崩解，尹钖悦遭到弹劾停职，而在中国，习近平整天忙著开会指明方向，两个月内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方案，希望为低迷的中国经济找到活路。 上一周，九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敲定了来年经济的大方向，1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聚焦具体方案的部署，然而引颈期盼的中国股民，却兜头对习近平泼了一盆冷水，深沪、香港股市重挫超过2%，这说明了中共一连串的利多话术，已经产生了抗药性。 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充斥晦涩玄乎的词汇，所谓“加强超长规逆周期调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云云，都是空洞的形容词，缺乏可靠的科学数据，不管企业或个人，都只能凭想像力脑补，用白话来说，就是政府大量举债，投入无效益的面子工程，央行则无节制的无锚印钞，其最终结果，一定是货币贬值带动恶性通胀。 综合各方脑补得出的结论，习近平救经济的妙策，可以总结出一个套路，那就是要搞大水漫灌，企图掩饰结构性矛看累积的弊病，而这个套路，其实早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已开启了无锚印钞模式，一发不可收拾了。 中国的GDP规模号称120兆人民币，外汇存底约3.2兆美元（约23兆人民币，下同），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约21.6兆，公共支出约27.4兆，赤字预算约5.8兆，占GDP的4.8%，还在可控的范围。然而，到2024第三季为止，财政收入巨幅滑落，公共支出却有增无减，这迫使地方政府加强非税收入盘剥，在人民身上拔毛，甚至以跨境执法、远洋捞捕、合法抢劫，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难题，习近平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大量印钞放水，简单说就是财政部大发超长期国债，央行印钞认购，然后低利放水给商业银行，而银行又把资金投入国债套取利差，根本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活动运行，资金经过一轮击鼓传花的游戏，最终还是要由人民卖力工作缴税来买单。 可怜的中国人民省吃俭用几十年，家庭财富七成套在房市泡沫上，2020李克强爆料中国有６亿人月入不过一千元，经过疫情蹂躏三年之后，经济学者李迅雷最近在〈第一财经〉发表文章，题为“上山容易下山难”，引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指出，2021年中国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口约为9.64亿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年收入不足9180人民币为贫困人口，习近平不管印了多少钞票，都与这9亿多人无关。 历史经验证明，毫无节制的印钞和野蛮加税，是朝代覆亡的两大征兆，高盛估计中国地方债超过95兆人民币，如果加计企业及家庭负债，2023年中国的债务规模约为GDP的2.87倍，人行再放水十兆，将近十亿人民却仍然穷得响叮当，这个政权离崩解大概就不远了，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和亚就是前车之鉴。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2024年即将过去，世界正在高速骤变，川普回归全力改造美国，乌克兰与中东两场战争仍在持续，叙利亚独裁政权一夕崩解，尹钖悦遭到弹劾停职，而在中国，习近平整天忙著开会指明方向，两个月内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方案，希望为低迷的中国经济找到活路。 上一周，九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敲定了来年经济的大方向，1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聚焦具体方案的部署，然而引颈期盼的中国股民，却兜头对习近平泼了一盆冷水，深沪、香港股市重挫超过2%，这说明了中共一连串的利多话术，已经产生了抗药性。 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充斥晦涩玄乎的词汇，所谓“加强超长规逆周期调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云云，都是空洞的形容词，缺乏可靠的科学数据，不管企业或个人，都只能凭想像力脑补，用白话来说，就是政府大量举债，投入无效益的面子工程，央行则无节制的无锚印钞，其最终结果，一定是货币贬值带动恶性通胀。 综合各方脑补得出的结论，习近平救经济的妙策，可以总结出一个套路，那就是要搞大水漫灌，企图掩饰结构性矛看累积的弊病，而这个套路，其实早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已开启了无锚印钞模式，一发不可收拾了。 中国的GDP规模号称120兆人民币，外汇存底约3.2兆美元（约23兆人民币，下同），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约21.6兆，公共支出约27.4兆，赤字预算约5.8兆，占GDP的4.8%，还在可控的范围。然而，到2024第三季为止，财政收入巨幅滑落，公共支出却有增无减，这迫使地方政府加强非税收入盘剥，在人民身上拔毛，甚至以跨境执法、远洋捞捕、合法抢劫，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难题，习近平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大量印钞放水，简单说就是财政部大发超长期国债，央行印钞认购，然后低利放水给商业银行，而银行又把资金投入国债套取利差，根本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活动运行，资金经过一轮击鼓传花的游戏，最终还是要由人民卖力工作缴税来买单。 可怜的中国人民省吃俭用几十年，家庭财富七成套在房市泡沫上，2020李克强爆料中国有６亿人月入不过一千元，经过疫情蹂躏三年之后，经济学者李迅雷最近在〈第一财经〉发表文章，题为“上山容易下山难”，引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指出，2021年中国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口约为9.64亿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年收入不足9180人民币为贫困人口，习近平不管印了多少钞票，都与这9亿多人无关。 历史经验证明，毫无节制的印钞和野蛮加税，是朝代覆亡的两大征兆，高盛估计中国地方债超过95兆人民币，如果加计企业及家庭负债，2023年中国的债务规模约为GDP的2.87倍，人行再放水十兆，将近十亿人民却仍然穷得响叮当，这个政权离崩解大概就不远了，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和亚就是前车之鉴。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12月8日，叙利亚一夕变天。反政府军攻入首都，总统阿萨德落跑。稍后，俄罗斯方面宣布：阿萨德已经辞去叙利亚总统职务，全家逃抵莫斯科避难。叙利亚人民欢庆解放 – 尽管，叙利亚的未来走向仍不明朗 – 至少，人民摆脱了阿萨德家族半个多世纪、长达54年血腥而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首都大马士革, 到处是欢呼声、欢笑声、汽笛声，焰火腾空，彻夜不息。 阿萨德政权垮台的直接背景是两场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进攻以色列。这两场战争的结果，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无暇东顾，无力再支撑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以色列剿灭哈马斯、进而又剿灭黎巴嫩真主党、重创也门胡塞武装、重伤伊朗元气，大大削弱了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外部势力。 叙利亚境内的反抗军趁势而起，攻势如潮，用兵神速，不到两周时间，就先后攻占阿勒颇、哈马、霍姆斯等大城市，然后，快速进军首都大马士革，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瞬间推翻阿萨德政权。 阿萨德倒台，乃是今年第二个中共的老朋友倒台。前一个是8月间被民变推翻的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她在镇压失败后，也仓惶出逃。 去年9月，习近平把阿萨德搞到中国，出席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习近平的大动作，一举破了三个禁忌：其一，不顾国际社会对阿萨德的制裁和封锁，硬是派出中国民航专机，直接把阿萨德夫妇接到杭州。其二，悍然打开杭州千年古刹灵隐寺的大门，铺红地毯迎接伊斯兰教背景的阿萨德夫妇进入佛门，不仅亵渎了神圣的中国千年佛庙古刹，也给阿萨德本人带来凶险的败运。其三，不顾亚洲各国感受，径直把狂轰滥炸、并多次用化学武器屠杀人民的叙利亚屠夫请到亚运会的主席台上，堂而皇之地给予国宾级礼遇。 一年后，败运缠身的阿萨德轰然倒台，北京政权受到的惊吓可想而知，尤其习近平，定是心惊胆颤、心胆破碎。此时此刻，中共和习近平能否从哈西娜和阿萨德倒台的烟尘里得到一些教训或警告？诸如： 哈西娜和阿萨德都迷信血统论和世袭制，他们都分别是孟加拉国和叙利亚的“太子党”和“红二代”，但，他们的下场证明，血统论不是护身符。在中国，出身“太子党”和“红二代”的习近平，念念不忘红色血统，强调红色传承，迷信红色血脉，醉心红色世袭统治，以此追求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但，红色血统，号称正统，却更可能是命运的祸端、权力的死穴，让人民深恶痛绝。 哈西娜和阿萨德都迷信铁腕镇压手段，一旦有人民抗议，他们就毫无留情地镇压，双手沾满鲜血。但长期的高压、持续的镇压，终有失效的一天。中国的习近平更迷信铁腕镇压，从镇压藏人到镇压维吾尔人，从镇压白纸运动、万圣节活动到镇压党内政敌，穷尽镇压手段，但假以时日，所有镇压手段终有失效的一天。失效之日，就是失败之日，对独裁政权而言，就是败亡之日。孟加拉和叙利亚的叙事，就写真了这样的逻辑。 无论一党专政还是一人独裁，为了权力，独裁者作恶多端，必受报应。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阿萨德做梦都没有想到，曾经在俄国、伊朗、中共等外部势力力挺下、勉强逃过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一劫，13年过后，却仍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他可曾预料到两场战争的即时效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当然，对冥顽不化的中共统治者而言、尤其对具有认知障碍的习近平而言，恐怕不会汲取上述教训而放下屠刀、转而实施改革和善政，更可能从中读出相反的教训和结论、并采取相反之举。就如苏联解体之后，中共不思洗心革面，而是苦思如何维稳防范，狂增军费和维稳费，变本加厉的迫害异己、镇压人民，以舍本趋末的短期行为，图谋逃过长远而言根本就不可能逃脱的败局。 孟加拉和叙利亚的独裁者倒台败逃，中共独裁者或仍心存侥幸：我只要高喊“四个自信”，就能如走夜路吹口哨、自我壮胆；只要有魔鬼加持，就能千百年地独裁下去。不过，这样的“自信”，习近平和中共自己真的信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2月8日，叙利亚一夕变天。反政府军攻入首都，总统阿萨德落跑。稍后，俄罗斯方面宣布：阿萨德已经辞去叙利亚总统职务，全家逃抵莫斯科避难。叙利亚人民欢庆解放 – 尽管，叙利亚的未来走向仍不明朗 – 至少，人民摆脱了阿萨德家族半个多世纪、长达54年血腥而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首都大马士革, 到处是欢呼声、欢笑声、汽笛声，焰火腾空，彻夜不息。 阿萨德政权垮台的直接背景是两场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进攻以色列。这两场战争的结果，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无暇东顾，无力再支撑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以色列剿灭哈马斯、进而又剿灭黎巴嫩真主党、重创也门胡塞武装、重伤伊朗元气，大大削弱了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外部势力。 叙利亚境内的反抗军趁势而起，攻势如潮，用兵神速，不到两周时间，就先后攻占阿勒颇、哈马、霍姆斯等大城市，然后，快速进军首都大马士革，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瞬间推翻阿萨德政权。 阿萨德倒台，乃是今年第二个中共的老朋友倒台。前一个是8月间被民变推翻的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她在镇压失败后，也仓惶出逃。 去年9月，习近平把阿萨德搞到中国，出席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习近平的大动作，一举破了三个禁忌：其一，不顾国际社会对阿萨德的制裁和封锁，硬是派出中国民航专机，直接把阿萨德夫妇接到杭州。其二，悍然打开杭州千年古刹灵隐寺的大门，铺红地毯迎接伊斯兰教背景的阿萨德夫妇进入佛门，不仅亵渎了神圣的中国千年佛庙古刹，也给阿萨德本人带来凶险的败运。其三，不顾亚洲各国感受，径直把狂轰滥炸、并多次用化学武器屠杀人民的叙利亚屠夫请到亚运会的主席台上，堂而皇之地给予国宾级礼遇。 一年后，败运缠身的阿萨德轰然倒台，北京政权受到的惊吓可想而知，尤其习近平，定是心惊胆颤、心胆破碎。此时此刻，中共和习近平能否从哈西娜和阿萨德倒台的烟尘里得到一些教训或警告？诸如： 哈西娜和阿萨德都迷信血统论和世袭制，他们都分别是孟加拉国和叙利亚的“太子党”和“红二代”，但，他们的下场证明，血统论不是护身符。在中国，出身“太子党”和“红二代”的习近平，念念不忘红色血统，强调红色传承，迷信红色血脉，醉心红色世袭统治，以此追求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但，红色血统，号称正统，却更可能是命运的祸端、权力的死穴，让人民深恶痛绝。 哈西娜和阿萨德都迷信铁腕镇压手段，一旦有人民抗议，他们就毫无留情地镇压，双手沾满鲜血。但长期的高压、持续的镇压，终有失效的一天。中国的习近平更迷信铁腕镇压，从镇压藏人到镇压维吾尔人，从镇压白纸运动、万圣节活动到镇压党内政敌，穷尽镇压手段，但假以时日，所有镇压手段终有失效的一天。失效之日，就是失败之日，对独裁政权而言，就是败亡之日。孟加拉和叙利亚的叙事，就写真了这样的逻辑。 无论一党专政还是一人独裁，为了权力，独裁者作恶多端，必受报应。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阿萨德做梦都没有想到，曾经在俄国、伊朗、中共等外部势力力挺下、勉强逃过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一劫，13年过后，却仍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他可曾预料到两场战争的即时效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当然，对冥顽不化的中共统治者而言、尤其对具有认知障碍的习近平而言，恐怕不会汲取上述教训而放下屠刀、转而实施改革和善政，更可能从中读出相反的教训和结论、并采取相反之举。就如苏联解体之后，中共不思洗心革面，而是苦思如何维稳防范，狂增军费和维稳费，变本加厉的迫害异己、镇压人民，以舍本趋末的短期行为，图谋逃过长远而言根本就不可能逃脱的败局。 孟加拉和叙利亚的独裁者倒台败逃，中共独裁者或仍心存侥幸：我只要高喊“四个自信”，就能如走夜路吹口哨、自我壮胆；只要有魔鬼加持，就能千百年地独裁下去。不过，这样的“自信”，习近平和中共自己真的信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家庭财产主要是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大头是银行存款。由于房产价值持续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银行存款，视为家庭最后的可用资金来源；而很多小企业主经营亏损而关闭生意后，也把经营资金存入银行。但很少有中国人想过，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借债，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为政府所用，而且赖账不还，银行则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摆渡”。 本文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债主是谁？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讲实话，而民众则基本上不知情。民众多半不了解，他们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巨大债务之“债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实已被各级政府吞噬耗尽。 一、公债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大笔挥霍资金的最方便手法有两个。一个是，超出税收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造成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然后由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赤字所需要的资金。另一个办法是发行政府债券，由于人民币债券并非国际上受欢迎的金融投资标的物，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天量债券，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发行。 前一种手法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尽量避免的“毒药”。因为，在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滥发，进而产生物价上涨，既造成居民消费力相对萎缩，也令居民存款相对缩水。一句话，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财政金融的民众往往不了解，在财政预算中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财政照例常年编列的财政赤字，可以直接让中央银行提供超量货币，也可以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来获取资金。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但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允许省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列中央政府许可的财政赤字。而省级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编列的地方财政赤字，可以纳入国务院每年下达的该省市政府债券发行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获取资金。所以，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在中央和省市这两级是连通的。 到底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不大？欧盟为了控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债总量不难超过GDP的60%。如果以欧盟的这两个限制性指标为参照系，那么，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国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财政收支差额；而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才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中国的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几乎是欧盟的一倍，与GDP的规模相当，这就相当危险了。 当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公债，进而积累了巨额的未偿公债时，其长期后果其实与财政赤字率偏高，同样严重。财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偿公债过多的后果是，民众的银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实，中共之所以滥发公债，其原因就是，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存款，实在是太方便了。赤字发债不头疼，这似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独家专利”。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债，快把银行系统压垮了。 二、各级财政债务真相 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40,600亿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今年11月8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元。这6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要救活经济，还是救活地方财政，或者是救活银行？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既不是为了救活经济，也不能救活地方财政，更不能救活银行，唯一的作用是续银行系统的命，好让中国的潜在金融危机，不至于很快暴露而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各级政府总共欠下了多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是40万亿，现在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往后拖；而地方政府担保的官办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还有65万亿元，但这些公司很多都濒临破产，没办法继续发新债还旧债，而它们欠下的这65万亿债务会拖垮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中，很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或债券的利息，这些债务到期之前，银行会因为巨额贷款收不到利息而破产。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因为利息收入越来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参见笔者10月25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如果再出现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停付利息，那银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把占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紧迫债务，先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代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 然而，这只是债务搬家，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而已。况且，这不过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债务的九成，还是没办法偿还，拖垮银行的可能性只不过减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这已经是中共能够用出来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这个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续银行系统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中共的银行系统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造成的债务危机，已经岌岌可危，以致于中共现在必须先救银行，而中共事实上已经无力解决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了。 最近，中共当局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只能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的总债务额当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这样的债务规模的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薪水，不领养老金，中共才能还债，这可能吗？显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谁借钱？ 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多半都是私营的，政府无法向银行借钱，原因很简单。首先，按照通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而政府不是民间团体，与银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对等，无法签订借贷合同。其次，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如果政府贷款后违约，法院很难对抵押资产执行扣押。所以，如果私营银行放贷给政府，相当于自杀式经营。 但是，如果银行不是私营，而是公营的呢？而且，银行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从银行拿到钱呢？这正是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中国特色”。笔者在本网站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该文介绍了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政府控股特色，这六家大型银行必须满足全国性国有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导致这些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现在介绍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真实背景，来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银行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2007年为11% ，2023年为15.5%。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调查证实，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的间接持股，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人选，让这些银行实际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方法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指导性贷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银行向本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平台公司定向贷款；另一类是让本地银行认购本地政府发行的债券。上述调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过于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中国地方银行典型的官办官用特征。 那地方政府发行的海量债券，都是谁认购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对中央所属的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下令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所以，这些认购本地政府债券的银行，都是当地的城市银行。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今年6月3日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券持有者，81.52%是银行，所持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达到34万亿。 从此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地方政府的40万亿债务当中，本地城市银行接下了85%；其二，中国银行业的全部债券购买余额67万亿当中，单是城市银行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券就占了51%，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在“以新换旧”，却永不归还；其三，如果以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16%来估计，城市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不过23万亿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债券从地方银行拿走的钱却高达34万亿。因此，地方银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国金融危机2.0版 中共政权现在的维持，其秘诀就是吞噬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面取钱一样随便。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地方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出现一种双重效果：地方银行可以让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如虎添翼；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的过度开放，进而把地方银行拖进深渊。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办法就是继续掏空银行，就这样，中共的财政危机被转化成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即潜在的金融危机。 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所以，财政危机就不算是最后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后的危机呢？就是银行成批地倒下来，那就没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了，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金融依靠。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爆发？时间点应该不远了，中国金融危机2.0版已即将来临。 讲到中国金融危机2.0版，势必要对比中国金融危机1.0版。但中国民众普遍不知道这金融危机1.0版，因为那属于政府机密，从不让国人知道；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从没讨论过它。实际上，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结局，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相当重要。 中国金融危机1.0版发生在1996年，这场危机的处理，使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迎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然而，那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也预示着中国金融危机的2.0版的发生。 1996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工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几十年来始终经营效率差，负债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只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为所有国有企业“输血”。到1994年底，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3%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大部分国有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同时，背着国有企业“包袱”的国有银行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国的四大银行贷款总额当中，20%已成为坏账，若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将近70%的贷款都已无法归还。当时四大银行的贷款坏帐为4,300多亿，而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这四大银行已严重地资不抵债，即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有工商企业不但早已停止偿还贷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银行利息达1千多亿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全面亏损 。 银行本应用每年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支付坏账损失，但当年中国的四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 ；因此，面对巨额的坏账损失，银行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结果1994年中国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 。按此趋势走下去，银行系统不久就会破产。当时有学者指出，“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中国金融危机1.0版的真相。 现在，类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冒头了。我在《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一文中已介绍，2023年底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 ，进入了危险区间。造成这一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背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令银行不胜负荷；而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之后，中央银行只能压低利率，则是又一个原因。 除了银行的净息差低到银行只能降薪裁员，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其实也是一个潜在金融危机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这是救经济的举措；事实上，这6万亿是为了把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债务，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公司那65万亿债务，已到了倒账在即的地步，随时会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生存。 中国的上一轮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而这一轮潜在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然还是制度性的，除了国有企业继续“吃银行”之外，还填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财政吃银行”。如今所谓的“财政吃银行”，不只是“地方财政吃银行”，连中央政府发现国债，也靠银行认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不易化解。 中国度过上一轮金融危机，靠的是三个办法，即国企私有化（甩掉银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资。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不能再如法炮制了。首先，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战略产业，无法私有化；其次，美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国无法再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再次，现在外资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可能不会改变了。 中国面临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还比较幸运，因为有各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主要是外贸扩张和外资涌入；而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机会都已经消失。那中国政府还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那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动摇中国的稳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家庭财产主要是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大头是银行存款。由于房产价值持续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银行存款，视为家庭最后的可用资金来源；而很多小企业主经营亏损而关闭生意后，也把经营资金存入银行。但很少有中国人想过，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借债，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为政府所用，而且赖账不还，银行则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摆渡”。 本文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债主是谁？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讲实话，而民众则基本上不知情。民众多半不了解，他们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巨大债务之“债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实已被各级政府吞噬耗尽。 一、公债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大笔挥霍资金的最方便手法有两个。一个是，超出税收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造成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然后由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赤字所需要的资金。另一个办法是发行政府债券，由于人民币债券并非国际上受欢迎的金融投资标的物，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天量债券，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发行。 前一种手法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尽量避免的“毒药”。因为，在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滥发，进而产生物价上涨，既造成居民消费力相对萎缩，也令居民存款相对缩水。一句话，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财政金融的民众往往不了解，在财政预算中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财政照例常年编列的财政赤字，可以直接让中央银行提供超量货币，也可以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来获取资金。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但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允许省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列中央政府许可的财政赤字。而省级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编列的地方财政赤字，可以纳入国务院每年下达的该省市政府债券发行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获取资金。所以，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在中央和省市这两级是连通的。 到底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不大？欧盟为了控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债总量不难超过GDP的60%。如果以欧盟的这两个限制性指标为参照系，那么，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国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财政收支差额；而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才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中国的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几乎是欧盟的一倍，与GDP的规模相当，这就相当危险了。 当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公债，进而积累了巨额的未偿公债时，其长期后果其实与财政赤字率偏高，同样严重。财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偿公债过多的后果是，民众的银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实，中共之所以滥发公债，其原因就是，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存款，实在是太方便了。赤字发债不头疼，这似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独家专利”。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债，快把银行系统压垮了。 二、各级财政债务真相 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40,600亿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今年11月8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元。这6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要救活经济，还是救活地方财政，或者是救活银行？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既不是为了救活经济，也不能救活地方财政，更不能救活银行，唯一的作用是续银行系统的命，好让中国的潜在金融危机，不至于很快暴露而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各级政府总共欠下了多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是40万亿，现在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往后拖；而地方政府担保的官办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还有65万亿元，但这些公司很多都濒临破产，没办法继续发新债还旧债，而它们欠下的这65万亿债务会拖垮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中，很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或债券的利息，这些债务到期之前，银行会因为巨额贷款收不到利息而破产。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因为利息收入越来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参见笔者10月25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如果再出现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停付利息，那银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把占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紧迫债务，先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代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 然而，这只是债务搬家，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而已。况且，这不过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债务的九成，还是没办法偿还，拖垮银行的可能性只不过减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这已经是中共能够用出来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这个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续银行系统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中共的银行系统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造成的债务危机，已经岌岌可危，以致于中共现在必须先救银行，而中共事实上已经无力解决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了。 最近，中共当局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只能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的总债务额当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这样的债务规模的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薪水，不领养老金，中共才能还债，这可能吗？显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谁借钱？ 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多半都是私营的，政府无法向银行借钱，原因很简单。首先，按照通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而政府不是民间团体，与银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对等，无法签订借贷合同。其次，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如果政府贷款后违约，法院很难对抵押资产执行扣押。所以，如果私营银行放贷给政府，相当于自杀式经营。 但是，如果银行不是私营，而是公营的呢？而且，银行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从银行拿到钱呢？这正是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中国特色”。笔者在本网站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该文介绍了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政府控股特色，这六家大型银行必须满足全国性国有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导致这些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现在介绍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真实背景，来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银行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2007年为11% ，2023年为15.5%。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调查证实，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的间接持股，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人选，让这些银行实际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方法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指导性贷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银行向本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平台公司定向贷款；另一类是让本地银行认购本地政府发行的债券。上述调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过于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中国地方银行典型的官办官用特征。 那地方政府发行的海量债券，都是谁认购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对中央所属的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下令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所以，这些认购本地政府债券的银行，都是当地的城市银行。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今年6月3日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券持有者，81.52%是银行，所持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达到34万亿。 从此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地方政府的40万亿债务当中，本地城市银行接下了85%；其二，中国银行业的全部债券购买余额67万亿当中，单是城市银行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券就占了51%，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在“以新换旧”，却永不归还；其三，如果以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16%来估计，城市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不过23万亿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债券从地方银行拿走的钱却高达34万亿。因此，地方银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国金融危机2.0版 中共政权现在的维持，其秘诀就是吞噬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面取钱一样随便。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地方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出现一种双重效果：地方银行可以让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如虎添翼；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的过度开放，进而把地方银行拖进深渊。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办法就是继续掏空银行，就这样，中共的财政危机被转化成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即潜在的金融危机。 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所以，财政危机就不算是最后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后的危机呢？就是银行成批地倒下来，那就没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了，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金融依靠。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爆发？时间点应该不远了，中国金融危机2.0版已即将来临。 讲到中国金融危机2.0版，势必要对比中国金融危机1.0版。但中国民众普遍不知道这金融危机1.0版，因为那属于政府机密，从不让国人知道；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从没讨论过它。实际上，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结局，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相当重要。 中国金融危机1.0版发生在1996年，这场危机的处理，使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迎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然而，那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也预示着中国金融危机的2.0版的发生。 1996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工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几十年来始终经营效率差，负债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只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为所有国有企业“输血”。到1994年底，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3%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大部分国有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同时，背着国有企业“包袱”的国有银行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国的四大银行贷款总额当中，20%已成为坏账，若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将近70%的贷款都已无法归还。当时四大银行的贷款坏帐为4,300多亿，而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这四大银行已严重地资不抵债，即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有工商企业不但早已停止偿还贷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银行利息达1千多亿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全面亏损 。 银行本应用每年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支付坏账损失，但当年中国的四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 ；因此，面对巨额的坏账损失，银行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结果1994年中国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 。按此趋势走下去，银行系统不久就会破产。当时有学者指出，“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中国金融危机1.0版的真相。 现在，类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冒头了。我在《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一文中已介绍，2023年底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 ，进入了危险区间。造成这一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背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令银行不胜负荷；而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之后，中央银行只能压低利率，则是又一个原因。 除了银行的净息差低到银行只能降薪裁员，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其实也是一个潜在金融危机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这是救经济的举措；事实上，这6万亿是为了把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债务，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公司那65万亿债务，已到了倒账在即的地步，随时会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生存。 中国的上一轮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而这一轮潜在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然还是制度性的，除了国有企业继续“吃银行”之外，还填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财政吃银行”。如今所谓的“财政吃银行”，不只是“地方财政吃银行”，连中央政府发现国债，也靠银行认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不易化解。 中国度过上一轮金融危机，靠的是三个办法，即国企私有化（甩掉银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资。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不能再如法炮制了。首先，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战略产业，无法私有化；其次，美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国无法再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再次，现在外资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可能不会改变了。 中国面临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还比较幸运，因为有各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主要是外贸扩张和外资涌入；而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机会都已经消失。那中国政府还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那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动摇中国的稳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川普2.0即将回归，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两国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美国这边亮出的牌基本是“王炸”级别，除了川普在竞选时期强调的“对中国产品增加60%-100%的关税”之外，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于11月19日向国会递交了2024年度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可能彻底改变美中经济与技术竞争格局的政策建议，包括首次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以及启动类似“曼哈顿计划”的人工智能（AI）研发项目，因为这都是“未来时”，中方的反应相对低调。 PNTR地位是美国手中的“王炸“ USCC首次明确建议国会取消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享有的PNTR地位。这一政策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美中贸易关系的基石，但委员会认为中国未能兑现其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承诺，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知识产权盗窃、国家补贴、经济胁迫等行为破坏国际贸易体系。 USCC言及的行为均是事实，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五年观察期过后，是美国欧盟与中国反复谈判的重点。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国的美欧日本，因担心中国产品不惜亏本大量倾销，在中国入世15周年之时均拒绝赋予中国市场经济体地位。此后矛盾愈演愈烈，2023年4月4日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RTÉ）《黄金时段》节目组采访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WTO体系的创立者）。在采访中，克林顿谈到，他对于自己在任时的决定中最感后悔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当初让乌克兰弃核，另一件是让中国加入WTO。 USCC的报告强调：“我们政府的更迭不应让中国有任何可乘之机，也不应让人对这样一个共识产生任何怀疑：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威胁。”媒体评论多认为，如果国会采纳该建议，美国国会将重启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年度审查。更有论者言之凿凿：中国商品将面临显著升高的关税，其贸易地位也将降至与朝鲜、古巴和俄罗斯等国家相同的水平， 贸易战开打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未降 贸易战这事儿，说起来容易见效难。川普在竞选中宣称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60%之时，我就在X上指出：首先，鉴于美中目前的经济关系，这作为普遍税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基于美中经贸关系现状得出的判断：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为6335.2亿美元（中国进口总额为1551美元，出口总额为4784.2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即美国对华贸逆差）为3233.3亿美元；2019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对华经济制裁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处于波动之中，此处以最近的数据为例，2023年全年较2022年同比下降逾11%，但全年中美贸易额仍然高达6644.51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总额为1641.6亿美元，出口额为5002.91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361.3亿美元。 6年过去，川普1.0开打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是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数据显示：3361.3亿美元（2023年）-3233.3亿美元（2018年）=128亿美元——这一小幅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川普任命的财政部长与商务部长均是美国财界一时人选，不可能不考虑川普增加中国关税这一政策目标，当然更不可能不考虑中美贸易这一现状，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将是他们面临的重大考量。 川普2.0的对华贸易将进入随机状态 川普表示,他希望通过关税重塑全球贸易,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至100%的关税的说法,是美国商界特别关心的政策主张。在预计到川普将重回白宫的大选前夕,美国零售联合会(NRF)发表报告《拟议关税对进口产品的影响估计:服装、玩具、家具、家用电器、鞋类和旅行用品》( Estimated Impacts of Proposed Tariffs on Imports: Apparel, Toys, Furniture, Household Appliances, Footwear and Travel Goods),指出总统候选人川普提出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将会大幅提高服装、玩具、家具、家用电器、鞋类和旅游用品的价格,一旦实行,美国消费者每年可能损失460亿至780亿美元的消费能力,或每户损失362至624美元。报告提到,美国零售商无法消化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从而导致许多消费者不愿或无力购物。该报告的结论是:虽然关税可能令部份生产商和美国财政部受惠,但消费者的成本将超过这些收益,美国经济将遭受净损失。 这一消息被美国多家媒体持续报道，关税问题自然成了川普当选之后最受关注的政策焦点。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作为重要的执行经济、监管政策的财长人选，他的关税观点更是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贝森特11月15日投书福克斯电视台谈论对关税政策的系统性看法，被媒体反复分析引用，最主要的是两点： 1、关税既是一种增加收入的工具，也是一种保护美国战略重要产业的方式。贝森特举例说，美国2023年进口了约3.1万亿美元的商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也是其它国家出口最重要的市场。“我们的规模赋予了我们拥有市场实力和发号施令的能力——其它国家需要我们的程度超过我们需要他们的。我们拥有这种力量，也需要使用这种力量。……如果战略性地使用关税，可以增加国库收入，鼓励企业恢复生产，减少我们对战略竞争对手工业生产的依赖。” 2、关税是实现总统外交政策目标的有用工具。在贝森特看来，关税是实现总统外交政策目标的有用工具。他表示，无论是让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向美国出口开放国外市场、确保在结束非法移民和拦截芬太尼贩运方面的合作，还是阻止军事侵略，关税都可以发挥核心作用。 但他主要论证恢复关税这一主张的合理性，这是针对全球化理论取消关税派的回应，具体对中国征收多少并未论及，当然这也不是美国财长直接负责的项目。在这点上，被提名为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负责人、领导美国的关税和贸易议程的霍华德·卢特尼克是（Howard Lutnik）的意见应该透露了未来针对中国关税税率的动向。据《纽约时报》在《特朗普对华政策是否比其鹰派内阁人选所暗示的更为灵活？》（Is Trump More Flexible on China Than His Hawkish Cabinet Picks Suggest？11月20日）所言，卢特尼克已表示，他支持更有针对性的关税，而不是川普和他的一些强硬派顾问们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普遍关税。卢特尼克还特别说明，川普“想与中国做交易”。考虑到卢特尼克曾在今年9月对CNBC表示，关税是一种谈判工具，只应用在与美国制造的产品有竞争的外国产品上，可以大致猜想出今后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可能不在美国零售商重视的那些生活用品上，主要在战略性竞争领域与中间产品上。 当选总统川普11月25日在Truth Social贴文，称由于麻醉品等非法药物的涌入，美国将在现有所有关税基础上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在另一条贴文中，他还宣称明年1月20日他就职后，将签署必要文件，对从加拿大、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该计划宣布后，立即招致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的强烈反弹。 综上所述，川普2.0政府将把关税视为美国的重要战略工具，这等于否定了WTO体制的成员国关税减免互惠协议。因此，凡与美国有较多经济来往的国家，基本会遇到美国增加关税的问题，中国当然更不能幸免。既然关税成为美国外交的战略工具与重要谈判手段，中美经贸关系将进入随机调整状态，一切全看美国需要及美中两国阶段性谈判结果。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