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3日,蓬佩奧剛剛發表了里程碑式演講《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稱改變共產中國的三大力量是:美國、中國人民和自由國家陣營,並稱美國要在這其中發揮領導作用。 讓眾多國家認清中共,不被一時經濟利益左右,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連蓬佩奧在講話中都說: 「改變中共不能只是中國人民的使命,自由國家們必須努力捍衛自由,(讓自由國家捍衛自由)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深信我們可以做到。我有信心,是因為我們以前做過,我們知道是怎麼回事。我有信心,還因為中共正在重復甦聯犯下的一些錯誤:疏遠潛在的盟友,破壞國內和國際間的信任,拒絕保護財產和拒絕有規則的法治」。 才20天不到,北京就用實際行動演繹了蓬佩奧的這番話。8月10日,北京在香港依據新的「港版國安法」,以涉「勾結境外勢力」為由,開啟大抓捕,總共有十名民主派人士被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先生被逮捕,連他的兩個兒子和《蘋果日報》張劍虹等高層也不放過。 黎智英從小忍飢挨餓,1960年,12歲的他從大陸偷渡香港,一無所有,他邊苦學邊創業,於1981年創辦佐丹奴時裝連鎖店。1990年,他將持有的佐丹奴股權出售,在香港創辦壹傳媒集團,創辦《壹周刊》。1995年,他創辦《蘋果日報》,日發行量曾超過70萬份,當時他的財富已逾5億美元。黎智英選擇留在香港,他日前說,「我兩手空空來到香港,所得一切都歸功於香港之自由,如今感恩得以生命回報自由。」 「港版國安法」已經讓很多國家對北京疑懼了,但北京彷彿嫌這還不夠,如今在港內首次「依法」抓人,竟然是對準了一家新聞媒體。 新聞自由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石,因為堅持自由黎智英才被抓,國際社會就是這樣看的,連對中共立場偏軟的歐盟也無法對此無視。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表示,「以勾結外國勢力為由,逮捕黎和其家人,搜查《蘋果日報》辦公室,這令人更加擔心(北京)使用國安法來壓制在港媒體的言論自由」。 歐盟外交事務發言人斯塔諾也指出,「自由與媒體多元是民主的柱石,因為它們是開放自由社會不可或缺的組件」。「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必須得到全面保護,其中包括言論自由,媒體和出版自由,以及集會自由」。 如果說歐盟諸國,因為歷史和地理的原因,之前對中共諸多惡行視而不見,對地處遠東的中共少有設防的話,那麼這次大抓捕,不得不讓他們在中共身上看到了斯大林、希特勒這些恐怖者的鬼影。 特別是這次200名警察列隊進入壹傳媒總部的「大陣仗」,不能不讓歐洲人回想到納粹和前蘇聯的秘密警察,而這些慘痛往事對歐洲並不遙遠。 蓬佩奧在《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這篇演講後回答提問時說:「我認為不是選擇美國或選擇中國,我認為是選擇自由或者選擇暴政。我認為這是我們要讓世界各國選擇的。」 8月10日在香港的大抓捕,是北京大大的助力了一把蓬佩奧,讓他的呼籲更有說服力。是自由還是共產黨的暴政?這讓世界各國的選擇變得更容易了。 北京這種做法會為自己贏得甚麼支持或者利益嗎?幾乎沒有,也只有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這些人如果能從墳墓中爬出,他們會用手拍拍習近平的頭,用德語或者俄語來一句點贊:「幹得好!正是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 但是因為效忠這些死人,和一個行將就木的共產主義,而失去現實中的世界,這真符合習近平本人的自我利益嗎?習近平2019年3月在訪問義大利時說: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願意做到一個「無我」的狀態…… 縱觀北京當局近年所為,習近平的確是在「無我」,但卻是因為迷幻於馬克思的那一套邪惡鬥爭思想而「無我」,這是可悲的,歷史走向已經夠明顯,「找回自我」才是最對得起自己的事。
最近接到一位國內朋友的電話,說對美國近期的社會動蕩很擔心。不管大家嘴上怎麼說,心底里都明白,美國是當代自由世界的代表,既是領頭羊,也是一種標誌。如果美國社會由於內部動蕩而維持不下去,那麼以美國為自由社會榜樣的人們就失去了方向。所以,他問我,這樣下去會不會出大問題,接下來會發生甚麼?我的回答是,太陽底下無新事。現在美國大城市的動蕩,以前發生過,而且發生過不止一次。不過,哲學家又告訴我們,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現在的美國社會跟歷史上任何時候都不一樣,動蕩也就有所不同。然而,今日之事往往與昨日之史有種種關聯。 於是我在電話里簡述了與當下動蕩最接近的一段歷史,即發生在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一些事件。 地下氣象員和黑豹黨 上世紀六十年代是美國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那時候,美國南方還存在著種族隔離制度。以南方喬治亞州亞特蘭大一個黑人教堂的牧師馬丁‧路德‧金博士為首的黑人民權運動,針對歧視黑人的法律和制度,展開公民不合作的反抗。羅莎‧帕克斯女士發起的公共汽車罷乘運動,全市黑人堅持了一年多,最終獲得了法律上的勝利。黑人學生們發動的咖啡館sit in運動,堅持非暴力,挨打挨罵不反抗不回擊,得到了全社會的支持。民權組織發起的坐長途汽車進入南方,民權大遊行等活動,即使遭受暴力對待,被捕坐牢,馬丁‧路德‧金仍然號召黑人堅持非暴力原則,堅持以法律上改革不合理的制度為訴求。最終,以1964年民權法的通過為標誌,民權運動促進了當代史上最為重大的制度性改革,在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國理念上走出了意義深遠的一步。 在民權運動的同時,美國北方和西海岸出現了主張暴力的青年組織,其中最有名的是白人青年的「地下氣象員」和黑人青年的黑豹黨這兩個組織。他們的活動區域是在北方如紐約、中西部如芝加哥、以及加州如舊金山等大城市,即美國早就廢除了黑白隔離制度的地方。 「地下氣象員」原來叫氣象員(weatherman),是當時校園裡的學生組織「學生要求民主社會」(SDS)中叫做「革命青年運動」的一支中發展出來的,其名取自鮑勃‧迪倫的歌詞:「你不需要一個氣象員,也能知道風往哪兒吹」。從這樣的取名就可以看出,這是一群浪漫的理想主義青年。他們的主張在我們同時代的中國人聽來非常熟悉:「摧毀美帝國主義,建成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的主張在一般美國人聽來屬於天方夜譚。為了引起人們重視,那就要弄出點動靜來。他們的做法是搞爆破,用自製爆炸物炸政府大樓,銀行、警察局。一開始他們並不想傷害無辜,往往在定時炸彈爆炸前發出電話警告,讓人們疏散。第一個傷亡事故是他們製作炸彈時不小心發生了事故,炸死了三個自己人。1970年,他們發表了反對美國政府的「戰爭狀態宣言」,宣布轉入地下活動,於是自名為「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FBI把他們定為恐怖主義組織。 1966年底,黑豹黨在加州成立。這是一個黑人馬克思主義者大學生髮起的革命社會主義政治組織。他們受毛澤東的理論和思想影響,主張用武裝鬥爭手段來爭取黑人的解放。同時,他們也在一些城市組織黑人社區慈善活動,最著名的是向貧窮黑人兒童提供免費早餐。由於他們的公開武裝活動,被FBI視為對社會安定的重大威脅。 氣象員和黑豹黨,雖然一白一黑,理論和訴求卻相當接近,一開始他們中就有人提出聯合的動議,但是淺嘗輒止,很快就發現聯合不可能。這一類的組織和活動有趨向激進的天然性格,這種性格非常容易導致分裂,卻不利於聯合和團結。在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沒有因分裂而自我解體的共產主義政黨,只有蘇共集團和中共。而蘇共和中共的內部統一,是通過內部不斷地把意見分歧者肉體消滅的辦法達成的。這種辦法,不可能用於美國的社會主義組織。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持續了整個七十年代,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動蕩、損失和傷亡。到七十年代末,地下氣象員和黑豹黨的活力和影響開始消退。他們推翻美國政府和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訴求得不到大眾的認同和響應,他們傷害無辜平民的活動使得自己日益邊緣化,然後突然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標。遭到通緝的地下氣象員骨幹一個個自己決定自首。對他們的指控大部份都撤銷了,原因是FBI在調查中採取了很多未經法庭許可的手段,而根據美國司法,由於政府執法部門採取了非法手段,法庭就不會採信由此而得到的證據,無法說服陪審團。有個別人繼續涉及暴力破壞而被定罪,至今還在監獄服刑。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分別回歸普通人的生活,有些成為教授學者,有些成為實業家,他們中很多人仍然參與此後的自由派活動,如女權、LGBT、反對警察武力和環境保護等。 那個時代就這樣過去了,氣象員和黑豹黨留在了歷史書、照片和影像中。和其他的革命黨一樣,這些青年大多不是來自貧窮而活不下去的家庭,恰恰都是衣食不愁的富裕人家出身。我記得在氣象員製作炸彈事故中喪生的一個姑娘,父親是個殷實商人,正在度假,聞訊趕來,面對記者無言以對。我之所以對他的面容留下深刻印象,因為我在美國有好幾個朋友的女兒,也是這樣的浪漫理想主義年輕人。 今日之不同 我對朋友說,他們所聽聞的美國亂象,在美國歷史上不僅發生過,而且時間更長,規模更大。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並沒有因此動搖。 但是,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今日美國,和六十、七十年代有很大不同。美國如今的城市街頭活動,和當年也有了很大不同。這種不同,是值得關注的。 先說當年有而現在沒有的背景條件。六十、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動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越戰。我們現在來看,陷入越戰是美國政府的一次嚴重誤判。當時美國實行徵兵制,政府發動戰爭,戰爭是要犧牲士兵生命的,而犧牲的大多是青年人。同時,戰爭在越南造成的死傷和苦難,經媒體報導而在美國家喻戶曉。青年學生中普遍產生了反戰情緒,氣象員和黑豹黨應運而生。地下氣象員有一個口號就是「把戰爭帶回美國」。 到七十年代末,美國政府決意撤出越南,終結戰爭,青年中的反戰情緒漸漸平息,氣象員和黑豹黨的動員力失去了主要的來源。 現在美國大城市的動蕩,BLM和AntiFa的組織動員力中沒有當年的戰爭因素。美國如今實行募兵制,青年參軍是自願的,相當於一個job。即使政府仍然會在某些外國採取軍事行動,但是對於青年人來說,已經不會有當年走上街頭的反戰情緒了。 然而,現在美國大城市的街頭動亂也有一個當年沒有的因素,那就是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尖銳對立,街頭抗議和動蕩顯然得到美國政治體制內佔了將近一半的民主黨的支持。 今年是大選年,這次大選至關緊要。如果在大選前社會持續動蕩不安,在一般情況下,選民們會怪罪於現任的聯邦行政當局,也就是對總統連任不利。由一個黑人在警察執法過程中造成意外死亡事故而觸發的街頭抗議,一度形成了BLM的輿論壓力;多年來一旦出場就必引發暴力的AntiFa應聲而出,在幾個大城市引發騷亂,甚至波及到歐洲。非常意外的是民主黨領袖們高調支持,以民主黨的眾議院議長帶領民主黨議員們在鏡頭前下跪為象徵,顯示了美國政治和社會令人不安的分裂。今日美國的真正危機,不在街頭,而在政治體制內部。 非常詭異的是,引起騷亂的幾個大城市,清一色是民主黨的市長,清一色地支持市中心的街頭騷亂,即使面對已經長達兩個月的滿地垃圾和夜間火光,堅稱這是「和平示威」,譴責川普總統。美國是城鎮自治的,市長是選民直選而負責市民福利的,卻奇怪地慫容街頭騷亂。這是美國歷史上從沒有發生過的。 離開大選還有三個月,BLM和AntiFa的街頭騷亂提出的訴求越來越激進,他們喊出的口號是取消警察,推翻美國政府。其實誰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這等於是說,他們的抗議已經失去了合理的目標。 隨著大選過後,生活漸漸恢復正常,當下的社會動蕩將會平息,而那些在街頭受傷甚至不幸喪生的人,很快將被遺忘。在塵埃落定之前,我希望不會在新聞里再次看到獲知子女喪生,面對記者無言以對的父母。
美中雙方正在各自改變世界秩序:一個地球,兩種制度,亦稱「一球兩制」。 既然各自討厭,不管是誰強大、是誰崛起,是哪家眼紅哪個,通通不必胡扯爭論,乾脆就在當中劃一條楚河漢界,從此你玩你的,他搞他的,一切最好。 「一球兩制」由網路通訊開始。川普美國的A制,Google、Facebook、Twitter,以及自由世界一切創作資訊和假消息。習近平中國的B制:百度、抖音、微博、微信,十四億人在裡面繼續努力中國夢。雖然A制聲稱一切是西方文明原創,B制只是抄襲和剽竊專利產權。由今日開始不必再爭,各自退回自己的疆界,自己玩就是,各不相干,一切公平。 但最大的問題是A B制兩大陣營疆界里,各自有人向對方偷雞摸狗、擠眉弄眼。A制的微軟老闆蓋茨、臉書大亨扎克伯格,還有華爾街的投資銀行,看著B域那十四億人民的油水金錢,拚命流口水。B制里十四億人的骨髓里個個崇戀A制的物質名牌。除了大媽要玩法國義大利包包,下一代讀書升學言必牛津劍橋、MIT史丹福,他們的存在感、幸福感、自大感,全部建基於A制里的名牌。由博士學位到開車,由公司在紐約上市到一條圍巾,鉅細無遺,毫不例外。 川普(特朗普)要築圍牆,或者他的對家也想關門,理論上是可以,但人心和金錢是抗拒此兩大強權的另類潮流。蓋茨和扎克伯格何嘗也不厭惡對方陣營的人民,但他們喜歡那些錢。中國的小粉紅牛B愛國藍絲何嘗也提起美國人就恨不得食肉寢皮,但他們就是熱愛哈佛MIT,以能登上紐約交易所敲鐘為七代光宗耀祖之根本。 「一球兩制」絕對有需要,但雙方陣營這股台底勾搭的暗流,要一步步制止。譬如中國開拓「一帶一路」,令中國下一代以後留學戒掉洋奴基因,首選巴基斯坦,次選蘇丹,其實也不錯。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孔孟儒家甚麼的,彼此門當戶對,都歧視女人,也不講西方柏拉圖之邏輯。這兩大板塊以一帶一路對接起來,三數十年工夫,中國人就會以去馬達加斯加玩樂陽光海灘;或者去莫三比克經營夜總會桑拿建造中國城,如此市場,非洲人口十二億,加起來就算不要印度,也與B仍旗鼓相當。 反而是A制比較麻煩:太過自由。左膠加愚昧的低端人口,事事與川普作對。川普苦口婆心叫他們吃土豆和牛扒,他們偏偏要爭食糞便。在自由的原則下,要改造這個大面積的低端品種,比B制中國的中央集權一聲號令,確實難很多。 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但人類變成芻狗,上帝就為你安排如此喜劇的命運了。 (轉載自《蘋果日報》)
民主黨用「進步主義」觀念統治的城市,多處於三高狀態,失業率高、犯罪率高、政府債務高。但民主黨決不承認這點,進步主義的研究機構也不承認這點。事實無情,在Black Lives Matter中大大秀了一把政治正確並及時回應Defund Police的紐約與芝加哥陷入了新的煩惱:革命雖然很酷很風光,讓不少革命者提前進入共產主義,闖進名牌店「零元購買」,想要的東西任意拿。但革命高潮過去之後,稅源枯竭,手中無錢,民主黨州市政府頓時沒法灑錢安撫本城的BLM,也沒法給自家票倉的福利族多送溫暖。一向堅決反對川普所提「法律與秩序」的這些民主黨州官員們苦於沒有蛋糕了,終於從革命的雲端落到地面上,想起還得尋找造蛋糕的人。 庫莫:歸來吧富人們,我請你喝一杯酒 先說曾在媒體上當了個把月「戰時總統」的紐約州長庫莫的煩惱,這煩惱值得寫入紐約城市發展史,並成為與十多年前共和黨州長朱利安尼治績的鮮明對比案例。 自從發生BLM革命運動之後,紐約州與紐約市順應革命者Defund Police的要求,減少了NYPD(紐約市警局)的10億美元預算。結果是紐約市犯罪率上升,僅在上東區,與2019年7月相比,搶劫案就達到了令人震驚的286%,槍擊事件有所增加,逮捕人數減少了一半。這些,白思豪市長並不在意,相對這些,他更樂意率領BLM成員花公款買油漆去川普大廈門前書寫巨大的Black Lives Matter。沒錢了,他就發個視頻,責備川普不給他足夠的聯邦救助——以往拿到聯邦救助時,他就公開發言說,紐約州有充分的自治權,聯邦政府不得干預。 但州長庫莫當了多年紐約州長,深諳州情。他很清楚,紐約市財政枯竭,連清潔門面所需要衛生預算也削減了1.06億美元,結果導致整個城市堆滿了垃圾。他更清楚,民主黨的票倉中有大量福利族,這是政府供養的物件,供養費用得從稅收中來。而紐約人口的百分之一繳納該州稅款的一半,這些人是全球流動性最高的人(準確地說是流動能力最強),就在武肺疫情大流行之時,許多居住在曼哈頓、布魯克林區的富人逃往漢普頓,紐約州北部或康涅狄格州,截至今年5月,紐約市最富有的居民中至少有42萬逃離了紐約市。6月BLM革命如火如荼,騷亂和搶劫在城市中肆虐時,富人們的外流更多。還有不少大富中富在等待搬家,據搬家公司Roadway Moving總裁羅斯·薩皮爾(Ross Sapir)告訴Fox,「實在是太忙了,這是公司有史以來最繁忙的夏天」,「在過去三個月中,我們無法滿足需求「,另一家搬家公司Oz Moving則說,搬遷數量繼續以「相當大的速度」增長。比之前27年中的任何一年都多。 窮人是票倉,富人是政府提取稅收錢袋,「錢袋」長腳跑了,稅收怎麼辦?紐約不愧是民主黨經營多年之地,市議會一干議員不斷呼籲提高該市最高收入者的稅收,以抵消紐約在未來兩年內面臨的預計300億美元的赤字。做行政首腦多年的庫莫先生腦袋比清談的議員要靈光,知道加徵稅收,剩下的這點富人也會離開紐約。於是他靈機一動,向逃出紐約的富人們發出深情的呼喊:歸來吧,我請你們喝一杯。當然,他不僅僅是呼喊,而是深入富人當中,「每天」與他們交談,懇求他們回來,並且承諾親自下廚為他們做飯,與他們一道喝一杯。 目前,庫莫先生的努力仍在進行中。我衷心希望該市的BLM成員的革命熱情消退,刑事犯罪率隨著下降,或許,紐約這最富有的1%人口在庫莫的深情召喚下歸來,繼續為紐約稅收做巨大貢獻。但那是將來,現階段的煩惱是布魯克林 、上西區甚至曼哈頓遍布大街的垃圾與無家可歸者,以及不斷上升的犯罪率。 芝加哥女市長的煩惱陷入無解 與芝加哥女市長的處境相比,庫莫先生的煩惱不算什麼。庫莫先生治下,BLM雖然也挺喜歡「零元購買」,也喜歡搶劫、殺人,但革命理論素養差得多,因此也容易對付得多。將示威與阿迪達斯、GUCCI等名牌作為革命戰果掛上鉤,芝加哥BLM開風氣之先。但革命並未使當地的槍擊案減少,反而增加,6月9日,芝加哥迎來60年來”最致命的一天」,24小時內18起命案;7月4日,在芝加哥的獨立日周末期間,至少有79人遭遇槍擊,其中16人喪生。與去年同期相比,6月最後一周和7月第一周兇殺案件增長了39%。生活在芝加哥的人習慣了這些,不會因此更加難受。當地的官員們也將這些當作日常狀態,不會因此改變做法。 但是,沒有錢,淚汪汪。做芝加哥市長,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沒有錢。早在2018年,因為面臨280億美元的養老金財政缺口,芝加哥市長伊曼紐爾12日向市議會提議,希望能通過開設賭場,大麻合法化的方式增加財政收入,以解決財政危機。洛瑞·萊特富特(Lori Lightfoot)女士任市長之後,芝加哥財政也很不寬裕,再加上今年5月底以來BLM革命運動,共有數千家商場關了門。Target及全力支持BLM的Walmat現在都停業了,安德森經濟集團估計 ,在5月29日至6月3日期間,包括芝加哥在內的大都市地區的搶劫損失總計超過4億美元。在遭到嚴重洗劫後的查塔姆(Chatham),連CVS這種便民的醫藥連鎖店都關門大吉。市長洛萊特富特說,在遭到暴徒(實際上就是BLM)洗劫後的查塔姆地區 「只看到沃爾格林一家,CVS,雜貨店,一切都在眨眼之間消失了」。 女市長曾全力支持BLM、以保護市民姿態反對川普派國民警衛隊清場的打算,現在終於知道沒錢不好辦,聲稱要採取艱苦的努力使企業重返市場。不幸的是,就在天天打電話、發電郵與那些關門的企業聯繫、並許諾拿出1000萬美元維護商場的治安,苦勸他們返回時,8月9日,芝加哥多個地區發生大規模搶劫案。50多輛車載著數百人衝上街頭洗劫了包括珠寶店在內的眾多高檔商場。著名高檔商場Nordstrom一直努力表態支持BLM,但也難逃被洗劫之厄運。據芝加哥警方稱,搶劫期間有9名員警受傷,一名保安人員和一名平民遭到槍擊,都處於危急狀態。女市長面對記者時不肯承認是過去的縱容導致了8月9日的大規模搶劫,但在視頻講話中譴責了搶劫者在破壞芝加哥這個被引以為傲的城市。第二天,BLM發表強硬聲明,斥責說市長女士「自五月以來沒學到任何東西,直到廢除員警並給黑人社區充分投資,人民將繼續崛起」。他們還聲稱,「在芝加哥市中心積聚的巨大財富是我們所有人的財富」,抗議者攻擊富人所有並為富人服務的高端零售商店,因為那不是「我們的」城市。 女市長頓時沒轍。她領導的這個城市,是BLM的本部與訓練基地所在地,也是黑豹黨的基地。地下氣象員的幾位骨灰級革命先輩都在那裡,其中一位是奧巴馬的政治導師,另一位是校園革命的合作者。這些情況,我都在《美國文革/BLM背後的馬克思主義幽靈》一文中詳細介紹過。 民主黨執政,全美城市盡成紐約、芝加哥、三藩市 民主黨治理城市陷入失敗,這幾乎是近幾十年來美國人反覆提到的事實,也有FBI的調查為證。今年BLM運動以來,民主黨為了製造混亂,讓疫情與騷亂夾擊,影響川普選情,採取了犧牲打的方式,縱容、支援BLM與Antifa在自己管轄的城市裡打砸搶燒殺,紐約與芝加哥只是其中兩個例子而已。如今,這兩個城市的犯罪率激增,導致州市稅源枯竭、財政緊張,這兩城市的民主黨官員不肯反思自己的治理有何失敗之處,在無法提供安全保證的時候,一個呼喚富人回來拯救紐約市,一個呼喚被搶劫而關門的企業回來,對此,我只能說是熱情可嘉,但白費功夫。只要芝加哥BLM為自己的搶劫合理化找到的理由是「那是我們的財富」,」這商店為富人服務「,沒有人的財產在那地是安全的,哪怕他們聲嘶力竭地表示支持BLM,向民主黨捐金。芝加哥的BLM發新聞稿斥責市長時,聲稱黑人失去工作、無所事事,沒有人關心他們。但他們是否意識到,正是他們嚇跑所有的投資者,讓自己失去工作的。以上情況並非只發生於紐約、芝加哥。Eat The Rich發生在民主黨執政的各州。8月12日,在西雅圖發生了一幕:群聚在高級豪宅前的示威者高喊:「打開你們的錢包,把你們的社區給我們,把你們的股票給我們」。 來自於紐約14選區的女議員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即著名的AOC女士8月8日發表了一條推文:億萬富翁需要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不需要億萬富翁(Billionaires need the working class. The working class does not need billionaires. )這等於直接否定了紐約州長庫莫與芝加哥市長萊特福特懇求富翁與企業回來的努力。 離大選只有三個月不到,美國民主黨執政的城市,BLM仍然在繼續打砸搶燒殺。由於政治正確的壓力,以及左派媒體經常故意透露反對打砸搶燒殺者的人的家庭住址(FOX主播就遭遇這一待遇),很多人不敢公開表態。但是,拉斯穆森就員警是否應該出手制止各地的暴力活動做了個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一半選民支援鎮壓暴力抗議;在這個問題上黨派之間存在強烈分歧。雖然75%的共和黨人和47%的無黨派選民認為員警應該鎮壓抗議活動。有56%的民主黨人說,應允許抗議活動繼續進行,直到抗議者希望結束抗議活動為止——希望BLM用暴力抗議為民主黨助選,是民主黨大部分人的願望。 大選就剩下幾十天了,美國人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全看超過51%的選民如何選擇了。我始終堅信,超過一半的美國人不會喜歡缺乏公共安全、法治遭到嚴重破壞、身份政治主宰一切的狀態。身份政治被美國左派名之為進步,實為退步。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曾說過一段著名的話:「可以說,迄今為止,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美國「進步自由主義」炮製並支持的BLM,完全是反歷史潮流而動的從契約到身份,而且是更粗陋的身份(膚色)的運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一個月以來,美國連出重手,中國完全只能被動應付,直到休斯敦領館關閉之後,北京終於意識到,中美關係惡化難以逆轉。而一心想移民或讓子女留學移民的中國人突然發現,出國夢的最高境界是到美國,今後這條路斷了。有關黨內習近平的各種傳言都有,雖然真假難辯,但心存怨恨半點不假。 人說性格即命運,元首們的性格即國運。貿易戰開打了兩年多,但中美關係真正惡化並進入自由落體般狀態,卻是今年。推根溯源,在兩步關鍵的棋上,習近平下錯了兩著,從此一步錯,步步錯。 北京認為:貿易戰只是與川普之間的事情 第一步錯,就是干預美國大選。這倒不是北京自作聰明,而是經過沙盤推演。2018年3月下旬,川普宣布展開對華貿易戰,美國布魯金斯學會4月9日隨之發布了《中國徵收的關稅對美國產生的影響》(How China』s proposed tariffs could affect U.S. workers and industries),該研究將中方反制美國的兩份關稅清單的影響細化到美國的縣這一層級,在2742個縣中,有2247(82%)的縣在2016年將選票投給了特朗普。該研究的測算顯示,若爆發中美貿易戰,受傷最重的,有可能將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深紅票倉。美國農業部的數據清晰顯示,僅豬肉和大豆兩項產品增稅,就對中西部深紅州造成巨大衝擊: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在排名前十位的大豆和豬肉出口州中,特朗普贏得了其中各8個的支持。這10個州分別是艾奧瓦、明尼蘇達、北卡羅來納、伊利諾伊、印第安納、密蘇里、俄克拉何馬、內布拉斯加、俄亥俄(關鍵搖擺州)和堪薩斯。 無論布魯金斯學會當時發表報告是出於什麼原因,但確實對北京為貿易戰設定「以拖待變」的戰略提供了有力的決策依據。除了這個報告之外,中國多年在美國政商學媒各界苦心經營建立的友軍——擁抱熊貓派肯定也會告訴北京:只要川普不能連任,中美關係就能沿著原有的軌道繼續前行。 北京對此做了沙盤推演,非常有信心。因為就算中美關係如此惡化, 《紐約時報》還接受中國媒體在其網站發布的數百起付費植入性廣告,為中共大外宣服務。民主黨政要更是頻頻發布講話向中國示好。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曾說過中國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夥伴。8月5日,拜登在接受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採訪時公開表示,他若當選將取消川普政府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的關稅,理由是這等同於對美國公司和消費者徵稅。8月7日,民主黨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在接受CNN採訪時,挑明說」China would prefer Joe Biden.」 (中國更願意接受拜登做美國總統)。 上述一切,都使北京的政治高層作出判斷:貿易戰只是川普憑個人喜好對中國的敵意表示,只要白宮易主,中美關係就會回到川普之前的狀態。只是習近平對形勢的判斷,主要依據友軍的信息與建議,以及智囊群對媒體報導的分析,對美國政治中不掌握話語權的潛流並不清楚——那也是民主黨與主流媒體刻意默殺的真實。因此,習近平下錯了兩步棋,干預美國大選、刻意隱瞞疫情。 中國採用各種方式干預美國大選 北京除了採用打擊川普票倉的方式影響美國大選之外,還採取了其他各種方式干預。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數月來一直在調查中國干預美國大選的威脅,並在距離大選不到100天的時候加快了調查的步伐。7月28日,該委員會就此舉行了聽證會,多位美國情報官員對中國干預美國選舉的能力的提升發出警告。他們的擔心包括以下各方面:中國正在發展干預美國地方選舉體系的能力和影響國會議員的中國政策的能力;正試圖破壞美國政治競選、候選人和其他政治人物的私人通信;中國已經展現出在美國社交媒體平台上建立政治宣傳網路的技術能力,其中一些政治宣傳演變成了虛假信息的傳播。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8月5日在記者會上宣布,美國務院的「正義項目」正懸賞1000萬美元,以獲取任何在外國政府的指揮或控制下、通過網路犯罪行為干預美國選舉的個人的身分或位置信息。 刻意隱瞞疫情,導致美國經濟休克 針對中國疫情傳播世界各地的各種追蹤分析,可謂車載斗量。對美國來說,在意的是以下幾點:一、中國隱瞞疫情信息,讓川普相信疫情可控(川普一直輕信「私交很好」的習近平會分享真實信息);二、在美國斷航之後,中國發動戰狼外交,將疫情起源嫁禍於美國;三、中國官媒對美國的疫情幸災樂禍,以為可以藉此摧毀美國經濟,為民主黨助選。 疫情在美爆發之後,美國政府要求民眾保持社交距離,各州普遍頒布「居家令」,多數企業停工停產,非必要營運被迫關停,經濟大面積停擺,進入「人工昏迷」狀態。數據顯示,第一季度美國經濟下滑4.8%,是自2014年第一季度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同時也是2008年第四季度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下滑8.4%以來的最大降幅。美國商務部表示,本次報告並未完全體現出疫情對美國經濟的衝擊。言下之意,可能會在此後修正過程中下調數據。 5月10日,美國白宮國家貿易和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接受福克斯電視台《周日早間期貨》欄目採訪時聲稱,美國總統川普「用三年時間打造出世界上最強大、最美麗的經濟體」,但「中國用60天就把它摧毀了」。 人的生命本是美國最看重的,經濟成績單則是川普最硬的連任保障。中國刻意隱瞞疫情殆禍美國,結怨之深可想而知。 中國為何要干預美國政治尤其是大選? 簡言之,是兩個原因: 一、干預他國內政是中共政治傳統。中共通過向世界輸出革命,支持政治反對勢力推翻他國政權,是毛時代就形成的政治傳統,這點在東南亞國家特別明顯。因為利用華僑組織、學校與財團,也因此引發各國排華浪潮。 二、毛澤東早在1950年代,就對美國提出的和平演變十分警惕,提出了一系列反和平演變的戰略方針。這是個Long Story,在此長話短說。1950年代,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正式提出對蘇聯的「和平演變」策略。他認為,「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成,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的變化」,他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滿意,強調要用「精神和心理的力量」達到目的。並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以達成「和平演變」的成功。 中共黨內,自從毛澤東提出「和平演變」的危險性後,對杜勒斯和「和平演變」的關注一天也沒有停止過。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之後,並不意味著中共放鬆了對和平演變的警惕,只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之後,「顏色革命」一詞取代了冷戰時期的和平演變。 美國內部政治在冷戰以後發生深刻的變化,左派滲透教育界的「新長征」,終於使美國自身發生了顏色革命,這個過程中,中國對美國各方面的滲透究竟對美國國內政治起了什麼作用,美國的認識與梳理工作還剛開始。 為這篇文章做個小結: 一、從知己知彼這點來說,中國對美國的了解甚於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因此,美國兩黨政治的罅隙為中國提供了游刃有餘的空間,並培養了中共在美國的友軍「擁抱熊貓派」; 二、從體制性防衛能力來看,中國超強,甚至會經常出現體制防衛過當的情況。而美國則如同一個四面開放沒有圍牆的院子,從四面八方都可以進入; 三、中國對美國的滲透與政治干預太過容易,且一直未遇到反擊,也因此根本意識不到應該為自己劃條底線。比如對川普連任的種種政治干預,實際上擺出的姿態是「我根本不在意你有什麼反應,因為你完全無法反制我」。這種姿態是高段位對低段位的藐視,但實力對比上,中國恰好是低段位。低段位為何擺出高段位姿態?那是中國認為民主黨奪得眾議院後,川普已經成了跛足鴨。 這兩步棋已經下錯,中共現在最大的煩惱就是民主黨幾乎只在民調上有獲勝的可能。 (全文轉自大紀元)
共產黨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產生了具負面含義的「政治正確」概念。過去20年來「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種訴求日益張揚。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進步」,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與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 一、「政治正確」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國,從校園到政壇,「政治正確」儼然以法律的面目發出了「領導一切」的聲音。很多人並不了解「政治正確」這個口號的來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義是什麼。其實,「政治正確」來源於蘇共和中共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國歷史學者莫里斯·伊瑟爾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倫·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作了關於「20世紀美國左翼歷史發展」的演講。據伊瑟爾曼介紹,1919年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美國共產黨成立,並公開宣稱其目標是建立一個蘇維埃美國;美共在上世紀30-40年代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關係密切,並接受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二戰後美共逐漸瓦解。到了上世紀60-70年代,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左派」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們將中國及古巴作為追求的典範。 共產黨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產生了「政治正確」這個概念。據維基百科介紹,在30年代,「政治正確」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對那些服從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眾的挖苦之語,意思是,他們只會一味地鼓吹和捍衛蘇共的方針政策。美共必須堅持莫斯科規定的「政治正確」路線和口號,因為它是拿盧布的蘇共傀儡,直到1987年蘇共已經開始政治鬆動了,美共仍然依靠蘇共每年300萬美元的補助。而在中共輸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國那些喜歡毛澤東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的新左派經常按照中共反蘇反修的調子諷刺美共成員。比如,美國毛粉們會模仿「紅衛兵」的口吻對美共成員說,「同志,你並不那麼政治正確噢」。 里根時代結束後,從90年代開始,「政治正確」在大學講壇上和校園裡復活了,但少了盧布的氣息或毛語錄的餘音。回憶那個時期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念書的課堂里,教經典理論課程的非裔美國人教授把《共產黨宣言》列為必讀教材,我寫了篇讀書筆記,把《共產黨宣言》徹底否定了,這位教授並沒有任何異議。那時「政治正確」這詞極少出現,或許在個別講座里會冒個泡,但那時用「政治正確」這個詞,仍然多少包含一點諷刺左派的意味。有學者認為,「政治正確」是一種「文化馬克思主義」,它的標誌是對不同價值觀的不寬容。 但是,隨著美國大學講台上的教師們越來越左傾,過去20年來,「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進步主義」口號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確」的。它在校園、媒體和社會上越來越流行,其原初的負面含義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種訴求則日益張揚。最近以來,「政治正確」之下的諸多口號中又加進了「打倒川普」,以致於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為了避免「政治正確」的壓力,再也不在民調或社區環境里表達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確」變成思想專制 在當代美國社會,「政治正確」本來只是一種標籤,就像「最好的品味」這種廣告詞一樣,是對它所推銷的主張、政策的包裝或廣告。任何商品的好壞,關鍵在於其內容,而不是單純由包裝或廣告所決定的。然而,近年來「政治正確」似乎正在變成一種政治工具,一些人試圖用標籤來掩蓋內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進步主義」旗幟下提出的口號或政策主張,就不許質疑,不許有不同意見,不許別人保留看法,否則就用「政治不正確」的「棍子」去打擊不贊成「進步主義」口號的人。 沒有經歷過紅色專制的美國人體會不到,什麼叫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的社會專制。而對中國人來說,自從1949年開始直到今天,他們始終生活在紅色專制之下,那些敢於獨立思考的中國人遠比西方那些揮舞著「政治正確」標籤的人更懂得思想專制的實質,因為他們就是思想專制的受害者。紅色政權的思想專制特徵是,通過政治權力或其它社會權力(比如學校里的成績給定權)而掌握話語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觀點規定為「政治正確」,不允許任何人提出質疑,也不許別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對敢於拒絕「政治正確」的社會成員,那些掌握話語權的人通過經濟壓力或社會壓力,強迫拒絕「政治正確」的社會成員們服從,即讓價值觀上不服從者難以生存,最後許多人只能被迫做兩面人,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只有私下場合對信任的人才能說真話。 2016年8月2日《紐約時報》刊登過耶魯大學學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在美國校園中,政治正確不是法律,但其『管轄』的範圍卻往往超過、超出法律。言論自由固然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但是,在美國社會越發多元化的背景下,一個人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來自美國歷史上諸多里程碑式的平權法律法案,而是來自政治正確原則」。 美國憲法保護言論自由,更保護思想自由,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澤東的「小紅書」得以在美國傳閱的原因。但是,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進步」,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國教育界的左傾化。在教育圈裡,不但新進教師必須保持「政治正確」,對「政治正確」持保留態度的教師會受到排擠,發表論文、教師晉級有「政治正確」的「玻璃天花板」,連總統選舉時不支持「政治正確」的教師們都必須小心地緘口不言,以免遭到同儕的批評。這種現象代表著「政治正確」正在從思想專制升級為社會專制。 恰恰是從這一現象中,可以發現「政治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基因,那就是對民主國家內部在「政治正確」問題上持「不同政見者」的無情打壓。「政治正確」派經常以關心人權、特別是共產黨國家的人權為自己的妝扮,以突顯自己對紅色專制的不滿是「進步」的表現。但是,他們真厭惡思想專制嗎?所有以馬克思主義為國教的共產黨政權,哪一個不是專制社會?紅色政權之所以專制,就在於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剝奪人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壓迫違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眾的反彈,除了堅持實行專制之外,沒有其它生存之道。這也是中美冷戰背後的一個意識形態原因。 但是,「政治正確」派批評紅色政權的人權問題,卻總是停留在人權表象的層面,對專制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卻從不願意觸碰。而如果不批判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內含的專制基因,就無法挖掘紅色政權下的專制根源。「政治正確」派總是給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舊版本留下種種寬容,其原因在於,他們其實十分讚賞馬克思主義的專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範圍內也會身體力行。 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正確」正在蛻變成思想專制和社會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確」派的兩面人特徵也暴露無遺。一方面,他們表現出對共產黨國家人權的關注;另一方面,他們對本國那些對「政治正確」持保留態度的人毫不寬容的立場,恰恰和紅色政權對待異議人士一樣。一方面,「政治正確」派似乎對共產黨國家的專制十分不滿;另一方面,他們對共產黨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又小心呵護。 正因為如此,西方的左派雖然批判共產黨專制,卻從來不肯徹底否定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教條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他們更不願意像共產黨國家經歷過紅色專制的異議人士那樣,深刻挖掘共產黨制度的意識形態根源,即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政治正確」發揮了遮羞布的作用,讓那些不否定紅色政權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們批判了紅色專制下的人權狀況,因此就「政治正確」了。可以說,西方左派既要繼續擁抱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舊版本,又怕被說成是共產黨專制的追隨者,於是用這個所謂的「政治正確」替自己辯白。他們對紅色專制的批判從來是虛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談專制不好、要保護人權,卻拒絕徹底否定紅色政權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及其專制基因。 四、「政治正確」派與誰為敵? 「政治正確」派與美國的傳統價值觀為敵,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產黨政權,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其實屬於政治不正確。 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無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堅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時在經濟社會制度方面不依戀政府提供的福利。因為理智告訴持傳統價值觀的人們,民主國家的財政並非來源無窮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納稅人們用稅款填充起來的;若為了個人需要過度掏挖國庫,既會毀掉這個國家,也會毀掉個人的努力意願。在堅持這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身上,可以看到一種「謙卑的自尊」。所謂謙卑,是指他們只要求有機會努力工作養活自己;所謂自尊,是指他們不願意依賴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納稅人提供的有限資源。 「政治正確」派卻把持有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民眾稱為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這種說法在媒體和民調中已經成了自然而然的約定俗成。其實,持有傳統價值觀的美國民眾並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保守主義」也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相反,「政治正確」的背後卻隱藏著一種意識形態,即與「政治正確」的原初面目密切相關的馬克思主義及其現代變種。 美國左派價值觀的精神資源進口自歐洲,即戰後在歐洲居主導地位的後現代、新馬克思主義思潮。比如,誕生在法國的後現代主義和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對整個歐洲具有支配性的影響,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相對主義就是後現代理論的產物。文化相對主義的道德基礎是價值相對主義,而價值相對主義的實質其實是道德虛無主義。歐洲今天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被看作左傾幼稚病和左傾優越感的後果,左傾幼稚病是指烏托邦思維佔上風,左傾優越感是指以左傾思維為時髦。許多知識分子和媒體熱衷於批判歐洲的文明,同時對其它意識形態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講是非,不分好壞。許多歐洲人不喜歡美國,就是因為在美國民間仍然十分活躍的傳統價值觀與歐洲的左派價值觀格格不入。 從80年代以來,美國的大學課堂中的社會科學課程往往大量介紹來自歐洲的種種新馬克思主義背景的「時髦」流派。美國的文化精英大多數接受並傳播左派價值觀,給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觀念上關注人權、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歡馬克思主義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紀60-70年代是毛粉。他們可能對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態度,畢竟這種模式因蘇聯的大規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們對毛澤東的大規模政治迫害以及數千萬人餓死在「公社」的共產主義旗幟下卻裝聾作啞,他們更不願意討論馬克思主義在紅色專制國家政治實踐的末路問題。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喜歡馬克思主義屬於思想自由,那麼,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一真理、最高價值觀和思想專制的本質,同樣屬於思想自由;如果堅持「政治正確」是政治自由,那麼,批評「政治正確」也同樣應該屬於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當「自由派」用「政治正確」一面倒地侵蝕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時,美國的民主制度實際上就遇到了威脅。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 對這套路數,許多美國人只是本能地覺得不對,卻說不清背後的走向意味著什麼。但對來自共產黨國家的異議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嗎?馬克思主義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為全球的終極真理和人類大趨勢,試圖把所有其他人納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正確」這個口號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這個口號沒有正確性可言;而「進步」主義的實質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進步」的,實際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從民主向專制滑坡的危險路徑,所以是一種退步主義。 中共與這股西方國家的左派潮流有「親戚」關係,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但出於兩個原因,雙方沒辦法真正合作。因為,西方左派現在奉行的是新馬克思主義,為了與共產黨政權劃清界限,以爭取民眾,不得不批判紅色政權的人權狀況。出於意識形態的同源問題,左派政黨比右翼政黨更害怕背「為專制政權幫腔」這個「鍋」,在對華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黨往往會刻意強調它對人權的關注,而這樣的立場使得它沒法與中共「勾肩搭背」。 (全文轉自大紀元)
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可謂舉世聞名。戰狼外交的高潮,就是說《中英聯合聲明》是過時的歷史文件,然後強行通過了「港版國安法」。這一做法就像是超過了崩潰極限,一下子造成了全球反彈,光是美國人民對中共和習近平的惡感就一下子上升了百分之三十,或者說超過了四分之三。 這就是最近各種制裁措施紛紛出台的民意背景。在這個背景之下,做得越多就越得民心,靠選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何樂而不為呢?所以在最近兩黨分裂嚴重的局面下,唯獨在反共的立場上兩黨高度一致。某些共產黨的狗頭軍師還在那兒幻想,大選改換政府後就可以躲過這一難,正所謂痴心妄想。 最近觀察家們發現一個反常的現象,都來問我這是怎麼回事兒?我也觀察到中共在悄悄地向美國伸出橄欖枝,從外長到駐美國大使都在告訴美國人我們還是不要脫鉤,什麼都好商量。另一面卻裝出一副強硬的面孔對國內噴子們說:我們還是厲害的國。這是怎麼回事兒? 原來還是韜光養晦的那一套。中共做出兩副面孔:一面忽悠美國人,繼續撈取經濟外交的好處;另一面在國內煽動反美反民主自由的運動,維護一黨獨裁的政治。可惜現在這個退一步的陰謀已經難以得逞了。在別人以為你是綿羊的時候,你可以披著羊皮欺騙得逞,在別人已經認清你狼子野心的醜惡面目之時,你再韜光養晦也騙不了人了,至少騙不了大多數人。 為什麼中共要回到韜光養晦的政策,不再展露稱霸世界的野心了呢?那是因為在美國逐步加強的制裁措施下,中共已經感到大事不妙:外交的圍困,國際市場的喪失,國內天災人禍的到來,迫使一些還有正常思維的官員認識到,繼續戰狼外交就是自取滅亡之道。而且他們知道,國際社會已經不再那麼好欺騙了。只有動員一切力量並且韜光養晦,才可能保護一黨專政的體制,才能繼續壓迫剝削中國老百姓。 於是,多年豢養的美國政客學者也都紛紛跳出來為共產黨保駕護航。他們攻擊的目標集中在特朗普政府反共的四大金剛身上:國務卿蓬培奧;司法部長巴爾;聯邦調查局長克里斯托佛·雷;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及副顧問奧布萊恩和博明。有些羞羞答答陰陽怪氣,有些明目張胆理直氣壯,其中最奇葩的是外交關係理事會的巴斯先生,他的名言是:怎麼能把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分開呢?這基本就是人民日報美國版。 他的奇葩就在於這麼大的一個官員學者,連點基本常識都沒有。不知道蘇聯人民和蘇共不是一個概念嗎?不知道伊拉克人民和薩達姆不是一個概念嗎?不知道當年的北美殖民地和英國國王不是一個概念嗎?什麼時候一個不經選舉的獨裁黨就能代表全國人民了?這是專制獨裁黨的論調,民主國家出身的政客學者真的沒有這點兒常識嗎?普通老百姓可能是糊塗,精英們好像只能有一種解釋了。 中共多年來統戰加大外宣還是有一定效果的,當然這背後的靠山就是金錢和利益。用中國人民的血汗錢豢養一批壓迫中國人民的精英打手,確實一本萬利。鄧老先生的貓論果然是幾千年官僚政治智慧的結晶,對付善良的西方人民遊刃有餘。 不過用來對付他們自己的官場同僚,就比較殘酷了。可以問問那些在監獄中服刑的官員們,看看他們有沒有一肚子苦水。我有幸見過幾個,不是現在,現在比過去還要殘酷。大家都說活該,包括看守警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8月6日,正值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該黨推定的總統候選人拜登再度一語驚動美國:與拉丁裔比較,非裔不多元化。在奉政治正確為生命線的民主黨陣營看來,這是對黑人的嚴重歧視。於是,民主黨這個百年老字型大小政黨非得堅持選一位被懷疑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出來競選總統,再度成為美國社交媒體上的熱點議題。 克魯格曼們的教導:拜登不需要與川普辯論 關於拜登因為避疫躲在地下室里,並非是抹黑,而是事實。這點,就連他的競選團隊也未否認,外界一直懷疑他是否會出席總統大選辯論,有幅漫畫的畫面是總統大選辯論台上,站著川普一人;另一張講台後方是撕開一個洞的幕布,拜登的頭象在那破洞里若隱若現。不過,現在對這點不用再懷疑了,莫說拜登不想面對詞鋒甚健的川普,就連黨內的不同聲音,他也不想面對。8月5日,民主黨全國大會委員會(DNC)宣布,拜登和任何其他大會發言人都不會前往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參加本月的提名大會(8月17-20日)。 當然,這一切有個堂而皇之的解釋:疫情期間對總統候選人的健康考慮。但真實情況卻是被懷疑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拜登時常說錯話,今年以來,拜登幾乎每出場就會說錯話:5月22日早間,拜登在接受電台節目「早餐俱樂部」採訪時發表言論稱,如果不支持他就不算黑人。6月25日,拜登在蘭開斯特市的一場競選活動上說「美國超過1.2億人死於新冠肺炎」。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即時統計資料,截至當地時間25日,美國累計死亡病例數為125796例。7月5日,拜登接受美國國家教育協會的負責人邀請參加一場線上演講活動,在介紹拜登的時候,這位負責人熱情地介紹說,拜登的妻子是國家教育協會的長期成員,而這時大螢幕上出現拜登的畫面,竟然是拜登對著大螢幕說:「大家下午好,我是喬·拜登的丈夫,喬·拜登。」 正因拜登說錯話成為常態,關於他的老年痴呆症,不僅共和黨與中間選民懷疑,就連民主黨內也有不少人懷疑。拉斯穆森民調公司於6月份就此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38%的選民認為拜登患有痴呆症,有61%認為拜登公開解決痴呆症問題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0%的民主黨選民認為拜登患有痴呆症。 正因如此,就連鐵了心力挺拜登與民主黨的《華盛頓郵報》也懷疑拜登會輸掉這場大選。在7月19日發表的《4件事可能使2020年競選向川普邁進》,其中列出來的第三件事情就是Biden』s flubs(拜登的愚蠢),稱拜登經常會說一些愚蠢的話,這些話並非口誤,而是代表拜登的真實想法,比如「貧窮的孩子像白人孩子一樣聰明,才華橫溢」,並立即試圖糾正自己,說「富裕的孩子,黑人的孩子,亞洲的孩子。 」 只能說,拜登迎來了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最幸運時刻。由於仇恨川普,所有仇恨者都只能將他當作打敗川普的最佳人選,因此,左派媒體會經常揪住川普的片言隻語來說事,但對拜登的老年痴呆癥狀視而不見,一致擁戴拜登作為仇川聯合陣線的共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是有名的仇川者,他完全不在意拜登的老年痴呆症,給他支了一個高招:拜登無需參加總統辯論,因為他說話遠比不說話糟糕。拜登只需要看著別人幫他打敗川普就行了。 獲得提名之後拜登向左急轉 民主黨推出拜登,只因拜登在20多位提名競爭者當中,是唯一不那麼社會主義化的人,其他的人,幾乎一個比一個左,讓華爾街與美國富人害怕,由於這些人在全球化的態度上與民主黨高度契合,因此一直是民主黨的金主。但是,從去年開始,他們當中有人公開表示,如果是那些社會主義候選人如桑德斯、沃倫當選,他們將會改投川普。今年第一季度,全美企業100強里的前10名,都捐款給川普。 但是,令支持拜登的溫和左派們抓狂的是:在很短的時間裡,他迅速地採用了候選人桑德斯的平台和沃倫的基石,推進也許是美國近代史上最激進的種族議程。拜登-桑德斯的「聯合宣言」勾勒了一個全方位福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每一種需求都是一種權利,每一種權利都由納稅人出資保障。住房成為一種權利,「沒有人應該為住房支付超過收入30%的費用」;公立大學將為”大約80%的美國人提供免學費”,這個 “聯合 “計畫宣稱,幾乎所有重大的差距 —— 財富、醫療、住房、治安、教育—— 都可以歸咎於種族主義。解救的方法就是對美國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大規模改造。 人們評論:這個聯合宣言簡直比桑德斯原來的競選綱領還要更左更激進,更具有社會主義色彩。 脆弱的拜登-桑德斯聯盟 即使如此完整地吸收桑德斯一派的主張,咄咄逼人的極左派們仍然不滿意。2016年美國民主黨要求桑德斯退出與希拉里的競爭之後,支持桑德斯的社會民主聯盟(約35000成員)集體加入民主黨,這就是外界稱之為「極端進步派」的極左社會主義者。他們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贏得了眾議員23個席位,其中就有來自紐約的拉丁裔女議員AOC,以及來自於明尼蘇達州的索馬利亞穆斯林難民奧馬爾。他們幫助民主黨奪回了眾議院,但民主黨也不可避免經受著養蠱遺患的折磨,黨內團結只體現在打擊川普一項議題上,眾議院議長南茜·佩洛西經常面臨這些極左議員的挑戰。 應付桑德斯一派的挑戰,幾乎是今年民主黨內的重要議題。還在總統人選未定之時,桑德斯派系就發了一封題為《給DNC的公開信:你們欺騙,我們不再陪你玩》,威脅溫和派必須全盤接受他們的計劃。就算是在拜登-桑德斯宣言發布之後,桑德斯派聯合了360位民主黨大會黨代表發表公開信,聲稱如果不將他們的全民醫保方案列入競選主題,他們將不支援拜登。就在7月底,拜登與桑德斯的支持者在一次內部會議中發生嚴重衝突 ,許多不按規則來的行為,都沒被紀錄在案。這個拜登-聯盟充滿了爭執,桑德斯前競選聯席主席尼娜·特納(Nina Turner)用「令人作嘔,令人不安,令人無法接受」這種詞語評說民主黨建制派。 民主黨建制派面臨激進派毫不留情的挑戰,在國會議員的初選中,已經有數位多年的老資格議員被激進派打敗。激進派的分舵有兩個,一個是桑德斯旗幟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一個是Black Lives Matter(BLM)。 從現在公開的情況來看,許多人同時在兩個分舵里。什麼時候用哪個分舵的名義活動,視情況而定。比如密蘇里州寇里·布希(Cori Bush)女士競選時的身份是民主黨的桑德斯派,但她同時也是BLM的核心成員。據美聯社報導,在密蘇里州第一區的民主黨眾議院初選中,布希以49%的選票和全部選區擊敗了擔任了近20年議員、在國會頗有勢力的克萊。克萊是該周期內輸掉主賽的第三位民主黨老將。 民主黨為什麼非選拜登不可? 民主黨窮盡一切手段要奪回白宮,這幾年已經使盡一切手段,從違憲廢除選舉人團制度、以疫情為由要求郵寄選票、給非移發駕駛執照以便讓他們投票,幾乎無所不用其極。但獨獨不考慮美國納稅人的願望。選擇疑似老年痴呆症的拜登作總統的目的,美國早有人看穿了,在《marxism佔領社會四步曲》一文里,談到馬克思主義者們毀滅自由社會分四個階段。首先是道德淪喪。這裡他指的是學生在左派控制的學校里被灌輸一整套與美國傳統相背的理念價值觀;第二步,讓社會失去穩定。武漢肺炎疫情流播到美國,被左派視為搞垮經濟的完美機會;第三步是製造危機,比如BLM運動在全美國的打砸搶燒殺;第四階段是建立左派的理想社會,進入「新的正常」。美國歷史人物的雕像、紀念碑都毀掉了,各種公共活動包括總統大選辯論都取消了,人們不能去現場觀看,一切都是他們過濾後灌輸給大眾的,然後拜登成了總統。當這位有病之人完全無法勝任時,根據憲法第25修正案,一個沒經過選舉的人掌控了國家——拜登選誰做副總統為何成為民主黨內惡性競爭的標的,原因在此。 選擇拜登的目標很明確:團結中間派,打敗川普,把拜登推上去作為極左的木偶總統。這就是民主黨原諒容忍和充分利用拜登的糊塗腦袋和行將就木的人生的全部原因。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美國已有制裁方案,林鄭等十一人榜上有名,這一回她真是光宗耀祖了。 很多人抱怨川普(特朗普)只說不做,筆者一再勸大家少安勿躁。僅僅這兩三天,蓬佩奧宣布清潔網路,跟著封殺騰訊和位元組跳動,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訪問台灣,現在又宣布制裁香港名單,天天有新款,令人目不暇接,現在我們都明白美國人是怎麼做事的了。 看這份名單,就知道美國人一點都不離地,他們對香港的了解也比我們想像的深入。從現在起到十一月,新招陸續出手,大家養足精神等看好戲。 林鄭有個兒子在哈佛讀博士,這個兒子會不會被哈佛清退,目前還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老母做盡傷天害理的事,兒子分擔一點罪責是題中應有之義,誰叫他又享受那麼多老母從香港納稅人手上得來的好處! 除非他宣布與林鄭脫離母子關係,那倒可以法外留情。 至於林鄭老公和另一個兒子,人在英國,已經有英國政要準備收拾他們。林鄭聲稱在美國沒有資產,也不想去美國,很好啊,希望她在英國也沒有資產,她一家都到大灣區定居。 鄭若驊﹑李家超﹑鄧炳強﹑盧偉聰上榜是應份的,他們做的壞事不比林鄭少,四個人手上都有血債,今日美國人與他們清算,來日香港人更要與他們清算。他們背的是血債,不是一般作惡,不是協從,是要犯。 至於陳國基﹑曾國衛兩人可視為協從,雖然奉命行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他們本來可以不參與作惡的,為那每月幾十萬收入,助紂為虐,證明人格卑劣。身處要害位置,也要出謀劃策,四處張羅,內外聯絡,乾的也儘是見不得人的勾當,今日下場,應有此報。 還有四個大陸黨官,夏寶龍﹑駱惠寧﹑張曉明﹑鄭雁雄,都佔據官場要津,手上有權用到盡,其中尤其是張曉明,多年操弄香港事務,把香港搞得天翻地覆,視香港人如仇敵的就是他。雖然因辦事不力被貶官,但仍對香港人有一份切齒的仇恨。這幾個黨官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比如瑞士)有資產的機會很高,除了美國,其他西方國家也會跟進。 很多朋友都說,沒有梁振英是一大缺失。要論戕害香港始作俑者,董建華梁振英罪責難逃,尤其是梁振英,在他任上煲大港獨,動用黑警,下了台後還死心不息,處心積慮搞衰香港,打殺香港人。梁完全是共產黨殺人不眨眼的性格,漏掉他實在民憤難平。 老董本來也應上榜,他跟美國政商兩界關係密切,或許美國人因此手下留情?但被美國人寬容,對老懵懂未必是好事,與美國政要親厚,即顯示對中共不夠死忠,對中共來說,老懵懂是人是鬼,始終是個問題——老懵懂的好日子也快到盡頭了。 還有葉劉﹑湯渣﹑譚耀宗﹑聶德權﹑譚惠珠﹑劉兆佳,還有立法會建制派那一小撮,民建聯工聯會小啰嘍,有些人已先行隱退了,有些人還不遺餘力四處出擊,美國人的習慣,名單會慢慢延長,包括那些DQ民主派參選人的政務主任,是直接兇手,位卑人賤,不能縱容。 關於制裁還有重要一著,美國人一直沒有做的,便是應該公布一下這些狗官在美國有多少資產被凍結,有沒有家人被制埋一份,至少讓全世界知道,制裁對他們有多大打擊。 人間因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對這些黨官來說,他們最終所受的懲罰,最嚴重的不是現在,不是美國,而會在香港﹑在中國,香港人﹑中國人最終會懲罰他們。來日中共江山崩壞,他們的靠山沒有了,到那時,會有什麼懲罰在等他們?還有誰會來打救他們?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