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长联合声明在东海与台湾等问题上牵制中国
2026 年 11 月 12 日
蔡霞事件：第二种忠诚的馀晖 月前，原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因一段录音档突然被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不只养老金连存款都被冻结。蔡霞事件也是2020年任志强案的馀波，地产大亨任志强在今年三月发表了《剥光了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文章，本月22日被判囚18年，蔡曾为任声援，另外一次任志强案是在2016年，任志强在微博上质疑媒体姓党的论调，被处被留党察看一年。蔡霞更早涉足的是2014薛蛮子案件和2011年的政改建言，在以上几件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事件中，蔡霞都仗义执言，加之党校教授和红二代的身份，让体制认为蔡霞是“扔掉红旗反红旗”、“妄议中央”，遂决定警告转整肃。 由于蔡霞非官非商，又系巾帼，不便承袭故智以贪腐、行贿或桃色进入行政与司法程序治罪，故采用在组织上除名的形式，藉以吓阻体制内知识精英的离心与反叛。 对蔡霞的党纪惩处是中共“以福利换取顺从”和“以经济手段整肃思想”的惯常操作。由于体制即便在市场化的年代依然包揽了大部分关键领域，便以此为后盾迫使知识分子服从，反右与文革时就曾有扣发工资、降低待遇的先例，较近的还有孙文广和杨继绳等人的例子。法理上来讲，政府部门无权取消退休金，退休金是公民合法劳动报酬的一部分，退休者的言行不应该影响退休后的养老待遇，这种“挟退休金以令教授”是公然侵犯财产权。 对于蔡霞事件，舆论有三种典型的看法： 第一种则是认为蔡霞吃饭砸锅，不履行党员义务，理应被罚； 第二种是赞扬与体制决裂的勇气，同情被中共处罚的遭遇； 第三种则是认为蔡霞首鼠两端，是被家法处置的既得利益者，前期占有体制恩庇下的实利，后期又转而窃据道义制高点，故不值得同情。 第一种看法不难判断，吃饭砸锅论缺乏纳税人的常识，政府之于民众不是主仆关系而应是被委托者与委托人的关系，纳税人有权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吃饭砸锅论和蔡霞也是两种忠诚的缩影，“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这是“第一种忠诚”，即誓作驯服工具的“服从”取态，也是体制试图让所有成员保持的状态；而“明知危险，仍图以螳臂挡车之力，去挽救向危险的斜坡下滑的党国的巨轮”，这是第二种忠诚，即认同理想目标但反对当下的手段，试图同时保持“忠诚”（和真正的异见者相对）和“诚实”（和奉承迎合的盲从相对）。 纵览被开除前蔡霞的言论与文章，不乏以子之矛陷入子之盾的思路，即用宣传所标榜的话语对冲现实的行径，希望借此平衡“极左”势力，本质上仍未跳出中共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对党国一腔赤诚却被党国认为是不忠，参与制造体制的零部件，同所参与缔造的体制冲突，这样的轨迹让人不禁想到已故作家刘宾雁，两人都曾身居体制内的要害部门，刘宾雁是前《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记者，两份分别是中共中央和共青团的党报，而蔡霞也曾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刘宾雁在八〇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导文学作品，揭露与批判墨吏丑态，蔡霞也多次在公共事件中仗义执言；两人的敢言也都最终不见容于当局，八六学潮后，刘宾雁作为钦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被开除出党，也都同样流亡美国。 相较于第二种“肯定论”与第三种“不值得肯定论”，笔者认为第二种忠诚的视角是对被开除前蔡霞恰如其分的评价，在一片阿谀颂圣之声中与组织压力之下依然保持独立与批判姿态，这种风骨值得赞扬。 在被开除出党后，蔡霞的思想轨迹也和刘宾雁一样经历了谏诤到决裂的质变。迷途知返固然也值得肯定，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也有一开始就未对体制抱有幻想和恩庇的变革派，他（她）们追求社会公义的路上对体制的认知更加彻底，遭到权力的打压的程度更深，却被舆论冷落乃至遗忘，蔡霞比盲从的“党知”认识和道德上水平上要高，但和变革派相比在却显得渺小和晚进，这种“小大之辨”在评价蔡霞上是也不应被忽视。 对于前期利益既得的道德原罪，笔者认为不必苛责。 首先，蔡霞的“既得利益”有两点来源，一是红二代出身，二是党校教授职务，前者不可选择，蔡霞本人在受访时也不讳言红二代的原罪所在；后者有一定道理，但考虑体制包揽一切的先定条件，只要在体制内就职，几乎可以说都是广义上的“既得利益者”，区别唯在部门与层级。因为有限市场化又维持专政的结构下，市场化的成果被体制本身系统性地汲取，藉以维系对体制群体控制，一定要说缺憾也不在于蔡霞与体制的依附关系，而在于党校职务对认知的遮蔽。 蔡霞受访和发文里还存在著认识上的不足，她所批评的习政，很多做法行之久矣，和江胡时代相比只是强度、侧重上的“策略”之别而非“本质”的差异，将其理解为“左转”和“倒退”笔者认为并不准确。 “倒退论”忽视了两段的承接关系，例如网格化维稳、大外宣等在此前已现端倪；而“左转论”也失之简单，体制既要维系专政制度，又要以市场化巩固前者，这种二元结构注定无法有蔡霞和一种改良派所期待的主动政改，和文革相比目前没有直接动员群众的特征，而是既有基础上的补强，严格意义上体制内的改良派与极左派早已合流。 以上是认知层面的遗憾，蔡霞对体制的反思相对有限和狭窄，进一步看，即便是有限的反思和另类的忠诚，体制也不能容忍，将其视作异端与妄议，蔡霞的出局也标志著炎黄春秋事件后体制内健康力量幻象和幻想的再次终结，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壤里，蔡霞的呼号将成为第二种忠诚的绝响与馀晖。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任志强被判十八年，罪名是贪污，这是在所有中国人意料之内的结果，只是没想到判得那么重。 今日抓捕反对派，只有两招，一是说他嫖妓，二是说他贪腐，前者是许章润，后者是任志强。一个人“妄议中央”被捕，不必等官方判下来，一定是这两个罪名，因为最方便，也最容易“得人心”。 在中共体制内，有哪个官员不贪腐？不贪腐的在官场就没有立足之地。官场上人人贪，只有你不贪，你是不是比别人情操高尚？你是不是准备随时揭露官场黑暗？你不同流合污，你就不是自己人，你就没有朋友，你就随时有灭顶之灾。 就官方公布的那数千万贿款，任志强可称廉洁。早前有一个北京小小村官，从家里搜出现金七百多万，金条三十一公斤。任志强若被人从家里搜出巨款，还有不公布的吗？那些所谓贿款，其实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根本是官场惯例，只要一查，一定都差不多是那个数字。 公司虽是国企，公私之间的分际一般都很模糊，有些钱说是公家分的也可以，说是私人占用的也可以，有些是别人送礼，但送礼与贿赂之间也没有清晰标准。生意做那么大，数十年经他的手出入的金钱以百亿计，要找到千万的差错不会太难。以今日中共高官家产动辄百亿的标准来看，任志强简直是太清廉了。 更不必说，这些都是官方的数字，任志强不认也得认。 任志强最不应该的，当然敢犯龙颜。今日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虽然认罪了，只为保护家小，但在庭上一言不发，始终还是一条汉子。 习近平重判任志强，当然用意在杀鸡儆猴，但这一招对习来说，也是险招，也就是他也被判了一个滥用权力。不重判任志强，便会有红二代﹑官场中人有样学样，把当下掌权的这一伙人都目为小丑，东西南北中民怨沸腾，万一都闹起来，江山即刻不稳。因此，打任志强既是发泄一己之私愤，也是形势所迫。 但任志强始终是红二代代表人物，因为敢言，在官场和民间都有口碑。从任志强早前的公开发言中，知道他读很多书，思想开阔，见识不凡，对社会现象和中国问题往往鞭辟入里。他说的话很有条理，很有逻辑性，斩钉截铁。这样民望很高的人，你把他重判十八年，实际上是对人间正义的重大挑衅，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中国人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明白的，这种明白本身，就是对习近平政权的一种潜在威胁。 这件事也会引起红二代圈子的不同反应，有的人会害怕，有的人会不服，有的人会反感，有的人会愤怒。任志强有自己的哥们，有一大帮同声同气的生意人和文化人，这些人会有兔死狐悲之感，会对这个政权产生更强烈的离心。他们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上下串连，会形成对习近平的广泛的不满。 习近平初上台，就开过一个红二代座谈会，那是一个交心交底的会议，就是拍胸脯保证红二代们的利益，把红二代都拉拢到他的麾下，从此以后，红二代的利害就是一体的，有习近平在，保证不会动红二代的奶酪，保证大家闷声发大财。习近平以红色江山为依托，要求红二代们效忠从那时开始，所谓反贪，从未动过一个红二代。在习近平手上倒台的，从政治局常委以下，找不到一个红二代。 但这一次，习近平动了红二代，而且是有代表性的红二代，这件事非同小可，绝对会产生深远影响。红二代中不乏思想较为开放，政治倾向温和的人，像早前为禁蒙古语教学发声的马晓力，在红二代中有很高威望，她就是比较理性的。 像习近平那样，老是嫌中共覆灭的速度不够快，老是要加速的红二代，毕竟不会太多，大家都明白取悦人民的重要性，都明白事情不能做绝，要留有馀地。这一次，任志强被重判，红二代中一定会有强烈反响，且看往后还会有什么事发生。 习近平学识有限，心胸狭窄，又生就一种骄横性格，这是他执政以来就屡楼碰壁的原因。坑越挖越多，一个比一个大，侥幸跳过一两个坑，难保跳过所有的坑，所以他的“总加速师”雅号，绝非浪得虚名。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授权由上报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突然于9月14日发表大使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离职声明，并未提及卸任原因，震惊国际。布兰斯塔德随后证实将于十月初正式卸任，向中国说再见。 类似布兰斯塔德此般火速离职，在国际外交领域不仅少见，此刻美中关系急冻之际更显不寻常，无疑雪上加霜。 美中关系雪上加霜 许多舆论指出，布兰斯塔德的离职也许和日前投书中共官媒《人民日报》遭到峻拒有关。该事件不仅凸显美中双方大使在言论自由待遇与价值观之严重落差，文章内容还被《人民日报》无礼地奚落了一番——看来对于跟美国大使馆撕破脸，《人民日报》显得相当有底气，“战狼”意味十足。 根据外媒报导，9月9日《人民日报》以“充斥对中方的恶毒攻击抹黑”为由，拒绝刊登布兰斯塔德的评论文章，有违外交惯例。 随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epeo）发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虚伪的宣传系统”之声明，强调此事件“再次暴露中共对于言论自由和严肃思想辩论之恐惧，以及北京抱怨其它国家缺乏公平对等待遇之虚伪。” 蓬佩奥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官员们可以借由美国的自由媒体，直接对美国人民表达中国政府立场与意见，例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今年已经在美国主要媒体发表了五篇评论。此外，中国外交部和《环球时报》、《中国日报》等官媒也经常利用美国社群媒体抨击美国政策和生活方式。 9月10日《人民日报》对蓬佩奥的声明迅速反击，自称为“久负盛名、严肃专业的知名媒体”，由于布兰斯塔德大使的文章“内容漏洞百出，与事实严重不符”，未达该报选用投书的“一贯标准”——意即《人民日报》很专业，布兰斯塔德的文章不够格，投书失败。 中国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同日也反驳蓬佩奥，宣称《人民日报》本来就有权拒刊“抹黑”文章。 其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试图在微博与微信上发表蓬佩奥的声明以及布兰斯塔德的文章，依然很快被删除，原因不明。 9月11日下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微博刊登布兰斯塔德文章全文，于下午4时30分发出，迅速获得逾2000赞数、逾1900次分享，文章被微博设定禁止评论，然而全文没多久就遭到删除。微信则禁止发布。 布兰斯塔德的文章被中共严禁刊登，反而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吸引更多好奇与讨论，让更多媒体引述、更多阅读广传，迅即成为热门文章。 中共利用了美国的开放原则 布兰斯塔德这篇文章刊登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网站，主为阐述美国对中外交政策原则，认为美中双方“关系越来越不平衡。例如中国对于美国企业、新闻工作者、外交官乃至公民社会不平等的准入机会。” 文章指出，“美国做为开放社会，欢迎中国公司进入我们市场，向美国消费者销售产品，进行投资、参与竞标、募集资金。我们欢迎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他们在美国学习知识，藉以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当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报导、甚至进入中国都面临限制时，中国国营媒体工作者却可以长期不受限地在美国采访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可以自由在美国行动，而我们在中国的外交官却需要应付一套国家批准系统，包括只是和中国人民进行最基本的互动。” 纵使有跟习近平数十年交情做为基础，在中共当局欢迎下出使中国三年多，布兰斯塔德仍然无奈地认为力有未逮，美中两国关系取得的进展极少。文中指出“中国政府从我们的开放原则获益的同时，也利用了我们的开放——以一种背离国际准则的方式。有些中国组织收购美国企业不是为了创造工作机会，而是为了取得技术，拿回中国进行开发、与我们竞争。”“有些中国企业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募资，却拒绝接受标准的审计规则。” 布兰斯塔德认为美中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只选择性地与美国挂钩、系统性地控制美国人接触中国社会。”倘若要建立相互理解与真正对等的基础，“必须从中国政府愿意解决两国关系失衡开始，允许两国人民经由不受限制的交往和未经审查的讨论来建立关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拥有真正对等、平衡的关系。” 或许因为即将返美更勇于放言，上周布兰斯塔德在北京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同意川普总统看法，认为中国应对武汉肺炎大流行负全责，批评“中国的体系隐瞒了一切，甚至惩罚病毒爆发初期进行通报的医生。”指控中共在疫情初期应对不当，“原本能控制在武汉的病毒，却被他们搞成一场全球大流行。” 美国驻华大使馆近日也发推文重申，“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大使经常出现在美国新闻节目和出版品上，通行无碍。与此同时在北京，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却得面临审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布兰斯塔德的突然离职，足以在国际外交史页记上一笔，不只是美中关系恶化的重要指标，更严重的是离职之际中共态度仍然极为粗暴强硬——这是一桩充满怨怼的分手，美中关系经此冲击，更是覆水难收。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关注时局之平衡资讯与风险扩散效应。曾任网路行销投资高管。台大政治系毕业、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于哈佛大学研修电商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澳中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紧张，许多澳洲学者及商人大声质疑政府，“为什么领导人不放下身段与中共当局握手言和呢？”其实修复那层关系并没有那样简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018年，澳洲政府为了限制外国势力渗透及影响澳洲而立下反外国渗透法，令与澳洲交好超过30年的中国政府相当不满；现今的澳洲总理、时任联邦财长莫里森宣布了一个紧急决定—— 严禁华为参与澳洲的5G网络建设；紧接著设立外国投资审批委员，对海外企业和个人在澳洲“shopping”作出严格把关；今年三月，澳洲更领头要求国际社会联合彻查Covid-19病毒的起源…. 种种规章制度、限制条文均让中共当局极为不满，暴跳如雷。 作为报复澳洲的种种新政，中国发布禁止澳洲牛肉、大麦、葡萄酒等一连串通告，造成多达数千亿澳元的损失。澳洲学术机构，企业领袖，前外交人士等将指责的矛头指向澳洲政府，认为那是因为澳洲外交政策的无能，才产生了如此被动的澳中关系。 近日，专门研究公共政策，也是自由党智囊团的独立研究中心CIS的执行董事Tom Switzer在悉尼晨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The good times with China is over. Get used to it.”文章称，很多澳洲人在看待国际政治问题时，就像美国著名作家 Charles Krauthammer所说的‘单极时刻’思维，这种人早已习惯了国际权力的分配是由一个强国影响著大部分的国家，包括文化、经济和军事领域，没有竞争对手。因此，一旦国际形势中出现了竞争对手时，‘单极’就会成为‘两极’，全球政治形势就会变得危险，几十年前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就是如此。 Switzer分析称，苏联解体后西方社会对中国产生强大的互动。当然，这对澳洲来说，是相当有意义的，与中国强大的贸易关系让澳洲繁荣稳定。这个过程让澳洲人甚至全世界的人认为，让中国进入西方自由世界的行列能帮助其走向民主和自由。 即便如此，澳洲人并没有预料世界会再次‘两极’化。 但事与愿违的是，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复苏，让原本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进入了‘多极’的权力导向。 预期中的自由中国没有实现，迎来的却是莫斯科与北京联手，暗流涌向全世界，“2019年是民主倒退的第14年，全世界有64个国家不是自由社会。” Switzer在文中称。 “当中国告别了近20年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弱势，中国与西方的蜜月期也已经结束了。”Switzer说道，“如今他们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一个更加专制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更将其经济实力转为战略影响力。” 但这点超出澳洲的预料。文章表示：“中国对其国家利益的定义也随著其不断增加的实力而改变，他们正试图在东亚建立广泛的势力范围，这在政治范围上肯定会惊动澳洲，更不用说印度太平洋地区了。” Switzer认为，美国的大选即将到来，谁入驻白宫根本不重要，“如果中国继续在东亚地区快速扩张其势力，华盛顿不会放任不管的。”他指出中国快速扩张的时候似乎不需要“朋友”，北京似乎也不会安抚朋友，中国的外交人员直接了当的以“战狼外交”替代其“软实力”，但对澳洲和其他国家来说，如此重手出击，立即被视为威胁主权的手段，“这也是澳洲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原因”。 文章称，强硬的外交手段也好，威胁主权也罢，中国仍掌握了澳洲40%的出口额，也是澳洲的经济命脉；因此，这么多企业、组织等会站出来拼命要求澳洲政府与北京恢复以往的关系也就不意外了。 不过，在多数澳洲人眼中，经济利益是无法与国家安全相提并论的。据Lowy Institute的民调显示，有77%的澳洲人认为，尽管会影响澳洲的经济，但澳洲政府应该做出最大努力来抵抗中国在澳洲管辖的区域内的军事行动。Switzer表示，尽管目前澳洲与中国仍存在大量的贸易关系，这种经济往来会受到限制，但相当明确的是，当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捍卫主权肯定是首选。 Switzer最后总结称，澳洲生活在我们亲密盟友掌控的‘单极’世界中这么久，早已习惯了和平，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因此希望这种和平是永久的。但很遗憾，尽管澳洲人很难想像大国间的竞争会再回到东亚，那样的和平年代却已经结束，“在我们的帮助下，中国已经快速崛起”，“中美竞争”已经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标志，而且一切都将发生在澳洲的身旁。 “无论我们多不希望这样的发展，但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Tom Switzer表示。
美国人办事雷厉风行，大政方针定下来，就马不停蹄朝大方向直去，不管有什么干扰，也不管干下去有什么后果，总之说做就做，迅雷不及掩耳。 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正在台湾访问，表面上理由是去参加李登辉的追思会。早前美国卫生部长刚刚去参加过李登辉的追悼会，李登辉有那么重要吗？要出动美国两个部长级高官去捧场？当然不是，国务次卿去台湾，总得有一个理由，美台没有正式关系，美国官员访台容易挑动中共的神经，为掩人耳目，就以参加李登辉追思会为理由，如此而已。 李登辉地下有知，大概也会感慨，没想到他生前被人骂得狗血淋头，岛内岛外没几句好话，等他死后却突然身价百倍起来，时也命也，不由人不信。 克拉奇到台湾，据台媒推测，主要是去拉拢台商，准备以台积电为中心，把半导体产业链在美国组建起来。台积电扼住全世界半导体晶片生产的咽喉，目前虽设厂在美国，但上下游供应链仍未齐备，目前只占台积链所需要的百分之二十，尚有百分之八十短缺。克拉奇此来，就要将台湾的厂商再拉拢到美国设厂，这样不但对美国的就业有帮补，而且半导体生产链全部控制在美国境内，外面天翻地覆，都不损及美国本身的需求。 美国有那么担心台积电的供应链吗？正常情况下，全世界到处都可以设厂供应台积电上下游所需，但万一中美真的打起来，东南亚如越南印度等都会被战火波及，与其放在外面有风险，不如都放在美国境内，天皇老子都不怕。 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是作了最坏的打算、最长远的打算、最保险的打算。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与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章，在纽约一个餐厅的露天餐座见面，美方还特地通知美联社作报导。克拉夫特称此次餐叙是“历史性”会面，并表达对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支持。 早前笔者谈及美台关系，就预测美国最终很可能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现在这件事已经写在美国外交官脸上了。 当然，真正做到这一步还有不短的路程，以中共的联合国理事国否决权，以中共在联合国握有的中小国家票源来看，美国要做到这件事还不那么容易，但美国有此态度，比起真正让台湾加入联合国，其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只要美国承认台湾，众多美国盟友也会跟随，台湾只要和世界上最重要的那几十个国家有正常关系，加不加入联合国，都不是很要紧了。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又准备再卖七宗先进武器给台湾，增加台湾的防御能力，美国国防部正式将这一连串的售武动作，命名为“堡垒台湾”、“刺猬台湾”。何为堡垒，堡垒即是防御性工事，一挺机枪置于堡垒内，可以封锁一条大路的通行。何谓刺猬，刺猬是你不攻击它，它身上的刺都收起，你一攻击，它的刺都直起来，你想伤它，会先伤了自己。 看看美国人这一连串的动作，从外交到军事、科技，招招都打击要害，招招都棘手，我们便可明白，今日美台关系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早前马英九还说，始战就是终战，信誓旦旦美国不会插手台湾防御，现在美国不但摆出誓为台湾后盾的姿态，甚至磨拳擦掌，大有不惜一切护卫台湾的决心。马英九不只是蠢，而且卖台之心不稍掩饰，难怪国民党不但被台湾人唾弃，也被中共视如弊屐了。 港台互为犄角之势，台湾安全对香港有利。台海风高浪急，短期内还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世事如棋，一步一惊心，一步一了然。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由上报授权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之前香港民主派初选胜出代表张昆阳近日透过脸书贴文，说明“我现时不在香港，但由于种种安全丶策略等因素所以未能提供我现在身处的位置，还望大家见谅。”张昆阳出走香港，远避他乡，当然是中共近期藉港府积极抓捕抗中人士所致。而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也因同样理由转居海外，香港律政司则称其是“畏罪潜逃”。罗冠聪和张昆阳都是香港今天青春正盛的一代，昨日之前，没有人会想像得到香港人也需要“流亡”。 图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曾在自传中记述，说“在那些（原本）喜悦的日子里，我做梦也无法想像日后的大难。1950年…我们被迫签署了《十七条协定》。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进入了拉萨。他们宣称图博现在成为“祖国”的一部份。”这是他那一代图博人梦靥，当年嘉乐顿珠逃出中共统御下的图博时，年纪和罗冠聪、张昆扬差不多，现在则是住在印度喜马拉雅山上小镇，一个“坐在黎明前的寂静中，等候太阳升起，等候山峦从黑暗中浮现，也等候乌鸦的呜叫”，同时回忆过去人物、地点、事件的老人。 中共唯物主义下的国族观，留地确实更胜于留人，至今已迫使无数人有家归不得。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这个世界似乎已很习惯看著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分居各地。此外，中共对新疆信仰、文化的戕害，不只让维吾尔人在1997年群起抗争，而有伊宁事件，直到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前前后后又有多少维吾尔人不得已大举逃离。 现时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就是历来逃离新疆者之一，他曾在一段自述中说道：“当时有个维吾尔族警察告诉我，中共列了抓捕的名单，我在石河子被列为疆独头号处理人物。我不以为意，因为我不过一个小人物，只是嘴巴上骂骂共产党，并没有参与组织…一个朋友在国保大队(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专门抓意图颠覆政府的人，有一天来找我说:‘伊利夏提你不要待了，能往国外跑就往国外跑，他们早晚要处理你，已经列在日程上了。’我不信，他接著说：‘某年某月某日你去了乌鲁木齐，上级本来想搞个车祸把你弄掉，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处理，所以你最好赶快走。’我一听就信了，于是开始办护照。” 正因如此，伊利夏提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看著港人起而反弹，便格外心有戚戚。当年5月他受邀来台湾演讲，才谈及维吾尔人就是中共“一国两制”统治的范例，警告下一个可能面临类似情况的地方将是香港，再往下走就是台湾，结果他的话像书本翻页一样快，立刻在香港的命运得到印证。 流亡印度的嘉乐顿珠曾说：我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的张经武将军大吼大叫，握拳拍桌，指控图博两位总理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威胁要杀死他们。1952年…我骑马逃到了印度。在印度，我试图让国际了解我的国家所遭遇的苦难。我向联合国请愿。我写信给美国总统，希望唤醒他的重视与支持。 入籍美国的伊利夏提曾说：从那以后一想到我的妹妹在集中营，就很自责，非常难受，无法去想她们在监狱里遭受到怎样的折磨，很多维族家庭都有相同的处境，不知道家人被送到哪一个集中营，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到哪一家孤儿院。很多人问我逃到海外有什么感觉，我只能说，精神上我也跟著家人在集中营里头。每一个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都一样。 今天，则轮到罗冠聪在脸书上说：整个世界都知道，是恶名昭著的国安法令很多过去参与国际线工作的手足陷入切身危险。我的行动就是要证明，即使人在海外，仍然能与共产党周旋，让世界看见香港。希望在香港的朋友安好，也呼吁律政司不要再白费力气，企图滋扰我的亲友。我已没有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你们的法庭手令，可以留著给历史，成为港府作恶的见证。 还有张昆阳也说：国安法来临之先，也在考虑应否及时离开的问题，但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坚持下去，能留多久便是多久。虽人微言轻，但在徬徨无助的开首，是希望用行动告诉大家这城市还有人。 包括中国异议人士等过去以来持续不断的海外发声，身在台湾已耳闻不计其数，但也必然看得更清楚，中共高压统治铲除异己，真的是由西向东，自南到北，从过去到现在皆不曾放软停歇，更别提今天突然在内蒙古强制执行几至灭绝民族文化的蒙语教学限制。 从半世纪前的图博，而后新疆，再到香港、蒙古，每个分散的当事者现身说法，都能记述出一册又一册和中共纠缠交战的血泪故事，一旦把每个人历经的遭遇串联成线，继之谱出一幅环环相扣的中共治下景象，则就不只是令人心寒。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自己生长的地方任由中共搓捏形塑，就算欧美多有亲中论者夸夸其言，以为中国崛起必然替自己赚得多大利益，前提都在他们清楚摆明没有人需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可以神采奕奕飞去做生意，再盆满钵满回到自己家继续享受无比惬意的自由，因为他们从来不必担心自己会像图博人、香港人、维吾尔人或中国海外异议份子一样。台湾今天对中共的抵御心理，无非就是同理了那海外黑名单的苦涩滋味。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9月15日 ，世界贸易组织（WTO）三名贸易专家所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指出，美国2018年对价值2000亿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没有充分说明为何这些措施是暂时合理的，因此已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美国政府对此裁定结果表达强烈不满，批评世贸没有能力阻止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强调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反制中国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强迫美国公司透过技术转移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不排除对WTO采取行动。 且不论美国以后对WTO何时采取何种行动，回顾一下中国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强烈支持下加入WTO以来，美国在这个由自己主导创立并在初期掌握话语权的国际组织，如何逐渐被边缘化这一过程，确实很有意义。 克林顿促成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转化为WTO 谈到WTO，就不能绕开美国总统克林顿。这位总统在三件大事上与WTO密切相关。 第一件事是推动WTO的成立。WTO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总部，1948年由美、英、澳、法等23个国家共同创立，中华民国也是其中成员。 GATT的原则是自由（第11条规定：将贸易限制措施转为关税，以及降低关税税率）、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及多元化，必须在这三项原则下进行自由贸易往来。GATT因本身并非一个国际组织，其组成成员称为“缔约成员”（Contracting Parties），约束力弱。 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成为美国总统，积极推动GATT向WTO（世界贸易组织）转型，通过1994年乌拉圭回合这一谈判，1995年1月1日，75个GATT的签约国和欧洲共同体成为WTO的创始成员，其他52个GATT成员国在随后两年内陆续重新加入WTO（最后一个是刚果，在1997年加入）。与GATT相比，WTO是一个正式国际组织，其组成成员则称为“会员”（Members） ——也就是说，WTO成为一个正式国际组织，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努力推动直接相关。 西雅图之战：美国左派从反WTO到支持全球化 第二件事是不经意间，让美国左派对WTO、全球化从反对转化成认可。这事情到今天还能让人们有鲜活印象，得感谢美国导演斯图尔特·汤森德（Stuart Peter Townsend）。他拍的那部《西雅图之战》（Battle in Seattle），记录了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的场外抗议。电影里多次使用了当时的纪录片段，尽量再现了当时的抗议场景。 这部影片最有意思的是，它展现了集会抗议参与者的抗议目标十分模糊，很多人并非是真正有政治诉求，很多人可能连WTO具体怎么回事都没弄清楚，更不知道全球化与民主是啥关系。参加抗议的迪亚戈、桑、卢、杰伊这四个青年在1999年11月的同一天走上西雅图街头，时势造英雄，成为反对WTO队伍的临时领导者。他们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出发点。然而在这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呼吁WTO关心贸易环境和劳工福利政策，并表达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立场。抗议人群高举着“全球化破坏公平竞争”、“WTO反民主”的标牌，喊着“平等、反剥削”的口号，群情激昂，但却几乎没有人懂得为什么要反对WTO，更没有多少人懂得反对WTO将让世界如何更加平等。参加游行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对所谓全球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WTO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但他们从自己呼喊的口号中产生了情绪满满的集体感和力量感，于是把与自身毫不相干的欲望、热情和愤怒揉进口号，冲上街头，砸商店，与警察对抗。 影片中有一段描写迪亚戈与黑人青年桑在临时关押他们的地点相聚，讨论起这场抗争。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参加WTO的非洲代表来到会议厅，发现会议厅空荡荡的，这位非洲代表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义愤填膺地慷慨陈词，痛斥全球化是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变态侵略，非洲国家的话语权并不被尊重！他还表示支持美国左派青年的抗议，并要求西雅图警方释放被关押反抗人士。 这番发言影响了WTO的代表们，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共同点是支持抗议。迪亚戈与桑坐在那里百无聊赖，看了这段新闻觉得挺新鲜，我们为反对WTO而来，但WTO却支持我们，于是开始互相探问WTO究竟是什么。迪亚戈说，“我们来时不知WTO是什么，现在抗议结束我们就要回家了，但还是不知道WTO是什么”。想起他们在街头愤怒高喊WTO反民主、全球化反公平竞争等口号时的情景，两人情不自禁爆笑。桑最后说了一句：“在这之前，有谁知道WTO？——虽然他们现在还是不知道。” 这场两人讨论击中了街头民主隐蔽而又致命的软肋——不论暴力抑或是非暴力，无论被官方肯定抑或是镇压，街头游行者的大多数其实处于盲目状态。我说这些，当然也是为了提醒今天的观察者，不要象电影中那位年青女记者轻易地抹除自身作为旁观者的理性，成为抗议队伍的一员。 结果对前总统克林顿来说，算是以喜剧收场。通过这次西雅图之战，美国民主党政府了解到必须为全球化加上普世价值，以区别于被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所反对的前殖民时代。有了这套附加的价值观包装之后，美国本土的左派从此认可全球化，并加入各种NGO遍布世界，成为全球化的有力捍卫者。最终导致华尔街、跨国资本与左派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一致，因而成为政治同盟——这里面的因素值得多方探讨，但毫无疑问，西雅图之战是个转折点。 克林顿为中国加入WTO的理论贡献 外界都知道，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对中国的研究基本有两个堪称经典的预想前提：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 本人原来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咬死这两个前提，也写文章反驳过：加入WTO的有不少专制国家，比如古巴，为什么WTO只对中国民主化有促进作用，对古巴却没有？但我发现，无论怎样的事实都无法改变这些说法。直到我偶然读到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方知这两个说法的始倡者是前总统克林顿。 为了支持中国加入WTO，前总统克林顿通篇讲话，意在解开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担忧。他从“谁失去了中国”这一话题切入，谈到美国政界、学界认识到的所有中国问题，例如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能容忍反对派，剥夺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控制经济从而让国民对政府形成很强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人们对中国可能崩溃的担忧等等。怎么办？年轻的克林顿总统充满信心地回答：“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同中国的做法，问题是，改进这些实践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他进而提到：“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努力把中国拉向正确的方向，也可以转身而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转身而去’会把中国推向错误的方向”。克林顿总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WTO将使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将继续推进美国过去30年来（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在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 中国后来的政治变化说明，这两个预想并不成立。这不能说是克林顿总统的错，因为他说得很明白：“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直到2017年川普在当选后公布的一个“百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与中国在美渗透活动相关的各种报告陆续公布，在这种氛围中，美国中国研究圈被迫对长达几十年的中国研究做一检讨。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推动建设性警惕》报告，承认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对中国误判，指出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民主加以渗透、大举操弄美国政府、大学、智库、媒体、企业和侨界，希望借此阻断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的支持。 而正是在这十六年中，中国已经成功地将WTO、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总统大选沦为泡沫口水战。拜登声称：一旦当选，即会见达赖喇嘛。 要当选才能见达赖？为何不现在先见？民主党金主是华尔街银行和矽谷的IT界，亿万金元，只要这些人出一笔经费，租一架私人飞机，由北印度即刻请达赖喇嘛飞过来，在民主党竞选集气大会，拜登发表讲话，说到一半，神秘嘉宾出场。 这就有做电视大骚的气场，而且若达赖喇嘛这位明星有足够的市场，即刻可以收割选票。 但是拜登只是说，上台之后才请达赖来，在生意的层面，拜登像一个地产商，他说拥有一块地，即将三年后落成，此一楼盘叫做“西藏花园”，他叫你现在就捧场付订金，你相信吗？拜登他在卖楼花。 然而不见动作。在政治的世界，这就令人相信，拜登的幕后金主，都与中国市场有多年交易，这种人怎敢将达赖喇嘛像请菩萨一样捧出来？但拜登却这样讲。他只是讲而已，他不敢现在就硬碰，因为幕后金主的幕后十四亿人口市场的超级大老板会很愤怒。 所谓上台后见达赖喇嘛，只是一项公关活动，不是一项政策。见了之后又如何？拜登和他的团队没有讲。这里面就闻到一层跑江湖的猫腻。这种台词，是说给只有金鱼记忆的网路世代听的，让大家听了即刻产生某种小脑条件反应，票投给了拜登老伯伯。他上台后，拜登老人痴呆，不记得他讲过，你也不会记得，总统见达赖喇嘛？有如荒谬剧“等待果陀”，等到落幕散场，果陀还没有来。 那边厢的川普，则被一本很有权威的大西洋杂志指控，称可靠消息引述，川普曾经不肯去参拜美军公墓，说阵亡的美军是失败者。 真的这样说过？有没有录音带？若有录音，即刻在网路和电视台放出来。若没有录音带，你可以说：某年某月有几个人听过川普说，不肯去教堂，还破口大骂“耶稣我X他妈。” 这样就可以摧毁川普的基督教选民基本盘。 创作的规律，就是除非不创作，要创作不妨夸张一点。倪匡说过：卫斯理的科幻小说，主角是卫斯理，有一天一名阿拉伯酋长上门，找他查一宗奇案。倪匡说：酋长带著一皮箱美钞，应该多少钱？二千万？不，又不是真的，反正是空中楼阁，给钱的不是你，为何不说个两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