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3日,蓬佩奥刚刚发表了里程碑式演讲《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称改变共产中国的三大力量是:美国、中国人民和自由国家阵营,并称美国要在这其中发挥领导作用。 让众多国家认清中共,不被一时经济利益左右,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连蓬佩奥在讲话中都说: “改变中共不能只是中国人民的使命,自由国家们必须努力捍卫自由,(让自由国家捍卫自由)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深信我们可以做到。我有信心,是因为我们以前做过,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有信心,还因为中共正在重复苏联犯下的一些错误:疏远潜在的盟友,破坏国内和国际间的信任,拒绝保护财产和拒绝有规则的法治”。 才20天不到,北京就用实际行动演绎了蓬佩奥的这番话。8月10日,北京在香港依据新的“港版国安法”,以涉“勾结境外势力”为由,开启大抓捕,总共有十名民主派人士被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先生被逮捕,连他的两个儿子和《苹果日报》张剑虹等高层也不放过。 黎智英从小忍饥挨饿,1960年,12岁的他从大陆偷渡香港,一无所有,他边苦学边创业,于1981年创办佐丹奴时装连锁店。1990年,他将持有的佐丹奴股权出售,在香港创办壹传媒集团,创办《壹周刊》。1995年,他创办《苹果日报》,日发行量曾超过70万份,当时他的财富已逾5亿美元。黎智英选择留在香港,他日前说,“我两手空空来到香港,所得一切都归功于香港之自由,如今感恩得以生命回报自由。” “港版国安法”已经让很多国家对北京疑惧了,但北京仿佛嫌这还不够,如今在港内首次“依法”抓人,竟然是对准了一家新闻媒体。 新闻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因为坚持自由黎智英才被抓,国际社会就是这样看的,连对中共立场偏软的欧盟也无法对此无视。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以勾结外国势力为由,逮捕黎和其家人,搜查《苹果日报》办公室,这令人更加担心(北京)使用国安法来压制在港媒体的言论自由”。 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斯塔诺也指出,“自由与媒体多元是民主的柱石,因为它们是开放自由社会不可或缺的组件”。“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保护,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媒体和出版自由,以及集会自由”。 如果说欧盟诸国,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之前对中共诸多恶行视而不见,对地处远东的中共少有设防的话,那么这次大抓捕,不得不让他们在中共身上看到了斯大林、希特勒这些恐怖者的鬼影。 特别是这次200名警察列队进入壹传媒总部的“大阵仗”,不能不让欧洲人回想到纳粹和前苏联的秘密警察,而这些惨痛往事对欧洲并不遥远。 蓬佩奥在《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这篇演讲后回答提问时说:“我认为不是选择美国或选择中国,我认为是选择自由或者选择暴政。我认为这是我们要让世界各国选择的。” 8月10日在香港的大抓捕,是北京大大的助力了一把蓬佩奥,让他的呼吁更有说服力。是自由还是共产党的暴政?这让世界各国的选择变得更容易了。 北京这种做法会为自己赢得甚么支持或者利益吗?几乎没有,也只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些人如果能从坟墓中爬出,他们会用手拍拍习近平的头,用德语或者俄语来一句点赞:“干得好!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但是因为效忠这些死人,和一个行将就木的共产主义,而失去现实中的世界,这真符合习近平本人的自我利益吗?习近平2019年3月在访问义大利时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 纵观北京当局近年所为,习近平的确是在“无我”,但却是因为迷幻于马克思的那一套邪恶斗争思想而“无我”,这是可悲的,历史走向已经够明显,“找回自我”才是最对得起自己的事。
最近接到一位国内朋友的电话,说对美国近期的社会动荡很担心。不管大家嘴上怎么说,心底里都明白,美国是当代自由世界的代表,既是领头羊,也是一种标志。如果美国社会由于内部动荡而维持不下去,那么以美国为自由社会榜样的人们就失去了方向。所以,他问我,这样下去会不会出大问题,接下来会发生甚么?我的回答是,太阳底下无新事。现在美国大城市的动荡,以前发生过,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不过,哲学家又告诉我们,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现在的美国社会跟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一样,动荡也就有所不同。然而,今日之事往往与昨日之史有种种关联。 于是我在电话里简述了与当下动荡最接近的一段历史,即发生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一些事件。 地下气象员和黑豹党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那时候,美国南方还存在著种族隔离制度。以南方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一个黑人教堂的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为首的黑人民权运动,针对歧视黑人的法律和制度,展开公民不合作的反抗。罗莎‧帕克斯女士发起的公共汽车罢乘运动,全市黑人坚持了一年多,最终获得了法律上的胜利。黑人学生们发动的咖啡馆sit in运动,坚持非暴力,挨打挨骂不反抗不回击,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民权组织发起的坐长途汽车进入南方,民权大游行等活动,即使遭受暴力对待,被捕坐牢,马丁‧路德‧金仍然号召黑人坚持非暴力原则,坚持以法律上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为诉求。最终,以1964年民权法的通过为标志,民权运动促进了当代史上最为重大的制度性改革,在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国理念上走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在民权运动的同时,美国北方和西海岸出现了主张暴力的青年组织,其中最有名的是白人青年的“地下气象员”和黑人青年的黑豹党这两个组织。他们的活动区域是在北方如纽约、中西部如芝加哥、以及加州如旧金山等大城市,即美国早就废除了黑白隔离制度的地方。 “地下气象员”原来叫气象员(weatherman),是当时校园里的学生组织“学生要求民主社会”(SDS)中叫做“革命青年运动”的一支中发展出来的,其名取自鲍勃‧迪伦的歌词:“你不需要一个气象员,也能知道风往哪儿吹”。从这样的取名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群浪漫的理想主义青年。他们的主张在我们同时代的中国人听来非常熟悉:“摧毁美帝国主义,建成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主张在一般美国人听来属于天方夜谭。为了引起人们重视,那就要弄出点动静来。他们的做法是搞爆破,用自制爆炸物炸政府大楼,银行、警察局。一开始他们并不想伤害无辜,往往在定时炸弹爆炸前发出电话警告,让人们疏散。第一个伤亡事故是他们制作炸弹时不小心发生了事故,炸死了三个自己人。1970年,他们发表了反对美国政府的“战争状态宣言”,宣布转入地下活动,于是自名为“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FBI把他们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1966年底,黑豹党在加州成立。这是一个黑人马克思主义者大学生发起的革命社会主义政治组织。他们受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影响,主张用武装斗争手段来争取黑人的解放。同时,他们也在一些城市组织黑人社区慈善活动,最著名的是向贫穷黑人儿童提供免费早餐。由于他们的公开武装活动,被FBI视为对社会安定的重大威胁。 气象员和黑豹党,虽然一白一黑,理论和诉求却相当接近,一开始他们中就有人提出联合的动议,但是浅尝辄止,很快就发现联合不可能。这一类的组织和活动有趋向激进的天然性格,这种性格非常容易导致分裂,却不利于联合和团结。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因分裂而自我解体的共产主义政党,只有苏共集团和中共。而苏共和中共的内部统一,是通过内部不断地把意见分歧者肉体消灭的办法达成的。这种办法,不可能用于美国的社会主义组织。 这两个组织的活动,持续了整个七十年代,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动荡、损失和伤亡。到七十年代末,地下气象员和黑豹党的活力和影响开始消退。他们推翻美国政府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诉求得不到大众的认同和响应,他们伤害无辜平民的活动使得自己日益边缘化,然后突然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遭到通缉的地下气象员骨干一个个自己决定自首。对他们的指控大部份都撤销了,原因是FBI在调查中采取了很多未经法庭许可的手段,而根据美国司法,由于政府执法部门采取了非法手段,法庭就不会采信由此而得到的证据,无法说服陪审团。有个别人继续涉及暴力破坏而被定罪,至今还在监狱服刑。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分别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有些成为教授学者,有些成为实业家,他们中很多人仍然参与此后的自由派活动,如女权、LGBT、反对警察武力和环境保护等。 那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气象员和黑豹党留在了历史书、照片和影像中。和其他的革命党一样,这些青年大多不是来自贫穷而活不下去的家庭,恰恰都是衣食不愁的富裕人家出身。我记得在气象员制作炸弹事故中丧生的一个姑娘,父亲是个殷实商人,正在度假,闻讯赶来,面对记者无言以对。我之所以对他的面容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在美国有好几个朋友的女儿,也是这样的浪漫理想主义年轻人。 今日之不同 我对朋友说,他们所听闻的美国乱象,在美国历史上不仅发生过,而且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没有因此动摇。 但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今日美国,和六十、七十年代有很大不同。美国如今的城市街头活动,和当年也有了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是值得关注的。 先说当年有而现在没有的背景条件。六十、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战。我们现在来看,陷入越战是美国政府的一次严重误判。当时美国实行征兵制,政府发动战争,战争是要牺牲士兵生命的,而牺牲的大多是青年人。同时,战争在越南造成的死伤和苦难,经媒体报导而在美国家喻户晓。青年学生中普遍产生了反战情绪,气象员和黑豹党应运而生。地下气象员有一个口号就是“把战争带回美国”。 到七十年代末,美国政府决意撤出越南,终结战争,青年中的反战情绪渐渐平息,气象员和黑豹党的动员力失去了主要的来源。 现在美国大城市的动荡,BLM和AntiFa的组织动员力中没有当年的战争因素。美国如今实行募兵制,青年参军是自愿的,相当于一个job。即使政府仍然会在某些外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已经不会有当年走上街头的反战情绪了。 然而,现在美国大城市的街头动乱也有一个当年没有的因素,那就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尖锐对立,街头抗议和动荡显然得到美国政治体制内占了将近一半的民主党的支持。 今年是大选年,这次大选至关紧要。如果在大选前社会持续动荡不安,在一般情况下,选民们会怪罪于现任的联邦行政当局,也就是对总统连任不利。由一个黑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造成意外死亡事故而触发的街头抗议,一度形成了BLM的舆论压力;多年来一旦出场就必引发暴力的AntiFa应声而出,在几个大城市引发骚乱,甚至波及到欧洲。非常意外的是民主党领袖们高调支持,以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带领民主党议员们在镜头前下跪为象征,显示了美国政治和社会令人不安的分裂。今日美国的真正危机,不在街头,而在政治体制内部。 非常诡异的是,引起骚乱的几个大城市,清一色是民主党的市长,清一色地支持市中心的街头骚乱,即使面对已经长达两个月的满地垃圾和夜间火光,坚称这是“和平示威”,谴责川普总统。美国是城镇自治的,市长是选民直选而负责市民福利的,却奇怪地怂容街头骚乱。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的。 离开大选还有三个月,BLM和AntiFa的街头骚乱提出的诉求越来越激进,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取消警察,推翻美国政府。其实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等于是说,他们的抗议已经失去了合理的目标。 随著大选过后,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当下的社会动荡将会平息,而那些在街头受伤甚至不幸丧生的人,很快将被遗忘。在尘埃落定之前,我希望不会在新闻里再次看到获知子女丧生,面对记者无言以对的父母。
美中双方正在各自改变世界秩序:一个地球,两种制度,亦称“一球两制”。 既然各自讨厌,不管是谁强大、是谁崛起,是哪家眼红哪个,通通不必胡扯争论,干脆就在当中划一条楚河汉界,从此你玩你的,他搞他的,一切最好。 “一球两制”由网络通讯开始。川普美国的A制,Google、Facebook、Twitter,以及自由世界一切创作资讯和假消息。习近平中国的B制:百度、抖音、微博、微信,十四亿人在里面继续努力中国梦。虽然A制声称一切是西方文明原创,B制只是抄袭和剽窃专利产权。由今日开始不必再争,各自退回自己的疆界,自己玩就是,各不相干,一切公平。 但最大的问题是A B制两大阵营疆界里,各自有人向对方偷鸡摸狗、挤眉弄眼。A制的微软老板盖茨、脸书大亨扎克伯格,还有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看著B域那十四亿人民的油水金钱,拼命流口水。B制里十四亿人的骨髓里个个崇恋A制的物质名牌。除了大妈要玩法国意大利包包,下一代读书升学言必牛津剑桥、MIT史丹福,他们的存在感、幸福感、自大感,全部建基于A制里的名牌。由博士学位到开车,由公司在纽约上市到一条围巾,钜细无遗,毫不例外。 川普(特朗普)要筑围墙,或者他的对家也想关门,理论上是可以,但人心和金钱是抗拒此两大强权的另类潮流。盖茨和扎克伯格何尝也不厌恶对方阵营的人民,但他们喜欢那些钱。中国的小粉红牛B爱国蓝丝何尝也提起美国人就恨不得食肉寝皮,但他们就是热爱哈佛MIT,以能登上纽约交易所敲钟为七代光宗耀祖之根本。 “一球两制”绝对有需要,但双方阵营这股台底勾搭的暗流,要一步步制止。譬如中国开拓“一带一路”,令中国下一代以后留学戒掉洋奴基因,首选巴基斯坦,次选苏丹,其实也不错。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孔孟儒家甚么的,彼此门当户对,都歧视女人,也不讲西方柏拉图之逻辑。这两大板块以一带一路对接起来,三数十年工夫,中国人就会以去马达加斯加玩乐阳光海滩;或者去莫桑比克经营夜总会桑拿建造中国城,如此市场,非洲人口十二亿,加起来就算不要印度,也与B仍旗鼓相当。 反而是A制比较麻烦:太过自由。左胶加愚昧的低端人口,事事与川普作对。川普苦口婆心叫他们吃薯仔和牛扒,他们偏偏要争食粪便。在自由的原则下,要改造这个大面积的低端品种,比B制中国的中央集权一声号令,确实难很多。 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但人类变成刍狗,上帝就为你安排如此喜剧的命运了。 (转载自《苹果日报》)
民主党用“进步主义”观念统治的城市,多处于三高状态,失业率高、犯罪率高、政府债务高。但民主党决不承认这点,进步主义的研究机构也不承认这点。事实无情,在Black Lives Matter中大大秀了一把政治正确并及时回应Defund Police的纽约与芝加哥陷入了新的烦恼:革命虽然很酷很风光,让不少革命者提前进入共产主义,闯进名牌店“零元购买”,想要的东西任意拿。但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税源枯竭,手中无钱,民主党州市政府顿时没法洒钱安抚本城的BLM,也没法给自家票仓的福利族多送温暖。一向坚决反对川普所提“法律与秩序”的这些民主党州官员们苦于没有蛋糕了,终于从革命的云端落到地面上,想起还得寻找造蛋糕的人。 库莫:归来吧富人们,我请你喝一杯酒 先说曾在媒体上当了个把月“战时总统”的纽约州长库莫的烦恼,这烦恼值得写入纽约城市发展史,并成为与十多年前共和党州长朱利安尼治绩的鲜明对比案例。 自从发生BLM革命运动之后,纽约州与纽约市顺应革命者Defund Police的要求,减少了NYPD(纽约市警局)的10亿美元预算。结果是纽约市犯罪率上升,仅在上东区,与2019年7月相比,抢劫案就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86%,枪击事件有所增加,逮捕人数减少了一半。这些,白思豪市长并不在意,相对这些,他更乐意率领BLM成员花公款买油漆去川普大厦门前书写巨大的Black Lives Matter。没钱了,他就发个视频,责备川普不给他足够的联邦救助——以往拿到联邦救助时,他就公开发言说,纽约州有充分的自治权,联邦政府不得干预。 但州长库莫当了多年纽约州长,深谙州情。他很清楚,纽约市财政枯竭,连清洁门面所需要卫生预算也削减了1.06亿美元,结果导致整个城市堆满了垃圾。他更清楚,民主党的票仓中有大量福利族,这是政府供养的物件,供养费用得从税收中来。而纽约人口的百分之一缴纳该州税款的一半,这些人是全球流动性最高的人(准确地说是流动能力最强),就在武肺疫情大流行之时,许多居住在曼哈顿、布鲁克林区的富人逃往汉普顿,纽约州北部或康涅狄格州,截至今年5月,纽约市最富有的居民中至少有42万逃离了纽约市。6月BLM革命如火如荼,骚乱和抢劫在城市中肆虐时,富人们的外流更多。还有不少大富中富在等待搬家,据搬家公司Roadway Moving总裁罗斯·萨皮尔(Ross Sapir)告诉Fox,“实在是太忙了,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繁忙的夏天”,“在过去三个月中,我们无法满足需求“,另一家搬家公司Oz Moving则说,搬迁数量继续以“相当大的速度”增长。比之前27年中的任何一年都多。 穷人是票仓,富人是政府提取税收钱袋,“钱袋”长脚跑了,税收怎么办?纽约不愧是民主党经营多年之地,市议会一干议员不断呼吁提高该市最高收入者的税收,以抵消纽约在未来两年内面临的预计300亿美元的赤字。做行政首脑多年的库莫先生脑袋比清谈的议员要灵光,知道加征税收,剩下的这点富人也会离开纽约。于是他灵机一动,向逃出纽约的富人们发出深情的呼喊:归来吧,我请你们喝一杯。当然,他不仅仅是呼喊,而是深入富人当中,“每天”与他们交谈,恳求他们回来,并且承诺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与他们一道喝一杯。 目前,库莫先生的努力仍在进行中。我衷心希望该市的BLM成员的革命热情消退,刑事犯罪率随著下降,或许,纽约这最富有的1%人口在库莫的深情召唤下归来,继续为纽约税收做巨大贡献。但那是将来,现阶段的烦恼是布鲁克林 、上西区甚至曼哈顿遍布大街的垃圾与无家可归者,以及不断上升的犯罪率。 芝加哥女市长的烦恼陷入无解 与芝加哥女市长的处境相比,库莫先生的烦恼不算什么。库莫先生治下,BLM虽然也挺喜欢“零元购买”,也喜欢抢劫、杀人,但革命理论素养差得多,因此也容易对付得多。将示威与阿迪达斯、GUCCI等名牌作为革命战果挂上钩,芝加哥BLM开风气之先。但革命并未使当地的枪击案减少,反而增加,6月9日,芝加哥迎来60年来”最致命的一天”,24小时内18起命案;7月4日,在芝加哥的独立日周末期间,至少有79人遭遇枪击,其中16人丧生。与去年同期相比,6月最后一周和7月第一周凶杀案件增长了39%。生活在芝加哥的人习惯了这些,不会因此更加难受。当地的官员们也将这些当作日常状态,不会因此改变做法。 但是,没有钱,泪汪汪。做芝加哥市长,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没有钱。早在2018年,因为面临280亿美元的养老金财政缺口,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12日向市议会提议,希望能通过开设赌场,大麻合法化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财政危机。洛瑞·莱特富特(Lori Lightfoot)女士任市长之后,芝加哥财政也很不宽裕,再加上今年5月底以来BLM革命运动,共有数千家商场关了门。Target及全力支持BLM的Walmat现在都停业了,安德森经济集团估计 ,在5月29日至6月3日期间,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大都市地区的抢劫损失总计超过4亿美元。在遭到严重洗劫后的查塔姆(Chatham),连CVS这种便民的医药连锁店都关门大吉。市长洛莱特富特说,在遭到暴徒(实际上就是BLM)洗劫后的查塔姆地区 “只看到沃尔格林一家,CVS,杂货店,一切都在眨眼之间消失了”。 女市长曾全力支持BLM、以保护市民姿态反对川普派国民警卫队清场的打算,现在终于知道没钱不好办,声称要采取艰苦的努力使企业重返市场。不幸的是,就在天天打电话、发电邮与那些关门的企业联系、并许诺拿出1000万美元维护商场的治安,苦劝他们返回时,8月9日,芝加哥多个地区发生大规模抢劫案。50多辆车载著数百人冲上街头洗劫了包括珠宝店在内的众多高档商场。著名高档商场Nordstrom一直努力表态支持BLM,但也难逃被洗劫之厄运。据芝加哥警方称,抢劫期间有9名员警受伤,一名保安人员和一名平民遭到枪击,都处于危急状态。女市长面对记者时不肯承认是过去的纵容导致了8月9日的大规模抢劫,但在视频讲话中谴责了抢劫者在破坏芝加哥这个被引以为傲的城市。第二天,BLM发表强硬声明,斥责说市长女士“自五月以来没学到任何东西,直到废除员警并给黑人社区充分投资,人民将继续崛起”。他们还声称,“在芝加哥市中心积聚的巨大财富是我们所有人的财富”,抗议者攻击富人所有并为富人服务的高端零售商店,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城市。 女市长顿时没辙。她领导的这个城市,是BLM的本部与训练基地所在地,也是黑豹党的基地。地下气象员的几位骨灰级革命先辈都在那里,其中一位是奥巴马的政治导师,另一位是校园革命的合作者。这些情况,我都在《美国文革/BLM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幽灵》一文中详细介绍过。 民主党执政,全美城市尽成纽约、芝加哥、三藩市 民主党治理城市陷入失败,这几乎是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反复提到的事实,也有FBI的调查为证。今年BLM运动以来,民主党为了制造混乱,让疫情与骚乱夹击,影响川普选情,采取了牺牲打的方式,纵容、支援BLM与Antifa在自己管辖的城市里打砸抢烧杀,纽约与芝加哥只是其中两个例子而已。如今,这两个城市的犯罪率激增,导致州市税源枯竭、财政紧张,这两城市的民主党官员不肯反思自己的治理有何失败之处,在无法提供安全保证的时候,一个呼唤富人回来拯救纽约市,一个呼唤被抢劫而关门的企业回来,对此,我只能说是热情可嘉,但白费功夫。只要芝加哥BLM为自己的抢劫合理化找到的理由是“那是我们的财富”,”这商店为富人服务“,没有人的财产在那地是安全的,哪怕他们声嘶力竭地表示支持BLM,向民主党捐金。芝加哥的BLM发新闻稿斥责市长时,声称黑人失去工作、无所事事,没有人关心他们。但他们是否意识到,正是他们吓跑所有的投资者,让自己失去工作的。以上情况并非只发生于纽约、芝加哥。Eat The Rich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各州。8月12日,在西雅图发生了一幕:群聚在高级豪宅前的示威者高喊:“打开你们的钱包,把你们的社区给我们,把你们的股票给我们”。 来自于纽约14选区的女议员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即著名的AOC女士8月8日发表了一条推文:亿万富翁需要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不需要亿万富翁(Billionaires need the working class. The working class does not need billionaires. )这等于直接否定了纽约州长库莫与芝加哥市长莱特福特恳求富翁与企业回来的努力。 离大选只有三个月不到,美国民主党执政的城市,BLM仍然在继续打砸抢烧杀。由于政治正确的压力,以及左派媒体经常故意透露反对打砸抢烧杀者的人的家庭住址(FOX主播就遭遇这一待遇),很多人不敢公开表态。但是,拉斯穆森就员警是否应该出手制止各地的暴力活动做了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半选民支援镇压暴力抗议;在这个问题上党派之间存在强烈分歧。虽然75%的共和党人和47%的无党派选民认为员警应该镇压抗议活动。有56%的民主党人说,应允许抗议活动继续进行,直到抗议者希望结束抗议活动为止——希望BLM用暴力抗议为民主党助选,是民主党大部分人的愿望。 大选就剩下几十天了,美国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全看超过51%的选民如何选择了。我始终坚信,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不会喜欢缺乏公共安全、法治遭到严重破坏、身份政治主宰一切的状态。身份政治被美国左派名之为进步,实为退步。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美国“进步自由主义”炮制并支持的BLM,完全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从契约到身份,而且是更粗陋的身份(肤色)的运动。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一个月以来,美国连出重手,中国完全只能被动应付,直到休斯敦领馆关闭之后,北京终于意识到,中美关系恶化难以逆转。而一心想移民或让子女留学移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出国梦的最高境界是到美国,今后这条路断了。有关党内习近平的各种传言都有,虽然真假难辩,但心存怨恨半点不假。 人说性格即命运,元首们的性格即国运。贸易战开打了两年多,但中美关系真正恶化并进入自由落体般状态,却是今年。推根溯源,在两步关键的棋上,习近平下错了两著,从此一步错,步步错。 北京认为:贸易战只是与川普之间的事情 第一步错,就是干预美国大选。这倒不是北京自作聪明,而是经过沙盘推演。2018年3月下旬,川普宣布展开对华贸易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4月9日随之发布了《中国征收的关税对美国产生的影响》(How China’s proposed tariffs could affect U.S. workers and industries),该研究将中方反制美国的两份关税清单的影响细化到美国的县这一层级,在2742个县中,有2247(82%)的县在2016年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该研究的测算显示,若爆发中美贸易战,受伤最重的,有可能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深红票仓。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清晰显示,仅猪肉和大豆两项产品增税,就对中西部深红州造成巨大冲击: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在排名前十位的大豆和猪肉出口州中,特朗普赢得了其中各8个的支持。这10个州分别是艾奥瓦、明尼苏达、北卡罗来纳、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苏里、俄克拉何马、内布拉斯加、俄亥俄(关键摇摆州)和堪萨斯。 无论布鲁金斯学会当时发表报告是出于什么原因,但确实对北京为贸易战设定“以拖待变”的战略提供了有力的决策依据。除了这个报告之外,中国多年在美国政商学媒各界苦心经营建立的友军——拥抱熊猫派肯定也会告诉北京:只要川普不能连任,中美关系就能沿著原有的轨道继续前行。 北京对此做了沙盘推演,非常有信心。因为就算中美关系如此恶化, 《纽约时报》还接受中国媒体在其网站发布的数百起付费植入性广告,为中共大外宣服务。民主党政要更是频频发布讲话向中国示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曾说过中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8月5日,拜登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公开表示,他若当选将取消川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理由是这等同于对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征税。8月7日,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接受CNN采访时,挑明说”China would prefer Joe Biden.” (中国更愿意接受拜登做美国总统)。 上述一切,都使北京的政治高层作出判断:贸易战只是川普凭个人喜好对中国的敌意表示,只要白宫易主,中美关系就会回到川普之前的状态。只是习近平对形势的判断,主要依据友军的信息与建议,以及智囊群对媒体报导的分析,对美国政治中不掌握话语权的潜流并不清楚——那也是民主党与主流媒体刻意默杀的真实。因此,习近平下错了两步棋,干预美国大选、刻意隐瞒疫情。 中国采用各种方式干预美国大选 北京除了采用打击川普票仓的方式影响美国大选之外,还采取了其他各种方式干预。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数月来一直在调查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威胁,并在距离大选不到100天的时候加快了调查的步伐。7月28日,该委员会就此举行了听证会,多位美国情报官员对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能力的提升发出警告。他们的担心包括以下各方面:中国正在发展干预美国地方选举体系的能力和影响国会议员的中国政策的能力;正试图破坏美国政治竞选、候选人和其他政治人物的私人通信;中国已经展现出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政治宣传网络的技术能力,其中一些政治宣传演变成了虚假信息的传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5日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务院的“正义项目”正悬赏1000万美元,以获取任何在外国政府的指挥或控制下、通过网络犯罪行为干预美国选举的个人的身分或位置信息。 刻意隐瞒疫情,导致美国经济休克 针对中国疫情传播世界各地的各种追踪分析,可谓车载斗量。对美国来说,在意的是以下几点:一、中国隐瞒疫情信息,让川普相信疫情可控(川普一直轻信“私交很好”的习近平会分享真实信息);二、在美国断航之后,中国发动战狼外交,将疫情起源嫁祸于美国;三、中国官媒对美国的疫情幸灾乐祸,以为可以借此摧毁美国经济,为民主党助选。 疫情在美爆发之后,美国政府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各州普遍颁布“居家令”,多数企业停工停产,非必要营运被迫关停,经济大面积停摆,进入“人工昏迷”状态。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美国经济下滑4.8%,是自2014年第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时也是2008年第四季度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下滑8.4%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商务部表示,本次报告并未完全体现出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言下之意,可能会在此后修正过程中下调数据。 5月10日,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接受福克斯电视台《周日早间期货》栏目采访时声称,美国总统川普“用三年时间打造出世界上最强大、最美丽的经济体”,但“中国用60天就把它摧毁了”。 人的生命本是美国最看重的,经济成绩单则是川普最硬的连任保障。中国刻意隐瞒疫情殆祸美国,结怨之深可想而知。 中国为何要干预美国政治尤其是大选? 简言之,是两个原因: 一、干预他国内政是中共政治传统。中共通过向世界输出革命,支持政治反对势力推翻他国政权,是毛时代就形成的政治传统,这点在东南亚国家特别明显。因为利用华侨组织、学校与财团,也因此引发各国排华浪潮。 二、毛泽东早在1950年代,就对美国提出的和平演变十分警惕,提出了一系列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这是个Long Story,在此长话短说。1950年代,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正式提出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他认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强调要用“精神和心理的力量”达到目的。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以达成“和平演变”的成功。 中共党内,自从毛泽东提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后,对杜勒斯和“和平演变”的关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之后,并不意味著中共放松了对和平演变的警惕,只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颜色革命”一词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和平演变。 美国内部政治在冷战以后发生深刻的变化,左派渗透教育界的“新长征”,终于使美国自身发生了颜色革命,这个过程中,中国对美国各方面的渗透究竟对美国国内政治起了什么作用,美国的认识与梳理工作还刚开始。 为这篇文章做个小结: 一、从知己知彼这点来说,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甚于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因此,美国两党政治的罅隙为中国提供了游刃有馀的空间,并培养了中共在美国的友军“拥抱熊猫派”; 二、从体制性防卫能力来看,中国超强,甚至会经常出现体制防卫过当的情况。而美国则如同一个四面开放没有围墙的院子,从四面八方都可以进入; 三、中国对美国的渗透与政治干预太过容易,且一直未遇到反击,也因此根本意识不到应该为自己划条底线。比如对川普连任的种种政治干预,实际上摆出的姿态是“我根本不在意你有什么反应,因为你完全无法反制我”。这种姿态是高段位对低段位的藐视,但实力对比上,中国恰好是低段位。低段位为何摆出高段位姿态?那是中国认为民主党夺得众议院后,川普已经成了跛足鸭。 这两步棋已经下错,中共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民主党几乎只在民调上有获胜的可能。 (全文转自大纪元)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具负面含义的“政治正确”概念。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种诉求日益张扬。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与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一、“政治正确”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国,从校园到政坛,“政治正确”俨然以法律的面目发出了“领导一切”的声音。很多人并不了解“政治正确”这个口号的来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其实,“政治正确”来源于苏共和中共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国历史学者莫里斯·伊瑟尔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关于“20世纪美国左翼历史发展”的演讲。据伊瑟尔曼介绍,1919年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美国共产党成立,并公开宣称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苏维埃美国;美共在上世纪30-4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密切,并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二战后美共逐渐瓦解。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将中国及古巴作为追求的典范。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据维基百科介绍,在30年代,“政治正确”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那些服从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众的挖苦之语,意思是,他们只会一味地鼓吹和捍卫苏共的方针政策。美共必须坚持莫斯科规定的“政治正确”路线和口号,因为它是拿卢布的苏共傀儡,直到1987年苏共已经开始政治松动了,美共仍然依靠苏共每年300万美元的补助。而在中共输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国那些喜欢毛泽东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新左派经常按照中共反苏反修的调子讽刺美共成员。比如,美国毛粉们会模仿“红卫兵”的口吻对美共成员说,“同志,你并不那么政治正确噢”。 里根时代结束后,从90年代开始,“政治正确”在大学讲坛上和校园里复活了,但少了卢布的气息或毛语录的馀音。回忆那个时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课堂里,教经典理论课程的非裔美国人教授把《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教材,我写了篇读书笔记,把《共产党宣言》彻底否定了,这位教授并没有任何异议。那时“政治正确”这词极少出现,或许在个别讲座里会冒个泡,但那时用“政治正确”这个词,仍然多少包含一点讽刺左派的意味。有学者认为,“政治正确”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它的标志是对不同价值观的不宽容。 但是,随著美国大学讲台上的教师们越来越左倾,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进步主义”口号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确”的。它在校园、媒体和社会上越来越流行,其原初的负面含义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种诉求则日益张扬。最近以来,“政治正确”之下的诸多口号中又加进了“打倒川普”,以致于许多川普的支持者为了避免“政治正确”的压力,再也不在民调或社区环境里表达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确”变成思想专制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本来只是一种标签,就像“最好的品味”这种广告词一样,是对它所推销的主张、政策的包装或广告。任何商品的好坏,关键在于其内容,而不是单纯由包装或广告所决定的。然而,近年来“政治正确”似乎正在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一些人试图用标签来掩盖内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进步主义”旗帜下提出的口号或政策主张,就不许质疑,不许有不同意见,不许别人保留看法,否则就用“政治不正确”的“棍子”去打击不赞成“进步主义”口号的人。 没有经历过红色专制的美国人体会不到,什么叫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社会专制。而对中国人来说,自从1949年开始直到今天,他们始终生活在红色专制之下,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中国人远比西方那些挥舞著“政治正确”标签的人更懂得思想专制的实质,因为他们就是思想专制的受害者。红色政权的思想专制特征是,通过政治权力或其它社会权力(比如学校里的成绩给定权)而掌握话语权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观点规定为“政治正确”,不允许任何人提出质疑,也不许别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对敢于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通过经济压力或社会压力,强迫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们服从,即让价值观上不服从者难以生存,最后许多人只能被迫做两面人,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只有私下场合对信任的人才能说真话。 2016年8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过耶鲁大学学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美国校园中,政治正确不是法律,但其‘管辖’的范围却往往超过、超出法律。言论自由固然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在美国社会越发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个人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来自美国历史上诸多里程碑式的平权法律法案,而是来自政治正确原则”。 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更保护思想自由,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泽东的“小红书”得以在美国传阅的原因。但是,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国教育界的左倾化。在教育圈里,不但新进教师必须保持“政治正确”,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教师会受到排挤,发表论文、教师晋级有“政治正确”的“玻璃天花板”,连总统选举时不支持“政治正确”的教师们都必须小心地缄口不言,以免遭到同侪的批评。这种现象代表著“政治正确”正在从思想专制升级为社会专制。 恰恰是从这一现象中,可以发现“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因,那就是对民主国家内部在“政治正确”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无情打压。“政治正确”派经常以关心人权、特别是共产党国家的人权为自己的妆扮,以突显自己对红色专制的不满是“进步”的表现。但是,他们真厌恶思想专制吗?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共产党政权,哪一个不是专制社会?红色政权之所以专制,就在于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剥夺人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迫违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弹,除了坚持实行专制之外,没有其它生存之道。这也是中美冷战背后的一个意识形态原因。 但是,“政治正确”派批评红色政权的人权问题,却总是停留在人权表象的层面,对专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却从不愿意触碰。而如果不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含的专制基因,就无法挖掘红色政权下的专制根源。“政治正确”派总是给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留下种种宽容,其原因在于,他们其实十分赞赏马克思主义的专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也会身体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正确”正在蜕变成思想专制和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确”派的两面人特征也暴露无遗。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对共产党国家人权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对本国那些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人毫不宽容的立场,恰恰和红色政权对待异议人士一样。一方面,“政治正确”派似乎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十分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又小心呵护。 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左派虽然批判共产党专制,却从来不肯彻底否定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们更不愿意像共产党国家经历过红色专制的异议人士那样,深刻挖掘共产党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即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政治正确”发挥了遮羞布的作用,让那些不否定红色政权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们批判了红色专制下的人权状况,因此就“政治正确”了。可以说,西方左派既要继续拥抱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又怕被说成是共产党专制的追随者,于是用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替自己辩白。他们对红色专制的批判从来是虚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谈专制不好、要保护人权,却拒绝彻底否定红色政权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专制基因。 四、“政治正确”派与谁为敌? “政治正确”派与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为敌,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产党政权,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其实属于政治不正确。 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无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时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不依恋政府提供的福利。因为理智告诉持传统价值观的人们,民主国家的财政并非来源无穷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纳税人们用税款填充起来的;若为了个人需要过度掏挖国库,既会毁掉这个国家,也会毁掉个人的努力意愿。在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谦卑的自尊”。所谓谦卑,是指他们只要求有机会努力工作养活自己;所谓自尊,是指他们不愿意依赖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纳税人提供的有限资源。 “政治正确”派却把持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称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这种说法在媒体和民调中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其实,持有传统价值观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反,“政治正确”的背后却隐藏著一种意识形态,即与“政治正确”的原初面目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变种。 美国左派价值观的精神资源进口自欧洲,即战后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比如,诞生在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整个欧洲具有支配性的影响,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就是后现代理论的产物。文化相对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价值相对主义,而价值相对主义的实质其实是道德虚无主义。欧洲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被看作左倾幼稚病和左倾优越感的后果,左倾幼稚病是指乌托邦思维占上风,左倾优越感是指以左倾思维为时髦。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热衷于批判欧洲的文明,同时对其它意识形态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讲是非,不分好坏。许多欧洲人不喜欢美国,就是因为在美国民间仍然十分活跃的传统价值观与欧洲的左派价值观格格不入。 从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学课堂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往往大量介绍来自欧洲的种种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时髦”流派。美国的文化精英大多数接受并传播左派价值观,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观念上关注人权、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欢马克思主义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纪60-70年代是毛粉。他们可能对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态度,毕竟这种模式因苏联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以及数千万人饿死在“公社”的共产主义旗帜下却装聋作哑,他们更不愿意讨论马克思主义在红色专制国家政治实践的末路问题。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喜欢马克思主义属于思想自由,那么,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真理、最高价值观和思想专制的本质,同样属于思想自由;如果坚持“政治正确”是政治自由,那么,批评“政治正确”也同样应该属于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当“自由派”用“政治正确”一面倒地侵蚀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时,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就遇到了威胁。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对这套路数,许多美国人只是本能地觉得不对,却说不清背后的走向意味著什么。但对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异议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为全球的终极真理和人类大趋势,试图把所有其他人纳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正确”这个口号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这个口号没有正确性可言;而“进步”主义的实质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进步”的,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从民主向专制滑坡的危险路径,所以是一种退步主义。 中共与这股西方国家的左派潮流有“亲戚”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但出于两个原因,双方没办法真正合作。因为,西方左派现在奉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为了与共产党政权划清界限,以争取民众,不得不批判红色政权的人权状况。出于意识形态的同源问题,左派政党比右翼政党更害怕背“为专制政权帮腔”这个“锅”,在对华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党往往会刻意强调它对人权的关注,而这样的立场使得它没法与中共“勾肩搭背”。 (全文转自大纪元)
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可谓举世闻名。战狼外交的高潮,就是说《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时的历史文件,然后强行通过了“港版国安法”。这一做法就像是超过了崩溃极限,一下子造成了全球反弹,光是美国人民对中共和习近平的恶感就一下子上升了百分之三十,或者说超过了四分之三。 这就是最近各种制裁措施纷纷出台的民意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做得越多就越得民心,靠选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最近两党分裂严重的局面下,唯独在反共的立场上两党高度一致。某些共产党的狗头军师还在那儿幻想,大选改换政府后就可以躲过这一难,正所谓痴心妄想。 最近观察家们发现一个反常的现象,都来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也观察到中共在悄悄地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从外长到驻美国大使都在告诉美国人我们还是不要脱钩,什么都好商量。另一面却装出一副强硬的面孔对国内喷子们说:我们还是厉害的国。这是怎么回事儿? 原来还是韬光养晦的那一套。中共做出两副面孔:一面忽悠美国人,继续捞取经济外交的好处;另一面在国内煽动反美反民主自由的运动,维护一党独裁的政治。可惜现在这个退一步的阴谋已经难以得逞了。在别人以为你是绵羊的时候,你可以披着羊皮欺骗得逞,在别人已经认清你狼子野心的丑恶面目之时,你再韬光养晦也骗不了人了,至少骗不了大多数人。 为什么中共要回到韬光养晦的政策,不再展露称霸世界的野心了呢?那是因为在美国逐步加强的制裁措施下,中共已经感到大事不妙:外交的围困,国际市场的丧失,国内天灾人祸的到来,迫使一些还有正常思维的官员认识到,继续战狼外交就是自取灭亡之道。而且他们知道,国际社会已经不再那么好欺骗了。只有动员一切力量并且韬光养晦,才可能保护一党专政的体制,才能继续压迫剥削中国老百姓。 于是,多年豢养的美国政客学者也都纷纷跳出来为共产党保驾护航。他们攻击的目标集中在特朗普政府反共的四大金刚身上:国务卿蓬培奥;司法部长巴尔;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佛·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及副顾问奥布莱恩和博明。有些羞羞答答阴阳怪气,有些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其中最奇葩的是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巴斯先生,他的名言是:怎么能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呢?这基本就是人民日报美国版。 他的奇葩就在于这么大的一个官员学者,连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不知道苏联人民和苏共不是一个概念吗?不知道伊拉克人民和萨达姆不是一个概念吗?不知道当年的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国王不是一个概念吗?什么时候一个不经选举的独裁党就能代表全国人民了?这是专制独裁党的论调,民主国家出身的政客学者真的没有这点儿常识吗?普通老百姓可能是糊涂,精英们好像只能有一种解释了。 中共多年来统战加大外宣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当然这背后的靠山就是金钱和利益。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豢养一批压迫中国人民的精英打手,确实一本万利。邓老先生的猫论果然是几千年官僚政治智慧的结晶,对付善良的西方人民游刃有余。 不过用来对付他们自己的官场同僚,就比较残酷了。可以问问那些在监狱中服刑的官员们,看看他们有没有一肚子苦水。我有幸见过几个,不是现在,现在比过去还要残酷。大家都说活该,包括看守警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8月6日,正值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该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再度一语惊动美国:与拉丁裔比较,非裔不多元化。在奉政治正确为生命线的民主党阵营看来,这是对黑人的严重歧视。于是,民主党这个百年老字型大小政党非得坚持选一位被怀疑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出来竞选总统,再度成为美国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议题。 克鲁格曼们的教导:拜登不需要与川普辩论 关于拜登因为避疫躲在地下室里,并非是抹黑,而是事实。这点,就连他的竞选团队也未否认,外界一直怀疑他是否会出席总统大选辩论,有幅漫画的画面是总统大选辩论台上,站著川普一人;另一张讲台后方是撕开一个洞的幕布,拜登的头象在那破洞里若隐若现。不过,现在对这点不用再怀疑了,莫说拜登不想面对词锋甚健的川普,就连党内的不同声音,他也不想面对。8月5日,民主党全国大会委员会(DNC)宣布,拜登和任何其他大会发言人都不会前往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参加本月的提名大会(8月17-20日)。 当然,这一切有个堂而皇之的解释:疫情期间对总统候选人的健康考虑。但真实情况却是被怀疑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拜登时常说错话,今年以来,拜登几乎每出场就会说错话:5月22日早间,拜登在接受电台节目“早餐俱乐部”采访时发表言论称,如果不支持他就不算黑人。6月25日,拜登在兰开斯特市的一场竞选活动上说“美国超过1.2亿人死于新冠肺炎”。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即时统计资料,截至当地时间25日,美国累计死亡病例数为125796例。7月5日,拜登接受美国国家教育协会的负责人邀请参加一场线上演讲活动,在介绍拜登的时候,这位负责人热情地介绍说,拜登的妻子是国家教育协会的长期成员,而这时大萤幕上出现拜登的画面,竟然是拜登对著大萤幕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乔·拜登的丈夫,乔·拜登。” 正因拜登说错话成为常态,关于他的老年痴呆症,不仅共和党与中间选民怀疑,就连民主党内也有不少人怀疑。拉斯穆森民调公司于6月份就此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8%的选民认为拜登患有痴呆症,有61%认为拜登公开解决痴呆症问题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0%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拜登患有痴呆症。 正因如此,就连铁了心力挺拜登与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也怀疑拜登会输掉这场大选。在7月19日发表的《4件事可能使2020年竞选向川普迈进》,其中列出来的第三件事情就是Biden’s flubs(拜登的愚蠢),称拜登经常会说一些愚蠢的话,这些话并非口误,而是代表拜登的真实想法,比如“贫穷的孩子像白人孩子一样聪明,才华横溢”,并立即试图纠正自己,说“富裕的孩子,黑人的孩子,亚洲的孩子。 ” 只能说,拜登迎来了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最幸运时刻。由于仇恨川普,所有仇恨者都只能将他当作打败川普的最佳人选,因此,左派媒体会经常揪住川普的片言只语来说事,但对拜登的老年痴呆症状视而不见,一致拥戴拜登作为仇川联合阵线的共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是有名的仇川者,他完全不在意拜登的老年痴呆症,给他支了一个高招:拜登无需参加总统辩论,因为他说话远比不说话糟糕。拜登只需要看著别人帮他打败川普就行了。 获得提名之后拜登向左急转 民主党推出拜登,只因拜登在20多位提名竞争者当中,是唯一不那么社会主义化的人,其他的人,几乎一个比一个左,让华尔街与美国富人害怕,由于这些人在全球化的态度上与民主党高度契合,因此一直是民主党的金主。但是,从去年开始,他们当中有人公开表示,如果是那些社会主义候选人如桑德斯、沃伦当选,他们将会改投川普。今年第一季度,全美企业100强里的前10名,都捐款给川普。 但是,令支持拜登的温和左派们抓狂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迅速地采用了候选人桑德斯的平台和沃伦的基石,推进也许是美国近代史上最激进的种族议程。拜登-桑德斯的“联合宣言”勾勒了一个全方位福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每一种需求都是一种权利,每一种权利都由纳税人出资保障。住房成为一种权利,“没有人应该为住房支付超过收入30%的费用”;公立大学将为”大约80%的美国人提供免学费”,这个 “联合 “计画宣称,几乎所有重大的差距 —— 财富、医疗、住房、治安、教育—— 都可以归咎于种族主义。解救的方法就是对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大规模改造。 人们评论:这个联合宣言简直比桑德斯原来的竞选纲领还要更左更激进,更具有社会主义色彩。 脆弱的拜登-桑德斯联盟 即使如此完整地吸收桑德斯一派的主张,咄咄逼人的极左派们仍然不满意。2016年美国民主党要求桑德斯退出与希拉里的竞争之后,支持桑德斯的社会民主联盟(约35000成员)集体加入民主党,这就是外界称之为“极端进步派”的极左社会主义者。他们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了众议员23个席位,其中就有来自纽约的拉丁裔女议员AOC,以及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穆斯林难民奥马尔。他们帮助民主党夺回了众议院,但民主党也不可避免经受著养蛊遗患的折磨,党内团结只体现在打击川普一项议题上,众议院议长南茜·佩洛西经常面临这些极左议员的挑战。 应付桑德斯一派的挑战,几乎是今年民主党内的重要议题。还在总统人选未定之时,桑德斯派系就发了一封题为《给DNC的公开信:你们欺骗,我们不再陪你玩》,威胁温和派必须全盘接受他们的计划。就算是在拜登-桑德斯宣言发布之后,桑德斯派联合了360位民主党大会党代表发表公开信,声称如果不将他们的全民医保方案列入竞选主题,他们将不支援拜登。就在7月底,拜登与桑德斯的支持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中发生严重冲突 ,许多不按规则来的行为,都没被纪录在案。这个拜登-联盟充满了争执,桑德斯前竞选联席主席尼娜·特纳(Nina Turner)用“令人作呕,令人不安,令人无法接受”这种词语评说民主党建制派。 民主党建制派面临激进派毫不留情的挑战,在国会议员的初选中,已经有数位多年的老资格议员被激进派打败。激进派的分舵有两个,一个是桑德斯旗帜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个是Black Lives Matter(BLM)。 从现在公开的情况来看,许多人同时在两个分舵里。什么时候用哪个分舵的名义活动,视情况而定。比如密苏里州寇里·布希(Cori Bush)女士竞选时的身份是民主党的桑德斯派,但她同时也是BLM的核心成员。据美联社报导,在密苏里州第一区的民主党众议院初选中,布希以49%的选票和全部选区击败了担任了近20年议员、在国会颇有势力的克莱。克莱是该周期内输掉主赛的第三位民主党老将。 民主党为什么非选拜登不可? 民主党穷尽一切手段要夺回白宫,这几年已经使尽一切手段,从违宪废除选举人团制度、以疫情为由要求邮寄选票、给非移发驾驶执照以便让他们投票,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但独独不考虑美国纳税人的愿望。选择疑似老年痴呆症的拜登作总统的目的,美国早有人看穿了,在《marxism占领社会四步曲》一文里,谈到马克思主义者们毁灭自由社会分四个阶段。首先是道德沦丧。这里他指的是学生在左派控制的学校里被灌输一整套与美国传统相背的理念价值观;第二步,让社会失去稳定。武汉肺炎疫情流播到美国,被左派视为搞垮经济的完美机会;第三步是制造危机,比如BLM运动在全美国的打砸抢烧杀;第四阶段是建立左派的理想社会,进入“新的正常”。美国历史人物的雕像、纪念碑都毁掉了,各种公共活动包括总统大选辩论都取消了,人们不能去现场观看,一切都是他们过滤后灌输给大众的,然后拜登成了总统。当这位有病之人完全无法胜任时,根据宪法第25修正案,一个没经过选举的人掌控了国家——拜登选谁做副总统为何成为民主党内恶性竞争的标的,原因在此。 选择拜登的目标很明确:团结中间派,打败川普,把拜登推上去作为极左的木偶总统。这就是民主党原谅容忍和充分利用拜登的糊涂脑袋和行将就木的人生的全部原因。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已有制裁方案,林郑等十一人榜上有名,这一回她真是光宗耀祖了。 很多人抱怨川普(特朗普)只说不做,笔者一再劝大家少安勿躁。仅仅这两三天,蓬佩奥宣布清洁网络,跟著封杀腾讯和字节跳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访问台湾,现在又宣布制裁香港名单,天天有新款,令人目不暇接,现在我们都明白美国人是怎么做事的了。 看这份名单,就知道美国人一点都不离地,他们对香港的了解也比我们想像的深入。从现在起到十一月,新招陆续出手,大家养足精神等看好戏。 林郑有个儿子在哈佛读博士,这个儿子会不会被哈佛清退,目前还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老母做尽伤天害理的事,儿子分担一点罪责是题中应有之义,谁叫他又享受那么多老母从香港纳税人手上得来的好处! 除非他宣布与林郑脱离母子关系,那倒可以法外留情。 至于林郑老公和另一个儿子,人在英国,已经有英国政要准备收拾他们。林郑声称在美国没有资产,也不想去美国,很好啊,希望她在英国也没有资产,她一家都到大湾区定居。 郑若骅﹑李家超﹑邓炳强﹑卢伟聪上榜是应份的,他们做的坏事不比林郑少,四个人手上都有血债,今日美国人与他们清算,来日香港人更要与他们清算。他们背的是血债,不是一般作恶,不是协从,是要犯。 至于陈国基﹑曾国卫两人可视为协从,虽然奉命行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他们本来可以不参与作恶的,为那每月几十万收入,助纣为虐,证明人格卑劣。身处要害位置,也要出谋划策,四处张罗,内外联络,干的也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今日下场,应有此报。 还有四个大陆党官,夏宝龙﹑骆惠宁﹑张晓明﹑郑雁雄,都占据官场要津,手上有权用到尽,其中尤其是张晓明,多年操弄香港事务,把香港搞得天翻地覆,视香港人如仇敌的就是他。虽然因办事不力被贬官,但仍对香港人有一份切齿的仇恨。这几个党官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比如瑞士)有资产的机会很高,除了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会跟进。 很多朋友都说,没有梁振英是一大缺失。要论戕害香港始作俑者,董建华梁振英罪责难逃,尤其是梁振英,在他任上煲大港独,动用黑警,下了台后还死心不息,处心积虑搞衰香港,打杀香港人。梁完全是共产党杀人不眨眼的性格,漏掉他实在民愤难平。 老董本来也应上榜,他跟美国政商两界关系密切,或许美国人因此手下留情?但被美国人宽容,对老懵懂未必是好事,与美国政要亲厚,即显示对中共不够死忠,对中共来说,老懵懂是人是鬼,始终是个问题——老懵懂的好日子也快到尽头了。 还有叶刘﹑汤渣﹑谭耀宗﹑聂德权﹑谭惠珠﹑刘兆佳,还有立法会建制派那一小撮,民建联工联会小啰喽,有些人已先行隐退了,有些人还不遗馀力四处出击,美国人的习惯,名单会慢慢延长,包括那些DQ民主派参选人的政务主任,是直接凶手,位卑人贱,不能纵容。 关于制裁还有重要一著,美国人一直没有做的,便是应该公布一下这些狗官在美国有多少资产被冻结,有没有家人被制埋一份,至少让全世界知道,制裁对他们有多大打击。 人间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这些党官来说,他们最终所受的惩罚,最严重的不是现在,不是美国,而会在香港﹑在中国,香港人﹑中国人最终会惩罚他们。来日中共江山崩坏,他们的靠山没有了,到那时,会有什么惩罚在等他们?还有谁会来打救他们?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