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銅管開始起舞 Håkan Hardenberger與一場關於維也納的音樂幻夢
2026 年 8 月 13 日
近日外國媒體報導，美國將出售多項武器給台灣，其中爭議比較大的是死神無人機與魚叉飛彈的採購。原因在於台灣本身也在發展騰雲無人機、雄風二型與雄風三型陸基反艦飛彈，突然政策大轉彎，改向美國採購，無疑會影響國造武器的生產部署。特別是陸基魚叉反艦飛彈的採購數量龐大，金額極高，絕對會影響各軍種的既定建軍計畫，因此引發不小的批評聲浪。此外，這兩項軍購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拍板定案，不像別的軍購案經長期討論，整合內外部意見後才成案，所以更讓人質疑，是否又是美方強硬要求國軍採購不適合台海防禦作戰的武器？才會出現如此的轉折。不過，這兩項先後出現的軍購案，絕不能分開來看，因為這兩種系統要組合在一起，才是最致命的攻擊武器，美國此次出售的是能扭轉戰局的殺手鐧，難怪國軍會如此心動。 能扭轉戰局的殺手鐧 這兩項武器若分開來看，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雖然傳出台灣將採購的都是較為先進的型號，可以強化國軍的戰力。但國軍陸基型的雄風二型與雄風三型反艦飛彈早就已經服役部署，甚至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正在發展增程型，其速度與射程都更勝陸基型魚叉飛彈。關鍵在於美軍近年來極為強調要將所有的武器整合成一個系統，利用網路資料鏈讓戰機、軍艦、雷達、無人機、飛彈都可以即時分享資料，使戰力更為加乘。 簡單來說，美軍出售給台灣的無人機可以讓國軍快速掌握周邊海域、甚至是東海或南海的敵方艦艇動態，而隱藏在台灣沿岸各陣地的陸基魚叉飛彈，可以瞬間從資料鏈中取得這些資料，只要按鈕發射就能立刻攻擊這些艦艇，台灣若能藉此重創解放軍的海上艦隊或是登陸船團，則在這場海島防禦作戰中，已先立於不敗之地。 那為什麼台灣的騰雲無人機沒有辦法達成這樣的作戰能力，原因在於中科院所自行發展的無人機，目前還沒有辦法整合進美軍的資料鏈中，同時在偵搜能力上也還略遜一籌。美國此次要出售的是MQ-9死神無人機的最新改良型MQ-9B，台灣可能採購的是專為海洋情搜、監視、偵察所發展出來的版本。這款又被稱為海洋守護者（SeaGuardian）的先進無人機，不止擁有40小時以上的滯空能力，能夠長時間執行任務，也傳出美國將一併提供給台灣專用的衛星通訊頻道，讓這款無人機的飛行範圍，突破無線電遙控距離。再加上台灣已要求採用與P-3C反潛機同一等級，具備逆合成孔徑成像技術（ISAR）的SeaVue多重模式360度對海搜索雷達，以取代原有的Lynx雷達，再搭配MTS-B光電／紅外線偵搜系統，讓台灣的MQ-9B擁有極強的監控能力。 MQ-9B無人機讓陸基魚叉飛彈具備遠程攻擊力 以目前MQ-9B無人機的巡航高度，再加上各種偵察設備，將可以一次監控數千公里的海域，甚至在海峽中線以東飛行，就能一目了然中國沿岸的敵艦動態與軍港情況。搭配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與MQ-9B的雷達影像比對，讓這款專為海上作戰設計的無人機，能提供非常珍貴的情報。視距外作戰最強調「看得到才打得到」，MQ-9B無人機只要一升空，台灣的陸基魚叉飛彈系統就擁有超越地平線的視野，讓海軍能「看得到」。軍方雖然為陸基魚叉飛彈採購案取了一個低調的名字叫「岸防巡弋飛彈（Coastal Defense Cruise Missile , CDCM）」系統，卻暗示台灣所購買的很可能是魚叉反艦飛彈Block II+，甚至是擁有更遠程攻擊能力的增程型魚叉反艦飛彈Block II+ ER。由於這兩種構型的飛彈射程都很長，已等同於巡弋飛彈，而讓海軍能「打得到」。 其實波音的魚叉飛彈系列從Block II構型開始，就已經擁有初步的「海岸目標壓制模式（Coastal Target Suppression Mode）」。台灣空軍所配備的AGM-84L空射型魚叉反艦飛彈，就屬於Block II構型，可以攻擊敵方海岸線上的重要目標，如對海搜索雷達、陸基反艦飛彈、港口設施，甚至是停泊在港內的艦艇。隨後發展出來的Block II+ 構型，進一步強化了導航與識別船艦的性能，讓飛彈能更準確地飛抵目標區，不易受到地形地物或敵方干擾、大幅提升反艦與攻陸的成功率。還引進了「聯網武器（Network Enabled Weapon , NEW）」的概念，讓魚叉飛彈在發射升空後，能直接接收所有友軍單位資料鏈所提供的即時資訊，修正飛行路徑與目標資料。這代表在空中的MQ-9B無人機也能提供敵方的最新動態，給予發射後的魚叉反艦飛彈，以增加命中率。 無人機變成飛彈的眼睛與耳朵 過去飛彈所採用的資料鏈，大多是與發射者的射控系統做雙向連結，在飛彈發射以後，可以透過這個資料鏈，繼續取得最新的資料。 雖然說發射魚叉飛彈的軍艦或戰機，本身也可以透過資料鏈，與附近友軍交換最新的作戰情資，但是隨著飛彈射程越來越長，這些資訊還要透過在後方的軍艦或戰機中轉，效率較差。同時發射了魚叉飛彈的軍艦或戰機，可能還要繼續接戰，或是受到干擾，甚至被擊毀而失去中轉的能力。 新的聯網武器系統，則可以避免這個問題，讓發射以後的每一枚飛彈都能不斷從友軍單位接收最新的敵方情資。這除了更有時效性外，多個資訊來源也可以進行比對，將敵方干擾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大幅增加飛彈的抗干擾能力與攻擊成功率。這種聯網武器的概念，等於是讓戰區里的所有機艦、無人機都變成飛彈的眼睛與耳朵。 台灣過去花費巨資投資「博勝案」，建置Link-16資料鏈系統。包括海軍的主力作戰艦艇、空軍的IDF與F-16V戰機、P-3C反潛巡邏機、地面防空飛彈系統，都擁有即時交換作戰情資的能力。但這些已安裝Link-16資料鏈的武器系統，有些用於對空、對海作戰，有些是固定於台灣本島的裝備，都比不上MQ-9B的強大機動偵搜能力。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無人機有不怕傷亡的優點，在戰時可以冒險靠近敵方海岸，獲取更詳細的資料，並引導陸基魚叉飛彈發動攻擊。特別是台灣極有可能會購買Block II+ ER構型，其射程已提升到240～300公里之間，打擊範圍更廣，也更能深入海岸線。若未來分別部署於台灣南北端，則中國東南沿岸的大半港口都在射程內，還能封鎖台灣海峽的南北出入口，讓敵方艦艇不敢在台灣附近海域集結，大幅降低海上威脅。 雖然購買MQ-9B無人機與陸基魚叉飛彈，一定會排擠其他國造武器的研發採購預算，但對於國防自主也不一定完全沒助益。 台灣採購MQ-9B無人機後，國軍可以參考其操作介面與使用情況，進一步改善自製的騰雲無人機。擁有衛星通訊操作能力MQ-9B無人機可以負責中、遠程的偵搜任務，讓操作距離較短的騰雲無人機與銳鳶無人機執行近海巡邏。雄風二型反艦飛彈與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雖然無法與MQ-9B無人機直接連線，不過MQ-9B無人機偵搜的資料，還是可以透過國軍的作戰系統或Link-16資料鏈，傳遞給雄二或雄三的發射單位，雖然在時效上無法與陸基魚叉飛彈相比，但可以讓雄二或雄三擔任第二波打擊，甚至能評估第一波飛彈攻擊結果後，調整第二波攻擊，發射雄二E巡弋飛彈或由戰機發射萬劍彈來壓制敵方的岸上目標。 美軍開通資料鏈可能比真正派兵有用 除此之外，台灣社會常常在討論若台灣遭到攻擊，美軍是否會來救援。不過美軍出兵的定義為何？卻比較少人討論。或許多數台灣人會認為，美軍救援台灣要像過去的96年飛彈危機一樣，派出航空母艦戰鬥群、或是真的派出美軍士兵踏上台灣土地，才算是真正伸出援手。 只是隨著軍事科技的發展，現在開通資料鏈的連結，可能還比真正派兵來台灣還有用。 在中、美關係陷入緊張後，美國的偵察機不斷出現在東海、台灣海峽、南海與巴士海峽附近，美國海軍的P-8A巡邏機能偵巡廣大的海域，空軍的E-8C不止有指揮管理的功能，也具備極強的地面情搜能力，陸軍的ARTEMIS偵察機更能快速標定敵方地面目標。若戰時美軍願意分享這些作戰情資，利用資料鏈即時傳輸給台灣，引導包括陸基魚叉飛彈在內的武器進行攻擊，將讓台灣的勝算大增。 就因為MQ-9B無人機與陸基魚叉飛彈的組合，擁有非常致命的打擊能力，也被視為是美、台進一步軍事合作的基礎，因此讓國軍的建軍計畫出現大轉折。無可諱言地，這會影響之前努力追求的國防自主能力，但在外敵當前、國際情勢遽變的情勢下，台灣一來急需更先進的武器，在短時間內快速提升防衛力量，二來與美國加強軍事合作，也是確保台灣安全的重要國家戰略，因此這筆軍購案不能單純從軍事的角度來評估。 而即使分開來看，MQ-9B無人機若能運用得當，也將大幅提升國軍對周邊海域與中國沿岸的掌握與偵搜能力。 陸基魚叉飛彈的高機動部署能力，也讓台灣擁有另一套不易被解放軍摧毀，可用來伏擊中國登陸船團的最後王牌。這是台灣在短時間內能快速取得，發展不對稱戰力的武器系統，是兵凶戰危的情勢下，所不得不為的投資。 發展不對稱戰力的必要投資 在這一波國際情勢的轉變下，台灣又獲得了採購武器的良機。上一次是蘇聯瀕臨解體之時，中國爆發64天安門事件，導致國際紛紛對中國展開制裁，也對出售武器給台灣開了綠燈。當時台灣從法國購買了幻象2000戰機與拉法葉艦，稍後也從美國購買了F-16A/B Block 20戰機與諸多武器，讓台灣在那幾年不斷蟬聯世界第一大武器進口國。 但從事後來看，當時國軍擔心機會轉瞬即逝，因此一次從法國購買太多幻象戰機所使用的空對空飛彈，導致後來同時過期，另外一些武器的採購也缺乏長遠規劃。 在此次美國又大舉對台軍售之際，政府與國軍目前最需要努力去做的，是擬定輕重緩急，仔細思考防衛嚇阻的迫切之需，儘力爭取工業合作與技術轉移，在台灣本地建立維修檢測能量，同時詳細向國人說明，以爭取支持，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 （※作者為軍事研究者，全文轉自上報）
自從習近平在7月提出「國內大循環」政策以來，吸引許多目光。所謂「國內大循環」者，即希望解決中國過去因採用「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而使當前經濟成長受到箝制的問題。所謂「兩頭在外」是指「技術與資源在外」與「市場在外」（如圖1（A）所示）。過去中國發展模式主要依賴國外的技術、人才、資源，將這些生產資源引進中國後，利用便宜的人力製造成商品後銷往國外。整個商品製造核心技術、研發、專利、市場行銷等附加價值較多的部分都在國外，而中國僅賺取微薄的加工費用。 （A）兩頭在外模式（B）國內大循環模式（資料來源：汪哲仁整理繪製自公開資料） 受到美中貿易戰與COVID-19疫情的影響，中國不僅面臨國外市場萎縮，更受到美國技術與專利的限制，使得中國無法獲得生產所需的零組件，甚至中國企業受美國施壓，致使經濟與國家安全受制於美國。在中國有14億人口龐大市場與過去幾年科技技術大幅進步的經驗下，強調自力更生的國內大循環戰略乃不得不的選擇。在此政策下，強化國內市場規模，降低但不放棄國外市場比重，而關鍵性生產技術則透過其國內市場來扶持以自主研發，如圖1（B）所示，重點市場與技術雙雙往中國國內移動，形成國內循環。 消費刺激難有成效 為了彌補國外市場需求的萎縮而希望以國內市場取代之，原本無可厚非，但是中國經濟向來並非以民間消費驅動為主，而是以投資驅動為主。過去幾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民間消費佔比略少於4成，政府支出亦略少於兩成，投資大約保持在42-45%，剩下的凈出口僅佔個位數。 但是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中國民間消費很難有所增長。若以李克強的「能消費、願消費、敢消費」之消費三段論來看，農村地區受限於收入有限而不「能消費」，都市城鎮的中產階級則或因疫情、或因出口不振、失業增加導致對經濟前景與未來收入悲觀而不「願消費」或不「敢消費」。因此，透過增加農村收入與強化都市居民消費信心有助於提振消費。 雖然中國國發委在今（2020年）年3月份提出六個方面、十九條政策措施以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且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雖優於預期，但民間消費力道依然薄弱，零售銷售連續7個月收縮，4-6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依然連續下探。 由此可見，短期消費刺激政策難以立竿見影。在消費難以提振的情況下，預估中國還是會回到以投資來拉動經濟的老路。因此，我們可以從「十四五（2021-2025年）規劃」看到中國持續推動新基建與5G布建計畫，以及將耗資10兆人民幣發展第三代半導體計畫。但是可能就如過去中國政府大力扶植的鋼鐵、風電、太陽能產業一樣，這些新推出的計畫可能也會發生產能過剩、爛尾樓的不利情況，例如近期成都格芯與武漢弘芯分別傳出財務問題，讓中國發展半導體技術的前景蒙上陰影。 制度性的改變緩不濟急 不論是要拉抬消費，或是技術生根，都會牽涉到體制的改革。例如要刺激農村經濟，不能只靠類似家電下鄉或是改善網路品質，最主要還是要能活絡農村土地與人力的流動，讓農村生產力能得到釋放。例如今年年初《土地管理法》修正後，雖然放寬了農民集體所有之土地使用權，但是出讓這些使用權的門檻還是相當高，需要「在符合規劃、依法登記，並經本集體經濟組織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村民代表同意的條件下」，方得出讓。 放寬人口流動則又衝擊到當前的戶籍制度，增加都市城鎮政府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險、養老、衛生等諸多方面的負擔。若要發展半導體製造或是設計產業，除了要加大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外，對於自由、開放創造與顛覆性的想法也需要加以包容。 商業秘密（Trade Secrets）與藥品相關智財權因受到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商影響而被列為最重要優先法案，卻反而更進一步延宕了專利法、商標法等法案修訂。雖然當前中國推動這些制度性改革難度甚高，但是打造一個具開放、創造、自由與民主的社會以提升經濟，可能才是中國政權本質上難以接受的改變。 （※作者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決策推演中心助理研究員，本文授權由上報刊出。）
蔡霞事件：第二種忠誠的餘暉 月前，原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因一段錄音檔突然被開除黨籍，並取消退休待遇，不只養老金連存款都被凍結。蔡霞事件也是2020年任志強案的餘波，地產大亨任志強在今年三月發表了《剝光了衣服堅持當皇帝的小丑》的文章，本月22日被判囚18年，蔡曾為任聲援，另外一次任志強案是在2016年，任志強在微博上質疑媒體姓黨的論調，被處被留黨察看一年。蔡霞更早涉足的是2014薛蠻子案件和2011年的政改建言，在以上幾件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事件中，蔡霞都仗義執言，加之黨校教授和紅二代的身份，讓體制認為蔡霞是「扔掉紅旗反紅旗」、「妄議中央」，遂決定警告轉整肅。 由於蔡霞非官非商，又系巾幗，不便承襲故智以貪腐、行賄或桃色進入行政與司法程序治罪，故採用在組織上除名的形式，藉以嚇阻體制內知識精英的離心與反叛。 對蔡霞的黨紀懲處是中共「以福利換取順從」和「以經濟手段整肅思想」的慣常操作。由於體制即便在市場化的年代依然包攬了大部分關鍵領域，便以此為後盾迫使知識分子服從，反右與文革時就曾有扣發工資、降低待遇的先例，較近的還有孫文廣和楊繼繩等人的例子。法理上來講，政府部門無權取消退休金，退休金是公民合法勞動報酬的一部分，退休者的言行不應該影響退休後的養老待遇，這種「挾退休金以令教授」是公然侵犯財產權。 對於蔡霞事件，輿論有三種典型的看法： 第一種則是認為蔡霞吃飯砸鍋，不履行黨員義務，理應被罰； 第二種是讚揚與體制決裂的勇氣，同情被中共處罰的遭遇； 第三種則是認為蔡霞首鼠兩端，是被家法處置的既得利益者，前期佔有體制恩庇下的實利，後期又轉而竊據道義制高點，故不值得同情。 第一種看法不難判斷，吃飯砸鍋論缺乏納稅人的常識，政府之於民眾不是主僕關係而應是被委託者與委託人的關係，納稅人有權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 吃飯砸鍋論和蔡霞也是兩種忠誠的縮影，「勤勤懇懇，謙虛謹慎，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這是「第一種忠誠」，即誓作馴服工具的「服從」取態，也是體制試圖讓所有成員保持的狀態；而「明知危險，仍圖以螳臂擋車之力，去挽救向危險的斜坡下滑的黨國的巨輪」，這是第二種忠誠，即認同理想目標但反對當下的手段，試圖同時保持「忠誠」（和真正的異見者相對）和「誠實」（和奉承迎合的盲從相對）。 縱覽被開除前蔡霞的言論與文章，不乏以子之矛陷入子之盾的思路，即用宣傳所標榜的話語對沖現實的行徑，希望藉此平衡「極左」勢力，本質上仍未跳出中共的意識形態理論框架，對黨國一腔赤誠卻被黨國認為是不忠，參與制造體制的零部件，同所參與締造的體制衝突，這樣的軌跡讓人不禁想到已故作家劉賓雁，兩人都曾身居體制內的要害部門，劉賓雁是前《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記者，兩份分別是中共中央和共青團的黨報，而蔡霞也曾是中央黨校的教授；劉賓雁在八〇年代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報導文學作品，揭露與批判墨吏醜態，蔡霞也多次在公共事件中仗義執言；兩人的敢言也都最終不見容於當局，八六學潮後，劉賓雁作為欽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被開除出黨，也都同樣流亡美國。 相較於第二種「肯定論」與第三種「不值得肯定論」，筆者認為第二種忠誠的視角是對被開除前蔡霞恰如其分的評價，在一片阿諛頌聖之聲中與組織壓力之下依然保持獨立與批判姿態，這種風骨值得讚揚。 在被開除出黨後，蔡霞的思想軌跡也和劉賓雁一樣經歷了諫諍到決裂的質變。迷途知返固然也值得肯定，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也有一開始就未對體制抱有幻想和恩庇的變革派，他（她）們追求社會公義的路上對體制的認知更加徹底，遭到權力的打壓的程度更深，卻被輿論冷落乃至遺忘，蔡霞比盲從的「黨知」認識和道德上水平上要高，但和變革派相比在卻顯得渺小和晚進，這種「小大之辨」在評價蔡霞上是也不應被忽視。 對於前期利益既得的道德原罪，筆者認為不必苛責。 首先，蔡霞的「既得利益」有兩點來源，一是紅二代出身，二是黨校教授職務，前者不可選擇，蔡霞本人在受訪時也不諱言紅二代的原罪所在；後者有一定道理，但考慮體制包攬一切的先定條件，只要在體制內就職，幾乎可以說都是廣義上的「既得利益者」，區別唯在部門與層級。因為有限市場化又維持專政的結構下，市場化的成果被體制本身系統性地汲取，藉以維繫對體制群體控制，一定要說缺憾也不在於蔡霞與體制的依附關係，而在於黨校職務對認知的遮蔽。 蔡霞受訪和發文里還存在著認識上的不足，她所批評的習政，很多做法行之久矣，和江胡時代相比只是強度、側重上的「策略」之別而非「本質」的差異，將其理解為「左轉」和「倒退」筆者認為並不準確。 「倒退論」忽視了兩段的承接關係，例如網格化維穩、大外宣等在此前已現端倪；而「左轉論」也失之簡單，體制既要維繫專政制度，又要以市場化鞏固前者，這種二元結構註定無法有蔡霞和一種改良派所期待的主動政改，和文革相比目前沒有直接動員群眾的特徵，而是既有基礎上的補強，嚴格意義上體制內的改良派與極左派早已合流。 以上是認知層面的遺憾，蔡霞對體制的反思相對有限和狹窄，進一步看，即便是有限的反思和另類的忠誠，體制也不能容忍，將其視作異端與妄議，蔡霞的出局也標誌著炎黃春秋事件後體制內健康力量幻象和幻想的再次終結，在乾旱而貧瘠的土壤里，蔡霞的呼號將成為第二種忠誠的絕響與餘暉。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任志強被判十八年，罪名是貪污，這是在所有中國人意料之內的結果，只是沒想到判得那麼重。 今日抓捕反對派，只有兩招，一是說他嫖妓，二是說他貪腐，前者是許章潤，後者是任志強。一個人「妄議中央」被捕，不必等官方判下來，一定是這兩個罪名，因為最方便，也最容易「得人心」。 在中共體制內，有哪個官員不貪腐？不貪腐的在官場就沒有立足之地。官場上人人貪，只有你不貪，你是不是比別人情操高尚？你是不是準備隨時揭露官場黑暗？你不同流合污，你就不是自己人，你就沒有朋友，你就隨時有滅頂之災。 就官方公布的那數千萬賄款，任志強可稱廉潔。早前有一個北京小小村官，從家裡搜出現金七百多萬，金條三十一公斤。任志強若被人從家裡搜出巨款，還有不公布的嗎？那些所謂賄款，其實都是擺在明面上的，根本是官場慣例，只要一查，一定都差不多是那個數字。 公司雖是國企，公私之間的分際一般都很模糊，有些錢說是公家分的也可以，說是私人佔用的也可以，有些是別人送禮，但送禮與賄賂之間也沒有清晰標準。生意做那麼大，數十年經他的手出入的金錢以百億計，要找到千萬的差錯不會太難。以今日中共高官家產動輒百億的標準來看，任志強簡直是太清廉了。 更不必說，這些都是官方的數字，任志強不認也得認。 任志強最不應該的，當然敢犯龍顏。今日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頭，雖然認罪了，只為保護家小，但在庭上一言不發，始終還是一條漢子。 習近平重判任志強，當然用意在殺雞儆猴，但這一招對習來說，也是險招，也就是他也被判了一個濫用權力。不重判任志強，便會有紅二代﹑官場中人有樣學樣，把當下掌權的這一伙人都目為小丑，東西南北中民怨沸騰，萬一都鬧起來，江山即刻不穩。因此，打任志強既是發泄一己之私憤，也是形勢所迫。 但任志強始終是紅二代代表人物，因為敢言，在官場和民間都有口碑。從任志強早前的公開發言中，知道他讀很多書，思想開闊，見識不凡，對社會現象和中國問題往往鞭辟入裡。他說的話很有條理，很有邏輯性，斬釘截鐵。這樣民望很高的人，你把他重判十八年，實際上是對人間正義的重大挑釁，是對社會公平的踐踏。中國人嘴上不說，心裡還是明白的，這種明白本身，就是對習近平政權的一種潛在威脅。 這件事也會引起紅二代圈子的不同反應，有的人會害怕，有的人會不服，有的人會反感，有的人會憤怒。任志強有自己的哥們，有一大幫同聲同氣的生意人和文化人，這些人會有兔死狐悲之感，會對這個政權產生更強烈的離心。他們都有自己的社會關係，上下串連，會形成對習近平的廣泛的不滿。 習近平初上台，就開過一個紅二代座談會，那是一個交心交底的會議，就是拍胸脯保證紅二代們的利益，把紅二代都拉攏到他的麾下，從此以後，紅二代的利害就是一體的，有習近平在，保證不會動紅二代的乳酪，保證大家悶聲發大財。習近平以紅色江山為依託，要求紅二代們效忠從那時開始，所謂反貪，從未動過一個紅二代。在習近平手上倒台的，從政治局常委以下，找不到一個紅二代。 但這一次，習近平動了紅二代，而且是有代表性的紅二代，這件事非同小可，絕對會產生深遠影響。紅二代中不乏思想較為開放，政治傾向溫和的人，像早前為禁蒙古語教學發聲的馬曉力，在紅二代中有很高威望，她就是比較理性的。 像習近平那樣，老是嫌中共覆滅的速度不夠快，老是要加速的紅二代，畢竟不會太多，大家都明白取悅人民的重要性，都明白事情不能做絕，要留有餘地。這一次，任志強被重判，紅二代中一定會有強烈反響，且看往後還會有什麼事發生。 習近平學識有限，心胸狹窄，又生就一種驕橫性格，這是他執政以來就屢樓碰壁的原因。坑越挖越多，一個比一個大，僥倖跳過一兩個坑，難保跳過所有的坑，所以他的「總加速師」雅號，絕非浪得虛名。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授權由上報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突然於9月14日發表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離職聲明，並未提及卸任原因，震驚國際。布蘭斯塔德隨後證實將於十月初正式卸任，向中國說再見。 類似布蘭斯塔德此般火速離職，在國際外交領域不僅少見，此刻美中關係急凍之際更顯不尋常，無疑雪上加霜。 美中關係雪上加霜 許多輿論指出，布蘭斯塔德的離職也許和日前投書中共官媒《人民日報》遭到峻拒有關。該事件不僅凸顯美中雙方大使在言論自由待遇與價值觀之嚴重落差，文章內容還被《人民日報》無禮地奚落了一番——看來對於跟美國大使館撕破臉，《人民日報》顯得相當有底氣，「戰狼」意味十足。 根據外媒報導，9月9日《人民日報》以「充斥對中方的惡毒攻擊抹黑」為由，拒絕刊登布蘭斯塔德的評論文章，有違外交慣例。 隨後不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epeo）發表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虛偽的宣傳系統」之聲明，強調此事件「再次暴露中共對於言論自由和嚴肅思想辯論之恐懼，以及北京抱怨其它國家缺乏公平對等待遇之虛偽。」 蓬佩奧聲明指出，中國政府官員們可以藉由美國的自由媒體，直接對美國人民表達中國政府立場與意見，例如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今年已經在美國主要媒體發表了五篇評論。此外，中國外交部和《環球時報》、《中國日報》等官媒也經常利用美國社群媒體抨擊美國政策和生活方式。 9月10日《人民日報》對蓬佩奧的聲明迅速反擊，自稱為「久負盛名、嚴肅專業的知名媒體」，由於布蘭斯塔德大使的文章「內容漏洞百出，與事實嚴重不符」，未達該報選用投書的「一貫標準」——意即《人民日報》很專業，布蘭斯塔德的文章不夠格，投書失敗。 中國外交部「戰狼」發言人趙立堅同日也反駁蓬佩奧，宣稱《人民日報》本來就有權拒刊「抹黑」文章。 其後，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試圖在微博與微信上發表蓬佩奧的聲明以及布蘭斯塔德的文章，依然很快被刪除，原因不明。 9月11日下午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微博刊登布蘭斯塔德文章全文，於下午4時30分發出，迅速獲得逾2000贊數、逾1900次分享，文章被微博設定禁止評論，然而全文沒多久就遭到刪除。微信則禁止發布。 布蘭斯塔德的文章被中共嚴禁刊登，反而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吸引更多好奇與討論，讓更多媒體引述、更多閱讀廣傳，迅即成為熱門文章。 中共利用了美國的開放原則 布蘭斯塔德這篇文章刊登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官方網站，主為闡述美國對中外交政策原則，認為美中雙方「關係越來越不平衡。例如中國對於美國企業、新聞工作者、外交官乃至公民社會不平等的准入機會。」 文章指出，「美國做為開放社會，歡迎中國公司進入我們市場，向美國消費者銷售產品，進行投資、參與競標、募集資金。我們歡迎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他們在美國學習知識，藉以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當美國新聞工作者在報導、甚至進入中國都面臨限制時，中國國營媒體工作者卻可以長期不受限地在美國採訪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官可以自由在美國行動，而我們在中國的外交官卻需要應付一套國家批准系統，包括只是和中國人民進行最基本的互動。」 縱使有跟習近平數十年交情做為基礎，在中共當局歡迎下出使中國三年多，布蘭斯塔德仍然無奈地認為力有未逮，美中兩國關係取得的進展極少。文中指出「中國政府從我們的開放原則獲益的同時，也利用了我們的開放——以一種背離國際準則的方式。有些中國組織收購美國企業不是為了創造工作機會，而是為了取得技術，拿回中國進行開發、與我們競爭。」「有些中國企業在我們的股票市場募資，卻拒絕接受標準的審計規則。」 布蘭斯塔德認為美中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是「長期以來中國只選擇性地與美國掛鉤、系統性地控制美國人接觸中國社會。」倘若要建立相互理解與真正對等的基礎，「必須從中國政府願意解決兩國關係失衡開始，允許兩國人民經由不受限制的交往和未經審查的討論來建立關係。」「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擁有真正對等、平衡的關係。」 或許因為即將返美更勇於放言，上周布蘭斯塔德在北京接受媒體訪問，表示同意川普總統看法，認為中國應對武漢肺炎大流行負全責，批評「中國的體系隱瞞了一切，甚至懲罰病毒爆發初期進行通報的醫生。」指控中共在疫情初期應對不當，「原本能控制在武漢的病毒，卻被他們搞成一場全球大流行。」 美國駐華大使館近日也發推文重申，「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大使經常出現在美國新聞節目和出版品上，通行無礙。與此同時在北京，美國大使布蘭斯塔德卻得面臨審查」。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布蘭斯塔德的突然離職，足以在國際外交史頁記上一筆，不只是美中關係惡化的重要指標，更嚴重的是離職之際中共態度仍然極為粗暴強硬——這是一樁充滿怨懟的分手，美中關係經此衝擊，更是覆水難收。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關注時局之平衡資訊與風險擴散效應。曾任網路行銷投資高管。台大政治系畢業、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於哈佛大學研修電商課程，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澳中關係進入前所未有的緊張，許多澳洲學者及商人大聲質疑政府，「為什麼領導人不放下身段與中共當局握手言和呢？」其實修復那層關係並沒有那樣簡單，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2018年，澳洲政府為了限制外國勢力滲透及影響澳洲而立下反外國滲透法，令與澳洲交好超過30年的中國政府相當不滿；現今的澳洲總理、時任聯邦財長莫里森宣布了一個緊急決定—— 嚴禁華為參與澳洲的5G網路建設；緊接著設立外國投資審批委員，對海外企業和個人在澳洲「shopping」作出嚴格把關；今年三月，澳洲更領頭要求國際社會聯合徹查Covid-19病毒的起源…. 種種規章制度、限制條文均讓中共當局極為不滿，暴跳如雷。 作為報復澳洲的種種新政，中國發布禁止澳洲牛肉、大麥、葡萄酒等一連串通告，造成多達數千億澳元的損失。澳洲學術機構，企業領袖，前外交人士等將指責的矛頭指向澳洲政府，認為那是因為澳洲外交政策的無能，才產生了如此被動的澳中關係。 近日，專門研究公共政策，也是自由黨智囊團的獨立研究中心CIS的執行董事Tom Switzer在悉尼晨鋒上發表了一篇文章「The good times with China is over. Get used to it.」文章稱，很多澳洲人在看待國際政治問題時，就像美國著名作家 Charles Krauthammer所說的『單極時刻』思維，這種人早已習慣了國際權力的分配是由一個強國影響著大部分的國家，包括文化、經濟和軍事領域，沒有競爭對手。因此，一旦國際形勢中出現了競爭對手時，『單極』就會成為『兩極』，全球政治形勢就會變得危險，幾十年前美國和蘇聯的冷戰就是如此。 Switzer分析稱，蘇聯解體後西方社會對中國產生強大的互動。當然，這對澳洲來說，是相當有意義的，與中國強大的貿易關係讓澳洲繁榮穩定。這個過程讓澳洲人甚至全世界的人認為，讓中國進入西方自由世界的行列能幫助其走向民主和自由。 即便如此，澳洲人並沒有預料世界會再次『兩極』化。 但事與願違的是，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復甦，讓原本由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進入了『多極』的權力導向。 預期中的自由中國沒有實現，迎來的卻是莫斯科與北京聯手，暗流湧向全世界，「2019年是民主倒退的第14年，全世界有64個國家不是自由社會。」 Switzer在文中稱。 「當中國告別了近20年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弱勢，中國與西方的蜜月期也已經結束了。」Switzer說道，「如今他們掌握了西方的先進技術，一個更加專制的中國正在迅速崛起，更將其經濟實力轉為戰略影響力。」 但這點超出澳洲的預料。文章表示：「中國對其國家利益的定義也隨著其不斷增加的實力而改變，他們正試圖在東亞建立廣泛的勢力範圍，這在政治範圍上肯定會驚動澳洲，更不用說印度太平洋地區了。」 Switzer認為，美國的大選即將到來，誰入駐白宮根本不重要，「如果中國繼續在東亞地區快速擴張其勢力，華盛頓不會放任不管的。」他指出中國快速擴張的時候似乎不需要「朋友」，北京似乎也不會安撫朋友，中國的外交人員直接了當的以「戰狼外交」替代其「軟實力」，但對澳洲和其他國家來說，如此重手出擊，立即被視為威脅主權的手段，「這也是澳洲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原因」。 文章稱，強硬的外交手段也好，威脅主權也罷，中國仍掌握了澳洲40%的出口額，也是澳洲的經濟命脈；因此，這麼多企業、組織等會站出來拚命要求澳洲政府與北京恢復以往的關係也就不意外了。 不過，在多數澳洲人眼中，經濟利益是無法與國家安全相提並論的。據Lowy Institute的民調顯示，有77%的澳洲人認為，儘管會影響澳洲的經濟，但澳洲政府應該做出最大努力來抵抗中國在澳洲管轄的區域內的軍事行動。Switzer表示，儘管目前澳洲與中國仍存在大量的貿易關係，這種經濟往來會受到限制，但相當明確的是，當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發生衝突時，捍衛主權肯定是首選。 Switzer最後總結稱，澳洲生活在我們親密盟友掌控的『單極』世界中這麼久，早已習慣了和平，尤其是東亞地區的和平，因此希望這種和平是永久的。但很遺憾，儘管澳洲人很難想像大國間的競爭會再回到東亞，那樣的和平年代卻已經結束，「在我們的幫助下，中國已經快速崛起」，「中美競爭」已經成為未來國際關係的標誌，而且一切都將發生在澳洲的身旁。 「無論我們多不希望這樣的發展，但這就是我們的未來。」 Tom Switzer表示。
美國人辦事雷厲風行，大政方針定下來，就馬不停蹄朝大方向直去，不管有什麼干擾，也不管幹下去有什麼後果，總之說做就做，迅雷不及掩耳。 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正在台灣訪問，表面上理由是去參加李登輝的追思會。早前美國衛生部長剛剛去參加過李登輝的追悼會，李登輝有那麼重要嗎？要出動美國兩個部長級高官去捧場？當然不是，國務次卿去台灣，總得有一個理由，美台沒有正式關係，美國官員訪台容易挑動中共的神經，為掩人耳目，就以參加李登輝追思會為理由，如此而已。 李登輝地下有知，大概也會感慨，沒想到他生前被人罵得狗血淋頭，島內島外沒幾句好話，等他死後卻突然身價百倍起來，時也命也，不由人不信。 克拉奇到台灣，據台媒推測，主要是去拉攏台商，準備以台積電為中心，把半導體產業鏈在美國組建起來。台積電扼住全世界半導體晶片生產的咽喉，目前雖設廠在美國，但上下游供應鏈仍未齊備，目前只佔台積鏈所需要的百分之二十，尚有百分之八十短缺。克拉奇此來，就要將台灣的廠商再拉攏到美國設廠，這樣不但對美國的就業有幫補，而且半導體生產鏈全部控制在美國境內，外面天翻地覆，都不損及美國本身的需求。 美國有那麼擔心台積電的供應鏈嗎？正常情況下，全世界到處都可以設廠供應台積電上下游所需，但萬一中美真的打起來，東南亞如越南印度等都會被戰火波及，與其放在外面有風險，不如都放在美國境內，天皇老子都不怕。 從這一點來看，美國是作了最壞的打算、最長遠的打算、最保險的打算。 幾乎與此同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與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光章，在紐約一個餐廳的露天餐座見面，美方還特地通知美聯社作報導。克拉夫特稱此次餐敘是「歷史性」會面，並表達對台灣重返聯合國的支持。 早前筆者談及美台關係，就預測美國最終很可能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現在這件事已經寫在美國外交官臉上了。 當然，真正做到這一步還有不短的路程，以中共的聯合國理事國否決權，以中共在聯合國握有的中小國家票源來看，美國要做到這件事還不那麼容易，但美國有此態度，比起真正讓台灣加入聯合國，其意義更加重大。因為只要美國承認台灣，眾多美國盟友也會跟隨，台灣只要和世界上最重要的那幾十個國家有正常關係，加不加入聯合國，都不是很要緊了。 幾乎與此同時，美國又準備再賣七宗先進武器給台灣，增加台灣的防禦能力，美國國防部正式將這一連串的售武動作，命名為「堡壘台灣」、「刺蝟台灣」。何為堡壘，堡壘即是防禦性工事，一挺機槍置於堡壘內，可以封鎖一條大路的通行。何謂刺蝟，刺蝟是你不攻擊它，它身上的刺都收起，你一攻擊，它的刺都直起來，你想傷它，會先傷了自己。 看看美國人這一連串的動作，從外交到軍事、科技，招招都打擊要害，招招都棘手，我們便可明白，今日美台關係已經發展到什麼地步了。早前馬英九還說，始戰就是終戰，信誓旦旦美國不會插手台灣防禦，現在美國不但擺出誓為台灣後盾的姿態，甚至磨拳擦掌，大有不惜一切護衛台灣的決心。馬英九不只是蠢，而且賣台之心不稍掩飾，難怪國民黨不但被台灣人唾棄，也被中共視如弊屐了。 港台互為犄角之勢，台灣安全對香港有利。台海風高浪急，短期內還會有很多事情發生，世事如棋，一步一驚心，一步一瞭然。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由上報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之前香港民主派初選勝出代表張昆陽近日透過臉書貼文，說明「我現時不在香港，但由於種種安全丶策略等因素所以未能提供我現在身處的位置，還望大家見諒。」張昆陽出走香港，遠避他鄉，當然是中共近期藉港府積極抓捕抗中人士所致。而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也因同樣理由轉居海外，香港律政司則稱其是「畏罪潛逃」。羅冠聰和張昆陽都是香港今天青春正盛的一代，昨日之前，沒有人會想像得到香港人也需要「流亡」。 圖博（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曾在自傳中記述，說「在那些（原本）喜悅的日子裡，我做夢也無法想像日後的大難。1950年…我們被迫簽署了《十七條協定》。幾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就進入了拉薩。他們宣稱圖博現在成為「祖國」的一部份。」這是他那一代圖博人夢靨，當年嘉樂頓珠逃出中共統御下的圖博時，年紀和羅冠聰、張昆揚差不多，現在則是住在印度喜馬拉雅山上小鎮，一個「坐在黎明前的寂靜中，等候太陽升起，等候山巒從黑暗中浮現，也等候烏鴉的嗚叫」，同時回憶過去人物、地點、事件的老人。 中共唯物主義下的國族觀，留地確實更勝於留人，至今已迫使無數人有家歸不得。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這個世界似乎已很習慣看著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分居各地。此外，中共對新疆信仰、文化的戕害，不只讓維吾爾人在1997年群起抗爭，而有伊寧事件，直到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前前後後又有多少維吾爾人不得已大舉逃離。 現時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主席伊利夏提就是歷來逃離新疆者之一，他曾在一段自述中說道：「當時有個維吾爾族警察告訴我，中共列了抓捕的名單，我在石河子被列為疆獨頭號處理人物。我不以為意，因為我不過一個小人物，只是嘴巴上罵罵共產黨，並沒有參與組織…一個朋友在國保大隊(國家政治保衛大隊)，專門抓意圖顛覆政府的人，有一天來找我說:『伊利夏提你不要待了，能往國外跑就往國外跑，他們早晚要處理你，已經列在日程上了。』我不信，他接著說：『某年某月某日你去了烏魯木齊，上級本來想搞個車禍把你弄掉，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處理，所以你最好趕快走。』我一聽就信了，於是開始辦護照。」 正因如此，伊利夏提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看著港人起而反彈，便格外心有戚戚。當年5月他受邀來台灣演講，才談及維吾爾人就是中共「一國兩制」統治的範例，警告下一個可能面臨類似情況的地方將是香港，再往下走就是台灣，結果他的話像書本翻頁一樣快，立刻在香港的命運得到印證。 流亡印度的嘉樂頓珠曾說：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的張經武將軍大吼大叫，握拳拍桌，指控圖博兩位總理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威脅要殺死他們。1952年…我騎馬逃到了印度。在印度，我試圖讓國際了解我的國家所遭遇的苦難。我向聯合國請願。我寫信給美國總統，希望喚醒他的重視與支持。 入籍美國的伊利夏提曾說：從那以後一想到我的妹妹在集中營，就很自責，非常難受，無法去想她們在監獄裡遭受到怎樣的折磨，很多維族家庭都有相同的處境，不知道家人被送到哪一個集中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到哪一家孤兒院。很多人問我逃到海外有什麼感覺，我只能說，精神上我也跟著家人在集中營裡頭。每一個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都一樣。 今天，則輪到羅冠聰在臉書上說：整個世界都知道，是惡名昭著的國安法令很多過去參與國際線工作的手足陷入切身危險。我的行動就是要證明，即使人在海外，仍然能與共產黨周旋，讓世界看見香港。希望在香港的朋友安好，也呼籲律政司不要再白費力氣，企圖滋擾我的親友。我已沒有與他們有任何聯繫——你們的法庭手令，可以留著給歷史，成為港府作惡的見證。 還有張昆陽也說：國安法來臨之先，也在考慮應否及時離開的問題，但我一直很希望可以盡自己的能力堅持下去，能留多久便是多久。雖人微言輕，但在徬徨無助的開首，是希望用行動告訴大家這城市還有人。 包括中國異議人士等過去以來持續不斷的海外發聲，身在台灣已耳聞不計其數，但也必然看得更清楚，中共高壓統治剷除異己，真的是由西向東，自南到北，從過去到現在皆不曾放軟停歇，更別提今天突然在內蒙古強制執行幾至滅絕民族文化的蒙語教學限制。 從半世紀前的圖博，而後新疆，再到香港、蒙古，每個分散的當事者現身說法，都能記述出一冊又一冊和中共糾纏交戰的血淚故事，一旦把每個人歷經的遭遇串聯成線，繼之譜出一幅環環相扣的中共治下景象，則就不只是令人心寒。沒有一個人會希望自己生長的地方任由中共搓捏形塑，就算歐美多有親中論者誇誇其言，以為中國崛起必然替自己賺得多大利益，前提都在他們清楚擺明沒有人需要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可以神采奕奕飛去做生意，再盆滿缽滿回到自己家繼續享受無比愜意的自由，因為他們從來不必擔心自己會像圖博人、香港人、維吾爾人或中國海外異議份子一樣。台灣今天對中共的抵禦心理，無非就是同理了那海外黑名單的苦澀滋味。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9月15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三名貿易專家所組成的小組委員會指出，美國2018年對價值2000億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並沒有充分說明為何這些措施是暫時合理的，因此已違反國際貿易規則。美國政府對此裁定結果表達強烈不滿，批評世貿沒有能力阻止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並強調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是為了反制中國竊取知識產權以及強迫美國公司透過技術轉移換取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美國總統川普則表示，不排除對WTO採取行動。 且不論美國以後對WTO何時採取何種行動，回顧一下中國在美國柯林頓政府強烈支持下加入WTO以來，美國在這個由自己主導創立並在初期掌握話語權的國際組織，如何逐漸被邊緣化這一過程，確實很有意義。 柯林頓促成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轉化為WTO 談到WTO，就不能繞開美國總統柯林頓。這位總統在三件大事上與WTO密切相關。 第一件事是推動WTO的成立。WTO的前身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總部，1948年由美、英、澳、法等23個國家共同創立，中華民國也是其中成員。 GATT的原則是自由（第11條規定：將貿易限制措施轉為關稅，以及降低關稅稅率）、非歧視（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及多元化，必須在這三項原則下進行自由貿易往來。GATT因本身並非一個國際組織，其組成成員稱為「締約成員」（Contracting Parties），約束力弱。 比爾·柯林頓在1993年成為美國總統，積極推動GATT向WTO（世界貿易組織）轉型，通過1994年烏拉圭回合這一談判，1995年1月1日，75個GATT的簽約國和歐洲共同體成為WTO的創始成員，其他52個GATT成員國在隨後兩年內陸續重新加入WTO（最後一個是剛果，在1997年加入）。與GATT相比，WTO是一個正式國際組織，其組成成員則稱為「會員」（Members） ——也就是說，WTO成為一個正式國際組織，與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努力推動直接相關。 西雅圖之戰：美國左派從反WTO到支持全球化 第二件事是不經意間，讓美國左派對WTO、全球化從反對轉化成認可。這事情到今天還能讓人們有鮮活印象，得感謝美國導演斯圖爾特·湯森德（Stuart Peter Townsend）。他拍的那部《西雅圖之戰》（Battle in Seattle），記錄了1999年在西雅圖召開的WTO部長級會議的場外抗議。電影里多次使用了當時的紀錄片段，盡量再現了當時的抗議場景。 這部影片最有意思的是，它展現了集會抗議參與者的抗議目標十分模糊，很多人並非是真正有政治訴求，很多人可能連WTO具體怎麼回事都沒弄清楚，更不知道全球化與民主是啥關係。參加抗議的迪亞戈、桑、盧、傑伊這四個青年在1999年11月的同一天走上西雅圖街頭，時勢造英雄，成為反對WTO隊伍的臨時領導者。他們來自不同階層，有著不同的出發點。然而在這時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呼籲WTO關心貿易環境和勞工福利政策，並表達他們反對全球化的立場。抗議人群高舉著「全球化破壞公平競爭」、「WTO反民主」的標牌，喊著「平等、反剝削」的口號，群情激昂，但卻幾乎沒有人懂得為什麼要反對WTO，更沒有多少人懂得反對WTO將讓世界如何更加平等。參加遊行的人當中，絕大多數人對所謂全球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WTO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但他們從自己呼喊的口號中產生了情緒滿滿的集體感和力量感，於是把與自身毫不相干的慾望、熱情和憤怒揉進口號，衝上街頭，砸商店，與警察對抗。 影片中有一段描寫迪亞戈與黑人青年桑在臨時關押他們的地點相聚，討論起這場抗爭。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情：參加WTO的非洲代表來到會議廳，發現會議廳空蕩蕩的，這位非洲代表覺得自己不被尊重，義憤填膺地慷慨陳詞，痛斥全球化是種不公正、不公平的變態侵略，非洲國家的話語權並不被尊重！他還表示支持美國左派青年的抗議，並要求西雅圖警方釋放被關押反抗人士。 這番發言影響了WTO的代表們，紛紛發表各自的見解，共同點是支持抗議。迪亞戈與桑坐在那裡百無聊賴，看了這段新聞覺得挺新鮮，我們為反對WTO而來，但WTO卻支持我們，於是開始互相探問WTO究竟是什麼。迪亞戈說，「我們來時不知WTO是什麼，現在抗議結束我們就要回家了，但還是不知道WTO是什麼」。想起他們在街頭憤怒高喊WTO反民主、全球化反公平競爭等口號時的情景，兩人情不自禁爆笑。桑最後說了一句：「在這之前，有誰知道WTO？——雖然他們現在還是不知道。」 這場兩人討論擊中了街頭民主隱蔽而又致命的軟肋——不論暴力抑或是非暴力，無論被官方肯定抑或是鎮壓，街頭遊行者的大多數其實處於盲目狀態。我說這些，當然也是為了提醒今天的觀察者，不要象電影中那位年青女記者輕易地抹除自身作為旁觀者的理性，成為抗議隊伍的一員。 結果對前總統柯林頓來說，算是以喜劇收場。通過這次西雅圖之戰，美國民主黨政府了解到必須為全球化加上普世價值，以區別於被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所反對的前殖民時代。有了這套附加的價值觀包裝之後，美國本土的左派從此認可全球化，並加入各種NGO遍布世界，成為全球化的有力捍衛者。最終導致華爾街、跨國資本與左派在全球化問題上的一致，因而成為政治同盟——這裡面的因素值得多方探討，但毫無疑問，西雅圖之戰是個轉折點。 柯林頓為中國加入WTO的理論貢獻 外界都知道，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對中國的研究基本有兩個堪稱經典的預想前提：1、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對中國開放西方的互聯網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 本人原來不清楚為什麼一定要咬死這兩個前提，也寫文章反駁過：加入WTO的有不少專制國家，比如古巴，為什麼WTO只對中國民主化有促進作用，對古巴卻沒有？但我發現，無論怎樣的事實都無法改變這些說法。直到我偶然讀到前總統柯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方知這兩個說法的始倡者是前總統柯林頓。 為了支持中國加入WTO，前總統柯林頓通篇講話，意在解開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擔憂。他從「誰失去了中國」這一話題切入，談到美國政界、學界認識到的所有中國問題，例如一黨專政的國家，不能容忍反對派，剝奪了公民言論自由和宗教表達的基本權利，控制經濟從而讓國民對政府形成很強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以及人們對中國可能崩潰的擔憂等等。怎麼辦？年輕的柯林頓總統充滿信心地回答：「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認同中國的做法，問題是，改進這些實踐最明智的做法是什麼？」他進而提到：「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它。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我們可以努力把中國拉向正確的方向，也可以轉身而去。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轉身而去』會把中國推向錯誤的方向」。柯林頓總統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WTO將使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它將繼續推進美國過去30年來（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來）在中國努力實現的目標」。 中國後來的政治變化說明，這兩個預想並不成立。這不能說是柯林頓總統的錯，因為他說得很明白：「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它。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直到2017年川普在當選後公布的一個「百日計劃」中明確提出，要「抽干華盛頓的沼澤（Drain the Swamp），與中國在美滲透活動相關的各種報告陸續公布，在這種氛圍中，美國中國研究圈被迫對長達幾十年的中國研究做一檢討。2018年11月29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報告，承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對中國誤判，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加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藉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台灣的支持。 而正是在這十六年中，中國已經成功地將WTO、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變成為自身利益服務的工具。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