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華副教授談經濟悲觀被舉報 警察上門找其約談
2026 年 7 月 2 日
雖然川普總統感染COVID-19是世界各大報的熱門新聞，但大多數媒體也注意到最近北京的詭異棋局：習近平不但重判了任志強，被解讀為和他的基本盤紅二代們翻臉了；而且這幾天又抓了王岐山的左右手，被解讀為和自由派精英們翻了臉。他是不是覺得，靠馬屁精們就可以當獨裁者了？ 王岐山為習近平打擊政敵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習近平翻臉不認人，港台媒體不禁為他喊冤。可是這是規律。劉少奇為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立下了漢馬功勞，結果死在毛的監獄裡；林彪為共產黨打天下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勞，結果飛機墜毀在蒙古戈壁灘上。王岐山冤嗎？符合規律而已。 我認識這個世界上不少的國家領導人，發現一個規律：上台前後不完全是同一個人了。他們自我膨脹的程度不等，但六親不認，說了不算倒很正常。就好像猴子當了猴王之後，毛色都不一樣了。這還是民主國家。反觀歷朝歷代的獨裁者們，那就是他們基因里潛藏的獸性開始發作，各種殘忍荒淫無道的事情逐漸顯現。 所以，東西方的發達社會都逐漸發展出對君主們的限制和制約，防止權力太大導致獸性大發，胡作非為。這種對權力的制約發展到現代，就是民主體制。只有在民主體制下，權力才被最有效地管制起來，不會給個人帶來無妄之災，獸性膨脹也會四處碰壁，權力不再是對社會的危害。 為什麼毛澤東和習近平，都會對他們最好的朋友和最重要的支持者殘酷無情呢？因為王者的自我膨脹讓他們不能忍受反對意見，甚至稍微不敬也會被無限放大，成為對獨裁的威脅；已經膨脹的內心絕對不能容忍，正所謂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必欲除之而後快。 普通人有這種情緒，被環境等等因素限制不能實現，個別不明智的人就會受到社會的懲罰。而獨裁者不被懲罰的環境，正是他們大發獸性、胡作非為的原因。劉少奇以為毛澤東看在過去的功勞上，會放他一馬。他在毛的門前徘徊了很久，結果不得其門而入。所以林彪就知道和獨裁者之間沒有什麼友情、溫情或功勞，也無法講理，只能以武力反抗。 這就是專制政權往往是被暴力推翻的根本原因。而民主政權把推翻政府當作憲法執行，定期更新政府，避免無限期執政製造出獨裁，且不把得民心者得天下寄托在所謂的明君身上。由人民投票選擇領導人和大政方針，從根本上避免了暴力革命造成的社會動蕩和財產人口的損失。 但是專制政權和獨裁者們也不是傻瓜，他們有一套維持自己統治的方針政策。除了忽悠加鎮壓之外，就是人才管理的逆淘汰制度，以便確保沒有反抗的力量產生。鄧小平時代就把黨內政治改革的力量消滅掉了，習近平有過之而無不及，屠刀已經殺向了他自己的政治基礎。 無論紅二代還是老百姓，無論大資本還是小職員，包括中國那將近一半的窮困人口，都已經認識到民主法治的優越性。他們既要求有富裕的生活，也要求自由和尊嚴，更希望得到人身保障的權利。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推翻獨裁專制統治，就只能行使他們暴力推翻暴政的權利。從林彪式的政變到華國鋒式的政變，以至於陳勝吳廣式的造反，符合咱們中國政治文化傳統。 可笑的是圍繞王岐山等官僚生存的一小部分所謂的精英，一貫嘲笑人民以暴力推翻暴政的權利。可是現在王岐山們還有什麼選擇呢？一群敢怒不敢言的懦夫們召開的中央全會嗎？看上去沒什麼希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澳洲與中國關係持續惡化之際，中共官媒《環球時報》英文版日前報導，澳洲智庫學者周安瀾（Alex Joske）以及大學教授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已被北京禁止入境中國。不過兩位關注中共統戰與滲透的學者聞訊皆表荒謬，因為基於安全理由，近年本來就沒計劃要去中國。 根據英國《衛報》指出，周安瀾為澳洲知名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研究員，漢密爾頓為查爾斯史都華大學（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公共倫理哲學教授，中共鷹派官媒《環球時報》稱他們為「反華學者」。 《環球時報》並未提到禁令原因，然而澳洲《悉尼晨鋒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9月24日指出，這是對澳洲不久前以「國家安全」因素撤銷中國學者陳弘（Chen Hong）與李建軍（Li Jianjun）簽證的報復行動。 對此，《路透社》9月24日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歡迎外國人士來華學習、工作和生活，但堅決反對任何打著學術幌子，蓄意抹黑攻擊中國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 共產黨為你發聲？ 今年6月9日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曾經發布報告，揭露中共政府如何透過統戰系統擴大在國內外的影響力，題為《共產黨為你發聲》，引起國際輿論關注。報告指出，中共除了在國內與特定組織代表進行「選擇性合作」之外，也會代表這些組織發言支持中共，藉以強化中共政權合理性。 周安瀾正是負責這份報告的研究員，這份耗時年餘的報告發現，中共政府也利用統戰系統中的許多組織，將勢力擴張國際，包括深入影響他國政黨、華人社群、跨國企業，並且破壞他國內政與社會凝聚力、分化種族與族群意識、進行間諜行動、剽竊科技成果。中共情報單位、大學、媒體、國營企業、外交部門，甚至特定民營企業，都是中共統戰系統的一員。 周安瀾曾向《德國之聲》強調：「這份研究顯示，中共統戰系統所涵蓋的範圍比我們想像還廣，超越中國統戰部負責範疇。除了統戰部之外，中共政府透過各種機構推動統戰工作——這些都是我們之前所未察覺的。」「我預期中共接下來也會藉由統戰部加強擴張全球勢力。」 周安瀾的研究顯示，中共統戰系統活動主要分為資訊搜集、科技轉移以及學術影響力，這些活動都被中共納入「擴大中國政治影響力」之範疇。並強調「此類型的政治工作，顯示中共透過統戰干預世界各國事務，所以對各國而言應該是警訊。」 周安瀾當時表示全球對中共統戰系統的認知仍十分有限，並且強調，各國在反制中共統戰時，必須要將範圍擴大至政府、公民社會以及華人社群。 周安瀾去年曾經發表《中國國防大學追蹤器》報告，揭露中國大學與中共軍事與安全之緊密關係；在今年初台灣總統大選之前所爆發的王立強投誠事件，也曾經提供關鍵訊息。 漢密爾頓出書震撼中南海 此外，曾經在英國牛津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美國耶魯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漢彌爾頓教授，早在1994年創辦智庫「澳大利亞研究所」（The Australian Institute），並且曾任執行董事長達14年。 漢密爾頓因為在2018年出版《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一書，闡述中共多年來在澳洲產官學媒各界的積極滲透，以及對華人社區的控制，竟能藉由影響只佔澳洲人口5%的華人社群影響澳洲大選與國政，書中並且勇於揭露許多涉及中共利益的澳洲政商產學名流與退休政客，備受國際矚目。 去年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之際，《無聲的入侵》中文版在台灣出版，中共當局惱羞成怒，批評該書「詆毀中傷、毫無用處」——顯見該書影響力已經震撼中南海。 今年漢彌爾頓再接再厲，提醒世人中共的無聲入侵早已超越澳洲、擴張全球。漢彌爾頓與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GMF）亞洲專案高級研究員馬曉月（Mareike Ohlberg）合著新書，闡述中共積極利用其意識形態與專制模式「重整世界」，提醒世人齊對中共提高警覺，書名為《隱藏的手：中共如何重整世界》（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暫譯）。 漢彌爾頓曾在今年6月25日於加拿大智庫MLI（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主辦的網路研討會上警告，中共正在改變世界秩序、威脅世界，然而各國精英對於中共的統治廣泛地無知與天真，這是危險的錯誤。 在美國以及世界多國權威人士熱心奔走警告之下，近兩年來國際社會對於中共統戰滲透等「中國因素」趨于敏銳。其中澳洲在飽受中共威逼利誘之際，今年四月意外成為COVID-19爆發後第一個公開主張應對中國追查病源以及咎責的國家，也因此惹怒北京。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9月26日在75屆聯合國大會預錄演說中，重申堅持追查COVID-19病源，再度令中共繃緊神經。 今年6月底，新南威爾斯州上議院議員莫索爾曼（Shaoquett Moselmane）與其華裔顧問張智森（John Zhang）遭到澳洲警方搜查，警方在調查中共滲透澳洲政壇的過程中，發現張智森與中共外交人員的秘密通訊涉嫌滲透。這是澳洲於2018年通過「反外國干預法」之後，澳洲警方與安全情報局（ASIO）首次針對中共滲透的聯合調查行動。張智森可能面臨15年的監禁。 澳洲對中共滲透的警覺、呼籲以及調查行動已逐漸展開，如今中共對周安瀾以及漢密爾頓的禁令，反而是為澳洲甚至全球人士，敲響中國已經不再安全之警鐘。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關注時局之平衡資訊與風險擴散效應。曾任網路行銷投資高管。台大政治系畢業、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於哈佛大學研修電商課程，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email protected]。全文轉自上報）
九月初以來，美國國防部承包商（SOS International），基於對美國國安的威脅，建議將中國的晶圓代工龍頭－中芯國際（SMIC, 0981.HK/ 688981.SH），列入實體清單的一篇報告，又再次攪亂了兩岸半導體產業的一池春水，從而也帶動了八吋廠因產能吃緊的漲價效應，驅動聯電（UMC, 2303.TW/ UMC.US）及世界先進（5347.TW）短期內股價的上揚。 對美方制裁中芯，拖慢中國半導體自製的步調，普遍認為是勢所必然，然而在時間點的選擇上，美方遲遲不動手，我認為有其積極意義。個人不認為美方會立即採取制裁舉措，而目前的意圖為：釋出風向，來加劇中國對缺芯的緊張，進而吹大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泡沫，之後再戳破。 中芯正走上華為的老路 觀察這兩年美方精準打擊華為的過程，除了逐步下調技術成分限制，藉以進行政策的預告，協助降低美方企業的脫鉤陣痛，這過程其實也吹大了華為的庫存泡沫。而華為的補充禁令，除了將其智慧型手機事業斬首，華為也面臨劇烈的庫存去化問題，同時標誌中國過去對華為的補貼及市場保護，打了水漂。 若將同樣的脈絡放在中芯身上，釋出中芯將會被制裁的風聲，在企業內部經營的層次，除了引導與中芯合作的美國廠商逐步從中芯撤單，也會加大中芯對其上游設備及耗材廠商採購，增加戰備存糧的同時，也提高了制裁發生時的損失程度。而在中國半導體產業層次，在急於找出替代方案的同時，將擴大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若再次證實不能有實際的產出，不無為中國經濟帶來毀滅性破壞的可能。 而中芯吹泡泡的作為，除了從年初以來對半導體原物料的大量採購，還有更為積極的融資活動上。我們曾聊過中芯在A股IPO的融資決策，本質上也是這個泡沫的表徵。一個中國傾全國之力支持，發展了二十年的晶圓代工企業，居然還要靠政府補貼才得以有盈餘，而這樣敗絮其中的公司卻可以在相對封閉的A股市場，享受著近兩百倍的本益比，該次IPO所發行的股份，竟可以對應籌集到近一千五百億元人民幣的資金，實在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而中芯被美方的全面封殺若具體落實，這些試圖「炒新」的中國股民，將再次淪為被割的韭菜。 中國債務陷阱高築 但從近期恆大地產（3333.HK）倒閉危機來看，中國可能也是奄奄一息，沒有多少餘力再來吹泡泡了。以恆大向廣東市政府發出的紅頭文件來看，恆大截至今年六月底負債高達8,355億人民幣，而即將到期支付的戰略協議「對賭條款」，將讓其戰略投資人得以贖回1,300億人民幣的借款，恐會成為壓垮恆大這個負債比率高達82%的房地產企業最後一根稻草。而這個破產事件，最終是以國務院副總理層級協調其戰略投資人放棄回購條款，暫解燃眉之急，但這種直接將對恆大的債權轉成普通股股權的「債轉股」做法，對這些戰略投資人的權益傷害甚大。 然而在國家大義的前提，以及恆大若直接宣布破產，其與恆大的戰略投資協議恐直接打水漂，恐怕也是沒有選擇之下的選擇。而從中國官方的做法來看，也可以看出其自承經濟體質之脆弱，而恆大高槓桿所造成的低風險承受能力，恐也不是中國企業的特例，對於中國是否還有餘力進行大規模的半導體投資，我認為該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以今年中國蔚為政績的IPO金額及中央及地方債的承銷金額來看，中國新一輪泡沫已開始吹漲。在滬深一級市場（上交所＆深交所）來說，截至今年第三季，共融資了12,237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3%，為近十年新高。而同期債券的發行額高達42.25萬億元人民幣，為中國2019年GDP的近半，與去年同期成長了25%，其中國債成長了60%，而地方債的成長幅度也高達35%。 中國興起新一波半導體投資潮 由於中芯可能接續華為被制裁等事件接踵而來，從而彰顯了中國科技實力之脆弱，也從而揭破中國官方對其國民大內宣的虛偽造假程度。一個謊言被揭破後需要講更多的謊言來圓，坦承關鍵技術受制於人之後，中國宣示不能坐以待斃的做法只能是啟動新一輪的半導體投資，據報各級政府宣示將在未來五年內投入總額達9.5兆的人民幣來發展半導體產業，此舉將榨出中國人民的最後一滴血。 事實上，中國的確正呈現著新一輪的半導體投資狂熱，從半導體獵人頭的人力需求困境來看，不可諱言中方的政策宣示，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起了很強烈的指引作用。據中國財經資料庫IT桔子的報告，2020年第二季，中國國內晶片領域的投資交易高達46 件，總金額達到 304.5 億元人民幣，從年初至今（Q2），跟晶片相關的新註冊企業，超過2.5萬家。 然而中國半導體產業畢竟欠缺自主研發的能力，在半導體這個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缺乏長期且高密度地資本投入，唯一可行的發展途徑，只能走竊取他人技術一途，這在承平時期或許還能做到，但在目前兩強相爭的高度提防之下，註定徒勞無功。而美方或許可以讓子彈多飛一會，再以全面封殺的方式，讓這波中國的半導體投資再次破滅，對倚賴經濟發展作為統治正當性的中共政權來說，傷害將更為巨大。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於2018年3月23號在例行記者會上，對著中外媒體信誓旦旦地說：「中國的創新成就一不靠偷，二不靠搶」，「而是13億多中國人民靠智慧和汗水奮鬥出來的」，如今看來是格外地諷刺。 （※作者為前美系外資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陸股及多重資產等領域，現職為金融科技新創副投資長，並管理「若伊時評」粉絲專頁，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對於時事的想法。作者及所屬之公司在撰文當下，已持有本文所提及的聯電（2303.TW）之空方標的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利益衝突議題請本文讀者知悉。唯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讀者請勿單純以本文為依據，請多方涉略後審慎地進行投資決策。全文轉自上報）
這幾天，中國最大的新聞是「超級楊白勞」倒逼「黃世仁」的消息。國內網站做的標題很出彩：恆大求救報告，轟動整個地產圈：不救我就死給你看！此時此刻，除了圖片之外，所有關於《恆大集團有限公司關於懇請支持重大資產重組專案的情況報告》之資訊，全都已經404。 我的興趣不在此事真假（我傾向相信恆大確實發過這個報告），也不在於恆大是不是與政府勾結的「奸商」（中國政商關係決定了依靠不上政府、傍不上實權官員的商人不能成功），更不在意「奸商威脅政府」應不應該，我在意這報告威脅的內容，以及恆大為何斷定這就是中國政府的「軟肋」。 恆大如何認定黨爹央媽的痛點？ 恆大說，如果不能如期完成重組，將引發嚴重問題，一是資金鏈斷裂，1300多億負債將無法償還；二是恆大負債8355億，涉及銀行、信託、基金類金融機構171家，會引發交叉違約，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三、嚴重影響上下游企業8441家，導致部分企業面臨破產風險，對經濟平穩健康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四、影響恆大的792個專案，涉及331萬人的就業，204萬業主的爛尾樓。 聽起來，後果非常嚴重，條條直擊中央政府實施了三年多的「六穩」、「六保」之經濟國策，這「六穩」就是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所謂「六保」是2018年兩會中提出來的，是「六穩」的加強說明版：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住了就業、基本民生和市場主體，就能保證居民有收入，才能拉動消費、擴大市場需求。守住「保」這一底線，才能穩住經濟基本盤。 恆大學習中央文件非常認真，知道黨深深懂得：企業死了，也就沒了市場主體，既沒法償還銀行欠債，還導致員工失業；失業員工當然會斷了收入，結果只能減少消費，無從擴大市場需求，「消費堵點」就橫亘在那裡，沒法疏通。最後導致交叉違約，與恆大有關的企業、員工、金融機構，大家都活不成，也就沒法向政府交稅，「六穩」變成「六不穩」，中國經濟基本盤就沒法保證。 恆大確實抓住了黨爹央媽的痛點，是否發揮父愛母愛，全在黨與政府的一念之間了。互聯網時代，雁過留痕，黨爹央媽應該聽到了「兒子」恆大的求救之聲。 恆大只是大型房企的一個縮影 中國房地產企業之多，全球第一。在房地產業風光之時，不少企業都去開發房地產。根據2018年全國工商局的統計，在工商局註冊登記的房地產開發商一共9.7萬多家，而此前每年都有房地產公司破產，2014年曾有2000多家房企倒閉，國內媒體評之為「風來了，豬也能飛上天，風停了，摔得最慘的也是豬」，將此現象稱之為「房地產業大洗牌」。 據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2019年全年，全國合計出台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次數多達620次，刷新歷史紀錄，在2018年的基礎上增加了38%。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地產融資政策持續收緊，銀保監會等機構密集發聲強調防範房地產金融風險。信託、銀行貸款、公司債、海外債等融資管道，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多，部分中小房企的資金鏈一度瀕臨斷裂。人民法院公告網顯示，2019年中小房企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危險的一年，全年宣告破產的房地產相關企業數量超過525家。專家評曰：破產名單中，基本都是不知名的中小房企，大多數只是曾經有過涉房地產業務，這樣的企業破產倒閉，對房地產行業的影響相對有限。並預言今後80%的房企將倒閉，只剩下一些實力強大的房地產公司。 恆大無疑被認為是殘酷洗牌後應該保留的又大又強的房企，2017年其老闆許家印是中國首富，列全球富豪榜第34位。2020年初，中國媒體宣布，剛剛過去的2019年，對於房地產行業而言，或許是過去十年最難的一年，也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並宣稱地產將進入寡頭壟斷，全中國大概只需要保留50家開發商；房地產行內的估算保守一些，稱「未來房地產市場顯然只屬於前30強。」但不管是50強還是30強，恆大都赫然列在前三名。 據中指研究院的統計資料顯示，2019年1～12月，中國房地產企業銷售榜前三名分別為碧桂園、萬科、中國恆大，全口徑銷售金額分別高達7715億元、6312億元、6262億元，行業TOP3合計賣房金額超2萬億元。 那麼，這麼威勢的恆大為什麼如今告急？ 首先當然是企業體質虛弱。第一財經9月24日發表的《恆大地產四年回A路 多管道運作尋求融資突圍》一文，對此有非常清楚的敘述：截至2016年底，恆大地產總資產9268億，但總負債8655億，扣除預收賬款後的負債率82%，計入1160億的永續債後的凈負債率445%。不得已走上謀求戰略投資的道路，三輪增資完成後，數家戰投資金合計投入1300億元資本金，共獲恆大地產擴大股權後約36.54%權益。但是，引入戰投時設置的對賭條款，也為恆大重組留下隱憂。 首先，恆大地產向戰略投資人承諾，公司在2018～2020年三個財政年度凈利潤三年合計盈利總額達1650億（實際上是不管經營狀況支付的高額股息，猶如借貸）。其次，如果到2020年恆大地產未能完成重組深深房實現回歸A股計畫，戰投有權利要求恆大最大股東凱隆置業及恆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回購相應股權，或者由凱隆置業無償向戰略投資者轉讓部分恆大地產股份。因過去三年內，恆大按照約定向戰投者支付了高額股息，鑒於此，戰略投資人同意將重組完成時間順延一年至2021年。這意味著，如果恆大不能在2021年前重組成功，1300億的戰投股東仍有可能要求恆大及許家印履行回購義務。 這種以苛刻條件獲得資金的大型房企，應該不止恆大一家。 膿瘡遲早會破 房地產這個行當在中國早就面臨高危狀態。中國房地產能否存續，早就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說白了，房地產市場關涉到三方：依靠土地財政支撐的地方政府（征地款與七通一平的資金來自銀行）、依靠銀行貸款支撐運轉的房地產開發公司，以及依靠銀行貸款支付房貸的成千上萬房地產買家，這三方全依靠國有商業銀行一家承托，而國有商業銀行的東家，其實就是中國政府。 20世紀以來，全世界有數的百餘次經濟危機，基本緣於房地產泡沫。近年來很有名的有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美國兩房引起的金融危機，不太有名的西班牙經濟危機，都緣於房地產泡沫。 中國房地產泡沫是世界近現代以來最大的經濟泡沫，換在其它國家早就破裂。但管控經濟是中國政府的強項，出於利害考慮，政府既不能讓泡沫立刻破，破了誰都沒好果子吃；也不能讓泡沫再脹大，好比跳樓求生，樓層越高，風險越大。這些年的調控政策，就是慢慢放氣讓泡沫縮小，也就是讓相關各方從五十層高樓往下慢慢挪，挪到哪層算哪層。 這裡附帶說一句，不希望房價下跌的人，包括絕大多數擁有房產的中國人。中國人的家庭財富，70%是房地產，房價下跌，家庭財富嚴重縮水，莫說那些身負房貸者，就算還清房貸的人，那錢包迅速癟下去的感覺，也會導致對政府嚴重不滿。因此，在維持房價相對穩定這點上，中國政府與老百姓的態度保持高度一致。 最後一個問題是回答一個預想：只要房地產泡沫破了，中國人的消費力就會增強，會將買房的錢投入到其它消費上。這個預想脫離了中國的現實，現在房地產泡沫破裂，不但不會讓中國人產生消費能力，反而會面臨財富嚴重縮水、消費意願與消費能力雙下降的可能。 以下幾個因素是明擺在那裡，迴避不了：一、許多人已貸款買房，這些人還得付房貸。據央行調查統計司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課題組公布的資料，2019年，中國的90後年輕人大約在1.7億左右，他們的人均負債高達12.7萬元。2020年1月央行在其官網發布了《2019年金融統計資料包告》，指出截止2019年12月末，2019年中國5.6億人存款為0。二、與房地產相關的上下游產業有五十多個，房地產業的蕭條必然引致上下游產業蕭條，讓許多人失業。 有鑒於此，房地產泡沫破裂，對中國來說，是個牽涉到政府、銀行系統、企業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噩夢，結局是既定的，摔得有多慘，則由泡沫破裂時的風險「樓層」決定。恆大對政府發出的「威脅」，其實並非「威脅」，而是即將發生的前景。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大紀元）
近日外國媒體報導，美國將出售多項武器給台灣，其中爭議比較大的是死神無人機與魚叉飛彈的採購。原因在於台灣本身也在發展騰雲無人機、雄風二型與雄風三型陸基反艦飛彈，突然政策大轉彎，改向美國採購，無疑會影響國造武器的生產部署。特別是陸基魚叉反艦飛彈的採購數量龐大，金額極高，絕對會影響各軍種的既定建軍計畫，因此引發不小的批評聲浪。此外，這兩項軍購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拍板定案，不像別的軍購案經長期討論，整合內外部意見後才成案，所以更讓人質疑，是否又是美方強硬要求國軍採購不適合台海防禦作戰的武器？才會出現如此的轉折。不過，這兩項先後出現的軍購案，絕不能分開來看，因為這兩種系統要組合在一起，才是最致命的攻擊武器，美國此次出售的是能扭轉戰局的殺手鐧，難怪國軍會如此心動。 能扭轉戰局的殺手鐧 這兩項武器若分開來看，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雖然傳出台灣將採購的都是較為先進的型號，可以強化國軍的戰力。但國軍陸基型的雄風二型與雄風三型反艦飛彈早就已經服役部署，甚至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正在發展增程型，其速度與射程都更勝陸基型魚叉飛彈。關鍵在於美軍近年來極為強調要將所有的武器整合成一個系統，利用網路資料鏈讓戰機、軍艦、雷達、無人機、飛彈都可以即時分享資料，使戰力更為加乘。 簡單來說，美軍出售給台灣的無人機可以讓國軍快速掌握周邊海域、甚至是東海或南海的敵方艦艇動態，而隱藏在台灣沿岸各陣地的陸基魚叉飛彈，可以瞬間從資料鏈中取得這些資料，只要按鈕發射就能立刻攻擊這些艦艇，台灣若能藉此重創解放軍的海上艦隊或是登陸船團，則在這場海島防禦作戰中，已先立於不敗之地。 那為什麼台灣的騰雲無人機沒有辦法達成這樣的作戰能力，原因在於中科院所自行發展的無人機，目前還沒有辦法整合進美軍的資料鏈中，同時在偵搜能力上也還略遜一籌。美國此次要出售的是MQ-9死神無人機的最新改良型MQ-9B，台灣可能採購的是專為海洋情搜、監視、偵察所發展出來的版本。這款又被稱為海洋守護者（SeaGuardian）的先進無人機，不止擁有40小時以上的滯空能力，能夠長時間執行任務，也傳出美國將一併提供給台灣專用的衛星通訊頻道，讓這款無人機的飛行範圍，突破無線電遙控距離。再加上台灣已要求採用與P-3C反潛機同一等級，具備逆合成孔徑成像技術（ISAR）的SeaVue多重模式360度對海搜索雷達，以取代原有的Lynx雷達，再搭配MTS-B光電／紅外線偵搜系統，讓台灣的MQ-9B擁有極強的監控能力。 MQ-9B無人機讓陸基魚叉飛彈具備遠程攻擊力 以目前MQ-9B無人機的巡航高度，再加上各種偵察設備，將可以一次監控數千公里的海域，甚至在海峽中線以東飛行，就能一目了然中國沿岸的敵艦動態與軍港情況。搭配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與MQ-9B的雷達影像比對，讓這款專為海上作戰設計的無人機，能提供非常珍貴的情報。視距外作戰最強調「看得到才打得到」，MQ-9B無人機只要一升空，台灣的陸基魚叉飛彈系統就擁有超越地平線的視野，讓海軍能「看得到」。軍方雖然為陸基魚叉飛彈採購案取了一個低調的名字叫「岸防巡弋飛彈（Coastal Defense Cruise Missile , CDCM）」系統，卻暗示台灣所購買的很可能是魚叉反艦飛彈Block II+，甚至是擁有更遠程攻擊能力的增程型魚叉反艦飛彈Block II+ ER。由於這兩種構型的飛彈射程都很長，已等同於巡弋飛彈，而讓海軍能「打得到」。 其實波音的魚叉飛彈系列從Block II構型開始，就已經擁有初步的「海岸目標壓制模式（Coastal Target Suppression Mode）」。台灣空軍所配備的AGM-84L空射型魚叉反艦飛彈，就屬於Block II構型，可以攻擊敵方海岸線上的重要目標，如對海搜索雷達、陸基反艦飛彈、港口設施，甚至是停泊在港內的艦艇。隨後發展出來的Block II+ 構型，進一步強化了導航與識別船艦的性能，讓飛彈能更準確地飛抵目標區，不易受到地形地物或敵方干擾、大幅提升反艦與攻陸的成功率。還引進了「聯網武器（Network Enabled Weapon , NEW）」的概念，讓魚叉飛彈在發射升空後，能直接接收所有友軍單位資料鏈所提供的即時資訊，修正飛行路徑與目標資料。這代表在空中的MQ-9B無人機也能提供敵方的最新動態，給予發射後的魚叉反艦飛彈，以增加命中率。 無人機變成飛彈的眼睛與耳朵 過去飛彈所採用的資料鏈，大多是與發射者的射控系統做雙向連結，在飛彈發射以後，可以透過這個資料鏈，繼續取得最新的資料。 雖然說發射魚叉飛彈的軍艦或戰機，本身也可以透過資料鏈，與附近友軍交換最新的作戰情資，但是隨著飛彈射程越來越長，這些資訊還要透過在後方的軍艦或戰機中轉，效率較差。同時發射了魚叉飛彈的軍艦或戰機，可能還要繼續接戰，或是受到干擾，甚至被擊毀而失去中轉的能力。 新的聯網武器系統，則可以避免這個問題，讓發射以後的每一枚飛彈都能不斷從友軍單位接收最新的敵方情資。這除了更有時效性外，多個資訊來源也可以進行比對，將敵方干擾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大幅增加飛彈的抗干擾能力與攻擊成功率。這種聯網武器的概念，等於是讓戰區里的所有機艦、無人機都變成飛彈的眼睛與耳朵。 台灣過去花費巨資投資「博勝案」，建置Link-16資料鏈系統。包括海軍的主力作戰艦艇、空軍的IDF與F-16V戰機、P-3C反潛巡邏機、地面防空飛彈系統，都擁有即時交換作戰情資的能力。但這些已安裝Link-16資料鏈的武器系統，有些用於對空、對海作戰，有些是固定於台灣本島的裝備，都比不上MQ-9B的強大機動偵搜能力。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無人機有不怕傷亡的優點，在戰時可以冒險靠近敵方海岸，獲取更詳細的資料，並引導陸基魚叉飛彈發動攻擊。特別是台灣極有可能會購買Block II+ ER構型，其射程已提升到240～300公里之間，打擊範圍更廣，也更能深入海岸線。若未來分別部署於台灣南北端，則中國東南沿岸的大半港口都在射程內，還能封鎖台灣海峽的南北出入口，讓敵方艦艇不敢在台灣附近海域集結，大幅降低海上威脅。 雖然購買MQ-9B無人機與陸基魚叉飛彈，一定會排擠其他國造武器的研發採購預算，但對於國防自主也不一定完全沒助益。 台灣採購MQ-9B無人機後，國軍可以參考其操作介面與使用情況，進一步改善自製的騰雲無人機。擁有衛星通訊操作能力MQ-9B無人機可以負責中、遠程的偵搜任務，讓操作距離較短的騰雲無人機與銳鳶無人機執行近海巡邏。雄風二型反艦飛彈與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雖然無法與MQ-9B無人機直接連線，不過MQ-9B無人機偵搜的資料，還是可以透過國軍的作戰系統或Link-16資料鏈，傳遞給雄二或雄三的發射單位，雖然在時效上無法與陸基魚叉飛彈相比，但可以讓雄二或雄三擔任第二波打擊，甚至能評估第一波飛彈攻擊結果後，調整第二波攻擊，發射雄二E巡弋飛彈或由戰機發射萬劍彈來壓制敵方的岸上目標。 美軍開通資料鏈可能比真正派兵有用 除此之外，台灣社會常常在討論若台灣遭到攻擊，美軍是否會來救援。不過美軍出兵的定義為何？卻比較少人討論。或許多數台灣人會認為，美軍救援台灣要像過去的96年飛彈危機一樣，派出航空母艦戰鬥群、或是真的派出美軍士兵踏上台灣土地，才算是真正伸出援手。 只是隨著軍事科技的發展，現在開通資料鏈的連結，可能還比真正派兵來台灣還有用。 在中、美關係陷入緊張後，美國的偵察機不斷出現在東海、台灣海峽、南海與巴士海峽附近，美國海軍的P-8A巡邏機能偵巡廣大的海域，空軍的E-8C不止有指揮管理的功能，也具備極強的地面情搜能力，陸軍的ARTEMIS偵察機更能快速標定敵方地面目標。若戰時美軍願意分享這些作戰情資，利用資料鏈即時傳輸給台灣，引導包括陸基魚叉飛彈在內的武器進行攻擊，將讓台灣的勝算大增。 就因為MQ-9B無人機與陸基魚叉飛彈的組合，擁有非常致命的打擊能力，也被視為是美、台進一步軍事合作的基礎，因此讓國軍的建軍計畫出現大轉折。無可諱言地，這會影響之前努力追求的國防自主能力，但在外敵當前、國際情勢遽變的情勢下，台灣一來急需更先進的武器，在短時間內快速提升防衛力量，二來與美國加強軍事合作，也是確保台灣安全的重要國家戰略，因此這筆軍購案不能單純從軍事的角度來評估。 而即使分開來看，MQ-9B無人機若能運用得當，也將大幅提升國軍對周邊海域與中國沿岸的掌握與偵搜能力。 陸基魚叉飛彈的高機動部署能力，也讓台灣擁有另一套不易被解放軍摧毀，可用來伏擊中國登陸船團的最後王牌。這是台灣在短時間內能快速取得，發展不對稱戰力的武器系統，是兵凶戰危的情勢下，所不得不為的投資。 發展不對稱戰力的必要投資 在這一波國際情勢的轉變下，台灣又獲得了採購武器的良機。上一次是蘇聯瀕臨解體之時，中國爆發64天安門事件，導致國際紛紛對中國展開制裁，也對出售武器給台灣開了綠燈。當時台灣從法國購買了幻象2000戰機與拉法葉艦，稍後也從美國購買了F-16A/B Block 20戰機與諸多武器，讓台灣在那幾年不斷蟬聯世界第一大武器進口國。 但從事後來看，當時國軍擔心機會轉瞬即逝，因此一次從法國購買太多幻象戰機所使用的空對空飛彈，導致後來同時過期，另外一些武器的採購也缺乏長遠規劃。 在此次美國又大舉對台軍售之際，政府與國軍目前最需要努力去做的，是擬定輕重緩急，仔細思考防衛嚇阻的迫切之需，儘力爭取工業合作與技術轉移，在台灣本地建立維修檢測能量，同時詳細向國人說明，以爭取支持，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 （※作者為軍事研究者，全文轉自上報）
自從習近平在7月提出「國內大循環」政策以來，吸引許多目光。所謂「國內大循環」者，即希望解決中國過去因採用「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而使當前經濟成長受到箝制的問題。所謂「兩頭在外」是指「技術與資源在外」與「市場在外」（如圖1（A）所示）。過去中國發展模式主要依賴國外的技術、人才、資源，將這些生產資源引進中國後，利用便宜的人力製造成商品後銷往國外。整個商品製造核心技術、研發、專利、市場行銷等附加價值較多的部分都在國外，而中國僅賺取微薄的加工費用。 （A）兩頭在外模式（B）國內大循環模式（資料來源：汪哲仁整理繪製自公開資料） 受到美中貿易戰與COVID-19疫情的影響，中國不僅面臨國外市場萎縮，更受到美國技術與專利的限制，使得中國無法獲得生產所需的零組件，甚至中國企業受美國施壓，致使經濟與國家安全受制於美國。在中國有14億人口龐大市場與過去幾年科技技術大幅進步的經驗下，強調自力更生的國內大循環戰略乃不得不的選擇。在此政策下，強化國內市場規模，降低但不放棄國外市場比重，而關鍵性生產技術則透過其國內市場來扶持以自主研發，如圖1（B）所示，重點市場與技術雙雙往中國國內移動，形成國內循環。 消費刺激難有成效 為了彌補國外市場需求的萎縮而希望以國內市場取代之，原本無可厚非，但是中國經濟向來並非以民間消費驅動為主，而是以投資驅動為主。過去幾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民間消費佔比略少於4成，政府支出亦略少於兩成，投資大約保持在42-45%，剩下的凈出口僅佔個位數。 但是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中國民間消費很難有所增長。若以李克強的「能消費、願消費、敢消費」之消費三段論來看，農村地區受限於收入有限而不「能消費」，都市城鎮的中產階級則或因疫情、或因出口不振、失業增加導致對經濟前景與未來收入悲觀而不「願消費」或不「敢消費」。因此，透過增加農村收入與強化都市居民消費信心有助於提振消費。 雖然中國國發委在今（2020年）年3月份提出六個方面、十九條政策措施以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且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雖優於預期，但民間消費力道依然薄弱，零售銷售連續7個月收縮，4-6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依然連續下探。 由此可見，短期消費刺激政策難以立竿見影。在消費難以提振的情況下，預估中國還是會回到以投資來拉動經濟的老路。因此，我們可以從「十四五（2021-2025年）規劃」看到中國持續推動新基建與5G布建計畫，以及將耗資10兆人民幣發展第三代半導體計畫。但是可能就如過去中國政府大力扶植的鋼鐵、風電、太陽能產業一樣，這些新推出的計畫可能也會發生產能過剩、爛尾樓的不利情況，例如近期成都格芯與武漢弘芯分別傳出財務問題，讓中國發展半導體技術的前景蒙上陰影。 制度性的改變緩不濟急 不論是要拉抬消費，或是技術生根，都會牽涉到體制的改革。例如要刺激農村經濟，不能只靠類似家電下鄉或是改善網路品質，最主要還是要能活絡農村土地與人力的流動，讓農村生產力能得到釋放。例如今年年初《土地管理法》修正後，雖然放寬了農民集體所有之土地使用權，但是出讓這些使用權的門檻還是相當高，需要「在符合規劃、依法登記，並經本集體經濟組織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村民代表同意的條件下」，方得出讓。 放寬人口流動則又衝擊到當前的戶籍制度，增加都市城鎮政府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險、養老、衛生等諸多方面的負擔。若要發展半導體製造或是設計產業，除了要加大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外，對於自由、開放創造與顛覆性的想法也需要加以包容。 商業秘密（Trade Secrets）與藥品相關智財權因受到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商影響而被列為最重要優先法案，卻反而更進一步延宕了專利法、商標法等法案修訂。雖然當前中國推動這些制度性改革難度甚高，但是打造一個具開放、創造、自由與民主的社會以提升經濟，可能才是中國政權本質上難以接受的改變。 （※作者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決策推演中心助理研究員，本文授權由上報刊出。）
蔡霞事件：第二種忠誠的餘暉 月前，原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因一段錄音檔突然被開除黨籍，並取消退休待遇，不只養老金連存款都被凍結。蔡霞事件也是2020年任志強案的餘波，地產大亨任志強在今年三月發表了《剝光了衣服堅持當皇帝的小丑》的文章，本月22日被判囚18年，蔡曾為任聲援，另外一次任志強案是在2016年，任志強在微博上質疑媒體姓黨的論調，被處被留黨察看一年。蔡霞更早涉足的是2014薛蠻子案件和2011年的政改建言，在以上幾件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事件中，蔡霞都仗義執言，加之黨校教授和紅二代的身份，讓體制認為蔡霞是「扔掉紅旗反紅旗」、「妄議中央」，遂決定警告轉整肅。 由於蔡霞非官非商，又系巾幗，不便承襲故智以貪腐、行賄或桃色進入行政與司法程序治罪，故採用在組織上除名的形式，藉以嚇阻體制內知識精英的離心與反叛。 對蔡霞的黨紀懲處是中共「以福利換取順從」和「以經濟手段整肅思想」的慣常操作。由於體制即便在市場化的年代依然包攬了大部分關鍵領域，便以此為後盾迫使知識分子服從，反右與文革時就曾有扣發工資、降低待遇的先例，較近的還有孫文廣和楊繼繩等人的例子。法理上來講，政府部門無權取消退休金，退休金是公民合法勞動報酬的一部分，退休者的言行不應該影響退休後的養老待遇，這種「挾退休金以令教授」是公然侵犯財產權。 對於蔡霞事件，輿論有三種典型的看法： 第一種則是認為蔡霞吃飯砸鍋，不履行黨員義務，理應被罰； 第二種是讚揚與體制決裂的勇氣，同情被中共處罰的遭遇； 第三種則是認為蔡霞首鼠兩端，是被家法處置的既得利益者，前期佔有體制恩庇下的實利，後期又轉而竊據道義制高點，故不值得同情。 第一種看法不難判斷，吃飯砸鍋論缺乏納稅人的常識，政府之於民眾不是主僕關係而應是被委託者與委託人的關係，納稅人有權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 吃飯砸鍋論和蔡霞也是兩種忠誠的縮影，「勤勤懇懇，謙虛謹慎，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這是「第一種忠誠」，即誓作馴服工具的「服從」取態，也是體制試圖讓所有成員保持的狀態；而「明知危險，仍圖以螳臂擋車之力，去挽救向危險的斜坡下滑的黨國的巨輪」，這是第二種忠誠，即認同理想目標但反對當下的手段，試圖同時保持「忠誠」（和真正的異見者相對）和「誠實」（和奉承迎合的盲從相對）。 縱覽被開除前蔡霞的言論與文章，不乏以子之矛陷入子之盾的思路，即用宣傳所標榜的話語對沖現實的行徑，希望藉此平衡「極左」勢力，本質上仍未跳出中共的意識形態理論框架，對黨國一腔赤誠卻被黨國認為是不忠，參與制造體制的零部件，同所參與締造的體制衝突，這樣的軌跡讓人不禁想到已故作家劉賓雁，兩人都曾身居體制內的要害部門，劉賓雁是前《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記者，兩份分別是中共中央和共青團的黨報，而蔡霞也曾是中央黨校的教授；劉賓雁在八〇年代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報導文學作品，揭露與批判墨吏醜態，蔡霞也多次在公共事件中仗義執言；兩人的敢言也都最終不見容於當局，八六學潮後，劉賓雁作為欽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被開除出黨，也都同樣流亡美國。 相較於第二種「肯定論」與第三種「不值得肯定論」，筆者認為第二種忠誠的視角是對被開除前蔡霞恰如其分的評價，在一片阿諛頌聖之聲中與組織壓力之下依然保持獨立與批判姿態，這種風骨值得讚揚。 在被開除出黨後，蔡霞的思想軌跡也和劉賓雁一樣經歷了諫諍到決裂的質變。迷途知返固然也值得肯定，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也有一開始就未對體制抱有幻想和恩庇的變革派，他（她）們追求社會公義的路上對體制的認知更加徹底，遭到權力的打壓的程度更深，卻被輿論冷落乃至遺忘，蔡霞比盲從的「黨知」認識和道德上水平上要高，但和變革派相比在卻顯得渺小和晚進，這種「小大之辨」在評價蔡霞上是也不應被忽視。 對於前期利益既得的道德原罪，筆者認為不必苛責。 首先，蔡霞的「既得利益」有兩點來源，一是紅二代出身，二是黨校教授職務，前者不可選擇，蔡霞本人在受訪時也不諱言紅二代的原罪所在；後者有一定道理，但考慮體制包攬一切的先定條件，只要在體制內就職，幾乎可以說都是廣義上的「既得利益者」，區別唯在部門與層級。因為有限市場化又維持專政的結構下，市場化的成果被體制本身系統性地汲取，藉以維繫對體制群體控制，一定要說缺憾也不在於蔡霞與體制的依附關係，而在於黨校職務對認知的遮蔽。 蔡霞受訪和發文里還存在著認識上的不足，她所批評的習政，很多做法行之久矣，和江胡時代相比只是強度、側重上的「策略」之別而非「本質」的差異，將其理解為「左轉」和「倒退」筆者認為並不準確。 「倒退論」忽視了兩段的承接關係，例如網格化維穩、大外宣等在此前已現端倪；而「左轉論」也失之簡單，體制既要維繫專政制度，又要以市場化鞏固前者，這種二元結構註定無法有蔡霞和一種改良派所期待的主動政改，和文革相比目前沒有直接動員群眾的特徵，而是既有基礎上的補強，嚴格意義上體制內的改良派與極左派早已合流。 以上是認知層面的遺憾，蔡霞對體制的反思相對有限和狹窄，進一步看，即便是有限的反思和另類的忠誠，體制也不能容忍，將其視作異端與妄議，蔡霞的出局也標誌著炎黃春秋事件後體制內健康力量幻象和幻想的再次終結，在乾旱而貧瘠的土壤里，蔡霞的呼號將成為第二種忠誠的絕響與餘暉。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