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法生效引發「長臂管轄」與跨境鎮壓爭議
2026 年 7 月 1 日
虽然川普总统感染COVID-19是世界各大报的热门新闻，但大多数媒体也注意到最近北京的诡异棋局：习近平不但重判了任志强，被解读为和他的基本盘红二代们翻脸了；而且这几天又抓了王岐山的左右手，被解读为和自由派精英们翻了脸。他是不是觉得，靠马屁精们就可以当独裁者了？ 王岐山为习近平打击政敌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习近平翻脸不认人，港台媒体不禁为他喊冤。可是这是规律。刘少奇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立下了汉马功劳，结果死在毛的监狱里；林彪为共产党打天下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劳，结果飞机坠毁在蒙古戈壁滩上。王岐山冤吗？符合规律而已。 我认识这个世界上不少的国家领导人，发现一个规律：上台前后不完全是同一个人了。他们自我膨胀的程度不等，但六亲不认，说了不算倒很正常。就好像猴子当了猴王之后，毛色都不一样了。这还是民主国家。反观历朝历代的独裁者们，那就是他们基因里潜藏的兽性开始发作，各种残忍荒淫无道的事情逐渐显现。 所以，东西方的发达社会都逐渐发展出对君主们的限制和制约，防止权力太大导致兽性大发，胡作非为。这种对权力的制约发展到现代，就是民主体制。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权力才被最有效地管制起来，不会给个人带来无妄之灾，兽性膨胀也会四处碰壁，权力不再是对社会的危害。 为什么毛泽东和习近平，都会对他们最好的朋友和最重要的支持者残酷无情呢？因为王者的自我膨胀让他们不能忍受反对意见，甚至稍微不敬也会被无限放大，成为对独裁的威胁；已经膨胀的内心绝对不能容忍，正所谓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必欲除之而后快。 普通人有这种情绪，被环境等等因素限制不能实现，个别不明智的人就会受到社会的惩罚。而独裁者不被惩罚的环境，正是他们大发兽性、胡作非为的原因。刘少奇以为毛泽东看在过去的功劳上，会放他一马。他在毛的门前徘徊了很久，结果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林彪就知道和独裁者之间没有什么友情、温情或功劳，也无法讲理，只能以武力反抗。 这就是专制政权往往是被暴力推翻的根本原因。而民主政权把推翻政府当作宪法执行，定期更新政府，避免无限期执政制造出独裁，且不把得民心者得天下寄托在所谓的明君身上。由人民投票选择领导人和大政方针，从根本上避免了暴力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和财产人口的损失。 但是专制政权和独裁者们也不是傻瓜，他们有一套维持自己统治的方针政策。除了忽悠加镇压之外，就是人才管理的逆淘汰制度，以便确保没有反抗的力量产生。邓小平时代就把党内政治改革的力量消灭掉了，习近平有过之而无不及，屠刀已经杀向了他自己的政治基础。 无论红二代还是老百姓，无论大资本还是小职员，包括中国那将近一半的穷困人口，都已经认识到民主法治的优越性。他们既要求有富裕的生活，也要求自由和尊严，更希望得到人身保障的权利。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推翻独裁专制统治，就只能行使他们暴力推翻暴政的权利。从林彪式的政变到华国锋式的政变，以至于陈胜吴广式的造反，符合咱们中国政治文化传统。 可笑的是围绕王岐山等官僚生存的一小部分所谓的精英，一贯嘲笑人民以暴力推翻暴政的权利。可是现在王岐山们还有什么选择呢？一群敢怒不敢言的懦夫们召开的中央全会吗？看上去没什么希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澳洲与中国关系持续恶化之际，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日前报导，澳洲智库学者周安澜（Alex Joske）以及大学教授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已被北京禁止入境中国。不过两位关注中共统战与渗透的学者闻讯皆表荒谬，因为基于安全理由，近年本来就没计划要去中国。 根据英国《卫报》指出，周安澜为澳洲知名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研究员，汉密尔顿为查尔斯史都华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公共伦理哲学教授，中共鹰派官媒《环球时报》称他们为“反华学者”。 《环球时报》并未提到禁令原因，然而澳洲《悉尼晨锋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9月24日指出，这是对澳洲不久前以“国家安全”因素撤销中国学者陈弘（Chen Hong）与李建军（Li Jianjun）签证的报复行动。 对此，《路透社》9月24日报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欢迎外国人士来华学习、工作和生活，但坚决反对任何打着学术幌子，蓄意抹黑攻击中国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共产党为你发声？ 今年6月9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曾经发布报告，揭露中共政府如何透过统战系统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题为《共产党为你发声》，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报告指出，中共除了在国内与特定组织代表进行“选择性合作”之外，也会代表这些组织发言支持中共，藉以强化中共政权合理性。 周安澜正是负责这份报告的研究员，这份耗时年馀的报告发现，中共政府也利用统战系统中的许多组织，将势力扩张国际，包括深入影响他国政党、华人社群、跨国企业，并且破坏他国内政与社会凝聚力、分化种族与族群意识、进行间谍行动、剽窃科技成果。中共情报单位、大学、媒体、国营企业、外交部门，甚至特定民营企业，都是中共统战系统的一员。 周安澜曾向《德国之声》强调：“这份研究显示，中共统战系统所涵盖的范围比我们想像还广，超越中国统战部负责范畴。除了统战部之外，中共政府透过各种机构推动统战工作——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所未察觉的。”“我预期中共接下来也会借由统战部加强扩张全球势力。” 周安澜的研究显示，中共统战系统活动主要分为资讯搜集、科技转移以及学术影响力，这些活动都被中共纳入“扩大中国政治影响力”之范畴。并强调“此类型的政治工作，显示中共透过统战干预世界各国事务，所以对各国而言应该是警讯。” 周安澜当时表示全球对中共统战系统的认知仍十分有限，并且强调，各国在反制中共统战时，必须要将范围扩大至政府、公民社会以及华人社群。 周安澜去年曾经发表《中国国防大学追踪器》报告，揭露中国大学与中共军事与安全之紧密关系；在今年初台湾总统大选之前所爆发的王立强投诚事件，也曾经提供关键讯息。 汉密尔顿出书震撼中南海 此外，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美国耶鲁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汉弥尔顿教授，早在1994年创办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The Australian Institute），并且曾任执行董事长达14年。 汉密尔顿因为在2018年出版《无声的入侵：中国因素在澳洲》（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一书，阐述中共多年来在澳洲产官学媒各界的积极渗透，以及对华人社区的控制，竟能借由影响只占澳洲人口5%的华人社群影响澳洲大选与国政，书中并且勇于揭露许多涉及中共利益的澳洲政商产学名流与退休政客，备受国际瞩目。 去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无声的入侵》中文版在台湾出版，中共当局恼羞成怒，批评该书“诋毁中伤、毫无用处”——显见该书影响力已经震撼中南海。 今年汉弥尔顿再接再厉，提醒世人中共的无声入侵早已超越澳洲、扩张全球。汉弥尔顿与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GMF）亚洲专案高级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合著新书，阐述中共积极利用其意识形态与专制模式“重整世界”，提醒世人齐对中共提高警觉，书名为《隐藏的手：中共如何重整世界》（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暂译）。 汉弥尔顿曾在今年6月25日于加拿大智库MLI（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主办的网路研讨会上警告，中共正在改变世界秩序、威胁世界，然而各国精英对于中共的统治广泛地无知与天真，这是危险的错误。 在美国以及世界多国权威人士热心奔走警告之下，近两年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统战渗透等“中国因素”趋于敏锐。其中澳洲在饱受中共威逼利诱之际，今年四月意外成为COVID-19爆发后第一个公开主张应对中国追查病源以及咎责的国家，也因此惹怒北京。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9月26日在75届联合国大会预录演说中，重申坚持追查COVID-19病源，再度令中共绷紧神经。 今年6月底，新南威尔斯州上议院议员莫索尔曼（Shaoquett Moselmane）与其华裔顾问张智森（John Zhang）遭到澳洲警方搜查，警方在调查中共渗透澳洲政坛的过程中，发现张智森与中共外交人员的秘密通讯涉嫌渗透。这是澳洲于2018年通过“反外国干预法”之后，澳洲警方与安全情报局（ASIO）首次针对中共渗透的联合调查行动。张智森可能面临15年的监禁。 澳洲对中共渗透的警觉、呼吁以及调查行动已逐渐展开，如今中共对周安澜以及汉密尔顿的禁令，反而是为澳洲甚至全球人士，敲响中国已经不再安全之警钟。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关注时局之平衡资讯与风险扩散效应。曾任网路行销投资高管。台大政治系毕业、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于哈佛大学研修电商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email protected]。全文转自上报）
九月初以来，美国国防部承包商（SOS International），基于对美国国安的威胁，建议将中国的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SMIC, 0981.HK/ 688981.SH），列入实体清单的一篇报告，又再次搅乱了两岸半导体产业的一池春水，从而也带动了八吋厂因产能吃紧的涨价效应，驱动联电（UMC, 2303.TW/ UMC.US）及世界先进（5347.TW）短期内股价的上扬。 对美方制裁中芯，拖慢中国半导体自制的步调，普遍认为是势所必然，然而在时间点的选择上，美方迟迟不动手，我认为有其积极意义。个人不认为美方会立即采取制裁举措，而目前的意图为：释出风向，来加剧中国对缺芯的紧张，进而吹大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泡沫，之后再戳破。 中芯正走上华为的老路 观察这两年美方精准打击华为的过程，除了逐步下调技术成分限制，藉以进行政策的预告，协助降低美方企业的脱钩阵痛，这过程其实也吹大了华为的库存泡沫。而华为的补充禁令，除了将其智慧型手机事业斩首，华为也面临剧烈的库存去化问题，同时标志中国过去对华为的补贴及市场保护，打了水漂。 若将同样的脉络放在中芯身上，释出中芯将会被制裁的风声，在企业内部经营的层次，除了引导与中芯合作的美国厂商逐步从中芯撤单，也会加大中芯对其上游设备及耗材厂商采购，增加战备存粮的同时，也提高了制裁发生时的损失程度。而在中国半导体产业层次，在急于找出替代方案的同时，将扩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若再次证实不能有实际的产出，不无为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破坏的可能。 而中芯吹泡泡的作为，除了从年初以来对半导体原物料的大量采购，还有更为积极的融资活动上。我们曾聊过中芯在A股IPO的融资决策，本质上也是这个泡沫的表征。一个中国倾全国之力支持，发展了二十年的晶圆代工企业，居然还要靠政府补贴才得以有盈馀，而这样败絮其中的公司却可以在相对封闭的A股市场，享受著近两百倍的本益比，该次IPO所发行的股份，竟可以对应筹集到近一千五百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中芯被美方的全面封杀若具体落实，这些试图“炒新”的中国股民，将再次沦为被割的韭菜。 中国债务陷阱高筑 但从近期恒大地产（3333.HK）倒闭危机来看，中国可能也是奄奄一息，没有多少馀力再来吹泡泡了。以恒大向广东市政府发出的红头文件来看，恒大截至今年六月底负债高达8,355亿人民币，而即将到期支付的战略协议“对赌条款”，将让其战略投资人得以赎回1,300亿人民币的借款，恐会成为压垮恒大这个负债比率高达82%的房地产企业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个破产事件，最终是以国务院副总理层级协调其战略投资人放弃回购条款，暂解燃眉之急，但这种直接将对恒大的债权转成普通股股权的“债转股”做法，对这些战略投资人的权益伤害甚大。 然而在国家大义的前提，以及恒大若直接宣布破产，其与恒大的战略投资协议恐直接打水漂，恐怕也是没有选择之下的选择。而从中国官方的做法来看，也可以看出其自承经济体质之脆弱，而恒大高杠杆所造成的低风险承受能力，恐也不是中国企业的特例，对于中国是否还有馀力进行大规模的半导体投资，我认为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以今年中国蔚为政绩的IPO金额及中央及地方债的承销金额来看，中国新一轮泡沫已开始吹涨。在沪深一级市场（上交所＆深交所）来说，截至今年第三季，共融资了12,23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为近十年新高。而同期债券的发行额高达42.25万亿元人民币，为中国2019年GDP的近半，与去年同期成长了25%，其中国债成长了60%，而地方债的成长幅度也高达35%。 中国兴起新一波半导体投资潮 由于中芯可能接续华为被制裁等事件接踵而来，从而彰显了中国科技实力之脆弱，也从而揭破中国官方对其国民大内宣的虚伪造假程度。一个谎言被揭破后需要讲更多的谎言来圆，坦承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之后，中国宣示不能坐以待毙的做法只能是启动新一轮的半导体投资，据报各级政府宣示将在未来五年内投入总额达9.5兆的人民币来发展半导体产业，此举将榨出中国人民的最后一滴血。 事实上，中国的确正呈现著新一轮的半导体投资狂热，从半导体猎人头的人力需求困境来看，不可讳言中方的政策宣示，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起了很强烈的指引作用。据中国财经数据库IT桔子的报告，2020年第二季，中国国内晶片领域的投资交易高达46 件，总金额达到 304.5 亿元人民币，从年初至今（Q2），跟晶片相关的新注册企业，超过2.5万家。 然而中国半导体产业毕竟欠缺自主研发的能力，在半导体这个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缺乏长期且高密度地资本投入，唯一可行的发展途径，只能走窃取他人技术一途，这在承平时期或许还能做到，但在目前两强相争的高度提防之下，注定徒劳无功。而美方或许可以让子弹多飞一会，再以全面封杀的方式，让这波中国的半导体投资再次破灭，对倚赖经济发展作为统治正当性的中共政权来说，伤害将更为巨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于2018年3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著中外媒体信誓旦旦地说：“中国的创新成就一不靠偷，二不靠抢”，“而是13亿多中国人民靠智慧和汗水奋斗出来的”，如今看来是格外地讽刺。 （※作者为前美系外资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陆股及多重资产等领域，现职为金融科技新创副投资长，并管理“若伊时评”粉丝专页，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对于时事的想法。作者及所属之公司在撰文当下，已持有本文所提及的联电（2303.TW）之空方标的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利益冲突议题请本文读者知悉。唯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读者请勿单纯以本文为依据，请多方涉略后审慎地进行投资决策。全文转自上报）
这几天，中国最大的新闻是“超级杨白劳”倒逼“黄世仁”的消息。国内网站做的标题很出彩：恒大求救报告，轰动整个地产圈：不救我就死给你看！此时此刻，除了图片之外，所有关于《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专案的情况报告》之资讯，全都已经404。 我的兴趣不在此事真假（我倾向相信恒大确实发过这个报告），也不在于恒大是不是与政府勾结的“奸商”（中国政商关系决定了依靠不上政府、傍不上实权官员的商人不能成功），更不在意“奸商威胁政府”应不应该，我在意这报告威胁的内容，以及恒大为何断定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软肋”。 恒大如何认定党爹央妈的痛点？ 恒大说，如果不能如期完成重组，将引发严重问题，一是资金链断裂，1300多亿负债将无法偿还；二是恒大负债8355亿，涉及银行、信托、基金类金融机构171家，会引发交叉违约，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三、严重影响上下游企业8441家，导致部分企业面临破产风险，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四、影响恒大的792个专案，涉及331万人的就业，204万业主的烂尾楼。 听起来，后果非常严重，条条直击中央政府实施了三年多的“六稳”、“六保”之经济国策，这“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所谓“六保”是2018年两会中提出来的，是“六稳”的加强说明版：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住了就业、基本民生和市场主体，就能保证居民有收入，才能拉动消费、扩大市场需求。守住“保”这一底线，才能稳住经济基本盘。 恒大学习中央文件非常认真，知道党深深懂得：企业死了，也就没了市场主体，既没法偿还银行欠债，还导致员工失业；失业员工当然会断了收入，结果只能减少消费，无从扩大市场需求，“消费堵点”就横亘在那里，没法疏通。最后导致交叉违约，与恒大有关的企业、员工、金融机构，大家都活不成，也就没法向政府交税，“六稳”变成“六不稳”，中国经济基本盘就没法保证。 恒大确实抓住了党爹央妈的痛点，是否发挥父爱母爱，全在党与政府的一念之间了。互联网时代，雁过留痕，党爹央妈应该听到了“儿子”恒大的求救之声。 恒大只是大型房企的一个缩影 中国房地产企业之多，全球第一。在房地产业风光之时，不少企业都去开发房地产。根据2018年全国工商局的统计，在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房地产开发商一共9.7万多家，而此前每年都有房地产公司破产，2014年曾有2000多家房企倒闭，国内媒体评之为“风来了，猪也能飞上天，风停了，摔得最惨的也是猪”，将此现象称之为“房地产业大洗牌”。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2019年全年，全国合计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次数多达620次，刷新历史纪录，在2018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8%。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地产融资政策持续收紧，银保监会等机构密集发声强调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信托、银行贷款、公司债、海外债等融资管道，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部分中小房企的资金链一度濒临断裂。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2019年中小房企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年，全年宣告破产的房地产相关企业数量超过525家。专家评曰：破产名单中，基本都是不知名的中小房企，大多数只是曾经有过涉房地产业务，这样的企业破产倒闭，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相对有限。并预言今后80%的房企将倒闭，只剩下一些实力强大的房地产公司。 恒大无疑被认为是残酷洗牌后应该保留的又大又强的房企，2017年其老板许家印是中国首富，列全球富豪榜第34位。2020年初，中国媒体宣布，刚刚过去的2019年，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或许是过去十年最难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并宣称地产将进入寡头垄断，全中国大概只需要保留50家开发商；房地产行内的估算保守一些，称“未来房地产市场显然只属于前30强。”但不管是50强还是30强，恒大都赫然列在前三名。 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资料显示，2019年1～12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榜前三名分别为碧桂园、万科、中国恒大，全口径销售金额分别高达7715亿元、6312亿元、6262亿元，行业TOP3合计卖房金额超2万亿元。 那么，这么威势的恒大为什么如今告急？ 首先当然是企业体质虚弱。第一财经9月24日发表的《恒大地产四年回A路 多管道运作寻求融资突围》一文，对此有非常清楚的叙述：截至2016年底，恒大地产总资产9268亿，但总负债8655亿，扣除预收账款后的负债率82%，计入1160亿的永续债后的净负债率445%。不得已走上谋求战略投资的道路，三轮增资完成后，数家战投资金合计投入1300亿元资本金，共获恒大地产扩大股权后约36.54%权益。但是，引入战投时设置的对赌条款，也为恒大重组留下隐忧。 首先，恒大地产向战略投资人承诺，公司在2018～2020年三个财政年度净利润三年合计盈利总额达1650亿（实际上是不管经营状况支付的高额股息，犹如借贷）。其次，如果到2020年恒大地产未能完成重组深深房实现回归A股计画，战投有权利要求恒大最大股东凯隆置业及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回购相应股权，或者由凯隆置业无偿向战略投资者转让部分恒大地产股份。因过去三年内，恒大按照约定向战投者支付了高额股息，鉴于此，战略投资人同意将重组完成时间顺延一年至2021年。这意味著，如果恒大不能在2021年前重组成功，1300亿的战投股东仍有可能要求恒大及许家印履行回购义务。 这种以苛刻条件获得资金的大型房企，应该不止恒大一家。 脓疮迟早会破 房地产这个行当在中国早就面临高危状态。中国房地产能否存续，早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说白了，房地产市场关涉到三方：依靠土地财政支撑的地方政府（征地款与七通一平的资金来自银行）、依靠银行贷款支撑运转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及依靠银行贷款支付房贷的成千上万房地产买家，这三方全依靠国有商业银行一家承托，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东家，其实就是中国政府。 20世纪以来，全世界有数的百馀次经济危机，基本缘于房地产泡沫。近年来很有名的有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美国两房引起的金融危机，不太有名的西班牙经济危机，都缘于房地产泡沫。 中国房地产泡沫是世界近现代以来最大的经济泡沫，换在其它国家早就破裂。但管控经济是中国政府的强项，出于利害考虑，政府既不能让泡沫立刻破，破了谁都没好果子吃；也不能让泡沫再胀大，好比跳楼求生，楼层越高，风险越大。这些年的调控政策，就是慢慢放气让泡沫缩小，也就是让相关各方从五十层高楼往下慢慢挪，挪到哪层算哪层。 这里附带说一句，不希望房价下跌的人，包括绝大多数拥有房产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家庭财富，70%是房地产，房价下跌，家庭财富严重缩水，莫说那些身负房贷者，就算还清房贷的人，那钱包迅速瘪下去的感觉，也会导致对政府严重不满。因此，在维持房价相对稳定这点上，中国政府与老百姓的态度保持高度一致。 最后一个问题是回答一个预想：只要房地产泡沫破了，中国人的消费力就会增强，会将买房的钱投入到其它消费上。这个预想脱离了中国的现实，现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不但不会让中国人产生消费能力，反而会面临财富严重缩水、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双下降的可能。 以下几个因素是明摆在那里，回避不了：一、许多人已贷款买房，这些人还得付房贷。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公布的资料，2019年，中国的90后年轻人大约在1.7亿左右，他们的人均负债高达12.7万元。2020年1月央行在其官网发布了《2019年金融统计资料包告》，指出截止2019年12月末，2019年中国5.6亿人存款为0。二、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有五十多个，房地产业的萧条必然引致上下游产业萧条，让许多人失业。 有鉴于此，房地产泡沫破裂，对中国来说，是个牵涉到政府、银行系统、企业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噩梦，结局是既定的，摔得有多惨，则由泡沫破裂时的风险“楼层”决定。恒大对政府发出的“威胁”，其实并非“威胁”，而是即将发生的前景。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大纪元）
近日外国媒体报导，美国将出售多项武器给台湾，其中争议比较大的是死神无人机与鱼叉飞弹的采购。原因在于台湾本身也在发展腾云无人机、雄风二型与雄风三型陆基反舰飞弹，突然政策大转弯，改向美国采购，无疑会影响国造武器的生产部署。特别是陆基鱼叉反舰飞弹的采购数量庞大，金额极高，绝对会影响各军种的既定建军计画，因此引发不小的批评声浪。此外，这两项军购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拍板定案，不像别的军购案经长期讨论，整合内外部意见后才成案，所以更让人质疑，是否又是美方强硬要求国军采购不适合台海防御作战的武器？才会出现如此的转折。不过，这两项先后出现的军购案，绝不能分开来看，因为这两种系统要组合在一起，才是最致命的攻击武器，美国此次出售的是能扭转战局的杀手锏，难怪国军会如此心动。 能扭转战局的杀手锏 这两项武器若分开来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虽然传出台湾将采购的都是较为先进的型号，可以强化国军的战力。但国军陆基型的雄风二型与雄风三型反舰飞弹早就已经服役部署，甚至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飞弹正在发展增程型，其速度与射程都更胜陆基型鱼叉飞弹。关键在于美军近年来极为强调要将所有的武器整合成一个系统，利用网路资料链让战机、军舰、雷达、无人机、飞弹都可以即时分享资料，使战力更为加乘。 简单来说，美军出售给台湾的无人机可以让国军快速掌握周边海域、甚至是东海或南海的敌方舰艇动态，而隐藏在台湾沿岸各阵地的陆基鱼叉飞弹，可以瞬间从资料链中取得这些资料，只要按钮发射就能立刻攻击这些舰艇，台湾若能借此重创解放军的海上舰队或是登陆船团，则在这场海岛防御作战中，已先立于不败之地。 那为什么台湾的腾云无人机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作战能力，原因在于中科院所自行发展的无人机，目前还没有办法整合进美军的资料链中，同时在侦搜能力上也还略逊一筹。美国此次要出售的是MQ-9死神无人机的最新改良型MQ-9B，台湾可能采购的是专为海洋情搜、监视、侦察所发展出来的版本。这款又被称为海洋守护者（SeaGuardian）的先进无人机，不止拥有40小时以上的滞空能力，能够长时间执行任务，也传出美国将一并提供给台湾专用的卫星通讯频道，让这款无人机的飞行范围，突破无线电遥控距离。再加上台湾已要求采用与P-3C反潜机同一等级，具备逆合成孔径成像技术（ISAR）的SeaVue多重模式360度对海搜索雷达，以取代原有的Lynx雷达，再搭配MTS-B光电／红外线侦搜系统，让台湾的MQ-9B拥有极强的监控能力。 MQ-9B无人机让陆基鱼叉飞弹具备远程攻击力 以目前MQ-9B无人机的巡航高度，再加上各种侦察设备，将可以一次监控数千公里的海域，甚至在海峡中线以东飞行，就能一目了然中国沿岸的敌舰动态与军港情况。搭配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与MQ-9B的雷达影像比对，让这款专为海上作战设计的无人机，能提供非常珍贵的情报。视距外作战最强调“看得到才打得到”，MQ-9B无人机只要一升空，台湾的陆基鱼叉飞弹系统就拥有超越地平线的视野，让海军能“看得到”。军方虽然为陆基鱼叉飞弹采购案取了一个低调的名字叫“岸防巡弋飞弹（Coastal Defense Cruise Missile , CDCM）”系统，却暗示台湾所购买的很可能是鱼叉反舰飞弹Block II+，甚至是拥有更远程攻击能力的增程型鱼叉反舰飞弹Block II+ ER。由于这两种构型的飞弹射程都很长，已等同于巡弋飞弹，而让海军能“打得到”。 其实波音的鱼叉飞弹系列从Block II构型开始，就已经拥有初步的“海岸目标压制模式（Coastal Target Suppression Mode）”。台湾空军所配备的AGM-84L空射型鱼叉反舰飞弹，就属于Block II构型，可以攻击敌方海岸线上的重要目标，如对海搜索雷达、陆基反舰飞弹、港口设施，甚至是停泊在港内的舰艇。随后发展出来的Block II+ 构型，进一步强化了导航与识别船舰的性能，让飞弹能更准确地飞抵目标区，不易受到地形地物或敌方干扰、大幅提升反舰与攻陆的成功率。还引进了“联网武器（Network Enabled Weapon , NEW）”的概念，让鱼叉飞弹在发射升空后，能直接接收所有友军单位资料链所提供的即时资讯，修正飞行路径与目标资料。这代表在空中的MQ-9B无人机也能提供敌方的最新动态，给予发射后的鱼叉反舰飞弹，以增加命中率。 无人机变成飞弹的眼睛与耳朵 过去飞弹所采用的资料链，大多是与发射者的射控系统做双向连结，在飞弹发射以后，可以透过这个资料链，继续取得最新的资料。 虽然说发射鱼叉飞弹的军舰或战机，本身也可以透过资料链，与附近友军交换最新的作战情资，但是随著飞弹射程越来越长，这些资讯还要透过在后方的军舰或战机中转，效率较差。同时发射了鱼叉飞弹的军舰或战机，可能还要继续接战，或是受到干扰，甚至被击毁而失去中转的能力。 新的联网武器系统，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让发射以后的每一枚飞弹都能不断从友军单位接收最新的敌方情资。这除了更有时效性外，多个资讯来源也可以进行比对，将敌方干扰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大幅增加飞弹的抗干扰能力与攻击成功率。这种联网武器的概念，等于是让战区里的所有机舰、无人机都变成飞弹的眼睛与耳朵。 台湾过去花费巨资投资“博胜案”，建置Link-16资料链系统。包括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空军的IDF与F-16V战机、P-3C反潜巡逻机、地面防空飞弹系统，都拥有即时交换作战情资的能力。但这些已安装Link-16资料链的武器系统，有些用于对空、对海作战，有些是固定于台湾本岛的装备，都比不上MQ-9B的强大机动侦搜能力。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无人机有不怕伤亡的优点，在战时可以冒险靠近敌方海岸，获取更详细的资料，并引导陆基鱼叉飞弹发动攻击。特别是台湾极有可能会购买Block II+ ER构型，其射程已提升到240～300公里之间，打击范围更广，也更能深入海岸线。若未来分别部署于台湾南北端，则中国东南沿岸的大半港口都在射程内，还能封锁台湾海峡的南北出入口，让敌方舰艇不敢在台湾附近海域集结，大幅降低海上威胁。 虽然购买MQ-9B无人机与陆基鱼叉飞弹，一定会排挤其他国造武器的研发采购预算，但对于国防自主也不一定完全没助益。 台湾采购MQ-9B无人机后，国军可以参考其操作介面与使用情况，进一步改善自制的腾云无人机。拥有卫星通讯操作能力MQ-9B无人机可以负责中、远程的侦搜任务，让操作距离较短的腾云无人机与锐鸢无人机执行近海巡逻。雄风二型反舰飞弹与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飞弹虽然无法与MQ-9B无人机直接连线，不过MQ-9B无人机侦搜的资料，还是可以透过国军的作战系统或Link-16资料链，传递给雄二或雄三的发射单位，虽然在时效上无法与陆基鱼叉飞弹相比，但可以让雄二或雄三担任第二波打击，甚至能评估第一波飞弹攻击结果后，调整第二波攻击，发射雄二E巡弋飞弹或由战机发射万剑弹来压制敌方的岸上目标。 美军开通资料链可能比真正派兵有用 除此之外，台湾社会常常在讨论若台湾遭到攻击，美军是否会来救援。不过美军出兵的定义为何？却比较少人讨论。或许多数台湾人会认为，美军救援台湾要像过去的96年飞弹危机一样，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或是真的派出美军士兵踏上台湾土地，才算是真正伸出援手。 只是随著军事科技的发展，现在开通资料链的连结，可能还比真正派兵来台湾还有用。 在中、美关系陷入紧张后，美国的侦察机不断出现在东海、台湾海峡、南海与巴士海峡附近，美国海军的P-8A巡逻机能侦巡广大的海域，空军的E-8C不止有指挥管理的功能，也具备极强的地面情搜能力，陆军的ARTEMIS侦察机更能快速标定敌方地面目标。若战时美军愿意分享这些作战情资，利用资料链即时传输给台湾，引导包括陆基鱼叉飞弹在内的武器进行攻击，将让台湾的胜算大增。 就因为MQ-9B无人机与陆基鱼叉飞弹的组合，拥有非常致命的打击能力，也被视为是美、台进一步军事合作的基础，因此让国军的建军计画出现大转折。无可讳言地，这会影响之前努力追求的国防自主能力，但在外敌当前、国际情势遽变的情势下，台湾一来急需更先进的武器，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防卫力量，二来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也是确保台湾安全的重要国家战略，因此这笔军购案不能单纯从军事的角度来评估。 而即使分开来看，MQ-9B无人机若能运用得当，也将大幅提升国军对周边海域与中国沿岸的掌握与侦搜能力。 陆基鱼叉飞弹的高机动部署能力，也让台湾拥有另一套不易被解放军摧毁，可用来伏击中国登陆船团的最后王牌。这是台湾在短时间内能快速取得，发展不对称战力的武器系统，是兵凶战危的情势下，所不得不为的投资。 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必要投资 在这一波国际情势的转变下，台湾又获得了采购武器的良机。上一次是苏联濒临解体之时，中国爆发64天安门事件，导致国际纷纷对中国展开制裁，也对出售武器给台湾开了绿灯。当时台湾从法国购买了幻象2000战机与拉法叶舰，稍后也从美国购买了F-16A/B Block 20战机与诸多武器，让台湾在那几年不断蝉联世界第一大武器进口国。 但从事后来看，当时国军担心机会转瞬即逝，因此一次从法国购买太多幻象战机所使用的空对空飞弹，导致后来同时过期，另外一些武器的采购也缺乏长远规划。 在此次美国又大举对台军售之际，政府与国军目前最需要努力去做的，是拟定轻重缓急，仔细思考防卫吓阻的迫切之需，尽力争取工业合作与技术转移，在台湾本地建立维修检测能量，同时详细向国人说明，以争取支持，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 （※作者为军事研究者，全文转自上报）
自从习近平在7月提出“国内大循环”政策以来，吸引许多目光。所谓“国内大循环”者，即希望解决中国过去因采用“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而使当前经济成长受到箝制的问题。所谓“两头在外”是指“技术与资源在外”与“市场在外”（如图1（A）所示）。过去中国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国外的技术、人才、资源，将这些生产资源引进中国后，利用便宜的人力制造成商品后销往国外。整个商品制造核心技术、研发、专利、市场行销等附加价值较多的部分都在国外，而中国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 （A）两头在外模式（B）国内大循环模式（资料来源：汪哲仁整理绘制自公开资料） 受到美中贸易战与COVID-19疫情的影响，中国不仅面临国外市场萎缩，更受到美国技术与专利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获得生产所需的零组件，甚至中国企业受美国施压，致使经济与国家安全受制于美国。在中国有14亿人口庞大市场与过去几年科技技术大幅进步的经验下，强调自力更生的国内大循环战略乃不得不的选择。在此政策下，强化国内市场规模，降低但不放弃国外市场比重，而关键性生产技术则透过其国内市场来扶持以自主研发，如图1（B）所示，重点市场与技术双双往中国国内移动，形成国内循环。 消费刺激难有成效 为了弥补国外市场需求的萎缩而希望以国内市场取代之，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经济向来并非以民间消费驱动为主，而是以投资驱动为主。过去几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民间消费占比略少于4成，政府支出亦略少于两成，投资大约保持在42-45%，剩下的净出口仅占个位数。 但是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中国民间消费很难有所增长。若以李克强的“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之消费三段论来看，农村地区受限于收入有限而不“能消费”，都市城镇的中产阶级则或因疫情、或因出口不振、失业增加导致对经济前景与未来收入悲观而不“愿消费”或不“敢消费”。因此，透过增加农村收入与强化都市居民消费信心有助于提振消费。 虽然中国国发委在今（2020年）年3月份提出六个方面、十九条政策措施以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且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虽优于预期，但民间消费力道依然薄弱，零售销售连续7个月收缩，4-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依然连续下探。 由此可见，短期消费刺激政策难以立竿见影。在消费难以提振的情况下，预估中国还是会回到以投资来拉动经济的老路。因此，我们可以从“十四五（2021-2025年）规划”看到中国持续推动新基建与5G布建计画，以及将耗资10兆人民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计画。但是可能就如过去中国政府大力扶植的钢铁、风电、太阳能产业一样，这些新推出的计画可能也会发生产能过剩、烂尾楼的不利情况，例如近期成都格芯与武汉弘芯分别传出财务问题，让中国发展半导体技术的前景蒙上阴影。 制度性的改变缓不济急 不论是要拉抬消费，或是技术生根，都会牵涉到体制的改革。例如要刺激农村经济，不能只靠类似家电下乡或是改善网路品质，最主要还是要能活络农村土地与人力的流动，让农村生产力能得到释放。例如今年年初《土地管理法》修正后，虽然放宽了农民集体所有之土地使用权，但是出让这些使用权的门槛还是相当高，需要“在符合规划、依法登记，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同意的条件下”，方得出让。 放宽人口流动则又冲击到当前的户籍制度，增加都市城镇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养老、卫生等诸多方面的负担。若要发展半导体制造或是设计产业，除了要加大对于智慧财产权保护外，对于自由、开放创造与颠覆性的想法也需要加以包容。 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与药品相关智财权因受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商影响而被列为最重要优先法案，却反而更进一步延宕了专利法、商标法等法案修订。虽然当前中国推动这些制度性改革难度甚高，但是打造一个具开放、创造、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以提升经济，可能才是中国政权本质上难以接受的改变。 （※作者为财团法人国防安全研究院决策推演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授权由上报刊出。）
蔡霞事件：第二种忠诚的馀晖 月前，原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因一段录音档突然被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不只养老金连存款都被冻结。蔡霞事件也是2020年任志强案的馀波，地产大亨任志强在今年三月发表了《剥光了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文章，本月22日被判囚18年，蔡曾为任声援，另外一次任志强案是在2016年，任志强在微博上质疑媒体姓党的论调，被处被留党察看一年。蔡霞更早涉足的是2014薛蛮子案件和2011年的政改建言，在以上几件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事件中，蔡霞都仗义执言，加之党校教授和红二代的身份，让体制认为蔡霞是“扔掉红旗反红旗”、“妄议中央”，遂决定警告转整肃。 由于蔡霞非官非商，又系巾帼，不便承袭故智以贪腐、行贿或桃色进入行政与司法程序治罪，故采用在组织上除名的形式，藉以吓阻体制内知识精英的离心与反叛。 对蔡霞的党纪惩处是中共“以福利换取顺从”和“以经济手段整肃思想”的惯常操作。由于体制即便在市场化的年代依然包揽了大部分关键领域，便以此为后盾迫使知识分子服从，反右与文革时就曾有扣发工资、降低待遇的先例，较近的还有孙文广和杨继绳等人的例子。法理上来讲，政府部门无权取消退休金，退休金是公民合法劳动报酬的一部分，退休者的言行不应该影响退休后的养老待遇，这种“挟退休金以令教授”是公然侵犯财产权。 对于蔡霞事件，舆论有三种典型的看法： 第一种则是认为蔡霞吃饭砸锅，不履行党员义务，理应被罚； 第二种是赞扬与体制决裂的勇气，同情被中共处罚的遭遇； 第三种则是认为蔡霞首鼠两端，是被家法处置的既得利益者，前期占有体制恩庇下的实利，后期又转而窃据道义制高点，故不值得同情。 第一种看法不难判断，吃饭砸锅论缺乏纳税人的常识，政府之于民众不是主仆关系而应是被委托者与委托人的关系，纳税人有权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吃饭砸锅论和蔡霞也是两种忠诚的缩影，“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这是“第一种忠诚”，即誓作驯服工具的“服从”取态，也是体制试图让所有成员保持的状态；而“明知危险，仍图以螳臂挡车之力，去挽救向危险的斜坡下滑的党国的巨轮”，这是第二种忠诚，即认同理想目标但反对当下的手段，试图同时保持“忠诚”（和真正的异见者相对）和“诚实”（和奉承迎合的盲从相对）。 纵览被开除前蔡霞的言论与文章，不乏以子之矛陷入子之盾的思路，即用宣传所标榜的话语对冲现实的行径，希望借此平衡“极左”势力，本质上仍未跳出中共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对党国一腔赤诚却被党国认为是不忠，参与制造体制的零部件，同所参与缔造的体制冲突，这样的轨迹让人不禁想到已故作家刘宾雁，两人都曾身居体制内的要害部门，刘宾雁是前《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记者，两份分别是中共中央和共青团的党报，而蔡霞也曾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刘宾雁在八〇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导文学作品，揭露与批判墨吏丑态，蔡霞也多次在公共事件中仗义执言；两人的敢言也都最终不见容于当局，八六学潮后，刘宾雁作为钦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被开除出党，也都同样流亡美国。 相较于第二种“肯定论”与第三种“不值得肯定论”，笔者认为第二种忠诚的视角是对被开除前蔡霞恰如其分的评价，在一片阿谀颂圣之声中与组织压力之下依然保持独立与批判姿态，这种风骨值得赞扬。 在被开除出党后，蔡霞的思想轨迹也和刘宾雁一样经历了谏诤到决裂的质变。迷途知返固然也值得肯定，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也有一开始就未对体制抱有幻想和恩庇的变革派，他（她）们追求社会公义的路上对体制的认知更加彻底，遭到权力的打压的程度更深，却被舆论冷落乃至遗忘，蔡霞比盲从的“党知”认识和道德上水平上要高，但和变革派相比在却显得渺小和晚进，这种“小大之辨”在评价蔡霞上是也不应被忽视。 对于前期利益既得的道德原罪，笔者认为不必苛责。 首先，蔡霞的“既得利益”有两点来源，一是红二代出身，二是党校教授职务，前者不可选择，蔡霞本人在受访时也不讳言红二代的原罪所在；后者有一定道理，但考虑体制包揽一切的先定条件，只要在体制内就职，几乎可以说都是广义上的“既得利益者”，区别唯在部门与层级。因为有限市场化又维持专政的结构下，市场化的成果被体制本身系统性地汲取，藉以维系对体制群体控制，一定要说缺憾也不在于蔡霞与体制的依附关系，而在于党校职务对认知的遮蔽。 蔡霞受访和发文里还存在著认识上的不足，她所批评的习政，很多做法行之久矣，和江胡时代相比只是强度、侧重上的“策略”之别而非“本质”的差异，将其理解为“左转”和“倒退”笔者认为并不准确。 “倒退论”忽视了两段的承接关系，例如网格化维稳、大外宣等在此前已现端倪；而“左转论”也失之简单，体制既要维系专政制度，又要以市场化巩固前者，这种二元结构注定无法有蔡霞和一种改良派所期待的主动政改，和文革相比目前没有直接动员群众的特征，而是既有基础上的补强，严格意义上体制内的改良派与极左派早已合流。 以上是认知层面的遗憾，蔡霞对体制的反思相对有限和狭窄，进一步看，即便是有限的反思和另类的忠诚，体制也不能容忍，将其视作异端与妄议，蔡霞的出局也标志著炎黄春秋事件后体制内健康力量幻象和幻想的再次终结，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壤里，蔡霞的呼号将成为第二种忠诚的绝响与馀晖。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