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長聯合聲明在東海與台灣等問題上牽制中國
2026 年 11 月 12 日
習近平經歷過文革苦難，按理說他不會重演文革悲劇，但他的執政卻越來越像是在回歸文革。1981年中共曾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決議中，中共否定文革，認為它是一場內亂和浩劫。但今天的中國又提出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與毛澤東時代氣味相投。 1955年，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指出要「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實現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有朋友會質疑說，習近平的「共同富裕」與毛澤東當年的「共同富裕」具有不同的時代背景。 時代背景固然不同，但思想卻一脈相承。2018年，《湖南日報》發表一篇題為「毛澤東共同富裕思想與實踐的當代價值」的文章，文章開宗明義就說：「1955年，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毛澤東的一生都在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富強而奮鬥，在追求人民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進行了理論上的思考和實踐中的探索，人民的共同富裕也成為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文章強調毛的「共同富裕」思想，為中共當下追求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借鑒與指導」。 面對中共極權全面回歸，有很多朋友在問一個問題，習近平會把中國帶回到閉關鎖國和貧窮的毛澤東時代嗎？ 大多數朋友的觀點是不可能。因為共產黨和中國人沒那麼愚蠢，誰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但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人類作出愚蠢的選擇並不罕見。 美國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對此有深刻的洞見。他在著作《愚政進行曲》曾談到了珍珠港事件。 他說，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雄心勃勃要實現它的帝國夢想，即「大東亞共榮圈」，從征服中國開始，並逐步統治菲律賓、馬來亞、泰國、緬甸一直到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印度。當時西方殖民帝國正在為生存而戰鬥或早已無能為力，法國戰敗；荷蘭被佔領；英國自顧不暇，日本成就輝煌的時刻近在咫尺。 美國是橫梗在日本前進道路上的拌腳石。它拒絕認可日本對中國的佔領，並越來越不願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進一步的冒險行動。 1941年，狂妄的日本政府做出了一個愚蠢的決定，那就是對位於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實行毀滅性打擊，也稱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突襲行動是日本海軍大將山本提出的。他認為，日本應該「從戰爭一開始就猛烈攻擊並摧毀美國主要艦隊，從而沉重打擊美國海軍及其人民的士氣，使其一蹶不振」。但奇怪的是，他同時認為：「日本沒有希望取得對美國的最終勝利。」 支持這一計劃的意見認為，突襲行動將使美國沒有可能再對日本進行干涉，並不敢對日本採取進一步敵對行動。 但理性的聲音始終不絕於耳。首相近衛親王此時辭職了，指揮官們爭執不休，顧問們猶豫不決，天皇也悶悶不樂。當他問，偷襲是否能像日俄戰爭中偷襲亞瑟港那樣取得巨大勝利時，作為海軍總參謀長的海軍上將長野回答說，日本能不能贏都還是個疑問。 在這種並非一邊倒的氛圍中，為什麼最終極端冒險行動還是被批准了呢？ 歷史告訴我們，日本甘冒風險的原因竟然是，沒人敢於冒政治風險做出滿足現狀的提議。因為日本已經調動了戰無不勝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是法西斯政權慣有的征服一切的耀武揚威情緒。 這種衝動來自領土和版圖的致命誘惑，來自強大的自負，來自無限的貪婪，這讓日本厄運難逃。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美國孤立主義如火如荼，至少有一半人強烈支持孤立主義政策，而日本這一行動讓美國人團結起來並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參戰。 日本似乎從來沒有考慮到，對珍珠港的攻擊不僅不會粉碎美國士氣，反而會使美國團結起來。 無論是因為無知、錯誤估計還是純粹的魯莽，日本給了對手猛烈一擊，而正是這一擊，使美國毅然決然地加入了戰爭。 巴巴拉·塔奇曼指出，我們都知道阿克頓勛爵重複過無數次的名言「權力滋生腐敗」，但我們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權力也製造愚蠢；頤指氣使的權力導致思維僵化。 我們說了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是愚蠢的，但當時並非沒有人發現這個愚蠢，日本已經行駛在民族主義的高速公路上，它的路徑已經鎖定，翻車的結局是必然的。我們現在回到「習近平會把中國帶回到閉關鎖國和貧窮的毛澤東時代嗎？」的問題上，我認為道理是相同的，極權主義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閉關鎖國和重回貧窮。 第一，極權主義統治導致閉關鎖國。為什麼朝鮮的老百姓不反抗，相反供養一個奴役他們的金家王朝？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統治法寶，那就是恐怖和謊言。經過一代一代的洗腦，大多數朝鮮人相信金家王朝的謊言，從而產生對領導人的人身依附心理。當他們看見國家領導人就會瘋狂擁戴，熱淚盈眶，甚至願意用生命去保衛他們的領導人。中國人在文革中也一樣，如果沒有林彪叛逃事件，如果毛澤東也如願將權力交給他的子女，今天的中國就是朝鮮。朝鮮至今閉關鎖國，老百姓不能使用互聯網，不能出國旅遊和留學。 習近平對新疆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他害怕維吾爾人團結起來，他害怕國際社會知道集中營的真相，整個新疆被封閉起來。有朋友說，新疆是民族問題，具有特殊性。但中國其它地區又如何呢？中國人的互聯網建立了高高的防火牆已經將中國與世界隔離開來。政府正在上收居民的護照。暴力、謊言決定了極權主義國家必然要封閉信息，既不讓國內的信息傳遞到國際上，也不讓國際社會的信息傳播到中國，於是中國的大門就一步步關上了。習近平或許不願閉關鎖國，但極權與開放不能兼容，他最終不得不以各種名義關閉中國的大門。 第二，中國會重返貧窮嗎？答案是肯定的。看看朝鮮就知道什麼是飢不果腹，什麼是餓殍遍野？不是金家王朝希望老百姓貧困，而是極權主義要求黨的絕對領導，要求對社會的全面控制，要求只能有一個正確的聲音，這樣自由的市場就無法建立起來，就必然會出現短缺，短缺就需要計劃配給。 我們回想一下毛澤東時代，為什麼中國那麼貧困？因為經濟短缺。為什麼會經濟短缺？因為沒有自由的市場和交易。2018年初，人民大學周新城教授發表文章《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指出共產黨的不忘初心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而自由的市場就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公有制對應的經濟體制必然是計劃經濟，而私有制必然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基因完全不同，自然結果也截然不同。左春和先生在文章《折騰是極權政治的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中指出：由極權政治高度控制下的經濟是一種雙刃劍，一方面全部壟斷、掌控了社會資源，阻止了經濟資源向個人手中的流動，另一方面，由於沒有自由的市場因素，經濟發展會在一定時間內走入宿命，從而使權力的經濟資源面臨危機。 有朋友問，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不是在搞市場經濟嗎？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讓中國經濟崛起。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掛羊頭賣狗肉，掛著社會主義的幌子，做著資本主義的生意。現在，習近平要做社會主義的生意，自然就要更換經濟體制。有朋友說習近平搞的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他無非想保住共產黨執政地位，繼續搞權貴資本主義。但結果是一樣的。 習近平要保住共產黨執政地位就要用極權主義的暴力和謊言統治，結果就會造成中國走向閉關鎖國。要繼續搞權貴資本主義，就不會實行法治，就會壟斷國家資源，民營企業生存就會舉步維艱。民營企業的壯大會要求分享國家權力，走向民主化，於是打壓民營企業，限制他們的成長就會成為必然。習近平近來對民營企業的打壓和提出第三次分配看似損人不利己，但透過極權主義的內在邏輯，我們就會發現它的必然性。 （全文轉自議報）
每次碰到台灣的藝人、商人在中國「被台獨」，被迫要政治表態，要「被中國人」，我總是想起許文龍。奇美集團前董事長許文龍在2005年發表一篇退休聲明表示：「我認為台灣、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人民都是同胞姐妹……我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搞台獨只會把台灣引向戰爭，把人民拖向災難。」「最近胡錦濤主席的講話和『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我們心裡踏實了許多，因為敢到大陸投資，就是我們不搞『台獨』，因為不搞『台獨』，所以奇美在大陸的發展就一定會更加興旺。」 許文龍是有名的「綠色台商」，一番反台獨的言論在當時震撼了台北的政商圈。當時在立法院跑新聞的我一直覺得很奇怪，想知道這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跑去問當時的台南市立委、也是許文龍的好友王幸男。王幸男一開始面有難色，後來囑咐我如果要寫，一定要用匿名，最後我寫下了「許文龍的表態 大陸一手導演」，刊載在2005年3月30日的《中國時報》政治版，那應該是當時台北媒體最早一篇側寫許文龍真正心聲的報導。 王幸男後來回憶，許文龍在發表「感言」之前跟他同坐一車，問了他一些意見之後，竟就像個孩子似的，在車裡自顧自地嚎啕大哭了起來……。王幸男說他從沒看過當時已經年近80的許文龍這樣子，那一幕讓他終身難忘。而事實上，一直到兩年前，許文龍的助理還找上我，希望能夠「典藏」那篇區區幾百字的報導（其實我根本無權授權起）。這種種事情都顯示，許文龍多麼在意這篇「退休感言」對他人生的烙印，多麼希望能洗刷這個「污點」。 無論是許文龍或吳寶春，無論張鈞寧、小S或者是許光漢，不論他們是大老闆或小藝人，也不論他們的意識形態到底是藍是綠甚至是紅，我對於這些必須違逆個人意志，做出政治表態的當事人總是感到同情。當然，台灣是民主社會，我也尊重許多「這是你要到中國撈錢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可以不用表態到這樣吧」的政治批評；不過，我們不是當事人，加上每個施壓的樣態都不同，我們也從來不知道當事人在這過程中承受了多少的壓力。 在許文龍的個案里，他們拿著「退休聲明」要許文龍簽，許文龍不知道簽了之後奇美集團未來會如何？但是他知道他如果不簽的話，奇美一定要倒大楣，這些曾為這家公司賣命的數萬名員工生計都將出問題。同樣地，多數被公開威脅的台灣藝人、商人在中國都有一條「產業鏈」，許多人認為自己的損失可以扛，但無數跟著藝人拚命的員工會跟著倒楣失業；更不用說，在經紀公司包辦宣傳業務下，藝人根本無法主導或更改微博的公開聲明內容，「被中國人」、「被支持新疆棉」常常也只能苦吞下肚。在這過程中，難以窺見此刻這些被霸凌藝人的內心周折，一如我們是在10多年後，才得以看到許文龍當時內心的百轉千回。 回到張鈞寧的個案，她因為碩士論文題目「我國演藝人員經紀管理之法制問題」，加上「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的日期格式而「被台獨」，當然是個荒謬絕倫的指控；而所謂「兩岸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我不是台獨」，更是語法怪異，不太可能出自張鈞寧的手筆。只是，張鈞寧無從否認，也知道這一定會傷害許多台灣人的感情，你可以怪責她「為錢出賣靈魂」；但這是張鈞寧全盤衡量利弊得失後所做出的決定，也是她自己的人生選擇。而讓所有人能夠保有這樣的選擇，其實就是自由台灣之於所有人的可貴。 整件事里，最可憐又可惡的其實是那個逼小藝人、小商人政治表態的政權，他們明明知道這些話言不由衷，但卻拿來自鳴得意；他們以為謊言說了一千遍就變成真理，但其實所有人（包括他們自己）都知道這是國王的新衣；他們逼人表態看似威風凜凜，但其實是照見的是他內心空洞，根本不知所以然。這個政權要別人為它撒謊，到最後它也對自己撒謊；一個謊言構築的體制，無法埋葬自由台灣，最終卻會吞噬自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近期，習近平當局掃蕩企業界和演藝界，借口很多。借口之一，是「共同富裕」或「第三次分配」。 如果說，在當前中國的國情下，商人致富難免涉及程度不同的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但商人經商必然也有他們自己的才幹、能力和貢獻。經商致富，乃平常之理。同理，藝人致富，其中有些人或有偷稅漏稅或權錢交易之嫌，但藝人通過自己的知名度、高人氣、明星效應獲得高片酬、不菲的票房收入，以及為商家代言等廣告收入也屬平常之事。 換言之，中國商人和藝人的收入比起中共官場和官員貪污、受賄等不法所得，相對而言要光明得多、陽光得多。習近平掃蕩演藝界和企業界，何不掃蕩官場？當然，選擇性反腐不算，那是權力鬥爭。有人以為，習當局掃蕩企業界和演藝界是「殺富濟貧」，是中國歷史上殺富濟貧的又一次重演。其實，連這個都不是。不是殺富濟貧，而是殺富濟富、殺富濟官、殺富濟官府。 所謂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貧窮。因為，從演藝界和企業界收刮的錢財絕不會分給老百姓，而直接進入共產黨的國庫、黨庫，甚至直接進入權力者的腰包。在這一過程中，削平的是商人和藝人的財富，讓他們與普通老百姓趨同，唯獨肥了官府。換言之，所謂共同富裕乃是又一次強迫的財富轉移，並非從商人、藝人頭上轉移到老百姓頭上，而是從商人、藝人頭上轉移到官府。 破解這個所謂「共同富裕」的真偽太簡單，就請習近平和共產黨公布領導人及各級官員的財產，就像大多數國家所做的那樣。習當局斷然不會這麼做。於是，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只准我們富裕，不準你們富裕；只准我們特殊，你們必須平均。 所謂「三次分配」，是同樣的道理。第三次分配，就是第三次搶劫。臂如，企業家或企業的慈善捐款如果是捐給政府，那是直接搶劫，官府對企業的搶劫；如果是捐給社會，誰來接受？人民如何直接得到好處？多半情況，仍然是政府「代表」人民，中途劫奪，據為己有。 在掃蕩企業界和演藝界的同時，習當局宣稱，收回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這是中共第四次打農民的歪主意，第四次對農民土地的搶奪，巧取豪奪。 第一次，土改（1949年之前）。「打土豪、分田地」，從地主、富農手中搶奪土地，假裝分給農民，進而裹挾農民支持共產黨，加入中共軍隊；第二次，公社化（1950年開始）。中共奪取政權後，以實施公有製為名，從農民手中奪走土地，收歸黨有；第三次，聯產承包責任制（1978年之後）。為挽救崩潰的中國經濟，即中共政權賴以維繫的經濟命脈，「鬆綁「農民，賜給他們土地使用權，承包經營，但土地所有權仍屬於中共；第四次，收回聯產承包責任制（2021年）。即再次收回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 古代中國，耕者有其田。如今的共產中國，農民既喪失土地所有權，也喪失土地使用權，實為亘古未有之奇觀。 面對習當局的掃蕩、任性而為，中國社會鮮少抵抗之心，更無反抗之力，仿如阿富汗社會遭遇塔利班。在中國，歷經大半個世紀的國家恐怖主義，人民被嚇破了膽，膽顫心驚。共產黨則膨脹到極點，為所欲為。正所謂：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 習近平有信心，中國人民的奴性會任其蹂躪，足以讓他的搶奪計劃安全實施；不僅不會遭遇反抗，相反，還有喝彩之聲。仇富心態，願人窮恨人富，原本就是中國文化的負面特質，共產黨早已把它發揮、利用到極致。此時，借民粹主義鞏固自己的權位，對習近平而言，又是一樁順手牽羊的快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中國大陸瘋傳所謂「限籍令」的消息，指一些擁有雙重國籍，或者本身並非中國籍的藝人，將被大陸封殺，禁止在中國賺錢云云；由一些著名的香港藝人（如謝霆鋒），到由始至終都是新加坡籍的歌手（如孫燕姿），都在這些流傳的名單之內；當中謝霆鋒在接受中共黨媒節目訪問中，提及「看到一些評論說，你不是加拿大人嗎？」然後就回應「自己在香港出生，所以本來就是一個中國人」；再補充說「其實我也已經把退掉加拿大國籍……已經在申請了」──由所謂「傳言」到主動申請退籍，看來總有些人是認真對待未經證實的「流傳」的。 這段說話最奇怪的，就是為何「香港人」會變成「加拿大籍」，而又要「申請退籍」，而且是要去到今時今日才「申請」呢？這自然在香港成為了笑話；然而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為何居然有人會相信，或者真的會發生，這種禁止外國籍人士，在中國演藝圈工作的事情－－今次不止是「政治打壓」，而是即使平日與中共官方親密，雖然持外國護照，卻仍然表現出「愛國」的行為，也一樣會傳出「封殺」的消息呢？這和大家平日口說反對「排外法西斯」，譴責其他國家「保護主義」云云，為何大家竟然會相信，大陸會實施如此「排外」的政策呢？ 例如早前美國對部份中國留學生簽證拒簽，中國外交部就表示嚴重關切，指控這與美國自我標榜的開放自由等理念背道而馳，與國際人才交流的時代潮流背道而馳云云；那麼反過來問，難道藝人「國際化」，在「全球與國際人才交流的時代」，居然要禁止「外籍」人士在中國工作嗎？ 早前香港導演彭浩翔，被朋友爆移民加拿大，更指目前「外來人士」很難在中國大陸拍戲，指相關部門「寧枉勿縱」，除非「極有勢力」或者「已經落籍大陸長居」，否則幾乎都不用想通過審批云云；這些「傳言」後不久，就再爆出不少著名中國藝人「被消失」（如趙薇），以至其他明星被控逃稅等罪名；政府再爆「限娛令」，由禁止排行榜、流量榜，到全面審查藝人的政治立場、以至個人行為與品格云云；因此當再來一個「新傳言」，就要「限制國籍」，大家都「寧可信其有」，認為在中國大陸是自然不過的事情。 然而如果有任何外國的政府，以相同標準去對待中國的藝人或者其他人士，可以想像的就是必然被指「排外」與「歧視」，以至違反「自由」云云；即使不是政府，而只是個人的選擇行為，例如早前香港市民所發起的「黃色經濟圈」，即被親政府人士指控，是「罔顧自由市場規則、人為製造社會撕裂、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云云。 因此這句所謂「排外」，就是「國情不同」；在中國「限籍」，是理所當然，而不是「排外」，是為了「公義」；而凡海外「排外」，只要涉及華人，則必然是「排外法西斯」，以至違反一切原則與公義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海內外主流媒體輿論或自媒體觀察，眾口一詞說中國一連串的整改大動作，是習近平吹響文革2.0確保終身執政的號角，個人以為這可能犯了倒果為因的錯誤，習近平不僅沒有搞文革的本錢，而且恰恰相反，他自己就是當年文革所要打倒的當權派。 首先要了解的是，文革的本質不是要革文化的命，而是要斬掉政敵的命根子，它的背景是毛澤東的左傾激進路線搞得民生凋敝，中共七人千大會炮聲隆隆，老毛被迫退居二線，黨建組織與意識型態抓在劉少奇手裡，促生產保民生則由周恩來一肩來扛，出於權力架空被清算的恐懼，毛澤東於是串聯林彪等老軍頭反撲奪權，文化大革命不過是用來慫恿紅衛兵小將衝撞體制的幌子。 毛澤東膽敢破罐破摔，有他職業革命家收拾善後的自信，他甚至撂出「大不了重上井岡山」的狠話，千萬紅衛兵於是雞血沸騰，滿腦子造反有理，嚇得周恩來俯首貼耳，手無寸鐵的劉、鄧集團當然只有乖乖就擒。 老毛能夠得逞，建立在兩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一是槍杆子出政權，一票打天下的軍頭都是他的舊部，二是廣大無知蒙昧的群眾，與其忍飢挨餓，不如豁出去跟毛主席大幹一場，不是說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嗎？ 習近平胸中韜略雖然不如毛澤東，基本的自知之明應該是有的，如今的中國豈容他複製六十年前的鬥爭經驗？鄧小平開了一扇私有制的小門，為共產主義續命四十年，人民才過沒幾天好日子，就連胡錫進也害怕天翻地覆。也正是這些小太平小確幸，才讓今天的習近平能夠坐上大國領袖的地位。 那麼習近平最近一連串的折騰又是為了什麼？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習一尊都沒有大權旁落的跡象，李克強、汪洋也沒有當年劉少奇、周恩來的野望，整他們不需要靠群眾，換句話說，習近平的危機意識不是來自黨內競爭而是黨外造反，發動文革等於自掘墳墓。 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共一連串的反常作為便比較可以理解了，首先要面對的便是因為成長停滯與貧富分化所累積的民怨，需要一個出口，為了轉移黨國資本主罪的罪愆，抓幾個民營企業家來當黨的替罪羔羊，是個不錯的點子，「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口號，可以大大的宣洩仇富心理累加的社會壓力。至於整頓數據經濟、金融秩序、飯圈文化、教育培訓、外送叫車等行業，無非都是服從這個大目標，一句話可概括，這一切都是基於維穩的需要。 習近平胸中丘壑多深不知道，但他對黨史顯然用功過。三面紅旗大躍進搞得民不聊生，毛澤東知道有亡朝之虞，索性來個閉關鎖國，殺一批民族資本家安撫農民造反的情緒，經驗證明很管用。習近平面對「六億人月入不足一千元人民幣」的殘酷現實，國際圍堵又壓力山大，為了說服十四億人再給他十年或更久一些，只好借馬雲、馬化騰、趙薇、鄭爽們的項上人頭一用了。 我打賭，習近平沒有本錢搞李光滿想要的「一場深刻的變革」。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演員趙薇被整肅，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在《還珠格格》里與趙薇一同擔綱的台灣演員林心如。2018年，林心如在台灣自製自演新戲《我的男孩》取得文化部戲劇節目類2千萬元補助，因此遭舉報為台獨，在中國播出2集就腰斬下架。情況緊急之下，林心如發出聲明，強調以前不曾，以後也不會支持任何台獨的言論或行為，身為製作人的她甚至切割補助款是出自八大電視台行為，與她無關。 但在「台獨事件」後，林心如開始減少在大陸的演出，就連她老公霍建華也在去年12月首先註銷工作室；而在趙薇被整肅的同時，林心如也註銷了自己在東陽橫店的影視文化工作室。儘管經紀人出面回應這只是時間點的巧合，但她淡出中國市場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 林心如事件發生之時，《上報》的專欄作者盧斯達評論道：「林心如以前或現在都不曾支持過台灣獨立，但在中國眼中，你是台灣人，你就是一個台獨的潛在支持者；現在不是，將來也可能是。表面上看不到，台底下你也可能支持。」「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這是黥面者的宿命，在帝國邊陲出生的命運，一點也不輕鬆，不是講道理就能脫身。正如林心如怎樣講道理，傷害都已經造成。只要對方想，還有無數的帽子可以扣。」 其實，所謂「黥面者的宿命」不只是台灣相對於中國，精確地說，它包括在共產黨與不是共產黨之間，也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各方對於趙薇被列為「劣跡藝人名單」的原因有很多揣測，有說她對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投資太多、過從太密；有說她炒作股票，到處套利；也有人翻出她昔日穿過日本旭日旗裝等「黑歷史」。不過，種種原因都不如趙薇事件後的現象駭人。 在共產黨對趙薇「劣行」明確定性後，她的名字忽然從所有作品「被消失」，《還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等代表作不僅全部被下架，在愛奇藝、優酷、百度百科甚至搜尋不到趙薇的名字。就連趙薇昔日的影劇圈好友黃曉明、李冰冰、楊冪等明星好友們也立刻切割，狂刪與趙薇的合照，生怕惹禍上身。一個曾經是數億人關注的中國一線女星，就此人間蒸發，好像從來不存在一樣。 生而為人，總會有自由的意志。在法律規範的前提下，你會有你想過的人生，有你可以賺的錢、想要交的朋友；只要沒犯法，你不用擔心自己賺的錢會一夕之間化為烏有（財產權），不用害怕自己成為一個沒有名字身份的人（人格權），更不用煩惱曾經結交的朋友哪天會成為你的「污點」（人身保護及平等權）。 只是，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你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變成一個沒有身份與名字的人，也不知道你的錢是不是自己的財產，更不知道你所結交的朋友有朝一日會對你造成什麼樣的危害；你沒有表態的自由，其實也沒有不表態的自由。這一陣子以來，很多人驚駭於塔利班政權對婦女的壓榨與人命的侵害，但習近賓士下的新型態共產極權社會，它甚至可以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在一夕之間抹去你的財產權、人格權、自由權、平等權，其駭人的程度，比起塔利班其實不遑多讓。 兩年前，曾經親身參與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前紐約The New School駐校學者徐友漁來到台灣訪問，他提醒台灣人，儘管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曾經保證文革絕不會重演，儘管如今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已誕生，文革已經難以被百分之百複製；但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已經在恢復文革，「這不但是可能性，而且是現實。」 不到中國，不知道文革又在搞；當「有人想當毛澤東」已經成為事實之後，兩岸之爭，早已不是台灣與大陸之爭，更不是統一與獨立之戰，而是你願不願被當成一個人，一場對基本人性的肯認與尊重之爭。 （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說他要均貧富，實現共同富裕。而且他還付諸行動，大殺大砍各界的富人，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一起上，罰款收錢之外再踏上一隻腳，直接結束人家的社會生命。流行說法叫做社會死，就是不但結束你的職業生命，還要毀壞你的社會名譽，文革語言叫做「踏上一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嫌貧愛富是人性的基本傾向，羨慕、嫉妒、恨也是人性的基本傾向，兩者相交，貧富差距過大就是社會情緒不滿的火藥庫。火藥庫越大，社會就越不穩定，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鄧小平開創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開放，加上共產黨的專制壟斷政治，造成了不公平的社會現實。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巨大的貧富差距，是中國社會目前最危險的不穩定因素。 習近平想當皇帝，繼續執政沒有任期限制，這就違反了最基本的規矩，也違反了大多數國人的意願。怎麼辦？沒有毛澤東發動文革利用的歷史威望，就得製造一個能忽悠大多數老百姓的畫餅，「畫餅充饑」的那個畫餅。於是鄧小平當年畫的那個大餅，叫做共同富裕的畫餅就又被端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中共建國七十年了，七十年前說打土豪、分田地，可老百姓手裡的田地在哪兒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手裡，農民仍然是貧僱農，耕種著地主的土地；又說要發展民族工商業，後來呢？工業、商業都成了國有企業；再後來看看不行了，就說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共同富裕。再後來呢？四十多年了，一部分人已經富到世界級的前幾百名，中國老百姓的大部分還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還在那兒望梅止渴。 現在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危機，經濟下滑，錢不夠折騰了，怎麼辦？老辦法，打土豪、分田地。割完小資產階級的韭菜還不夠用，現在開始割大資產階級的韭菜而且一舉兩得，既得了錢還平息了民怨，讓那些羨慕、嫉妒、恨的窮人可以拿圖畫上的梅子止渴了。至於共同富裕，你敢找習近平要富裕嗎？找死的節奏。 為什麼習近平不可能讓窮人們共同富裕呢？第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廉價勞動力和所謂的人口紅利。連馬克思都說，維持資本利潤的訣竅就是有足夠的廉價勞動力。如果像民主國家那樣制度性地維持公平的分配，沒有廉價勞動力，怎麼吸引美國資本家來幫共產黨賺錢呢？沒有這些超額利潤，怎麼擴展軍備「解放全人類」呢？你以為習近平沒有這個野心嗎？ 不可能讓你共同富裕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專制政治下的官僚資產階級，他們也是人，也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說了算的政治下，為什麼讓你們掙錢我受窮呢？這不科學。不管轉手幾道彎，我們培養的富人必須和我們共同富裕，否則格殺勿論。現在換了一撥官僚資產階級了，所以要再分配了，但不是分配給老百姓。你想參加黑幫老大的分配嗎？呸！你也配姓「趙」？！ 專制政治的本質就是極大化了人性的貪婪，而專制政治所依靠的，就是大多數老百姓的愚昧。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職業，夠他們操心的了，沒工夫也沒動力去了解複雜如棋局的政治。所以在政治上，他們程度不等地處於愚昧狀態，這就是政客們大忽悠的空間。只有當一部分政客成為工會、農會的談判專家，才能為老百姓爭取到他們應得的分配。注意，是爭取而不是求取。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一篇署名李光滿的文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因被幾乎所有黨媒轉載，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這篇文章立意很高，有高度概括性和前瞻性，火藥味很濃，殺氣騰騰，海外評論人士都驚呼：第二次文革來了！ 這篇文章當然有背景，它的背景是中共需要把前些日子以來，一連串打擊市場﹑反壟斷﹑講均富的反常行動，一起作一次解釋。政府的混亂行動把市場﹑中國人﹑外國投資者都打矒了，所有人都對政策無法理解，對未來無法預期。為避免全社會思想混亂，需要出一篇文章，給一切非理性政策一個說法，讓這些非理性的行動有一個站得住腳的理由。 那麼，這篇文章是否預示了習近平打算髮動一場毛澤東式的文革呢?要下這個結論，首先要對毛式文革有一個基本了解。 毛澤東搞文革，有兩個基本目的，直接目的是打倒劉少奇政治集團，這個集團威脅了毛至高無上的權力；長遠目的是要建立一套毛澤東自己發明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政權模式，這就是文革後建立的「三結合」領導班子，所謂三結合，就是軍隊幹部﹑領導幹部和群眾代表聯合組成的「革命委員會」。 習近平若準備搞習式文革，他有需要打倒威脅他地位的高幹集團嗎？實際上沒有，足以威脅他的集團和個人都被清除得差不多了，若有能力取代他的，也早就取代了。 習近平有重建共產政權模式的野心嗎?也是沒有的，他沒有那麼大的野心，也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毛澤東的文革，有一些基本的運動形式：一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二是工人﹑農民和學生的造反組織，三是摧毀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四是放手讓天下大亂社會失序，五是亂過幾年後，毛還能把亂局收拾起來。 習近平膽敢讓全國上下實行「四大自由」嗎?只要言論一放開，天下就大亂。習近平膽敢讓工人農民和學生成立自己的造反組織嗎?一旦人民有結社自由，天下也會大亂。習近平膽敢讓各級政權機構全面癱瘓嗎?一旦政府癱瘓，也一定天下大亂。 在毛澤東手上，天下大亂，他有軍隊在手，他有至高無上的威望，憑這兩條，他可以從容收拾亂局。但放到習近平手上，一旦天下大亂，局面就失控，中共的江山就不保。 可以肯定，習近平想都不敢想要搞第二次文革，他沒有能力，他也沒有那麼大的想頭。 那麼習近平想幹什麼？近期一輪亂棍橫掃，究竟目的何在？這就是筆者昨天文章的結論，就是他要閉關鎖國了。 要閉關鎖國，最要緊是保證中共黨的一元化領導，就是黨要把一切都管起來，不留一點私領域。黨要無孔不入，要掌控一切，要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如此才能保證不出一點紕漏。 因此打擊私企和網路巨頭，打擊教培﹑美團﹑滴滴等，都因為這些企業規模太龐大，龐大到黨「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毛澤東文革初罵北京市政府的八個字)，黨的權力一定不能有覆蓋不到的死角，一定要佔領它。 此外，肅清西方文化影響，也是「先安內後攘外」的必要措施。對外要與美歐較量，內部不能不統一思想，不能讓西方意識形態有生存空間，造成思想混亂，影響統一行動。因此打擊明星文化，剷平文學藝術影視行業的西方毒素，重回黨文化的「初衷」，也是當務之急。 局勢預後兇險，未來日子難過，怎麼活已經不重要，最重要有飯吃，是活下去。因此，預先打擊民間不必要的開支，好像教培﹑電玩﹑高價酒﹑奢侈消費﹑飯圈文化等等，都是一般平民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應該加以打擊，以儲備更多糧草，應付未來的苦日子。 習近平不可能搞文革，也沒打算搞文革，他只是要閉關鎖國，只有閉關鎖國才有執政安全感，才能應付極端惡劣的內外環境，才能控制一個搖搖欲崩的社會。 要全面閉關鎖國，偌大中國就將與世界脫鉤和隔絕，像朝鮮那樣關起門來做皇帝，但因此就有自置於絕境的危險，這就是為什麼「反制裁法」在香港落地會突然喊停的原因。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仍把香港留給英國，保留一個對外的窗口，以免需要時連一個對外的管道都沒有。 一旦閉關鎖國，香港又有價價了，留香港一線生機，對大陸脫鉤後瀕死的經濟有多少幫補。只是，毛澤東時代香港是英國管，今日香港是中共管，香港還能不能生金蛋，那就沒有人知道了。 美中關係有三種前景，一是合作，那已經不可能，否則不必閉關；二是對抗，對抗的終極是戰爭，戰爭的結果是中共必敗，那是速死之局；三是不戰也不和，中共閉關鎖國，慢慢陰乾，那是緩死之局。 對抗速死，閉關緩死，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是習近平選擇閉關鎖國的根本原因。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繼一連串氣急敗壞的打擊措施之後，中共突然又祭出私企查稅﹑打擊明星等政策。私企明星偷稅漏稅向來如此，為何現在才來清算? 一個國家要推出影響國計民生的政策，應該小心斟酌，聽取民意，考慮內外影響，然後按部就班逐一推行。一般來說，重大的政策不應該擠作一堆，互相捍挌，應該有條不紊，做完一項再做另一項，讓政府與民間都有足夠的空間時間消化改變帶來的壓力和影響。 但中共近來的舉國「新政」，紛至沓來亂作一團，不計利害不留餘地，好像一個人大難臨頭，只來得及收拾細軟，打捆成包，就奪門而出逃命去一樣。 這是什麼道理?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內外種種不利因素接踵而至，本來外部不妙，如內部健全，那還有恃無恐；或內部不穩，但外部環境尚好，那還有周旋餘地，但內外一起擠壓，好的擠成壞，壞的擠成更壞，互相激化，四下爆雷，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因此，中共近來急於提前放血，把一些不安穩的因素自行引爆（如地產和金融），把一些長遠影響安定的因素提前排除（如科網巨頭財雄勢大），然後聚焦在做兩件事，一是趕緊斂財在手，二是安撫底層百姓。 斂財不必說了，國庫空虛，囊中羞澀，不少地方政府連公職人員的薪水都開不出來，各省市相繼有討薪的遊行發生。經濟下行，稅收枯竭，哪裡有餘錢流動，中共就把手伸到哪裡。向私企查稅，逼明星吐錢，都是同一道理。 另一方面，一個社會危機四伏，最怕底層貧民沒有活路。中國人固然吃過草，但吃草豈是過癮的事？改革開放四十年，底層社會生活有所改善，即使全面脫貧仍是大話，但窮人都知道好日子應該是什麼樣的。過去幾十年資訊相對自由，外國人的好日子有眼得見，人長了見識，想法就不同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現在要叫中國人吃草，搞到大饑荒易子而食，還要乖乖就死，已經沒有呢支歌仔唱了。 中共最怕的是底層百姓餓肚皮，北方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底層百姓爛命一條，無車無房，年輕人都不敢結婚生子，光棍來去，沒有什麼可以喪失的。一旦這批窮光蛋憤怒起來，成群結隊，到處生事，那中共就無以安枕了。 城市中產家有老小，罈罈罐罐捨不得，輕易不敢動粗，相反的，農民工血氣方剛，賺的是辛苦錢，一旦活不下去，聚眾起事無後顧之憂。人人一起鬨，到處生事，事後拍拍屁股回鄉下去，你去哪裡找人? 因此，削平極少數發達階層，安撫大多數貧苦百姓，就成了中共的當務之急，再不想辦法補救，就要來不及了。 美團的外賣小哥，風雨里來去，每送一單只賺幾塊錢，中共現在要求公司為他們付保險金，讓他們組織工會，一旦組織工會，就可以聯合起來與公司討價還價，提高收入水平，這便是中共幹革命的老套路：劫富濟貧，團結大多數，鬥爭一小撮。 當初幹革命，中共自己沒有發達，今日中共紅二代先富起來，家產十億百億計，中共自己成了壓迫者與剝削者，革命者成了革命對象。中共把矛頭對準社會上極少數富裕階層，志在轉移基層的不滿情緒，把窮苦人的憤恨轉移到明星﹑私企老闆﹑科網巨頭身上，中共搖身一變，成了正義之神，為窮人作主，幫窮人討回公道。 劫富得來的錢，有多少中飽私囊，有多少還諸社會，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中國農民向來不求甚解，一旦政府擺出劫富濟民的姿勢，窮人又要三呼萬歲了。如此一來，富人吃虧，窮人氣平，就沒有人再聚眾起事，向中共討說法了。這便是中共近來亂棍齊下的原因。 可惜政出多門，互相打架，一邊要討好窮人，一邊卻又把更多平民趕到窮人行列中去（剿滅教培行業﹑打擊電玩﹑美容等，製造千萬計失業人口)，一邊排雷一邊又埋更多的雷，凡事與自己過不去，長此以往，社會何日安寧?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大自然用暴虐的洪水，撕破中國盛世的表面，清晰地展示其殘忍的底色。 七月，河南暴雨。 我們從視頻（影片）上痛心地看到，逃難的災民一眼望不到盡頭，逃不出去的災民在家園道路、在地鐵隧道被洪水瞬間奪命。 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莊稼、財產後，人們在泥水裡絕望地嚎哭…… 自1949年中共建政，中國遭遇的災難數不勝數。 如六十年代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七十年代造成24萬多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1989年震驚中外的天安門大屠殺,…… 此外大大小小的災難中，還包括曾被隱瞞的1975年河南駐馬店水庫潰壩事件，死亡23萬多人。 然而奇怪的是，無論多麼大的災難，無論這些災難中有多大的”人禍”成分，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里，每一次災情最終都變成中共政權的政績，都令一些中國人感恩戴德，從而增添了專制政權的合法性。 對於一遇災難動輒追究政府責任的西方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難理解的大謎團。 為此，我試圖以最近的河南洪災為例，探討中共每次災難都能走出危機、並為自己加分的原因。 我分析中共歷來所使用的各種手段，那是一套成熟而有效的維穩體系，其中包括：一，嚴控資訊，槍杆子捍衛謊言;二，喪事喜辦，歸咎自然;三，壟斷做好事，嚴禁民間機構做大;四，煽動民粹主義和仇外世界觀。 這一切手段能夠堂而皇之地實行，都是因為人民沒有政治權利，而任意妄為的中共當局有槍杆子保護。 7月27日，河南省鄭州市一個地鐵站前，民眾獻花悼念水災遇難者。（圖片來源：STR/AFP/Getty Images） 體現制度性失敗 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會遇上災難，但如何對付處理災難，是由政府的好壞與制度的優劣決定的。 2021年河南水災的「人禍」性質，在鄭州悲劇中體現得最為充分。 鄭州是中國當局花費鉅資建設的「海綿城市」，本應具有吸水、蓄水等功能，有防洪排澇的能力。 但一場暴雨證明，在冷漠僵化不作為的共產黨官僚統治下，什麼”海綿城市”都無法阻止人民罹禍。 7月20日，鄭州發生兩起導致人員傷亡的重大事故，一是下午6點地鐵5號線車廂進水，另一起是京廣路隧道被淹，大批車輛人員被困被淹死。 慘劇發生後，人們發現，這兩起惡性事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早一點停運地鐵，關閉隧道，災難就不會發生。 綜合鄭州當局所犯的嚴重錯誤： 一，按照常規，氣象預報部門發布多次紅色預警，鄭州本應三停：停工、停學、停運，然而鄭州當局違反規則。 鄭州市委書記甚至指示確保「重要交通不中斷」，地鐵照開、隧道照通，因此產生重大傷亡。 二. ，水庫泄洪沒有通知市民，導致嚴重後果。 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認為，中國水庫營運和人員工資依靠賣水的收益，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泄洪。 鄭州常庄水庫20日上午10時30分開始泄洪，防災服務台卻在21日凌晨1時才發布，居民無法及時撤退。 三，漠視人命，救援遲緩，導致大量死傷者無人及時救助。 很明顯，這是一個政府失效的問題。 中共經常誇耀的”專制效率”，在這裡完全看不到。 相反，這次災難正體現專制制度的弊病：因為不是民選政府，最高層第一考慮的是維護政權、並不在乎民生。 下層官員一切唯上是從，不敢越雷池一步，高層不髮指示，下面就躺平不行動。 就在這個緊急時刻，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到西藏，去接受眾人排演的敬獻哈達與歡呼去了。 正如梁啟超先生指責袁世凱的一句話：”既攔萬事於一身，而萬事都不負責任。 」 救災需要出動武警，但習近平在2018年就將武警收歸於中央領導。 國務院各部門協調，如應急部水利部交通部等衙門，也要習近平批准才能合作行動。 結果，在習近平發話救災之前，鄭州的整個機制和救援系統都在坐等上級指示，不顧災民陷入水火之中。 到8月2日，新華社消息稱：國務院決定成立調查組，對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進行調查。 人們希望中國當局對這場災難進行追責。 然而，中國國務院本身就負有防災、救災的職責，在2018年成立了”應急管理部”，但就是他們不應急、不作為。 這樣的機構，能讓他們自己調查自己的錯誤嗎？ 在瑞典，因為新冠疫情一度嚴重，國家成立了「新冠事務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政府是否抗疫不力。 這個機構由議會各黨推薦組成，由獨立的專業人士負責。 而中國國務院組織的災難調查組，完全沒有反對黨和獨立機構的監督，能指望他們公布多少真相？ 德國和比利時在水災過後，現已展開調查進行法律追究。 而在鄭州險境中有權決定關閉地鐵運行的領導班子已涉嫌重大事故責任罪，但是，誰會去追究他們呢？ 認定了鄭州水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人禍”，我們就以此為例，探討中共當局是怎樣在災難中給自己加分。 手段一：嚴控資訊，槍杆子捍衛謊言 在中國的每一次災難面前，中共政權的拿手好戲就是：封鎖消息。 鄭州洪災時，中國官媒展現了扼殺真相的「三部曲」： 首先，官媒沉默拖延不報災情。 7月20日，河南暴雨傾盆、洪水滔天、陷入水中的人們苦苦掙扎之際，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頭條卻是「歐洲洪災肆虐」，河南衛視竟還在播放抗日神劇，對本地發生的慘劇完全沒有即時直播。 當時民間自媒體上出現很多令人驚心動魄的視頻畫面：被洪水沖走的汽車，無助地浸在水中的人們,……。 此時官媒一片沉默。 即使是民眾被困地鐵呼救，官媒在兩小時後才有所反應，但只是引述網路片段報導，表示被困乘客已全部救出，”無生命危險”。 直到21日，《人民日報》才在第七版才報導河南洪災，但一字不提災情慘重民眾死亡，只是報導寥寥數名軍人的救災表演。 當時新華社發了鄭州7名黨員、公職人員犧牲者名單，不提老百姓的死亡人數。 整個中國只有鳳凰衛視胡玲像個真正的記者，她在微博上追問當局，說要通報死亡人數。 其次，禁言趕人，刪貼封號。 鄭州市民祭奠親人被攔，財新記者拍照片被抓。（網路圖片） 鄭州市民祭奠親人被攔，財新記者拍照片被抓。（網路圖片） 不但自己不報導，中共官方還在災情災難發生後，為掩蓋事實真相，下令不得傳播”謠言”。 他們開始禁外國記者，禁民間組織，禁網路輿論，禁傳播視頻，啟動獨家宣傳機器。 來自官方的指示稱： “多家國外媒體在京廣路隧道現場採訪，易引發國際輿情。 建議轄區辦事處提醒廣大商戶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國外媒體採訪，不給對方任何歪曲事實可能，發現相關情況及時回饋或直接報警處理。 切不要用簡訊微信通知，挨家挨戶口頭通知。 」 在京廣路隧道周圍布滿員警，實行軍管，禁止觀眾靠近、拍攝隧道。 很多死者家屬被堵在街頭，連倖存者發表的貼文都刪除。 一些身份可疑的義和團民眾開始驅逐外國記者，說不讓境外勢力給祖國抹黑。 再次，中共有自己一套水災宣傳的套路。 不讓外國記者報導，中共要按照自己的路數宣傳：強調天災的嚴重性;宣傳政府搶險的主動性;盡量降低災害中死亡人數。 將報導重點轉移到災後重建。 涉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的統計資料，要嚴格依照權威資訊。 這即是說，只要不是官方發布的，就都是謠言。 人民的知情權、公共事件的透明性蕩然無存。 當媒體都”姓黨”時，人民就和真相一起給拋棄了。 手段二：喪事喜辦，歸咎自然 不準傳播負面消息，那麼，中共當局就可把人民生死存亡的災情，統統塗抹成光採的正面。 他們經久不衰的表演手法是”喪事喜辦”，報喜不報憂，把災難改變成對中共歌功頌德的機會。 首先是把責任歸咎於大自然。 每年大雨他們都會說百年難遇。 今年竟然出現”5千年一遇”了。 不顧中國有氣象記錄才70多年，無邊誇大暴雨的嚴重性，為的是推卸政府應承擔的責任。 胡錫進說：極端天氣導致鄭州洪災是必然的。 然後，黨國開動媒體龐然大物，轟轟烈烈地宣傳官民萬眾一心戰勝災難。 街上開進解放軍車隊，組織好的人們歡呼雀躍，表演送禮品謝親人，塑造了一種「虛構式的感動」：天災無情人有情，感謝國家感謝黨！ 國內網友說，這就像去年武漢疫情。 在央視的畫面里醫院一片和諧，指揮有序，病房乾淨整潔，但真實的情況是醫院裡外一片混亂，運屍車忙個不停。 官方「鄭州發布」的這條微博文字，很好地展現中共在悲劇性災難中表達滑稽的喜劇性：「暴雨雖然很大，但堅強樂觀的鄭州人不怨天尤人，我們堅信，這場歷史罕見的大雨過後，城市會更乾淨，草木會更加翠綠旺盛！ “在這一類災後美景描繪中，河南大地那些被淹的住房和農田、被失蹤的人，那漂浮在水上的屍體，統統不見了。 手段三：壟斷做好事，嚴禁民間機構做大 在西方民主國家，大部分救災活動是民間組織和民眾自發做的，因為政府的資源有限，踴躍的民間救助補充了政府的不足，滿足了災民的需要。 然而，當中國災區老百姓陷入無助的境地時，他們可依賴的救助機構往往只有政府一家。 這種”依賴”很無奈，災民沒有選擇。 集權的中共把那些積極說明救災的民間慈善組織，都視為對其統治權力的威脅，不許他們做大。 這樣長期壓制民間機構的後果是，只有佔有全部公共資源的獨裁政府，才有能力組織和調動一切救災力量。 由此看來，專制政府不僅僅是幹壞事，他們也壟斷了做好事的一切機會，動用國家公權力排斥了願做好事的民間。 獨此一家別無分店，他們獨佔了做好事的功績，藉此吹噓自己的大恩大德，收穫民眾的感激。 現實就這樣荒謬：一個本應對災難負責的政府，結果卻因為救災給自己加分了。 手段四：煽動民粹主義和仇外世界觀 與過去不同，這次河南洪災增添了官方救災敘事的新元素——排外民族主義。 2008年發生汶川地震，胡溫政府還有對西方救援的感謝之意。 當時新華社報導：「汶川地震，寰球震動。 在中國人民艱難危急時刻，國際社會伸來寶貴的救援之手。 」 然而到習近平執政的今天，煽動仇恨排外的民族主義就成了救災主旋律，這也是給中共加分的新手段。 洪災尚未結束，胡錫進就於7月21日發微博鼓動，說河南大水”不妨礙對德吹英吹美吹的鄙視”。 國內一片吹捧之聲，如：”不是河南這場暴雨，我都不知道中國人這麼牛逼。 “”在自然災害面前，我們中國政府的救援，就是世界第一。” 至此，救災不再是單純的救災，而是彰顯專制民族主義的威力，與西方制度較量的戰場。 即使是陷入困境的災民，也受這股蠱魅的民族主義影響。 視頻中看到重災區新鄉一位男子，跪地祈求說：”毛主席把颱風和暴雨弄到美國去吧！ 」 在這種狂熱的愛國主義情緒支配下，即使洪災嚴重，一些中國線民也忙著攻擊奧運會主辦方和外國選手。 環球時報指責「西方媒體長期扮演了抹黑中國的角色」，河南因此發生了對外媒記者的圍堵揪斗，甚至有線民留言：「見到可以往死里打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