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长联合声明在东海与台湾等问题上牵制中国
2026 年 11 月 12 日
习近平经历过文革苦难，按理说他不会重演文革悲剧，但他的执政却越来越像是在回归文革。1981年中共曾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中，中共否定文革，认为它是一场内乱和浩劫。但今天的中国又提出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与毛泽东时代气味相投。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要“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有朋友会质疑说，习近平的“共同富裕”与毛泽东当年的“共同富裕”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固然不同，但思想却一脉相承。2018年，《湖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与实践的当代价值”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就说：“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在追求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中的探索，人民的共同富裕也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文章强调毛的“共同富裕”思想，为中共当下追求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与指导”。 面对中共极权全面回归，有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习近平会把中国带回到闭关锁国和贫穷的毛泽东时代吗？ 大多数朋友的观点是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和中国人没那么愚蠢，谁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但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人类作出愚蠢的选择并不罕见。 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对此有深刻的洞见。他在著作《愚政进行曲》曾谈到了珍珠港事件。 他说，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雄心勃勃要实现它的帝国梦想，即“大东亚共荣圈”，从征服中国开始，并逐步统治菲律宾、马来亚、泰国、缅甸一直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当时西方殖民帝国正在为生存而战斗或早已无能为力，法国战败；荷兰被占领；英国自顾不暇，日本成就辉煌的时刻近在咫尺。 美国是横梗在日本前进道路上的拌脚石。它拒绝认可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并越来越不愿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进一步的冒险行动。 1941年，狂妄的日本政府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那就是对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毁灭性打击，也称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突袭行动是日本海军大将山本提出的。他认为，日本应该“从战争一开始就猛烈攻击并摧毁美国主要舰队，从而沉重打击美国海军及其人民的士气，使其一蹶不振”。但奇怪的是，他同时认为：“日本没有希望取得对美国的最终胜利。” 支持这一计划的意见认为，突袭行动将使美国没有可能再对日本进行干涉，并不敢对日本采取进一步敌对行动。 但理性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首相近卫亲王此时辞职了，指挥官们争执不休，顾问们犹豫不决，天皇也闷闷不乐。当他问，偷袭是否能像日俄战争中偷袭亚瑟港那样取得巨大胜利时，作为海军总参谋长的海军上将长野回答说，日本能不能赢都还是个疑问。 在这种并非一边倒的氛围中，为什么最终极端冒险行动还是被批准了呢？ 历史告诉我们，日本甘冒风险的原因竟然是，没人敢于冒政治风险做出满足现状的提议。因为日本已经调动了战无不胜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法西斯政权惯有的征服一切的耀武扬威情绪。 这种冲动来自领土和版图的致命诱惑，来自强大的自负，来自无限的贪婪，这让日本厄运难逃。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孤立主义如火如荼，至少有一半人强烈支持孤立主义政策，而日本这一行动让美国人团结起来并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参战。 日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对珍珠港的攻击不仅不会粉碎美国士气，反而会使美国团结起来。 无论是因为无知、错误估计还是纯粹的鲁莽，日本给了对手猛烈一击，而正是这一击，使美国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战争。 巴巴拉·塔奇曼指出，我们都知道阿克顿勋爵重复过无数次的名言“权力滋生腐败”，但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权力也制造愚蠢；颐指气使的权力导致思维僵化。 我们说了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是愚蠢的，但当时并非没有人发现这个愚蠢，日本已经行驶在民族主义的高速公路上，它的路径已经锁定，翻车的结局是必然的。我们现在回到“习近平会把中国带回到闭关锁国和贫穷的毛泽东时代吗？”的问题上，我认为道理是相同的，极权主义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闭关锁国和重回贫穷。 第一，极权主义统治导致闭关锁国。为什么朝鲜的老百姓不反抗，相反供养一个奴役他们的金家王朝？极权主义国家有两个统治法宝，那就是恐怖和谎言。经过一代一代的洗脑，大多数朝鲜人相信金家王朝的谎言，从而产生对领导人的人身依附心理。当他们看见国家领导人就会疯狂拥戴，热泪盈眶，甚至愿意用生命去保卫他们的领导人。中国人在文革中也一样，如果没有林彪叛逃事件，如果毛泽东也如愿将权力交给他的子女，今天的中国就是朝鲜。朝鲜至今闭关锁国，老百姓不能使用互联网，不能出国旅游和留学。 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他害怕维吾尔人团结起来，他害怕国际社会知道集中营的真相，整个新疆被封闭起来。有朋友说，新疆是民族问题，具有特殊性。但中国其它地区又如何呢？中国人的互联网建立了高高的防火墙已经将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政府正在上收居民的护照。暴力、谎言决定了极权主义国家必然要封闭信息，既不让国内的信息传递到国际上，也不让国际社会的信息传播到中国，于是中国的大门就一步步关上了。习近平或许不愿闭关锁国，但极权与开放不能兼容，他最终不得不以各种名义关闭中国的大门。 第二，中国会重返贫穷吗？答案是肯定的。看看朝鲜就知道什么是饥不果腹，什么是饿殍遍野？不是金家王朝希望老百姓贫困，而是极权主义要求党的绝对领导，要求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要求只能有一个正确的声音，这样自由的市场就无法建立起来，就必然会出现短缺，短缺就需要计划配给。 我们回想一下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中国那么贫困？因为经济短缺。为什么会经济短缺？因为没有自由的市场和交易。2018年初，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发表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指出共产党的不忘初心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而自由的市场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对应的经济体制必然是计划经济，而私有制必然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因完全不同，自然结果也截然不同。左春和先生在文章《折腾是极权政治的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中指出：由极权政治高度控制下的经济是一种双刃剑，一方面全部垄断、掌控了社会资源，阻止了经济资源向个人手中的流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自由的市场因素，经济发展会在一定时间内走入宿命，从而使权力的经济资源面临危机。 有朋友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在搞市场经济吗？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中国经济崛起。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幌子，做着资本主义的生意。现在，习近平要做社会主义的生意，自然就要更换经济体制。有朋友说习近平搞的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他无非想保住共产党执政地位，继续搞权贵资本主义。但结果是一样的。 习近平要保住共产党执政地位就要用极权主义的暴力和谎言统治，结果就会造成中国走向闭关锁国。要继续搞权贵资本主义，就不会实行法治，就会垄断国家资源，民营企业生存就会举步维艰。民营企业的壮大会要求分享国家权力，走向民主化，于是打压民营企业，限制他们的成长就会成为必然。习近平近来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和提出第三次分配看似损人不利己，但透过极权主义的内在逻辑，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必然性。 （全文转自议报）
每次碰到台湾的艺人、商人在中国“被台独”，被迫要政治表态，要“被中国人”，我总是想起许文龙。奇美集团前董事长许文龙在2005年发表一篇退休声明表示：“我认为台湾、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人民都是同胞姐妹……我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搞台独只会把台湾引向战争，把人民拖向灾难。”“最近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和‘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敢到大陆投资，就是我们不搞‘台独’，因为不搞‘台独’，所以奇美在大陆的发展就一定会更加兴旺。” 许文龙是有名的“绿色台商”，一番反台独的言论在当时震撼了台北的政商圈。当时在立法院跑新闻的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想知道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跑去问当时的台南市立委、也是许文龙的好友王幸男。王幸男一开始面有难色，后来嘱咐我如果要写，一定要用匿名，最后我写下了“许文龙的表态 大陆一手导演”，刊载在2005年3月30日的《中国时报》政治版，那应该是当时台北媒体最早一篇侧写许文龙真正心声的报导。 王幸男后来回忆，许文龙在发表“感言”之前跟他同坐一车，问了他一些意见之后，竟就像个孩子似的，在车里自顾自地嚎啕大哭了起来……。王幸男说他从没看过当时已经年近80的许文龙这样子，那一幕让他终身难忘。而事实上，一直到两年前，许文龙的助理还找上我，希望能够“典藏”那篇区区几百字的报导（其实我根本无权授权起）。这种种事情都显示，许文龙多么在意这篇“退休感言”对他人生的烙印，多么希望能洗刷这个“污点”。 无论是许文龙或吴宝春，无论张钧宁、小S或者是许光汉，不论他们是大老板或小艺人，也不论他们的意识形态到底是蓝是绿甚至是红，我对于这些必须违逆个人意志，做出政治表态的当事人总是感到同情。当然，台湾是民主社会，我也尊重许多“这是你要到中国捞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不用表态到这样吧”的政治批评；不过，我们不是当事人，加上每个施压的样态都不同，我们也从来不知道当事人在这过程中承受了多少的压力。 在许文龙的个案里，他们拿著“退休声明”要许文龙签，许文龙不知道签了之后奇美集团未来会如何？但是他知道他如果不签的话，奇美一定要倒大楣，这些曾为这家公司卖命的数万名员工生计都将出问题。同样地，多数被公开威胁的台湾艺人、商人在中国都有一条“产业链”，许多人认为自己的损失可以扛，但无数跟著艺人拼命的员工会跟著倒楣失业；更不用说，在经纪公司包办宣传业务下，艺人根本无法主导或更改微博的公开声明内容，“被中国人”、“被支持新疆棉”常常也只能苦吞下肚。在这过程中，难以窥见此刻这些被霸凌艺人的内心周折，一如我们是在10多年后，才得以看到许文龙当时内心的百转千回。 回到张钧宁的个案，她因为硕士论文题目“我国演艺人员经纪管理之法制问题”，加上“中华民国九十九年七月”的日期格式而“被台独”，当然是个荒谬绝伦的指控；而所谓“两岸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不是台独”，更是语法怪异，不太可能出自张钧宁的手笔。只是，张钧宁无从否认，也知道这一定会伤害许多台湾人的感情，你可以怪责她“为钱出卖灵魂”；但这是张钧宁全盘衡量利弊得失后所做出的决定，也是她自己的人生选择。而让所有人能够保有这样的选择，其实就是自由台湾之于所有人的可贵。 整件事里，最可怜又可恶的其实是那个逼小艺人、小商人政治表态的政权，他们明明知道这些话言不由衷，但却拿来自鸣得意；他们以为谎言说了一千遍就变成真理，但其实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国王的新衣；他们逼人表态看似威风凛凛，但其实是照见的是他内心空洞，根本不知所以然。这个政权要别人为它撒谎，到最后它也对自己撒谎；一个谎言构筑的体制，无法埋葬自由台湾，最终却会吞噬自己。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期，习近平当局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借口很多。借口之一，是“共同富裕”或“第三次分配”。 如果说，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商人致富难免涉及程度不同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但商人经商必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才干、能力和贡献。经商致富，乃平常之理。同理，艺人致富，其中有些人或有偷税漏税或权钱交易之嫌，但艺人通过自己的知名度、高人气、明星效应获得高片酬、不菲的票房收入，以及为商家代言等广告收入也属平常之事。 换言之，中国商人和艺人的收入比起中共官场和官员贪污、受贿等不法所得，相对而言要光明得多、阳光得多。习近平扫荡演艺界和企业界，何不扫荡官场？当然，选择性反腐不算，那是权力斗争。有人以为，习当局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是“杀富济贫”，是中国历史上杀富济贫的又一次重演。其实，连这个都不是。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杀富济富、杀富济官、杀富济官府。 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贫穷。因为，从演艺界和企业界收刮的钱财绝不会分给老百姓，而直接进入共产党的国库、党库，甚至直接进入权力者的腰包。在这一过程中，削平的是商人和艺人的财富，让他们与普通老百姓趋同，唯独肥了官府。换言之，所谓共同富裕乃是又一次强迫的财富转移，并非从商人、艺人头上转移到老百姓头上，而是从商人、艺人头上转移到官府。 破解这个所谓“共同富裕”的真伪太简单，就请习近平和共产党公布领导人及各级官员的财产，就像大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习当局断然不会这么做。于是，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只准我们富裕，不准你们富裕；只准我们特殊，你们必须平均。 所谓“三次分配”，是同样的道理。第三次分配，就是第三次抢劫。臂如，企业家或企业的慈善捐款如果是捐给政府，那是直接抢劫，官府对企业的抢劫；如果是捐给社会，谁来接受？人民如何直接得到好处？多半情况，仍然是政府“代表”人民，中途劫夺，据为己有。 在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的同时，习当局宣称，收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共第四次打农民的歪主意，第四次对农民土地的抢夺，巧取豪夺。 第一次，土改（1949年之前）。“打土豪、分田地”，从地主、富农手中抢夺土地，假装分给农民，进而裹挟农民支持共产党，加入中共军队；第二次，公社化（1950年开始）。中共夺取政权后，以实施公有制为名，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收归党有；第三次，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之后）。为挽救崩溃的中国经济，即中共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松绑“农民，赐给他们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中共；第四次，收回联产承包责任制（2021年）。即再次收回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 古代中国，耕者有其田。如今的共产中国，农民既丧失土地所有权，也丧失土地使用权，实为亘古未有之奇观。 面对习当局的扫荡、任性而为，中国社会鲜少抵抗之心，更无反抗之力，仿如阿富汗社会遭遇塔利班。在中国，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国家恐怖主义，人民被吓破了胆，胆颤心惊。共产党则膨胀到极点，为所欲为。正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习近平有信心，中国人民的奴性会任其蹂躏，足以让他的抢夺计划安全实施；不仅不会遭遇反抗，相反，还有喝彩之声。仇富心态，愿人穷恨人富，原本就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质，共产党早已把它发挥、利用到极致。此时，借民粹主义巩固自己的权位，对习近平而言，又是一桩顺手牵羊的快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中国大陆疯传所谓“限籍令”的消息，指一些拥有双重国籍，或者本身并非中国籍的艺人，将被大陆封杀，禁止在中国赚钱云云；由一些著名的香港艺人（如谢霆锋），到由始至终都是新加坡籍的歌手（如孙燕姿），都在这些流传的名单之内；当中谢霆锋在接受中共党媒节目访问中，提及“看到一些评论说，你不是加拿大人吗？”然后就回应“自己在香港出生，所以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再补充说“其实我也已经把退掉加拿大国籍……已经在申请了”──由所谓“传言”到主动申请退籍，看来总有些人是认真对待未经证实的“流传”的。 这段说话最奇怪的，就是为何“香港人”会变成“加拿大籍”，而又要“申请退籍”，而且是要去到今时今日才“申请”呢？这自然在香港成为了笑话；然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何居然有人会相信，或者真的会发生，这种禁止外国籍人士，在中国演艺圈工作的事情－－今次不止是“政治打压”，而是即使平日与中共官方亲密，虽然持外国护照，却仍然表现出“爱国”的行为，也一样会传出“封杀”的消息呢？这和大家平日口说反对“排外法西斯”，谴责其他国家“保护主义”云云，为何大家竟然会相信，大陆会实施如此“排外”的政策呢？ 例如早前美国对部份中国留学生签证拒签，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严重关切，指控这与美国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背道而驰，与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云云；那么反过来问，难道艺人“国际化”，在“全球与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居然要禁止“外籍”人士在中国工作吗？ 早前香港导演彭浩翔，被朋友爆移民加拿大，更指目前“外来人士”很难在中国大陆拍戏，指相关部门“宁枉勿纵”，除非“极有势力”或者“已经落籍大陆长居”，否则几乎都不用想通过审批云云；这些“传言”后不久，就再爆出不少著名中国艺人“被消失”（如赵薇），以至其他明星被控逃税等罪名；政府再爆“限娱令”，由禁止排行榜、流量榜，到全面审查艺人的政治立场、以至个人行为与品格云云；因此当再来一个“新传言”，就要“限制国籍”，大家都“宁可信其有”，认为在中国大陆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如果有任何外国的政府，以相同标准去对待中国的艺人或者其他人士，可以想像的就是必然被指“排外”与“歧视”，以至违反“自由”云云；即使不是政府，而只是个人的选择行为，例如早前香港市民所发起的“黄色经济圈”，即被亲政府人士指控，是“罔顾自由市场规则、人为制造社会撕裂、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云云。 因此这句所谓“排外”，就是“国情不同”；在中国“限籍”，是理所当然，而不是“排外”，是为了“公义”；而凡海外“排外”，只要涉及华人，则必然是“排外法西斯”，以至违反一切原则与公义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海内外主流媒体舆论或自媒体观察，众口一词说中国一连串的整改大动作，是习近平吹响文革2.0确保终身执政的号角，个人以为这可能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习近平不仅没有搞文革的本钱，而且恰恰相反，他自己就是当年文革所要打倒的当权派。 首先要了解的是，文革的本质不是要革文化的命，而是要斩掉政敌的命根子，它的背景是毛泽东的左倾激进路线搞得民生凋敝，中共七人千大会炮声隆隆，老毛被迫退居二线，党建组织与意识型态抓在刘少奇手里，促生产保民生则由周恩来一肩来扛，出于权力架空被清算的恐惧，毛泽东于是串联林彪等老军头反扑夺权，文化大革命不过是用来怂恿红卫兵小将冲撞体制的幌子。 毛泽东胆敢破罐破摔，有他职业革命家收拾善后的自信，他甚至撂出“大不了重上井冈山”的狠话，千万红卫兵于是鸡血沸腾，满脑子造反有理，吓得周恩来俯首贴耳，手无寸铁的刘、邓集团当然只有乖乖就擒。 老毛能够得逞，建立在两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一是枪杆子出政权，一票打天下的军头都是他的旧部，二是广大无知蒙昧的群众，与其忍饥挨饿，不如豁出去跟毛主席大干一场，不是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吗？ 习近平胸中韬略虽然不如毛泽东，基本的自知之明应该是有的，如今的中国岂容他复制六十年前的斗争经验？邓小平开了一扇私有制的小门，为共产主义续命四十年，人民才过没几天好日子，就连胡锡进也害怕天翻地覆。也正是这些小太平小确幸，才让今天的习近平能够坐上大国领袖的地位。 那么习近平最近一连串的折腾又是为了什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习一尊都没有大权旁落的迹象，李克强、汪洋也没有当年刘少奇、周恩来的野望，整他们不需要靠群众，换句话说，习近平的危机意识不是来自党内竞争而是党外造反，发动文革等于自掘坟墓。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共一连串的反常作为便比较可以理解了，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因为成长停滞与贫富分化所累积的民怨，需要一个出口，为了转移党国资本主罪的罪愆，抓几个民营企业家来当党的替罪羔羊，是个不错的点子，“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口号，可以大大的宣泄仇富心理累加的社会压力。至于整顿数据经济、金融秩序、饭圈文化、教育培训、外送叫车等行业，无非都是服从这个大目标，一句话可概括，这一切都是基于维稳的需要。 习近平胸中丘壑多深不知道，但他对党史显然用功过。三面红旗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毛泽东知道有亡朝之虞，索性来个闭关锁国，杀一批民族资本家安抚农民造反的情绪，经验证明很管用。习近平面对“六亿人月入不足一千元人民币”的残酷现实，国际围堵又压力山大，为了说服十四亿人再给他十年或更久一些，只好借马云、马化腾、赵薇、郑爽们的项上人头一用了。 我打赌，习近平没有本钱搞李光满想要的“一场深刻的变革”。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演员赵薇被整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在《还珠格格》里与赵薇一同担纲的台湾演员林心如。2018年，林心如在台湾自制自演新戏《我的男孩》取得文化部戏剧节目类2千万元补助，因此遭举报为台独，在中国播出2集就腰斩下架。情况紧急之下，林心如发出声明，强调以前不曾，以后也不会支持任何台独的言论或行为，身为制作人的她甚至切割补助款是出自八大电视台行为，与她无关。 但在“台独事件”后，林心如开始减少在大陆的演出，就连她老公霍建华也在去年12月首先注销工作室；而在赵薇被整肃的同时，林心如也注销了自己在东阳横店的影视文化工作室。尽管经纪人出面回应这只是时间点的巧合，但她淡出中国市场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林心如事件发生之时，《上报》的专栏作者卢斯达评论道：“林心如以前或现在都不曾支持过台湾独立，但在中国眼中，你是台湾人，你就是一个台独的潜在支持者；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是。表面上看不到，台底下你也可能支持。”“问题从来不是台湾人实际上是抵抗中国，还是顺从中国，而是台湾对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异质子集，从来是信不过的潜在敌人……这是黥面者的宿命，在帝国边陲出生的命运，一点也不轻松，不是讲道理就能脱身。正如林心如怎样讲道理，伤害都已经造成。只要对方想，还有无数的帽子可以扣。” 其实，所谓“黥面者的宿命”不只是台湾相对于中国，精确地说，它包括在共产党与不是共产党之间，也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各方对于赵薇被列为“劣迹艺人名单”的原因有很多揣测，有说她对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投资太多、过从太密；有说她炒作股票，到处套利；也有人翻出她昔日穿过日本旭日旗装等“黑历史”。不过，种种原因都不如赵薇事件后的现象骇人。 在共产党对赵薇“劣行”明确定性后，她的名字忽然从所有作品“被消失”，《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等代表作不仅全部被下架，在爱奇艺、优酷、百度百科甚至搜寻不到赵薇的名字。就连赵薇昔日的影剧圈好友黄晓明、李冰冰、杨幂等明星好友们也立刻切割，狂删与赵薇的合照，生怕惹祸上身。一个曾经是数亿人关注的中国一线女星，就此人间蒸发，好像从来不存在一样。 生而为人，总会有自由的意志。在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你会有你想过的人生，有你可以赚的钱、想要交的朋友；只要没犯法，你不用担心自己赚的钱会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财产权），不用害怕自己成为一个没有名字身份的人（人格权），更不用烦恼曾经结交的朋友哪天会成为你的“污点”（人身保护及平等权）。 只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与名字的人，也不知道你的钱是不是自己的财产，更不知道你所结交的朋友有朝一日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你没有表态的自由，其实也没有不表态的自由。这一阵子以来，很多人惊骇于塔利班政权对妇女的压榨与人命的侵害，但习近平治下的新型态共产极权社会，它甚至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在一夕之间抹去你的财产权、人格权、自由权、平等权，其骇人的程度，比起塔利班其实不遑多让。 两年前，曾经亲身参与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纽约The New School驻校学者徐友渔来到台湾访问，他提醒台湾人，尽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曾经保证文革绝不会重演，尽管如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已诞生，文革已经难以被百分之百复制；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在恢复文革，“这不但是可能性，而且是现实。” 不到中国，不知道文革又在搞；当“有人想当毛泽东”已经成为事实之后，两岸之争，早已不是台湾与大陆之争，更不是统一与独立之战，而是你愿不愿被当成一个人，一场对基本人性的肯认与尊重之争。 （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说他要均贫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他还付诸行动，大杀大砍各界的富人，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一起上，罚款收钱之外再踏上一只脚，直接结束人家的社会生命。流行说法叫做社会死，就是不但结束你的职业生命，还要毁坏你的社会名誉，文革语言叫做“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嫌贫爱富是人性的基本倾向，羡慕、嫉妒、恨也是人性的基本倾向，两者相交，贫富差距过大就是社会情绪不满的火药库。火药库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邓小平开创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加上共产党的专制垄断政治，造成了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目前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习近平想当皇帝，继续执政没有任期限制，这就违反了最基本的规矩，也违反了大多数国人的意愿。怎么办？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利用的历史威望，就得制造一个能忽悠大多数老百姓的画饼，“画饼充饥”的那个画饼。于是邓小平当年画的那个大饼，叫做共同富裕的画饼就又被端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中共建国七十年了，七十年前说打土豪、分田地，可老百姓手里的田地在哪儿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手里，农民仍然是贫雇农，耕种着地主的土地；又说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后来呢？工业、商业都成了国有企业；再后来看看不行了，就说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共同富裕。再后来呢？四十多年了，一部分人已经富到世界级的前几百名，中国老百姓的大部分还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还在那儿望梅止渴。 现在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危机，经济下滑，钱不够折腾了，怎么办？老办法，打土豪、分田地。割完小资产阶级的韭菜还不够用，现在开始割大资产阶级的韭菜而且一举两得，既得了钱还平息了民怨，让那些羡慕、嫉妒、恨的穷人可以拿图画上的梅子止渴了。至于共同富裕，你敢找习近平要富裕吗？找死的节奏。 为什么习近平不可能让穷人们共同富裕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和所谓的人口红利。连马克思都说，维持资本利润的诀窍就是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如果像民主国家那样制度性地维持公平的分配，没有廉价劳动力，怎么吸引美国资本家来帮共产党赚钱呢？没有这些超额利润，怎么扩展军备“解放全人类”呢？你以为习近平没有这个野心吗？ 不可能让你共同富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专制政治下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也是人，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说了算的政治下，为什么让你们挣钱我受穷呢？这不科学。不管转手几道弯，我们培养的富人必须和我们共同富裕，否则格杀勿论。现在换了一拨官僚资产阶级了，所以要再分配了，但不是分配给老百姓。你想参加黑帮老大的分配吗？呸！你也配姓“赵”？！ 专制政治的本质就是极大化了人性的贪婪，而专制政治所依靠的，就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愚昧。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够他们操心的了，没工夫也没动力去了解复杂如棋局的政治。所以在政治上，他们程度不等地处于愚昧状态，这就是政客们大忽悠的空间。只有当一部分政客成为工会、农会的谈判专家，才能为老百姓争取到他们应得的分配。注意，是争取而不是求取。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一篇署名李光满的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因被几乎所有党媒转载，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这篇文章立意很高，有高度概括性和前瞻性，火药味很浓，杀气腾腾，海外评论人士都惊呼：第二次文革来了！ 这篇文章当然有背景，它的背景是中共需要把前些日子以来，一连串打击市场﹑反垄断﹑讲均富的反常行动，一起作一次解释。政府的混乱行动把市场﹑中国人﹑外国投资者都打矒了，所有人都对政策无法理解，对未来无法预期。为避免全社会思想混乱，需要出一篇文章，给一切非理性政策一个说法，让这些非理性的行动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那么，这篇文章是否预示了习近平打算发动一场毛泽东式的文革呢?要下这个结论，首先要对毛式文革有一个基本了解。 毛泽东搞文革，有两个基本目的，直接目的是打倒刘少奇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威胁了毛至高无上的权力；长远目的是要建立一套毛泽东自己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权模式，这就是文革后建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所谓三结合，就是军队干部﹑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联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 习近平若准备搞习式文革，他有需要打倒威胁他地位的高干集团吗？实际上没有，足以威胁他的集团和个人都被清除得差不多了，若有能力取代他的，也早就取代了。 习近平有重建共产政权模式的野心吗?也是没有的，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些基本的运动形式：一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二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的造反组织，三是摧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四是放手让天下大乱社会失序，五是乱过几年后，毛还能把乱局收拾起来。 习近平胆敢让全国上下实行“四大自由”吗?只要言论一放开，天下就大乱。习近平胆敢让工人农民和学生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吗?一旦人民有结社自由，天下也会大乱。习近平胆敢让各级政权机构全面瘫痪吗?一旦政府瘫痪，也一定天下大乱。 在毛泽东手上，天下大乱，他有军队在手，他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凭这两条，他可以从容收拾乱局。但放到习近平手上，一旦天下大乱，局面就失控，中共的江山就不保。 可以肯定，习近平想都不敢想要搞第二次文革，他没有能力，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想头。 那么习近平想干什么？近期一轮乱棍横扫，究竟目的何在？这就是笔者昨天文章的结论，就是他要闭关锁国了。 要闭关锁国，最要紧是保证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党要把一切都管起来，不留一点私领域。党要无孔不入，要掌控一切，要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如此才能保证不出一点纰漏。 因此打击私企和网络巨头，打击教培﹑美团﹑滴滴等，都因为这些企业规模太庞大，庞大到党“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毛泽东文革初骂北京市政府的八个字)，党的权力一定不能有覆盖不到的死角，一定要占领它。 此外，肃清西方文化影响，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必要措施。对外要与美欧较量，内部不能不统一思想，不能让西方意识形态有生存空间，造成思想混乱，影响统一行动。因此打击明星文化，铲平文学艺术影视行业的西方毒素，重回党文化的“初衷”，也是当务之急。 局势预后凶险，未来日子难过，怎么活已经不重要，最重要有饭吃，是活下去。因此，预先打击民间不必要的开支，好像教培﹑电玩﹑高价酒﹑奢侈消费﹑饭圈文化等等，都是一般平民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应该加以打击，以储备更多粮草，应付未来的苦日子。 习近平不可能搞文革，也没打算搞文革，他只是要闭关锁国，只有闭关锁国才有执政安全感，才能应付极端恶劣的内外环境，才能控制一个摇摇欲崩的社会。 要全面闭关锁国，偌大中国就将与世界脱钩和隔绝，像朝鲜那样关起门来做皇帝，但因此就有自置于绝境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反制裁法”在香港落地会突然喊停的原因。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仍把香港留给英国，保留一个对外的窗口，以免需要时连一个对外的管道都没有。 一旦闭关锁国，香港又有价价了，留香港一线生机，对大陆脱钩后濒死的经济有多少帮补。只是，毛泽东时代香港是英国管，今日香港是中共管，香港还能不能生金蛋，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美中关系有三种前景，一是合作，那已经不可能，否则不必闭关；二是对抗，对抗的终极是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共必败，那是速死之局；三是不战也不和，中共闭关锁国，慢慢阴干，那是缓死之局。 对抗速死，闭关缓死，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习近平选择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继一连串气急败坏的打击措施之后，中共突然又祭出私企查税﹑打击明星等政策。私企明星偷税漏税向来如此，为何现在才来清算? 一个国家要推出影响国计民生的政策，应该小心斟酌，听取民意，考虑内外影响，然后按部就班逐一推行。一般来说，重大的政策不应该挤作一堆，互相捍挌，应该有条不紊，做完一项再做另一项，让政府与民间都有足够的空间时间消化改变带来的压力和影响。 但中共近来的举国“新政”，纷至沓来乱作一团，不计利害不留馀地，好像一个人大难临头，只来得及收拾细软，打捆成包，就夺门而出逃命去一样。 这是什么道理?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内外种种不利因素接踵而至，本来外部不妙，如内部健全，那还有恃无恐；或内部不稳，但外部环境尚好，那还有周旋馀地，但内外一起挤压，好的挤成坏，坏的挤成更坏，互相激化，四下爆雷，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因此，中共近来急于提前放血，把一些不安稳的因素自行引爆（如地产和金融），把一些长远影响安定的因素提前排除（如科网巨头财雄势大），然后聚焦在做两件事，一是赶紧敛财在手，二是安抚底层百姓。 敛财不必说了，国库空虚，囊中羞涩，不少地方政府连公职人员的薪水都开不出来，各省市相继有讨薪的游行发生。经济下行，税收枯竭，哪里有馀钱流动，中共就把手伸到哪里。向私企查税，逼明星吐钱，都是同一道理。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危机四伏，最怕底层贫民没有活路。中国人固然吃过草，但吃草岂是过瘾的事？改革开放四十年，底层社会生活有所改善，即使全面脱贫仍是大话，但穷人都知道好日子应该是什么样的。过去几十年资讯相对自由，外国人的好日子有眼得见，人长了见识，想法就不同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在要叫中国人吃草，搞到大饥荒易子而食，还要乖乖就死，已经没有呢支歌仔唱了。 中共最怕的是底层百姓饿肚皮，北方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底层百姓烂命一条，无车无房，年轻人都不敢结婚生子，光棍来去，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一旦这批穷光蛋愤怒起来，成群结队，到处生事，那中共就无以安枕了。 城市中产家有老小，坛坛罐罐舍不得，轻易不敢动粗，相反的，农民工血气方刚，赚的是辛苦钱，一旦活不下去，聚众起事无后顾之忧。人人一起哄，到处生事，事后拍拍屁股回乡下去，你去哪里找人? 因此，削平极少数发达阶层，安抚大多数贫苦百姓，就成了中共的当务之急，再不想办法补救，就要来不及了。 美团的外卖小哥，风雨里来去，每送一单只赚几块钱，中共现在要求公司为他们付保险金，让他们组织工会，一旦组织工会，就可以联合起来与公司讨价还价，提高收入水平，这便是中共干革命的老套路：劫富济贫，团结大多数，斗争一小撮。 当初干革命，中共自己没有发达，今日中共红二代先富起来，家产十亿百亿计，中共自己成了压迫者与剥削者，革命者成了革命对象。中共把矛头对准社会上极少数富裕阶层，志在转移基层的不满情绪，把穷苦人的愤恨转移到明星﹑私企老板﹑科网巨头身上，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正义之神，为穷人作主，帮穷人讨回公道。 劫富得来的钱，有多少中饱私囊，有多少还诸社会，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中国农民向来不求甚解，一旦政府摆出劫富济民的姿势，穷人又要三呼万岁了。如此一来，富人吃亏，穷人气平，就没有人再聚众起事，向中共讨说法了。这便是中共近来乱棍齐下的原因。 可惜政出多门，互相打架，一边要讨好穷人，一边却又把更多平民赶到穷人行列中去（剿灭教培行业﹑打击电玩﹑美容等，制造千万计失业人口)，一边排雷一边又埋更多的雷，凡事与自己过不去，长此以往，社会何日安宁?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大自然用暴虐的洪水，撕破中国盛世的表面，清晰地展示其残忍的底色。 七月，河南暴雨。 我们从视频（影片）上痛心地看到，逃难的灾民一眼望不到尽头，逃不出去的灾民在家园道路、在地铁隧道被洪水瞬间夺命。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庄稼、财产后，人们在泥水里绝望地嚎哭…… 自1949年中共建政，中国遭遇的灾难数不胜数。 如六十年代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七十年代造成24万多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1989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大屠杀,…… 此外大大小小的灾难中，还包括曾被隐瞒的1975年河南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死亡23万多人。 然而奇怪的是，无论多么大的灾难，无论这些灾难中有多大的”人祸”成分，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每一次灾情最终都变成中共政权的政绩，都令一些中国人感恩戴德，从而增添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 对于一遇灾难动辄追究政府责任的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大谜团。 为此，我试图以最近的河南洪灾为例，探讨中共每次灾难都能走出危机、并为自己加分的原因。 我分析中共历来所使用的各种手段，那是一套成熟而有效的维稳体系，其中包括：一，严控资讯，枪杆子捍卫谎言;二，丧事喜办，归咎自然;三，垄断做好事，严禁民间机构做大;四，煽动民粹主义和仇外世界观。 这一切手段能够堂而皇之地实行，都是因为人民没有政治权利，而任意妄为的中共当局有枪杆子保护。 7月27日，河南省郑州市一个地铁站前，民众献花悼念水灾遇难者。（图片来源：STR/AFP/Getty Images） 体现制度性失败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遇上灾难，但如何对付处理灾难，是由政府的好坏与制度的优劣决定的。 2021年河南水灾的“人祸”性质，在郑州悲剧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郑州是中国当局花费钜资建设的“海绵城市”，本应具有吸水、蓄水等功能，有防洪排涝的能力。 但一场暴雨证明，在冷漠僵化不作为的共产党官僚统治下，什么”海绵城市”都无法阻止人民罹祸。 7月20日，郑州发生两起导致人员伤亡的重大事故，一是下午6点地铁5号线车厢进水，另一起是京广路隧道被淹，大批车辆人员被困被淹死。 惨剧发生后，人们发现，这两起恶性事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早一点停运地铁，关闭隧道，灾难就不会发生。 综合郑州当局所犯的严重错误： 一，按照常规，气象预报部门发布多次红色预警，郑州本应三停：停工、停学、停运，然而郑州当局违反规则。 郑州市委书记甚至指示确保“重要交通不中断”，地铁照开、隧道照通，因此产生重大伤亡。 二. ，水库泄洪没有通知市民，导致严重后果。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认为，中国水库营运和人员工资依靠卖水的收益，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泄洪。 郑州常庄水库20日上午10时30分开始泄洪，防灾服务台却在21日凌晨1时才发布，居民无法及时撤退。 三，漠视人命，救援迟缓，导致大量死伤者无人及时救助。 很明显，这是一个政府失效的问题。 中共经常夸耀的”专制效率”，在这里完全看不到。 相反，这次灾难正体现专制制度的弊病：因为不是民选政府，最高层第一考虑的是维护政权、并不在乎民生。 下层官员一切唯上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高层不发指示，下面就躺平不行动。 就在这个紧急时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西藏，去接受众人排演的敬献哈达与欢呼去了。 正如梁启超先生指责袁世凯的一句话：”既拦万事于一身，而万事都不负责任。 ” 救灾需要出动武警，但习近平在2018年就将武警收归于中央领导。 国务院各部门协调，如应急部水利部交通部等衙门，也要习近平批准才能合作行动。 结果，在习近平发话救灾之前，郑州的整个机制和救援系统都在坐等上级指示，不顾灾民陷入水火之中。 到8月2日，新华社消息称：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 人们希望中国当局对这场灾难进行追责。 然而，中国国务院本身就负有防灾、救灾的职责，在2018年成立了”应急管理部”，但就是他们不应急、不作为。 这样的机构，能让他们自己调查自己的错误吗？ 在瑞典，因为新冠疫情一度严重，国家成立了“新冠事务调查委员会”，以调查政府是否抗疫不力。 这个机构由议会各党推荐组成，由独立的专业人士负责。 而中国国务院组织的灾难调查组，完全没有反对党和独立机构的监督，能指望他们公布多少真相？ 德国和比利时在水灾过后，现已展开调查进行法律追究。 而在郑州险境中有权决定关闭地铁运行的领导班子已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但是，谁会去追究他们呢？ 认定了郑州水灾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我们就以此为例，探讨中共当局是怎样在灾难中给自己加分。 手段一：严控资讯，枪杆子捍卫谎言 在中国的每一次灾难面前，中共政权的拿手好戏就是：封锁消息。 郑州洪灾时，中国官媒展现了扼杀真相的“三部曲”： 首先，官媒沉默拖延不报灾情。 7月20日，河南暴雨倾盆、洪水滔天、陷入水中的人们苦苦挣扎之际，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头条却是“欧洲洪灾肆虐”，河南卫视竟还在播放抗日神剧，对本地发生的惨剧完全没有即时直播。 当时民间自媒体上出现很多令人惊心动魄的视频画面：被洪水冲走的汽车，无助地浸在水中的人们,……。 此时官媒一片沉默。 即使是民众被困地铁呼救，官媒在两小时后才有所反应，但只是引述网路片段报导，表示被困乘客已全部救出，”无生命危险”。 直到21日，《人民日报》才在第七版才报导河南洪灾，但一字不提灾情惨重民众死亡，只是报导寥寥数名军人的救灾表演。 当时新华社发了郑州7名党员、公职人员牺牲者名单，不提老百姓的死亡人数。 整个中国只有凤凰卫视胡玲像个真正的记者，她在微博上追问当局，说要通报死亡人数。 其次，禁言赶人，删贴封号。 郑州市民祭奠亲人被拦，财新记者拍照片被抓。（网络图片） 郑州市民祭奠亲人被拦，财新记者拍照片被抓。（网络图片） 不但自己不报导，中共官方还在灾情灾难发生后，为掩盖事实真相，下令不得传播”谣言”。 他们开始禁外国记者，禁民间组织，禁网路舆论，禁传播视频，启动独家宣传机器。 来自官方的指示称： “多家国外媒体在京广路隧道现场采访，易引发国际舆情。 建议辖区办事处提醒广大商户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给对方任何歪曲事实可能，发现相关情况及时回馈或直接报警处理。 切不要用简讯微信通知，挨家挨户口头通知。 ” 在京广路隧道周围布满员警，实行军管，禁止观众靠近、拍摄隧道。 很多死者家属被堵在街头，连幸存者发表的贴文都删除。 一些身份可疑的义和团民众开始驱逐外国记者，说不让境外势力给祖国抹黑。 再次，中共有自己一套水灾宣传的套路。 不让外国记者报导，中共要按照自己的路数宣传：强调天灾的严重性;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 将报导重点转移到灾后重建。 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统计资料，要严格依照权威资讯。 这即是说，只要不是官方发布的，就都是谣言。 人民的知情权、公共事件的透明性荡然无存。 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和真相一起给抛弃了。 手段二：丧事喜办，归咎自然 不准传播负面消息，那么，中共当局就可把人民生死存亡的灾情，统统涂抹成光采的正面。 他们经久不衰的表演手法是”丧事喜办”，报喜不报忧，把灾难改变成对中共歌功颂德的机会。 首先是把责任归咎于大自然。 每年大雨他们都会说百年难遇。 今年竟然出现”5千年一遇”了。 不顾中国有气象记录才70多年，无边夸大暴雨的严重性，为的是推卸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胡锡进说：极端天气导致郑州洪灾是必然的。 然后，党国开动媒体庞然大物，轰轰烈烈地宣传官民万众一心战胜灾难。 街上开进解放军车队，组织好的人们欢呼雀跃，表演送礼品谢亲人，塑造了一种“虚构式的感动”：天灾无情人有情，感谢国家感谢党！ 国内网友说，这就像去年武汉疫情。 在央视的画面里医院一片和谐，指挥有序，病房干净整洁，但真实的情况是医院里外一片混乱，运尸车忙个不停。 官方“郑州发布”的这条微博文字，很好地展现中共在悲剧性灾难中表达滑稽的喜剧性：“暴雨虽然很大，但坚强乐观的郑州人不怨天尤人，我们坚信，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 “在这一类灾后美景描绘中，河南大地那些被淹的住房和农田、被失踪的人，那漂浮在水上的尸体，统统不见了。 手段三：垄断做好事，严禁民间机构做大 在西方民主国家，大部分救灾活动是民间组织和民众自发做的，因为政府的资源有限，踊跃的民间救助补充了政府的不足，满足了灾民的需要。 然而，当中国灾区老百姓陷入无助的境地时，他们可依赖的救助机构往往只有政府一家。 这种”依赖”很无奈，灾民没有选择。 集权的中共把那些积极说明救灾的民间慈善组织，都视为对其统治权力的威胁，不许他们做大。 这样长期压制民间机构的后果是，只有占有全部公共资源的独裁政府，才有能力组织和调动一切救灾力量。 由此看来，专制政府不仅仅是干坏事，他们也垄断了做好事的一切机会，动用国家公权力排斥了愿做好事的民间。 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他们独占了做好事的功绩，借此吹嘘自己的大恩大德，收获民众的感激。 现实就这样荒谬：一个本应对灾难负责的政府，结果却因为救灾给自己加分了。 手段四：煽动民粹主义和仇外世界观 与过去不同，这次河南洪灾增添了官方救灾叙事的新元素——排外民族主义。 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胡温政府还有对西方救援的感谢之意。 当时新华社报导：“汶川地震，寰球震动。 在中国人民艰难危急时刻，国际社会伸来宝贵的救援之手。 ” 然而到习近平执政的今天，煽动仇恨排外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救灾主旋律，这也是给中共加分的新手段。 洪灾尚未结束，胡锡进就于7月21日发微博鼓动，说河南大水”不妨碍对德吹英吹美吹的鄙视”。 国内一片吹捧之声，如：”不是河南这场暴雨，我都不知道中国人这么牛逼。 “”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中国政府的救援，就是世界第一。” 至此，救灾不再是单纯的救灾，而是彰显专制民族主义的威力，与西方制度较量的战场。 即使是陷入困境的灾民，也受这股蛊魅的民族主义影响。 视频中看到重灾区新乡一位男子，跪地祈求说：”毛主席把台风和暴雨弄到美国去吧！ ” 在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下，即使洪灾严重，一些中国线民也忙著攻击奥运会主办方和外国选手。 环球时报指责“西方媒体长期扮演了抹黑中国的角色”，河南因此发生了对外媒记者的围堵揪斗，甚至有线民留言：“见到可以往死里打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