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賽》（The Odyssey）全球票房突破11億美元！成諾蘭生涯最賣座電影
2026 年 8 月 11 日
繼一連串氣急敗壞的打擊措施之後，中共突然又祭出私企查稅﹑打擊明星等政策。私企明星偷稅漏稅向來如此，為何現在才來清算? 一個國家要推出影響國計民生的政策，應該小心斟酌，聽取民意，考慮內外影響，然後按部就班逐一推行。一般來說，重大的政策不應該擠作一堆，互相捍挌，應該有條不紊，做完一項再做另一項，讓政府與民間都有足夠的空間時間消化改變帶來的壓力和影響。 但中共近來的舉國「新政」，紛至沓來亂作一團，不計利害不留餘地，好像一個人大難臨頭，只來得及收拾細軟，打捆成包，就奪門而出逃命去一樣。 這是什麼道理?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內外種種不利因素接踵而至，本來外部不妙，如內部健全，那還有恃無恐；或內部不穩，但外部環境尚好，那還有周旋餘地，但內外一起擠壓，好的擠成壞，壞的擠成更壞，互相激化，四下爆雷，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因此，中共近來急於提前放血，把一些不安穩的因素自行引爆（如地產和金融），把一些長遠影響安定的因素提前排除（如科網巨頭財雄勢大），然後聚焦在做兩件事，一是趕緊斂財在手，二是安撫底層百姓。 斂財不必說了，國庫空虛，囊中羞澀，不少地方政府連公職人員的薪水都開不出來，各省市相繼有討薪的遊行發生。經濟下行，稅收枯竭，哪裡有餘錢流動，中共就把手伸到哪裡。向私企查稅，逼明星吐錢，都是同一道理。 另一方面，一個社會危機四伏，最怕底層貧民沒有活路。中國人固然吃過草，但吃草豈是過癮的事？改革開放四十年，底層社會生活有所改善，即使全面脫貧仍是大話，但窮人都知道好日子應該是什麼樣的。過去幾十年資訊相對自由，外國人的好日子有眼得見，人長了見識，想法就不同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現在要叫中國人吃草，搞到大饑荒易子而食，還要乖乖就死，已經沒有呢支歌仔唱了。 中共最怕的是底層百姓餓肚皮，北方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底層百姓爛命一條，無車無房，年輕人都不敢結婚生子，光棍來去，沒有什麼可以喪失的。一旦這批窮光蛋憤怒起來，成群結隊，到處生事，那中共就無以安枕了。 城市中產家有老小，罈罈罐罐捨不得，輕易不敢動粗，相反的，農民工血氣方剛，賺的是辛苦錢，一旦活不下去，聚眾起事無後顧之憂。人人一起鬨，到處生事，事後拍拍屁股回鄉下去，你去哪裡找人? 因此，削平極少數發達階層，安撫大多數貧苦百姓，就成了中共的當務之急，再不想辦法補救，就要來不及了。 美團的外賣小哥，風雨里來去，每送一單只賺幾塊錢，中共現在要求公司為他們付保險金，讓他們組織工會，一旦組織工會，就可以聯合起來與公司討價還價，提高收入水平，這便是中共幹革命的老套路：劫富濟貧，團結大多數，鬥爭一小撮。 當初幹革命，中共自己沒有發達，今日中共紅二代先富起來，家產十億百億計，中共自己成了壓迫者與剝削者，革命者成了革命對象。中共把矛頭對準社會上極少數富裕階層，志在轉移基層的不滿情緒，把窮苦人的憤恨轉移到明星﹑私企老闆﹑科網巨頭身上，中共搖身一變，成了正義之神，為窮人作主，幫窮人討回公道。 劫富得來的錢，有多少中飽私囊，有多少還諸社會，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中國農民向來不求甚解，一旦政府擺出劫富濟民的姿勢，窮人又要三呼萬歲了。如此一來，富人吃虧，窮人氣平，就沒有人再聚眾起事，向中共討說法了。這便是中共近來亂棍齊下的原因。 可惜政出多門，互相打架，一邊要討好窮人，一邊卻又把更多平民趕到窮人行列中去（剿滅教培行業﹑打擊電玩﹑美容等，製造千萬計失業人口)，一邊排雷一邊又埋更多的雷，凡事與自己過不去，長此以往，社會何日安寧?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大自然用暴虐的洪水，撕破中國盛世的表面，清晰地展示其殘忍的底色。 七月，河南暴雨。 我們從視頻（影片）上痛心地看到，逃難的災民一眼望不到盡頭，逃不出去的災民在家園道路、在地鐵隧道被洪水瞬間奪命。 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莊稼、財產後，人們在泥水裡絕望地嚎哭…… 自1949年中共建政，中國遭遇的災難數不勝數。 如六十年代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七十年代造成24萬多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1989年震驚中外的天安門大屠殺,…… 此外大大小小的災難中，還包括曾被隱瞞的1975年河南駐馬店水庫潰壩事件，死亡23萬多人。 然而奇怪的是，無論多麼大的災難，無論這些災難中有多大的”人禍”成分，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里，每一次災情最終都變成中共政權的政績，都令一些中國人感恩戴德，從而增添了專制政權的合法性。 對於一遇災難動輒追究政府責任的西方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難理解的大謎團。 為此，我試圖以最近的河南洪災為例，探討中共每次災難都能走出危機、並為自己加分的原因。 我分析中共歷來所使用的各種手段，那是一套成熟而有效的維穩體系，其中包括：一，嚴控資訊，槍杆子捍衛謊言;二，喪事喜辦，歸咎自然;三，壟斷做好事，嚴禁民間機構做大;四，煽動民粹主義和仇外世界觀。 這一切手段能夠堂而皇之地實行，都是因為人民沒有政治權利，而任意妄為的中共當局有槍杆子保護。 7月27日，河南省鄭州市一個地鐵站前，民眾獻花悼念水災遇難者。（圖片來源：STR/AFP/Getty Images） 體現制度性失敗 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會遇上災難，但如何對付處理災難，是由政府的好壞與制度的優劣決定的。 2021年河南水災的「人禍」性質，在鄭州悲劇中體現得最為充分。 鄭州是中國當局花費鉅資建設的「海綿城市」，本應具有吸水、蓄水等功能，有防洪排澇的能力。 但一場暴雨證明，在冷漠僵化不作為的共產黨官僚統治下，什麼”海綿城市”都無法阻止人民罹禍。 7月20日，鄭州發生兩起導致人員傷亡的重大事故，一是下午6點地鐵5號線車廂進水，另一起是京廣路隧道被淹，大批車輛人員被困被淹死。 慘劇發生後，人們發現，這兩起惡性事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早一點停運地鐵，關閉隧道，災難就不會發生。 綜合鄭州當局所犯的嚴重錯誤： 一，按照常規，氣象預報部門發布多次紅色預警，鄭州本應三停：停工、停學、停運，然而鄭州當局違反規則。 鄭州市委書記甚至指示確保「重要交通不中斷」，地鐵照開、隧道照通，因此產生重大傷亡。 二. ，水庫泄洪沒有通知市民，導致嚴重後果。 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認為，中國水庫營運和人員工資依靠賣水的收益，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泄洪。 鄭州常庄水庫20日上午10時30分開始泄洪，防災服務台卻在21日凌晨1時才發布，居民無法及時撤退。 三，漠視人命，救援遲緩，導致大量死傷者無人及時救助。 很明顯，這是一個政府失效的問題。 中共經常誇耀的”專制效率”，在這裡完全看不到。 相反，這次災難正體現專制制度的弊病：因為不是民選政府，最高層第一考慮的是維護政權、並不在乎民生。 下層官員一切唯上是從，不敢越雷池一步，高層不髮指示，下面就躺平不行動。 就在這個緊急時刻，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到西藏，去接受眾人排演的敬獻哈達與歡呼去了。 正如梁啟超先生指責袁世凱的一句話：”既攔萬事於一身，而萬事都不負責任。 」 救災需要出動武警，但習近平在2018年就將武警收歸於中央領導。 國務院各部門協調，如應急部水利部交通部等衙門，也要習近平批准才能合作行動。 結果，在習近平發話救災之前，鄭州的整個機制和救援系統都在坐等上級指示，不顧災民陷入水火之中。 到8月2日，新華社消息稱：國務院決定成立調查組，對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進行調查。 人們希望中國當局對這場災難進行追責。 然而，中國國務院本身就負有防災、救災的職責，在2018年成立了”應急管理部”，但就是他們不應急、不作為。 這樣的機構，能讓他們自己調查自己的錯誤嗎？ 在瑞典，因為新冠疫情一度嚴重，國家成立了「新冠事務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政府是否抗疫不力。 這個機構由議會各黨推薦組成，由獨立的專業人士負責。 而中國國務院組織的災難調查組，完全沒有反對黨和獨立機構的監督，能指望他們公布多少真相？ 德國和比利時在水災過後，現已展開調查進行法律追究。 而在鄭州險境中有權決定關閉地鐵運行的領導班子已涉嫌重大事故責任罪，但是，誰會去追究他們呢？ 認定了鄭州水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人禍”，我們就以此為例，探討中共當局是怎樣在災難中給自己加分。 手段一：嚴控資訊，槍杆子捍衛謊言 在中國的每一次災難面前，中共政權的拿手好戲就是：封鎖消息。 鄭州洪災時，中國官媒展現了扼殺真相的「三部曲」： 首先，官媒沉默拖延不報災情。 7月20日，河南暴雨傾盆、洪水滔天、陷入水中的人們苦苦掙扎之際，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頭條卻是「歐洲洪災肆虐」，河南衛視竟還在播放抗日神劇，對本地發生的慘劇完全沒有即時直播。 當時民間自媒體上出現很多令人驚心動魄的視頻畫面：被洪水沖走的汽車，無助地浸在水中的人們,……。 此時官媒一片沉默。 即使是民眾被困地鐵呼救，官媒在兩小時後才有所反應，但只是引述網路片段報導，表示被困乘客已全部救出，”無生命危險”。 直到21日，《人民日報》才在第七版才報導河南洪災，但一字不提災情慘重民眾死亡，只是報導寥寥數名軍人的救災表演。 當時新華社發了鄭州7名黨員、公職人員犧牲者名單，不提老百姓的死亡人數。 整個中國只有鳳凰衛視胡玲像個真正的記者，她在微博上追問當局，說要通報死亡人數。 其次，禁言趕人，刪貼封號。 鄭州市民祭奠親人被攔，財新記者拍照片被抓。（網路圖片） 鄭州市民祭奠親人被攔，財新記者拍照片被抓。（網路圖片） 不但自己不報導，中共官方還在災情災難發生後，為掩蓋事實真相，下令不得傳播”謠言”。 他們開始禁外國記者，禁民間組織，禁網路輿論，禁傳播視頻，啟動獨家宣傳機器。 來自官方的指示稱： “多家國外媒體在京廣路隧道現場採訪，易引發國際輿情。 建議轄區辦事處提醒廣大商戶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國外媒體採訪，不給對方任何歪曲事實可能，發現相關情況及時回饋或直接報警處理。 切不要用簡訊微信通知，挨家挨戶口頭通知。 」 在京廣路隧道周圍布滿員警，實行軍管，禁止觀眾靠近、拍攝隧道。 很多死者家屬被堵在街頭，連倖存者發表的貼文都刪除。 一些身份可疑的義和團民眾開始驅逐外國記者，說不讓境外勢力給祖國抹黑。 再次，中共有自己一套水災宣傳的套路。 不讓外國記者報導，中共要按照自己的路數宣傳：強調天災的嚴重性;宣傳政府搶險的主動性;盡量降低災害中死亡人數。 將報導重點轉移到災後重建。 涉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的統計資料，要嚴格依照權威資訊。 這即是說，只要不是官方發布的，就都是謠言。 人民的知情權、公共事件的透明性蕩然無存。 當媒體都”姓黨”時，人民就和真相一起給拋棄了。 手段二：喪事喜辦，歸咎自然 不準傳播負面消息，那麼，中共當局就可把人民生死存亡的災情，統統塗抹成光採的正面。 他們經久不衰的表演手法是”喪事喜辦”，報喜不報憂，把災難改變成對中共歌功頌德的機會。 首先是把責任歸咎於大自然。 每年大雨他們都會說百年難遇。 今年竟然出現”5千年一遇”了。 不顧中國有氣象記錄才70多年，無邊誇大暴雨的嚴重性，為的是推卸政府應承擔的責任。 胡錫進說：極端天氣導致鄭州洪災是必然的。 然後，黨國開動媒體龐然大物，轟轟烈烈地宣傳官民萬眾一心戰勝災難。 街上開進解放軍車隊，組織好的人們歡呼雀躍，表演送禮品謝親人，塑造了一種「虛構式的感動」：天災無情人有情，感謝國家感謝黨！ 國內網友說，這就像去年武漢疫情。 在央視的畫面里醫院一片和諧，指揮有序，病房乾淨整潔，但真實的情況是醫院裡外一片混亂，運屍車忙個不停。 官方「鄭州發布」的這條微博文字，很好地展現中共在悲劇性災難中表達滑稽的喜劇性：「暴雨雖然很大，但堅強樂觀的鄭州人不怨天尤人，我們堅信，這場歷史罕見的大雨過後，城市會更乾淨，草木會更加翠綠旺盛！ “在這一類災後美景描繪中，河南大地那些被淹的住房和農田、被失蹤的人，那漂浮在水上的屍體，統統不見了。 手段三：壟斷做好事，嚴禁民間機構做大 在西方民主國家，大部分救災活動是民間組織和民眾自發做的，因為政府的資源有限，踴躍的民間救助補充了政府的不足，滿足了災民的需要。 然而，當中國災區老百姓陷入無助的境地時，他們可依賴的救助機構往往只有政府一家。 這種”依賴”很無奈，災民沒有選擇。 集權的中共把那些積極說明救災的民間慈善組織，都視為對其統治權力的威脅，不許他們做大。 這樣長期壓制民間機構的後果是，只有佔有全部公共資源的獨裁政府，才有能力組織和調動一切救災力量。 由此看來，專制政府不僅僅是幹壞事，他們也壟斷了做好事的一切機會，動用國家公權力排斥了願做好事的民間。 獨此一家別無分店，他們獨佔了做好事的功績，藉此吹噓自己的大恩大德，收穫民眾的感激。 現實就這樣荒謬：一個本應對災難負責的政府，結果卻因為救災給自己加分了。 手段四：煽動民粹主義和仇外世界觀 與過去不同，這次河南洪災增添了官方救災敘事的新元素——排外民族主義。 2008年發生汶川地震，胡溫政府還有對西方救援的感謝之意。 當時新華社報導：「汶川地震，寰球震動。 在中國人民艱難危急時刻，國際社會伸來寶貴的救援之手。 」 然而到習近平執政的今天，煽動仇恨排外的民族主義就成了救災主旋律，這也是給中共加分的新手段。 洪災尚未結束，胡錫進就於7月21日發微博鼓動，說河南大水”不妨礙對德吹英吹美吹的鄙視”。 國內一片吹捧之聲，如：”不是河南這場暴雨，我都不知道中國人這麼牛逼。 “”在自然災害面前，我們中國政府的救援，就是世界第一。” 至此，救災不再是單純的救災，而是彰顯專制民族主義的威力，與西方制度較量的戰場。 即使是陷入困境的災民，也受這股蠱魅的民族主義影響。 視頻中看到重災區新鄉一位男子，跪地祈求說：”毛主席把颱風和暴雨弄到美國去吧！ 」 在這種狂熱的愛國主義情緒支配下，即使洪災嚴重，一些中國線民也忙著攻擊奧運會主辦方和外國選手。 環球時報指責「西方媒體長期扮演了抹黑中國的角色」，河南因此發生了對外媒記者的圍堵揪斗，甚至有線民留言：「見到可以往死里打么？ 」 […]
喀布爾時刻之後，世界經歷了一個星期左右的情緒劇變——美國國內對拜登政府的不滿、強烈批評，以及國際社會對美國的強烈不滿、鄙視、失望，二者匯成排山倒海的批評、指責。但日子還是要過下去，拜登政府與世界各國正在調整情緒並思考「沒有美國保護的」未來 。本文擇其要者概述分析，勾畫塔利班存在的未來世界藍圖。 美國國內反應激烈，拜登一錘定音 美國國內的批評基於各種立場，大概分為三類： 一是認為撤軍正確，但執行過程太過糟糕，丟棄了約1.5萬美國公民，將武器留給了塔利班，再現了當年越南撤軍時的「西貢時刻」，是拜登政府與美國的永久性恥辱。這些批評者當中包含幾乎所有在大選時期盛讚拜登極富外交經驗、與多國領導人保持良好私人關係的主流媒體，其中《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寫了公開信，懇求拜登政府將三報的200多名記者及相關的2000餘人安全接回。 二是擔憂此舉影響盟國對美國的信心，認為此次撤軍有損美國自二戰以來的光輝形象。 三是批評拜登政府丟棄了幫助美軍工作的成千上萬阿富汗人，此類批評以《大西洋月刊》為代表，要求政府加快身份審議，打開國門歡迎阿富汗難民。 身為總統的拜登終於露面了，他說：「如果說點什麼的話，過去一周的事態發展進一步證明了美國當前結束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是正確決定。」他表示：「美國軍隊不能也不應該在一場阿富汗部隊不願為自己而戰的戰爭中作戰並犧牲。」《華爾街日報》在登載了這條消息之後，無可奈何地承認：拜登的這番講話和美國的撤離將構成美國最漫長戰爭的終結篇章。 此情此景，讓我想起英國《金融時報》8月4日發表的那篇《為什麼拜登讓批評者無可奈何？》，認為民主黨之所以保護他，是因為拜登是贏取民主黨選民信任的捷徑，如果沒有他，民主黨人可能要很費力才能贏得這樣的信任。 這是該報近年評論拜登唯一一篇正確的文章，但作者沒有說到的是：拜登帶病上崗，幾乎成了媒體與公眾豁免他的主要理由，也成為拜登規避許多問題的憑藉。 盟友審視「美國回來了」 「喀布爾時刻」被拿來與1968年越南撤軍的「西貢時刻」對比，但恥辱遠超當年。在全世界的目光下，美國人眼睜睜地看著美國在國際社會丟盡了臉面，卻無可奈何。 在此，我必須來一段舊文重溫，看看現在這些批評拜登的媒體在2020年大選時，如何通過自家控制的媒體賦予拜登超強的「外交才能」（包括認識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以下只是原話照錄：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甚至FT與BBC都多次稱許的外交才能、國際經驗，《紐約時報》2020年7月6日發表《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如何與習近平這樣的外國領導人建立「私人關係」》，文章說，拜習至少見過8次面，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國鄉村學校投籃，私下共同進餐的時間超過25小時。奧巴馬還希望拜登憑藉迷人的魅力與習 「立刻拉上私人關係、讓習近平敞開心扉方面」。 就連還保持一點矜持的路透社也忍不住高度讚許。2020年11月23日，路透社如此展現拜登的外交才能：「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正推動實現他的競選承諾，讓美國再度在全球舞台上扮演領導者角色，同時以專業治國，指派經驗豐富的外交老將擔任重要職務。」這些話重複多了，拜登自己也深信不疑，2020年7月拜登曾表示：「我相當了解美國外交政策。我在全世界都有關係」。「我知道如何做好國際事務方面的工作。」 「喀布爾時刻」讓這些稱讚成了笑話。在美中天津會談美方失利之後，拜登對外說過，今年11月將在G20峰會召開前後，舉辦世界民主同盟大會，共商對抗中共大計，也因喀布爾時刻讓世界失去了期待，因為盟友們都在審視這個回來的美國是否還有足夠的領導能力。 來自盟國的指責內容太多，不過，這對拜登沒有用。拜登終於發話：「無法保證阿富汗空中撤離的最終結果，沒有看到盟國對美國信譽發出質疑。」 事實上，盟友國對美國的批評前所未有地尖銳，媒體均有登載，以下僅摘錄部分： 8月18日，英國下議院就阿富汗局勢進行了長達7個半小時的緊急辯論。這次會議上，英國政界重要人物紛紛表示對美國的強烈不滿。英國前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英國追隨美國撤軍的決定恰恰表明英國對美國的過度依賴，給英國的外交政策招致了一項「重大挫折」。前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歐文·派特森（Owen Paterson）更是稱，這是「自蘇伊士運河事件以來英國最大的恥辱」，並表示，西方「現在一團糟」。英國議會下院防務委員會主席托比亞斯·埃爾伍德抨擊拜登高調宣稱的「美國歸來」。「這是個諷刺。當我們被一個僅裝備火箭筒、地雷和步槍的叛亂組織打敗時，你憑什麼說『美國歸來』？」 8月22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委會副主席博雷利表示，喀布爾落入塔利班之後，國際撤離工作混亂不堪，這些表明，歐洲需要發展獨立於美國的、自己的軍事能力。 對於阿富汗撤軍，德國政界在兩個層面討論：1、當年參與「阿富汗行動」基於北大西洋「盟約」第五條（一國遭襲，群起反擊的「集體防禦」條款），是無奈之舉。2、拜登政府不顧聯盟內的反對聲，也未經充分協商便宣布立即撤軍，導致駐阿兵力第二位的德國軍隊不得不緊急撤退，難以「善終」。要言之，德國的討論觸及到追隨美國是否是個錯誤這個層面。 拜登確實多次在國際會議上高呼「美國回來了」，但盟友們覺得回來的根本不是過去那個美國。國際輿論的看法非常一致，認為眼下的結果是「西方的失敗」。 美國的反思剛開始。在種種分析中，我認為只有美國智庫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會研究員、曾在阿富汗服役的亞當·溫斯坦的反思是個正確路向：「美國真正的失敗在於其長期以來錯誤地認為可以通過武力促成有效的治理。阿富汗軍事干預後的混亂和撤軍後的混亂都源於同一個根本性錯誤——美國認為可以使用軍事力量來實現被佔領國社會和政治的永久性變革。」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本文經上報授權刊出，原出處）
近日，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公布一份美國對中關係民調，其中在如果中國入侵台灣，美軍是否應出兵保台的調查上，有52%美國民眾表示支持。這是該協會自1982年就此向美國人提問，第一次有過半比例民眾支持美國出兵協防台灣。 今年初拜登剛上任時，同一機構的同一問題，得到的百分比為41%，也就是短短半年，美國民眾支持美軍護台的比例就增加了11個百分點。假若回推到2014年，美國五角大廈公布中國軍力報告，提到中共或有能力在未來5到10年全面封鎖台灣時，那年調查結果，則僅有26%美國人支持美國出兵保台。 就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長期調查，在美軍保衛台灣議題上縱有黨派之別（本次調查約有60%共和黨人支持出兵護台、民主黨50%，無黨派49%），但「美國民眾支持美軍協防台灣」比例所呈現出的趨勢，確實是持續增長（1982年時僅19%）。而一般來說，「美國民眾」的支持度其實也具有指標意義，否則近40年來何須一直追這個問題。 今年5月，紐約城市大學教授Peter Beinart曾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文章，嚴厲批評新任總統拜登的對台政策「魯莽而危險」。於此之前，他已表示不贊成民主黨去年將其政綱中的「一個中國」字眼去除，進而，他更反對拜登上台後，一連串看似低調、漸進地和台灣建立官方關係，因為那遠比美國從阿富汗撤軍還可能引發世界大戰，關鍵就在這會直接觸犯中國紅線，給中國侵台找到借口。 中國找到借口侵台是一回事，Peter Beinart認為一場災難性戰爭的癥結，主要還在於美國人並沒有保台的意志。他用以佐證的，就是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今年2月份的調查。他引民調數字說，就算有85%的共和黨領導階層支持美軍出兵保台，但即使是共和黨的支持者，也只有43%表示支持（整體為41%）。而他認為，實際支持美國出兵的美國人只會更少。 Peter Beinart是在5月撰文，結果，8月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再發布民調，支持美軍保台的美國民眾比例就上升到52%。不待Peter Beinart再為文分析，只要重新看他原本寫的文章，其實就不難找到此民調上揚的原因之一。 Peter Beinart當時反對拜登在對台外交關係上挑戰中國的「一中政策」，所持觀點是，承認美軍無法壓制中國並不是放棄台灣，問題在台灣人民要維護自由，卻沒有人承受的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維持清晰的「一個中國」，不要在對台外交關係上做文章。Peter Beinart通篇論述確實吻合美國「綏靖派」的觀點，他本人也不反對別人這樣歸類他，但他同時也提到，台灣這座島嶼無疑是一個關於民主成功且鼓舞人心的故事，「如果它落得和香港同樣命運，那將是一場巨大的悲劇」。這一兩年下來，正因為中國治下「自由香港」走向「專制中國」的急促變化和悲觀發展，便使得即使是綏靖者，也會油然而生「不應讓台灣落得和香港同樣命運」的表述。 對美國民眾來說，西藏抗暴太遙遠，維吾爾人勞改教育太陌生（新疆種族滅絕之說是這一兩年才終於翻上檯面），唯獨香港的異常近在咫尺，多數人也更容易看得懂今天表象的背後，那個天際線媲美曼哈頓的東方之珠，是如何不斷往專制方向疾駛，成了赤手空拳無力抵抗的悲情城市。 就在Peter Beinart執筆撰文批評拜登對台政策後，不過三個月內，香港情勢立刻又再急轉直下：《港?》五高層被以國安法逮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判刑入監；《港?》前主筆馮煒光避走英國前被拘；《港?》被港府凍結資金後停刊；香港修改《個資條例》，「起底」風聲鶴唳；歌手黃耀明遭控在香港立法會補選造勢現場演唱歌曲被逮；當初騎乘插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旗幟摩托車的唐英傑，被依《香港國安法》判刑九年監禁；中共火速通過《反外國制裁法》並即時生效，美國駐港總領事再次召見在港美商，建議他們撤離香港；香港民主遊行示威重要主辦單位「民陣」被迫解散；曾在聯合國為香港人權發言的歌手何韻詩被中國執法部門關注；香港民主派最後一席立法會議員鄭松泰遭褫奪議員資格… 美國人對香港的熟悉，來自過去香港的高度國際化和與他國密切的交流往來，因此它的處境，比起其他東方城市／國家的動亂，更容易令一般人心有戚戚，那麼，當下美國人對美國出兵協防台灣的支持比例，會持續上升且首度過半，道理之一，或是美國人也清楚，若讓中共拿下台灣，下一步就是像Peter Beinart所稱「落得和香港同樣的命運」。可以說中共的治港模式，不是只有台灣人看在眼裡，它也一定程度決定了別的國家人民如何看待中國，「出兵保台」堪為美國人不喜中國的其中表徵，今天這過半比例，恐怕也是中國自己催出來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近來亂拳盡出，令人眼花繚亂。 從早前剎停螞蟻美國上市，再到敲打科網巨頭，再到重手打擊教培行業，再到圍剿白酒、美容、遊戲全行，再到重新分配，再到整頓地產代理，日日有新出，簡直都不讓自己喘氣。 按理，面對即將來臨的緊日子，應該持盈保泰，小心駛得萬年船，盡量少折騰，避免自亂陣腳，邊走邊看，慢慢調整。但中共反其道而行，氣急敗壞，慌不擇路，一於和自己過不去，這是什麼道理？ 最根本的原因，當然是預後很不妙。未來將面臨一段非常漫長的艱難日子，外部局勢惡劣，內部問題很多，內外交織在一起，互相拖曳作螺旋式下沉，其後果不可預料。因此，中共急於為往後的緊日子預為籌謀，提前放血，排除不利因素。可惜定時炸彈太多，早前又一味樂觀放任生長，現在一隻水桶上下左右都在漏水，一時手忙腳亂，顧此失彼，沒有章法。 形勢不妙，最要害是兩端：一端是財政要穩健，有什麼事都靠錢來維持；一端是就業要保障，人人有工開，就不怕基層鬧事。但眼前一堆亂麻，互相撕扯不開，牽一髮動全身。 未來日子難過，中共要把國家命脈都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一切私企，只要大到一定規模，一定要設法打擊，削弱他們的勢力，剝奪他們的市場份額，減少他們對政府政策和人民生活的影響。但如此一來，勢必窒息了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私企奄奄一息，個體經濟走向末路，必然製造大量失業。 未來日子難過，中共要減少民眾日常不必要的開支，省下錢來應付基本生活所需。好像教培、白酒、美容、遊戲，一般人離了這些東西，日子都過得下去。相反的，想維持原有生活方式，勢必消耗大半收入，連維持一日三餐最基本的生活都會有困難。因此以各種成立不成立的理由，削減不必要的生活支出，省下錢來活命。 未來日子難過，所以要重手打擊私企，把國計民生的命脈都掌握在中共手上，全國十幾億人離開中共都無法維生。一家老小都等中共發錢來養活，還有誰敢不聽話？即使吃草過日，還是要乖乖順從。但打擊私企，市場凋蔽，社會失去活力，生產與生活水平都下降，要讓經濟重起，東升西降，對外擴張，那就不用想了。 國庫空虛之下，政府又起「劫富」之心，所謂三次分配，就是要掏空富人口袋，把錢收歸國有，以應付未來的拮据日子。至於會有多少份額流到真正窮人手上，那就只有天曉得了。紅二代在海外有萬億計私人存款，怎不見他們講點「道德」，拿一點回來救濟窮人？ 最近又傳說汪洋政治行情看漲，但以中共目前的內外環境，對外擴張對內左轉的政治路線，換人能解決問題嗎？如果糾錯機制有效，早在美中交惡之前，就應該換人了；再遲一點，也應該在與歐盟交惡前換人；更遲一點，在搞出這麼多內部亂象之前，也應該換人了。幾次該換不換，證明換人的機制失靈，七搞八搞，搞到大錯鑄成，狂瀾欲倒，一切都太遲了。 現在換人，除非來的是神仙。現在不管換什麼人，美中關係不可挽回，兩岸關係也不可修復，香港死局不能改變，經濟下行也不可逆轉，那換人不是「拿來搞」？ 我不太相信換人之說，政治局常委排座次或許有變，有人下去有人上來，但習近平「定於一尊」的地位不會改變。說一句不好聽的，現在沒有「定於一尊」，事情更不可收拾。人人一張嘴，你要這樣我要那樣，從寡頭政治變成多頭政治，一盤散沙更難以為繼。現在好歹都有習近平一人孭曬（扛），看他還有多大本事就是了。 別的不說，單是暴力防疫這一單，老百姓已苦不堪言。病毒一定與人類共存，你又死都不跟它共存，最終是病毒未死，先把自己搞死。 緊日子未到，苦日子先到了。我們看中國人苦，中國人還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希望他們能把這支歌永遠唱下去。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原標題：國家未亂黨先亂：緊日子未到，苦日子先到！）
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突然落馬，表面看是官場貪腐案，其實後面「水很深」，這個案子可能成為中國大陸官商兩界大地震的「黑天鵝」。 案情不複雜，就是周江勇與馬雲的政商關係。周江勇可能是有史以來與馬雲關係最密切的杭州地方官，他授予馬雲「功勛杭州人」的美稱，阿里巴巴與杭州市政府竟然簽定「全面深化戰略合作協議」，馬雲稱阿里巴巴與杭州市政府建立了「一種全新的政企關係，一種親情關係」。 螞蟻集團在紐約上市之前，周江勇的家人向銀行貸款五億元，預先購買螞蟻的股票，當螞蟻上市失敗後，螞蟻集團退回江家五億二千萬。股票上市失敗，申請股票者撿不到便宜，只能自認倒霉，豈有倒貼二千萬退款之理?螞蟻集團不可能對申請股票者作出同樣比例的賠償，這二千萬顯然是政治獻金，是對周家的補償。 螞蟻集團對周江勇家族照顧如此周到，顯示周江勇與馬雲關係非同一般，現在周江勇落馬，馬雲如何置身事外?萬一周江勇供出猛料，馬雲會不會有牢獄之災，那才是問題。馬雲因為出言不遜，被習近平視為眼中釘，現在前事未了，再生後事，馬雲看來在劫難逃。 周江勇之落馬，據說是被他的情婦出賣。情婦的老公被查，情婦去求周江勇，周江勇不肯落手打救，情婦索性把他供出來。情婦的老公是寧波海曙區委書記，區委書記要把自己的老婆「奉獻」給市長，以換取市長的提攜，區委書記也有辦法去找自己下屬的老婆做情人，而下屬又有辦法再找更下屬的老婆做情人。整個中共官場，就是這麼一種烏煙瘴氣的關係。 周江勇的案子要是發生在幾年前，那也就是個別的貪腐案，撤職判刑就完了。但放在今日性質就完全不同了。今日中共內外受壓，即將長期挨緊日子，中共正把執政重心從對外擴張轉入對內壓迫，經濟急速下行，民間生活被擠壓，社會矛盾白熱化，群體事件必然頻生。 局勢預後不妙，中共打擊私企，國進民退，壓縮消費，收割中產，政治上向左轉，唱紅歌學「習」思想，下放執法權，恢復農村合作社等等，都是為未來的社會動蕩作準備。 周江勇的案子正撞在槍口上，周江勇與馬雲的政商關係，正是妨礙中央集權的地方割據狀態，理應重手打擊。省一級私企與省一級官員勾結，地市一級私企也與地市一級官員勾結，縣一級私企又與縣一級官員勾結，層層官商構成一個巨大的腐敗網路。中共不打散這個網路，無法承受即將來臨的社會動蕩。 當下中共水緊，要打私企的主意，逼私企主動課金換取安全感，「三種分配」志在劫富救急，而加強社會管控嚴懲官員怠政，就要殺雞儆猴以震懾官商，因此周江勇案牽扯出來的政治震蕩，就不只是周江勇與馬雲兩個人那麼簡單。 浙江省已展開為期三個月的「整頓政商關係」專項行動，覆蓋全體在職及三年以來退休離職的市管領導幹部，這單個案已發展成一場政治運動。各級官員和私企老闆要自動投案，互相揭發。經過一輪整肅，官員該判刑的判刑，該撤職的撤職，私企老闆該罰的罰，該關的關，可以預料，一場財富大轉移隨後也會發生。 改革開放四十年，官商勾結是常態，本來各自發財心照不宣，現在國庫干塘，收割私企是當務之急，官商兩造都不會有好日子過。杭栦解決了，浙江省會緊跟在後，然後全國各省市也會有樣學樣，照辦煮碗。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前，把整個官場都改造成清一色忠誠的習家軍，私企老闆一概自動獻身以私奉公，以解政府燃眉之急。 周江勇家族五億銀行貸款是如何批出來的?螞蟻集團酬謝二千萬又是誰拍板?周江勇為自保，又會供出什麼見不得光的交易？馬雲在此一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會有什麼下場? 中國大小富豪和私企老闆，有哪一個在發財途中，沒有做一點傷天害理的骯髒勾當?中共數千萬官員，有哪一個在官場上沒有以權謀私狼狽為奸?中共收拾了貪官和姦商，讓百姓「回歸」到泛政治社會生活的清淡歲月，人人刻苦為革命，個個捨身愛中共，習近平才可以像毛澤東那樣，做到去見馬克思為止。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美軍撤出阿富汗，國際、國內的輿論認為中共的機會來了。特別是中國網路上的五毛打了雞血一樣的興奮，他們響應中共「戰略忽悠局」發言人華春瑩的號召，直接為塔利班唱讚歌，忽悠中共領導層接管阿富汗。他們覺得，這是打擊「美帝國主義」面子的最好時機，卻沒發現這是他們自己丟掉了里子，掉進了麻煩陷阱。美國最近兩屆政府夠狠毒呀，美國的參謀幹事們不是吃乾飯的。 這是個什麼陷阱呢？簡單說，叫做極端主義擴張的陷阱。大家都在擔心，受到鼓勵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份子們可能會對美國和歐洲造成類似9·11那樣的恐怖活動。我認為不會。因為現在的塔利班比二十年前的鄉巴佬進步多了，經過了二十年的失敗，又經過了關塔納摩的培訓，他們在政治上比過去成熟得多了。 你看他們多聰明：像東晉的將領在淝水之戰中一樣，說服敵人後退讓出戰場；然後趁敵人士氣不振的機會，一鼓作氣就大獲全勝了；而且還學會了給沒拿到軍餉的敵軍發放路費，讓他們把高價的現代化裝備交出來，回家去過小日子。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抓住了敵軍的心理弱點。不好說有沒有中共的軍官給他們講解孫子兵法。 習近平的團隊和弱智的五毛一個水平，認為給點輿論和經濟支持就可以收買塔利班，這可是打錯了算盤。塔利班的勝利給了他們自己極大的自信，必須以及必然會擔負起擴張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任務，而且他們不會犯二十年前的錯誤去招惹美國和俄羅斯。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找誰的麻煩呢？中國最合適。 周邊穆斯林人民受迫害最嚴重的，受到全世界譴責的，也就是中共政權統治下的新疆。 這下子中共的麻煩大了，在北京搞它一個亞洲9·11，老百姓肯定會群情洶湧，抗議、起義甚至政變都有可能。習近平只能被迫全力鎮壓，大舉出兵。倒霉的還是新疆的老百姓。但是治病不除根，病情還是會不斷騷擾你。 怎麼辦？只有出兵阿富汗，解決病根問題。若說和美國硬抗出兵台灣，那只是憤青、憤老們吹牛放大炮。就是習近平敢，現役的將軍們也不敢，那叫作死。但是打一個不得人心的小小塔利班，正是多年沒機會的將軍們練手的機會，小菜一碟。何況中國軍隊有打山地戰和游擊戰的傳統，又有後勤補給的便利，和只會打正規戰的美軍不同。他們有信心打爛塔利班，徹底解決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問題。 對於兩屆美國領導人的巧妙布局，事先不能說破，觀棋不語真君子嘛。習近平的這步臭棋有解嗎？有解。那就是在資金、武器、人員上支持反塔利班的勢力，圍魏救趙，這樣就徹底和塔利班翻臉了。在西方以及沙特等國的援助和支持下，新疆的局勢會更加嚴重，最終不得不踏入號稱帝國陷阱的阿富汗。 里外里都是要踏入陷阱，怎麼辦？好戲還在後頭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網路熱門議題之一是官方出台的教育「雙減」措施，尤其是有關禁止私營補教機構提供校外輔導，在暑假家長們慣常送「雞娃」參加各種補習班的時候，措施被一些地方以「打黑掃黃」式貫徹執行，辦班教師斯文掃地被視同罪犯一樣對待引發爭議，而私營教補機構更直接因此面臨行業的前途未卜。就這一現象，中國資深媒體人、作家、時評人長平接受法廣的電話採訪。 長平：中國推出「雙減」措施看起來力度非常大。首先有一些省市把「雙減」納入「掃黑除惡」「掃黃打非」，進行專項整治。上周中國媒體又再次曝出教育領域重磅新聞，就是教育部等八個部門發出規範國有民辦小學初中的通知，根據這個通知，民辦學校將轉為公辦或者停辦，這些都是以減輕學生負擔的名義推出的，這是官方的表面的理由。但是我們如果看官方的通知，就知道它泄露了「天機」，它的重點是什麼？就是停辦民辦學校，兩年左右再無民辦小學和初中，這無疑是同整頓校外培訓、減輕學生課業負擔、關停民辦學校這一系列動作的很好的註腳。它的重點並不在減輕學生負擔，而是要壟斷教育和思想控制。如果我們還不能明白的話，可以看上海的這份通知，它做了種種說要減輕學生負擔、要實施數字教育之後，來了一個重點，這個重點就是小學低年級、高年級要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作為必修課，這個通知還同時強調，為了減輕學生負擔，期末考試不用再考英語，那麼我們會想一下，習近平思想讀本成為必修課，英語考試不用考，到底是學英語加重學生負擔？還是學習近平思想加重學生負擔？這可能對很多學生家長來說都會是一個大大的疑問。 所以我認為如果學校教育中將習近平思想作為必修課，那麼學生課外補習就不是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對校外培訓機構和民辦教育的打擊就是在剝奪民眾接受多元教育的權利。 這也是我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次校外的私營民辦學校成為整頓的目標？ 長平：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其實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在中國，死板教條的教學大部分是發生在公立學校，而創新探索大都來自民辦學校，校外培訓機構。為了應付升學壓力，公立學校往往大搞「題海戰術「，或者是教學效果不彰，逼迫學生尋求課外補習。的確課外補習中的很大部分也是利用公立學校的這個問題來牟利，成為加重學生負擔的幫凶。但是也有大量的民辦學校和校外培訓機構，是通過探索創新教育模式來吸引生源，我自己就認識很多民間辦學者，他們是真心誠意地立志於教學改革、立志於教育改革，千方百計利用政策空間來實踐進步主義教育理念，這些創新教育模式或者進步教育理念，簡而言之，就是減輕學生負擔、尊重學生興趣、培養學生獨立自主、批評思維能力。但是中國目前這些所謂的「雙減」政策，他們不會從減輕學生負擔的立場去保留這些創新學校，而是打擊這些學校，來保留和強化現有的填鴨式灌輸和失敗教育模式。 禁止校外的各種辦班，中國雞娃家長們的焦慮是否能夠消除？還是想一些分析所擔心的，將會刺激教育競爭更加激烈，更加擴大本已巨大的資源不平等和貧富差距？ 長平：我認為它會使教育競爭更加扭曲，它不能真正消除教育資源的不平等，也不能消除「雞娃」家長們的焦慮。第一個原因是，很多人都看到了這裡面的根本問題在於高考制度，如果這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選擇機制不變，那麼家長的焦慮也就不可能消除。第二是目前的中國社會中，社會公平存在緊迫的問題，如果一個家長不逼迫他的孩子通過求學這條路去實現階層上升，或者保持現有的階層，那就可能階層降級，接下來會導致他本人甚至他的家族受到極大的歧視，一些底層勞動者在很大程度上面臨艱苦的工作環境，低廉的勞動報酬，而且沒有反抗的權力，沒有工會來維護他們的權力，第三個問題是思想自由，如果人們沒有表達的自由，沒有批評的權力，按照所謂素質教育培養出來具有批判思維的人才用來幹什麼？這樣的人才可能成為異議人士，成為「危險的人物」。那麼家長就會教育孩子不要成為這樣的人，要成為聽話的人，又要聽話，又要上進，怎麼辦？現有的通過重複刷題獲得高分，可以說是經過篩選出來的「最好的」培養人才的方式。 有分析說，中國對私營教育的打擊是其加強對企業監管的又一個方面？黨需要讓實力雄厚的科技巨頭明白，誰才是管事的人。 您對此怎麼看？ 長平：是的，目前對私營企業的打擊的確是其加強對企業監管的一個方面，真正對學生造成負擔的是現有的公立學校的洗腦教育，但是打擊的重點是私人教育機構，這裡還有一個原因是私營教育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是給了學生不同的教育，或者是讓他們有了接受不同教育的工具，比如外語，所以就成為一個打擊重點。另外就是這些私營教育機構利用公有機構存在的巨大問題來發展壯大，這本身也讓當局不能容忍，它是目前整個打擊私營企業的一部分。 打擊私營企業大家都看到最早是從馬雲開刀，大家都說是因為馬雲在上海一個金融論壇對金融體制提出批評而招致打壓，可是如果我們關注一下最近的新東方、騰訊、滴滴出行和一些外賣品牌(的遭遇)，還有被判重刑的孫大午，就會知道馬雲即使沒有說那些話，這個故事的腳本不會由太大的改變。馬雲本人除了商業成功之外，他也做了很多求生欲很強的事情，甚至對於隨意收拾他的權力體系，可以說他自己也貢獻不菲，但是這些都沒有幫到他，為什麼呢？因為他是私營企業，領導震怒只是表面現象，背後是專制理性，這個專制理性告訴當權者，絕不允許民營企業做大，所有的資本都要控制在自己手裡，所有的壟斷企業都必須是國有企業。 一些分析也關注到「雙減」新規對外資控股或參股培訓機構的禁止，包括嚴禁提供境外教育課程、嚴格規範外籍師資等，視之為中國教育開始排外和反國際化，您對此怎麼看？ 長平：是的，只是中共利用民族主義話語進行宣傳的一個方面。這種宣傳會強調減少英語教學，加強古文教學。但是如果我們看看中共在文革中怎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看看它現在怎樣對待西藏的文化和維吾爾文化，就會知道其實中共它根本不在乎傳統教育，這只是它的一種話術。在我看來，從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宣傳伎倆就一直如此，它是將制度的衝突包裝成文明的衝突。在這個包裝之下，人權、民主、自由與專制制度水火不容，卻被說成是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不相協調，好像西方歷史上沒有過皇權文化和專制政治一樣。 中共的宣傳話語中其實就是要求尊重其專制制度，很多中國人也喜歡說東亞人都喜歡讓孩子上補習班，台灣、韓國、日本的孩子都曾經或者正在經歷瘋狂補習之苦。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更重要的是，台灣和韓國、日本的教育改革有較為暢通的政府和民間互動的渠道，最終是向創新教育、多元教育的方向發展。所以對中國來說，它把這個運動作為排外和反國際化的一面，從本質上來說，實際上是反人權、民主和自由的、維護專制方面的教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最快的速度造就了一代無論是稟賦還是質素都堪稱前所未有的富人。中共曾經體制性地接納過他們，各屆最高領導人或說過讓他們暖心的接納之語，或做過讓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共自己人的事。如今這種好日子行將消逝，2015年後出現的新公私合營、民營經濟退場論雖然被習近平2018年11月的講話暫時化解，現在卻成了頭頂上的密集烏雲。我相信，大多數民營企業家們都在密切從去年11月開始的行業整頓，敏銳之人會聞出其中的味兒，清楚感受到調整中國經濟的公私權重勢在必行。 被打擊對象，政府認定其對政權有傷害能力 中共國政府大舉整頓科技（服務）業，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拼多多創辦人黃崢、小米創辦人雷軍、位元組跳動創辦人張一鳴等行業巨擘為求安全，不斷大手筆捐款做慈善，想通過順應當局的扶貧政策方向，規避被進一步審查的風險。 中共國政府打擊的這些企業當然都是民企，但當局也並非見民企就打擊。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中國當局選擇打擊目標有個共同點，即當局認為他們對政權有（潛在的）傷害能力。 以馬云為例，這是中國富豪中最高調，最張揚的一位，也許這份張揚讓他隱隱覺得不妥，因此自號「風清揚」，想借這位武俠小說中的世外高人的避世來明志自況。馬雲一是喜歡結社，涉足各種社會事業。外界都知，中國是個嚴厲禁止結社的極權政府控制下的社會，但他要成立一個江南會，江南會的八位浙商當中的另外七位，成立之初論富有人超過他，論出頭露面屬他第一。二是喜歡辦「外交」，馬雲先後見過的國家元首有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川普、印度總理莫迪，俄羅斯總統普京、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等等，見了面猶可，還要彙集成一本相冊炫耀一番，一篇《馬云：中國首富的政界朋友圈有多強？》列舉了馬雲的「外交」成就。 見過世面的當然知道這種見面算不上「朋友」。孔夫子云，君子相交以類，你一位商人廣交世界各國元首朋友，還要拿出來炫耀，這在中國確實是個大忌。尤其是習近平這位中共當家人不比胡溫，比江南會資格更老的企業傢俱樂部泰山會，見勢不妙於2017年悄然解散。而馬雲卻將其轉型為「湖畔大學」，當真是不懂韜光養晦。 再來說孫大午，他算是中國命運最坎坷的民營企業家之一。他創辦大午企業，造福鄉梓，中國當局按照當時的慣例 ，在1995年大午集團躋身於中國五百大私營企業之後，將其選為保定市人大代表，1996年8月他「當選」保定市禽蛋產業聯合會理事長。但孫大午有個特點，很想為中國社會做點經濟之外的貢獻，因此廣交學界甚至維權界朋友，在大午網站上刊發時論，指點江山。2003年4月31日，徐水縣公安局通知大午網站：該網站發表的《小康社會的建設及難點》《悼念李慎之》《兩位民間商人關於中國的時局及歷史的對話》三篇文章嚴重損害了國家機關的形像，宣布整頓網站，停止營業6個月，罰款15000元。從此以後，孫大午與牢獄結了緣，2003年5月29日，他被以非法集資的罪名遭到收押，其後判其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罰金10萬元。幾年之後孫大午回歸企業，對企業進行改造，通過設立董事會、理事會和監事會三個機構，來實現對企業的所有權、決策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與制約——這一企業治理結構，其它企業也有，但人家在商言商，不會用禁忌詞。但孫大午卻要用私企立憲、勞資共和來命名這種企業治理結構，而中共國政府此時對美國在華策動顏色革命已經非常警惕，認為孫大午是借企業「立憲」、「共和」來影射時政，不惜羅織罪名陷其入獄。 對科技公司的整頓，倒是與西方並無二致。我已經多次說過，從2020年美國大選之後，世界各國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也不希望發生美國那類科技公司介入大選、操控輿論之事。只是歐洲是通過反壟斷監管部門加強對亞馬遜、谷歌、臉書、蘋果等科技企業的監管，中國當局用的是另一類名義。但目的相同，除了資料安全，所有國家都不希望這類企業藉資料掌控權來介入甚至操控政治。 中國私企：讓黨信任不容易 中國私企與黨曾經有過一段蜜月期。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宣布「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要補充」開始，直到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正式確立「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承認「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後，允許資本家入黨，並根據其企業規模與社會效益而吸納進各級人大、政協，算是進入蜜月期，這蜜月期一直延續到胡溫時期與習的第一任期前期。據《紐約時報》2015年兩會前夕報導，胡潤百富榜上中國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兩會代表，他們的資產總和近3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奧地利經濟總產值。2017年「兩會」5100名代表中，個人財富超過20億元以上的「富豪代表」有209人，他們的個人財富綜合總和3.5萬億元人民幣（約5100億美元），相當於比利時、瑞典或波蘭等國家年GDP總量。 儘管「兩會」成為中國富豪俱樂部，但中共歷代領導人骨子裡沒將私營企業當作自己人，對民營經濟始終未脫「利用」這一思路，認為私有資本的力量無法預測而且不能完全信任。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之後，就將「建立純潔的官商關係」放在首位，通過反腐，清理掉大大小小的數個官商集團，再將當時在中國資本界呼風喚雨的王健林、吳小暉、肖建華等逐一壓在「五指山」下之後，就開始繼續其未竟之業：調整國有經濟與私營資本在經濟中的權重。 習近平從2013年開始反腐，兩年內黨政軍洗牌基本完成，這種情勢讓他覺得調整經濟中的公私權重時機已臻成熟，於2015年10月推出胡溫時期就在醞釀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從這時開始直到2018年，這段時期「私營經濟退場論」、公私合營2.0版即將推行，引起國內民營企業界極大恐慌。 習近平安撫民企的弦外之音 讓習近平暫停調整步伐的是中美貿易戰開打。2018年3月，美國總統川普開始對華貿易戰，中國受到極大打擊，安內成為要務，習近平不得不出面安撫驚慌不已的民營企業界。在2018年11月1日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在講話中高度評價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奇蹟所起的重要作用，被廣為傳頌的講話內容中，有如下一段：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給民營企業餵了一顆定心丸。但是，很多人完全沒注意習近平講話還有一句伏筆：「民營經濟發展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但又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我讀講話全文看到這句，但發現媒體基本不引用，不太清楚私營企業主有多少人關注了這段話。 事實證明，習近平的講話只是口惠，私營部門在獲取貸款上難度越來越大。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0年10月發布的報告，中國近年來對私營部門的信貸下降，以及對國有部門的信貸上升。2013年，銀行信貸的35％流向國企，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國有，34％流向私營，其餘流向外資或合資企業。到2016年，國重民輕這一趨勢更加嚴重：83％流向了國有或國有控股公司，而只有11％流向了私營企業——據彼得森報告說明，2016年是可獲得中國官方資料的最後一年。這段時期抓住一些有污點的民營企業加以整肅從未停手，《人民日報》每隔一段時期就要強調：「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私企當中建立黨組織，是中共加強對私企控制的重要手段，到2015年底，全中國有157.9萬個非公有制企業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企業總數的53.1%。 當初讓私有經濟存在發展，是因為中共政治需要；現在，讓私營經濟逐漸退出一些領域，也是中共盤算利害得失之後的政治考量。如今，習近平連任已無懸念，中國調整經濟的公私權重勢必會強力推行。今後若干年中，中國私企巨頭們將以各種姿態被迫或者「主動」離開社會舞台，江胡時期兩會的「富豪俱樂部」將成為他們的光榮回想。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旅居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本文原出處）
事先炒得火紅火綠的「反制裁法」引入香港，突然被人大常委會叫停，理由欠奉，這個詭異的信號，傳達了什麼信息？ 以中共做事習慣，一旦放出風來，從來沒有收回的。未放風之前，當然要斟酌過一切利弊，衡量過是非曲直，照顧到宏觀和長遠的政策，有相當把握了才放風出去。國家大事豈可兒戲?放了風就一定會執行，否則有損中央的威望。 但這一次，不知為何，明明就要煮熟的鴨子，突然又展翅飛走了。 此事傳達的一個信息是，中共虛怯了。中美打到火星亂迸，連中歐投資協定那麼大的事，中共都義無反顧毀了再說，不在乎打破罈罈罐罐。表面看，反制裁法只是小打小鬧，美方不制裁，中方當然不必反制，但小事連鎖反應會釀成大禍，中共臨陣縮沙，理由在此。 中共訂的法，什麼時候認真執行過？美國制裁了林鄭，你不必制裁到滙豐那麼嚴重，你制裁滙豐一個經理，那也算反制裁對吧？連制裁滙豐一個經理都不敢，那還算制裁嗎? 人大常委叫停這件事，理由是「許多細節尚待進一步斟酌」，難道在放風之前，有關部門竟沒有斟酌過所有細節嗎?既然尚未檢討細節，為何又悍然放出風聲？這麼大的事，說出去再收回來很沒面子，按理沒有習近平點頭，是沒有人敢作主的。習近平點過頭，人大常委會竟敢否決，那除了習近平自己反悔，就是更有話語權的人拍板了。現時中國，還有比習近平更「一尊」的存在嗎? 總歸整件事辦得「嗚哩嗎喳」，一無是處，既傷了「一尊」面子，又傷了黨國尊嚴，日後經過「斟酌」，反制裁法是維持原議引入香港，還是從此按下不表，到時又如何交代？ 這件事傳達的另一信息，是中央決策機制亂了套。事情未放風前，一定經過研究，才把提案送到習近平案頭。事情涉及外交部﹑港澳辦﹑發改委﹑商務部﹑統戰部﹑人大法工委﹑中聯辦﹑特區政府，各有各的說法。在全面左傾的大局下，主張去馬的當然佔多，即使有保留的，也會婉轉節制，留有餘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人人寧左勿右，選擇一邊倒，加上習近平本身剛復自用的偏執性格，大筆一揮就去馬。 戰狼外交如此，中歐投協也如此，那麼大的事，中共眉頭都沒皺一下，為何輪到香港，突然陣前腳軟? 以我們局外人來看，至少有幾個「細節」是要害：一是美方對香港的制裁，還有大量後著，更有中共承受不起的絕招，否則，美國政府何必一再苦口婆心勸喻美商撤離?中共在香港實行反制裁，必定促使美國制裁加碼，直加到中共討饒為止，那時不是更難下台? 二是中共國庫空虛了，到處水緊。西方虎視眈眈，正常交往趨於斷絕，香港已成為唯一的對外窗口，資金貿易要倚仗這裡，人才信息也要從這裡來，毀了香港即封死中共喘氣的窗口。 三是僅僅維持在大陸反制裁，對美歐各國傷害極有限，美國不會加碼報復，在香港反制裁，對美歐各國傷害很大，美國一旦加碼，雙方各自升級，最終結果就是毀了香港。 這些都是常識，我們懂，莫非中共不懂?可惜滿朝文武都被失去理性的民族主義綁架了，人人都看一尊臉色說話，上下一起鬨，習近平一語定乾坤，就把風放出來。 如今原議撤回，暴露中共在香港問題上底氣不足，只會促使美國得寸進尺，香港即將成為台灣之外的另一個風暴眼。此後美國對香港採取各種封鎖和打擊，中共又憑什麼對付? 人大常委會叫停香港反制裁法，是北戴河會後習近平失勢了嗎?我看未必。習近平個性衝動偏執，大權獨攬，顧此失彼，他犯錯誤也不是第一次了。當日中美貿易談判，已到臨門一腳，習近平偏偏掀台，還說他要負全責，結果特朗普非但不屈服，反而變本加厲，習近平最終要屈服，吃虧更多。用老話形容，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此事只證明，中共最高層面對困境方寸大亂，進退維谷，已經失去定力。 今日中國，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亂」字。中樞決策亂，政府部門各行其是，陣腳也亂，今日打這個明日打那個，社會一天到晚亂，失業成大軍，物價上漲，暴力防疫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更大亂。 上下內外都亂，滿朝文武也亂，前路迷茫，手腳無措，看來天下真的要大亂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