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The Odyssey）全球票房突破11亿美元！成诺兰生涯最卖座电影
2026 年 8 月 11 日
继一连串气急败坏的打击措施之后，中共突然又祭出私企查税﹑打击明星等政策。私企明星偷税漏税向来如此，为何现在才来清算? 一个国家要推出影响国计民生的政策，应该小心斟酌，听取民意，考虑内外影响，然后按部就班逐一推行。一般来说，重大的政策不应该挤作一堆，互相捍挌，应该有条不紊，做完一项再做另一项，让政府与民间都有足够的空间时间消化改变带来的压力和影响。 但中共近来的举国“新政”，纷至沓来乱作一团，不计利害不留馀地，好像一个人大难临头，只来得及收拾细软，打捆成包，就夺门而出逃命去一样。 这是什么道理?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内外种种不利因素接踵而至，本来外部不妙，如内部健全，那还有恃无恐；或内部不稳，但外部环境尚好，那还有周旋馀地，但内外一起挤压，好的挤成坏，坏的挤成更坏，互相激化，四下爆雷，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因此，中共近来急于提前放血，把一些不安稳的因素自行引爆（如地产和金融），把一些长远影响安定的因素提前排除（如科网巨头财雄势大），然后聚焦在做两件事，一是赶紧敛财在手，二是安抚底层百姓。 敛财不必说了，国库空虚，囊中羞涩，不少地方政府连公职人员的薪水都开不出来，各省市相继有讨薪的游行发生。经济下行，税收枯竭，哪里有馀钱流动，中共就把手伸到哪里。向私企查税，逼明星吐钱，都是同一道理。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危机四伏，最怕底层贫民没有活路。中国人固然吃过草，但吃草岂是过瘾的事？改革开放四十年，底层社会生活有所改善，即使全面脱贫仍是大话，但穷人都知道好日子应该是什么样的。过去几十年资讯相对自由，外国人的好日子有眼得见，人长了见识，想法就不同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在要叫中国人吃草，搞到大饥荒易子而食，还要乖乖就死，已经没有呢支歌仔唱了。 中共最怕的是底层百姓饿肚皮，北方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底层百姓烂命一条，无车无房，年轻人都不敢结婚生子，光棍来去，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一旦这批穷光蛋愤怒起来，成群结队，到处生事，那中共就无以安枕了。 城市中产家有老小，坛坛罐罐舍不得，轻易不敢动粗，相反的，农民工血气方刚，赚的是辛苦钱，一旦活不下去，聚众起事无后顾之忧。人人一起哄，到处生事，事后拍拍屁股回乡下去，你去哪里找人? 因此，削平极少数发达阶层，安抚大多数贫苦百姓，就成了中共的当务之急，再不想办法补救，就要来不及了。 美团的外卖小哥，风雨里来去，每送一单只赚几块钱，中共现在要求公司为他们付保险金，让他们组织工会，一旦组织工会，就可以联合起来与公司讨价还价，提高收入水平，这便是中共干革命的老套路：劫富济贫，团结大多数，斗争一小撮。 当初干革命，中共自己没有发达，今日中共红二代先富起来，家产十亿百亿计，中共自己成了压迫者与剥削者，革命者成了革命对象。中共把矛头对准社会上极少数富裕阶层，志在转移基层的不满情绪，把穷苦人的愤恨转移到明星﹑私企老板﹑科网巨头身上，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正义之神，为穷人作主，帮穷人讨回公道。 劫富得来的钱，有多少中饱私囊，有多少还诸社会，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中国农民向来不求甚解，一旦政府摆出劫富济民的姿势，穷人又要三呼万岁了。如此一来，富人吃亏，穷人气平，就没有人再聚众起事，向中共讨说法了。这便是中共近来乱棍齐下的原因。 可惜政出多门，互相打架，一边要讨好穷人，一边却又把更多平民赶到穷人行列中去（剿灭教培行业﹑打击电玩﹑美容等，制造千万计失业人口)，一边排雷一边又埋更多的雷，凡事与自己过不去，长此以往，社会何日安宁?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大自然用暴虐的洪水，撕破中国盛世的表面，清晰地展示其残忍的底色。 七月，河南暴雨。 我们从视频（影片）上痛心地看到，逃难的灾民一眼望不到尽头，逃不出去的灾民在家园道路、在地铁隧道被洪水瞬间夺命。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庄稼、财产后，人们在泥水里绝望地嚎哭…… 自1949年中共建政，中国遭遇的灾难数不胜数。 如六十年代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七十年代造成24万多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1989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大屠杀,…… 此外大大小小的灾难中，还包括曾被隐瞒的1975年河南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死亡23万多人。 然而奇怪的是，无论多么大的灾难，无论这些灾难中有多大的”人祸”成分，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每一次灾情最终都变成中共政权的政绩，都令一些中国人感恩戴德，从而增添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 对于一遇灾难动辄追究政府责任的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大谜团。 为此，我试图以最近的河南洪灾为例，探讨中共每次灾难都能走出危机、并为自己加分的原因。 我分析中共历来所使用的各种手段，那是一套成熟而有效的维稳体系，其中包括：一，严控资讯，枪杆子捍卫谎言;二，丧事喜办，归咎自然;三，垄断做好事，严禁民间机构做大;四，煽动民粹主义和仇外世界观。 这一切手段能够堂而皇之地实行，都是因为人民没有政治权利，而任意妄为的中共当局有枪杆子保护。 7月27日，河南省郑州市一个地铁站前，民众献花悼念水灾遇难者。（图片来源：STR/AFP/Getty Images） 体现制度性失败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遇上灾难，但如何对付处理灾难，是由政府的好坏与制度的优劣决定的。 2021年河南水灾的“人祸”性质，在郑州悲剧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郑州是中国当局花费钜资建设的“海绵城市”，本应具有吸水、蓄水等功能，有防洪排涝的能力。 但一场暴雨证明，在冷漠僵化不作为的共产党官僚统治下，什么”海绵城市”都无法阻止人民罹祸。 7月20日，郑州发生两起导致人员伤亡的重大事故，一是下午6点地铁5号线车厢进水，另一起是京广路隧道被淹，大批车辆人员被困被淹死。 惨剧发生后，人们发现，这两起恶性事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早一点停运地铁，关闭隧道，灾难就不会发生。 综合郑州当局所犯的严重错误： 一，按照常规，气象预报部门发布多次红色预警，郑州本应三停：停工、停学、停运，然而郑州当局违反规则。 郑州市委书记甚至指示确保“重要交通不中断”，地铁照开、隧道照通，因此产生重大伤亡。 二. ，水库泄洪没有通知市民，导致严重后果。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认为，中国水库营运和人员工资依靠卖水的收益，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泄洪。 郑州常庄水库20日上午10时30分开始泄洪，防灾服务台却在21日凌晨1时才发布，居民无法及时撤退。 三，漠视人命，救援迟缓，导致大量死伤者无人及时救助。 很明显，这是一个政府失效的问题。 中共经常夸耀的”专制效率”，在这里完全看不到。 相反，这次灾难正体现专制制度的弊病：因为不是民选政府，最高层第一考虑的是维护政权、并不在乎民生。 下层官员一切唯上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高层不发指示，下面就躺平不行动。 就在这个紧急时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西藏，去接受众人排演的敬献哈达与欢呼去了。 正如梁启超先生指责袁世凯的一句话：”既拦万事于一身，而万事都不负责任。 ” 救灾需要出动武警，但习近平在2018年就将武警收归于中央领导。 国务院各部门协调，如应急部水利部交通部等衙门，也要习近平批准才能合作行动。 结果，在习近平发话救灾之前，郑州的整个机制和救援系统都在坐等上级指示，不顾灾民陷入水火之中。 到8月2日，新华社消息称：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 人们希望中国当局对这场灾难进行追责。 然而，中国国务院本身就负有防灾、救灾的职责，在2018年成立了”应急管理部”，但就是他们不应急、不作为。 这样的机构，能让他们自己调查自己的错误吗？ 在瑞典，因为新冠疫情一度严重，国家成立了“新冠事务调查委员会”，以调查政府是否抗疫不力。 这个机构由议会各党推荐组成，由独立的专业人士负责。 而中国国务院组织的灾难调查组，完全没有反对党和独立机构的监督，能指望他们公布多少真相？ 德国和比利时在水灾过后，现已展开调查进行法律追究。 而在郑州险境中有权决定关闭地铁运行的领导班子已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但是，谁会去追究他们呢？ 认定了郑州水灾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我们就以此为例，探讨中共当局是怎样在灾难中给自己加分。 手段一：严控资讯，枪杆子捍卫谎言 在中国的每一次灾难面前，中共政权的拿手好戏就是：封锁消息。 郑州洪灾时，中国官媒展现了扼杀真相的“三部曲”： 首先，官媒沉默拖延不报灾情。 7月20日，河南暴雨倾盆、洪水滔天、陷入水中的人们苦苦挣扎之际，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头条却是“欧洲洪灾肆虐”，河南卫视竟还在播放抗日神剧，对本地发生的惨剧完全没有即时直播。 当时民间自媒体上出现很多令人惊心动魄的视频画面：被洪水冲走的汽车，无助地浸在水中的人们,……。 此时官媒一片沉默。 即使是民众被困地铁呼救，官媒在两小时后才有所反应，但只是引述网路片段报导，表示被困乘客已全部救出，”无生命危险”。 直到21日，《人民日报》才在第七版才报导河南洪灾，但一字不提灾情惨重民众死亡，只是报导寥寥数名军人的救灾表演。 当时新华社发了郑州7名党员、公职人员牺牲者名单，不提老百姓的死亡人数。 整个中国只有凤凰卫视胡玲像个真正的记者，她在微博上追问当局，说要通报死亡人数。 其次，禁言赶人，删贴封号。 郑州市民祭奠亲人被拦，财新记者拍照片被抓。（网络图片） 郑州市民祭奠亲人被拦，财新记者拍照片被抓。（网络图片） 不但自己不报导，中共官方还在灾情灾难发生后，为掩盖事实真相，下令不得传播”谣言”。 他们开始禁外国记者，禁民间组织，禁网路舆论，禁传播视频，启动独家宣传机器。 来自官方的指示称： “多家国外媒体在京广路隧道现场采访，易引发国际舆情。 建议辖区办事处提醒广大商户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给对方任何歪曲事实可能，发现相关情况及时回馈或直接报警处理。 切不要用简讯微信通知，挨家挨户口头通知。 ” 在京广路隧道周围布满员警，实行军管，禁止观众靠近、拍摄隧道。 很多死者家属被堵在街头，连幸存者发表的贴文都删除。 一些身份可疑的义和团民众开始驱逐外国记者，说不让境外势力给祖国抹黑。 再次，中共有自己一套水灾宣传的套路。 不让外国记者报导，中共要按照自己的路数宣传：强调天灾的严重性;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 将报导重点转移到灾后重建。 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统计资料，要严格依照权威资讯。 这即是说，只要不是官方发布的，就都是谣言。 人民的知情权、公共事件的透明性荡然无存。 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和真相一起给抛弃了。 手段二：丧事喜办，归咎自然 不准传播负面消息，那么，中共当局就可把人民生死存亡的灾情，统统涂抹成光采的正面。 他们经久不衰的表演手法是”丧事喜办”，报喜不报忧，把灾难改变成对中共歌功颂德的机会。 首先是把责任归咎于大自然。 每年大雨他们都会说百年难遇。 今年竟然出现”5千年一遇”了。 不顾中国有气象记录才70多年，无边夸大暴雨的严重性，为的是推卸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胡锡进说：极端天气导致郑州洪灾是必然的。 然后，党国开动媒体庞然大物，轰轰烈烈地宣传官民万众一心战胜灾难。 街上开进解放军车队，组织好的人们欢呼雀跃，表演送礼品谢亲人，塑造了一种“虚构式的感动”：天灾无情人有情，感谢国家感谢党！ 国内网友说，这就像去年武汉疫情。 在央视的画面里医院一片和谐，指挥有序，病房干净整洁，但真实的情况是医院里外一片混乱，运尸车忙个不停。 官方“郑州发布”的这条微博文字，很好地展现中共在悲剧性灾难中表达滑稽的喜剧性：“暴雨虽然很大，但坚强乐观的郑州人不怨天尤人，我们坚信，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 “在这一类灾后美景描绘中，河南大地那些被淹的住房和农田、被失踪的人，那漂浮在水上的尸体，统统不见了。 手段三：垄断做好事，严禁民间机构做大 在西方民主国家，大部分救灾活动是民间组织和民众自发做的，因为政府的资源有限，踊跃的民间救助补充了政府的不足，满足了灾民的需要。 然而，当中国灾区老百姓陷入无助的境地时，他们可依赖的救助机构往往只有政府一家。 这种”依赖”很无奈，灾民没有选择。 集权的中共把那些积极说明救灾的民间慈善组织，都视为对其统治权力的威胁，不许他们做大。 这样长期压制民间机构的后果是，只有占有全部公共资源的独裁政府，才有能力组织和调动一切救灾力量。 由此看来，专制政府不仅仅是干坏事，他们也垄断了做好事的一切机会，动用国家公权力排斥了愿做好事的民间。 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他们独占了做好事的功绩，借此吹嘘自己的大恩大德，收获民众的感激。 现实就这样荒谬：一个本应对灾难负责的政府，结果却因为救灾给自己加分了。 手段四：煽动民粹主义和仇外世界观 与过去不同，这次河南洪灾增添了官方救灾叙事的新元素——排外民族主义。 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胡温政府还有对西方救援的感谢之意。 当时新华社报导：“汶川地震，寰球震动。 在中国人民艰难危急时刻，国际社会伸来宝贵的救援之手。 ” 然而到习近平执政的今天，煽动仇恨排外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救灾主旋律，这也是给中共加分的新手段。 洪灾尚未结束，胡锡进就于7月21日发微博鼓动，说河南大水”不妨碍对德吹英吹美吹的鄙视”。 国内一片吹捧之声，如：”不是河南这场暴雨，我都不知道中国人这么牛逼。 “”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中国政府的救援，就是世界第一。” 至此，救灾不再是单纯的救灾，而是彰显专制民族主义的威力，与西方制度较量的战场。 即使是陷入困境的灾民，也受这股蛊魅的民族主义影响。 视频中看到重灾区新乡一位男子，跪地祈求说：”毛主席把台风和暴雨弄到美国去吧！ ” 在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下，即使洪灾严重，一些中国线民也忙著攻击奥运会主办方和外国选手。 环球时报指责“西方媒体长期扮演了抹黑中国的角色”，河南因此发生了对外媒记者的围堵揪斗，甚至有线民留言：“见到可以往死里打么？ ” […]
喀布尔时刻之后，世界经历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情绪剧变——美国国内对拜登政府的不满、强烈批评，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强烈不满、鄙视、失望，二者汇成排山倒海的批评、指责。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拜登政府与世界各国正在调整情绪并思考“没有美国保护的”未来 。本文择其要者概述分析，勾画塔利班存在的未来世界蓝图。 美国国内反应激烈，拜登一锤定音 美国国内的批评基于各种立场，大概分为三类： 一是认为撤军正确，但执行过程太过糟糕，丢弃了约1.5万美国公民，将武器留给了塔利班，再现了当年越南撤军时的“西贡时刻”，是拜登政府与美国的永久性耻辱。这些批评者当中包含几乎所有在大选时期盛赞拜登极富外交经验、与多国领导人保持良好私人关系的主流媒体，其中《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写了公开信，恳求拜登政府将三报的200多名记者及相关的2000余人安全接回。 二是担忧此举影响盟国对美国的信心，认为此次撤军有损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光辉形象。 三是批评拜登政府丢弃了帮助美军工作的成千上万阿富汗人，此类批评以《大西洋月刊》为代表，要求政府加快身份审议，打开国门欢迎阿富汗难民。 身为总统的拜登终于露面了，他说：“如果说点什么的话，过去一周的事态发展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当前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是正确决定。”他表示：“美国军队不能也不应该在一场阿富汗部队不愿为自己而战的战争中作战并牺牲。”《华尔街日报》在登载了这条消息之后，无可奈何地承认：拜登的这番讲话和美国的撤离将构成美国最漫长战争的终结篇章。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英国《金融时报》8月4日发表的那篇《为什么拜登让批评者无可奈何？》，认为民主党之所以保护他，是因为拜登是赢取民主党选民信任的捷径，如果没有他，民主党人可能要很费力才能赢得这样的信任。 这是该报近年评论拜登唯一一篇正确的文章，但作者没有说到的是：拜登带病上岗，几乎成了媒体与公众豁免他的主要理由，也成为拜登规避许多问题的凭借。 盟友审视“美国回来了” “喀布尔时刻”被拿来与1968年越南撤军的“西贡时刻”对比，但耻辱远超当年。在全世界的目光下，美国人眼睁睁地看著美国在国际社会丢尽了脸面，却无可奈何。 在此，我必须来一段旧文重温，看看现在这些批评拜登的媒体在2020年大选时，如何通过自家控制的媒体赋予拜登超强的“外交才能”（包括认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以下只是原话照录：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甚至FT与BBC都多次称许的外交才能、国际经验，《纽约时报》2020年7月6日发表《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如何与习近平这样的外国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文章说，拜习至少见过8次面，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国乡村学校投篮，私下共同进餐的时间超过25小时。奥巴马还希望拜登凭借迷人的魅力与习 “立刻拉上私人关系、让习近平敞开心扉方面”。 就连还保持一点矜持的路透社也忍不住高度赞许。2020年11月23日，路透社如此展现拜登的外交才能：“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正推动实现他的竞选承诺，让美国再度在全球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同时以专业治国，指派经验丰富的外交老将担任重要职务。”这些话重复多了，拜登自己也深信不疑，2020年7月拜登曾表示：“我相当了解美国外交政策。我在全世界都有关系”。“我知道如何做好国际事务方面的工作。” “喀布尔时刻”让这些称赞成了笑话。在美中天津会谈美方失利之后，拜登对外说过，今年11月将在G20峰会召开前后，举办世界民主同盟大会，共商对抗中共大计，也因喀布尔时刻让世界失去了期待，因为盟友们都在审视这个回来的美国是否还有足够的领导能力。 来自盟国的指责内容太多，不过，这对拜登没有用。拜登终于发话：“无法保证阿富汗空中撤离的最终结果，没有看到盟国对美国信誉发出质疑。” 事实上，盟友国对美国的批评前所未有地尖锐，媒体均有登载，以下仅摘录部分： 8月18日，英国下议院就阿富汗局势进行了长达7个半小时的紧急辩论。这次会议上，英国政界重要人物纷纷表示对美国的强烈不满。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英国追随美国撤军的决定恰恰表明英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给英国的外交政策招致了一项“重大挫折”。前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欧文·派特森（Owen Paterson）更是称，这是“自苏伊士运河事件以来英国最大的耻辱”，并表示，西方“现在一团糟”。英国议会下院防务委员会主席托比亚斯·埃尔伍德抨击拜登高调宣称的“美国归来”。“这是个讽刺。当我们被一个仅装备火箭筒、地雷和步枪的叛乱组织打败时，你凭什么说‘美国归来’？” 8月22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博雷利表示，喀布尔落入塔利班之后，国际撤离工作混乱不堪，这些表明，欧洲需要发展独立于美国的、自己的军事能力。 对于阿富汗撤军，德国政界在两个层面讨论：1、当年参与“阿富汗行动”基于北大西洋“盟约”第五条（一国遭袭，群起反击的“集体防御”条款），是无奈之举。2、拜登政府不顾联盟内的反对声，也未经充分协商便宣布立即撤军，导致驻阿兵力第二位的德国军队不得不紧急撤退，难以“善终”。要言之，德国的讨论触及到追随美国是否是个错误这个层面。 拜登确实多次在国际会议上高呼“美国回来了”，但盟友们觉得回来的根本不是过去那个美国。国际舆论的看法非常一致，认为眼下的结果是“西方的失败”。 美国的反思刚开始。在种种分析中，我认为只有美国智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研究员、曾在阿富汗服役的亚当·温斯坦的反思是个正确路向：“美国真正的失败在于其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可以通过武力促成有效的治理。阿富汗军事干预后的混乱和撤军后的混乱都源于同一个根本性错误——美国认为可以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被占领国社会和政治的永久性变革。”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本文经上报授权刊出，原出处）
近日，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公布一份美国对中关系民调，其中在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军是否应出兵保台的调查上，有52%美国民众表示支持。这是该协会自1982年就此向美国人提问，第一次有过半比例民众支持美国出兵协防台湾。 今年初拜登刚上任时，同一机构的同一问题，得到的百分比为41%，也就是短短半年，美国民众支持美军护台的比例就增加了11个百分点。假若回推到2014年，美国五角大厦公布中国军力报告，提到中共或有能力在未来5到10年全面封锁台湾时，那年调查结果，则仅有26%美国人支持美国出兵保台。 就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长期调查，在美军保卫台湾议题上纵有党派之别（本次调查约有60%共和党人支持出兵护台、民主党50%，无党派49%），但“美国民众支持美军协防台湾”比例所呈现出的趋势，确实是持续增长（1982年时仅19%）。而一般来说，“美国民众”的支持度其实也具有指标意义，否则近40年来何须一直追这个问题。 今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Peter Beinart曾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严厉批评新任总统拜登的对台政策“鲁莽而危险”。于此之前，他已表示不赞成民主党去年将其政纲中的“一个中国”字眼去除，进而，他更反对拜登上台后，一连串看似低调、渐进地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因为那远比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还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关键就在这会直接触犯中国红线，给中国侵台找到借口。 中国找到借口侵台是一回事，Peter Beinart认为一场灾难性战争的症结，主要还在于美国人并没有保台的意志。他用以佐证的，就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今年2月份的调查。他引民调数字说，就算有85%的共和党领导阶层支持美军出兵保台，但即使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也只有43%表示支持（整体为41%）。而他认为，实际支持美国出兵的美国人只会更少。 Peter Beinart是在5月撰文，结果，8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再发布民调，支持美军保台的美国民众比例就上升到52%。不待Peter Beinart再为文分析，只要重新看他原本写的文章，其实就不难找到此民调上扬的原因之一。 Peter Beinart当时反对拜登在对台外交关系上挑战中国的“一中政策”，所持观点是，承认美军无法压制中国并不是放弃台湾，问题在台湾人民要维护自由，却没有人承受的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维持清晰的“一个中国”，不要在对台外交关系上做文章。Peter Beinart通篇论述确实吻合美国“绥靖派”的观点，他本人也不反对别人这样归类他，但他同时也提到，台湾这座岛屿无疑是一个关于民主成功且鼓舞人心的故事，“如果它落得和香港同样命运，那将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这一两年下来，正因为中国治下“自由香港”走向“专制中国”的急促变化和悲观发展，便使得即使是绥靖者，也会油然而生“不应让台湾落得和香港同样命运”的表述。 对美国民众来说，西藏抗暴太遥远，维吾尔人劳改教育太陌生（新疆种族灭绝之说是这一两年才终于翻上台面），唯独香港的异常近在咫尺，多数人也更容易看得懂今天表象的背后，那个天际线媲美曼哈顿的东方之珠，是如何不断往专制方向疾驶，成了赤手空拳无力抵抗的悲情城市。 就在Peter Beinart执笔撰文批评拜登对台政策后，不过三个月内，香港情势立刻又再急转直下：《港?》五高层被以国安法逮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刑入监；《港?》前主笔冯炜光避走英国前被拘；《港?》被港府冻结资金后停刊；香港修改《个资条例》，“起底”风声鹤唳；歌手黄耀明遭控在香港立法会补选造势现场演唱歌曲被逮；当初骑乘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样旗帜摩托车的唐英杰，被依《香港国安法》判刑九年监禁；中共火速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并即时生效，美国驻港总领事再次召见在港美商，建议他们撤离香港；香港民主游行示威重要主办单位“民阵”被迫解散；曾在联合国为香港人权发言的歌手何韵诗被中国执法部门关注；香港民主派最后一席立法会议员郑松泰遭褫夺议员资格… 美国人对香港的熟悉，来自过去香港的高度国际化和与他国密切的交流往来，因此它的处境，比起其他东方城市／国家的动乱，更容易令一般人心有戚戚，那么，当下美国人对美国出兵协防台湾的支持比例，会持续上升且首度过半，道理之一，或是美国人也清楚，若让中共拿下台湾，下一步就是像Peter Beinart所称“落得和香港同样的命运”。可以说中共的治港模式，不是只有台湾人看在眼里，它也一定程度决定了别的国家人民如何看待中国，“出兵保台”堪为美国人不喜中国的其中表征，今天这过半比例，恐怕也是中国自己催出来的。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近来乱拳尽出，令人眼花缭乱。 从早前刹停蚂蚁美国上市，再到敲打科网巨头，再到重手打击教培行业，再到围剿白酒、美容、游戏全行，再到重新分配，再到整顿地产代理，日日有新出，简直都不让自己喘气。 按理，面对即将来临的紧日子，应该持盈保泰，小心驶得万年船，尽量少折腾，避免自乱阵脚，边走边看，慢慢调整。但中共反其道而行，气急败坏，慌不择路，一于和自己过不去，这是什么道理？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预后很不妙。未来将面临一段非常漫长的艰难日子，外部局势恶劣，内部问题很多，内外交织在一起，互相拖曳作螺旋式下沉，其后果不可预料。因此，中共急于为往后的紧日子预为筹谋，提前放血，排除不利因素。可惜定时炸弹太多，早前又一味乐观放任生长，现在一只水桶上下左右都在漏水，一时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没有章法。 形势不妙，最要害是两端：一端是财政要稳健，有什么事都靠钱来维持；一端是就业要保障，人人有工开，就不怕基层闹事。但眼前一堆乱麻，互相撕扯不开，牵一发动全身。 未来日子难过，中共要把国家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一切私企，只要大到一定规模，一定要设法打击，削弱他们的势力，剥夺他们的市场份额，减少他们对政府政策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但如此一来，势必窒息了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私企奄奄一息，个体经济走向末路，必然制造大量失业。 未来日子难过，中共要减少民众日常不必要的开支，省下钱来应付基本生活所需。好像教培、白酒、美容、游戏，一般人离了这些东西，日子都过得下去。相反的，想维持原有生活方式，势必消耗大半收入，连维持一日三餐最基本的生活都会有困难。因此以各种成立不成立的理由，削减不必要的生活支出，省下钱来活命。 未来日子难过，所以要重手打击私企，把国计民生的命脉都掌握在中共手上，全国十几亿人离开中共都无法维生。一家老小都等中共发钱来养活，还有谁敢不听话？即使吃草过日，还是要乖乖顺从。但打击私企，市场凋蔽，社会失去活力，生产与生活水平都下降，要让经济重起，东升西降，对外扩张，那就不用想了。 国库空虚之下，政府又起“劫富”之心，所谓三次分配，就是要掏空富人口袋，把钱收归国有，以应付未来的拮据日子。至于会有多少份额流到真正穷人手上，那就只有天晓得了。红二代在海外有万亿计私人存款，怎不见他们讲点“道德”，拿一点回来救济穷人？ 最近又传说汪洋政治行情看涨，但以中共目前的内外环境，对外扩张对内左转的政治路线，换人能解决问题吗？如果纠错机制有效，早在美中交恶之前，就应该换人了；再迟一点，也应该在与欧盟交恶前换人；更迟一点，在搞出这么多内部乱象之前，也应该换人了。几次该换不换，证明换人的机制失灵，七搞八搞，搞到大错铸成，狂澜欲倒，一切都太迟了。 现在换人，除非来的是神仙。现在不管换什么人，美中关系不可挽回，两岸关系也不可修复，香港死局不能改变，经济下行也不可逆转，那换人不是“拿来搞”？ 我不太相信换人之说，政治局常委排座次或许有变，有人下去有人上来，但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地位不会改变。说一句不好听的，现在没有“定于一尊”，事情更不可收拾。人人一张嘴，你要这样我要那样，从寡头政治变成多头政治，一盘散沙更难以为继。现在好歹都有习近平一人孭晒（扛），看他还有多大本事就是了。 别的不说，单是暴力防疫这一单，老百姓已苦不堪言。病毒一定与人类共存，你又死都不跟它共存，最终是病毒未死，先把自己搞死。 紧日子未到，苦日子先到了。我们看中国人苦，中国人还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希望他们能把这支歌永远唱下去。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原标题：国家未乱党先乱：紧日子未到，苦日子先到！）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突然落马，表面看是官场贪腐案，其实后面“水很深”，这个案子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官商两界大地震的“黑天鹅”。 案情不复杂，就是周江勇与马云的政商关系。周江勇可能是有史以来与马云关系最密切的杭州地方官，他授予马云“功勋杭州人”的美称，阿里巴巴与杭州市政府竟然签定“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马云称阿里巴巴与杭州市政府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政企关系，一种亲情关系”。 蚂蚁集团在纽约上市之前，周江勇的家人向银行贷款五亿元，预先购买蚂蚁的股票，当蚂蚁上市失败后，蚂蚁集团退回江家五亿二千万。股票上市失败，申请股票者捡不到便宜，只能自认倒霉，岂有倒贴二千万退款之理?蚂蚁集团不可能对申请股票者作出同样比例的赔偿，这二千万显然是政治献金，是对周家的补偿。 蚂蚁集团对周江勇家族照顾如此周到，显示周江勇与马云关系非同一般，现在周江勇落马，马云如何置身事外?万一周江勇供出猛料，马云会不会有牢狱之灾，那才是问题。马云因为出言不逊，被习近平视为眼中钉，现在前事未了，再生后事，马云看来在劫难逃。 周江勇之落马，据说是被他的情妇出卖。情妇的老公被查，情妇去求周江勇，周江勇不肯落手打救，情妇索性把他供出来。情妇的老公是宁波海曙区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自己的老婆“奉献”给市长，以换取市长的提携，区委书记也有办法去找自己下属的老婆做情人，而下属又有办法再找更下属的老婆做情人。整个中共官场，就是这么一种乌烟瘴气的关系。 周江勇的案子要是发生在几年前，那也就是个别的贪腐案，撤职判刑就完了。但放在今日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今日中共内外受压，即将长期挨紧日子，中共正把执政重心从对外扩张转入对内压迫，经济急速下行，民间生活被挤压，社会矛盾白热化，群体事件必然频生。 局势预后不妙，中共打击私企，国进民退，压缩消费，收割中产，政治上向左转，唱红歌学“习”思想，下放执法权，恢复农村合作社等等，都是为未来的社会动荡作准备。 周江勇的案子正撞在枪口上，周江勇与马云的政商关系，正是妨碍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状态，理应重手打击。省一级私企与省一级官员勾结，地市一级私企也与地市一级官员勾结，县一级私企又与县一级官员勾结，层层官商构成一个巨大的腐败网络。中共不打散这个网络，无法承受即将来临的社会动荡。 当下中共水紧，要打私企的主意，逼私企主动课金换取安全感，“三种分配”志在劫富救急，而加强社会管控严惩官员怠政，就要杀鸡儆猴以震慑官商，因此周江勇案牵扯出来的政治震荡，就不只是周江勇与马云两个人那么简单。 浙江省已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整顿政商关系”专项行动，覆盖全体在职及三年以来退休离职的市管领导干部，这单个案已发展成一场政治运动。各级官员和私企老板要自动投案，互相揭发。经过一轮整肃，官员该判刑的判刑，该撤职的撤职，私企老板该罚的罚，该关的关，可以预料，一场财富大转移随后也会发生。 改革开放四十年，官商勾结是常态，本来各自发财心照不宣，现在国库干塘，收割私企是当务之急，官商两造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杭栦解决了，浙江省会紧跟在后，然后全国各省市也会有样学样，照办煮碗。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把整个官场都改造成清一色忠诚的习家军，私企老板一概自动献身以私奉公，以解政府燃眉之急。 周江勇家族五亿银行贷款是如何批出来的?蚂蚁集团酬谢二千万又是谁拍板?周江勇为自保，又会供出什么见不得光的交易？马云在此一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会有什么下场? 中国大小富豪和私企老板，有哪一个在发财途中，没有做一点伤天害理的肮脏勾当?中共数千万官员，有哪一个在官场上没有以权谋私狼狈为奸?中共收拾了贪官和奸商，让百姓“回归”到泛政治社会生活的清淡岁月，人人刻苦为革命，个个舍身爱中共，习近平才可以像毛泽东那样，做到去见马克思为止。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美军撤出阿富汗，国际、国内的舆论认为中共的机会来了。特别是中国网络上的五毛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他们响应中共“战略忽悠局”发言人华春莹的号召，直接为塔利班唱赞歌，忽悠中共领导层接管阿富汗。他们觉得，这是打击“美帝国主义”面子的最好时机，却没发现这是他们自己丢掉了里子，掉进了麻烦陷阱。美国最近两届政府够狠毒呀，美国的参谋干事们不是吃干饭的。 这是个什么陷阱呢？简单说，叫做极端主义扩张的陷阱。大家都在担心，受到鼓励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份子们可能会对美国和欧洲造成类似9·11那样的恐怖活动。我认为不会。因为现在的塔利班比二十年前的乡巴佬进步多了，经过了二十年的失败，又经过了关塔纳摩的培训，他们在政治上比过去成熟得多了。 你看他们多聪明：像东晋的将领在淝水之战中一样，说服敌人后退让出战场；然后趁敌人士气不振的机会，一鼓作气就大获全胜了；而且还学会了给没拿到军饷的敌军发放路费，让他们把高价的现代化装备交出来，回家去过小日子。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抓住了敌军的心理弱点。不好说有没有中共的军官给他们讲解孙子兵法。 习近平的团队和弱智的五毛一个水平，认为给点舆论和经济支持就可以收买塔利班，这可是打错了算盘。塔利班的胜利给了他们自己极大的自信，必须以及必然会担负起扩张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任务，而且他们不会犯二十年前的错误去招惹美国和俄罗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找谁的麻烦呢？中国最合适。 周边穆斯林人民受迫害最严重的，受到全世界谴责的，也就是中共政权统治下的新疆。 这下子中共的麻烦大了，在北京搞它一个亚洲9·11，老百姓肯定会群情汹涌，抗议、起义甚至政变都有可能。习近平只能被迫全力镇压，大举出兵。倒霉的还是新疆的老百姓。但是治病不除根，病情还是会不断骚扰你。 怎么办？只有出兵阿富汗，解决病根问题。若说和美国硬抗出兵台湾，那只是愤青、愤老们吹牛放大炮。就是习近平敢，现役的将军们也不敢，那叫作死。但是打一个不得人心的小小塔利班，正是多年没机会的将军们练手的机会，小菜一碟。何况中国军队有打山地战和游击战的传统，又有后勤补给的便利，和只会打正规战的美军不同。他们有信心打烂塔利班，彻底解决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问题。 对于两届美国领导人的巧妙布局，事先不能说破，观棋不语真君子嘛。习近平的这步臭棋有解吗？有解。那就是在资金、武器、人员上支持反塔利班的势力，围魏救赵，这样就彻底和塔利班翻脸了。在西方以及沙特等国的援助和支持下，新疆的局势会更加严重，最终不得不踏入号称帝国陷阱的阿富汗。 里外里都是要踏入陷阱，怎么办？好戏还在后头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络热门议题之一是官方出台的教育“双减”措施，尤其是有关禁止私营补教机构提供校外辅导，在暑假家长们惯常送“鸡娃”参加各种补习班的时候，措施被一些地方以“打黑扫黄”式贯彻执行，办班教师斯文扫地被视同罪犯一样对待引发争议，而私营教补机构更直接因此面临行业的前途未卜。就这一现象，中国资深媒体人、作家、时评人长平接受法广的电话采访。 长平：中国推出“双减”措施看起来力度非常大。首先有一些省市把“双减”纳入“扫黑除恶”“扫黄打非”，进行专项整治。上周中国媒体又再次曝出教育领域重磅新闻，就是教育部等八个部门发出规范国有民办小学初中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民办学校将转为公办或者停办，这些都是以减轻学生负担的名义推出的，这是官方的表面的理由。但是我们如果看官方的通知，就知道它泄露了“天机”，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停办民办学校，两年左右再无民办小学和初中，这无疑是同整顿校外培训、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关停民办学校这一系列动作的很好的注脚。它的重点并不在减轻学生负担，而是要垄断教育和思想控制。如果我们还不能明白的话，可以看上海的这份通知，它做了种种说要减轻学生负担、要实施数字教育之后，来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小学低年级、高年级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作为必修课，这个通知还同时强调，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期末考试不用再考英语，那么我们会想一下，习近平思想读本成为必修课，英语考试不用考，到底是学英语加重学生负担？还是学习近平思想加重学生负担？这可能对很多学生家长来说都会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所以我认为如果学校教育中将习近平思想作为必修课，那么学生课外补习就不是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对校外培训机构和民办教育的打击就是在剥夺民众接受多元教育的权利。 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次校外的私营民办学校成为整顿的目标？ 长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在中国，死板教条的教学大部分是发生在公立学校，而创新探索大都来自民办学校，校外培训机构。为了应付升学压力，公立学校往往大搞“题海战术“，或者是教学效果不彰，逼迫学生寻求课外补习。的确课外补习中的很大部分也是利用公立学校的这个问题来牟利，成为加重学生负担的帮凶。但是也有大量的民办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是通过探索创新教育模式来吸引生源，我自己就认识很多民间办学者，他们是真心诚意地立志于教学改革、立志于教育改革，千方百计利用政策空间来实践进步主义教育理念，这些创新教育模式或者进步教育理念，简而言之，就是减轻学生负担、尊重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独立自主、批评思维能力。但是中国目前这些所谓的“双减”政策，他们不会从减轻学生负担的立场去保留这些创新学校，而是打击这些学校，来保留和强化现有的填鸭式灌输和失败教育模式。 禁止校外的各种办班，中国鸡娃家长们的焦虑是否能够消除？还是想一些分析所担心的，将会刺激教育竞争更加激烈，更加扩大本已巨大的资源不平等和贫富差距？ 长平：我认为它会使教育竞争更加扭曲，它不能真正消除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也不能消除“鸡娃”家长们的焦虑。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人都看到了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在于高考制度，如果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选择机制不变，那么家长的焦虑也就不可能消除。第二是目前的中国社会中，社会公平存在紧迫的问题，如果一个家长不逼迫他的孩子通过求学这条路去实现阶层上升，或者保持现有的阶层，那就可能阶层降级，接下来会导致他本人甚至他的家族受到极大的歧视，一些底层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面临艰苦的工作环境，低廉的劳动报酬，而且没有反抗的权力，没有工会来维护他们的权力，第三个问题是思想自由，如果人们没有表达的自由，没有批评的权力，按照所谓素质教育培养出来具有批判思维的人才用来干什么？这样的人才可能成为异议人士，成为“危险的人物”。那么家长就会教育孩子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要成为听话的人，又要听话，又要上进，怎么办？现有的通过重复刷题获得高分，可以说是经过筛选出来的“最好的”培养人才的方式。 有分析说，中国对私营教育的打击是其加强对企业监管的又一个方面？党需要让实力雄厚的科技巨头明白，谁才是管事的人。 您对此怎么看？ 长平：是的，目前对私营企业的打击的确是其加强对企业监管的一个方面，真正对学生造成负担的是现有的公立学校的洗脑教育，但是打击的重点是私人教育机构，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私营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给了学生不同的教育，或者是让他们有了接受不同教育的工具，比如外语，所以就成为一个打击重点。另外就是这些私营教育机构利用公有机构存在的巨大问题来发展壮大，这本身也让当局不能容忍，它是目前整个打击私营企业的一部分。 打击私营企业大家都看到最早是从马云开刀，大家都说是因为马云在上海一个金融论坛对金融体制提出批评而招致打压，可是如果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新东方、腾讯、滴滴出行和一些外卖品牌(的遭遇)，还有被判重刑的孙大午，就会知道马云即使没有说那些话，这个故事的脚本不会由太大的改变。马云本人除了商业成功之外，他也做了很多求生欲很强的事情，甚至对于随意收拾他的权力体系，可以说他自己也贡献不菲，但是这些都没有帮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私营企业，领导震怒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是专制理性，这个专制理性告诉当权者，绝不允许民营企业做大，所有的资本都要控制在自己手里，所有的垄断企业都必须是国有企业。 一些分析也关注到“双减”新规对外资控股或参股培训机构的禁止，包括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严格规范外籍师资等，视之为中国教育开始排外和反国际化，您对此怎么看？ 长平：是的，只是中共利用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宣传的一个方面。这种宣传会强调减少英语教学，加强古文教学。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中共在文革中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看看它现在怎样对待西藏的文化和维吾尔文化，就会知道其实中共它根本不在乎传统教育，这只是它的一种话术。在我看来，从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宣传伎俩就一直如此，它是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在这个包装之下，人权、民主、自由与专制制度水火不容，却被说成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协调，好像西方历史上没有过皇权文化和专制政治一样。 中共的宣传话语中其实就是要求尊重其专制制度，很多中国人也喜欢说东亚人都喜欢让孩子上补习班，台湾、韩国、日本的孩子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疯狂补习之苦。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台湾和韩国、日本的教育改革有较为畅通的政府和民间互动的渠道，最终是向创新教育、多元教育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中国来说，它把这个运动作为排外和反国际化的一面，从本质上来说，实际上是反人权、民主和自由的、维护专制方面的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最快的速度造就了一代无论是禀赋还是质素都堪称前所未有的富人。中共曾经体制性地接纳过他们，各届最高领导人或说过让他们暖心的接纳之语，或做过让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共自己人的事。如今这种好日子行将消逝，2015年后出现的新公私合营、民营经济退场论虽然被习近平2018年11月的讲话暂时化解，现在却成了头顶上的密集乌云。我相信，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们都在密切从去年11月开始的行业整顿，敏锐之人会闻出其中的味儿，清楚感受到调整中国经济的公私权重势在必行。 被打击对象，政府认定其对政权有伤害能力 中共国政府大举整顿科技（服务）业，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拼多多创办人黄峥、小米创办人雷军、位元组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等行业巨擘为求安全，不断大手笔捐款做慈善，想通过顺应当局的扶贫政策方向，规避被进一步审查的风险。 中共国政府打击的这些企业当然都是民企，但当局也并非见民企就打击。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当局选择打击目标有个共同点，即当局认为他们对政权有（潜在的）伤害能力。 以马云为例，这是中国富豪中最高调，最张扬的一位，也许这份张扬让他隐隐觉得不妥，因此自号“风清扬”，想借这位武侠小说中的世外高人的避世来明志自况。马云一是喜欢结社，涉足各种社会事业。外界都知，中国是个严厉禁止结社的极权政府控制下的社会，但他要成立一个江南会，江南会的八位浙商当中的另外七位，成立之初论富有人超过他，论出头露面属他第一。二是喜欢办“外交”，马云先后见过的国家元首有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川普、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等，见了面犹可，还要汇集成一本相册炫耀一番，一篇《马云：中国首富的政界朋友圈有多强？》列举了马云的“外交”成就。 见过世面的当然知道这种见面算不上“朋友”。孔夫子云，君子相交以类，你一位商人广交世界各国元首朋友，还要拿出来炫耀，这在中国确实是个大忌。尤其是习近平这位中共当家人不比胡温，比江南会资格更老的企业家俱乐部泰山会，见势不妙于2017年悄然解散。而马云却将其转型为“湖畔大学”，当真是不懂韬光养晦。 再来说孙大午，他算是中国命运最坎坷的民营企业家之一。他创办大午企业，造福乡梓，中国当局按照当时的惯例 ，在1995年大午集团跻身于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之后，将其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1996年8月他“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但孙大午有个特点，很想为中国社会做点经济之外的贡献，因此广交学界甚至维权界朋友，在大午网站上刊发时论，指点江山。2003年4月31日，徐水县公安局通知大午网站：该网站发表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像，宣布整顿网站，停止营业6个月，罚款15000元。从此以后，孙大午与牢狱结了缘，2003年5月29日，他被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其后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几年之后孙大午回归企业，对企业进行改造，通过设立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个机构，来实现对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与制约——这一企业治理结构，其它企业也有，但人家在商言商，不会用禁忌词。但孙大午却要用私企立宪、劳资共和来命名这种企业治理结构，而中共国政府此时对美国在华策动颜色革命已经非常警惕，认为孙大午是借企业“立宪”、“共和”来影射时政，不惜罗织罪名陷其入狱。 对科技公司的整顿，倒是与西方并无二致。我已经多次说过，从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世界各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也不希望发生美国那类科技公司介入大选、操控舆论之事。只是欧洲是通过反垄断监管部门加强对亚马逊、谷歌、脸书、苹果等科技企业的监管，中国当局用的是另一类名义。但目的相同，除了资料安全，所有国家都不希望这类企业借资料掌控权来介入甚至操控政治。 中国私企：让党信任不容易 中国私企与党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宣布“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开始，直到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正式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允许资本家入党，并根据其企业规模与社会效益而吸纳进各级人大、政协，算是进入蜜月期，这蜜月期一直延续到胡温时期与习的第一任期前期。据《纽约时报》2015年两会前夕报导，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两会代表，他们的资产总和近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奥地利经济总产值。2017年“两会”5100名代表中，个人财富超过20亿元以上的“富豪代表”有209人，他们的个人财富综合总和3.5万亿元人民币（约5100亿美元），相当于比利时、瑞典或波兰等国家年GDP总量。 尽管“两会”成为中国富豪俱乐部，但中共历代领导人骨子里没将私营企业当作自己人，对民营经济始终未脱“利用”这一思路，认为私有资本的力量无法预测而且不能完全信任。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就将“建立纯洁的官商关系”放在首位，通过反腐，清理掉大大小小的数个官商集团，再将当时在中国资本界呼风唤雨的王健林、吴小晖、肖建华等逐一压在“五指山”下之后，就开始继续其未竟之业：调整国有经济与私营资本在经济中的权重。 习近平从2013年开始反腐，两年内党政军洗牌基本完成，这种情势让他觉得调整经济中的公私权重时机已臻成熟，于2015年10月推出胡温时期就在酝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从这时开始直到2018年，这段时期“私营经济退场论”、公私合营2.0版即将推行，引起国内民营企业界极大恐慌。 习近平安抚民企的弦外之音 让习近平暂停调整步伐的是中美贸易战开打。2018年3月，美国总统川普开始对华贸易战，中国受到极大打击，安内成为要务，习近平不得不出面安抚惊慌不已的民营企业界。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奇迹所起的重要作用，被广为传颂的讲话内容中，有如下一段：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给民营企业喂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很多人完全没注意习近平讲话还有一句伏笔：“民营经济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又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我读讲话全文看到这句，但发现媒体基本不引用，不太清楚私营企业主有多少人关注了这段话。 事实证明，习近平的讲话只是口惠，私营部门在获取贷款上难度越来越大。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0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国近年来对私营部门的信贷下降，以及对国有部门的信贷上升。2013年，银行信贷的35％流向国企，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国有，34％流向私营，其馀流向外资或合资企业。到2016年，国重民轻这一趋势更加严重：83％流向了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而只有11％流向了私营企业——据彼得森报告说明，2016年是可获得中国官方资料的最后一年。这段时期抓住一些有污点的民营企业加以整肃从未停手，《人民日报》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企当中建立党组织，是中共加强对私企控制的重要手段，到2015年底，全中国有157.9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企业总数的53.1%。 当初让私有经济存在发展，是因为中共政治需要；现在，让私营经济逐渐退出一些领域，也是中共盘算利害得失之后的政治考量。如今，习近平连任已无悬念，中国调整经济的公私权重势必会强力推行。今后若干年中，中国私企巨头们将以各种姿态被迫或者“主动”离开社会舞台，江胡时期两会的“富豪俱乐部”将成为他们的光荣回想。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旅居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本文原出处）
事先炒得火红火绿的“反制裁法”引入香港，突然被人大常委会叫停，理由欠奉，这个诡异的信号，传达了什么信息？ 以中共做事习惯，一旦放出风来，从来没有收回的。未放风之前，当然要斟酌过一切利弊，衡量过是非曲直，照顾到宏观和长远的政策，有相当把握了才放风出去。国家大事岂可儿戏?放了风就一定会执行，否则有损中央的威望。 但这一次，不知为何，明明就要煮熟的鸭子，突然又展翅飞走了。 此事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中共虚怯了。中美打到火星乱迸，连中欧投资协定那么大的事，中共都义无反顾毁了再说，不在乎打破坛坛罐罐。表面看，反制裁法只是小打小闹，美方不制裁，中方当然不必反制，但小事连锁反应会酿成大祸，中共临阵缩沙，理由在此。 中共订的法，什么时候认真执行过？美国制裁了林郑，你不必制裁到汇丰那么严重，你制裁汇丰一个经理，那也算反制裁对吧？连制裁汇丰一个经理都不敢，那还算制裁吗? 人大常委叫停这件事，理由是“许多细节尚待进一步斟酌”，难道在放风之前，有关部门竟没有斟酌过所有细节吗?既然尚未检讨细节，为何又悍然放出风声？这么大的事，说出去再收回来很没面子，按理没有习近平点头，是没有人敢作主的。习近平点过头，人大常委会竟敢否决，那除了习近平自己反悔，就是更有话语权的人拍板了。现时中国，还有比习近平更“一尊”的存在吗? 总归整件事办得“呜哩吗喳”，一无是处，既伤了“一尊”面子，又伤了党国尊严，日后经过“斟酌”，反制裁法是维持原议引入香港，还是从此按下不表，到时又如何交代？ 这件事传达的另一信息，是中央决策机制乱了套。事情未放风前，一定经过研究，才把提案送到习近平案头。事情涉及外交部﹑港澳办﹑发改委﹑商务部﹑统战部﹑人大法工委﹑中联办﹑特区政府，各有各的说法。在全面左倾的大局下，主张去马的当然占多，即使有保留的，也会婉转节制，留有馀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人人宁左勿右，选择一边倒，加上习近平本身刚复自用的偏执性格，大笔一挥就去马。 战狼外交如此，中欧投协也如此，那么大的事，中共眉头都没皱一下，为何轮到香港，突然阵前脚软? 以我们局外人来看，至少有几个“细节”是要害：一是美方对香港的制裁，还有大量后著，更有中共承受不起的绝招，否则，美国政府何必一再苦口婆心劝喻美商撤离?中共在香港实行反制裁，必定促使美国制裁加码，直加到中共讨饶为止，那时不是更难下台? 二是中共国库空虚了，到处水紧。西方虎视眈眈，正常交往趋于断绝，香港已成为唯一的对外窗口，资金贸易要倚仗这里，人才信息也要从这里来，毁了香港即封死中共喘气的窗口。 三是仅仅维持在大陆反制裁，对美欧各国伤害极有限，美国不会加码报复，在香港反制裁，对美欧各国伤害很大，美国一旦加码，双方各自升级，最终结果就是毁了香港。 这些都是常识，我们懂，莫非中共不懂?可惜满朝文武都被失去理性的民族主义绑架了，人人都看一尊脸色说话，上下一起哄，习近平一语定乾坤，就把风放出来。 如今原议撤回，暴露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底气不足，只会促使美国得寸进尺，香港即将成为台湾之外的另一个风暴眼。此后美国对香港采取各种封锁和打击，中共又凭什么对付? 人大常委会叫停香港反制裁法，是北戴河会后习近平失势了吗?我看未必。习近平个性冲动偏执，大权独揽，顾此失彼，他犯错误也不是第一次了。当日中美贸易谈判，已到临门一脚，习近平偏偏掀台，还说他要负全责，结果特朗普非但不屈服，反而变本加厉，习近平最终要屈服，吃亏更多。用老话形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此事只证明，中共最高层面对困境方寸大乱，进退维谷，已经失去定力。 今日中国，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乱”字。中枢决策乱，政府部门各行其是，阵脚也乱，今日打这个明日打那个，社会一天到晚乱，失业成大军，物价上涨，暴力防疫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更大乱。 上下内外都乱，满朝文武也乱，前路迷茫，手脚无措，看来天下真的要大乱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