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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2022年5月1日一早，我看到一段據說是來自上海閔行區紀王鎮的居民在「勞動節」集體衝出家門，反抗中共的現場視頻。他們圍著警察質問： 「共產黨這是怎麼管理的？！……封城45天了，很多老百姓都沒有飯吃……。這就是現在的上海紀王鎮……。」 中共派出了大批公安圍著居民們，東西被砸爛，民眾群情激憤，曾經一度與公安們發生衝撞……。 在中共假借防疫之名而實則防人的過程中，被網民稱為「大白」的中共爪牙，其中很多是原來臭名昭著的城管的變種，是奴仗黨勢瘋狂欺人、胡作非為的代名詞。他們拿著雞毛當令箭，土匪一樣無所顧忌地對老百姓大打出手、實施各種致人於死傷的殘酷迫害：他們阻止居民去醫院看病；拒絕已經做完化療的居民返回家中；把出去買飯的居民打翻在地……。 他們的所作所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大大超越了公檢法的權力範圍。人民對這些「白衛軍」早就怨聲載道，無奈他們是中共爪牙，是中共惡政的執行者。因有中共撐腰，一般老百姓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不過以上列舉的還只是表面現象，問題的實質被來自東北的富二代、敢於仗義執言的王思聰一語道破：「核酸檢測的不是陽性或陰性，而是你的奴性和血性。」 上個月，他還曾經質問：「為何偌大的上海容不下一條狗？」 因此，他超過四千萬粉絲的微博帳號被中共永久封禁。 （圖片來源：微博） 王思聰確實不一般。在共產專制下敢於仗義執言者就是好樣的！其實，這何止是偌大的上海容不下一條狗的問題，而是整個共產專制淪陷區容不下一點正義聲音的問題。從另一個角度講，由於在淪陷區內甘願為中共作走狗的人太多了，終於主人的真狗反而就沒有了容身之處，被活活打死。這也算是黨國治下，無恥、無良、無人性的諸多奇葩之一吧。 在中國淪陷區，誰敢於仗義執言說出事實真相，誰就會成為中共的敵人，成為被維穩的對象。王思聰不僅因為敢言而被註銷微博，還「被陽性」而拉去方艙隔離了，這很可能就是中共的直接報復。不管怎樣，他的行為藝術——直播自己的被隔離，在一定程度上對他的人身安全也許還會有些許保護。 總之，人們在邪惡發生之初就應該立即挺身而出予以制止，或者公開曝光予以揭露。否則，邪惡之風只會愈演愈烈。等到沒有飯吃了才走出家門造反，距離防患於未然雖然已遠，但亡羊補牢的爆發畢竟是在生死關頭爭生存的最後一搏。 歷史上無數血的教訓早已告訴我們：人沒有遠慮，必然會近憂不斷。期待上海閔行區紀王鎮居民為爭取生存和人的尊嚴所作出的反應，能夠對生活在中共淪陷區的所有人有所啟發。身心被奴性挾持的人，只會淪落為一條專制極權的走狗或被奴役到死的奴隸；而億萬不失血性的人起而反抗，才能結束中共極權暴政，從根本上保證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987年8月我作為英語初級班留學生來到澳洲，91年2月移民局批准我以特別人道理由定居，兩年後，我宣誓成為澳大利亞公民。 在大陸活了47年，我只投過一次票，那是18歲高三畢業前，領了個巴掌大上面有我名字的紙片，說是選民證。我稀里糊塗跟著人群去了個什麼地方，稀里糊塗在一張紙上幾個陌生名字的旁邊打了幾個勾勾，算我履行了選舉權。二十歲後的幾十年里，因為現行反革命坐牢十年，我再也沒有資格去參加打勾勾了。 一，我在澳洲當選民 入籍30年，我經過很多次三年一屆的大選，看起來參加選舉都有打「勾勾」打「叉叉」的形式，可內涵卻是天壤之別：大陸，打勾勾是他人代表你的心，「瞎子帶眼鏡多餘的圈圈」；澳洲，叉叉打給誰是個人意志，每張票都舉足輕重。 選舉期間，澳洲的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等等新聞媒體特別活躍，無冕之王的記者們「打破沙鍋問到底，還要問鍋渣在哪裡」，參選人的婚姻狀況，幾個孩子，性格愛好，連婚外情之類的花邊新聞也無情揪住來個底朝天。 電視里，我看到反對黨議員指責工黨總理基廷，說他浪費納稅人的錢從印度尼西亞進口這麼貴的會議桌，為什麼不買澳洲自己的產品？基廷沒有因此大發雷霆，還哼哼笑。我喜歡這種允許別人說話有氣度的領袖，我投工黨的票！後來某屆大選，工黨競選人馬克·納德，新聞記者挖出他曾在聖誕節丟下癌症初愈的妻子，帶著情人（後來的老婆）出國旅遊；還揭出他對父親的老友、經濟上資助他家的恩人撒謊。我既憤怒又擔心，一個不能善待妻子的人，他會善待澳洲百姓？一個對家庭恩人不誠實的人，他會兌現給選民的承諾？然而，我的擔心多餘，關鍵時刻，澳憨不憨，拋棄了最初呼聲極高的馬克，選擇聯盟黨老面孔霍華德連任。 早期的我對於選舉，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政党參選人的品德操守上。當時我看到一則消息：工會領導墨爾本港口工人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無人卸貨載貨，岸邊停滿海輪，海港一片死寂。勞資談判時，老闆要求工會制止工人搞欺騙，特別是夜班，他們相互幫忙打卡，遲到早退甚至沒來上班的全部記錄滿勤，人人拿全額工資。對於這種違規欺騙行為，工會不但不指責，反而百般辯護強詞奪理，還宣布不加工資拒絕復工。我對工會的做法極為反感。可是，更使我失望的是工黨，工黨出於對工會強大勢力的依賴，竟裝聾作啞不置一詞。不行，我不能把選票投給這種不誠實不正直把上台執政作為最高目標的政黨。 後來，我認識到品德操守固然重要，政黨治理經濟的能力和保障國家安全的措施，也斷然不可或缺。 今年5月21日澳洲聯邦大選，面臨的經濟與國家安全問題的挑戰空前嚴峻。兩大政黨：工黨和聯盟黨大比拼，比拼治理經濟具體而微的完整計劃與腳踏實地的操作能力，亦即創造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增加國庫儲備，改善百姓生活；比拼對澳大利亞祖國的忠誠，捍衛澳洲安全的勇氣與魄力，敢於對中共強硬。 二，經濟 我們看到，連任四屆的聯盟黨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政府的傑出成就，他們以巨大的膽識頂風逆行推動消費稅改革——即眾所周知的GST，打擊逃稅，增加國庫收入。同時，聯盟黨政府還對極有爭議的勞資關係法進行了改革，給資本家鬆綁，讓老闆多賺錢擴大生產，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工人工資。以上兩項改革，使澳洲的經濟持續發展，國家出現了最大的財政盈餘。自此，聯盟黨善於管理經濟理財有道，贏得了「會掙錢」的美名。 30年來澳洲政黨輪替過程中，我們又看到，常常是聯盟黨還清債務，國庫有了可觀儲蓄之後，或許是老百姓思變想看新面孔，或許是「工黨代表工人利益」思想的誤導，工黨被選上喜氣洋洋登台——正如前聯盟黨維州州長Jeff Kennett下台時沖著新領導說的「Have a good time」（享受存款吧），等到工黨把鈔票享受完畢，債台高築，銀行利息高企（基廷時代，高達17%），不少老百姓又想起會搞經濟善掙錢的聯盟黨了。 一幅奇怪的圖畫在澳洲一再出現：聯盟黨負責賺錢還債儲蓄；工黨負責花錢送禮派福利！ 最近這兩年，武漢肺炎肆虐全球，給世界經濟造成幾乎是斷崖似的打擊，澳洲也未倖免——姑且不提600多萬生命的喪失；而我國經濟禍不單行，北京羅列了14條澳洲的「反中」「罪行」，包括破壞維多利亞州政府與中國達成的「一帶一路」協議；倡議獨立調查Covid 19冠狀病毒疫情起源；禁止華為參與澳洲5G網路建設；「帶頭攻擊」中國對台灣、香港和新疆事務等等。被惹怒了的中國對澳洲十幾種進口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大麥（80%附加稅）、牛肉、煤炭、鐵礦、龍蝦、紅酒等，澳洲經濟一片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景象。曾幾何時，經過聯盟黨治理經濟老手團隊的帶領，澳洲轉危機為契機，開闢新市場走出低谷，一改對中國市場過度依賴的狀況。 工黨不懂經濟，又不肯花氣力研究學習改進，競選期間就只好以說漂亮話開空頭支票代之，說得越漂亮，做得越糟糕，最典型的例子是陸克文的敗選演說，「工黨要讓澳洲的每一名學生，都受到世界第一流的教育」，比當選總理的演說還要氣壯山河。他們的許諾常常是只顧說得出口，不管是否做得到。 此特徵，工黨一脈相承，代代相傳。 相傳到了本屆大選的工黨競選人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總理Morison宣布了大選日期，黨派競選活動拉開帷幕時，他信心滿滿地宣布要給養老院24小時配置合格的護士，給養老院老人吃健康食品，增加工作人員的工資。可是，當他宣布工黨提供25億解決頻臨坍塌的養老系統時，他拒絕回答記者，你認為應該給養老院工作人員增加多少工資的提問。接著，他說要「給家長們免費的託兒所幼兒園，不管他們的收入是多少」——納稅人認為這不公平不答應，他又改口要降低幼兒園託兒所的收費。不久，阿爾巴尼斯被記者追問，當下的失業率是多少，現金利息呢？他一問三不知，伸舌頭做鬼臉，像個調皮搗蛋的中學生，還一連幾天認錯再認錯：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也不例外。問題是你在競選一國之長，連國家失業率都漠不關心，遑論「我們要提供免費的 TAFE 課程」，要「創造600，000個就業名額，要吸引$520億元外資來澳洲」，我們2050年要達到「Net Zero Plan零污染計劃」，「每年給每個家庭減少電費開支300澳元」！ 網上記者Tyrone Clarke報導，阿爾巴尼斯為了修補自己無法回答記者關於澳洲失業率和現金利率，暴露自己不懂經濟，對經濟毫不關心毫無興趣的形象，他謊稱自己在鮑勃•霍克（ Bob Hawke）政府時期任過經濟顧問，以表明自己有能力處理解決預算、欠債之類的問題。而事實上，阿爾巴尼斯1985-1989年他在國會只是Mr. Tom Uren辦公室的研究員。而Mr. Tom Uren直到逝世，他在政府部門從未擔任過經濟政策之類的角色。 最近，阿爾巴尼斯解除了武漢肺炎陽性隔離重新露面，他宣稱「We can do better我們將做得更好」，許諾工黨將給澳洲人「a Better future一個更好的未來」：包括發展強勁的經濟、便宜的托兒費、更多的健康福利、解決養老院危機等。他的財務發言人Jim Chalmers稱，無論是幼兒園、還是醫療保險，還是電費賬單，還是貸款以及歸還貸款等問題，「工黨都有實質性的政策」減輕由於5.1%的通貨膨脹率造成的物價上漲給澳洲家庭的壓力。然後，又一條新鮮消息說，如果工黨當選，工黨將付40%的錢作為政府入股給第一次買房者實現美夢。總理Morrison 回應說，工黨的這個計劃存在根本問題——房主只有60%的股份，如果房子增值，政府分得40%，這叫什麼擁有自己的住房呢？然後，又一條更新鮮的消息，工黨領袖在布里斯本廣播電台說：「聯盟黨不曾為澳洲的利益服務；眾所周知，它的欠債和通貨膨脹率之高都前所未有。」此新聞剛由ABC 報導出來，即被RMIT ABC Fact Check一記耳光，該「公證機構」指出阿爾巴尼斯的「這句話是錯誤的」。事實上，哪怕兩年多來面臨禍從天降來勢兇猛的武漢肺炎對澳洲經濟的嚴酷打擊，加上中共的懲罰性關稅，澳洲經濟雪上加霜，聯盟黨政府力挽狂瀾，展現出多種應對困境的策略與實力，在世界上都可圈可點有目共睹。 澳洲Sky News電視 節目主持人Mr. Andrew Bolt 指出：反對黨領袖本人根本不懂我們的經濟如何運作，還試圖為工黨缺乏經濟管理經驗辯護。而且，滑稽的是，他把自己裝作是個真資格的值得信任的懂得處置國家財富和老百姓錢財的保守派——實際上，阿爾巴尼斯屬於工黨派系裡的社會主義左派。 三，工黨的新老領導與中共 中共崛起，習近平的「世界命運共同體」朝世界擴展，澳洲近水樓台是中共滲透的重災區。 檢視工黨幾代領導對中共的立場，對澳洲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 卜卡（Bob Carr），澳洲工黨前外交部長、紐省省長、中共的貴賓坐上客，卜卡自稱與中共親近感到「溫暖」、「高興」。他曾發表聲明，指責澳洲費爾法克斯（Fairfax）媒體前駐華記者加諾特（John Garnaut）「搞反華宣傳」，因為他寫了一份給當時總理騰布（Malcolm Turnbull）的秘密報告，「調查探討北京政府為影響澳大利亞政黨、學術界和媒體，在澳洲暗中進行的間諜活動和干涉行為」。為此，卜卡利用他的工黨議員，暗地裡對加諾特進行調查（意欲何為？）。澳洲知名人士John Fitzgerald長篇著文，列舉諸多事實，稱Bob Carr「把自己典當給了中共」，卜卡說的話「是北京的回聲」；澳洲戰略政策智庫執行主任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指出，卜卡花了太多的時間思考北京的事情，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澳洲的國家利益上。 基廷（Paul Keating），這位曾經使澳洲經濟深陷債務泥潭的工黨總理， 2021年9月在《悉尼先驅晨報》發文稱：澳洲在軍事上需擔心中國之類的觀點，是徹頭徹尾的歪曲和謊言。澳大利亞通過渲染將中國塑造成敵人，這樣做實際上是製造了一個「原本不存在的敵人」；他指責澳洲情報機構在中國問題上「憤怒失控」，該部門的頭子是毀了中澳關係的「反華瘋子」，要求工黨在贏得大選後立刻開除。2021年11月，基廷在堪培拉國家新聞俱樂部發表講話：堪培拉必須承認中國的卓越地位，因為這個亞洲巨人太大而強，不容忽視。「中國並不對澳大利亞構成威脅。」他解釋中國的戰狼外交是因為「處於外交的青春期——他們的睾丸激素無處不在。」 陸克文（Kevin Rudd）2018年4月24日，前工黨總理對天空新聞發表講話，批評時任總理騰布為促成歐盟貿易故意公開挑釁中國，令中方無端受辱；指責騰布讓中澳關係脫離了軌道，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喊「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這種「極其糟糕」的行為是公開「給了中國人一拳」。陸克文在中國社交媒體微博上發布學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十九大講話的照片，說「中國走進了新時代」。2021年8月中旬陸克文在《印度快報》發表文章，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好戰行為辯護，稱美國及盟友，特別是「四方會談」（美日印澳）讓北京感到威脅。「澳洲現政府以不負責任的方式為兩國關係『火上澆油』」。他指責莫里森政府在對華問題上「不夠聰明」，坎培拉應當「少說多做」恢復同北京的關係並謀求鞏固。 丹尼•安德魯斯（Daniel Andrews）維州工黨省長，2014年擔任省長以來，花掉納稅人一百萬元，超過25次訪問中國；並花30萬元差旅費，四次帶領維省代表團去中國訪問。他告訴澳洲，中國的確是偉大的好朋友。安德魯斯瞞住聯邦政府，擅自與中共簽署「一帶一路」，記者Hoa Truong July著文指責安德魯斯：「把維多利亞省賣給了中共，他吃澳洲的麵包，為中共服務。」他還說：「澳洲工黨與中國共產黨是同志，維省成為一帶一路總站，安德魯斯就是總執行官了。」 安德魯斯的一帶一路條約，保密四年才公開，他向中共借貸$ 9000億美金搞建設。維州資深評論員Andrew Bolt 著文指出，前澳洲防衛研究中心中共分部負責人Paul Monk透露：「安德魯斯這樁秘密協議，是中共躲開聯邦政府的戰略行動的一部分。」後來，聯邦政府推出「外交關係法」，廢除了該協議。 我們不能忘記，工黨的大小頭目在幾年的時間裡，沒有阻止條約的簽訂，正如州長辦公室外塗的一幅標語，「一帶一路，通往地獄」，這種事情在維省發生，工黨領導人個個有責任。 墨爾本Herald Sun特約記者Peta Credlin 說得對：想要知道一個政黨真正的立場，審視他們做過什麼，比聽取他們說些什麼更加重要。 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現任工黨領袖，此次大選與莫里森一決雌雄的對手。 阿爾巴尼斯當工黨前排議員時公開說，有關中共在澳大利亞的影響力被報導得像「一部虛構的間諜電影」。2018年6月，他還是工黨前排議員之時，應邀出席澳中文化貿易協會在悉尼Star Event中心舉行的晚宴上他表示，我很高興代表工黨出席（這個酒會），然後用國語說；「與中國交往是澳洲的利益所在。」這句國語講話贏得掌聲四起。他繼續用英文講下去：對中國在這個地區所扮演角色的畏懼或者憎恨，它不是澳洲根本的經濟利益之所在，我們需要很慎重地待。……自從1972年維特朗（Whitlam）政府承認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我們與它有長久的友好關係，這是我們工黨遺產的一部分，我們的要與中國合作。我認為處在政治領袖的位置上，需要具備正確的認識，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還是任何別的國家，我們與他們的關係都是重要的。 阿爾巴尼斯還表示：「工黨將要以『成熟的方式』與中國政府打交道」。這是什麼意思？是他出席中國宴會演講，把中國、美國、別的國家鬍子眉毛一把抓，「我們與他們的關係都是重要的」；還是，一下子跳到他 2022年3月10日在Lowy Institute發表的激烈的「反中」演說，直指大名，中共、北京、習近平，他並且聲稱上台後絕不會向北京屈服——如此強硬的「反中」演說，到底是他說的「中共變了」，還是工黨上台執政高於一切選票需要他自己變了。不知道這種立場觀點的變來變去，就是阿爾巴尼斯與中國政府打交道所需要的「成熟的方式」？ 而且，他的團隊在中國問題上一貫軟弱，老在批評聯盟黨政府太強硬，不顧澳洲的經濟利益等。2021，5，19日他們抨擊澳洲總理莫里森故意搞壞與中國的關係來謀取政治利益。工黨前排議員費之賓（Joel Fitzgibbon）2020年5月，聲稱聯盟黨政府多年來對澳中關係管理不善，一直把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和中國政府妖魔化，敦促政府儘快修復與中國的關係。2020年4月工黨資深議員外交事務發言人黃英賢（Penny Wong，此處不談她霸凌工黨同事之事），她說，我們與中國的關係需要再三考慮，脫鉤不是我們的選項；2022年3月，她聲稱，「如果工黨當選，我們將修復澳洲與中國的關係。」還說，「通過外交手段解凍中澳洲關係是可能的，如果莫里森放棄他『不顧一切』地利用國家安全作為競選武器的話。」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中共心知肚明哪個黨貼心，早就希望工黨上台，2019年落空。今年，環球時報發推文：「Albanese不會是個有魅力的領導人，但與Scott Morison相比，他肯定是正能量。澳洲國家政治不可知，我們願意看到他們與中國重建關係。但是，澳洲領導層是軟弱的，而美國的壓力是持續的。」「 軟弱的澳洲領導集團禁止重建與中國的關係；Scott Morison這個小丑，越來越少的澳洲人喜歡他，這對於將來，倒是希望的徵兆。」 （截屏來源：推特） 怪不得，一幅掛在大卡車上的政治廣告，寫著「中共說投給工黨」（CCP SAYS VOTE Labor）。廣告是保守派遊說團體「前進澳洲」（Advance Australia）委託製作刊登的。 （圖片來源：推特） 四，索羅門群島與中共簽訂軍事條約 羅門群島接受中共5億美金金援後，宣布與台灣結束30多年的外交關係，2019年9月與中國大陸建交。2022年4月下旬，中國與索羅門群島秘密起草秘而不宣的一攬子軍事條約宣布正式簽訂。 NBC新聞網報導說，索羅門群島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盟友「後院」。美國對北京當局與索羅門群島建立軍事關係表達深切關注。 澳大利亞警告，在距離昆士蘭海岸不到2000公里的太平洋國家建立中國海軍基地，將 「改變澳大利亞國防軍的計算方式」。70%的澳洲人對此擔憂。總理莫里森提醒，中國若在索羅門群島建立軍事基地，將踩到澳洲的「紅線」。 國防部部長杜登（Peter Dutton）認為不可按照中國的片面承諾就相信解放軍不會在索國興建軍港。 Lowy Institute智庫資深研究員麥葛瑞格（Richard McGregor）指出，中國與索國建交後，以「非常快的速度」影響索國。它將會趁索羅門群島仍然是由親中勢力執政，儘速派遣解放軍前往索國建造營舍，興建小型碼頭，進一步擴大在索國的部署，取得「實體據點」——事實上的軍事基地。 澳洲人報與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
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從蘇聯引進了農奴制加工業計劃經濟，這個模式導致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倒退，不久就以失敗告終。鄧小平時代的共產黨，意識到農奴制和計劃經濟的失敗，認識到必須恢復市場經濟的模式，但他們不願意放棄共產主義的專制政治以及這個專制給他們這個官僚階級帶來的利益，於是就選擇了中國兩千多年來傳統的、以專制政治管理市場經濟的模式，並給了個新的名稱，叫做「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 公平地說，這退回到傳統模式，相對於農奴制是一個進步，它保證了經濟正常發展，受到了人們的讚揚。但這種傳統的模式，極大地壓抑了社會和經濟進步的動力，是中國近五百年來逐漸落後於西方的主要原因，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被有識之士們所認證並加以反對。學習西方，用民主政治管理市場經濟的模式，被大家認為是中國進步的道路。 所以鄧小平的「初級階段」模式維持不了太久，如果不是騙取了美國和西方的輸血性貿易，恐怕早就壽終正寢了。雖然在美國的幫助下，中國科技和經濟的追趕效應看上去很好，但缺乏內部動力的經濟，逐漸暴露了缺乏內部動力的本相；內部矛盾也漸次加劇，經濟混亂和社會腐敗正加速發展。中國古代模式的各種弊病，加倍地出現在現實中。 怎麼辦？下邊的路該怎麼走，是胡錦濤、溫家寶時代就已經出現的問題。在美國不再輸血的前提下，在通貨膨脹導致經濟停滯的形勢下，改革傳統模式的緊迫性，再次迫使中國選擇新的道路。是退回到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模式，加大對社會的壓迫、維持政權穩定呢？還是進步到以民主政治管理市場經濟的現代模式呢？中國確實進入到一個大變局的時代。 習近平和他領導的共產黨，選擇了維護專制統治、犧牲社會進步的毛澤東模式。蘇聯專制政治的模式，需要農奴制壟斷經濟的配合，二者相互依存，是一根繩上的螞蚱。毛澤東很懂得其中的奧妙，再失敗也不願放棄經濟上的壟斷。他知道在現代民主市場經濟的壓力下，放棄了經濟上的壟斷，就是放棄了政治上的專制。 習近平在他的維護一黨專制的實踐中，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道理。所以他逐漸地走向了經濟專制的道路。他的國進民退，他的暴力封城，等等，加強了專制政治的權威，同時也破壞了經濟發展的動力。特別是最近對上海和其它一些城市的封鎖措施，對抗擊病毒沒有正面的效果，僅僅有利於加強專政的權威。在這個意義上看，可以說他們獲得了勝利。 這個勝利的代價，就是切斷了現代經濟所需要的各個經濟體之間的聯繫，或者說增加了企業間合作的阻力。對信息和個人自由的壓制，已經大大減少了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封城措施的效果，是對負面影響的加倍。這不但影響了上海和各中心城市，而且擴散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經濟，以至於影響到與中國經濟有聯繫的世界各國。 最近幾十年來快速發展的全球化經濟，導致中國這個第二大經濟體的反動措施必然帶來全球性的後果。這個全球性的後果反過來，也會使得習近平的經濟反動措施效果倍增。這種相互疊加的後果，會使得其中最脆弱的經濟體崩潰，中國就是這個最脆弱的之一。有學者預估，中國的經濟有可能會回到五十年代大躍進的狀況。這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於4月25日「考察」中國人民大學。目前中國年輕人流行「躺平」，習近平不關心這些，最刺入我眼帘的是「堅持黨的領導」、「聽黨話，跟黨走」。這與我65年前在人大讀書時的口號一模一樣，這65年，中國在原地打轉。 65年前的這個時候，正是中共動員「大鳴大放」，很快到了6月上旬，就進入「反右」階段。毛澤東後來宣布的區別香花、毒草的最重要標準就是是否堅持黨的領導；對像我這樣犯錯誤被批判的同學，最重要的教訓就是必須「聽黨話，跟黨走」。聽黨話從聽黨中央的話，到聽黨委的話，降到聽黨支部的話，再就是聽黨員的話。「黨」從上到下形成絕對權力結構，黨說畝產十幾萬斤稻子，沒人敢說不。到黨中央出現兩個司令部時，全國混戰一場，最聰明的就是陽奉陰違，嘴巴喊鬥爭，身體卻躺平。搞到後來，鄧小平要用金錢才能把中國人喚醒：向錢看，跟錢走。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5日沒戴口罩，視察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數百名大學生都沒戴口罩整齊喊著「青春向黨、不負人民」口號。（視頻截圖/CCTV） 習近平還要求人大傳承紅色基因、紮根中國大地，也是胡扯。人大雖然前身是陝北公學，但是人大的成立，對我們講清楚是以莫斯科大學為目標，所以校內很多蘇聯專家。1957年鳴放最早、最著名的報章通欄標題就是《中國人民大學是教條主義大蜂窩》，說這話的是英語教授許孟雄後來自然成為右派。我的中共黨史專業同學中，右派分子超過10%，是毛澤東下達5%指標的一倍，全是黨團員；10個班級中，有兩個班級因為黨支部爛掉而解散。表面紅彤彤的人大，誰知道內部又是什麼？ 我在讀書時與校領導無任何接觸，倒是移居香港後可以與袁寶華、黃達兩位校長吃飯、喝茶、聊天。他們是改革開放時期的校長，因而思想也最開放與平易近人，後來我離開香港沒有再接觸了。21、22年前網路剛開通時，我進入過人大的論壇。有人討論人大在海外居然出了個凌鋒，也就是我的筆名，多數人罵我，讓我感到好笑。現在當然不會讓我的名字出現在中國網路上。 2000年到2011年擔任人大校長的紀寶成2010年來過台灣，當時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在國賓飯店宴請他。紀校長後來向香港人大校友會創會會長了解我的情況，表示關切。不知道是國民黨還是台灣的人大同學會向他打小報告，不幸兩年後紀校長竟然涉及貪污被留黨察看兩年，取消副部級待遇。 人大前身的陝北公學有李鵬這個屠夫校友，但後來的華北聯合大學卻出現史明這樣文武雙全的台獨前輩。這些年，人大也出現過像張鳴、向松祚等著名與「實事求是」的學者，符合學校現在的校訓；然而也有一批專門拍習近平馬屁的學者，像王義桅要推習近平獲諾貝爾和平獎，真是斯文掃地。習近平今年看上人大，是認為這個第二黨校可以支持他當皇帝嗎？ 習近平在人民大學的長篇大論根本就是一堆廢話，還不如我這一篇，不信拿到人民大學去發表，看哪一個更轟動。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金融時報》透露，中國當局與銀行界近期討論保護資產免受美國制裁的問題。中國官員們擔心，美國與西方對莫斯科採取的措施也可能也適用於北京。財政部一位高級官員表示，中國政府對於美國及其盟國凍結俄羅斯央行美元資產的能力感到警覺。與此同時以戰狼著稱的趙立堅大幅度地轉彎表示：中美兩國人民素懷友好感情，雙方人民的友誼始終是兩國關係發展的源頭活水和重要的基礎。 從中共高層與銀行界召開會議與趙立豎的講話來看，中共真的感到事態嚴重了。今天美國敢於在俄羅斯核子威脅之下沒收俄羅斯在海外的資產，那麼當中國對台灣發動軍事進攻，美國也一樣會沒收中國在美的資產。而這此資產除3.2萬億的國有資產以外還有難以計數的權貴家族的財產。中共是一個早已失去理想的一個政黨，這個黨用中國一句老話來說「千里求官為發財」。財產就是這個黨的命，也是所有黨的幹部的命。幾十年來他們將收斂的巨額財富放在了海外的銀行。據瑞士銀行2018年度報告，中國一百位的存款者金額達到七萬八千億，可以說個個富可敵國。 中共反對民主與西方國家處處為敵，那麼為何還要把錢財放在西方國家呢？這是專制政權的一個背論，俄羅斯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俄中雖然與西方為敵，但是他們清楚地知道在權力內鬥的政治中，錢放在國內不但不安全，更可能成為政敵置於你死地的把柄。因此把財產放在西方國家成了不二的選擇，即使像現在這樣財產有可能被沒收，但至少不會有生命上的危險。 據報這次會議所有在場的技術官員均表示沒有好的解決方案。中國的銀行系統沒有做好資產被凍結或是被排除在SWIFT國際支付結算報文系統外的準備。鑒於俄羅斯的經驗中共權貴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只得與西方勾兌放下身段來保證自己財產的安全。這也是西方民主國家對專制政權最有力的武器。中共政權為權貴利益在國內可以不惜犧牲14億人，哪怕天怒人怨，在西方國家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財產，即使跪地乞求也在所不惜。 中共權貴是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一個群體。他們掌握著權力掌握著軍隊，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西方國家沒收他們的財產，而這個怕因著俄羅斯侵烏遭到制裁，終於到了感同身受的時候。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夜話中南海》專欄上次節目刊登和播發的《劉源因為曾力挺薄熙來而不被習近平原諒》一文中，介紹了「文革」中被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下令迫害致死的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也是劉少奇和王光美及其他妻子們留的下眾多子女中唯一一個從政者劉源，曾被習近平說成是和他一樣，主動離開北京「下基層從政」的紅二代成員；其在地方任職期間的職位一度比習近平還高，政壇仕途也一度比習近平更看好。 1982年，已經在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飆身邊當了兩年多政治秘書的習近平「主動要求」脫下軍裝，下基層的第一個職務就是河北正定縣的縣委副書記，一年後即升任縣委書記。而同年，大學本科畢業的劉源則是從河南省新鄉縣的七里營公社黨委副書記干起，一年後在縣人代會上當選副縣長；副縣長當了一年多一點時間，又在縣人代會上被推舉過縣長，而且是全票當選。 再往後發生的故事就是，1987年底至1988初召開的河南省人代會上，本不在候選人名單上的劉源被代表們臨時動議提名為副省長候選人，而且是高票當選。如此說來，比習近平年長兩歲的劉源晉陞地方副省部級的時間，要比1993年底才晉陞福建省省委常委的習近平早了將近6年。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從「下基層」的第一天起，其每個政治台階上的具體職務都是以上級組織部門的任命或者「調令」形式安排，而不是像當時的劉源，不但經歷了基層人代會的選舉過程，而且還是被人大代表們主動推舉上位的。 對於劉源日後為什麼沒有像當時的河南官場上眾人預測的那樣，接替奉調河北的程維高空出的河南省長職務，而是停留在副省長位置上一段時間後，突然被「民轉軍」，成了一名與地方副省級政治上平級的武警部隊少將？中國大陸境內流傳甚廣的說法是，他劉源是同期紅二代里少有的幾名「反對用軍隊對付學生運動」的人。更有境外媒體稱他為，「唯一反對六四鎮壓的太子黨」。 這個叫程維高的當時的河南省省長，是劉源當年在河南官場上的死對頭。此公日後在河北雖然進一步晉陞為省委書記，但2003年因違紀被開除黨籍、被中紀委宣布撤銷正省級職級待遇。 程維高被中紀委調查的問題，主要都發生在他調任河北省長，日後又升任了河北省委書記的任期內。當時中紀委宣布的調查結果是：程維高在擔任河北省主要領導期間，插手行政事務，為他人和其子程慕陽謀利，給國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職務影響，進行違紀甚至違法犯罪活動；利用職權，對如實舉報其問題的郭光允同志進行打擊報復；與其配偶收受他人翡翠擺件等一批貴重物品。不過中紀委同時也宣布，程維高對兩任秘書利用其職務影響進行犯罪活動負有重要責任，但本人不至於要負刑事責任。 接下來，因為兒子在海外，所以這個程維高在去世之前居然可以在海外出版一本《程維高親述痛思錄》。程維高在書中直言不諱他在擔任河南省長期間，與劉源的積怨。 故事回到1987年底至1988年初召開的河南省人代會期間，在劉源被代表們突然提名為副省長候選人後，時任省委書記楊析綜緊急召集幾個副書記開會討論對策。副書記兼省長程維高首先發言說，「這種做法是典型的自由化，與中央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神不符，我堅決反對。」 按照程維高的說法，他自己放了一炮後，其他與會者都是相互對視，誰都不發一言。後來他程維高才知道，大家都不發言是因為在眾多副書記中有兩個人，即姚敏學和胡笑雲，與劉源的關係非同一般。所以程維高幹脆就認為，人代會上劉源被代表提名副省長候選人，然後就高票當選的事件本身，就是這些人背後策劃的。 按照維基百科的介紹：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期間，劉源在天安門廣場和火車站等地夜以繼日地勸學生保持理性，並成功勸回大批到北京聲援的河南學生。在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戒嚴時，劉源反對鎮壓。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亦是當時少數幾個反對鎮壓的省份。六四天安門事件最終以鎮壓收場，包括總書記趙紫陽在內的中共高層易人，劉源及河南省委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態度不僅使劉源本人的仕途受挫，連整個河南省也遭一股勢力大肆攻擊。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間，河南省幾乎沒有中央任何利好政策，經濟、教育遭打壓。 事實是，「六四」事件爆發前後的時任河南省委書記楊析綜，確實是在日後的政治清查過程中沒有過關。但當時整他的最主要原因，還不是因為他在武力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問題上立場不鮮明，而是他與趙紫陽的關係。此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是趙紫陽在四川推行包產到戶的得力助手，並因此而獲得政治資本，先是升任四川省長，1985年又升任河南省委書記。 「六四「鎮壓後不到一年，這個楊析綜便於1990年3月被免去河南省委書記職務，僅保留河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職務，「等待中央結論」。1992年召開中共十四大之前對趙紫陽結案，楊析綜被認定與趙紫陽之前只是「工作關係」，於是便把他調回四川省擔任了一屆專職人大常委會主任。 按照程維高的日後回憶，無論楊析綜是否下台，當時河南省委里支持劉源的副書記們都不願意程維高留在河南，「因此堅決想把我趕走，於是，就對我製造謠言，進行政治陷害」。 據程維高回憶，「這幾個人」大量搜集他在省委常委會、常委擴大會、幹部會上的講話，選擇敏感問題對原話進行取捨、編造和歪曲，從而「炮製」出程維高反鄧小平、反江澤民、反李鵬、反黨反社會主義的11條罪狀，然後，由他們出面到北京告狀。「他們告狀的目的非常明確，打不倒我也要把我趕跑，由Z（劉源）來當省長。」 當時，圍繞「六四」問題，河南省委召開了近兩個月的民主生活會，其中有22天時間是坐在那裡進行面對面的爭論、爭吵與攻擊。程維高回憶，在民主生活會上，他與楊析綜、姚敏學主要就三個問題，同包括胡笑雲在內的兩個副書記、副省長Z（劉源）及其同盟做了「十分艱苦的鬥爭」。這三個問題是：一、「動亂」期間，為什麼河南學生到北京的多；二、學生到底有沒有發生卧軌事件，省委對學生「動亂」是支持還是制止；三、全國「動亂」平息以後，6月21日，開封市的河南大學為何又出現學生上街遊行事件。 從程維高的回憶內容看，當時的中共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內的一班人，包括劉源在內，都是在竭力把「制止動亂不力「的責任推給自己的政治對立面。互斗的結果就是中央下令，把當時的那屆整個河南省委和省府大換血，劉源本人也失去了就地晉陞正省級的機會。 劉源在紀念楊尚昆一文中公開提到，「1991年，楊爸爸主動對我說，小平叔叔幾次講過軍隊與地方的幹部要互相交流。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什麼。不久，中央調我到武警水電部隊。」 毫無疑問，武警部隊下屬的水電部隊的政委也好，司令員也好，都是吃苦的角色。不過，鄧小平去世之後的第二年，劉源就被安排升任為武警總部副政委。此時的武警總部已經在江澤民主導下從副大軍區級晉階為正大軍區級，劉源隨之也晉陞為武警中將警銜， 接下來的劉源脫下警服換軍裝的時間是2003年7月，被江澤民任命為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委。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在習近平「軍改」之前的解放軍「三總部」中，總後勤部相比於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事實上是低半格的。在幹部銜級上，總政副主任和副總參謀長都是正大軍區級，但總後勤部的副部長和副政委則都是副大軍區級。 劉源晉陞為正大軍區級的時間是2005年，也就是習近平在北京浙江大廈，以浙江省委書記身份作東宴請他劉源和一票太子黨兄弟姐妹的前一年，劉源的官職已經由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委晉陞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 而到劉源年近65歲被宣布完成總後勤部政委的5年任期時，他已經在不同的正大軍區級官位上任職了兩個5年還多幾個月。所以僅僅是「論資排輩」的話，在退役之後被犒賞一屆副國級「二線」職務在黨內黨外已能服眾，更何況他還有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這一最高規格的紅二代背景。 當時的鄧小平兒子鄧朴方已經完成了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任期，陳雲的兒子陳元正在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任期當中。但是，就是因為習近平對他劉源曾經的挺薄言行一直耿耿於懷，到底還是否決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對安排劉源出任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建議。原因就是他劉源和薄家「走得太近」。 當劉源在總後勤部政委位置上成為退役上將的消息傳出後，當時香港《明報》以《明年或升副國級領導人 告別講話證總後變身軍委後勤保障部》為題報道說：「已故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宣稱，他即將由軍隊退役；同時證實，作為『四總部』之一的總後勤部即將歸入中央軍委新組建的軍委後勤保障部。有消息指，劉源退役並不意味著其仕途的終結，在明年兩會上，他很大機會升任副國級的國家領導人，但暫時未知是在人大還是政協任職。」 該報道中還說：據悉，劉源今次屬屆齡退役，但他在仕途上仍可能更進一步。全國政協在令計劃及蘇榮落馬後尚有兩個副主席空缺，因此也有消息稱，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屬「太子黨」且關係密切的劉源，很有可能升全國政協副主席，躋身副國級領導人行列。」 但就在這段時間裡，有「好事者」在中國內地網路重新貼出一張劉源在薄一波家中靈堂里與薄熙來及兄弟姐妹們的合影。合影中一身戎裝的劉源居中，薄熙來和其他薄一波子女分站左右，背景是薄一波的巨幅遺像。 據筆者過去文章中介紹過的那位前商務部人士回顧，這張照片最早是薄家人自己貼上去的。2012年，薄熙來垮台後就有「好事者」把它翻騰出來，以證明劉源與薄熙來關係的非同一般。而事實也確實如此。薄熙來被「調查」之初，劉源曾對薄家人透露過他已經上書中央，力陳對薄熙來的處理應該「就事論事」。而2012年4月初傳出的薄熙成傳話內容「薄熙來案已經被中央做實，大家各自保重，不必再努力」，也是第一個傳給劉源的。 按照這位前商務部人士的說法，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劉源曾在圈子裡說過「將來近平掌舵，離不開熙來二哥的輔佐」。這番話毫無疑問會傳到習近平的耳朵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2年澳洲聯邦大選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中，各方力量都在竭盡全力進行衝刺，力爭出線。各小黨和新生參選團隊都在磨刀霍霍、躍躍欲試，期望有所斬獲。有一個新的競選團隊，民主聯盟（Democratic Alliance），由流亡藏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後激發起政治熱情的港人、年輕的台灣人、中國大陸背景追求民主的人士以及一些因中國人權惡劣而長期反對中共專制的澳洲人組合而成，希望在本次大選中進行衝刺，爭取問鼎澳洲政壇，以期代表一個特別群體，發出一個獨特聲音。 這個團隊中一位藏人女士吉宗東堆（Kyinzom Dhongdue）獲得這個競選團隊的支持參加本尼朗（Bennelong）選區本屆聯邦下議院議席的競選。4月30日星期六在這個選區一個華人比較集聚的商業區伊士活（Eastwood）進行競選推廣，目的應該含有爭取這個地區具有華人背景的澳洲公民投票支持的意味。這個競選團隊具有明顯地反對北京政權的政治意味，競選推廣中一個惡對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標語牌引來了數位在場的華人對競選團隊的圍攻。這些人在中國境內只能溫順如羊，對強大蠻橫的中共地方官員和惡警跪地求饒；而在澳洲民主自由環境下則兇悍無比，撒潑打滾。面對這一激烈語言攻擊的衝突，競選團隊顯然採取了理性克制的姿態，不給蠻橫無知滋事者將衝突升級的任何口實和機會。此事已經使得警方介入，至於警方介入以後的結果，應該不會在大選以前完成。 這一事件看似偶然，其實也是必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循跡中國民心的變化，可以看到文革後民心的巨大轉向，鄧小平官復原職執掌中國是受民眾歡迎的，人心思變。從1978年到1989年中國人民思想的開放的，這與中共的改革開放有關。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政治肅殺嚴厲，但還是有一定的空間。以後胡溫時期相對於江時期在政治上屬於停滯，但倒退不大，民眾思想活躍度還存在。近十年習近賓士下的中國政治倒退觸目驚心，中共向邪惡流氓方向發展，民眾向愚昧野蠻方向發展。中國境內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暴漲，中國民眾的愚昧野蠻也延伸到了海外，到了澳洲，到了4月30日伊士活「義憤填膺」尋釁滋事。 候選人吉宗東堆女士（圖片來源：《獨家報導》） 中共得以強勢藐視世界，是西方左翼政治意識形態與中共的相仿，迎合併且配合中共的「和平崛起」，才有今日在中共政治軍事對西方構成的嚴重威脅。這是西方左翼政治的開門揖盜引狼入室的結果。中國強勢了，也直接刺激了中國御用文人傲慢情緒，可以睥睨天下，「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之狂妄讕言充斥中國，並且輸出境外。著實揚眉吐氣，也讓移居海外的國人，哪怕是已經歸化的，都感覺到背後一個強大的祖國而倍感自豪。進入21世紀以來的二十餘年裡，澳洲華人的心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中共因為天安門事件遭致人神共憤，從1989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酒會領事館有年頭門庭冷落車馬稀，有一人敢為天下先，開創了中國留學生接受中國領事館邀請參加國慶酒會的先例，立刻激起群情激憤，引來一片痛罵和連珠炮轟擊，嚇得那人躲避鋒芒不知所蹤很多年。隨著時過境遷事過境遷，應該說占多數的大陸人背景的澳洲公民對中共發生了幾乎是一百八十度大改變，而且新移民來澳洲的應該也是占多數已經在中國接受了長期的洗腦，對中共的認知依然停留在中國，澳洲的自由使這些人一邊享受澳洲的民主自由，一邊熱心擁抱中共專制，4月30日伊士活的衝突就是華人這種思維的表現。不得不說中共專制機器的有效，還推展到了南洋。在這場口水戰中，根據口音判斷，一人是明顯來自中國大陸，而情緒亢奮動作張揚，卻操的是南洋英語。 再論這選區本尼朗。這個選區辟於二戰以後的1949年，迄今為止73年中自由黨（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人擁有這個席位長達70年，只有2007年的大選時任總理霍華德（John Winston Howard）輸掉了大選，而且輸掉了他自己的席位，曾被揶揄為輸得連「底褲」都被扒掉。這個選區自設立以來一共只有過4位議員。第一位約翰．克萊默（John Cramer），連選連任近25年。第二位前總理約翰．霍華德，持有席位33年。第三位是前ABC（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美國廣播公司）節目主持人瑪沁．麥嬌（Maxine McKew），她在2007年澳大利亞聯邦選舉中代表工黨（Australian Labor Party）與總理霍華德直接對陣，借著聯盟黨（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連續執政4屆共11年半，澳洲民眾產生了嚴重的視覺疲勞，非要把執政平穩政績優良的聯盟黨趕走，換一個工黨新面孔看看，在這個強大民意基礎下，成功奪得本尼朗選區的聯邦下議院席位。但是好景不長，三年後2010 年的聯邦大選，自由黨捲土重來，推出了前職業網球運動員、後轉為網球評論員的約翰．亞歷山大（John Alexander）來角逐這個席位，並且成功地從工黨手中奪回了席位，保有這個席位至今。這個選區有比例不低的華裔背景的選民，聽說霍華德被屈辱性地趕出政壇以後，自由黨內部有一個事後諸葛亮的檢討，「咬牙切齒」華裔選民對霍華德的拋棄。 伊士活事件兩位尋釁滋事者（圖片來源：視頻截屏） 這個議席雖然自由黨長期握有，但算不上絕對的安全選區（Blue Ribbon Seat），2013年陸克文（Kevin Rudd）重新執掌工黨與艾伯特（Tony Abbott）對決的時候，推出土生土長澳洲華裔李逸仙（Jason Lee）角逐這個選區，推斷是希望善用李逸仙的華人面龐再度奪回議席。此舉沒有成功，而且那次大選工黨大敗。 本次大選之前亞歷山大就擬退出政壇，早已宣布不再尋求參選，將由自由黨新秀出馬。澳洲民意在近年發生一些變化，兩大主流政黨的支持率不斷下滑，這就給小黨和獨立候選人一些機會，突破澳洲幾十年來的政治壟斷。這次自由黨推出新人，以及2019年聯邦大選前總理艾伯特被一位政治素人，澳洲在國際上最成功的高山滑雪運動員，1974年生人扎利．斯蒂格爾（Zali Steggall）奪得席位而從政壇被逼退。此情此景，澳洲政治大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意味，引來多方磨刀霍霍，殺入戰團，希望得到亂中取勝的結果。最終鹿死誰手，如同賭檯上把最後一張暗牌翻開以後才能確定勝負，也就是5月21日晚上開票的結果。 從4月30日伊士活幾個華裔居民的無知無識表現，管中窺豹略見一斑，澳洲華人搞清楚自身定位和確立正確價值觀、道德觀、善惡觀、以及國家認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若非2019年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意外獲勝，已經有效地部分抑制了一些身在澳洲心向北京澳洲華人的浮躁張狂，不然4月30日伊士活事件一定會更勁爆。 認識這個選區候選人吉宗東堆女士很久，希望她能得上蒼惠顧而創造奇蹟問鼎澳洲政壇。 （全文轉自《獨家報導》）
最近，年富力強的天津市長廖國勛猝逝，享年59歲，正是政治人物的黃金年華。廖國勛之死引來自殺、他殺的閑言碎語，莫衷一是。我由此想到文革初期轟動一時的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之死。 1966年夏，毛澤東回到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對劉鄧展開政治反擊，毛澤東號召革命群眾打倒各級走資派即癱瘓劉鄧官僚體制。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順理成章地被定為天津市萬（曉塘）張（淮三）反黨集團的頭子。 1966年9月，萬曉塘猝逝，享年50歲，正是政治人物的黃金年華。天津當局的說法是心肌梗塞，組織五十萬人參加萬曉塘追悼會，而民間傳說是服安眠藥自殺；其時，新中宣部長陶鑄雖然貴為第四號人物，卻不肯盲目追隨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陶鑄授意新華社、人民日報超規格地報道萬曉塘之死；而天津市當時只不過是河北省的省會城市，與今日石家莊相若。 毛澤東大為慍怒，痛批這是以死人壓活人（少年畢汝諧暗忖：毛澤東不是說要給每一個革命同志開追悼會嗎）；萬曉塘之死造成了一系列顯性和隱性的政治後果：陶鑄因大力保護中央和地方的大小當權派，被定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毛澤東輕飄飄的一句話陶鑄這個人不老實，便使陶鑄淪為階下囚。毛澤東因萬曉塘之死警覺天津的重要性，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說天津要成為直轄市，天津便成為中國第三個直轄市，直接歸於毛澤東江青的掌控；正值文革亂世，連全國人大這一橡皮圖章都省了。 今次廖國勛之死是不是萬曉塘之死的歷史輪迴？廖國鈞之死將造成怎樣的政治後果？讓我們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俄烏戰爭開始後，世界防疫進入反向而行的兩極，眾目睽睽之下進行了一場兩種制度的競賽。此前正在忙於強制推行疫苗護照的法國、加拿大的疫情戛然而止，兩國政府利用疫苗護照重置公民權的「內戰」當然也悄無聲息地結束了。但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從經濟之都上海開始，陸續推廣至全國一些大中城市的疫情清零卻看不到頭。本文將從全球化背景下病毒傳播的規律、各國防疫的共同點到最後演化成兩種不同的選擇入手分析，中國堅持不可能達成的病毒清零的內在原因。 歐盟群體免疫與中國病毒清零的依據 據路透社4 月 27 日報導，歐盟委員會表示，隨著歐盟進入緊急狀態後階段，在該階段大規模報告病例，據估計有 60% 至 80% 的歐盟人口感染過 COVID-19——根據傳染病學家們的經驗數據，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居住區域的一種流行病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感染過，就會形成群體免疫力。基於這點，歐盟委員會表示，今後疫情不會太嚴重，在為這個階段做準備時，歐盟各國政府應加大對兒童的 COVID-19 免疫接種力度。這意味著，歐盟各務包括法國馬克龍政府2.0版，也不會再強行使用發放疫苗護照重置公民權的方式，激發本國公民對抗政府。歐盟今後正式進入群體免疫階段，接受與病毒共存這一模式。 中國方面的數據是另一統計口徑，不是全國多少人口感染過COVID-19，而是接種疫苗人數。據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公布，2021年全國新冠疫苗接種超過26.9億劑次，完成全程接種人數超過11.9億人，中國疫苗接種率已達80%以上。接種疫苗是為了獲得免疫能力，按照中國自誇的疫苗有效性，中國的群體免疫率至少也達到60%左右，但最後卻走上了最原始的方式：大規模封城。 其它方面，中國與西方也算同步。比如從1針有效到2針、3針，再到加強針之類，接種疫苗本為防感染改為防發病，中外專家同步。疫情期間，多個國家都爆發了民眾自發性的反對強制接種新冠疫苗等衛生措施的示威抗議活動，西方左派政府有些還挺羨慕中國政府能夠做到武漢封城這種地步，有些國家也採取以往不敢的強硬手段逼迫民眾。這些抗議活動中，以加拿大卡車司機2022年1月至2月間的抗議活動最為規模盛大，法國馬克龍政府採用強制疫苗證重置公民權利的做法是挑戰該國民眾的容忍底線，引發極大反彈。加法兩國直到俄烏戰爭發生，才中止了疫苗護照的強制推行，中國走上了另一條極端的防控道路。但事實上，只要中國不閉關鎖國，與全世界保持經濟貿易關係，就會有國際人口流動，而這些流動人口當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無癥狀病毒攜帶者，這種封城於防控疫情並無實際作用。 西方早已預知：全球化必然引發病毒世界性傳播 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偏遠小國發生的瘟疫將波及全球，對這一危險的認識，開始於1990年代，2003年中國Sars強化了這一認識。 1992年美國的醫學協會（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發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響的報告《新興的傳染病：微生物對美國健康的威脅》，其中提到，由於全球人口流動的加劇、病毒出現了抗藥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原因，過去已經控制的疾病如霍亂、鼠疫、瘧疾、肺結核和白喉等開始重新出現或擴大傳播範圍。一些新的傳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埃博拉病毒、軍團病、禽流感和SARS等紛紛出現。該報告提出了導致傳染病捲土重來的八個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口日益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傳染病也隨之周遊列國。該報告指出，頻繁的人口流動使得傳統的隔離方式根本無法生效，也使得一國爆發的傳染病會迅速地傳播到其它地區。 2003年中國的 SARS算是2020年武漢肺炎的預演版。2004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一份有關2020年世界前景的報告中預測，只有「一種重大全球衝突」的發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續發展。這個發展是什麼？即全球瘟疫大流行。報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來越受到身份認同政治的困擾，全球化將面臨政治反噬。如果有什麼事情會使全球經濟整合脫軌，那很可能會是一種致命新疾病的大規模傳播。這份報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頓大學學者的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gs）。哈欽斯在2020年3月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他們在這份報告中所試圖提出的觀點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時帶來了好的與壞的後果」。 與病毒共存更現實 早在2020年1月末，由中國武漢開始的COVID-19蔓延世界，美國病毒與傳染病專家們就指出，全球化時期，一種病毒出現之後，其前景只有三種途徑： 一、通過公共衛生干預措施控制病毒的傳播，比如爆發也可能隨著新疫苗的發明而結束。持這一觀點的專家以耶魯大學流行病學家 Nathan Grubaugh為代表，這位專家特別說明，但即使在最快的情況下，新疫苗的研發成功，也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後來的實際情況證明，疫苗發明的速度跟不上病毒變種的速度，因此出現了美中及世界各國要求本國公民不斷注射疫苗的情況，疫苗的可靠性與有效性引發普遍質疑。 二、人類形成群體免疫，病毒在感染所有或大多數最易感染的人後自行消失。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家邁克爾・米納（Michael Mina）指出，疾病爆發有點像是火災，疾病爆發有點像火災。病毒就是火焰。易感人群是燃料。最終，如果沒有引燃物，火就會自行燃燒。當病毒不再發現易感染的人時，病毒的爆發就會結束。他說，2015年到2016年發生在波多黎各和南美洲的茲卡病毒（Zika）大流行的終結，就是屬於這一類的情況——流行病學界說的「群體免疫力」形成，就是指這一情況。 三、冠狀病毒成為另一種常見病毒，成為人類社會每個流感季節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學的米納與埃默里大學全球健康醫學教授傑西卡·費爾利均持這種觀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資深學者阿梅什・阿達利亞（Amesh Adalja）說，目前有四種冠狀病毒株以普通感冒或肺炎的形式感染人類，新型冠狀病毒或許是成為季節性病毒。 中國堅持病毒清零是為了壓力測試？ 既然將近兩年半、集全球病毒研究界之力也無法清零的COVID-19，中國為什麼一定要走一條不可能的道路，哪怕讓被封的上海人民怨氣衝天也在所不惜？ 關於這有許多猜測，包括認為這是中共內部鬥爭，習近平要藉機打擊江澤民的上海幫等。但我實在想不出這如何能夠打擊到江澤民勢力。放眼全球，有個解釋也許能夠成立，那就是在世界全球化格局重組，美歐推行「大重置」時，中國想從內外兩方面測試一下中國能夠承受的壓力點在哪裡。 對內，測試中國政府對社會的管控能力。從去年西安清零開始，法國試圖通過疫苗護重置公民權，加拿大、美國都試圖推行強制疫苗。三國當中，美國遇到強烈抵制，法、加兩國引發本國公民強烈抗議，直到烏克蘭戰爭開始，法加兩國政府才藉機將重點轉移至援烏方面，只有中國還堅持在上海繼續清零。 對外，測試中國在國際經濟中有多重份量。選擇上海這個中國的經濟首都清零不為無因。上海港貨物積壓如山，造成全世界供應鏈緊張，西方媒體引用各方分析論證這點的文章不計其數。早在今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公開表示，鑒於奧密克戎變種的高傳染性，中國應重新評估其「清零」政策，中國作為主要商品供應國的角色，這些限制現在被證明對中國和全球經濟構成了負擔。此後這類擔憂的評論在西方媒體上不斷出現，BBC、《紐約時報》就此發表過不少文章。美國政府更是認為國內通脹與供應鏈緊張有關係（真實原因其實是財政花費無度，一年舉債10萬億），4月22日，美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美國政府正在竭盡所能降低通貨膨脹，這包括了「仔細審視」對華貿易戰略。她強調，重新審視關稅也是「值得考慮的」，因為這將在抑制通脹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宣布將取消中國關稅。 可以說，美媒與西方國家其它媒體每天都希望中國放棄清零，讓全球供應鏈恢復正常。 俄烏戰爭讓俄羅斯與歐盟了解到：俄羅斯的資源供給對歐盟國家非常重要；中國則通過這次壓力測試了解到：中國的供應鏈對當前的世界很重要。無論是拋棄俄羅斯的能源還是拋棄中國製造與中國市場，世界各國都沒做好準備。 （原文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