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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2022年5月1日一早，我看到一段据说是来自上海闵行区纪王镇的居民在“劳动节”集体冲出家门，反抗中共的现场视频。他们围着警察质问： “共产党这是怎么管理的？！……封城45天了，很多老百姓都没有饭吃……。这就是现在的上海纪王镇……。” 中共派出了大批公安围着居民们，东西被砸烂，民众群情激愤，曾经一度与公安们发生冲撞……。 在中共假借防疫之名而实则防人的过程中，被网民称为“大白”的中共爪牙，其中很多是原来臭名昭著的城管的变种，是奴仗党势疯狂欺人、胡作非为的代名词。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土匪一样无所顾忌地对老百姓大打出手、实施各种致人于死伤的残酷迫害：他们阻止居民去医院看病；拒绝已经做完化疗的居民返回家中；把出去买饭的居民打翻在地……。 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大大超越了公检法的权力范围。人民对这些“白卫军”早就怨声载道，无奈他们是中共爪牙，是中共恶政的执行者。因有中共撑腰，一般老百姓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不过以上列举的还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被来自东北的富二代、敢于仗义执言的王思聪一语道破：“核酸检测的不是阳性或阴性，而是你的奴性和血性。” 上个月，他还曾经质问：“为何偌大的上海容不下一条狗？” 因此，他超过四千万粉丝的微博帐号被中共永久封禁。 （图片来源：微博） 王思聪确实不一般。在共产专制下敢于仗义执言者就是好样的！其实，这何止是偌大的上海容不下一条狗的问题，而是整个共产专制沦陷区容不下一点正义声音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在沦陷区内甘愿为中共作走狗的人太多了，终于主人的真狗反而就没有了容身之处，被活活打死。这也算是党国治下，无耻、无良、无人性的诸多奇葩之一吧。 在中国沦陷区，谁敢于仗义执言说出事实真相，谁就会成为中共的敌人，成为被维稳的对象。王思聪不仅因为敢言而被注销微博，还“被阳性”而拉去方舱隔离了，这很可能就是中共的直接报复。不管怎样，他的行为艺术——直播自己的被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人身安全也许还会有些许保护。 总之，人们在邪恶发生之初就应该立即挺身而出予以制止，或者公开曝光予以揭露。否则，邪恶之风只会愈演愈烈。等到没有饭吃了才走出家门造反，距离防患于未然虽然已远，但亡羊补牢的爆发毕竟是在生死关头争生存的最后一搏。 历史上无数血的教训早已告诉我们：人没有远虑，必然会近忧不断。期待上海闵行区纪王镇居民为争取生存和人的尊严所作出的反应，能够对生活在中共沦陷区的所有人有所启发。身心被奴性挟持的人，只会沦落为一条专制极权的走狗或被奴役到死的奴隶；而亿万不失血性的人起而反抗，才能结束中共极权暴政，从根本上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987年8月我作为英语初级班留学生来到澳洲，91年2月移民局批准我以特别人道理由定居，两年后，我宣誓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在大陆活了47年，我只投过一次票，那是18岁高三毕业前，领了个巴掌大上面有我名字的纸片，说是选民证。我稀里糊涂跟著人群去了个什么地方，稀里糊涂在一张纸上几个陌生名字的旁边打了几个勾勾，算我履行了选举权。二十岁后的几十年里，因为现行反革命坐牢十年，我再也没有资格去参加打勾勾了。 一，我在澳洲当选民 入籍30年，我经过很多次三年一届的大选，看起来参加选举都有打“勾勾”打“叉叉”的形式，可内涵却是天壤之别：大陆，打勾勾是他人代表你的心，“瞎子带眼镜多馀的圈圈”；澳洲，叉叉打给谁是个人意志，每张票都举足轻重。 选举期间，澳洲的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新闻媒体特别活跃，无冕之王的记者们“打破沙锅问到底，还要问锅渣在哪里”，参选人的婚姻状况，几个孩子，性格爱好，连婚外情之类的花边新闻也无情揪住来个底朝天。 电视里，我看到反对党议员指责工党总理基廷，说他浪费纳税人的钱从印度尼西亚进口这么贵的会议桌，为什么不买澳洲自己的产品？基廷没有因此大发雷霆，还哼哼笑。我喜欢这种允许别人说话有气度的领袖，我投工党的票！后来某届大选，工党竞选人马克·纳德，新闻记者挖出他曾在圣诞节丢下癌症初愈的妻子，带著情人（后来的老婆）出国旅游；还揭出他对父亲的老友、经济上资助他家的恩人撒谎。我既愤怒又担心，一个不能善待妻子的人，他会善待澳洲百姓？一个对家庭恩人不诚实的人，他会兑现给选民的承诺？然而，我的担心多馀，关键时刻，澳憨不憨，抛弃了最初呼声极高的马克，选择联盟党老面孔霍华德连任。 早期的我对于选举，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政党参选人的品德操守上。当时我看到一则消息：工会领导墨尔本港口工人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无人卸货载货，岸边停满海轮，海港一片死寂。劳资谈判时，老板要求工会制止工人搞欺骗，特别是夜班，他们相互帮忙打卡，迟到早退甚至没来上班的全部记录满勤，人人拿全额工资。对于这种违规欺骗行为，工会不但不指责，反而百般辩护强词夺理，还宣布不加工资拒绝复工。我对工会的做法极为反感。可是，更使我失望的是工党，工党出于对工会强大势力的依赖，竟装聋作哑不置一词。不行，我不能把选票投给这种不诚实不正直把上台执政作为最高目标的政党。 后来，我认识到品德操守固然重要，政党治理经济的能力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也断然不可或缺。 今年5月21日澳洲联邦大选，面临的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的挑战空前严峻。两大政党：工党和联盟党大比拼，比拼治理经济具体而微的完整计划与脚踏实地的操作能力，亦即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增加国库储备，改善百姓生活；比拼对澳大利亚祖国的忠诚，捍卫澳洲安全的勇气与魄力，敢于对中共强硬。 二，经济 我们看到，连任四届的联盟党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政府的杰出成就，他们以巨大的胆识顶风逆行推动消费税改革——即众所周知的GST，打击逃税，增加国库收入。同时，联盟党政府还对极有争议的劳资关系法进行了改革，给资本家松绑，让老板多赚钱扩大生产，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工人工资。以上两项改革，使澳洲的经济持续发展，国家出现了最大的财政盈馀。自此，联盟党善于管理经济理财有道，赢得了“会挣钱”的美名。 30年来澳洲政党轮替过程中，我们又看到，常常是联盟党还清债务，国库有了可观储蓄之后，或许是老百姓思变想看新面孔，或许是“工党代表工人利益”思想的误导，工党被选上喜气洋洋登台——正如前联盟党维州州长Jeff Kennett下台时冲著新领导说的“Have a good time”（享受存款吧），等到工党把钞票享受完毕，债台高筑，银行利息高企（基廷时代，高达17%），不少老百姓又想起会搞经济善挣钱的联盟党了。 一幅奇怪的图画在澳洲一再出现：联盟党负责赚钱还债储蓄；工党负责花钱送礼派福利！ 最近这两年，武汉肺炎肆虐全球，给世界经济造成几乎是断崖似的打击，澳洲也未幸免——姑且不提600多万生命的丧失；而我国经济祸不单行，北京罗列了14条澳洲的“反中”“罪行”，包括破坏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达成的“一带一路”协议；倡议独立调查Covid 19冠状病毒疫情起源；禁止华为参与澳洲5G网路建设；“带头攻击”中国对台湾、香港和新疆事务等等。被惹怒了的中国对澳洲十几种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大麦（80%附加税）、牛肉、煤炭、铁矿、龙虾、红酒等，澳洲经济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曾几何时，经过联盟党治理经济老手团队的带领，澳洲转危机为契机，开辟新市场走出低谷，一改对中国市场过度依赖的状况。 工党不懂经济，又不肯花气力研究学习改进，竞选期间就只好以说漂亮话开空头支票代之，说得越漂亮，做得越糟糕，最典型的例子是陆克文的败选演说，“工党要让澳洲的每一名学生，都受到世界第一流的教育”，比当选总理的演说还要气壮山河。他们的许诺常常是只顾说得出口，不管是否做得到。 此特征，工党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相传到了本届大选的工党竞选人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总理Morison宣布了大选日期，党派竞选活动拉开帷幕时，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要给养老院24小时配置合格的护士，给养老院老人吃健康食品，增加工作人员的工资。可是，当他宣布工党提供25亿解决频临坍塌的养老系统时，他拒绝回答记者，你认为应该给养老院工作人员增加多少工资的提问。接著，他说要“给家长们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不管他们的收入是多少”——纳税人认为这不公平不答应，他又改口要降低幼儿园托儿所的收费。不久，阿尔巴尼斯被记者追问，当下的失业率是多少，现金利息呢？他一问三不知，伸舌头做鬼脸，像个调皮捣蛋的中学生，还一连几天认错再认错：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也不例外。问题是你在竞选一国之长，连国家失业率都漠不关心，遑论“我们要提供免费的 TAFE 课程”，要“创造600，000个就业名额，要吸引$520亿元外资来澳洲”，我们2050年要达到“Net Zero Plan零污染计划”，“每年给每个家庭减少电费开支300澳元”！ 网上记者Tyrone Clarke报导，阿尔巴尼斯为了修补自己无法回答记者关于澳洲失业率和现金利率，暴露自己不懂经济，对经济毫不关心毫无兴趣的形象，他谎称自己在鲍勃•霍克（ Bob Hawke）政府时期任过经济顾问，以表明自己有能力处理解决预算、欠债之类的问题。而事实上，阿尔巴尼斯1985-1989年他在国会只是Mr. Tom Uren办公室的研究员。而Mr. Tom Uren直到逝世，他在政府部门从未担任过经济政策之类的角色。 最近，阿尔巴尼斯解除了武汉肺炎阳性隔离重新露面，他宣称“We can do better我们将做得更好”，许诺工党将给澳洲人“a Better future一个更好的未来”：包括发展强劲的经济、便宜的托儿费、更多的健康福利、解决养老院危机等。他的财务发言人Jim Chalmers称，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医疗保险，还是电费账单，还是贷款以及归还贷款等问题，“工党都有实质性的政策”减轻由于5.1%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物价上涨给澳洲家庭的压力。然后，又一条新鲜消息说，如果工党当选，工党将付40%的钱作为政府入股给第一次买房者实现美梦。总理Morrison 回应说，工党的这个计划存在根本问题——房主只有60%的股份，如果房子增值，政府分得40%，这叫什么拥有自己的住房呢？然后，又一条更新鲜的消息，工党领袖在布里斯本广播电台说：“联盟党不曾为澳洲的利益服务；众所周知，它的欠债和通货膨胀率之高都前所未有。”此新闻刚由ABC 报导出来，即被RMIT ABC Fact Check一记耳光，该“公证机构”指出阿尔巴尼斯的“这句话是错误的”。事实上，哪怕两年多来面临祸从天降来势凶猛的武汉肺炎对澳洲经济的严酷打击，加上中共的惩罚性关税，澳洲经济雪上加霜，联盟党政府力挽狂澜，展现出多种应对困境的策略与实力，在世界上都可圈可点有目共睹。 澳洲Sky News电视 节目主持人Mr. Andrew Bolt 指出：反对党领袖本人根本不懂我们的经济如何运作，还试图为工党缺乏经济管理经验辩护。而且，滑稽的是，他把自己装作是个真资格的值得信任的懂得处置国家财富和老百姓钱财的保守派——实际上，阿尔巴尼斯属于工党派系里的社会主义左派。 三，工党的新老领导与中共 中共崛起，习近平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朝世界扩展，澳洲近水楼台是中共渗透的重灾区。 检视工党几代领导对中共的立场，对澳洲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卜卡（Bob Carr），澳洲工党前外交部长、纽省省长、中共的贵宾坐上客，卜卡自称与中共亲近感到“温暖”、“高兴”。他曾发表声明，指责澳洲费尔法克斯（Fairfax）媒体前驻华记者加诺特（John Garnaut）“搞反华宣传”，因为他写了一份给当时总理腾布（Malcolm Turnbull）的秘密报告，“调查探讨北京政府为影响澳大利亚政党、学术界和媒体，在澳洲暗中进行的间谍活动和干涉行为”。为此，卜卡利用他的工党议员，暗地里对加诺特进行调查（意欲何为？）。澳洲知名人士John Fitzgerald长篇著文，列举诸多事实，称Bob Carr“把自己典当给了中共”，卜卡说的话“是北京的回声”；澳洲战略政策智库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指出，卜卡花了太多的时间思考北京的事情，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澳洲的国家利益上。 基廷（Paul Keating），这位曾经使澳洲经济深陷债务泥潭的工党总理， 2021年9月在《悉尼先驱晨报》发文称：澳洲在军事上需担心中国之类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谎言。澳大利亚通过渲染将中国塑造成敌人，这样做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敌人”；他指责澳洲情报机构在中国问题上“愤怒失控”，该部门的头子是毁了中澳关系的“反华疯子”，要求工党在赢得大选后立刻开除。2021年11月，基廷在堪培拉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堪培拉必须承认中国的卓越地位，因为这个亚洲巨人太大而强，不容忽视。“中国并不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他解释中国的战狼外交是因为“处于外交的青春期——他们的睾丸激素无处不在。” 陆克文（Kevin Rudd）2018年4月24日，前工党总理对天空新闻发表讲话，批评时任总理腾布为促成欧盟贸易故意公开挑衅中国，令中方无端受辱；指责腾布让中澳关系脱离了轨道，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喊“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这种“极其糟糕”的行为是公开“给了中国人一拳”。陆克文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发布学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九大讲话的照片，说“中国走进了新时代”。2021年8月中旬陆克文在《印度快报》发表文章，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好战行为辩护，称美国及盟友，特别是“四方会谈”（美日印澳）让北京感到威胁。“澳洲现政府以不负责任的方式为两国关系‘火上浇油’”。他指责莫里森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不够聪明”，坎培拉应当“少说多做”恢复同北京的关系并谋求巩固。 丹尼•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维州工党省长，2014年担任省长以来，花掉纳税人一百万元，超过25次访问中国；并花30万元差旅费，四次带领维省代表团去中国访问。他告诉澳洲，中国的确是伟大的好朋友。安德鲁斯瞒住联邦政府，擅自与中共签署“一带一路”，记者Hoa Truong July著文指责安德鲁斯：“把维多利亚省卖给了中共，他吃澳洲的面包，为中共服务。”他还说：“澳洲工党与中国共产党是同志，维省成为一带一路总站，安德鲁斯就是总执行官了。” 安德鲁斯的一带一路条约，保密四年才公开，他向中共借贷$ 9000亿美金搞建设。维州资深评论员Andrew Bolt 著文指出，前澳洲防卫研究中心中共分部负责人Paul Monk透露：“安德鲁斯这桩秘密协议，是中共躲开联邦政府的战略行动的一部分。”后来，联邦政府推出“外交关系法”，废除了该协议。 我们不能忘记，工党的大小头目在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阻止条约的签订，正如州长办公室外涂的一幅标语，“一带一路，通往地狱”，这种事情在维省发生，工党领导人个个有责任。 墨尔本Herald Sun特约记者Peta Credlin 说得对：想要知道一个政党真正的立场，审视他们做过什么，比听取他们说些什么更加重要。 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现任工党领袖，此次大选与莫里森一决雌雄的对手。 阿尔巴尼斯当工党前排议员时公开说，有关中共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被报导得像“一部虚构的间谍电影”。2018年6月，他还是工党前排议员之时，应邀出席澳中文化贸易协会在悉尼Star Event中心举行的晚宴上他表示，我很高兴代表工党出席（这个酒会），然后用国语说；“与中国交往是澳洲的利益所在。”这句国语讲话赢得掌声四起。他继续用英文讲下去：对中国在这个地区所扮演角色的畏惧或者憎恨，它不是澳洲根本的经济利益之所在，我们需要很慎重地待。……自从1972年维特朗（Whitlam）政府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与它有长久的友好关系，这是我们工党遗产的一部分，我们的要与中国合作。我认为处在政治领袖的位置上，需要具备正确的认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任何别的国家，我们与他们的关系都是重要的。 阿尔巴尼斯还表示：“工党将要以‘成熟的方式’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他出席中国宴会演讲，把中国、美国、别的国家胡子眉毛一把抓，“我们与他们的关系都是重要的”；还是，一下子跳到他 2022年3月10日在Lowy Institute发表的激烈的“反中”演说，直指大名，中共、北京、习近平，他并且声称上台后绝不会向北京屈服——如此强硬的“反中”演说，到底是他说的“中共变了”，还是工党上台执政高于一切选票需要他自己变了。不知道这种立场观点的变来变去，就是阿尔巴尼斯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所需要的“成熟的方式”？ 而且，他的团队在中国问题上一贯软弱，老在批评联盟党政府太强硬，不顾澳洲的经济利益等。2021，5，19日他们抨击澳洲总理莫里森故意搞坏与中国的关系来谋取政治利益。工党前排议员费之宾（Joel Fitzgibbon）2020年5月，声称联盟党政府多年来对澳中关系管理不善，一直把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中国政府妖魔化，敦促政府尽快修复与中国的关系。2020年4月工党资深议员外交事务发言人黄英贤（Penny Wong，此处不谈她霸凌工党同事之事），她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需要再三考虑，脱钩不是我们的选项；2022年3月，她声称，“如果工党当选，我们将修复澳洲与中国的关系。”还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冻中澳洲关系是可能的，如果莫里森放弃他‘不顾一切’地利用国家安全作为竞选武器的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中共心知肚明哪个党贴心，早就希望工党上台，2019年落空。今年，环球时报发推文：“Albanese不会是个有魅力的领导人，但与Scott Morison相比，他肯定是正能量。澳洲国家政治不可知，我们愿意看到他们与中国重建关系。但是，澳洲领导层是软弱的，而美国的压力是持续的。”“ 软弱的澳洲领导集团禁止重建与中国的关系；Scott Morison这个小丑，越来越少的澳洲人喜欢他，这对于将来，倒是希望的征兆。” （截屏来源：推特） 怪不得，一幅挂在大卡车上的政治广告，写著“中共说投给工党”（CCP SAYS VOTE Labor）。广告是保守派游说团体“前进澳洲”（Advance Australia）委托制作刊登的。 （图片来源：推特） 四，所罗门群岛与中共签订军事条约 罗门群岛接受中共5亿美金金援后，宣布与台湾结束30多年的外交关系，2019年9月与中国大陆建交。2022年4月下旬，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秘密起草秘而不宣的一揽子军事条约宣布正式签订。 NBC新闻网报导说，所罗门群岛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盟友“后院”。美国对北京当局与索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关系表达深切关注。 澳大利亚警告，在距离昆士兰海岸不到2000公里的太平洋国家建立中国海军基地，将 “改变澳大利亚国防军的计算方式”。70%的澳洲人对此担忧。总理莫里森提醒，中国若在索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将踩到澳洲的“红线”。 国防部部长杜登（Peter Dutton）认为不可按照中国的片面承诺就相信解放军不会在索国兴建军港。 Lowy Institute智库资深研究员麦葛瑞格（Richard McGregor）指出，中国与索国建交后，以“非常快的速度”影响索国。它将会趁索罗门群岛仍然是由亲中势力执政，尽速派遣解放军前往索国建造营舍，兴建小型码头，进一步扩大在索国的部署，取得“实体据点”——事实上的军事基地。 澳洲人报与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从苏联引进了农奴制加工业计划经济，这个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倒退，不久就以失败告终。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意识到农奴制和计划经济的失败，认识到必须恢复市场经济的模式，但他们不愿意放弃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治以及这个专制给他们这个官僚阶级带来的利益，于是就选择了中国两千多年来传统的、以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并给了个新的名称，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 公平地说，这退回到传统模式，相对于农奴制是一个进步，它保证了经济正常发展，受到了人们的赞扬。但这种传统的模式，极大地压抑了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动力，是中国近五百年来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有识之士们所认证并加以反对。学习西方，用民主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被大家认为是中国进步的道路。 所以邓小平的“初级阶段”模式维持不了太久，如果不是骗取了美国和西方的输血性贸易，恐怕早就寿终正寝了。虽然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科技和经济的追赶效应看上去很好，但缺乏内部动力的经济，逐渐暴露了缺乏内部动力的本相；内部矛盾也渐次加剧，经济混乱和社会腐败正加速发展。中国古代模式的各种弊病，加倍地出现在现实中。 怎么办？下边的路该怎么走，是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就已经出现的问题。在美国不再输血的前提下，在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停滞的形势下，改革传统模式的紧迫性，再次迫使中国选择新的道路。是退回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模式，加大对社会的压迫、维持政权稳定呢？还是进步到以民主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现代模式呢？中国确实进入到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习近平和他领导的共产党，选择了维护专制统治、牺牲社会进步的毛泽东模式。苏联专制政治的模式，需要农奴制垄断经济的配合，二者相互依存，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毛泽东很懂得其中的奥妙，再失败也不愿放弃经济上的垄断。他知道在现代民主市场经济的压力下，放弃了经济上的垄断，就是放弃了政治上的专制。 习近平在他的维护一党专制的实践中，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道理。所以他逐渐地走向了经济专制的道路。他的国进民退，他的暴力封城，等等，加强了专制政治的权威，同时也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特别是最近对上海和其它一些城市的封锁措施，对抗击病毒没有正面的效果，仅仅有利于加强专政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他们获得了胜利。 这个胜利的代价，就是切断了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增加了企业间合作的阻力。对信息和个人自由的压制，已经大大减少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封城措施的效果，是对负面影响的加倍。这不但影响了上海和各中心城市，而且扩散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以至于影响到与中国经济有联系的世界各国。 最近几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导致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的反动措施必然带来全球性的后果。这个全球性的后果反过来，也会使得习近平的经济反动措施效果倍增。这种相互叠加的后果，会使得其中最脆弱的经济体崩溃，中国就是这个最脆弱的之一。有学者预估，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回到五十年代大跃进的状况。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于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目前中国年轻人流行“躺平”，习近平不关心这些，最刺入我眼帘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这与我65年前在人大读书时的口号一模一样，这65年，中国在原地打转。 65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中共动员“大鸣大放”，很快到了6月上旬，就进入“反右”阶段。毛泽东后来宣布的区别香花、毒草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坚持党的领导；对像我这样犯错误被批判的同学，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听党话，跟党走”。听党话从听党中央的话，到听党委的话，降到听党支部的话，再就是听党员的话。“党”从上到下形成绝对权力结构，党说亩产十几万斤稻子，没人敢说不。到党中央出现两个司令部时，全国混战一场，最聪明的就是阳奉阴违，嘴巴喊斗争，身体却躺平。搞到后来，邓小平要用金钱才能把中国人唤醒：向钱看，跟钱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5日没戴口罩，视察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数百名大学生都没戴口罩整齐喊着“青春向党、不负人民”口号。（视频截图/CCTV） 习近平还要求人大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也是胡扯。人大虽然前身是陕北公学，但是人大的成立，对我们讲清楚是以莫斯科大学为目标，所以校内很多苏联专家。1957年鸣放最早、最著名的报章通栏标题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说这话的是英语教授许孟雄后来自然成为右派。我的中共党史专业同学中，右派分子超过10%，是毛泽东下达5%指标的一倍，全是党团员；10个班级中，有两个班级因为党支部烂掉而解散。表面红彤彤的人大，谁知道内部又是什么？ 我在读书时与校领导无任何接触，倒是移居香港后可以与袁宝华、黄达两位校长吃饭、喝茶、聊天。他们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校长，因而思想也最开放与平易近人，后来我离开香港没有再接触了。21、22年前网络刚开通时，我进入过人大的论坛。有人讨论人大在海外居然出了个凌锋，也就是我的笔名，多数人骂我，让我感到好笑。现在当然不会让我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网络上。 2000年到2011年担任人大校长的纪宝成2010年来过台湾，当时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在国宾饭店宴请他。纪校长后来向香港人大校友会创会会长了解我的情况，表示关切。不知道是国民党还是台湾的人大同学会向他打小报告，不幸两年后纪校长竟然涉及贪污被留党察看两年，取消副部级待遇。 人大前身的陕北公学有李鹏这个屠夫校友，但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却出现史明这样文武双全的台独前辈。这些年，人大也出现过像张鸣、向松祚等著名与“实事求是”的学者，符合学校现在的校训；然而也有一批专门拍习近平马屁的学者，像王义桅要推习近平获诺贝尔和平奖，真是斯文扫地。习近平今年看上人大，是认为这个第二党校可以支持他当皇帝吗？ 习近平在人民大学的长篇大论根本就是一堆废话，还不如我这一篇，不信拿到人民大学去发表，看哪一个更轰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金融时报》透露，中国当局与银行界近期讨论保护资产免受美国制裁的问题。中国官员们担心，美国与西方对莫斯科采取的措施也可能也适用于北京。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俄罗斯央行美元资产的能力感到警觉。与此同时以战狼著称的赵立坚大幅度地转弯表示：中美两国人民素怀友好感情，双方人民的友谊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和重要的基础。 从中共高层与银行界召开会议与赵立竖的讲话来看，中共真的感到事态严重了。今天美国敢于在俄罗斯核子威胁之下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那么当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美国也一样会没收中国在美的资产。而这此资产除3.2万亿的国有资产以外还有难以计数的权贵家族的财产。中共是一个早已失去理想的一个政党，这个党用中国一句老话来说“千里求官为发财”。财产就是这个党的命，也是所有党的干部的命。几十年来他们将收敛的巨额财富放在了海外的银行。据瑞士银行2018年度报告，中国一百位的存款者金额达到七万八千亿，可以说个个富可敌国。 中共反对民主与西方国家处处为敌，那么为何还要把钱财放在西方国家呢？这是专制政权的一个背论，俄罗斯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俄中虽然与西方为敌，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权力内斗的政治中，钱放在国内不但不安全，更可能成为政敌置于你死地的把柄。因此把财产放在西方国家成了不二的选择，即使像现在这样财产有可能被没收，但至少不会有生命上的危险。 据报这次会议所有在场的技术官员均表示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中国的银行系统没有做好资产被冻结或是被排除在SWIFT国际支付结算报文系统外的准备。鉴于俄罗斯的经验中共权贵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只得与西方勾兑放下身段来保证自己财产的安全。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对专制政权最有力的武器。中共政权为权贵利益在国内可以不惜牺牲14亿人，哪怕天怒人怨，在西方国家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财产，即使跪地乞求也在所不惜。 中共权贵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群体。他们掌握着权力掌握着军队，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西方国家没收他们的财产，而这个怕因着俄罗斯侵乌遭到制裁，终于到了感同身受的时候。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次节目刊登和播发的《刘源因为曾力挺薄熙来而不被习近平原谅》一文中，介绍了“文革”中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下令迫害致死的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也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及其他妻子们留的下众多子女中唯一一个从政者刘源，曾被习近平说成是和他一样，主动离开北京“下基层从政”的红二代成员；其在地方任职期间的职位一度比习近平还高，政坛仕途也一度比习近平更看好。 1982年，已经在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身边当了两年多政治秘书的习近平“主动要求”脱下军装，下基层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河北正定县的县委副书记，一年后即升任县委书记。而同年，大学本科毕业的刘源则是从河南省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党委副书记干起，一年后在县人代会上当选副县长；副县长当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又在县人代会上被推举过县长，而且是全票当选。 再往后发生的故事就是，1987年底至1988初召开的河南省人代会上，本不在候选人名单上的刘源被代表们临时动议提名为副省长候选人，而且是高票当选。如此说来，比习近平年长两岁的刘源晋升地方副省部级的时间，要比1993年底才晋升福建省省委常委的习近平早了将近6年。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从“下基层”的第一天起，其每个政治台阶上的具体职务都是以上级组织部门的任命或者“调令”形式安排，而不是像当时的刘源，不但经历了基层人代会的选举过程，而且还是被人大代表们主动推举上位的。 对于刘源日后为什么没有像当时的河南官场上众人预测的那样，接替奉调河北的程维高空出的河南省长职务，而是停留在副省长位置上一段时间后，突然被“民转军”，成了一名与地方副省级政治上平级的武警部队少将？中国大陆境内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刘源是同期红二代里少有的几名“反对用军队对付学生运动”的人。更有境外媒体称他为，“唯一反对六四镇压的太子党”。 这个叫程维高的当时的河南省省长，是刘源当年在河南官场上的死对头。此公日后在河北虽然进一步晋升为省委书记，但2003年因违纪被开除党籍、被中纪委宣布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程维高被中纪委调查的问题，主要都发生在他调任河北省长，日后又升任了河北省委书记的任期内。当时中纪委宣布的调查结果是：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他人翡翠摆件等一批贵重物品。不过中纪委同时也宣布，程维高对两任秘书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但本人不至于要负刑事责任。 接下来，因为儿子在海外，所以这个程维高在去世之前居然可以在海外出版一本《程维高亲述痛思录》。程维高在书中直言不讳他在担任河南省长期间，与刘源的积怨。 故事回到1987年底至1988年初召开的河南省人代会期间，在刘源被代表们突然提名为副省长候选人后，时任省委书记杨析综紧急召集几个副书记开会讨论对策。副书记兼省长程维高首先发言说，“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自由化，与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不符，我坚决反对。” 按照程维高的说法，他自己放了一炮后，其他与会者都是相互对视，谁都不发一言。后来他程维高才知道，大家都不发言是因为在众多副书记中有两个人，即姚敏学和胡笑云，与刘源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程维高干脆就认为，人代会上刘源被代表提名副省长候选人，然后就高票当选的事件本身，就是这些人背后策划的。 按照维基百科的介绍：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刘源在天安门广场和火车站等地夜以继日地劝学生保持理性，并成功劝回大批到北京声援的河南学生。在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戒严时，刘源反对镇压。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亦是当时少数几个反对镇压的省份。六四天安门事件最终以镇压收场，包括总书记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易人，刘源及河南省委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态度不仅使刘源本人的仕途受挫，连整个河南省也遭一股势力大肆攻击。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的20年间，河南省几乎没有中央任何利好政策，经济、教育遭打压。 事实是，“六四”事件爆发前后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确实是在日后的政治清查过程中没有过关。但当时整他的最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他在武力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问题上立场不鲜明，而是他与赵紫阳的关系。此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赵紫阳在四川推行包产到户的得力助手，并因此而获得政治资本，先是升任四川省长，1985年又升任河南省委书记。 “六四“镇压后不到一年，这个杨析综便于1990年3月被免去河南省委书记职务，仅保留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等待中央结论”。1992年召开中共十四大之前对赵紫阳结案，杨析综被认定与赵紫阳之前只是“工作关系”，于是便把他调回四川省担任了一届专职人大常委会主任。 按照程维高的日后回忆，无论杨析综是否下台，当时河南省委里支持刘源的副书记们都不愿意程维高留在河南，“因此坚决想把我赶走，于是，就对我制造谣言，进行政治陷害”。 据程维高回忆，“这几个人”大量搜集他在省委常委会、常委扩大会、干部会上的讲话，选择敏感问题对原话进行取舍、编造和歪曲，从而“炮制”出程维高反邓小平、反江泽民、反李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11条罪状，然后，由他们出面到北京告状。“他们告状的目的非常明确，打不倒我也要把我赶跑，由Z（刘源）来当省长。” 当时，围绕“六四”问题，河南省委召开了近两个月的民主生活会，其中有22天时间是坐在那里进行面对面的争论、争吵与攻击。程维高回忆，在民主生活会上，他与杨析综、姚敏学主要就三个问题，同包括胡笑云在内的两个副书记、副省长Z（刘源）及其同盟做了“十分艰苦的斗争”。这三个问题是：一、“动乱”期间，为什么河南学生到北京的多；二、学生到底有没有发生卧轨事件，省委对学生“动乱”是支持还是制止；三、全国“动乱”平息以后，6月21日，开封市的河南大学为何又出现学生上街游行事件。 从程维高的回忆内容看，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内的一班人，包括刘源在内，都是在竭力把“制止动乱不力“的责任推给自己的政治对立面。互斗的结果就是中央下令，把当时的那届整个河南省委和省府大换血，刘源本人也失去了就地晋升正省级的机会。 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公开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 毫无疑问，武警部队下属的水电部队的政委也好，司令员也好，都是吃苦的角色。不过，邓小平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刘源就被安排升任为武警总部副政委。此时的武警总部已经在江泽民主导下从副大军区级晋阶为正大军区级，刘源随之也晋升为武警中将警衔， 接下来的刘源脱下警服换军装的时间是2003年7月，被江泽民任命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习近平“军改”之前的解放军“三总部”中，总后勤部相比于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事实上是低半格的。在干部衔级上，总政副主任和副总参谋长都是正大军区级，但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和副政委则都是副大军区级。 刘源晋升为正大军区级的时间是2005年，也就是习近平在北京浙江大厦，以浙江省委书记身份作东宴请他刘源和一票太子党兄弟姐妹的前一年，刘源的官职已经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晋升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而到刘源年近65岁被宣布完成总后勤部政委的5年任期时，他已经在不同的正大军区级官位上任职了两个5年还多几个月。所以仅仅是“论资排辈”的话，在退役之后被犒赏一届副国级“二线”职务在党内党外已能服众，更何况他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这一最高规格的红二代背景。 当时的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已经完成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期，陈云的儿子陈元正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期当中。但是，就是因为习近平对他刘源曾经的挺薄言行一直耿耿于怀，到底还是否决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对安排刘源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建议。原因就是他刘源和薄家“走得太近”。 当刘源在总后勤部政委位置上成为退役上将的消息传出后，当时香港《明报》以《明年或升副国级领导人 告别讲话证总后变身军委后勤保障部》为题报道说：“已故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宣称，他即将由军队退役；同时证实，作为‘四总部’之一的总后勤部即将归入中央军委新组建的军委后勤保障部。有消息指，刘源退役并不意味着其仕途的终结，在明年两会上，他很大机会升任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但暂时未知是在人大还是政协任职。” 该报道中还说：据悉，刘源今次属届龄退役，但他在仕途上仍可能更进一步。全国政协在令计划及苏荣落马后尚有两个副主席空缺，因此也有消息称，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属“太子党”且关系密切的刘源，很有可能升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领导人行列。” 但就在这段时间里，有“好事者”在中国内地网络重新贴出一张刘源在薄一波家中灵堂里与薄熙来及兄弟姐妹们的合影。合影中一身戎装的刘源居中，薄熙来和其他薄一波子女分站左右，背景是薄一波的巨幅遗像。 据笔者过去文章中介绍过的那位前商务部人士回顾，这张照片最早是薄家人自己贴上去的。2012年，薄熙来垮台后就有“好事者”把它翻腾出来，以证明刘源与薄熙来关系的非同一般。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薄熙来被“调查”之初，刘源曾对薄家人透露过他已经上书中央，力陈对薄熙来的处理应该“就事论事”。而2012年4月初传出的薄熙成传话内容“薄熙来案已经被中央做实，大家各自保重，不必再努力”，也是第一个传给刘源的。 按照这位前商务部人士的说法，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刘源曾在圈子里说过“将来近平掌舵，离不开熙来二哥的辅佐”。这番话毫无疑问会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澳洲联邦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各方力量都在竭尽全力进行冲刺，力争出线。各小党和新生参选团队都在磨刀霍霍、跃跃欲试，期望有所斩获。有一个新的竞选团队，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由流亡藏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后激发起政治热情的港人、年轻的台湾人、中国大陆背景追求民主的人士以及一些因中国人权恶劣而长期反对中共专制的澳洲人组合而成，希望在本次大选中进行冲刺，争取问鼎澳洲政坛，以期代表一个特别群体，发出一个独特声音。 这个团队中一位藏人女士吉宗东堆（Kyinzom Dhongdue）获得这个竞选团队的支持参加本尼朗（Bennelong）选区本届联邦下议院议席的竞选。4月30日星期六在这个选区一个华人比较集聚的商业区伊士活（Eastwood）进行竞选推广，目的应该含有争取这个地区具有华人背景的澳洲公民投票支持的意味。这个竞选团队具有明显地反对北京政权的政治意味，竞选推广中一个恶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标语牌引来了数位在场的华人对竞选团队的围攻。这些人在中国境内只能温顺如羊，对强大蛮横的中共地方官员和恶警跪地求饶；而在澳洲民主自由环境下则凶悍无比，撒泼打滚。面对这一激烈语言攻击的冲突，竞选团队显然采取了理性克制的姿态，不给蛮横无知滋事者将冲突升级的任何口实和机会。此事已经使得警方介入，至于警方介入以后的结果，应该不会在大选以前完成。 这一事件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循迹中国民心的变化，可以看到文革后民心的巨大转向，邓小平官复原职执掌中国是受民众欢迎的，人心思变。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人民思想的开放的，这与中共的改革开放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政治肃杀严厉，但还是有一定的空间。以后胡温时期相对于江时期在政治上属于停滞，但倒退不大，民众思想活跃度还存在。近十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治倒退触目惊心，中共向邪恶流氓方向发展，民众向愚昧野蛮方向发展。中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暴涨，中国民众的愚昧野蛮也延伸到了海外，到了澳洲，到了4月30日伊士活“义愤填膺”寻衅滋事。 候选人吉宗东堆女士（图片来源：《独家报导》） 中共得以强势藐视世界，是西方左翼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共的相仿，迎合并且配合中共的“和平崛起”，才有今日在中共政治军事对西方构成的严重威胁。这是西方左翼政治的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结果。中国强势了，也直接刺激了中国御用文人傲慢情绪，可以睥睨天下，“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之狂妄谰言充斥中国，并且输出境外。著实扬眉吐气，也让移居海外的国人，哪怕是已经归化的，都感觉到背后一个强大的祖国而倍感自豪。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二十馀年里，澳洲华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中共因为天安门事件遭致人神共愤，从1989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酒会领事馆有年头门庭冷落车马稀，有一人敢为天下先，开创了中国留学生接受中国领事馆邀请参加国庆酒会的先例，立刻激起群情激愤，引来一片痛骂和连珠炮轰击，吓得那人躲避锋芒不知所踪很多年。随著时过境迁事过境迁，应该说占多数的大陆人背景的澳洲公民对中共发生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大改变，而且新移民来澳洲的应该也是占多数已经在中国接受了长期的洗脑，对中共的认知依然停留在中国，澳洲的自由使这些人一边享受澳洲的民主自由，一边热心拥抱中共专制，4月30日伊士活的冲突就是华人这种思维的表现。不得不说中共专制机器的有效，还推展到了南洋。在这场口水战中，根据口音判断，一人是明显来自中国大陆，而情绪亢奋动作张扬，却操的是南洋英语。 再论这选区本尼朗。这个选区辟于二战以后的1949年，迄今为止73年中自由党（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人拥有这个席位长达70年，只有2007年的大选时任总理霍华德（John Winston Howard）输掉了大选，而且输掉了他自己的席位，曾被揶揄为输得连“底裤”都被扒掉。这个选区自设立以来一共只有过4位议员。第一位约翰．克莱默（John Cramer），连选连任近25年。第二位前总理约翰．霍华德，持有席位33年。第三位是前ABC（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玛沁．麦娇（Maxine McKew），她在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中代表工党（Australian Labor Party）与总理霍华德直接对阵，借著联盟党（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连续执政4届共11年半，澳洲民众产生了严重的视觉疲劳，非要把执政平稳政绩优良的联盟党赶走，换一个工党新面孔看看，在这个强大民意基础下，成功夺得本尼朗选区的联邦下议院席位。但是好景不长，三年后2010 年的联邦大选，自由党卷土重来，推出了前职业网球运动员、后转为网球评论员的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来角逐这个席位，并且成功地从工党手中夺回了席位，保有这个席位至今。这个选区有比例不低的华裔背景的选民，听说霍华德被屈辱性地赶出政坛以后，自由党内部有一个事后诸葛亮的检讨，“咬牙切齿”华裔选民对霍华德的抛弃。 伊士活事件两位寻衅滋事者（图片来源：视频截屏） 这个议席虽然自由党长期握有，但算不上绝对的安全选区（Blue Ribbon Seat），2013年陆克文（Kevin Rudd）重新执掌工党与艾伯特（Tony Abbott）对决的时候，推出土生土长澳洲华裔李逸仙（Jason Lee）角逐这个选区，推断是希望善用李逸仙的华人面庞再度夺回议席。此举没有成功，而且那次大选工党大败。 本次大选之前亚历山大就拟退出政坛，早已宣布不再寻求参选，将由自由党新秀出马。澳洲民意在近年发生一些变化，两大主流政党的支持率不断下滑，这就给小党和独立候选人一些机会，突破澳洲几十年来的政治垄断。这次自由党推出新人，以及2019年联邦大选前总理艾伯特被一位政治素人，澳洲在国际上最成功的高山滑雪运动员，1974年生人扎利．斯蒂格尔（Zali Steggall）夺得席位而从政坛被逼退。此情此景，澳洲政治大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意味，引来多方磨刀霍霍，杀入战团，希望得到乱中取胜的结果。最终鹿死谁手，如同赌台上把最后一张暗牌翻开以后才能确定胜负，也就是5月21日晚上开票的结果。 从4月30日伊士活几个华裔居民的无知无识表现，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澳洲华人搞清楚自身定位和确立正确价值观、道德观、善恶观、以及国家认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若非2019年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意外获胜，已经有效地部分抑制了一些身在澳洲心向北京澳洲华人的浮躁张狂，不然4月30日伊士活事件一定会更劲爆。 认识这个选区候选人吉宗东堆女士很久，希望她能得上苍惠顾而创造奇迹问鼎澳洲政坛。 （全文转自《独家报导》）
最近，年富力强的天津市长廖国勋猝逝，享年59岁，正是政治人物的黄金年华。廖国勋之死引来自杀、他杀的闲言碎语，莫衷一是。我由此想到文革初期轰动一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之死。 1966年夏，毛泽东回到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邓展开政治反击，毛泽东号召革命群众打倒各级走资派即瘫痪刘邓官僚体制。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顺理成章地被定为天津市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头子。 1966年9月，万晓塘猝逝，享年50岁，正是政治人物的黄金年华。天津当局的说法是心肌梗塞，组织五十万人参加万晓塘追悼会，而民间传说是服安眠药自杀；其时，新中宣部长陶铸虽然贵为第四号人物，却不肯盲目追随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陶铸授意新华社、人民日报超规格地报道万晓塘之死；而天津市当时只不过是河北省的省会城市，与今日石家庄相若。 毛泽东大为愠怒，痛批这是以死人压活人（少年毕汝谐暗忖：毛泽东不是说要给每一个革命同志开追悼会吗）；万晓塘之死造成了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政治后果：陶铸因大力保护中央和地方的大小当权派，被定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毛泽东轻飘飘的一句话陶铸这个人不老实，便使陶铸沦为阶下囚。毛泽东因万晓塘之死警觉天津的重要性，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天津要成为直辖市，天津便成为中国第三个直辖市，直接归于毛泽东江青的掌控；正值文革乱世，连全国人大这一橡皮图章都省了。 今次廖国勋之死是不是万晓塘之死的历史轮回？廖国钧之死将造成怎样的政治后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俄乌战争开始后，世界防疫进入反向而行的两极，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了一场两种制度的竞赛。此前正在忙于强制推行疫苗护照的法国、加拿大的疫情戛然而止，两国政府利用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的“内战”当然也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经济之都上海开始，陆续推广至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疫情清零却看不到头。本文将从全球化背景下病毒传播的规律、各国防疫的共同点到最后演化成两种不同的选择入手分析，中国坚持不可能达成的病毒清零的内在原因。 欧盟群体免疫与中国病毒清零的依据 据路透社4 月 27 日报导，欧盟委员会表示，随着欧盟进入紧急状态后阶段，在该阶段大规模报告病例，据估计有 60% 至 80% 的欧盟人口感染过 COVID-19——根据传染病学家们的经验数据，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居住区域的一种流行病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感染过，就会形成群体免疫力。基于这点，欧盟委员会表示，今后疫情不会太严重，在为这个阶段做准备时，欧盟各国政府应加大对儿童的 COVID-19 免疫接种力度。这意味着，欧盟各务包括法国马克龙政府2.0版，也不会再强行使用发放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的方式，激发本国公民对抗政府。欧盟今后正式进入群体免疫阶段，接受与病毒共存这一模式。 中国方面的数据是另一统计口径，不是全国多少人口感染过COVID-19，而是接种疫苗人数。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2021年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26.9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1.9亿人，中国疫苗接种率已达80%以上。接种疫苗是为了获得免疫能力，按照中国自夸的疫苗有效性，中国的群体免疫率至少也达到60%左右，但最后却走上了最原始的方式：大规模封城。 其它方面，中国与西方也算同步。比如从1针有效到2针、3针，再到加强针之类，接种疫苗本为防感染改为防发病，中外专家同步。疫情期间，多个国家都爆发了民众自发性的反对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等卫生措施的示威抗议活动，西方左派政府有些还挺羡慕中国政府能够做到武汉封城这种地步，有些国家也采取以往不敢的强硬手段逼迫民众。这些抗议活动中，以加拿大卡车司机2022年1月至2月间的抗议活动最为规模盛大，法国马克龙政府采用强制疫苗证重置公民权利的做法是挑战该国民众的容忍底线，引发极大反弹。加法两国直到俄乌战争发生，才中止了疫苗护照的强制推行，中国走上了另一条极端的防控道路。但事实上，只要中国不闭关锁国，与全世界保持经济贸易关系，就会有国际人口流动，而这些流动人口当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无症状病毒携带者，这种封城于防控疫情并无实际作用。 西方早已预知：全球化必然引发病毒世界性传播 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偏远小国发生的瘟疫将波及全球，对这一危险的认识，开始于1990年代，2003年中国Sars强化了这一认识。 1992年美国的医学协会（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新兴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其中提到，由于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剧、病毒出现了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原因，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或扩大传播范围。一些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埃博拉病毒、军团病、禽流感和SARS等纷纷出现。该报告提出了导致传染病卷土重来的八个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该报告指出，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它地区。 2003年中国的 SARS算是2020年武汉肺炎的预演版。2004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一份有关2020年世界前景的报告中预测，只有“一种重大全球冲突”的发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即全球瘟疫大流行。报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来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的困扰，全球化将面临政治反噬。如果有什么事情会使全球经济整合脱轨，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致命新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这份报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哈钦斯在2020年3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在这份报告中所试图提出的观点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时带来了好的与坏的后果”。 与病毒共存更现实 早在2020年1月末，由中国武汉开始的COVID-19蔓延世界，美国病毒与传染病专家们就指出，全球化时期，一种病毒出现之后，其前景只有三种途径： 一、通过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控制病毒的传播，比如爆发也可能随着新疫苗的发明而结束。持这一观点的专家以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 Nathan Grubaugh为代表，这位专家特别说明，但即使在最快的情况下，新疫苗的研发成功，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疫苗发明的速度跟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因此出现了美中及世界各国要求本国公民不断注射疫苗的情况，疫苗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引发普遍质疑。 二、人类形成群体免疫，病毒在感染所有或大多数最易感染的人后自行消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迈克尔・米纳（Michael Mina）指出，疾病爆发有点像是火灾，疾病爆发有点像火灾。病毒就是火焰。易感人群是燃料。最终，如果没有引燃物，火就会自行燃烧。当病毒不再发现易感染的人时，病毒的爆发就会结束。他说，2015年到2016年发生在波多黎各和南美洲的兹卡病毒（Zika）大流行的终结，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流行病学界说的“群体免疫力”形成，就是指这一情况。 三、冠状病毒成为另一种常见病毒，成为人类社会每个流感季节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学的米纳与埃默里大学全球健康医学教授杰西卡·费尔利均持这种观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资深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Amesh Adalja）说，目前有四种冠状病毒株以普通感冒或肺炎的形式感染人类，新型冠状病毒或许是成为季节性病毒。 中国坚持病毒清零是为了压力测试？ 既然将近两年半、集全球病毒研究界之力也无法清零的COVID-19，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一条不可能的道路，哪怕让被封的上海人民怨气冲天也在所不惜？ 关于这有许多猜测，包括认为这是中共内部斗争，习近平要借机打击江泽民的上海帮等。但我实在想不出这如何能够打击到江泽民势力。放眼全球，有个解释也许能够成立，那就是在世界全球化格局重组，美欧推行“大重置”时，中国想从内外两方面测试一下中国能够承受的压力点在哪里。 对内，测试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从去年西安清零开始，法国试图通过疫苗护重置公民权，加拿大、美国都试图推行强制疫苗。三国当中，美国遇到强烈抵制，法、加两国引发本国公民强烈抗议，直到乌克兰战争开始，法加两国政府才借机将重点转移至援乌方面，只有中国还坚持在上海继续清零。 对外，测试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有多重份量。选择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首都清零不为无因。上海港货物积压如山，造成全世界供应链紧张，西方媒体引用各方分析论证这点的文章不计其数。早在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公开表示，鉴于奥密克戎变种的高传染性，中国应重新评估其“清零”政策，中国作为主要商品供应国的角色，这些限制现在被证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构成了负担。此后这类担忧的评论在西方媒体上不断出现，BBC、《纽约时报》就此发表过不少文章。美国政府更是认为国内通胀与供应链紧张有关系（真实原因其实是财政花费无度，一年举债10万亿），4月22日，美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正在竭尽所能降低通货膨胀，这包括了“仔细审视”对华贸易战略。她强调，重新审视关税也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将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宣布将取消中国关税。 可以说，美媒与西方国家其它媒体每天都希望中国放弃清零，让全球供应链恢复正常。 俄乌战争让俄罗斯与欧盟了解到：俄罗斯的资源供给对欧盟国家非常重要；中国则通过这次压力测试了解到：中国的供应链对当前的世界很重要。无论是抛弃俄罗斯的能源还是抛弃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世界各国都没做好准备。 （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