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美女如雲
2026 年 8 月 8 日
一個多月前北京之春資深撰稿人畢汝諧先生來稿，透露國內來鴻劉亞洲將被重判死緩，現被可方媒體證實了。 劉被指涉嫌以基金會、協會等名義聚斂巨額財富，涉嚴重經濟貪腐問題。這是中共的老套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處理。無庸諱言，中共官員貪污人人有份，劉亞洲也不例外。但劉亞洲判死刑是貪污問題嗎？自然不是，以貪污論處劉這麼大的一個官，貪一億多算什麼事，一個村幹部都把他比下去了。劉被判是政治問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是到目前為止中共黨內所沒有過的政治問題。這個政治問題細化起來是軍事政治。作為國防大學的政委，是集軍事與政治一身的職務。 據透露讓習近平震怒的最主要原因是劉亞洲的一篇文章：《金門戰役檢討》作為研究軍事的中國空軍上將，應該說是中共軍事研究的最高權威，研究中共內戰中最後一場戰役「金門戰役」自是他應有的研究項目，特別是中共已對和平統一台灣不抱希望，武攻台灣的時間表幾乎躍然於紙之際，這篇軍事研究文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語的。這本來是給習近平武攻台灣一個最好的軍事參考，但他的研究結果恰恰給習近平統一中國，解放台灣劈頭蓋臉地潑了一盆冷水，逆了龍鱗，自然龍顏大怒。 當年老蔣退守台灣，在飛機上視察金門，他對屬下說金門象什麼，沒等回答他就說金門兩頭大中間細，象一根死人骨頭。看到這根骨頭老蔣鬆了一口氣，他知道此地乃共軍的墳場，台灣無虞了。果真，在新中國成立第24天的10月24日，解放軍二十八軍下屬三個團共九千餘人渡海進攻金門，登陸後在島上苦戰三晝夜，後援不繼全軍覆沒。劉將軍從軍隊輕敵到作戰能力，以及金門易守難攻進行全方位的分析得出：台灣是放大的金門，金門是縮小的台灣，二十八軍是縮小的我軍，金門之戰是一面鏡子，可以正衣冠，可以論得失。他又說：今天台軍也非昔日的蔣軍，台灣亦非金門，更何況天險橫亘，台海作戰將比金門艱難萬倍。他又分析了台灣的地理與台軍的防守，並縱觀國際形勢指出：現在防守台灣的非僅台灣一國，是美國，日本與整個國際社會。而美國已經有了對台防守的預案，其中有：讓中國完成二十萬人以上的登陸，再突然介入奪回制空、制海權並封鎖台灣海峽。聯手台軍圍殲失去彈藥與補給的中國軍隊。這個方案可以給中國極大的政治打擊，相當程度地震撼和摧毀留在大陸的中國軍隊的戰鬥意志。”我們看到這個預案實際上就是金門戰役的再現。 時下的中國政治，劉將軍的對金門戰役的檢討與對攻台的評估是不合時宜的，是大長敵人的威風，大滅自己的志氣。在中國無論是將領還是小粉紅來說，打台灣不過是小菜一碟， 72小時拿下毫無懸念，有些甚至說朝發夕至，總之台灣對他們來說是垂手可得。中國將領張召忠在作客電視節目中誇口，我們打台灣準備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我們的力量打下台灣已沒有什麼問題，富富有餘。金燦榮教授則說我們只要把台灣圍起來，台灣就成為一個孤島，台灣就得投降。而台灣的一些政治人物及一些民眾也配合這種認知，說我們根本無法戰勝共軍，除出投降別無它途。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就說過，「如果中共攻台，首戰即終戰」。現在是軍事專家、教授，小粉紅加台灣的一些人在攻打台灣問題是同樣的認知。這就非常的可怕了。為此劉將軍語重心長地說：「真誠希望中國人少說空話大話、多一點實實在在，並認真做到「知己知彼」，同時更多懷揣一顆善良之心，真正將台灣人民、香港人民認作是自己的骨肉同胞，祖國大陸的和平統一不是沒有希望的。否則，兄弟反目，一定會親者痛、仇者快，結局必將愧對全體中華民族及子孫後代！」在和平時期，一個好的將軍最高境界不是打仗而是不打仗，是保衛和平，維護和平。特別是涉及到同文同種同胞之間的戰爭，絕不輕言開戰。劉將軍上述講話可以說已經到了這樣的高度。 劉亞洲在中共將領中是一個難得的儒將，是少有的能夠縱觀國際軍事格局，了解現代戰爭性質的軍事人才，他的許多論斷都被印證了，特別是俄烏戰爭反映出來的戰況與目前國際社會對台的軍事聯盟。安倍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精細到家。但他不幸碰上了一個胸無點墨，愚蠢自以為是的領導人，一個一心要以武統台灣來實現春秋大夢的習近平，以及一批在他身邊酒囊飯袋，無恥之徒，把對軍事一竅不通的習近平吹捧為有著科學判斷的軍事思想家。有這樣一位山大王，這樣一批弄臣，劉亞洲今天的結果可以說乃是意料之中。劉亞洲因忠告而被判死刑，劉之後不復再有勸戒習近平放棄攻台之人，而習攻台失敗是可以肯定的，但有多少共軍，國軍，大陸民眾，台灣民眾都將成為無辜的犧牲者，「一將功成萬骨枯」這難道是中華民族一個過不去的宿命？在內戰結束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又放到了我們的面前。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胡石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江西南昌郊區的武溪公社。其父親是公社書記，一九五九年大饑荒時患肝病去世，母親艱難拉扯大五個孩子。他剛上中學，便趕上江西推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運動」，所有中學生都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此後，他被分配到江西汽車廠當了八年工人。 一九七九年，胡石根通過自學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他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後，不僅沒有感到高興，反而悲痛欲絕。胡石根從小就是孩子頭，常常惹禍，母親知道他容易闖禍，再加上離家遠，她不放心，又是讀中文系，文科容易惹禍上身，所以憂心忡忡。兒子離家北上那天，母親連門也沒出，扶著門框流淚。多年後，胡石根感嘆說：「我自一九七九年來北京，這三十多年大多時間是在牢里度過的，看來當初母親對於後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預感的。我的母親在一九九九年去世，我被關押在北京二監，家裡人向獄方申請我參加葬禮，沒有獲准。家人就一直瞞著我，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在探監時，說露了嘴，我才知道，回去痛哭一場。」 胡石根考上北大中文系時已二十五歲，比大部分同學年長，老成持重，專註學業。一位同學以筆名「橡溪」發表了一篇題為<隔壁宿舍的胡石根與胡春華>的文章，生動地寫道：「每天晚上熄燈前洗漱時，都會在水房相遇，不時聊天打趣。胡石根身材矮壯，很注意鍛煉肌肉健美，宿舍熄燈後，就帶著同樣矮壯的同屋，小他八歲的胡春華同學，及趙清治等，在尚有燈光的樓道里，舉啞鈴、杠鈴，再進水房，把洗臉盆灌滿冰涼的北京地下水自來水，兜頭澆下，發出野獸般的吼叫，無論冬夏，四季如此。」 一九八六年，胡石根從北大中文系碩士畢業後，任教於北京語言學院。一九八九年學運期間，在「四二六」大遊行之前，他就在語言學院學生樓前發表演講。後來學生絕食，他又組織教工簽名、遊行。部隊戒嚴後，還組織學校師生在五道口附近徹夜堵截軍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騎自行車到木樨地橋下，親眼目睹軍隊屠殺抗議民眾。隨後，他回到學校，為被殺害的學生舉辦追悼會，在大雨中發表演講：「當權者已經舉起屠刀，向我們大開殺戒……」結果被潛伏的特務錄了音。六四後，他被追責，被停職反省及行政記過處分。 在被審查期間，胡石根被要求不得離開學校大門，在研究所的圖書室里看了一年多書。他接觸到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思想，開始在頭腦中醞釀組黨活動。他也反省「六四」的經歷，覺得「六四」的失敗，關鍵原因在於沒有一個民主政黨來領導這場運動，所以必須要成立一個民主政黨，就著手做組黨的事情。他剛開始做時就有一種犧牲奉獻的念頭，「覺得自己這一條命是撿回來的，戒嚴部隊沒開槍打死我，這條命留下來就是為了跟他們幹了」。他後來強調說：「中國不需要什麼英雄主義！中國需要的，是每個中國公民都拿出點良知和勇氣來，拿出點公民精神和公民責任感來，都能夠『從我做起』積極行動起來，那麼，我們的國家必定大有希望，我們的民族必定大有可為！」 在中共一黨專制的中國，成立反對政黨或組織，是最危險的事情。胡石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首先發現北京語言學院有一個印刷工人，叫王國齊，此人也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深度參與者。於是，他約王談了組黨的事，王欣然同意。在北京，還有一些人也在考慮組黨，包括熊焱、劉京生、陳衛、康玉春等人，劉賢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後也參與了一些討論。 一九九一年初，胡石根說服熊焱、陳衛、劉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陳青林等人，請他們參加「中國自由民主黨」，而康玉春、安寧、陸智剛、王佩忠等人隨後成立了「中華民主進步同盟」。年底，他又同劉京生、王國齊、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中國自由工會」。 為了紀念「六四」三周年，他們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給國家機關寄送公開信，有人去街頭刷宣傳標語，陳衛還冒險到北大三角地貼傳單。他們做事情時非常謹慎，張貼標語時帶上手套，不留下指紋；去一些樓房貼傳單時，還要換鞋，避免留下鞋印。 一九九一年底，一位姓溫的北京大學生，「六四」參與者，坐了一年牢出來，得直腸癌去世了。胡石根等人在西直門的人民醫院成功地舉行了一場公開聚集，悼念逝者。外電報導，這是「六四」鎮壓之後北京活動人士舉行的一次公開抗議。一九九二年四月底，他們又組織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實際上是一次公開的示威活動，還有十多位外國記者隨同。 他們在丰台東高地開了一個鹵鴨店，前院賣鹵鴨，後院除了做鹵鴨，還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機。那台機器當時要花幾萬塊，非常很貴，他們用來印刷反共傳單。在「六四」三周年前夕，他們策劃用航模飛機在天安門廣場撒傳單，找來專家幫忙，投入十幾萬經費。然而，航模還未做好，就被人告密。五月二十五日，警察來到鹵鴨店，掀開帘子一眼就看見速印機。但警察當時並未動手，而是要放長線、釣大魚。 鹵鴨店老闆想把速印機藏起來，殊不知早就被警察盯住，就看他們往哪裡藏。二十七日，他們打電話告訴胡石根：「東西藏在某處了。」胡問：「你們還沒走啊？情況很危急，我們趕緊通知人，什麼也不要幹了，快快躲起來再說。」 五月二十七日晚，胡石根到宣武區西便門附近跟高玉祥見面，發現有人跟蹤，趕緊分手。多年後，他回憶被國安人員秘密綁架的場景：「我騎自行車從天寧寺橋往北走，穿過南禮士路，剛到兒童醫院後門，有一位騎自行車的男子從後面撞過來，沖我喊：『哥們，問你點事。』咣當一聲，連人帶車把我撞倒在地，緊接著，兩輛吉普車一左一右把我夾在中間，車上下來很多警察，其中還有女警察，手裡拿著電棍。他們不由分說，用黑頭套把我的頭蒙住，我大喊『強盜！土匪！』，他們不顧我的抗議，強行把我塞進吉普車，襯衣還掛了一個口子。上車之後，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夾在中間。手銬銬得很緊，我要求他們放鬆點，一位說『好嘞滿足你的要求』，哢哢緊上兩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說什麼了。」 然後，胡石根被送到丰台大紅門南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他在那裡從五月二十七日一直被關押到六月十日，之後就轉到秦城監獄。後來他才知道，這次抓捕，把他們整個組織的成員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廣州、新疆、成都、內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 胡石根在秦城監獄被關了三個多月，又轉到半步橋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裡關了三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被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開庭審判，前者判刑十三年，後者判刑十年，兩罪合併執行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這是中國有期徒刑中最長的刑期。可見，中共對組建反對黨最為忌憚，一定要處以最重的刑罰。胡石根在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八年獲得兩次減刑，服刑十六年三個月之後，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底被釋放。 胡石根後來告訴朋友，他在獄中遭到頻繁的毆打和虐待。但每年六月四日，他都會以絕食紀念死難者。回顧漫長的牢獄生涯，他說：「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都會有監獄。但監獄是社會的縮影，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監獄。我在監獄十六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當年魯迅所說過的一句話：中國的監獄恐怕是世界上最難坐的。當然，也許是最有意思的。現在我回過頭來看，監獄裡度過的十六年零三個月，對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練作用。因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覺得沒有坐過牢的人不是完人，既然要成為一個完人嘛，應該坐牢去試試。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開初的時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過去我還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產黨定的法律，他們自己總是應該遵守的吧；共產黨的監獄，總還是要講點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後，我立馬發現，這些個想法都太天真了。我們很多搞民主維權的朋友，可能都對專制的邪惡，缺乏足夠的估計。只有親身體驗到，才會發現：要跟專制周旋，必須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靈活更堅定。監獄是一個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塊好鋼，你就能磨礪出一把無比鋒利的鋼刀。」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價更為慘重。他的妻子堅持了十多年，還是在他出獄前離婚了。女兒也不理解他，在他出獄後不願見面，儘管就在咫尺之遙的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於是，胡石根被迫裝作陌生人，到學校里遠遠地偷看女兒。此一場景，痛心疾首。 胡石根出獄後的中國，與十六年前他入獄時的中國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且不說當年與他同屋的小兄弟胡春華成了副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與他同時分配到北京語言學院的本科、碩士同班同學崔希亮，在他坐監獄這二十來年，已從他的講師同事爬到北京語言大學校長的位置。有老同學希望崔看在當年的情份上，好歹幫幫師兄，崔回信說，根本不認識胡某人。有其他同學傳來話說，當年胡石根一被捕，語言學院就把他從單位開除了，「他是犯了中央大案的欽犯，誰也幫不上他，只能發配到北京街道里監管」。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胡石根由北京家庭教會領袖袁相忱及其二兒子袁福聲牧師施洗成為基督徒。他在一個家庭教會聚會並帶領團契，並成為教會的長老。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胡石根因參加「六四」二十五周年研討會，被刑事拘留一個月，同年六月五日被取保候審一年。 二零一五年，在中共當局對維權律師群體的全國性圍捕中（「七零九」案），胡石根再次被捕。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對周世鋒、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國等四人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同年八月三日上午，天津市二中院判決胡石根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年的「反革命罪」的變種），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並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據新華社報導，胡石根利用「非法」教會組織「散布顛覆國家政權思想」。八月五日晚，央視《焦點訪談》以嘲諷的標題<「推牆」推倒了自己>報導胡石根案。節目一開始，就是胡石根在法庭上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揭竿而起」的鏡頭，還詳細介紹了胡石根所說的「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的「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以及「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的「建設未來國家的五大方案」。這些都是胡石根提出的「國家和平轉型」的主要內容。胡石根在法庭上「認罪」說，他對於顛覆國家政權罪這個指控完全接受，他就是想顛覆這個國家的政權。 《紐約時報》報導說：「胡石根是多個未經政府批准的教會組織的長老。最近幾年，習近平加強了對此類教會組織的監管，擔心基督教可能被用來傳播西方觀念，打開他所說的『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的大門。……對外國人士的反覆抨擊，是一系列審判中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這些審判與一項更廣泛的行動密切相關，即政府加強對在華運作的境外實體的監控。中國政府發出警告，表示由美國領導的西方勢力正試圖在國外煽動社會衝突，顛覆別國政權。」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獄中的胡石根獲得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第七屆劉曉波寫作勇氣獎暨第十一屆獄中作家獎。 「六四」之後三十多年，胡石根與大部分北大校友的人生道路背道而馳。他的大部分校友都是退休官員，喜好在同學群里大曬食不厭精，寬宅良車，談天說地，得意洋洋，不忘感激當局恩德。身在海外的「橡溪」對此忍無可忍，說了一段話：「我隔壁的七九級中文系漢語專業的胡石根同學，現在還在監獄裡呢，就別扯什麼制度自信了！別成天惦記他同屋另一個衚衕學爬多大的官了。勢利眼，跌北大出身的份兒！」馬上有法律系同學以專家的口吻說，胡石根組織武裝暴動，這種顛覆國家政權罪行，在任何國家都會被槍斃的，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會終身監禁，中國政府算判他輕了！群里附和點贊不絕。「橡溪」忍不住出言相譏：「一個老胡那樣書獃子，可以把那麼多世界第一的大國顛覆了，不是污衊國家花那麼多納稅人錢養的百萬維穩隊伍都是飯桶嗎？」群里從未見半句對老同學胡石根的同情之聲，反而有不少人告知，不要在群里討論胡石根案，會引髮網管注意，把這個五百人的北大群封號。「橡溪」回復：「微信大群被封號，應該譴責耍淫威的專制官僚，而不是行使言論自由權的民眾吧？」他感嘆說，四九年中共建政後，處心積慮要把北大改造成黨校，成為供其驅使的馴服工具。北大師生阿諛逢迎者，如過江之鯽。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胡石根刑滿獲釋。他先後三次被捕，坐牢及被非法軟禁的時間加起來超過二十四年，時間之長，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犯中屈指可數，與南非的曼德拉坐牢二十七年接近。然而，胡石根在中國成不了曼德拉，因為中共極權專制的嚴酷程度遠超當年半民主、半威權體制的南非。 央視嘲諷胡石根「『推牆』推倒了自己」，並非事實。胡石根沒有倒下，他的「推牆」的事業有後繼者絡繹不絕地跟上。沒有人有資格嘲笑推石頭上山的悲劇英雄西西弗斯，也沒有人有資格嘲笑一生「推牆」、無怨無悔的胡石根。終有一天，高牆會倒下，自由會降臨在這片土地上，而胡石根的努力與付出，必將被後人紀念和傳頌。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前美國副總統彭斯準備參選下屆總統，心意很明確，除了出書行銷個人政治哲學，媒體也聞風他正在組建競選團隊，有別於稍早曖昧態度，他現在對選總統這件事已進入「不否認階段」。民調上，他在共和黨選民間的支持度僅有6%到7%左右，表現遠不及川普所擁有的穩定三成鐵票，卻也不到讓人完全放棄的地步。 只是，彭斯表現愈躊躇滿志，媒體就愈不看好他。若以候選人品質角度觀察，彭斯各方條件其實都比川普優質。年紀方面，彭斯今年64歲，比77歲的川普年輕了13歲，因此沒有「高齡總統」問題。其次，彭斯出身虔誠的天主教愛爾蘭裔美國家庭，是六個兄弟姊妹之一，具備美國菁英底色，而他自己則在大學時期皈依基督教福音派，福音派在美國政界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爾後其政治力量走向，則更傾向靠攏共和黨，照理說白人福音派共和黨選民，應該更歡迎彭斯，而不是離兩次婚，還牽扯多起性騷醜聞的川普才對。 另外，在擔任川普副手期間，彭斯溫和的形象於政壇上經常既不主攻也不助攻（很大原因是川普都自己上場了），和川普形成強烈對比，，但他在擔任印第安納州長任內，曾敢於推動減稅、限制墮胎等等爭議法案，也曾不惜得罪保守共和黨員，大方接受了奧巴馬政府對各州的醫療補助計畫。 比起川普，彬彬有禮、進退有節的彭斯，或許更像是美式理想的政治人物，因而當地媒體也很好奇，一路以來，輿論卻鮮少批評彭斯的為人，但他是怎麼讓自己走到近乎「無聲」的一步。難道正是成也川普、敗也川普？ 彭斯擔任川普副手時，最明顯特色就是無論任何情況，他都忠誠捍衛川普和其所推動的政策，在川普以其獨有政治風格在國內外屢掀波瀾之際，彭斯也都堅定不移站在川普身邊，甚至還被冠上「奉承」的負面形容。直到川普競選連任，發生國會大廈暴動，彭斯卻突然強硬了起來，拒絕配合川普推翻2020大選結果，直讓共和黨選民氣得揚言要「絞死彭斯」。 如此前恭後倨的轉變，當然可以說是川普終究踩了彭斯底線，但卻也暴露了彭斯為政上所謂的溫和形象，可能很大程度是來自慣性妥協，除非要等到「國會大廈暴動」這等驚天動地的情況，才會讓他有勇氣做自己。 而原本就習於對政治人物抱持懷疑心態的美國社會，既看到彭斯選擇和川普決裂，又對他事事屈從川普的一面記憶猶新，於是這就造成了川普支持者回頭重新懷疑彭斯早期對川普的忠誠是裝的，至於原本就不太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則認為彭斯早就不值得託付。結果就是，彭斯在共和黨內兩頭空，對任何一類型的黨內選民都失去了吸引力。 很明顯地，彭斯一直都想讓自己表現的體面，不得罪人，這或許讓他可以避開某些政治風暴，但一方面，當福音派選民質疑川普私生活不檢點時，彭斯卻一再向選民保證川普人很好，不用擔心那些行事上的枝微小節，接著，發生國會暴動案，彭斯再又選擇不對川普言聽計從，不過仍不改顧忌東、顧忌西的個性，對於川普，很多關鍵處都雷聲大、雨點小，或是選擇閃避問題核心，只做到點到為止，前前後後，感覺一直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因而，儘管關於彭斯的評價多是誠實、良善，看起來像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但作為政治人物，他的形象卻愈來愈模糊。 彭斯現在的問題就是，他既擔心得罪川普選民，又想讓人家知道他和川普不一樣，結果川普的支持者沒有倒向他，還深化了「絞死彭斯」一群對他的仇視。川普鐵粉認為彭斯背叛了他們，非川普支持者也受不了彭斯似乎還在替川普緩頰。因而，今天才有評論說，彭斯或許具備了參選總統的條件，但他已找不到自己的支持者在哪裡。 「好好一個彭斯」為何民調始終沒有起色，或許真的就是因為他掉進了「川普陷阱」，他沒有讓川普的乖張荒誕反襯出自己的穩健，反而暴露了個人妥協、誤判的一面，「無害政客」本是彭斯的利基，但如果那是來自於瞻前顧後、不幹脆的個性，無疑會直接澆熄支持者的熱情，這讓大家對彭斯或許沒有惡感，卻已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擁戴他。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人幸福感全球最高」的新聞，近幾日在台灣、香港和大陸被廣泛報導，令很多人（包括大陸人）大吃一驚。微博上絕大多數留言都表示不信，有人說自己「被幸福了」、「農民一個月收入才100元你跟我談幸福」、「清明快到了，要騙鬼嗎？」，甚至有人開玩笑說：「建議查一查是不是詐騙網站。」 這新聞源自益普索（Ipsos）最新發布的「全球幸福指數」調查報告，指中國人幸福感全球第一。翻查資料，益普索是全球第三大市場研究公司，總部設於巴黎，公信力似乎不弱。 它今年的報告顯示32個國家中，73%成年人自認幸福，而幸福感最高的前十個國家依次為：中國（91%）、沙烏地阿拉伯（86%）、荷蘭（85%）、印度、巴西、阿聯酋、墨西哥、哥倫比亞、澳洲、智利。括弧中的百分比，代表受訪者中聲稱「非常幸福（very happy）」或「頗為幸福（rather happy）」的比例。 至於中共權貴（或其家人）和「愛國人士」最喜移民定居的美國，僅排第14位（76%）。寧願離鄉別井，做二等公民，也要由第一幸福的天堂，移民到第14位的沒落國家，除了說中國人堅決要「輸出幸福」之外，我實在想不出別的原因。 益普索的十大幸福國家榜，除了荷蘭和澳洲，西方發達國家都慘被清零，台灣、香港更連受訪的資格也沒有；更令我好奇的，是出名幸福感滿滿的北歐國家，如芬蘭、丹麥等，居然不在益普索調查之列，好比舉辦世界盃，卻禁止巴西、阿根廷參賽，這種世界盃還有意義嗎？ 諷刺的是，日前聯合國也發表《2023世界幸福報告》，涵蓋137個國家及地區，調查超過十萬人，結果終於「復常」，頭十位依次是：芬蘭、丹麥、冰島、以色列、荷蘭、瑞典、挪威、瑞士、盧森堡及紐西蘭。至於益普索榜首的中國，只排第64位，而台灣和香港則分別排第27和第82位。 到底益普索是否詐騙集團呢？為了查明真相，我浪費了五分鐘，翻閱它的報告「Ipsos Global Happiness 2023 Report」（注1），終於找到「中國最幸福」的特別原因。 益普索的報告披露，他們自2022年12月22日起，至2023年1月6日，網上訪問了 32 個國家合共22,508名75歲以下的成年人，中國大陸受訪的有1000人。換言之，這千人就是全中國十四億同胞的「幸福代言人」。先撇開他們是否講真心話，若是隨機抽樣，調查結果尚有某程度的代表性，但事實不是這樣。 魔鬼在細節。在報告的排行榜下，原來有一行細字寫： The samples in Brazil, Chile, China, Colombia, India, Indonesia, Malaysia, Mexico, Peru, Saudi Arabia, Singapore, South Africa, Thailand, Turkey, and the UAE are more urban, more educated, and/or more affluent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譯成中文就是：「巴西、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南非、泰國、土耳其和阿聯酋的樣本，比普通人口更都市化、教育程度更高，及/或更富裕。」 至於其他歐美髮達國家，益普索報告則表示他們所取的樣本，僅代表75歲以下的普通成年人，而非特別高學歷或富裕的一群。 換言之，這排行榜顯示的結果，由始至終都是拿蘋果和橙來比較——在中國受訪的「千人幸福代表」，本就屬於高人一等的精英階級，沒有月入百元的農民，也沒有周街可見的韭菜、人礦和孔乙己。 對這群中國精英來說，幸福從來是唾手可得的，就算在今天中國失業率高企，經濟風雨飄搖的時候，問他們對「國家經濟狀況 」和「國家社會政治狀況」的感受，這群幸福代表也表示滿意，幸福感分別達78%和83%，更力壓近年生意蒸蒸日上的新加坡（只有67%和71%）。 看到這裡，你該知道益普索玩的民調把戲，就是中國人兵法老祖宗孫臏所用的伎倆，即「取君上駟與彼中駟」（用你最好的馬，來跟對方中等的馬來比賽）。明白了這玩法，就知道那排行榜不止得啖笑，更令人懷疑，它是否借民調為掩飾的另類大外宣？ 令我最失望的是，中國境外華語媒體，居然對這種「民調」照單全收，只報道那個嚴重誤導的排名，而沒公開益普索的具體調查方法，讓某些傻人信以為真，也間接助攻了中共的認知作戰。希望華語媒體，尤其是台灣的，今後能小心驗證這類唱好中國的「國際民調」。至於益普索是否「詐騙」，就讓大家自行判斷吧。（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習近平想通過習普會傳達的信息，不需要等會議結束，其實在中國提出和平12點之後，基本上可以猜出來。如果說多數媒體還在那裡侈談由於中國偏袒烏克蘭，西方不接受中國提出的和平議案，認為中國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以及中俄會談貌合神離之類，《華爾街日報》3月23日發表文章稱《中國開始扮演世界大國角色》，雖然是遲到的分析，但總算摸到脈了。 俄烏戰爭改變了中俄之間的地位 習近平這次訪俄與普京會談時說，「自我10年前首次對俄進行國事訪問以來，中俄雙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互惠，兩國關係歷久彌堅，呈現更加全面、更加務實、更具戰略性的特點。」這話並非虛談，在2014年以前，中俄關係是中國熱切，俄羅斯相對冷淡。這隻要回顧歷史就很清楚。 2001年7月，中俄簽訂《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雙方外交語言都很冠冕堂皇，尤其是中國的官方宣傳，揚俄抑美到了極致，但俄羅斯對中國仍然是該出手時就出手。2006年之後世界能源供應格局發生很大的變化，擁有能源優勢的俄羅斯在中俄關係中佔有主動地位，腰桿越來越硬，不斷讓中國吃癟，如2007年以後俄羅斯不斷驅逐中國移民，2011年就曾驅逐3000多人，同時堅決不允許在俄國大中城市裡出現「中國城」。2012年7月16日，俄國邊防巡邏艇向一艘涉嫌非法捕撈的中國漁船開火，並抓捕36名中國船員，扣押漁船。中國政府隱忍應對，與對日本、韓國扣押中國漁船的反應有天壤之別。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前，俄羅斯甚至在能源方面都對中國採取相對歧視政策，要價高於日本及其他國家。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後，俄羅斯深知西方尤其是美國不會再回應俄羅斯的橄欖枝，尤其是烏克蘭顏色革命的發生，俄羅斯徹底失去了烏克蘭，普京深知這是美國歐亞大戰略的重要一環，對中國態度開始升溫，兩國之間加強經濟與政治聯繫。俄烏戰爭發生後，西方對俄羅斯的全面經濟制裁開始後，俄羅斯勢孤，必須求助於中國，從此中俄關係易位，變成俄羅斯有求於中國。習近平從2012年當選中共總書記之後謀求與俄羅斯形成的「背靠背」的同盟關係終於達成。 中俄經濟呈互補關係 中俄兩國經濟成互補關係，尤其是俄羅斯能源被從歐洲市場排擠之後，這不僅是中國這個能源消耗大國的需要，更是俄羅斯國內經濟的重要支柱。BP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俄羅斯的油氣煤儲量都居世界前列；在生產方面，俄羅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第六大產煤國。在出口方面，俄羅斯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氣出口國、第二大石油出口國和第三大煤炭出口國——這些數據，勢必使中國將俄羅斯當作能源安全持續性保障的一個重要來源。 中國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全球佔比超過26%，總體對外依賴度已經從2000年的5.71%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18.07%。其中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依賴度分別在70%和40%以上。在21世紀初期，中國對於中東地區油氣有較大依賴，但後來意識到該地區存在難以控制的軍事和安全風險，這種高度不安全感讓中國意識到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於是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源，目前中國已經形成海上、東北方向（指中俄油氣管道）、西北方向（指中國-中亞油氣管道）和西南方向（指中緬油氣管道）四大能源戰略通道，其中俄羅斯的能源供應地位日益重要。 俄烏戰爭發生後，德國等歐洲國家在美國壓力下加速與俄羅斯能源脫鉤，這一市場空缺立刻由中國填補。中國海關總署3月1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俄兩國貿易額增長29.3%，達到創紀錄的1902.71億美元。增長最快的是從俄羅斯向中國的出口，增長了43.4%，達1141.49億美元。在3月21的會談中，習近平表示，他可以向普京提供一條經濟生命線——儘管這條生命線也會通過擴大中國對俄羅斯資源、能源和市場的准入而使中國成為受益者。 這1141.49億美元對華出口，對俄羅斯相當重要，據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2月15日發布最新《軍事力量對比》報告，2022年，全球軍費開支達到19786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2.6%；報道稱，軍事大國美國2022年的軍費支出達到7666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0.9%，佔全球總軍費之比為39%。中國軍費開支2424億美元，位居第二；俄羅斯以897億美元位列第三。也就是說，中國從俄羅斯增加的進口，確實支持了俄羅斯的戰爭需要。 中國提出和平12點建議，意在南方國家不在西方 俄烏戰爭對於美國與北約來說，不贏就是輸。理由如下：北約是世界最強大的軍事集團，美國軍隊一直是神話般的存在。成員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大約是48%左右，俄羅斯GDP總量佔全球不到2%；在全球軍費開支方面，2021年，美國及其北約盟國合計佔全球軍費開支的55%； 俄羅斯軍費開支659億美元，佔全球軍費總開支2萬億的3.3%。如果不能贏得這場戰爭，對於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將形成極大的衝擊力。 但目前歐洲一半國家已經厭戰，美國國內也面臨各種矛盾。這種情況下，美國與北約確實希望能夠體面地結束這場戰爭，這「體面」就是俄羅斯必須認輸，至少得將這次戰爭中奪走的四州歸還。 習近平此時提出「俄烏和平建議」，時間點挑在在戰爭雙方都感到疲勞之時。但因為建議主要是些原則性的建議，並不涉及具體的領土，因此西方認為中國沒有譴責俄羅斯，沒有要求俄羅斯歸還領土，是站在俄羅斯立場上說話，強烈表示不接受。西方朝野其實沒明白，習近平這一和平建議不是希望美國（歐盟）接受。 對於中國來說，在此時提出這一和平建議，重要的是展現一種姿態，這姿態主要不是秀給西方國家看，而是給地球上的南方國家看，事到如今，就連美媒也認識到這場戰爭，美國並未贏得世界多數國家支持，3月19日，彭博社發表Max Hastings的署名文章，稱「世界上85%的人口沒有參與對俄羅斯的制裁，南方國家不希望看到美國再次主宰地球，……這個星球上的大多數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不受美國、俄羅斯或中國主導的多極世界中。」作者分析，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國家不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原因。 習近平提出這一和平建議，遭遇西方猛批，但為他在南方國家加了政治分。對北京來說還有一個利好消息，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將在下周正式訪問北京，將討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試圖促成烏克蘭和平談判一事，這一舉動，為北京將自己塑造為戰爭調停人的努力增分。考慮到西班牙將於7月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這態度的重要性又多了一分。 如今，俄烏戰爭的結果未曾出來，但一個最明顯的後果已經彰顯，那就是世界多極化已成定局，美歐的西方同盟之外，已經形成中俄一極，還有許多態度中立的國家選擇不結盟。中國發出信號，認為自身已具備軍事和經濟實力，可以開始塑造一個更符合其利益的世界。 《華爾街日報》3月23日的文章分析算比較清醒：除了促成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恢復外交關係這一介入中東動蕩衝突的大膽嘗試之外，習近平還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這三項倡議雖然缺乏具體內容，但其釋放的信號明確：那些警惕於美國霸權的國家和地區可以與中國做生意，還可以向中國尋求安全保證，從中國這裡獲得尊重。 美國必須重視中國近日的姿態與信號，僅僅表示輕蔑是遠遠不夠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3月20日至22日造訪俄羅斯，這個時間比多數觀察家預測的要早。這也是習在連任國家主席開啟第三任期後的首次出訪。中國外交當局宣稱習的訪俄是一次「友誼之旅、和平之旅」。友誼之旅是針對中俄關係的，和平之旅則暗示習有斡旋俄烏衝突之意，尤其在北京對沙特和伊朗這兩個中東死對頭調停言和後，外界普遍懷有這種想像。 習訪俄對兩國關係及世界局勢會帶來哪些變化，要等他進入克里姆林宮同普京的會談公開後才能作出準確評價。不過，外界不能把這次訪問作為單純的中國國家主席的一次外訪去看待，需要將它置於從2月中旬王毅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到北京在俄烏戰爭一周年之際發布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和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再到氣球事件以及兩會期間秦剛的首場記者會這樣一個過程和背景，因為在這一個月左右時間，外界能明顯感知北京的外交比之前更積極主動。 過去五年，如果說中國對美國和西方的圍堵與打壓，更多採取的是一種被動的回應和反擊——雖然北京在反擊時給世人一種「戰狼」印象，但本質上屬於防禦；那麼，從2月開始，北京不再只是被動反擊，開始積極對全球多邊主義和世界秩序建構論述並落實為行動。這個變化用官方學者的話說，反映了中國外交的「主動和進取」。 北京為與美決裂做好心理準備 北京所以有此種外交行為的轉換，一個或許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發現和認為，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樣，對中國沒有絲毫善意，假如只是美國打過來，中國才打回去，中國將永遠處於下風。原因很簡單，中國反擊的手段和工具箱中的工具沒有美國多，無法對美國造成同等打擊；另外，全球話語權仍然掌握在美國手上，北京的還手在美國的話語權下會被說成挑釁。故在北京看來，要擺脫這種處境，就不能隨美起舞，按華盛頓設定的節奏走，而必須按自己的想法和節奏，不讓華盛頓牽著鼻子，打亂它的部署。 為此，北京在兩個方面作了改變：一是在思想和認識上不再對美抱有幻想，對中美關係的螺旋下墜和最後決裂做好了心理準備，從而，對華盛頓的反擊態度比過去顯得更堅定，不怕和美國升高衝突；二是在行動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主動拋出中國關於未來世界秩序構建的行動圖景，並開始用中國的方式去推進這個目標，挑戰美國的話語權和對世界秩序的主導權，讓華盛頓難受。前者就是秦剛在記者會上說的「美國要中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辦不到」的意思；後者表現為中國發布的立場文件和概念文件，以及撮合沙伊兩國復交。 回頭審視前不久中國外交的這一連串動作，顯而易見，這是習近平在他的第三任期開局之際的一次精心布局。習在二十大和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建立了一個完全聽命於他的統治團隊，基本打掃乾淨黨內和國內的反對勢力後，可以有更多時間處理國際事務，騰出手應對美國和西方的圍堵和打壓，以創造一個有利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對習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中國的方式解決全球安全困境，塑造一個符合中國利益的全球秩序。他認為中國現在有力量這樣做了，無需再遮掩，要公開亮出旗號，不怕和美國斗。 因此，北京先是派已晉身中共政治局委員的前外交部長王毅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由於這是中國在疫情三年後首次派高官參加此類西方主導的會議，它知道會引起全球輿論關注，但這隻能算暖身，接下來才進入主題；於是，北京精心挑選在俄烏戰爭一周年之時發布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提出12點主張，它清楚，中國要構建全球秩序，必須從當下的俄烏戰爭著眼，回應國際社會對這個戰爭的關切，在北京的12點主張中，重點是停火止戰，啟動和談。這雖然不是北京首次提出，可以文件形式系統表達，效果會不同，北京的目的是通過烏克蘭問題搶佔國際話語和道德的制高點。緊接著，北京趁火打鐵，又拋出全球安全倡議的概念文件。此倡議由習在2022年7月提出，作為中國的外交目標，但以前只是原則主張，沒有具體內容，概念文件將全球安全倡議深化，試圖為解決全球安全困境構建由中國主導的全球安全框架。可以說，這兩份文件的發布，反映了習近平更大的野心。 沙伊復交凸顯中國調解能力 儘管上述兩份文件未引起太大國際反響——這其實也在北京的預料中，但北京明白，只有將它們落實為行動才能展現中國構建全球新秩序的實力，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解決國際棘手難題的興趣。所以在兩會期間，沙特和伊朗這兩個中東宿敵突然在北京宣布達成重開大使館的協議，對國際社會產生的震動可想而知，因為人們幾乎認為它們不可能至少在未來幾年能夠握手言和，彼此的冤結太深，而現在北京居然把此事做成，由此對中國的調停能力不能小覷。 一國的調停能力根本上取決其國家實力。北京這一手連基辛格都不得不認可，將它和自己當年對中國的秘密外交對全球地緣政治產生的重大改變相提並論，認為這事不但是中東戰略格局的一個重大變化，而且中國以「和平締造者」的角色改變了國際外交的職權範圍，是中國朝著成為創建世界秩序參與者的目標邁出重要一步。 基辛格對中國調停沙伊復交的評價或許有些誇大，但他看到了北京以一種不同於華盛頓的方式——即北京宣稱的勸和促談——促進了這個事情，表明中國解決國際熱點問題的能力和做事方式開始得到地區大國的認可和承認。一個國家要真正成為全球大國，一個檢驗標準就是看它對地區熱點爭端，尤其是地區重要國家的爭端是否能夠調停成功。 沙伊和解意味中國已具備此種能力。當然，這事在國際社會的後續效應如何還需進一步觀察，但確實可以看作中國撬動了美國治下的國際秩序的第一塊磚頭，提升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介入地區熱點事務的期望，包括對俄烏危機的介入。比如，緬甸民地武裝最近就呼籲中國調停緬甸內戰。 習訪俄展示調停俄烏衝突姿態 習近平對俄羅斯的訪問，重點應該還是放在經營兩國關係，主要是面對美國對中俄的共同打壓，如何協調雙方立場，更好共同抗美，但試圖影響莫斯科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勸普京停火止戰，也會是內容之一。在官方宣布習訪俄前，秦剛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通話，顯然是要告知烏方習訪俄一事，打消烏方的某些疑慮，也探聽烏方對北京準備加大對俄烏危機的介入力度的看法。 北京深知，即使習親自下場斡旋俄烏衝突，難度比調停沙伊矛盾要大得多。後者一個是美盟友，一個是美敵人，但沙特近年也有疏遠美國之意，而中國在沙伊兩國都有很深利益，雖然要撮合它們言和不容易，但並非不可能。而俄烏衝突不同，俄羅斯儘管遭到西方制裁，戰場上也打得辛苦，可在目前這個節骨眼上，未必願意聽從北京的停火建議，烏克蘭更不可能，即使澤連斯基想停火，美國和北約也不會同意。所以習這次去莫斯科，更多可能還是要向國際社會展示一種願意調停俄烏戰爭的姿態，而未必有具體的斡旋成果。 美國必須高度重視並認真對待中國的外交轉向，過去華盛頓一直指責北京試圖改變國際秩序，挑戰美國主導權，現在北京真的在這麼操作，以所謂勸和促談的中國方式構建孤立美國的全球新秩序，儘管北京要實現這個目標會困難重重。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繼去年10月連任總書記之後，今年3月，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並拒設接班人，邁向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在黨內權力鬥爭獲勝之後，習近平幾乎馬不停蹄，很快前往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見面。習普會談中，習近平多次強調自己連任，並預先祝願普京贏得明年的總統選舉。習的潛台詞呼之欲出，含義有三： 其一，普京是唯一支持習近平連任的大國領袖，習權鬥成功後，急切趕往俄羅斯，彷彿尋求某種權力冊封，向國內宣傳自己獲得外國承認。其二，慫恿已經當權22年多的普京繼續保持權位，反襯之下，自己才有長期當權的理由和底氣。其三，在習普兩人簽訂的協約中，出現關鍵條款：「協商舉行公安部、內務部部長年度會晤，加強防範顏色革命。」 後面這一條，極可能涉及習近平和普京權位互保的秘密協議（雙方多次閉門密談，密談時間遠超正式會談時間）。因為，在極權統治者看來，顏色革命就是顛覆制度、顛覆政權、尤其顛覆獨裁者的革命，因而最為害怕。這項權位互保的協議條款，用途可能延伸到這樣的程度：若因政變、兵變或民變等因素，習近平權位受到威脅或遭推翻，普京應該出兵拯救；同理，若普京權位受到威脅或遭推翻，習近平應該出兵拯救。 訪俄期間，習近平反覆宣揚「百年未有之變局」，並鼓勵普京與他「共同推動這一變局「。聯合聲明用語直接反美、反西方，」宣示他內外稱霸的野心：對內，圖謀長期或終身霸佔權力；對外，挑戰美國領導地位，試圖取而代之。 然而，習近平不會成功。在國內，就在兩會宣布習近平「全票當選連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的那幾天，被中共網信辦擺上微博熱搜的這兩條新聞，卻無法顯示評論，總計1500萬條評論全都遭屏蔽；與此同時，「全票當選」、「2952」（宣布的得票數）、「袁世凱」、「二次袁」、「歷史上的今天」等關鍵詞，盡都成為禁搜詞，最後，就連習近平三個字，也成為禁搜詞。足見民心所背。國內無人支持他連任，實際上，全民反連任。這證明，習近平贏得了權力，卻失去了民心。 在國外，習近平急不可耐地高舉反美、反西方大旗，已經陷入空前的國際困境、招致廣泛的國際孤立。他毫無顧忌地訪問俄羅斯，並承諾與普京展開全面合作，「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至少犯下三重大忌：其一，普京發動的是侵略戰爭，習近平與侵略者為伍，道義上失陷。其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陷入戰爭泥潭，瀕於失敗。習近平把中國綁上俄國戰車，乃是把中國推向火坑。其三，就在習近平訪俄前夕，普京遭到國際法庭起訴並下達逮捕令，習近平與戰犯並肩，相當於把自己置於從犯地位，實為不智。 急訪俄羅斯，與普京臨危結盟，習近平公開宣示他的內外稱霸野心，但他不會成功。首先，他無法在國內成功，他的「中國夢」即帝王夢難以持久。不僅因為這種目標悖逆歷史潮流，而且因為，從此之後，他的全部精力，將是維持他的權力。奪權難，維持權力更難。他釋放的信號是，他將動用並依靠全部槍杆子、刀把子、筆杆子來維持權力，還將無限依靠封網和禁搜詞來維持權力，其膽戰心驚和成本高昂的程度，可想而知。從此之後，習近平自己就是一個維持會長，成為維持他自己權位的維持會長。除此之外，他無法干正事。 習近平更無法在國外成功，他所謂「為世界發展指明方向」、兜售「中國模式」（建立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取代美國的國際圖謀不可能實現。因為，習近平念念有詞的所謂「百年未有之變局」，建立在習近平和王滬寧們對美國、西方和國際形勢的誤判之上，他們津津樂道的「美國衰落」、「東升西降」，已經成為他們無可救藥的迷信。未來歷史將證明，他們的這一迷信，是何等的主觀和自以為是，同時又是何等的危險和引火自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李強在首次記者會上無中生有了一個新名詞，叫做「人才紅利」。中國「人口紅利」沒有了，經濟前景暗淡，李強發明「人才紅利」，對沖中共國喪失人口紅利的負面印象。 世上有沒有人才紅利這個東西？這要去問經濟學家了。不過在問人才紅利之前，先要問中國有沒有人才，中國的人才是從哪裡來的？ 中國傳統文化最缺乏科學理性精神，鴉片戰爭時八國聯軍船堅炮利打開中國之門，中國人只能對之以義和團的怪力亂神。 中國與現代文明接軌，起於清末的赴美留學幼童，這些人才學成歸來，才有中國的現代工業﹑交通﹑金融﹑教育等新興行業。中國的人才都不是自己培養出來的，都是從西方民主國家輸入的。民國時期，大量專業人才留學歸來，在中國貧瘠的土地上拓荒，世上如果有人才紅利，那才是中國得享人才紅利的時期。 中共統治中國後，朝拜馬列主義，排斥西方文明，毛澤東以畝產萬斤和大鍊鋼鐵超英趕美，結果拖垮了中國。文革中泛政治社會文化盛行，更將教育視為資本主義復辟工具，提倡「白券英雄」，以不讀書為尚。 直至改革開放前，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面基本空白，除了馬列毛，沒有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現代學科，自然科學方面更自民國水平再倒退。直至鄧小平初訪美國，向卡特總統要求接納五千中國留學生，得到美國政府首肯，自此以後，中國不斷增加派赴西方民主國家的留學生，直至中美交惡前，每年留學美國的人數都有數十萬之巨。 這些留洋學生學成歸國後，填補了不同學科的空白，中國自此與現代文明縮窄了距離。因此，中國的人才不是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是人家幫你培養起來的，李強有臉談人才紅利，有沒有問一下自己，中國的人才是從哪裡來的？ 對當代社會生活影響最巨的改變，沒有一樣是中國人創新發展起來的，電腦﹑應用程式﹑網路﹑社交平台，無一不是美國人發明再傳到中國來的。中國留學生學成後，在歐美國家高科技公司工作，學得一招半式，帶回中國來，就成了專家。有的人回國後任教大專院校，又再培養更多專業學生，如此一代復一代，中國人才的祖先，也都是西方來的。 沒有改革開放對外派遣留學生，中國學術都只停留在民國年間的水平。如果有人才紅利，改革開放是中國得享人才紅利的第二個時期。李強談人才紅利，先要對美國說一聲感謝。 此外，人類未來科技發展的方向，如人工智慧﹑量子電腦﹑生物科技﹑材料科學，所有的前沿學術成果，都在美歐日本發端，先有理論，後有應用，先有學術，再有教育，其中沒有一樣是在中國國土上誕生出來的。 中國人擅長偷呃拐騙，樂衷彎道超車，缺乏老老實實的科學精神。四十年來，中共國從美歐非法輸入的科技成果，裝點了中國科學的門面，但世上從沒有偷呃拐騙可以開創科學成就的。中國基礎科學薄弱，科研環境惡劣，投機取巧者多，埋頭苦幹者少，熱衷於跟紅頂白﹑現炒現賣，這樣的體制能培養出什麼人才，不問可知矣。 科學發展不能走精面，人才培養不能拔苗助長，需要整個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的長年育成。人才生成的陽光是創新與競爭，空氣是自由的思想與體制，中共全面向文革倒退，社會科學處處禁區，自然科學急功近利，這樣的社會環境，窒息人才很容易，培養人才就難矣。 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科學家互相觀摩交流，彼此合作，各取所長，那也是科學創新不斷前行的必要條件。自美中交惡以來，美歐對中國實施堅壁清野，尖端學科都拒絕中國留學生，提防仿冒與偷竊，再加上晶片禁運一劍封喉，中國的人才將停留在現有的水準之下。人家在往前走，中國在往後退，中西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面對如此嚴酷的前景，李強的「人才紅利」又從何說起？ 隨著中美關係惡化，雙方敵意日益加深，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李強的「人才」非但沒有紅利，最終連有沒有人才都是疑問。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近期，台灣社會興起一股「反戰疑美」、「和中離美」、「大國等距」等等思潮，我把這些論述歸納為「台灣綏靖主義」；最近，四位教授發起了「反戰連署」並舉行記者會，提出反戰聲明四大訴求，引起各界的討論與爭議。 然而，綜觀全文，這份反戰聲明實際上是因果倒置、是非錯亂的糟粕論述，一包以時髦的反戰之名包裹而成的思想毒藥；與其說是「反戰」，不如說是「亡台」。 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邏輯」，它是用來推理的，用來論證從前提到結論是否正確。我就用「邏輯論證」來檢視「反戰聲明」的荒誕性。 反戰？反哪個戰？ 首先，所謂「反戰」是反哪個戰？是反「俄烏之戰」？是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之戰」？還是反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抵抗之戰」？但無論是反哪一個戰，都不是台灣人可以置喙的餘地。這場俄烏之戰，應不應該反？怎麼反？要由俄烏兩國人民來決定。對於台灣人來說，街談巷議可以，茶餘飯後也可以，但出來公開聯署，大可不必！同樣的，如果是反對「美中之戰」，美中之間該不該打？也是由美中兩國人民來決定，台灣人沒有說話的餘地。 第二，如果是反對美國幫助台灣跟中共打戰，這些教授們不是說「台灣不要當棋子」、「不要幫美國打代理戰爭，不要當炮灰」等等嗎。那好，美國聽你的，兵也不派，武器也不給，台灣自己打，不是說「台灣要自主」嗎？請問台灣「單打中共」，挺得住嗎？ 第三，如果挺不住，如果連台灣「單打中共」也要反戰，那就只能選擇「和平談判」一途，試問，「一國兩制」你接受嗎？有沒有人可以指出，除了「一國兩制」之外還有什麼可行的方案？如果沒有，但又不接受「一國兩制」，那中共會不會打台灣？至今為止，有沒有人可以證明中共一定不會打台灣？ 第四，如果對中共攻打台灣也要反戰，也就是反對中共的「奪島戰爭」，那就只能接受「一國兩制」，也就是中華民國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也就是中華民國永久亡國！ 所以，依據以上的邏輯推理，這些教授們所主張的不是「反戰論」，而是「亡國論」！ 「反戰聲明」的第一個論述：烏克蘭和平──要停戰談判不要衝突升溫。 在國際政治上，所謂「停戰談判」主要有三種模式：對抗策略（contending strategy）、解決問題策略（problem-solving strategy）、退讓策略（yielding strategy）。「對抗模式」是指談判雙方均認定具有足夠的實力與籌碼，可以壓迫對方接受我方的條件而達成協議；「解決問題模式」是指任何一方（或第三方）提出談判雙方均相對滿意的解決方案而達成協議；「退讓模式」則是談判之一方認為妥協對自己最有利，所以採取退讓以達成協議。 先就「退讓性談判」來說，目前俄烏之戰打到難分難解、寸土不讓，請問有哪一方願意以妥協退讓的方式進行停戰談判？ 其次就「解決問題的談判」來說，自俄烏開戰以來，英、法、土耳其都進行過斡旋和調停，包括聯合國也總共做出了4個決議，俄羅斯接受了嗎？烏克蘭同意嗎？在此情況下，能否請這四位教授提出「解決方案」？以利於早日結束這場殘酷的戰爭！ 再其次就「對抗性策略」來說，俄羅斯說要把烏克蘭從地圖上抹掉，說烏克蘭是「新納粹」，烏克蘭同意嗎？烏克蘭從開戰之後不到一個月，就誓言要收復1991年，也就是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時的原始邊界。2022年11月，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提出展開和平談判的五大先決條件，包括俄羅斯必須「恢復烏克蘭領土完整」、「尊重聯合國憲章」、「賠償戰爭造成的一切損失」、「懲罰每一個戰犯」、「保證不再侵犯烏克蘭」，請問俄羅斯接受了嗎？換言之，俄烏雙方均不具備足夠的實力與籌碼，足以壓迫對方接受我方的條件而達成和平協議。 在通過三種模式都無法達成和平談判之下，所謂以停戰談判降低俄烏衝突的說法，只是一種冠冕堂皇的廢話，一種「一斤五毛錢的理想主義」。 實際上，反戰，只有在反對侵略者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以戰爭手段來排除侵略者發動的戰爭，不能成為反戰的對象。如果反戰是反對被侵略者的抵抗之戰，這叫做「助戰」，也就是幫助侵略者發動侵略之戰。 第二論述：停止美國軍事主義與經濟制裁； 什麼叫「美國軍事主義」？哪一個國家沒有軍隊？美國的軍事行動是在維護秩序、保障和平？還是在侵略他國、佔領他國的領土？俄羅斯自2022年2月24日，以20萬大軍踏進烏克蘭領土，對烏克蘭進行無差別攻擊，對婦女、老人、醫院、幼稚園進行狂轟濫炸，請問這是什麼「主義」？中共口口聲聲說「堅決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請問這是什麼主義？對於同一件事，刻意使用兩種標準來評價，這叫做「選擇性認知偏誤」。我相信發起聯署的傳播學者應該知道我在說些什麼！ 所謂「停止美國軍事主義與經濟制裁」，這種論調就是一種拾國際反美運動之牙慧的「左派幼稚病」，一種「趕時髦的和平清高論」；另一方面，這種論調，誰都知道是在呼應中共所謂反對「單邊制裁」、「長臂管轄」、「冷戰思維」等等反美言論。請問，當中國說「台灣是中國內政的一部分」，請問這是不是長臂管轄？難道是熱情擁抱嗎？ 第三論述：國家預算用在民生社福與氣候減緩而非投入戰爭軍武 首先，一個國家不需要國防嗎？沒有國防可以保障民生社福嗎？如果不是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我們有必要增加國防預算嗎？我們當然希望國家預算都花在民生社福方面，如果可能給教授加薪也不錯，但是沒有國防預算，你的家人與家園可以獲得保障嗎？還是乾脆投降，讓人民解放軍來保衛你們？ 至於所謂投入在「氣候減緩」問題，國際環保組織已經提出報告，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攻擊，已使得「歐洲最大糧倉」的烏克蘭的土地遭受嚴重污染，百年都難以回復，請問這些教授們，怎麼不去說服普丁減緩氣候災難呢？怎麼不去勸告中共停止增加經費，減少碳排放，減少沙塵暴和霧霾，減少江河與湖泊的污染呢？ 第四論述：不要美中戰爭，台灣要自主並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 美中台不是數學習題，不是「等邊三角形」，而是中共要「對抗美國、并吞台灣」，台灣在中共威脅之下處於弱勢，拿什麼去和人家等距？一方面說不要國防預算，一方面說要自主，是要拿民生社福來自主？拿台灣的健保制度或長照制度來自主？事實上，台灣尋求挺台友邦來協助台灣，才叫做真正的等距！ 所謂「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如果說日本主張「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那我們是不是也要跟日本去等距？如果說韓國說：「日本有事、韓國有事」，那台灣是不是也要去跟韓國等距？澳洲也說如果台海發生戰爭，將與美國並肩作戰，那台灣是不是也要去跟澳洲等距？ 什麼叫「等距」？有一個精神科醫師跳出來說「應該想辦法跟中國大陸建立等量、同質的互動關係，讓美台與中台之間的政治溝通與經貿往來，還有人民的生活交集達到等價的程度，這才叫大國等距」。 我在這裡引用「結構語言學」的基本原理：語言是一種意義的約定，展開於「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間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語詞」與「語意」之間的對應關係；當意義被約定之後，就會展開「語言行動」。例如一位男士送了一束玫瑰花（能指）給一位女士，傳達愛情（所指）的語意，若女士接受，就形成了雙方之間意義的約定，女士可能因此回答「那我們去結婚吧」（語言行動）。 然而，上述所謂「等量」、「同質」、「等價」等等，在結構語言學上叫做「空洞的能指」，指涉的是抽象、虛無的對象，完全沒有可約定的意義，只是一種「自編的想像」。請問「等量」是兩岸貿易額一樣是嗎？民主與專制怎麼「同質」？「等價」是指人民幣與台幣和美金以1：1：1來兌換嗎？ 所謂「等距」（equidistance theory）是美國二流學者所提出的二流理論。在台灣提出「等距論」，真實的目的就是要台灣「離美」，要台灣和大陸「親近」，也就是「離美親中」，以呼應中共「防止外力干涉台灣問題」的目的。 換言之，「等距論」其實就是一種「癥狀閱讀」下的「台灣癥狀」，是以一種「想像的平衡感」來自我安慰，然後再用這種「平衡感」來掩飾「逃避、苟安、畏戰」的心理。這種等距論具有很大的「大眾心理感染力」，符合人性中「不選邊」、「不負責」、「搭便車」等等政治冷漠和「釋放道德壓力」的作用，也就是符合一般大眾「戰爭與我何乾的小確幸主義」，一種貪圖「歲月靜好」的傾向。 反戰論：就是一種亡國論 「反戰論」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具有腐蝕、渙散和解除心理武裝的惡劣影響。因為反戰就是「反對台灣對中共侵略的抵抗」，疑美就是要「逼退美國對台灣的防衛」。其結果就是「簞食壺漿以迎共師」，讓中共「不戰而屈台之兵」，進而對台灣實行完全的吞併。 值此之際，台灣有識之士應對這些綏靖主義進行堅決的「掃毒」工作，要持久不懈的對「反戰疑美論」進行理論鬥爭，要更加徹底、全面的對中共的侵台野心進行「揭謊」的工作，讓台灣人民充分知悉中共謀台的陰謀與手法。換言之，必須結合「掃毒」與「揭謊」兩大工作，才能堅定台灣「反侵略」的決心，保障台灣的安全與命運。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