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年輕人極致節省 話題「拼好床」衝上熱搜
2026 年 6 月 26 日
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三十年前的中共人大代表要比如今的勇敢多了》中介紹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權治下的中國大陸的政治「小陽春」時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導致了江澤民主導的對全黨全國的政治大清查之後，無論是中共黨代會的代表還是全國人大的代表及全國政協的委員們，在行使他們的投票和選舉權時，政治顧忌也比三十年後的今天小得多。 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後,中國大陸省級領導班子換屆過程中,接連出現過數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決方式否定中央組織部「建議」人選的「失控」現象,被民間稱之為「民主事故」。最有代表性的首推浙江七屆人大上發生的中央指定的省長候選人被「民選」代表打敗 。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在杭州開幕。按照當時中共中央欽定的浙江省政府換屆「候選人名單」,正省長是等額選舉,即只提出一名候選人,而副省長則是差額選舉,即候選人比應選出副省長人數多兩名。但在正式選舉開始後,突然有十名代表發難,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候選人名額一般應多於應選人名額。所以,不但副省長的候選人名額應該多於應當選名額，正省長候選人也不應該只有一名，應該增加正省長的候選人名額。 這些代表們依據的那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還是一九八六年的修訂版，其中第二十條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秘書長，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長，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數一般應多一人，進行差額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 據此，當時出席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的十名代表即將中組部下達的副省長候選人「黨中央建議名單」中的萬學遠推出作省長候選人，與中組部「建議」的唯一候選人抗衡。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個萬學遠本是中組部趕在浙江省七屆人大召開之前從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位置上提拔為浙江省副省長的。目的就是要讓他在即將召開的浙江省七屆人大上「陪選」。 「陪選」，是伴隨著中共政權的「差額選舉」出現的一種上行下效的特有現象。中國大陸的一家官網曾刊登《「陪選」現象凸顯法律漏洞》，說是近年來，差額選舉在中國各地推進並不順利，甚至有的地方還想方設法規避差額選舉，或出現鑽法律「空子」的「陪選」現象。不嚴格執行法律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比如，地方組織法提出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本級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時，「候選人一般應多一人，進行差額選舉；如果提出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但目前縣級以上的地方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的選舉，大多數成了等額選舉。即使有的地方想差額選舉，也被私下做思想工作放棄了提名權；有的地方雖已提出新的候選人，也因被私下做工作，候選人不得不放棄提名。 對於候選人名額和應選人名額，選舉法中規定了一定比例。但這個比例，在有的地方也大打折扣。個別地方就低不就高，甚至暗中安排「陪選」，候選人名單一公布，誰是上級「意中人」，誰是「陪選人」，一目了然。「意中人」與「陪選人」相比，不論在資歷方面，還是在能力和業績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因為，挑選的『陪選人』越弱，選民給『意中人』投選票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制定的選舉辦法更是於法無據。比如，為了保證上級「意中人」當選，就對聯名提名的候選人的情況只簡單介紹。甚至把上級「意中人」印在選票醒目位置，其餘按姓氏筆畫為序，或把上級「意中人」和聯名提名的候選人在選票上分開排印，暗示主次，等等。由於差額選舉被「巧妙」處理，差額選舉實質上只是在選民的配合下完成的一次等額選舉。 這篇當時刊登在中國大陸某官網上的文章雖說是在針砭時弊，但卻又不敢深究，因為這種「陪選」現象一開始就是出現在由中組部導演的省級人代會上的選舉過程中。即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說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每次安排省級領導換屆選舉候選人名單前,都要玩這樣一套把戲,即把一兩名本來無意提拔的幹部突然提升,然後把他們安排進差額選舉的副省長候選人名單中,為中組部希望當選的其他人做陪襯。 筆者當年搜集這方面的資料時，還曾讀到過一篇官網上的文章，說的是北方某縣即將召開人大會議時，縣委書記找到一位女鄉長談話，直接告訴她，這次你的名字被安排進了副縣長候選人名單，縣委決定讓你當這個「陪襯」，是組織上對你的信任，希望你在選舉時自己也不要投自己的票。結果，這位女候選人居然就得了零票。 不知道當年的萬學遠在從上海前往浙江之前是否也被中組部約談過類似內容。而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本以為對他根本不可能有好感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居然把他推舉出來去抗衡中央組織部的唯一省長提名人葛洪升。 說起這個葛洪升，就應該先介紹一下他的浙江省省長的前任沈祖倫。 上月底剛剛去世的沈祖倫出生於一九三一年，是浙江寧波人，中共建政之初曾經擔任過時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機要秘書。這位江華就是日後審判江青等人的那屆最高法院院長。 沈祖倫升任江浙省委副書記、浙江省代省長的時間是一九八七年九月，並因此被安排為十三屆中央委員。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定時任浙江寧波市委書記葛洪升接替了沈祖倫。而此時的沈祖倫年僅五十九歲，接替他的葛洪升與他同歲。而被接替了省長職務的沈祖倫此後只留任了一段時間的省委副書記職務即被安排進了全國政協，由此可見當時的沈祖倫是被中央「棄用」。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個沈祖倫本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在浙江省六屆人大上以高票當選省長的。八九學潮時,他曾經打電報給中共中央,希望中央對妥善處理學潮有個明確的態度。但也並不是像外界所傳,他曾致電中共首腦反對戒嚴。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的黨籍恐怕早都沒有了。 當然，也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在位時頗具改革意識的沈祖倫在支持民營經濟方面被李鵬和姚依林等人認為「在背離社會主義公有制方面走得太遠」。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保守派代表宋平親自指示，用「政治立場」堅定的時任浙江省寧波市委書記葛洪升頂替了沈祖倫。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浙江 省七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九次會議，對外宣布接受沈祖倫辭去省長職務，決定葛洪升為副省長、代省長。 接下來，葛洪升又順利被中央安排為十四屆中央委員。與他同齡的沈祖倫則被迫退居二線。在當時那種紅色恐怖的氣氛下,浙江省人大代表們敢怒不敢言,氣一直弊在肚子里,直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再次召開省人大,終於有了拿葛洪升出氣,向中共高層表示抗議的機會。 令當時的江澤民、李鵬，以及時任中組部負責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被他們強行安排接替浙江省長位置已經過了兩年多時間的葛洪升，居然仍然被浙江省人大代表們記恨，在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過程中，人大代表們自行推舉出來的省長候選人萬學遠的得票數，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日後中國大陸官網上曾經刊登過一篇標題為《關於「民主事故」》的文章，說的是一九九三年一月，各省市區召開了新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中央在黨的十四大前後制定的省級人事調整方案基本都得到落實，但在浙江和貴州則發生了重大意外。中央提名的浙江和貴州省長候選人—葛洪升和王朝文落選省長，原定的副省長候選人萬學遠和陳士能則意外當選省長。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直到現在也是僅有的省長指定候選人落選事件。 文章詳細記述說：當時浙江的這場選舉是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投票結果出來後，省人大不敢宣布選舉結果，一面放電影讓代表們「休息」，一面急電中央諮詢對策。誰知中央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商量對策花了四個小時才回復：尊重人大代表們的選擇。浙江這邊廂趕緊中斷正在放映的第三場電影，正式宣布萬學遠當選省長。可憐的萬學遠顯然沒有思想準備，他打電話給上海老領導汪道涵說：「不好了，我闖禍了！怎麼會選我當省長？我怎麼能當省長？」 眾所周知，中共地方各級黨委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排名第一的副書記都是同級政府的一把手。但是，當時的萬學遠連個浙江省委常委都不是。而落選省長的葛洪升則是在落選之後依然被保留省委（第一）副書記的黨內職務，直至上調國務院。 如上牆內官網文中還說：就在當時這場發生在浙江人大選舉會議上的「民主事故」發生的三天之後，貴州省七屆人大選舉也發生了類似事件。 貴州省當年的人大選舉一樣也是由中組部只指定一名省長候選人，即當時已經是在任省長和省委副書記的王朝文。這位王朝文不但是貴州土生土長的地方幹部，而且還是苗族人。但在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時，貴陽市和遵義市代表們聯合發出動議，聯名推薦副省長候選人陳士能作為省長候選人。這個陳士能也是和當時浙江方面的萬學遠一樣，是中組部的空降幹部。結果是，中央指定的王朝文落選，陳士能當選。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當時浙江的萬學遠，還是貴州的陳士能，在意外成了「民選」省長之後，表面上看是被中共當局尊重了「民意」，但兩人都是好景不長。在省長位置上坐了三兩年之後，即先後被中組部以「工作需要」為名，調進國務院系統擔任部委副職，萬學遠被調任人事部副部長兼外國專家局局長，陳士能被調任輕工業部副部長。只不過當時這兩個人都被保留了正省部級待遇。當時之所以趕在中共新一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即把這兩個從省長崗位上調離，原因就是不能讓他們在省長的位置上就地當選全國黨代表並進而成為新一屆中央委員。 筆者曾經聽一位採訪過陳士能的中國內地記者介紹說，這個陳士能與當時的萬學遠還不一樣。他被中組部從國務院系統的副部長平級外放至貴州省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陪選」，中組部當時的希望是在他擔任一段時間貴州省副省長之後，即能在省人代會上順利當選一次副省長，而後就是正省長接班人培養對象了。沒成想他陳士能意外成為「民選」省長，反而令中組部方面從此將他視為異類。 據說對於當時這兩省接連發生的人大選舉意外，中央高度重視，為防止這類「民主事故」再次發生，當月二十七日，中組部在京召開部分省區市領導班子換屆選舉工作座談會，時任中組部副部長張全景做了《切實加強黨的領導，保證領導班子換屆選舉順利進行》的講話。從那以後，中共省級人大和政府換屆一直都是堅持省人大和省府一把手只「推薦」一名候選人，但再也未出來過一次人大代表違逆上意的情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歷經去年10月的二十大和今年3月的兩會，習近平奪取三連任，習家軍全面奪權，實現一派獨大加一人獨裁，一舉打破改革開放時代的領導人任期制和集體領導制。海內外華人為中國命運哀嘆之時，也無不驚駭：習近平如此精於權術，連續權力鬥爭竟一再獲勝。並疑問：他如何能以一己之力，綁架整個中國共產黨，徹底復辟一人獨裁？ 習近平固然精於權術，在權力鬥爭方面，也極為「勤奮」。縱觀過去十年，他幾乎把每一年、每一個月、每一周、每一天、每一小時的精力都用於權謀和權斗，絲毫不曾鬆懈。但是，在習近平奪權成功的故事裡，不可或缺的關鍵元素，卻是運氣和偶然性。 偶然性或運氣之一，薄熙來事件。因薄熙來一記掌摑，王立軍夜奔美領館，意圖叛逃美國，卻遭奧馬巴當局送還中共當局。轟動天下的這一重慶事變，引發中共高層之變。習近平雖為江澤民和曾慶紅的江派所推出的隔代接班人，但非江派的胡錦濤（團派，時任總書記）和溫家寶（時任總理），為了維護黨內團結和權力平穩過渡，幫助了習近平繼位。為了他，胡溫出手處置了薄熙來，把後者投入秦城大牢。 薄熙來入獄，對習近平構成多重利好：消除了一個黨內勁敵（同為太子黨人物、同等資歷）；隨後又在王岐山（初任中紀委書記）的協助下，清洗了幾名下台高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理由是他們聯合薄熙來密謀奪權。鑒於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徐才厚和郭伯雄是政治局委員，由此開創了清洗退休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先例。 偶然性或運氣之二，胡溫當政時期，胡錦濤遭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成為繼位後的習近平向政治老人討要權力的最佳借口。薄熙來及其相關人物遭處置完畢後，習近平用這兩個理由，向政治老人討要權力，堅持他應該獲得當政的實權。既然習近平由江派推出，習的要求容易得到江派的同意，儘管很勉強；既然他以胡錦濤當政時遭江澤民架空為借口，自然也容易得到胡溫的理解和同意，儘管也有些勉強。 偶然性或運氣之三，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持久鬥爭、江派和團派的持久博弈，大大方便了出身太子黨的習近平，讓他得以有空子可鑽、見縫插針，忽而聯合團派打擊江派，忽而聯合江派打擊團派，輪番重創江派和團派。無論江澤民和曾慶紅、還是胡錦濤和溫家寶，這些原本還擁有相當發言權的政治老人，都疏於對習近平的防範，不曾料到他會得寸進尺，更不曾料到他有謀求終身執政的野心，竟被習近平步步進逼、各個擊破，逐漸淪於被動、最後竟遭軟禁或變相軟禁，終難再有作為。 權術方面，習近平用上斯大林的奪權手段，窮盡十年之功，安插自己的親信人馬佔據權力要津，諸如中央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國安部、公安部等要害部們，先後落入其囊中。又悍然成立特勤局，類似明朝特務機構東廠、西廠、錦衣衛，由親信王小洪執掌，專門監控和軟禁政治老人。通過精心挑選、安排和輪換警衛、秘書、助理、司機、廚師、護士等人事手段，形成對政治老人和黨內政敵的嚴密監視和控制。 權力成了氣候之後，習近平又用上毛澤東和江青的信條：「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悍然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為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鋪平道路。更效法毛澤東，通過黨媒即筆杆子，為自己安排每日見報的頭版頭條；同時藉助王滬寧的張羅，展開大唱讚歌的「作文比賽」，每日胡吹亂捧、大樹特樹，毫無顧忌、也毫無廉恥地為自己大搞造神運動，人為製造個人崇拜，製造群體心理麻痹。 但，無論習近平何等地精於權術、勤於權斗、醉心權謀，前述那些偶然性因素和意外運氣，都是習近平搶班奪權的前提條件和大背景。設若沒有發生薄熙來事件，設若沒有發生王立軍夜奔美領館的情節，設若沒有薄熙來給王立軍的一巴掌…… 如何能演繹出習近平一步步鞏固權力、奪取權力、強行連任並邁向終身執政的後續劇情？如果說，今日習近平大權獨攬源起薄熙來事件，毫不為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內定的人事通過走過場的「選舉」落幕。但習家軍加上收編的部分，不可能是鐵板一塊，中共官場將會拉開新一輪博弈。這當中，鮮少受人關注的習近平夫人彭麗媛的勢力，似乎已暗中布局。 習在準備毛當年的郭沫若一樣的吹鼓手？ 3月10日公布的中共新一屆人大副委員長名單中，出現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今年65歲的鐵凝，是繼茅盾和巴金之後的第三個作協主席，正部資歷超過16年，是兩屆（16屆、17屆）候補中央委員，3屆（18屆、19屆、20屆）中委。 按照慣例，中共人大副委員長之中要有名黨員女性兼任全國婦聯主席，預料鐵凝還將接替沈躍躍執掌婦聯。 鐵凝當上副國級，與大五毛、前四川省網路作協主席周小平最近當上全國政協委員一樣，能讓人真實感受中共官場的逆淘汰。 鐵凝是繼郭沫若之後又一名擔任人大副委員長的作家，她在過去十多年，作品質量平平，但因在政治上向當權者靠攏獲得高升，她時常被類比郭沫若。 鐵凝本姓屈，出生於文藝家庭，在河北保定長大，早年曾下鄉當過知青。16歲就寫出小說，曾有「美女作家」之稱。鐵凝近年的「名著」大概是那本被中國評論家批為庸俗不堪的《大浴女》。 鐵凝又被指是最懂政治的中國作家。1989年六四事件後，鐵凝是第一個公開表態支持武力鎮壓的省文聯主席（當時是河北文聯主席）。 鐵凝仕途發跡於江澤民掌權時期，1996年10月，當選為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同年底，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靠忠誠共產黨，還不到50歲，更無重要文學成就和資歷的鐵凝，2006年11月就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2016年第三次當選作協主席，同期當上中國文聯主席。2021年12月，第四次當選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同時連任中國文聯主席。 曲學阿世、溜須拍馬在中國文壇由來已久。鐵凝的老前輩郭沫若，曾為斯大林發表祝壽作《我向你高呼萬歲》，又曾為毛高唱讚歌《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 ，文革期間在為紀念毛澤東延安講話表忠時藉機朗誦一首詩「親愛的江青同志……」。他可以先歌頌「四人幫」，然後「四人幫」倒台又痛批「四人幫」。郭曾是第一、二、三屆文聯主席，第四屆當選後不久病死。 鐵凝也一樣。在2009年10月13日的在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式上的致詞中，由於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場，作協主席鐵凝全然忽視國際禮儀，先肉麻稱呼「尊敬的習近平副主席」，後稱呼作為東道主的「尊敬的默克爾總理」。 鐵凝把持多年的文聯、作協，恐怕是社會主義國家獨一無二的怪異產物，它基本上是個官辦機構，一切圍著統治者服務，作家在這裡基本上沒有創作自由。作協的權力結構，本來處處參照「前蘇聯」，在所謂的改革開放的歷次機構改革中卻從未改制，至今仍是正部級單位。作為「群眾性團體組織」之一，和黨、政機關一樣都是由國家財政包干供養。 鐵凝曾在重慶接受薄熙來的耳提面命。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運動時期，2010年鐵凝帶著作協一幫人赴重慶開會，獲薄會見、談合作，為薄造勢宣傳。官媒報導，當時處於大旱災區的重慶災情十分明顯，而作協的作家們卻在享受總統套房、奧迪車接送的高級別待遇。作家閻延文寫博怒斥作協：「一席宴吃盡數萬名小學生的捐款」；網友則說，「代表薄書記獎勵你五毛」。 作家閻延文曾揭露中國作協對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費：作為群團組織，中國作協主席、副主席享受部級、副部級待遇，一任命即配備奧迪等高檔專車、司機、秘書、天價福利房，還有保姆費……同比國家部委領導，其待遇水準甚至更高。中國作協主席之下，則是一系列享受財政撥款的各級別官員，廳局級、處級、副處級……全國各省市作協、文聯養活的公務員，保守估計在萬人以上，國家每年花費的財政撥款高達數十億元。這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作協掌握著金額巨大的文學公募基金——中華文學基金會。這家國家支持的公募基金由鐵凝親任會長。 一句話，中國文藝界在黨的控制下，已經很爛。在黨國「圈養」中上位的高官，無非就是領袖的吹鼓手，鐵凝上位副國級，堪比郭沫若，令人猜疑中共最高層是否有回歸文革時期的真實用意。 歷經三朝鐵凝歸於習 幕後彭麗媛權勢受矚 鐵凝仕途發展經過中共江、胡、習「三朝」，但終歸於習。 薄熙來已倒台多時，但鐵凝還有一重優勢，她與習近平夫婦淵源深厚。上世紀80年代她在保定地區文聯刊物《花山》當編輯時，去過正定縣，與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結識。鐵凝身兼中國文聯主席，算起來還是文聯副主席彭麗媛的領導。彭麗媛在2011年11月始任文聯副主席，之後連續兩屆連任。 2021年12月14日，中共全國文聯和作協在北京一起開代表大會。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一同亮相。作家鐵凝繼續擔任中國文聯主席，彭麗媛則續任副主席。彭麗媛當天身穿軍裝，坐在主席台下。央視在拍攝時，特意給了彭麗媛一個特寫。 雖說鐵凝是彭麗媛的領導，但因為彭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夫人，真實的地位是顛倒過來的，她往往在文聯這個單位中比較超脫。比如2017年11月中國文聯在北京召開有關中共十九大的座談會，身兼文聯副主席的彭麗媛只是提交書面發言。 前任婦聯主席沈躍躍被認為是團派人物，曾是胡錦濤的人事大總管。而鐵凝的情況有點像「三朝國師」王滬寧，最早是靠江澤民發跡，後來經過胡錦濤時期，再到現在歸到習近平夫婦這邊，當然，看起來更像是和彭麗媛更親近。 彭麗媛是軍中女高音歌唱家，文職將軍（少將），總政歌舞團第一批「國家一級演員」，原有總政歌舞團團長、中國歌劇研究會副主席、全國婦聯執委、中音協副主席等一大串頭銜。 2012年5月彭麗媛升任軍隊藝術學院院長（後更名為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習近平上台後，彭麗媛開始「卸」下一些閑職，近年還兼有一大堆兼職公益頭銜，如世衛組織的「結核病和愛滋病防治親善大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促進女童和婦女教育特使」等等。不過，因為彭麗媛在徐州鐵鏈女事件不作為，海外曾發起聯署取消其「促進女童和婦女教育特使」身份。 美國《福布斯》（Forbes）雜誌公布的2017年度「全球百大最有權勢女性」名單中，彭麗媛位列51。 彭麗媛在中共黨內的勢力範圍，大概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文藝界，二是軍隊中，她在軍中多年，早年人較溫和低調，據說口碑不錯，許多將軍還是願意聽她號令的。 第三個勢力是在老鄉當中。彭麗媛是山東鄆城人，這與官場「山東幫」也能聯繫起來。祖籍山東鄆城的現任政治局委員、新疆書記馬興瑞，是軍工系官員，獲習近平重用後，一直就傳與彭麗媛關係密切。 有「變色龍」之稱的現任人大第一副委員長李鴻忠，祖籍山東昌樂，原是江派人馬，許多人認為他是表忠習近平上位，但他疑也走了夫人路線。 2021年10月26日，天津音樂學院和美國茱莉亞學院合作設立天津茱莉亞學院和天津音樂學院茱莉亞研究院，舉行校園落成典禮。彭麗媛致賀信說，這是促進中美人文交流的新平台。 隨後，李鴻忠主政的天津，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分別於11月舉辦了「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討會」和「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工作座談會」，稱彭麗媛的賀信為「新形勢下」開展對美國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這是首次有官方稱頌「彭麗媛精神」，也只有李鴻忠這種人才做得出來。 再者，兩屆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也是山東人，未當常委之前，時常陪習近平夫婦出訪。其他山東籍高層還有政治局委員、北京書記尹力，中央委員中則有西藏書記王君正、河北省長王正譜、安徽書記韓俊、浙江省長王浩、湖北省長王忠林、貴州省長李炳軍、江蘇書記信長星、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深圳書記孟凡利等地方大員。 軍隊的中央委員中，上將徐忠波、董軍，中將徐西盛都是山東籍。 中共內鬥到最後 習或只信夫人？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智囊吳國光今年初曾列出習近平親信中的四個關鍵派系，包括跟習近平共事過的福建、浙江和上海官員，以及習家族關係深厚的陝西官員，另外五個派系則有軍方和工業部門官員、跟清華大學有關的官員、跟中央黨校有關的成員，跟習近平的妻子彭麗媛有明顯關係的官員以及安全部門的官員。他認為在未來五年，習家軍各派會爭相拉拔自己的人馬，習之下的新派系會迅速崛起。 筆者更早在2022年10月就在《上報》發表題為「二十大習家軍鋪滿政治局，福建幫或成大贏家」一文列出，習家軍基本可分為陝甘寧幫、浙江幫、福建幫、新上海幫、黨校幫，11月文章又增加清華幫。 習家軍各幫中的頭面人馬，目前已在各個地盤布局。當中還有許多屬於誰給飯吃就聽命於誰的技術官僚。現在中共的官員不需要奉獻精神，只要忠於主子，為了共同保住這個黑幫集團利益而狼狽為奸。他們內鬥內行，一定會在自己幫派狗咬狗。 習近平集權之勢，正比肩建政的毛澤東，但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也逃不過讓夫人江青參與政治的怪圈。獨裁者走到最後，老朽來臨，可能誰都不信，只能靠夫人上陣。 從彭麗媛一貫的低調看，與江青顯然大不同，但時勢所迫，一旦後習時代朝政出亂子，未來彭麗媛是否走上江青老路，成為內鬥幕後要角，外界還在觀望。當然，彭麗媛本來還可作為一個賢內助，親賢能，遠小人，小者可展「國母」風範，為草民發聲，大者可扭轉習的左轉，推動埋葬一黨專制。這其實也是扭轉習面臨的危機，也就避免了日後全家的身家性命之危。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在中共宣布習近平訪問俄羅斯與普京會談的同時，國際刑事法院第二預審廳周五（3月17日）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拘捕令，要求他必須對其在烏克蘭犯下的戰爭罪承擔責任。這個通緝令我們可以視作是對習近平訪俄的一個警告。 國際法庭對普京發出通緝令，是自2001年對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逮捕以來最重要的起訴，表明國際法庭任何人，不管地位有多高哪怕是一國和大國的總統，只要發起戰爭，犯下屠殺平民罪都會被起訴，都要接受審判，都不可能逃脫司法正義。一年來的俄烏戰爭，因俄國的入侵使烏克蘭遭受嚴重的戰爭創傷，與大量的平民死亡，以及大量的烏克蘭兒童被綁架到俄羅斯進行洗腦教育。普京作為戰爭直接發起人應該承擔責任與懲罰。 有消息說這一次習近平到訪俄羅斯，習普要舉行兩個人一對一的會面，然後才是代表團的會面。這次習近平到俄不是去談中烏和平的12條，那不過是一個晃子，而是為虎作倀，遞刀子，真正地與俄結盟。雖然以前中共說過中俄關係不是盟友勝過盟友，但二十大後大權獨攬的習近平已經不滿足於這樣一種感性的說辭，而是要真正結盟把兩國關係從法律意義上固化下來，徹底亮明對俄的支持。為什麼習近平要這樣做呢？理由只有一個，如果中國現在不支持俄羅斯，一當俄羅斯侵烏失敗，普京被押上國際法庭，那麼中國在國際社會會更加孤立，更讓習憂慮的是由著俄羅斯的失敗與普京的倒台，可能會造成中國的政治危機，習也可能步普京的後塵。因此，救普京就是救自己。而如果因著中國的出手，俄羅斯得救，那麼俄中大哥小弟的角色可能會倒轉。當年毛與蘇爭的就是老大哥的位置，這個位置是中共夢寐以求的。 中共除與俄爭老大以外，還有一個就是以老大哥的身份聯俄，聯朝，聯伊擊敗美國與西方稱霸世界，把中國的一黨專政作為秩序規則推向世界，把中國的政治生活方式作為全人類的方式。對此習近平是信心滿滿的，特別是在二十大穩穩獨攬了大權，無人敢於挑戰他的權威後，他認為稱霸世界的時機已到。當然他也怕夜長夢多，錯失時機，所以訪問俄羅斯與普京的會談提前到了本月20日。而國際法庭也趕在習近平訪俄前發出對普京的通緝令。這樣一來習近平會見的不再是一個國家的總統，而是一個受國際法庭通輯的案犯。而任何一個與案犯結成的盟約都是非法的。與案犯結成同盟的習近平也會以協助案犯罪被起訴通緝。烏克蘭總檢察官Andriy說：「現在如果普京離開俄羅斯，他將被逮捕並移交給國際刑事法院。世界領導人在與他握手或與普京坐在談判桌上之前要三思。這是向世界發出的另一個明確信號，即俄羅斯政權是犯罪政權」 簽發逮捕令意味著可以在締約《羅馬規約》的國家境內逮捕俄羅斯總統。 習近平與案犯普京秘談結盟，習有可能被當作協助犯受到通緝而被阻嚇嗎？相信以習的性格絕對不會，再說兩國已正式宣布的訪問怎麼可能臨陣掉鏈子，普京惱怒起來翻出中共的爛 賬，習近平也是沒好果子吃的。當然中國在此當下與俄正式結盟支持侵烏，下一個發出通緝令的就是習近平。習近平訪俄我們可以把他看作習稱霸世界的正式起跑，也是對文明社會的正式宣戰。一場由俄拉開戰幕，由中國主導的世界大戰已在逼近，到時任何一個國家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都不可能置身於外。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蔣彥永，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生於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民營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也是一位銀行家。蔣彥永的堂兄蔣彥士曾任台灣總統府秘書長，一九九零年代，蔣彥永訪問台灣時，失散半個世紀的兩人曾經有過一次會面。 一九四九年，蔣彥永考入燕京大學醫學系。一九五二年，大學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解散，其醫學系併入北京協和醫學院，蔣彥永繼續在協和醫學院求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個時代的青年普遍左傾，即便是燕京大學等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大學或協和醫學院這樣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大學，其提供的教育由於缺乏一整套自由民主的觀念秩序，無法讓學生具備抵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資源，追求「進步」的青年蔣彥永自然被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所吸引、說蠱惑。不過，燕京大學雖被中共拆解，其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卻對最後一批學生之一的蔣彥永產生深刻影響，他不是基督徒，但在行醫生涯中一直踐行這九個字。 一九五七年，蔣彥永畢業後被分配到解放軍總醫院（三零一醫院）擔任外科醫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下放到青海軍馬場勞改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次年得以重返解放軍總醫院。一九八零年代以來，他出任解放軍總醫院外科部主任、全軍腫瘤專業組副組長、中華醫學外科學會北京分會委員。他擅長腹膜後巨大腫瘤手術，以其精湛醫術與拒收紅包的作風贏得「清廉醫生」之美譽。他在醫學研究領域亦有卓越貢獻，發表過《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外科處理》等四十多篇論文及《胃腸病學手術》、《普外手術並發病與局部解剖關係》、《原發性腹膜後腫瘤外科學》等專著。 二零零三年春，中國爆發薩斯（SARS／非典）疫情，四月三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稱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蔣彥永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場景，認為衛生部長是在公然說謊，根據自己了解的幾所軍醫院的情況，疫情根本沒有得到控制，染病人數還在迅速增加。他認為已到了時不我待的關口——四月中旬，會有大量中外遊客來北京旅遊，非常有可能染上薩斯病毒，並傳播到全國及世界各地。「那樣對我國和世界人民將造成極為惡劣的後果。我有責任將知道的情況告訴世人。」次日晚上，他將自己知道的三所軍醫院收治薩斯染病者的情況寫下來，分別給中央四台和鳳凰衛視發去電郵，該電郵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屬實，我負一切的責任。」 隨後幾天，蔣彥永沒有得到任何迴音。但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體獲知。四月八日，《華爾街日報》和《時代》周刊的記者採訪了蔣彥永。記者建議蔣彥永可以不署名，但他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應該署名。」記者又問：「那樣做的後果，你考慮了沒有？」蔣彥永說：「我說的全是真實情況，有憲法保護我。但我也做了最壞的準備。」隨即，西方若干主流媒體都報導了蔣彥永揭露的薩斯真相。 四月九日下午，蔣彥永給學生上課尚未結束，醫院領導來找他談話，警告他「作為一個軍人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是違背軍隊有關紀律的，今後不要再和國外媒體接觸」。蔣彥永表示，原先不知有此規定，今後有事先會找院方談。同時，他強調說：「你們看了張文康的講話也一定覺得他是錯的……我們國家過去因為說假話吃的虧太多了，希望你們今後也盡量能說真話。」 四月十一日，蔣彥永主動找到院領導，提出三點控制疫情的建議：一、鑒於北京市的地方和軍隊的傳染病院均已收滿，上面提出要各醫院「就地消化」，這完全是違背傳染病治療原則的。因此，應儘快在北京組織改建一些醫院，使之能接收薩斯病人。二、建議張文康引咎辭職，這樣做有利於新的國務院領導能及時正確地去處理疫情。三、建議衛生部派人來與他一起核對薩斯病例的數字。 四月二十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新任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確認，北京共確診薩斯病例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同一天，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蔣彥永挺身而出成為吹哨人，挽救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讓薩斯病毒的防控和病人的救治出現重大轉折。同年八月，蔣彥永榮獲菲律賓「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該獎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其獲獎的理由是：「勇於揭露薩斯疫症真相，從而拯救了無數生命。」蔣彥永謙虛地表示，他只是做了一個醫生和公民理所應當做的事情：「作為一個醫生，保護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對危害病人的各種行為都應該加以反對。對醫生來說，實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堅持講真話。五十年來，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我深深體會到，講假話、講空話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 當時，胡溫剛剛執政，需要拉攏民意，也需要在國際社會營造開明形象，勉強默認了蔣彥永的吹哨之舉，沒有對其進一步打壓。蔣彥永被人們視為說真話的英雄，獲得普遍的尊敬與讚譽。有的人，一生只說這一次真話就夠了，從此便在成績單上躺平，但蔣彥永不滿足於此。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初，他就給當局寫過一封要求為六四正名的信件，一九九八年他又與諸多老共產黨員一起聯署了一封同一主題的信件，但都未得到回應。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通過毛澤東原秘書、前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向當局轉達了新的一封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信件。當局仍然置若罔聞，他便將其公之於眾，當時他因為揭露薩斯真相而名滿天下，這封信於是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 這封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的信件，開宗明義地寫道：「我建議，要為八九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信中，他講述了六月三日晚他趕到醫院急診室的見聞：「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十八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十二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傷者中，有一個中彈的、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蔣彥永親自參與搶救卻未能搶救過來：「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扎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蔣彥永還揭露了軍隊使用達姆彈（開花彈）射殺人民的真相：「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蔣彥永在信中還寫道：「最近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十七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種壓力，忍受了極大的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繫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並以各種方式表到他們的願望——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時交代不過去的。」 後來，蔣彥永與丁子霖夫婦等天安門母親聯繫上，並結識了劉曉波、鮑彤等異議人士。他與他們成為莫逆之交，在霜刀雪劍的北京相濡以沫。他並利用自己醫生的身份和人脈，幫這些被打壓的友人聯繫醫院檢查身體、看病及安排住院床位，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然而，這封信件的公布，終於惹惱了中共當局。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蔣彥永和妻子華仲尉在從住所前往解放軍總醫院醫院的途中被當局帶走，華仲尉在被禁兩周後獲釋，蔣彥永本人於七月十九日被釋放，據說是被強制「上學習班」。此後，他一直被軍方和秘密警察嚴密監視，處在半軟禁狀態。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他重獲行動自由，但被以非法方式告知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海外媒體採訪。二零零五年七月，他準備與太太前往美國加州探望女兒蔣瑞時被禁止出境。他想去香港旅行也不被允許。他曾提出解除與解放軍總醫院的所有關係、退出解放軍部隊亦未獲准許。 蔣彥永所受之監控，我曾親身體驗。二零零五年夏，我應邀到蔣醫生家做客，正與蔣醫生在客廳中聊天時，他突然接到一通電話，然後告訴我，醫院保衛處說要上門拜訪，一定是因為我們的會面驚動了他們。他讓我躲進他的卧室，然後對登門的不速之客說，他家中並無記者來訪。訪客離去後，仍蹲守在他家樓下。蔣醫生的「對敵」經驗豐富，遂安排我到他的鄰居家暫避，幾個小時後，他的鄰居全家出門散步，他便讓我混在其中，正好鄰居家有一個兩歲的孩子，就讓我將孩子抱在懷中，一起說說笑笑地出門，這才矇混過關。這一幕，於我而言，宛如間諜電影中的場景。 二零一五年三月，蔣彥永突破封鎖，接受香港有線新聞採訪，揭露解放軍在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內腐敗的「冰山一角」。他披露說，由總後勤部掌控的軍醫院普遍違法「擅自移植、買賣死囚器官」，勾結公安、檢察院、法院，都派車至刑場拉死囚「爭搶活鮮器官」。犯人一槍未被打死，即被拉回醫院手術台摘器官、移植給患者，手法慘無人道。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蔣彥永寫信給習近平，再次要求為六四事件正名。習近平的反應比胡溫更加殘暴：下令升級對蔣彥永的監控，蔣彥永出門看病也遭到軍警攔阻。八十八歲高齡的老人甚至遭到軍警的粗暴推搡，老人「斥責解放軍違反憲法」。經過交涉，他才住進自己服務一生的解放軍總醫院的病房。蔣彥永的好友、北京獨立媒體人高瑜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據蔣彥永的妻子透露，蔣彥永在醫院被嚴加看管，不準外人前往探視。 二零二零年，一場規模和危害遠超當年薩斯的中國武漢肺炎在中國和全球蔓延。中國民眾擔憂當局是否再次隱瞞疫情，網路上熱傳一篇當年《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蔣彥永的文章——當時，當局允許《南方人物周刊》採訪蔣彥永，是為了向國際社會傳達蔣彥永並未受到迫害的信號。雖是官媒卻有一定市場化色彩、屬於「南方報系」的《南方人物周刊》，是少數敢於「打擦邊球」的媒體，後來經過多次整肅，再也不能發表類似的文章了。這篇文章在發表前遭到新聞檢查官的刪改，但大致可以展現出蔣彥永的面貌和風骨。這篇訪問，讓很多民眾追問：「李文亮已死，蔣彥永何在？」人們通過傳播這篇文章來懷念蔣彥永這位當年在薩斯肆虐期間對外揭露真實疫情、堅持講真話的軍醫，這篇文章卻頻頻遭到網管以「違反相關法律和法規」為由刪除。在中國武漢肺炎病毒流行的三年多里，蔣彥永一直遭受更為嚴密的非法軟禁，至今無法對外發聲，只是偶爾流傳出幾張與友人章詒和、浦志強等人餐敘的照片。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十三時，蔣彥永醫生在北京因病去世。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電影《媽的多重宇宙》在奧斯卡大放異彩，並且再從最佳女主角楊紫瓊、最佳男配角關繼威身上，延伸出許多關於「亞洲」演員的話題。歷來各界對奧斯卡提名、審議和頒獎有褒有貶，但因本屆獲獎的亞洲演員，於電影之外似乎更具戲劇張力，在許多觀眾眼裡，奧斯卡自身的好好壞壞，於是也就成了其次。 楊紫瓊的致詞感言提到一句：「女士們，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你已經錯過你的黃金期，永不言棄！」站在電影盛會最高殿堂說這句話，正是擊中長期以來由男性主導的好萊塢娛樂業痛處。《富比世》（FORBES）曾做過統計，好萊塢女演員每賺一美元，男演員可以賺得24.8美元，2018年美國電影圈前100名收入演員，女性竟只佔14位。直到#MeToo運動掀起，再把好萊塢性別歧視惡習全攤開來。 只是楊紫瓊的話，不僅適用於好萊塢，幾乎是許多行業的縮影，因此她登高一呼，自然被視為是對所有女性的正面鼓勵。這是有些人對本屆奧斯卡娛樂性之外的感動之一。 至於關繼威，他成長於越戰時期，所以他在得獎時說：「我的旅程是從船上開始的…我在難民營待了一年，不知怎的，我最終登上了好萊塢最大的舞台。他們說這樣的故事只發生在電影里。我不敢相信這會發生在我身上。這就是美國夢！」若說楊紫瓊不只鼓舞了影視圈內的女性，關繼威則同樣為所有正在追尋美國夢者提供了一個模範，他的人生起伏，一樣可以被投射在美國之外不同的國家。這是楊、關獲獎讓人感動之二。 小人物追逐夢想，打破性別、族裔的歧視，進而反轉（重塑）自己的命運，觀眾或許要有一點「慧根」，才能從《媽的多重宇宙》悟道，若直接看楊紫瓊、關繼威，確實就直截了當多了，而人性上總是喜歡看到這樣的故事，或反思這樣的故事，近來奧斯卡便提供了許多類似視角（如2021年最佳導趙婷）。 楊紫瓊和關繼威獲獎背後成因，不容否認，即一直以來，奧斯卡立足於多元文化的美國，不斷接收到來自當地觀眾的呼籲，希望電影能更加反映自己的面孔（族裔）和所經歷的現實，首先促成了好萊塢題材的多樣性，繼之，也連帶讓奧斯卡以納入更大包容作為本身思想、文化的進化。 當楊紫瓊把小金人從哈里貝瑞（頒獎人）手上接下，之後哈里貝瑞再主動轉貼自己和楊紫瓊，以及另一名影后潔西卡雀絲坦的合照，如此三個膚色的三位奧斯卡影后，確實非常吻合奧斯卡的「進步主義」，卻也因為如此，奧斯卡屢被批評刻意顧及「政治正確」，反倒讓自身淪為一場蒼白、乏味的頒獎活動。美國人看待奧斯卡，甚至也從是否該反映族群的多樣性，進入到是不是「太左」，是不是太「政治正確」，甚至太自我感覺良好。 而又有多少人之前因為《媽的多重宇宙》特效噱頭，一度在影音串流平台下載觀看，然後礙於它跳躍難懂的詭異節奏，看不到一半就放棄。直到本片榮獲奧斯卡獎，才又「慕名」再看一次，同時還創造了戲院二次票房。但這也讓奧斯卡再被檢討，它的頒獎典禮難道純粹是一場娛樂宣傳，好讓大家注意到那些被忽略的電影。 總之，從奧斯卡切入，討論好萊塢文化和美式風格，一如「媽的多重宇宙」，切面早已十分廣泛，也像奧斯卡本身自許的多元性一樣，無論褒貶都可如雪片般飛來。那麼，當我們回過頭去對照另一個「電影強國」──中國，我們又看到什麼？ 首先，中國電影市場已連續兩年超越美國稱霸全球，中國電影局更已宣布將積極推動中國電影「十四五」計畫。迄今，中國電影票房冠軍，第一名是《長津湖》，第二名是《戰狼2》，《滿江紅》緊追在後，無一不是愛國主義電影，豈止政治正確，其中濃郁的共產黨僵固道德、價值觀，使得愈是高票房的中國電影，愈存在為政治服務目的。一個以服從黨規範原則而存在的電影業，縱有霸權，能有文化？ 當美國電影業早從滿溢美國人拯救世界的一面，走向愈來愈多批評美國、反省美國的素材，中國電影還在「說好中國故事」，兩方差異恐怕是超過了一個世紀。從這個角度看，楊紫瓊和關繼威手上那座奧斯卡小金人，今天擺在中國電影業面前，其實是巨大無比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輿論對中國「兩會」的關注，大都還在人事安排及其權力意涵上，我卻覺得這些在尚未宣布前其實就已經是過去式了。中共二十大之後看今年的「兩會」，還能有點兒什麼可看的嗎？ 不能說沒有。在中國政治中，開會本來就是說漂亮話的表演場合，這次「兩會」不可能例外。會上，代表們的漂亮話說給習近平聽，習近平也有漂亮話說給大家聽。「高質量發展」，這是習近平一堆漂亮話的主題詞；以中國自立自強的科技創新來推動和實現高質量發展，則是這次「兩會」上中共當局給未來划下的關鍵詞。 新一輪機構重組，高光聚焦所謂「理順科技領導和管理體制」，不僅重組科技部，而且還要成立中央科技委員會——這是史上第一次。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國務院的整個新班子，具備高科技背景、特別是具備航天等軍工科技背景的較為年輕的領導人特受重用。習近平本人參加人大代表團討論，一席講話的突出重點，就是 「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官方輿論強調「科技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居於核心地位」——「核心」這個東西，本來是習近平才能當的那麼一個專利，現在也「加冕」到「科技創新」的頭上了，這確實是將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看來也確實是值得看一看的事兒。 這一系列說法和做法，可以說意義深遠。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評論呢，我看那就是要把共產黨專制進一步和高水平的科學技術相結合，或者說是要打造高科技支撐的共產黨專制。對內，既用科技創新來促進經濟發展，以增強共產黨一黨專政在民眾中的認受性，又用科技手段來強化社會控制和內部專政，以進一步剝奪民眾的權利；對外，則試圖以科技上的所謂自立自強來降低對於當今世界第一號科技強國美國的依賴，增加與美國對立、競爭、鬥爭的資本，實現所謂的中華民族復興。 問題是，幾十年來，不正是中國和美國的友好、合作和交流，大大促進了中國的科技發展嗎？也可以說，沒有美國的科技創新對中國的幫助與貢獻，中國今天可能仍然處在信息化之前的時代，哪有可能成為世界上網民數量最大、手機使用者數量最大的國家呢？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在否認中國民眾和科技工作者們自身的努力在實現中國科技進步之中的作用，甚至也不表示要否認中國政府在實行對外開放、追趕國際科技發展上的正確做法。恰恰相反，我要說的就是：科技進步是人類智慧的成果，有一種制度安排是可以讓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們一起共享這些成果的；但凡中國稍稍靠近這種制度，以中國民眾的努力和中國科學家們的智慧，很快就可以分享這樣的成果。 因此，疑問也是很大的：既然中華民族的復興需要科技的創新和進步，而科技的創新和進步在過去幾十年中都是和美國及國際主流交好的成果，為什麼現在卻要把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國際主流利益對立起來呢？為什麼偏要為此捨棄從交流而得到的科技進步、改而如此大動干戈地追求所謂「自立自強」的科技呢？ 據說，追求科技「自立自強」，原因在於中國「面對國際科技競爭和外部遏制打壓的嚴峻形勢」。這個說法其實很荒唐。 首先，國際科技競爭實際上恰恰是人類技術進步的動力；有競爭也有交流，這是科學研究的常態，也是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其次，即使真有所謂「外部遏制打壓」，那要問問為什麼突然有了這種「遏制打壓」？遠的、多的都不說，單說信息技術革命以來這三十年的情形，如果一直都有這種「遏制打壓」的話，中國人怎麼能用得上智能手機？你說是因為美國看不得中國如今變強大，於是從過去的對華合作改而搞今天的打壓中國。那麼，難道美國人本來不明白中國分享信息技術就會變得強大起來？現在印度也正在變得強大起來，怎麼美國人不接受教訓而把印度也提前打壓下去呢？ 這就要說回科技手段在中國的使用了：智能手機在自由社會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自由和便利，但在中國卻是在給人們帶來生活便利的同時也強化了政府對人們的監控。當然，中國的很多國民可能並不在乎被監控；即使不被監控，他們也謹小慎微，從來不敢對政府的所作所為甚至胡作非為吐露半個「不」字。但是，全世界大多數的人們是不能忍受這樣的生活的；他們看到中國政府利用人類的智慧成果即科技進步來變本加厲地剝奪民眾的自由，也在中國政府所能干涉到的國際領域利用自己的國力、包括科技實力越來越多地破壞自由與法治，當然會擔心中國繼續強大下去終有一天也要剝奪全世界人民的自由。 於是，國際形勢改變了。你把自己的復興和別人的自由對立起來，人家怎麼還會繼續和你分享科技創新成果來助你復興？這麼高調地講什麼「科技自立自強」，我看其中充滿了無奈。有個說法叫「重新發明車輪子」，講的是無知和徒勞；人類早就發明了車輪，你偏要自立自強地去重新發明它。你說這是自作聰明的犯蠢呢，或者乾脆就是無奈之舉？中國「兩會」強調的「科技自立自強」，走不走得通先不說，就算走通了，不就是「重新發明車輪子」的翻版嗎？ （作者任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併兼任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試圖以學術研究透視政治現實。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李強以三票反對八票棄權當選國務院總理，中國進入「新習李」治國階段。儘管木已成舟，很多人依然會追問，習近平為什麼要強保李強做總理？畢竟去年上海的封城讓李背上了一個沉重包袱，即便在專制體制下，也得考慮這個因素。 要解此「謎」，需站在獨裁者的邏輯去思考。從獨裁者的角度看，如果因上海封城造成的嚴重後果不選李強做副手，看似順應了民意，但也恰恰說明清零政策是錯的，不然，為什麼不保他呢？故為顯示疫情應對是正確的，至少必須讓李強在二十大入常。要他做總理，則可能考慮了其他因素，如在習的親信中，李的經濟才幹或許比其他人強。習無疑知道其黨內同僚特別是政治對手會抓住李強這個污點反對他做總理。 為總理人選，李克強同習爆發衝突？ 根據知情者的新近爆料，在中共二十大前，圍繞總理人選，習和李克強曾發生過一場激烈衝突，後者保舉胡春華接任總理，遭習否決。 此事難以求證。不過，在我看來，它很好解釋了隨後二十大的高層人事安排，以及團派在政治局的徹底出局。習雖然不打算安排胡做總理，但本來可能要給他在常委里留一席，不管是想向團派示好，或者安撫團派，又或僅僅作為一個點綴。人們看到，二十大前各種版本的常委人選猜想，胡幾乎都在名單內，說明這基本是一個共識。 《華爾街日報》猜中了六個，第七個空缺，從另一角度說明這個空缺的常委本來是胡的。然而，由於李克強力撐胡做總理，讓習對李和胡起了疑心，認為李是要用胡在新的常委班子里牽制他。習當然不能容忍有人挑戰他的人事安排，所以乾脆不讓胡入常。鑒於胡已連任兩屆政治局委員，既做不了常委，也就不能保住這個位子。習最後把他打發到政協做一個副主席，保留其副國級待遇，可能是考慮胡還年輕，直接讓他退休影響不好。但政治局就只有24人，不像前幾屆是25人。 如果這個說法為真——基於上面的分析，我認為它的真實性很強——李克強在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後階段，也算博了一把。過去十年，李給人的印象比較軟弱，碰到習這樣的主，硬不起來。這兩人從一搭台就存在競爭關係，因為總書記本來沒習什麼份，而是預備給李的，但由於中共元老想把紅色江山傳給紅二代，而習又偽裝很聽話，讓元老以為可以拿捏他，於是幸運地成為總書記。可這也就決定了他對李很不放心，警惕李是否會覬覦自己的位子。頭三年，習沒有自己的班底，那時的黨政領導層，除了少數關鍵職位是其親信，多數還是胡錦濤時期的人馬，而這些人的思想觀念更和李契合，所以習在表面上對李保持一種禮讓姿態，其時中國輿論也以「習李體制」相稱，甚至還有「李克強經濟學」的叫法，說明外界是看好李的。 可外界和元老都低估了習，在權謀和手腕上，習是大師，李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也許年少的遭遇以及在梁家河那種艱苦環境下的七年知青歲月，讓習領悟到權力的重要，他上台伊始拚命抓權，僅僅三年，迫使高層接受他成為核心。胡做了十年總書記，都未能讓同僚舉薦為核心，江的核心是由鄧封的，而習自封核心，不能不讚歎他權謀的厲害。習核心崛起，李就邊緣化，「習李體制」不能再叫了，此後七年，一直被習壓制著。好不容易熬到去年，由於疫情引發民眾對習的不滿，去年年中，李似乎有機會改善其邊緣化處境，海外習的反對者也一度臆想著「習下李上」，為其搖旗吶喊，但李缺乏殺伐決斷之氣，或者在評估後認為還不具備條件，不敢響應外界呼聲，公開和習叫板。儘管如此，萌生阻止李強上台，扶持胡春華做總理的念頭，則完全是有可能的。 李傾力扶胡動機，不僅僅因為後者是團派矚意的習之後的中共接班人，也可能是出於他對黨國前途命運的憂慮，李是黨國官僚體製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應該對黨有感情，不想二十大建立一個完全聽命於習的班子和體制，又折騰什麼幺蛾子出來，讓黨國和習一起陪葬。將胡安排在總理位子上，雖然不可能抵抗習，但多少會對習有些約束，是他能夠盡到的最大努力。而習對疫情清零的一意孤行所導致的後果，使李認為這是個狙擊李強，撐胡上位的機會。可如此一來，客觀上形同挑戰習的權力，因為挑選什麼人做總理，習認為這是他這個總書記的絕對權力，豈容別人做主。李克強的這一做法一定會引起習的強烈猜忌，乃至懷疑以李為首的團派是否在背後搞事，讓二十大不能按他的部署進行。二人在總理人選的較量以李敗下陣來結束，這當然也幾乎是註定的。 習和李克強的恩恩怨怨現已過去，輪到李強登場了。這個「新習李」關係呈現何種面貌，是否像他們表面上那麼「融洽」，很大程度上將塑造中共未來至少五年的高層政治走向。 可以肯定，李強和習之間，雖然不像李克強和習一樣存在競爭的關係，但也不會有後者的某種程度的「平等」。原因在於，習李二人是平輩，資歷相似，另外，李克強的總理職位不來自習，因此儘管習專權，但在形式上不太可能對李指手畫腳、頤指氣使，還是會保持形式上的尊重。 而習和李強的關係不同，後者是習的後輩，不單在官僚體系上是習的下屬，某種意義上也是師徒關係，同時還類同私人企業的老闆與副手，故他們在形式上就會保持一種不平等。換言之，李強今天的地位完全仰賴習，其總理合法性來自習，未來的政治行情也取決習，可以說，他完全是弱勢和被動的一方，沒有資格和能力對習說「不」，兩會前媒體透露的在結束清零的問題上他敢對習抗命的信息，肯定是不準確的。 習雖放心李強但也用丁薛祥牽制他 李強是習的「自家人」，使用起來自然會很放心，很有可能習會把經濟這攤全部交給李去打理，自己做甩手掌柜，主抓黨務、國防和外交等，從而李有更大的空間在不違背習的旨意下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像李克強被限制手腳，無法施展能力。但是習也不會無保留地信任李強，獨裁者除了家人，或許還有貼心心腹，是不會完全信任一個外人的，哪怕這個人是其親信，有時連前二者也不信任，只信自己的判斷。因為獨裁者骨子裡認為人性是壞的，從而不可靠，要時刻提防有人背後幹壞事，甚至看中或僭奪其權杖。 外界可從新一屆國務院的組成人員隱隱看出某種端倪。本屆國務院的幾個副總理，全是習的親信。其中第一、第二副總理丁薛祥和何立峰是習的左右手，習無論外訪還是國內視察，這二人必隨同。丁是習過去十年的大管家，何近幾年取代劉鶴成為習的首席經濟智囊。雖然李強在浙江時也曾是習的大秘，但論親密程度，未必是習最信賴的。即便習安排他倆進國務院沒有牽制李的意思，站在李的角度，都是習家軍的核心成員，不好差遣，會有很大顧忌。尤其是丁，過去完全沒有主政過地方，到中央也是負責黨務和安全。從中辦轉任國務院系統的，以前也有，溫家寶也做過幾年的中辦主任，在成為副總理前同樣沒有主政地方的經驗，但溫在中辦主任兼書記處的5年任上，負責農業和農村工作，擔任過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是當時主管農業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的副手，溫後來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和農業工作，也就不讓人感到突然，而丁完全跨行，進入一個此前他完全不熟悉的經濟領域，或許只有一個合理解釋，即習要栽培他五年後接替李成為總理，所以要在國務院先歷練五年。丁有年齡優勢，五年後65歲，而李是68歲。 故而不排除習只安排李強一個總理任期的可能。在專制體制下，君臣二人間任何親密無間的關係，能否經受長久考驗，都是個未知數。尤其對於老二，很難長時間維繫對老大的忠誠，包括中共在內的中國歷史，給人們提供了太多這方面的事例。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人大代表不投反對和棄權票是自願還是不敢？》正文的第一句就是「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進入『選』」程序之後，習近平不出預料地被宣布『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之所以說是「不出預料」，是因為同樣的「零反對」已經在五年前發生過了。 自習近平中共黨魁的第二任開始之前，他即從二零一七年初開始接連是「全票當選」了十九大代表、十九屆中央委員和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以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然後又是「全票當選」了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並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全票當選」了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 不過，如今這一次的「零反對」更惡劣，正如矢板明夫日前在臉書貼文指出，習近平這一次是破壞了「只能連任國家主席一次」的黨內規矩、強行修改了憲法以後，才謀得連任。要知道，五年前的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雖然也是「零反對「，但在通過以將”堅持共產黨領導”寫入憲法正文和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核心內容的習式憲法修正案時，畢竟還是出現了兩張反對票和三張棄權票。在不是」零反對」的前提下，中共官方報道當然不會對外宣布非贊成票的具體數字，但好在在場的外媒或者港台記者還是被允許把會場上的選票統計結果招牌拍照並對外發布的。 矢板明夫先生認為， 習近平在人事任命上，只提拔自己的親信。只要不是自己派系的，統統打入冷宮。在國家治理方面，也是乏善可陳。強制淸零政策嚴重破壞了老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外交上四面樹敵，使中國的國家形象變成了過街老鼠。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對習近平有不滿很正常。如果說2952名人大代表都打從心裡支持習近平連任，是難以讓人相信的。很多代表是出於內心的恐懼不得不投下贊成票的。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誰敢投棄權票，一定會被查出，到時候等著他的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場。 筆者沒有具體的證據證明五年前用反對票或者棄權票對習近平的「修憲」表達不滿的那幾個人大代表已經遭到習近平的政治整肅，但正應了那句「要想人莫知，除非已莫為」的那句老話，相信每一個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心裡都十分明白所謂的「無記名」投票，也就是不在自己填寫過的那張選票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根本不可能保證當局不知道自己就是那個投了反對票或棄權票的人。 矢板明夫先生還在他的臉書貼文里說：三月十日的「選舉」結果，表面上看來是習近平一統江湖、黨內已經沒有任何挑戰者和反對者了，但實際上，只是把矛盾內部化、深層化了。二十年前的第十屆人大會議上，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時，曾出現98張反對票、122張棄權票。那一次投票，和昨天的結果比起來，要「正常」得多。 確實，當時江澤民在連任兩屆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屆滿的前提下，仍要謀求繼任國家軍委主席，因此而獲得的反對和棄權票數就比他此前五年連任第二屆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時所獲得的反對和棄權票數要高。 二十年前的三月十九日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網站曾刊登林保華先生的文章《兩會選舉：江澤民成了丑角和票房毒藥》。這裡的「兩會」指的是二十年前的三月份召開的中共第十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一次會議。 該文章說：「主席」的選舉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選國家主席、副主席，胡錦濤在2944張投票數中，獲2937票贊成，4張反對票，3張票棄權，得票率達99.8％，超過江澤民兩任國家主席的得票率。被視為江澤民心腹的曾慶紅，在國家副主席選舉中，獲2578贊成票，177票反對，190票棄權，得票率87%，比當年李鵬出任委員長的得票率還要少。第二階段是選舉國家軍委主席，2946 人領取選票，江澤民得票數 2726 張，反對票98，棄權票122，得票之低出乎觀察家的意外。 在另選中，有2票選江澤民擔任國家主席，1票則要他降級擔任副主席，會場上立刻傳出竊笑聲。但是選胡錦濤擔任軍委主席的有36人，大大打破以往另選人的得票數，說明對江澤民搶走胡錦濤的軍委主席職務，有相當的反對意見，如果允許「非組織活動」，江澤民可能落選…… 其實，除了如上林保華先生所說的那一次，事實上，中共政權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先後在人大和黨代會上實行了無記名投票形式之後，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層面的「零反對」只是從五年前的習近平開始的。在他之前的胡錦濤，以及在胡錦濤之前的江澤民、趙紫陽、胡耀邦，以及與他們同時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好，國家層面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及國務院的一把手也好，均都在全國黨代會和全國人大的選舉過程中獲得過或多或少的反對或者棄權票。 即使是從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份召開的十三大開始實行了無記名投票形式以及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但從那一屆及此後的歷屆黨代會的投票過程因為是高度對外保密，所以我們只能從中共對外報道大會選舉結果的迴避態度，判斷出無論是當年的胡耀邦、趙紫陽，還是日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都不是像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的習近平一樣，「全票當選」。 筆者粗略查對了一下，在習近平被宣布「全票當選」十九大代表的二零一七年之前，在中共官方媒體中出現的「全票當選」字樣，是十八大召開之前在報道中央領導人當選十八大代表的相關新聞中，說的是二零一二年六月份，中央直屬機關票選十八大代表，在中直機關選出的一百零八名代表中，令計劃全票當選。 另外，在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胡錦濤和周永康分別在江蘇和新疆「全票當選」十八大代表、而相關報道中的溫家寶在天津當選、李長春在四川當選、習近平在上海當選以及李克強在山東當選的新聞內容中，均未強調得票情況，僅用「當選」二字說明之。 眾所周知，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權治下的中國大陸的政治「小陽春」時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導致了江澤民主導的對全黨全國的政治大清查之後，無論是中共黨代會的代表還是全國人大的代表及全國政協的委員們，在行使他們的投票和選舉權時，政治顧忌也比三十年多年後的今天小得多。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喬石以十四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被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出任該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當日參加投票的代表數為二千九百二十一名,有效票為二千九百十一八票,喬石得票數為二千八百五十票,距滿票差六十八票。次日下午,在投票決定國務院總理人選時,唯一候選人李鵬得反對票和棄權票共計三百三十張。另外，投票反對李鐵映出任國務委員的人數達七百二十二人,加上棄權票達八百五十九張。 當時這一事件經過被在現場採訪的香港媒體報道之後，此前八九「六四」鎮壓亡命海外,長期從事中國大陸憲政改革研究的嚴家其先生曾非常樂觀地認為:八屆人大選舉過程中李鵬大量丟失選票的事實已經證明,「在現有體制下,全國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中共的『橡皮圖章』成為真正的『議會』」。 嚴家其先生當時認為:為了使全國人大真正成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符合現行憲法的前提下可以作以下幾個步驟的改革: 第一步,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和監督功能……。 第二步,改革提名制度。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最高法院院長和最高檢察院院長由全國人大選舉生產,總理由國家主席提名,全國人大決定任命,但憲法未規定具體制度。每一次全國人大都有權來決定這次會議「選舉和決定任命辦法」。在八屆人大上,國家最高領導人「實行等額選舉」,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實行「差額選舉」,差額為七人,就是這次人大自己決定的辦法。以後的全國人大當然也可以通過新的「選舉和決定任命辦法」,例如,把差額選舉範圍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到「副委員長」、「國家副主席」等。提名程序也可以公開化、制度化,如規定若干名全國人大代表可聯合提出國家領導人的候選人。 嚴家其先生的設想還有第三步、第四步。而當時從喬石接掌全國人大之後的某些作為來看,嚴家其先生設想的第一步「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和監督功能」,似乎同喬石不謀而合。而嚴先生設想的第二步中的關鍵內容,擴大「差額選舉的範圍」一項,當時已經在基層開始試點，甚至已經在喬石的家鄉浙江省人大選舉中得到落實。 自三十年前的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後,中國大陸省級領導班子換屆過程中,接連過出現數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決方式否定中央組織部「建議」人選的「失控」現象,始作俑者便是喬石家鄉浙江省的人大代表們。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在杭州開幕。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已經按照慣例派出數名官員前往坐鎮,自然也帶去了由中組部排定,並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一份省人大、省政府及省政協「『建議』候選人名單」。同樣按照慣例,這份名單同中共中央組織部提供給其他各省、市、自治區的省級領導換屆名單一樣,是早在一九九二年決定中共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組成人選時就已經欽定好的。所以,當時給浙江省的名單上確定的正省長候選人葛洪升自然是中共十四屆中央委員。 按照當時中共中央欽定的浙江省政府換屆「候選人名單」,正省長是等額選舉,即只提出一名候選人,而副省長則是差額選舉,即候選人比應選出副省長人數多兩名。但在正式選舉開始後,突然有十名代表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候選人名額一般應多於應選人名額。所以,應該增加正省長的候選人名額。接著,這十名代表即將副省長候選人中的萬學遠推出作省長候選人。 據介紹,這位萬學遠本是上海的青年團幹部出身,一九八八年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府秘書長,本來也是中組部準備重用的幹部人選之一。但是,由於本人能力實在有限,所以自他當了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後,雖然已經先後有四個副市長因調任或因病免職,可官運仍然還沒有輪到他頭上。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突然通知萬氏出任浙江省副省長,他立刻明白這實際上是讓他去充當中共標榜「社會主義民主」的替死鬼。 原來,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每次安排省級領導換屆選舉候選人名單前,都要玩這樣一套把戲,即把一兩名本來無意提拔的幹部突然提升,然後把他們安排進差額選舉的副省級候選人名單中,為中組部希望當選的其他人墊底。 萬學遠既然心裡明白這套把戲,所以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乖乖地接受了調令,到了浙江後,根本就沒有正式上任,只是靜等著省人大召開大會時讓人大代表們把他當猴耍。而當時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們為了發泄對中共高層歷來對地方人事安排,從來不尊重地方人大的強烈不滿,所以很可能是明明知道中共高層本來連萬學遠當選副省長都不情願,所以就故意投他當正省長的票。選票統計下來後,萬學遠得票數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據報道,選舉結果統計出來後,中共浙江省委一時傻眼,緊急電告中共高層,得到中南海的認可之後,才下令將選舉結果向已經等得心焦的全體代表公布。結果,代表們熱烈的掌聲把萬學遠嚇得喏喏連聲,不知該做何反應是好。 這是中共政權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後，第一次發生由中央「建議」的省長候選人落選，同時由人大代表自發動議提名的候選人當選事件。在當時的中共政壇引起很大的震動。詳細的經過及後續的故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