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中国裁员范围扩大 销售研发制造等部门受波及
2026 年 6 月 26 日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三十年前的中共人大代表要比如今的勇敢多了》中介绍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政治“小阳春”时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导致了江泽民主导的对全党全国的政治大清查之后，无论是中共党代会的代表还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及全国政协的委员们，在行使他们的投票和选举权时，政治顾忌也比三十年后的今天小得多。 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后,中国大陆省级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接连出现过数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决方式否定中央组织部“建议”人选的“失控”现象,被民间称之为“民主事故”。最有代表性的首推浙江七届人大上发生的中央指定的省长候选人被“民选”代表打败 。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杭州开幕。按照当时中共中央钦定的浙江省政府换届“候选人名单”,正省长是等额选举,即只提出一名候选人,而副省长则是差额选举,即候选人比应选出副省长人数多两名。但在正式选举开始后,突然有十名代表发难,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所以,不但副省长的候选人名额应该多于应当选名额，正省长候选人也不应该只有一名，应该增加正省长的候选人名额。 这些代表们依据的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还是一九八六年的修订版，其中第二十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据此，当时出席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十名代表即将中组部下达的副省长候选人“党中央建议名单”中的万学远推出作省长候选人，与中组部“建议”的唯一候选人抗衡。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个万学远本是中组部赶在浙江省七届人大召开之前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位置上提拔为浙江省副省长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在即将召开的浙江省七届人大上“陪选”。 “陪选”，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差额选举”出现的一种上行下效的特有现象。中国大陆的一家官网曾刊登《“陪选”现象凸显法律漏洞》，说是近年来，差额选举在中国各地推进并不顺利，甚至有的地方还想方设法规避差额选举，或出现钻法律“空子”的“陪选”现象。不严格执行法律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比如，地方组织法提出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本级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时，“候选人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出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但目前县级以上的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的选举，大多数成了等额选举。即使有的地方想差额选举，也被私下做思想工作放弃了提名权；有的地方虽已提出新的候选人，也因被私下做工作，候选人不得不放弃提名。 对于候选人名额和应选人名额，选举法中规定了一定比例。但这个比例，在有的地方也大打折扣。个别地方就低不就高，甚至暗中安排“陪选”，候选人名单一公布，谁是上级“意中人”，谁是“陪选人”，一目了然。“意中人”与“陪选人”相比，不论在资历方面，还是在能力和业绩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因为，挑选的‘陪选人’越弱，选民给‘意中人’投选票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制定的选举办法更是于法无据。比如，为了保证上级“意中人”当选，就对联名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只简单介绍。甚至把上级“意中人”印在选票醒目位置，其余按姓氏笔画为序，或把上级“意中人”和联名提名的候选人在选票上分开排印，暗示主次，等等。由于差额选举被“巧妙”处理，差额选举实质上只是在选民的配合下完成的一次等额选举。 这篇当时刊登在中国大陆某官网上的文章虽说是在针砭时弊，但却又不敢深究，因为这种“陪选”现象一开始就是出现在由中组部导演的省级人代会上的选举过程中。即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每次安排省级领导换届选举候选人名单前,都要玩这样一套把戏,即把一两名本来无意提拔的干部突然提升,然后把他们安排进差额选举的副省长候选人名单中,为中组部希望当选的其他人做陪衬。 笔者当年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时，还曾读到过一篇官网上的文章，说的是北方某县即将召开人大会议时，县委书记找到一位女乡长谈话，直接告诉她，这次你的名字被安排进了副县长候选人名单，县委决定让你当这个“陪衬”，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希望你在选举时自己也不要投自己的票。结果，这位女候选人居然就得了零票。 不知道当年的万学远在从上海前往浙江之前是否也被中组部约谈过类似内容。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对他根本不可能有好感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居然把他推举出来去抗衡中央组织部的唯一省长提名人葛洪升。 说起这个葛洪升，就应该先介绍一下他的浙江省省长的前任沈祖伦。 上月底刚刚去世的沈祖伦出生于一九三一年，是浙江宁波人，中共建政之初曾经担任过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机要秘书。这位江华就是日后审判江青等人的那届最高法院院长。 沈祖伦升任江浙省委副书记、浙江省代省长的时间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并因此被安排为十三届中央委员。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定时任浙江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接替了沈祖伦。而此时的沈祖伦年仅五十九岁，接替他的葛洪升与他同岁。而被接替了省长职务的沈祖伦此后只留任了一段时间的省委副书记职务即被安排进了全国政协，由此可见当时的沈祖伦是被中央“弃用”。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个沈祖伦本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在浙江省六届人大上以高票当选省长的。八九学潮时,他曾经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希望中央对妥善处理学潮有个明确的态度。但也并不是像外界所传,他曾致电中共首脑反对戒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党籍恐怕早都没有了。 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位时颇具改革意识的沈祖伦在支持民营经济方面被李鹏和姚依林等人认为“在背离社会主义公有制方面走得太远”。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保守派代表宋平亲自指示，用“政治立场”坚定的时任浙江省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顶替了沈祖伦。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浙江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对外宣布接受沈祖伦辞去省长职务，决定葛洪升为副省长、代省长。 接下来，葛洪升又顺利被中央安排为十四届中央委员。与他同龄的沈祖伦则被迫退居二线。在当时那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下,浙江省人大代表们敢怒不敢言,气一直弊在肚子里,直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再次召开省人大,终于有了拿葛洪升出气,向中共高层表示抗议的机会。 令当时的江泽民、李鹏，以及时任中组部负责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他们强行安排接替浙江省长位置已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的葛洪升，居然仍然被浙江省人大代表们记恨，在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过程中，人大代表们自行推举出来的省长候选人万学远的得票数，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日后中国大陆官网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标题为《关于“民主事故”》的文章，说的是一九九三年一月，各省市区召开了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在党的十四大前后制定的省级人事调整方案基本都得到落实，但在浙江和贵州则发生了重大意外。中央提名的浙江和贵州省长候选人—葛洪升和王朝文落选省长，原定的副省长候选人万学远和陈士能则意外当选省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直到现在也是仅有的省长指定候选人落选事件。 文章详细记述说：当时浙江的这场选举是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投票结果出来后，省人大不敢宣布选举结果，一面放电影让代表们“休息”，一面急电中央咨询对策。谁知中央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商量对策花了四个小时才回复：尊重人大代表们的选择。浙江这边厢赶紧中断正在放映的第三场电影，正式宣布万学远当选省长。可怜的万学远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他打电话给上海老领导汪道涵说：“不好了，我闯祸了！怎么会选我当省长？我怎么能当省长？” 众所周知，中共地方各级党委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排名第一的副书记都是同级政府的一把手。但是，当时的万学远连个浙江省委常委都不是。而落选省长的葛洪升则是在落选之后依然被保留省委（第一）副书记的党内职务，直至上调国务院。 如上墙内官网文中还说：就在当时这场发生在浙江人大选举会议上的“民主事故”发生的三天之后，贵州省七届人大选举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贵州省当年的人大选举一样也是由中组部只指定一名省长候选人，即当时已经是在任省长和省委副书记的王朝文。这位王朝文不但是贵州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而且还是苗族人。但在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时，贵阳市和遵义市代表们联合发出动议，联名推荐副省长候选人陈士能作为省长候选人。这个陈士能也是和当时浙江方面的万学远一样，是中组部的空降干部。结果是，中央指定的王朝文落选，陈士能当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当时浙江的万学远，还是贵州的陈士能，在意外成了“民选”省长之后，表面上看是被中共当局尊重了“民意”，但两人都是好景不长。在省长位置上坐了三两年之后，即先后被中组部以“工作需要”为名，调进国务院系统担任部委副职，万学远被调任人事部副部长兼外国专家局局长，陈士能被调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只不过当时这两个人都被保留了正省部级待遇。当时之所以赶在中共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即把这两个从省长岗位上调离，原因就是不能让他们在省长的位置上就地当选全国党代表并进而成为新一届中央委员。 笔者曾经听一位采访过陈士能的中国内地记者介绍说，这个陈士能与当时的万学远还不一样。他被中组部从国务院系统的副部长平级外放至贵州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陪选”，中组部当时的希望是在他担任一段时间贵州省副省长之后，即能在省人代会上顺利当选一次副省长，而后就是正省长接班人培养对象了。没成想他陈士能意外成为“民选”省长，反而令中组部方面从此将他视为异类。 据说对于当时这两省接连发生的人大选举意外，中央高度重视，为防止这类“民主事故”再次发生，当月二十七日，中组部在京召开部分省区市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张全景做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领导班子换届选举顺利进行》的讲话。从那以后，中共省级人大和政府换届一直都是坚持省人大和省府一把手只“推荐”一名候选人，但再也未出来过一次人大代表违逆上意的情况。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历经去年10月的二十大和今年3月的两会，习近平夺取三连任，习家军全面夺权，实现一派独大加一人独裁，一举打破改革开放时代的领导人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海内外华人为中国命运哀叹之时，也无不惊骇：习近平如此精于权术，连续权力斗争竟一再获胜。并疑问：他如何能以一己之力，绑架整个中国共产党，彻底复辟一人独裁？ 习近平固然精于权术，在权力斗争方面，也极为“勤奋”。纵观过去十年，他几乎把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周、每一天、每一小时的精力都用于权谋和权斗，丝毫不曾松懈。但是，在习近平夺权成功的故事里，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却是运气和偶然性。 偶然性或运气之一，薄熙来事件。因薄熙来一记掌掴，王立军夜奔美领馆，意图叛逃美国，却遭奥马巴当局送还中共当局。轰动天下的这一重庆事变，引发中共高层之变。习近平虽为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江派所推出的隔代接班人，但非江派的胡锦涛（团派，时任总书记）和温家宝（时任总理），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和权力平稳过渡，帮助了习近平继位。为了他，胡温出手处置了薄熙来，把后者投入秦城大牢。 薄熙来入狱，对习近平构成多重利好：消除了一个党内劲敌（同为太子党人物、同等资历）；随后又在王岐山（初任中纪委书记）的协助下，清洗了几名下台高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理由是他们联合薄熙来密谋夺权。鉴于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徐才厚和郭伯雄是政治局委员，由此开创了清洗退休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先例。 偶然性或运气之二，胡温当政时期，胡锦涛遭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为继位后的习近平向政治老人讨要权力的最佳借口。薄熙来及其相关人物遭处置完毕后，习近平用这两个理由，向政治老人讨要权力，坚持他应该获得当政的实权。既然习近平由江派推出，习的要求容易得到江派的同意，尽管很勉强；既然他以胡锦涛当政时遭江泽民架空为借口，自然也容易得到胡温的理解和同意，尽管也有些勉强。 偶然性或运气之三，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持久斗争、江派和团派的持久博弈，大大方便了出身太子党的习近平，让他得以有空子可钻、见缝插针，忽而联合团派打击江派，忽而联合江派打击团派，轮番重创江派和团派。无论江泽民和曾庆红、还是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些原本还拥有相当发言权的政治老人，都疏于对习近平的防范，不曾料到他会得寸进尺，更不曾料到他有谋求终身执政的野心，竟被习近平步步进逼、各个击破，逐渐沦于被动、最后竟遭软禁或变相软禁，终难再有作为。 权术方面，习近平用上斯大林的夺权手段，穷尽十年之功，安插自己的亲信人马占据权力要津，诸如中央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国安部、公安部等要害部们，先后落入其囊中。又悍然成立特勤局，类似明朝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由亲信王小洪执掌，专门监控和软禁政治老人。通过精心挑选、安排和轮换警卫、秘书、助理、司机、厨师、护士等人事手段，形成对政治老人和党内政敌的严密监视和控制。 权力成了气候之后，习近平又用上毛泽东和江青的信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悍然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为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铺平道路。更效法毛泽东，通过党媒即笔杆子，为自己安排每日见报的头版头条；同时借助王沪宁的张罗，展开大唱赞歌的“作文比赛”，每日胡吹乱捧、大树特树，毫无顾忌、也毫无廉耻地为自己大搞造神运动，人为制造个人崇拜，制造群体心理麻痹。 但，无论习近平何等地精于权术、勤于权斗、醉心权谋，前述那些偶然性因素和意外运气，都是习近平抢班夺权的前提条件和大背景。设若没有发生薄熙来事件，设若没有发生王立军夜奔美领馆的情节，设若没有薄熙来给王立军的一巴掌…… 如何能演绎出习近平一步步巩固权力、夺取权力、强行连任并迈向终身执政的后续剧情？如果说，今日习近平大权独揽源起薄熙来事件，毫不为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3年3月10日，习近平内定的人事通过走过场的“选举”落幕。但习家军加上收编的部分，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中共官场将会拉开新一轮博弈。这当中，鲜少受人关注的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势力，似乎已暗中布局。 习在准备毛当年的郭沫若一样的吹鼓手？ 3月10日公布的中共新一届人大副委员长名单中，出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今年65岁的铁凝，是继茅盾和巴金之后的第三个作协主席，正部资历超过16年，是两届（16届、17届）候补中央委员，3届（18届、19届、20届）中委。 按照惯例，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之中要有名党员女性兼任全国妇联主席，预料铁凝还将接替沈跃跃执掌妇联。 铁凝当上副国级，与大五毛、前四川省网路作协主席周小平最近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一样，能让人真实感受中共官场的逆淘汰。 铁凝是继郭沫若之后又一名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作家，她在过去十多年，作品质量平平，但因在政治上向当权者靠拢获得高升，她时常被类比郭沫若。 铁凝本姓屈，出生于文艺家庭，在河北保定长大，早年曾下乡当过知青。16岁就写出小说，曾有“美女作家”之称。铁凝近年的“名著”大概是那本被中国评论家批为庸俗不堪的《大浴女》。 铁凝又被指是最懂政治的中国作家。1989年六四事件后，铁凝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武力镇压的省文联主席（当时是河北文联主席）。 铁凝仕途发迹于江泽民掌权时期，1996年10月，当选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同年底，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靠忠诚共产党，还不到50岁，更无重要文学成就和资历的铁凝，2006年11月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16年第三次当选作协主席，同期当上中国文联主席。2021年12月，第四次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同时连任中国文联主席。 曲学阿世、溜须拍马在中国文坛由来已久。铁凝的老前辈郭沫若，曾为斯大林发表祝寿作《我向你高呼万岁》，又曾为毛高唱赞歌《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文革期间在为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表忠时借机朗诵一首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他可以先歌颂“四人帮”，然后“四人帮”倒台又痛批“四人帮”。郭曾是第一、二、三届文联主席，第四届当选后不久病死。 铁凝也一样。在2009年10月13日的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致词中，由于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场，作协主席铁凝全然忽视国际礼仪，先肉麻称呼“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后称呼作为东道主的“尊敬的默克尔总理”。 铁凝把持多年的文联、作协，恐怕是社会主义国家独一无二的怪异产物，它基本上是个官办机构，一切围著统治者服务，作家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创作自由。作协的权力结构，本来处处参照“前苏联”，在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历次机构改革中却从未改制，至今仍是正部级单位。作为“群众性团体组织”之一，和党、政机关一样都是由国家财政包干供养。 铁凝曾在重庆接受薄熙来的耳提面命。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运动时期，2010年铁凝带著作协一帮人赴重庆开会，获薄会见、谈合作，为薄造势宣传。官媒报导，当时处于大旱灾区的重庆灾情十分明显，而作协的作家们却在享受总统套房、奥迪车接送的高级别待遇。作家阎延文写博怒斥作协：“一席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网友则说，“代表薄书记奖励你五毛”。 作家阎延文曾揭露中国作协对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费：作为群团组织，中国作协主席、副主席享受部级、副部级待遇，一任命即配备奥迪等高档专车、司机、秘书、天价福利房，还有保姆费……同比国家部委领导，其待遇水准甚至更高。中国作协主席之下，则是一系列享受财政拨款的各级别官员，厅局级、处级、副处级……全国各省市作协、文联养活的公务员，保守估计在万人以上，国家每年花费的财政拨款高达数十亿元。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作协掌握著金额巨大的文学公募基金——中华文学基金会。这家国家支持的公募基金由铁凝亲任会长。 一句话，中国文艺界在党的控制下，已经很烂。在党国“圈养”中上位的高官，无非就是领袖的吹鼓手，铁凝上位副国级，堪比郭沫若，令人猜疑中共最高层是否有回归文革时期的真实用意。 历经三朝铁凝归于习 幕后彭丽媛权势受瞩 铁凝仕途发展经过中共江、胡、习“三朝”，但终归于习。 薄熙来已倒台多时，但铁凝还有一重优势，她与习近平夫妇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她在保定地区文联刊物《花山》当编辑时，去过正定县，与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结识。铁凝身兼中国文联主席，算起来还是文联副主席彭丽媛的领导。彭丽媛在2011年11月始任文联副主席，之后连续两届连任。 2021年12月14日，中共全国文联和作协在北京一起开代表大会。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一同亮相。作家铁凝继续担任中国文联主席，彭丽媛则续任副主席。彭丽媛当天身穿军装，坐在主席台下。央视在拍摄时，特意给了彭丽媛一个特写。 虽说铁凝是彭丽媛的领导，但因为彭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夫人，真实的地位是颠倒过来的，她往往在文联这个单位中比较超脱。比如2017年11月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有关中共十九大的座谈会，身兼文联副主席的彭丽媛只是提交书面发言。 前任妇联主席沈跃跃被认为是团派人物，曾是胡锦涛的人事大总管。而铁凝的情况有点像“三朝国师”王沪宁，最早是靠江泽民发迹，后来经过胡锦涛时期，再到现在归到习近平夫妇这边，当然，看起来更像是和彭丽媛更亲近。 彭丽媛是军中女高音歌唱家，文职将军（少将），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原有总政歌舞团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音协副主席等一大串头衔。 2012年5月彭丽媛升任军队艺术学院院长（后更名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习近平上台后，彭丽媛开始“卸”下一些闲职，近年还兼有一大堆兼职公益头衔，如世卫组织的“结核病和爱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等等。不过，因为彭丽媛在徐州铁链女事件不作为，海外曾发起联署取消其“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身份。 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公布的2017年度“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中，彭丽媛位列51。 彭丽媛在中共党内的势力范围，大概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文艺界，二是军队中，她在军中多年，早年人较温和低调，据说口碑不错，许多将军还是愿意听她号令的。 第三个势力是在老乡当中。彭丽媛是山东郓城人，这与官场“山东帮”也能联系起来。祖籍山东郓城的现任政治局委员、新疆书记马兴瑞，是军工系官员，获习近平重用后，一直就传与彭丽媛关系密切。 有“变色龙”之称的现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祖籍山东昌乐，原是江派人马，许多人认为他是表忠习近平上位，但他疑也走了夫人路线。 2021年10月26日，天津音乐学院和美国茱莉亚学院合作设立天津茱莉亚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举行校园落成典礼。彭丽媛致贺信说，这是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新平台。 随后，李鸿忠主政的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分别于11月举办了“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做好天津对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讨会”和“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做好天津对美工作座谈会”，称彭丽媛的贺信为“新形势下”开展对美国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这是首次有官方称颂“彭丽媛精神”，也只有李鸿忠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再者，两届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也是山东人，未当常委之前，时常陪习近平夫妇出访。其他山东籍高层还有政治局委员、北京书记尹力，中央委员中则有西藏书记王君正、河北省长王正谱、安徽书记韩俊、浙江省长王浩、湖北省长王忠林、贵州省长李炳军、江苏书记信长星、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书记孟凡利等地方大员。 军队的中央委员中，上将徐忠波、董军，中将徐西盛都是山东籍。 中共内斗到最后 习或只信夫人？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吴国光今年初曾列出习近平亲信中的四个关键派系，包括跟习近平共事过的福建、浙江和上海官员，以及习家族关系深厚的陕西官员，另外五个派系则有军方和工业部门官员、跟清华大学有关的官员、跟中央党校有关的成员，跟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有明显关系的官员以及安全部门的官员。他认为在未来五年，习家军各派会争相拉拔自己的人马，习之下的新派系会迅速崛起。 笔者更早在2022年10月就在《上报》发表题为“二十大习家军铺满政治局，福建帮或成大赢家”一文列出，习家军基本可分为陕甘宁帮、浙江帮、福建帮、新上海帮、党校帮，11月文章又增加清华帮。 习家军各帮中的头面人马，目前已在各个地盘布局。当中还有许多属于谁给饭吃就听命于谁的技术官僚。现在中共的官员不需要奉献精神，只要忠于主子，为了共同保住这个黑帮集团利益而狼狈为奸。他们内斗内行，一定会在自己帮派狗咬狗。 习近平集权之势，正比肩建政的毛泽东，但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也逃不过让夫人江青参与政治的怪圈。独裁者走到最后，老朽来临，可能谁都不信，只能靠夫人上阵。 从彭丽媛一贯的低调看，与江青显然大不同，但时势所迫，一旦后习时代朝政出乱子，未来彭丽媛是否走上江青老路，成为内斗幕后要角，外界还在观望。当然，彭丽媛本来还可作为一个贤内助，亲贤能，远小人，小者可展“国母”风范，为草民发声，大者可扭转习的左转，推动埋葬一党专制。这其实也是扭转习面临的危机，也就避免了日后全家的身家性命之危。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在中共宣布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谈的同时，国际刑事法院第二预审厅周五（3月17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拘捕令，要求他必须对其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承担责任。这个通缉令我们可以视作是对习近平访俄的一个警告。 国际法庭对普京发出通缉令，是自2001年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逮捕以来最重要的起诉，表明国际法庭任何人，不管地位有多高哪怕是一国和大国的总统，只要发起战争，犯下屠杀平民罪都会被起诉，都要接受审判，都不可能逃脱司法正义。一年来的俄乌战争，因俄国的入侵使乌克兰遭受严重的战争创伤，与大量的平民死亡，以及大量的乌克兰儿童被绑架到俄罗斯进行洗脑教育。普京作为战争直接发起人应该承担责任与惩罚。 有消息说这一次习近平到访俄罗斯，习普要举行两个人一对一的会面，然后才是代表团的会面。这次习近平到俄不是去谈中乌和平的12条，那不过是一个晃子，而是为虎作伥，递刀子，真正地与俄结盟。虽然以前中共说过中俄关系不是盟友胜过盟友，但二十大后大权独揽的习近平已经不满足于这样一种感性的说辞，而是要真正结盟把两国关系从法律意义上固化下来，彻底亮明对俄的支持。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呢？理由只有一个，如果中国现在不支持俄罗斯，一当俄罗斯侵乌失败，普京被押上国际法庭，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会更加孤立，更让习忧虑的是由着俄罗斯的失败与普京的倒台，可能会造成中国的政治危机，习也可能步普京的后尘。因此，救普京就是救自己。而如果因着中国的出手，俄罗斯得救，那么俄中大哥小弟的角色可能会倒转。当年毛与苏争的就是老大哥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中共梦寐以求的。 中共除与俄争老大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以老大哥的身份联俄，联朝，联伊击败美国与西方称霸世界，把中国的一党专政作为秩序规则推向世界，把中国的政治生活方式作为全人类的方式。对此习近平是信心满满的，特别是在二十大稳稳独揽了大权，无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后，他认为称霸世界的时机已到。当然他也怕夜长梦多，错失时机，所以访问俄罗斯与普京的会谈提前到了本月20日。而国际法庭也赶在习近平访俄前发出对普京的通缉令。这样一来习近平会见的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总统，而是一个受国际法庭通辑的案犯。而任何一个与案犯结成的盟约都是非法的。与案犯结成同盟的习近平也会以协助案犯罪被起诉通缉。乌克兰总检察官Andriy说：“现在如果普京离开俄罗斯，他将被逮捕并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世界领导人在与他握手或与普京坐在谈判桌上之前要三思。这是向世界发出的另一个明确信号，即俄罗斯政权是犯罪政权” 签发逮捕令意味着可以在缔约《罗马规约》的国家境内逮捕俄罗斯总统。 习近平与案犯普京秘谈结盟，习有可能被当作协助犯受到通缉而被阻吓吗？相信以习的性格绝对不会，再说两国已正式宣布的访问怎么可能临阵掉链子，普京恼怒起来翻出中共的烂 账，习近平也是没好果子吃的。当然中国在此当下与俄正式结盟支持侵乌，下一个发出通缉令的就是习近平。习近平访俄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习称霸世界的正式起跑，也是对文明社会的正式宣战。一场由俄拉开战幕，由中国主导的世界大战已在逼近，到时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不可能置身于外。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蒋彦永，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生于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也是一位银行家。蒋彦永的堂兄蒋彦士曾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九零年代，蒋彦永访问台湾时，失散半个世纪的两人曾经有过一次会面。 一九四九年，蒋彦永考入燕京大学医学系。一九五二年，大学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解散，其医学系并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蒋彦永继续在协和医学院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代的青年普遍左倾，即便是燕京大学等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或协和医学院这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大学，其提供的教育由于缺乏一整套自由民主的观念秩序，无法让学生具备抵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追求“进步”的青年蒋彦永自然被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所吸引、说蛊惑。不过，燕京大学虽被中共拆解，其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对最后一批学生之一的蒋彦永产生深刻影响，他不是基督徒，但在行医生涯中一直践行这九个字。 一九五七年，蒋彦永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三零一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次年得以重返解放军总医院。一九八零年代以来，他出任解放军总医院外科部主任、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中华医学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他擅长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的作风赢得“清廉医生”之美誉。他在医学研究领域亦有卓越贡献，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四十多篇论文及《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原发性腹膜后肿瘤外科学》等专著。 二零零三年春，中国爆发萨斯（SARS／非典）疫情，四月三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认为卫生部长是在公然说谎，根据自己了解的几所军医院的情况，疫情根本没有得到控制，染病人数还在迅速增加。他认为已到了时不我待的关口——四月中旬，会有大量中外游客来北京旅游，非常有可能染上萨斯病毒，并传播到全国及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我有责任将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次日晚上，他将自己知道的三所军医院收治萨斯染病者的情况写下来，分别给中央四台和凤凰卫视发去电邮，该电邮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 随后几天，蒋彦永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体获知。四月八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的记者采访了蒋彦永。记者建议蒋彦永可以不署名，但他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应该署名。”记者又问：“那样做的后果，你考虑了没有？”蒋彦永说：“我说的全是真实情况，有宪法保护我。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随即，西方若干主流媒体都报导了蒋彦永揭露的萨斯真相。 四月九日下午，蒋彦永给学生上课尚未结束，医院领导来找他谈话，警告他“作为一个军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是违背军队有关纪律的，今后不要再和国外媒体接触”。蒋彦永表示，原先不知有此规定，今后有事先会找院方谈。同时，他强调说：“你们看了张文康的讲话也一定觉得他是错的……我们国家过去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多了，希望你们今后也尽量能说真话。” 四月十一日，蒋彦永主动找到院领导，提出三点控制疫情的建议：一、鉴于北京市的地方和军队的传染病院均已收满，上面提出要各医院“就地消化”，这完全是违背传染病治疗原则的。因此，应尽快在北京组织改建一些医院，使之能接收萨斯病人。二、建议张文康引咎辞职，这样做有利于新的国务院领导能及时正确地去处理疫情。三、建议卫生部派人来与他一起核对萨斯病例的数字。 四月二十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萨斯病例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蒋彦永挺身而出成为吹哨人，挽救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让萨斯病毒的防控和病人的救治出现重大转折。同年八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该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其获奖的理由是：“勇于揭露萨斯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生命。”蒋彦永谦虚地表示，他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和公民理所应当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加以反对。对医生来说，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五十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当时，胡温刚刚执政，需要拉拢民意，也需要在国际社会营造开明形象，勉强默认了蒋彦永的吹哨之举，没有对其进一步打压。蒋彦永被人们视为说真话的英雄，获得普遍的尊敬与赞誉。有的人，一生只说这一次真话就够了，从此便在成绩单上躺平，但蒋彦永不满足于此。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初，他就给当局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一九九八年他又与诸多老共产党员一起联署了一封同一主题的信件，但都未得到回应。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通过毛泽东原秘书、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向当局转达了新的一封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信件。当局仍然置若罔闻，他便将其公之于众，当时他因为揭露萨斯真相而名满天下，这封信于是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这封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的信件，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建议，要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信中，他讲述了六月三日晚他赶到医院急诊室的见闻：“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十八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伤者中，有一个中弹的、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蒋彦永亲自参与抢救却未能抢救过来：“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蒋彦永还揭露了军队使用达姆弹（开花弹）射杀人民的真相：“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蒋彦永在信中还写道：“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十七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后来，蒋彦永与丁子霖夫妇等天安门母亲联系上，并结识了刘晓波、鲍彤等异议人士。他与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在霜刀雪剑的北京相濡以沫。他并利用自己医生的身份和人脉，帮这些被打压的友人联系医院检查身体、看病及安排住院床位，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然而，这封信件的公布，终于惹恼了中共当局。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蒋彦永和妻子华仲尉在从住所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的途中被当局带走，华仲尉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本人于七月十九日被释放，据说是被强制“上学习班”。此后，他一直被军方和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处在半软禁状态。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他重获行动自由，但被以非法方式告知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二零零五年七月，他准备与太太前往美国加州探望女儿蒋瑞时被禁止出境。他想去香港旅行也不被允许。他曾提出解除与解放军总医院的所有关系、退出解放军部队亦未获准许。 蒋彦永所受之监控，我曾亲身体验。二零零五年夏，我应邀到蒋医生家做客，正与蒋医生在客厅中聊天时，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告诉我，医院保卫处说要上门拜访，一定是因为我们的会面惊动了他们。他让我躲进他的卧室，然后对登门的不速之客说，他家中并无记者来访。访客离去后，仍蹲守在他家楼下。蒋医生的“对敌”经验丰富，遂安排我到他的邻居家暂避，几个小时后，他的邻居全家出门散步，他便让我混在其中，正好邻居家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就让我将孩子抱在怀中，一起说说笑笑地出门，这才蒙混过关。这一幕，于我而言，宛如间谍电影中的场景。 二零一五年三月，蒋彦永突破封锁，接受香港有线新闻采访，揭露解放军在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内腐败的“冰山一角”。他披露说，由总后勤部掌控的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蒋彦永写信给习近平，再次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习近平的反应比胡温更加残暴：下令升级对蒋彦永的监控，蒋彦永出门看病也遭到军警拦阻。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甚至遭到军警的粗暴推搡，老人“斥责解放军违反宪法”。经过交涉，他才住进自己服务一生的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蒋彦永的好友、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据蒋彦永的妻子透露，蒋彦永在医院被严加看管，不准外人前往探视。 二零二零年，一场规模和危害远超当年萨斯的中国武汉肺炎在中国和全球蔓延。中国民众担忧当局是否再次隐瞒疫情，网路上热传一篇当年《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蒋彦永的文章——当时，当局允许《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蒋彦永，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传达蒋彦永并未受到迫害的信号。虽是官媒却有一定市场化色彩、属于“南方报系”的《南方人物周刊》，是少数敢于“打擦边球”的媒体，后来经过多次整肃，再也不能发表类似的文章了。这篇文章在发表前遭到新闻检查官的删改，但大致可以展现出蒋彦永的面貌和风骨。这篇访问，让很多民众追问：“李文亮已死，蒋彦永何在？”人们通过传播这篇文章来怀念蒋彦永这位当年在萨斯肆虐期间对外揭露真实疫情、坚持讲真话的军医，这篇文章却频频遭到网管以“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为由删除。在中国武汉肺炎病毒流行的三年多里，蒋彦永一直遭受更为严密的非法软禁，至今无法对外发声，只是偶尔流传出几张与友人章诒和、浦志强等人餐叙的照片。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十三时，蒋彦永医生在北京因病去世。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电影《妈的多重宇宙》在奥斯卡大放异彩，并且再从最佳女主角杨紫琼、最佳男配角关继威身上，延伸出许多关于“亚洲”演员的话题。历来各界对奥斯卡提名、审议和颁奖有褒有贬，但因本届获奖的亚洲演员，于电影之外似乎更具戏剧张力，在许多观众眼里，奥斯卡自身的好好坏坏，于是也就成了其次。 杨紫琼的致词感言提到一句：“女士们，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已经错过你的黄金期，永不言弃！”站在电影盛会最高殿堂说这句话，正是击中长期以来由男性主导的好莱坞娱乐业痛处。《富比世》（FORBES）曾做过统计，好莱坞女演员每赚一美元，男演员可以赚得24.8美元，2018年美国电影圈前100名收入演员，女性竟只占14位。直到#MeToo运动掀起，再把好莱坞性别歧视恶习全摊开来。 只是杨紫琼的话，不仅适用于好莱坞，几乎是许多行业的缩影，因此她登高一呼，自然被视为是对所有女性的正面鼓励。这是有些人对本届奥斯卡娱乐性之外的感动之一。 至于关继威，他成长于越战时期，所以他在得奖时说：“我的旅程是从船上开始的…我在难民营待了一年，不知怎的，我最终登上了好莱坞最大的舞台。他们说这样的故事只发生在电影里。我不敢相信这会发生在我身上。这就是美国梦！”若说杨紫琼不只鼓舞了影视圈内的女性，关继威则同样为所有正在追寻美国梦者提供了一个模范，他的人生起伏，一样可以被投射在美国之外不同的国家。这是杨、关获奖让人感动之二。 小人物追逐梦想，打破性别、族裔的歧视，进而反转（重塑）自己的命运，观众或许要有一点“慧根”，才能从《妈的多重宇宙》悟道，若直接看杨紫琼、关继威，确实就直截了当多了，而人性上总是喜欢看到这样的故事，或反思这样的故事，近来奥斯卡便提供了许多类似视角（如2021年最佳导赵婷）。 杨紫琼和关继威获奖背后成因，不容否认，即一直以来，奥斯卡立足于多元文化的美国，不断接收到来自当地观众的呼吁，希望电影能更加反映自己的面孔（族裔）和所经历的现实，首先促成了好莱坞题材的多样性，继之，也连带让奥斯卡以纳入更大包容作为本身思想、文化的进化。 当杨紫琼把小金人从哈里贝瑞（颁奖人）手上接下，之后哈里贝瑞再主动转贴自己和杨紫琼，以及另一名影后洁西卡雀丝坦的合照，如此三个肤色的三位奥斯卡影后，确实非常吻合奥斯卡的“进步主义”，却也因为如此，奥斯卡屡被批评刻意顾及“政治正确”，反倒让自身沦为一场苍白、乏味的颁奖活动。美国人看待奥斯卡，甚至也从是否该反映族群的多样性，进入到是不是“太左”，是不是太“政治正确”，甚至太自我感觉良好。 而又有多少人之前因为《妈的多重宇宙》特效噱头，一度在影音串流平台下载观看，然后碍于它跳跃难懂的诡异节奏，看不到一半就放弃。直到本片荣获奥斯卡奖，才又“慕名”再看一次，同时还创造了戏院二次票房。但这也让奥斯卡再被检讨，它的颁奖典礼难道纯粹是一场娱乐宣传，好让大家注意到那些被忽略的电影。 总之，从奥斯卡切入，讨论好莱坞文化和美式风格，一如“妈的多重宇宙”，切面早已十分广泛，也像奥斯卡本身自许的多元性一样，无论褒贬都可如雪片般飞来。那么，当我们回过头去对照另一个“电影强国”──中国，我们又看到什么？ 首先，中国电影市场已连续两年超越美国称霸全球，中国电影局更已宣布将积极推动中国电影“十四五”计画。迄今，中国电影票房冠军，第一名是《长津湖》，第二名是《战狼2》，《满江红》紧追在后，无一不是爱国主义电影，岂止政治正确，其中浓郁的共产党僵固道德、价值观，使得愈是高票房的中国电影，愈存在为政治服务目的。一个以服从党规范原则而存在的电影业，纵有霸权，能有文化？ 当美国电影业早从满溢美国人拯救世界的一面，走向愈来愈多批评美国、反省美国的素材，中国电影还在“说好中国故事”，两方差异恐怕是超过了一个世纪。从这个角度看，杨紫琼和关继威手上那座奥斯卡小金人，今天摆在中国电影业面前，其实是巨大无比的。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舆论对中国“两会”的关注，大都还在人事安排及其权力意涵上，我却觉得这些在尚未宣布前其实就已经是过去式了。中共二十大之后看今年的“两会”，还能有点儿什么可看的吗？ 不能说没有。在中国政治中，开会本来就是说漂亮话的表演场合，这次“两会”不可能例外。会上，代表们的漂亮话说给习近平听，习近平也有漂亮话说给大家听。“高质量发展”，这是习近平一堆漂亮话的主题词；以中国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来推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则是这次“两会”上中共当局给未来划下的关键词。 新一轮机构重组，高光聚焦所谓“理顺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不仅重组科技部，而且还要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这是史上第一次。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国务院的整个新班子，具备高科技背景、特别是具备航天等军工科技背景的较为年轻的领导人特受重用。习近平本人参加人大代表团讨论，一席讲话的突出重点，就是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官方舆论强调“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核心”这个东西，本来是习近平才能当的那么一个专利，现在也“加冕”到“科技创新”的头上了，这确实是将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看来也确实是值得看一看的事儿。 这一系列说法和做法，可以说意义深远。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论呢，我看那就是要把共产党专制进一步和高水平的科学技术相结合，或者说是要打造高科技支撑的共产党专制。对内，既用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以增强共产党一党专政在民众中的认受性，又用科技手段来强化社会控制和内部专政，以进一步剥夺民众的权利；对外，则试图以科技上的所谓自立自强来降低对于当今世界第一号科技强国美国的依赖，增加与美国对立、竞争、斗争的资本，实现所谓的中华民族复兴。 问题是，几十年来，不正是中国和美国的友好、合作和交流，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吗？也可以说，没有美国的科技创新对中国的帮助与贡献，中国今天可能仍然处在信息化之前的时代，哪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大、手机使用者数量最大的国家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否认中国民众和科技工作者们自身的努力在实现中国科技进步之中的作用，甚至也不表示要否认中国政府在实行对外开放、追赶国际科技发展上的正确做法。恰恰相反，我要说的就是：科技进步是人类智慧的成果，有一种制度安排是可以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一起共享这些成果的；但凡中国稍稍靠近这种制度，以中国民众的努力和中国科学家们的智慧，很快就可以分享这样的成果。 因此，疑问也是很大的：既然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科技的创新和进步，而科技的创新和进步在过去几十年中都是和美国及国际主流交好的成果，为什么现在却要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国际主流利益对立起来呢？为什么偏要为此舍弃从交流而得到的科技进步、改而如此大动干戈地追求所谓“自立自强”的科技呢？ 据说，追求科技“自立自强”，原因在于中国“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和外部遏制打压的严峻形势”。这个说法其实很荒唐。 首先，国际科技竞争实际上恰恰是人类技术进步的动力；有竞争也有交流，这是科学研究的常态，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其次，即使真有所谓“外部遏制打压”，那要问问为什么突然有了这种“遏制打压”？远的、多的都不说，单说信息技术革命以来这三十年的情形，如果一直都有这种“遏制打压”的话，中国人怎么能用得上智能手机？你说是因为美国看不得中国如今变强大，于是从过去的对华合作改而搞今天的打压中国。那么，难道美国人本来不明白中国分享信息技术就会变得强大起来？现在印度也正在变得强大起来，怎么美国人不接受教训而把印度也提前打压下去呢？ 这就要说回科技手段在中国的使用了：智能手机在自由社会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便利，但在中国却是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强化了政府对人们的监控。当然，中国的很多国民可能并不在乎被监控；即使不被监控，他们也谨小慎微，从来不敢对政府的所作所为甚至胡作非为吐露半个“不”字。但是，全世界大多数的人们是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的；他们看到中国政府利用人类的智慧成果即科技进步来变本加厉地剥夺民众的自由，也在中国政府所能干涉到的国际领域利用自己的国力、包括科技实力越来越多地破坏自由与法治，当然会担心中国继续强大下去终有一天也要剥夺全世界人民的自由。 于是，国际形势改变了。你把自己的复兴和别人的自由对立起来，人家怎么还会继续和你分享科技创新成果来助你复兴？这么高调地讲什么“科技自立自强”，我看其中充满了无奈。有个说法叫“重新发明车轮子”，讲的是无知和徒劳；人类早就发明了车轮，你偏要自立自强地去重新发明它。你说这是自作聪明的犯蠢呢，或者干脆就是无奈之举？中国“两会”强调的“科技自立自强”，走不走得通先不说，就算走通了，不就是“重新发明车轮子”的翻版吗？ （作者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李强以三票反对八票弃权当选国务院总理，中国进入“新习李”治国阶段。尽管木已成舟，很多人依然会追问，习近平为什么要强保李强做总理？毕竟去年上海的封城让李背上了一个沉重包袱，即便在专制体制下，也得考虑这个因素。 要解此“谜”，需站在独裁者的逻辑去思考。从独裁者的角度看，如果因上海封城造成的严重后果不选李强做副手，看似顺应了民意，但也恰恰说明清零政策是错的，不然，为什么不保他呢？故为显示疫情应对是正确的，至少必须让李强在二十大入常。要他做总理，则可能考虑了其他因素，如在习的亲信中，李的经济才干或许比其他人强。习无疑知道其党内同僚特别是政治对手会抓住李强这个污点反对他做总理。 为总理人选，李克强同习爆发冲突？ 根据知情者的新近爆料，在中共二十大前，围绕总理人选，习和李克强曾发生过一场激烈冲突，后者保举胡春华接任总理，遭习否决。 此事难以求证。不过，在我看来，它很好解释了随后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安排，以及团派在政治局的彻底出局。习虽然不打算安排胡做总理，但本来可能要给他在常委里留一席，不管是想向团派示好，或者安抚团派，又或仅仅作为一个点缀。人们看到，二十大前各种版本的常委人选猜想，胡几乎都在名单内，说明这基本是一个共识。 《华尔街日报》猜中了六个，第七个空缺，从另一角度说明这个空缺的常委本来是胡的。然而，由于李克强力撑胡做总理，让习对李和胡起了疑心，认为李是要用胡在新的常委班子里牵制他。习当然不能容忍有人挑战他的人事安排，所以干脆不让胡入常。鉴于胡已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既做不了常委，也就不能保住这个位子。习最后把他打发到政协做一个副主席，保留其副国级待遇，可能是考虑胡还年轻，直接让他退休影响不好。但政治局就只有24人，不像前几届是25人。 如果这个说法为真——基于上面的分析，我认为它的真实性很强——李克强在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阶段，也算博了一把。过去十年，李给人的印象比较软弱，碰到习这样的主，硬不起来。这两人从一搭台就存在竞争关系，因为总书记本来没习什么份，而是预备给李的，但由于中共元老想把红色江山传给红二代，而习又伪装很听话，让元老以为可以拿捏他，于是幸运地成为总书记。可这也就决定了他对李很不放心，警惕李是否会觊觎自己的位子。头三年，习没有自己的班底，那时的党政领导层，除了少数关键职位是其亲信，多数还是胡锦涛时期的人马，而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更和李契合，所以习在表面上对李保持一种礼让姿态，其时中国舆论也以“习李体制”相称，甚至还有“李克强经济学”的叫法，说明外界是看好李的。 可外界和元老都低估了习，在权谋和手腕上，习是大师，李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也许年少的遭遇以及在梁家河那种艰苦环境下的七年知青岁月，让习领悟到权力的重要，他上台伊始拼命抓权，仅仅三年，迫使高层接受他成为核心。胡做了十年总书记，都未能让同僚举荐为核心，江的核心是由邓封的，而习自封核心，不能不赞叹他权谋的厉害。习核心崛起，李就边缘化，“习李体制”不能再叫了，此后七年，一直被习压制着。好不容易熬到去年，由于疫情引发民众对习的不满，去年年中，李似乎有机会改善其边缘化处境，海外习的反对者也一度臆想着“习下李上”，为其摇旗呐喊，但李缺乏杀伐决断之气，或者在评估后认为还不具备条件，不敢响应外界呼声，公开和习叫板。尽管如此，萌生阻止李强上台，扶持胡春华做总理的念头，则完全是有可能的。 李倾力扶胡动机，不仅仅因为后者是团派瞩意的习之后的中共接班人，也可能是出于他对党国前途命运的忧虑，李是党国官僚体制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应该对党有感情，不想二十大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习的班子和体制，又折腾什么幺蛾子出来，让党国和习一起陪葬。将胡安排在总理位子上，虽然不可能抵抗习，但多少会对习有些约束，是他能够尽到的最大努力。而习对疫情清零的一意孤行所导致的后果，使李认为这是个狙击李强，撑胡上位的机会。可如此一来，客观上形同挑战习的权力，因为挑选什么人做总理，习认为这是他这个总书记的绝对权力，岂容别人做主。李克强的这一做法一定会引起习的强烈猜忌，乃至怀疑以李为首的团派是否在背后搞事，让二十大不能按他的部署进行。二人在总理人选的较量以李败下阵来结束，这当然也几乎是注定的。 习和李克强的恩恩怨怨现已过去，轮到李强登场了。这个“新习李”关系呈现何种面貌，是否像他们表面上那么“融洽”，很大程度上将塑造中共未来至少五年的高层政治走向。 可以肯定，李强和习之间，虽然不像李克强和习一样存在竞争的关系，但也不会有后者的某种程度的“平等”。原因在于，习李二人是平辈，资历相似，另外，李克强的总理职位不来自习，因此尽管习专权，但在形式上不太可能对李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还是会保持形式上的尊重。 而习和李强的关系不同，后者是习的后辈，不单在官僚体系上是习的下属，某种意义上也是师徒关系，同时还类同私人企业的老板与副手，故他们在形式上就会保持一种不平等。换言之，李强今天的地位完全仰赖习，其总理合法性来自习，未来的政治行情也取决习，可以说，他完全是弱势和被动的一方，没有资格和能力对习说“不”，两会前媒体透露的在结束清零的问题上他敢对习抗命的信息，肯定是不准确的。 习虽放心李强但也用丁薛祥牵制他 李强是习的“自家人”，使用起来自然会很放心，很有可能习会把经济这摊全部交给李去打理，自己做甩手掌柜，主抓党务、国防和外交等，从而李有更大的空间在不违背习的旨意下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像李克强被限制手脚，无法施展能力。但是习也不会无保留地信任李强，独裁者除了家人，或许还有贴心心腹，是不会完全信任一个外人的，哪怕这个人是其亲信，有时连前二者也不信任，只信自己的判断。因为独裁者骨子里认为人性是坏的，从而不可靠，要时刻提防有人背后干坏事，甚至看中或僭夺其权杖。 外界可从新一届国务院的组成人员隐隐看出某种端倪。本届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全是习的亲信。其中第一、第二副总理丁薛祥和何立峰是习的左右手，习无论外访还是国内视察，这二人必随同。丁是习过去十年的大管家，何近几年取代刘鹤成为习的首席经济智囊。虽然李强在浙江时也曾是习的大秘，但论亲密程度，未必是习最信赖的。即便习安排他俩进国务院没有牵制李的意思，站在李的角度，都是习家军的核心成员，不好差遣，会有很大顾忌。尤其是丁，过去完全没有主政过地方，到中央也是负责党务和安全。从中办转任国务院系统的，以前也有，温家宝也做过几年的中办主任，在成为副总理前同样没有主政地方的经验，但温在中办主任兼书记处的5年任上，负责农业和农村工作，担任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是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副手，温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和农业工作，也就不让人感到突然，而丁完全跨行，进入一个此前他完全不熟悉的经济领域，或许只有一个合理解释，即习要栽培他五年后接替李成为总理，所以要在国务院先历练五年。丁有年龄优势，五年后65岁，而李是68岁。 故而不排除习只安排李强一个总理任期的可能。在专制体制下，君臣二人间任何亲密无间的关系，能否经受长久考验，都是个未知数。尤其对于老二，很难长时间维系对老大的忠诚，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历史，给人们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事例。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人大代表不投反对和弃权票是自愿还是不敢？》正文的第一句就是“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进入‘选’”程序之后，习近平不出预料地被宣布‘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之所以说是“不出预料”，是因为同样的“零反对”已经在五年前发生过了。 自习近平中共党魁的第二任开始之前，他即从二零一七年初开始接连是“全票当选”了十九大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和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然后又是“全票当选”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当选”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 不过，如今这一次的“零反对”更恶劣，正如矢板明夫日前在脸书贴文指出，习近平这一次是破坏了“只能连任国家主席一次”的党内规矩、强行修改了宪法以后，才谋得连任。要知道，五年前的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虽然也是“零反对“，但在通过以将”坚持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核心内容的习式宪法修正案时，毕竟还是出现了两张反对票和三张弃权票。在不是”零反对”的前提下，中共官方报道当然不会对外宣布非赞成票的具体数字，但好在在场的外媒或者港台记者还是被允许把会场上的选票统计结果招牌拍照并对外发布的。 矢板明夫先生认为， 习近平在人事任命上，只提拔自己的亲信。只要不是自己派系的，统统打入冷宫。在国家治理方面，也是乏善可陈。强制淸零政策严重破坏了老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外交上四面树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变成了过街老鼠。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习近平有不满很正常。如果说2952名人大代表都打从心里支持习近平连任，是难以让人相信的。很多代表是出于内心的恐惧不得不投下赞成票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谁敢投弃权票，一定会被查出，到时候等着他的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 笔者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五年前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对习近平的“修宪”表达不满的那几个人大代表已经遭到习近平的政治整肃，但正应了那句“要想人莫知，除非已莫为”的那句老话，相信每一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心里都十分明白所谓的“无记名”投票，也就是不在自己填写过的那张选票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根本不可能保证当局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的人。 矢板明夫先生还在他的脸书贴文里说：三月十日的“选举”结果，表面上看来是习近平一统江湖、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挑战者和反对者了，但实际上，只是把矛盾内部化、深层化了。二十年前的第十届人大会议上，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时，曾出现98张反对票、122张弃权票。那一次投票，和昨天的结果比起来，要“正常”得多。 确实，当时江泽民在连任两届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届满的前提下，仍要谋求继任国家军委主席，因此而获得的反对和弃权票数就比他此前五年连任第二届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时所获得的反对和弃权票数要高。 二十年前的三月十九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曾刊登林保华先生的文章《两会选举：江泽民成了丑角和票房毒药》。这里的“两会”指的是二十年前的三月份召开的中共第十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 该文章说：“主席”的选举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选国家主席、副主席，胡锦涛在2944张投票数中，获2937票赞成，4张反对票，3张票弃权，得票率达99.8％，超过江泽民两任国家主席的得票率。被视为江泽民心腹的曾庆红，在国家副主席选举中，获2578赞成票，177票反对，190票弃权，得票率87%，比当年李鹏出任委员长的得票率还要少。第二阶段是选举国家军委主席，2946 人领取选票，江泽民得票数 2726 张，反对票98，弃权票122，得票之低出乎观察家的意外。 在另选中，有2票选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1票则要他降级担任副主席，会场上立刻传出窃笑声。但是选胡锦涛担任军委主席的有36人，大大打破以往另选人的得票数，说明对江泽民抢走胡锦涛的军委主席职务，有相当的反对意见，如果允许“非组织活动”，江泽民可能落选…… 其实，除了如上林保华先生所说的那一次，事实上，中共政权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在人大和党代会上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形式之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的“零反对”只是从五年前的习近平开始的。在他之前的胡锦涛，以及在胡锦涛之前的江泽民、赵紫阳、胡耀邦，以及与他们同时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好，国家层面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国务院的一把手也好，均都在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的选举过程中获得过或多或少的反对或者弃权票。 即使是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份召开的十三大开始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形式以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但从那一届及此后的历届党代会的投票过程因为是高度对外保密，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共对外报道大会选举结果的回避态度，判断出无论是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还是日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是像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的习近平一样，“全票当选”。 笔者粗略查对了一下，在习近平被宣布“全票当选”十九大代表的二零一七年之前，在中共官方媒体中出现的“全票当选”字样，是十八大召开之前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当选十八大代表的相关新闻中，说的是二零一二年六月份，中央直属机关票选十八大代表，在中直机关选出的一百零八名代表中，令计划全票当选。 另外，在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胡锦涛和周永康分别在江苏和新疆“全票当选”十八大代表、而相关报道中的温家宝在天津当选、李长春在四川当选、习近平在上海当选以及李克强在山东当选的新闻内容中，均未强调得票情况，仅用“当选”二字说明之。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政治“小阳春”时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导致了江泽民主导的对全党全国的政治大清查之后，无论是中共党代会的代表还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及全国政协的委员们，在行使他们的投票和选举权时，政治顾忌也比三十年多年后的今天小得多。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乔石以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被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出任该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日参加投票的代表数为二千九百二十一名,有效票为二千九百十一八票,乔石得票数为二千八百五十票,距满票差六十八票。次日下午,在投票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时,唯一候选人李鹏得反对票和弃权票共计三百三十张。另外，投票反对李铁映出任国务委员的人数达七百二十二人,加上弃权票达八百五十九张。 当时这一事件经过被在现场采访的香港媒体报道之后，此前八九“六四”镇压亡命海外,长期从事中国大陆宪政改革研究的严家其先生曾非常乐观地认为:八届人大选举过程中李鹏大量丢失选票的事实已经证明,“在现有体制下,全国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橡皮图章’成为真正的‘议会’”。 严家其先生当时认为:为了使全国人大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符合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可以作以下几个步骤的改革: 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 第二步,改革提名制度。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生产,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大决定任命,但宪法未规定具体制度。每一次全国人大都有权来决定这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在八届人大上,国家最高领导人“实行等额选举”,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差额为七人,就是这次人大自己决定的办法。以后的全国人大当然也可以通过新的“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例如,把差额选举范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到“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提名程序也可以公开化、制度化,如规定若干名全国人大代表可联合提出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 严家其先生的设想还有第三步、第四步。而当时从乔石接掌全国人大之后的某些作为来看,严家其先生设想的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似乎同乔石不谋而合。而严先生设想的第二步中的关键内容,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一项,当时已经在基层开始试点，甚至已经在乔石的家乡浙江省人大选举中得到落实。 自三十年前的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后,中国大陆省级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接连过出现数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决方式否定中央组织部“建议”人选的“失控”现象,始作俑者便是乔石家乡浙江省的人大代表们。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杭州开幕。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按照惯例派出数名官员前往坐镇,自然也带去了由中组部排定,并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一份省人大、省政府及省政协“‘建议’候选人名单”。同样按照惯例,这份名单同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供给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领导换届名单一样,是早在一九九二年决定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选时就已经钦定好的。所以,当时给浙江省的名单上确定的正省长候选人葛洪升自然是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 按照当时中共中央钦定的浙江省政府换届“候选人名单”,正省长是等额选举,即只提出一名候选人,而副省长则是差额选举,即候选人比应选出副省长人数多两名。但在正式选举开始后,突然有十名代表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所以,应该增加正省长的候选人名额。接着,这十名代表即将副省长候选人中的万学远推出作省长候选人。 据介绍,这位万学远本是上海的青年团干部出身,一九八八年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本来也是中组部准备重用的干部人选之一。但是,由于本人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自他当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虽然已经先后有四个副市长因调任或因病免职,可官运仍然还没有轮到他头上。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突然通知万氏出任浙江省副省长,他立刻明白这实际上是让他去充当中共标榜“社会主义民主”的替死鬼。 原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每次安排省级领导换届选举候选人名单前,都要玩这样一套把戏,即把一两名本来无意提拔的干部突然提升,然后把他们安排进差额选举的副省级候选人名单中,为中组部希望当选的其他人垫底。 万学远既然心里明白这套把戏,所以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乖乖地接受了调令,到了浙江后,根本就没有正式上任,只是静等着省人大召开大会时让人大代表们把他当猴耍。而当时的浙江省人大代表们为了发泄对中共高层历来对地方人事安排,从来不尊重地方人大的强烈不满,所以很可能是明明知道中共高层本来连万学远当选副省长都不情愿,所以就故意投他当正省长的票。选票统计下来后,万学远得票数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据报道,选举结果统计出来后,中共浙江省委一时傻眼,紧急电告中共高层,得到中南海的认可之后,才下令将选举结果向已经等得心焦的全体代表公布。结果,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把万学远吓得喏喏连声,不知该做何反应是好。 这是中共政权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后，第一次发生由中央“建议”的省长候选人落选，同时由人大代表自发动议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事件。在当时的中共政坛引起很大的震动。详细的经过及后续的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