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2026 年 8 月 8 日
一个多月前北京之春资深撰稿人毕汝谐先生来稿，透露国内来鸿刘亚洲将被重判死缓，现被可方媒体证实了。 刘被指涉嫌以基金会、协会等名义聚敛巨额财富，涉严重经济贪腐问题。这是中共的老套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处理。无庸讳言，中共官员贪污人人有份，刘亚洲也不例外。但刘亚洲判死刑是贪污问题吗？自然不是，以贪污论处刘这么大的一个官，贪一亿多算什么事，一个村干部都把他比下去了。刘被判是政治问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内所没有过的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细化起来是军事政治。作为国防大学的政委，是集军事与政治一身的职务。 据透露让习近平震怒的最主要原因是刘亚洲的一篇文章：《金门战役检讨》作为研究军事的中国空军上将，应该说是中共军事研究的最高权威，研究中共内战中最后一场战役“金门战役”自是他应有的研究项目，特别是中共已对和平统一台湾不抱希望，武攻台湾的时间表几乎跃然于纸之际，这篇军事研究文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语的。这本来是给习近平武攻台湾一个最好的军事参考，但他的研究结果恰恰给习近平统一中国，解放台湾劈头盖脸地泼了一盆冷水，逆了龙鳞，自然龙颜大怒。 当年老蒋退守台湾，在飞机上视察金门，他对属下说金门象什么，没等回答他就说金门两头大中间细，象一根死人骨头。看到这根骨头老蒋松了一口气，他知道此地乃共军的坟场，台湾无虞了。果真，在新中国成立第24天的10月24日，解放军二十八军下属三个团共九千余人渡海进攻金门，登陆后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后援不继全军覆没。刘将军从军队轻敌到作战能力，以及金门易守难攻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得出：台湾是放大的金门，金门是缩小的台湾，二十八军是缩小的我军，金门之战是一面镜子，可以正衣冠，可以论得失。他又说：今天台军也非昔日的蒋军，台湾亦非金门，更何况天险横亘，台海作战将比金门艰难万倍。他又分析了台湾的地理与台军的防守，并纵观国际形势指出：现在防守台湾的非仅台湾一国，是美国，日本与整个国际社会。而美国已经有了对台防守的预案，其中有：让中国完成二十万人以上的登陆，再突然介入夺回制空、制海权并封锁台湾海峡。联手台军围歼失去弹药与补给的中国军队。这个方案可以给中国极大的政治打击，相当程度地震撼和摧毁留在大陆的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我们看到这个预案实际上就是金门战役的再现。 时下的中国政治，刘将军的对金门战役的检讨与对攻台的评估是不合时宜的，是大长敌人的威风，大灭自己的志气。在中国无论是将领还是小粉红来说，打台湾不过是小菜一碟， 72小时拿下毫无悬念，有些甚至说朝发夕至，总之台湾对他们来说是垂手可得。中国将领张召忠在作客电视节目中夸口，我们打台湾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们的力量打下台湾已没有什么问题，富富有余。金灿荣教授则说我们只要把台湾围起来，台湾就成为一个孤岛，台湾就得投降。而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及一些民众也配合这种认知，说我们根本无法战胜共军，除出投降别无它途。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就说过，“如果中共攻台，首战即终战”。现在是军事专家、教授，小粉红加台湾的一些人在攻打台湾问题是同样的认知。这就非常的可怕了。为此刘将军语重心长地说：“真诚希望中国人少说空话大话、多一点实实在在，并认真做到“知己知彼”，同时更多怀揣一颗善良之心，真正将台湾人民、香港人民认作是自己的骨肉同胞，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不是没有希望的。否则，兄弟反目，一定会亲者痛、仇者快，结局必将愧对全体中华民族及子孙后代！”在和平时期，一个好的将军最高境界不是打仗而是不打仗，是保卫和平，维护和平。特别是涉及到同文同种同胞之间的战争，绝不轻言开战。刘将军上述讲话可以说已经到了这样的高度。 刘亚洲在中共将领中是一个难得的儒将，是少有的能够纵观国际军事格局，了解现代战争性质的军事人才，他的许多论断都被印证了，特别是俄乌战争反映出来的战况与目前国际社会对台的军事联盟。安倍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精细到家。但他不幸碰上了一个胸无点墨，愚蠢自以为是的领导人，一个一心要以武统台湾来实现春秋大梦的习近平，以及一批在他身边酒囊饭袋，无耻之徒，把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习近平吹捧为有着科学判断的军事思想家。有这样一位山大王，这样一批弄臣，刘亚洲今天的结果可以说乃是意料之中。刘亚洲因忠告而被判死刑，刘之后不复再有劝戒习近平放弃攻台之人，而习攻台失败是可以肯定的，但有多少共军，国军，大陆民众，台湾民众都将成为无辜的牺牲者，“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难道是中华民族一个过不去的宿命？在内战结束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又放到了我们的面前。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胡石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江西南昌郊区的武溪公社。其父亲是公社书记，一九五九年大饥荒时患肝病去世，母亲艰难拉扯大五个孩子。他刚上中学，便赶上江西推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运动”，所有中学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此后，他被分配到江西汽车厂当了八年工人。 一九七九年，胡石根通过自学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悲痛欲绝。胡石根从小就是孩子头，常常惹祸，母亲知道他容易闯祸，再加上离家远，她不放心，又是读中文系，文科容易惹祸上身，所以忧心忡忡。儿子离家北上那天，母亲连门也没出，扶著门框流泪。多年后，胡石根感叹说：“我自一九七九年来北京，这三十多年大多时间是在牢里度过的，看来当初母亲对于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预感的。我的母亲在一九九九年去世，我被关押在北京二监，家里人向狱方申请我参加葬礼，没有获准。家人就一直瞒著我，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在探监时，说露了嘴，我才知道，回去痛哭一场。” 胡石根考上北大中文系时已二十五岁，比大部分同学年长，老成持重，专注学业。一位同学以笔名“橡溪”发表了一篇题为<隔壁宿舍的胡石根与胡春华>的文章，生动地写道：“每天晚上熄灯前洗漱时，都会在水房相遇，不时聊天打趣。胡石根身材矮壮，很注意锻炼肌肉健美，宿舍熄灯后，就带著同样矮壮的同屋，小他八岁的胡春华同学，及赵清治等，在尚有灯光的楼道里，举哑铃、杠铃，再进水房，把洗脸盆灌满冰凉的北京地下水自来水，兜头浇下，发出野兽般的吼叫，无论冬夏，四季如此。” 一九八六年，胡石根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任教于北京语言学院。一九八九年学运期间，在“四二六”大游行之前，他就在语言学院学生楼前发表演讲。后来学生绝食，他又组织教工签名、游行。部队戒严后，还组织学校师生在五道口附近彻夜堵截军车。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骑自行车到木樨地桥下，亲眼目睹军队屠杀抗议民众。随后，他回到学校，为被杀害的学生举办追悼会，在大雨中发表演讲：“当权者已经举起屠刀，向我们大开杀戒……”结果被潜伏的特务录了音。六四后，他被追责，被停职反省及行政记过处分。 在被审查期间，胡石根被要求不得离开学校大门，在研究所的图书室里看了一年多书。他接触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组党活动。他也反省“六四”的经历，觉得“六四”的失败，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民主政党来领导这场运动，所以必须要成立一个民主政党，就著手做组党的事情。他刚开始做时就有一种牺牲奉献的念头，“觉得自己这一条命是捡回来的，戒严部队没开枪打死我，这条命留下来就是为了跟他们干了”。他后来强调说：“中国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中国需要的，是每个中国公民都拿出点良知和勇气来，拿出点公民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来，都能够‘从我做起’积极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大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必定大有可为！” 在中共一党专制的中国，成立反对政党或组织，是最危险的事情。胡石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首先发现北京语言学院有一个印刷工人，叫王国齐，此人也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深度参与者。于是，他约王谈了组党的事，王欣然同意。在北京，还有一些人也在考虑组党，包括熊焱、刘京生、陈卫、康玉春等人，刘贤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后也参与了一些讨论。 一九九一年初，胡石根说服熊焱、陈卫、刘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陈青林等人，请他们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而康玉春、安宁、陆智刚、王佩忠等人随后成立了“中华民主进步同盟”。年底，他又同刘京生、王国齐、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中国自由工会”。 为了纪念“六四”三周年，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给国家机关寄送公开信，有人去街头刷宣传标语，陈卫还冒险到北大三角地贴传单。他们做事情时非常谨慎，张贴标语时带上手套，不留下指纹；去一些楼房贴传单时，还要换鞋，避免留下鞋印。 一九九一年底，一位姓温的北京大学生，“六四”参与者，坐了一年牢出来，得直肠癌去世了。胡石根等人在西直门的人民医院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公开聚集，悼念逝者。外电报导，这是“六四”镇压之后北京活动人士举行的一次公开抗议。一九九二年四月底，他们又组织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实际上是一次公开的示威活动，还有十多位外国记者随同。 他们在丰台东高地开了一个卤鸭店，前院卖卤鸭，后院除了做卤鸭，还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机。那台机器当时要花几万块，非常很贵，他们用来印刷反共传单。在“六四”三周年前夕，他们策划用航模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找来专家帮忙，投入十几万经费。然而，航模还未做好，就被人告密。五月二十五日，警察来到卤鸭店，掀开帘子一眼就看见速印机。但警察当时并未动手，而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卤鸭店老板想把速印机藏起来，殊不知早就被警察盯住，就看他们往哪里藏。二十七日，他们打电话告诉胡石根：“东西藏在某处了。”胡问：“你们还没走啊？情况很危急，我们赶紧通知人，什么也不要干了，快快躲起来再说。” 五月二十七日晚，胡石根到宣武区西便门附近跟高玉祥见面，发现有人跟踪，赶紧分手。多年后，他回忆被国安人员秘密绑架的场景：“我骑自行车从天宁寺桥往北走，穿过南礼士路，刚到儿童医院后门，有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从后面撞过来，冲我喊：‘哥们，问你点事。’咣当一声，连人带车把我撞倒在地，紧接著，两辆吉普车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车上下来很多警察，其中还有女警察，手里拿著电棍。他们不由分说，用黑头套把我的头蒙住，我大喊‘强盗！土匪！’，他们不顾我的抗议，强行把我塞进吉普车，衬衣还挂了一个口子。上车之后，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手铐铐得很紧，我要求他们放松点，一位说‘好嘞满足你的要求’，哢哢紧上两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说什么了。” 然后，胡石根被送到丰台大红门南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他在那里从五月二十七日一直被关押到六月十日，之后就转到秦城监狱。后来他才知道，这次抓捕，把他们整个组织的成员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广州、新疆、成都、内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 胡石根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三个多月，又转到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关了三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被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开庭审判，前者判刑十三年，后者判刑十年，两罪合并执行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是中国有期徒刑中最长的刑期。可见，中共对组建反对党最为忌惮，一定要处以最重的刑罚。胡石根在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八年获得两次减刑，服刑十六年三个月之后，于二零零八年八月底被释放。 胡石根后来告诉朋友，他在狱中遭到频繁的殴打和虐待。但每年六月四日，他都会以绝食纪念死难者。回顾漫长的牢狱生涯，他说：“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监狱。但监狱是社会的缩影，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监狱。我在监狱十六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当年鲁迅所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监狱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坐的。当然，也许是最有意思的。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监狱里度过的十六年零三个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练作用。因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觉得没有坐过牢的人不是完人，既然要成为一个完人嘛，应该坐牢去试试。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开初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过去我还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产党定的法律，他们自己总是应该遵守的吧；共产党的监狱，总还是要讲点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后，我立马发现，这些个想法都太天真了。我们很多搞民主维权的朋友，可能都对专制的邪恶，缺乏足够的估计。只有亲身体验到，才会发现：要跟专制周旋，必须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灵活更坚定。监狱是一个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块好钢，你就能磨砺出一把无比锋利的钢刀。”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他的妻子坚持了十多年，还是在他出狱前离婚了。女儿也不理解他，在他出狱后不愿见面，尽管就在咫尺之遥的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于是，胡石根被迫装作陌生人，到学校里远远地偷看女儿。此一场景，痛心疾首。 胡石根出狱后的中国，与十六年前他入狱时的中国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且不说当年与他同屋的小兄弟胡春华成了副国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与他同时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的本科、硕士同班同学崔希亮，在他坐监狱这二十来年，已从他的讲师同事爬到北京语言大学校长的位置。有老同学希望崔看在当年的情份上，好歹帮帮师兄，崔回信说，根本不认识胡某人。有其他同学传来话说，当年胡石根一被捕，语言学院就把他从单位开除了，“他是犯了中央大案的钦犯，谁也帮不上他，只能发配到北京街道里监管”。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胡石根由北京家庭教会领袖袁相忱及其二儿子袁福声牧师施洗成为基督徒。他在一个家庭教会聚会并带领团契，并成为教会的长老。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胡石根因参加“六四”二十五周年研讨会，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同年六月五日被取保候审一年。 二零一五年，在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的全国性围捕中（“七零九”案），胡石根再次被捕。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周世锋、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国等四人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八月三日上午，天津市二中院判决胡石根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年的“反革命罪”的变种），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据新华社报导，胡石根利用“非法”教会组织“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八月五日晚，央视《焦点访谈》以嘲讽的标题<“推墙”推倒了自己>报导胡石根案。节目一开始，就是胡石根在法庭上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的镜头，还详细介绍了胡石根所说的“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的“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以及“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的“建设未来国家的五大方案”。这些都是胡石根提出的“国家和平转型”的主要内容。胡石根在法庭上“认罪”说，他对于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指控完全接受，他就是想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 《纽约时报》报导说：“胡石根是多个未经政府批准的教会组织的长老。最近几年，习近平加强了对此类教会组织的监管，担心基督教可能被用来传播西方观念，打开他所说的‘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大门。……对外国人士的反复抨击，是一系列审判中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些审判与一项更广泛的行动密切相关，即政府加强对在华运作的境外实体的监控。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表示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势力正试图在国外煽动社会冲突，颠覆别国政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狱中的胡石根获得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第七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暨第十一届狱中作家奖。 “六四”之后三十多年，胡石根与大部分北大校友的人生道路背道而驰。他的大部分校友都是退休官员，喜好在同学群里大晒食不厌精，宽宅良车，谈天说地，得意洋洋，不忘感激当局恩德。身在海外的“橡溪”对此忍无可忍，说了一段话：“我隔壁的七九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胡石根同学，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就别扯什么制度自信了！别成天惦记他同屋另一个胡同学爬多大的官了。势利眼，跌北大出身的份儿！”马上有法律系同学以专家的口吻说，胡石根组织武装暴动，这种颠覆国家政权罪行，在任何国家都会被枪毙的，废除死刑的国家也会终身监禁，中国政府算判他轻了！群里附和点赞不绝。“橡溪”忍不住出言相讥：“一个老胡那样书呆子，可以把那么多世界第一的大国颠覆了，不是污蔑国家花那么多纳税人钱养的百万维稳队伍都是饭桶吗？”群里从未见半句对老同学胡石根的同情之声，反而有不少人告知，不要在群里讨论胡石根案，会引发网管注意，把这个五百人的北大群封号。“橡溪”回复：“微信大群被封号，应该谴责耍淫威的专制官僚，而不是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民众吧？”他感叹说，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处心积虑要把北大改造成党校，成为供其驱使的驯服工具。北大师生阿谀逢迎者，如过江之鲫。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胡石根刑满获释。他先后三次被捕，坐牢及被非法软禁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二十四年，时间之长，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犯中屈指可数，与南非的曼德拉坐牢二十七年接近。然而，胡石根在中国成不了曼德拉，因为中共极权专制的严酷程度远超当年半民主、半威权体制的南非。 央视嘲讽胡石根“‘推墙’推倒了自己”，并非事实。胡石根没有倒下，他的“推墙”的事业有后继者络绎不绝地跟上。没有人有资格嘲笑推石头上山的悲剧英雄西西弗斯，也没有人有资格嘲笑一生“推墙”、无怨无悔的胡石根。终有一天，高墙会倒下，自由会降临在这片土地上，而胡石根的努力与付出，必将被后人纪念和传颂。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准备参选下届总统，心意很明确，除了出书行销个人政治哲学，媒体也闻风他正在组建竞选团队，有别于稍早暧昧态度，他现在对选总统这件事已进入“不否认阶段”。民调上，他在共和党选民间的支持度仅有6%到7%左右，表现远不及川普所拥有的稳定三成铁票，却也不到让人完全放弃的地步。 只是，彭斯表现愈踌躇滿志，媒体就愈不看好他。若以候选人品质角度观察，彭斯各方条件其实都比川普优质。年纪方面，彭斯今年64岁，比77岁的川普年轻了13岁，因此没有“高龄总统”问题。其次，彭斯出身虔诚的天主教爱尔兰裔美国家庭，是六个兄弟姊妹之一，具备美国菁英底色，而他自己则在大学时期皈依基督教福音派，福音派在美国政界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尔后其政治力量走向，则更倾向靠拢共和党，照理说白人福音派共和党选民，应该更欢迎彭斯，而不是离两次婚，还牵扯多起性骚丑闻的川普才对。 另外，在担任川普副手期间，彭斯温和的形象于政坛上经常既不主攻也不助攻（很大原因是川普都自己上场了），和川普形成强烈对比，，但他在担任印第安纳州长任内，曾敢于推动减税、限制堕胎等等争议法案，也曾不惜得罪保守共和党员，大方接受了奥巴马政府对各州的医疗补助计画。 比起川普，彬彬有礼、进退有节的彭斯，或许更像是美式理想的政治人物，因而当地媒体也很好奇，一路以来，舆论却鲜少批评彭斯的为人，但他是怎么让自己走到近乎“无声”的一步。难道正是成也川普、败也川普？ 彭斯担任川普副手时，最明显特色就是无论任何情况，他都忠诚捍卫川普和其所推动的政策，在川普以其独有政治风格在国内外屡掀波澜之际，彭斯也都坚定不移站在川普身边，甚至还被冠上“奉承”的负面形容。直到川普竞选连任，发生国会大厦暴动，彭斯却突然强硬了起来，拒绝配合川普推翻2020大选结果，直让共和党选民气得扬言要“绞死彭斯”。 如此前恭后倨的转变，当然可以说是川普终究踩了彭斯底线，但却也暴露了彭斯为政上所谓的温和形象，可能很大程度是来自惯性妥协，除非要等到“国会大厦暴动”这等惊天动地的情况，才会让他有勇气做自己。 而原本就习于对政治人物抱持怀疑心态的美国社会，既看到彭斯选择和川普决裂，又对他事事屈从川普的一面记忆犹新，于是这就造成了川普支持者回头重新怀疑彭斯早期对川普的忠诚是装的，至于原本就不太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则认为彭斯早就不值得托付。结果就是，彭斯在共和党内两头空，对任何一类型的党内选民都失去了吸引力。 很明显地，彭斯一直都想让自己表现的体面，不得罪人，这或许让他可以避开某些政治风暴，但一方面，当福音派选民质疑川普私生活不检点时，彭斯却一再向选民保证川普人很好，不用担心那些行事上的枝微小节，接著，发生国会暴动案，彭斯再又选择不对川普言听计从，不过仍不改顾忌东、顾忌西的个性，对于川普，很多关键处都雷声大、雨点小，或是选择闪避问题核心，只做到点到为止，前前后后，感觉一直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尽管关于彭斯的评价多是诚实、良善，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作为政治人物，他的形象却愈来愈模糊。 彭斯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既担心得罪川普选民，又想让人家知道他和川普不一样，结果川普的支持者没有倒向他，还深化了“绞死彭斯”一群对他的仇视。川普铁粉认为彭斯背叛了他们，非川普支持者也受不了彭斯似乎还在替川普缓颊。因而，今天才有评论说，彭斯或许具备了参选总统的条件，但他已找不到自己的支持者在哪里。 “好好一个彭斯”为何民调始终没有起色，或许真的就是因为他掉进了“川普陷阱”，他没有让川普的乖张荒诞反衬出自己的稳健，反而暴露了个人妥协、误判的一面，“无害政客”本是彭斯的利基，但如果那是来自于瞻前顾后、不干脆的个性，无疑会直接浇熄支持者的热情，这让大家对彭斯或许没有恶感，却已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拥戴他。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人幸福感全球最高”的新闻，近几日在台湾、香港和大陆被广泛报导，令很多人（包括大陆人）大吃一惊。微博上绝大多数留言都表示不信，有人说自己“被幸福了”、“农民一个月收入才100元你跟我谈幸福”、“清明快到了，要骗鬼吗？”，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建议查一查是不是诈骗网站。” 这新闻源自益普索（Ipsos）最新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指中国人幸福感全球第一。翻查资料，益普索是全球第三大市场研究公司，总部设于巴黎，公信力似乎不弱。 它今年的报告显示32个国家中，73%成年人自认幸福，而幸福感最高的前十个国家依次为：中国（91%）、沙地阿拉伯（86%）、荷兰（85%）、印度、巴西、阿联酋、墨西哥、哥伦比亚、澳洲、智利。括号中的百分比，代表受访者中声称“非常幸福（very happy）”或“颇为幸福（rather happy）”的比例。 至于中共权贵（或其家人）和“爱国人士”最喜移民定居的美国，仅排第14位（76%）。宁愿离乡别井，做二等公民，也要由第一幸福的天堂，移民到第14位的没落国家，除了说中国人坚决要“输出幸福”之外，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 益普索的十大幸福国家榜，除了荷兰和澳洲，西方发达国家都惨被清零，台湾、香港更连受访的资格也没有；更令我好奇的，是出名幸福感满满的北欧国家，如芬兰、丹麦等，居然不在益普索调查之列，好比举办世界杯，却禁止巴西、阿根廷参赛，这种世界杯还有意义吗？ 讽刺的是，日前联合国也发表《2023世界幸福报告》，涵盖137个国家及地区，调查超过十万人，结果终于“复常”，头十位依次是：芬兰、丹麦、冰岛、以色列、荷兰、瑞典、挪威、瑞士、卢森堡及新西兰。至于益普索榜首的中国，只排第64位，而台湾和香港则分别排第27和第82位。 到底益普索是否诈骗集团呢？为了查明真相，我浪费了五分钟，翻阅它的报告“Ipsos Global Happiness 2023 Report”（注1），终于找到“中国最幸福”的特别原因。 益普索的报告披露，他们自2022年12月22日起，至2023年1月6日，网上访问了 32 个国家合共22,508名75岁以下的成年人，中国大陆受访的有1000人。换言之，这千人就是全中国十四亿同胞的“幸福代言人”。先撇开他们是否讲真心话，若是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尚有某程度的代表性，但事实不是这样。 魔鬼在细节。在报告的排行榜下，原来有一行细字写： The samples in Brazil, Chile, China, Colombia, India, Indonesia, Malaysia, Mexico, Peru, Saudi Arabia, Singapore, South Africa, Thailand, Turkey, and the UAE are more urban, more educated, and/or more affluent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译成中文就是：“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沙地阿拉伯、新加坡、南非、泰国、土耳其和阿联酋的样本，比普通人口更都市化、教育程度更高，及/或更富裕。” 至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益普索报告则表示他们所取的样本，仅代表75岁以下的普通成年人，而非特别高学历或富裕的一群。 换言之，这排行榜显示的结果，由始至终都是拿苹果和橙来比较——在中国受访的“千人幸福代表”，本就属于高人一等的精英阶级，没有月入百元的农民，也没有周街可见的韭菜、人矿和孔乙己。 对这群中国精英来说，幸福从来是唾手可得的，就算在今天中国失业率高企，经济风雨飘摇的时候，问他们对“国家经济状况 ”和“国家社会政治状况”的感受，这群幸福代表也表示满意，幸福感分别达78%和83%，更力压近年生意蒸蒸日上的新加坡（只有67%和71%）。 看到这里，你该知道益普索玩的民调把戏，就是中国人兵法老祖宗孙膑所用的伎俩，即“取君上驷与彼中驷”（用你最好的马，来跟对方中等的马来比赛）。明白了这玩法，就知道那排行榜不止得啖笑，更令人怀疑，它是否借民调为掩饰的另类大外宣？ 令我最失望的是，中国境外华语媒体，居然对这种“民调”照单全收，只报道那个严重误导的排名，而没公开益普索的具体调查方法，让某些傻人信以为真，也间接助攻了中共的认知作战。希望华语媒体，尤其是台湾的，今后能小心验证这类唱好中国的“国际民调”。至于益普索是否“诈骗”，就让大家自行判断吧。（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习近平想通过习普会传达的信息，不需要等会议结束，其实在中国提出和平12点之后，基本上可以猜出来。如果说多数媒体还在那里侈谈由于中国偏袒乌克兰，西方不接受中国提出的和平议案，认为中国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以及中俄会谈貌合神离之类，《华尔街日报》3月23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虽然是迟到的分析，但总算摸到脉了。 俄乌战争改变了中俄之间的地位 习近平这次访俄与普京会谈时说，“自我10年前首次对俄进行国事访问以来，中俄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互惠，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呈现更加全面、更加务实、更具战略性的特点。”这话并非虚谈，在2014年以前，中俄关系是中国热切，俄罗斯相对冷淡。这只要回顾历史就很清楚。 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外交语言都很冠冕堂皇，尤其是中国的官方宣传，扬俄抑美到了极致，但俄罗斯对中国仍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2006年之后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拥有能源优势的俄罗斯在中俄关系中占有主动地位，腰杆越来越硬，不断让中国吃瘪，如2007年以后俄罗斯不断驱逐中国移民，2011年就曾驱逐3000多人，同时坚决不允许在俄国大中城市里出现“中国城”。2012年7月16日，俄国边防巡逻艇向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开火，并抓捕36名中国船员，扣押渔船。中国政府隐忍应对，与对日本、韩国扣押中国渔船的反应有天壤之别。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俄罗斯甚至在能源方面都对中国采取相对歧视政策，要价高于日本及其他国家。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深知西方尤其是美国不会再回应俄罗斯的橄榄枝，尤其是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发生，俄罗斯彻底失去了乌克兰，普京深知这是美国欧亚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对中国态度开始升温，两国之间加强经济与政治联系。俄乌战争发生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开始后，俄罗斯势孤，必须求助于中国，从此中俄关系易位，变成俄罗斯有求于中国。习近平从2012年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谋求与俄罗斯形成的“背靠背”的同盟关系终于达成。 中俄经济呈互补关系 中俄两国经济成互补关系，尤其是俄罗斯能源被从欧洲市场排挤之后，这不仅是中国这个能源消耗大国的需要，更是俄罗斯国内经济的重要支柱。BP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俄罗斯的油气煤储量都居世界前列；在生产方面，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第六大产煤国。在出口方面，俄罗斯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第三大煤炭出口国——这些数据，势必使中国将俄罗斯当作能源安全持续性保障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全球占比超过26%，总体对外依赖度已经从2000年的5.71%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18.07%。其中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赖度分别在70%和40%以上。在21世纪初期，中国对于中东地区油气有较大依赖，但后来意识到该地区存在难以控制的军事和安全风险，这种高度不安全感让中国意识到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于是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源，目前中国已经形成海上、东北方向（指中俄油气管道）、西北方向（指中国-中亚油气管道）和西南方向（指中缅油气管道）四大能源战略通道，其中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地位日益重要。 俄乌战争发生后，德国等欧洲国家在美国压力下加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这一市场空缺立刻由中国填补。中国海关总署3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俄两国贸易额增长29.3%，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增长最快的是从俄罗斯向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3.4%，达1141.49亿美元。在3月21的会谈中，习近平表示，他可以向普京提供一条经济生命线——尽管这条生命线也会通过扩大中国对俄罗斯资源、能源和市场的准入而使中国成为受益者。 这1141.49亿美元对华出口，对俄罗斯相当重要，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2月15日发布最新《军事力量对比》报告，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到1978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2.6%；报道称，军事大国美国2022年的军费支出达到766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0.9%，占全球总军费之比为39%。中国军费开支2424亿美元，位居第二；俄罗斯以897亿美元位列第三。也就是说，中国从俄罗斯增加的进口，确实支持了俄罗斯的战争需要。 中国提出和平12点建议，意在南方国家不在西方 俄乌战争对于美国与北约来说，不赢就是输。理由如下：北约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美国军队一直是神话般的存在。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大约是48%左右，俄罗斯GDP总量占全球不到2%；在全球军费开支方面，2021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合计占全球军费开支的55%； 俄罗斯军费开支659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2万亿的3.3%。如果不能赢得这场战争，对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形成极大的冲击力。 但目前欧洲一半国家已经厌战，美国国内也面临各种矛盾。这种情况下，美国与北约确实希望能够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这“体面”就是俄罗斯必须认输，至少得将这次战争中夺走的四州归还。 习近平此时提出“俄乌和平建议”，时间点挑在在战争双方都感到疲劳之时。但因为建议主要是些原则性的建议，并不涉及具体的领土，因此西方认为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没有要求俄罗斯归还领土，是站在俄罗斯立场上说话，强烈表示不接受。西方朝野其实没明白，习近平这一和平建议不是希望美国（欧盟）接受。 对于中国来说，在此时提出这一和平建议，重要的是展现一种姿态，这姿态主要不是秀给西方国家看，而是给地球上的南方国家看，事到如今，就连美媒也认识到这场战争，美国并未赢得世界多数国家支持，3月19日，彭博社发表Max Hastings的署名文章，称“世界上85%的人口没有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南方国家不希望看到美国再次主宰地球，……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不受美国、俄罗斯或中国主导的多极世界中。”作者分析，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原因。 习近平提出这一和平建议，遭遇西方猛批，但为他在南方国家加了政治分。对北京来说还有一个利好消息，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将在下周正式访问北京，将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促成乌克兰和平谈判一事，这一举动，为北京将自己塑造为战争调停人的努力增分。考虑到西班牙将于7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这态度的重要性又多了一分。 如今，俄乌战争的结果未曾出来，但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已经彰显，那就是世界多极化已成定局，美欧的西方同盟之外，已经形成中俄一极，还有许多态度中立的国家选择不结盟。中国发出信号，认为自身已具备军事和经济实力，可以开始塑造一个更符合其利益的世界。 《华尔街日报》3月23日的文章分析算比较清醒：除了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这一介入中东动荡冲突的大胆尝试之外，习近平还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三项倡议虽然缺乏具体内容，但其释放的信号明确：那些警惕于美国霸权的国家和地区可以与中国做生意，还可以向中国寻求安全保证，从中国这里获得尊重。 美国必须重视中国近日的姿态与信号，仅仅表示轻蔑是远远不够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3月20日至22日造访俄罗斯，这个时间比多数观察家预测的要早。这也是习在连任国家主席开启第三任期后的首次出访。中国外交当局宣称习的访俄是一次“友谊之旅、和平之旅”。友谊之旅是针对中俄关系的，和平之旅则暗示习有斡旋俄乌冲突之意，尤其在北京对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死对头调停言和后，外界普遍怀有这种想象。 习访俄对两国关系及世界局势会带来哪些变化，要等他进入克里姆林宫同普京的会谈公开后才能作出准确评价。不过，外界不能把这次访问作为单纯的中国国家主席的一次外访去看待，需要将它置于从2月中旬王毅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到北京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发布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和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再到气球事件以及两会期间秦刚的首场记者会这样一个过程和背景，因为在这一个月左右时间，外界能明显感知北京的外交比之前更积极主动。 过去五年，如果说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围堵与打压，更多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回应和反击——虽然北京在反击时给世人一种“战狼”印象，但本质上属于防御；那么，从2月开始，北京不再只是被动反击，开始积极对全球多边主义和世界秩序建构论述并落实为行动。这个变化用官方学者的话说，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主动和进取”。 北京为与美决裂做好心理准备 北京所以有此种外交行为的转换，一个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发现和认为，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中国没有丝毫善意，假如只是美国打过来，中国才打回去，中国将永远处于下风。原因很简单，中国反击的手段和工具箱中的工具没有美国多，无法对美国造成同等打击；另外，全球话语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手上，北京的还手在美国的话语权下会被说成挑衅。故在北京看来，要摆脱这种处境，就不能随美起舞，按华盛顿设定的节奏走，而必须按自己的想法和节奏，不让华盛顿牵着鼻子，打乱它的部署。 为此，北京在两个方面作了改变：一是在思想和认识上不再对美抱有幻想，对中美关系的螺旋下坠和最后决裂做好了心理准备，从而，对华盛顿的反击态度比过去显得更坚定，不怕和美国升高冲突；二是在行动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主动抛出中国关于未来世界秩序构建的行动图景，并开始用中国的方式去推进这个目标，挑战美国的话语权和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让华盛顿难受。前者就是秦刚在记者会上说的“美国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办不到”的意思；后者表现为中国发布的立场文件和概念文件，以及撮合沙伊两国复交。 回头审视前不久中国外交的这一连串动作，显而易见，这是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任期开局之际的一次精心布局。习在二十大和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建立了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统治团队，基本打扫干净党内和国内的反对势力后，可以有更多时间处理国际事务，腾出手应对美国和西方的围堵和打压，以创造一个有利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习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的方式解决全球安全困境，塑造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全球秩序。他认为中国现在有力量这样做了，无需再遮掩，要公开亮出旗号，不怕和美国斗。 因此，北京先是派已晋身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前外交部长王毅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由于这是中国在疫情三年后首次派高官参加此类西方主导的会议，它知道会引起全球舆论关注，但这只能算暖身，接下来才进入主题；于是，北京精心挑选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时发布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12点主张，它清楚，中国要构建全球秩序，必须从当下的俄乌战争着眼，回应国际社会对这个战争的关切，在北京的12点主张中，重点是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这虽然不是北京首次提出，可以文件形式系统表达，效果会不同，北京的目的是通过乌克兰问题抢占国际话语和道德的制高点。紧接着，北京趁火打铁，又抛出全球安全倡议的概念文件。此倡议由习在2022年7月提出，作为中国的外交目标，但以前只是原则主张，没有具体内容，概念文件将全球安全倡议深化，试图为解决全球安全困境构建由中国主导的全球安全框架。可以说，这两份文件的发布，反映了习近平更大的野心。 沙伊复交凸显中国调解能力 尽管上述两份文件未引起太大国际反响——这其实也在北京的预料中，但北京明白，只有将它们落实为行动才能展现中国构建全球新秩序的实力，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解决国际棘手难题的兴趣。所以在两会期间，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宿敌突然在北京宣布达成重开大使馆的协议，对国际社会产生的震动可想而知，因为人们几乎认为它们不可能至少在未来几年能够握手言和，彼此的冤结太深，而现在北京居然把此事做成，由此对中国的调停能力不能小觑。 一国的调停能力根本上取决其国家实力。北京这一手连基辛格都不得不认可，将它和自己当年对中国的秘密外交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的重大改变相提并论，认为这事不但是中东战略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中国以“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改变了国际外交的职权范围，是中国朝着成为创建世界秩序参与者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基辛格对中国调停沙伊复交的评价或许有些夸大，但他看到了北京以一种不同于华盛顿的方式——即北京宣称的劝和促谈——促进了这个事情，表明中国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能力和做事方式开始得到地区大国的认可和承认。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全球大国，一个检验标准就是看它对地区热点争端，尤其是地区重要国家的争端是否能够调停成功。 沙伊和解意味中国已具备此种能力。当然，这事在国际社会的后续效应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但确实可以看作中国撬动了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的第一块砖头，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介入地区热点事务的期望，包括对俄乌危机的介入。比如，缅甸民地武装最近就呼吁中国调停缅甸内战。 习访俄展示调停俄乌冲突姿态 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重点应该还是放在经营两国关系，主要是面对美国对中俄的共同打压，如何协调双方立场，更好共同抗美，但试图影响莫斯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劝普京停火止战，也会是内容之一。在官方宣布习访俄前，秦刚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显然是要告知乌方习访俄一事，打消乌方的某些疑虑，也探听乌方对北京准备加大对俄乌危机的介入力度的看法。 北京深知，即使习亲自下场斡旋俄乌冲突，难度比调停沙伊矛盾要大得多。后者一个是美盟友，一个是美敌人，但沙特近年也有疏远美国之意，而中国在沙伊两国都有很深利益，虽然要撮合它们言和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而俄乌冲突不同，俄罗斯尽管遭到西方制裁，战场上也打得辛苦，可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未必愿意听从北京的停火建议，乌克兰更不可能，即使泽连斯基想停火，美国和北约也不会同意。所以习这次去莫斯科，更多可能还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一种愿意调停俄乌战争的姿态，而未必有具体的斡旋成果。 美国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中国的外交转向，过去华盛顿一直指责北京试图改变国际秩序，挑战美国主导权，现在北京真的在这么操作，以所谓劝和促谈的中国方式构建孤立美国的全球新秩序，尽管北京要实现这个目标会困难重重。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继去年10月连任总书记之后，今年3月，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并拒设接班人，迈向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在党内权力斗争获胜之后，习近平几乎马不停蹄，很快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习普会谈中，习近平多次强调自己连任，并预先祝愿普京赢得明年的总统选举。习的潜台词呼之欲出，含义有三： 其一，普京是唯一支持习近平连任的大国领袖，习权斗成功后，急切赶往俄罗斯，仿佛寻求某种权力册封，向国内宣传自己获得外国承认。其二，怂恿已经当权22年多的普京继续保持权位，反衬之下，自己才有长期当权的理由和底气。其三，在习普两人签订的协约中，出现关键条款：“协商举行公安部、内务部部长年度会晤，加强防范颜色革命。” 后面这一条，极可能涉及习近平和普京权位互保的秘密协议（双方多次闭门密谈，密谈时间远超正式会谈时间）。因为，在极权统治者看来，颜色革命就是颠覆制度、颠覆政权、尤其颠覆独裁者的革命，因而最为害怕。这项权位互保的协议条款，用途可能延伸到这样的程度：若因政变、兵变或民变等因素，习近平权位受到威胁或遭推翻，普京应该出兵拯救；同理，若普京权位受到威胁或遭推翻，习近平应该出兵拯救。 访俄期间，习近平反复宣扬“百年未有之变局”，并鼓励普京与他“共同推动这一变局“。联合声明用语直接反美、反西方，”宣示他内外称霸的野心：对内，图谋长期或终身霸占权力；对外，挑战美国领导地位，试图取而代之。 然而，习近平不会成功。在国内，就在两会宣布习近平“全票当选连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那几天，被中共网信办摆上微博热搜的这两条新闻，却无法显示评论，总计1500万条评论全都遭屏蔽；与此同时，“全票当选”、“2952”（宣布的得票数）、“袁世凯”、“二次袁”、“历史上的今天”等关键词，尽都成为禁搜词，最后，就连习近平三个字，也成为禁搜词。足见民心所背。国内无人支持他连任，实际上，全民反连任。这证明，习近平赢得了权力，却失去了民心。 在国外，习近平急不可耐地高举反美、反西方大旗，已经陷入空前的国际困境、招致广泛的国际孤立。他毫无顾忌地访问俄罗斯，并承诺与普京展开全面合作，“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至少犯下三重大忌：其一，普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习近平与侵略者为伍，道义上失陷。其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陷入战争泥潭，濒于失败。习近平把中国绑上俄国战车，乃是把中国推向火坑。其三，就在习近平访俄前夕，普京遭到国际法庭起诉并下达逮捕令，习近平与战犯并肩，相当于把自己置于从犯地位，实为不智。 急访俄罗斯，与普京临危结盟，习近平公开宣示他的内外称霸野心，但他不会成功。首先，他无法在国内成功，他的“中国梦”即帝王梦难以持久。不仅因为这种目标悖逆历史潮流，而且因为，从此之后，他的全部精力，将是维持他的权力。夺权难，维持权力更难。他释放的信号是，他将动用并依靠全部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来维持权力，还将无限依靠封网和禁搜词来维持权力，其胆战心惊和成本高昂的程度，可想而知。从此之后，习近平自己就是一个维持会长，成为维持他自己权位的维持会长。除此之外，他无法干正事。 习近平更无法在国外成功，他所谓“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兜售“中国模式”（建立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取代美国的国际图谋不可能实现。因为，习近平念念有词的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建立在习近平和王沪宁们对美国、西方和国际形势的误判之上，他们津津乐道的“美国衰落”、“东升西降”，已经成为他们无可救药的迷信。未来历史将证明，他们的这一迷信，是何等的主观和自以为是，同时又是何等的危险和引火自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李强在首次记者会上无中生有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人才红利”。中国“人口红利”没有了，经济前景暗淡，李强发明“人才红利”，对冲中共国丧失人口红利的负面印象。 世上有没有人才红利这个东西？这要去问经济学家了。不过在问人才红利之前，先要问中国有没有人才，中国的人才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科学理性精神，鸦片战争时八国联军船坚炮利打开中国之门，中国人只能对之以义和团的怪力乱神。 中国与现代文明接轨，起于清末的赴美留学幼童，这些人才学成归来，才有中国的现代工业﹑交通﹑金融﹑教育等新兴行业。中国的人才都不是自己培养出来的，都是从西方民主国家输入的。民国时期，大量专业人才留学归来，在中国贫瘠的土地上拓荒，世上如果有人才红利，那才是中国得享人才红利的时期。 中共统治中国后，朝拜马列主义，排斥西方文明，毛泽东以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结果拖垮了中国。文革中泛政治社会文化盛行，更将教育视为资本主义复辟工具，提倡“白券英雄”，以不读书为尚。 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基本空白，除了马列毛，没有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自然科学方面更自民国水平再倒退。直至邓小平初访美国，向卡特总统要求接纳五千中国留学生，得到美国政府首肯，自此以后，中国不断增加派赴西方民主国家的留学生，直至中美交恶前，每年留学美国的人数都有数十万之巨。 这些留洋学生学成归国后，填补了不同学科的空白，中国自此与现代文明缩窄了距离。因此，中国的人才不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是人家帮你培养起来的，李强有脸谈人才红利，有没有问一下自己，中国的人才是从哪里来的？ 对当代社会生活影响最巨的改变，没有一样是中国人创新发展起来的，电脑﹑应用程式﹑网络﹑社交平台，无一不是美国人发明再传到中国来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后，在欧美国家高科技公司工作，学得一招半式，带回中国来，就成了专家。有的人回国后任教大专院校，又再培养更多专业学生，如此一代复一代，中国人才的祖先，也都是西方来的。 没有改革开放对外派遣留学生，中国学术都只停留在民国年间的水平。如果有人才红利，改革开放是中国得享人才红利的第二个时期。李强谈人才红利，先要对美国说一声感谢。 此外，人类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如人工智能﹑量子电脑﹑生物科技﹑材料科学，所有的前沿学术成果，都在美欧日本发端，先有理论，后有应用，先有学术，再有教育，其中没有一样是在中国国土上诞生出来的。 中国人擅长偷呃拐骗，乐衷弯道超车，缺乏老老实实的科学精神。四十年来，中共国从美欧非法输入的科技成果，装点了中国科学的门面，但世上从没有偷呃拐骗可以开创科学成就的。中国基础科学薄弱，科研环境恶劣，投机取巧者多，埋头苦干者少，热衷于跟红顶白﹑现炒现卖，这样的体制能培养出什么人才，不问可知矣。 科学发展不能走精面，人才培养不能拔苗助长，需要整个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长年育成。人才生成的阳光是创新与竞争，空气是自由的思想与体制，中共全面向文革倒退，社会科学处处禁区，自然科学急功近利，这样的社会环境，窒息人才很容易，培养人才就难矣。 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互相观摩交流，彼此合作，各取所长，那也是科学创新不断前行的必要条件。自美中交恶以来，美欧对中国实施坚壁清野，尖端学科都拒绝中国留学生，提防仿冒与偷窃，再加上晶片禁运一剑封喉，中国的人才将停留在现有的水准之下。人家在往前走，中国在往后退，中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面对如此严酷的前景，李强的“人才红利”又从何说起？ 随著中美关系恶化，双方敌意日益加深，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李强的“人才”非但没有红利，最终连有没有人才都是疑问。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近期，台湾社会兴起一股“反战疑美”、“和中离美”、“大国等距”等等思潮，我把这些论述归纳为“台湾绥靖主义”；最近，四位教授发起了“反战连署”并举行记者会，提出反战声明四大诉求，引起各界的讨论与争议。 然而，综观全文，这份反战声明实际上是因果倒置、是非错乱的糟粕论述，一包以时髦的反战之名包裹而成的思想毒药；与其说是“反战”，不如说是“亡台”。 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逻辑”，它是用来推理的，用来论证从前提到结论是否正确。我就用“逻辑论证”来检视“反战声明”的荒诞性。 反战？反哪个战？ 首先，所谓“反战”是反哪个战？是反“俄乌之战”？是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战”？还是反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抵抗之战”？但无论是反哪一个战，都不是台湾人可以置喙的馀地。这场俄乌之战，应不应该反？怎么反？要由俄乌两国人民来决定。对于台湾人来说，街谈巷议可以，茶馀饭后也可以，但出来公开联署，大可不必！同样的，如果是反对“美中之战”，美中之间该不该打？也是由美中两国人民来决定，台湾人没有说话的馀地。 第二，如果是反对美国帮助台湾跟中共打战，这些教授们不是说“台湾不要当棋子”、“不要帮美国打代理战争，不要当炮灰”等等吗。那好，美国听你的，兵也不派，武器也不给，台湾自己打，不是说“台湾要自主”吗？请问台湾“单打中共”，挺得住吗？ 第三，如果挺不住，如果连台湾“单打中共”也要反战，那就只能选择“和平谈判”一途，试问，“一国两制”你接受吗？有没有人可以指出，除了“一国两制”之外还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如果没有，但又不接受“一国两制”，那中共会不会打台湾？至今为止，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中共一定不会打台湾？ 第四，如果对中共攻打台湾也要反战，也就是反对中共的“夺岛战争”，那就只能接受“一国两制”，也就是中华民国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也就是中华民国永久亡国！ 所以，依据以上的逻辑推理，这些教授们所主张的不是“反战论”，而是“亡国论”！ “反战声明”的第一个论述：乌克兰和平──要停战谈判不要冲突升温。 在国际政治上，所谓“停战谈判”主要有三种模式：对抗策略（contending strategy）、解决问题策略（problem-solving strategy）、退让策略（yielding strategy）。“对抗模式”是指谈判双方均认定具有足够的实力与筹码，可以压迫对方接受我方的条件而达成协议；“解决问题模式”是指任何一方（或第三方）提出谈判双方均相对满意的解决方案而达成协议；“退让模式”则是谈判之一方认为妥协对自己最有利，所以采取退让以达成协议。 先就“退让性谈判”来说，目前俄乌之战打到难分难解、寸土不让，请问有哪一方愿意以妥协退让的方式进行停战谈判？ 其次就“解决问题的谈判”来说，自俄乌开战以来，英、法、土耳其都进行过斡旋和调停，包括联合国也总共做出了4个决议，俄罗斯接受了吗？乌克兰同意吗？在此情况下，能否请这四位教授提出“解决方案”？以利于早日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 再其次就“对抗性策略”来说，俄罗斯说要把乌克兰从地图上抹掉，说乌克兰是“新纳粹”，乌克兰同意吗？乌克兰从开战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誓言要收复1991年，也就是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时的原始边界。2022年11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提出展开和平谈判的五大先决条件，包括俄罗斯必须“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尊重联合国宪章”、“赔偿战争造成的一切损失”、“惩罚每一个战犯”、“保证不再侵犯乌克兰”，请问俄罗斯接受了吗？换言之，俄乌双方均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与筹码，足以压迫对方接受我方的条件而达成和平协议。 在通过三种模式都无法达成和平谈判之下，所谓以停战谈判降低俄乌冲突的说法，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废话，一种“一斤五毛钱的理想主义”。 实际上，反战，只有在反对侵略者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以战争手段来排除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不能成为反战的对象。如果反战是反对被侵略者的抵抗之战，这叫做“助战”，也就是帮助侵略者发动侵略之战。 第二论述：停止美国军事主义与经济制裁； 什么叫“美国军事主义”？哪一个国家没有军队？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在维护秩序、保障和平？还是在侵略他国、占领他国的领土？俄罗斯自2022年2月24日，以20万大军踏进乌克兰领土，对乌克兰进行无差别攻击，对妇女、老人、医院、幼稚园进行狂轰滥炸，请问这是什么“主义”？中共口口声声说“坚决不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请问这是什么主义？对于同一件事，刻意使用两种标准来评价，这叫做“选择性认知偏误”。我相信发起联署的传播学者应该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所谓“停止美国军事主义与经济制裁”，这种论调就是一种拾国际反美运动之牙慧的“左派幼稚病”，一种“赶时髦的和平清高论”；另一方面，这种论调，谁都知道是在呼应中共所谓反对“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冷战思维”等等反美言论。请问，当中国说“台湾是中国内政的一部分”，请问这是不是长臂管辖？难道是热情拥抱吗？ 第三论述：国家预算用在民生社福与气候减缓而非投入战争军武 首先，一个国家不需要国防吗？没有国防可以保障民生社福吗？如果不是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我们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吗？我们当然希望国家预算都花在民生社福方面，如果可能给教授加薪也不错，但是没有国防预算，你的家人与家园可以获得保障吗？还是干脆投降，让人民解放军来保卫你们？ 至于所谓投入在“气候减缓”问题，国际环保组织已经提出报告，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已使得“欧洲最大粮仓”的乌克兰的土地遭受严重污染，百年都难以回复，请问这些教授们，怎么不去说服普丁减缓气候灾难呢？怎么不去劝告中共停止增加经费，减少碳排放，减少沙尘暴和雾霾，减少江河与湖泊的污染呢？ 第四论述：不要美中战争，台湾要自主并与大国维持友好等距关系 美中台不是数学习题，不是“等边三角形”，而是中共要“对抗美国、并吞台湾”，台湾在中共威胁之下处于弱势，拿什么去和人家等距？一方面说不要国防预算，一方面说要自主，是要拿民生社福来自主？拿台湾的健保制度或长照制度来自主？事实上，台湾寻求挺台友邦来协助台湾，才叫做真正的等距！ 所谓“与大国维持友好等距关系”，如果说日本主张“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跟日本去等距？如果说韩国说：“日本有事、韩国有事”，那台湾是不是也要去跟韩国等距？澳洲也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将与美国并肩作战，那台湾是不是也要去跟澳洲等距？ 什么叫“等距”？有一个精神科医师跳出来说“应该想办法跟中国大陆建立等量、同质的互动关系，让美台与中台之间的政治沟通与经贸往来，还有人民的生活交集达到等价的程度，这才叫大国等距”。 我在这里引用“结构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语言是一种意义的约定，展开于“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语词”与“语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当意义被约定之后，就会展开“语言行动”。例如一位男士送了一束玫瑰花（能指）给一位女士，传达爱情（所指）的语意，若女士接受，就形成了双方之间意义的约定，女士可能因此回答“那我们去结婚吧”（语言行动）。 然而，上述所谓“等量”、“同质”、“等价”等等，在结构语言学上叫做“空洞的能指”，指涉的是抽象、虚无的对象，完全没有可约定的意义，只是一种“自编的想像”。请问“等量”是两岸贸易额一样是吗？民主与专制怎么“同质”？“等价”是指人民币与台币和美金以1：1：1来兑换吗？ 所谓“等距”（equidistance theory）是美国二流学者所提出的二流理论。在台湾提出“等距论”，真实的目的就是要台湾“离美”，要台湾和大陆“亲近”，也就是“离美亲中”，以呼应中共“防止外力干涉台湾问题”的目的。 换言之，“等距论”其实就是一种“症状阅读”下的“台湾症状”，是以一种“想像的平衡感”来自我安慰，然后再用这种“平衡感”来掩饰“逃避、苟安、畏战”的心理。这种等距论具有很大的“大众心理感染力”，符合人性中“不选边”、“不负责”、“搭便车”等等政治冷漠和“释放道德压力”的作用，也就是符合一般大众“战争与我何干的小确幸主义”，一种贪图“岁月静好”的倾向。 反战论：就是一种亡国论 “反战论”对台湾的国家安全具有腐蚀、涣散和解除心理武装的恶劣影响。因为反战就是“反对台湾对中共侵略的抵抗”，疑美就是要“逼退美国对台湾的防卫”。其结果就是“箪食壶浆以迎共师”，让中共“不战而屈台之兵”，进而对台湾实行完全的吞并。 值此之际，台湾有识之士应对这些绥靖主义进行坚决的“扫毒”工作，要持久不懈的对“反战疑美论”进行理论斗争，要更加彻底、全面的对中共的侵台野心进行“揭谎”的工作，让台湾人民充分知悉中共谋台的阴谋与手法。换言之，必须结合“扫毒”与“揭谎”两大工作，才能坚定台湾“反侵略”的决心，保障台湾的安全与命运。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