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士中國裁員範圍擴大 銷售研發製造等部門受波及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中國人幸福感全球最高」的新聞，近幾日在台灣、香港和大陸被廣泛報導，令很多人（包括大陸人）大吃一驚。微博上絕大多數留言都表示不信，有人說自己「被幸福了」、「農民一個月收入才100元你跟我談幸福」、「清明快到了，要騙鬼嗎？」，甚至有人開玩笑說：「建議查一查是不是詐騙網站。」 這新聞源自益普索（Ipsos）最新發布的「全球幸福指數」調查報告，指中國人幸福感全球第一。翻查資料，益普索是全球第三大市場研究公司，總部設於巴黎，公信力似乎不弱。 它今年的報告顯示32個國家中，73%成年人自認幸福，而幸福感最高的前十個國家依次為：中國（91%）、沙烏地阿拉伯（86%）、荷蘭（85%）、印度、巴西、阿聯酋、墨西哥、哥倫比亞、澳洲、智利。括弧中的百分比，代表受訪者中聲稱「非常幸福（very happy）」或「頗為幸福（rather happy）」的比例。 至於中共權貴（或其家人）和「愛國人士」最喜移民定居的美國，僅排第14位（76%）。寧願離鄉別井，做二等公民，也要由第一幸福的天堂，移民到第14位的沒落國家，除了說中國人堅決要「輸出幸福」之外，我實在想不出別的原因。 益普索的十大幸福國家榜，除了荷蘭和澳洲，西方發達國家都慘被清零，台灣、香港更連受訪的資格也沒有；更令我好奇的，是出名幸福感滿滿的北歐國家，如芬蘭、丹麥等，居然不在益普索調查之列，好比舉辦世界盃，卻禁止巴西、阿根廷參賽，這種世界盃還有意義嗎？ 諷刺的是，日前聯合國也發表《2023世界幸福報告》，涵蓋137個國家及地區，調查超過十萬人，結果終於「復常」，頭十位依次是：芬蘭、丹麥、冰島、以色列、荷蘭、瑞典、挪威、瑞士、盧森堡及紐西蘭。至於益普索榜首的中國，只排第64位，而台灣和香港則分別排第27和第82位。 到底益普索是否詐騙集團呢？為了查明真相，我浪費了五分鐘，翻閱它的報告「Ipsos Global Happiness 2023 Report」（注1），終於找到「中國最幸福」的特別原因。 益普索的報告披露，他們自2022年12月22日起，至2023年1月6日，網上訪問了 32 個國家合共22,508名75歲以下的成年人，中國大陸受訪的有1000人。換言之，這千人就是全中國十四億同胞的「幸福代言人」。先撇開他們是否講真心話，若是隨機抽樣，調查結果尚有某程度的代表性，但事實不是這樣。 魔鬼在細節。在報告的排行榜下，原來有一行細字寫： The samples in Brazil, Chile, China, Colombia, India, Indonesia, Malaysia, Mexico, Peru, Saudi Arabia, Singapore, South Africa, Thailand, Turkey, and the UAE are more urban, more educated, and/or more affluent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譯成中文就是：「巴西、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南非、泰國、土耳其和阿聯酋的樣本，比普通人口更都市化、教育程度更高，及/或更富裕。」 至於其他歐美髮達國家，益普索報告則表示他們所取的樣本，僅代表75歲以下的普通成年人，而非特別高學歷或富裕的一群。 換言之，這排行榜顯示的結果，由始至終都是拿蘋果和橙來比較——在中國受訪的「千人幸福代表」，本就屬於高人一等的精英階級，沒有月入百元的農民，也沒有周街可見的韭菜、人礦和孔乙己。 對這群中國精英來說，幸福從來是唾手可得的，就算在今天中國失業率高企，經濟風雨飄搖的時候，問他們對「國家經濟狀況 」和「國家社會政治狀況」的感受，這群幸福代表也表示滿意，幸福感分別達78%和83%，更力壓近年生意蒸蒸日上的新加坡（只有67%和71%）。 看到這裡，你該知道益普索玩的民調把戲，就是中國人兵法老祖宗孫臏所用的伎倆，即「取君上駟與彼中駟」（用你最好的馬，來跟對方中等的馬來比賽）。明白了這玩法，就知道那排行榜不止得啖笑，更令人懷疑，它是否借民調為掩飾的另類大外宣？ 令我最失望的是，中國境外華語媒體，居然對這種「民調」照單全收，只報道那個嚴重誤導的排名，而沒公開益普索的具體調查方法，讓某些傻人信以為真，也間接助攻了中共的認知作戰。希望華語媒體，尤其是台灣的，今後能小心驗證這類唱好中國的「國際民調」。至於益普索是否「詐騙」，就讓大家自行判斷吧。（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習近平想通過習普會傳達的信息，不需要等會議結束，其實在中國提出和平12點之後，基本上可以猜出來。如果說多數媒體還在那裡侈談由於中國偏袒烏克蘭，西方不接受中國提出的和平議案，認為中國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以及中俄會談貌合神離之類，《華爾街日報》3月23日發表文章稱《中國開始扮演世界大國角色》，雖然是遲到的分析，但總算摸到脈了。 俄烏戰爭改變了中俄之間的地位 習近平這次訪俄與普京會談時說，「自我10年前首次對俄進行國事訪問以來，中俄雙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互惠，兩國關係歷久彌堅，呈現更加全面、更加務實、更具戰略性的特點。」這話並非虛談，在2014年以前，中俄關係是中國熱切，俄羅斯相對冷淡。這隻要回顧歷史就很清楚。 2001年7月，中俄簽訂《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雙方外交語言都很冠冕堂皇，尤其是中國的官方宣傳，揚俄抑美到了極致，但俄羅斯對中國仍然是該出手時就出手。2006年之後世界能源供應格局發生很大的變化，擁有能源優勢的俄羅斯在中俄關係中佔有主動地位，腰桿越來越硬，不斷讓中國吃癟，如2007年以後俄羅斯不斷驅逐中國移民，2011年就曾驅逐3000多人，同時堅決不允許在俄國大中城市裡出現「中國城」。2012年7月16日，俄國邊防巡邏艇向一艘涉嫌非法捕撈的中國漁船開火，並抓捕36名中國船員，扣押漁船。中國政府隱忍應對，與對日本、韓國扣押中國漁船的反應有天壤之別。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前，俄羅斯甚至在能源方面都對中國採取相對歧視政策，要價高於日本及其他國家。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後，俄羅斯深知西方尤其是美國不會再回應俄羅斯的橄欖枝，尤其是烏克蘭顏色革命的發生，俄羅斯徹底失去了烏克蘭，普京深知這是美國歐亞大戰略的重要一環，對中國態度開始升溫，兩國之間加強經濟與政治聯繫。俄烏戰爭發生後，西方對俄羅斯的全面經濟制裁開始後，俄羅斯勢孤，必須求助於中國，從此中俄關係易位，變成俄羅斯有求於中國。習近平從2012年當選中共總書記之後謀求與俄羅斯形成的「背靠背」的同盟關係終於達成。 中俄經濟呈互補關係 中俄兩國經濟成互補關係，尤其是俄羅斯能源被從歐洲市場排擠之後，這不僅是中國這個能源消耗大國的需要，更是俄羅斯國內經濟的重要支柱。BP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俄羅斯的油氣煤儲量都居世界前列；在生產方面，俄羅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第六大產煤國。在出口方面，俄羅斯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氣出口國、第二大石油出口國和第三大煤炭出口國——這些數據，勢必使中國將俄羅斯當作能源安全持續性保障的一個重要來源。 中國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全球佔比超過26%，總體對外依賴度已經從2000年的5.71%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18.07%。其中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依賴度分別在70%和40%以上。在21世紀初期，中國對於中東地區油氣有較大依賴，但後來意識到該地區存在難以控制的軍事和安全風險，這種高度不安全感讓中國意識到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於是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源，目前中國已經形成海上、東北方向（指中俄油氣管道）、西北方向（指中國-中亞油氣管道）和西南方向（指中緬油氣管道）四大能源戰略通道，其中俄羅斯的能源供應地位日益重要。 俄烏戰爭發生後，德國等歐洲國家在美國壓力下加速與俄羅斯能源脫鉤，這一市場空缺立刻由中國填補。中國海關總署3月1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俄兩國貿易額增長29.3%，達到創紀錄的1902.71億美元。增長最快的是從俄羅斯向中國的出口，增長了43.4%，達1141.49億美元。在3月21的會談中，習近平表示，他可以向普京提供一條經濟生命線——儘管這條生命線也會通過擴大中國對俄羅斯資源、能源和市場的准入而使中國成為受益者。 這1141.49億美元對華出口，對俄羅斯相當重要，據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2月15日發布最新《軍事力量對比》報告，2022年，全球軍費開支達到19786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2.6%；報道稱，軍事大國美國2022年的軍費支出達到7666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0.9%，佔全球總軍費之比為39%。中國軍費開支2424億美元，位居第二；俄羅斯以897億美元位列第三。也就是說，中國從俄羅斯增加的進口，確實支持了俄羅斯的戰爭需要。 中國提出和平12點建議，意在南方國家不在西方 俄烏戰爭對於美國與北約來說，不贏就是輸。理由如下：北約是世界最強大的軍事集團，美國軍隊一直是神話般的存在。成員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大約是48%左右，俄羅斯GDP總量佔全球不到2%；在全球軍費開支方面，2021年，美國及其北約盟國合計佔全球軍費開支的55%； 俄羅斯軍費開支659億美元，佔全球軍費總開支2萬億的3.3%。如果不能贏得這場戰爭，對於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將形成極大的衝擊力。 但目前歐洲一半國家已經厭戰，美國國內也面臨各種矛盾。這種情況下，美國與北約確實希望能夠體面地結束這場戰爭，這「體面」就是俄羅斯必須認輸，至少得將這次戰爭中奪走的四州歸還。 習近平此時提出「俄烏和平建議」，時間點挑在在戰爭雙方都感到疲勞之時。但因為建議主要是些原則性的建議，並不涉及具體的領土，因此西方認為中國沒有譴責俄羅斯，沒有要求俄羅斯歸還領土，是站在俄羅斯立場上說話，強烈表示不接受。西方朝野其實沒明白，習近平這一和平建議不是希望美國（歐盟）接受。 對於中國來說，在此時提出這一和平建議，重要的是展現一種姿態，這姿態主要不是秀給西方國家看，而是給地球上的南方國家看，事到如今，就連美媒也認識到這場戰爭，美國並未贏得世界多數國家支持，3月19日，彭博社發表Max Hastings的署名文章，稱「世界上85%的人口沒有參與對俄羅斯的制裁，南方國家不希望看到美國再次主宰地球，……這個星球上的大多數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不受美國、俄羅斯或中國主導的多極世界中。」作者分析，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國家不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原因。 習近平提出這一和平建議，遭遇西方猛批，但為他在南方國家加了政治分。對北京來說還有一個利好消息，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將在下周正式訪問北京，將討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試圖促成烏克蘭和平談判一事，這一舉動，為北京將自己塑造為戰爭調停人的努力增分。考慮到西班牙將於7月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這態度的重要性又多了一分。 如今，俄烏戰爭的結果未曾出來，但一個最明顯的後果已經彰顯，那就是世界多極化已成定局，美歐的西方同盟之外，已經形成中俄一極，還有許多態度中立的國家選擇不結盟。中國發出信號，認為自身已具備軍事和經濟實力，可以開始塑造一個更符合其利益的世界。 《華爾街日報》3月23日的文章分析算比較清醒：除了促成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恢復外交關係這一介入中東動蕩衝突的大膽嘗試之外，習近平還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這三項倡議雖然缺乏具體內容，但其釋放的信號明確：那些警惕於美國霸權的國家和地區可以與中國做生意，還可以向中國尋求安全保證，從中國這裡獲得尊重。 美國必須重視中國近日的姿態與信號，僅僅表示輕蔑是遠遠不夠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3月20日至22日造訪俄羅斯，這個時間比多數觀察家預測的要早。這也是習在連任國家主席開啟第三任期後的首次出訪。中國外交當局宣稱習的訪俄是一次「友誼之旅、和平之旅」。友誼之旅是針對中俄關係的，和平之旅則暗示習有斡旋俄烏衝突之意，尤其在北京對沙特和伊朗這兩個中東死對頭調停言和後，外界普遍懷有這種想像。 習訪俄對兩國關係及世界局勢會帶來哪些變化，要等他進入克里姆林宮同普京的會談公開後才能作出準確評價。不過，外界不能把這次訪問作為單純的中國國家主席的一次外訪去看待，需要將它置於從2月中旬王毅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到北京在俄烏戰爭一周年之際發布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和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再到氣球事件以及兩會期間秦剛的首場記者會這樣一個過程和背景，因為在這一個月左右時間，外界能明顯感知北京的外交比之前更積極主動。 過去五年，如果說中國對美國和西方的圍堵與打壓，更多採取的是一種被動的回應和反擊——雖然北京在反擊時給世人一種「戰狼」印象，但本質上屬於防禦；那麼，從2月開始，北京不再只是被動反擊，開始積極對全球多邊主義和世界秩序建構論述並落實為行動。這個變化用官方學者的話說，反映了中國外交的「主動和進取」。 北京為與美決裂做好心理準備 北京所以有此種外交行為的轉換，一個或許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發現和認為，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樣，對中國沒有絲毫善意，假如只是美國打過來，中國才打回去，中國將永遠處於下風。原因很簡單，中國反擊的手段和工具箱中的工具沒有美國多，無法對美國造成同等打擊；另外，全球話語權仍然掌握在美國手上，北京的還手在美國的話語權下會被說成挑釁。故在北京看來，要擺脫這種處境，就不能隨美起舞，按華盛頓設定的節奏走，而必須按自己的想法和節奏，不讓華盛頓牽著鼻子，打亂它的部署。 為此，北京在兩個方面作了改變：一是在思想和認識上不再對美抱有幻想，對中美關係的螺旋下墜和最後決裂做好了心理準備，從而，對華盛頓的反擊態度比過去顯得更堅定，不怕和美國升高衝突；二是在行動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主動拋出中國關於未來世界秩序構建的行動圖景，並開始用中國的方式去推進這個目標，挑戰美國的話語權和對世界秩序的主導權，讓華盛頓難受。前者就是秦剛在記者會上說的「美國要中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辦不到」的意思；後者表現為中國發布的立場文件和概念文件，以及撮合沙伊兩國復交。 回頭審視前不久中國外交的這一連串動作，顯而易見，這是習近平在他的第三任期開局之際的一次精心布局。習在二十大和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建立了一個完全聽命於他的統治團隊，基本打掃乾淨黨內和國內的反對勢力後，可以有更多時間處理國際事務，騰出手應對美國和西方的圍堵和打壓，以創造一個有利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對習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中國的方式解決全球安全困境，塑造一個符合中國利益的全球秩序。他認為中國現在有力量這樣做了，無需再遮掩，要公開亮出旗號，不怕和美國斗。 因此，北京先是派已晉身中共政治局委員的前外交部長王毅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由於這是中國在疫情三年後首次派高官參加此類西方主導的會議，它知道會引起全球輿論關注，但這隻能算暖身，接下來才進入主題；於是，北京精心挑選在俄烏戰爭一周年之時發布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提出12點主張，它清楚，中國要構建全球秩序，必須從當下的俄烏戰爭著眼，回應國際社會對這個戰爭的關切，在北京的12點主張中，重點是停火止戰，啟動和談。這雖然不是北京首次提出，可以文件形式系統表達，效果會不同，北京的目的是通過烏克蘭問題搶佔國際話語和道德的制高點。緊接著，北京趁火打鐵，又拋出全球安全倡議的概念文件。此倡議由習在2022年7月提出，作為中國的外交目標，但以前只是原則主張，沒有具體內容，概念文件將全球安全倡議深化，試圖為解決全球安全困境構建由中國主導的全球安全框架。可以說，這兩份文件的發布，反映了習近平更大的野心。 沙伊復交凸顯中國調解能力 儘管上述兩份文件未引起太大國際反響——這其實也在北京的預料中，但北京明白，只有將它們落實為行動才能展現中國構建全球新秩序的實力，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解決國際棘手難題的興趣。所以在兩會期間，沙特和伊朗這兩個中東宿敵突然在北京宣布達成重開大使館的協議，對國際社會產生的震動可想而知，因為人們幾乎認為它們不可能至少在未來幾年能夠握手言和，彼此的冤結太深，而現在北京居然把此事做成，由此對中國的調停能力不能小覷。 一國的調停能力根本上取決其國家實力。北京這一手連基辛格都不得不認可，將它和自己當年對中國的秘密外交對全球地緣政治產生的重大改變相提並論，認為這事不但是中東戰略格局的一個重大變化，而且中國以「和平締造者」的角色改變了國際外交的職權範圍，是中國朝著成為創建世界秩序參與者的目標邁出重要一步。 基辛格對中國調停沙伊復交的評價或許有些誇大，但他看到了北京以一種不同於華盛頓的方式——即北京宣稱的勸和促談——促進了這個事情，表明中國解決國際熱點問題的能力和做事方式開始得到地區大國的認可和承認。一個國家要真正成為全球大國，一個檢驗標準就是看它對地區熱點爭端，尤其是地區重要國家的爭端是否能夠調停成功。 沙伊和解意味中國已具備此種能力。當然，這事在國際社會的後續效應如何還需進一步觀察，但確實可以看作中國撬動了美國治下的國際秩序的第一塊磚頭，提升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介入地區熱點事務的期望，包括對俄烏危機的介入。比如，緬甸民地武裝最近就呼籲中國調停緬甸內戰。 習訪俄展示調停俄烏衝突姿態 習近平對俄羅斯的訪問，重點應該還是放在經營兩國關係，主要是面對美國對中俄的共同打壓，如何協調雙方立場，更好共同抗美，但試圖影響莫斯科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勸普京停火止戰，也會是內容之一。在官方宣布習訪俄前，秦剛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通話，顯然是要告知烏方習訪俄一事，打消烏方的某些疑慮，也探聽烏方對北京準備加大對俄烏危機的介入力度的看法。 北京深知，即使習親自下場斡旋俄烏衝突，難度比調停沙伊矛盾要大得多。後者一個是美盟友，一個是美敵人，但沙特近年也有疏遠美國之意，而中國在沙伊兩國都有很深利益，雖然要撮合它們言和不容易，但並非不可能。而俄烏衝突不同，俄羅斯儘管遭到西方制裁，戰場上也打得辛苦，可在目前這個節骨眼上，未必願意聽從北京的停火建議，烏克蘭更不可能，即使澤連斯基想停火，美國和北約也不會同意。所以習這次去莫斯科，更多可能還是要向國際社會展示一種願意調停俄烏戰爭的姿態，而未必有具體的斡旋成果。 美國必須高度重視並認真對待中國的外交轉向，過去華盛頓一直指責北京試圖改變國際秩序，挑戰美國主導權，現在北京真的在這麼操作，以所謂勸和促談的中國方式構建孤立美國的全球新秩序，儘管北京要實現這個目標會困難重重。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繼去年10月連任總書記之後，今年3月，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並拒設接班人，邁向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在黨內權力鬥爭獲勝之後，習近平幾乎馬不停蹄，很快前往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見面。習普會談中，習近平多次強調自己連任，並預先祝願普京贏得明年的總統選舉。習的潛台詞呼之欲出，含義有三： 其一，普京是唯一支持習近平連任的大國領袖，習權鬥成功後，急切趕往俄羅斯，彷彿尋求某種權力冊封，向國內宣傳自己獲得外國承認。其二，慫恿已經當權22年多的普京繼續保持權位，反襯之下，自己才有長期當權的理由和底氣。其三，在習普兩人簽訂的協約中，出現關鍵條款：「協商舉行公安部、內務部部長年度會晤，加強防範顏色革命。」 後面這一條，極可能涉及習近平和普京權位互保的秘密協議（雙方多次閉門密談，密談時間遠超正式會談時間）。因為，在極權統治者看來，顏色革命就是顛覆制度、顛覆政權、尤其顛覆獨裁者的革命，因而最為害怕。這項權位互保的協議條款，用途可能延伸到這樣的程度：若因政變、兵變或民變等因素，習近平權位受到威脅或遭推翻，普京應該出兵拯救；同理，若普京權位受到威脅或遭推翻，習近平應該出兵拯救。 訪俄期間，習近平反覆宣揚「百年未有之變局」，並鼓勵普京與他「共同推動這一變局「。聯合聲明用語直接反美、反西方，」宣示他內外稱霸的野心：對內，圖謀長期或終身霸佔權力；對外，挑戰美國領導地位，試圖取而代之。 然而，習近平不會成功。在國內，就在兩會宣布習近平「全票當選連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的那幾天，被中共網信辦擺上微博熱搜的這兩條新聞，卻無法顯示評論，總計1500萬條評論全都遭屏蔽；與此同時，「全票當選」、「2952」（宣布的得票數）、「袁世凱」、「二次袁」、「歷史上的今天」等關鍵詞，盡都成為禁搜詞，最後，就連習近平三個字，也成為禁搜詞。足見民心所背。國內無人支持他連任，實際上，全民反連任。這證明，習近平贏得了權力，卻失去了民心。 在國外，習近平急不可耐地高舉反美、反西方大旗，已經陷入空前的國際困境、招致廣泛的國際孤立。他毫無顧忌地訪問俄羅斯，並承諾與普京展開全面合作，「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至少犯下三重大忌：其一，普京發動的是侵略戰爭，習近平與侵略者為伍，道義上失陷。其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陷入戰爭泥潭，瀕於失敗。習近平把中國綁上俄國戰車，乃是把中國推向火坑。其三，就在習近平訪俄前夕，普京遭到國際法庭起訴並下達逮捕令，習近平與戰犯並肩，相當於把自己置於從犯地位，實為不智。 急訪俄羅斯，與普京臨危結盟，習近平公開宣示他的內外稱霸野心，但他不會成功。首先，他無法在國內成功，他的「中國夢」即帝王夢難以持久。不僅因為這種目標悖逆歷史潮流，而且因為，從此之後，他的全部精力，將是維持他的權力。奪權難，維持權力更難。他釋放的信號是，他將動用並依靠全部槍杆子、刀把子、筆杆子來維持權力，還將無限依靠封網和禁搜詞來維持權力，其膽戰心驚和成本高昂的程度，可想而知。從此之後，習近平自己就是一個維持會長，成為維持他自己權位的維持會長。除此之外，他無法干正事。 習近平更無法在國外成功，他所謂「為世界發展指明方向」、兜售「中國模式」（建立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取代美國的國際圖謀不可能實現。因為，習近平念念有詞的所謂「百年未有之變局」，建立在習近平和王滬寧們對美國、西方和國際形勢的誤判之上，他們津津樂道的「美國衰落」、「東升西降」，已經成為他們無可救藥的迷信。未來歷史將證明，他們的這一迷信，是何等的主觀和自以為是，同時又是何等的危險和引火自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李強在首次記者會上無中生有了一個新名詞，叫做「人才紅利」。中國「人口紅利」沒有了，經濟前景暗淡，李強發明「人才紅利」，對沖中共國喪失人口紅利的負面印象。 世上有沒有人才紅利這個東西？這要去問經濟學家了。不過在問人才紅利之前，先要問中國有沒有人才，中國的人才是從哪裡來的？ 中國傳統文化最缺乏科學理性精神，鴉片戰爭時八國聯軍船堅炮利打開中國之門，中國人只能對之以義和團的怪力亂神。 中國與現代文明接軌，起於清末的赴美留學幼童，這些人才學成歸來，才有中國的現代工業﹑交通﹑金融﹑教育等新興行業。中國的人才都不是自己培養出來的，都是從西方民主國家輸入的。民國時期，大量專業人才留學歸來，在中國貧瘠的土地上拓荒，世上如果有人才紅利，那才是中國得享人才紅利的時期。 中共統治中國後，朝拜馬列主義，排斥西方文明，毛澤東以畝產萬斤和大鍊鋼鐵超英趕美，結果拖垮了中國。文革中泛政治社會文化盛行，更將教育視為資本主義復辟工具，提倡「白券英雄」，以不讀書為尚。 直至改革開放前，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面基本空白，除了馬列毛，沒有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現代學科，自然科學方面更自民國水平再倒退。直至鄧小平初訪美國，向卡特總統要求接納五千中國留學生，得到美國政府首肯，自此以後，中國不斷增加派赴西方民主國家的留學生，直至中美交惡前，每年留學美國的人數都有數十萬之巨。 這些留洋學生學成歸國後，填補了不同學科的空白，中國自此與現代文明縮窄了距離。因此，中國的人才不是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是人家幫你培養起來的，李強有臉談人才紅利，有沒有問一下自己，中國的人才是從哪裡來的？ 對當代社會生活影響最巨的改變，沒有一樣是中國人創新發展起來的，電腦﹑應用程式﹑網路﹑社交平台，無一不是美國人發明再傳到中國來的。中國留學生學成後，在歐美國家高科技公司工作，學得一招半式，帶回中國來，就成了專家。有的人回國後任教大專院校，又再培養更多專業學生，如此一代復一代，中國人才的祖先，也都是西方來的。 沒有改革開放對外派遣留學生，中國學術都只停留在民國年間的水平。如果有人才紅利，改革開放是中國得享人才紅利的第二個時期。李強談人才紅利，先要對美國說一聲感謝。 此外，人類未來科技發展的方向，如人工智慧﹑量子電腦﹑生物科技﹑材料科學，所有的前沿學術成果，都在美歐日本發端，先有理論，後有應用，先有學術，再有教育，其中沒有一樣是在中國國土上誕生出來的。 中國人擅長偷呃拐騙，樂衷彎道超車，缺乏老老實實的科學精神。四十年來，中共國從美歐非法輸入的科技成果，裝點了中國科學的門面，但世上從沒有偷呃拐騙可以開創科學成就的。中國基礎科學薄弱，科研環境惡劣，投機取巧者多，埋頭苦幹者少，熱衷於跟紅頂白﹑現炒現賣，這樣的體制能培養出什麼人才，不問可知矣。 科學發展不能走精面，人才培養不能拔苗助長，需要整個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的長年育成。人才生成的陽光是創新與競爭，空氣是自由的思想與體制，中共全面向文革倒退，社會科學處處禁區，自然科學急功近利，這樣的社會環境，窒息人才很容易，培養人才就難矣。 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科學家互相觀摩交流，彼此合作，各取所長，那也是科學創新不斷前行的必要條件。自美中交惡以來，美歐對中國實施堅壁清野，尖端學科都拒絕中國留學生，提防仿冒與偷竊，再加上晶片禁運一劍封喉，中國的人才將停留在現有的水準之下。人家在往前走，中國在往後退，中西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面對如此嚴酷的前景，李強的「人才紅利」又從何說起？ 隨著中美關係惡化，雙方敵意日益加深，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李強的「人才」非但沒有紅利，最終連有沒有人才都是疑問。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近期，台灣社會興起一股「反戰疑美」、「和中離美」、「大國等距」等等思潮，我把這些論述歸納為「台灣綏靖主義」；最近，四位教授發起了「反戰連署」並舉行記者會，提出反戰聲明四大訴求，引起各界的討論與爭議。 然而，綜觀全文，這份反戰聲明實際上是因果倒置、是非錯亂的糟粕論述，一包以時髦的反戰之名包裹而成的思想毒藥；與其說是「反戰」，不如說是「亡台」。 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邏輯」，它是用來推理的，用來論證從前提到結論是否正確。我就用「邏輯論證」來檢視「反戰聲明」的荒誕性。 反戰？反哪個戰？ 首先，所謂「反戰」是反哪個戰？是反「俄烏之戰」？是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之戰」？還是反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抵抗之戰」？但無論是反哪一個戰，都不是台灣人可以置喙的餘地。這場俄烏之戰，應不應該反？怎麼反？要由俄烏兩國人民來決定。對於台灣人來說，街談巷議可以，茶餘飯後也可以，但出來公開聯署，大可不必！同樣的，如果是反對「美中之戰」，美中之間該不該打？也是由美中兩國人民來決定，台灣人沒有說話的餘地。 第二，如果是反對美國幫助台灣跟中共打戰，這些教授們不是說「台灣不要當棋子」、「不要幫美國打代理戰爭，不要當炮灰」等等嗎。那好，美國聽你的，兵也不派，武器也不給，台灣自己打，不是說「台灣要自主」嗎？請問台灣「單打中共」，挺得住嗎？ 第三，如果挺不住，如果連台灣「單打中共」也要反戰，那就只能選擇「和平談判」一途，試問，「一國兩制」你接受嗎？有沒有人可以指出，除了「一國兩制」之外還有什麼可行的方案？如果沒有，但又不接受「一國兩制」，那中共會不會打台灣？至今為止，有沒有人可以證明中共一定不會打台灣？ 第四，如果對中共攻打台灣也要反戰，也就是反對中共的「奪島戰爭」，那就只能接受「一國兩制」，也就是中華民國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也就是中華民國永久亡國！ 所以，依據以上的邏輯推理，這些教授們所主張的不是「反戰論」，而是「亡國論」！ 「反戰聲明」的第一個論述：烏克蘭和平──要停戰談判不要衝突升溫。 在國際政治上，所謂「停戰談判」主要有三種模式：對抗策略（contending strategy）、解決問題策略（problem-solving strategy）、退讓策略（yielding strategy）。「對抗模式」是指談判雙方均認定具有足夠的實力與籌碼，可以壓迫對方接受我方的條件而達成協議；「解決問題模式」是指任何一方（或第三方）提出談判雙方均相對滿意的解決方案而達成協議；「退讓模式」則是談判之一方認為妥協對自己最有利，所以採取退讓以達成協議。 先就「退讓性談判」來說，目前俄烏之戰打到難分難解、寸土不讓，請問有哪一方願意以妥協退讓的方式進行停戰談判？ 其次就「解決問題的談判」來說，自俄烏開戰以來，英、法、土耳其都進行過斡旋和調停，包括聯合國也總共做出了4個決議，俄羅斯接受了嗎？烏克蘭同意嗎？在此情況下，能否請這四位教授提出「解決方案」？以利於早日結束這場殘酷的戰爭！ 再其次就「對抗性策略」來說，俄羅斯說要把烏克蘭從地圖上抹掉，說烏克蘭是「新納粹」，烏克蘭同意嗎？烏克蘭從開戰之後不到一個月，就誓言要收復1991年，也就是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時的原始邊界。2022年11月，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提出展開和平談判的五大先決條件，包括俄羅斯必須「恢復烏克蘭領土完整」、「尊重聯合國憲章」、「賠償戰爭造成的一切損失」、「懲罰每一個戰犯」、「保證不再侵犯烏克蘭」，請問俄羅斯接受了嗎？換言之，俄烏雙方均不具備足夠的實力與籌碼，足以壓迫對方接受我方的條件而達成和平協議。 在通過三種模式都無法達成和平談判之下，所謂以停戰談判降低俄烏衝突的說法，只是一種冠冕堂皇的廢話，一種「一斤五毛錢的理想主義」。 實際上，反戰，只有在反對侵略者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以戰爭手段來排除侵略者發動的戰爭，不能成為反戰的對象。如果反戰是反對被侵略者的抵抗之戰，這叫做「助戰」，也就是幫助侵略者發動侵略之戰。 第二論述：停止美國軍事主義與經濟制裁； 什麼叫「美國軍事主義」？哪一個國家沒有軍隊？美國的軍事行動是在維護秩序、保障和平？還是在侵略他國、佔領他國的領土？俄羅斯自2022年2月24日，以20萬大軍踏進烏克蘭領土，對烏克蘭進行無差別攻擊，對婦女、老人、醫院、幼稚園進行狂轟濫炸，請問這是什麼「主義」？中共口口聲聲說「堅決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請問這是什麼主義？對於同一件事，刻意使用兩種標準來評價，這叫做「選擇性認知偏誤」。我相信發起聯署的傳播學者應該知道我在說些什麼！ 所謂「停止美國軍事主義與經濟制裁」，這種論調就是一種拾國際反美運動之牙慧的「左派幼稚病」，一種「趕時髦的和平清高論」；另一方面，這種論調，誰都知道是在呼應中共所謂反對「單邊制裁」、「長臂管轄」、「冷戰思維」等等反美言論。請問，當中國說「台灣是中國內政的一部分」，請問這是不是長臂管轄？難道是熱情擁抱嗎？ 第三論述：國家預算用在民生社福與氣候減緩而非投入戰爭軍武 首先，一個國家不需要國防嗎？沒有國防可以保障民生社福嗎？如果不是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我們有必要增加國防預算嗎？我們當然希望國家預算都花在民生社福方面，如果可能給教授加薪也不錯，但是沒有國防預算，你的家人與家園可以獲得保障嗎？還是乾脆投降，讓人民解放軍來保衛你們？ 至於所謂投入在「氣候減緩」問題，國際環保組織已經提出報告，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攻擊，已使得「歐洲最大糧倉」的烏克蘭的土地遭受嚴重污染，百年都難以回復，請問這些教授們，怎麼不去說服普丁減緩氣候災難呢？怎麼不去勸告中共停止增加經費，減少碳排放，減少沙塵暴和霧霾，減少江河與湖泊的污染呢？ 第四論述：不要美中戰爭，台灣要自主並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 美中台不是數學習題，不是「等邊三角形」，而是中共要「對抗美國、并吞台灣」，台灣在中共威脅之下處於弱勢，拿什麼去和人家等距？一方面說不要國防預算，一方面說要自主，是要拿民生社福來自主？拿台灣的健保制度或長照制度來自主？事實上，台灣尋求挺台友邦來協助台灣，才叫做真正的等距！ 所謂「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如果說日本主張「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那我們是不是也要跟日本去等距？如果說韓國說：「日本有事、韓國有事」，那台灣是不是也要去跟韓國等距？澳洲也說如果台海發生戰爭，將與美國並肩作戰，那台灣是不是也要去跟澳洲等距？ 什麼叫「等距」？有一個精神科醫師跳出來說「應該想辦法跟中國大陸建立等量、同質的互動關係，讓美台與中台之間的政治溝通與經貿往來，還有人民的生活交集達到等價的程度，這才叫大國等距」。 我在這裡引用「結構語言學」的基本原理：語言是一種意義的約定，展開於「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間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語詞」與「語意」之間的對應關係；當意義被約定之後，就會展開「語言行動」。例如一位男士送了一束玫瑰花（能指）給一位女士，傳達愛情（所指）的語意，若女士接受，就形成了雙方之間意義的約定，女士可能因此回答「那我們去結婚吧」（語言行動）。 然而，上述所謂「等量」、「同質」、「等價」等等，在結構語言學上叫做「空洞的能指」，指涉的是抽象、虛無的對象，完全沒有可約定的意義，只是一種「自編的想像」。請問「等量」是兩岸貿易額一樣是嗎？民主與專制怎麼「同質」？「等價」是指人民幣與台幣和美金以1：1：1來兌換嗎？ 所謂「等距」（equidistance theory）是美國二流學者所提出的二流理論。在台灣提出「等距論」，真實的目的就是要台灣「離美」，要台灣和大陸「親近」，也就是「離美親中」，以呼應中共「防止外力干涉台灣問題」的目的。 換言之，「等距論」其實就是一種「癥狀閱讀」下的「台灣癥狀」，是以一種「想像的平衡感」來自我安慰，然後再用這種「平衡感」來掩飾「逃避、苟安、畏戰」的心理。這種等距論具有很大的「大眾心理感染力」，符合人性中「不選邊」、「不負責」、「搭便車」等等政治冷漠和「釋放道德壓力」的作用，也就是符合一般大眾「戰爭與我何乾的小確幸主義」，一種貪圖「歲月靜好」的傾向。 反戰論：就是一種亡國論 「反戰論」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具有腐蝕、渙散和解除心理武裝的惡劣影響。因為反戰就是「反對台灣對中共侵略的抵抗」，疑美就是要「逼退美國對台灣的防衛」。其結果就是「簞食壺漿以迎共師」，讓中共「不戰而屈台之兵」，進而對台灣實行完全的吞併。 值此之際，台灣有識之士應對這些綏靖主義進行堅決的「掃毒」工作，要持久不懈的對「反戰疑美論」進行理論鬥爭，要更加徹底、全面的對中共的侵台野心進行「揭謊」的工作，讓台灣人民充分知悉中共謀台的陰謀與手法。換言之，必須結合「掃毒」與「揭謊」兩大工作，才能堅定台灣「反侵略」的決心，保障台灣的安全與命運。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去年戰爭爆發前夕，美國從烏克蘭一方獲得的情資之一是：「俄羅斯人民不支持入侵烏克蘭，所以普京也不想打仗。」這一定程度造成了美國初期的觀望。但很快地美國國防部發現，俄羅斯不僅在烏俄邊境集結了超過10萬兵力，甚至俄軍「9K720伊斯坎德爾」導彈也正準備就位，那段時間所發生的烏克蘭政府網站遭駭客攻擊，同樣都是戰爭前兆。 可以說，一直到戰爭真正降臨，烏克蘭人（包括歐美國家）才接受眼前事實。過去八年來，無論是波羅申科還是澤倫斯基，都無法解決和俄羅斯之間關於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爭議，原來就是因為「普京從不打算靠談判解決這些問題。」烏克蘭人以為，在兩國民間往來如此密切下，俄羅斯接連在2008年入侵喬治亞、2014年奪取克里米亞，應該可讓俄軍來犯畫下休止符，事實證明，普京對烏克蘭戰爭蓄謀更久，今天換做任何一個人當烏克蘭總統，除非完全接受普京的統治，否則誰都避免不了戰爭。 戰爭展開後，美國華盛頓特區曾集結上千名烏克蘭移民，他們高舉「No War」標語，但他們抗議的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無一指責美國把烏克蘭當「棋子」，因為久居俄羅斯一側，這些烏克蘭人比誰都清楚俄羅斯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只是他們很難置信普京終究會直接以戰爭對付整個烏克蘭。 接著，從戰地傳來的消息和畫面，又讓多少海外烏克蘭人悲憤難耐，此刻硬是要把烏克蘭人正遭遇到苦難，跳躍歸結到所謂美國軍工複合體、美帝霸權，然後要美國負起戰爭責任，確實有讓人笑不出來的荒唐。 根據駐烏克蘭外媒陸續發布的消息和畫面，包括：幾個月內已有上千萬烏克蘭人逃離家園、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淪落異鄉成為難民；邊境城市被「俄羅斯的導彈」轟炸得面目全非。東部城市到處可見俄軍和俄羅斯聘僱的外籍傭兵，起初他們還會無視烏克蘭平民，之後竟常在無預警下對平民開槍；俄軍佔據了城市裡主要建築，同時也搶走了醫療用品，導致受傷的烏克蘭平民面臨醫療資源短缺；烏克蘭人持續忍受今天可能突然有俄羅斯士兵闖進你家，明天你家可能再被俄羅斯飛彈炸毀；網路被中止、橋樑被截斷，供電停擺，冬天最重要的暖氣也變得奢侈，很多走不了的老人，則是再領不到退休金，必須靠親友或國際NGO組織應急措施接濟；逃往其他國家尋求庇護的烏克蘭人，很長一段時間每天早上還得懷著強烈的罪惡感吃早餐。 這些外媒筆下悲劇全是的冰冷事實。飽受戰火摧殘的烏克蘭人，有多少人要不對當下感到恐懼，要不對未來失去希望，周遭尚且時時刻刻蔓延著死亡威脅。他們試圖聯繫住在彼端的俄羅斯親戚朋友，想從他們口中探詢這場戰爭到底什麼時候結束，得到的回應，絕大多數不是沉默就是冷漠。更有身心受創的烏克蘭人開始每晚做惡夢，夢裡他們或許受到重傷、或許在槍淋彈雨中死亡，最後就算在冷汗直流的驚駭中驚醒，醒來卻發現自己依舊處在戰爭之下。 這就是在普京入侵烏克蘭後，烏克蘭過去一年多來的日常，聲稱自己是「北約威脅論」受害者的俄羅斯，國境之內沒有絲毫受損，躲飛彈的不是他們，逃亡的不是他們，民宅大樓被炸毀的不是他們，孩子被擄走、拐走的也不是他們，今天卻還能受「美帝陰謀庇蔭」，事不關己地把烏克蘭的苦難推給美國檢討。但烏克蘭人想回到戰前獨立自主的和平狀態，唯一方式不就是趕走俄羅斯（或俄羅斯主動撤軍），「打垮美帝」這件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從頭到尾，烏克蘭人都反對戰爭，「No War」標語早是民間最普遍的口號，但從戰前、戰後到今天，不把「和平」當一回事的一直是普京。人尚在基輔的70歲婦人阿爾布爾曾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駐烏克蘭特派訪問時說：「我當然希望和平，但我也希望這個世界知道，被奴役的人是會反擊的。」這句話已清楚說明了烏克蘭人的心境。 許多NGO組織正在為俄軍加諸烏克蘭人身上的不幸進行補救，包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無國界醫生組織、國際紅十字會、聯合國難民署、兒童之聲、和平向日葵基金會等等，烏克蘭人正靠著他們度過難關。身為旁觀者，儘管無從給予支援，卻怎麼樣也不該選擇當普京的啦啦隊。烏克蘭的痛苦完全存乎普京一念之間，他今天下令撤兵，烏克蘭就太平了。這時東牽西扯美國的歷史罪惡，只讓人見其個人良知不敵象牙塔里的偏執。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引發世界恐慌的是美國矽谷銀行破產，瑞信被瑞銀以30億瑞士法郎（3月17日 周五股市收盤價的40%）收購，暫時避免了第二個「雷曼時刻」。有人發問：中國金融系統早就病根深種，過去數年，因P2P的爆雷、房地產業的拖累，地方政府龐大的債務，成了一頭隨時可能暴走的「灰犀牛」，這次為何久病成痾的中國金融系統反而安全，瑞信這種「大而不能倒」、曾被奉為業界先鋒的瑞士信貸反而熬不下去？且看分析。 中國金融體制相對封閉反而成為防波堤 出現上述情況，當然不是中國金融體制優於美國、瑞士，而是得益於一直被視為弊端的中國金融體制的相對封閉性。 美國金融實力遠優於中國，用專業術語概括，那就是：一國金融體系動員和配置跨期資源的規模和效率決定了該國的金融實力。 首先，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則是金融實力最直接的反映，美元依然是居於第一層級的霸權貨幣，歐元處於國際貨幣體系的第二層級，人民幣則大體處於第三層級。人民幣國際地位強於大多數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貨幣，但弱於日元、英鎊等同處於第三層級的儲備貨幣； 其次，中國最好的規模性指標（金融機構資產規模）也只相當於美國的60%左右——這基本與中美兩國GDP（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差距相同，而最弱的規模性指標（如金融衍生品規模）甚至不到美國的1%。這就決定了兩國的金融體系結構完全不同，中國一直以銀行為主導（因為無法大規模發債），而美國則以資本市場為主導，國債規模接近32萬億美元，其他各種企業債與金融衍生品更是多不勝數； 第三，美國的金融專業人士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優於中國。 美國有這麼多優勢，為何在防範金融風險上，反而更容易爆雷？其實這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體制相對封閉帶來的模糊性導致的。 國內金融風險究竟有多高，中國並未能建立起一套測算其風險的科學體系或方法，僅是借鑒成熟市場現成的工具與經驗，外加政治手段防控風險。 1997年末-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源頭，緣於索羅斯集中力量通過對沖基金先整垮泰國金融市場進而影響到韓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獨獨香港在北京幫助下穩住，最後只有中國大陸安危度劫，原因無他，就在於中國金融體制的相對封閉形成了一道防波堤。 政府這隻「無形之手」緊扼金融風險 中國的金融風險一直存在，只是被政府這隻「無形之手」緊緊扼住。 一、中國的金融市場與成熟市場完全不同，數據獲得的方式及可信度也不一樣，完全憑金融高官的經驗外加行政手段控制。僅以P2P為例，2015年和2016年，P2P平台頻繁爆雷，行業規模急劇萎縮，開始走下坡路，截至2019年12月底，P2P正常運營平台數量下降至343家，全年P2P網貸行業成交量下降至9649.11億元。最後留下8000億壞賬無人買單，投資者只能認虧了事。所有的社會不滿，全被政府這隻「無形之手」強行「化解」。 二、當前中國金融風險主要聚集在房地產市場，即經濟的「房地產化」。如果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沒有擠出，中國的經濟結構不進行重大調整，並讓產業結構升級，那麼中國房地產市場巨大金融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爆發之風險。從2002年以來，中國政府將經濟調控的閥門裝在房地產市場上，收收放放，反覆折騰，大的調控共有八輪，每次抽緊銀根，就有一批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倒下。2021年就倒閉了300餘家，平均每天一家。說白了，中國政府採取的是倒房地產公司的方式來緩解金融危機。 北京如何防範金融危機？ 無論是美國還是瑞士，兩國政府對防範金融系統風險的意識都非常薄弱。但中國政府不同，知道金融系統是自家短板，時刻準備著，將防範金融風險當作宏觀經濟管理第一要務，生怕灰犀牛暴起，將自家房子踏成瓦礫。不少政治反對者喜歡一言以概之，說與毛時代的前三十年相比，如今的中共沒有變化，這是指政治制度而言。但在管理經濟上，中共已基本脫胎換骨，再也不會將「抓革命」放置於「促生產」之前。只是有個從共產主義學說帶來的娘胎病改不了，那就是時刻打私營經濟的主意，每逢經濟狀況向好，就想從私營企業那裡抽血，展開政府圍獵行動，將私企逼得無路可走，紛紛跑路，嚴重影響稅收與就業，一發現不對，又開始掉頭，放寬一些限制，僅習近平任國家領導人以來，這把戲就玩過兩輪，目前又進入穩定私企階段。但在金融管理上，卻汲取了毛文革經驗失敗的教育。絕對不讓外行管理金融財政系統，僅僅會學習近平講話的人，不會入選。 中國式經驗歸納而言，大概有兩點： 第一、財經口官員的任命：專業經驗優先考量。 近半年以來，外界對習近平組建新一屆政府有各種猜測，廣為流傳的就是李克強班底將全部棄用，啟用經驗不足但政治可靠的習家軍來取代專才。等到「兩會」開過，財經口幾個關鍵位置則留任有經驗的官員，易綱將繼續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劉昆留任財政部長，王文濤也留任商務部長，這三位都已經年屆65歲，算超齡留任。即將重組的科技部，部長王志剛亦超齡留任。上述安排讓這傳言無疾而終。 此舉博得路透社和彭博社稱讚，認為中國在經濟增長仍面臨諸多風險，金融監管領域又將實施改革的當下，習近平讓擁有豐富經驗的高級金融財政專家易綱、劉昆等留任，保證了經濟和金融事務領導層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有助於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更有助於增強國際市場信心。 第二，中國政府對金融風險有足夠的警惕之心。早在2017年底，中國債務總額已超過200萬億，中國人均負債達17萬元，全部債務佔GDP的比重則多達200%。國際金融機構估算要嚴重得多，國內引證的有一條是截至2017年末，而全部債務佔GDP的比重則多達364%。就在那一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說過那段著名的話：中國既要防止「黑天鵝」（突發性的經濟事件），更要防範「灰犀牛」（指早已經發現但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為了拯救中國經濟，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之策（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預期指經濟增長目標）。這個所謂「六穩」，實際上就是在穩泡沫，這個泡沫的象徵物就是房地產市場——蹲伏在中國大地上的「灰犀牛」之一。 中國金融口主管官員明白，中國金融行業一直承受著巨大壓力，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借款給地方政府的銀行面臨財務危機——據澳新銀行研究中心估計，在過去五年里，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平均每年增長16%。也因此，這次兩會後，中國央行召開2023年金融穩定工作會議，會議強調，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要繼續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方針，統籌發展和安全，壓實金融風險處置各方責任，積極穩妥壓降存量高風險機構。 這種危機意識還表現在宣傳口徑上，中國政府官員（非宣傳口）這些年時常提醒國人，要準備過苦日子，比如這次留任的財政部長劉昆最近提到今年 1-2月全國稅收下降，例如消費稅降18.4%，增值稅降21.6%，關稅降27%，城建稅降10.5%，車輛稅降32.8%，印花稅降31.3%，證券印花稅降61.7%，土地增值稅降22.4%，房產稅降22.9%，土地出讓金降29%，……，喊話各級政府，要做好長期過苦日子的準備。 從世界範圍來看，當政府成了問題的製造者之後，如何應對政府製造的問題，確實可以將危機爆發延後。這次瑞信（The Credit Suisse）要破產，瑞士政府為了避免更大的危機，讓瑞銀（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出資30億瑞郎收購瑞信，價格僅為3月17日（周五）市值的四折，政府兜底部分損失。一家管理資產規模超1.1萬億美元的銀行就這樣結束了166年壽命，算是給國際經濟拆了一次雷。但最近這輪金融危機的真正啟示應該是：如何避免政府成為金融風險的製造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從3月10日加州矽谷銀行（The Silicon Valley Bank，簡稱SVB）倒閉開始，每天都有銀行倒閉的消息傳來，截至3月15日，共有六家倒閉。矽谷銀行是一家擁有 30 年歷史的公司，持有許多初創公司和（氣候）科技公司的存款，其高層與經營團隊都高度配合當前美國的Woke運動。也因此，許多報導的標題與文內都出現「Got woke, go broke」（參與覺醒，走向崩潰），SVB得名「Woke Bank」。 不少分析將SVB開啟的銀行連鎖倒閉與2008年的雷曼時刻相比，那是因為不了解實質。2008年，美國銀行是「兩房貸款」出了問題，病灶是金融產品。這次是Woke式經營出了問題，病灶源於經營方向：用ESG（環境、社會、治理）這套非財務標準做為企業經營戰略。 有個行當叫做「企業診斷」（管理諮詢）起源於美國，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對企業管理狀況、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進行全面分析，我現在用這套方式的幾個主要指標——企業經營理念、方向、管理目標、管理層專業素質等診斷SVB。 銀行接連倒閉的共同原因：美聯儲加息 首先說數家銀行倒閉的共同原因。不少報導說，SVB的麻煩拖累了整個行業，在倒閉之前的一天即3月9日，投資者紛紛拋售大小銀行的股票，僅美國四大銀行的市值就縮水了520億美元。這些倒閉的六家銀行與其他正陷入擠兌潮的幾家銀行，都在民主黨州，四家在加州，一家在紐約，還有一家在亞歷桑那。左派媒體基本只強調倒閉緣於美聯儲加息帶來的壓力。 在美聯儲去年為遏制通脹而開始加息後，科技產業遭受重創。因此，初創企業提取存在矽谷銀行的錢的速度超出了該行預期。而新投資停滯意味著，新資金沒有流入該行。從矽谷銀行經營不良的消息在市場上流傳之後，風險資本投資者建議初創企業將資金撤出該行，以防超出25萬美元（FDIC提供保險的上限）的那部分存款蒙受損失。2022年底，該行超出該上限的存款超過1510億美元。 美聯儲加息帶給銀行的共同壓力，對於主要經營初創科技企業業務的銀行壓力特別大，這是矽谷銀行與類似業務的銀行面臨的共同問題。3月15日，美聯儲宣布緊急貸款計畫將為美國銀行提供2萬億美元流動性。 這事讓我想起中國寓言「夾板治駝背」。美國國債32萬億，拜登政府花錢如流水，為駝峰增加不少贅肉。 駝峰壓迫之下，走路都很困難，於是加息，銀行資金抽走——等於上夾板將駝背踩直； 流動性枯竭，導致本來就因Woke政治化經營的矽谷銀行等破產——於是又開始吃藥，為駝峰養肉。 矽谷銀行的病理解剖 目前，各家銀行當中最受矚目的是SVB，這不僅它是今年倒閉的第一家，而是因為它一 直以服務於左派議題，以金融行業的Woke先鋒標榜於世。 1、該行將大量存款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和政府支持的其他債券，嚴重偏離了股東收益這一企業目標。 據路透社在SVB倒閉的當天透露的消息，為了為贖回提供資金，矽谷銀行在3月8日出售了 210 億美元的債券組合，其中大部分是美國國債。 該投資組合的平均收益率為 1.79%，遠低於目前約 3.9% 的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 這迫使 SVB 承認 18 億美元的虧損，需要通過融資來彌補。報導指出，矽谷銀行主要服務於一個由初創企業及其投資者組成的孤立生態系統。該行的存款隨著科技產業的繁榮而膨脹，2021年增長86%，達到1890億美元，一個季度後達到1980億美元的巔峰。該行將大量存款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和政府支持的其他債券。 2022年上半年，美國政府瘋狂發債，美國的「國家帳本」就開始爆表，2021年2月25日一筆620億美元7年期美債標售滯銷，最後只能由美國有購買義務的一級機構和美聯儲兜底，買入了大部分份額，才防止此次拍賣的流產。此後作為「全球資產定價之錨」的美債收益率的快速飆升引發了市場對於「資產泡沫」的討論。當年9月1日，前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 聯合創辦人、「債券之王」格羅斯（Bill Gross）在接受彭博社的採訪時毫不諱言：美國國債是「垃圾」，現在購買美國政府債券是幾乎肯定賠錢的押注。 這種情況下，SVB為何要購買大量註定虧損的低息政府債券，做這賠本買賣？只能說該行將取悅於政府置於股東利益之上。在21世紀之前，美國金融業之所以能長期保持世界同行翹楚地位，就是經營目標明確，為股東收益服務，不為政府政治目標服務。這一點從2008年之後開始被侵蝕。 2、熱衷服務於現任政府的政治目標。 第一，SVB主打「氣候科技」這一概念，貸款主要流向「氣候科技」企業。即使在中國尋找合作夥伴也貫徹這一方針。2012年浦發矽谷銀行正式開業，總部落地於上海楊浦區。浦發與矽谷銀行雙方各持有50%的股權。由矽谷銀行與浦發矽谷銀行聯合發布《氣候科技的未來》旗艦報告，聚焦中美市場氣候科技領域，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已成為LP投資時優先考慮的指標。 西方熱衷的氣候議題，其實已經遇到相當大的難題。以「綠能先鋒」德國為例，去年年初還決定要在2023年關閉最後一座核電站，俄烏戰爭發生後，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不得不中止，為解決能源問題不得不將原來被列入污染性能源的煤炭、木柴、核能全部開始洗綠（Greenwashing），重新納入清潔能源。歐盟原來的碳排放額度分配計畫不得不放棄，只好讓聯合國在2022年氣候峰會上重新弄了個「氣候補償計畫」，要求能源大國與能源消耗大國交補償費（能否收上來則另說）。 第二，熱衷於推動「種族批判理論」（CRT）認定的正義事業。據克萊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資料庫記錄顯示，矽谷銀行已向Black Lives Matter及相關團體捐贈了大約 7345萬 美元。 3、公司用人原則：政治正確優先 1）SVB的董事會成員組成原則：親不親，路線分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3月15日發表一篇文章，記者逐一調查 了SVB董事會12位成員的背景。這家銀行一直吹噓其董事會成員構成的高度政治正確：包括「1名黑人」、「1 名 LGBTQ+」成員和「2 名退伍軍人」，以及董事會中有 45% 是女性（7男2女）。 記者查詢研究資料後發現幾個特點：一是高度缺乏相關專業知識，只有63歲的湯姆·金（Tom King）是SVB董事會中唯一擁有投資銀行經驗的成員；二是該銀行和董事會的大部分成員都將他們的民主黨資歷作為其戰略與資歷，他們向三位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柯林頓和拜登以及包括佩洛西在內的地方民主黨國會代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 (D-NY) 和參議員馬克華納 (D-Va.) 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長期以來一直擔任強大的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成員，在SVB 的董事會成員當中，包括一位前奧巴馬政府官員，還有一位在涉及波洛西丈夫各種醜聞中多次出現的人物——加倫·斯塔格林 (Garen Staglin) ，他在加州的納帕谷擁有一個葡萄園，與南茜·佩洛西 (Nancy Pelosi) 擁有的葡萄園相鄰。 一位元消息人士告訴紐約郵報，「每個人都知道這是覺醒派（Woke） CEO 的首選銀行，他們知道董事會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SVB 貸款給所有人的公司都有一個醒目的議程。」如今，這些董事會正面臨一系列調查，以了解他們在其崩潰中的集體作用。 2）矽谷銀行管理層的政治偏好：Woke SVB在2020 年 8 月的一份報告中強調該銀行在ESG（環境、社會、治理）方面的成就：該銀行約三分之二的員工符合「多元化」標準。 那一年的另一份報告吹捧了 SVB 在支持少數族裔方面的成就。在該報告的介紹中，首席執行官葛列格·貝克爾（Greg Becker）表示，SVB 吹捧的員工匹配計畫側重於「大流行應對、社會正義、可持續性，以及支持女性、黑人和拉丁裔新興人才以及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體」。 矽谷銀行的一位風險管理負責人Jay Ersapah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帶頭開展多個「覺醒」的 LGBTQ+ 項目，包括在公司一躍走向倒閉之際為公開故事提供「安全空間」。例如公司首個為期一個月的驕傲活動和一個強調 LGBTQ+ 青年心理健康意識的新博客。 美國社會對Woke Bank的反思 由於SVB是Woke化經營的一面旗幟，它的破產，各方都有尖銳中肯的評說。 3月12日，家得寶 （Home Depot） 聯合創始人伯尼·馬庫斯 (Bernie Marcus)在Fox的採訪中表示，矽谷銀行的倒閉應該為美國人敲響警鐘，因為他們將資金委託給他稱之為考慮氣候變化等因素的Woke金融機構： 「我認為，體制和政府已經促使這些銀行中的許多更加關注全球變暖。這些銀行經營不善，因為每個人都專註於多樣性和Woke問題，而不是專註於他們應該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股東回報。」 肯塔基州共和黨眾議員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認為SVB擅長迎合政府的Woke議題： 「在尋求 ESG 類政策和投資方面，矽谷銀行是最清醒的銀行之一。」 消費者研究（Consumers Research）執行董事威爾·希爾德（Will Hild）表示，「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相同的模式：最關心 ESG 評分和政治覺醒的公司在為客戶提供服務方面做得最糟糕，……其他美國其他企業現在應該從 SVB 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以免它們成為下一家因管理不善而登上頭條的公司。」 如今，美國Woke運動藉政府之力，在企業管理中推行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簡稱ESG），要求資產管理者和投資者在財務決策中使用非財務標準。但是，銀行是企業，用人應該唯才優先與職業道德優先，不是考慮其身份。如果說，其他從來沒有過社會主義經歷的國家不知這種身份政治與政治挂帥必將導致企業失敗，中國卻有切膚之痛，這種企業經營政治挂帥在中國毛時代出現過，比如「文革」時期，毛的用人原則是「親不親，路線分」，革命重於生產、外行指導內行是基本特點，最後將整個國家折騰至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