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美女如雲
2026 年 8 月 8 日
當年的習近平在被公布出來的一百五十一名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最後的幕後原因居然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以及胡錦濤等人「挽救」的結果。臨時決定把中央候補委員選舉的差額比例縮小，才令習近平和比他得票數高兩票的鄧小平長子鄧朴方一同「當選「。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為什麼嫉恨李克強？》中向聽眾和讀者們介紹了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開過之後，因為在剛剛公布出來的按照得票數排名的「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倒數第一，習近平感覺倍受侮辱，在與時任福建省省長賀國強相約一起去看望剛剛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老首長」，前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期間，習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最後的內心委屈，認為自己是受了鄧小平兒子鄧朴方的「政治牽連」。賈慶林和賀國強都鼓勵他，要繼續用自己堅持在基層工作的成績證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憑個人努力……。 說起來，當年的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參選」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還是因為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已經對他頗有青睞。一九九四年六月，江澤民到福建視察，時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被時任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向江澤民特別介紹，江澤民一邊和習近平握手一邊側身對賈慶林說：「他是習仲勛同志的好兒子，幹部子女的好榜樣」。 次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六日，到深圳視察的江澤民專程前往探視了退位後一直在深圳和珠海兩地休養的習仲勛，習近平被要求從福州飛往深圳陪同父親接受總書記探望。 這次陪同父親面見總書記的六個月後，中組部通知福建省委，決定調時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委宣傳部長趙學敏接替習近平的福州市委書記職務，任命習近平為福建省委副書記（專職）。自此，時年四十二歲習近平已經被內定為正省部級幹部重點培養對象，並因此而被安排進入了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的「中央建議名單」。 一般來說，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對地方各省的分配名額都是中央委員兩名，具體人選當然是在任省委書記和省長。中央候補委員一至兩人，具體人選首先是省委專職副書記，其次是從年齡角度有培養前途的在任副省級幹部。而當時出現在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中央建議名單」里，福建一個省就佔了三名，除了習近平，還有已經在十四大上擔任了一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時任廈門市委書記石兆彬，以及美嶺企業（美嶺集團）董事長，村支書蘇新添。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至十八日召開的中共十五大的一個重大政治背景就是鄧小平剛剛在這一年年初的二月十九日去世。我們在本專欄過去的相關文章里曾經介紹過當年鄧小平屍骨未寒，列席中共十五大的部分前中顧委委員、常委便聯名給江澤民和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寫信,要求對鄧家眾子女經營的各類公司進行清查。而且還特別要求中紀委要把鄧質方與周北方的經濟關係真正調查清楚,在黨內公布。這份元老上書的內容在北京政界流傳開以後,有人認為都是江澤民堅持要把鄧朴方安排進中委才引出的亂子。 據當時效命中共中央組織系統的內部人士分析，當時的中共黨代會代表們之所以用選票表達對鄧朴方的不滿，原因之一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時學生遊行隊伍中喊出來的所謂＂鄧小平的兒子倒彩電＂一事記憶猶新。所謂鄧小平的兒子倒彩電，源起於鄧小平的殘疾人兒子鄧朴方當年成立的康華公司打著為全中國殘疾人某福利的旗號，依仗鄧小平的背景，令中央各機關，政府各部門，甚至全國各地，全軍上下紛紛為康華公司的種種經濟行為大開綠燈，所謂倒彩電只不過是康華當時賺錢方式的一個小插曲而已，其在短時間內迅速衍生出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分門別類的子公司，孫公司到底打著為殘疾人謀福利的旗號進行了多少非法交易，賺取了多少根本沒有被用於真正的殘疾人事業的昧心錢，至今也沒有人有辦法說得清楚，算得清楚，當時的局內人已經開始用「康華共和國」來形容掛靠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名下的康華公司了。雖然後來因為鄧小平親自發話關閉了康華公司，試圖給外界以大義滅親的感覺，但鄧朴方因此而背上的中國「官倒」之首和「中國官倒創史人」的惡名，今生今世恐怕也難以從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抹去。因此而令中共體制內人士而敢怒不敢言的就是康華公司雖然不存在了，但就如同康華事件無疑是當年整個中國經貿領域中最荒唐的事件一樣，在政治領域裡最荒唐的事件之一無疑就是鄧朴方領導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明確為正部級單位。殘疾人事業當然重要，但殘疾人部門應該是中國民政部或者衛生部下屬機構在任何人看起來都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就因為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發起人的一把手是鄧小平的兒子，該機構就可以被明確為正部級機構，那幺依此類推，鄧小平的長女喜歡書畫，中共政權是否就應該設立一個正部級的書畫管理機構，陳雲的妻子是「中國營養學機構的創始人」，那幺中國營養學管理和研究機構是否也應該是一個正部級單位？ 當時的江澤民顯然是想用提升鄧朴方的政治待遇來證明他江澤民對鄧小平家族並非無情無義，因為十五大召開之前，在鄧小平還沒有去世之前，江澤民即已經把鄧朴方的弟弟，在以權易錢方面起步較哥哥晚，但卻遠比哥哥大膽的鄧質方雙規數日，同時將鄧質方的商場搭檔，與鄧質方一筆難寫兩個方的周北方打入死牢，用判處死緩的方式恐嚇鄧質方及其全家。處置完鄧質方後，當時的江澤民還下令解除了鄧小平三女婿賀平的總參謀部裝備部部長職務，免去了鄧小平長女婿吳建常的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總裁的職務．而當時的江澤民之所以如此敢為，也是因為鄧家子女實在是猖狂得不象話了，鄧質方公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空手套白狼，成立數日斂資無數，在香港上市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誠親自陪同高調出席記者酒會；鄧三女婿掌握了全中國的武器裝備的更新和進出口交易；鄧大女婿吳建常掌控了全中國的黃金白銀及其他所有貴金屬的生產，開發和進出口。與此同時，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雖然表面上沒有被委以高職，但當時卻隨時以鄧小平代言人身份對外發話，動不動就回答一次外國記者關於鄧小平信任江澤民之類的問題，令江澤民恨得幾次摔碎了手裡的茶杯。所以，江澤民當時在鄧小平還沒有去世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對鄧家子女逐一下狠手，也是被逼無奈。 而在逐個整治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表現令他江澤民忍無忍的鄧家眾子女的同時，江澤民也要對鄧家子女進行政治分化，特別是對共產黨政權還多少有幾份感情的鄧朴方是江澤民當時的重點拉攏對象，具體方式就是要在中共十五上安排鄧朴方當選中央委員。但江澤民沒有想到的是，十五召開時，鄧小平已經去世，所有十五大的與會黨代表，對鄧小平的感情都是十分複雜的．一方面，大都認同鄧小平倡導和主導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豐功，一方面痛恨鄧小平縱容子女向共產黨政權及其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進行瘋狂的政治和經濟索取。所以，當他們各自在代表團討論會上含著眼淚懷念鄧小平的同時，卻又在江澤民為首的十四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建議名單上紛紛給鄧朴方的名字打上紅叉，這一點是江澤民事先所完全沒有想到的。 當時，在大會提供給黨代表的所謂建議名單上，都會對所有建議人選進行詳細的介紹．而對鄧朴方的介紹材料中，當然不會提他當年主辦康華公司，開創中共實行改革開放過程中官倒之先河的不光彩經歷，但卻對鄧朴方主持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是正部級單位特彆強調，自然引起了黨代表們的強烈反感。 十五大上交給各代表團的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中央建議名單一共是二百人，說明是要從中差額掉得票最少的七人，然後把剩下的一百九十三人名單交給大會進行正式選舉（等額）落選的七人包括時任中科院副院長兼黨組副書記汝信，時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時任大慶石油管理局勘探開發研究院院長王啟民，時任國家體委主任袁偉民，時任中國銀行行長兼黨委書記王雪冰，時任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劉延東，以及鄧朴方。 他們當中的汝信因為年齡偏大，所以沒有被放進中央候補委員預選人名單，而進入候補委員預選名單的鄧朴方、袁偉民、王雪冰、劉延東在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過程中，依然得數甚低。 從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至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共黨內一直流傳著「中央候補委員差額到誰」的說法，意思是雖然中央候補委員也是差額選舉，但具體差額下去幾個，則是在各代表團預選結果的選票統計出來之後，再臨時由「大會主席團」討論決定「差額到誰」。 而十五大中央候補委員預選計票的結果，習近平得票在整個中央候補委員建議候選人名單倒數第四，鄧朴方得票倒數第五。鄧朴方實際得票只比習近平高兩票。接下來，以江澤民為首，胡錦濤具體主持日常運作的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其實也就是當時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屆黨的中央政治局的全體人馬緊急協商，有人提出為了照顧小平同志的家屬，應該差額到鄧朴方以下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鄧朴方在內的都留下，差額掉四個就行了。但江澤民和胡錦濤都認為也應該「挽救」當時已經擔任了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 於是，參加會議的全體主席團常務委員眼見江澤民和胡錦濤在這個問題上意見相同，自然都會隨聲附和，立刻舉手通過了十五大主席團常務委會關於本屆中央候補委員選舉差額人數的決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候選人名單基礎上差額掉得票比習近平還少的三個倒霉蛋。然後就把這份習近平名列最後的候選人名單交由大會進行正式選舉，而這個正式選舉其實是等額選舉，因為只是說明得票過半數即可當選，而這份候選人名單中在代表團預選過程的得票最低者也都是過了半數的，在正式選舉過程中得票不過半數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而中央候補委員在預選過程中每個人的得票數，與正式選舉中的得票數基本一致，這就是習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中名列最後一名的內幕經過。 在當時公開的一百五十一名當選的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之前，特別說明了按得票多少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筆畫為序，自然就令名單上的最後一名習近平顯得十分刺眼，委屈甚至憤憤不平是可以想像的。至於是否是因為受到鄧朴方的政治牽連，筆者的看法是不排除，但也不盡然。 我們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中共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實行差額選舉是從一九八七年舉行的中共十三大開始的，當時產生的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最後的是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副市長黃菊，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最後的是蕭秧，十五屆是習近平，十六屆是江澤民保鏢出身的時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由喜貴，十七屆是江澤民大秘出身的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賈廷安，十八屆是李鵬兒子李小鵬。都是被黨代表們不待見的人物。 再具體看看十五大的中央候補委員名單，從得票數倒數第六至倒數第一，依序為王岐山 由喜貴 劉延東、袁偉民、鄧朴方 習近平。 「太子黨」佔了六分之四，由此可以看出十五大中的黨代表們至少有一部分對以鄧朴方為代表，包括習近平在內的「紅色家庭」背景者持有逆反情緒是肯定的。 這其中的袁偉民需要特別介紹兩句。此人本已經是十三和十四屆中央委員，十五大上連任中央委員原本應該是「順理成章」。而在十五大中央委員預選中未能過關的原因，居然是因為此前的中國女排剛剛輸了球。不過，在十五大屈居中央候補委員的五年之後，他還是在十六大上再次成為中央委員。 但是，我們前面的內容中已經介紹了十五大上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名單中，福建一省就進去了三個，與得票數最少的習近平形成顯然對比的是，時任廈門市委書記石兆彬的得票數排在前五，而蘇新添雖然因為被黨代表們聯想起當年的陳永貴大叔而失去一部分選票，但其得票數也還是比習近平高出不少。那麼這比較之後，是否能夠證明當時出席十五大的福建代表團中，也有不少人是把習近平的名字划了叉叉？ 不過呢，在「當選」的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是得票數最少的一個並沒有影響當時的江澤民以及他的「大內總管」曾慶紅對習近平的進一步培養。詳細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天下一家」是中國式法西斯謊言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國官媒新華社發表長文《習近平的天下情懷》，用春晚風格的宏大敘事歌頌”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文章以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講話為開頭：”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 習近平的霸氣和牛氣，早已有跡可循。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還是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墨西哥會見華僑時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二零一二年，習近平執掌大權之後，確實實行「三不」政策，卻另外輸出「天下帝國」意識形態，正如新華社報道所說：「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共同涵養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眼光、天下情懷。」這篇報道將習近平的「天下情懷」總結為四點：第一，胸懷天下，立己達人——「從歷史的長鏡頭來看，中國發展是屬於全人類進步的偉大事業」；第二，和而不同，協和萬邦——「志同道合是夥伴，求同存異也是夥伴」；第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樑、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第四，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習近平說：「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文章最後如此結束：「和衷共濟，和合共生；命運與共，世界大同。中國共產黨人的天下情懷，溫暖人心，鼓舞世界。」 此類表述，看似繁花似錦、冠冕堂皇，其實偽善空洞、吹彈可破，每個詞語的真實含義都是其表面意思的反面。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來，習近平時代的宣傳術更多使用古文和成語，以顯示習近平「有文化」，是帝制的傳承者，是「天命」之所在——即便其撰稿人使用的並不複雜的典故致使習近平讀稿時鬧出大笑話，比如將「寬農通商」的「農」字讀成「衣」字。習近平需要典故來掩飾其自卑，儘管這些典故的「能指」與「所指」早已脫節。於是，此類文章如同日本藝伎臉上厚厚的脂粉，一層層塗抹在習近平臉上。若剝去脂粉，如台灣學者張登及的分析，「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其實很簡單：其目的是為達成中國全面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創造外部條件；其途徑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其手段和平台是「一帶一路」、「首腦外交」、「多邊外交」；其態度是「中國氣派」（自信）與「敢於鬥爭」；其保障是黨對外交的集中統一領導。 阿根廷歷史學家芬切爾斯坦在《法西斯謊言簡史》中指出：「法西斯殺死了政治，因為它以謊言之名，讓政治成為全部的謊言。」換言之，法西斯主義獨裁的歷史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被法西斯主義推舉為現實的神話性想像永遠無法得到證實，因為它是基於全面控制過去和現在的幻想。這也是中共文宣的本質。《習近平的天下情懷》的作者劉華、郝薇薇、楊依軍、王賓、王慧慧、許可等人，不是記者，而是戈培爾式的吹鼓手，是殺人不見血的刀筆吏。他們終將為寫下此種奧威爾式的「新語」和「胡言亂語」而遺臭萬年。 中國就是天下，中國就是中國人的宗教 普京為習近平舉行的告別國宴結束後，習近平向普京告別時說：「我們正在見證百年未見之大變局，我們應該一起推動它。」普京回應說：「我同意」。兩名大獨裁者之間的這場言簡意賅、意味深長的對話，昭示著「冷戰」結束三十多年後，一場新的「寒戰」已經登場。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舒爾曼指出，中國選擇跟因為侵略烏克蘭而成為全球公敵的俄國站在一起，並非愚蠢或飛蛾撲火，而是經過精心的盤算，兩國在反美和反西方上找到了共同的戰略目標：「中國領導層，尤其是習近平，認為中國現在正在與美國進行長期的戰略競爭。這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事情。中國領導人多年來一直認為美國會努力遏制和打壓中國的崛起。習近平最近也這麼說過。因此俄羅斯在那場競爭和較量中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對中國來說，一旦台海危機爆發，俄羅斯可以減輕美國行動給中國帶來的脆弱性。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斷，俄羅斯是中國潛在的能源和糧食提供者，俄羅斯的核大國地位以及在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作用，以及重塑全球敘事對中國都非常重要。所以，習近平無論如何都要挺普丁，並以此換取更多好處。 另一方面，從習近平訪俄時的趾高氣揚、普京對其奉承諂媚的身體語言可看出，中國與俄國之間的強弱、上下位階已然轉換。二零一二年，習近平剛剛掌權時，第一個會見的外國領導人即為普京，他將普京視為學習和尊崇的榜樣，併當面、公開地向對方表達自己的這一態度。如今，俄羅斯淪為中國的「小弟」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金融時報》援引一名接近克里姆林宮的消息來源說：「事件的邏輯決定了我們完全成為中國的資源殖民地，我們的伺服器將來自華為。我們將成為中國一切的主要供應商。他們將從西伯利亞獲得天然氣。到二零二三年底，人民幣將成為我們的主要貿易貨幣。」 既然連昔日的「老大哥」俄羅斯都已淪為中國的經濟殖民地，那麼整個地球成為中國的殖民地亦指日可待。「東升西降」、「東風壓倒西風」的說法早在一九九零年代末就在中國流行，而《當中國統治世界》之類的著作也在西方成了暢銷書，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器與西方左派唱衰西方的「自我解構」奇特地彼此唱和。 然而，中國的「富起來」和「強起來」真的勢不可擋嗎？中國傳統文化（東方專制主義）與馬列主義（西方現代極權主義）所結合的怪胎，是一種怎樣的價值觀和治理模式？它又如何成為可以「輸出」的超級精神病毒？作家蘇曉康嘲笑說，習近平去找普丁，要「扮演大國角色」，或稱「中國主導世界秩序」，他也厚顏無恥倡導「中國價值觀」，他開的這個國際玩笑，西方人是不懂的。因為歷經鄧小平「開放」，中國腐敗升級，世風淪喪，權貴肆虐，黎民卑賤，誠為中華文明破敗之極致，此際能向國際輸出的，唯有垃圾。 美國歐道明大學教授李少民，從習近平的偶像毛澤東開始，就對當代中國的變化做了全程見證，他直指，「習近平的策略，是想影響世界，把其他國家變成中國的模式，但並不是靠侵略，而是靠著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賄賂全世界」。現在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獨裁國家中國和俄羅斯抱團，美國則聯合歐洲、日本、台灣這些民主國家，形成兩個集團的對抗。所以，習近平的「天下一家」，就是天下以習近平為家長，他不僅要統治中國境內十四億人，還要統治全球六十億人。 美國學者譚若思更指出，新的共產中國仍是帝國，它是一個以劇場和假設撐起來的帝國，對內鐵腕，對外雄心萬丈。它的武器包括掩飾、欺騙和一種特殊的歷史感，可以用長遠角度看待中國利益和雄心。新中帝國的重要特點有三：其驅動力是上發令下聽話；自認為真理的捍衛者；與其他強權達成的任何妥協都是權宜之計，而非真心接受中國與主權國家世界之間的道德同等性。中共高高在上、苦大仇深、報仇雪恨的世界觀已經灌輸給大多數中國人民，中國民眾當獨裁者為父母，將西方視為仇敵，將他國視為藩屬國，「中國人的宗教可能就是中國本身」——中國由專制帝國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難於上青天。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從預約到成行，習普會做足了神秘感，引起西方媒體的各種猜測。看來中共的手段確實與時俱進了，也向港台媒體學會了炒作。多數猜測都沒猜到點子上，說是小習去幫助普京。這個是肯定的，不用猜。怎麼幫？各家說法就王顧左右而言他，不得要領了。 美國說中共可能準備提供武器，又說現在還沒有證據，只幫了一些零部件等等，語焉不詳。蘇聯時期留下來的武器工業很發達，大部件不需要別人幫忙。而晶元一類的高科技零件，一個手提箱就夠用一陣子了，而且還沒辦法核查。這方面中共一直在幫俄羅斯，不是秘密。 那麼習近平對普京最大的幫助是什麼呢？普京為什麼還特別滿意呢？普京最大的困境是什麼呢？這就是國際政治。西方國家幾乎一致的援助，從輿論到武器的援助，是烏克蘭能堅持到現在的根本原因。如何破除西方團結一致的立場，是普京最大的希望，比幾輛坦克、幾門火炮重要得多。這正是普京最頭疼的戰略難題。 大家都看到了美國和歐洲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場。歐洲主要的國家在一開始就主張和談，因為不僅僅是烏克蘭，整個歐洲都是戰爭的最大受害者。雖然輿論和媒體都是一片喊打，但那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說了不算，算了不說，不用他們負責任。烏克蘭人民和歐洲的經濟在承受著巨大的負擔，對歐洲人民負責任的大國領袖們主張和談也在情理之中。 普京早就看到了這步棋，從一開始就虛偽地說要和談，讓烏克蘭總統出面拒絕。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相信的人不多。習近平看看火候到了，就大肆炒作和談，然後訪問了普京，說是有多少條件能促成和談。這一下子勾起了歐洲盟國的和談希望，北約的聯盟出現了裂痕。普京自然是樂開了花，感謝他這個老朋友雪中送炭。 果然，歐洲的領袖們馬上立刻排著隊要訪問北京，國際外交的格局立刻產生了不利於西方聯盟的變化。甚至左派的報紙和政黨都開始幫中共說話，什麼不能脫鉤呀，等距外交呀等等開始出爐，回到綏靖政策的輿論甚囂塵上。這是習近平隔山打牛，順便幫了自己一忙。 習近平已經陷入了深深的內部危機–從他不斷抓捕自己過去的朋友和發小，就知道他有多麼孤立了。古語說：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個亘古不變的規律。他能靠著一點點外交得分就改變失民心的基本盤嗎？希望渺茫。 你幫了普京能得到一些石油天然氣供應，但也得到了能源被控制的困難。德國依賴俄羅斯天然氣，就是前車之鑒。正負相抵，結果是零，不足以抵消在國內經濟和政治上的罪惡。假如能夠趁人之危，要求俄羅斯兌現歸還領土的承諾，這個實打實的收穫，也許能抵消一點內部的危機。 但是從網路上傳出的說法，普京只打算讓中國參與遠東一帶的經濟開發，並沒有歸還領土的打算。普京是個多麼精明的人吶，幫助俄羅斯開發遠東不又是大撒幣嗎？好像他算準了習近平是個大傻瓜，被人賣了還會幫人數錢的那種。 現在看來習近平不是那麼傻，但也足夠傻。人家擺明了看不上你，明著忽悠你，還要上趕著去幫大爺。真是個記吃不記打的蠢貨。就看他這副白忙活了半天，錯過了有利於國家的最好機會的行為，可以算出他想靠著外交得分就能解決內部危機的企圖，只能是猴子撈月，竹籃子打水–空歡喜一場。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現在想武力統一台灣，難度很大，其已自知；於是，它便加快了對台灣的柔性「統一」計劃，特別是想利用今年台灣的大選來實現其「促統『三步走』」之方略。中華民國存在，台灣才可能和平，也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棋子；如果中華民國在中共的「和平統一」中被某些人獻上了「祭壇」，台灣必然成為中共用來威脅東亞和平的棋子。今年的台灣大選中，「和平統一」已經成為一個訴求，至少總統參選人、前監察院長王建煊已經如此宣布。筆者即以「和平統一」為假設背景，做一次「沙盤推演」，分析一下「和平統一」會給台灣帶來什麼，以此就教於關心時局之各方人士。 一、習近平對台戰略：被迫從武力進攻為主，轉向和平統一 最近美國的一家與軍方關係很深的智庫蘭德公司發表了一份報告，《打贏系統戰：中國對美中軍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其結論是，解放軍在與美國軍力差距的自我評估上，自認有許多不足之處，「這些自我評估，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有關潛在大國衝突、也就是因台灣地位的衝突的風險，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這份報告表明，當美國表示要支援、支持台灣的背景下，中共已經知道，它想武力統一台灣，現在難度很大，可能是做不到的。 今年2月6日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給國會的2023年《年度威脅評估報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說，「2023年北京將持續施壓，並可能提供一些誘因，使台灣朝統一方向移動。中國使用有協調的、全政府式的工具來展示實力，並強迫它的近鄰默許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區陸地、海洋和空中的聲索，以及它對台灣所宣稱的主權」。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也說，「我認為，中國偏好和平統一是真的，因為那避免了試圖以武力解決這個議題的風險和高代價」。 顯然，美國或許可以嚇阻中共近期攻台，但中共正在悄悄地發動和平統一的的操作。那台灣的多數選民是不是接受中共的和平統一，就要等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來揭曉謎底了。一旦台灣的多數選民把票投給台灣的「親共派」，美國就很難阻止中共和平統一台灣的計划了。 但是，有一個關於中共對台柔性統一的根本問題，在台灣民間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那就是，中共的「和平統一」這個口號，在台灣內部響應的人，是把「和平」與「統一」分開來講的。他們強調的是，眼下只要祈求中共不要動武，台灣就可久保「和平」；然後，他們主張，台灣只要承認中共的「統一」願景，不要做任何讓中共不滿意的事，同時盡量迎合中共，通過「疑美」、「仇美」宣傳，疏離台美關係，讓台灣成為中共保護下的一部分，台灣就有了來自中南海的「安全保障」。 然而，中共真是這樣想的嗎？當然不是，中共的「和平統一」現在已經不是「願景」了，而是要限時完成的「統一」計劃；它已經不再等待未來的「統一」夢想了，而是急切地希望儘快扼殺台灣多數民眾所希望的維持現狀之意願，把台灣納入自己的完全掌控之中。 二、中共的柔性”統一”模式 中共的「和平統一」模式，其前提是，通過蠱惑台灣的多數民眾票投「統一」派，然後讓一個選舉時不談「統一」進程、但原則上支持「和平統一」的政黨來執政。這個政府將是台灣最後的民選政府，中共會立刻對這樣的支持「和平統一」的政府軟硬兼施，其具體目標就是兩岸「協商」，設定時間表，讓台灣那個支持「和平統一」的政府，儘快同意中共對台灣施行主權。如果台灣出現一個政治上順從中共的政府，它除了乖巧地聽命於北京之外，並沒有其他可以拖延搪塞的時間和空間。 到目前為止，在台灣，不管是哪個陣營的人，似乎很少有人思考一番，中共的柔性「統一」模式一旦進入操作狀態，台灣將面臨怎樣的巨變。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其實是台灣民眾今年大選時必然面對的一個基本課題，不管是關心兩岸關係的人，還是更關心市政建設、工資福利的人，都繞不開、躲不掉這個事關台灣存亡的大問題。 當然了，中共不會笨到用白皮書的方式，公布「和平統一」模式的具體施行方案，那隻會打擊它的「友黨」在台灣的選情，阻撓中共的「統一大業」。在中共的話語中，「和平統一」是一個完整的概念，其中，「和平」是手段，「統一」是即期目標，「和平」是實現「統一」的手法而已。 關於中共的「和平統一」模式，其實中共的外宣官媒最近講得十分清楚。2022年之前中共有一個主要外宣網站《多維新聞》，所有者名義上是香港人于品海，但50到60個采編人員都在北京辦公。這個網站在中國國內看不到，只面向境外華人讀者。由於這家外宣媒體有中共國安部內反習近平勢力的背景，曾經刊登一些對習近平不利的文章，2022年4月26日被中南海下令關閉。其大部分員工被遣散，但部分人員轉到了于品海設在香港的網路媒體《香港01》，繼續扮演中共的外宣喉舌。 今年中共的「兩會」之後，《香港01》刊登了幾篇文章，解釋中共的中央官媒不方便說明的香港政策和對台政策內幕。其中，《香港01》駐台首席記者張鈞凱的文章指出，中共現在正在推進所謂的「促統『三步走』」方針，即「面向台灣社會群體，啟動從交流到融合，再到促統」。當下，這「促統『三步走』」方針正在執行中：比如，讓台灣支持「統一」的政治人物到中國「交流」，已經安排了兩批人去，其中馬英九的行程即將開始；所謂的「融合」，最近台灣的親中疑美論調甚囂塵上，正與中共的聲音互相呼應，試圖影響台灣的選情；至於下一步的「促統」，應該可以很快在台灣的大選進程當中看到與中共意向一致的文宣。 三、中共急於「解放」台灣 面對中共急切的柔性「統一」方針，台灣的一些民眾可能會聯想到香港的現狀。也許有人認為，「統一」後台灣至多是變成象香港那樣的「特區」，至少生活還算安定，不用打仗了。真那麼簡單嗎？且不說多少台灣人願意接受「香港模式」，中共真打算把「香港模式」搬到台灣嗎？上面提到的《香港01》記者張鈞凱在文章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中共「統一」台灣的方案，並非港澳模式的複製。 中共如果佔領台灣，它不會複製「香港模式」，其實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台灣是國家，而不是香港那樣的一個城市而已；第二，在中共的心目中，台灣對中共的作用，其功能與香港完全不同。 先來分析第一個原因，即台灣與香港的政治狀況完全不同。香港只有警察，沒有自己的國防能力，以前是靠英軍象徵性地駐軍，維持著殖民地的地位；英軍一旦從香港撤走，解放軍進駐香港，多數市民也覺得理所當然。而台澎金馬是中華民國最後的領土，中共接收台灣的同時，就意味著中華民國徹底亡國了。而這恰恰就是中共意欲佔領台灣的最大目的，即所謂的「解放台灣」。 中共在毛澤東時代長期宣傳，台灣還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是「敵占區」，必須要把台灣人民從「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更何況當年國軍還信奉「反攻復國」。如今的國民黨已經既不「反動」、也不「反攻」了，其中部分人甚至已經成了中共的「友黨」。但是，中華民國的存在，始終讓中共如鯁在喉，必欲滅之而後快。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提出，無需再講「台獨」，中共卻仍然死死咬住「台獨」不放的原因。因為，獨立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就是中共心目中無力消滅的「敵占區」，是中共的敵國。中共的所謂「統一」，就是要徹底佔領中華民國的最後國土，剷除中華民國的痕迹。「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有些中共的台灣「同道」故作不知罷了。 四、台灣的民主自由當然不為中共所容 其次，中共「統一」台灣的計劃，政治上的另一個最大目的就是消滅台灣的民主自由。台灣與香港不同，香港市民曾經有過多方面的自由，香港被中共收回後，市民就逐步喪失了政治自由；而台灣早已完成了民主化，台灣人民擁有所有的政治自由和選舉權。因此，在專制的中共心目中，台灣的自由民主猶如對中國民眾的無盡誘惑，時刻都構成對中共政治制度的威脅。所以，「統一」台灣，就一定會把重點先放在廢除台灣的民主自由上。 國民黨在威權時代曾長期在台灣推行反共教育，台灣民間對中共的好感很少，中共其實非常擔心它的統治無法在台灣站住腳。中共一旦「統一」台灣，習慣於民主自由的台灣民眾非常可能比香港民眾展現更多、更強烈的反對。何況，台灣有國軍，在解除國軍的武裝之前，中共完全沒有安全感。因此，中共很清楚，用「血濃於水」的說法，無法抵禦台灣民主自由的社會對專制的抵制；它也不敢相信，用少量共軍象徵性地進駐台灣，就能完全實現對台灣的嚴密控制。 因此，中共絕不會容許台灣被它「統一」之後，還仍然保留政治上原有的民主自由；相反，中共佔領台灣之時，第一件事就是確保中共的台灣當局掌握足夠的軍事鎮壓武力，防止台灣社會發生反共抗議。中共對彈丸之地的無武裝香港市，都堅持一定要駐軍，毫無疑問，中共的「統一台灣」計劃肯定建立在大規模駐軍的基礎之上。而派駐解放軍進入台灣，不僅是為了壓制和接收國軍，還為了彈壓社會抵制。 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沙盤推演，一旦台灣的中央政府在中共的威脅下，請求中共「和平統一」台灣，那中共的實施步驟會有以下幾步： 第一步，十數萬解放軍通過空運和海運，快速佔領台灣，分別進駐全台各要地要塞。 第二步，北京指定的台灣省委，會立即宣布軍事管制、全台戒嚴，直到中共認為它對台灣實現了完整的嚴密控制。戒嚴對台灣社會來說，並非新鮮事，國民黨曾經在台灣實施過幾十年的戒嚴。但中共在台灣的戒嚴，會遠比國民黨當年的戒嚴更為嚴厲，包括管控機場、港口，禁止人員自由離台，也管控銀行，防止資金外逃。 第三步，在解放軍的保護下，緊跟在共軍之後，中共會陸續派幾十萬幹部到台灣，接管鄉以上的所有行政單位。 五、和平統一之日，即中華民國滅亡之時 台灣落到中共手裡，不僅僅是喪失民主自由，更意味著中華民國即刻滅亡。中共意欲「和平佔領」台灣，它最關切的就是，從此世上再無民國；這樣，中共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奪取國土的百年歷史，就此划上句號，以中共的最後成功和中國國民黨的完敗而結束。至於台灣民眾的觀感是什麼，解放軍全台軍管之下，中共根本不會介意。 所以，當共軍抵台的時候，中共的戒嚴令必定會宣布，封殺中華民國的所有政治象徵。中共不僅會一以貫之地把台灣矮化成它的一個省，並以此設立行政建制，同時立即廢除中華民國所有的國家機器和中央層級的機構。因此，中共不會讓台灣成為香港那樣的「特區」，而是要刻意地消除「台灣省」的任何特殊性，目的就是貶低中華民國民眾的自我心理定位。 在這樣的一個考量下，從中華民國的總統府到五院，從國軍、國史館到忠烈祠，中共一定會全部廢除。這不僅是為了中共今後統治的需要，更是為了從政治上剷除中華民國的任何痕迹。中共佔領台灣後，可以想見，有關中華民國的任何字樣，對中共來說，政治上都成為非法的了。中共會作廢中華民國護照，不允許「台灣統一」之時台灣民眾還可以持中華民國護照出國；同樣的，新台幣作為中華民國的象徵，自然也在廢除之列，中共可能會限時兌換人民幣，期滿即宣布新台幣停止流通。 「和平統一」後，與中華民國共存亡的中國國民黨，其各級黨部會被中共勒令解散，該黨當即消亡。因為，無論是想到國民黨與中共的歷史糾葛，還是聽到國民黨的黨名中那個中國字樣，都讓中共耿耿於懷。政治上，中共當然不允許任何迫於形勢而乞降的政黨存活下去，何況這個昔日對手，「統一」之刻即成「廢子」。 其實，中共在大陸養著一個歷史上投共的國民黨幹部及其後代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已歷七十載，昔日用於對台統戰，今後就可能用來改造台灣國民黨里認同中共的國民黨員。 比較客觀地從局外去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親共人士對中共來講，或許還有一點統戰價值，可資利用；而台灣一旦落到中共手裡，台灣原來的親共人士就沒有統戰價值了。如此鳥盡弓藏之事，在紅色中國早已屢見不鮮，不但中共的「黨外友人」曾吃盡苦頭，連中共本黨高幹也照樣難逃「兔死狗烹」的命運。 六、中共的「統一」計劃中，台不如港 中共治下的台灣，經濟上還能保持原狀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了解，對中共來說，香港和台灣的用處不一樣。而很多台灣民眾並不了解這一點。 1949年中共佔領廣東以後，它並不是沒有軍力攻佔香港，但毛澤東決定不碰香港。那當然不是為了遵守中英兩國歷史上的租借協定，而是為了給中共留下一個與國際社會作經濟交流的窗口。直到今天，中共始終不把香港納入廣東省，而是以「香港特區」的統治形式、避免把香港「廣東化」，仍然是出於這個考量。中共一向把很多要隱藏痕迹的經濟活動，都通過香港來操作。例如，美國智庫銀路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最近在研究中發現，俄烏戰爭開始後俄國受到國際制裁，於是去年中國輸往俄國的可轉為軍用的集成電路產品成倍增加，但大部分半導體零部件都特地繞道從香港轉口，令人質疑香港在擔當中共「白手套」的角色。 中共很清楚地知道，早晚一天，它的國力一旦增強，就會與國際社會發生衝突，那時候，香港就或許還有「窗口」的作用。關於這一點，上文提到的中共外宣喉舌《香港01》名義上的「老闆」于品海，今年3月19日在這個網站上貼出了一篇他的署名文章，此文再度明確了我在本節開頭提到的香港對中共的特殊作用。于品海在此文中寫道，香港是中國最開放並與西方融合最多、最深的城市，自然就是中共目前追求的國際局勢「百年大變局」的焦點（筆者註：這個「百年大變局」的說法，就是中共在對外擴張中，要蓄意改變國際規則、撬動國際秩序，讓中共能號令國際社會）；香港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是內地發展的引領者，中共今天事實上賦予了香港新的角色和使命…香港是中國推動世界秩序變化，建設更合理世界的助推器。 然而，台灣不象香港那樣，被國際金融界視為東亞的金融中心。一旦中共佔領台灣之後與國際社會發生大的衝突，中共會利用台灣作為軍事上的前進基地，但不會指望國際金融界把台灣作為與中共經濟往來的「窗口」。所以，台灣對中共的用處，除了高科技企業會被接收之外，其他方面，主要就是供養中共了，也就是充當「奶牛」；台灣不象香港，中共不指望台灣成為它進口被禁運的技術和出口的必要管道。 至於財政和外匯管控方面，中共也不會給台灣象香港那樣的自主權，而是可能把台灣的財政納入中共的全國預算再分配框架，要求台灣的地方財政向北京上繳相當數額的稅收。在中共今後全國財政艱困的狀況下，台灣倒成了財政有結餘的省份，會不斷被北京盤剝。當然了，過去中華民國時代的將領退休俸，中共是不會繼續保留的，那屬於富有反共意涵的舊朝福利。 簡單來講，中共的「和平統一」口號，本身就是對台灣人的最大欺騙。「和平統一」的結局是，台灣被中共納入對外擴張的戰略部署，台灣的人力和經濟資源將成為中共對外擴張的工具。事實上，中華民國存在，台灣才可能和平，台灣也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棋子；如果中華民國在中共的「和平統一」中被滅掉了，台灣必然成為中共用來威脅東亞和平的棋子，那時，台灣的和平就再也沒有了，民眾的安全和平靜也長期消失了。
中國人喜歡套近乎，特別執著於出生地情結，所以才有「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的說法。套近乎，在初民社會可以抱團打江山，即使到了今天，拿來博感情也還很管用，馬英九和習近平顯然也頗能領會個中三昧。 為了降低被中共摸頭的負評，馬辦凸出強調兩點：一是行程不進北京，二是不見習近平。他們主觀以為，這樣就可以降低被統戰的色彩。但和中共打交道，一廂情願未免太天真？ 段正明律師認為出訪日期內含密碼，啟程日和返台日帶有歷史事件的羞辱性暗示，目的就是要給國民黨或馬英九本人穿小鞋下馬威。 我沒有這麼細膩，也能輕易看透中共的狼子之心，對於「中華民國前總統」主動送上門來，國台辦又豈會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首先，國台辦主任宋濤特地安排接見台商團體代表，為馬英九此行的意義定調，接著啟動黨媒大肆宣傳吹風。 在這波宣傳中，有兩個花邊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湖南官方花大錢為馬的故鄉翻修馬路，二是馬英九的祖籍，也悄悄從湖南溯源到了陝西扶風。如此一來，馬英九忽然就成了習近平的老鄉，還有什麼事不好商量呢？ 維基百科記載的馬英九祖籍是江西永新縣，籍貫則為湖南湘潭，他的祖父身後也葬在這裡，而他本人則出生在香港九龍油麻地，也就是逃港難民大本營的調景（弔頸）嶺。就在啟程前夕，官媒突然將他的祖籍溯源到了陝西扶風。這樣一來，老馬不僅是道地的中原華夏兒女，還是習近平不折不扣的老鄉。 相對於馬英九刻意低調，中國卻異常高調，官媒連日來熱炒「歡迎中國人馬英九」的文章，高度讚揚馬英九的家國情懷，而馬辦似乎也欣然領受了這樣的禮遇。 回頭看看習近平，他的祖籍是河南鄧州，籍貫為陝西富平，而他本人出生在北平。但習本人更寧願歸宗於陝西，原因有二：一是那裡是習父鬧革命打天下的根據地，二是那裡有革命聖地延安，又是習本人接受文革洗禮的梁家河大寨所在，這兩地恰是他繼承紅色江山的血統認證書。 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坐穩了龍椅，權勢直逼毛澤東，中南海南北兩院，盡皆習家軍天下，團派、江派靠邊站，專家解析，中共當權派所謂的六大門派，除了「之江新軍」外，陝北嫡系也異常高調耀眼，這其中要角就包括了王歧山、栗戰書、趙樂際、張又俠、李希、張升民、劉國中等新舊面孔，如今王歧山失寵告老，栗戰書功成身退，兩張執掌軍符，趙樂際仍兼常委人大，李希入常掌握紀檢刀把子，劉國中則新任副總理。人不親土親的舊社會規則，在習近平身上得到了驗證。 相對於馬英九的低調，中國卻異常高調，官媒熱炒「歡迎中國人馬英九」的文章，高度讚揚馬英九的家國情懷，而馬辦也默然領受這樣的禮遇。「祖籍」這個概念很有趣，按照科學家的說法，中國人的祖籍都可以遠溯到東非大草原。 基於上屆總統大選的歷史教訓，馬英九個人願望顯與國民黨的執政目標互為矛盾，馬習相忘於江湖，或許不無遺憾，但對朱立倫或侯友宜等人而言，感到到的毋寧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吧？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國民黨2024總統參選人尚未正式底定前，郭台銘近日安排訪問美國12天，理所當然被視為是在爭取參選門票。他想選總統已非新鮮話題，問題就在四年前表態過一次後，今天卻彷彿原地踏步，個人看好度和「首富優勢」明顯不成比例。 而郭台銘起心動念由商轉政，一般認為是受2016年川普上台刺激，從他過去刻意營造和川普之間的交情，和川普連袂在威斯康辛州設廠動土合影，甚至頭戴紅色鴨舌帽，都有濃濃以川普為師的味道。若這次「科技經濟開拓之旅」真是選總統的起手式，也只證明了他果然不是川普。 川普崛起給美國帶來很多課題，除卻民粹、政治極化、川普主義，更有為數不少分析是聚焦在「哪來的川普魅力」，這讓他儘管連任失利，現在卻還是共和黨中支持度最高的一人。就這點看，那應該才是川普之於郭台銘有意義的對照，「財富」、「經商之道」反而無關宏旨。 首先，美國人（共和黨）究竟喜歡川普什麼，曾被歸結出利益和文化兩點，剛好一個打動金字塔底端，一個打動金字塔頂端。利益部分，川普同時以庸俗、反菁英主義的語言，和將美國本土勞工利益（儘管很多只是表象）「置頂」，直接吸引了工人階級，文化面再以「挽救父權」、「種族主義」、「排外意識」，吸收上層白人階級關注，「讓美國再次偉大」一句簡單口號，於是就變成了重振輝煌過去的使命宣言。 更重要的是，雖然川普言行狂妄不羈，但他一家人（從父親以降）都是曼哈頓第五大道「大理石學院教堂」（Marble Collegiate）重要成員，川普的語言表現，某種程度其實和神學傳教較為貼近，無形中，對美國白人文化超凡魅力的權威授予，便有相當重要性。這或可解釋，除了共和黨世俗保守派欣賞川普渾身上下美式企業家的活力，連保守新教徒竟也會把川普看成上帝的代理人。2017年，美國皮耶研究基金會曾在一份民調中詢問民眾：「你同不同意川普成為總統是上帝的旨意，因為上帝贊成川普的政策？」當時即有53%的白人福音派教徒表示同意，共和黨支持者也有32%認同這說法。 可以說，川普受到支持，很大因素是他已超越民眾對傳統領袖人物的設定，川普個人特殊風格加上美國當下社會情境，就這樣促成了「川神降臨」。 另一方面，在美國普羅大眾中，讀過熊彼得經濟學的自然是少數，但看過蝙蝠俠漫畫絕對很多。一開始確實為數不少人是將蝙蝠俠角色投射到川普身上。蝙蝠俠是億萬富翁，川普也是；蝙蝠俠經營龐大家族企業，川普也是；蝙蝠俠曾是揮霍無度的花花公子，川普也是；蝙蝠俠在成為蝙蝠俠之前生活放蕩而誘人，川普也是；蝙蝠俠擁有天才級的智慧，川普看起來好像也是。 最後，蝙蝠俠放棄享受奢華的生活，並把個人財富貢獻於公共服務，川普好像也是；蝙蝠俠在與墮落的城市暴力犯罪對抗中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川普則彷彿為了「把美國放在首位」，進而招致強烈的黨派敵意。然後，無論川普還是蝙蝠俠，皆被形塑為極端財富製造出的正義使者，對蝙蝠俠的個人崇拜，也轉嫁到了川普身上，蝙蝠俠為了保護高譚市，經常破壞常規，川普似乎也受到這方面的默許。這樣的對比看似滑稽、太卡通，但在美國社會，川普和蝙蝠俠的相似論不光是偶然，有時對菁英分子的社會期待，也就唯此爾爾。 「川普模式」早說明了一件事，一個政治圈外人想要在政壇竄起，尤其站上國家領袖地位，就不會只靠之前累積的財富，或是以為經營企業的一套移作政治工作也會受到歡迎。川普在共和黨內的魅力，至少兼具了世俗和宗教兩類選民力量，他既代表新教倫理，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派，同時，在美國娛樂業的催化下，他還如同英雄漫畫里的主角。擔任總統前，川普沒從事過任何公職，沒當過議員、州長，出身紐約卻連紐約市政碰都沒碰過，因為關於這樣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選民只看到兩種傳統（世俗、宗教）的「救世主」，這就足以讓川普超車黨內一票菁英。 回到郭台銘身上，如果他真的想選總統，那麼，他此刻到美國宣傳個人「48年經商活動經驗」、「在全球超過30個經濟發達國家與地區設廠」、「在美國矽谷長住10年」，則還會是重點嗎？郭台銘曾說是媽祖託夢叫他出來選總統，和川普「神學」的一面相比，兩者之差又豈可以道里計。 終歸，郭台銘從來就不是川普，對他來說，這或許不利個人由商轉政競逐大位，但對台灣來說，倒是可以稍微鬆口氣。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馬雲回國了。馬雲在杭州露面，證明馬雲確實回國了。 馬雲回國並不讓我感到意外。當初當局讓馬雲出國，說明當局並不想把馬雲打倒。馬雲在海外這麼久，始終很低調，沒說過一句批評當局、批評習近平的話，說明他不想和當局決裂，說明他還想回國。 馬雲回國，是否說明當局的政策變了？是的，是說明當局的政策變了。 去年12月，當局的抗疫政策來了個大轉彎。很少有人注意到，幾乎與此同時，當局在經濟政策上也來了個大轉彎。在去年12月15-16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前兩年被整治得奄奄一息的房 地產、民辦教育和互聯網平台經濟出現起死回生的機會，會議重提「改善房企資產狀況」，確保房地產的「支柱產業地位」；「支持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 和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支持和規範民辦教育發展」等等，而對過去幾年習近平提出的整頓房地產市場，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以及實施「雙減」，整頓教培的主張 卻隻字未提。 習近平在經濟政策上的大轉彎，意味著他原先的宏偉規劃遭受重挫，也成了爛尾工程。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雜誌發表了他在去年12月15日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其中講到「明年經濟工作千頭萬緒，需要從戰略全局出發，抓主要矛盾，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這話倒沒講錯，但問題 是，負面的社會心理預期是誰造成的呢？發展信心的低落是誰造成的呢？不就是習近平自己嗎？2月16日，商業部發文：讓修鞋、配鑰匙等規範有序回歸百姓生 活。這話說的也對，是應該讓修鞋、配鑰匙等回歸百姓生活。但問題是，先前是誰把它們趕出百姓生活的呢？不就是習近平的愛將蔡奇，不就是習近平自己嗎？ 正是在當局經濟政策大轉彎的背景下，馬雲的回國就順理成章了。作為中國民營企業的標誌性人物，馬雲的回國可以起到一個信號燈的作用。它有助於改善外界對當局重回改革開放軌道的信心。馬雲回國的消息一傳出，阿里巴巴股票大漲就是明證。 馬雲回國了，但是馬雲回不到過去。今天的馬雲已經不是昔日的馬雲。 今天的馬雲，頂上光環被褪掉大半。今天的馬雲，是「馬已經服」（螞蟻金服）的馬雲。當初馬雲挨整，我就說過，馬雲挨整的原因就是他做得太大了。不但生意做得很大，在其他很多方面的影響也很大。馬雲還辦大學，還搞富豪俱樂部，還對政府的金融監管系統提出批評，還週遊世界，會見多國政要，包括高調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面提出投資美國，幫助美國的中小企業。這些都是習近平不能容忍的。所以習近平要整治馬雲。但也正因為馬雲做得太大了，成了中國民營企業的招牌，當局不能不投鼠忌器，所以沒把馬雲打倒。 現在，當局大幅度調整其經濟政策。為了加強外界的信心，讓馬雲回國，就是讓馬雲這個招牌人物再一次發揮招牌的作用。但是當局的調整是有限度的。當局不會讓馬雲重新披上昔日的光環。馬雲雖然回國了，但是回不到過去。 當局的經濟政策大轉彎，對重振經濟總是有利的。只要有賺錢的機會，一般人還是會參與其中的，包括很多撤走的外資也會再回來。中國經濟下滑的趨勢可望得到某種扭轉。但負面的社會心理預期和低落的發展信心就不那麼好扭轉了。中國的 經濟活動多少會恢復生氣，但難免不帶有更多的短期行為的特徵。一句話，經過習近平這一番胡折騰，中國的經濟已經不可能回到從前。只要習近平還在台上，中國的經濟，以及中國的對外關係，就不可能回到從前——如同馬雲一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政治局常委會裡「共事」的十年時間裡，習近平時時處處給李克強小鞋穿的重要原因是「武大郞開店」的心態作祟，因為從一九八二年至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開的整整二十年時間裡，李克強無論是在政治壇資歷還是真實學歷上，都曾力壓他習近平一頭。 我們在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中共歷屆全國黨代會上發生的「民主事故」》里介紹了發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是因為已經內定接班團中央書記處書第一書記的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李克強在中央委員的預選過程中名落孫山。 最主要的落選原因，無疑是他李克強的名字和當時還在任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的名字雙雙出現在中央委員預選名單人，認為團中央不應該佔有兩個中央委員名額的黨代表們自然把李克強當成了差額對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強是團中央第一書記接班人選的黨代表們更是認為李克強是典型的「直升飛機幹部」，雖說團幹部都是相對年輕，但即使是在當時的那屆團中央書記處里，他李克強的資歷也不如其他幾位。 當時的以宋德福為第一書記的共青團第二十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排名是劉延東、李源潮、張寶順、李克強、洛桑、劉奇葆、馮軍。 這屆團中央產生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三年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二中全會上，李源潮和宋德福被增選為書記處書記，李克強被增選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請注意，當時來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是排在來自軍方的宋德福和來自北京大學的李克強前面的。 李源潮是七七級，一九八二年一月，早七八級的李克強七個月畢業，被增補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已經是團上海市委書記，官至正廳局級。 而一九五五年出生，比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李源潮年輕五歲的李克強則是本科畢業後沒離開北大校門即被直接任命為相當於正處級的北大團委書記職務， 同年底成為十一屆團中央常委。 北大團委書記職務擔任不到一年，李克強即被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青聯主席胡錦濤相中，徵得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的同意後，李克強於一九八三年年中成為團中央的專職幹部，具體職務是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兼全國學聯秘書長，官至國家機關的正廳局級。當年底被增選為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後，待遇上繼續為國家機關的正廳局級。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共青團十一屆四中全會召開。此次會議的大背景是剛剛結束了中共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進行了中共執政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新老交替，此前在一九八二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胡錦濤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在籌備這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過程中，胡耀邦相中的中宣部部長接班人選，時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朱厚澤被鄧小平恩准，胡錦濤則被安排到貴州接替朱厚澤的省委一把手職務。 於是，在團中央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宋德福接替了胡錦濤的第一書記職務，會議同時增選張寶順、李克強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增選洛桑、劉奇葆、馮軍為團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書記處書記。增選和調整後的團中央書記處由十人人組成，即第一書記宋德福、書記劉延東、李源潮、李海峰、何光偉、張寶順，李克強、洛桑，劉奇葆、馮軍。一九八八年召開的團十二大上產生的領導班子繼續保持這一排列。 當時，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李鵬、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等人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並分別做了講話。足見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在中共政權內的地位是多麼的重要，說它是黨中央的「後備軍」，真的是毫不誇張。 也正是李克強從北大團委書記調任團中央任專職幹部的那一年，筆者當時的一位朋友，與胡錦濤同時從甘肅調進團中央的時任團中央組織部處長告訴筆者，團中央恢復建設之後，中組部即發文規定，團中央第一書記為正省部級，團中央書記處的前兩名為副省部級，排名第三及往後的書記處書記都只是正廳局級，團中央候補書記則是副廳局級—-也可以是正廳局級。 如此說來，當時的李克強在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排名第六，尚還屬於正廳局級，所以這也應該是他在十四屆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被黨代表們差額掉的原因之一。而當時的中共高層之所以內定了李克強為團中央第一書記接班人，年齡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里李克強最為年輕，排名在他之前的五個人里，最年輕的李源潮和張寶順都出生於一九五零年，較李克強年長五歲。 在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中我們也已經介紹過，雖然從中共十三大開始實行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差額選舉時即已經規定，從中央委員預選中差額下去的可以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差額名單，但當時的中共高層考慮到團中央第一書記被安排為中央候補委員似乎不太恰當，於是便把李克強內定為次年三月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候選人。當時的這個第八屆全國人大也是第一次實行常委會委員的差額選舉，但李克強順利過關，兩個月後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在此基礎上，他李克強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進中央委員預選名單，這一次終於順利過關。與此同時，比李克強年長兩歲的習近平雖然「當選」了是屆中央候補委員，但卻是排名最後，也就是說，他是所有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得票最少的一個。 時光又過了五年，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李克強順利繼任中央委員，習近平則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轉正。如此說來，如果不是十四上的中央委員意外落選，比習近平年輕兩歲的李克強成為中央委員的時間應該比習近平早整整十年。至於具體的官階相比，當年李克強大學一畢業即官至正處級的同時，因為父親的安排，在正營級秘書位置上退役的習近平被官升一級，成為河北正定縣委副書記，相當於中央機關副處級。 也就是說，李克強在中共官場上一出道就力壓習近平一頭。接下來，習近平官至正定縣委書記，相當於中央機關正處級，但與此同時的李克強已經是正廳局級的團中央學校部部長了。習近平從一九八八年六月開始以福建寧德地委書記身份官至正廳局級，而此時的李克強享受正廳局級待遇已經長達五年之久了。 一九九三年李克強官至正省部級的三個月之後，習近平終於熬成了副省部級，被中組部批准為福建省委常委。至於習近平晉陞至正省部級的時間也是比李克強晚了整整五年。一九九九年八月，習近平被安排為福建省的代省長……。 綜上所述，資歷上不如李克強，是習近平嫉恨李克強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自然就是學歷上的對比了。 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開過之後，習近平和時任福建省省長賀國強相約一起去看望剛剛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老首長」，前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言談間，習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最後的內心委屈，認為自己是受了鄧小平兒子鄧朴方的「政治牽連」。賈慶林和賀國強都鼓勵他，要繼續用自己堅持在基層工作的成績證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憑個人努力……。 回到福建之後，賀國強又適時提醒他習近平，要「補上學歷不足這一課」。賀國強特別忠告他，「文革」中沒有高考，憑推薦上大學是「時代的產物」，並不是哪個當時被推薦的工農兵大學生自己不願意憑考試進校門。但是確實，有些工農兵學員在恢復高考之後就抓緊給自己「補課」了。 賀國強特別給他習近平舉出兩個例子，一個是和習近平一樣以省委副書記身份成為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的盧展功和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李源潮，說這兩個人在文革中都是工農兵大學生，但恢復高考之後又都參加了高考，再學習四年後拿到學士學位。 賀國強也還特別提醒他習近平，不要在學歷上被自己的同齡人比下去了。 在賀國強的提醒下，習近平靠著當年在清華當工農兵學員時的上鋪兄弟，時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陳希的幫助，於一九九八年開始「攻讀博士」。欲知詳情，請參閱筆者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發表於本專欄的《習近平靠錄音磁帶修成「法學博士」》。 海外中文網上曾有一篇標題為《李克強、習近平學歷比較》的文章，說是「李克強與習近平的政治權力之爭，實際上代表77年後的高考生與『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的智慧之爭」。 文章中詳細介紹說：1978年初，時任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隊黨支部書記李克強參加文革後首屆高考，進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據他當年的同學姜明安(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著名憲法、行政法學者)介紹，在北大學習其間，李克強學習勤奮刻苦，思想活躍，並且展現出比較強的組織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任校學生會主席。期間在恩師龔祥瑞(著名的憲法、行政法和政治學學者)的影響下，李克強和他的幾個同學都注重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並曾參與翻譯著作《比較憲法與行政法》。 任職團中央期間，李克強在北大在職攻讀經濟學，先後獲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導師為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影響頗大的經濟學家厲以寧。李克強的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論文獎。 《李克強、習近平學歷比較》一文的作者進一步評論說：與習近平同為知青出身的李克強是靠自己的本事，從安徽農村考進北京大學。大家知道，當年南方省份的高考錄取線是大大高於北方省份的。所以我認為，李克強的學業是優秀的。而習近平只是1975年被推薦入學的工農兵學員（工農兵大學生）。我不是否定工農兵大學生中也有一些優秀人物，但是習近平絕對不是那種優秀人物。習近平的爸爸習仲勛算是優秀的人物，但是習近平不是。習近平比他爸差多了。 大概是因為習近平對自己的大專文憑不夠滿意，所以，他利用同清華大學前校長陳希的關係，搞了個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論文博士文憑。所謂論文博士，就是中國在1980，1990年代搞的，不需參加普通博士生入學考試，也不必到校聽課，只需做個論文，就可以了。 筆者這裡需要指出一點， 陳希當時的職務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不是校長。習近平在「攻讀博士「之前的基礎學歷，首先是中學沒有畢業，其次是」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經歷連真正的」大專」也算不上。 筆者過去十幾年裡，已經陸續在多篇文章里介紹和評論過中共歷屆副國級以上官員中假學歷和偽學歷泛濫成災的現象。文章中「表揚」了只有王歧山一人，一直是只滿足於自己的「大學普通班」學歷。 所謂「大學普通班」的說法，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時，以李克強為代表的七七和七八兩屆大學本科畢業生同時拿到了各大學的本科畢業證和學士學位證書。分外眼紅的一批「工農兵大學生」不但要求當局承認他們的「本科」學歷，甚至還要求給他們 補發學士學位證書。當時的中央書記處還專為此事開過會，期間到底經歷了怎樣一個複雜過程，如果要詳細介紹的話，足以單獨成書。這裡只介紹一個結果，就是當局最終決定把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六年入校的「工農兵大學生」的學歷給以「大學普通班」的雅稱，以區別於恢復高考之後的大學本科和兩年制「大專」。 如上《李克強、習近平學歷比較》一文的作者還說：當年李克強也搞了一個論文博士文憑。但是，李克強的北京大學經濟學的論文博士文憑還是有點實際價值的。因為，他的導師是厲以寧。厲以寧是搞西方經濟學的，是搞股份制改革的，是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個開明人物。李克強在北大讀法律學時就對經濟學感興趣。所以，李克強讀北大的經濟學論文博士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雖然都是所謂「在職」，但李克強的北大經濟學在職博士學歷和習近平的清華「法學」在職博士學歷，也還是有非常顯著的區別的。欲知詳情，請參閱筆者刊載於本專欄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法學學士李克強 、法學碩士王滬寧和法學博士習近平》一文。 如今的李克強已經靠老還鄉。而此前十年時間裡習近平時時處處給政壇資歷和實際學歷都曾壓過自己一頭的李克強小鞋穿的內在原因之一，就是他習近平「武大郞開店」的心態作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對莫斯科的訪問雖已結束，但對國際局勢的搞局效應剛剛開始。本次訪問普京給足了習面子，習則回報普京巨大的支持，由雙方發表的《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來看，中俄結成了實質上的聯盟，如果說之前還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話。 在習飛往莫斯科的前一天，習普二人同時在對方媒體發文，已見出雙方關係的特殊性。因為這種安排相當罕見。習將此次訪問定調友誼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友誼是針對中俄關係本身的；合作表明兩國會在一系列的議題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不只在經貿、能源、科技、文化等方面形成緊密合作關係，也在地區熱點、全球問題和國際關係等涉及地緣政治的事情上協調立場，共同發聲；和平意味他此行帶著和平使命，暗示要調解俄烏危機。 習訪俄亦是對抗之旅 但是，習沒有說的，他這次出訪也是對抗之旅，對抗誰？美國。聯合聲明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合作，二是反對。有人數了，聲明中提到「反對」不下30次，如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強權政治，反對冷戰思維，反對陣營對抗，反對搞針對特定國家的小圈子，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為，反對「築牆設壘」、「脫鉤斷鏈」，反對單邊制裁和極限施壓，反對國際人文合作政治化，反對以國籍、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信仰、民族或社會出身為由歧視文化、教育、科學、體育界人士，等等。聲明也乾脆不隱瞞，指名道姓批美國，公開點名就有8次，沒點美國名的地方則更多，如指美國抱守冷戰思維，推行「印太戰略」等，可以說，共同抗美的態勢非常明顯。 以往中俄的聯合聲明，或者中國和某個地區大國的聯合聲明，除雙邊關係外，也會涉及一些地區和國際熱點問題。但這次範圍之廣、話題之多是之前沒有的，舉凡當今發生的地區和全球關注的事件與話題，例如，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美國部署反導系統、AUKUS、人工智慧、氣候變化、北約的擴張、日本核污水排放、朝鮮導彈發射，乃至非洲的問題，中俄都表明態度和立場。實際可以把這看作一份全球治理清單，中俄要對這份清單表達自己不同的看法。問題還在於，中國在以往這類聲明中，很少公開點美國名，即使點名，也不像這次次數如此多。擺明習已下定決心，要破美國的局，在全球治理和國際多邊秩序的構建上，聯合俄羅斯，走自己的路。現在再回頭看兩會期間習公開發言指責美國一門心思只想圍堵中國，就不單是興之所至偶爾為之，而是有意識要表明一種不想再忍美國打壓的對抗姿態。 中俄的深度捆綁 習在開啟他的第三任期後，中國的外交有了一個很大轉向，即同美國對著干。然而，要和美對抗，以中國的力量還不夠，需要幫手。美國綜合實力比中國強很多，背後尚且有一個西方陣營，習也要組一個朋友圈，於是打出多邊主義、國際關係民主化、全球化的旗號，以中國所能主導的上合組織、金磚國家以及東盟、海合會等和中國有密切聯繫的全球南方國家的一些組織為平台，試圖構建一種新的全球安全秩序。而在中國的朋友圈中，俄羅斯是最好的幫手，不僅俄羅斯和中國同在上合、金磚等組織中，更是因為俄雖已國力衰退，但畢竟餘威還在，仍是一個強大的核武國家；此外，因俄烏戰爭，莫斯科陷入同西方整體對立的態勢，也迫切需要中國的幫助和支持，包括經濟上對中國的更深依賴，從而對北京的要求更可能配合。 儘管中俄兩國出於共同抗美的需要深度結合，不像西方更多建立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然而，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它們利益結合的基礎就不牢靠。原因在於，中國與美國的對抗以及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是結構性的，雙方對抗的廣度和強度要超過冷戰，一時半會緩解不了，恐要持續一個較長時期。美國已經明確宣布至少未來十年都是美中競爭時期；俄羅斯因為俄烏戰爭喚醒了歐洲對它的恐懼，將自己置於整個西方的對立面，而西方對烏克蘭的武器支援以及對俄的制裁，也讓它徹底失去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信任，尤其考慮到俄羅斯自冷戰結束後就有一種被西方深深欺騙的感覺，即使以後普京不當權，要莫斯科重新信任西方，也很難。 可以說，未來兩邊的對抗會進一步加劇，中俄任何單獨的一方要跟西方進行激烈角逐，都毫無勝算，故為避免失敗，雙方必然走在一起，在戰略上深度捆綁。正如中俄在聯合聲明中所強調的，俄羅斯需要一個繁榮穩定的中國，中國需要一個強大成功的俄羅斯，彼此視對方為外交的優先發展方向。 不過，儘管中俄都宣稱，兩國關係不是類似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該種國家關係模式，具有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性質，3月26日普京在官方電視台上說，俄羅斯「沒有同中國建立任何軍事聯盟」，雙方的軍事合作是「透明的」。 但實際上它們就是一種結盟關係，是一種實質聯盟，其結盟性質現階段在軍事上確實沒有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友那樣明顯和緊密，可最近幾年，兩國軍事上的合作和互信有了很大提高，在聯合聲明達成後，不排除今後在武器的聯合開發以及軍隊的演練上合作的層級會上升。在政治上，兩國關係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同盟，其目的就是對抗美國，或許還有西方（對俄羅斯而言），此種對抗已進展到開始構建國際體系。 中俄同盟誰為大誰為小 既然中俄現在的關係本質上是一種同盟關係，那麼在同盟內部也就具有主從之分，這是同盟必然具有的特性，歷史上的同盟皆如此。比如中蘇同盟，蘇聯是盟主，領導者；中國是盟員，被領導者或追隨者。誰是領導者，誰是追隨者，取決國家力量的大小。俄羅斯在後冷戰時期國力衰退，中國則崛起，雙方的實力發生了變化，這種情況近幾年更加明顯，尤其在俄烏戰爭發生後，俄羅斯的處境進一步惡化，俄中關係如外界一般認知的，是中主俄從，這次習的訪問，雙方簽署的聯合聲明對全球治理和世界新秩序的主張，基本表達的是北京的立場和看法。俄羅斯的經濟，也開始整合到中國的經濟體系里。 當然，俄羅斯的國力雖然有了很大衰落，但它還保存很強的軍事實力，是核武大國，整體實力比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強多了，所以俄中關係不可能表現得像當年的中蘇關係，俄羅斯只是中國的小老弟；而且，對有著大俄羅斯主義，懷抱著昔日蘇聯帝國夢的普京來說，也不願意在雙方的結盟中甘居中國之下，所以普京在發於《人民日報》的文章中指出，從質量角度看，俄中關係沒有領導者和追隨者，他是要暗示和提醒中方，不能把俄羅斯當小老弟看待，不可隨意支使俄方。習亦清楚這點，因此雙方之間特意在形式上表現出平等。 中俄和美國的角力將在習這次訪俄後全面鋪開，這會是兩種世界觀和世界秩序的對決。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