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2026 年 8 月 8 日
当年的习近平在被公布出来的一百五十一名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幕后原因居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等人“挽救”的结果。临时决定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的差额比例缩小，才令习近平和比他得票数高两票的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一同“当选“。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为什么嫉恨李克强？》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因为在刚刚公布出来的按照得票数排名的“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一，习近平感觉倍受侮辱，在与时任福建省省长贺国强相约一起去看望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首长”，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期间，习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内心委屈，认为自己是受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政治牵连”。贾庆林和贺国强都鼓励他，要继续用自己坚持在基层工作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凭个人努力……。 说起来，当年的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参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已经对他颇有青睐。一九九四年六月，江泽民到福建视察，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被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向江泽民特别介绍，江泽民一边和习近平握手一边侧身对贾庆林说：“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好儿子，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次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六日，到深圳视察的江泽民专程前往探视了退位后一直在深圳和珠海两地休养的习仲勋，习近平被要求从福州飞往深圳陪同父亲接受总书记探望。 这次陪同父亲面见总书记的六个月后，中组部通知福建省委，决定调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赵学敏接替习近平的福州市委书记职务，任命习近平为福建省委副书记（专职）。自此，时年四十二岁习近平已经被内定为正省部级干部重点培养对象，并因此而被安排进入了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中央建议名单”。 一般来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对地方各省的分配名额都是中央委员两名，具体人选当然是在任省委书记和省长。中央候补委员一至两人，具体人选首先是省委专职副书记，其次是从年龄角度有培养前途的在任副省级干部。而当时出现在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里，福建一个省就占了三名，除了习近平，还有已经在十四大上担任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以及美岭企业（美岭集团）董事长，村支书苏新添。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的一个重大政治背景就是邓小平刚刚在这一年年初的二月十九日去世。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里曾经介绍过当年邓小平尸骨未寒，列席中共十五大的部分前中顾委委员、常委便联名给江泽民和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写信,要求对邓家众子女经营的各类公司进行清查。而且还特别要求中纪委要把邓质方与周北方的经济关系真正调查清楚,在党内公布。这份元老上书的内容在北京政界流传开以后,有人认为都是江泽民坚持要把邓朴方安排进中委才引出的乱子。 据当时效命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内部人士分析，当时的中共党代会代表们之所以用选票表达对邓朴方的不满，原因之一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学生游行队伍中喊出来的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一事记忆犹新。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源起于邓小平的残疾人儿子邓朴方当年成立的康华公司打着为全中国残疾人某福利的旗号，依仗邓小平的背景，令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甚至全国各地，全军上下纷纷为康华公司的种种经济行为大开绿灯，所谓倒彩电只不过是康华当时赚钱方式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其在短时间内迅速衍生出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分门别类的子公司，孙公司到底打着为残疾人谋福利的旗号进行了多少非法交易，赚取了多少根本没有被用于真正的残疾人事业的昧心钱，至今也没有人有办法说得清楚，算得清楚，当时的局内人已经开始用“康华共和国”来形容挂靠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下的康华公司了。虽然后来因为邓小平亲自发话关闭了康华公司，试图给外界以大义灭亲的感觉，但邓朴方因此而背上的中国“官倒”之首和“中国官倒创史人”的恶名，今生今世恐怕也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因此而令中共体制内人士而敢怒不敢言的就是康华公司虽然不存在了，但就如同康华事件无疑是当年整个中国经贸领域中最荒唐的事件一样，在政治领域里最荒唐的事件之一无疑就是邓朴方领导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明确为正部级单位。残疾人事业当然重要，但残疾人部门应该是中国民政部或者卫生部下属机构在任何人看起来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就因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发起人的一把手是邓小平的儿子，该机构就可以被明确为正部级机构，那幺依此类推，邓小平的长女喜欢书画，中共政权是否就应该设立一个正部级的书画管理机构，陈云的妻子是“中国营养学机构的创始人”，那幺中国营养学管理和研究机构是否也应该是一个正部级单位？ 当时的江泽民显然是想用提升邓朴方的政治待遇来证明他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并非无情无义，因为十五大召开之前，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之前，江泽民即已经把邓朴方的弟弟，在以权易钱方面起步较哥哥晚，但却远比哥哥大胆的邓质方双规数日，同时将邓质方的商场搭档，与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周北方打入死牢，用判处死缓的方式恐吓邓质方及其全家。处置完邓质方后，当时的江泽民还下令解除了邓小平三女婿贺平的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职务，免去了邓小平长女婿吴建常的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总裁的职务．而当时的江泽民之所以如此敢为，也是因为邓家子女实在是猖狂得不象话了，邓质方公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空手套白狼，成立数日敛资无数，在香港上市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诚亲自陪同高调出席记者酒会；邓三女婿掌握了全中国的武器装备的更新和进出口交易；邓大女婿吴建常掌控了全中国的黄金白银及其他所有贵金属的生产，开发和进出口。与此同时，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虽然表面上没有被委以高职，但当时却随时以邓小平代言人身份对外发话，动不动就回答一次外国记者关于邓小平信任江泽民之类的问题，令江泽民恨得几次摔碎了手里的茶杯。所以，江泽民当时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对邓家子女逐一下狠手，也是被逼无奈。 而在逐个整治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表现令他江泽民忍无忍的邓家众子女的同时，江泽民也要对邓家子女进行政治分化，特别是对共产党政权还多少有几份感情的邓朴方是江泽民当时的重点拉拢对象，具体方式就是要在中共十五上安排邓朴方当选中央委员。但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十五召开时，邓小平已经去世，所有十五大的与会党代表，对邓小平的感情都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大都认同邓小平倡导和主导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丰功，一方面痛恨邓小平纵容子女向共产党政权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进行疯狂的政治和经济索取。所以，当他们各自在代表团讨论会上含着眼泪怀念邓小平的同时，却又在江泽民为首的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建议名单上纷纷给邓朴方的名字打上红叉，这一点是江泽民事先所完全没有想到的。 当时，在大会提供给党代表的所谓建议名单上，都会对所有建议人选进行详细的介绍．而对邓朴方的介绍材料中，当然不会提他当年主办康华公司，开创中共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官倒之先河的不光彩经历，但却对邓朴方主持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正部级单位特别强调，自然引起了党代表们的强烈反感。 十五大上交给各代表团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央建议名单一共是二百人，说明是要从中差额掉得票最少的七人，然后把剩下的一百九十三人名单交给大会进行正式选举（等额）落选的七人包括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汝信，时任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时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启民，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王雪冰，时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延东，以及邓朴方。 他们当中的汝信因为年龄偏大，所以没有被放进中央候补委员预选人名单，而进入候补委员预选名单的邓朴方、袁伟民、王雪冰、刘延东在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过程中，依然得数甚低。 从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至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共党内一直流传着“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谁”的说法，意思是虽然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差额选举，但具体差额下去几个，则是在各代表团预选结果的选票统计出来之后，再临时由“大会主席团”讨论决定“差额到谁”。 而十五大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计票的结果，习近平得票在整个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候选人名单倒数第四，邓朴方得票倒数第五。邓朴方实际得票只比习近平高两票。接下来，以江泽民为首，胡锦涛具体主持日常运作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实也就是当时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届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人马紧急协商，有人提出为了照顾小平同志的家属，应该差额到邓朴方以下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邓朴方在内的都留下，差额掉四个就行了。但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认为也应该“挽救”当时已经担任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 于是，参加会议的全体主席团常务委员眼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同，自然都会随声附和，立刻举手通过了十五大主席团常务委会关于本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差额人数的决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候选人名单基础上差额掉得票比习近平还少的三个倒霉蛋。然后就把这份习近平名列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大会进行正式选举，而这个正式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因为只是说明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这份候选人名单中在代表团预选过程的得票最低者也都是过了半数的，在正式选举过程中得票不过半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中央候补委员在预选过程中每个人的得票数，与正式选举中的得票数基本一致，这就是习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名列最后一名的内幕经过。 在当时公开的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前，特别说明了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自然就令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习近平显得十分刺眼，委屈甚至愤愤不平是可以想像的。至于是否是因为受到邓朴方的政治牵连，笔者的看法是不排除，但也不尽然。 我们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是从一九八七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开始的，当时产生的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是萧秧，十五届是习近平，十六届是江泽民保镖出身的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十七届是江泽民大秘出身的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十八届是李鹏儿子李小鹏。都是被党代表们不待见的人物。 再具体看看十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从得票数倒数第六至倒数第一，依序为王岐山 由喜贵 刘延东、袁伟民、邓朴方 习近平。 “太子党”占了六分之四，由此可以看出十五大中的党代表们至少有一部分对以邓朴方为代表，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红色家庭”背景者持有逆反情绪是肯定的。 这其中的袁伟民需要特别介绍两句。此人本已经是十三和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原本应该是“顺理成章”。而在十五大中央委员预选中未能过关的原因，居然是因为此前的中国女排刚刚输了球。不过，在十五大屈居中央候补委员的五年之后，他还是在十六大上再次成为中央委员。 但是，我们前面的内容中已经介绍了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名单中，福建一省就进去了三个，与得票数最少的习近平形成显然对比的是，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的得票数排在前五，而苏新添虽然因为被党代表们联想起当年的陈永贵大叔而失去一部分选票，但其得票数也还是比习近平高出不少。那么这比较之后，是否能够证明当时出席十五大的福建代表团中，也有不少人是把习近平的名字划了叉叉？ 不过呢，在“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是得票数最少的一个并没有影响当时的江泽民以及他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对习近平的进一步培养。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天下一家”是中国式法西斯谎言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表长文《习近平的天下情怀》，用春晚风格的宏大叙事歌颂”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文章以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讲话为开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习近平的霸气和牛气，早已有迹可循。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二零一二年，习近平执掌大权之后，确实实行“三不”政策，却另外输出“天下帝国”意识形态，正如新华社报道所说：“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共同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天下情怀。”这篇报道将习近平的“天下情怀”总结为四点：第一，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第二，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第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第四，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说：“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文章最后如此结束：“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命运与共，世界大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温暖人心，鼓舞世界。” 此类表述，看似繁花似锦、冠冕堂皇，其实伪善空洞、吹弹可破，每个词语的真实含义都是其表面意思的反面。比起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来，习近平时代的宣传术更多使用古文和成语，以显示习近平“有文化”，是帝制的传承者，是“天命”之所在——即便其撰稿人使用的并不复杂的典故致使习近平读稿时闹出大笑话，比如将“宽农通商”的“农”字读成“衣”字。习近平需要典故来掩饰其自卑，尽管这些典故的“能指”与“所指”早已脱节。于是，此类文章如同日本艺伎脸上厚厚的脂粉，一层层涂抹在习近平脸上。若剥去脂粉，如台湾学者张登及的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实很简单：其目的是为达成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创造外部条件；其途径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其手段和平台是“一带一路”、“首脑外交”、“多边外交”；其态度是“中国气派”（自信）与“敢于斗争”；其保障是党对外交的集中统一领导。 阿根廷历史学家芬切尔斯坦在《法西斯谎言简史》中指出：“法西斯杀死了政治，因为它以谎言之名，让政治成为全部的谎言。”换言之，法西斯主义独裁的历史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被法西斯主义推举为现实的神话性想像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因为它是基于全面控制过去和现在的幻想。这也是中共文宣的本质。《习近平的天下情怀》的作者刘华、郝薇薇、杨依军、王宾、王慧慧、许可等人，不是记者，而是戈培尔式的吹鼓手，是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吏。他们终将为写下此种奥威尔式的“新语”和“胡言乱语”而遗臭万年。 中国就是天下，中国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普京为习近平举行的告别国宴结束后，习近平向普京告别时说：“我们正在见证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我们应该一起推动它。”普京回应说：“我同意”。两名大独裁者之间的这场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对话，昭示着“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一场新的“寒战”已经登场。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舒尔曼指出，中国选择跟因为侵略乌克兰而成为全球公敌的俄国站在一起，并非愚蠢或飞蛾扑火，而是经过精心的盘算，两国在反美和反西方上找到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中国领导层，尤其是习近平，认为中国现在正在与美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认为美国会努力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崛起。习近平最近也这么说过。因此俄罗斯在那场竞争和较量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对中国来说，一旦台海危机爆发，俄罗斯可以减轻美国行动给中国带来的脆弱性。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断，俄罗斯是中国潜在的能源和粮食提供者，俄罗斯的核大国地位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以及重塑全球叙事对中国都非常重要。所以，习近平无论如何都要挺普丁，并以此换取更多好处。 另一方面，从习近平访俄时的趾高气扬、普京对其奉承谄媚的身体语言可看出，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强弱、上下位阶已然转换。二零一二年，习近平刚刚掌权时，第一个会见的外国领导人即为普京，他将普京视为学习和尊崇的榜样，并当面、公开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这一态度。如今，俄罗斯沦为中国的“小弟”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金融时报》援引一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来源说：“事件的逻辑决定了我们完全成为中国的资源殖民地，我们的服务器将来自华为。我们将成为中国一切的主要供应商。他们将从西伯利亚获得天然气。到二零二三年底，人民币将成为我们的主要贸易货币。” 既然连昔日的“老大哥”俄罗斯都已沦为中国的经济殖民地，那么整个地球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亦指日可待。“东升西降”、“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早在一九九零年代末就在中国流行，而《当中国统治世界》之类的著作也在西方成了畅销书，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与西方左派唱衰西方的“自我解构”奇特地彼此唱和。 然而，中国的“富起来”和“强起来”真的势不可挡吗？中国传统文化（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列主义（西方现代极权主义）所结合的怪胎，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它又如何成为可以“输出”的超级精神病毒？作家苏晓康嘲笑说，习近平去找普丁，要“扮演大国角色”，或称“中国主导世界秩序”，他也厚颜无耻倡导“中国价值观”，他开的这个国际玩笑，西方人是不懂的。因为历经邓小平“开放”，中国腐败升级，世风沦丧，权贵肆虐，黎民卑贱，诚为中华文明破败之极致，此际能向国际输出的，唯有垃圾。 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从习近平的偶像毛泽东开始，就对当代中国的变化做了全程见证，他直指，“习近平的策略，是想影响世界，把其他国家变成中国的模式，但并不是靠侵略，而是靠着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贿赂全世界”。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独裁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抱团，美国则联合欧洲、日本、台湾这些民主国家，形成两个集团的对抗。所以，习近平的“天下一家”，就是天下以习近平为家长，他不仅要统治中国境内十四亿人，还要统治全球六十亿人。 美国学者谭若思更指出，新的共产中国仍是帝国，它是一个以剧场和假设撑起来的帝国，对内铁腕，对外雄心万丈。它的武器包括掩饰、欺骗和一种特殊的历史感，可以用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利益和雄心。新中帝国的重要特点有三：其驱动力是上发令下听话；自认为真理的捍卫者；与其他强权达成的任何妥协都是权宜之计，而非真心接受中国与主权国家世界之间的道德同等性。中共高高在上、苦大仇深、报仇雪恨的世界观已经灌输给大多数中国人民，中国民众当独裁者为父母，将西方视为仇敌，将他国视为藩属国，“中国人的宗教可能就是中国本身”——中国由专制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难于上青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预约到成行，习普会做足了神秘感，引起西方媒体的各种猜测。看来中共的手段确实与时俱进了，也向港台媒体学会了炒作。多数猜测都没猜到点子上，说是小习去帮助普京。这个是肯定的，不用猜。怎么帮？各家说法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得要领了。 美国说中共可能准备提供武器，又说现在还没有证据，只帮了一些零部件等等，语焉不详。苏联时期留下来的武器工业很发达，大部件不需要别人帮忙。而芯片一类的高科技零件，一个手提箱就够用一阵子了，而且还没办法核查。这方面中共一直在帮俄罗斯，不是秘密。 那么习近平对普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普京为什么还特别满意呢？普京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这就是国际政治。西方国家几乎一致的援助，从舆论到武器的援助，是乌克兰能坚持到现在的根本原因。如何破除西方团结一致的立场，是普京最大的希望，比几辆坦克、几门火炮重要得多。这正是普京最头疼的战略难题。 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和欧洲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场。欧洲主要的国家在一开始就主张和谈，因为不仅仅是乌克兰，整个欧洲都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虽然舆论和媒体都是一片喊打，但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不用他们负责任。乌克兰人民和欧洲的经济在承受着巨大的负担，对欧洲人民负责任的大国领袖们主张和谈也在情理之中。 普京早就看到了这步棋，从一开始就虚伪地说要和谈，让乌克兰总统出面拒绝。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相信的人不多。习近平看看火候到了，就大肆炒作和谈，然后访问了普京，说是有多少条件能促成和谈。这一下子勾起了欧洲盟国的和谈希望，北约的联盟出现了裂痕。普京自然是乐开了花，感谢他这个老朋友雪中送炭。 果然，欧洲的领袖们马上立刻排着队要访问北京，国际外交的格局立刻产生了不利于西方联盟的变化。甚至左派的报纸和政党都开始帮中共说话，什么不能脱钩呀，等距外交呀等等开始出炉，回到绥靖政策的舆论甚嚣尘上。这是习近平隔山打牛，顺便帮了自己一忙。 习近平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内部危机–从他不断抓捕自己过去的朋友和发小，就知道他有多么孤立了。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个亘古不变的规律。他能靠着一点点外交得分就改变失民心的基本盘吗？希望渺茫。 你帮了普京能得到一些石油天然气供应，但也得到了能源被控制的困难。德国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就是前车之鉴。正负相抵，结果是零，不足以抵消在国内经济和政治上的罪恶。假如能够趁人之危，要求俄罗斯兑现归还领土的承诺，这个实打实的收获，也许能抵消一点内部的危机。 但是从网络上传出的说法，普京只打算让中国参与远东一带的经济开发，并没有归还领土的打算。普京是个多么精明的人呐，帮助俄罗斯开发远东不又是大撒币吗？好像他算准了习近平是个大傻瓜，被人卖了还会帮人数钱的那种。 现在看来习近平不是那么傻，但也足够傻。人家摆明了看不上你，明着忽悠你，还要上赶着去帮大爷。真是个记吃不记打的蠢货。就看他这副白忙活了半天，错过了有利于国家的最好机会的行为，可以算出他想靠着外交得分就能解决内部危机的企图，只能是猴子捞月，竹篮子打水–空欢喜一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现在想武力统一台湾，难度很大，其已自知；于是，它便加快了对台湾的柔性“统一”计划，特别是想利用今年台湾的大选来实现其“促统‘三步走’”之方略。中华民国存在，台湾才可能和平，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棋子；如果中华民国在中共的“和平统一”中被某些人献上了“祭坛”，台湾必然成为中共用来威胁东亚和平的棋子。今年的台湾大选中，“和平统一”已经成为一个诉求，至少总统参选人、前监察院长王建煊已经如此宣布。笔者即以“和平统一”为假设背景，做一次“沙盘推演”，分析一下“和平统一”会给台湾带来什么，以此就教于关心时局之各方人士。 一、习近平对台战略：被迫从武力进攻为主，转向和平统一 最近美国的一家与军方关系很深的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报告，《打赢系统战：中国对美中军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其结论是，解放军在与美国军力差距的自我评估上，自认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些自我评估，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有关潜在大国冲突、也就是因台湾地位的冲突的风险，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这份报告表明，当美国表示要支援、支持台湾的背景下，中共已经知道，它想武力统一台湾，现在难度很大，可能是做不到的。 今年2月6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给国会的2023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说，“2023年北京将持续施压，并可能提供一些诱因，使台湾朝统一方向移动。中国使用有协调的、全政府式的工具来展示实力，并强迫它的近邻默许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区陆地、海洋和空中的声索，以及它对台湾所宣称的主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说，“我认为，中国偏好和平统一是真的，因为那避免了试图以武力解决这个议题的风险和高代价”。 显然，美国或许可以吓阻中共近期攻台，但中共正在悄悄地发动和平统一的的操作。那台湾的多数选民是不是接受中共的和平统一，就要等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来揭晓谜底了。一旦台湾的多数选民把票投给台湾的“亲共派”，美国就很难阻止中共和平统一台湾的计划了。 但是，有一个关于中共对台柔性统一的根本问题，在台湾民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中共的“和平统一”这个口号，在台湾内部响应的人，是把“和平”与“统一”分开来讲的。他们强调的是，眼下只要祈求中共不要动武，台湾就可久保“和平”；然后，他们主张，台湾只要承认中共的“统一”愿景，不要做任何让中共不满意的事，同时尽量迎合中共，通过“疑美”、“仇美”宣传，疏离台美关系，让台湾成为中共保护下的一部分，台湾就有了来自中南海的“安全保障”。 然而，中共真是这样想的吗？当然不是，中共的“和平统一”现在已经不是“愿景”了，而是要限时完成的“统一”计划；它已经不再等待未来的“统一”梦想了，而是急切地希望尽快扼杀台湾多数民众所希望的维持现状之意愿，把台湾纳入自己的完全掌控之中。 二、中共的柔性”统一”模式 中共的“和平统一”模式，其前提是，通过蛊惑台湾的多数民众票投“统一”派，然后让一个选举时不谈“统一”进程、但原则上支持“和平统一”的政党来执政。这个政府将是台湾最后的民选政府，中共会立刻对这样的支持“和平统一”的政府软硬兼施，其具体目标就是两岸“协商”，设定时间表，让台湾那个支持“和平统一”的政府，尽快同意中共对台湾施行主权。如果台湾出现一个政治上顺从中共的政府，它除了乖巧地听命于北京之外，并没有其他可以拖延搪塞的时间和空间。 到目前为止，在台湾，不管是哪个阵营的人，似乎很少有人思考一番，中共的柔性“统一”模式一旦进入操作状态，台湾将面临怎样的巨变。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是台湾民众今年大选时必然面对的一个基本课题，不管是关心两岸关系的人，还是更关心市政建设、工资福利的人，都绕不开、躲不掉这个事关台湾存亡的大问题。 当然了，中共不会笨到用白皮书的方式，公布“和平统一”模式的具体施行方案，那只会打击它的“友党”在台湾的选情，阻挠中共的“统一大业”。在中共的话语中，“和平统一”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其中，“和平”是手段，“统一”是即期目标，“和平”是实现“统一”的手法而已。 关于中共的“和平统一”模式，其实中共的外宣官媒最近讲得十分清楚。2022年之前中共有一个主要外宣网站《多维新闻》，所有者名义上是香港人于品海，但50到60个采编人员都在北京办公。这个网站在中国国内看不到，只面向境外华人读者。由于这家外宣媒体有中共国安部内反习近平势力的背景，曾经刊登一些对习近平不利的文章，2022年4月26日被中南海下令关闭。其大部分员工被遣散，但部分人员转到了于品海设在香港的网络媒体《香港01》，继续扮演中共的外宣喉舌。 今年中共的“两会”之后，《香港01》刊登了几篇文章，解释中共的中央官媒不方便说明的香港政策和对台政策内幕。其中，《香港01》驻台首席记者张钧凯的文章指出，中共现在正在推进所谓的“促统‘三步走’”方针，即“面向台湾社会群体，启动从交流到融合，再到促统”。当下，这“促统‘三步走’”方针正在执行中：比如，让台湾支持“统一”的政治人物到中国“交流”，已经安排了两批人去，其中马英九的行程即将开始；所谓的“融合”，最近台湾的亲中疑美论调甚嚣尘上，正与中共的声音互相呼应，试图影响台湾的选情；至于下一步的“促统”，应该可以很快在台湾的大选进程当中看到与中共意向一致的文宣。 三、中共急于“解放”台湾 面对中共急切的柔性“统一”方针，台湾的一些民众可能会联想到香港的现状。也许有人认为，“统一”后台湾至多是变成象香港那样的“特区”，至少生活还算安定，不用打仗了。真那么简单吗？且不说多少台湾人愿意接受“香港模式”，中共真打算把“香港模式”搬到台湾吗？上面提到的《香港01》记者张钧凯在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共“统一”台湾的方案，并非港澳模式的复制。 中共如果占领台湾，它不会复制“香港模式”，其实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台湾是国家，而不是香港那样的一个城市而已；第二，在中共的心目中，台湾对中共的作用，其功能与香港完全不同。 先来分析第一个原因，即台湾与香港的政治状况完全不同。香港只有警察，没有自己的国防能力，以前是靠英军象征性地驻军，维持着殖民地的地位；英军一旦从香港撤走，解放军进驻香港，多数市民也觉得理所当然。而台澎金马是中华民国最后的领土，中共接收台湾的同时，就意味着中华民国彻底亡国了。而这恰恰就是中共意欲占领台湾的最大目的，即所谓的“解放台湾”。 中共在毛泽东时代长期宣传，台湾还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是“敌占区”，必须要把台湾人民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更何况当年国军还信奉“反攻复国”。如今的国民党已经既不“反动”、也不“反攻”了，其中部分人甚至已经成了中共的“友党”。但是，中华民国的存在，始终让中共如鲠在喉，必欲灭之而后快。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提出，无需再讲“台独”，中共却仍然死死咬住“台独”不放的原因。因为，独立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是中共心目中无力消灭的“敌占区”，是中共的敌国。中共的所谓“统一”，就是要彻底占领中华民国的最后国土，铲除中华民国的痕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有些中共的台湾“同道”故作不知罢了。 四、台湾的民主自由当然不为中共所容 其次，中共“统一”台湾的计划，政治上的另一个最大目的就是消灭台湾的民主自由。台湾与香港不同，香港市民曾经有过多方面的自由，香港被中共收回后，市民就逐步丧失了政治自由；而台湾早已完成了民主化，台湾人民拥有所有的政治自由和选举权。因此，在专制的中共心目中，台湾的自由民主犹如对中国民众的无尽诱惑，时刻都构成对中共政治制度的威胁。所以，“统一”台湾，就一定会把重点先放在废除台湾的民主自由上。 国民党在威权时代曾长期在台湾推行反共教育，台湾民间对中共的好感很少，中共其实非常担心它的统治无法在台湾站住脚。中共一旦“统一”台湾，习惯于民主自由的台湾民众非常可能比香港民众展现更多、更强烈的反对。何况，台湾有国军，在解除国军的武装之前，中共完全没有安全感。因此，中共很清楚，用“血浓于水”的说法，无法抵御台湾民主自由的社会对专制的抵制；它也不敢相信，用少量共军象征性地进驻台湾，就能完全实现对台湾的严密控制。 因此，中共绝不会容许台湾被它“统一”之后，还仍然保留政治上原有的民主自由；相反，中共占领台湾之时，第一件事就是确保中共的台湾当局掌握足够的军事镇压武力，防止台湾社会发生反共抗议。中共对弹丸之地的无武装香港市，都坚持一定要驻军，毫无疑问，中共的“统一台湾”计划肯定建立在大规模驻军的基础之上。而派驻解放军进入台湾，不仅是为了压制和接收国军，还为了弹压社会抵制。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沙盘推演，一旦台湾的中央政府在中共的威胁下，请求中共“和平统一”台湾，那中共的实施步骤会有以下几步： 第一步，十数万解放军通过空运和海运，快速占领台湾，分别进驻全台各要地要塞。 第二步，北京指定的台湾省委，会立即宣布军事管制、全台戒严，直到中共认为它对台湾实现了完整的严密控制。戒严对台湾社会来说，并非新鲜事，国民党曾经在台湾实施过几十年的戒严。但中共在台湾的戒严，会远比国民党当年的戒严更为严厉，包括管控机场、港口，禁止人员自由离台，也管控银行，防止资金外逃。 第三步，在解放军的保护下，紧跟在共军之后，中共会陆续派几十万干部到台湾，接管乡以上的所有行政单位。 五、和平统一之日，即中华民国灭亡之时 台湾落到中共手里，不仅仅是丧失民主自由，更意味着中华民国即刻灭亡。中共意欲“和平占领”台湾，它最关切的就是，从此世上再无民国；这样，中共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夺取国土的百年历史，就此划上句号，以中共的最后成功和中国国民党的完败而结束。至于台湾民众的观感是什么，解放军全台军管之下，中共根本不会介意。 所以，当共军抵台的时候，中共的戒严令必定会宣布，封杀中华民国的所有政治象征。中共不仅会一以贯之地把台湾矮化成它的一个省，并以此设立行政建制，同时立即废除中华民国所有的国家机器和中央层级的机构。因此，中共不会让台湾成为香港那样的“特区”，而是要刻意地消除“台湾省”的任何特殊性，目的就是贬低中华民国民众的自我心理定位。 在这样的一个考量下，从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到五院，从国军、国史馆到忠烈祠，中共一定会全部废除。这不仅是为了中共今后统治的需要，更是为了从政治上铲除中华民国的任何痕迹。中共占领台湾后，可以想见，有关中华民国的任何字样，对中共来说，政治上都成为非法的了。中共会作废中华民国护照，不允许“台湾统一”之时台湾民众还可以持中华民国护照出国；同样的，新台币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自然也在废除之列，中共可能会限时兑换人民币，期满即宣布新台币停止流通。 “和平统一”后，与中华民国共存亡的中国国民党，其各级党部会被中共勒令解散，该党当即消亡。因为，无论是想到国民党与中共的历史纠葛，还是听到国民党的党名中那个中国字样，都让中共耿耿于怀。政治上，中共当然不允许任何迫于形势而乞降的政党存活下去，何况这个昔日对手，“统一”之刻即成“废子”。 其实，中共在大陆养着一个历史上投共的国民党干部及其后代之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已历七十载，昔日用于对台统战，今后就可能用来改造台湾国民党里认同中共的国民党员。 比较客观地从局外去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亲共人士对中共来讲，或许还有一点统战价值，可资利用；而台湾一旦落到中共手里，台湾原来的亲共人士就没有统战价值了。如此鸟尽弓藏之事，在红色中国早已屡见不鲜，不但中共的“党外友人”曾吃尽苦头，连中共本党高干也照样难逃“兔死狗烹”的命运。 六、中共的“统一”计划中，台不如港 中共治下的台湾，经济上还能保持原状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对中共来说，香港和台湾的用处不一样。而很多台湾民众并不了解这一点。 1949年中共占领广东以后，它并不是没有军力攻占香港，但毛泽东决定不碰香港。那当然不是为了遵守中英两国历史上的租借协定，而是为了给中共留下一个与国际社会作经济交流的窗口。直到今天，中共始终不把香港纳入广东省，而是以“香港特区”的统治形式、避免把香港“广东化”，仍然是出于这个考量。中共一向把很多要隐藏痕迹的经济活动，都通过香港来操作。例如，美国智库银路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最近在研究中发现，俄乌战争开始后俄国受到国际制裁，于是去年中国输往俄国的可转为军用的集成电路产品成倍增加，但大部分半导体零部件都特地绕道从香港转口，令人质疑香港在担当中共“白手套”的角色。 中共很清楚地知道，早晚一天，它的国力一旦增强，就会与国际社会发生冲突，那时候，香港就或许还有“窗口”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上文提到的中共外宣喉舌《香港01》名义上的“老板”于品海，今年3月19日在这个网站上贴出了一篇他的署名文章，此文再度明确了我在本节开头提到的香港对中共的特殊作用。于品海在此文中写道，香港是中国最开放并与西方融合最多、最深的城市，自然就是中共目前追求的国际局势“百年大变局”的焦点（笔者注：这个“百年大变局”的说法，就是中共在对外扩张中，要蓄意改变国际规则、撬动国际秩序，让中共能号令国际社会）；香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内地发展的引领者，中共今天事实上赋予了香港新的角色和使命…香港是中国推动世界秩序变化，建设更合理世界的助推器。 然而，台湾不象香港那样，被国际金融界视为东亚的金融中心。一旦中共占领台湾之后与国际社会发生大的冲突，中共会利用台湾作为军事上的前进基地，但不会指望国际金融界把台湾作为与中共经济往来的“窗口”。所以，台湾对中共的用处，除了高科技企业会被接收之外，其他方面，主要就是供养中共了，也就是充当“奶牛”；台湾不象香港，中共不指望台湾成为它进口被禁运的技术和出口的必要管道。 至于财政和外汇管控方面，中共也不会给台湾象香港那样的自主权，而是可能把台湾的财政纳入中共的全国预算再分配框架，要求台湾的地方财政向北京上缴相当数额的税收。在中共今后全国财政艰困的状况下，台湾倒成了财政有结余的省份，会不断被北京盘剥。当然了，过去中华民国时代的将领退休俸，中共是不会继续保留的，那属于富有反共意涵的旧朝福利。 简单来讲，中共的“和平统一”口号，本身就是对台湾人的最大欺骗。“和平统一”的结局是，台湾被中共纳入对外扩张的战略部署，台湾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将成为中共对外扩张的工具。事实上，中华民国存在，台湾才可能和平，台湾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棋子；如果中华民国在中共的“和平统一”中被灭掉了，台湾必然成为中共用来威胁东亚和平的棋子，那时，台湾的和平就再也没有了，民众的安全和平静也长期消失了。
中国人喜欢套近乎，特别执著于出生地情结，所以才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套近乎，在初民社会可以抱团打江山，即使到了今天，拿来博感情也还很管用，马英九和习近平显然也颇能领会个中三昧。 为了降低被中共摸头的负评，马办凸出强调两点：一是行程不进北京，二是不见习近平。他们主观以为，这样就可以降低被统战的色彩。但和中共打交道，一厢情愿未免太天真？ 段正明律师认为出访日期内含密码，启程日和返台日带有历史事件的羞辱性暗示，目的就是要给国民党或马英九本人穿小鞋下马威。 我没有这么细腻，也能轻易看透中共的狼子之心，对于“中华民国前总统”主动送上门来，国台办又岂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首先，国台办主任宋涛特地安排接见台商团体代表，为马英九此行的意义定调，接著启动党媒大肆宣传吹风。 在这波宣传中，有两个花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湖南官方花大钱为马的故乡翻修马路，二是马英九的祖籍，也悄悄从湖南溯源到了陕西扶风。如此一来，马英九忽然就成了习近平的老乡，还有什么事不好商量呢？ 维基百科记载的马英九祖籍是江西永新县，籍贯则为湖南湘潭，他的祖父身后也葬在这里，而他本人则出生在香港九龙油麻地，也就是逃港难民大本营的调景（吊颈）岭。就在启程前夕，官媒突然将他的祖籍溯源到了陕西扶风。这样一来，老马不仅是道地的中原华夏儿女，还是习近平不折不扣的老乡。 相对于马英九刻意低调，中国却异常高调，官媒连日来热炒“欢迎中国人马英九”的文章，高度赞扬马英九的家国情怀，而马办似乎也欣然领受了这样的礼遇。 回头看看习近平，他的祖籍是河南邓州，籍贯为陕西富平，而他本人出生在北平。但习本人更宁愿归宗于陕西，原因有二：一是那里是习父闹革命打天下的根据地，二是那里有革命圣地延安，又是习本人接受文革洗礼的梁家河大寨所在，这两地恰是他继承红色江山的血统认证书。 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坐稳了龙椅，权势直逼毛泽东，中南海南北两院，尽皆习家军天下，团派、江派靠边站，专家解析，中共当权派所谓的六大门派，除了“之江新军”外，陕北嫡系也异常高调耀眼，这其中要角就包括了王歧山、栗战书、赵乐际、张又侠、李希、张升民、刘国中等新旧面孔，如今王歧山失宠告老，栗战书功成身退，两张执掌军符，赵乐际仍兼常委人大，李希入常掌握纪检刀把子，刘国中则新任副总理。人不亲土亲的旧社会规则，在习近平身上得到了验证。 相对于马英九的低调，中国却异常高调，官媒热炒“欢迎中国人马英九”的文章，高度赞扬马英九的家国情怀，而马办也默然领受这样的礼遇。“祖籍”这个概念很有趣，按照科学家的说法，中国人的祖籍都可以远溯到东非大草原。 基于上届总统大选的历史教训，马英九个人愿望显与国民党的执政目标互为矛盾，马习相忘于江湖，或许不无遗憾，但对朱立伦或侯友宜等人而言，感到到的毋宁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吧？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国民党2024总统参选人尚未正式底定前，郭台铭近日安排访问美国12天，理所当然被视为是在争取参选门票。他想选总统已非新鲜话题，问题就在四年前表态过一次后，今天却仿佛原地踏步，个人看好度和“首富优势”明显不成比例。 而郭台铭起心动念由商转政，一般认为是受2016年川普上台刺激，从他过去刻意营造和川普之间的交情，和川普连袂在威斯康辛州设厂动土合影，甚至头戴红色鸭舌帽，都有浓浓以川普为师的味道。若这次“科技经济开拓之旅”真是选总统的起手式，也只证明了他果然不是川普。 川普崛起给美国带来很多课题，除却民粹、政治极化、川普主义，更有为数不少分析是聚焦在“哪来的川普魅力”，这让他尽管连任失利，现在却还是共和党中支持度最高的一人。就这点看，那应该才是川普之于郭台铭有意义的对照，“财富”、“经商之道”反而无关宏旨。 首先，美国人（共和党）究竟喜欢川普什么，曾被归结出利益和文化两点，刚好一个打动金字塔底端，一个打动金字塔顶端。利益部分，川普同时以庸俗、反菁英主义的语言，和将美国本土劳工利益（尽管很多只是表象）“置顶”，直接吸引了工人阶级，文化面再以“挽救父权”、“种族主义”、“排外意识”，吸收上层白人阶级关注，“让美国再次伟大”一句简单口号，于是就变成了重振辉煌过去的使命宣言。 更重要的是，虽然川普言行狂妄不羁，但他一家人（从父亲以降）都是曼哈顿第五大道“大理石学院教堂”（Marble Collegiate）重要成员，川普的语言表现，某种程度其实和神学传教较为贴近，无形中，对美国白人文化超凡魅力的权威授予，便有相当重要性。这或可解释，除了共和党世俗保守派欣赏川普浑身上下美式企业家的活力，连保守新教徒竟也会把川普看成上帝的代理人。2017年，美国皮耶研究基金会曾在一份民调中询问民众：“你同不同意川普成为总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赞成川普的政策？”当时即有53%的白人福音派教徒表示同意，共和党支持者也有32%认同这说法。 可以说，川普受到支持，很大因素是他已超越民众对传统领袖人物的设定，川普个人特殊风格加上美国当下社会情境，就这样促成了“川神降临”。 另一方面，在美国普罗大众中，读过熊彼得经济学的自然是少数，但看过蝙蝠侠漫画绝对很多。一开始确实为数不少人是将蝙蝠侠角色投射到川普身上。蝙蝠侠是亿万富翁，川普也是；蝙蝠侠经营庞大家族企业，川普也是；蝙蝠侠曾是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川普也是；蝙蝠侠在成为蝙蝠侠之前生活放荡而诱人，川普也是；蝙蝠侠拥有天才级的智慧，川普看起来好像也是。 最后，蝙蝠侠放弃享受奢华的生活，并把个人财富贡献于公共服务，川普好像也是；蝙蝠侠在与堕落的城市暴力犯罪对抗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川普则仿佛为了“把美国放在首位”，进而招致强烈的党派敌意。然后，无论川普还是蝙蝠侠，皆被形塑为极端财富制造出的正义使者，对蝙蝠侠的个人崇拜，也转嫁到了川普身上，蝙蝠侠为了保护高谭市，经常破坏常规，川普似乎也受到这方面的默许。这样的对比看似滑稽、太卡通，但在美国社会，川普和蝙蝠侠的相似论不光是偶然，有时对菁英分子的社会期待，也就唯此尔尔。 “川普模式”早说明了一件事，一个政治圈外人想要在政坛窜起，尤其站上国家领袖地位，就不会只靠之前累积的财富，或是以为经营企业的一套移作政治工作也会受到欢迎。川普在共和党内的魅力，至少兼具了世俗和宗教两类选民力量，他既代表新教伦理，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派，同时，在美国娱乐业的催化下，他还如同英雄漫画里的主角。担任总统前，川普没从事过任何公职，没当过议员、州长，出身纽约却连纽约市政碰都没碰过，因为关于这样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选民只看到两种传统（世俗、宗教）的“救世主”，这就足以让川普超车党内一票菁英。 回到郭台铭身上，如果他真的想选总统，那么，他此刻到美国宣传个人“48年经商活动经验”、“在全球超过30个经济发达国家与地区设厂”、“在美国矽谷长住10年”，则还会是重点吗？郭台铭曾说是妈祖托梦叫他出来选总统，和川普“神学”的一面相比，两者之差又岂可以道里计。 终归，郭台铭从来就不是川普，对他来说，这或许不利个人由商转政竞逐大位，但对台湾来说，倒是可以稍微松口气。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马云回国了。马云在杭州露面，证明马云确实回国了。 马云回国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当初当局让马云出国，说明当局并不想把马云打倒。马云在海外这么久，始终很低调，没说过一句批评当局、批评习近平的话，说明他不想和当局决裂，说明他还想回国。 马云回国，是否说明当局的政策变了？是的，是说明当局的政策变了。 去年12月，当局的抗疫政策来了个大转弯。很少有人注意到，几乎与此同时，当局在经济政策上也来了个大转弯。在去年12月15-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前两年被整治得奄奄一息的房 地产、民办教育和互联网平台经济出现起死回生的机会，会议重提“改善房企资产状况”，确保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 和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等等，而对过去几年习近平提出的整顿房地产市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实施“双减”，整顿教培的主张 却只字未提。 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的大转弯，意味着他原先的宏伟规划遭受重挫，也成了烂尾工程。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他在去年12月15日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这话倒没讲错，但问题 是，负面的社会心理预期是谁造成的呢？发展信心的低落是谁造成的呢？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2月16日，商业部发文：让修鞋、配钥匙等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 活。这话说的也对，是应该让修鞋、配钥匙等回归百姓生活。但问题是，先前是谁把它们赶出百姓生活的呢？不就是习近平的爱将蔡奇，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 正是在当局经济政策大转弯的背景下，马云的回国就顺理成章了。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人物，马云的回国可以起到一个信号灯的作用。它有助于改善外界对当局重回改革开放轨道的信心。马云回国的消息一传出，阿里巴巴股票大涨就是明证。 马云回国了，但是马云回不到过去。今天的马云已经不是昔日的马云。 今天的马云，顶上光环被褪掉大半。今天的马云，是“马已经服”（蚂蚁金服）的马云。当初马云挨整，我就说过，马云挨整的原因就是他做得太大了。不但生意做得很大，在其他很多方面的影响也很大。马云还办大学，还搞富豪俱乐部，还对政府的金融监管系统提出批评，还周游世界，会见多国政要，包括高调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面提出投资美国，帮助美国的中小企业。这些都是习近平不能容忍的。所以习近平要整治马云。但也正因为马云做得太大了，成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招牌，当局不能不投鼠忌器，所以没把马云打倒。 现在，当局大幅度调整其经济政策。为了加强外界的信心，让马云回国，就是让马云这个招牌人物再一次发挥招牌的作用。但是当局的调整是有限度的。当局不会让马云重新披上昔日的光环。马云虽然回国了，但是回不到过去。 当局的经济政策大转弯，对重振经济总是有利的。只要有赚钱的机会，一般人还是会参与其中的，包括很多撤走的外资也会再回来。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可望得到某种扭转。但负面的社会心理预期和低落的发展信心就不那么好扭转了。中国的 经济活动多少会恢复生气，但难免不带有更多的短期行为的特征。一句话，经过习近平这一番胡折腾，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只要习近平还在台上，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不可能回到从前——如同马云一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政治局常委会里“共事”的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李克强小鞋穿的重要原因是“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因为从一九八二年至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的整整二十年时间里，李克强无论是在政治坛资历还是真实学历上，都曾力压他习近平一头。 我们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共历届全国党代会上发生的“民主事故”》里介绍了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是因为已经内定接班团中央书记处书第一书记的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李克强在中央委员的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最主要的落选原因，无疑是他李克强的名字和当时还在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的名字双双出现在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人，认为团中央不应该占有两个中央委员名额的党代表们自然把李克强当成了差额对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选的党代表们更是认为李克强是典型的“直升飞机干部”，虽说团干部都是相对年轻，但即使是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他李克强的资历也不如其他几位。 当时的以宋德福为第一书记的共青团第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排名是刘延东、李源潮、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刘奇葆、冯军。 这届团中央产生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三年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李源潮和宋德福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李克强被增选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请注意，当时来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是排在来自军方的宋德福和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克强前面的。 李源潮是七七级，一九八二年一月，早七八级的李克强七个月毕业，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已经是团上海市委书记，官至正厅局级。 而一九五五年出生，比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李源潮年轻五岁的李克强则是本科毕业后没离开北大校门即被直接任命为相当于正处级的北大团委书记职务， 同年底成为十一届团中央常委。 北大团委书记职务担任不到一年，李克强即被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相中，征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的同意后，李克强于一九八三年年中成为团中央的专职干部，具体职务是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官至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当年底被增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待遇上继续为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的大背景是刚刚结束了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行了中共执政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新老交替，此前在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在筹备这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过程中，胡耀邦相中的中宣部部长接班人选，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被邓小平恩准，胡锦涛则被安排到贵州接替朱厚泽的省委一把手职务。 于是，在团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宋德福接替了胡锦涛的第一书记职务，会议同时增选张宝顺、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洛桑、刘奇葆、冯军为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团中央书记处由十人人组成，即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刘延东、李源潮、李海峰、何光伟、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刘奇葆、冯军。一九八八年召开的团十二大上产生的领导班子继续保持这一排列。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等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分别做了讲话。足见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在中共政权内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说它是党中央的“后备军”，真的是毫不夸张。 也正是李克强从北大团委书记调任团中央任专职干部的那一年，笔者当时的一位朋友，与胡锦涛同时从甘肃调进团中央的时任团中央组织部处长告诉笔者，团中央恢复建设之后，中组部即发文规定，团中央第一书记为正省部级，团中央书记处的前两名为副省部级，排名第三及往后的书记处书记都只是正厅局级，团中央候补书记则是副厅局级—-也可以是正厅局级。 如此说来，当时的李克强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排名第六，尚还属于正厅局级，所以这也应该是他在十四届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党代表们差额掉的原因之一。而当时的中共高层之所以内定了李克强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年龄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里李克强最为年轻，排名在他之前的五个人里，最年轻的李源潮和张宝顺都出生于一九五零年，较李克强年长五岁。 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我们也已经介绍过，虽然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实行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差额选举时即已经规定，从中央委员预选中差额下去的可以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名单，但当时的中共高层考虑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似乎不太恰当，于是便把李克强内定为次年三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当时的这个第八届全国人大也是第一次实行常委会委员的差额选举，但李克强顺利过关，两个月后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在此基础上，他李克强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进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这一次终于顺利过关。与此同时，比李克强年长两岁的习近平虽然“当选”了是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却是排名最后，也就是说，他是所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的一个。 时光又过了五年，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李克强顺利继任中央委员，习近平则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转正。如此说来，如果不是十四上的中央委员意外落选，比习近平年轻两岁的李克强成为中央委员的时间应该比习近平早整整十年。至于具体的官阶相比，当年李克强大学一毕业即官至正处级的同时，因为父亲的安排，在正营级秘书位置上退役的习近平被官升一级，成为河北正定县委副书记，相当于中央机关副处级。 也就是说，李克强在中共官场上一出道就力压习近平一头。接下来，习近平官至正定县委书记，相当于中央机关正处级，但与此同时的李克强已经是正厅局级的团中央学校部部长了。习近平从一九八八年六月开始以福建宁德地委书记身份官至正厅局级，而此时的李克强享受正厅局级待遇已经长达五年之久了。 一九九三年李克强官至正省部级的三个月之后，习近平终于熬成了副省部级，被中组部批准为福建省委常委。至于习近平晋升至正省部级的时间也是比李克强晚了整整五年。一九九九年八月，习近平被安排为福建省的代省长……。 综上所述，资历上不如李克强，是习近平嫉恨李克强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自然就是学历上的对比了。 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习近平和时任福建省省长贺国强相约一起去看望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首长”，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言谈间，习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内心委屈，认为自己是受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政治牵连”。贾庆林和贺国强都鼓励他，要继续用自己坚持在基层工作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凭个人努力……。 回到福建之后，贺国强又适时提醒他习近平，要“补上学历不足这一课”。贺国强特别忠告他，“文革”中没有高考，凭推荐上大学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是哪个当时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自己不愿意凭考试进校门。但是确实，有些工农兵学员在恢复高考之后就抓紧给自己“补课”了。 贺国强特别给他习近平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和习近平一样以省委副书记身份成为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卢展功和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李源潮，说这两个人在文革中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恢复高考之后又都参加了高考，再学习四年后拿到学士学位。 贺国强也还特别提醒他习近平，不要在学历上被自己的同龄人比下去了。 在贺国强的提醒下，习近平靠着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希的帮助，于一九九八年开始“攻读博士”。欲知详情，请参阅笔者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发表于本专栏的《习近平靠录音磁带修成“法学博士”》。 海外中文网上曾有一篇标题为《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的文章，说是“李克强与习近平的政治权力之争，实际上代表77年后的高考生与‘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的智慧之争”。 文章中详细介绍说：1978年初，时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克强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据他当年的同学姜明安(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宪法、行政法学者)介绍，在北大学习其间，李克强学习勤奋刻苦，思想活跃，并且展现出比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任校学生会主席。期间在恩师龚祥瑞(著名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学者)的影响下，李克强和他的几个同学都注重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并曾参与翻译著作《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任职团中央期间，李克强在北大在职攻读经济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影响颇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李克强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进一步评论说：与习近平同为知青出身的李克强是靠自己的本事，从安徽农村考进北京大学。大家知道，当年南方省份的高考录取线是大大高于北方省份的。所以我认为，李克强的学业是优秀的。而习近平只是1975年被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大学生）。我不是否定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人物，但是习近平绝对不是那种优秀人物。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算是优秀的人物，但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比他爸差多了。 大概是因为习近平对自己的大专文凭不够满意，所以，他利用同清华大学前校长陈希的关系，搞了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论文博士文凭。所谓论文博士，就是中国在1980，1990年代搞的，不需参加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也不必到校听课，只需做个论文，就可以了。 笔者这里需要指出一点， 陈希当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不是校长。习近平在“攻读博士“之前的基础学历，首先是中学没有毕业，其次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经历连真正的”大专”也算不上。 笔者过去十几年里，已经陆续在多篇文章里介绍和评论过中共历届副国级以上官员中假学历和伪学历泛滥成灾的现象。文章中“表扬”了只有王歧山一人，一直是只满足于自己的“大学普通班”学历。 所谓“大学普通班”的说法，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七七和七八两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各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分外眼红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不但要求当局承认他们的“本科”学历，甚至还要求给他们 补发学士学位证书。当时的中央书记处还专为此事开过会，期间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复杂过程，如果要详细介绍的话，足以单独成书。这里只介绍一个结果，就是当局最终决定把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六年入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给以“大学普通班”的雅称，以区别于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本科和两年制“大专”。 如上《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还说：当年李克强也搞了一个论文博士文凭。但是，李克强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的论文博士文凭还是有点实际价值的。因为，他的导师是厉以宁。厉以宁是搞西方经济学的，是搞股份制改革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开明人物。李克强在北大读法律学时就对经济学感兴趣。所以，李克强读北大的经济学论文博士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虽然都是所谓“在职”，但李克强的北大经济学在职博士学历和习近平的清华“法学”在职博士学历，也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的。欲知详情，请参阅笔者刊载于本专栏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法学学士李克强 、法学硕士王沪宁和法学博士习近平》一文。 如今的李克强已经靠老还乡。而此前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政坛资历和实际学历都曾压过自己一头的李克强小鞋穿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是他习近平“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对莫斯科的访问虽已结束，但对国际局势的搞局效应刚刚开始。本次访问普京给足了习面子，习则回报普京巨大的支持，由双方发表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来看，中俄结成了实质上的联盟，如果说之前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 在习飞往莫斯科的前一天，习普二人同时在对方媒体发文，已见出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因为这种安排相当罕见。习将此次访问定调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友谊是针对中俄关系本身的；合作表明两国会在一系列的议题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不只在经贸、能源、科技、文化等方面形成紧密合作关系，也在地区热点、全球问题和国际关系等涉及地缘政治的事情上协调立场，共同发声；和平意味他此行带着和平使命，暗示要调解俄乌危机。 习访俄亦是对抗之旅 但是，习没有说的，他这次出访也是对抗之旅，对抗谁？美国。联合声明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合作，二是反对。有人数了，声明中提到“反对”不下30次，如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阵营对抗，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和极限施压，反对国际人文合作政治化，反对以国籍、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信仰、民族或社会出身为由歧视文化、教育、科学、体育界人士，等等。声明也干脆不隐瞒，指名道姓批美国，公开点名就有8次，没点美国名的地方则更多，如指美国抱守冷战思维，推行“印太战略”等，可以说，共同抗美的态势非常明显。 以往中俄的联合声明，或者中国和某个地区大国的联合声明，除双边关系外，也会涉及一些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但这次范围之广、话题之多是之前没有的，举凡当今发生的地区和全球关注的事件与话题，例如，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部署反导系统、AUKUS、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北约的扩张、日本核污水排放、朝鲜导弹发射，乃至非洲的问题，中俄都表明态度和立场。实际可以把这看作一份全球治理清单，中俄要对这份清单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问题还在于，中国在以往这类声明中，很少公开点美国名，即使点名，也不像这次次数如此多。摆明习已下定决心，要破美国的局，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多边秩序的构建上，联合俄罗斯，走自己的路。现在再回头看两会期间习公开发言指责美国一门心思只想围堵中国，就不单是兴之所至偶尔为之，而是有意识要表明一种不想再忍美国打压的对抗姿态。 中俄的深度捆绑 习在开启他的第三任期后，中国的外交有了一个很大转向，即同美国对着干。然而，要和美对抗，以中国的力量还不够，需要帮手。美国综合实力比中国强很多，背后尚且有一个西方阵营，习也要组一个朋友圈，于是打出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化的旗号，以中国所能主导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东盟、海合会等和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些组织为平台，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全球安全秩序。而在中国的朋友圈中，俄罗斯是最好的帮手，不仅俄罗斯和中国同在上合、金砖等组织中，更是因为俄虽已国力衰退，但毕竟余威还在，仍是一个强大的核武国家；此外，因俄乌战争，莫斯科陷入同西方整体对立的态势，也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包括经济上对中国的更深依赖，从而对北京的要求更可能配合。 尽管中俄两国出于共同抗美的需要深度结合，不像西方更多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然而，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利益结合的基础就不牢靠。原因在于，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是结构性的，双方对抗的广度和强度要超过冷战，一时半会缓解不了，恐要持续一个较长时期。美国已经明确宣布至少未来十年都是美中竞争时期；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唤醒了欧洲对它的恐惧，将自己置于整个西方的对立面，而西方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以及对俄的制裁，也让它彻底失去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信任，尤其考虑到俄罗斯自冷战结束后就有一种被西方深深欺骗的感觉，即使以后普京不当权，要莫斯科重新信任西方，也很难。 可以说，未来两边的对抗会进一步加剧，中俄任何单独的一方要跟西方进行激烈角逐，都毫无胜算，故为避免失败，双方必然走在一起，在战略上深度捆绑。正如中俄在联合声明中所强调的，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一个强大成功的俄罗斯，彼此视对方为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 不过，尽管中俄都宣称，两国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3月26日普京在官方电视台上说，俄罗斯“没有同中国建立任何军事联盟”，双方的军事合作是“透明的”。 但实际上它们就是一种结盟关系，是一种实质联盟，其结盟性质现阶段在军事上确实没有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那样明显和紧密，可最近几年，两国军事上的合作和互信有了很大提高，在联合声明达成后，不排除今后在武器的联合开发以及军队的演练上合作的层级会上升。在政治上，两国关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同盟，其目的就是对抗美国，或许还有西方（对俄罗斯而言），此种对抗已进展到开始构建国际体系。 中俄同盟谁为大谁为小 既然中俄现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同盟关系，那么在同盟内部也就具有主从之分，这是同盟必然具有的特性，历史上的同盟皆如此。比如中苏同盟，苏联是盟主，领导者；中国是盟员，被领导者或追随者。谁是领导者，谁是追随者，取决国家力量的大小。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国力衰退，中国则崛起，双方的实力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近几年更加明显，尤其在俄乌战争发生后，俄罗斯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俄中关系如外界一般认知的，是中主俄从，这次习的访问，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对全球治理和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基本表达的是北京的立场和看法。俄罗斯的经济，也开始整合到中国的经济体系里。 当然，俄罗斯的国力虽然有了很大衰落，但它还保存很强的军事实力，是核武大国，整体实力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强多了，所以俄中关系不可能表现得像当年的中苏关系，俄罗斯只是中国的小老弟；而且，对有着大俄罗斯主义，怀抱着昔日苏联帝国梦的普京来说，也不愿意在双方的结盟中甘居中国之下，所以普京在发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指出，从质量角度看，俄中关系没有领导者和追随者，他是要暗示和提醒中方，不能把俄罗斯当小老弟看待，不可随意支使俄方。习亦清楚这点，因此双方之间特意在形式上表现出平等。 中俄和美国的角力将在习这次访俄后全面铺开，这会是两种世界观和世界秩序的对决。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