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中国裁员范围扩大 销售研发制造等部门受波及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中国人幸福感全球最高”的新闻，近几日在台湾、香港和大陆被广泛报导，令很多人（包括大陆人）大吃一惊。微博上绝大多数留言都表示不信，有人说自己“被幸福了”、“农民一个月收入才100元你跟我谈幸福”、“清明快到了，要骗鬼吗？”，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建议查一查是不是诈骗网站。” 这新闻源自益普索（Ipsos）最新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指中国人幸福感全球第一。翻查资料，益普索是全球第三大市场研究公司，总部设于巴黎，公信力似乎不弱。 它今年的报告显示32个国家中，73%成年人自认幸福，而幸福感最高的前十个国家依次为：中国（91%）、沙地阿拉伯（86%）、荷兰（85%）、印度、巴西、阿联酋、墨西哥、哥伦比亚、澳洲、智利。括号中的百分比，代表受访者中声称“非常幸福（very happy）”或“颇为幸福（rather happy）”的比例。 至于中共权贵（或其家人）和“爱国人士”最喜移民定居的美国，仅排第14位（76%）。宁愿离乡别井，做二等公民，也要由第一幸福的天堂，移民到第14位的没落国家，除了说中国人坚决要“输出幸福”之外，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 益普索的十大幸福国家榜，除了荷兰和澳洲，西方发达国家都惨被清零，台湾、香港更连受访的资格也没有；更令我好奇的，是出名幸福感满满的北欧国家，如芬兰、丹麦等，居然不在益普索调查之列，好比举办世界杯，却禁止巴西、阿根廷参赛，这种世界杯还有意义吗？ 讽刺的是，日前联合国也发表《2023世界幸福报告》，涵盖137个国家及地区，调查超过十万人，结果终于“复常”，头十位依次是：芬兰、丹麦、冰岛、以色列、荷兰、瑞典、挪威、瑞士、卢森堡及新西兰。至于益普索榜首的中国，只排第64位，而台湾和香港则分别排第27和第82位。 到底益普索是否诈骗集团呢？为了查明真相，我浪费了五分钟，翻阅它的报告“Ipsos Global Happiness 2023 Report”（注1），终于找到“中国最幸福”的特别原因。 益普索的报告披露，他们自2022年12月22日起，至2023年1月6日，网上访问了 32 个国家合共22,508名75岁以下的成年人，中国大陆受访的有1000人。换言之，这千人就是全中国十四亿同胞的“幸福代言人”。先撇开他们是否讲真心话，若是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尚有某程度的代表性，但事实不是这样。 魔鬼在细节。在报告的排行榜下，原来有一行细字写： The samples in Brazil, Chile, China, Colombia, India, Indonesia, Malaysia, Mexico, Peru, Saudi Arabia, Singapore, South Africa, Thailand, Turkey, and the UAE are more urban, more educated, and/or more affluent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译成中文就是：“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沙地阿拉伯、新加坡、南非、泰国、土耳其和阿联酋的样本，比普通人口更都市化、教育程度更高，及/或更富裕。” 至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益普索报告则表示他们所取的样本，仅代表75岁以下的普通成年人，而非特别高学历或富裕的一群。 换言之，这排行榜显示的结果，由始至终都是拿苹果和橙来比较——在中国受访的“千人幸福代表”，本就属于高人一等的精英阶级，没有月入百元的农民，也没有周街可见的韭菜、人矿和孔乙己。 对这群中国精英来说，幸福从来是唾手可得的，就算在今天中国失业率高企，经济风雨飘摇的时候，问他们对“国家经济状况 ”和“国家社会政治状况”的感受，这群幸福代表也表示满意，幸福感分别达78%和83%，更力压近年生意蒸蒸日上的新加坡（只有67%和71%）。 看到这里，你该知道益普索玩的民调把戏，就是中国人兵法老祖宗孙膑所用的伎俩，即“取君上驷与彼中驷”（用你最好的马，来跟对方中等的马来比赛）。明白了这玩法，就知道那排行榜不止得啖笑，更令人怀疑，它是否借民调为掩饰的另类大外宣？ 令我最失望的是，中国境外华语媒体，居然对这种“民调”照单全收，只报道那个严重误导的排名，而没公开益普索的具体调查方法，让某些傻人信以为真，也间接助攻了中共的认知作战。希望华语媒体，尤其是台湾的，今后能小心验证这类唱好中国的“国际民调”。至于益普索是否“诈骗”，就让大家自行判断吧。（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习近平想通过习普会传达的信息，不需要等会议结束，其实在中国提出和平12点之后，基本上可以猜出来。如果说多数媒体还在那里侈谈由于中国偏袒乌克兰，西方不接受中国提出的和平议案，认为中国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以及中俄会谈貌合神离之类，《华尔街日报》3月23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虽然是迟到的分析，但总算摸到脉了。 俄乌战争改变了中俄之间的地位 习近平这次访俄与普京会谈时说，“自我10年前首次对俄进行国事访问以来，中俄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互惠，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呈现更加全面、更加务实、更具战略性的特点。”这话并非虚谈，在2014年以前，中俄关系是中国热切，俄罗斯相对冷淡。这只要回顾历史就很清楚。 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外交语言都很冠冕堂皇，尤其是中国的官方宣传，扬俄抑美到了极致，但俄罗斯对中国仍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2006年之后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拥有能源优势的俄罗斯在中俄关系中占有主动地位，腰杆越来越硬，不断让中国吃瘪，如2007年以后俄罗斯不断驱逐中国移民，2011年就曾驱逐3000多人，同时坚决不允许在俄国大中城市里出现“中国城”。2012年7月16日，俄国边防巡逻艇向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开火，并抓捕36名中国船员，扣押渔船。中国政府隐忍应对，与对日本、韩国扣押中国渔船的反应有天壤之别。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俄罗斯甚至在能源方面都对中国采取相对歧视政策，要价高于日本及其他国家。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深知西方尤其是美国不会再回应俄罗斯的橄榄枝，尤其是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发生，俄罗斯彻底失去了乌克兰，普京深知这是美国欧亚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对中国态度开始升温，两国之间加强经济与政治联系。俄乌战争发生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开始后，俄罗斯势孤，必须求助于中国，从此中俄关系易位，变成俄罗斯有求于中国。习近平从2012年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谋求与俄罗斯形成的“背靠背”的同盟关系终于达成。 中俄经济呈互补关系 中俄两国经济成互补关系，尤其是俄罗斯能源被从欧洲市场排挤之后，这不仅是中国这个能源消耗大国的需要，更是俄罗斯国内经济的重要支柱。BP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俄罗斯的油气煤储量都居世界前列；在生产方面，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第六大产煤国。在出口方面，俄罗斯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第三大煤炭出口国——这些数据，势必使中国将俄罗斯当作能源安全持续性保障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全球占比超过26%，总体对外依赖度已经从2000年的5.71%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18.07%。其中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赖度分别在70%和40%以上。在21世纪初期，中国对于中东地区油气有较大依赖，但后来意识到该地区存在难以控制的军事和安全风险，这种高度不安全感让中国意识到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于是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源，目前中国已经形成海上、东北方向（指中俄油气管道）、西北方向（指中国-中亚油气管道）和西南方向（指中缅油气管道）四大能源战略通道，其中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地位日益重要。 俄乌战争发生后，德国等欧洲国家在美国压力下加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这一市场空缺立刻由中国填补。中国海关总署3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俄两国贸易额增长29.3%，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增长最快的是从俄罗斯向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3.4%，达1141.49亿美元。在3月21的会谈中，习近平表示，他可以向普京提供一条经济生命线——尽管这条生命线也会通过扩大中国对俄罗斯资源、能源和市场的准入而使中国成为受益者。 这1141.49亿美元对华出口，对俄罗斯相当重要，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2月15日发布最新《军事力量对比》报告，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到1978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2.6%；报道称，军事大国美国2022年的军费支出达到766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0.9%，占全球总军费之比为39%。中国军费开支2424亿美元，位居第二；俄罗斯以897亿美元位列第三。也就是说，中国从俄罗斯增加的进口，确实支持了俄罗斯的战争需要。 中国提出和平12点建议，意在南方国家不在西方 俄乌战争对于美国与北约来说，不赢就是输。理由如下：北约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美国军队一直是神话般的存在。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大约是48%左右，俄罗斯GDP总量占全球不到2%；在全球军费开支方面，2021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合计占全球军费开支的55%； 俄罗斯军费开支659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2万亿的3.3%。如果不能赢得这场战争，对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形成极大的冲击力。 但目前欧洲一半国家已经厌战，美国国内也面临各种矛盾。这种情况下，美国与北约确实希望能够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这“体面”就是俄罗斯必须认输，至少得将这次战争中夺走的四州归还。 习近平此时提出“俄乌和平建议”，时间点挑在在战争双方都感到疲劳之时。但因为建议主要是些原则性的建议，并不涉及具体的领土，因此西方认为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没有要求俄罗斯归还领土，是站在俄罗斯立场上说话，强烈表示不接受。西方朝野其实没明白，习近平这一和平建议不是希望美国（欧盟）接受。 对于中国来说，在此时提出这一和平建议，重要的是展现一种姿态，这姿态主要不是秀给西方国家看，而是给地球上的南方国家看，事到如今，就连美媒也认识到这场战争，美国并未赢得世界多数国家支持，3月19日，彭博社发表Max Hastings的署名文章，称“世界上85%的人口没有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南方国家不希望看到美国再次主宰地球，……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不受美国、俄罗斯或中国主导的多极世界中。”作者分析，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原因。 习近平提出这一和平建议，遭遇西方猛批，但为他在南方国家加了政治分。对北京来说还有一个利好消息，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将在下周正式访问北京，将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促成乌克兰和平谈判一事，这一举动，为北京将自己塑造为战争调停人的努力增分。考虑到西班牙将于7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这态度的重要性又多了一分。 如今，俄乌战争的结果未曾出来，但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已经彰显，那就是世界多极化已成定局，美欧的西方同盟之外，已经形成中俄一极，还有许多态度中立的国家选择不结盟。中国发出信号，认为自身已具备军事和经济实力，可以开始塑造一个更符合其利益的世界。 《华尔街日报》3月23日的文章分析算比较清醒：除了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这一介入中东动荡冲突的大胆尝试之外，习近平还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三项倡议虽然缺乏具体内容，但其释放的信号明确：那些警惕于美国霸权的国家和地区可以与中国做生意，还可以向中国寻求安全保证，从中国这里获得尊重。 美国必须重视中国近日的姿态与信号，仅仅表示轻蔑是远远不够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3月20日至22日造访俄罗斯，这个时间比多数观察家预测的要早。这也是习在连任国家主席开启第三任期后的首次出访。中国外交当局宣称习的访俄是一次“友谊之旅、和平之旅”。友谊之旅是针对中俄关系的，和平之旅则暗示习有斡旋俄乌冲突之意，尤其在北京对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死对头调停言和后，外界普遍怀有这种想象。 习访俄对两国关系及世界局势会带来哪些变化，要等他进入克里姆林宫同普京的会谈公开后才能作出准确评价。不过，外界不能把这次访问作为单纯的中国国家主席的一次外访去看待，需要将它置于从2月中旬王毅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到北京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发布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和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再到气球事件以及两会期间秦刚的首场记者会这样一个过程和背景，因为在这一个月左右时间，外界能明显感知北京的外交比之前更积极主动。 过去五年，如果说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围堵与打压，更多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回应和反击——虽然北京在反击时给世人一种“战狼”印象，但本质上属于防御；那么，从2月开始，北京不再只是被动反击，开始积极对全球多边主义和世界秩序建构论述并落实为行动。这个变化用官方学者的话说，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主动和进取”。 北京为与美决裂做好心理准备 北京所以有此种外交行为的转换，一个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发现和认为，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中国没有丝毫善意，假如只是美国打过来，中国才打回去，中国将永远处于下风。原因很简单，中国反击的手段和工具箱中的工具没有美国多，无法对美国造成同等打击；另外，全球话语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手上，北京的还手在美国的话语权下会被说成挑衅。故在北京看来，要摆脱这种处境，就不能随美起舞，按华盛顿设定的节奏走，而必须按自己的想法和节奏，不让华盛顿牵着鼻子，打乱它的部署。 为此，北京在两个方面作了改变：一是在思想和认识上不再对美抱有幻想，对中美关系的螺旋下坠和最后决裂做好了心理准备，从而，对华盛顿的反击态度比过去显得更坚定，不怕和美国升高冲突；二是在行动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主动抛出中国关于未来世界秩序构建的行动图景，并开始用中国的方式去推进这个目标，挑战美国的话语权和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让华盛顿难受。前者就是秦刚在记者会上说的“美国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办不到”的意思；后者表现为中国发布的立场文件和概念文件，以及撮合沙伊两国复交。 回头审视前不久中国外交的这一连串动作，显而易见，这是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任期开局之际的一次精心布局。习在二十大和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建立了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统治团队，基本打扫干净党内和国内的反对势力后，可以有更多时间处理国际事务，腾出手应对美国和西方的围堵和打压，以创造一个有利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习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的方式解决全球安全困境，塑造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全球秩序。他认为中国现在有力量这样做了，无需再遮掩，要公开亮出旗号，不怕和美国斗。 因此，北京先是派已晋身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前外交部长王毅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由于这是中国在疫情三年后首次派高官参加此类西方主导的会议，它知道会引起全球舆论关注，但这只能算暖身，接下来才进入主题；于是，北京精心挑选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时发布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12点主张，它清楚，中国要构建全球秩序，必须从当下的俄乌战争着眼，回应国际社会对这个战争的关切，在北京的12点主张中，重点是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这虽然不是北京首次提出，可以文件形式系统表达，效果会不同，北京的目的是通过乌克兰问题抢占国际话语和道德的制高点。紧接着，北京趁火打铁，又抛出全球安全倡议的概念文件。此倡议由习在2022年7月提出，作为中国的外交目标，但以前只是原则主张，没有具体内容，概念文件将全球安全倡议深化，试图为解决全球安全困境构建由中国主导的全球安全框架。可以说，这两份文件的发布，反映了习近平更大的野心。 沙伊复交凸显中国调解能力 尽管上述两份文件未引起太大国际反响——这其实也在北京的预料中，但北京明白，只有将它们落实为行动才能展现中国构建全球新秩序的实力，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解决国际棘手难题的兴趣。所以在两会期间，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宿敌突然在北京宣布达成重开大使馆的协议，对国际社会产生的震动可想而知，因为人们几乎认为它们不可能至少在未来几年能够握手言和，彼此的冤结太深，而现在北京居然把此事做成，由此对中国的调停能力不能小觑。 一国的调停能力根本上取决其国家实力。北京这一手连基辛格都不得不认可，将它和自己当年对中国的秘密外交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的重大改变相提并论，认为这事不但是中东战略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中国以“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改变了国际外交的职权范围，是中国朝着成为创建世界秩序参与者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基辛格对中国调停沙伊复交的评价或许有些夸大，但他看到了北京以一种不同于华盛顿的方式——即北京宣称的劝和促谈——促进了这个事情，表明中国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能力和做事方式开始得到地区大国的认可和承认。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全球大国，一个检验标准就是看它对地区热点争端，尤其是地区重要国家的争端是否能够调停成功。 沙伊和解意味中国已具备此种能力。当然，这事在国际社会的后续效应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但确实可以看作中国撬动了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的第一块砖头，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介入地区热点事务的期望，包括对俄乌危机的介入。比如，缅甸民地武装最近就呼吁中国调停缅甸内战。 习访俄展示调停俄乌冲突姿态 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重点应该还是放在经营两国关系，主要是面对美国对中俄的共同打压，如何协调双方立场，更好共同抗美，但试图影响莫斯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劝普京停火止战，也会是内容之一。在官方宣布习访俄前，秦刚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显然是要告知乌方习访俄一事，打消乌方的某些疑虑，也探听乌方对北京准备加大对俄乌危机的介入力度的看法。 北京深知，即使习亲自下场斡旋俄乌冲突，难度比调停沙伊矛盾要大得多。后者一个是美盟友，一个是美敌人，但沙特近年也有疏远美国之意，而中国在沙伊两国都有很深利益，虽然要撮合它们言和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而俄乌冲突不同，俄罗斯尽管遭到西方制裁，战场上也打得辛苦，可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未必愿意听从北京的停火建议，乌克兰更不可能，即使泽连斯基想停火，美国和北约也不会同意。所以习这次去莫斯科，更多可能还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一种愿意调停俄乌战争的姿态，而未必有具体的斡旋成果。 美国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中国的外交转向，过去华盛顿一直指责北京试图改变国际秩序，挑战美国主导权，现在北京真的在这么操作，以所谓劝和促谈的中国方式构建孤立美国的全球新秩序，尽管北京要实现这个目标会困难重重。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继去年10月连任总书记之后，今年3月，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并拒设接班人，迈向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在党内权力斗争获胜之后，习近平几乎马不停蹄，很快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习普会谈中，习近平多次强调自己连任，并预先祝愿普京赢得明年的总统选举。习的潜台词呼之欲出，含义有三： 其一，普京是唯一支持习近平连任的大国领袖，习权斗成功后，急切赶往俄罗斯，仿佛寻求某种权力册封，向国内宣传自己获得外国承认。其二，怂恿已经当权22年多的普京继续保持权位，反衬之下，自己才有长期当权的理由和底气。其三，在习普两人签订的协约中，出现关键条款：“协商举行公安部、内务部部长年度会晤，加强防范颜色革命。” 后面这一条，极可能涉及习近平和普京权位互保的秘密协议（双方多次闭门密谈，密谈时间远超正式会谈时间）。因为，在极权统治者看来，颜色革命就是颠覆制度、颠覆政权、尤其颠覆独裁者的革命，因而最为害怕。这项权位互保的协议条款，用途可能延伸到这样的程度：若因政变、兵变或民变等因素，习近平权位受到威胁或遭推翻，普京应该出兵拯救；同理，若普京权位受到威胁或遭推翻，习近平应该出兵拯救。 访俄期间，习近平反复宣扬“百年未有之变局”，并鼓励普京与他“共同推动这一变局“。联合声明用语直接反美、反西方，”宣示他内外称霸的野心：对内，图谋长期或终身霸占权力；对外，挑战美国领导地位，试图取而代之。 然而，习近平不会成功。在国内，就在两会宣布习近平“全票当选连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那几天，被中共网信办摆上微博热搜的这两条新闻，却无法显示评论，总计1500万条评论全都遭屏蔽；与此同时，“全票当选”、“2952”（宣布的得票数）、“袁世凯”、“二次袁”、“历史上的今天”等关键词，尽都成为禁搜词，最后，就连习近平三个字，也成为禁搜词。足见民心所背。国内无人支持他连任，实际上，全民反连任。这证明，习近平赢得了权力，却失去了民心。 在国外，习近平急不可耐地高举反美、反西方大旗，已经陷入空前的国际困境、招致广泛的国际孤立。他毫无顾忌地访问俄罗斯，并承诺与普京展开全面合作，“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至少犯下三重大忌：其一，普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习近平与侵略者为伍，道义上失陷。其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陷入战争泥潭，濒于失败。习近平把中国绑上俄国战车，乃是把中国推向火坑。其三，就在习近平访俄前夕，普京遭到国际法庭起诉并下达逮捕令，习近平与战犯并肩，相当于把自己置于从犯地位，实为不智。 急访俄罗斯，与普京临危结盟，习近平公开宣示他的内外称霸野心，但他不会成功。首先，他无法在国内成功，他的“中国梦”即帝王梦难以持久。不仅因为这种目标悖逆历史潮流，而且因为，从此之后，他的全部精力，将是维持他的权力。夺权难，维持权力更难。他释放的信号是，他将动用并依靠全部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来维持权力，还将无限依靠封网和禁搜词来维持权力，其胆战心惊和成本高昂的程度，可想而知。从此之后，习近平自己就是一个维持会长，成为维持他自己权位的维持会长。除此之外，他无法干正事。 习近平更无法在国外成功，他所谓“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兜售“中国模式”（建立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取代美国的国际图谋不可能实现。因为，习近平念念有词的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建立在习近平和王沪宁们对美国、西方和国际形势的误判之上，他们津津乐道的“美国衰落”、“东升西降”，已经成为他们无可救药的迷信。未来历史将证明，他们的这一迷信，是何等的主观和自以为是，同时又是何等的危险和引火自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李强在首次记者会上无中生有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人才红利”。中国“人口红利”没有了，经济前景暗淡，李强发明“人才红利”，对冲中共国丧失人口红利的负面印象。 世上有没有人才红利这个东西？这要去问经济学家了。不过在问人才红利之前，先要问中国有没有人才，中国的人才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科学理性精神，鸦片战争时八国联军船坚炮利打开中国之门，中国人只能对之以义和团的怪力乱神。 中国与现代文明接轨，起于清末的赴美留学幼童，这些人才学成归来，才有中国的现代工业﹑交通﹑金融﹑教育等新兴行业。中国的人才都不是自己培养出来的，都是从西方民主国家输入的。民国时期，大量专业人才留学归来，在中国贫瘠的土地上拓荒，世上如果有人才红利，那才是中国得享人才红利的时期。 中共统治中国后，朝拜马列主义，排斥西方文明，毛泽东以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结果拖垮了中国。文革中泛政治社会文化盛行，更将教育视为资本主义复辟工具，提倡“白券英雄”，以不读书为尚。 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基本空白，除了马列毛，没有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自然科学方面更自民国水平再倒退。直至邓小平初访美国，向卡特总统要求接纳五千中国留学生，得到美国政府首肯，自此以后，中国不断增加派赴西方民主国家的留学生，直至中美交恶前，每年留学美国的人数都有数十万之巨。 这些留洋学生学成归国后，填补了不同学科的空白，中国自此与现代文明缩窄了距离。因此，中国的人才不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是人家帮你培养起来的，李强有脸谈人才红利，有没有问一下自己，中国的人才是从哪里来的？ 对当代社会生活影响最巨的改变，没有一样是中国人创新发展起来的，电脑﹑应用程式﹑网络﹑社交平台，无一不是美国人发明再传到中国来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后，在欧美国家高科技公司工作，学得一招半式，带回中国来，就成了专家。有的人回国后任教大专院校，又再培养更多专业学生，如此一代复一代，中国人才的祖先，也都是西方来的。 没有改革开放对外派遣留学生，中国学术都只停留在民国年间的水平。如果有人才红利，改革开放是中国得享人才红利的第二个时期。李强谈人才红利，先要对美国说一声感谢。 此外，人类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如人工智能﹑量子电脑﹑生物科技﹑材料科学，所有的前沿学术成果，都在美欧日本发端，先有理论，后有应用，先有学术，再有教育，其中没有一样是在中国国土上诞生出来的。 中国人擅长偷呃拐骗，乐衷弯道超车，缺乏老老实实的科学精神。四十年来，中共国从美欧非法输入的科技成果，装点了中国科学的门面，但世上从没有偷呃拐骗可以开创科学成就的。中国基础科学薄弱，科研环境恶劣，投机取巧者多，埋头苦干者少，热衷于跟红顶白﹑现炒现卖，这样的体制能培养出什么人才，不问可知矣。 科学发展不能走精面，人才培养不能拔苗助长，需要整个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长年育成。人才生成的阳光是创新与竞争，空气是自由的思想与体制，中共全面向文革倒退，社会科学处处禁区，自然科学急功近利，这样的社会环境，窒息人才很容易，培养人才就难矣。 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互相观摩交流，彼此合作，各取所长，那也是科学创新不断前行的必要条件。自美中交恶以来，美欧对中国实施坚壁清野，尖端学科都拒绝中国留学生，提防仿冒与偷窃，再加上晶片禁运一剑封喉，中国的人才将停留在现有的水准之下。人家在往前走，中国在往后退，中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面对如此严酷的前景，李强的“人才红利”又从何说起？ 随著中美关系恶化，双方敌意日益加深，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李强的“人才”非但没有红利，最终连有没有人才都是疑问。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近期，台湾社会兴起一股“反战疑美”、“和中离美”、“大国等距”等等思潮，我把这些论述归纳为“台湾绥靖主义”；最近，四位教授发起了“反战连署”并举行记者会，提出反战声明四大诉求，引起各界的讨论与争议。 然而，综观全文，这份反战声明实际上是因果倒置、是非错乱的糟粕论述，一包以时髦的反战之名包裹而成的思想毒药；与其说是“反战”，不如说是“亡台”。 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逻辑”，它是用来推理的，用来论证从前提到结论是否正确。我就用“逻辑论证”来检视“反战声明”的荒诞性。 反战？反哪个战？ 首先，所谓“反战”是反哪个战？是反“俄乌之战”？是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战”？还是反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抵抗之战”？但无论是反哪一个战，都不是台湾人可以置喙的馀地。这场俄乌之战，应不应该反？怎么反？要由俄乌两国人民来决定。对于台湾人来说，街谈巷议可以，茶馀饭后也可以，但出来公开联署，大可不必！同样的，如果是反对“美中之战”，美中之间该不该打？也是由美中两国人民来决定，台湾人没有说话的馀地。 第二，如果是反对美国帮助台湾跟中共打战，这些教授们不是说“台湾不要当棋子”、“不要帮美国打代理战争，不要当炮灰”等等吗。那好，美国听你的，兵也不派，武器也不给，台湾自己打，不是说“台湾要自主”吗？请问台湾“单打中共”，挺得住吗？ 第三，如果挺不住，如果连台湾“单打中共”也要反战，那就只能选择“和平谈判”一途，试问，“一国两制”你接受吗？有没有人可以指出，除了“一国两制”之外还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如果没有，但又不接受“一国两制”，那中共会不会打台湾？至今为止，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中共一定不会打台湾？ 第四，如果对中共攻打台湾也要反战，也就是反对中共的“夺岛战争”，那就只能接受“一国两制”，也就是中华民国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也就是中华民国永久亡国！ 所以，依据以上的逻辑推理，这些教授们所主张的不是“反战论”，而是“亡国论”！ “反战声明”的第一个论述：乌克兰和平──要停战谈判不要冲突升温。 在国际政治上，所谓“停战谈判”主要有三种模式：对抗策略（contending strategy）、解决问题策略（problem-solving strategy）、退让策略（yielding strategy）。“对抗模式”是指谈判双方均认定具有足够的实力与筹码，可以压迫对方接受我方的条件而达成协议；“解决问题模式”是指任何一方（或第三方）提出谈判双方均相对满意的解决方案而达成协议；“退让模式”则是谈判之一方认为妥协对自己最有利，所以采取退让以达成协议。 先就“退让性谈判”来说，目前俄乌之战打到难分难解、寸土不让，请问有哪一方愿意以妥协退让的方式进行停战谈判？ 其次就“解决问题的谈判”来说，自俄乌开战以来，英、法、土耳其都进行过斡旋和调停，包括联合国也总共做出了4个决议，俄罗斯接受了吗？乌克兰同意吗？在此情况下，能否请这四位教授提出“解决方案”？以利于早日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 再其次就“对抗性策略”来说，俄罗斯说要把乌克兰从地图上抹掉，说乌克兰是“新纳粹”，乌克兰同意吗？乌克兰从开战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誓言要收复1991年，也就是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时的原始边界。2022年11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提出展开和平谈判的五大先决条件，包括俄罗斯必须“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尊重联合国宪章”、“赔偿战争造成的一切损失”、“惩罚每一个战犯”、“保证不再侵犯乌克兰”，请问俄罗斯接受了吗？换言之，俄乌双方均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与筹码，足以压迫对方接受我方的条件而达成和平协议。 在通过三种模式都无法达成和平谈判之下，所谓以停战谈判降低俄乌冲突的说法，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废话，一种“一斤五毛钱的理想主义”。 实际上，反战，只有在反对侵略者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以战争手段来排除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不能成为反战的对象。如果反战是反对被侵略者的抵抗之战，这叫做“助战”，也就是帮助侵略者发动侵略之战。 第二论述：停止美国军事主义与经济制裁； 什么叫“美国军事主义”？哪一个国家没有军队？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在维护秩序、保障和平？还是在侵略他国、占领他国的领土？俄罗斯自2022年2月24日，以20万大军踏进乌克兰领土，对乌克兰进行无差别攻击，对妇女、老人、医院、幼稚园进行狂轰滥炸，请问这是什么“主义”？中共口口声声说“坚决不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请问这是什么主义？对于同一件事，刻意使用两种标准来评价，这叫做“选择性认知偏误”。我相信发起联署的传播学者应该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所谓“停止美国军事主义与经济制裁”，这种论调就是一种拾国际反美运动之牙慧的“左派幼稚病”，一种“赶时髦的和平清高论”；另一方面，这种论调，谁都知道是在呼应中共所谓反对“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冷战思维”等等反美言论。请问，当中国说“台湾是中国内政的一部分”，请问这是不是长臂管辖？难道是热情拥抱吗？ 第三论述：国家预算用在民生社福与气候减缓而非投入战争军武 首先，一个国家不需要国防吗？没有国防可以保障民生社福吗？如果不是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我们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吗？我们当然希望国家预算都花在民生社福方面，如果可能给教授加薪也不错，但是没有国防预算，你的家人与家园可以获得保障吗？还是干脆投降，让人民解放军来保卫你们？ 至于所谓投入在“气候减缓”问题，国际环保组织已经提出报告，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已使得“欧洲最大粮仓”的乌克兰的土地遭受严重污染，百年都难以回复，请问这些教授们，怎么不去说服普丁减缓气候灾难呢？怎么不去劝告中共停止增加经费，减少碳排放，减少沙尘暴和雾霾，减少江河与湖泊的污染呢？ 第四论述：不要美中战争，台湾要自主并与大国维持友好等距关系 美中台不是数学习题，不是“等边三角形”，而是中共要“对抗美国、并吞台湾”，台湾在中共威胁之下处于弱势，拿什么去和人家等距？一方面说不要国防预算，一方面说要自主，是要拿民生社福来自主？拿台湾的健保制度或长照制度来自主？事实上，台湾寻求挺台友邦来协助台湾，才叫做真正的等距！ 所谓“与大国维持友好等距关系”，如果说日本主张“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跟日本去等距？如果说韩国说：“日本有事、韩国有事”，那台湾是不是也要去跟韩国等距？澳洲也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将与美国并肩作战，那台湾是不是也要去跟澳洲等距？ 什么叫“等距”？有一个精神科医师跳出来说“应该想办法跟中国大陆建立等量、同质的互动关系，让美台与中台之间的政治沟通与经贸往来，还有人民的生活交集达到等价的程度，这才叫大国等距”。 我在这里引用“结构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语言是一种意义的约定，展开于“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语词”与“语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当意义被约定之后，就会展开“语言行动”。例如一位男士送了一束玫瑰花（能指）给一位女士，传达爱情（所指）的语意，若女士接受，就形成了双方之间意义的约定，女士可能因此回答“那我们去结婚吧”（语言行动）。 然而，上述所谓“等量”、“同质”、“等价”等等，在结构语言学上叫做“空洞的能指”，指涉的是抽象、虚无的对象，完全没有可约定的意义，只是一种“自编的想像”。请问“等量”是两岸贸易额一样是吗？民主与专制怎么“同质”？“等价”是指人民币与台币和美金以1：1：1来兑换吗？ 所谓“等距”（equidistance theory）是美国二流学者所提出的二流理论。在台湾提出“等距论”，真实的目的就是要台湾“离美”，要台湾和大陆“亲近”，也就是“离美亲中”，以呼应中共“防止外力干涉台湾问题”的目的。 换言之，“等距论”其实就是一种“症状阅读”下的“台湾症状”，是以一种“想像的平衡感”来自我安慰，然后再用这种“平衡感”来掩饰“逃避、苟安、畏战”的心理。这种等距论具有很大的“大众心理感染力”，符合人性中“不选边”、“不负责”、“搭便车”等等政治冷漠和“释放道德压力”的作用，也就是符合一般大众“战争与我何干的小确幸主义”，一种贪图“岁月静好”的倾向。 反战论：就是一种亡国论 “反战论”对台湾的国家安全具有腐蚀、涣散和解除心理武装的恶劣影响。因为反战就是“反对台湾对中共侵略的抵抗”，疑美就是要“逼退美国对台湾的防卫”。其结果就是“箪食壶浆以迎共师”，让中共“不战而屈台之兵”，进而对台湾实行完全的吞并。 值此之际，台湾有识之士应对这些绥靖主义进行坚决的“扫毒”工作，要持久不懈的对“反战疑美论”进行理论斗争，要更加彻底、全面的对中共的侵台野心进行“揭谎”的工作，让台湾人民充分知悉中共谋台的阴谋与手法。换言之，必须结合“扫毒”与“揭谎”两大工作，才能坚定台湾“反侵略”的决心，保障台湾的安全与命运。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去年战争爆发前夕，美国从乌克兰一方获得的情资之一是：“俄罗斯人民不支持入侵乌克兰，所以普京也不想打仗。”这一定程度造成了美国初期的观望。但很快地美国国防部发现，俄罗斯不仅在乌俄边境集结了超过10万兵力，甚至俄军“9K720伊斯坎德尔”导弹也正准备就位，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乌克兰政府网站遭骇客攻击，同样都是战争前兆。 可以说，一直到战争真正降临，乌克兰人（包括欧美国家）才接受眼前事实。过去八年来，无论是波罗申科还是泽伦斯基，都无法解决和俄罗斯之间关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争议，原来就是因为“普京从不打算靠谈判解决这些问题。”乌克兰人以为，在两国民间往来如此密切下，俄罗斯接连在2008年入侵乔治亚、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应该可让俄军来犯画下休止符，事实证明，普京对乌克兰战争蓄谋更久，今天换做任何一个人当乌克兰总统，除非完全接受普京的统治，否则谁都避免不了战争。 战争展开后，美国华盛顿特区曾集结上千名乌克兰移民，他们高举“No War”标语，但他们抗议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无一指责美国把乌克兰当“棋子”，因为久居俄罗斯一侧，这些乌克兰人比谁都清楚俄罗斯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只是他们很难置信普京终究会直接以战争对付整个乌克兰。 接著，从战地传来的消息和画面，又让多少海外乌克兰人悲愤难耐，此刻硬是要把乌克兰人正遭遇到苦难，跳跃归结到所谓美国军工复合体、美帝霸权，然后要美国负起战争责任，确实有让人笑不出来的荒唐。 根据驻乌克兰外媒陆续发布的消息和画面，包括：几个月内已有上千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沦落异乡成为难民；边境城市被“俄罗斯的导弹”轰炸得面目全非。东部城市到处可见俄军和俄罗斯聘雇的外籍佣兵，起初他们还会无视乌克兰平民，之后竟常在无预警下对平民开枪；俄军占据了城市里主要建筑，同时也抢走了医疗用品，导致受伤的乌克兰平民面临医疗资源短缺；乌克兰人持续忍受今天可能突然有俄罗斯士兵闯进你家，明天你家可能再被俄罗斯飞弹炸毁；网路被中止、桥梁被截断，供电停摆，冬天最重要的暖气也变得奢侈，很多走不了的老人，则是再领不到退休金，必须靠亲友或国际NGO组织应急措施接济；逃往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的乌克兰人，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还得怀著强烈的罪恶感吃早餐。 这些外媒笔下悲剧全是的冰冷事实。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人，有多少人要不对当下感到恐惧，要不对未来失去希望，周遭尚且时时刻刻蔓延著死亡威胁。他们试图联系住在彼端的俄罗斯亲戚朋友，想从他们口中探询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得到的回应，绝大多数不是沉默就是冷漠。更有身心受创的乌克兰人开始每晚做恶梦，梦里他们或许受到重伤、或许在枪淋弹雨中死亡，最后就算在冷汗直流的惊骇中惊醒，醒来却发现自己依旧处在战争之下。 这就是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后，乌克兰过去一年多来的日常，声称自己是“北约威胁论”受害者的俄罗斯，国境之内没有丝毫受损，躲飞弹的不是他们，逃亡的不是他们，民宅大楼被炸毁的不是他们，孩子被掳走、拐走的也不是他们，今天却还能受“美帝阴谋庇荫”，事不关己地把乌克兰的苦难推给美国检讨。但乌克兰人想回到战前独立自主的和平状态，唯一方式不就是赶走俄罗斯（或俄罗斯主动撤军），“打垮美帝”这件事，在这场战争中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从头到尾，乌克兰人都反对战争，“No War”标语早是民间最普遍的口号，但从战前、战后到今天，不把“和平”当一回事的一直是普京。人尚在基辅的70岁妇人阿尔布尔曾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乌克兰特派访问时说：“我当然希望和平，但我也希望这个世界知道，被奴役的人是会反击的。”这句话已清楚说明了乌克兰人的心境。 许多NGO组织正在为俄军加诸乌克兰人身上的不幸进行补救，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难民署、儿童之声、和平向日葵基金会等等，乌克兰人正靠著他们度过难关。身为旁观者，尽管无从给予支援，却怎么样也不该选择当普京的啦啦队。乌克兰的痛苦完全存乎普京一念之间，他今天下令撤兵，乌克兰就太平了。这时东牵西扯美国的历史罪恶，只让人见其个人良知不敌象牙塔里的偏执。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引发世界恐慌的是美国硅谷银行破产，瑞信被瑞银以30亿瑞士法郎（3月17日 周五股市收盘价的40%）收购，暂时避免了第二个“雷曼时刻”。有人发问：中国金融系统早就病根深种，过去数年，因P2P的爆雷、房地产业的拖累，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成了一头随时可能暴走的“灰犀牛”，这次为何久病成疴的中国金融系统反而安全，瑞信这种“大而不能倒”、曾被奉为业界先锋的瑞士信贷反而熬不下去？且看分析。 中国金融体制相对封闭反而成为防波堤 出现上述情况，当然不是中国金融体制优于美国、瑞士，而是得益于一直被视为弊端的中国金融体制的相对封闭性。 美国金融实力远优于中国，用专业术语概括，那就是：一国金融体系动员和配置跨期资源的规模和效率决定了该国的金融实力。 首先，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则是金融实力最直接的反映，美元依然是居于第一层级的霸权货币，欧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二层级，人民币则大体处于第三层级。人民币国际地位强于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货币，但弱于日元、英镑等同处于第三层级的储备货币； 其次，中国最好的规模性指标（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也只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这基本与中美两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差距相同，而最弱的规模性指标（如金融衍生品规模）甚至不到美国的1%。这就决定了两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完全不同，中国一直以银行为主导（因为无法大规模发债），而美国则以资本市场为主导，国债规模接近32万亿美元，其他各种企业债与金融衍生品更是多不胜数； 第三，美国的金融专业人士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优于中国。 美国有这么多优势，为何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反而更容易爆雷？其实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相对封闭带来的模糊性导致的。 国内金融风险究竟有多高，中国并未能建立起一套测算其风险的科学体系或方法，仅是借鉴成熟市场现成的工具与经验，外加政治手段防控风险。 1997年末-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缘于索罗斯集中力量通过对冲基金先整垮泰国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到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独独香港在北京帮助下稳住，最后只有中国大陆安危度劫，原因无他，就在于中国金融体制的相对封闭形成了一道防波堤。 政府这只“无形之手”紧扼金融风险 中国的金融风险一直存在，只是被政府这只“无形之手”紧紧扼住。 一、中国的金融市场与成熟市场完全不同，数据获得的方式及可信度也不一样，完全凭金融高官的经验外加行政手段控制。仅以P2P为例，2015年和2016年，P2P平台频繁爆雷，行业规模急剧萎缩，开始走下坡路，截至2019年12月底，P2P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343家，全年P2P网贷行业成交量下降至9649.11亿元。最后留下8000亿坏账无人买单，投资者只能认亏了事。所有的社会不满，全被政府这只“无形之手”强行“化解”。 二、当前中国金融风险主要聚集在房地产市场，即经济的“房地产化”。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没有挤出，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进行重大调整，并让产业结构升级，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巨大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之风险。从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将经济调控的阀门装在房地产市场上，收收放放，反复折腾，大的调控共有八轮，每次抽紧银根，就有一批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倒下。2021年就倒闭了300余家，平均每天一家。说白了，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倒房地产公司的方式来缓解金融危机。 北京如何防范金融危机？ 无论是美国还是瑞士，两国政府对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意识都非常薄弱。但中国政府不同，知道金融系统是自家短板，时刻准备着，将防范金融风险当作宏观经济管理第一要务，生怕灰犀牛暴起，将自家房子踏成瓦砾。不少政治反对者喜欢一言以概之，说与毛时代的前三十年相比，如今的中共没有变化，这是指政治制度而言。但在管理经济上，中共已基本脱胎换骨，再也不会将“抓革命”放置于“促生产”之前。只是有个从共产主义学说带来的娘胎病改不了，那就是时刻打私营经济的主意，每逢经济状况向好，就想从私营企业那里抽血，展开政府围猎行动，将私企逼得无路可走，纷纷跑路，严重影响税收与就业，一发现不对，又开始掉头，放宽一些限制，仅习近平任国家领导人以来，这把戏就玩过两轮，目前又进入稳定私企阶段。但在金融管理上，却汲取了毛文革经验失败的教育。绝对不让外行管理金融财政系统，仅仅会学习近平讲话的人，不会入选。 中国式经验归纳而言，大概有两点： 第一、财经口官员的任命：专业经验优先考量。 近半年以来，外界对习近平组建新一届政府有各种猜测，广为流传的就是李克强班底将全部弃用，启用经验不足但政治可靠的习家军来取代专才。等到“两会”开过，财经口几个关键位置则留任有经验的官员，易纲将继续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刘昆留任财政部长，王文涛也留任商务部长，这三位都已经年届65岁，算超龄留任。即将重组的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亦超龄留任。上述安排让这传言无疾而终。 此举博得路透社和彭博社称赞，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风险，金融监管领域又将实施改革的当下，习近平让拥有丰富经验的高级金融财政专家易纲、刘昆等留任，保证了经济和金融事务领导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更有助于增强国际市场信心。 第二，中国政府对金融风险有足够的警惕之心。早在2017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已超过200万亿，中国人均负债达17万元，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多达200%。国际金融机构估算要严重得多，国内引证的有一条是截至2017年末，而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多达364%。就在那一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说过那段著名的话：中国既要防止“黑天鹅”（突发性的经济事件），更要防范“灰犀牛”（指早已经发现但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为了拯救中国经济，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之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预期指经济增长目标）。这个所谓“六稳”，实际上就是在稳泡沫，这个泡沫的象征物就是房地产市场——蹲伏在中国大地上的“灰犀牛”之一。 中国金融口主管官员明白，中国金融行业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借款给地方政府的银行面临财务危机——据澳新银行研究中心估计，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均每年增长16%。也因此，这次两会后，中国央行召开2023年金融稳定工作会议，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金融风险处置各方责任，积极稳妥压降存量高风险机构。 这种危机意识还表现在宣传口径上，中国政府官员（非宣传口）这些年时常提醒国人，要准备过苦日子，比如这次留任的财政部长刘昆最近提到今年 1-2月全国税收下降，例如消费税降18.4%，增值税降21.6%，关税降27%，城建税降10.5%，车辆税降32.8%，印花税降31.3%，证券印花税降61.7%，土地增值税降22.4%，房产税降22.9%，土地出让金降29%，……，喊话各级政府，要做好长期过苦日子的准备。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政府成了问题的制造者之后，如何应对政府制造的问题，确实可以将危机爆发延后。这次瑞信（The Credit Suisse）要破产，瑞士政府为了避免更大的危机，让瑞银（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出资30亿瑞郎收购瑞信，价格仅为3月17日（周五）市值的四折，政府兜底部分损失。一家管理资产规模超1.1万亿美元的银行就这样结束了166年寿命，算是给国际经济拆了一次雷。但最近这轮金融危机的真正启示应该是：如何避免政府成为金融风险的制造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3月10日加州硅谷银行（The Silicon Valley Bank，简称SVB）倒闭开始，每天都有银行倒闭的消息传来，截至3月15日，共有六家倒闭。硅谷银行是一家拥有 30 年历史的公司，持有许多初创公司和（气候）科技公司的存款，其高层与经营团队都高度配合当前美国的Woke运动。也因此，许多报导的标题与文内都出现“Got woke, go broke”（参与觉醒，走向崩溃），SVB得名“Woke Bank”。 不少分析将SVB开启的银行连锁倒闭与2008年的雷曼时刻相比，那是因为不了解实质。2008年，美国银行是“两房贷款”出了问题，病灶是金融产品。这次是Woke式经营出了问题，病灶源于经营方向：用ESG（环境、社会、治理）这套非财务标准做为企业经营战略。 有个行当叫做“企业诊断”（管理谘询）起源于美国，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对企业管理状况、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分析，我现在用这套方式的几个主要指标——企业经营理念、方向、管理目标、管理层专业素质等诊断SVB。 银行接连倒闭的共同原因：美联储加息 首先说数家银行倒闭的共同原因。不少报导说，SVB的麻烦拖累了整个行业，在倒闭之前的一天即3月9日，投资者纷纷抛售大小银行的股票，仅美国四大银行的市值就缩水了520亿美元。这些倒闭的六家银行与其他正陷入挤兑潮的几家银行，都在民主党州，四家在加州，一家在纽约，还有一家在亚历桑那。左派媒体基本只强调倒闭缘于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压力。 在美联储去年为遏制通胀而开始加息后，科技产业遭受重创。因此，初创企业提取存在硅谷银行的钱的速度超出了该行预期。而新投资停滞意味著，新资金没有流入该行。从硅谷银行经营不良的消息在市场上流传之后，风险资本投资者建议初创企业将资金撤出该行，以防超出25万美元（FDIC提供保险的上限）的那部分存款蒙受损失。2022年底，该行超出该上限的存款超过1510亿美元。 美联储加息带给银行的共同压力，对于主要经营初创科技企业业务的银行压力特别大，这是硅谷银行与类似业务的银行面临的共同问题。3月15日，美联储宣布紧急贷款计画将为美国银行提供2万亿美元流动性。 这事让我想起中国寓言“夹板治驼背”。美国国债32万亿，拜登政府花钱如流水，为驼峰增加不少赘肉。 驼峰压迫之下，走路都很困难，于是加息，银行资金抽走——等于上夹板将驼背踩直； 流动性枯竭，导致本来就因Woke政治化经营的硅谷银行等破产——于是又开始吃药，为驼峰养肉。 硅谷银行的病理解剖 目前，各家银行当中最受瞩目的是SVB，这不仅它是今年倒闭的第一家，而是因为它一 直以服务于左派议题，以金融行业的Woke先锋标榜于世。 1、该行将大量存款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和政府支持的其他债券，严重偏离了股东收益这一企业目标。 据路透社在SVB倒闭的当天透露的消息，为了为赎回提供资金，硅谷银行在3月8日出售了 210 亿美元的债券组合，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债。 该投资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为 1.79%，远低于目前约 3.9% 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这迫使 SVB 承认 18 亿美元的亏损，需要通过融资来弥补。报导指出，硅谷银行主要服务于一个由初创企业及其投资者组成的孤立生态系统。该行的存款随著科技产业的繁荣而膨胀，2021年增长86%，达到1890亿美元，一个季度后达到1980亿美元的巅峰。该行将大量存款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和政府支持的其他债券。 2022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疯狂发债，美国的“国家帐本”就开始爆表，2021年2月25日一笔620亿美元7年期美债标售滞销，最后只能由美国有购买义务的一级机构和美联储兜底，买入了大部分份额，才防止此次拍卖的流产。此后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美债收益率的快速飙升引发了市场对于“资产泡沫”的讨论。当年9月1日，前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 联合创办人、“债券之王”格罗斯（Bill Gross）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毫不讳言：美国国债是“垃圾”，现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是几乎肯定赔钱的押注。 这种情况下，SVB为何要购买大量注定亏损的低息政府债券，做这赔本买卖？只能说该行将取悦于政府置于股东利益之上。在21世纪之前，美国金融业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世界同行翘楚地位，就是经营目标明确，为股东收益服务，不为政府政治目标服务。这一点从2008年之后开始被侵蚀。 2、热衷服务于现任政府的政治目标。 第一，SVB主打“气候科技”这一概念，贷款主要流向“气候科技”企业。即使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也贯彻这一方针。2012年浦发硅谷银行正式开业，总部落地于上海杨浦区。浦发与硅谷银行双方各持有50%的股权。由硅谷银行与浦发硅谷银行联合发布《气候科技的未来》旗舰报告，聚焦中美市场气候科技领域，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已成为LP投资时优先考虑的指标。 西方热衷的气候议题，其实已经遇到相当大的难题。以“绿能先锋”德国为例，去年年初还决定要在2023年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俄乌战争发生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不得不中止，为解决能源问题不得不将原来被列入污染性能源的煤炭、木柴、核能全部开始洗绿（Greenwashing），重新纳入清洁能源。欧盟原来的碳排放额度分配计画不得不放弃，只好让联合国在2022年气候峰会上重新弄了个“气候补偿计画”，要求能源大国与能源消耗大国交补偿费（能否收上来则另说）。 第二，热衷于推动“种族批判理论”（CRT）认定的正义事业。据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资料库记录显示，硅谷银行已向Black Lives Matter及相关团体捐赠了大约 7345万 美元。 3、公司用人原则：政治正确优先 1）SVB的董事会成员组成原则：亲不亲，路线分 《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3月15日发表一篇文章，记者逐一调查 了SVB董事会12位成员的背景。这家银行一直吹嘘其董事会成员构成的高度政治正确：包括“1名黑人”、“1 名 LGBTQ+”成员和“2 名退伍军人”，以及董事会中有 45% 是女性（7男2女）。 记者查询研究资料后发现几个特点：一是高度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只有63岁的汤姆·金（Tom King）是SVB董事会中唯一拥有投资银行经验的成员；二是该银行和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将他们的民主党资历作为其战略与资历，他们向三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克林顿和拜登以及包括佩洛西在内的地方民主党国会代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D-NY) 和参议员马克华纳 (D-Va.) 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强大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在SVB 的董事会成员当中，包括一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还有一位在涉及波洛西丈夫各种丑闻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加伦·斯塔格林 (Garen Staglin) ，他在加州的纳帕谷拥有一个葡萄园，与南茜·佩洛西 (Nancy Pelosi) 拥有的葡萄园相邻。 一位元消息人士告诉纽约邮报，“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觉醒派（Woke） CEO 的首选银行，他们知道董事会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SVB 贷款给所有人的公司都有一个醒目的议程。”如今，这些董事会正面临一系列调查，以了解他们在其崩溃中的集体作用。 2）矽谷银行管理层的政治偏好：Woke SVB在2020 年 8 月的一份报告中强调该银行在ESG（环境、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就：该银行约三分之二的员工符合“多元化”标准。 那一年的另一份报告吹捧了 SVB 在支持少数族裔方面的成就。在该报告的介绍中，首席执行官葛列格·贝克尔（Greg Becker）表示，SVB 吹捧的员工匹配计画侧重于“大流行应对、社会正义、可持续性，以及支持女性、黑人和拉丁裔新兴人才以及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体”。 矽谷银行的一位风险管理负责人Jay Ersapah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带头开展多个“觉醒”的 LGBTQ+ 项目，包括在公司一跃走向倒闭之际为公开故事提供“安全空间”。例如公司首个为期一个月的骄傲活动和一个强调 LGBTQ+ 青年心理健康意识的新博客。 美国社会对Woke Bank的反思 由于SVB是Woke化经营的一面旗帜，它的破产，各方都有尖锐中肯的评说。 3月12日，家得宝 （Home Depot） 联合创始人伯尼·马库斯 (Bernie Marcus)在Fox的采访中表示，矽谷银行的倒闭应该为美国人敲响警钟，因为他们将资金委托给他称之为考虑气候变化等因素的Woke金融机构： “我认为，体制和政府已经促使这些银行中的许多更加关注全球变暖。这些银行经营不善，因为每个人都专注于多样性和Woke问题，而不是专注于他们应该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股东回报。” 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认为SVB擅长迎合政府的Woke议题： “在寻求 ESG 类政策和投资方面，矽谷银行是最清醒的银行之一。” 消费者研究（Consumers Research）执行董事威尔·希尔德（Will Hild）表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相同的模式：最关心 ESG 评分和政治觉醒的公司在为客户提供服务方面做得最糟糕，……其他美国其他企业现在应该从 SVB 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以免它们成为下一家因管理不善而登上头条的公司。” 如今，美国Woke运动藉政府之力，在企业管理中推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简称ESG），要求资产管理者和投资者在财务决策中使用非财务标准。但是，银行是企业，用人应该唯才优先与职业道德优先，不是考虑其身份。如果说，其他从来没有过社会主义经历的国家不知这种身份政治与政治挂帅必将导致企业失败，中国却有切肤之痛，这种企业经营政治挂帅在中国毛时代出现过，比如“文革”时期，毛的用人原则是“亲不亲，路线分”，革命重于生产、外行指导内行是基本特点，最后将整个国家折腾至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