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育兒日記（1980—1987）（二十六）
2026 年 6 月 26 日
馮客（Frank Dikötter），荷蘭人，中國歷史學家，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教授中國近代史。2011年，他寫下一本《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的中國浩劫史》，記述65年前由毛澤東一人所發動的中共「大躍進」運動的過程與秘辛。馮客研讀中共陸續解密的各方檔案千餘件，其中包括各省市地方檔案、公安部門的機密報告、未經刪節的重要領導人談話，大規模死人事件分析等等，推翻了先前估計這場運動造成1千5百萬到3千2百萬非正常死亡的數字，認為這場災難比先前說法嚴重許多：從1958年到1962年間，這場大躍進運動至少造成4千5百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 許多史學家把這段歷史稱為「大饑荒」，但馮客對這說法非常不以為然。他表示，「饑荒」好像代表死亡是由於經濟計劃匆匆上馬，執行不善的無心之失，但事實上，大躍進期間的高壓、恐怖與制度性暴力無所不在，連中共自己彙整的報告里，就有6%到8%的死者是遭到酷刑或直接處決，僅此一項就達250萬人，其他還包括被有意剋扣食物而餓死的，許多因為不勞動就無法得到維持生命的食物而活活被整死的。 這場為了「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政治社會運動造成人類歷史上對財產最大程度的破壞，遠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一次轟炸。馮客說，人人都在偷工減料，盲目追求更高的產量，生產出的劣質品堆積在鐵路兩旁形同廢物，腐敗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纖維，從醬油到水壩一起變質，穀物堆積在塵土飛揚的阡陌之間，而人們則是啃樹根或泥巴果腹，最嚴重時甚至「人相食」。 數千萬人枉死，有人為此負責嗎？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里，時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因批評大躍進政策而遭到毛澤東整肅，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中共元老黃克誠等人也全部受牽連，史稱「彭德懷反黨事件」，大躍進政策並未能及時煞車。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里，時任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批評大躍進政策，再度引來毛的警惕與不滿，也成為毛後來發動另一場大災難「文化大革命」的遠因，文革的目的其實是為了「革所有在大躍進期間反對他（毛澤東）的人的命」。 馬英九的祭祖行程來到尾聲，短短几天的行程里，他已經哭了4次。來到南京中山陵，他看到總理孫中山銅像數度哽咽；前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他直呼內心受到極大的衝擊，受訪時又一度哽咽；回到湖南祭祖，念起未曾謀面的祖父遺訓，他拿起手帕拭淚；去到抗日名將張自忠陵園祭拜，他在張自忠雕像前佇立良久，就在導覽人員講解期間，他又數度眼眶泛紅，甚至拿出手帕拭淚。 馬英九情感豐富、容易掉淚，在台灣政壇是出了名的，外界或許毋須爭辯馬英九感情流露背後的真假。不過，台灣政壇在爭辯前總統到中國大陸有沒有「勇敢」說出中華民國之際，不能不注意到，馬英九這趟祭祖行程顯然是經過高度嚴格地揀選。共產黨讓馬到民國遺迹去懷想中華民國，但絕不容許任何象徵中華民國法統正朔的字眼出現在大眾視頻；共產黨在馬的行程里取國共兩黨共同的抗日經歷，卻不容有任何當年國民政府「剿匪」的符碼；一樣是國民政府軍的名將，共產黨讓馬去祭拜來自西北軍系、早死的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卻絕不容許你擺上正黃埔四期、在1947年孟良崮戰役里戰死的74師師長張靈甫。 過去一世紀，中國是一個災難的土地，若以人命為基準，死在共產黨的暴政與亂政之下的，其實數倍於對日抗戰。就以馬英九父親的老家湖南為例，根據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的研究，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躍進期間，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就達到248萬，約佔當時全湖南人口數的6.8％，是全國第四嚴重的省分。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也記載，劉少奇就是在「七千人大會」引用湖南農民「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暗自頂撞毛澤東，為自己惹來後來的災厄。 短短4年，4千5百萬條人命灰飛煙滅，這不僅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也被公認是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而中國共產黨否認淡化這段歷史，大量死去的人命就像是被抹去的螻蟻，無人負責；迄今，被視為元兇首惡的毛澤東肖像仍掛在天安門廣場，理念被後繼的共產黨人奉為圭臬，其在中國共產黨內地位依舊無可動搖。若要談中國人被欺負被踐踏的命運，沒有任何事情比這一切更加悲摧乖舛。 馬英九的眼淚有多少重量？當然要視其對是非正義的標準是否一致而定。馬英九能在共產黨的安排下，自在地走訪抗日紀念館，為當年流離失所的中國人而哽咽，詛咒「專炸平民」的日本人後來得到「報應」；但同樣的人命，有誰為這60年前被餓死虐死的4千5百萬中國人掬一把同情之淚呢？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川普因涉艷星「封口費」案件遭紐約一個大陪審團提起刑事指控。此事雖是美國內政，然而，從美中對抗的角度看，它或許會給美國帶來某種不利後果。 美國兩黨矛盾將更不可調和 當前美國政治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政治極化，共和民主兩黨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都很難達成共識，除了對付中國。表面看起來，川普被紐約地檢刑事起訴同美中對抗無關，但是，一旦兩黨因此事陷於撕裂，對美國政局乃至2024年的總統大選會產生何種影響和變數，是不得不考慮的，並肯定波及外交。對今天的美國來說，在對外關係上沒有什麼事比抗中更重要更迫切的了。 現在可以篤定，兩黨已為這起事件攻擊起來。川普在消息出來的第一時間發表了一則聲明，稱這是民主黨對他「史無前例的政治迫害和選舉干涉」，包括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眾議院共和黨二號人物、多數黨領袖史蒂夫·斯卡利斯，以及川普競選的「勁敵」、佛州州長德桑蒂斯等在內的一眾資深共和黨人紛紛聲援，指責民主黨把司法系統當武器，要阻止川普參與2024年總統選舉；眾議院共和黨司法委員會主席吉姆·喬丹、監督委員會主席詹姆斯·科默和行政委員會主席布萊恩·斯蒂爾還公開要求辦理此案的紐約檢察官布拉格3月31日前交出與他的調查有關的往來資訊和所有檔。民主黨則對川普被起訴拍手叫好，反指共和黨干預調查、詆毀司法系統誠信。 兩黨的交鋒只剛開始。在案件進入司法程式後，它必將是個拉鋸戰，不可避免地和2024年總統大選搞在一起，矛盾將更加不可調和，這一過程兩黨的鬥爭會比目前激烈得多。 雖然美國的民主在最近幾年受到很大侵襲，然而，不必懷疑紐約大陪審團做出對川普的刑事指控背後有何政治動機，是受民主黨的指使。可是，也必須承認，在當下美國的政治氣候下，要想這起案件不高度政治化，或給外界一種政治操作的印象，是不可能的。多數共和黨人及共和黨的支持者，就認為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對川普來說，他當然會利用此事大作文章，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政治受害者」，十多天前，在得知自己即將被刑事起訴時，他曾號召支持者出來抗議，讓紐約市政府如臨大敵，生怕出現騷亂。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儘管這是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但兩者也相互影響，而更多時候，是內政影響外交。有一種看法認為，華盛頓近年之所以把中國作為最大競爭對手，全力圍堵和遏制中國，就是為了轉嫁美國國內的矛盾和危機，轉移美國民眾對國內那些難以解決的問題的關注度，煽起他們對中國的仇恨，從而讓分裂的美國社會團結和振興起來。這種觀點未必準確，可外交也確實需要考慮內政因素。當外交受到國內某個問題的牽扯時，有可能使外交偏離原先的目標或者焦點。 內耗就會給中國時間 川普被起訴會在兩個方面影響美中的對抗，第一個方面，正如前面分析的，當共和民主兩黨因為這事出現激烈的政治鬥爭，他們將更難在國內議題上找到共同點，更不易妥協，導致事情議而不決，陷入不應有的內耗。民主政治的執行力本來就不太強，國會對政府的杯葛，執政黨和反對黨的相互糾纏，往往讓一些亟待辦理的事情或出台的政策拖很久，尤其在黨爭和政黨政治下，這種情況更嚴重，你贊成的我反對，我支持的你否決，一件議案，純粹因為反對而反對，使它過不了關。 美中的對抗是全方位和多層次的，雙方都必須全力以赴。如果在一些事情或者某個重要的事情上因為互相扯皮而延緩了它們的進度，很有可能縮短美國相對中國的優勢。美國當然在整體國力以及多個單項上，比中國強太多，才能遏制中國，然而，現在中國也在奮起直追，當美國因為在諸如川普被起訴這樣的問題上內耗，就會給中國時間，哪怕中國趕不上美國，也會縮短差距。這對美國的抗中就很不利。此外，過度黨爭特別是如果出現暴力事件，也將削弱美國民主對世界的影響力，讓中國有理由攻擊和歪曲美國民主。 第二個方面，該案很有可能改變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格局，將川普送進白宮。推特新主馬斯克在川普透露自己會被刑事起訴後發推，指他若被捕將穩贏總統大選。這話代表了相當多人的看法。如果說，民主黨的確有想利用司法打擊報復川普，阻止他參加2024總統選舉，效果難免適得其反。美國法律沒有規定罪犯不可參與總統選舉，假如法院不能很快對川普定罪，其受民主黨政治迫害的形象勢必會被他在總統選舉中發揮到極致，裹挾共和黨，贏得選民的同情和支持。 迫使共和黨站在川普一邊 在去年中期選舉後，共和黨沒有如預期的大勝，黨內把不滿撒到川普身上，一時間，共和黨高層有意和他適度切割，支持者也流失很多，民調直線下降。但川普就是川普，在這種不利情形下，竟然扭轉局面。最近的多個民調顯示，他在共和黨內領先另一個熱門侯選人佛州州長德桑蒂斯，且領先的幅度不少。此案將迫使整個共和黨都站在川普一邊，進一步提升川普在黨內初選的前景。 不妨設想，如川普以「戴罪之身」成功當選，以他的個性，會不會對民主黨展開政治報復，導致兩黨對立加劇，甚至演變成更大程度的衝突，誰也說不好。而從對外關係來說，他當選總統後，其外交政策會有什麼變化，是否和俄羅斯和解，以第一任期的做法對待盟友，造成盟友的疏離，也都是未知數。如果這些都有改變，雖然可以預期他比拜登在反中上更粗暴，但盟友未必會像現在一樣緊跟美國抗中，從而，給北京找到突破口。 總之，即使川普競選總統落敗，從現在到明年總統大選的這個過程，他被起訴的事情都會成為攪動選舉的一個不穩定因素，讓美國兩黨和社會更撕裂，不能集中資源更好去對付中國。就此而言，它是送給北京的一件禮物。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2023年3月30日，很可能是近數十年來《人民日報》最多人瀏覽，不，是最多人逐字細讀的一天。事緣海外華人社交平台昨晚盛傳，《人民日報》在日間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停止投遞，所有報紙也要就地封存銷毀。於是網民紛紛議論，到底出了什麼事？ 大家拚命在昨天的《人民日報》找錯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目前查到最可能的原因，是昨天第五版〈團結奮鬥是中國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有兩處少打了三個字： 「面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疊加、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的複雜局面，面對世所罕見、史所罕見的風險挑戰，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果敢抉擇，銳意進取、攻堅克難…」 「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靠的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靠的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鬥。」 各位發現漏了哪三個字沒有？一看到這兩段，就想快馬加鞭告知邁克先生：「史上第一個白紙黑字、明目張胆宣稱以『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家，終於誕生了！恭喜恭喜，同志終於站起來了！」 奇怪，連今上尊姓大名也可砍掉，誰有這麼大膽呢？有理由懷疑，這是「文心一言」這類AI所做的好事。眾所周知，那三字在大陸網路是敏感詞，一打出來就會被系統自動屏蔽，而中共黨媒天天生成的那些又長又臭黨八股，本來就是AI的拿手好戲，然則這篇〈團結奮鬥是中國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必由之路〉，會否是AI創作，甚至由AI編輯呢？ 《人民日報》此一笑話，我覺得已預兆了中國式AI的未來。為了避開敏感字詞，很多東西也不能講，或自動屏蔽，結果是作繭自縛，兩頭唔到岸。說穿了，這也是舊中國「避諱」文化的遺害。所謂避諱，指不能直接稱呼、書寫君主或尊親的名字，而須用另一些字代替。 避諱文化有些基本規則，如《禮記》所說的「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不諱嫌名」表示不諱諧音字，不必迴避與名字音近的字，例如父親叫「禹」，你不必避用 「雨」字。「二名不偏諱」表示有兩個字的名字，只有連用才須避諱，單字不必避，如孔子的母親叫「征在」，孔子可單用「征」字，也可單用「在」字，只要兩字不連用就可以了。 然而這種文化發展下去，越趨嚴厲和荒謬，至唐朝竟出現一場辯論：李賀的父親叫「晉肅」，有人就說，李賀為了孝道，不該參加進士考試，因為「進」和「晉」同音，應該避諱；韓愈看不過眼，就寫了一篇〈諱辯〉來駁斥那些謬論。 避諱文化發展到今天，更令人嘆為觀止，什麼「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統統都不管用了。記得2018年，微博曾禁了一份食譜，因為其中有句說「小香腸的尾部切成十字狀」。你可能問，這句話有什麼問題呢？哈哈，因為「的尾」普通話諧音就是「帝位」！ 話說回來，根本沒人看的報紙，又何必回收銷毀，重印一次呢？憐憫一下地球的樹木，積點德吧。 （文章授權轉載自馮睎干十三維度臉書專頁）
近日，由世界銀行、美國哈佛甘迺迪政治學院、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的計畫實驗室「援助數據」及德國智庫「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等機構研究人員共同發布的報告表示，中國2008至2021年間，中共政府為推動「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劃，已在22個開發中國家投入約2,400億美元的紓困貸款，相當於新台幣7.2兆元。 不僅如此，中共向身陷債務危機國家的貸款從2010年原先佔海外放款總額的5%，到了2022年已暴增至60%，其中阿根廷所貸款之金額高達1,118億美元，為眾多受援國中貸款最高的國家，可因中共主要提供的紓困款對象均以中低收入國家為主，貸款國自身經濟體本就不穩，初期雖拿著貸款擴建設施，可許多項目根本無法如預期還款，加上近年全球經濟受疫情衝擊影響，更造成越來越多受援國無法如期償還在「一帶一路」基礎建設中的貸款，中共當局雖已在2016年開始縮減貸款規模，可長期大量投資卻無法回收的後果，仍是對中共各家銀行的資金平衡帶來負面影響，且中共自新冠疫情爆發後，施行了3年代價高昂的「清零」政策後，中共整體經濟可謂急轉直下，各地方政府陸續面臨財務危機，對此，中共當局為減輕各級財政壓力，便在今年年初宣布醫保改革措施，大幅縮減了老人的醫保給付，也因此造成了年初的「白髮革命」。 中共自2013年積極拓展的「一帶一路」倡議，迄今已即將屆滿10年，雖大興土木向來是一帶一路的特色，可有鑒於這些方案的規模龐大與複雜性，導致重大經濟、社會與政治的不穩定為自身招致負評已成為現今該項倡議的常態，中共當局起初向這些借款國提供更多的貸款，雖免除了這些低收入國家暫時毋須進行經濟改革，但卻可能延長其財務困境，且中共近年所借出的緊急貸款，將近9成是使用人民幣，此舉無非是為了進一步限制對美元作為全球通用貨幣的依賴，並藉此取代美國成為中等或低收入國家的主要借貸國，加上人民幣自身用處不多，若非透過該種金融手段使人民幣在各國貿易及商業往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是無法擴張人民幣在世界金融圈的使用佔比，然而中共向中等收入國家提供的緊急信貸利率基本上是5%，但IMF提供的利率為2%，且中國國有銀行可自行調整利率，演變成許多還款額度在過去一年倍增，使得多國陷入財務困境，可中國卻把問題歸咎於美國聯邦準備系統升息，才增加各國壓力。 追根究柢，中共的紓困貸款既不透明又無協調性，中共當局寧願壓縮使用在國內民眾及社會福利的基金來介入國際高風險的紓困借貸業務，不過是欲利用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互換額度以來拉高外匯儲備，以挽救自己的銀行，此種將自身形容的大義凜然，把過錯甩鍋給美方行為，果然是中共一貫的套路。 （※作者為前駐港記者。全文轉自上報）
當年的習近平在被公布出來的一百五十一名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最後的幕後原因居然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以及胡錦濤等人「挽救」的結果。臨時決定把中央候補委員選舉的差額比例縮小，才令習近平和比他得票數高兩票的鄧小平長子鄧朴方一同「當選「。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為什麼嫉恨李克強？》中向聽眾和讀者們介紹了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開過之後，因為在剛剛公布出來的按照得票數排名的「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倒數第一，習近平感覺倍受侮辱，在與時任福建省省長賀國強相約一起去看望剛剛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老首長」，前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期間，習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最後的內心委屈，認為自己是受了鄧小平兒子鄧朴方的「政治牽連」。賈慶林和賀國強都鼓勵他，要繼續用自己堅持在基層工作的成績證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憑個人努力……。 說起來，當年的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參選」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還是因為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已經對他頗有青睞。一九九四年六月，江澤民到福建視察，時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被時任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向江澤民特別介紹，江澤民一邊和習近平握手一邊側身對賈慶林說：「他是習仲勛同志的好兒子，幹部子女的好榜樣」。 次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六日，到深圳視察的江澤民專程前往探視了退位後一直在深圳和珠海兩地休養的習仲勛，習近平被要求從福州飛往深圳陪同父親接受總書記探望。 這次陪同父親面見總書記的六個月後，中組部通知福建省委，決定調時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委宣傳部長趙學敏接替習近平的福州市委書記職務，任命習近平為福建省委副書記（專職）。自此，時年四十二歲習近平已經被內定為正省部級幹部重點培養對象，並因此而被安排進入了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的「中央建議名單」。 一般來說，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對地方各省的分配名額都是中央委員兩名，具體人選當然是在任省委書記和省長。中央候補委員一至兩人，具體人選首先是省委專職副書記，其次是從年齡角度有培養前途的在任副省級幹部。而當時出現在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中央建議名單」里，福建一個省就佔了三名，除了習近平，還有已經在十四大上擔任了一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時任廈門市委書記石兆彬，以及美嶺企業（美嶺集團）董事長，村支書蘇新添。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至十八日召開的中共十五大的一個重大政治背景就是鄧小平剛剛在這一年年初的二月十九日去世。我們在本專欄過去的相關文章里曾經介紹過當年鄧小平屍骨未寒，列席中共十五大的部分前中顧委委員、常委便聯名給江澤民和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寫信,要求對鄧家眾子女經營的各類公司進行清查。而且還特別要求中紀委要把鄧質方與周北方的經濟關係真正調查清楚,在黨內公布。這份元老上書的內容在北京政界流傳開以後,有人認為都是江澤民堅持要把鄧朴方安排進中委才引出的亂子。 據當時效命中共中央組織系統的內部人士分析，當時的中共黨代會代表們之所以用選票表達對鄧朴方的不滿，原因之一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時學生遊行隊伍中喊出來的所謂＂鄧小平的兒子倒彩電＂一事記憶猶新。所謂鄧小平的兒子倒彩電，源起於鄧小平的殘疾人兒子鄧朴方當年成立的康華公司打著為全中國殘疾人某福利的旗號，依仗鄧小平的背景，令中央各機關，政府各部門，甚至全國各地，全軍上下紛紛為康華公司的種種經濟行為大開綠燈，所謂倒彩電只不過是康華當時賺錢方式的一個小插曲而已，其在短時間內迅速衍生出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分門別類的子公司，孫公司到底打著為殘疾人謀福利的旗號進行了多少非法交易，賺取了多少根本沒有被用於真正的殘疾人事業的昧心錢，至今也沒有人有辦法說得清楚，算得清楚，當時的局內人已經開始用「康華共和國」來形容掛靠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名下的康華公司了。雖然後來因為鄧小平親自發話關閉了康華公司，試圖給外界以大義滅親的感覺，但鄧朴方因此而背上的中國「官倒」之首和「中國官倒創史人」的惡名，今生今世恐怕也難以從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抹去。因此而令中共體制內人士而敢怒不敢言的就是康華公司雖然不存在了，但就如同康華事件無疑是當年整個中國經貿領域中最荒唐的事件一樣，在政治領域裡最荒唐的事件之一無疑就是鄧朴方領導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明確為正部級單位。殘疾人事業當然重要，但殘疾人部門應該是中國民政部或者衛生部下屬機構在任何人看起來都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就因為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發起人的一把手是鄧小平的兒子，該機構就可以被明確為正部級機構，那幺依此類推，鄧小平的長女喜歡書畫，中共政權是否就應該設立一個正部級的書畫管理機構，陳雲的妻子是「中國營養學機構的創始人」，那幺中國營養學管理和研究機構是否也應該是一個正部級單位？ 當時的江澤民顯然是想用提升鄧朴方的政治待遇來證明他江澤民對鄧小平家族並非無情無義，因為十五大召開之前，在鄧小平還沒有去世之前，江澤民即已經把鄧朴方的弟弟，在以權易錢方面起步較哥哥晚，但卻遠比哥哥大膽的鄧質方雙規數日，同時將鄧質方的商場搭檔，與鄧質方一筆難寫兩個方的周北方打入死牢，用判處死緩的方式恐嚇鄧質方及其全家。處置完鄧質方後，當時的江澤民還下令解除了鄧小平三女婿賀平的總參謀部裝備部部長職務，免去了鄧小平長女婿吳建常的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總裁的職務．而當時的江澤民之所以如此敢為，也是因為鄧家子女實在是猖狂得不象話了，鄧質方公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空手套白狼，成立數日斂資無數，在香港上市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誠親自陪同高調出席記者酒會；鄧三女婿掌握了全中國的武器裝備的更新和進出口交易；鄧大女婿吳建常掌控了全中國的黃金白銀及其他所有貴金屬的生產，開發和進出口。與此同時，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雖然表面上沒有被委以高職，但當時卻隨時以鄧小平代言人身份對外發話，動不動就回答一次外國記者關於鄧小平信任江澤民之類的問題，令江澤民恨得幾次摔碎了手裡的茶杯。所以，江澤民當時在鄧小平還沒有去世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對鄧家子女逐一下狠手，也是被逼無奈。 而在逐個整治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表現令他江澤民忍無忍的鄧家眾子女的同時，江澤民也要對鄧家子女進行政治分化，特別是對共產黨政權還多少有幾份感情的鄧朴方是江澤民當時的重點拉攏對象，具體方式就是要在中共十五上安排鄧朴方當選中央委員。但江澤民沒有想到的是，十五召開時，鄧小平已經去世，所有十五大的與會黨代表，對鄧小平的感情都是十分複雜的．一方面，大都認同鄧小平倡導和主導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豐功，一方面痛恨鄧小平縱容子女向共產黨政權及其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進行瘋狂的政治和經濟索取。所以，當他們各自在代表團討論會上含著眼淚懷念鄧小平的同時，卻又在江澤民為首的十四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建議名單上紛紛給鄧朴方的名字打上紅叉，這一點是江澤民事先所完全沒有想到的。 當時，在大會提供給黨代表的所謂建議名單上，都會對所有建議人選進行詳細的介紹．而對鄧朴方的介紹材料中，當然不會提他當年主辦康華公司，開創中共實行改革開放過程中官倒之先河的不光彩經歷，但卻對鄧朴方主持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是正部級單位特彆強調，自然引起了黨代表們的強烈反感。 十五大上交給各代表團的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中央建議名單一共是二百人，說明是要從中差額掉得票最少的七人，然後把剩下的一百九十三人名單交給大會進行正式選舉（等額）落選的七人包括時任中科院副院長兼黨組副書記汝信，時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時任大慶石油管理局勘探開發研究院院長王啟民，時任國家體委主任袁偉民，時任中國銀行行長兼黨委書記王雪冰，時任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劉延東，以及鄧朴方。 他們當中的汝信因為年齡偏大，所以沒有被放進中央候補委員預選人名單，而進入候補委員預選名單的鄧朴方、袁偉民、王雪冰、劉延東在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過程中，依然得數甚低。 從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至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共黨內一直流傳著「中央候補委員差額到誰」的說法，意思是雖然中央候補委員也是差額選舉，但具體差額下去幾個，則是在各代表團預選結果的選票統計出來之後，再臨時由「大會主席團」討論決定「差額到誰」。 而十五大中央候補委員預選計票的結果，習近平得票在整個中央候補委員建議候選人名單倒數第四，鄧朴方得票倒數第五。鄧朴方實際得票只比習近平高兩票。接下來，以江澤民為首，胡錦濤具體主持日常運作的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其實也就是當時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屆黨的中央政治局的全體人馬緊急協商，有人提出為了照顧小平同志的家屬，應該差額到鄧朴方以下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鄧朴方在內的都留下，差額掉四個就行了。但江澤民和胡錦濤都認為也應該「挽救」當時已經擔任了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 於是，參加會議的全體主席團常務委員眼見江澤民和胡錦濤在這個問題上意見相同，自然都會隨聲附和，立刻舉手通過了十五大主席團常務委會關於本屆中央候補委員選舉差額人數的決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候選人名單基礎上差額掉得票比習近平還少的三個倒霉蛋。然後就把這份習近平名列最後的候選人名單交由大會進行正式選舉，而這個正式選舉其實是等額選舉，因為只是說明得票過半數即可當選，而這份候選人名單中在代表團預選過程的得票最低者也都是過了半數的，在正式選舉過程中得票不過半數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而中央候補委員在預選過程中每個人的得票數，與正式選舉中的得票數基本一致，這就是習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中名列最後一名的內幕經過。 在當時公開的一百五十一名當選的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之前，特別說明了按得票多少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筆畫為序，自然就令名單上的最後一名習近平顯得十分刺眼，委屈甚至憤憤不平是可以想像的。至於是否是因為受到鄧朴方的政治牽連，筆者的看法是不排除，但也不盡然。 我們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中共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實行差額選舉是從一九八七年舉行的中共十三大開始的，當時產生的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最後的是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副市長黃菊，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最後的是蕭秧，十五屆是習近平，十六屆是江澤民保鏢出身的時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由喜貴，十七屆是江澤民大秘出身的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賈廷安，十八屆是李鵬兒子李小鵬。都是被黨代表們不待見的人物。 再具體看看十五大的中央候補委員名單，從得票數倒數第六至倒數第一，依序為王岐山 由喜貴 劉延東、袁偉民、鄧朴方 習近平。 「太子黨」佔了六分之四，由此可以看出十五大中的黨代表們至少有一部分對以鄧朴方為代表，包括習近平在內的「紅色家庭」背景者持有逆反情緒是肯定的。 這其中的袁偉民需要特別介紹兩句。此人本已經是十三和十四屆中央委員，十五大上連任中央委員原本應該是「順理成章」。而在十五大中央委員預選中未能過關的原因，居然是因為此前的中國女排剛剛輸了球。不過，在十五大屈居中央候補委員的五年之後，他還是在十六大上再次成為中央委員。 但是，我們前面的內容中已經介紹了十五大上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名單中，福建一省就進去了三個，與得票數最少的習近平形成顯然對比的是，時任廈門市委書記石兆彬的得票數排在前五，而蘇新添雖然因為被黨代表們聯想起當年的陳永貴大叔而失去一部分選票，但其得票數也還是比習近平高出不少。那麼這比較之後，是否能夠證明當時出席十五大的福建代表團中，也有不少人是把習近平的名字划了叉叉？ 不過呢，在「當選」的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是得票數最少的一個並沒有影響當時的江澤民以及他的「大內總管」曾慶紅對習近平的進一步培養。詳細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天下一家」是中國式法西斯謊言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國官媒新華社發表長文《習近平的天下情懷》，用春晚風格的宏大敘事歌頌”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文章以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講話為開頭：”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 習近平的霸氣和牛氣，早已有跡可循。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還是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墨西哥會見華僑時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二零一二年，習近平執掌大權之後，確實實行「三不」政策，卻另外輸出「天下帝國」意識形態，正如新華社報道所說：「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共同涵養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眼光、天下情懷。」這篇報道將習近平的「天下情懷」總結為四點：第一，胸懷天下，立己達人——「從歷史的長鏡頭來看，中國發展是屬於全人類進步的偉大事業」；第二，和而不同，協和萬邦——「志同道合是夥伴，求同存異也是夥伴」；第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樑、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第四，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習近平說：「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文章最後如此結束：「和衷共濟，和合共生；命運與共，世界大同。中國共產黨人的天下情懷，溫暖人心，鼓舞世界。」 此類表述，看似繁花似錦、冠冕堂皇，其實偽善空洞、吹彈可破，每個詞語的真實含義都是其表面意思的反面。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來，習近平時代的宣傳術更多使用古文和成語，以顯示習近平「有文化」，是帝制的傳承者，是「天命」之所在——即便其撰稿人使用的並不複雜的典故致使習近平讀稿時鬧出大笑話，比如將「寬農通商」的「農」字讀成「衣」字。習近平需要典故來掩飾其自卑，儘管這些典故的「能指」與「所指」早已脫節。於是，此類文章如同日本藝伎臉上厚厚的脂粉，一層層塗抹在習近平臉上。若剝去脂粉，如台灣學者張登及的分析，「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其實很簡單：其目的是為達成中國全面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創造外部條件；其途徑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其手段和平台是「一帶一路」、「首腦外交」、「多邊外交」；其態度是「中國氣派」（自信）與「敢於鬥爭」；其保障是黨對外交的集中統一領導。 阿根廷歷史學家芬切爾斯坦在《法西斯謊言簡史》中指出：「法西斯殺死了政治，因為它以謊言之名，讓政治成為全部的謊言。」換言之，法西斯主義獨裁的歷史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被法西斯主義推舉為現實的神話性想像永遠無法得到證實，因為它是基於全面控制過去和現在的幻想。這也是中共文宣的本質。《習近平的天下情懷》的作者劉華、郝薇薇、楊依軍、王賓、王慧慧、許可等人，不是記者，而是戈培爾式的吹鼓手，是殺人不見血的刀筆吏。他們終將為寫下此種奧威爾式的「新語」和「胡言亂語」而遺臭萬年。 中國就是天下，中國就是中國人的宗教 普京為習近平舉行的告別國宴結束後，習近平向普京告別時說：「我們正在見證百年未見之大變局，我們應該一起推動它。」普京回應說：「我同意」。兩名大獨裁者之間的這場言簡意賅、意味深長的對話，昭示著「冷戰」結束三十多年後，一場新的「寒戰」已經登場。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舒爾曼指出，中國選擇跟因為侵略烏克蘭而成為全球公敵的俄國站在一起，並非愚蠢或飛蛾撲火，而是經過精心的盤算，兩國在反美和反西方上找到了共同的戰略目標：「中國領導層，尤其是習近平，認為中國現在正在與美國進行長期的戰略競爭。這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事情。中國領導人多年來一直認為美國會努力遏制和打壓中國的崛起。習近平最近也這麼說過。因此俄羅斯在那場競爭和較量中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對中國來說，一旦台海危機爆發，俄羅斯可以減輕美國行動給中國帶來的脆弱性。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斷，俄羅斯是中國潛在的能源和糧食提供者，俄羅斯的核大國地位以及在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作用，以及重塑全球敘事對中國都非常重要。所以，習近平無論如何都要挺普丁，並以此換取更多好處。 另一方面，從習近平訪俄時的趾高氣揚、普京對其奉承諂媚的身體語言可看出，中國與俄國之間的強弱、上下位階已然轉換。二零一二年，習近平剛剛掌權時，第一個會見的外國領導人即為普京，他將普京視為學習和尊崇的榜樣，併當面、公開地向對方表達自己的這一態度。如今，俄羅斯淪為中國的「小弟」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金融時報》援引一名接近克里姆林宮的消息來源說：「事件的邏輯決定了我們完全成為中國的資源殖民地，我們的伺服器將來自華為。我們將成為中國一切的主要供應商。他們將從西伯利亞獲得天然氣。到二零二三年底，人民幣將成為我們的主要貿易貨幣。」 既然連昔日的「老大哥」俄羅斯都已淪為中國的經濟殖民地，那麼整個地球成為中國的殖民地亦指日可待。「東升西降」、「東風壓倒西風」的說法早在一九九零年代末就在中國流行，而《當中國統治世界》之類的著作也在西方成了暢銷書，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器與西方左派唱衰西方的「自我解構」奇特地彼此唱和。 然而，中國的「富起來」和「強起來」真的勢不可擋嗎？中國傳統文化（東方專制主義）與馬列主義（西方現代極權主義）所結合的怪胎，是一種怎樣的價值觀和治理模式？它又如何成為可以「輸出」的超級精神病毒？作家蘇曉康嘲笑說，習近平去找普丁，要「扮演大國角色」，或稱「中國主導世界秩序」，他也厚顏無恥倡導「中國價值觀」，他開的這個國際玩笑，西方人是不懂的。因為歷經鄧小平「開放」，中國腐敗升級，世風淪喪，權貴肆虐，黎民卑賤，誠為中華文明破敗之極致，此際能向國際輸出的，唯有垃圾。 美國歐道明大學教授李少民，從習近平的偶像毛澤東開始，就對當代中國的變化做了全程見證，他直指，「習近平的策略，是想影響世界，把其他國家變成中國的模式，但並不是靠侵略，而是靠著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賄賂全世界」。現在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獨裁國家中國和俄羅斯抱團，美國則聯合歐洲、日本、台灣這些民主國家，形成兩個集團的對抗。所以，習近平的「天下一家」，就是天下以習近平為家長，他不僅要統治中國境內十四億人，還要統治全球六十億人。 美國學者譚若思更指出，新的共產中國仍是帝國，它是一個以劇場和假設撐起來的帝國，對內鐵腕，對外雄心萬丈。它的武器包括掩飾、欺騙和一種特殊的歷史感，可以用長遠角度看待中國利益和雄心。新中帝國的重要特點有三：其驅動力是上發令下聽話；自認為真理的捍衛者；與其他強權達成的任何妥協都是權宜之計，而非真心接受中國與主權國家世界之間的道德同等性。中共高高在上、苦大仇深、報仇雪恨的世界觀已經灌輸給大多數中國人民，中國民眾當獨裁者為父母，將西方視為仇敵，將他國視為藩屬國，「中國人的宗教可能就是中國本身」——中國由專制帝國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難於上青天。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從預約到成行，習普會做足了神秘感，引起西方媒體的各種猜測。看來中共的手段確實與時俱進了，也向港台媒體學會了炒作。多數猜測都沒猜到點子上，說是小習去幫助普京。這個是肯定的，不用猜。怎麼幫？各家說法就王顧左右而言他，不得要領了。 美國說中共可能準備提供武器，又說現在還沒有證據，只幫了一些零部件等等，語焉不詳。蘇聯時期留下來的武器工業很發達，大部件不需要別人幫忙。而晶元一類的高科技零件，一個手提箱就夠用一陣子了，而且還沒辦法核查。這方面中共一直在幫俄羅斯，不是秘密。 那麼習近平對普京最大的幫助是什麼呢？普京為什麼還特別滿意呢？普京最大的困境是什麼呢？這就是國際政治。西方國家幾乎一致的援助，從輿論到武器的援助，是烏克蘭能堅持到現在的根本原因。如何破除西方團結一致的立場，是普京最大的希望，比幾輛坦克、幾門火炮重要得多。這正是普京最頭疼的戰略難題。 大家都看到了美國和歐洲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場。歐洲主要的國家在一開始就主張和談，因為不僅僅是烏克蘭，整個歐洲都是戰爭的最大受害者。雖然輿論和媒體都是一片喊打，但那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說了不算，算了不說，不用他們負責任。烏克蘭人民和歐洲的經濟在承受著巨大的負擔，對歐洲人民負責任的大國領袖們主張和談也在情理之中。 普京早就看到了這步棋，從一開始就虛偽地說要和談，讓烏克蘭總統出面拒絕。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相信的人不多。習近平看看火候到了，就大肆炒作和談，然後訪問了普京，說是有多少條件能促成和談。這一下子勾起了歐洲盟國的和談希望，北約的聯盟出現了裂痕。普京自然是樂開了花，感謝他這個老朋友雪中送炭。 果然，歐洲的領袖們馬上立刻排著隊要訪問北京，國際外交的格局立刻產生了不利於西方聯盟的變化。甚至左派的報紙和政黨都開始幫中共說話，什麼不能脫鉤呀，等距外交呀等等開始出爐，回到綏靖政策的輿論甚囂塵上。這是習近平隔山打牛，順便幫了自己一忙。 習近平已經陷入了深深的內部危機–從他不斷抓捕自己過去的朋友和發小，就知道他有多麼孤立了。古語說：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個亘古不變的規律。他能靠著一點點外交得分就改變失民心的基本盤嗎？希望渺茫。 你幫了普京能得到一些石油天然氣供應，但也得到了能源被控制的困難。德國依賴俄羅斯天然氣，就是前車之鑒。正負相抵，結果是零，不足以抵消在國內經濟和政治上的罪惡。假如能夠趁人之危，要求俄羅斯兌現歸還領土的承諾，這個實打實的收穫，也許能抵消一點內部的危機。 但是從網路上傳出的說法，普京只打算讓中國參與遠東一帶的經濟開發，並沒有歸還領土的打算。普京是個多麼精明的人吶，幫助俄羅斯開發遠東不又是大撒幣嗎？好像他算準了習近平是個大傻瓜，被人賣了還會幫人數錢的那種。 現在看來習近平不是那麼傻，但也足夠傻。人家擺明了看不上你，明著忽悠你，還要上趕著去幫大爺。真是個記吃不記打的蠢貨。就看他這副白忙活了半天，錯過了有利於國家的最好機會的行為，可以算出他想靠著外交得分就能解決內部危機的企圖，只能是猴子撈月，竹籃子打水–空歡喜一場。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現在想武力統一台灣，難度很大，其已自知；於是，它便加快了對台灣的柔性「統一」計劃，特別是想利用今年台灣的大選來實現其「促統『三步走』」之方略。中華民國存在，台灣才可能和平，也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棋子；如果中華民國在中共的「和平統一」中被某些人獻上了「祭壇」，台灣必然成為中共用來威脅東亞和平的棋子。今年的台灣大選中，「和平統一」已經成為一個訴求，至少總統參選人、前監察院長王建煊已經如此宣布。筆者即以「和平統一」為假設背景，做一次「沙盤推演」，分析一下「和平統一」會給台灣帶來什麼，以此就教於關心時局之各方人士。 一、習近平對台戰略：被迫從武力進攻為主，轉向和平統一 最近美國的一家與軍方關係很深的智庫蘭德公司發表了一份報告，《打贏系統戰：中國對美中軍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其結論是，解放軍在與美國軍力差距的自我評估上，自認有許多不足之處，「這些自我評估，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有關潛在大國衝突、也就是因台灣地位的衝突的風險，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這份報告表明，當美國表示要支援、支持台灣的背景下，中共已經知道，它想武力統一台灣，現在難度很大，可能是做不到的。 今年2月6日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給國會的2023年《年度威脅評估報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說，「2023年北京將持續施壓，並可能提供一些誘因，使台灣朝統一方向移動。中國使用有協調的、全政府式的工具來展示實力，並強迫它的近鄰默許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區陸地、海洋和空中的聲索，以及它對台灣所宣稱的主權」。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也說，「我認為，中國偏好和平統一是真的，因為那避免了試圖以武力解決這個議題的風險和高代價」。 顯然，美國或許可以嚇阻中共近期攻台，但中共正在悄悄地發動和平統一的的操作。那台灣的多數選民是不是接受中共的和平統一，就要等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來揭曉謎底了。一旦台灣的多數選民把票投給台灣的「親共派」，美國就很難阻止中共和平統一台灣的計划了。 但是，有一個關於中共對台柔性統一的根本問題，在台灣民間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那就是，中共的「和平統一」這個口號，在台灣內部響應的人，是把「和平」與「統一」分開來講的。他們強調的是，眼下只要祈求中共不要動武，台灣就可久保「和平」；然後，他們主張，台灣只要承認中共的「統一」願景，不要做任何讓中共不滿意的事，同時盡量迎合中共，通過「疑美」、「仇美」宣傳，疏離台美關係，讓台灣成為中共保護下的一部分，台灣就有了來自中南海的「安全保障」。 然而，中共真是這樣想的嗎？當然不是，中共的「和平統一」現在已經不是「願景」了，而是要限時完成的「統一」計劃；它已經不再等待未來的「統一」夢想了，而是急切地希望儘快扼殺台灣多數民眾所希望的維持現狀之意願，把台灣納入自己的完全掌控之中。 二、中共的柔性”統一”模式 中共的「和平統一」模式，其前提是，通過蠱惑台灣的多數民眾票投「統一」派，然後讓一個選舉時不談「統一」進程、但原則上支持「和平統一」的政黨來執政。這個政府將是台灣最後的民選政府，中共會立刻對這樣的支持「和平統一」的政府軟硬兼施，其具體目標就是兩岸「協商」，設定時間表，讓台灣那個支持「和平統一」的政府，儘快同意中共對台灣施行主權。如果台灣出現一個政治上順從中共的政府，它除了乖巧地聽命於北京之外，並沒有其他可以拖延搪塞的時間和空間。 到目前為止，在台灣，不管是哪個陣營的人，似乎很少有人思考一番，中共的柔性「統一」模式一旦進入操作狀態，台灣將面臨怎樣的巨變。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其實是台灣民眾今年大選時必然面對的一個基本課題，不管是關心兩岸關係的人，還是更關心市政建設、工資福利的人，都繞不開、躲不掉這個事關台灣存亡的大問題。 當然了，中共不會笨到用白皮書的方式，公布「和平統一」模式的具體施行方案，那隻會打擊它的「友黨」在台灣的選情，阻撓中共的「統一大業」。在中共的話語中，「和平統一」是一個完整的概念，其中，「和平」是手段，「統一」是即期目標，「和平」是實現「統一」的手法而已。 關於中共的「和平統一」模式，其實中共的外宣官媒最近講得十分清楚。2022年之前中共有一個主要外宣網站《多維新聞》，所有者名義上是香港人于品海，但50到60個采編人員都在北京辦公。這個網站在中國國內看不到，只面向境外華人讀者。由於這家外宣媒體有中共國安部內反習近平勢力的背景，曾經刊登一些對習近平不利的文章，2022年4月26日被中南海下令關閉。其大部分員工被遣散，但部分人員轉到了于品海設在香港的網路媒體《香港01》，繼續扮演中共的外宣喉舌。 今年中共的「兩會」之後，《香港01》刊登了幾篇文章，解釋中共的中央官媒不方便說明的香港政策和對台政策內幕。其中，《香港01》駐台首席記者張鈞凱的文章指出，中共現在正在推進所謂的「促統『三步走』」方針，即「面向台灣社會群體，啟動從交流到融合，再到促統」。當下，這「促統『三步走』」方針正在執行中：比如，讓台灣支持「統一」的政治人物到中國「交流」，已經安排了兩批人去，其中馬英九的行程即將開始；所謂的「融合」，最近台灣的親中疑美論調甚囂塵上，正與中共的聲音互相呼應，試圖影響台灣的選情；至於下一步的「促統」，應該可以很快在台灣的大選進程當中看到與中共意向一致的文宣。 三、中共急於「解放」台灣 面對中共急切的柔性「統一」方針，台灣的一些民眾可能會聯想到香港的現狀。也許有人認為，「統一」後台灣至多是變成象香港那樣的「特區」，至少生活還算安定，不用打仗了。真那麼簡單嗎？且不說多少台灣人願意接受「香港模式」，中共真打算把「香港模式」搬到台灣嗎？上面提到的《香港01》記者張鈞凱在文章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中共「統一」台灣的方案，並非港澳模式的複製。 中共如果佔領台灣，它不會複製「香港模式」，其實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台灣是國家，而不是香港那樣的一個城市而已；第二，在中共的心目中，台灣對中共的作用，其功能與香港完全不同。 先來分析第一個原因，即台灣與香港的政治狀況完全不同。香港只有警察，沒有自己的國防能力，以前是靠英軍象徵性地駐軍，維持著殖民地的地位；英軍一旦從香港撤走，解放軍進駐香港，多數市民也覺得理所當然。而台澎金馬是中華民國最後的領土，中共接收台灣的同時，就意味著中華民國徹底亡國了。而這恰恰就是中共意欲佔領台灣的最大目的，即所謂的「解放台灣」。 中共在毛澤東時代長期宣傳，台灣還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是「敵占區」，必須要把台灣人民從「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更何況當年國軍還信奉「反攻復國」。如今的國民黨已經既不「反動」、也不「反攻」了，其中部分人甚至已經成了中共的「友黨」。但是，中華民國的存在，始終讓中共如鯁在喉，必欲滅之而後快。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提出，無需再講「台獨」，中共卻仍然死死咬住「台獨」不放的原因。因為，獨立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就是中共心目中無力消滅的「敵占區」，是中共的敵國。中共的所謂「統一」，就是要徹底佔領中華民國的最後國土，剷除中華民國的痕迹。「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有些中共的台灣「同道」故作不知罷了。 四、台灣的民主自由當然不為中共所容 其次，中共「統一」台灣的計劃，政治上的另一個最大目的就是消滅台灣的民主自由。台灣與香港不同，香港市民曾經有過多方面的自由，香港被中共收回後，市民就逐步喪失了政治自由；而台灣早已完成了民主化，台灣人民擁有所有的政治自由和選舉權。因此，在專制的中共心目中，台灣的自由民主猶如對中國民眾的無盡誘惑，時刻都構成對中共政治制度的威脅。所以，「統一」台灣，就一定會把重點先放在廢除台灣的民主自由上。 國民黨在威權時代曾長期在台灣推行反共教育，台灣民間對中共的好感很少，中共其實非常擔心它的統治無法在台灣站住腳。中共一旦「統一」台灣，習慣於民主自由的台灣民眾非常可能比香港民眾展現更多、更強烈的反對。何況，台灣有國軍，在解除國軍的武裝之前，中共完全沒有安全感。因此，中共很清楚，用「血濃於水」的說法，無法抵禦台灣民主自由的社會對專制的抵制；它也不敢相信，用少量共軍象徵性地進駐台灣，就能完全實現對台灣的嚴密控制。 因此，中共絕不會容許台灣被它「統一」之後，還仍然保留政治上原有的民主自由；相反，中共佔領台灣之時，第一件事就是確保中共的台灣當局掌握足夠的軍事鎮壓武力，防止台灣社會發生反共抗議。中共對彈丸之地的無武裝香港市，都堅持一定要駐軍，毫無疑問，中共的「統一台灣」計劃肯定建立在大規模駐軍的基礎之上。而派駐解放軍進入台灣，不僅是為了壓制和接收國軍，還為了彈壓社會抵制。 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沙盤推演，一旦台灣的中央政府在中共的威脅下，請求中共「和平統一」台灣，那中共的實施步驟會有以下幾步： 第一步，十數萬解放軍通過空運和海運，快速佔領台灣，分別進駐全台各要地要塞。 第二步，北京指定的台灣省委，會立即宣布軍事管制、全台戒嚴，直到中共認為它對台灣實現了完整的嚴密控制。戒嚴對台灣社會來說，並非新鮮事，國民黨曾經在台灣實施過幾十年的戒嚴。但中共在台灣的戒嚴，會遠比國民黨當年的戒嚴更為嚴厲，包括管控機場、港口，禁止人員自由離台，也管控銀行，防止資金外逃。 第三步，在解放軍的保護下，緊跟在共軍之後，中共會陸續派幾十萬幹部到台灣，接管鄉以上的所有行政單位。 五、和平統一之日，即中華民國滅亡之時 台灣落到中共手裡，不僅僅是喪失民主自由，更意味著中華民國即刻滅亡。中共意欲「和平佔領」台灣，它最關切的就是，從此世上再無民國；這樣，中共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奪取國土的百年歷史，就此划上句號，以中共的最後成功和中國國民黨的完敗而結束。至於台灣民眾的觀感是什麼，解放軍全台軍管之下，中共根本不會介意。 所以，當共軍抵台的時候，中共的戒嚴令必定會宣布，封殺中華民國的所有政治象徵。中共不僅會一以貫之地把台灣矮化成它的一個省，並以此設立行政建制，同時立即廢除中華民國所有的國家機器和中央層級的機構。因此，中共不會讓台灣成為香港那樣的「特區」，而是要刻意地消除「台灣省」的任何特殊性，目的就是貶低中華民國民眾的自我心理定位。 在這樣的一個考量下，從中華民國的總統府到五院，從國軍、國史館到忠烈祠，中共一定會全部廢除。這不僅是為了中共今後統治的需要，更是為了從政治上剷除中華民國的任何痕迹。中共佔領台灣後，可以想見，有關中華民國的任何字樣，對中共來說，政治上都成為非法的了。中共會作廢中華民國護照，不允許「台灣統一」之時台灣民眾還可以持中華民國護照出國；同樣的，新台幣作為中華民國的象徵，自然也在廢除之列，中共可能會限時兌換人民幣，期滿即宣布新台幣停止流通。 「和平統一」後，與中華民國共存亡的中國國民黨，其各級黨部會被中共勒令解散，該黨當即消亡。因為，無論是想到國民黨與中共的歷史糾葛，還是聽到國民黨的黨名中那個中國字樣，都讓中共耿耿於懷。政治上，中共當然不允許任何迫於形勢而乞降的政黨存活下去，何況這個昔日對手，「統一」之刻即成「廢子」。 其實，中共在大陸養著一個歷史上投共的國民黨幹部及其後代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已歷七十載，昔日用於對台統戰，今後就可能用來改造台灣國民黨里認同中共的國民黨員。 比較客觀地從局外去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親共人士對中共來講，或許還有一點統戰價值，可資利用；而台灣一旦落到中共手裡，台灣原來的親共人士就沒有統戰價值了。如此鳥盡弓藏之事，在紅色中國早已屢見不鮮，不但中共的「黨外友人」曾吃盡苦頭，連中共本黨高幹也照樣難逃「兔死狗烹」的命運。 六、中共的「統一」計劃中，台不如港 中共治下的台灣，經濟上還能保持原狀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了解，對中共來說，香港和台灣的用處不一樣。而很多台灣民眾並不了解這一點。 1949年中共佔領廣東以後，它並不是沒有軍力攻佔香港，但毛澤東決定不碰香港。那當然不是為了遵守中英兩國歷史上的租借協定，而是為了給中共留下一個與國際社會作經濟交流的窗口。直到今天，中共始終不把香港納入廣東省，而是以「香港特區」的統治形式、避免把香港「廣東化」，仍然是出於這個考量。中共一向把很多要隱藏痕迹的經濟活動，都通過香港來操作。例如，美國智庫銀路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最近在研究中發現，俄烏戰爭開始後俄國受到國際制裁，於是去年中國輸往俄國的可轉為軍用的集成電路產品成倍增加，但大部分半導體零部件都特地繞道從香港轉口，令人質疑香港在擔當中共「白手套」的角色。 中共很清楚地知道，早晚一天，它的國力一旦增強，就會與國際社會發生衝突，那時候，香港就或許還有「窗口」的作用。關於這一點，上文提到的中共外宣喉舌《香港01》名義上的「老闆」于品海，今年3月19日在這個網站上貼出了一篇他的署名文章，此文再度明確了我在本節開頭提到的香港對中共的特殊作用。于品海在此文中寫道，香港是中國最開放並與西方融合最多、最深的城市，自然就是中共目前追求的國際局勢「百年大變局」的焦點（筆者註：這個「百年大變局」的說法，就是中共在對外擴張中，要蓄意改變國際規則、撬動國際秩序，讓中共能號令國際社會）；香港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是內地發展的引領者，中共今天事實上賦予了香港新的角色和使命…香港是中國推動世界秩序變化，建設更合理世界的助推器。 然而，台灣不象香港那樣，被國際金融界視為東亞的金融中心。一旦中共佔領台灣之後與國際社會發生大的衝突，中共會利用台灣作為軍事上的前進基地，但不會指望國際金融界把台灣作為與中共經濟往來的「窗口」。所以，台灣對中共的用處，除了高科技企業會被接收之外，其他方面，主要就是供養中共了，也就是充當「奶牛」；台灣不象香港，中共不指望台灣成為它進口被禁運的技術和出口的必要管道。 至於財政和外匯管控方面，中共也不會給台灣象香港那樣的自主權，而是可能把台灣的財政納入中共的全國預算再分配框架，要求台灣的地方財政向北京上繳相當數額的稅收。在中共今後全國財政艱困的狀況下，台灣倒成了財政有結餘的省份，會不斷被北京盤剝。當然了，過去中華民國時代的將領退休俸，中共是不會繼續保留的，那屬於富有反共意涵的舊朝福利。 簡單來講，中共的「和平統一」口號，本身就是對台灣人的最大欺騙。「和平統一」的結局是，台灣被中共納入對外擴張的戰略部署，台灣的人力和經濟資源將成為中共對外擴張的工具。事實上，中華民國存在，台灣才可能和平，台灣也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棋子；如果中華民國在中共的「和平統一」中被滅掉了，台灣必然成為中共用來威脅東亞和平的棋子，那時，台灣的和平就再也沒有了，民眾的安全和平靜也長期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