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六）
2026 年 6 月 26 日
冯客（Frank Dikötter），荷兰人，中国历史学家，现任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教授中国近代史。2011年，他写下一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的中国浩劫史》，记述65年前由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中共“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与秘辛。冯客研读中共陆续解密的各方档案千馀件，其中包括各省市地方档案、公安部门的机密报告、未经删节的重要领导人谈话，大规模死人事件分析等等，推翻了先前估计这场运动造成1千5百万到3千2百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认为这场灾难比先前说法严重许多：从1958年到1962年间，这场大跃进运动至少造成4千5百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 许多史学家把这段历史称为“大饥荒”，但冯客对这说法非常不以为然。他表示，“饥荒”好像代表死亡是由于经济计划匆匆上马，执行不善的无心之失，但事实上，大跃进期间的高压、恐怖与制度性暴力无所不在，连中共自己汇整的报告里，就有6%到8%的死者是遭到酷刑或直接处决，仅此一项就达250万人，其他还包括被有意克扣食物而饿死的，许多因为不劳动就无法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而活活被整死的。 这场为了“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社会运动造成人类历史上对财产最大程度的破坏，远超过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一次轰炸。冯客说，人人都在偷工减料，盲目追求更高的产量，生产出的劣质品堆积在铁路两旁形同废物，腐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纤维，从酱油到水坝一起变质，谷物堆积在尘土飞扬的阡陌之间，而人们则是啃树根或泥巴果腹，最严重时甚至“人相食”。 数千万人枉死，有人为此负责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里，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中共元老黄克诚等人也全部受牵连，史称“彭德怀反党事件”，大跃进政策并未能及时煞车。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里，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批评大跃进政策，再度引来毛的警惕与不满，也成为毛后来发动另一场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的远因，文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革所有在大跃进期间反对他（毛泽东）的人的命”。 马英九的祭祖行程来到尾声，短短几天的行程里，他已经哭了4次。来到南京中山陵，他看到总理孙中山铜像数度哽咽；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直呼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受访时又一度哽咽；回到湖南祭祖，念起未曾谋面的祖父遗训，他拿起手帕拭泪；去到抗日名将张自忠陵园祭拜，他在张自忠雕像前伫立良久，就在导览人员讲解期间，他又数度眼眶泛红，甚至拿出手帕拭泪。 马英九情感丰富、容易掉泪，在台湾政坛是出了名的，外界或许毋须争辩马英九感情流露背后的真假。不过，台湾政坛在争辩前总统到中国大陆有没有“勇敢”说出中华民国之际，不能不注意到，马英九这趟祭祖行程显然是经过高度严格地拣选。共产党让马到民国遗迹去怀想中华民国，但绝不容许任何象征中华民国法统正朔的字眼出现在大众视频；共产党在马的行程里取国共两党共同的抗日经历，却不容有任何当年国民政府“剿匪”的符码；一样是国民政府军的名将，共产党让马去祭拜来自西北军系、早死的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却绝不容许你摆上正黄埔四期、在1947年孟良崮战役里战死的74师师长张灵甫。 过去一世纪，中国是一个灾难的土地，若以人命为基准，死在共产党的暴政与乱政之下的，其实数倍于对日抗战。就以马英九父亲的老家湖南为例，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期间，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就达到248万，约占当时全湖南人口数的6.8％，是全国第四严重的省分。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也记载，刘少奇就是在“七千人大会”引用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暗自顶撞毛泽东，为自己惹来后来的灾厄。 短短4年，4千5百万条人命灰飞烟灭，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公认是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而中国共产党否认淡化这段历史，大量死去的人命就像是被抹去的蝼蚁，无人负责；迄今，被视为元凶首恶的毛泽东肖像仍挂在天安门广场，理念被后继的共产党人奉为圭臬，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依旧无可动摇。若要谈中国人被欺负被践踏的命运，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一切更加悲摧乖舛。 马英九的眼泪有多少重量？当然要视其对是非正义的标准是否一致而定。马英九能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自在地走访抗日纪念馆，为当年流离失所的中国人而哽咽，诅咒“专炸平民”的日本人后来得到“报应”；但同样的人命，有谁为这60年前被饿死虐死的4千5百万中国人掬一把同情之泪呢？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川普因涉艳星“封口费”案件遭纽约一个大陪审团提起刑事指控。此事虽是美国内政，然而，从美中对抗的角度看，它或许会给美国带来某种不利后果。 美国两党矛盾将更不可调和 当前美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极化，共和民主两党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很难达成共识，除了对付中国。表面看起来，川普被纽约地检刑事起诉同美中对抗无关，但是，一旦两党因此事陷于撕裂，对美国政局乃至2024年的总统大选会产生何种影响和变数，是不得不考虑的，并肯定波及外交。对今天的美国来说，在对外关系上没有什么事比抗中更重要更迫切的了。 现在可以笃定，两党已为这起事件攻击起来。川普在消息出来的第一时间发表了一则声明，称这是民主党对他“史无前例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涉”，包括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以及川普竞选的“劲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等在内的一众资深共和党人纷纷声援，指责民主党把司法系统当武器，要阻止川普参与2024年总统选举；众议院共和党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和行政委员会主席布莱恩·斯蒂尔还公开要求办理此案的纽约检察官布拉格3月31日前交出与他的调查有关的往来资讯和所有档。民主党则对川普被起诉拍手叫好，反指共和党干预调查、诋毁司法系统诚信。 两党的交锋只刚开始。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式后，它必将是个拉锯战，不可避免地和2024年总统大选搞在一起，矛盾将更加不可调和，这一过程两党的斗争会比目前激烈得多。 虽然美国的民主在最近几年受到很大侵袭，然而，不必怀疑纽约大陪审团做出对川普的刑事指控背后有何政治动机，是受民主党的指使。可是，也必须承认，在当下美国的政治气候下，要想这起案件不高度政治化，或给外界一种政治操作的印象，是不可能的。多数共和党人及共和党的支持者，就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对川普来说，他当然会利用此事大作文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政治受害者”，十多天前，在得知自己即将被刑事起诉时，他曾号召支持者出来抗议，让纽约市政府如临大敌，生怕出现骚乱。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尽管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但两者也相互影响，而更多时候，是内政影响外交。有一种看法认为，华盛顿近年之所以把中国作为最大竞争对手，全力围堵和遏制中国，就是为了转嫁美国国内的矛盾和危机，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关注度，煽起他们对中国的仇恨，从而让分裂的美国社会团结和振兴起来。这种观点未必准确，可外交也确实需要考虑内政因素。当外交受到国内某个问题的牵扯时，有可能使外交偏离原先的目标或者焦点。 内耗就会给中国时间 川普被起诉会在两个方面影响美中的对抗，第一个方面，正如前面分析的，当共和民主两党因为这事出现激烈的政治斗争，他们将更难在国内议题上找到共同点，更不易妥协，导致事情议而不决，陷入不应有的内耗。民主政治的执行力本来就不太强，国会对政府的杯葛，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相互纠缠，往往让一些亟待办理的事情或出台的政策拖很久，尤其在党争和政党政治下，这种情况更严重，你赞成的我反对，我支持的你否决，一件议案，纯粹因为反对而反对，使它过不了关。 美中的对抗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双方都必须全力以赴。如果在一些事情或者某个重要的事情上因为互相扯皮而延缓了它们的进度，很有可能缩短美国相对中国的优势。美国当然在整体国力以及多个单项上，比中国强太多，才能遏制中国，然而，现在中国也在奋起直追，当美国因为在诸如川普被起诉这样的问题上内耗，就会给中国时间，哪怕中国赶不上美国，也会缩短差距。这对美国的抗中就很不利。此外，过度党争特别是如果出现暴力事件，也将削弱美国民主对世界的影响力，让中国有理由攻击和歪曲美国民主。 第二个方面，该案很有可能改变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格局，将川普送进白宫。推特新主马斯克在川普透露自己会被刑事起诉后发推，指他若被捕将稳赢总统大选。这话代表了相当多人的看法。如果说，民主党的确有想利用司法打击报复川普，阻止他参加2024总统选举，效果难免适得其反。美国法律没有规定罪犯不可参与总统选举，假如法院不能很快对川普定罪，其受民主党政治迫害的形象势必会被他在总统选举中发挥到极致，裹挟共和党，赢得选民的同情和支持。 迫使共和党站在川普一边 在去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没有如预期的大胜，党内把不满撒到川普身上，一时间，共和党高层有意和他适度切割，支持者也流失很多，民调直线下降。但川普就是川普，在这种不利情形下，竟然扭转局面。最近的多个民调显示，他在共和党内领先另一个热门侯选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且领先的幅度不少。此案将迫使整个共和党都站在川普一边，进一步提升川普在党内初选的前景。 不妨设想，如川普以“戴罪之身”成功当选，以他的个性，会不会对民主党展开政治报复，导致两党对立加剧，甚至演变成更大程度的冲突，谁也说不好。而从对外关系来说，他当选总统后，其外交政策会有什么变化，是否和俄罗斯和解，以第一任期的做法对待盟友，造成盟友的疏离，也都是未知数。如果这些都有改变，虽然可以预期他比拜登在反中上更粗暴，但盟友未必会像现在一样紧跟美国抗中，从而，给北京找到突破口。 总之，即使川普竞选总统落败，从现在到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过程，他被起诉的事情都会成为搅动选举的一个不稳定因素，让美国两党和社会更撕裂，不能集中资源更好去对付中国。就此而言，它是送给北京的一件礼物。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2023年3月30日，很可能是近数十年来《人民日报》最多人浏览，不，是最多人逐字细读的一天。事缘海外华人社交平台昨晚盛传，《人民日报》在日间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停止投递，所有报纸也要就地封存销毁。于是网民纷纷议论，到底出了什么事？ 大家拼命在昨天的《人民日报》找错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目前查到最可能的原因，是昨天第五版〈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有两处少打了三个字：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靠的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靠的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各位发现漏了哪三个字没有？一看到这两段，就想快马加鞭告知迈克先生：“史上第一个白纸黑字、明目张胆宣称以‘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家，终于诞生了！恭喜恭喜，同志终于站起来了！” 奇怪，连今上尊姓大名也可砍掉，谁有这么大胆呢？有理由怀疑，这是“文心一言”这类AI所做的好事。众所周知，那三字在大陆网络是敏感词，一打出来就会被系统自动屏蔽，而中共党媒天天生成的那些又长又臭党八股，本来就是AI的拿手好戏，然则这篇〈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会否是AI创作，甚至由AI编辑呢？ 《人民日报》此一笑话，我觉得已预兆了中国式AI的未来。为了避开敏感字词，很多东西也不能讲，或自动屏蔽，结果是作茧自缚，两头唔到岸。说穿了，这也是旧中国“避讳”文化的遗害。所谓避讳，指不能直接称呼、书写君主或尊亲的名字，而须用另一些字代替。 避讳文化有些基本规则，如《礼记》所说的“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不讳嫌名”表示不讳谐音字，不必回避与名字音近的字，例如父亲叫“禹”，你不必避用 “雨”字。“二名不偏讳”表示有两个字的名字，只有连用才须避讳，单字不必避，如孔子的母亲叫“征在”，孔子可单用“征”字，也可单用“在”字，只要两字不连用就可以了。 然而这种文化发展下去，越趋严厉和荒谬，至唐朝竟出现一场辩论：李贺的父亲叫“晋肃”，有人就说，李贺为了孝道，不该参加进士考试，因为“进”和“晋”同音，应该避讳；韩愈看不过眼，就写了一篇〈讳辩〉来驳斥那些谬论。 避讳文化发展到今天，更令人叹为观止，什么“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统统都不管用了。记得2018年，微博曾禁了一份食谱，因为其中有句说“小香肠的尾部切成十字状”。你可能问，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哈哈，因为“的尾”普通话谐音就是“帝位”！ 话说回来，根本没人看的报纸，又何必回收销毁，重印一次呢？怜悯一下地球的树木，积点德吧。 （文章授权转载自冯睎干十三维度脸书专页）
近日，由世界银行、美国哈佛甘迺迪政治学院、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的计画实验室“援助数据”及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共同发布的报告表示，中国2008至2021年间，中共政府为推动“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已在22个开发中国家投入约2,400亿美元的纾困贷款，相当于新台币7.2兆元。 不仅如此，中共向身陷债务危机国家的贷款从2010年原先占海外放款总额的5%，到了2022年已暴增至60%，其中阿根廷所贷款之金额高达1,118亿美元，为众多受援国中贷款最高的国家，可因中共主要提供的纾困款对象均以中低收入国家为主，贷款国自身经济体本就不稳，初期虽拿著贷款扩建设施，可许多项目根本无法如预期还款，加上近年全球经济受疫情冲击影响，更造成越来越多受援国无法如期偿还在“一带一路”基础建设中的贷款，中共当局虽已在2016年开始缩减贷款规模，可长期大量投资却无法回收的后果，仍是对中共各家银行的资金平衡带来负面影响，且中共自新冠疫情爆发后，施行了3年代价高昂的“清零”政策后，中共整体经济可谓急转直下，各地方政府陆续面临财务危机，对此，中共当局为减轻各级财政压力，便在今年年初宣布医保改革措施，大幅缩减了老人的医保给付，也因此造成了年初的“白发革命”。 中共自2013年积极拓展的“一带一路”倡议，迄今已即将届满10年，虽大兴土木向来是一带一路的特色，可有鉴于这些方案的规模庞大与复杂性，导致重大经济、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为自身招致负评已成为现今该项倡议的常态，中共当局起初向这些借款国提供更多的贷款，虽免除了这些低收入国家暂时毋须进行经济改革，但却可能延长其财务困境，且中共近年所借出的紧急贷款，将近9成是使用人民币，此举无非是为了进一步限制对美元作为全球通用货币的依赖，并借此取代美国成为中等或低收入国家的主要借贷国，加上人民币自身用处不多，若非透过该种金融手段使人民币在各国贸易及商业往来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是无法扩张人民币在世界金融圈的使用占比，然而中共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的紧急信贷利率基本上是5%，但IMF提供的利率为2%，且中国国有银行可自行调整利率，演变成许多还款额度在过去一年倍增，使得多国陷入财务困境，可中国却把问题归咎于美国联邦准备系统升息，才增加各国压力。 追根究柢，中共的纾困贷款既不透明又无协调性，中共当局宁愿压缩使用在国内民众及社会福利的基金来介入国际高风险的纾困借贷业务，不过是欲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额度以来拉高外汇储备，以挽救自己的银行，此种将自身形容的大义凛然，把过错甩锅给美方行为，果然是中共一贯的套路。 （※作者为前驻港记者。全文转自上报）
当年的习近平在被公布出来的一百五十一名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幕后原因居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等人“挽救”的结果。临时决定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的差额比例缩小，才令习近平和比他得票数高两票的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一同“当选“。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为什么嫉恨李克强？》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因为在刚刚公布出来的按照得票数排名的“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一，习近平感觉倍受侮辱，在与时任福建省省长贺国强相约一起去看望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首长”，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期间，习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内心委屈，认为自己是受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政治牵连”。贾庆林和贺国强都鼓励他，要继续用自己坚持在基层工作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凭个人努力……。 说起来，当年的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参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已经对他颇有青睐。一九九四年六月，江泽民到福建视察，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被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向江泽民特别介绍，江泽民一边和习近平握手一边侧身对贾庆林说：“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好儿子，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次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六日，到深圳视察的江泽民专程前往探视了退位后一直在深圳和珠海两地休养的习仲勋，习近平被要求从福州飞往深圳陪同父亲接受总书记探望。 这次陪同父亲面见总书记的六个月后，中组部通知福建省委，决定调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赵学敏接替习近平的福州市委书记职务，任命习近平为福建省委副书记（专职）。自此，时年四十二岁习近平已经被内定为正省部级干部重点培养对象，并因此而被安排进入了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中央建议名单”。 一般来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对地方各省的分配名额都是中央委员两名，具体人选当然是在任省委书记和省长。中央候补委员一至两人，具体人选首先是省委专职副书记，其次是从年龄角度有培养前途的在任副省级干部。而当时出现在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里，福建一个省就占了三名，除了习近平，还有已经在十四大上担任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以及美岭企业（美岭集团）董事长，村支书苏新添。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的一个重大政治背景就是邓小平刚刚在这一年年初的二月十九日去世。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里曾经介绍过当年邓小平尸骨未寒，列席中共十五大的部分前中顾委委员、常委便联名给江泽民和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写信,要求对邓家众子女经营的各类公司进行清查。而且还特别要求中纪委要把邓质方与周北方的经济关系真正调查清楚,在党内公布。这份元老上书的内容在北京政界流传开以后,有人认为都是江泽民坚持要把邓朴方安排进中委才引出的乱子。 据当时效命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内部人士分析，当时的中共党代会代表们之所以用选票表达对邓朴方的不满，原因之一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学生游行队伍中喊出来的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一事记忆犹新。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源起于邓小平的残疾人儿子邓朴方当年成立的康华公司打着为全中国残疾人某福利的旗号，依仗邓小平的背景，令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甚至全国各地，全军上下纷纷为康华公司的种种经济行为大开绿灯，所谓倒彩电只不过是康华当时赚钱方式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其在短时间内迅速衍生出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分门别类的子公司，孙公司到底打着为残疾人谋福利的旗号进行了多少非法交易，赚取了多少根本没有被用于真正的残疾人事业的昧心钱，至今也没有人有办法说得清楚，算得清楚，当时的局内人已经开始用“康华共和国”来形容挂靠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下的康华公司了。虽然后来因为邓小平亲自发话关闭了康华公司，试图给外界以大义灭亲的感觉，但邓朴方因此而背上的中国“官倒”之首和“中国官倒创史人”的恶名，今生今世恐怕也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因此而令中共体制内人士而敢怒不敢言的就是康华公司虽然不存在了，但就如同康华事件无疑是当年整个中国经贸领域中最荒唐的事件一样，在政治领域里最荒唐的事件之一无疑就是邓朴方领导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明确为正部级单位。残疾人事业当然重要，但残疾人部门应该是中国民政部或者卫生部下属机构在任何人看起来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就因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发起人的一把手是邓小平的儿子，该机构就可以被明确为正部级机构，那幺依此类推，邓小平的长女喜欢书画，中共政权是否就应该设立一个正部级的书画管理机构，陈云的妻子是“中国营养学机构的创始人”，那幺中国营养学管理和研究机构是否也应该是一个正部级单位？ 当时的江泽民显然是想用提升邓朴方的政治待遇来证明他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并非无情无义，因为十五大召开之前，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之前，江泽民即已经把邓朴方的弟弟，在以权易钱方面起步较哥哥晚，但却远比哥哥大胆的邓质方双规数日，同时将邓质方的商场搭档，与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周北方打入死牢，用判处死缓的方式恐吓邓质方及其全家。处置完邓质方后，当时的江泽民还下令解除了邓小平三女婿贺平的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职务，免去了邓小平长女婿吴建常的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总裁的职务．而当时的江泽民之所以如此敢为，也是因为邓家子女实在是猖狂得不象话了，邓质方公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空手套白狼，成立数日敛资无数，在香港上市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诚亲自陪同高调出席记者酒会；邓三女婿掌握了全中国的武器装备的更新和进出口交易；邓大女婿吴建常掌控了全中国的黄金白银及其他所有贵金属的生产，开发和进出口。与此同时，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虽然表面上没有被委以高职，但当时却随时以邓小平代言人身份对外发话，动不动就回答一次外国记者关于邓小平信任江泽民之类的问题，令江泽民恨得几次摔碎了手里的茶杯。所以，江泽民当时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对邓家子女逐一下狠手，也是被逼无奈。 而在逐个整治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表现令他江泽民忍无忍的邓家众子女的同时，江泽民也要对邓家子女进行政治分化，特别是对共产党政权还多少有几份感情的邓朴方是江泽民当时的重点拉拢对象，具体方式就是要在中共十五上安排邓朴方当选中央委员。但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十五召开时，邓小平已经去世，所有十五大的与会党代表，对邓小平的感情都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大都认同邓小平倡导和主导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丰功，一方面痛恨邓小平纵容子女向共产党政权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进行疯狂的政治和经济索取。所以，当他们各自在代表团讨论会上含着眼泪怀念邓小平的同时，却又在江泽民为首的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建议名单上纷纷给邓朴方的名字打上红叉，这一点是江泽民事先所完全没有想到的。 当时，在大会提供给党代表的所谓建议名单上，都会对所有建议人选进行详细的介绍．而对邓朴方的介绍材料中，当然不会提他当年主办康华公司，开创中共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官倒之先河的不光彩经历，但却对邓朴方主持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正部级单位特别强调，自然引起了党代表们的强烈反感。 十五大上交给各代表团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央建议名单一共是二百人，说明是要从中差额掉得票最少的七人，然后把剩下的一百九十三人名单交给大会进行正式选举（等额）落选的七人包括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汝信，时任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时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启民，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王雪冰，时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延东，以及邓朴方。 他们当中的汝信因为年龄偏大，所以没有被放进中央候补委员预选人名单，而进入候补委员预选名单的邓朴方、袁伟民、王雪冰、刘延东在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过程中，依然得数甚低。 从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至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共党内一直流传着“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谁”的说法，意思是虽然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差额选举，但具体差额下去几个，则是在各代表团预选结果的选票统计出来之后，再临时由“大会主席团”讨论决定“差额到谁”。 而十五大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计票的结果，习近平得票在整个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候选人名单倒数第四，邓朴方得票倒数第五。邓朴方实际得票只比习近平高两票。接下来，以江泽民为首，胡锦涛具体主持日常运作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实也就是当时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届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人马紧急协商，有人提出为了照顾小平同志的家属，应该差额到邓朴方以下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邓朴方在内的都留下，差额掉四个就行了。但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认为也应该“挽救”当时已经担任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 于是，参加会议的全体主席团常务委员眼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同，自然都会随声附和，立刻举手通过了十五大主席团常务委会关于本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差额人数的决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候选人名单基础上差额掉得票比习近平还少的三个倒霉蛋。然后就把这份习近平名列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大会进行正式选举，而这个正式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因为只是说明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这份候选人名单中在代表团预选过程的得票最低者也都是过了半数的，在正式选举过程中得票不过半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中央候补委员在预选过程中每个人的得票数，与正式选举中的得票数基本一致，这就是习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名列最后一名的内幕经过。 在当时公开的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前，特别说明了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自然就令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习近平显得十分刺眼，委屈甚至愤愤不平是可以想像的。至于是否是因为受到邓朴方的政治牵连，笔者的看法是不排除，但也不尽然。 我们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是从一九八七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开始的，当时产生的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是萧秧，十五届是习近平，十六届是江泽民保镖出身的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十七届是江泽民大秘出身的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十八届是李鹏儿子李小鹏。都是被党代表们不待见的人物。 再具体看看十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从得票数倒数第六至倒数第一，依序为王岐山 由喜贵 刘延东、袁伟民、邓朴方 习近平。 “太子党”占了六分之四，由此可以看出十五大中的党代表们至少有一部分对以邓朴方为代表，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红色家庭”背景者持有逆反情绪是肯定的。 这其中的袁伟民需要特别介绍两句。此人本已经是十三和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原本应该是“顺理成章”。而在十五大中央委员预选中未能过关的原因，居然是因为此前的中国女排刚刚输了球。不过，在十五大屈居中央候补委员的五年之后，他还是在十六大上再次成为中央委员。 但是，我们前面的内容中已经介绍了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名单中，福建一省就进去了三个，与得票数最少的习近平形成显然对比的是，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的得票数排在前五，而苏新添虽然因为被党代表们联想起当年的陈永贵大叔而失去一部分选票，但其得票数也还是比习近平高出不少。那么这比较之后，是否能够证明当时出席十五大的福建代表团中，也有不少人是把习近平的名字划了叉叉？ 不过呢，在“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是得票数最少的一个并没有影响当时的江泽民以及他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对习近平的进一步培养。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天下一家”是中国式法西斯谎言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表长文《习近平的天下情怀》，用春晚风格的宏大叙事歌颂”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文章以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讲话为开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习近平的霸气和牛气，早已有迹可循。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二零一二年，习近平执掌大权之后，确实实行“三不”政策，却另外输出“天下帝国”意识形态，正如新华社报道所说：“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共同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天下情怀。”这篇报道将习近平的“天下情怀”总结为四点：第一，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第二，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第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第四，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说：“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文章最后如此结束：“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命运与共，世界大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温暖人心，鼓舞世界。” 此类表述，看似繁花似锦、冠冕堂皇，其实伪善空洞、吹弹可破，每个词语的真实含义都是其表面意思的反面。比起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来，习近平时代的宣传术更多使用古文和成语，以显示习近平“有文化”，是帝制的传承者，是“天命”之所在——即便其撰稿人使用的并不复杂的典故致使习近平读稿时闹出大笑话，比如将“宽农通商”的“农”字读成“衣”字。习近平需要典故来掩饰其自卑，尽管这些典故的“能指”与“所指”早已脱节。于是，此类文章如同日本艺伎脸上厚厚的脂粉，一层层涂抹在习近平脸上。若剥去脂粉，如台湾学者张登及的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实很简单：其目的是为达成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创造外部条件；其途径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其手段和平台是“一带一路”、“首脑外交”、“多边外交”；其态度是“中国气派”（自信）与“敢于斗争”；其保障是党对外交的集中统一领导。 阿根廷历史学家芬切尔斯坦在《法西斯谎言简史》中指出：“法西斯杀死了政治，因为它以谎言之名，让政治成为全部的谎言。”换言之，法西斯主义独裁的历史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被法西斯主义推举为现实的神话性想像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因为它是基于全面控制过去和现在的幻想。这也是中共文宣的本质。《习近平的天下情怀》的作者刘华、郝薇薇、杨依军、王宾、王慧慧、许可等人，不是记者，而是戈培尔式的吹鼓手，是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吏。他们终将为写下此种奥威尔式的“新语”和“胡言乱语”而遗臭万年。 中国就是天下，中国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普京为习近平举行的告别国宴结束后，习近平向普京告别时说：“我们正在见证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我们应该一起推动它。”普京回应说：“我同意”。两名大独裁者之间的这场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对话，昭示着“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一场新的“寒战”已经登场。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舒尔曼指出，中国选择跟因为侵略乌克兰而成为全球公敌的俄国站在一起，并非愚蠢或飞蛾扑火，而是经过精心的盘算，两国在反美和反西方上找到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中国领导层，尤其是习近平，认为中国现在正在与美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认为美国会努力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崛起。习近平最近也这么说过。因此俄罗斯在那场竞争和较量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对中国来说，一旦台海危机爆发，俄罗斯可以减轻美国行动给中国带来的脆弱性。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断，俄罗斯是中国潜在的能源和粮食提供者，俄罗斯的核大国地位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以及重塑全球叙事对中国都非常重要。所以，习近平无论如何都要挺普丁，并以此换取更多好处。 另一方面，从习近平访俄时的趾高气扬、普京对其奉承谄媚的身体语言可看出，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强弱、上下位阶已然转换。二零一二年，习近平刚刚掌权时，第一个会见的外国领导人即为普京，他将普京视为学习和尊崇的榜样，并当面、公开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这一态度。如今，俄罗斯沦为中国的“小弟”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金融时报》援引一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来源说：“事件的逻辑决定了我们完全成为中国的资源殖民地，我们的服务器将来自华为。我们将成为中国一切的主要供应商。他们将从西伯利亚获得天然气。到二零二三年底，人民币将成为我们的主要贸易货币。” 既然连昔日的“老大哥”俄罗斯都已沦为中国的经济殖民地，那么整个地球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亦指日可待。“东升西降”、“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早在一九九零年代末就在中国流行，而《当中国统治世界》之类的著作也在西方成了畅销书，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与西方左派唱衰西方的“自我解构”奇特地彼此唱和。 然而，中国的“富起来”和“强起来”真的势不可挡吗？中国传统文化（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列主义（西方现代极权主义）所结合的怪胎，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它又如何成为可以“输出”的超级精神病毒？作家苏晓康嘲笑说，习近平去找普丁，要“扮演大国角色”，或称“中国主导世界秩序”，他也厚颜无耻倡导“中国价值观”，他开的这个国际玩笑，西方人是不懂的。因为历经邓小平“开放”，中国腐败升级，世风沦丧，权贵肆虐，黎民卑贱，诚为中华文明破败之极致，此际能向国际输出的，唯有垃圾。 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从习近平的偶像毛泽东开始，就对当代中国的变化做了全程见证，他直指，“习近平的策略，是想影响世界，把其他国家变成中国的模式，但并不是靠侵略，而是靠着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贿赂全世界”。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独裁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抱团，美国则联合欧洲、日本、台湾这些民主国家，形成两个集团的对抗。所以，习近平的“天下一家”，就是天下以习近平为家长，他不仅要统治中国境内十四亿人，还要统治全球六十亿人。 美国学者谭若思更指出，新的共产中国仍是帝国，它是一个以剧场和假设撑起来的帝国，对内铁腕，对外雄心万丈。它的武器包括掩饰、欺骗和一种特殊的历史感，可以用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利益和雄心。新中帝国的重要特点有三：其驱动力是上发令下听话；自认为真理的捍卫者；与其他强权达成的任何妥协都是权宜之计，而非真心接受中国与主权国家世界之间的道德同等性。中共高高在上、苦大仇深、报仇雪恨的世界观已经灌输给大多数中国人民，中国民众当独裁者为父母，将西方视为仇敌，将他国视为藩属国，“中国人的宗教可能就是中国本身”——中国由专制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难于上青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预约到成行，习普会做足了神秘感，引起西方媒体的各种猜测。看来中共的手段确实与时俱进了，也向港台媒体学会了炒作。多数猜测都没猜到点子上，说是小习去帮助普京。这个是肯定的，不用猜。怎么帮？各家说法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得要领了。 美国说中共可能准备提供武器，又说现在还没有证据，只帮了一些零部件等等，语焉不详。苏联时期留下来的武器工业很发达，大部件不需要别人帮忙。而芯片一类的高科技零件，一个手提箱就够用一阵子了，而且还没办法核查。这方面中共一直在帮俄罗斯，不是秘密。 那么习近平对普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普京为什么还特别满意呢？普京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这就是国际政治。西方国家几乎一致的援助，从舆论到武器的援助，是乌克兰能坚持到现在的根本原因。如何破除西方团结一致的立场，是普京最大的希望，比几辆坦克、几门火炮重要得多。这正是普京最头疼的战略难题。 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和欧洲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场。欧洲主要的国家在一开始就主张和谈，因为不仅仅是乌克兰，整个欧洲都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虽然舆论和媒体都是一片喊打，但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不用他们负责任。乌克兰人民和欧洲的经济在承受着巨大的负担，对欧洲人民负责任的大国领袖们主张和谈也在情理之中。 普京早就看到了这步棋，从一开始就虚伪地说要和谈，让乌克兰总统出面拒绝。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相信的人不多。习近平看看火候到了，就大肆炒作和谈，然后访问了普京，说是有多少条件能促成和谈。这一下子勾起了欧洲盟国的和谈希望，北约的联盟出现了裂痕。普京自然是乐开了花，感谢他这个老朋友雪中送炭。 果然，欧洲的领袖们马上立刻排着队要访问北京，国际外交的格局立刻产生了不利于西方联盟的变化。甚至左派的报纸和政党都开始帮中共说话，什么不能脱钩呀，等距外交呀等等开始出炉，回到绥靖政策的舆论甚嚣尘上。这是习近平隔山打牛，顺便帮了自己一忙。 习近平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内部危机–从他不断抓捕自己过去的朋友和发小，就知道他有多么孤立了。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个亘古不变的规律。他能靠着一点点外交得分就改变失民心的基本盘吗？希望渺茫。 你帮了普京能得到一些石油天然气供应，但也得到了能源被控制的困难。德国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就是前车之鉴。正负相抵，结果是零，不足以抵消在国内经济和政治上的罪恶。假如能够趁人之危，要求俄罗斯兑现归还领土的承诺，这个实打实的收获，也许能抵消一点内部的危机。 但是从网络上传出的说法，普京只打算让中国参与远东一带的经济开发，并没有归还领土的打算。普京是个多么精明的人呐，帮助俄罗斯开发远东不又是大撒币吗？好像他算准了习近平是个大傻瓜，被人卖了还会帮人数钱的那种。 现在看来习近平不是那么傻，但也足够傻。人家摆明了看不上你，明着忽悠你，还要上赶着去帮大爷。真是个记吃不记打的蠢货。就看他这副白忙活了半天，错过了有利于国家的最好机会的行为，可以算出他想靠着外交得分就能解决内部危机的企图，只能是猴子捞月，竹篮子打水–空欢喜一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现在想武力统一台湾，难度很大，其已自知；于是，它便加快了对台湾的柔性“统一”计划，特别是想利用今年台湾的大选来实现其“促统‘三步走’”之方略。中华民国存在，台湾才可能和平，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棋子；如果中华民国在中共的“和平统一”中被某些人献上了“祭坛”，台湾必然成为中共用来威胁东亚和平的棋子。今年的台湾大选中，“和平统一”已经成为一个诉求，至少总统参选人、前监察院长王建煊已经如此宣布。笔者即以“和平统一”为假设背景，做一次“沙盘推演”，分析一下“和平统一”会给台湾带来什么，以此就教于关心时局之各方人士。 一、习近平对台战略：被迫从武力进攻为主，转向和平统一 最近美国的一家与军方关系很深的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报告，《打赢系统战：中国对美中军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其结论是，解放军在与美国军力差距的自我评估上，自认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些自我评估，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有关潜在大国冲突、也就是因台湾地位的冲突的风险，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这份报告表明，当美国表示要支援、支持台湾的背景下，中共已经知道，它想武力统一台湾，现在难度很大，可能是做不到的。 今年2月6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给国会的2023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说，“2023年北京将持续施压，并可能提供一些诱因，使台湾朝统一方向移动。中国使用有协调的、全政府式的工具来展示实力，并强迫它的近邻默许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区陆地、海洋和空中的声索，以及它对台湾所宣称的主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说，“我认为，中国偏好和平统一是真的，因为那避免了试图以武力解决这个议题的风险和高代价”。 显然，美国或许可以吓阻中共近期攻台，但中共正在悄悄地发动和平统一的的操作。那台湾的多数选民是不是接受中共的和平统一，就要等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来揭晓谜底了。一旦台湾的多数选民把票投给台湾的“亲共派”，美国就很难阻止中共和平统一台湾的计划了。 但是，有一个关于中共对台柔性统一的根本问题，在台湾民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中共的“和平统一”这个口号，在台湾内部响应的人，是把“和平”与“统一”分开来讲的。他们强调的是，眼下只要祈求中共不要动武，台湾就可久保“和平”；然后，他们主张，台湾只要承认中共的“统一”愿景，不要做任何让中共不满意的事，同时尽量迎合中共，通过“疑美”、“仇美”宣传，疏离台美关系，让台湾成为中共保护下的一部分，台湾就有了来自中南海的“安全保障”。 然而，中共真是这样想的吗？当然不是，中共的“和平统一”现在已经不是“愿景”了，而是要限时完成的“统一”计划；它已经不再等待未来的“统一”梦想了，而是急切地希望尽快扼杀台湾多数民众所希望的维持现状之意愿，把台湾纳入自己的完全掌控之中。 二、中共的柔性”统一”模式 中共的“和平统一”模式，其前提是，通过蛊惑台湾的多数民众票投“统一”派，然后让一个选举时不谈“统一”进程、但原则上支持“和平统一”的政党来执政。这个政府将是台湾最后的民选政府，中共会立刻对这样的支持“和平统一”的政府软硬兼施，其具体目标就是两岸“协商”，设定时间表，让台湾那个支持“和平统一”的政府，尽快同意中共对台湾施行主权。如果台湾出现一个政治上顺从中共的政府，它除了乖巧地听命于北京之外，并没有其他可以拖延搪塞的时间和空间。 到目前为止，在台湾，不管是哪个阵营的人，似乎很少有人思考一番，中共的柔性“统一”模式一旦进入操作状态，台湾将面临怎样的巨变。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是台湾民众今年大选时必然面对的一个基本课题，不管是关心两岸关系的人，还是更关心市政建设、工资福利的人，都绕不开、躲不掉这个事关台湾存亡的大问题。 当然了，中共不会笨到用白皮书的方式，公布“和平统一”模式的具体施行方案，那只会打击它的“友党”在台湾的选情，阻挠中共的“统一大业”。在中共的话语中，“和平统一”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其中，“和平”是手段，“统一”是即期目标，“和平”是实现“统一”的手法而已。 关于中共的“和平统一”模式，其实中共的外宣官媒最近讲得十分清楚。2022年之前中共有一个主要外宣网站《多维新闻》，所有者名义上是香港人于品海，但50到60个采编人员都在北京办公。这个网站在中国国内看不到，只面向境外华人读者。由于这家外宣媒体有中共国安部内反习近平势力的背景，曾经刊登一些对习近平不利的文章，2022年4月26日被中南海下令关闭。其大部分员工被遣散，但部分人员转到了于品海设在香港的网络媒体《香港01》，继续扮演中共的外宣喉舌。 今年中共的“两会”之后，《香港01》刊登了几篇文章，解释中共的中央官媒不方便说明的香港政策和对台政策内幕。其中，《香港01》驻台首席记者张钧凯的文章指出，中共现在正在推进所谓的“促统‘三步走’”方针，即“面向台湾社会群体，启动从交流到融合，再到促统”。当下，这“促统‘三步走’”方针正在执行中：比如，让台湾支持“统一”的政治人物到中国“交流”，已经安排了两批人去，其中马英九的行程即将开始；所谓的“融合”，最近台湾的亲中疑美论调甚嚣尘上，正与中共的声音互相呼应，试图影响台湾的选情；至于下一步的“促统”，应该可以很快在台湾的大选进程当中看到与中共意向一致的文宣。 三、中共急于“解放”台湾 面对中共急切的柔性“统一”方针，台湾的一些民众可能会联想到香港的现状。也许有人认为，“统一”后台湾至多是变成象香港那样的“特区”，至少生活还算安定，不用打仗了。真那么简单吗？且不说多少台湾人愿意接受“香港模式”，中共真打算把“香港模式”搬到台湾吗？上面提到的《香港01》记者张钧凯在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共“统一”台湾的方案，并非港澳模式的复制。 中共如果占领台湾，它不会复制“香港模式”，其实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台湾是国家，而不是香港那样的一个城市而已；第二，在中共的心目中，台湾对中共的作用，其功能与香港完全不同。 先来分析第一个原因，即台湾与香港的政治状况完全不同。香港只有警察，没有自己的国防能力，以前是靠英军象征性地驻军，维持着殖民地的地位；英军一旦从香港撤走，解放军进驻香港，多数市民也觉得理所当然。而台澎金马是中华民国最后的领土，中共接收台湾的同时，就意味着中华民国彻底亡国了。而这恰恰就是中共意欲占领台湾的最大目的，即所谓的“解放台湾”。 中共在毛泽东时代长期宣传，台湾还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是“敌占区”，必须要把台湾人民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更何况当年国军还信奉“反攻复国”。如今的国民党已经既不“反动”、也不“反攻”了，其中部分人甚至已经成了中共的“友党”。但是，中华民国的存在，始终让中共如鲠在喉，必欲灭之而后快。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提出，无需再讲“台独”，中共却仍然死死咬住“台独”不放的原因。因为，独立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是中共心目中无力消灭的“敌占区”，是中共的敌国。中共的所谓“统一”，就是要彻底占领中华民国的最后国土，铲除中华民国的痕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有些中共的台湾“同道”故作不知罢了。 四、台湾的民主自由当然不为中共所容 其次，中共“统一”台湾的计划，政治上的另一个最大目的就是消灭台湾的民主自由。台湾与香港不同，香港市民曾经有过多方面的自由，香港被中共收回后，市民就逐步丧失了政治自由；而台湾早已完成了民主化，台湾人民拥有所有的政治自由和选举权。因此，在专制的中共心目中，台湾的自由民主犹如对中国民众的无尽诱惑，时刻都构成对中共政治制度的威胁。所以，“统一”台湾，就一定会把重点先放在废除台湾的民主自由上。 国民党在威权时代曾长期在台湾推行反共教育，台湾民间对中共的好感很少，中共其实非常担心它的统治无法在台湾站住脚。中共一旦“统一”台湾，习惯于民主自由的台湾民众非常可能比香港民众展现更多、更强烈的反对。何况，台湾有国军，在解除国军的武装之前，中共完全没有安全感。因此，中共很清楚，用“血浓于水”的说法，无法抵御台湾民主自由的社会对专制的抵制；它也不敢相信，用少量共军象征性地进驻台湾，就能完全实现对台湾的严密控制。 因此，中共绝不会容许台湾被它“统一”之后，还仍然保留政治上原有的民主自由；相反，中共占领台湾之时，第一件事就是确保中共的台湾当局掌握足够的军事镇压武力，防止台湾社会发生反共抗议。中共对弹丸之地的无武装香港市，都坚持一定要驻军，毫无疑问，中共的“统一台湾”计划肯定建立在大规模驻军的基础之上。而派驻解放军进入台湾，不仅是为了压制和接收国军，还为了弹压社会抵制。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沙盘推演，一旦台湾的中央政府在中共的威胁下，请求中共“和平统一”台湾，那中共的实施步骤会有以下几步： 第一步，十数万解放军通过空运和海运，快速占领台湾，分别进驻全台各要地要塞。 第二步，北京指定的台湾省委，会立即宣布军事管制、全台戒严，直到中共认为它对台湾实现了完整的严密控制。戒严对台湾社会来说，并非新鲜事，国民党曾经在台湾实施过几十年的戒严。但中共在台湾的戒严，会远比国民党当年的戒严更为严厉，包括管控机场、港口，禁止人员自由离台，也管控银行，防止资金外逃。 第三步，在解放军的保护下，紧跟在共军之后，中共会陆续派几十万干部到台湾，接管乡以上的所有行政单位。 五、和平统一之日，即中华民国灭亡之时 台湾落到中共手里，不仅仅是丧失民主自由，更意味着中华民国即刻灭亡。中共意欲“和平占领”台湾，它最关切的就是，从此世上再无民国；这样，中共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夺取国土的百年历史，就此划上句号，以中共的最后成功和中国国民党的完败而结束。至于台湾民众的观感是什么，解放军全台军管之下，中共根本不会介意。 所以，当共军抵台的时候，中共的戒严令必定会宣布，封杀中华民国的所有政治象征。中共不仅会一以贯之地把台湾矮化成它的一个省，并以此设立行政建制，同时立即废除中华民国所有的国家机器和中央层级的机构。因此，中共不会让台湾成为香港那样的“特区”，而是要刻意地消除“台湾省”的任何特殊性，目的就是贬低中华民国民众的自我心理定位。 在这样的一个考量下，从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到五院，从国军、国史馆到忠烈祠，中共一定会全部废除。这不仅是为了中共今后统治的需要，更是为了从政治上铲除中华民国的任何痕迹。中共占领台湾后，可以想见，有关中华民国的任何字样，对中共来说，政治上都成为非法的了。中共会作废中华民国护照，不允许“台湾统一”之时台湾民众还可以持中华民国护照出国；同样的，新台币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自然也在废除之列，中共可能会限时兑换人民币，期满即宣布新台币停止流通。 “和平统一”后，与中华民国共存亡的中国国民党，其各级党部会被中共勒令解散，该党当即消亡。因为，无论是想到国民党与中共的历史纠葛，还是听到国民党的党名中那个中国字样，都让中共耿耿于怀。政治上，中共当然不允许任何迫于形势而乞降的政党存活下去，何况这个昔日对手，“统一”之刻即成“废子”。 其实，中共在大陆养着一个历史上投共的国民党干部及其后代之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已历七十载，昔日用于对台统战，今后就可能用来改造台湾国民党里认同中共的国民党员。 比较客观地从局外去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亲共人士对中共来讲，或许还有一点统战价值，可资利用；而台湾一旦落到中共手里，台湾原来的亲共人士就没有统战价值了。如此鸟尽弓藏之事，在红色中国早已屡见不鲜，不但中共的“党外友人”曾吃尽苦头，连中共本党高干也照样难逃“兔死狗烹”的命运。 六、中共的“统一”计划中，台不如港 中共治下的台湾，经济上还能保持原状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对中共来说，香港和台湾的用处不一样。而很多台湾民众并不了解这一点。 1949年中共占领广东以后，它并不是没有军力攻占香港，但毛泽东决定不碰香港。那当然不是为了遵守中英两国历史上的租借协定，而是为了给中共留下一个与国际社会作经济交流的窗口。直到今天，中共始终不把香港纳入广东省，而是以“香港特区”的统治形式、避免把香港“广东化”，仍然是出于这个考量。中共一向把很多要隐藏痕迹的经济活动，都通过香港来操作。例如，美国智库银路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最近在研究中发现，俄乌战争开始后俄国受到国际制裁，于是去年中国输往俄国的可转为军用的集成电路产品成倍增加，但大部分半导体零部件都特地绕道从香港转口，令人质疑香港在担当中共“白手套”的角色。 中共很清楚地知道，早晚一天，它的国力一旦增强，就会与国际社会发生冲突，那时候，香港就或许还有“窗口”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上文提到的中共外宣喉舌《香港01》名义上的“老板”于品海，今年3月19日在这个网站上贴出了一篇他的署名文章，此文再度明确了我在本节开头提到的香港对中共的特殊作用。于品海在此文中写道，香港是中国最开放并与西方融合最多、最深的城市，自然就是中共目前追求的国际局势“百年大变局”的焦点（笔者注：这个“百年大变局”的说法，就是中共在对外扩张中，要蓄意改变国际规则、撬动国际秩序，让中共能号令国际社会）；香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内地发展的引领者，中共今天事实上赋予了香港新的角色和使命…香港是中国推动世界秩序变化，建设更合理世界的助推器。 然而，台湾不象香港那样，被国际金融界视为东亚的金融中心。一旦中共占领台湾之后与国际社会发生大的冲突，中共会利用台湾作为军事上的前进基地，但不会指望国际金融界把台湾作为与中共经济往来的“窗口”。所以，台湾对中共的用处，除了高科技企业会被接收之外，其他方面，主要就是供养中共了，也就是充当“奶牛”；台湾不象香港，中共不指望台湾成为它进口被禁运的技术和出口的必要管道。 至于财政和外汇管控方面，中共也不会给台湾象香港那样的自主权，而是可能把台湾的财政纳入中共的全国预算再分配框架，要求台湾的地方财政向北京上缴相当数额的税收。在中共今后全国财政艰困的状况下，台湾倒成了财政有结余的省份，会不断被北京盘剥。当然了，过去中华民国时代的将领退休俸，中共是不会继续保留的，那属于富有反共意涵的旧朝福利。 简单来讲，中共的“和平统一”口号，本身就是对台湾人的最大欺骗。“和平统一”的结局是，台湾被中共纳入对外扩张的战略部署，台湾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将成为中共对外扩张的工具。事实上，中华民国存在，台湾才可能和平，台湾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棋子；如果中华民国在中共的“和平统一”中被灭掉了，台湾必然成为中共用来威胁东亚和平的棋子，那时，台湾的和平就再也没有了，民众的安全和平静也长期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