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州独立候选人称收死亡 威胁促修改标牌公布住址规则
2026 年 8 月 8 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27日通过了《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PRC Is Not A Developing Country Act)，理由是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18.6%，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既然美国被视为发达国家，中国也应如此。中国则批美国“不怀好意，想着法子打击中国”。 关于中国的发展身份问题，最近几年成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口水仗的一个焦点。中国一直死守自己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中国毫无疑义是发达国家。不能讲后者一点道理都没有，撇开政治动机不论，中国给人的印象确实像个“发达国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比大多数公认的发达国家还豪华和先进，对外援助最近几年超过美国，花在“一带一路”项目的钱数不胜数，高端国际会议纷纷移师中国……不是发达国家，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怎么能做到呢？ 当然，争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被政治化了，而不单纯取决客观事实。美国多次指责中国伪装成发展中国家，早在2020年2月给世界贸易组织WTO下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90天内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格，指控这些国家滥用WTO的有关规定，在全球贸易中获得特殊待遇，并特意点了中国的名。众议院这次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美国务院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以确保中国不能在国际上以发展中国家名义享受优惠待遇。如果中国真成了发达国家，无论在WTO还是在双边贸易以及其他领域，美国就要按照发达国家的条件要求中国履行义务和责任。这于中国显然不利。 中国死守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地缘政治考量 众议院的法案不大可能影响到WTO和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对中国身份的认定，但如果被拜登签署，美国就可以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对中国征收关税。不过话说回来，美国如今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关税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标准。所以该法案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中国不愿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除了可以享受贸易优惠等经济利益的考量，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自誉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看成发展中国家的头，如果晋升发达国家，就不好再代表发展中国家说话，与非洲等国搞在一块，而中国不代表发展中国家，在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竞争中，就可能得不到它们的支持，至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会减弱。 但是，抛开各自的算计不论，中国究竟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去衡量。角度和标准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但话也说过来，角度和标准亦取决于目的是什么。 美国在向WTO“举报”中国为发达国家时，用的是世界银行标准，后者认定一个国家为发达国家有四个指标，即人均收入高、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二十国G20成员、该国出口占全球商品贸易的0.5%，四项指标只要一项符合，即为发达国家。 中国四项指标已占二，多年来，其外贸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也属G20，因此在美国看来，如果中国不是发达国家，现有的发达国家也多数不合格。可世界银行对发达国家的这四个认定指标是不严谨的，除了人均收入这项，其余三项基本以经济总量做参照，尤其把G20成员也算作发达国家难服众。因为G20是在G7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危机，更好地协调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关系，由美国牵头，将全球20个比较大的经济体组建成一个集团，合作共抗危机，总不能将印度也归为发达国家。 另外，一国经济总量大，固然代表国力的增长，但大不等于强或发达，这本是基本常识。很多国家大而不强，中国就常这么警告自己。中国不认可美国提出的标准，多数中国人根本不会把中国看作发达国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虽为全球老二，但人均收入还很低，还记得李克强在前几年的两会上透露中国尚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话么？因此，硬要给中国戴上发达国家的帽子，至少中国人是不信的。 美国高看了中国，中国则低估了自己 假如说美国高看了中国，中国人则很可能低估了自己。还是回到何谓发达国家的标准或条件上来。除了世界银行粗疏的标准（严格来说，那算不上标准），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对发达国家有一个权威的定义和要求。 WTO相关条约将成员国分为三类，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转轨经济体，但也没有单独对发达国家进行识别，对发展中国家虽有识别，可采取的是自我声明法，该方法的缺陷是，你尽可以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否给予你发展中国家待遇则由你的贸易对象即优惠授予国决定，所以WTO虽然认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就一直没有承认。 尽管没有一个公认的发达国家的定义和评估方式，但现实中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国家，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少有人会不同意它们不是发达国家，这说明在这些国家身上，隐含着人们都同意的标准或条件，它们构成了发达国家的要件。 比如谈到发达国家，首先想到的是人均收入高，世行规定人均GDP达1万3205美元，是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跨过这个门槛不一定意味是发达国家，但跨不过显然不是发达国家。此外，通常使用的还有工业化水准、产业结构、科技水平以及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等指标。在人们的认知中，发达国家一般生产力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先进，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于60%，外贸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据较大份额，以及拥有众多跨国企业，金融市场高度国际化，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比较健全。 经济发达、人均收入高当然只是发达国家的一个方面，教育先进、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也是发达国家的应有内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制了一套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它主要按照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预期寿命三个指标加总得出一个HDI指标，从0-1不等，超过0.8即定义为发达国家。该指数现在基本被研究机构和学者接受。 人类发展指数看似一个综合指标，但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为好，如果我提出一个评估发达国家的方式，会把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工业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科技水平以及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化程度放在一起设置一组权重来比较，看看中国处于什么等级。 从人均GDP看，去年中国接近1.3万美元，逼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标准下限；从人类发展指数看，中国去年为0.768，排名79位，属于第二档的“高人类发展指数组”，离进入发达国家的0.8差距还是明显。在科技方面，根据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虽然总体实力同美欧相差甚远，但正在快速追赶，其专利申请量、科技期刊文章以及独角兽数量已超或接近美国。如2010年中国就超过美日，成为全球专利申请数量第一的国家，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量第一的国家。全球独角兽企业去年的数量，美国242家排第一，中国以119家紧随其后。考虑科技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中国在科技和科技产业方面的进步神速，尤其在5G和AI产业上和美国属于第一梯队，再加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产业结构完备（世界唯一一个全工业体系的国家）、制造能力强大、对外投资也窜升世界前列，简单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不准确。 正确的说法或许是，中国既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也不属于发达国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接近发达国家一侧，可称之为带有发达国家特征的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但在几个关键的体现国家实力的指标上，如教育（非人文教育）、研发、科技和制造业上，已跻身世界前列。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中国的数量和规模优势，数量本身也会带来质量的提升。因此，美国要中国提前从发展中国家毕业，进入发达国家队伍，并非毫无道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习近平把今日的中国带回文革式的中国，人们又得面对“洗脑”的问题。何谓洗脑？本来，一个人的脑袋影响另一个人的脑袋是正常的，影响一群人的思想也无可厚非。人群里交换意见，互相影响，是健康的活动，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所谓的groupthink（群体思维）也不一定是洗脑。Groupthink常常只是赶时髦，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感而配合主流思想。 “洗脑”的意思是一个站在众人上面的权威，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往下强加概念和价值观，惩罚出轨者。前苏联和东欧是明显的例子。斯大林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前提是政治权威能塑造人的思想。纳粹化的德国，波尔波特的柬埔寨也是例子。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古今中外的邪教也很会洗脑。 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工程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而且侵入人们的意识比苏联的还厉害，甚至能够比肩邪教。 洗脑的途径和手法有两类：吸引人的和吓唬人的。吸引类常常是预测一个美好的未来：元代的红巾起义，清代的白莲教起义都预测弥勒佛的到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保证信徒死后会上天堂，马列主义预告理想共产社会会实现，习近平的中国梦宣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来临。这些诺言尽管多么不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1）奖励要等到将来 2）必须服从的指示是现在的。 吓唬人的工具还更多，更有效。你不服从，我们给你警告。你不听警告，惩罚就来，你越不听惩罚越厉害：侮辱，隔离，监督，窃听，软禁，解雇，威胁家人，绑架，失踪，殴打，坐监，劳改，酷刑，一直到死刑。这些惩罚都不是秘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脑的关键不是惩罚本身，是对惩罚的恐惧。 恐惧对思维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信息时代里，与害相辅相成的一个很重要的洗脑工具是愚民措施。到加州大学来念书的中国大陆本科生很多不知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是怎么回事，没听说过刘宾雁是谁，对今日在新疆的危害人类罪根本没意识到。应该说是不允许意识到。 但毕竟，人脑是很复杂的东西，有很多层面。外在的权威，从上往下洗，究竟能洗百分多少？没洗的层面还在那儿。不一定十分正常，甚至矛盾分裂，可是还在那儿。 今日的许多中国人有意识分裂现象。这也能理解。在当前的环境里，意识分裂是很正常的现象。比如晚上跟朋友吃饭喝酒，讲故事说笑话骂习近平是“习禁评”，不亦乐乎，但第二天上班做国家机器的零件。意识分裂是很明显的，而不只是老百姓或知识分子这样，国家干部，一直到高级干部的位置，恐怕也常常分裂。 从自己的经验里，我就能举不少例子。比如，大约是2002年，清华大学派了一位副校长和一位汉办主任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学术交流的前景。我和普大的几位高级官员跟他们在“教授俱乐部”吃了一顿雅致的午餐以后，两个客人问能否到我自己的办公室去进一步谈语言教学问题，是否能够安排普大本科生到清华来进修。我当然同意。谈了可能半个钟头以后，有一位说要上厕所，问我在哪儿。我说出门向左，右侧第二个门就是。 他走了。刚一出门，第二位客人问我“有没有天安门文件？”说的是我前一年和黎安友合编的极其“敏感”的The Tiananmen Papers。我书架子上有几本，拿了一本准备送给他，打开准备签字，他心急地说“不必不必，有信封吗？”我拿了个大信封，把书塞在里面，递给他。 过几分钟，上过厕所的朋友回来了。要是这位去了，那位留了，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知道。但我相信两个人的脑子都“有层面”。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甚至在海外华人社会里，意识分层面现象相当明显。外面的表层是洗脑工程的产品，外表底下很可能藏着一些别的念头和价值观。但我们不能说那层外表只是假的，骗人的东西。从洗脑制度的角度来看，外表常常最重要的层面。外表标志你服不服从外面的权威。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 张爱玲的小说“赤地之恋”里，有一位年轻妇女在一场批斗会上受到很严厉的谩骂之后，悄悄离去，在暗地里痛哭。别人发现她，指责她刚才接受群众的批评是装的。她反应快，登时说，不，群众那么关心我，那样鼓励我进步，哭的是感恩泪。这么一句聪明话能帮她逃脱困境骂？能，但并不是因为别人看不穿她的谎言，而是因为她说这句话等同于说“我向组织低头，我接受我的卑下地位”。在洗脑者的角度看来，这句话就够了。表层比内心重要。你服从我是我的目标，你自己怎么想是次要的。 第二个例子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中国朋友，住在海外，跟我合写了一篇文章，到出版时，他问能否用笔名？我没意见，出版社也答应，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笔名。我们合写这篇文章并不是秘密。很多人已经知道，难道北京的有关部门蒙在鼓里吗？朋友解释，笔名的关键作用不是保密而是跟对方保持一种默契。你知道我在批评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批评，你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等等。谁不骗谁。但我不用真名挑战你，撕破你的脸皮。我“考虑”你，也希望你考虑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旧允许我回国。这个例子也够清楚，官方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一个人的外表，内心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与其说是“洗脑”倒不如说是“洗嘴”。 虽说习近平把中国带回文革式的社会，可是毛跟习的洗脑工程还是不同的。毛的更彻底。伟大舵手对年轻红卫兵说“炮打司令部”，“灵魂深处干革命”真点燃了他们火热的内心。当然，毛时代里也有很多外表和内心不同的例子，但到了习时代，几乎一切都在外表。我请问，今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点燃了多少内心的热火？从外面看，毛和习都达到了“思想统一”的目标，但相对地来说，毛的成就是更实质的，习统一的是语言表层。 刘晓波2002年写了一篇“法轮功与人权意识的普及” 的散文，把毛时代的“强迫统一”和02年对待法轮功的强迫统一作比较。表面上看是一样的：报纸上，电视上，学校里，会议里骂法轮功是完全一样的，甚至用词一模一样，让晓波联想到文革的语言。但进一步想，他意识到02年与文革有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在毛时代里，喊疯狂口号的人一般都相信自己喊的内容。思想统一是真统一。但02 年的统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而说的配套话。话起作用就行，信不信是次要的。必要的话，向自己的良心说谎也都可以。在文章结尾晓波问：哪种“统一”是更可怕的？思想的统一？还是对良心说谎的统一？然后他更进一步地问：哪种政权更可怕？要求思想一致的政权？还是要求人们对良心说谎的政权？ 有没有办法逃脱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制度？我说有。这个庞大的工程，尽管存在了几十年，还没有能彻底消除人们的正常认识和正常价值观。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人性的产物，不容易改变。中共践踏了人性几十年没能把它扑灭。在我看来，精神分裂不是最糟糕的局面。精神要是没分两个层面，那就更糟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进入2023年以来中国社会安全严重恶化恶性案件频传，4月8日河南平顶山当街开车撞人造成3死4 伤。1 月份广州天河撞人事件5死13 伤。4月7日大连宝马车冲撞行人造成5死9伤一案罪犯被判死刑。4月7日重庆彭水县一村民持刀杀死4村官后服毒自杀。4月4日，四位年轻人相约在张家界玻璃桥自杀，当然以上这些案件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些案件不是官逼民反，就是心里生意失败心理失衡进行社会报复，或者失业生活被逼入绝境自杀。中国人历来好死不如赖活，不到无路可走是绝不会走上这样的路。 虽然以上这些案件这几十年来没有断过，但是象现在这样密集性地发生却是没有过。追究起来是与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有关。虽然清零政策已经过去，但清零三年中国的经济因着“封城”，无休无止的“核酸”带来沉重的打击，再加上中国对外关系严重恶化外资纷纷撤出中国，国内企业得不到海外订单，不是倒闭就是苟延残喘，从而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那些本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一当破产失业就陷入了困境，还不出房贷、车贷生活无以为继，甚至房子被银行拍卖。而那些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因着土地荒废，农业生产凋零而回不了家乡。这样的社会中共却说成盛世中国，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达百分之91，中国人民的幸福感爆满 。中共之无耻世所罕见。 中国济经发展四十年，中国普通民众看起来外表光鲜，住进了高楼，出入有车，但一当经济低迷失去工作，即刻倾家荡产，生活被逼绝境。中国是一个没有经济安全保障的社会。不象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低迷破产失业也是常有，但有国家的经济安全保障。破产政府帮助你再创业，失业有失业救济。房子没了租房有房租补贴，还有政府房子可以分配。且没有城里人与乡村人区别。一切都有政府帮助，生活无忧无虑。在疫情严重的封城期间，所有的工资收入一分不少全部由政府买单，不必化费自己的积蓄度日。 中国社会不但没有医疗教育的免费，也没有经济安全保障，这并不是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大都进入了中共权贵的腰包。又因中共政权对中国财富有绝对说一不二的所有权，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海外各国大撒币，就是在当下财政捉襟见肘，地方政府大额欠债的情况下，依旧大毕挥霍，免除非洲17个国家23笔债务，仅安哥拉一国就是200亿美元。如果中共能够将这一笔钱拿来救度破产失业的中国人，那么相信以上这些恶性事件都不会发生。但中共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十年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柴静曾经大声发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毁之唯恐不及”。现在越来越清楚了他们是一批什么人了，他们就是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恶徒，到了习近平手里更是把作恶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人是勤劳的，但中国人不勇敢。中国人逆来顺受，到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不是杀他就是杀自己。他们没有正义感，没有自由的意识，更没有为正义斗争的精神，他们浑浑噩噩，对那些为了自由民主付出与牺牲的人，不以为然。政府视他们如草芥、蚁蝼，想如何便如何。这是一个残忍的时代，也是一个悲催的时代。此文落笔之时传来许志永、丁家喜两位被判重刑。中国的希望是他们这些不畏强权为正义而奋斗的勇士，他们虽然凤毛麟角，但是希望所在。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选举是个好东西，除了可以汇聚民意，也可以让身处其中的政党，了解自己的主张与民意的落差，据而改变自己希望能取得政权。过去30多年的民进党史，其实也是个民进党转型史；没有96年大败给李登辉，不会有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与2000年的首次政党轮替；没有12年输给“九二共识”的痛彻心扉，就不会有16年“维持现状”与蔡英文过去7年稳定执政的高峰。 在政党追求执政的大前提下，每一次的失败都应该是下次成功之母；不过，这民主政治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国民党。过去7年，国民党连续两次以极高的票数落差输掉总统大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关键在它的两岸政策出了大问题。这个政党无视过去10年国际政经结构南辕北辙的大转变，把自己形塑成一个坚持“亲中”的政党，与台湾的民意市场越离越远，“两岸论述”早已成为国民党的挑战总统职位的阿基里斯之踵。 但并非所有国民党人对于台湾民意的急遽转变都无感，例如年轻的前任主席江启臣，他主张国民党应该搁置九二论述，把它当成一种“历史描述”；不过，此说随即引来前总统马英九的不满，认为这是“跟著民进党起舞”。这大帽子一扣，江启臣随即噤声，改革之议也不了了之。例如现任党主席朱立伦，他曾公开表达国民党是“亲美反共”的政党，但在遭到党内围剿后，也从未再提起。 虽然历任党主席改革无力，但临近选举，又为国民党开启另一个改变的窗口。选举就是要赢，想赢就得争取多数民意的支持；如同当年绿营支持者收敛台独党纲力挺民进党修正两岸论述以赢得政权，选举也为国民党带来改革的趋力，党的总统参选人可以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带领支持者改变。郭台铭在美国说出台湾不能依赖中国，须与美国和日本加强整合是一个例子；而侯友宜这些年来一直与国民党主流论述维持距离，明哲保身，许多人也期待他能够端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两岸论述，与旧国民党有所切割。 不过，这样的期望在马英九的中国祭祖之行之后已经完全破灭。 过去10多年来，马英九“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两岸论述一直主导蓝营的两岸路线，但随著习近平公开揭露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及两次总统选举大败，使得马英九路线的追随者越来越少。马的此趟中国行，会见与接待的层级虽然不高，却在夹缝中说出“中华民国”、“总统”等彼岸视为禁忌的字眼。在共产党严密的媒体管控下，此事无伤大雅，但对气闷了好几年的蓝营支持者而言，却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九二共识是不是如马英九所言“又活过来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可以确定的是，透过这趟中国行，其实是让马英九“又活过来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对于马英九的中国行无感，但蓝营支持者对于马的演出却是内心波涛汹涌；透过蓝营的自说自话，认为马此行证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可行的”，国民党内也因此再次确立“尊马”的路线。 在“尊马”路线下，原本说要“亲美反共”的党主席朱立伦第一时间就说出“非常认同马英九此行的立场”。而马英九回国的接机人潮更让蓝营总统参选人无人敢撄其锋，尤其侯友宜与郭台铭两人民调越拉越近，两人同为“弱势参选人”，即使内心再有不同于九二共识的想法，在不敢得罪蓝营核心支持者的前提下，根本已没有能力改变这套早已被台湾主流民意抛弃的两岸论述。 中共是否利用马英九访中削弱蔡英文访美政治意义，或许见仁见智；不过，共产党至少很成功地利用马英九此行牵制住国民党，使其跟随台湾民意与时俱进的可能性几乎荡然无存。只要国民党继续承认“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个政党永远是共产党用以搬弄台湾政治的杠杆，这才是马英九此趟中国行之于中共的最大意义。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蔡英文和麦卡锡在美国会晤，招致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全国人大外委会、国防部四部门发表声明或谈话，抨击麦蔡会，阵仗堪比去年佩洛西访台时北京的反应，只是少了全国政协外委会。习近平也借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直接表态，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习放重话，没有军演成了“放空炮”？ 外界看到，中国国台办已宣布对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进行制裁，外交部则宣布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进行制裁。下一步是否有另一场“围台军演”，这是外界的猜想。 虽然北京对蔡英文过境外交显得非常愤怒，但迄今的反应还是在外界的预估之内。早前，一些观察家评估，北京对麦蔡会态度将很严厉，可行动上会克制，不大可能有去年对佩洛西访台的“围台军演”。原因之一是蔡这次过境访美本身是为冲淡麦卡锡来台可能出现的两岸的激烈冲突，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台湾对北京的示好，是稳定两岸关系而非破坏两岸关系的一次访问。而在蔡来美后，不管有没有拜登政府的施压，其行程也非常低调，尤其在纽约，原先计划安排的几个项目都被取消。在洛杉矶里根图书馆同麦卡锡等跨党派议员的交流，表面看似高调，但蔡、麦二人的公开讲话还是在北京划定的红线之内，特别是蔡的发言，都未提中国。因此，北京没有理由对台湾采取惩罚措施，尤其是为此进行军演是完全不必要的。 不过，既然连习都已放重话，如果接下来没有相当有力度的反制，会被人讥笑放空炮，北京的言辞威慑对台湾就不灵。所以外界对北京到底会不会搞军演，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会有军演，有人认为不会有。但即使认为会有军演的人，也不敢肯定军演的规模和力度会有多大，能不能超过去年的“围台军演”。 发动军演，给北京的“和平”旗号打脸？ 在判断北京军演的问题上，有观察者也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正是这个现象，让北京真正陷入两难。这个现象即是，今年以来，北京对外打出“和平”旗号，无论是发布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主张，还是调停沙伊复交，都是意在一个“和”字，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和平合作，是北京今年外交的主轴。 两岸之间，也是“和”字当头，恢复小三通，放行台湾农产品，都是出于减缓两岸紧张对立的目的。北京所以要刻意营造一种外交的和平和两岸的和缓局面，一方面是映衬华盛顿的“拱火”行为，以凸显中国外交的“道德高地”；另一方面是出于更现实的经济考量。当习近平不得不重新将经济工作作为中国的中心任务时，要重振中国经济，恢复资本的信心，就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至少是中国周边不能有大的冲突出现。如此，外国资本才会对你有信心，愿意投资。马英九访陆即是出于这一目的安排的。 故在此种情形下，北京如果想反制麦蔡会，就需把反制措施纳入到该目的考量，和这个基调基本一致，不能让人认为北京打出的“和平”旗号是伪装的。而反制力度过大，特别是进行另一场“围台军演”，今年以来北京对台湾释出的所谓善意，就会被这场军演打得荡然无存，两岸的敌意尤其是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意不但削减不了，反会进一步加深。这当然也就不利北京开展的和统工作。但是反制力度轻，对台湾产生不了吓阻效应。 北京若军演，强度不会超过去年八月规模 从去年八月佩洛西的访台，到今年4月蔡英文的过境访美，八个月之内，蔡两次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会见，鉴于台湾领导人在任期内都要过境美国几次，以后是不是每次都要和众议院议长见面，形成一种惯例？会不会让台湾方面“野心”更大，不但要见议长，甚至要见美国的副总统和总统？这次大概是拜登想和习近平通话，所以压制了蔡英文，没让她见联邦政府官员，公开的活动都被取消。以后如果美国总统不想同中国领导人通话，是不是就可以派联邦高官去台湾或者在美国见台湾总统？这个例一开，就会没完没了。这当然是习最担心的，而要遏制这种事情的发生，北京目前只能诉诸军演，别的手段不管用，甚至军演也起不到作用，去年的围台军演，蔡不是照样在美国会见了麦卡锡？ 因此，对北京来说，可谓军演也不好，不军演也不好，取决习近平愿意舍弃那头。事实上，蔡英文这次能够过境访美，同麦卡锡见面，也是拿捏到北京释放的“和”的外交信号，置北京于两难之中。但从前面的分析看，要让北京蜻蜓点水地进行反制，也不行。北京对萧美琴和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的制裁或许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不排除对麦卡锡等参与会见的议员进行制裁。对台湾，北京已祭出海巡船联合巡航巡查，这项措施虽然没有军事意涵，但却有行使主权的行政管理职能。有中方专家将其意义说成堪比围台军演。但是，要达到对台湾行政当局和民众的心理威慑效果，联合巡航巡查肯定比不过军演。 就北京的反制来说，如果把反制措施分为强、偏强、中等、偏弱，弱五个等级，要和北京已经释放的信息相一致，这次应该是中等偏强。弱或偏弱不足以对美台产生吓阻效应，但太强也会破坏目前营造出的两岸和缓气氛，偏强在北京看来会是个合适的反应。所以，假定北京决定搞军演，军演的时间会在蔡英文和马英九回台湾，马克龙回法国之后，强度应该不及去年，但亦可能是采取另一种带有一定武力威吓却更能体现中国主权和法理的反制措施。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主持人：张小刚 主讲嘉宾: 李酉潭教授，台湾政治大学 冯崇义教授，澳洲悉尼科技大学 曾建元教授，台湾中央大学 苏拾莹老师，台湾资深媒体人 各位观众、各位嘉宾，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每周日晚上时代漫谈的华语节目，我是澳洲雪梨的张小刚，今晚又轮到由我来主持。 首先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参加主讲的各位嘉宾：台湾政治大学李酉潭教授；中国大陆背景的澳洲学者雪梨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台湾中央大学曾建元教授；现居澳洲的台湾著名资深媒体人苏拾莹老师。 过去一周重大新闻不少，但是今晚节目还是从海峡两岸共同聚焦的关注要点著手。 首先，蔡英文总统此次访美最受关注的就是在当地时间4月5日与美国现任众议院议长McCarthy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会见。而会见前夕McCarthy办公室发布的媒体通告中对蔡英文直接以“台湾总统”相称。中共对此次蔡麦会做出了一些表示恼怒的强硬姿态，文攻武吓。 文攻者，如宣布对美国和台湾的一些机构、团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有颁给蔡英文“全球领导力奖”的Hudson研究所、为这次蔡麦会提供场地的里根总统图书馆、由一些亚洲国家议会党团组成的亚洲自由民主联盟、以及台湾的智库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等。有意思的是，被中共宣布制裁的个人中有现任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前立法委员萧美琴，这是她不到一年之中第二次被中共宣布制裁，而制裁的手段是禁止她入境中共的管辖区。一般国家，“禁止入境”这种制裁手段都是针对外国人，对本国人采取的则是“通缉”、“抓捕”。所以，中共对萧美琴等人的“制裁手段”，岂不是倒等于是宣告认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主张，等于是自己在搞“陆独”了？ 武吓者，中共又再次宣布对台湾环岛军演，包括出动山东号航空母舰到台湾以东的西太平洋水域，同时也增加了军机扰台的架次。但总体而言，程度弱于去年南希佩罗西访台那次。 其次，在蔡英文总统返台的同一天，前总统马英九也结束了赴中国大陆的“祭祖”之行，回到台湾。行程上如此“巧合”，很难让人相信不是刻意策划的。 上周我们已经聊过马英九此次的大陆行，并且提到不少大陆网友强烈批评他称赞武汉处理病毒疫情措施的行为。而我们在座的两位嘉宾，李老师和曾老师，也都曾提出，期望马前总统能在大陆谈民主，期望两岸能够在民主这个的理念和制度上达致统一。那么一周过去之后，就我个人而言，是会给马前总统一些正面的评价，就是他确实对民主有所提及。那是他在回复一名大陆学生提问他在“共同反对台独，推动台湾回归”方面有何“实际行动”时，表示统一的基础必须是民主，即两岸各自都要通过民意表达的民主程序之后才能实现统一。 此外，中国大陆许多网友对马英九公开提出“‘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都属中华民国”感到欢欣鼓舞。我个人对他能够在大陆公开提中华民国，也给以正面评价。 然而，马前总统回到台北后，在机场发表演说，称“‘九二共识’又活回来了”，还说“我们执政者持续将台湾带入险境，未来就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我会在民间继续努力，让台湾有真正的和平与繁荣的安全的未来”，我对此很有疑虑。马英九说的“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读新闻遗漏了什么，但至今未见到中共对“各自表述”一说的公开认可。马英九的“表述”是“‘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都属中华民国”，在我看来，绝对是没有可能凭这样一个表述给台海带来和平的，因为它与中共的表述，“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是零和关系，等于是挑明“内战仍未结束”。不要说大陆人，就是今天任何一个香港人，敢在大陆或香港重述马英九的这一表述，都随时被以国安法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马英九想通过民间交流降低两岸敌对，这在民主自由国家间自然有效。但在独裁国家，战争决策权握在头脑随时会发热的独裁者一人手中，而民间呼声则是被压制，被导向的。 回看俄乌战争，乌克兰泽伦斯基的母语是俄语，成名剧作绝大多数是以俄语演出，参选总统前曾呼吁给乌克兰的俄语媒体更多空间，竞选时的纲领也包括通过与普京谈判解决乌东问题。然而，所有这些一点儿都没阻止普京在2022年2月发动全面侵乌战争，并以称犹太裔的泽连斯基为纳粹作为侵乌的借口之一。可见，马英九以“九二共识又活回来”和对中共放软姿态就能避战说法，往轻里说，也是太天真。 马英九和他带领的学生团这次在大陆走访不少地方，包括在三所大学与大陆学生交流。不过别忘了，在独裁国家，在这种高调访问中你是没有机会看到独裁政权不想让你看到的现象，没有机会听到独裁政权不想让你听到的言论，没有机会接触到独裁政权不想让你接触到的人群和事物。举个例子说吧，马英九访陆期间，法国总理马克龙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中国访问。其中给马克龙安排的一个行程，是在4月7日中山大学体育馆内演讲。据中山大学的学生反映，仅仅为了安排这次演讲，当局提前一个星期关闭体育馆，不让学生使用。校内道路、楼房周围连夜除草除虫。体育馆内临时安装众多除湿机，以免马克龙对广州的潮湿气候感到不适。更搞笑的是，体育馆厕所里多年来一直使用的蹲厕，也为此演讲而紧急全部改装为坐厕马桶。 试想，这样的情况下，马克龙总统也好，马英九前总统也好，能够“交流”到多少民间的真实呢？ 说到马克龙和冯德莱恩，我又想起这一周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在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访华前夕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习近平与普京一年多前在俄罗斯发动侵乌战争前夕发布的联合公告中所说的“中俄合作上不封顶”，“仅仅是修辞而已”。那么，马前总统或蓝营的其他朋友如果从中共那里听到过任何“共识”或“和平”的承诺和保障，又如何保障日后不会又沦为“修辞而已”或“历史文件”的下场呢？ 有请各位嘉宾，对蔡英文总统的这次美洲之行有什么成果，两英出访各有什么得失和对两岸事态与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围绕这些事件发生的其他新闻，给予解读、分析和评论。
马云回国成为国际大新闻，连全球股市都振作了一下。华尔街巨头不是真的看中马云，而是借马云回国做一番文章，替中共重启经济鸣罗开道。 马云出国不是自愿，回国也不是自愿，都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如非在国内待不下去，如非自己在阿里巴巴已无所作为，他还可雄心勃勃拓展他的商业王国，进而成世界巨企，那他能舍得自己的商业王国？ 马云被夺权边缘化，阿里巴巴成中共囊中物，中共便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定居日本，周游列国，虽然虎落平阳，幸而身家性命尚可自保，比起孙大午在中共黑牢渡日辰，已算万幸。因此马云在外国，也乐得悠游林下，享受人生。 他与家人住在日本，有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想去哪里都很方便，现在一回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出来了。有人说马云回国是和中共当局做了交易，其实中共要你回去，根本不需要交易，只要暗示几句，马云就不能不听话了。 马云从创业那天起，背后就有红二代，一大帮红二代利用他揾食，几十年间撕掳不开的复杂关系，彼此有共同利益，也有利害冲突。如果这些红二代出声，要求他回去向中共交代，那马云能不回去吗？ 马云手下，有一大班从创业起就一起打江山的手足，还掌管各自的势力范围，马云不听话，这些小兄弟都不会有好下场，马云为这些兄弟著想，也不能不回去。 更重要的还是，整个阿里巴巴集团，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共让你生你才能生，要你死你必会死，马云为保住自己的心血，也没有条件讲价钱。 说到底，马云若不听话回国，他在国外能平安过日吗？中国情报系统无孔不入，他住在哪里都没有安全感，他也没有足够能力保护自己家人。他掌握太多高层机密，知道太多官商勾结的内幕，一身反骨又外逃，中共能放过他吗？ 所以普通人都可急流勇退，小隐隐于市，唯独马云没有这种自由。 中共为什么“盛意拳拳”，要胁马云回国？一方面，中共急于重启经济，马云是标杆人物，他回国象征大陆经济将开启一个新的起点。 另一方面，中共已完成对阿里巴巴的整改，商业巨无霸一拆成六，每一家都派一个一股董事去投否决票，孙悟空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再往后，一波波整改再剥皮拆骨，马云变成一个青瓷花瓶，供养在几案上，让党官们得闲清玩，何等快活。 和中共只能讲利益，不能讲交情，一日还有利用价值，一日都是安全的，一日失去利用价值，则日日都有危险。你能利用官场人脉关系追逐自己的利益，中共更能利用你去达到他的政治经济目的。 马云有一次演讲，大谈尊严与诚信，说他公司草创时就反对收贿索贿，曾经忍痛炒掉两个最会赚钱的高层。他有什么尊严谈诚信？做红二代的白手套，借红二代的权势为自己的生意背书，以交换巨额金钱利益，那只是更深藏的贿赂，马云没有那么伟大。 中国经济面临生死存亡，习近平如履薄冰，准备重启经济来救活自己，对外放软身段，对内拢络私企，希望喘定了再作图谋。可惜邓江胡三朝，中共低声下气还有人相信，中国人如蒙大赦奔小康，西方各国寄希望于中共实行政治改革，那时韬光养晦骗了全世界。 习近平上台十年，将中共仅存的一点信誉都耗尽了，习近平的斗争哲学东升西降，铁了心走回头路。近年外企被赶走，失业浪潮汹涌，中美成了死敌，还有谁会被中共一时的愁眉苦脸低声下气再蒙骗一次？ 经济起落，时也势也，把它玩死很容易，要它复活却很难。经济兴旺取决于政治清明，你不珍惜它，它离你而去也是天公地道。习近平上台后国进民退﹑战狼外交，都以作践经济来完成，作践经济时很过瘾，经济濒死才叫苦已经太迟。 马云是商业枭雄，生逢末世，身不由己，他被胁迫回国，又要在中共刀口下求生。他不能救中共于垂死，唯一的希望是中共死得比他更早，否则，马云最终也只是中共的陪葬品。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第三次担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一众亲信上位，党内其他派系或被清除或被收编。百官心理变态，对上肉麻表忠，对下滥权发狠，相互间内斗不止，史称红朝的中共政权已进入一种颇具特色的太监化的状态。 科学家惊人语：中国正在批量生产“太监” 在习近平三连任前后，中国生物学家饶毅的一篇示警“国家太监化”的旧文在网路热传。文章警告：当今的中国在批量生产“太监”。 这篇原发在2015年5月的《科学画报》上的文章解释说，“太监化”就是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捞取利益，……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之争。 文章指，不少人被公认“成功”且必须“夹著尾巴做人”，其实就是太监化潜移默化的结果。“夹著尾巴久而久之成习惯后，最后无论获得什么机遇、条件，都不能恢复正常做人的样子。”更有人一生将太监化进行到底，还因获得权钱而洋洋自得。 太监化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是帮上级的忙，只是给上级撑一时的面子，更不为国家长远著想，“多层面呈现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 文章最后说，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乃是强国之必需。 饶毅文章主要警示在社会、文化和科技领域要提防太监化，然后笼统说到国家应警惕太监化。饶毅本身是官办的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在中国，大学校长也是大官儿，当然通晓官场潜规则，所以他的文章更多的应该是针对官场现状的刻划。 中共官场已深度太监化 中共官场历来多少有点太监化色彩，但当下官场的深度太监化却是前所未有。习近平在压制团派的同时，让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和何立峰等亲信顺利掌控中央关键部位。三名不同程度有江派背景的上届常委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也获网罗续任。一大批习亲自选定的地方大员布局全国。 到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这轮人事布局结束，外界公认习近平权力达到了他上台以来的顶峰，也为终身执政铺平了道路。有人称之为习正式称帝，或是二次称帝（2018年修宪破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为第一次），这些说法也不为过。 目前习领导的新治国班子，连过去李克强那一点不同调的杂声都消失了，全部是“习声”。整个官场充斥阿谀奉承的风气，以肉麻颂习为要务、为荣。这种中共官场表现，也符合饶毅定位的太监化：热衷内斗和讨好强权。 比如身兼中南海“大内总管”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既可以吹捧“总书记”：雄才大略、远见卓识、领袖风范、掌舵领航、指明方向，也可以针对所谓低端人口，“就是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硬碰硬……”。 当上常务副总理的另一名习亲信丁薛祥，曾吹捧习“是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的定盘星”，还说过中共要“在斗争中巩固和增强团结”的狠话。 2月24日，属于习家军陕甘宁帮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喊出“清理门户”的口号。他又强调要“真正让习近平总书记放心”。李希二十大上位前就称颂“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山高水长”。他管中纪委当然是个狠角色，但归根到底也只是政权中的“太监”角色。 御用文人出身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很早被已被认为是太监式官员，一直是习身边的佞臣。人称“笑面虎”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则是从江派投降过来另类“太监”。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身负陕西千亿矿权案和秦岭违建别墅案，几年前就被习近平警告过，现在虽然留任，其实也是夹著尾巴做人。 现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和广东省长王伟中也是知名的“太监”。李鸿忠在2016年第一个公开喊出拥护“习核心”，其“名言”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王伟中2018年5月在深圳官媒发表吓人的口号：“要把习近平的讲话‘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落到行动上’”。 中共二十大上被踢出政治局的团派人物胡春华，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虽然对前党魁胡锦涛被架出会场感到不满，当时怒容满面，但转眼就对习拍掌欢笑。二十大后胡春华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向习表忠，直到今年3月的两会上卸任原副总理，转任政协副主席闲职，重登副国级。胡春华其实是因为主动摆出“太监”作态，才获得保住待遇的养老职位。 之前，中共选二十大党代表和选国家机构领导人，首要的政治标准都是要忠于习近平。中共官媒文章称，二十大上来的中央委员，都是习近平亲自把关选定的。从这一角度看，习亲自选人，就是选那些保证能当“太监”的人。 李强将“官员当太监”制度化 符合太监化标准的中共官员很多，不再列举。重点说一说带头自我定位“太监”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3月刚上任总理的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大秘，他在上海奉习指令封城防疫搞得天怒人怨，结果照样被抬上国务院总理大位。以李强的秘书党思维，他掌握国务院，基本行为准则当然就是服务好习近平，当好“太监”。 未进中南海时过去看上去还算低调老实的李强，做法越来越令人瞠目结舌。自担任总理以来，他接连主持多场会议，频频向习“表忠”。 3月14日，李强主持举行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时说，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国务院定位首先是“政治机关”，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3月17日，李强主持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再次向习“表忠”，称要坚定维护以“习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3月24日，李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吹捧习近平自吹“人间奇迹”的全面脱贫，是所谓“千年德政”。 谁都知道中共的脱贫充满造假，但李强还是要为假脱贫涂脂抹粉。李强与前总理李克强的气节天差地别。李克强就敢公开说“中国有6亿人月入仅千元”，让习近平很不爽。 最近中共再次大搞党国机构改革，国务院的权力继2018年的机构改革之后再被大削。中共建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党的部门，直接插手政府运作，大搞强党弱政，甚至是以党代政。 不但如此，李强主持制订了新《国务院工作规则》，减少国务院常务会议次数，同时建立学习制度，重点学习习近平讲话。这实际上是加强国务院的政治性而降低其实务性，便于习近平强化对官员的洗脑，从机制上保证实现官员的太监化。 太监化将使政权败亡 从历史角度看，政权太监化是亡国的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子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公元917年-971年）南汉亡国之君刘?。 刘?荒唐地认定，大臣们如果有家室，就会为了顾及子孙而不能尽忠，因此他只信任宦官（太监）。 刘?在位期间的官制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凡是科举被录取者，要当官就必须先净身阉割。据《新五代史》记载：“至?尤愚，以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龚澄枢、陈延寿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 公元970年，宋朝派潭州防御使潘美攻南汉，南汉旧将之前多因谗言而被杀、宗室被屠，掌握兵权的只有宦官。刘?纵火焚毁宫殿，准备搭船逃离，但船舶遭宦官和卫兵偷走，最终他只好投降。公元971年二月，南汉亡。 与古代的太监不同，现在中共的政权太监化，并非生理阉割，而是精神阉割。当年共产党从苏俄流窜入中国并建立外来政权，中国人已经历一次精神上的被阉割，中共的党文化席卷中华大地、荼毒国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就是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洗脑，就是精神上的阉割运动。 习近平3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从4月开始，启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大搞学“习近平思想”的运动，以图“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中共将洗脑内容换上了新包装的“习近平思想”，就是对中国人进行二次精神阉割：想当官就得先对习忠诚，会背诵“习语录”，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到什么“两个维护”……。这一轮精神大阉割运动，首先针对所谓的政治精英阶层，然后推向全党全国，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全民太监化。 最近习近平新班子的政治经济动作不断，可能会高调喧嚣一段时间。但有史可鉴，习近平既然已经实现了政权太监化，离像南汉后主刘?一样败亡就不远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没有学术，只有宣传 二零一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下属的历史研究所升格为历史研究院——上级单位的名称是院，下级单位的名称也是院，主事者似乎不觉得叠床架屋。不过，更让人莫名惊诧的是历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任命——这两个职位都由正部级的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高翔兼任。 高翔是何许人也？高翔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比起假博士习近平来，确实是历史科班出身的真博士。他在社科院工作多年，一路攀爬到社科院党组成员和副秘书长，于二零一六年出任中共福建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福建是习近平的老巢，高翔出任此职，必定是受到习近平赏识，先到地方历练，然后再有大用。果然，一年后，高翔调回北京，出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这个职位无比重要，一方面是控制网路的操盘手，另一方面也是运用网路为“今上”涂脂抹粉的“总化妆师”。又过了一年，高翔回到社科院，先后被任命为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和历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政权没有国史馆的设置，社科院旗下的历史研究院类似古代王朝的国史馆。 历史研究院成立时，习近平发去亲笔贺信，希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特别要求，这个新成立的机构集中资源分析研究明、清帝国时期面对西方侵略、殖民，为保护国家利益与主权而采取长时间“闭关锁国”政策的各项优点。把缺点当成优点，是习近平的思维惯性。法国情资数位媒体《情报在线》指出，中国最高智囊机构社会科学院的角色非常特殊，专门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定调；社科院研究员都必须与共产党高阶公务员保持紧密联系。习近平如此重视历史研究院以及下达具体的研究任务，可看出习近平企图加强对学术界的控制，利用其研究能力为其政策服务。 高翔谨遵谕旨，挂帅主持名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探索》的课题研究。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明清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两朝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自主限关”政策，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过去对“闭关锁国”的全盘否定并不正确，朝廷面对外部侵扰，特别是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是明智之举，“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经济”，且维护了国家安全，值得肯定。 这篇论文引起海内外热议。这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听将令”式研究。过去三年，习近平实行“内防反弹、内防输入”政策（防疫如是，文化思想亦如是），加上在经济上提出“内循环”，令中国几乎“与世隔绝”。正如一条走红的微博所言，中国人靠二十年前出的书、十年前流行的音乐、五年前拍的旅游照片、去年挣的钱、三个月前封控时买的冻饺子、昨天的核酸检测结果和今天刚出炉的苏联笑话过活。而高翔领衔的研究，不仅为明清“闭关锁国”翻案，更是为现实政治辩护——习近平推动的“新文革”，重要策略就是重新关上国门，享受“自己造成与国际迫使的孤立”。 高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后一定可以获得进一步提升——王沪宁和李书磊就是他的榜样。习近平对高翔的重用，与此前对邱水平的重用一样——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出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邱水平，此前曾任北京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并兼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特务头子当北大党委书记，在中共建政以来是第一次，从中可见习近平的用人风格。习近平还让在上海实施暴力封城的李强当总理、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当政治局常委兼中办主任（这种兼职在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这些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什么样的主子，重用什么样的奴才。 一个想做学问的人，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 社科院没有社会科学，历史研究院没有历史，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的现状。高翔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而真正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学者茅海建，却早早被赶出社科院。这些年来被赶出社科院的还有刘军宁、张博树等第一流学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于今为烈。 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茅海建，曾出版《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等力作。他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清朝体制则早已积重难返，出路则是毋庸置疑的：“鸦片战争的真实意义，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 茅海建钩沉史料，戳穿谎言，比如一八四一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在许多论著中被大书特书：定海三总兵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茅海建指出，英军只有四千人，比清军人数少。清军没有血战六天六夜，不到一天时间就溃败了。根据英方记载，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有效的抵抗，只付出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 茅海建认为，战争的结果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面对一支装备了当时全世界最现代军事技术的舰队，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兼具国防军、内卫部队、警察这三重职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朝水师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军，大体上相当于海岸警卫队”。反之，英军以其强大的机动性、火力和专业技能，基本上决定了战争中历次战役的时间、地点、规模，沿海各地的清军都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清军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尽管英国远征军最初的兵力仅为七千人，但总兵力多达八十万人的清军基本分散布防在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也不足以确保在任何一场战役中占据优势。茅海建的结论是：这“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历史学的使命是追寻和接近真相。但是，一旦发现真相是残酷的、让人难堪的，如同伤疤被揭开会感到巨大疼痛，很多人就不愿直面了，反过来掩盖真相、迫害揭示真相的学者。茅海建的著作出版后，社科院领导非常恼火，将其斥为“汉奸”、“卖国贼”、“西方殖民者的帮凶”，说他“反动透顶”——“羞辱清政府文盲没文化，替英国人喊冤，是不是反动？中国自古以来自有一套外交模式，过不过时，落不落伍，也不能用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形式讲解吧？” 社科院领导模彷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的毛泽东，假装说要在社科院为茅海建的著作展开学术讨论会，诱使茅海建在会上发言，然后搜集其言论，罗织成罪证。幸亏茅海建从友人那里得到消息，在会上谨言慎行、沉默是金，这才逃过一劫。随后，他被迫离开社科院，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回顾这段历程，他感慨万千说：“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想做学问的人，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问进行到底’。”他始终相信，“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毕竟还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 高翔之流，将学术作为敲门砖，作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不惜指鹿为马、信口雌黄，虽平步青云、峨冠博带，却应了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话，“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作为高翔反面的茅海建，虽然一直逃遁到几乎是“海外”的澳门，才能安置一张书桌，但他这样的学者的存在，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顾炎武所言不虚：“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的消息，证明了大家的预测：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根本就不是为了调解俄乌战争，而是为了挑拨欧美关系。马上，欧洲最喜欢表现特立独行的法国总统，上赶着来到北京朝拜习皇帝，还说什么超越分歧和约束。什么分歧？最大的分歧就是民主自由和专制独裁。什么约束？现在所谓的约束就是民主国家联盟，反对侵略乌克兰。 超越了分歧，所以什么人权呀，新闻自由等等就不在话下了。超越了约束，所谓希望习近平调解俄乌战争也就成了幌子，成为遮掩巨大商业团队目标的障眼法。确实，习近平的挑拨离间落实在了法国身上。正在困境中挣扎的法国总统，正因为百万人抗议和经济衰退不知所措的马克龙先生，狠狠地抓住了习近平主席这根稻草。看上去习近平的挑拨离间似乎成功在望了，战狼外交开启了新篇章。 可是仔细看看新闻就发现，小马先生还是心虚，出访前先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个电话，取得谅解。你要超越约束，超越西方联盟一致立场了，总得和老大哥交代一声，求得哪怕是口头的同意。美国能说不让你做生意吗？不好说什么吧。然后还拉上了强硬派的欧盟主席一起去北京，以便堵住欧盟内部批评的嘴，让大家投鼠忌器。 然而，说书先生的学问都在然而之后。然而，法国和欧洲的批评依然蜂涌鹊起，没有发现媒体赞扬马克龙的北京之行。温和一点儿的媒体不愿意得罪大企业，就说怀疑马克龙太天真。刻薄一点儿的就说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就喜欢扮演投降派，是个不可靠的朋友。 这种舆论必然迫使政客们改变态度。马克龙总统也必须在返回法国之后，平衡舆论和利益之间的落差。他的利益还是在法国和欧盟。订单到手之后就会是“这个世界上究竟谁骗谁”了，其它欧洲国家也会有样学样，蜂涌到北京去讨饭，最后再来个人傻、钱多、快来。欧洲因此就和美国分道扬镳了吗？不可能。 只不过是习主席的大撒币改变了一下方向。撒完非洲撒俄罗斯，现在要撒发达国家了。证明美国说中共不再是穷国，没说错嘛。争辩也没用，这么大撒币就是美国也没有。你还装穷就太不合理了。这就是习近平外交光辉的第一回合，战狼加上大撒币的光辉耀眼。 这次强硬派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随同访问北京，有着监督马克龙的意思。防止马克龙有什么秘密协议，代表着欧盟二十七国对法国出幺蛾子的担心。可是习近平居然搞出一个分别会见，先见马克龙，后见冯德莱恩。可是最后还是不得不一起会谈，否则人家马克龙回去之后怎么交代？这种欲盖弥彰的小鸡贼，也就是小习这个档次才干得出来。 当年强大的苏联霸权，在和民主国家的军备竞赛中轰然倒塌了。它分崩离析成为二流国家，经济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连不读书的邓小平都看出来了，跟着苏联的就穷，跟着美国的就富起来了。所以搞了个半吊子改革，拉拢美国，发展经济。现在习近平要搞大撒币竞赛，而且要和苏联的遗骸俄罗斯合作，对抗美国和民主国家。这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都在议论新的国际秩序，可能还真的和中共有关。但那是在习近平的大撒币竞赛崩溃之后，重建的新的世界格局，而不是习近平当道的，后共产主义的秩序。因为共产党的道理就是不讲理，不讲理哪有什么秩序？这就是法国人的天真之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