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ropic 向美參議院指控阿里巴巴「蒸餾」Claude技術
2026 年 6 月 25 日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後，高層人事變動中一個最大的異數是陳希。陳希是習當年的大學同窗兼室友，兩人私密關係非同一般。陳希實際操盤習近平前兩任期的人事，又暗控習第三任期人事。他二十大後遲至近日才卸任中央組織部長，至今仍任中央黨校校長，此事非同小可。 筆者認為，平時看似低調的陳希，雖級別低於李強和蔡奇，但堪稱習近平親信圈子中最獲信任的權臣，他在習家軍中手握三大幫派，未來對於習近平搞黨內鬥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習近平三屆人事全託付陳希 4月28日，中央黨校舉行2023年春季學期首批進修班畢業典禮，陳希仍以校長身份出席並頒發畢業證書。按中共慣例，如王岐山、韓正任國家副主席是正國級一樣，連中委都不是的陳希，仍是副國級的待遇。 中央黨校是培養中共高級幹部的重要基地，官員升到副省部級之前都會上中央黨校學習。中央黨校的「中青班」，每年兩期，學員多為地市縣的廳局處級幹部。事實上，中央黨校也是官場造成腐敗的基地，各地官員在這裡相識，相互傳授貪腐竅門，也為日後拉幫結派打基礎。 2018年，中央黨校兼并原屬國務院的國家行政學院，合稱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陳希成為校長兼院長，也成為黨政高級幹部培訓基地的掌門人，等於所有黨政新晉高級官員都是他的學生。 陳希卸任中組部長，但續任中央黨校校長的安排比較特殊。之前喬石、胡錦濤、曾慶紅、習近平、劉雲山等人擔任中央黨校時都是政治局常委。5年前王滬寧接替劉雲山，未接任校長，而由時任政治局委員兼中組部長陳希接任。中共二十大後陳希已不是政治局委員，卸任中組部長後，其中央黨校校長職務既沒有交給新任中組部長李干傑，也沒有給分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蔡奇，而是以普通黨員身份擔任。 蔡奇也是習近平的親信，說他太忙無法兼顧黨校，還說得過去。而陳希沒有交棒給李干傑，可能就是習近平的問題了，就是說習近平只信陳希。 陳希生於1953年，是福建莆田人，1975年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清華大學化學系，和習近平成為同窗，兩人據傳還是睡上下鋪的室友。陳希還是習近平當年的入黨介紹人，他掌管清華大學期間，幫習近平取得了博士學位。 習近平在2007年晉陞政治局常委後，幫助陳希從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升任教育部副部長，之後陳希任遼寧任省委副書記、中共科協常務副主席。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掌權後，迅速安排陳希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架空時任部長趙樂際。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陳希接管中組部並進入政治局，隨後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次年兼國家行政學院院長，控制全國高層人事任命。 2022年中共二十大，69歲的陳希未進新一屆政治局，外界認為他就要退休了。但是他的中組部部長一直等到完成了今年3月的兩會人事調整，包括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李強擔任總理之後，才正式卸下。而對比前兩屆的中組部長，趙樂際接替李源潮、陳希接替趙樂際，都是在黨代會閉幕的當月進行。 也就是說，習近平前兩屆任期，包括第三任期的前部分，實際上所有由中組部控制的人事安排（所謂中管幹部的調整），都是陳希直接聽命於習在做。 習近平用人的特點就是用「熟人」——和他早年有過生活和工作交往，且關係經過考驗的人。現在習家軍的一眾代表人物都是習的「熟人」，而陳希是最重要之一，基本上和蔡奇、李強同列，但陳希和習的關係更鐵。 現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長李干傑雖然也是畢業於清華大學，但和習近平過往沒有直接交集。他本身是核專家。這類技術官僚可能在中央黨校這種地方，不一定混得開，甚至人事工作也未必能玩得轉。 時時有不安全感、擔心滿場「兩面人」的習近平，不太可能放心讓李干傑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他還會要求陳希以校長身份，幕後「指點」李干傑的中組部工作。 陳希手握三大幫派 中共二十大後，不少觀察者認為習近平個人權力穩固，表現之一，就是他的親信全部布局高層。但忠於習近平的群體中免不了出現新的爭鬥，這也符合常理，就如當年毛澤東之下的派系鬥爭。筆者曾以籍貫或仕途經歷地，歸類列出習家軍的大致派系，包括福建幫、浙江幫、新上海幫、陝甘寧幫、黨校幫和清華幫等，當中包括習的嫡系習家軍，以及延伸的部分官員。 習的最重要權臣陳希，不同程度握有其中的三大幫： 其一、陳希發跡於清華大學，當然可以被視為清華幫的幫主。 其二、習近平2007年12月至2012年12月任中央黨校校長，在這階段作為儲君角色，這期間網羅的李書磊和石泰峰，現在都是政治局委員，他們均屬於黨校幫。但到陳希掌管中央黨校之後，習的黨校幫，應以陳希為首。 其三是福建幫。陳希是福建莆田人，而習近平在福建任職長達17年。習掌權至今，福建籍或有福建背景的官員，包括蔡奇和黃坤明，從中央到地方冒升，成為官場重要勢力。這些官員的提拔重用，都是2013年4月就實控中組部的陳希經手。 現任中共高層官員中，福建籍的除了陳希之外，還包括幾名習家軍代表，包括政治局常委、中辦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掌公安部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王小洪。儘管蔡奇身居常委，但陳希卻是福建幫中的老大哥。 福建籍高官還有發改委主任鄭柵潔，退役軍人事務部部裴金佳，東部戰區司令林向陽，網信辦主任庄榮文，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林銳，山西省委書記林武，國台辦副主任潘賢掌、江西省長葉建春、江蘇省長許昆林、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新聰、中科院院長侯建國、中組部副部長黃建發等人。 現任副總理何立峰是廣東興寧人，生於福建省永定縣，早年在福建任職就是習的鐵杆；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是江蘇東台人，生於福建南平，與習也有淵源，曾是駐守福建的31軍軍頭；中央軍委委員苗華是江蘇如皋人，生於福州，他早年在31軍當政治部主任，與習近平交好。 習的心腹之一、中共國台辦主任宋濤也是福建幫代表人物，他雖是江蘇宿遷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縣當知青，福建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從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 現任財政部長劉昆，祖籍廣東省潮州市，在福建省雲霄縣長大。劉昆和習親信何立峰是大學同學。 中共這種幫派一般情況下並不緊密，甚至有時稱之為幫派有些牽強，所以只能算是一種簡單粗糙的劃分。但從令計畫家族當年在官場建立山西同鄉為主的「西山會」，以及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被當局指控組建「政治團伙」來看，幫派利益集團，在中共內部是一個事實的存在，關鍵時刻就會成形，會起作用。 習近平上台後打擊政敵的其中一條罪名就是「團團伙伙」「拉幫結派」，但是他阻止不了追隨自己的這幫人分別建立勢力。由於習對陳希特別倚重，放任其手握多個習家軍內部幫派，也並不稀奇。 需要注意的是，陳希在卸任中組部部長之前，就已將福建老鄉、浙江省委前副書記、省委政法委書記黃建發提前調任中組部副部長。黃建發往後應該就是陳希用來監視中組部部長李干傑的眼線。儘管李干傑也是清華幫人馬。 陳希助習挨到紅朝末年 習近平上台後清洗大批野心家及其黨羽，他長期重用陳希，當然是寄望陳希幫他把控人事關，防止朝廷上出現新的野心家。但近年當局拿下的大批「老虎」，其實都是陳希經手提拔的。比如孫力軍升任公安部副部長，雖然有孟建柱和韓正撐腰，但中組部是陳希簽的字。 在習的第三任期，還要靠老臣陳希掌握中央黨校這個黨官培養基地，並實際暗控中組部，可能確實是因為陳希夠忠誠，又老成持重。只是現在已是中共紅朝之末，人心敗壞得不行，即便大搞強制學習「習近平思想」的洗腦運動，官員也只會表面應承，朝中儘是「兩面人」。陳希助習，也只是在內鬥上加碼，無法挽回亡黨的趨勢。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又到五四了。五四是青年節。今年的五四青年節過得好像很冷清，既沒見舉辦什麼大型的紀念活動，也沒見中共領導和官方媒體大做文章。不錯，很多官媒都在顯要位置上刊登了習近平關於青年的講話，不過一看，全是過去講的。 今年國內的五四缺少節日氣氛，說來也情有可原。因為在這段期間，中國的年輕人普遍很鬱悶。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3月份全國失業率為5.3%，但16至24歲的青年人失業率卻高達19.6%。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有工作的薪資也很低。今年的大專畢業生多達1160萬，破歷史記錄。其中相當一部分將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命運。近來，年輕人求神拜佛的格外多，甚至還出現了好幾起相約自殺的。這一系列負面信息，都給今年的五四投下了深重的陰影。 關於五四，有必要多說幾句。 五四是兩岸三地和海外華人唯一一個共同的政治性節日。五四的歷史地位奇特，越到後面越成箭靶子，什麼箭都往上射。五四被不同的人賦予了不同的意義，以至於到後來，一般人都分不清什麼是它本來的意義，什麼是它引申的意義，以及哪一種引申的意義更真實、更合理。 五四有兩個含義，一是指發生在1919年五月四日當天的學生運動和隨後幾天在全國多個地方發生的有學生也有市民參加的的街頭運動；五四的另一個意思是指在1919年前後幾年間發生的新文化運動。這是有聯繫也有區別的兩件事。 在五四運動中，學生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思想界大力推崇「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有人還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說五四運動是當代中國激進主義的濫觴，應不為錯；但要說在五四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有多大的影響力，那就未必了。五四時期，思想界百家爭鳴。在那時，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只是其中的一家一派，而且還是比較小比較弱的。這也難怪。因為在那時，國人知道的那點關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東西，全都是三手貨四手貨，連《共產黨宣言》都是在五四運動過去一年多的1920年8月才有了第一個中文譯本。連中共創始人、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都是在五四運動一年多以後才宣布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的。五四運動大力推崇的是德先生賽先生，不是馬（克思）先生共（產主義）先生。五四的學生領袖，沒一個姓「共」。至於毛澤東。五四時期的毛澤東，還不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徒，也不主張暴力革命。五四時期的毛澤東思想很龐雜，主要是無政府主義。五四運動爆發時，毛澤東在湖南。他和湖南的青年一道成立了湖南的學生組織，和北京的運動相呼應。在這一年的7月，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他在發刊詞主張的是「呼聲革命」、「無血革命」。中共說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我們要知道，就在五四那一天，北京學生遊行到美國公使館門口，高呼的口號是「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以上這些事實，就連中共體制內的一些學者專家都寫到都承認的。只不過由於中共一向篡改歷史，並且利用宣傳機器大力鼓噪，蒙蔽了不少人。今天我們紀念五四，有必要說明這些真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天是大陸的青年節，習近平發布了新的徵兵法。青年們是不是又要上戰場了？這應該是大陸青年們關心的問題。當然，現在青年的就業問題是急切關心的燃眉之急，似乎戰爭離得還遠。 其實在弱智官員的再次上山下鄉的建議失敗之後，徵兵不失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不打仗徵兵幹什麼，白花錢養著嗎？習近平現在連地方政府都快養不起了，真有閑錢養兵玩？這幾個問題確實需要認真想一想了。 習近平動員軍隊做好打仗的準備，不是一天兩天了。他為什麼非要打仗呢？這和他現在的處境有關。經濟下滑，民怨上升；加強鎮壓，引起反彈；清黨行動，內部人心浮動；支持普京，遭到幹部階層抵制。這就是崩潰的節奏呀。 出路在哪兒呢？發動一場戰爭，似乎是解決困境的唯一選擇了。這個古今中外常用的老辦法，既可以轉移社會的注意力，又可以使得內部鎮壓合理化，還可以加強百姓對饑寒交迫的忍耐力。何樂而不為，至少可以試一試。這就是海峽兩岸危機加重的根本原因。什麼勝呀敗呀之類的預測，都不是小習同志考慮的範圍。 從習近平的國際政治布局上，也可以看出這個計劃已經開始很久了。宣傳和對台灣施壓，是中共的長期操作，最近幾年來突然加強了。對敵方開展心理戰，是增強己方勝算的常規手段。飛機軍艦對台灣施加壓力，是瓦解對方心理的有效操作。浪費點汽油不算什麼，就當是訓練和演習了。 最重要的布局，就是忽悠普京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轉移美國的注意和力量。當然普京也有他的國內政治需要，所以二人一拍即合。結果符合了中國戰略家們的預計，戰爭久拖不決，吸引了美國和西方大量的資源和注意力，為習近平的台海戰爭預留了空間，減少了和美國作戰的不利因素。 由於普京擁有世界上一半的核武器，也由於西方人不想為烏克蘭打一場核大戰，所以普京立於不敗之地。由於美國和歐洲，都不願意讓俄羅斯勝利佔領烏克蘭，所以普京也很難徹底打敗烏克蘭。戰爭曠日持久是目前的局面。 戰爭的拖延，正好符合習近平發動台海戰爭的需要。所以習近平的戰略指導方針，就是讓俄烏戰爭繼續下去，不要很快談判停戰。所謂和談的高調，是要取代歐洲主張和談的地位，控制俄烏戰爭的節奏，消耗美國的資源和耐心。畢竟民主政治的現實，使得老百姓對外國戰爭的耐心是有限的。 美國和亞洲民主國家已經注意到了習近平的陰謀布局，已經有很多動作來預先應對。亞洲小北約逐漸形成，各國的聯盟得到了加強，軍事力量也在逐漸增長，對台灣的關注度迅速上升。台海問題不再是海峽兩岸的問題，而成為一個關係全球利益的廣泛問題。 習近平如果發動戰爭，將面對亞太小北約的團滅。亞太小北約的總體實力不是共軍所能夠戰勝的。就像拜登總統警告北朝鮮一樣，一旦發動戰爭，就是共產黨滅亡之日。習近平可以找普京去避難，其他的官員們往哪兒逃呢？老婆、孩子、錢包都在歐美國家，發動戰爭後還敢去嗎？ 所以，阻止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不僅是老百姓的需要，也不僅是周邊國家的需要，更加是中共各級官員們的需要。即使不為了國家和百姓，僅僅為了你們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也要想盡辦法阻止習近平的好大喜功，胡作非為。他想當漢武帝，得穿越回去兩千年才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幾個月，從中南美洲千里跋涉前往美國墨西哥邊境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俗稱「走線」，人數之多僅次於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而位居第三。路透社記者沿路跟蹤採訪，在上周披露了這一驚人發現，一時間輿論大嘩。 美墨邊境的大規模偷渡客困擾美國久矣，一直以來都與中南美洲動亂、戰爭或貧困的國家緊密相關。但當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國、以「一帶一路」的金主姿態儼然是這些發展中國家最大債權國的時候，這種大規模逃離中國的難民現象自然匪夷所思。 當然，歷史上的中國難民潮並非少見。今天全球分布的八千萬華人就是過去幾百年移民浪潮形成的。其中最特殊、也是最近的大規模難民潮，如果不算1965年的印尼華人難民、1975年後的南越華人難民、以及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從福清、長樂、溫州、藁城等地出發的集體移民，最具歷史意義的恐怕是1960年開始的「逃港潮」。那時的中國處在三年饑荒中，那些逃港人群也成為外界觀察封閉中國的唯一指標。再來就是2021年香港《國安法》通過後的精英逃亡。 中國夢破滅，走線成了最後希望 今天的「走線」人群，在階級歸屬上介於底層「逃港者」和香港今天的中產逃亡者之間，在中國大陸也屬於所謂中下階級，即那些嚮往中產階級但始終掙扎在比底層階級略好一點的境地，在中國的人數最多，但他們既沒有公共話語權，又缺乏政治上如農民或貧困者那樣的特殊待遇，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 這種階級狀況決定了他們可能是三年疫情動態清零政策的最大受害群體，也重合著此前的三聚氰胺奶粉受害群體、強制拆遷受害群體、甚至法輪功練習群體等。當他們在三年疫情結束之後瀕臨破產，中國夢已然破滅，卻沒有中產階級獲得各種合法移民的知識和條件。他們所有的，是最後一點財產和尚能勞動的身體，以及手機社交媒體上特別是抖音上傳播的「走線」視頻。走線和大洋彼岸的自由，成為他們生活的最後希望，如同朝鮮「脫北者」一般。 然而，媒體所總結的上述階級畫像只是片面的，並沒有看到在今天的中國政治環境下，走線者背後一整個龐大群體所面臨的階級狀況是多麼危險。大多數走線者甚至早在疫情之前，已經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險，才最終選擇了這條曾經被福建偷渡者走過的線路。 修訂《反間諜法》，築起新柏林牆 這個危險，就是一座環繞中國的新柏林牆的矗立。只是，這座柏林牆，不僅包括了簡單的互聯網防火牆、物理邊界上的鐵絲網，還在於中國的統治集團在結束動態清零期間的單方面停止出入境和斷絕交通後，以所謂「高水平開放」的名義，在繼續保持開放的假象下，開始建立一個嚴格的出入境控制體制，包括對資本、服務和人員的出入境控制。比較冷戰時期民主德國對公民旅行權利的限制，特別是柏林牆的封鎖，這一道新的柏林牆更有選擇性、特權性、也是任意性的。 這個新柏林牆的建立，是以2023年4曰26日通過修訂《反間諜法》和新的《實施條例》為標誌，安全機關被明確賦予了剝奪公民出境權利的權力。總部位於都柏林的人權捍衛組織最近也發布了一份報告，證實了過去數年間已經有數萬中國知識分子、企業家、和公民社會活動分子等以所謂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被限制出境。許多持有國外綠卡的中國人、甚至非中國公民，在過去幾年也淪為這一制度的犧牲品，被限制離開中國。 出於對這一極具任意性安全威脅的恐懼，可能因為包括互聯網交流在內的廣泛懷疑就可能被限制出入境並被調查，大批在疫情期間猶豫不決的外資企業在過去一周紛紛開始撤離準備。他們終於了解，從今年「兩會」結束後中國當局聲稱的高水平開放意味著怎樣一種交易和不確定。 「高水平開放」輪不到我，走線永不會停歇？ 不過，對廣大中下階級民眾來說，「高水平開放」的有限開放政策還意味著他們整體正在淪為「低端人口」，被剝奪旅行自由、不屬於高水平開放政策所受益的非公民。早在2017年冬天北京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就是中國城市的中下階級群體，在政治上完全弱勢，經濟空間微薄，無力抵抗政府。在地方當局對民企的任意打壓下，在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下，他們損失慘重，也對年初以來中國當局對民企、對開放的任何新承諾都喪失了信心。 在他們的微觀環境中，超出社會精英們擔心的間諜罪指控，他們已經感受到身為廣義低端人口的階級狀況，如同春江水暖鴨先知一般預感了清零政策在疫情後的永續和制度化，無所不在地填滿低端人口的日常生活，也剝奪了任何希望。 對中國普通人民來說，這是切身的集體恐懼。他們所恐懼的，不是他們從未見過的柏林牆，也不是他們即將翻越然後獲得自由、矗立在美墨邊境的高牆，而是「清零噩夢」的永存，如同永遠難以癒合的疫情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 所以，只要中國統治者繼續隱瞞新冠病毒的起源、繼續逃避「動態清零」的責任，並且以各種方式繼續閉關鎖國、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那麼新的柏林牆就將日益鞏固並且誘導中國和世界進入新冷戰的脫鉤進程。那麼，走線就將永遠持續下去，逼迫中國當局要麼提升至「更高水平的開放」、要麼徹底放棄開放，回歸清零時期的閉關鎖國。 在這意義上，擁擠在中南美洲熱帶雨林中走線的中國「低端人口」們，正以中國人熟悉的「長征」模式，繼續著2022年11月底爆發的白紙革命，反抗他們身後的新柏林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全球去美元化今年以來有加速趨勢，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原因是美元「武器化」，即美國濫用美元地位，對它不喜歡的國家進行制裁，特別是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凍結俄羅斯央行的外匯儲備以及俄富豪在美國的資產。這使得一些專制國家的官員和富豪，還有那些自感可能被美國盯向的人，對將資產放在美國和西方國家不安全。 美元「武器化」所導致的去美元化也引起美國政商兩界關注。比如，財長葉倫承認，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正在給美元帶來影響，甚至可能危及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特斯拉主人、大富豪馬斯克發推評論，如果將一種貨幣 「武器化」的次數足夠多，其他國家就會停止使用它。對美元「武器化」最擔憂的國家，應該算中國了。美國會前不久通過的554法案提到，如果中共入侵台灣，將公布中共官員和富豪在美國的資產和存款，並將制裁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這一消息公布後，很多評論認為，美國的這一行動能有力震懾中共，阻止中共武力犯台。 我倒沒有這麼樂觀。若僅僅是公布和凍結中國的官員和富豪在美的資產和銀行存款，其在阻止中共武統台灣的問題上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除非屆時將中國的近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及近9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一併凍結和作廢，或許才會起作用。但如果真到這一步，中國可能也會將西方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和資產凍結，有人計算，後者摺合成美元高達5萬多億，比中國的外儲和美債加起來還多。 當然，西方企業在中國的資產多以實物和技術的形式存在，不像外儲和國債的流動性強，可以隨時變現。而且中國凍結西企的在華資產，西方國家也會凍結中國企業在它們的投資和資產。這就是雙方報復。中國總的損失還是會比西方多。不過，鑒於這種雙方報復的數額巨大，我認為美國和西方國家未必會像對待俄羅斯一樣，也凍結中國的外儲，沒收中國的國債。 可話又說回來，正預感到美國會走這一步，中國在攻打台灣前會大幅減少外儲，拋售美債。中國已經連續多月在賣美債，從原先全球持有美債最多的國家變成第二，不足9000億美元了。 單就凍結中國官員和富豪的在美財產來看，威懾效果是很有限的，原因在於，能夠給習近平施加一定壓力的中央委員及以上官員的在美財產，特別是銀行存款和有價證券等，不會太多。過去，中國的官員尤其貪官，喜歡把贓款往美國轉移，覺得美國是保險柜。企業家和富豪也一樣。但自習上台後，加大反腐，嚴查官員財產，在黨內強化財產申報制，雖然該申報不對社會以及黨內公布，而掌握在中共各級紀委和領導幹部手上，但客觀來講，這個申報還是很嚴，條目細化，官員個人和親屬在外國的財產都要申報，如若瞞報，查出來會受處罰。在這種政治高壓下，相信高層官員還敢往美國和西方國家轉移資產的不多。尤其是政治局層級，包括副國級在內的中共高官，習肯定會明確要求他們及其家屬不準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開設銀行和股票帳戶等。至於習本人，為起表率，是不太可能在美國或瑞士的銀行有存款的。他幾年前就把在美國哈佛念書的女兒召回國，為的就是阻別人的嘴。 當然，不排除還會有中共的高官以各種方式將資產往美國或西方國家轉移。但在美國去年開啟制裁俄羅斯官員和富豪的模式後，尤其在美國國會出台554法案後，不等習近平的嚴令，他們自己可能就得考慮從美國轉移資產了。等到中共真打台灣，還在美國有財產的中共高官應該很少。 退一步，即便在美國有財產的中共高官很多，他們是否能夠施壓習也是存疑的。為什麼這麼說？若他們在牽制習上可以發揮作用，習也不至於走到今天。習的內外政策可以說首先不符合黨內多數官員的利益，但他們對他無可奈何，只能眼睜睜讓他失控。何況，對中共官員將在國內通過各種非法和看似合法手段得來的資產存放海外，中國百姓從來是很氣憤的，他們對美國國會通過凍結中共高官和富豪財產的法律拍手稱快，認為是幫了習反腐大忙，有所謂民意做後盾，習根本不會怕高官們的聯手施壓。 中共高官在美有大量資產的不多，但是副省部級及以下官員在美和西方國家有資產的總量會不少。可這部分官員對中央的政策所能起的作用更有限，他們更多是政策的執行者而非決策圈人，不可能去給習施壓。 假如台海戰爭爆發，美國對中共高官和富豪的資產凍結，受影響最大的另一群體是中國的富豪。相對官員在轉移財產的過程中會有很多禁忌，企業家和富豪就少一點。改革以來，後者一直在把國內賺到的錢轉移國外，存入瑞士的銀行等，習上台後，尤其在他的第二任期，財產轉移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現在他們發覺，放在美國和瑞士等地的銀行存款和有價證券也不安全了。過去瑞士被認為是各種贓款的天堂，瑞士的銀行從來不問存款人的來源，所以中國的貪官和富豪喜歡把錢存放在瑞士。然而這次瑞士打破100多年的中立國規矩，配合美國制裁俄羅斯，以致也讓自己的銀行出了問題，瑞信發生危機的一大原因是原來在那兒存款的很多有錢人紛紛把錢取出來，導致它的資產儲備不足。這些把錢轉出瑞信的有錢人應該也有一部分是中國的官員和富豪。 我這幾天聽到一個朋友說起他的企業家朋友，最近在做的就是兩件事：回國以及從美國轉移資產。朋友的身邊經常有一幫「潤」在美國的中國企業家，他們基本上把資產都轉移出來了，去年的狀態是吃飯聊天，處觀望狀態，但今年在中國政府的政策發生變化，再次擁抱經濟後，找他聊天的少了，紛紛回去。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忙著把一部分資產從美國轉移出去，覺得不安全。轉移到哪兒呢？不是新加坡而是香港。認為新加坡也不安全，關鍵時候，新加坡還是要聽美國的；香港這個燈下瞎的地方眼下反而是安全的。因為中共要穩住香港，不能讓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倒下，所以暫時不會對資產採取限制措施。 從這個別事例來看，雖然從美國轉移資產的中國企業家可能還不是普遍行為，但也許預示著一種趨勢，對美國保護來自專制和敵對國的富豪的個人財產越來越不放心。美國和西方凍結俄羅斯富豪資產的舉措確實引起了爭議。既然保護個人私產被視為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立國的基礎，現在只是因為這些富豪來自對美不友好的國家，就有可能資產被凍結，當然會令他們不安心。事實上，就中國的情況言，那些把資產轉移海外以及「潤」出來的企業家和富豪，多半對習還是很不滿的，用實際行動「投奔」自由世界，現在他們的資產卻因為中國政府的舉措有可能受到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制裁，有違契約自由的精神。故美國此舉是否明智，可以討論。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正是在通過對當年「西路軍」的歷史的發掘，得出了「黨內鬥爭如此的複雜而殘酷無情」的結論。 相比於李新，當年劉亞洲在其有關「西路軍」史實的著述內容中，根本未著眼於揭露黨內鬥爭之殘酷無情，或者說「追責毛澤東」的角度，只是更多著墨於西路軍犧牲將士們的慘烈和倖存者的苦難。但這也正是習近平在內部講話中所嚴厲批判的所謂「拿黨史國史說事」，「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把形勢說得一片漆黑」……。 在《解放–女性與長征》一文中，劉亞洲回憶說：岳父（生前）不能看有關西路軍的書籍和影視作品。那慘烈的情景一直噬著他的心。他曾對我講：「石窩分兵時，我和李特、徐帥在山坡上開會，點著篝火，往下一看，真慘哪！密密麻麻，全是紅軍的屍體。」岳父語調尚平靜，我心卻悸動了。鼻翅發酸。 按照劉亞洲提供的史料統計，當年參加長征的女性人數，紅一、二方面軍約六十名，紅四方面軍近三千人。1932年，紅四方面軍建川陝蘇區，發現當地男性深受煙毒之害，而女性承擔著艱苦的勞動，有反壓迫的要求，她們在體力和精神上都具備了成為紅色軍人的條件，於是建立了通江婦女獨立營，長征前擴編為婦女獨立師……。 劉亞洲在這篇文章中還寫道：三十年來，我不斷接觸西路軍史料，被那些川籍女紅軍的壯舉深深震撼。她們何來如此堅強的意志？只能有一個原因，緣於她們深重的苦難。男權社會最大特徵就是無情壓榨女性。女性境遇最悲慘，這從長征的戰場上也可見一斑。西路軍一個女戰士掉了隊，大家找到她時，她全身上下被割了上百刀，從頭到腳已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卻還未斷氣。一次，婦女獨立團經過一個激戰過的戰場，看見被俘的女紅軍受盡凌辱的遺體，一個女戰士一頭撞上岩石自殺。 後來，女子獨立師在河西走廊全軍覆沒，多數戰死，少部分滯留當地，被馬匪軍糟蹋或嫁人，更大的苦難開始了。2006年，我聽說在河西走廊還剩下十六名西路軍女戰士，都已經回民化，生活異常困苦。我剛得一筆稿費，於是帶十六萬元趕赴河西。我來到一個叫鄔秀蓮的女紅軍家裡，她有一個五歲的孫子，因為窮，只有孩子生病時才給他做了一碗「二米飯」。孫子說：「我不吃小米，我要吃大米。」鄔秀蓮一面流淚，一面從「二米飯」中揀出大米，一粒一粒喂孫子吃。村頭垃圾里有兩分錢，孫子撿回去給奶奶。奶奶大怒，命他立即扔回去。孫子在前面走，鄔秀蓮顫巍巍地跟在後面。 劉亞洲介紹說：苦難給予中國女性非凡的勇氣。西路軍因被當作「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而長期受到不公正對待，其中命運最悲慘的是婦女團戰士，她們遭受了三重摺磨：新中國成立前，遭受敵人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新中國成立後，她們被視為叛徒飽受歧視；同時她們還遭受封建主義「貞節」觀的折磨…… 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時所作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內容：「對待問題必須持正確態度，不能遇到一些問題就全盤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論、制度，就全盤否定自己的歷史和奮鬥。」 習近平還說：「現在，在一些單位和一些人那裡，黨的意識淡漠了，黨性原則講得少了。有的對黨的政治紀律、宣傳紀律置若罔聞，根本不當一回事；有的還專門挑那些黨已經明確規定的政治原則來說事，口無遮攔，毫無顧忌，受到敵對勢力追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習近平這裡所說的「問題」，就包括了對「文革」、對「反右」……,以及對「西路軍」等歷史遺案的評價問題。習近平在這篇講話中開列出的「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鬥爭和較量」的內容之一是「宣揚西方價值觀」；之二就是「專拿黨史國史說事」….,並警告全黨上下如再不採取果斷措施給以回擊，政權將會因此瓦解。 習近平這裡抨擊的所謂「專拿黨史國史說事」，當然不是單指劉亞洲一人。但筆者在習近平這篇講話被「泄密」後不久，確實聽劉亞偉的朋友說過，曾經擔任過王震秘書的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向習近平和時任中共宣傳總管劉雲山「反映了劉亞洲『專門揭露黑暗面』的嚴重問題」。 但事實上無論是劉亞洲還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等人所揭露出來的那些內容，遠還沒有縱深到觸目驚心處。筆者本人年輕時在當年中共西路軍浴血沙場的甘肅河西走廊地區生活了十六年，熟知許多西路軍的血淚故事，見過無數西路軍死者的累累白骨，也了解過一些倖存者日後數十年來的悲慘遭遇。 劉亞洲文章中說他到河西走廊尋找流落當地的西路軍女戰士的時間是2006年，而筆者親眼目睹西路軍女戰士悲慘遭遇的時間，比他劉亞洲早了整整三十年。 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為首的中共西路軍當年戰敗的甘肅永昌、高台等地都位於祁連山北酈，山南是現青海省境。 一九七六年以前，永昌縣城東一直有一片綿延十幾華里的亂墳崗，少說也有上萬座。當地上歲數的老鄉們回憶說: 當年與中共西路軍作戰的主要是國民黨政權的地方武裝「馬家軍」，分屬馬步芳和馬洪逵兩股。而承擔與中共西路軍作戰主攻任務的主要是馬洪逵部。因為這支軍隊全部都由回族士兵組成，所以當地人稱他們為「回回兵」。 「馬回回的騎兵就是在這片墳地上圍住了共產黨的紅軍。回回兵殺人比殺羊還麻利，再加上他們省下子彈能換大煙土，所以，死了的紅軍沒有幾個是被用槍打的，大多是馬刀劈死或者戰馬踩死的。」 死者或身首分離，或殘腿缺臂。男人被取心挖眼者有之；女人被活活奸死者有之，被刀劈馬踏致死，死後又被奸屍者亦有之……。「那個陣勢，著實怕人的很!」 慘案發生的幾十年之後，一個當時親眼目睹過馬家軍屠殺中共西路軍將士場面的當地老人一說起那件事情仍還是滿臉驚恐的表情。 血戰結束以後，馬洪逵揮師乘勝向西追擊，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屍體。幾天後，當地人實在受不了屍體的腐臭味道和野狗惡狼的日夜嚎叫，鳴鑼召集各戶青壯勞力出工就地掩埋屍體。 因為懶得挖坑，所以哪裡有屍體就在哪裡就地堆起一堆土來，成千上萬個墳堆就是這樣起來的。一個小的墳堆里可能埋一個，兩個；一個大的墳堆里埋五個、八個不等，埋十來個的也有。 老鄉們說，回回兵當然也有死的，但比紅軍少多了。平均埋十個屍體里最多有一個回回兵的。他們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具屍體，只是還記得當時周圍幾個村的人家家都吃回回兵的死馬肉。連著幾十天還吃不完。 就在這片亂墳崗中間，當年坐落著中共建政之後為「專政」的需要建立起來的甘肅省最大的勞改農場——土佛寺勞改農場。其中的一個勞改中隊關的全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在西北甘肅、寧夏、青海幾省捕獲的國民黨低級戰犯(團級以下，連級以上)，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馬步芳、馬洪逵的舊部。 從落入中共之手開始，這些人沒有節日，沒有假期。沒法出工的雨雪天才是他們的休息日。平時見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休息時就一人倚一座墳堆卷支煙抽。服刑時間最長者，前後伴著這無數個墳丘渡過了自己一生中的二十四個春秋。 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像共產黨所宣傳的那樣，「被黨的教育感化政策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真的從內心深處向他們腳下的無數冤魂千萬次的懺悔；誠心誠意地「要用勞動改造的汗水洗刷沾滿自己雙手的紅軍烈士鮮血」；發自肺腑地感謝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不念舊惡，沒有讓他們以血還血，以命抵命。可惜，他們無法想像當年他們欠下的血債實際上正是他們千恩萬謝的毛澤東借刀殺人、剪除異己之過。不然，又該作何感想!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筆者來到了坐落在祁連山半山腰的一個叫祁家莊的生產隊，當時屬於永昌縣南壩公社。剛被接進村的時候，正好碰上一個姑娘牽著她的盲眼爺爺在路邊賣唱。從口音可以聽出他們是從被共產黨稱為「革命老區」的隴東兩當、會寧一帶來的——當年習仲勛在這裡發跡，中共紅一方面軍(即毛澤東率領的所謂「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也是在這一帶。 在毛澤東時代，甘肅河西走廊一帶幾乎到處可見從習仲勛當年建立的「革命老區」來的要飯者，而且手裡都持有蓋著某某公社「革命委員會」大印的「介紹信」……。 盲眼老漢一遍一遍地用《隴東道情》的調子唱道:「一唱毛主席，吃飯就想起了你，大米白面有地是，肚子吃得飽飽地；二唱毛主席，行路就想起了你……」 每唱完一遍，就跪起身來向圍觀者哀告著:「人都餓得路也走不動了，行行好給上些吃的吧，給上些吃的吧!」 姑娘則把手裡的一隻破碗伸向每個人的臉前。 姑娘少說有十三、四歲了，但下身沒有穿褲子，上身一件千補百納的破棉襖上垂下一塊爛布條用以摭羞。 幾個自己也是衣不遮體的小夥子猥褻地調笑那姑娘:「丫頭，你把襖往上撩一下就給你個饃饃。」 在村子裡，筆者聽到一個老婦人說話居然是四川口音，生產隊長介紹說，這老婆子來我們這搭已經四十年了，剛來的時候，頭上的虱子都滾成了蛋蛋，兩個腳磨爛了的地方爬滿了下蛆的蒼蠅。身上沒件衣服，就是一條破毛氈中間開個洞從頭上套下來裹著身子。她現在的丈夫那個時候是這村裡最窮的一個，一直沒有錢買彩禮娶婆姨，所以就把她要了。 四十年過去後，村裡仍然也沒一人知道這個當年的女紅軍戰士到底叫什麼名字。因為收容他的男人姓焦，所以從老人到孩子都稱她「焦家婆姨」。 「她怎麼也沒生養?」我問。 「紅軍被打敗以後，象焦家婆姨這樣的女共產黨只要落到馬匪手裡，哪個都要被幾十個回回兵輪著日(姦汙的意思)過，身子都壞了，哪還能養出孩子?」隊長回答說。 在公社裡，，我問民政幹事，為什麼政府對焦家婆姨那樣的人不能給點照顧。民政幹事告訴我，整個永昌縣裡幾乎每個公社都有這樣的人，僅南壩一個公社就有二十多個，多數都是女的。政府一是沒法證明這些人的真正來歷；二是上面從來沒有指示應該如何對待他們。象焦家婆姨只能憑一口四川話證明自己的來歷，別的公社還有幾個身上至今保藏著當年的共產黨黨證的老婆子呢。那黨證雖說是馬糞紙印的，但上面確實也畫著鐮刀斧頭。公社幹部要替她們把黨證送到省檔案館核對，可她們都死活不肯交。 當時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中國共產黨當年也還曾有過黨證。 當年的這個「焦家婆姨」並不是最慘的。另外一個生產隊召開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大會」時，筆者親耳聽到被押上台接受批判的「黑五類分子」，一個「戴帽子」的「富農婆」在會上堅持辯白說她當年是紅軍戰士，被馬匪打散以前入了黨，還交過一次黨費。因為她當時被打傷後躺在死屍堆里，所以倖免沒有被回回兵捕獲。當地人把她救活後即就地下嫁，沒成想她嫁的這個人在共產黨1949年發動「土地改革」時，因為有二十多畝地被定成了富農成分，她本人也成了「富農婆」。 每次開鬥爭會，她都要哭訴解放前她跟著那個富農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天天挨打受罵，原因是那富農接她回去的當天晚上發現她早已經被「破了瓜」(即不是處女)。 貧下中農們由此要求她控訴國民黨匪幫對她的迫害，她卻堅持說自己從沒有被回回兵糟蹋過，被「破了瓜」是因為在革命隊伍里的時候被首長召去「關心首長身體健康」所導致。首長親口跟她說過，革命成功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娶她為妻。她到底沒有等到這一天是她自己沒有福氣，但也不應該把她當成壞人對待。 因為這番言論，貧下中農們認為她態度不老實，所以別的「地富分子」大都陸續被「摘了帽子」(即恢復其公民權)了，只有她仍然還是「階級敵人」。 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包括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被統稱作「黑五類分子」，要接受「無產階級群眾專政」的管制。「黨的政策」規定他們同被監外執行的刑事犯同等待遇，但實際上還不如。 表現好的「黑五類」可以被「摘掉分子帽子」，結束管制，不再被當作「階級敵人」對待。但政治上被歧視實際上是終身的，而且還要殃及子女。 後續的介紹內容，留給我們本專欄的下篇文章。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盧沙野預設的聽眾不是西方世界，而是習近平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接受法國媒體訪問，電視主持人羅契賓問及烏克蘭問題，他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根據國際法，這些前蘇聯國家沒有有效地位，因為沒有國際協議以具體化他們的主權國家地位。」盧沙野還說，必須由中國人決定台灣的命運，堅稱唯有「對台灣人實施新疆式的再教育」才能「清除分離主義」。隨後，當主持人提及毛澤東屠殺數百萬人民（其實是數千萬）時，他更怒嗆主持人沒讀過書、是拿八卦消息來詭辯，宛如一匹威風凜凜的戰狼，恨不得立刻將對方撕成碎片。 盧沙野的這番言論具有重大地緣政治意義，幾乎等於否定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十四個國家的主權地位，而這些國家全都與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如果這些國家不是主權國家，中國為何與之建交呢？ 中亞的那幾個帶有「斯坦」後綴的國家，在政治和軍事上依賴俄羅斯，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從「一帶一路」中獲利甚多，自然不會發出抗議。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的外長紛紛向中國提出抗議。立陶宛外交部長藍斯柏吉斯在推特發文表示：「如果還有人仍想知道為何波羅的海國家不相信中國能『調解烏克蘭和平』，這裡有位中國大使主張克里米亞是俄國的，而我們國家的國界沒有法源。」拉脫維亞外交部長林克維奇斯譴責說：「中國駐法大使有關國際法和國家主權的評論令人完全無法接受。我們要求中方作出解釋，並完全收回這份聲明。」愛沙尼亞外長薩克納則稱這種說法是「錯誤且對歷史的誤解」。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也譴責此言「令人無法接受」。 法國輿論也為之嘩然，馬克龍訪華的「成就」被大大沖淡。蒙田研究所顧問高德蒙等多名學者指出，盧沙野的論述意外揭露了北京對俄烏戰爭的真正態度。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執行總監楊雅嚳指出，「該是時候認清中國是俄羅斯的盟友，必須受到制裁和懲罰」。開放外交研究所創辦人費里雍呼籲說，法國外交部應當召見盧沙野，「提醒他我們主權國家是如何運作的，無論是基於道德或是策略考量」。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學者特魯斯評論說，「我如果是北京政府，讓他搭乘下一趟班機立即回國」。 儘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盧沙野的言論是其「個人意見」，而非中國的官方政策，試圖以此為此事降溫，但按照中共內部的權力邏輯，盧沙野不僅不會受到批評乃至降職、免職，更大的可能是，等風頭過去後，他反倒能得到習近平的豐厚獎賞。這不是他第一次下注成功——此前他在任駐加拿大大使時，就對孟晚舟案發表強硬言論，譴責加拿大政府甘當美國的走狗。於是，他很快升任地位更重要的駐法國大使。 盧沙野不是口無遮攔的匹夫，他是精通權謀術、步步為營、錙銖必較的高級官僚。他不會胡言亂語，自找麻煩，讓自己丟掉烏紗帽。他的每一句公開發言都是有的放矢、恰到好處。他一點也不擔心觸怒觀看電視節目的法國人及西方人——在他眼中，這些人都是無足輕重的無名小卒（nobody）。他心目中的潛在聽眾只有一個，那就是坐鎮中南海的習近平，他只需要討好習近平一個人就夠了，因為決定他命運的只有習近平一個人。 盧野沙就是習近平如臂使指的「分身」 盧野沙當然不會被習近平召回，這只是西方人對中國體制太過善意的想像。只有長期在中國生活過的人，才能洞悉中國體制的運作模式。對此事件，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和美國海軍學院教授余茂春都有精準的解讀。 矢板明夫指出：「盧沙野畢業於專門培養外交官的『外交學院』，有多年駐外的經驗。能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升到副部長級的駐法國大使，說明他絕不是口無遮攔的大嘴巴，他最知道『什麼時候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在獨裁體制下，官員胡亂髮表意見，那可不是鬧著玩的，盧沙野對媒體講的內容，應該是習近平政權的認識，他甚至有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授權。」矢板明夫還表示：「盧沙野也不是第一次語驚四座，一年多前他提出了應該要對統一後的台灣人進行『再教育』，也在國際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但他卻毫髮無損。而且盧沙野還是最近中國外交部的『大功臣』，前不久法國總統馬克宏訪問中國、按照中國提供的劇本發表了一通演說，給足了習近平面子，這和盧沙野事先在水面下做的溝通準備工作是分不開的，相信盧沙野應該得到了內部的表揚。說不定回國升正部級的可能性都有了。」 余茂春也認為，盧沙野認為烏克蘭等十四個前蘇聯國家沒有主權國家地位，並非一時說漏嘴，而是反映了中共內部對國際局勢的一些根本的看法。「中共對國際局勢的看法就是：整個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導的，對共產主義國家，像中國，是敵視的。所以鄧小平說要韜光養晦、要卧薪嘗膽，翅膀硬了之後，就要改變這種局勢。那麼習近平現在就覺得，《國際法》和二戰以來存在的世界秩序，中共要去推翻。盧沙野講的這些話反映出這種心態。」余茂春進而指出：「中國要去重新塑造世界秩序，習近平講得很多了，叫『全球治理體制』，他覺得中國要起主導的作用。最近幾年，中共的外交官非常活躍，在國際論壇上也不再遮掩，上電視台去為自己國家的政策辯護。中共高官說出的話反映的是共產黨的鬥爭意識、共產黨所持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早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中共政治局專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在講話中稱中共要推進「全球治理體制改革」。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指出，中國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潛台詞就是說，「美國方案」已經過時失效了。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聲稱「中國方案」為各國「指明人間正道」，進而推出所謂的「全過程民主」，與西方「選舉程序民主」打擂台。 二零一九年五月，中共黨報《人民日報》連續刊發九篇署名「鐘聲」的反美評論。這一系列評論認為，從無視規則、零和博弈、逆勢而動、拒絕競爭、唯我獨尊，到雙重標準、言而無信、一意孤行、自作聰明，倘若美方由著性子定要「一條道走到黑」，那就是選擇了一條自棄之路，這條路註定只有一個終點，那就是失敗！當年，毛澤東點名由鄧小平主持完成反蘇「九評」時，每一篇在發表前毛都親自修訂；如今，習近平是否如毛那樣對反美「新九評」字斟句酌，外人不得而知，但正如盧沙說出的是習近平的心裡話，此反美「新九評」也盡顯習近平躊躇滿志、睥睨天下的豪情壯志。深得毛澤東思想精髓的習近平，已然要像毛那樣「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要重建一套由中國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了。 在此意義上，中國不再假扮「負責任的戰略夥伴」，而以「破壞-重建者」自居，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大破大立」。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指出，美中比美蘇更接近「熱戰」，至於深度方面，美中對抗甚至可以叫做「寒戰」——因為當年蘇聯被禁錮在鐵幕後面，並未深深嵌入西方的貿易體系；而今天的中國已搭上全球化順風車二十多年，並且在西方不知不覺的情況下一步步蠶食鯨吞，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若干規則。美國不能繼續對中國抱以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必須正面應對這一「超納粹」政權的挑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4月26日，習近平應約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通話後雙方立刻行動：中國迅速公布將派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赴烏克蘭等國訪問，就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同各方溝通；澤連斯基則任命帕夫洛·里亞比金為新任烏克蘭駐華大使。自中國在2月提出烏克蘭和平建議12點方案以來，美媒已經判定中國要與美國爭奪世界影響力。消息甫出，《華爾街日報》（WSJ）再次評論：《習近平與澤連斯基通話，再展中國扮演全球和平締造者雄心》，這比此前認為中國要「扮演世界大國這一角色」更進一步。不過，近兩月WSJ與《紐約時報》多篇類似評析讀下來，我覺得醒悟太遲，美國如果能夠提早十年認識到這點並採取相應行動，世界局勢或是另一番光景。 韜光養晦的轉折點並非今朝，在十年前 《中國開始扮演世界大國角色》（WSJ，3/23/2023）一文指出：「隨著習近平開始第三個國家主席任期，中國在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上表現得越發大膽，長期以來採用的韜光養晦策略發生轉變」，除了介入俄烏衝突以及沙特與伊朗的紛爭，過去幾周，習近平還提出了拓展其對世界願景的三項新倡議，分別是《全球發展倡議》(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全球安全倡議》(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和《全球文明倡議》(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這三項倡議雖然缺乏具體內容，但其廣泛的理念尋求將中國定位為這樣一個國家：那些警惕於美國霸權的國家和地區可以與中國做生意，可以向中國尋求安全保證，可以從中國這裡獲得尊重。 文章提出的論據很正確，都是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但判斷的時間點錯了，中國放棄韜光養晦的策略不是在習近平統治時期，而是在外界認為很溫和的胡錦濤時期。儘管這种放棄是個漸進的過程，但卻有非常明顯的標誌性事件。那就是2011年夏威夷APEC峰會，在這次峰會上，北京非常明確地發出國際戰略新定位信號，要從「與國際接軌」轉變為要「主導國際規則」。 在2011年夏威夷峰會上，一向對北京友好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要求中國「停止玩弄國際體系」，「要象成年人那樣行事」， 並表示對中國這類行為「受夠了」。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龐森在回應奧巴馬這一批評時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議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參與制訂，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 對於這次碰撞，國際媒體集中報道「Obama to China: ‘Enough’s Enough’」，卻忽視了龐森官階雖然不高，但他的話卻並非個人意見，沒在意中國國內官媒對龐森答奧巴馬的話一片歡呼，《中國外交部強硬宣言：中國無義務遵守他國「準則」》這篇報道充斥各大網站。我當時寫文章指出，中國是國際社會的後來者，大多數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都在中國未加入前就已經成立，這些組織的規則包括《聯合國憲章》，中國都未加入制訂，如果按龐森的表態行事，中國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 美國忽視中國兩度要成為「國際規則主導者」的聲明 此後，中國持續不斷發出中國要成為國際規則主導者的信號。2014年APEC峰會通過《北京反腐敗宣言》，成立APEC反腐執法合作網路，中國贏得區域反腐主導權，北京將此看作一項非常重要的國際政治承認，人民網當年11月8日發表《中國為什麼如此看重APEC：從被融入者變成主導者》，認為「2014年APEC會議是中國改寫國際遊戲規則的開始」。 北京對中國國際新戰略這兩次重要的表態，美國並未真正重視，嚴重低估了中國想改變國際規則的決心 。在美國總統奧巴馬任職的8年內，他只在2011年APEC峰會上，對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表達過一次強烈不滿，但對華戰略仍然不變。2015年9月25日，奧巴馬在白宮歡迎習近平時仍然致辭：「美國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以及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負責任參與者角色的中國的崛起」——這是美國長期奉行的「接觸、影響、引導中國進入西方體系」的對華政策的經典表述，美國朝野顯然沒在意中國在2011與2014年兩次APEC峰會上的明確聲明，未意識到中國不僅不想被美國「引導進入西方體系」（即「與國際接軌」），還要改寫並主導國際規則。 以上事實說明，中國的韜光養晦，事實上在胡錦濤後期已經結束，只是西方社會有意忽視。 遲到的認識與被動的應對 只有到了現階段，中國明確挑戰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美國拜登政府才開始考慮如何應付這種挑戰，媒體的焦慮顯然比白宮更甚。《紐約時報》4月21日發表《習近平如何「雙管齊下」應對美國》，該文指出中國如今同時使用兩種手法對付美國，一方面公開詆毀美國，另一方面加強與美國盟友的聯繫，還獲得了馬克龍的的強烈回應——主張歐洲要有戰略自主性。巴西總統盧拉對華態度也非常積極，今年3月29日，中巴兩國宣布達成雙方貿易以本國貨幣結算，不再使用美元作為中介的協議。在4月中旬的訪華行程中，盧拉稱中國是當今世界政治、經貿、科技等各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盧拉還表示，巴西致力於從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戰略高度與中國發展更緊密的關係。 對習近平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會見了六位世界各地的領導人，WSJ在4月18日的《習近平尋求以一連串外交活動撼動大西洋兩岸的團結》做了總結，認為習近平正探尋西方共識中的裂痕，並加強與老朋友的關係，尋求抗擊他所說的中國遭受的遏制。而馬克龍提出歐洲戰略自主，嚴重挑撥了歐盟與美國的關係。 WSJ在《中國開始扮演世界大國角色》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謀求大國角色的主要動作就是充當國際衝突的調停人。在中東地區，中國顯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中國促成沙特-伊朗這對多年仇敵坐下來談判，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形成嚴重挑戰，文中引用Mastro（著名智庫美國企業研究研究員）評論：這一成果足以讓美國感到非常尷尬，中國還試圖向世界表明，中國不是威脅，美國才是。在《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上升，達成多項能源協議》（WSJ，4月22日）一文中，則分析了中國在中東影響力增強的影響：隨著中國在中東地區成為影響力更大的斡旋者，與中東各方達成的交易將使中國政府能夠實現能源供應的多樣化，並獲得戰略優勢，與此同時，中國的公司也有機會在長期由西方公司所主導的能源行業的多個領域接觸到技術專長。 除此之外，中國還躊躇滿志的準備促進巴以和談。4月17日，中國外長秦剛與巴以兩國外長通電話時，稱中方對當前以巴緊張局勢感到擔憂，根本出路是恢復和談，並鼓勵以巴雙方拿出政治勇氣，邁出恢復和談的步伐，中方願為此提供便利——為了促進巴以和談，美國花過無數力氣，還頒發過好幾屆諾貝爾和平獎給以巴兩國領導人。 美國現在有了遲到的認識，但卻正逢一個大坎：2024年總統大選。鑒於美國國內現在處於價值觀嚴重對立，矛盾尖銳，執政的民主黨需要全力應付大選，能否有效應付中國這些咄咄逼人的挑戰，有待觀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