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土地拍賣金驟降66% 核心地段二手房降百萬無人問津
2026 年 6 月 25 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后，高层人事变动中一个最大的异数是陈希。陈希是习当年的大学同窗兼室友，两人私密关系非同一般。陈希实际操盘习近平前两任期的人事，又暗控习第三任期人事。他二十大后迟至近日才卸任中央组织部长，至今仍任中央党校校长，此事非同小可。 笔者认为，平时看似低调的陈希，虽级别低于李强和蔡奇，但堪称习近平亲信圈子中最获信任的权臣，他在习家军中手握三大帮派，未来对于习近平搞党内斗争，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习近平三届人事全托付陈希 4月28日，中央党校举行2023年春季学期首批进修班毕业典礼，陈希仍以校长身份出席并颁发毕业证书。按中共惯例，如王岐山、韩正任国家副主席是正国级一样，连中委都不是的陈希，仍是副国级的待遇。 中央党校是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重要基地，官员升到副省部级之前都会上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的“中青班”，每年两期，学员多为地市县的厅局处级干部。事实上，中央党校也是官场造成腐败的基地，各地官员在这里相识，相互传授贪腐窍门，也为日后拉帮结派打基础。 2018年，中央党校兼并原属国务院的国家行政学院，合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陈希成为校长兼院长，也成为党政高级干部培训基地的掌门人，等于所有党政新晋高级官员都是他的学生。 陈希卸任中组部长，但续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安排比较特殊。之前乔石、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刘云山等人担任中央党校时都是政治局常委。5年前王沪宁接替刘云山，未接任校长，而由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长陈希接任。中共二十大后陈希已不是政治局委员，卸任中组部长后，其中央党校校长职务既没有交给新任中组部长李干杰，也没有给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蔡奇，而是以普通党员身份担任。 蔡奇也是习近平的亲信，说他太忙无法兼顾党校，还说得过去。而陈希没有交棒给李干杰，可能就是习近平的问题了，就是说习近平只信陈希。 陈希生于1953年，是福建莆田人，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和习近平成为同窗，两人据传还是睡上下铺的室友。陈希还是习近平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他掌管清华大学期间，帮习近平取得了博士学位。 习近平在2007年晋升政治局常委后，帮助陈希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升任教育部副部长，之后陈希任辽宁任省委副书记、中共科协常务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掌权后，迅速安排陈希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架空时任部长赵乐际。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陈希接管中组部并进入政治局，随后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次年兼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控制全国高层人事任命。 2022年中共二十大，69岁的陈希未进新一届政治局，外界认为他就要退休了。但是他的中组部部长一直等到完成了今年3月的两会人事调整，包括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李强担任总理之后，才正式卸下。而对比前两届的中组部长，赵乐际接替李源潮、陈希接替赵乐际，都是在党代会闭幕的当月进行。 也就是说，习近平前两届任期，包括第三任期的前部分，实际上所有由中组部控制的人事安排（所谓中管干部的调整），都是陈希直接听命于习在做。 习近平用人的特点就是用“熟人”——和他早年有过生活和工作交往，且关系经过考验的人。现在习家军的一众代表人物都是习的“熟人”，而陈希是最重要之一，基本上和蔡奇、李强同列，但陈希和习的关系更铁。 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长李干杰虽然也是毕业于清华大学，但和习近平过往没有直接交集。他本身是核专家。这类技术官僚可能在中央党校这种地方，不一定混得开，甚至人事工作也未必能玩得转。 时时有不安全感、担心满场“两面人”的习近平，不太可能放心让李干杰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他还会要求陈希以校长身份，幕后“指点”李干杰的中组部工作。 陈希手握三大帮派 中共二十大后，不少观察者认为习近平个人权力稳固，表现之一，就是他的亲信全部布局高层。但忠于习近平的群体中免不了出现新的争斗，这也符合常理，就如当年毛泽东之下的派系斗争。笔者曾以籍贯或仕途经历地，归类列出习家军的大致派系，包括福建帮、浙江帮、新上海帮、陕甘宁帮、党校帮和清华帮等，当中包括习的嫡系习家军，以及延伸的部分官员。 习的最重要权臣陈希，不同程度握有其中的三大帮： 其一、陈希发迹于清华大学，当然可以被视为清华帮的帮主。 其二、习近平2007年12月至2012年12月任中央党校校长，在这阶段作为储君角色，这期间网罗的李书磊和石泰峰，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均属于党校帮。但到陈希掌管中央党校之后，习的党校帮，应以陈希为首。 其三是福建帮。陈希是福建莆田人，而习近平在福建任职长达17年。习掌权至今，福建籍或有福建背景的官员，包括蔡奇和黄坤明，从中央到地方冒升，成为官场重要势力。这些官员的提拔重用，都是2013年4月就实控中组部的陈希经手。 现任中共高层官员中，福建籍的除了陈希之外，还包括几名习家军代表，包括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掌公安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洪。尽管蔡奇身居常委，但陈希却是福建帮中的老大哥。 福建籍高官还有发改委主任郑栅洁，退役军人事务部部裴金佳，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锐，山西省委书记林武，国台办副主任潘贤掌、江西省长叶建春、江苏省长许昆林、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中科院院长侯建国、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等人。 现任副总理何立峰是广东兴宁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早年在福建任职就是习的铁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是江苏东台人，生于福建南平，与习也有渊源，曾是驻守福建的31军军头；中央军委委员苗华是江苏如皋人，生于福州，他早年在31军当政治部主任，与习近平交好。 习的心腹之一、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也是福建帮代表人物，他虽是江苏宿迁人，但1973年3月起到福建省沙县当知青，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从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 现任财政部长刘昆，祖籍广东省潮州市，在福建省云霄县长大。刘昆和习亲信何立峰是大学同学。 中共这种帮派一般情况下并不紧密，甚至有时称之为帮派有些牵强，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简单粗糙的划分。但从令计画家族当年在官场建立山西同乡为主的“西山会”，以及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当局指控组建“政治团伙”来看，帮派利益集团，在中共内部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关键时刻就会成形，会起作用。 习近平上台后打击政敌的其中一条罪名就是“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但是他阻止不了追随自己的这帮人分别建立势力。由于习对陈希特别倚重，放任其手握多个习家军内部帮派，也并不稀奇。 需要注意的是，陈希在卸任中组部部长之前，就已将福建老乡、浙江省委前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建发提前调任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往后应该就是陈希用来监视中组部部长李干杰的眼线。尽管李干杰也是清华帮人马。 陈希助习挨到红朝末年 习近平上台后清洗大批野心家及其党羽，他长期重用陈希，当然是寄望陈希帮他把控人事关，防止朝廷上出现新的野心家。但近年当局拿下的大批“老虎”，其实都是陈希经手提拔的。比如孙力军升任公安部副部长，虽然有孟建柱和韩正撑腰，但中组部是陈希签的字。 在习的第三任期，还要靠老臣陈希掌握中央党校这个党官培养基地，并实际暗控中组部，可能确实是因为陈希够忠诚，又老成持重。只是现在已是中共红朝之末，人心败坏得不行，即便大搞强制学习“习近平思想”的洗脑运动，官员也只会表面应承，朝中尽是“两面人”。陈希助习，也只是在内斗上加码，无法挽回亡党的趋势。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又到五四了。五四是青年节。今年的五四青年节过得好像很冷清，既没见举办什么大型的纪念活动，也没见中共领导和官方媒体大做文章。不错，很多官媒都在显要位置上刊登了习近平关于青年的讲话，不过一看，全是过去讲的。 今年国内的五四缺少节日气氛，说来也情有可原。因为在这段期间，中国的年轻人普遍很郁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份全国失业率为5.3%，但16至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却高达19.6%。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有工作的薪资也很低。今年的大专毕业生多达1160万，破历史记录。其中相当一部分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命运。近来，年轻人求神拜佛的格外多，甚至还出现了好几起相约自杀的。这一系列负面信息，都给今年的五四投下了深重的阴影。 关于五四，有必要多说几句。 五四是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唯一一个共同的政治性节日。五四的历史地位奇特，越到后面越成箭靶子，什么箭都往上射。五四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以至于到后来，一般人都分不清什么是它本来的意义，什么是它引申的意义，以及哪一种引申的意义更真实、更合理。 五四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发生在1919年五月四日当天的学生运动和随后几天在全国多个地方发生的有学生也有市民参加的的街头运动；五四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在1919年前后几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这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件事。 在五四运动中，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思想界大力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有人还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说五四运动是当代中国激进主义的滥觞，应不为错；但要说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大的影响力，那就未必了。五四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在那时，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其中的一家一派，而且还是比较小比较弱的。这也难怪。因为在那时，国人知道的那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东西，全都是三手货四手货，连《共产党宣言》都是在五四运动过去一年多的1920年8月才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连中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都是在五四运动一年多以后才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五四运动大力推崇的是德先生赛先生，不是马（克思）先生共（产主义）先生。五四的学生领袖，没一个姓“共”。至于毛泽东。五四时期的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徒，也不主张暴力革命。五四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很庞杂，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在湖南。他和湖南的青年一道成立了湖南的学生组织，和北京的运动相呼应。在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他在发刊词主张的是“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中共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在五四那一天，北京学生游行到美国公使馆门口，高呼的口号是“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以上这些事实，就连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专家都写到都承认的。只不过由于中共一向篡改历史，并且利用宣传机器大力鼓噪，蒙蔽了不少人。今天我们纪念五四，有必要说明这些真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天是大陆的青年节，习近平发布了新的征兵法。青年们是不是又要上战场了？这应该是大陆青年们关心的问题。当然，现在青年的就业问题是急切关心的燃眉之急，似乎战争离得还远。 其实在弱智官员的再次上山下乡的建议失败之后，征兵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不打仗征兵干什么，白花钱养着吗？习近平现在连地方政府都快养不起了，真有闲钱养兵玩？这几个问题确实需要认真想一想了。 习近平动员军队做好打仗的准备，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为什么非要打仗呢？这和他现在的处境有关。经济下滑，民怨上升；加强镇压，引起反弹；清党行动，内部人心浮动；支持普京，遭到干部阶层抵制。这就是崩溃的节奏呀。 出路在哪儿呢？发动一场战争，似乎是解决困境的唯一选择了。这个古今中外常用的老办法，既可以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又可以使得内部镇压合理化，还可以加强百姓对饥寒交迫的忍耐力。何乐而不为，至少可以试一试。这就是海峡两岸危机加重的根本原因。什么胜呀败呀之类的预测，都不是小习同志考虑的范围。 从习近平的国际政治布局上，也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很久了。宣传和对台湾施压，是中共的长期操作，最近几年来突然加强了。对敌方开展心理战，是增强己方胜算的常规手段。飞机军舰对台湾施加压力，是瓦解对方心理的有效操作。浪费点汽油不算什么，就当是训练和演习了。 最重要的布局，就是忽悠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转移美国的注意和力量。当然普京也有他的国内政治需要，所以二人一拍即合。结果符合了中国战略家们的预计，战争久拖不决，吸引了美国和西方大量的资源和注意力，为习近平的台海战争预留了空间，减少了和美国作战的不利因素。 由于普京拥有世界上一半的核武器，也由于西方人不想为乌克兰打一场核大战，所以普京立于不败之地。由于美国和欧洲，都不愿意让俄罗斯胜利占领乌克兰，所以普京也很难彻底打败乌克兰。战争旷日持久是目前的局面。 战争的拖延，正好符合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需要。所以习近平的战略指导方针，就是让俄乌战争继续下去，不要很快谈判停战。所谓和谈的高调，是要取代欧洲主张和谈的地位，控制俄乌战争的节奏，消耗美国的资源和耐心。毕竟民主政治的现实，使得老百姓对外国战争的耐心是有限的。 美国和亚洲民主国家已经注意到了习近平的阴谋布局，已经有很多动作来预先应对。亚洲小北约逐渐形成，各国的联盟得到了加强，军事力量也在逐渐增长，对台湾的关注度迅速上升。台海问题不再是海峡两岸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关系全球利益的广泛问题。 习近平如果发动战争，将面对亚太小北约的团灭。亚太小北约的总体实力不是共军所能够战胜的。就像拜登总统警告北朝鲜一样，一旦发动战争，就是共产党灭亡之日。习近平可以找普京去避难，其他的官员们往哪儿逃呢？老婆、孩子、钱包都在欧美国家，发动战争后还敢去吗？ 所以，阻止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不仅是老百姓的需要，也不仅是周边国家的需要，更加是中共各级官员们的需要。即使不为了国家和百姓，仅仅为了你们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也要想尽办法阻止习近平的好大喜功，胡作非为。他想当汉武帝，得穿越回去两千年才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几个月，从中南美洲千里跋涉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俗称“走线”，人数之多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而位居第三。路透社记者沿路跟踪采访，在上周披露了这一惊人发现，一时间舆论大哗。 美墨边境的大规模偷渡客困扰美国久矣，一直以来都与中南美洲动乱、战争或贫困的国家紧密相关。但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以“一带一路”的金主姿态俨然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大债权国的时候，这种大规模逃离中国的难民现象自然匪夷所思。 当然，历史上的中国难民潮并非少见。今天全球分布的八千万华人就是过去几百年移民浪潮形成的。其中最特殊、也是最近的大规模难民潮，如果不算1965年的印尼华人难民、1975年后的南越华人难民、以及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从福清、长乐、温州、藁城等地出发的集体移民，最具历史意义的恐怕是1960年开始的“逃港潮”。那时的中国处在三年饥荒中，那些逃港人群也成为外界观察封闭中国的唯一指标。再来就是2021年香港《国安法》通过后的精英逃亡。 中国梦破灭，走线成了最后希望 今天的“走线”人群，在阶级归属上介于底层“逃港者”和香港今天的中产逃亡者之间，在中国大陆也属于所谓中下阶级，即那些向往中产阶级但始终挣扎在比底层阶级略好一点的境地，在中国的人数最多，但他们既没有公共话语权，又缺乏政治上如农民或贫困者那样的特殊待遇，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种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可能是三年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最大受害群体，也重合着此前的三聚氰胺奶粉受害群体、强制拆迁受害群体、甚至法轮功练习群体等。当他们在三年疫情结束之后濒临破产，中国梦已然破灭，却没有中产阶级获得各种合法移民的知识和条件。他们所有的，是最后一点财产和尚能劳动的身体，以及手机社交媒体上特别是抖音上传播的“走线”视频。走线和大洋彼岸的自由，成为他们生活的最后希望，如同朝鲜“脱北者”一般。 然而，媒体所总结的上述阶级画像只是片面的，并没有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环境下，走线者背后一整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阶级状况是多么危险。大多数走线者甚至早在疫情之前，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才最终选择了这条曾经被福建偷渡者走过的线路。 修订《反间谍法》，筑起新柏林墙 这个危险，就是一座环绕中国的新柏林墙的矗立。只是，这座柏林墙，不仅包括了简单的互联网防火墙、物理边界上的铁丝网，还在于中国的统治集团在结束动态清零期间的单方面停止出入境和断绝交通后，以所谓“高水平开放”的名义，在继续保持开放的假象下，开始建立一个严格的出入境控制体制，包括对资本、服务和人员的出入境控制。比较冷战时期民主德国对公民旅行权利的限制，特别是柏林墙的封锁，这一道新的柏林墙更有选择性、特权性、也是任意性的。 这个新柏林墙的建立，是以2023年4曰26日通过修订《反间谍法》和新的《实施条例》为标志，安全机关被明确赋予了剥夺公民出境权利的权力。总部位于都柏林的人权捍卫组织最近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证实了过去数年间已经有数万中国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公民社会活动分子等以所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被限制出境。许多持有国外绿卡的中国人、甚至非中国公民，在过去几年也沦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被限制离开中国。 出于对这一极具任意性安全威胁的恐惧，可能因为包括互联网交流在内的广泛怀疑就可能被限制出入境并被调查，大批在疫情期间犹豫不决的外资企业在过去一周纷纷开始撤离准备。他们终于了解，从今年“两会”结束后中国当局声称的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怎样一种交易和不确定。 “高水平开放”轮不到我，走线永不会停歇？ 不过，对广大中下阶级民众来说，“高水平开放”的有限开放政策还意味着他们整体正在沦为“低端人口”，被剥夺旅行自由、不属于高水平开放政策所受益的非公民。早在2017年冬天北京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就是中国城市的中下阶级群体，在政治上完全弱势，经济空间微薄，无力抵抗政府。在地方当局对民企的任意打压下，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他们损失惨重，也对年初以来中国当局对民企、对开放的任何新承诺都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的微观环境中，超出社会精英们担心的间谍罪指控，他们已经感受到身为广义低端人口的阶级状况，如同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预感了清零政策在疫情后的永续和制度化，无所不在地填满低端人口的日常生活，也剥夺了任何希望。 对中国普通人民来说，这是切身的集体恐惧。他们所恐惧的，不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柏林墙，也不是他们即将翻越然后获得自由、矗立在美墨边境的高墙，而是“清零噩梦”的永存，如同永远难以愈合的疫情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所以，只要中国统治者继续隐瞒新冠病毒的起源、继续逃避“动态清零”的责任，并且以各种方式继续闭关锁国、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那么新的柏林墙就将日益巩固并且诱导中国和世界进入新冷战的脱钩进程。那么，走线就将永远持续下去，逼迫中国当局要么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开放”、要么彻底放弃开放，回归清零时期的闭关锁国。 在这意义上，拥挤在中南美洲热带雨林中走线的中国“低端人口”们，正以中国人熟悉的“长征”模式，继续着2022年11月底爆发的白纸革命，反抗他们身后的新柏林墙。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全球去美元化今年以来有加速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美元“武器化”，即美国滥用美元地位，对它不喜欢的国家进行制裁，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以及俄富豪在美国的资产。这使得一些专制国家的官员和富豪，还有那些自感可能被美国盯向的人，对将资产放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安全。 美元“武器化”所导致的去美元化也引起美国政商两界关注。比如，财长叶伦承认，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正在给美元带来影响，甚至可能危及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特斯拉主人、大富豪马斯克发推评论，如果将一种货币 “武器化”的次数足够多，其他国家就会停止使用它。对美元“武器化”最担忧的国家，应该算中国了。美国会前不久通过的554法案提到，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将公布中共官员和富豪在美国的资产和存款，并将制裁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一消息公布后，很多评论认为，美国的这一行动能有力震慑中共，阻止中共武力犯台。 我倒没有这么乐观。若仅仅是公布和冻结中国的官员和富豪在美的资产和银行存款，其在阻止中共武统台湾的问题上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除非届时将中国的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近9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一并冻结和作废，或许才会起作用。但如果真到这一步，中国可能也会将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资产冻结，有人计算，后者折合成美元高达5万多亿，比中国的外储和美债加起来还多。 当然，西方企业在中国的资产多以实物和技术的形式存在，不像外储和国债的流动性强，可以随时变现。而且中国冻结西企的在华资产，西方国家也会冻结中国企业在它们的投资和资产。这就是双方报复。中国总的损失还是会比西方多。不过，鉴于这种双方报复的数额巨大，我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未必会像对待俄罗斯一样，也冻结中国的外储，没收中国的国债。 可话又说回来，正预感到美国会走这一步，中国在攻打台湾前会大幅减少外储，抛售美债。中国已经连续多月在卖美债，从原先全球持有美债最多的国家变成第二，不足9000亿美元了。 单就冻结中国官员和富豪的在美财产来看，威慑效果是很有限的，原因在于，能够给习近平施加一定压力的中央委员及以上官员的在美财产，特别是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等，不会太多。过去，中国的官员尤其贪官，喜欢把赃款往美国转移，觉得美国是保险柜。企业家和富豪也一样。但自习上台后，加大反腐，严查官员财产，在党内强化财产申报制，虽然该申报不对社会以及党内公布，而掌握在中共各级纪委和领导干部手上，但客观来讲，这个申报还是很严，条目细化，官员个人和亲属在外国的财产都要申报，如若瞒报，查出来会受处罚。在这种政治高压下，相信高层官员还敢往美国和西方国家转移资产的不多。尤其是政治局层级，包括副国级在内的中共高官，习肯定会明确要求他们及其家属不准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开设银行和股票帐户等。至于习本人，为起表率，是不太可能在美国或瑞士的银行有存款的。他几年前就把在美国哈佛念书的女儿召回国，为的就是阻别人的嘴。 当然，不排除还会有中共的高官以各种方式将资产往美国或西方国家转移。但在美国去年开启制裁俄罗斯官员和富豪的模式后，尤其在美国国会出台554法案后，不等习近平的严令，他们自己可能就得考虑从美国转移资产了。等到中共真打台湾，还在美国有财产的中共高官应该很少。 退一步，即便在美国有财产的中共高官很多，他们是否能够施压习也是存疑的。为什么这么说？若他们在牵制习上可以发挥作用，习也不至于走到今天。习的内外政策可以说首先不符合党内多数官员的利益，但他们对他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让他失控。何况，对中共官员将在国内通过各种非法和看似合法手段得来的资产存放海外，中国百姓从来是很气愤的，他们对美国国会通过冻结中共高官和富豪财产的法律拍手称快，认为是帮了习反腐大忙，有所谓民意做后盾，习根本不会怕高官们的联手施压。 中共高官在美有大量资产的不多，但是副省部级及以下官员在美和西方国家有资产的总量会不少。可这部分官员对中央的政策所能起的作用更有限，他们更多是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圈人，不可能去给习施压。 假如台海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共高官和富豪的资产冻结，受影响最大的另一群体是中国的富豪。相对官员在转移财产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禁忌，企业家和富豪就少一点。改革以来，后者一直在把国内赚到的钱转移国外，存入瑞士的银行等，习上台后，尤其在他的第二任期，财产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现在他们发觉，放在美国和瑞士等地的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也不安全了。过去瑞士被认为是各种赃款的天堂，瑞士的银行从来不问存款人的来源，所以中国的贪官和富豪喜欢把钱存放在瑞士。然而这次瑞士打破100多年的中立国规矩，配合美国制裁俄罗斯，以致也让自己的银行出了问题，瑞信发生危机的一大原因是原来在那儿存款的很多有钱人纷纷把钱取出来，导致它的资产储备不足。这些把钱转出瑞信的有钱人应该也有一部分是中国的官员和富豪。 我这几天听到一个朋友说起他的企业家朋友，最近在做的就是两件事：回国以及从美国转移资产。朋友的身边经常有一帮“润”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家，他们基本上把资产都转移出来了，去年的状态是吃饭聊天，处观望状态，但今年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再次拥抱经济后，找他聊天的少了，纷纷回去。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忙著把一部分资产从美国转移出去，觉得不安全。转移到哪儿呢？不是新加坡而是香港。认为新加坡也不安全，关键时候，新加坡还是要听美国的；香港这个灯下瞎的地方眼下反而是安全的。因为中共要稳住香港，不能让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倒下，所以暂时不会对资产采取限制措施。 从这个别事例来看，虽然从美国转移资产的中国企业家可能还不是普遍行为，但也许预示著一种趋势，对美国保护来自专制和敌对国的富豪的个人财产越来越不放心。美国和西方冻结俄罗斯富豪资产的举措确实引起了争议。既然保护个人私产被视为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国的基础，现在只是因为这些富豪来自对美不友好的国家，就有可能资产被冻结，当然会令他们不安心。事实上，就中国的情况言，那些把资产转移海外以及“润”出来的企业家和富豪，多半对习还是很不满的，用实际行动“投奔”自由世界，现在他们的资产却因为中国政府的举措有可能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有违契约自由的精神。故美国此举是否明智，可以讨论。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正是在通过对当年“西路军”的历史的发掘，得出了“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的结论。 相比于李新，当年刘亚洲在其有关“西路军”史实的著述内容中，根本未着眼于揭露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或者说“追责毛泽东”的角度，只是更多着墨于西路军牺牲将士们的惨烈和幸存者的苦难。但这也正是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所严厉批判的所谓“拿党史国史说事”，“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形势说得一片漆黑”……。 在《解放–女性与长征》一文中，刘亚洲回忆说：岳父（生前）不能看有关西路军的书籍和影视作品。那惨烈的情景一直噬着他的心。他曾对我讲：“石窝分兵时，我和李特、徐帅在山坡上开会，点着篝火，往下一看，真惨哪！密密麻麻，全是红军的尸体。”岳父语调尚平静，我心却悸动了。鼻翅发酸。 按照刘亚洲提供的史料统计，当年参加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约六十名，红四方面军近三千人。1932年，红四方面军建川陕苏区，发现当地男性深受烟毒之害，而女性承担着艰苦的劳动，有反压迫的要求，她们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具备了成为红色军人的条件，于是建立了通江妇女独立营，长征前扩编为妇女独立师……。 刘亚洲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三十年来，我不断接触西路军史料，被那些川籍女红军的壮举深深震撼。她们何来如此坚强的意志？只能有一个原因，缘于她们深重的苦难。男权社会最大特征就是无情压榨女性。女性境遇最悲惨，这从长征的战场上也可见一斑。西路军一个女战士掉了队，大家找到她时，她全身上下被割了上百刀，从头到脚已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却还未断气。一次，妇女独立团经过一个激战过的战场，看见被俘的女红军受尽凌辱的遗体，一个女战士一头撞上岩石自杀。 后来，女子独立师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多数战死，少部分滞留当地，被马匪军糟蹋或嫁人，更大的苦难开始了。2006年，我听说在河西走廊还剩下十六名西路军女战士，都已经回民化，生活异常困苦。我刚得一笔稿费，于是带十六万元赶赴河西。我来到一个叫邬秀莲的女红军家里，她有一个五岁的孙子，因为穷，只有孩子生病时才给他做了一碗“二米饭”。孙子说：“我不吃小米，我要吃大米。”邬秀莲一面流泪，一面从“二米饭”中拣出大米，一粒一粒喂孙子吃。村头垃圾里有两分钱，孙子捡回去给奶奶。奶奶大怒，命他立即扔回去。孙子在前面走，邬秀莲颤巍巍地跟在后面。 刘亚洲介绍说：苦难给予中国女性非凡的勇气。西路军因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其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妇女团战士，她们遭受了三重折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敌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被视为叛徒饱受歧视；同时她们还遭受封建主义“贞节”观的折磨…… 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所作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对待问题必须持正确态度，不能遇到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就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奋斗。” 习近平还说：“现在，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习近平这里所说的“问题”，就包括了对“文革”、对“反右”……,以及对“西路军”等历史遗案的评价问题。习近平在这篇讲话中开列出的“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的内容之一是“宣扬西方价值观”；之二就是“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并警告全党上下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给以回击，政权将会因此瓦解。 习近平这里抨击的所谓“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当然不是单指刘亚洲一人。但笔者在习近平这篇讲话被“泄密”后不久，确实听刘亚伟的朋友说过，曾经担任过王震秘书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向习近平和时任中共宣传总管刘云山“反映了刘亚洲‘专门揭露黑暗面’的严重问题”。 但事实上无论是刘亚洲还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等人所揭露出来的那些内容，远还没有纵深到触目惊心处。笔者本人年轻时在当年中共西路军浴血沙场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生活了十六年，熟知许多西路军的血泪故事，见过无数西路军死者的累累白骨，也了解过一些幸存者日后数十年来的悲惨遭遇。 刘亚洲文章中说他到河西走廊寻找流落当地的西路军女战士的时间是2006年，而笔者亲眼目睹西路军女战士悲惨遭遇的时间，比他刘亚洲早了整整三十年。 徐向前、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中共西路军当年战败的甘肃永昌、高台等地都位于祁连山北郦，山南是现青海省境。 一九七六年以前，永昌县城东一直有一片绵延十几华里的乱坟岗，少说也有上万座。当地上岁数的老乡们回忆说: 当年与中共西路军作战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马家军”，分属马步芳和马洪逵两股。而承担与中共西路军作战主攻任务的主要是马洪逵部。因为这支军队全部都由回族士兵组成，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回回兵”。 “马回回的骑兵就是在这片坟地上围住了共产党的红军。回回兵杀人比杀羊还麻利，再加上他们省下子弹能换大烟土，所以，死了的红军没有几个是被用枪打的，大多是马刀劈死或者战马踩死的。” 死者或身首分离，或残腿缺臂。男人被取心挖眼者有之；女人被活活奸死者有之，被刀劈马踏致死，死后又被奸尸者亦有之……。“那个阵势，着实怕人的很!” 惨案发生的几十年之后，一个当时亲眼目睹过马家军屠杀中共西路军将士场面的当地老人一说起那件事情仍还是满脸惊恐的表情。 血战结束以后，马洪逵挥师乘胜向西追击，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几天后，当地人实在受不了尸体的腐臭味道和野狗恶狼的日夜嚎叫，鸣锣召集各户青壮劳力出工就地掩埋尸体。 因为懒得挖坑，所以哪里有尸体就在哪里就地堆起一堆土来，成千上万个坟堆就是这样起来的。一个小的坟堆里可能埋一个，两个；一个大的坟堆里埋五个、八个不等，埋十来个的也有。 老乡们说，回回兵当然也有死的，但比红军少多了。平均埋十个尸体里最多有一个回回兵的。他们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具尸体，只是还记得当时周围几个村的人家家都吃回回兵的死马肉。连着几十天还吃不完。 就在这片乱坟岗中间，当年坐落着中共建政之后为“专政”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甘肃省最大的劳改农场——土佛寺劳改农场。其中的一个劳改中队关的全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在西北甘肃、宁夏、青海几省捕获的国民党低级战犯(团级以下，连级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马步芳、马洪逵的旧部。 从落入中共之手开始，这些人没有节日，没有假期。没法出工的雨雪天才是他们的休息日。平时见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休息时就一人倚一座坟堆卷支烟抽。服刑时间最长者，前后伴着这无数个坟丘渡过了自己一生中的二十四个春秋。 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像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被党的教育感化政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真的从内心深处向他们脚下的无数冤魂千万次的忏悔；诚心诚意地“要用劳动改造的汗水洗刷沾满自己双手的红军烈士鲜血”；发自肺腑地感谢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念旧恶，没有让他们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可惜，他们无法想象当年他们欠下的血债实际上正是他们千恩万谢的毛泽东借刀杀人、剪除异己之过。不然，又该作何感想!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笔者来到了坐落在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叫祁家庄的生产队，当时属于永昌县南坝公社。刚被接进村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个姑娘牵着她的盲眼爷爷在路边卖唱。从口音可以听出他们是从被共产党称为“革命老区”的陇东两当、会宁一带来的——当年习仲勋在这里发迹，中共红一方面军(即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也是在这一带。 在毛泽东时代，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几乎到处可见从习仲勋当年建立的“革命老区”来的要饭者，而且手里都持有盖着某某公社“革命委员会”大印的“介绍信”……。 盲眼老汉一遍一遍地用《陇东道情》的调子唱道:“一唱毛主席，吃饭就想起了你，大米白面有地是，肚子吃得饱饱地；二唱毛主席，行路就想起了你……” 每唱完一遍，就跪起身来向围观者哀告着:“人都饿得路也走不动了，行行好给上些吃的吧，给上些吃的吧!” 姑娘则把手里的一只破碗伸向每个人的脸前。 姑娘少说有十三、四岁了，但下身没有穿裤子，上身一件千补百纳的破棉袄上垂下一块烂布条用以摭羞。 几个自己也是衣不遮体的小伙子猥亵地调笑那姑娘:“丫头，你把袄往上撩一下就给你个馍馍。” 在村子里，笔者听到一个老妇人说话居然是四川口音，生产队长介绍说，这老婆子来我们这搭已经四十年了，刚来的时候，头上的虱子都滚成了蛋蛋，两个脚磨烂了的地方爬满了下蛆的苍蝇。身上没件衣服，就是一条破毛毡中间开个洞从头上套下来裹着身子。她现在的丈夫那个时候是这村里最穷的一个，一直没有钱买彩礼娶婆姨，所以就把她要了。 四十年过去后，村里仍然也没一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女红军战士到底叫什么名字。因为收容他的男人姓焦，所以从老人到孩子都称她“焦家婆姨”。 “她怎么也没生养?”我问。 “红军被打败以后，象焦家婆姨这样的女共产党只要落到马匪手里，哪个都要被几十个回回兵轮着日(奸污的意思)过，身子都坏了，哪还能养出孩子?”队长回答说。 在公社里，，我问民政干事，为什么政府对焦家婆姨那样的人不能给点照顾。民政干事告诉我，整个永昌县里几乎每个公社都有这样的人，仅南坝一个公社就有二十多个，多数都是女的。政府一是没法证明这些人的真正来历；二是上面从来没有指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象焦家婆姨只能凭一口四川话证明自己的来历，别的公社还有几个身上至今保藏着当年的共产党党证的老婆子呢。那党证虽说是马粪纸印的，但上面确实也画着镰刀斧头。公社干部要替她们把党证送到省档案馆核对，可她们都死活不肯交。 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中国共产党当年也还曾有过党证。 当年的这个“焦家婆姨”并不是最惨的。另外一个生产队召开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会”时，笔者亲耳听到被押上台接受批判的“黑五类分子”，一个“戴帽子”的“富农婆”在会上坚持辩白说她当年是红军战士，被马匪打散以前入了党，还交过一次党费。因为她当时被打伤后躺在死尸堆里，所以幸免没有被回回兵捕获。当地人把她救活后即就地下嫁，没成想她嫁的这个人在共产党1949年发动“土地改革”时，因为有二十多亩地被定成了富农成分，她本人也成了“富农婆”。 每次开斗争会，她都要哭诉解放前她跟着那个富农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天天挨打受骂，原因是那富农接她回去的当天晚上发现她早已经被“破了瓜”(即不是处女)。 贫下中农们由此要求她控诉国民党匪帮对她的迫害，她却坚持说自己从没有被回回兵糟蹋过，被“破了瓜”是因为在革命队伍里的时候被首长召去“关心首长身体健康”所导致。首长亲口跟她说过，革命成功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娶她为妻。她到底没有等到这一天是她自己没有福气，但也不应该把她当成坏人对待。 因为这番言论，贫下中农们认为她态度不老实，所以别的“地富分子”大都陆续被“摘了帽子”(即恢复其公民权)了，只有她仍然还是“阶级敌人”。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被统称作“黑五类分子”，要接受“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管制。“党的政策”规定他们同被监外执行的刑事犯同等待遇，但实际上还不如。 表现好的“黑五类”可以被“摘掉分子帽子”，结束管制，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但政治上被歧视实际上是终身的，而且还要殃及子女。 后续的介绍内容，留给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卢沙野预设的听众不是西方世界，而是习近平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接受法国媒体访问，电视主持人罗契宾问及乌克兰问题，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以具体化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卢沙野还说，必须由中国人决定台湾的命运，坚称唯有“对台湾人实施新疆式的再教育”才能“清除分离主义”。随后，当主持人提及毛泽东屠杀数百万人民（其实是数千万）时，他更怒呛主持人没读过书、是拿八卦消息来诡辩，宛如一匹威风凛凛的战狼，恨不得立刻将对方撕成碎片。 卢沙野的这番言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几乎等于否定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十四个国家的主权地位，而这些国家全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这些国家不是主权国家，中国为何与之建交呢？ 中亚的那几个带有“斯坦”后缀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依赖俄罗斯，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从“一带一路”中获利甚多，自然不会发出抗议。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长纷纷向中国提出抗议。立陶宛外交部长蓝斯柏吉斯在推特发文表示：“如果还有人仍想知道为何波罗的海国家不相信中国能‘调解乌克兰和平’，这里有位中国大使主张克里米亚是俄国的，而我们国家的国界没有法源。”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谴责说：“中国驻法大使有关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评论令人完全无法接受。我们要求中方作出解释，并完全收回这份声明。”爱沙尼亚外长萨克纳则称这种说法是“错误且对历史的误解”。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也谴责此言“令人无法接受”。 法国舆论也为之哗然，马克龙访华的“成就”被大大冲淡。蒙田研究所顾问高德蒙等多名学者指出，卢沙野的论述意外揭露了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真正态度。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执行总监杨雅喾指出，“该是时候认清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必须受到制裁和惩罚”。开放外交研究所创办人费里雍呼吁说，法国外交部应当召见卢沙野，“提醒他我们主权国家是如何运作的，无论是基于道德或是策略考量”。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学者特鲁斯评论说，“我如果是北京政府，让他搭乘下一趟班机立即回国”。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卢沙野的言论是其“个人意见”，而非中国的官方政策，试图以此为此事降温，但按照中共内部的权力逻辑，卢沙野不仅不会受到批评乃至降职、免职，更大的可能是，等风头过去后，他反倒能得到习近平的丰厚奖赏。这不是他第一次下注成功——此前他在任驻加拿大大使时，就对孟晚舟案发表强硬言论，谴责加拿大政府甘当美国的走狗。于是，他很快升任地位更重要的驻法国大使。 卢沙野不是口无遮拦的匹夫，他是精通权谋术、步步为营、锱铢必较的高级官僚。他不会胡言乱语，自找麻烦，让自己丢掉乌纱帽。他的每一句公开发言都是有的放矢、恰到好处。他一点也不担心触怒观看电视节目的法国人及西方人——在他眼中，这些人都是无足轻重的无名小卒（nobody）。他心目中的潜在听众只有一个，那就是坐镇中南海的习近平，他只需要讨好习近平一个人就够了，因为决定他命运的只有习近平一个人。 卢野沙就是习近平如臂使指的“分身” 卢野沙当然不会被习近平召回，这只是西方人对中国体制太过善意的想像。只有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才能洞悉中国体制的运作模式。对此事件，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和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都有精准的解读。 矢板明夫指出：“卢沙野毕业于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外交学院’，有多年驻外的经验。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升到副部长级的驻法国大使，说明他绝不是口无遮拦的大嘴巴，他最知道‘什么时候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在独裁体制下，官员胡乱发表意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卢沙野对媒体讲的内容，应该是习近平政权的认识，他甚至有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授权。”矢板明夫还表示：“卢沙野也不是第一次语惊四座，一年多前他提出了应该要对统一后的台湾人进行‘再教育’，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他却毫发无损。而且卢沙野还是最近中国外交部的‘大功臣’，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中国、按照中国提供的剧本发表了一通演说，给足了习近平面子，这和卢沙野事先在水面下做的沟通准备工作是分不开的，相信卢沙野应该得到了内部的表扬。说不定回国升正部级的可能性都有了。” 余茂春也认为，卢沙野认为乌克兰等十四个前苏联国家没有主权国家地位，并非一时说漏嘴，而是反映了中共内部对国际局势的一些根本的看法。“中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就是：整个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对共产主义国家，像中国，是敌视的。所以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要卧薪尝胆，翅膀硬了之后，就要改变这种局势。那么习近平现在就觉得，《国际法》和二战以来存在的世界秩序，中共要去推翻。卢沙野讲的这些话反映出这种心态。”余茂春进而指出：“中国要去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习近平讲得很多了，叫‘全球治理体制’，他觉得中国要起主导的作用。最近几年，中共的外交官非常活跃，在国际论坛上也不再遮掩，上电视台去为自己国家的政策辩护。中共高官说出的话反映的是共产党的斗争意识、共产党所持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 早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中共政治局专门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讲话中称中共要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潜台词就是说，“美国方案”已经过时失效了。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声称“中国方案”为各国“指明人间正道”，进而推出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与西方“选举程序民主”打擂台。 二零一九年五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九篇署名“钟声”的反美评论。这一系列评论认为，从无视规则、零和博弈、逆势而动、拒绝竞争、唯我独尊，到双重标准、言而无信、一意孤行、自作聪明，倘若美方由着性子定要“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是选择了一条自弃之路，这条路注定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失败！当年，毛泽东点名由邓小平主持完成反苏“九评”时，每一篇在发表前毛都亲自修订；如今，习近平是否如毛那样对反美“新九评”字斟句酌，外人不得而知，但正如卢沙说出的是习近平的心里话，此反美“新九评”也尽显习近平踌躇满志、睥睨天下的豪情壮志。深得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习近平，已然要像毛那样“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要重建一套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了。 在此意义上，中国不再假扮“负责任的战略伙伴”，而以“破坏-重建者”自居，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大破大立”。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指出，美中比美苏更接近“热战”，至于深度方面，美中对抗甚至可以叫做“寒战”——因为当年苏联被禁锢在铁幕后面，并未深深嵌入西方的贸易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已搭上全球化顺风车二十多年，并且在西方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一步步蚕食鲸吞，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若干规则。美国不能继续对中国抱以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必须正面应对这一“超纳粹”政权的挑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月26日，习近平应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通话后双方立刻行动：中国迅速公布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沟通；泽连斯基则任命帕夫洛·里亚比金为新任乌克兰驻华大使。自中国在2月提出乌克兰和平建议12点方案以来，美媒已经判定中国要与美国争夺世界影响力。消息甫出，《华尔街日报》（WSJ）再次评论：《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话，再展中国扮演全球和平缔造者雄心》，这比此前认为中国要“扮演世界大国这一角色”更进一步。不过，近两月WSJ与《纽约时报》多篇类似评析读下来，我觉得醒悟太迟，美国如果能够提早十年认识到这点并采取相应行动，世界局势或是另一番光景。 韬光养晦的转折点并非今朝，在十年前 《中国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WSJ，3/23/2023）一文指出：“随着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中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上表现得越发大胆，长期以来采用的韬光养晦策略发生转变”，除了介入俄乌冲突以及沙特与伊朗的纷争，过去几周，习近平还提出了拓展其对世界愿景的三项新倡议，分别是《全球发展倡议》(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和《全球文明倡议》(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这三项倡议虽然缺乏具体内容，但其广泛的理念寻求将中国定位为这样一个国家：那些警惕于美国霸权的国家和地区可以与中国做生意，可以向中国寻求安全保证，可以从中国这里获得尊重。 文章提出的论据很正确，都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判断的时间点错了，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策略不是在习近平统治时期，而是在外界认为很温和的胡锦涛时期。尽管这种放弃是个渐进的过程，但却有非常明显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2011年夏威夷APEC峰会，在这次峰会上，北京非常明确地发出国际战略新定位信号，要从“与国际接轨”转变为要“主导国际规则”。 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参与制订，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对于这次碰撞，国际媒体集中报道“Obama to China: ‘Enough’s Enough’”，却忽视了庞森官阶虽然不高，但他的话却并非个人意见，没在意中国国内官媒对庞森答奥巴马的话一片欢呼，《中国外交部强硬宣言：中国无义务遵守他国“准则”》这篇报道充斥各大网站。我当时写文章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在中国未加入前就已经成立，这些组织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国都未加入制订，如果按庞森的表态行事，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美国忽视中国两度要成为“国际规则主导者”的声明 此后，中国持续不断发出中国要成为国际规则主导者的信号。2014年APEC峰会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中国赢得区域反腐主导权，北京将此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承认，人民网当年11月8日发表《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APEC：从被融入者变成主导者》，认为“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 北京对中国国际新战略这两次重要的表态，美国并未真正重视，严重低估了中国想改变国际规则的决心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任职的8年内，他只在2011年APEC峰会上，对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表达过一次强烈不满，但对华战略仍然不变。2015年9月25日，奥巴马在白宫欢迎习近平时仍然致辞：“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参与者角色的中国的崛起”——这是美国长期奉行的“接触、影响、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对华政策的经典表述，美国朝野显然没在意中国在2011与2014年两次APEC峰会上的明确声明，未意识到中国不仅不想被美国“引导进入西方体系”（即“与国际接轨”），还要改写并主导国际规则。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的韬光养晦，事实上在胡锦涛后期已经结束，只是西方社会有意忽视。 迟到的认识与被动的应对 只有到了现阶段，中国明确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美国拜登政府才开始考虑如何应付这种挑战，媒体的焦虑显然比白宫更甚。《纽约时报》4月21日发表《习近平如何“双管齐下”应对美国》，该文指出中国如今同时使用两种手法对付美国，一方面公开诋毁美国，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盟友的联系，还获得了马克龙的的强烈回应——主张欧洲要有战略自主性。巴西总统卢拉对华态度也非常积极，今年3月29日，中巴两国宣布达成双方贸易以本国货币结算，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介的协议。在4月中旬的访华行程中，卢拉称中国是当今世界政治、经贸、科技等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卢拉还表示，巴西致力于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战略高度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 对习近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会见了六位世界各地的领导人，WSJ在4月18日的《习近平寻求以一连串外交活动撼动大西洋两岸的团结》做了总结，认为习近平正探寻西方共识中的裂痕，并加强与老朋友的关系，寻求抗击他所说的中国遭受的遏制。而马克龙提出欧洲战略自主，严重挑拨了欧盟与美国的关系。 WSJ在《中国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谋求大国角色的主要动作就是充当国际冲突的调停人。在中东地区，中国显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中国促成沙特-伊朗这对多年仇敌坐下来谈判，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形成严重挑战，文中引用Mastro（著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研究员）评论：这一成果足以让美国感到非常尴尬，中国还试图向世界表明，中国不是威胁，美国才是。在《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上升，达成多项能源协议》（WSJ，4月22日）一文中，则分析了中国在中东影响力增强的影响：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成为影响力更大的斡旋者，与中东各方达成的交易将使中国政府能够实现能源供应的多样化，并获得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司也有机会在长期由西方公司所主导的能源行业的多个领域接触到技术专长。 除此之外，中国还踌躇满志的准备促进巴以和谈。4月17日，中国外长秦刚与巴以两国外长通电话时，称中方对当前以巴紧张局势感到担忧，根本出路是恢复和谈，并鼓励以巴双方拿出政治勇气，迈出恢复和谈的步伐，中方愿为此提供便利——为了促进巴以和谈，美国花过无数力气，还颁发过好几届诺贝尔和平奖给以巴两国领导人。 美国现在有了迟到的认识，但却正逢一个大坎：2024年总统大选。鉴于美国国内现在处于价值观严重对立，矛盾尖锐，执政的民主党需要全力应付大选，能否有效应付中国这些咄咄逼人的挑战，有待观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