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接上期） 1958年3月-9月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2月到9月，全縣發生腫病33319人次，佔總人口的13%，因腫病死亡5203人，占發病人數的15.6%，佔總人口的2.04%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月22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1958年6月19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年鋼產指標為 1100萬噸（對外公布是1070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它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鍊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1958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了亂關、亂斗的現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斗、亂關等現象。造成了960人非正常死亡。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國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紅旗》第四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一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辦人民公社的思想：把工、農、商、學、兵（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穀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時，對譚啟龍等當地領導人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徐水。8月6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裡來搞「共產主義試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32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颳起了共產主義風。11月6日，毛澤東在《山東范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1958年8月29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一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27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個，加入的農戶112174651戶，佔總農戶的90.4%，其中有12個省達100%。到10月底，農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的99.1%。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澤東視察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在安徽視察時，他聽說該省舒茶人民公社實行了吃飯不要錢時說，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認為應該提倡。 1958年9月27日，劉少奇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說：「江蘇省有300多萬人鍊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干，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江蘇省只有50萬產業工人，現在鍊鋼鐵的有300萬。哪個大呢？是300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鍊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1958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 ：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撥2797米的一個農場畝產8585斤6兩。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1958年6月16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高興地說：「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1958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全國各地城鄉紛紛成立公共食堂。12月10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他在批語中說：「張魯行五斗米道，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大受群眾歡迎。」12月7日，另有一則批示中說：「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1958年11月25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4個區、20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託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1958年12月6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14%。 1959年1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狀態迅速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羅卜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 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2月22日、28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值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1958年冬到1959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裡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67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將這兩個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內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15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實際上，從1958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准了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確定的1959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1959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一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積比上年減少20%。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業的緊急指示》，第四條中提出要迅速扭轉養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局面，集體餵養和社員私人餵養並重，對私人養豬要給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顧。同一天，中共中央還下發了《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問題》。 1959年5月11日，陳雲向中央政治局建議：1959年的鋼產量應降為1300萬噸，獲得批准。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自留地等問題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許社員私人餵養家禽家畜問題。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一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7月14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懷發起反擊。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颳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的報告，報告謊稱糧食緊張的問題已得到了徹底解決，保證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市場好轉等，毛澤東十分重視，在上面作了長篇批示，把反右傾鬥爭和糧食問題聯繫起來。 1959年10月，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1960年 1月被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 283個管理區中，有 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產隊中，有 11159戶被抄家搜查， 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人之多。後稱「壽陽事件」。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飢餓而死亡的農民超過一百萬人。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被稱為「通渭問題」。 1959年，國家出口糧食415.75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500萬噸原糧。這一年進口糧食摺合原糧只有0.2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佔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27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1-8月統計，死亡達17000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的2.62%。 1960年春，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認為，1960年將是一個大躍進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設想。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這個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標。會後，全國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減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又嚴重泛濫起來。 1960年3月4日，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飢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1959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25日，毛澤東在天津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討論了十七個問題，如：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問題，今年全國80%的人在食堂里吃飯；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問題，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鋼鐵要依靠「小洋群」，還要搞「小土鐵路」、「小洋鐵路」；農業發展綱要提前完成的問題等。天津會議還是堅持「三面紅旗」，但反對刮共產風。 1960年3月25日，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京舉行，通過了《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繼續躍進 一定能繼續躍進》。 1960年春青黃不接之際，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饑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300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18條，子彈1200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佔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4人，綁架幹部16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1961年7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5支，子彈50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年6月10日-18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14日的講話中提出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一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在討論中蘇關係問題的同時，研究了國內經濟問題，會議通過《關於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和《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專家合同343個，科技合同257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並終止派遣專家900多人。這些合同與農業無關。 1960年7月30日，《齊燕銘同志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11月9日發文指出：「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現把它摘要轉發，希望各地參照執行。」 1960年8月，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一，八字方針此時還無法貫徹。 196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9月10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 1960年10月23-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於農業的彙報。主要討論如何糾正「共產風」的問題。會上討論了問題暴露得較早的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彙報了信陽事件。信陽事件的材料，10月26日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認為信陽事件的原因是農村基層政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裡，是「民主革命不徹底」。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這個文件主要是糾左，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十二條」還堅持辦公共食堂。 196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國開展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飢餓起了一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一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1960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抓緊糧食調運的通知》。 1960年12月24日晚，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暴亂涉及13個管理區的37個生產隊，共417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餘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1960年，中國出口糧食272.04萬噸。這些「貿易糧」摺合原糧326萬噸，相當於一千萬人一年的口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一年進口糧食只有6.63萬噸。1960年大量餓死人後，1961年進口糧食580.97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135.5萬噸。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一致，真正的調整是在1961後下半年開始的。 1961年1月18日，毛澤東提出1961年要成為一個調查年。20日，毛派出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率三個組分別去浙江、廣東、湖南去做調查研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 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 1961年3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法。 1961年4月19日晚，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一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會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這個文件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從此，公共食堂在中國消失。 1961年8月23-9月16日，第二次廬山會議。會議討論糧食問題、市場問題、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工業企業管理問題等。毛澤東在會上認為：經濟形勢1961年到了谷底，從此天天向上。 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專門落實糧食徵購及上調問題。會上鄧小平說糧食就是兩個問題：第一，今年的數無非60億，搞得好70億。主要是30天的工作。這30天抓住，就抓到了，這30天抓不到，就嗚呼哀哉。總想減，不努力完成任務，說不過去。這是這兩年的一個思想狀態，整風要首先整這一條。廬山會議確定的任務一定要完成，不能講價錢。 1961年12月9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一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12月17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一辦法執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中央初步總結了1958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

（接上期）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12月20日，召開了一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議，一向對毛澤東百依百順的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卻和毛澤東爭執起來。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12月26日，是他的71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一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一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一臉嚴肅。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做什麼工作。隨後他批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1965年1月28日，還是在討論「四清」工作的這次會上，鄧小平主持了一次會議，他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一般彙報會，會前，鄧出於好意地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誤解了鄧的好意，他一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手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走進了會場。他說 「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說的「（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在討論「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先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么，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陳伯達也不理解。可見兩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澤東在1970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延慶縣的「四清」運動中途停頓，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一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一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一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從批判「修正主義」走向「原教旨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求自己的黨員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也用這個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國人。但是，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實踐中，這個理想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現實的衝擊。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就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是堅持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還是根據現實作某些修正？是快一點建成社會主義，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推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實際是理想對現實的讓步。毛澤東在八大三次會議上不經中央討論推翻了「八大」的決議，接著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加快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速度，從而造成了三年大饑荒。三年大饑荒的根源在於用極權制度、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快速推行共產主義理想。 大饑荒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面向實際，從共產主義理想退回現實，做現實需要做的事，可以稱為「務實派」；另一派還是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用不停的政治鬥爭來推動這一理想的實現，可以稱為「理想派」。當然，這是一種簡單化的劃分，陣線也不十分清晰。務實派在務實過程中由於理想的情結，使他們在做違背理想的事時，總有一種理虧感，因而不事張揚；理想派由於理想總是遭到現實的無情碰撞，在維護理想時，總有一種階級鬥爭的危機感和敵對情結。在中國這個政治條件和話語條件下，務實派在政治上處於劣勢，但是，在理想派把經濟搞亂了以後，總得由務實派來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過程中，務實派更加偏離理想，使得理想派認為他們更加危險。在毛澤東手中，對付務實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義。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的同時，開展了批判「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最早產生於19世紀九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愛德華•伯恩施坦是當時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遺囑時，把全部手稿和書信遺贈伯恩施坦和倍倍爾，並把伯恩施坦作為遺囑執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後，他根據19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和議會民主發展新情況，從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在《新時代》發表6篇文章，修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3個方面，全面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自詡為「修正主義分子」，說明當時「修正主義」並沒有貶義。持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批評俄國的十月革命，批評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國際」就受到列寧的批判，從列寧開始，「修正主義」就成了貶義詞。 批判「修正主義」除了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外，與毛澤東企圖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也不無關係。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亞洲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奠定了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初步的工業基礎，而波、匈事件 的「圓滿解決」則有賴於中共領導人的出面相助。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毛澤東此時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1950年訪問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一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大會上，只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言者都是站在講台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只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表講話。在會下，毛澤東儼然是莫斯科半個主人，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如果說過去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當然領導者，那麼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全面揭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推倒了壓在他頭上的這尊神，提高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憂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會危及他毛澤東，因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所以，最後定的調子是斯大林「功大於過」。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丟掉「列寧主義這把刀子」，也反對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實際上，丟掉了「兩把刀子」就會危及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丟掉兩把刀子」是修正主義最為根本的罪狀。 當毛澤東在做國際共運領袖夢的時候，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曉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不甘落後，在11月1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鬥目標：「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958年8月，毛澤東又說：「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有學者分析，毛澤東搞大躍進，除了國內的原因外，還有國際共運的原因。他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當時他說「以蘇聯為首」只是一種策略。  然而，蘇共領導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持批評態度。自蘇共20大以來儘管兩黨有分歧，但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的原因，是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對蘇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上。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賬」。  對蘇共和赫魯曉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1960年6月2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在會議中，赫魯曉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 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蘇共領導人也說成是修正主義者。「蘇修」就成了中國人口頭上一個常用語。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1963年可以說是「反修年」。為了打好這一仗，中共中央組織了一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范若愚、吳江。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他們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從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寫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文章（簡稱「九評」）。「九評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激昂的戰鬥音調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國廣播，在中國深入人心。「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推到了極左。現在看來，批判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在1958年就在中國開始實踐，大躍進失敗，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瘋狂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在中國南方一個小國也大行其道。這就是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這是毛澤東輸出革命的一項重大「成果」。 波爾布特所領導的組織成立於1960年，但長期不公布名稱，國外稱之為「紅色高棉」，1977年9月他訪問北京時公布黨的名稱為柬埔寨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宣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完全一樣。波爾布特多次秘密訪問北京，自稱是毛澤東的學生。 波爾布特的作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受到稱讚。毛澤東對他這位得意門生的作法非常滿意，他稱讚波爾布特：你們幹得好，我們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你們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產黨執政幾年，全國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澤東稱讚波爾布特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惡果。 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覆，裂痕越來越深，鬥爭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到20世紀末，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這面旗幟已經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輝。為了挽救危機，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務實派」把中國推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多數中國人、甚至中國共產黨內相當多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當理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時，執政者不敢對這個理想提出質疑。因為放棄共產主義旗幟，共產黨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唯一的辦法是，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 把強加於全體人民的理想擱置起來，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執政集團不再用某一種理想來塑造國家的未來、規範人民的行為，而是面向實際，做一個有效的社會管理者。這是社會的重大進步。但是，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執政集團，它的管理許可權應當是民眾授予的有限權力，對它管理效果的評價應當是民眾的實際體驗，而不是某種先驗的標準。因此，管理權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評價，只能通過民眾的選票來表達。顯然，這樣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共產主義理想被擱置以後，把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成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最高目標，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政權把保護執政集團的利益作為執政的第一要務，就不能服眾，就沒有希望。 從鄧小平以後的政治實踐和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應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但是，我們不能太樂觀。勒龐說過：「讓觀念在群眾的頭腦里紮根需要很長時間，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時間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觀念而言，群體總是落後於博學之士和哲學家好幾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們執政的那些基本觀念中混雜著錯誤，然而，由於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 因此，現代民主制度在中國建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我們不能消極等待，我們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資源，努力推進民主的進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近百年來，中國人吃激進的誇太多了，教訓十分深刻。激進的作法可能使社會失控。一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軟弱的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一樣歡迎專制者。所以，反對專制制度過激、過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專制制度的那一群。 有關大饑荒的大事記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一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主張引導互助組走向更高一級形式。劉少奇認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評了劉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支持高崗在東北搞農業集體經濟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彙報，就解決糧食困難問題採納了陳雲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建議。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決議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目前食油的產銷情況和處理辦法的報告》，作出《關於在全國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務院第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從12月初開始，除西藏、台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1954年12月27日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40多萬個。部分農民抵觸情緒嚴重。 1955年3月，鄧子恢到到浙江對合作社進行整頓和鞏固。浙江的農業合作社由53144個，減為37507個。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譏諷怕農業社發展快了是「小腳女人」。他嚴厲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收縮農業社，他強調， 「在發展問題上，目前不是冒進的問題。」 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發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正式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發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對非農業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定量供應，工商業用糧實行按戶定量供應，牲畜飼料用糧食實行分類定量供應。 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12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和104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路線。客觀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糧食總產量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1956年1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 。「說明」指出，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 1956年1月，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1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國務院各部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到1967年）指標。1956年1月4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1956年2月6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八大」政治報告認為：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18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年就完成了。 1956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33個鎮中有29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116個，部分垮台的有55個。 1957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進派》的高調講話。他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他輕而易舉地推翻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 「八大決議上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7年12月2日，在中國工會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併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年反右派鬥爭，6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6億人一泄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年3月9日到3月26日，成都會議。會上，毛澤東「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周恩來再一次就反冒進作檢查，還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這個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儘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年到10年縮短為5年到7年。 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 5年左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月5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這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提到消滅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說：「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託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要「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他還談到消滅家庭的問題。 （未完待續）  

（接上期）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他6月上交「八萬言書」以後，8月22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他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8月5日，毛澤東說：「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9月1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 9月3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布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各小組會上討論，一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淇、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 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為主任。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志丹》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有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徵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並能活到建國以後的有高崗、習仲勛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一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 。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並把毛和他談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有斗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1954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和高崗沒有任何關係的饒凁石捆在一起稱為「高饒事件」。在這場鬥爭中，高崗被打成反黨分子憤而自殺身死。 《劉志丹》的作者是劉志丹弟弟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他也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看到樣書後不同意發表，一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一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後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9月8日，在西南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志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勛同志主持寫的，「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 。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實際上，習仲勛只是審閱過書稿，提出過修意見，而且反對寫高崗。但是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幾位陝北根據地的幹部打成了「反黨集團」。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一系列的講話，最後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劉少奇或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或是出於其它考慮，他對毛澤東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即緊跟和附和，有些言論，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那裡知道，這些話，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也正是為劉少奇設下的墳墓。 1962年10月後，各省紛紛按照毛澤東的新調門，向北京提供各地階級鬥爭尖銳、資本主義嚴重複辟的材料。四川、山東將困難時期出現的「反動兒歌」的資料搜集完畢，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的經驗問世，4月，河北邢台經驗上報。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平地掀起，接著就是「四清運動」。 四、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農村的運動，則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1963年5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1963年9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物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1965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一個比一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後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一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一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8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綳得很緊」，總想在村裡查出一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一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農村搞「四清」本來是出自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要在農村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民主革命不徹底」這個說法，通常以為是毛澤東1960年12月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來的，實際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報告中就出現過。 當時劉少奇對河北省農村問題很關心，「民主革命不徹底」可能是劉少奇先提出來的。在農村搞一場階級鬥爭，把「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的地方奪回權力，這是毛劉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劉在「四清」中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二人決裂。從表面看，他們二人的分歧表現在對「四清」打擊目標、鬥爭性質上和具體操作實施等方面，從深處看，很可能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劉少奇權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劉少奇對他不夠尊重。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迴避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一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他們進村時，不是採用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秘密活動一樣，紮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一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一些人的鼓勵。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帶著夫人王光美在十多個省市以「桃園經驗」為題作巡迴報告。8月1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的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 「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 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一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右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8月1日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裡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9月1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的「普遍意義」。  10月12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劉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10月24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11月12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即「後十條」），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事後證明，這是「四清」工作組製造的冤案。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錯案。不僅一村一社，還在貴州省搞「四清」，把「桃園經驗」推廣到貴州省。 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所以，貴州省的「四清」運動非同小可。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去昆明開會的領導們帶回兩大本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10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一鍋端」，一律奪權」。在一兩個月時間內，，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甚至逮捕，關進監牢」。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1964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35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干係。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澤東彙報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彙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並讓王光美到處作報告，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  王光美在書里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並由毛批轉全國，這也不完全符合事實。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1963年8月19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在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抬出「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一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 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出過於嚴重的估計，是符合毛澤東當時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澤東就認為大規模地餓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即「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沒有肅清。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造成了農民大量死亡。解決的辦法就是「民主革命補課」，即進一步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根據這個精神積極行動。1960年12月22日，信陽地委就送上報告。報告說「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報告介紹了「民主革命補課」的做法：「像土改一樣大搞整風運動。這既是民主革命補課，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採取革命的方法，堅持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領導權。」「組織社員代表會，一切權力歸代表會，充分發揮代表會的作用。」「組織處理要堅持初步處理和最後處理『兩步走』的做法，貫徹執行狠、准、穩的方針。」「建立與健全『司令部』，組織強大的整風隊伍。」「把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生活安排密切結合起來。」1960年12月31日，毛澤東批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 從信陽地委的報告看，信陽等地的「民主革命補課」，和後來四清運動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20% ，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一」。 毛澤東在1960年就有這種「三分之一」的判斷。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他要通過「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餘」的手中奪過來。 從1960年到1961年，針對農村幹部中出現的問題，全國各省都召開「六級幹部會」，農村大搞「整風整社」。通過這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對1958年以來的「五風」進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一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 「三反」運動所展開的鬥爭，正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運動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把農村幹部分為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在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頭腦不清，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類，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  六級幹部會和「整風整社」中清算出來的問題是駭人聽聞的。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中記述了不少駭人聽聞的事實。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回答：為什麼農村幹部這麼肆無忌憚地摧殘農民？這本來應當從極權制度中尋找答案，從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從1958年的政治氣氛中找答案。在這種制度環境和政治環境下，好人也會幹壞事，本來素質很差的農村幹部更是肆無忌憚了。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分子。為什麼殘餘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饑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局第一書記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座談，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書記廖志高寫信給省長李大章。這封信先是轉述了毛澤東將農村幹部分為「六種人」的意見，接著寫道： 主席講，恐怕90%是好人（後三種人）。請大家研究，前三種人10%是否恰當？要求大家具體分析，因為落後社中也有好隊好人，而且壞人的性質不完全一樣。另外是由於人為的原因把工作搞壞了，把生產搞糟了，究竟佔多大面，要各省在這次會上研究。 談到有些壞人絕了群眾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眾圍起來不準走，不準群眾扯野菜等情況時，主席講：這種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彙報到落後地區，不是刮共產風而是刮國民黨風時，主席說：國民黨還沒有死亡，不僅台灣如此，大陸上也是如此。又講，這些人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 彙報到農村整風時，主席講，城市也必須整風，並且同意農村先整、城市整風放後的意見。主席講同意小平的意見，整風要先分是非，後分敵我，這樣就能幫助好人過關，就不會亂。當井泉同志彙報到有右傾倒退的問題時，主席講，不僅有封建主義的問題，還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又講，必須把壞人搞掉，共產風要糾，把東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級所有制建立起來，讓群眾放心。 主席還講，凡有壞人的地方，必須像通海口一樣，派大批確實得力的幹部去打殲滅戰，搞徹底，搞透，不透必須返工，試點務必搞好。爛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來的力量（工作團）去搞。同時也必須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眾。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風」的典型。這裡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一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 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1960年12月20日進村。工作隊一進村，就像土改時一樣，採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一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 據群眾揭露，這裡的「五風」問題十分嚴重。幹部可以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罰款、罰跪、罰曬、罰凍、扣工分、扣口糧、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鬥爭、反省、「剝皮」、「充軍」、「照相」、「辯論」、奪飯碗、關黑牢、戴高帽、遊街示眾。官路管理區總支副書記楊遠輝，用上述辦法親手處罰過142人，有12戶被逼外逃。 這個公社各級幹部有31%的人有貪污行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錢。多吃多佔更為普遍。在社員忍飢挨餓的時候，兩年來全公社各級幹部多吃多佔有數可查的，有糧食36000多斤，豬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們「要魚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一些憑證供應的短缺商品都被幹部佔了。 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工作隊認為，這裡的「五風」問題，除極少數小隊屬敵我性質矛盾以外，絕大部分生產隊和小隊屬人民內部矛盾。 工作隊所說的敵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通常的說法是「打進來」的，沒有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被說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壞分子（即「打進來」的）和蛻化變質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權的生產隊和小隊，一律對這些人殘酷鬥爭，奪回領導權。 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則採取另一種辦法。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開大會批判；對錯誤較小的幹部，開小會批判。大會小會相結合，讓群眾把話說完，把氣出盡。並讓幹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員賠禮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湖北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這個報告時加的按語說：「凡五風嚴重，但不是敵人占統治地位的公社，都應當採取通海口公社整風的辦法進行整頓。」 1961年的「整風整社」是「四清」運動的前奏。「整風整社」是怎樣演變成四清運動呢？不用演變。有些地方的「整風整社」和三四年以後的「四清」運動毫無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80年代劃歸佳木斯市，90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這是富錦縣委的重點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自1958年以來，由於「五風」橫行，勞動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1960年同1958年比較，耕地面積減少了21%，勞動力減少了24.7%，大牲畜減少了30.5%，糧食產量減少了71%，商品糧減少了84%，社員收入減少了94.7%。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亡。改變階級成份、打成「五類分子」就是陷害社員的主要手段之一。從1958年以來，全社共有300多個貧下中農被劃成「五類分子」，白天監督勞動，晚間審訊鬥爭，有不少人被打成殘廢。給幹部提意見的被趕出屯。兩年來，僅馬鞍山和六合兩個管理區，被趕出屯的貧下中農就有60多戶。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的報告認為，「這是一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經過一場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徹底解決了敵我矛盾問題。」經東北局農委工作組複查，同意工作組的意見。1961年2月15日，東北局農委工作組和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寫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 中詳細了幾個月的「整風整社」的情況。 在公社黨委的13名委員當中，有6人被定為「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死官僚主義分子」。工作組認為，全公社15個管理區，就有五個被「地富反壞分子」、「日本小特務」、「蛻化變質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務」是指在「偽滿州國」期間，可能為日本人干過不大的事，但無確實的證據。 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向陽川人民公社的幹部大吃大喝，利用權力姦汙女社員。馬山管理區的幹部1960年就吃了12頭豬，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糧食管理員胡勤堂拿社裡的糧食餵了11條狗，專門殺狗肉吃。 這份報告寫道：「整風整社」工作組進入公社後，遇到「三不清」：敵我不清，好人壞人不清，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動向不清。他們找當地幹部多次談話，也沒有發現問題。後來，工作組跳出幹部圈子，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找「根子」，終於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積極分子。工作組以積極分子為核心，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行動表現。開始大鳴大放中，社員怕報復，不敢講話。工作組向群眾表決心，不徹底解決問題不走。這樣，土地改革時的場面又出現了，像當年鬥爭地主一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群眾把這次「整風整社」稱為「第二次翻身」，「撥開烏雲見青天」，「感謝毛主席派來的親兵」。 這個報告還講述了，在這場鬥爭中，一些「階級敵人」如何拉攏四清工作隊員、工作隊員如何拒腐蝕的故事。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風整社的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一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一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方式，揪出一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後，飢餓基本解除，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開始削弱。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報告經過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澤東看過後，表示「贊成這個方向」。1月25日，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26日下午，毛澤東決定，這個報告作為書面文件發給大家，27日下午開會，由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熬了一個通宵寫了提綱，提綱在大會前經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下午2時開會，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報告長達3個小時，其中有些內容是毛澤東最不愛聽的。 第一，認為「大躍進」不僅沒有進，反而倒退了許多，造成了一個大馬鞍形。講話還對當前經濟困難作了較嚴重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的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以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 第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災，七分人禍」。一是天災，連續三年自然災害；還有一條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對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績和錯誤的比例用「三七開」代替了毛澤東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過去我們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作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方還可以這樣講（毛插話，這種地方少），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翻箱倒櫃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這種人勢必陷入被動…… 第四，認為對這幾年的錯誤，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關於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我們在書面報告中講過，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負責任的是省、市、自治區一級黨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級黨委。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當負起責任。 第五，認為「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能進一步作出結論。  劉少奇在講話中，毛澤東有不少插話。當劉少奇說到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餓了兩年飯，毛澤東插話：「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毛澤東只承認「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不承認餓死人。更不承認大量餓死人。而劉少奇對餓死人看得很重。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口頭講話顯然是不滿意的。事隔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爾巴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說：「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當時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經看出一些問題。」 毛澤東當時看出了一些什麼問題？可能是從劉少奇的報告中看到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原計劃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於1月30日或31日結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們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有一肚子氣。毛澤東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 ，會議接著開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他十分堅決地、充分地、並且以空前的高調肯定了「三面紅旗」，還說大饑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說「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他不僅把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中的責任洗刷得一乾二淨，還對毛澤東極力神化。他說：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就會走得少，今天的困難就會小得多。 我個人幾十年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幾十年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林彪講話時正是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聽了這些話，一定會有一種「患難逢知己」的感覺。他當時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  3月20日，毛澤東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講話稿以後，立即批給田家英和羅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30日上午，毛澤東親臨大會講話。講話沒有正面講大饑荒問題，卻大講民主集中制。這是毛澤東闡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講話，似乎這幾年出了問題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的結果。毛澤東把「民主」和「集中」兩個對立的東西結合起來，強調「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集中製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壞呢？因為集中是有制度保證的，而民主卻沒有制度保證，它只是領導人的恩賜。民主是對當權者的約束。約束總是不舒服的。作為個人，總是對上要求民主，對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實質就是集中，它本來就是專制制度的一張遮羞布。在這次講話中雖然也講民主，但更強調集中。他說： 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從林彪和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可知，毛澤東講集中，還是要集中到他那裡。正如林彪說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見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現在要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 毛澤東這篇講話雖然沒有對劉少奇沒有正面回擊，但還是用大量篇幅對「三面紅旗」作了論證。這表明他對劉少奇說的「『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的話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會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起了促進作用，會上也對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但始終守住兩道防線：一是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二是對廬山會議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會決議向各省傳達以後，基層幹部不滿意，在學習討論這些文件時，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意見。甘肅省在討論中，省委黨校的幹部說：「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飾太平。我國六億人有五億人搞飯吃，還沒有糧食，怎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呢？」「過去覺得甘肅問題嚴重，現在才知道問題有普遍性。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問題，其損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衛生廳的一個同志說：「幾年來不僅沒有成績，反而把事情搞壞了，不僅物質上搞壞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壞了。」省財貿辦公室的同志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不僅區域廣，而且時間長，因此，不能說中央的指導思想沒有問題。」《甘肅日報》印刷廠的同志說：「聽了報告後好像中央沒有錯，主要錯誤是下邊執行中的錯誤，感到中央對缺點錯誤檢查不夠，從根本上找問題少，從下面找問題多。」有人在發言中直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中央有幾次會議和一些文件不妥當，對下面影響很大。如，北戴河會議說共產主義看來為時已經不長了。還提出苦戰三年鋼產量達到五千萬噸。」「說中央政策完全對，我有懷疑。敦煌縣搞成一個人民公社，說這與一大二公無關；大辦鋼鐵要指標翻一番，秋收作物爛在地里，甘肅如此，河北也如此，這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省糧食廳解仙清同志說：「毛主席說過糧食多得吃不了。這沒有調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樣，晚年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輕工辦公室主任杜西林說：「我聽到老百姓罵毛主席，說主席聽奸臣的話，不聽忠臣的話，還說：毛主席鑽到哪個洞里去了，下面發生這麼多問題，他知道不知道？」黨群系統的幹部說：「甘肅餓死人，毛主席不會不知道。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這樣的簡報各省都有。毛澤東看了這些簡報會有什麼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懼的力量，如果不強力反擊，他的地位就很危險。 七千人大會顯現出中共高層的嚴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還是持懷疑態度。具體分歧有以下幾點：第一，大饑荒產生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主要是人禍。毛澤東有時也說過人禍，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區，即「三分之一」地區。第二，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對幾年以來形勢的估計。劉少奇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的估計遠重於毛，對形勢的估計沒有毛那麼樂觀。第三，對大饑荒責任的看法，劉少奇、彭真等，比較看重毛澤東的責任；而林彪、周恩來等，為毛澤東開脫和洗刷。 危難之中見真情。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候，誰支持他，誰反對他，他是會深深地記在心裡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再一次看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對四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打倒誰」心裡初步有了底。 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進一步觸怒毛澤東 不少文獻說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一散會，毛澤東就去武漢了。劉少奇又召開了「西樓會議」，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 「西樓會議」是1962年2月21日召開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 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陳雲2月26日的講話中把嚴峻形勢歸納為五個方面：其一，農業近幾年有很大幅度的減產；其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不相適應；其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其四，城市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3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西樓會議以及2月26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3月14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 鑒於前三年調整不力，當時一些幹部又怕把困難估計過重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他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共產黨人的革命氣慨，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 毛澤東曾要求他們不要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劉卻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計困難。是不是劉有意和毛作對呢？不是。 在中國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財政統收統支，重要物資統收統配。「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為了從中央財政治和中央統配物資中多分一塊蛋糕，各地經濟業務部門總是向中央業務部門叫困難。就是省委第一書記，在毛澤東面前說形勢大好，但向中央業務部門要東西，也是寸步不讓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面前說糧食夠吃，但為了減少四川省的徵購任務，曾和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多次討價還價（見本書「天府飢魂」一章）。所以，主管實際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總覺得困難很大。毛澤東不管這些具體事，聽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見，感受到困難的壓力比劉少奇、周恩來要小一些。「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徵詢過一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點放在恢復上，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其二，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經減少了1000萬，1962年再減少1000萬。其三，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降低生產建設的高指標；其四，恢復農業生產，搞好市場供應；其五，抑制通貨膨脹。更重要的是，對近幾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黨員甄別平反，「五月會議」上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 鄧子恢主張適當地擴大自留地。對各地的包產到戶，實際也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1959年春天，採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廬山會議後全都否定了，這一次「退夠」的措施，毛澤東會同意嗎？對一貫主張「冒進是馬列主義」、「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要積極平衡，不要消極平衡」的毛澤東來說，他能容忍劉少奇等人的調整嗎？劉少奇心裡沒底，還是要請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澤東從炎熱的南方回到涼爽的北京。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系統地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澤東當時只問了幾個問題，未置可否。陳雲感覺毛不反對這些意見，只是在考慮。毛很快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游泳。劉少奇趕到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里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泄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平靜下來向毛陳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繼續搞下去。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松下來，以為雷霆已過。  2003年9月25日，曾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書作者談了一件與此有關的事。西樓會義後不久，陳雲到了上海。讓陳國棟、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務，陳雲說：你們到一些省去看看，農村真實情況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幹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發表意見，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糧食產區，看到的情況是，集體的大田幾乎荒蕪，而自留地里糧食作物長勢非常好。農民是靠自留地吃飯的。他們到上海向陳雲談了所看到的情形。陳雲說：「看來是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陳雲告誡他們幾人回北京以後什麼也不要說。還是陳雲親自向毛談了一個小時。也就是七月陳雲向毛彙報的那些事。  並沒有像劉少奇預計的那樣雷霆已過。一旦度過了難關，毛澤東就重新發難。1966年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傾」這筆賬。 毛澤東之所以對1962年的調整耿耿於懷，是因為他把與他不同的看法視為階級鬥爭，視為要推翻他。這種看法終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來了。 三、八屆十中全會祭起「階級鬥爭」的殺手鐧 對於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有著不同的看法。毛澤東總是低估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對當時的形勢的估計也較為樂觀。持毛澤東這種看法的有柯慶施、林彪等後來被稱為左派的幹部。而以「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為代表的一批幹部則對困難的估計比較嚴重，對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當然，這種不同的估計，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發點也會不同。 在解決困難第一線工作的陳雲對這種不同的估計深有感受。他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上說：「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農業恢復的速度是快還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計。」「不要掩蓋這種不一致。」 如前所述，這種對形勢的不同估計，有著工作崗位不同的原因。當然也和各種不同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不管怎樣，對形勢不同的估計，是一種正常現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過民主討論或投票方式來決定政策。在專制制度下，處於最高權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見不好貫徹。而對1958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採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開放了自由市場，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遠。如包產到戶大面積推行。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把這些壓回去了。由於飢餓，到1961年，又大面積推行起包產到戶。1962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20%，安徽達80%，甘肅、浙江、四川一帶地、縣超過70%。  1961年到1962年鄧子恢就曾多次主張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後，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主張包產到戶的講話。如4月11日，他在廣西桂林聽取地區負責人彙報時說：「單庄獨戶，離村莊遠的就包產到戶，或者讓他們單幹吧。這樣有好處，不要有顧慮，怕說單幹，怕說右傾，什麼都要實事求是。」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局關於安徽省「責任田」的彙報。中共中央華東局持嚴厲批評的態度。但出席這個會議的人，支持和批評的各佔一半。鄧子恢認為安徽省的「責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錯誤。鄧小平發言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試試看。」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七屆三中全會代表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也說過「劉伯承同志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陳雲7月向毛彙報時，也講過重新讓農民分田的事。如本書前面所說的，正是這些「倒退」才是走出饑荒、減少死亡最為有效的措施。但這和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在當時毛澤東的憂慮中，還有一股「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有一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1月27日的口頭講話中，特別講到彭德懷問題。後來收入《劉少奇選集》時，刪去了這一段話。這段話大約1100字左右，其主要內容是：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不是因為彭德懷寫了那封信。信中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廬山會議其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的顛覆活動有關。他陰謀篡黨。等等。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會後他得知劉少奇的這些誣陷之詞以後，倍感委曲，不得不奮起為自己申辯。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寫作，他於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送上了一個長達8萬字的申訴材料（後被稱之為「八萬言書」）。這個「八萬言書」不僅否定了劉少奇上述誣陷，還把廬山會議以及其後對他批判和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懷翻案，這是毛澤東很不愉快的事。 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其它方面也一改過去緊張的狀況，開始出現鬆動和寬鬆。如對冤假錯案大規模的甄別平反，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讓步，對民主黨派有所尊重，等。在這些鬆動中，出現了一些「過頭」情況，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等講了一些尊重知識分子的話，陳毅還提出了「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 周、陳的「脫帽加冕」引起了上層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識形態的陸定一強烈反對「脫帽加冕」的說法。直到1979年，陸定一才在這個問題上認錯，說：「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是「左的，所以是錯誤的。」  大躍進失敗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以《黨內通訊》的形式送上去的。這封信有五點內容：1）對外政策有必要採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2）要儘可能避免中蘇關係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們對美帝也應採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裡參戰；4）中國和印度的關係要打開目前的僵局，要高舉中印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旗幟，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5）支援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開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干涉別國內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後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到毛澤東那裡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一的彙報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一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一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 「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後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卻密切注視北京。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一股「秋後算賬」的意味。1962年3月，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劉的這番話使毛聯想到赫魯夫對斯大林的清算。毛澤東對北京所發生的一切，看在眼裡，記在心頭，醞釀著反擊復辟。 從統購統銷到農業集體化；從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到反右鬥爭；這一系政策嚴重侵犯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因此，在實施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力量。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高壓下，這股反對力量只是一股潛流。身居權力最高層的毛澤東，是會感受到這股潛流的壓力的。1958年以後，幾千萬人餓死，這是一樁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紅旗」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使黨內對「三面紅旗」持懷疑或反對意見的力量成了對毛澤東的離心力，而且離心力有日益強大之勢。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離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一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一貫奉行「鬥爭哲學」的毛澤東，隨時準備挑起新的鬥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預備會開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7月25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8月6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 。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黑暗風」是指「西樓會議」、「五月會議」以及前後與其相似的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在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多次講話說：「有些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8月5日）「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8月9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8月15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 從毛澤東的這些言論來看，他根本沒有接受大躍進以來的教訓。1958年冬以後他雖然也做了一些糾正錯誤的工作，但對這幾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於懷。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幹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8月5日毛澤東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8月6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8月9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8月12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1955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他沒有聯繫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 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一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未完待續）  

（接上期） 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答：首先將根本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管理權。一切生產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也就是說，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競爭將被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消滅，而為聯合所代替。因為個人管理工業的必然後果就是私有制，因為競爭不過是個別私有者管理工業的一種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密切聯繫著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共同協議來分配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說法。所以共產主義者提出廢除私有製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一，有了資本和規模空前的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裡，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愈來愈多地變成了無產者，並且資產者的財富愈是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範圍，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動。因此，現在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這些，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純」越好的理論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遠流長，並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新中國建立以來，動用了各種輿論工具宣傳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惡。成千上萬的人把消滅私有制當作自己終其一生的奮鬥目標――這麼美好的理想當然早一點實現比晚一點實現好。從這裡可以找到毛澤東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實踐證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國有財富的執掌者必然成為國家的主人。國有人的經濟不僅低效率，而且是和專制制度相匹配的。消滅了私有制，必然為專制制度奠定基礎。 這個理想的第二項內容就是消滅商品生產，實行計劃經濟。 消滅了私有制以後怎麼辦呢？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情況下，生產是盲目的，無政府的。這就不可能自覺地實現各個產業之間、各種產品之間所需要的比例關係。只有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達到平衡。消滅私有制以後人們就可以自覺地進行計劃，自覺地保持比例關係，經濟危機就會消除。 一旦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無需給產品規定價值……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製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的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計劃要『具有立法的職能』，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應具有立法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就可以取消商品生產，不需要價值規律來配置資源，而是實行全面的經濟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  後來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人不可能準確、及時地認清市場變化並及時對經濟活動做出正確、及時的指導。所謂計劃指導，實際是一連串的錯誤指導。在不斷的錯誤指導中，巨額投資付諸東流，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一個勞動者，每一家企業，都是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必須按一個指令運轉。因此，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被扼殺。停滯、匱乏和貧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會按照一個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長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計劃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見就會被當作「雜音」和「雜訊」加以消滅。所以，計劃經濟體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極權制度。 這個理想的第三項內容就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是指「消費資料」，因為生產資料已經公有了，沒有分配問題。 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份消費資料。…….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  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漸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資分配。因此，把拿利息當作剝削。中國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資本家把工廠交給了國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後來也被當成剝削的根據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視。 按勞分配，誰來分配？實踐的結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隸。分配者可以隨時剝奪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資源。幹部在公共食堂里隨意對農民「扣飯」，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 消滅了私有制，實現了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國民經濟就能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危機將終止，剝削、階級和階級的對立將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人們將從金錢的奴隸變成社會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將變成平等的互助關係。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理想。然而，這個美好的理想一經實踐，就出現了和他們初衷相反的結果。 這個理想的第四項內容，也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推翻資產階級以後怎麼辦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 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 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 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至無產階級專政； 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根本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家成了無產階級的國家的時候，在它成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施用暴力的機器的時候，我們就要完全地和無條件地主張堅強的政權和集中制。  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當時他們沒有說這個「過渡時期」有多長。從蘇聯和中國的實踐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很長很長。共產黨執政時期全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嘻笑怒罵」，「對意識形態的全面專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實踐證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領袖專政。專政對象並不是什麼「階級敵人」，而是不願意效忠領袖的人。 由於從古代的集體主義思想到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針對人的魔鬼性的，都針對社會不平等種種社會弊端的。因此，自古以來，這種思想體系就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處於下層的百姓是它的忠實信眾，一些同情下層群眾的知識分子，也極力宣揚它。從康有為到李大釗，都主張「大同」和「共產」。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建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個美好的理想，以各種通俗的或深奧的形式，向各種年齡、各種不同文化水平、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灌輸。雖然在實踐中，有些理想暫時不能實現，但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是不能動搖的，中國共產黨還把對這種信仰是不是堅定，作為考察黨員、任用幹部的重要條件。 這樣，共產主義信仰就成了1500萬共產黨員的集體信仰，還通過政權的強制，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都信奉這個集體信仰。中國共產黨一直教育它的黨員：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是信仰。其實，科學和信仰是不相容的兩回事。信仰通常中堅定的，而科學是要不斷地發展和揚棄。信仰是心靈的，而科學需要實驗去驗證。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學性。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你不對人們進行強制，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不管什麼樣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一個人如果只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只有當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資源、一切自願的服務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為的目標和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一個虔誠的人。」 共產黨的輿論控制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目標，一大批人成了共產主義虔誠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單純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們，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 從古今中外的教派鬥爭中我們得知，凡是懷有極端宗教偏執的人們，通常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異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國度里，必然如此。於是就出現了大躍進年代（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殘酷迫害。 三、中國為什麼走上了極權主義 最早將社會主義一詞譯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雜誌》，1877年黎昌庶隨郭嵩燾出使英法，接著又轉任德國和西班牙的使館參贊。《西洋雜誌》是他對歐洲的了解。這本書中兩次提到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將Socialist一詞譯成「平會」，「會」是「會黨」的意思，即當時中國民間結社。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一個「平」字，與中國「均貧富」的傳統思想有關。稍後，西方傳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對馬克思的一些片斷介紹中，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貧」、「均富」、「富民」的安民學說。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泰、中國人蔡爾康節譯的英國哲學家基德（梁啟超譯為頡德）的《社會進化論》，將譯著命名為《大同學》，用中國的「大同」思想來理解、介紹社會主義。１９０２年１０月，梁啟超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馬克思。提到馬克思的「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 。不過，他認為馬克思這種抑強濟弱的思想，中國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與此並列，還說：「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 孫中山、朱執信、宋教仁、廖仲愷都曾著文介紹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稱讚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認識各異，也不打算在中國實踐。宋教仁認為共產主義實際是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孫中山等人本來是想把中國建成一個憲政國家，但當時相當多的人把那場革命當作一場種族革命。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旗幟上，「驅除韃虜」放在第一位。「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反對「異族」統治是宋、明以來的主流傳統。 當年在武漢三鎮經歷過這場革命的老人回憶，當時不叫「辛亥革命」，而稱「興漢滅旗」，即振興漢人，消滅旗人。當時殺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鄉距武漢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時（當時距辛亥革命僅30多年）多次聽到這樣一個傳說：為了區別漢人和旗人，有些革命軍抓住俘虜就讓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陸伯陸司陸」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後一個「溜」字還沒出口，就已人頭落地。 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發《遜位詔》，有人在明陵舉案祭奠，以政權歸漢來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靈。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這樣狹隘的革命成功以後，就很難有制度創新了。大清帝國的旗號換上了中華民國的旗號，清帝國的專制制度以及它的小農經濟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以及清帝國的種種社會問題，幾乎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之下。帝國的根基和靈魂並未隨著滿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的局面。 在混亂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不斷地尋找救國之路。二十世紀之初，達爾文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等源於西方的種種學說紛紛在中國登場，各自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解釋，開出各自的藥方，爭取各自的信徒。 本來，英美等國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說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那時已經介紹到中國。當時，由華盛頓、傑弗遜等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市場經濟制度，在不少國家已經成為現實。正如陳獨秀在晚年（1940年）所說的，這套制度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了的」。  為什麼中國沒有選擇西方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卻從蘇聯那裡接過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呢？這不是少數精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機緣。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鴉片同時進入中國的，是靠洋槍和大炮打開國門的，是與割地、賠款的恥辱和圓明園的廢墟相聯繫的。這些，勢必在中國人中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 近幾年來，余英時等學者提出了與毛澤東這個看法不同的見解， 但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國家利益的衝突，不同文明的衝突必然會發生的。在西方野蠻性的市場擴張和兩種文明衝突中，強者一方採取了令人遺憾的血腥、殘暴、掠奪手段，當時的中國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機。在外強入侵面前，勢必民族獨立壓倒制度創新、主權壓倒人權、集體主義壓倒個人主義。 其次，中國專制制度統治的時間過長，在中國沒有像西方產業革命以後的那種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在英國，16世紀資本主義就有相當的發展。而中國，專制制度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民間經濟沒有發展的餘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出現比歐洲晚了一兩百年。1872年，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現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業。這些企業多數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業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這些企業都窒息在封建專制制度之中。在封建專制條件下，資本主義不可能發展起來，也不可能出現民主制度的主體階層――中產階層。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農抑商」，把商人視為「四民之末」，市場經濟是重商經濟；儒家文化強調「修身」，西方文化強調個人自由。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於吸收馬克思主義。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王權主義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體，影響著人們的政治意識。在廣大底層群眾中，形成了的「非參與意識」。人們畏懼王權，又崇拜王權，只能伏在君主腳下當順民。在王權的束縛下，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沒有對於自身權利的自覺。政治是極少數人的事，大多數人甘心作王權統治下的良民。長期的專制制度造就了這種政治文化土壤，這種土壤又培育著專制政治。 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化土壤，對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種自然的排斥。而來自蘇聯的集體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著較多的親合力。 第四，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本身並沒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戰，經濟危機，工人失業，貧富懸殊。當時，蘇聯和美國比較，顯出了更多的優越性。1929年經濟危機時，不少西方知識分子也讚揚蘇聯的制度。這種情形，對正在選擇制度的中國顯然會發生影響。 對於長期抑鬱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鮮空氣。它那廣闊的視野、深邃的思想和嚴密的邏輯，使他們看到了遠比儒家學說所描繪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確、更加可信的圖景。這個圖景不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貧濟困的正義之光，還給除統治者以下的各個階層以巨大的利益誘惑。僅這些就會吸引眾多的人為之奮鬥終生。 按照列寧的學說，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一個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再利用政權的力量，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可以集中國力實現超越式發展，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當時對蘇聯建設成就的宣傳資料已經為這一理論提供了實踐的佐證。這種前景，對於處於落後挨打的中華民族來說，具有多麼大的吸引力！ 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多次農民起義的成功實踐中找到了可行的證據。毛澤東把農民起義當作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動力，把太平天國這個近似邪教的組織當作中國近代革命的先驅。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然而，炮聲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式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流派稱為「第二國際」（現代為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主張非暴力革命，主張民主制度，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演生出社會主義。列寧稱他們為「修正主義」，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主張建立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政黨，主張用暴力剝奪有產者，取得政權以後，用行政強制推行經濟的超越式發展，用暴力鎮壓反對者。因此，從蘇聯引進來的「主義」，更是帶有專制的血腥。在中國農業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又把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翻譯成具有中國鄉土氣息的思想體系。這種中國鄉土氣息不僅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而是承襲了中國農業社會的一些價值觀，用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體制推行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王權思想藉助馬克思主義的軀殼在中國還魂。「五四」運動，倡導民主、科學、人權，結果事與願違，引進的卻是反民主、反人權的思想。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終成了這樣一個結果：蘇聯的專制主義和中國王權思想的疊加。 於是，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與中國社會擦肩而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的「國教」，毛澤東的極權制度在中國確立。三年大饑荒以及其它種種「人禍」接踵而來。 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歷史邏輯中發生的。 第二十八章 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似乎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 1962年初，面對幾千萬人餓死、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中國高層的不同意見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說廬山會議毛澤東的主要對手是彭德懷，那麼，現在毛澤東的主要對手則是劉少奇。毛、劉之間的鬥爭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一直持續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會上高層出現分歧 劉少奇在1958年緊跟毛澤東，說了很多比毛澤東還要狂熱的話。他是什麼時候開始轉變認識的？我曾就此問題請教於劉少奇的秘書姚力文。姚回答說，可能是1961年回家鄉調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後就看到了生產力的大破壞，那時他對形勢應當是清醒的，也許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也許是為了「黨的團結」，也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還是和毛澤東唱一樣的調子。 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唱出了和毛澤不一樣的調子。 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沒有得到切實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五級幹部會議，統一思想，克服困難。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事後，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1961年11月22日，劉少奇看完報告初稿後，找到起草小組提出修改意見。劉說，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講的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一）過去四年的缺點、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葯，要使人出一身汗，這才能夠接受教訓。（二）這幾年出現的問題，中央要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各省都有這樣的事實。（四）這幾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後來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  這個報告是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經過多次修改後逐漸清晰起來。 1962年1月8日和9日，劉少奇分兩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後送第三部分）將報告的第一稿呈送給毛澤東。9日23時，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給毛澤東（第三部分還沒有改完）。但這時距開會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兩部分。10日上午10時毛作了批示，建議會議推遲3天作報告。在這三天討論農村基本核算位和別的問題。但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他說第三部分不看了，整個報告就不要先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根據大家意見作修改，然後交政治局討論通過後成為正式報告。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為三級（中央、大局、省、地），後來毛澤東建議擴大為五級，即增加縣級和相當於縣級的工礦企業領導人。參加會議的有7118人，所以通稱「七千人大會」 會議於1月11日正式開幕。以小組會議形式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即上述報告）。討論最初集中於「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的問題。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人都把國家計劃以外的經濟活動都當作「分散主義」加以反對。陳雲說：「什麼叫計劃經濟，就是要集中統一。半計劃就是無計劃。」 七千人大會開始就把反分散主義作為重點。但地方的代表們對分散主義有不同意見。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也有多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則就恢復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泄氣了。」  由分散主義討論到大躍進以來缺點和錯誤產生的原因，爭論越來越激烈。 討論中談到「三面紅旗」的問題時，大多數代表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反右傾以後，多數人都是這麼說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說，「三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比如，這幾年「大躍進」了，為什麼卻出現了糧食、市場緊張？西北地區的代表對「三面紅旗」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質疑  代表們對劉少的報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見，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慶施則從左的角度對稿子十分不滿，說「越看越沒勁」。毛澤東提出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毛澤東說：「看來，這個稿子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強調，委員會內可以充分討論，有意見都可以提，「三不主義」――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但是問題決定之後就要遵守。 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牽頭，由21人組成：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等。 在討論這幾年的缺點錯誤的責任時，起草委員會出現了爭論。1月18日，彭真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講到這裡，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過，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說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 周恩來從維護毛澤東的方面提出了問題，他說：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著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當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力挽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 周恩來發言不久，陳伯達發言，說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講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趕緊解釋：我的意思是，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