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一國黨放大招：三年砍75萬臨時移民
2026 年 9 月 14 日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在日本都沒有市場；但絕大多數日本人不是無神論者，他們信神，家裡設有神龕，他們信奉神道和佛教。 戰後日本憲法明文規定不可限制宗教，也不可確立國教，基本和美國一樣，推崇宗教自由。那為什麼在可以自由傳道的日本，世界三大宗教就是發展不起來？主要可能有三個原因： 三大原因 日本人不信三大宗教 一是三大宗教都是「一神論」，他們相信的神是唯一的，這就自然導致排斥其它宗教、其它的神。我上篇專欄曾簡略提到，一神論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其它宗教的鬥爭性，和日本傳統文化相抵觸。日本文化強調「和為貴」，日本是「大和民族」。 據統計，信神道和佛教的日本人有二億多，而日本人口才一億多，說明很多日本人同時信兩種或更多的宗教。日本人信很多神，自然就不喜歡具強烈排他性的「一神論」。而日本的神道則是崇拜無數的神，天、地、大自然等等，幾萬幾十萬的神。神不是用來獎勵和懲罰人的，而是能促人達到內心平靜、和諧的某種崇高的東西。 二是日本文化支柱是「常識常理」，這自然導致他們對三大宗教的那些奇蹟、顯靈等缺乏興趣。水可變酒、人死後三天復活、聖戰烈士可在天堂享用72個處女，這對信奉常識常理的日本人來說難以接受；尤其基督教的原罪說。 有學者比較說，基督教是罪感文化，日本人是恥感文化。基督教認為人生下來就是罪人，因遠祖偷吃禁果，所有後代都有了原罪，怎麼努力修鍊也無法去掉原罪。這種教義在日本這個根基在現實常理的文化上講不通，日本人看重的是倫理道德的羞恥問題，這與出生和遠祖都沒關係，而是本次人生的現世問題，人有了羞恥心，才會有道德感。日本人的思路想法是世俗性的，遵循常識邏輯，自然就難以接受原罪說等。 三是西方基督教堂時常可見的大喊大叫、引亢高歌的傳道方式日本人受不了；伊斯蘭的群體跪地唱腔禱告同樣難以接受。日本的神社或寺廟，都是安靜的。日本文化強調寧靜悠遠、沉思靜默，他們在神社都是靜靜地自我沉思、默禱。大聲傳道他們很難接受，更不可想像一大群信徒連蹦帶跳、又唱又喊，牧師大汗淋漓地呼召佈道，日本人想到這種場面都會恐懼。別說那些被日本學者稱之為「創唱宗教」式的佈道，連西方視為文化瑰寶的莎士比亞戲劇，在日本都難有市場，因為那種激烈情感的表達，和日本文化的哀怨悲寂調子不合拍。所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日本沒有市場，跟他們的傳統文化衝突應是重要原因之一。 上帝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網上 所以，不管多少傳教士到日本傳道，基督教都沒在日本興盛起來，更別提伊斯蘭教了。三大宗教到了日本就「水土不服」，難以生存。對這一點，日本知名基督教作家遠藤周作深有感受，他曾形象地說，西方的上帝到了日本，就像一隻蝴蝶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網上，最後變成標本。意思是枯萎在那裡，無法存活。如果說能夠倖存，也只有被改造成日本的本土貨。遠藤周作本人就是一個例子，他強調自己是日本基督徒，他的信仰也日本化了，這在他的代表作小說《沉默》中有形象的闡述：為了救人，基督徒主人公寧可踩踏聖像（耶穌像）。這很日本：實用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信條。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拿來主義，把外國各種好的拿來。三次重大文化變革，都是學外部。當年學中國盛唐，明治維新學西方，二戰後學美式民主。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岡田英弘等都多次強調日本是雜交文化，凡是自認好的東西，就拿過來學習。一位英國駐日本記者寫了一本書，說歐洲人像有殼的雞蛋，具有自我邊際的個體，而日本人相反，廣納百川，像沒殼的雞蛋，粘稠一片，沒有硬質邊緣，難以描述。 其實，上述這兩種說法都沒抓到日本文化的精髓，它表面是雜交，像是「無殼雞蛋」，但其實一直有自己主體性，從沒失去過。任何外來文化，包括主導西方的宗教，到了日本，都會被她的主體性文化去蕪存真地潛在篩選。它的「雜交」不是對等的，更不是面目皆非到像「沒殼的雞蛋」，而是菱角分明，這個稜角就是歷史以來支撐日本文化的四字柱子：「常識常理」。 所以一神論的三大宗教，因與日本文化的主體「常識常理」相抵觸，就沒法在日本紮根成長。佛教不張狂、追求自我內心修鍊，跟日本文化和神道不抵觸，就可以在日本存活。而且日本政府聲明，神道不是宗教，它是日本的文化傳統，是一些道德訓誡，結果熏陶出日本人獨特的宗教情懷，追求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境界。 日本是世界宗教大國 如前所述，日本人崇拜的神成千上萬，有資料說是幾十萬。其實，說數字已沒有意義，因為日本人崇拜太多內容，都可謂神道的一部分。例如茶道，劍道、畫道、花道……，幾乎什麼領域都有「道」，他們對「道」的規矩、規範，禮儀等等，到處都有宗教般的認真。也可以說，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日本人也可能是最有宗教情懷的族群，因為他們把宗教情懷帶到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帶到了很多細節當中。 以茶道為例，絕不是捧起大碗茶一飲而盡、水灑胸襟，而是有「四規」：和、敬、清、寂。「和」指人與大自然的調和；「敬」指主客間的互敬；「清」指心無雜念，淳樸清凈，禪之意境；「寂」指無始無終的寧靜感覺。維基百科把茶道譯成tea ceremony，就是喝茶的儀式，而宗教活動就很講究儀式。日本學者岡倉天心曾解釋說，「茶道是一種審美的宗教」，「把禪從寺院伽藍中解放出來，回到自家的露地草庵。」 不僅茶道，日本的建築、庭園、書畫、陶瓷器、竹器、漆器、花道、香道、烹飪、禮儀等等，都有一種宗教感，可以說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宗教情懷。甚至禮物包裝的精緻典雅，商場出售的普通盒飯等，也都很講究裝飾和美感；一個雕花，一片綠葉，到處都可看出匠心，溢出一種宗教感。所以有學者驚嘆：日本人的社會生活「宗教化」了。 宗教，不再是短時間內的在教堂聽道，而是從教堂、寺廟、清真寺里解放出來，回到千家萬戶，回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當每個人都強調和諧、友善、謙恭、自省、自律，尤其為他人著想，注重別人感受等，這種宗教，才可謂是最實用的宗教。它不再是教義，更不是教條，而是和諧生活的滋潤劑。這起碼在日本的社會文明層面上體現的很明顯，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認。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才是世界宗教大國！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二十） 最近，巾幗英雄胡友平女士勇救日本婦孺，壯烈獻出自己年輕寶貴的生命。以一己之力扭轉了中國社會甚囂塵上的貌似主流的新義和團仇外心態，把中國人民善良、仁愛、大無畏的天性展現給世人，仁愛、友善、見義勇為重新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 這一轉變的意義是無比深遠的，標誌中國共產黨竊國以來，長期向中國人民灌輸的仇恨教育的破產。中華民國有學者早就予言：「共產主義在中國只是曇花一現，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仇恨集團，它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天性，所以他們長不了！」 這一預言正在一步一步得到驗證！ 共產黨的仇恨教育如果再不止步，對外會招來八國聯軍的群毆，對內文革慘劇將會重演。讓我們重溫一下文革中的教訓。 66年「紅八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教唆百萬紅衛兵「要武嘛！」 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直接指示農村紅衛兵殺「地主、富農」滅門。 2000年，我在澳洲接到一份遇羅文親自調查的「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報告」。 這次在電話里，我聽羅文說他在國內幫王友琴女士做過許多事情，我問他這個調查是不是王女士指示他做的？他說不是。是南方的一個朋友與他相約，要把文革中農村殺害地主富農的事情全部起底，公之於眾。 以下是遇羅文的報告全文，現在仍有他的警世意義，摘抄如下： 大興屠殺調查 作者： 遇羅文 一、緣起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里，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只有三個月，報紙也只出了七期，儘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裡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兇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面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歷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麼難！ 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裡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麼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裡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裡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 。「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 即使這麼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 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裡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裡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託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麼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 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裡就出現了充滿封建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歷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紅衛兵」們在學校里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制」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 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載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制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裡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 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礆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桿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裡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彙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衚衕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裡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採訪老韓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興縣大辛庄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採訪韓玉春老漢。 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 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麼，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庄的慘案發生在66年8月31日夜裡，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裡來人制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 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庄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這天。 大辛庄雖然只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採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庄、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 ，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里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裡最窮的人，在廟裡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裡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麼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 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麼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裡來人制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 月1 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裡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兇手拚命。」 難以想像，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麼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庄「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麼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里。後來，乾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 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裡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裡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麼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 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麼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 老韓不怎麼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 「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 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十八） 羅錦對我說：「以前認為，愛情就是擁抱和接吻。」 我和羅文的初戀連接吻都不曾有。 昨天（27.6.2024）和羅文近二個小時的談話。我說：「你就親過我一次，在哥哥的小屋裡，你親我的臉蛋，你冰涼的鼻尖碰到我的臉，一點鼻涕沾在我臉上，我不好意思擦，你猶豫了一下，用右手食指給我抹去了。」 他無語，我又說：「這件事兒，我已經寫了好幾回，我還要寫，因為那次是哥哥跟我們倆最長的一次談話，把我感動得哭了，我哭的時候，你垂著眼睛，我以為你睡著了，你說你沒有！」 「哥哥在那次談話里，說他第一，不會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第二，永遠不會自殺。第三，永遠不會背叛祖國。」 那次羅克哥哥罕有樂觀和愉快。時間是1967年二月，「中學文革報」出到第三期，全中國為之轟動，創刊號「出身論」再三再版，賣報場面火爆，人們舉著錢（二分錢一份）爭先恐後，前胸貼後背地排隊，眼睛裡放射著熱烈希望的光芒。那一張張激動的面龐至今在我眼前閃動，令我至死不忘。 文章能讓人們熱愛成這樣，也就是遇羅克了！！！ 我和羅文相約，夜裡一塊兒到他家寫文章。我對爸爸說要去羅文家連夜寫文章，他同意了，我們家剛回請羅文吃中午飯，席間，羅文向爸爸請教化學催化劑問題，留給我這位化學家爸爸謙虛好學的印象。 為了不影響遇伯父遇伯母和羅勉，羅文和我穿著棉大衣一頭扎進哥哥冰冷漆黑的小煤屋，羅文拉開電燈，沒想到羅克哥哥穿著深綠色的質料高級的外套躺在床上頭枕在雙手上，白框眼鏡片閃閃發光。羅文本以為他已經去人民機械廠上班去了！ 羅文和我進退維谷，我們倆結結巴巴地說：「想在他的屋子寫文章。」他趕緊說：「沒事兒，沒事兒，我一會兒就走，你們寫吧！」 他繼續躺著，羅文坐在他腳邊，我坐在他書桌旁邊的椅子上。 北京四合院的北房東面很多都有一個窄條的單開門的小屋子做儲藏室，一般用來放供做飯和冬天取暖的煤球或蜂窩煤。 這間只夠放一張小床和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的小煤屋成了羅克哥哥的卧室和書房。多少篇閃爍著不朽光芒的文章就誕生在這冬冷夏熱簡易得不能再簡易、狹小得不能找你狹小的小煤屋裡了！！！ 那天的羅克哥哥心情難得的好，他在日記里寫過：「何為不朽，就是幾百年後還能得到人們的共鳴！」他預見到了自己的那一天，他同時也知道自己面臨的險境，他已經攀登到了人類高高的真理巔峰，腳下卻是萬丈深淵，無邊的黑暗。 就是這個被他的話語感動得低頭偷偷淚流滿面的純真女孩對他又能理解幾分？ 他看見了我在無聲抽泣，趕緊站起來說：「你們寫吧，你們寫吧，我走了！」 我和羅文站起身來，讓開路讓他出門。 他走後，我和羅文相對站著，半天說不出話來，回來有了羅文給我的唯一一親臉頰，我讓羅文把我送回了家。 （十九） 羅文酷愛化學，尤其是喜歡研究炸藥。我不知道他還造出過催淚彈。 我是在牟志京一篇文章里寫到的，「羅文惡做劇向大家施放他做的催淚彈，弄得大家眼睛睜不開。」我在電話里向他提到此事，我說：「沒想到你還做過催淚彈。我記得67年夏天，我去找你，發現你炸了個滿臉花，我問你怎麼回事？你說做試驗炸的。」 羅文說：「那是在世偉家，我造了一個手榴彈，一點就炸了，我可以通過把引線拉長，延遲它的爆炸時間，這樣就不會炸著我了！」 我說：「你真能活學活用，把書本知識用於實踐。」 羅文說：「要不然我高中的化學老師那麼喜歡我呢！我這樣的學生他根本沒見過，我上高中時就會做炸藥，我聽說有一種炸藥，特別敏感，雞毛一碰就炸。我就去問化學老師，老師說哪能有這炸藥啊？我就去查書，真的有這種炸藥，但它們有特殊保護，不會輕易爆炸。」 我說：「羅文，比起你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就，那些就算小菜了！」 羅文是79年落實政策從東北監獄被提前釋放回北京的。他被安排在羅克哥哥生前所在的人民機械廠當工人。北京各單位有能力的都要辦電視大學，我們銀行肯定辦，人機是在羅文強烈要求下勉強也辦，80年招收第一屆，電子類，前提是考試。 我和羅文的科學家夢都還沒泯滅，他邀請我一起複習功課。我因為在白洋淀農村插隊一直當中學數學老師，物理化學我也從未放下，我覺得考試沒問題。羅文考試更沒問題。他就是找個借口和我單獨在一起一下。 我們倆拿著書到天壇公園的迴音壁外面長椅上溫書，連手都沒碰一下。他怕我餓，給我買了豆包。 沒有任何懸念，我們倆都考上了電大。不久羅文離婚，有了新的家庭。 我則為了兒子一直拖到85年才和趙京興離婚。87年我出國留學去了澳洲。羅文也想來澳洲，交了學費，因為年紀大，被卡下沒來成。 羅文這次在電話里說：「如果來成了，咱們能辦多少事兒啊！」 我充滿信心地說：「機會多著呢！當年那麼困難都闖出來了！現在不愁吃穿，大把的時間，一生積攢的本事都還沒用呢！還怕沒機會！」 羅文說：「不是吹，我最大的成就是我發明的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水刀，你準備著好好聽，我詳細給你講！」 我支楞起耳朵，左手舉著電話，右手拿筆在本上記。他說完了，我也記完了。我說：「你沒當億萬富翁，最少也應該當千萬富翁！我幫你寫篇文章，把這水刀詳細介紹一下！」 羅文說：「你就說水刀就行了，不必介紹製作過程。」 羅文實在太可惜了，他不是得諾貝爾獎，他本人就是諾貝爾啊！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他小試牛刀，與羅勉一起辭職下海。發明創造，或得多項專利，成為專利局最大的交稅大戶，前混水刀發明出來後，效率比現在各國用的後混水刀提高7倍，用電則是老水刀的三十五分之一。 他和羅勉向所屬的二龍路街道辦事處申請鑒定費和宣傳費，辦事處說沒錢了！ 國外廠家因循守舊，不肯接受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革新，羅文的新水刀發明就擱置在抽屜里了。 在中國留有一台羅文做出的新水刀，羅文說如果成批量生產還是需要找他，因為許多關鍵的技術只有他這個發明人知道。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不久前，中國總理李強訪問澳洲首都坎培拉，當時有華人歡迎，舉紅旗，唱紅歌；也有華人抗議中共，表達反迫害與維護人權的呼聲。事後一位朋友與我聊天，他說：「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做過壞事，卻依然選擇助紂為虐，還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國人經歷過一系列政治運動，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卻仍執迷不悟，為什麼？似乎只要不觸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隨後問道：「這部分人為何如此心甘情願地接受中共？」 我當時和他簡單聊了些歷史，並說：「你不必太過悲觀。許多人並不壞，冰凍三尺，觀念的改變絕非一蹴而就。」至於他的問題，確實值得深思。於是我打算寫一篇文章，以此問題為引子展開來談。 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價值觀的斷層，分為兩種表現：一是由於中共系統地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摧殘中國人原本就有的可貴精神；二是對現代普世價值觀的排斥，那些國內翻牆才能看的內容恰恰是非常珍貴的。後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點講前者。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人權等價值觀是不相對立的，中國人無需太看輕自己原本的精神財富，打個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黃金，謙虛地取長補短即可，且已建立中華民國屹立於亞洲，何必自卑自辱？但從1915年所謂「新文化運動」起，部分國人激進地反傳統，不辨良莠地以為外來一切都好，導致矯枉過正。五四運動後中國產生一種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國都必然走上同一條發展道路，此必然成為不可抗拒的規律，有的國家已然踏上新階段，而有些國家已然落後。此觀點且不論正確與否，首先它只是一個假定，有待證實，然而這一飄忽無根的觀念直接導致部分國人以為要立即學習西方所謂「最新階段」，奮起直追走捷徑。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俄國剛發生十月革命，列寧建立蘇維埃政權，若依據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為蘇俄已領先世界進入「最新階段」社會主義。此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宣傳加強，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這是誤入歧途的第一步，所憑藉的只是一個假定。 （圖：Adobe Stock）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戰爭期間起主要作用的是國民黨，消耗很大，而共產黨趁機壯大，敵我不分，為難國民軍。這是有根據的，譬如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承認：抗日戰爭建立起來的「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人民進行打敗國民黨的戰爭的出發點。國共內戰後，1949年中共篡國，之後系統地摧殘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人，文革是最著名的運動之一，它對中華文化的破壞空前絕後，力度遠比此前的「新文化運動」大，回頭看中國古代，也從未有如此規模的文化摧殘。 有人以為中共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實不然。我們不妨思考一番，中共為何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以下詳說。 談及中國傳統文化，有人馬上就聯想到落後一詞。然而，我們今天普遍認同的民權、人文主義、言論自由、科學精神，中國自古有之。 孫中山、章太炎、康有為、王韜皆認為中國早有民權思想，比如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集《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也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另外，1941年胡適在美國做過一次題為「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講，其中講到中國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現代民主的基礎：兩千年前，中國已經沒有嚴格的階層之分；自漢朝起，已經建立了客觀、公平競爭的選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視批評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評制度，御史、監察官可以抨擊皇帝與宰相，這是言論自由的實踐。 胡適不僅在此演講中講過傳統中國的可取之處，他還一直強調中國古代已有科學精神。我們客觀來看，中國古代的科學主要體現在人文領域和考證方面，也有四大發明這樣的創造；西方科學主要在自然領域，近代西方發展出工業革命，此方面是中國不及的，應該謙虛學習西方。而在嚴謹程度上，中國古人不見得比近現代差。至於人文主義，儒家就是典型，重視人的尊嚴、仁愛、理性。 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公平性，大概會有人表示疑問，我在此補充。 （圖：Adobe Stock） 自春秋戰國起貴族已受到衝擊，此時士發展壯大。自秦朝起中國進入郡縣制的大一統時代，普及郡縣制本身就是阻止壟斷的體現，可謂一大進步。從漢代起雖恢復分封，但諸世襲藩王已被削弱，所以兩千年來實際上都以郡縣製為主體，依照選官標準任免及升降官員，社會已形成很強的流動性。從秦至清的兩千年不宜被定義為封建社會。 漢朝選孝廉，自漢武帝起每年一舉，每郡都要推舉賢才。自漢昭帝、宣帝以後，宰相幾乎全來自地方，由努力得來，不是皇親壟斷。科舉制始於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為關鍵。唐朝尚有門第；而到宋朝時，從魏晉傳下的門第已基本上消失。蘇轍有一句話：「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可見北宋的社會流動性，士、農、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變化尤為顯著，有四民不分的趨勢，許多商人家庭培養孩子考科舉，也有許多儒生棄科舉而從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之後詹景鳳回懟說，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無言以對。明朝有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有多達60%的進士出身於三代未有人當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門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圖：Adobe Stock） 下面我重點講一講中國古代的言論。儘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價值觀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論自由，也有許多士付諸實踐，甚至不惜性命。這樣的精神也是現在中國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質是極權主義。古人非常看重尊嚴，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對尊嚴的踐踏，使國民奴化，不敢有異議。儒家是反對奴化的，若傳統的議政精神得以延續，並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麼中共的統治地位將受到極大威脅，這是毛澤東毀壞傳統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議政的傳統早自堯舜時代就有，那時施行禪讓制，君主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春秋時，師曠與晉悼公間的一段對話也反映出議政精神。《左傳》記載，衛獻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晉悼公聽說此事後，覺得衛國人趕走君主的行為太過分。師曠的觀點則相反，他說：「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意思是，若國君逆天逆民，當然應該驅逐他。 師曠隨後說的一番話更精彩：「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過分之事是輔臣的職責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諸侯要有卿，卿要設側室，大夫要有貳宗。史官、樂師、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論身分，人人可議政，這正是言論自由的精神。 （圖：Adobe Stock） 民間議政也體現在學校里。春秋時，鄭國百姓在鄉校議論執政者政策的好壞，大夫然明覺得不舒服，便問子產是否要毀鄉校，子產立即反對，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將批評政府的人視為己師。 士與百姓批評政府和君主的傳統此後一直努力傳遞，西漢的眭弘與蓋寬饒、東漢的清議、宋代太學生上書帶動百姓抗議，以及明代大禮議之爭、左順門抗議、海瑞上疏、東林書院，都付諸行動，造成很大影響或形成規模。讀歷史若受中共黨文化影響，將其皆視為階級鬥爭與權力鬥爭，便看不出其可貴之處。 譬如宋朝太學生上書，朝野上下皆對童貫、蔡京等奸臣不滿，《宋史》記載有一位太學生陳東正直敢言，與眾同學齊諫「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辭極為憤切，一呼百應，廣受支持。後來金軍兵臨城下，李綱主戰，宋欽宗卻要撤他的職，陳東帶領數百名太學生再度上書反對。《宋史》稱當時「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數萬人不約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門前支持學生上書，可想其規模。眾抗議者「喧呼震地」，奮力敲擊登聞鼓，將鼓敲爛了也不肯停。見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彥時，眾人激憤痛罵，撿起瓦礫向他身上砸。據《三朝北盟會編》，開封府尹趕來阻止抗議，呵斥他們怎敢脅迫皇帝，而學生們毫不畏懼，義正辭嚴地回道：「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奸佞脅之乎？！」之後宋欽宗在壓力之下妥協。 （圖：Adobe Stock） 過程中確實發生了傷亡，是民殺官，而非官殺民，抗議者「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宋欽宗也沒有調軍隊屠殺學生。事後，欽宗下詔說：「深諒爾等忠義」，大多數官員也選擇站在學生一邊，最後只下令懲處殺人者。我不禁聯想到六四，雖時代與起因不同，學生的正義感、責任感與勇氣卻相似，然而結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殺有多惡，不言而喻。 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順便強調，中國古代制度雖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張箝制言論自由，遵守與否是人的問題。譬如，明太祖朱元璋為明朝留下一個很好的制度，凡天下軍民寫信給皇帝，無論內容如何，一律不許阻攔。海瑞上疏批評明世宗嘉靖時距開國已近二百年，當時儘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國家有諸多問題，但至少這一規定得以延續及遵守，正因此，長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罵他的奏疏。 還有一制度可見明朝非常重視平民的訴求。自明太祖時就已規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決問題，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這不是紙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實的。舉例說，宣德年間新淦縣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丞厲中欺壓百姓，縣民忍無可忍，便將厲中捆綁，還殺死一名軍官。後來明宣宗親自審理此案，判縣丞死刑，公正為民。他所依據的法律內容也值得我們留意，見《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罪責在官。各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的中國。 （圖：Adobe Stock） 中國古代在監察制度上也表現出權力制衡與保護言論自由，意識到這一傳統的不僅有胡適，還有孫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孫中山曾提出五權分立的設想，即增加古代中國原有的監察權、考試權，保留傳統政治中的優點，中西合璧。 在漢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稱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負責監察的，相當於副宰相。而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不僅能監察朝廷與地方政府，還能監察皇宮內的事。還有一個官職叫諫議大夫，專門監督並諷議皇帝的言行。唐朝時，散朝後皇帝若要與宰相單獨對話，諫官有權隨從，他可起到緩解皇帝與宰相矛盾的作用，因為，宰相有時想提意見卻不便直接對皇帝說，可以由諫官轉達意思，皇帝即使憤怒也無可奈何，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皇帝不能禁止諫官說話。 古代還有一類對言論自由的實踐是史書。有人說，中國史書都為統治者服務，必然歪曲事實。此話言過其實。我們在閱讀時，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應嚴謹考證，綜合參考其餘史料，就事論事，最好不帶先入為主的觀念。 應知史官是中國歷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職業之一，道德標準很高，構成對君主和權臣的制約，像董狐直筆等事例，此類史官屬於良史。《禮記》稱：「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這是對天子的監督。某種程度上，帝王可謂歷史上最不自由的一類人，往往不敢隨意。有些記載連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斷然拒絕，足以說明史官享有很強的獨立性。 （圖：Adobe Stock） 約束執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應屬社會上普遍堅守的價值觀，時代可能變得黑暗，但正義的價值觀絕不能丟。雖然中國古代發生過許多不好的事，但整體上大家都在爭取正義，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價值觀潛移默化的影響，促使他們醒悟。上文講到海瑞上疏，嘉靖雖不算稱職的君主，卻在看到奏疏後深有感慨。《明史》記載，嘉靖起初非常憤怒，旁邊的宦官黃錦想救海瑞，便說：「此人素有痴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嘉靖聽後沉默了，「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這就是價值觀潛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氣人人認同，嘉靖也知，見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為名譽著想，自然不願做紂王。黃錦與徐階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眾皆敬佩海瑞，也是價值觀深入人心的表現。 中國古代最寶貴的，乃正人君子無論身處何境地都堅持原則。《詩經》說：「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獨處猶能高標準要求，何況在外。縱然在戰場上，也有人堅守底線，絕不忘恩負義。公孫丁與庾公差師徒就是典型一例，《左傳》記載，公孫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為其主，一日兩軍交戰，庾公差面對昔日恩師，實在難以動手。他感嘆說：「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若他向公孫丁放箭，便是背棄師恩；然而身為軍人，這是他的職責，若不射，自己將喪命。最終他「射兩軥而還」，故意射偏。忠義難兩全，在國事與恩義之間抉擇，庾公差的選擇是堅守人性底線的。《孟子》也講到此類難以兩全的選擇，可見儒家的價值取向。 （圖：Adobe Stock） 古時還有忠孝之間的選擇問題。譬如魯國有個士兵經常當逃兵，孔子發現後問他原因，他說家中有年老的父親，若他戰死沙場，父親便沒人照顧了。孔子對他的孝心大加讚賞，並推薦他做官。法家《韓非子》藉這一事反對孔子的行為，說「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務相比，當相互衝突時，究竟該孰先孰後？長遠看，孔孟的態度或許更值得選擇，儘管會一時妨礙國事，卻符合人性。儒家主張的順序是先家後國，現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這一點上，兩者不宜被視為對立關係。至於師恩，這是基本良知，即使淺一點說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堅守儒家價值觀，怎會發生文革期間骨肉相殘、批鬥老師的悲劇？怎會有「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近代歐洲人在讀儒家經典時曾產生很深的共鳴，不是沒有原因的，實際上中國早已有人文主義，歐洲人文主義也是歷史悠久的，古希臘文化正是文藝復興的重要基礎，中西方價值觀的相通之處可謂交相輝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貴，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茲也非常喜愛中國古書。自明末隆慶開關後，許多歐洲傳教士將中國書籍帶到西方，引發了歐洲從17世紀初至18世紀末的「中國熱」。我們大可不必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化、現代化對立起來。 （圖：Adobe Stock） 近幾十年來一直有華人在國外反共，當然不等於反華和反中國文化。共產黨是真正的極權，它與中國幾千年來傳承的可貴精神對立，一系列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國人的骨氣、膽識、思辨、信仰、道德，經過思想「改造」後，使人變得聽話、唯利是圖、貪生怕死，當聽到異見時卻喪失理智，上綱上線扣上「不愛國」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經遠去，現在看似開放，其實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誰充當紅衛兵已非表面容易識別。不久前有所謂「除三害」（莫言、清華、農夫山泉），此類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維定式、風氣一旦形成便很難扭轉，影響一代又一代。 毛澤東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從民國留下來的專家學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後極可能「不聽話」，所以他要將這些人馴化或踩在腳下。 民國之初本來非常開放自由，大師林立，挺共的學者尚不敢肆無忌憚，譬如那時范文瀾寫的《中國近代史》雖有共產黨的意識，卻也不敢太過分，畢竟學術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隨黃侃學習，受教匪淺。但1949年後，中共愈發肆無忌憚，學術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謊成為常態，並強行用馬克思主義洗腦且生搬硬套，一直影響到現在。 大陸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階段論」硬套中國歷史，奉為圭臬，不僅使學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為世界各國都必經「原始共產、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嚴重扭曲了歷史研究和真相。並非所有史學家都主張全拿馬列主義衡量，譬如陳寅恪。然而中共相當極端，要使所有人「統一」思想，且為政權唱讚歌，修改事實。西方研究可以有許多史觀，不會都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與學術標準，此傳統精神也一直流傳至民國，時代無論如何變，應有的品德卻絕不能變。可惜中共毀壞了學術，也帶偏了下一代學者。 中國傳統文化還有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諷今，憂世憂民，也能化筆為劍。古代戰爭有時文武並用，文人一揮筆堪比千軍萬馬，譬如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時，駱賓王一篇《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如驚天雷電，氣吞萬里，此等文章有先聲奪人之效，怎不似千軍萬馬？毛澤東忌憚筆墨的威力與傳統文人的骨氣，所以他要將所有潛在「風險」除之而後快，經系統「改造」後，莫說駱賓王、徐敬業，連比干、眭弘、蓋寬饒、陳東、海瑞、顧憲成都不再出現。 （圖：Adobe Stock） 斷層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國人的責任感，且中共有意過濾外來信息，欲使後人不知不覺間按照「改造」後的軌道行駛。六四鎮壓、網路審查、迫害異己、打壓香港，一步步隨時代變化而加固。現在抗議需要舉白紙，上網沒有隱私，新聞掩蓋真相，高壓審查使民習慣避開「紅線」，教育發展在剛好可以為黨利用的程度，讓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國確實人才濟濟，可惜受環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國民縱然成才卻降低底線，扭曲價值觀，並對敗壞的現象習以為常，甚至同流合污。 蘇聯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上世紀末蘇聯解體後，俄國史學家發現1917年以來的歷史書慘不忍睹，錯得離譜。中國的文化悲劇不知仍將持續多久。 遙想張煌言受刑前，眼見神州大地盡失，山河依舊壯麗，惟感嘆一聲「好山色」，三百多年過去，依然引發共鳴，然此心情又有幾人能知？但我並不悲觀，因現在越來越多華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裡都還保留著傳統與普世價值觀。回顧反清歷史，張煌言後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其後有章太炎、孫中山，精神延續不息，便終有光復日，遺失的好山色終會回歸。以史鑒今，書籍猶在，精神猶在，台灣猶在，「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在新州藝術館（NSW Art Gallery）最近舉辦的一場盛大展覽中，阿爾豐斯·穆夏（Alphonse Mucha）這位新藝術運動的巨匠重新煥發光彩，吸引了無數藝術愛好者前來朝聖。穆夏，這位生於19世紀末的捷克藝術家，以其獨特的風格、細膩的筆觸和豐富的創意，深深影響了藝術界。他的作品不僅僅是一種視覺享受，更是一種文化象徵，代表著一個時代的審美追求與精神內涵。 穆夏於1860年7月24日出生在奧地利帝國（今捷克）的伊萬契采。自幼，他便展現出非凡的藝術天賦。在19世紀70年代，穆夏來到布拉格，進入美術學校開始正式的藝術學習。然而，由於經濟原因，他未能完成學業，不得不暫時放棄對藝術的追求。 儘管生活艱辛，穆夏從未放棄對藝術的熱愛。為了養家糊口，他開始在布拉格和維也納等地從事裝飾繪畫和舞台設計工作。這段時間的經歷不僅豐富了他的藝術技法，也為他日後的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穆夏。（圖：提供） 1887年，穆夏來到巴黎，這個充滿藝術氛圍的城市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巴黎，穆夏先是進入朱利安學院學習，隨後進入克雷爾蒙特學院深造。他在巴黎的藝術圈內逐漸嶄露頭角，並開始為一些知名雜誌和出版社繪製插畫和廣告。 1894年，穆夏的藝術生涯迎來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受邀為著名的法國女演員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設計戲劇海報《吉斯蒙達》（Gismonda）。這幅作品以其獨特的風格和精美的畫面立刻引起轟動，使穆夏一舉成名。從此，他成為巴黎最受歡迎的海報畫家之一。 在穆夏的晚年，他回到了祖國捷克，並繼續創作。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斯拉夫史詩》不僅是他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斯拉夫文化的致敬，更是他一生藝術追求的總結。儘管這部作品在他生前並未得到廣泛認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逐漸被認為是穆夏最重要的藝術成就之一。 穆夏。（圖：提供） 穆夏的藝術風格獨樹一幟，以其精美細膩的線條、柔和的色彩和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而聞名。他的作品多以女性為主題，展示了女性的優雅與美麗。這種風格在當時被稱為「新藝術」（Art Nouveau），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種重要藝術流派，強調自然的曲線和裝飾性元素。 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種重要藝術流派，強調自然的曲線、植物圖案和裝飾性元素。穆夏作為這一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也反映了這一時期的審美追求和文化背景。 新藝術運動崇尚自然，強調藝術與生活的結合。穆夏的作品正是這種理念的完美體現。他不僅創造了大量精美的海報和插畫，還設計了許多實用的工藝品，如傢具、珠寶和餐具等。這些作品不僅在視覺上令人賞心悅目，更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了實用功能。 穆夏的作品常常融合了東方藝術的元素，尤其是日本浮世繪對他的影響尤為明顯。他的線條流暢，構圖精緻，色彩豐富，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氣息。此外，穆夏還善於運用花卉、植物和幾何圖案來裝飾畫面，使作品更加華麗和富有詩意。 《四季》是穆夏最著名的系列作品之一，在此次展覽中也有展出。該系列由四幅畫作組成，分別代表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每幅畫中都描繪了一位美麗的女性，她們身處自然環境中，與周圍的景物融為一體。通過不同的色彩和背景，穆夏巧妙地表現了四季的變化和特有的美感。 穆夏。（圖：提供） 在新南威爾士藝術館舉辦的這次展覽中，觀眾可以欣賞到穆夏最著名的作品和一些鮮為人知的珍品。通過這些作品，我們不僅能領略到穆夏的藝術風采，還能感受到他對自然、美和人類情感的深刻理解。 儘管穆夏的創作生涯主要集中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但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那個時代。他的作品不僅在歐洲廣泛傳播，還影響了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和設計師。穆夏的藝術風格和創作理念至今仍在影響著現代藝術和設計。 1939年，穆夏在布拉格去世，享年78歲。儘管他已經離開人世，但他的藝術作品和對新藝術運動的貢獻卻永遠留在了人們的心中。他的藝術風格、創作理念和對美的追求將繼續影響著後世的藝術家和設計師。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十五） 網上有許多關於羅文父親遇崇基先生和母親王秋琳的材料，都不如羅文告訴我的有意思。 我從網上的材料算出來，遇伯父生於1912年，1988年在北京逝世時76歲。 羅文的母親王秋琳女士於1983年5月在北京逝世，享年63歲，應該是1920年生人。 遇伯母的遺體告別儀式我參加了。遇伯父的我沒能參加，我87年7月10日離開中國去澳洲自費留學了。 羅文告訴我，遇伯母有個閨蜜楊姨，嫁的是大官兒，想去日本玩，就拉尚在閨中的遇伯母一起去。遇伯母說：「我別白去一趟，乾脆留個學吧！」就這樣，去日本留學學的是商業管理。 1949年，遇伯母、楊姨和另一個女性朋友三人合夥開了「理研鐵工廠」，遇伯母任廠長，56年公私合營，工廠改名為「機床附件廠」遇伯母任副廠長，並成為北京東城區政協委員和東城區人民代表。1957年反右鬥爭，遇伯母替一個被定為右派的人說話：「我們是不是應該再考慮考慮。」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因為檢查的好，沒被送去勞改，削去公職，只保留了一份工資。 遇伯父在同時自己開的是「大業營造廠」。56年公私合營，遇伯父分配到華北電力工業部北京基建局技術處 職稱 工程師。57年反右鬥爭中，被打成「極右分子」。被開除公職，送去勞改，60年代初期回家賦閑。 關於遇伯父的右派言論，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在浩瀚的反右史料里大海撈針一句句找出，並對遇伯父有高度評價，這是我今天早上從Google里看到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 我想到的則是遇伯父告訴我一句鈧鏘有力的話語：「洛誦，我的楞角到現在都沒有磨沒！」 以下的故事是羅文這次講給我聽的： 先從曾祖父那代說起吧，本來我們家是山東人。是從曾祖父那代到的東北。（我插了一句「遼寧營口？」羅文說：「對！」） 羅文接著說：我以為是窮闖關東呢！還真不是，是覺得那兒搞得挺好的，有前途，就帶著全部財產拖家帶口去了。一開始也很順利，發了財，後來因為一場官司家敗了。（他一說官司，我想起來他給我講過，並很詳細地說過官司的經過） 到了爺爺這輩就沒什麼錢了。爺爺去世後，奶奶還帶著爸爸、爸爸的姐姐去黑河投靠親戚，最後還是回到營口。爸爸這時候就發憤讀書，走靠讀書改變命運這條路。 爸爸上的是鐵路學校，以第一名成績畢業，被分配當站長。不久，又以第二名成績考上去日本官費留學。這下可不得了了，以前看不起我們的親戚朋友都來了，還張羅著要給爸爸找對象。最多的時候，來了一屋子女孩，爸爸都沒看上，只見遠遠的有個女孩，非常文靜可愛，大概是來看熱鬧的，就說，我看上她了。女孩姓什麼不知道，名字里有個茜字。就和這女孩結婚了！這就是爸爸的第一個老婆。 （羅文還說：羅錦在書里也寫過這個女孩，有姓，估計是她編的。） 爸爸去日本留學，上的是早稻田大學土木建築系。有獎學金，可是他還要養家，家裡還有奶奶，他姐姐和新婚妻子等他養呢！他看留學生看報紙困難，就寫了本書「日文報紙譯讀法」，用「羅茜」的筆名發表。靠這本書養了家。現在這本書還有，在潘家園二手貨書店炒到3000元人民幣。這個茜命不好，還沒等爸爸回國就病死了。 爸爸特別懷念茜，說她特別溫柔。 羅文評價說：「因為他們沒在一起生活，生活久了，會遇到很多問題，誰知道還溫柔不溫柔？」 （十六） 我對羅文說：「有人認為羅錦的價值不亞於羅克。羅錦辦了兩件大事，一是寫了’冬天的童話’這本書，造成很大影響，二是公開討論與蔡忠培的離婚案，解放了人們的思想。」 羅文說：「還有第三件，出國後向德國政府要求政治避難。」 我在潛意識裡忽略了這件事情，因為羅錦後來說我：「沒想到你第一個站出來在香港雜誌上指責我！」並反唇相譏說：「你那麼熱愛這個國家，你出來幹什麼？」 我向她道歉說：「對不起，我當時的思想覺悟太低……」 祖國，從小根植在我們心中是至高無上的概念，我五歲上北京大方家衚衕幼兒園，老師教的第一首歌是：祖國像個大花園，田野森林望不到邊，綠水青山真美麗，我愛我們的大花園。 共產黨在洗腦教育中，偷換概念，把毛主席、中國共產黨與祖國混為一談，甚至凌駕於祖國之上。還是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首先澄清的這個概念，「愛國不是愛共產黨！」 共產黨竊國，只為特權階級謀利益，把人民當芻狗、奴隸，整個中國是座大監獄，沒有民主、自由、人權，往國外逃跑的人烏泱烏泱的，有門路的走大路，沒門路的走線路。號稱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怎麼大家都削尖腦袋想盡辦法鑽到鐵絲網的外面啊！ 遇羅錦成了這股大逃亡的先驅！ 我們在國外不是僅僅為自己的幸福著想，我們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助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擺脫奴隸的命運做國家的主人。「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我66年11月底認識羅文的時候，羅錦已經不在了！她已被革命群眾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革命群眾強迫警察收下她，說她在日記里寫著要投敵叛國，把她從竄逃到廣州的路上抓回北京送到公安局的。公安局一開始不收，革命群眾就呼口號，警察被鬧得沒有辦法，硬著頭皮收下了，馬馬虎虎判了個最輕的罪：三年勞動教養。 我何以知道羅錦被扭送公安局的壯觀場面，是聽扭送她的革命群眾之一「端村王」的妹妹說的。 「端村王」一開始是我二弟弟陶江的朋友，正式的姓名已經無法考證了。是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文革中的畢業生，分配到白洋淀北岸端村當老師，他是資本家出身，找了個幹部子弟的女朋友。他帶女友到邸庄玩，認識了我和戎雪蘭。 回北京又認識王妹妹，那時候是74年，被槍決的遇羅克事迹在民間流傳，王妹妹對我講遇羅錦時語氣充滿了讚歎，說她像劉胡蘭，毫無懼色，對趕到公安局焦灼的母親說：「媽，沒事兒，您回去吧！」 我能想像她那幅樣子，我早在67年就見過她那樣子，在她家，羅文給我看的她的自畫像，一個美麗的少女微側看著前方，圓圓的臉，尖下巴，長發披肩，倔強堅毅的表情，當時我就感到像劉胡蘭。 我和羅文坐在她的單人床上，我靠在羅文的胸前，拿著她的水彩自畫像，端詳著她， 羅文說：「她會喜歡你的！」 直到1978年11月，我才第一次見到羅錦真人的面，她和第二任丈夫蔡忠培住在朝陽區三里屯一個居民樓里，我沒想到後來她鬧出那麼多的大動靜！ （十七） 羅文對我說：「羅錦和馬沛文是真正的愛情！」我驚訝地說：「你覺得是這樣？我覺得她和吳范軍是真愛。」 羅錦的三個丈夫（不算現在的德國第四個丈夫海曼），我認識兩個，蔡忠培和吳范軍，都是很好的人。 羅文說：「不是，她和馬沛文是真愛，結果弄成這樣，……」 這讓我想起羅錦曾深情地說：「愛情就是要有犧牲精神，……他老了，我就用輪椅推著他，給他擦哈啦子。」想來這指的是馬沛文了，她說這話的時間是決定和忠培離婚的時候。 我Google了一下馬沛文先生（1921—2014）。和羅錦相識時任職「光明日報」副總編輯。 羅錦給我講過北京中級法院開庭討論她和忠培離婚案的時況，我轉述給羅文： 羅錦提出離婚的理由是蔡忠培是好人不是愛人，忠培走上台，激動地舉著羅錦給他繡花的飯盒袋，說這不是愛情是什麼？ 還誇讚羅錦會過日子，一毛錢一斤的小魚做成噴香的干爆魚，「我沒有本事，不能給愛人過好日子！」忠培難過地自責。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舉手發言：「我說兩句」羅錦想：「這聲音怎麼這麼熟悉啊？」回頭一看，先看到穿著42號鞋的一雙腳，原來是插隊東北時的前夫。 羅錦說：「這兩個不得意的丈夫！」 羅文對我說：「世俊其實特別顧家，他們粘糖葫蘆，世俊賣，賣不完捨不得吃都帶回家。羅錦也是一個好母親，她把孩子背在背上鋤地。」 故事中的故事—-羅文給我講了羅錦他們買的房子曾發生過案件，村裡人都不敢買，因為便宜，羅錦他們就買下了，為了美好的生活打拚。 三年後，夫妻離婚，羅錦和忠培結婚，戶口回到北京。 前幾年，有人把我寫羅錦的文章放在國內「頭條」上刊登，我聽陶江說下面有幾條留言，其中一條是：「遇羅錦與蔡忠培離婚是很不仗義的！不必把道德降到她的水平。」 剛才我Google遇羅錦離婚案，看到「文學城」轉載我在「新三屆」上的文章，原名為「遇羅錦給我的信（上）」，被改名為「我知道的遇羅錦離婚風波」。 最新評論是：1.友朋如此，彼此也可心安了。2.好文和好人。 女人是愛情動物，遇羅錦也並不例外。牟志京告訴我，美國女人說遇羅錦是「中國婦女解放第一人。」我把這話轉告給她聽，她說：「我對這些頭銜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就是想找一個情投意合的人和他好好過日子。」 縱觀她的波瀾壯闊的婚姻與愛情史，她實際上是個很傳統的中國女人，只是造化弄人，生不逢時，中國最大的黨媒「人民日報」內參竟在頭版頭條標題稱她為「一個墮落的女人」。 女作家喬雪竹很為羅錦不平，對我說：「真不像話！那麼大的報紙跟一個女人過不去！」 喬雪竹還說過，「男人憑藉武力可以打開一個地盤，女人只有撕毀自己給別人看。」 80年代，正是世界對「女性學」研究的一個高潮，中國出了個遇羅錦，一個為沒有愛情為由的離婚案把全社會鬧得沸沸揚揚，「新觀察」雜誌和「民主與法治」持對立的觀點大辯論，地方法院批了，中級法院給駁回了。最後雖然判離了，遇羅錦在道德上卻被判了死刑。為她辯護的地方法官黨春元被消職為民，在法院當雜工。 不管怎樣，遇羅錦付出巨大犧牲，撕毀自己給全世界看，讓中國在「女性學」這一塊跟上了世界的步伐。 目前的中國社會可沒有這麼自由熱烈的討論空間了！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文/清簫 上期講到詩之本在於言志，詩可以起到興、觀、群、怨的作用，概括而言，作詩要有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同時反映現實生活，詩人可以透過詩諷諫時政。此外還談到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性靈即真性情，詩應是詩人真性情的表現，言志的同時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既在字句之內，也在字句之外，來自詩人的氣質，譬如李白，他的詩詞妙在氣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舉例說：「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絕妙詩詞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以上是簡單回顧。下面講的內容以上期為基礎，繼續探討詩的審美，以及我們怎樣作出好詩。 諸位或許已見到本期標題：「水中月，鏡中象」，可能看起來有點模糊，難道詩的最高水準是這樣的嗎？非也。在講什麼是「水中月，鏡中象」前，我們先聊一聊言外之意。 （圖：Adobe Stock） 諸位不妨回顧一下，當感到一首詩很好時，究竟詩的哪一部分令我們覺得好？文采或許是其一，但如果細想，會發現真正使你難忘的不在言內，而是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文字帶給你的聯想，這是中國古詩的一大魅力。詩是精華語言，註定不能將全部想表達的意思寫出，古體詩尚能寫很長，而絕句和律詩長度固定，終究十分有限，所以必有意在言外，必有神在形外。因此好詩都有一個共同點：「言有盡而意無窮」，意味深長，繞樑三日，使讀者回味無窮。 劉勰《文心雕龍》說：「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劉勰講的隱和秀，即文外與文內之美兼得，隱意為「重旨」，即能以簡約的辭表達豐富的意。唐代僧人皎然也談到文外之意，其《詩式》講道：「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總結道：「超以象外，得其環中。」這是講詩貴在象外。《二十四詩品》還講：「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著的意思是粘著，此句也是談言外意味，提倡含蓄而餘味繞樑。梅堯臣論詩也頗重視言外無窮之意，他認為：「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言外、文外、象外都可以概括為神，和水中月、鏡中象異曲同工，寫詩只寫形是不夠的，有了神，詩才真正活起來。 （圖：Adobe Stock） 為何說詩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水中月、鏡中象呢？我們抬頭看月亮，天上的那個月是實體，倒映在水中的月是影子，人可以憑藉科技登陸月球，但水中月影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景物本是客觀存在，當人帶有主觀情感看它時，景物便被賦予新的意義，詩人筆下的景物便是那一瞬間所感所見，將其以詩再現，而不是生硬的描述。水平高的詩人能將其寫得含蓄深遠，餘味無窮，介於可言與不可言之間。讀者讀後，雖心領神會，卻發現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如果想複述給別人，非用此詩句不可。水中月、鏡中象看似可用手摸到，實際上永遠都無法觸碰到，這種感覺與可言和不可言之間相似。不需要精確，應留給讀者餘味及聯想。 （圖：Adobe Stock） 嚴羽《滄浪詩話》對此講得很精闢：「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所說的興趣不是指愛好和趣味，而是指詩人內心情感的興發，有時是看到某景物後的感悟，都是自己的真情實感，而非尋章摘句得來，所以無跡可求。因為抒發真情，獨一無二，所以有味可品，若功夫到位，自然達到言盡意永。 舉例詳說，譬如杜甫寫過一首〈冬日謁玄元皇帝廟〉，描繪老子廟的壯麗，其中一句寫道「碧瓦初寒外」，真可謂神來之筆。細想，為何碧瓦會在寒氣之外呢？冬季寒氣充滿天地間，任何一物都逃脫不了低溫，而且寒無象無形，怎能分內外？但這就是詩人感受到的，杜甫見到如此壯美的建築，心中覺得溫暖，碧瓦也顯得溫暖了。 （圖：Adobe Stock） 葉燮《原詩》有評：「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辯，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碧瓦和初寒人人皆知，人人能言，但「碧瓦初寒外」只有杜甫感受到，是屬於他的想像。不需多言，讀者就可以領會到他當時的心境，若讀者轉述給別人，便失去味道，唯有「碧瓦初寒外」能表達他的意。葉燮還有一段觀點，說：「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杜甫這句「碧瓦初寒外」就是典型的詩家語言，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圖：Adobe Stock） 杜甫另有一首詩〈春望〉，家喻戶曉，我們來看前兩聯，也是言外意味深長——「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安史之亂爆發後，長安遭受蹂躪，杜甫眼見昔日繁華的國都破敗，觸景生情，寫下該詩。說「山河在」，言外之意是唯有山河仍在，其餘都蕩然無存。說「草木深」，雜草叢生，雖不直接寫人，但讀者可感受到人煙因戰亂而稀少。至於花鳥，本是樂景，卻令詩人傷感，以樂景更襯哀情。寥寥四句，寫得含蓄深沉，令人難忘，最觸動讀者的部分在言外。 （圖：Adobe Stock） 我們再看溫庭筠的〈商山早行〉，其中「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最經典。這兩句沒有一個生僻字，景物也是生活中常見的，看似平淡，卻讓人讀後如身臨其境。雞表現聲，月表現色，茅店反映遠離故鄉的山區，霜反映冷，人跡說明有比詩人更早出行的人，僅十個字就能使讀者腦海產生許多畫面，感受到早行辛苦與羈旅愁思。這是梅堯臣所謂「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的典範。 另有兩首詩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典範，即李白〈夜泊牛渚懷古〉和孟浩然〈晚泊潯陽望廬山〉。王士禎《帶經堂詩話》評道：「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為何評價如此高？以下分別賞析。 〈夜泊牛渚懷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 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李白此詩抒發知音難逢、懷才不遇的傷感，自然而無雕琢痕迹，含蓄有味。「青天無片雲」寫開闊景色，這類環境容易激發懷古之情，詩人的思想自然地融入景中。之後借謝尚與袁宏的典故表達懷才不遇之感。結尾想像次日之景，掛帆離去，楓葉飄落，更襯未遇知音的寂寞冷清。 （圖：Adobe Stock） 〈晚泊潯陽望廬山〉 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 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 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鍾。 孟浩然這首也寫得自然無痕。「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不寫具體景，給讀者留下想像空間，「都未逢」用語平淡，委婉表露不滿之意。之後「始見香爐峰」，「始見」二字含蓄地表現驚喜之意。望見香爐峰，孟浩然不禁懷念起曾在廬山建造東林寺的高僧慧遠，他仰慕慧遠，但如今昔人已去，只餘夕陽之下，寺廟鐘聲。「日暮空聞鍾」憂鬱而深遠，一個「空」字暗指高僧已逝世，惆悵之情寓於景中，下筆素淡，卻情思悠遠，餘味無盡。孟浩然透過懷念慧遠，表達對隱居生活的嚮往，詩中未直說理想，而蘊含於字裡行間。 （圖：Adobe Stock） 〈夜泊牛渚懷古〉和〈晚泊潯陽望廬山〉都在寓情於景方面寫得好，情在景中，味在言外，露出一點引導讀者聯想和感悟，這一點足矣，如此才更值得品味。兩首詩都沒有驚奇文字，簡單易懂，佳作不靠文采，用語平淡也無妨，詩重在直奔上乘，形為輕。作詩不宜太實太滿，而要留白，講究虛活。字句就像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真正溝通的是心靈，不同讀者的領會各不盡同，無關乎第三者，貴在心有靈犀，相視會意。嚴羽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葉燮所謂「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可謂上乘。這不等同於晦澀模糊，用語依然應使人易懂，「水中之月」在意境而不在表面。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十二） 一見鍾情這種事情多在才子佳人的小說中出現，我和遇羅文的第一次見面猶如昨天。但絕對不是一見鍾情。是偶然的相遇。 我按圖索驥，圖是楊鷗提供的，中學界造反派組織的名單。我會按照這些名單給他們派送「中學生動態報」。 要說我們處在一個魔幻的環境也不假，在血淋淋的天空下，給我們一個到全國大串聯的契機，開始的時候，只許紅衛兵去，後來控制不住，明文規定只有「黑五類」出身的不許去，一般出身沒問題都可以去，這是我去學校開串聯證明時知道的。 我揣著師大女附中掌權的紅衛兵給我開的證明，游遍祖國西南部大好河山，等我11月底回來的時候，中學造反派組織像雨後春筍林立，與紅衛兵抗衡。 造反派組織都是在學校佔個教室，每個班為單位，批判班裡的紅衛兵同學。我找了幾個女孩，辦個油印小報，覺得可以隨意走動空間廣闊，附合我愛動的性格。 我找到六十五中「北斗星戰鬥組」的時候，完全把「出身論」一事忘在腦後，以為會像給每個學校戰鬥組發傳單一樣，發完就走。 我左手拿著幾頁動態報，右手敲敲緊閉的門，「進來！」裡面幾個聲音不約而同。我推門而入，沒容我開口，一個坐在地上的娃娃臉男孩沖裡面門喊了一聲：「遇羅文！找你的！」 一個瘦瘦的略高個子的男孩應聲出來。穿著藍色短棉大衣，戴著栽絨帽子。我們倆大眼瞪小眼，感到莫明其妙，我從未聽過「遇羅文」這個名字，遇羅文也看出我不是沖他來的。 我禮貌地說明來意，順手把「中學生動態報」遞給遇羅文。當我即將轉身的一剎那，遇羅文及時叫住我：「你看過 ‘出身論’ 嗎？」我想起楊鷗的那段評說，眼前這位就是和那篇有爭議文章相關的人了。我說：「沒有」，接著想轉身，遇羅文迅速從上衣口袋掏出一疊紙，油印的黑體字透到背面，他遞過來，我接住。 「你看完得還給我，我就這一份了！」他說，看我有些猶豫，他說：「你要在這兒找不到我，可以去我家找我。」 這點倒挺像我的，我辦的「中學生動態報」也是以我家為基地，我給要地址的人都大大方方寫上我家的地址。四中的李寶臣、王祖鄂、蔣孝愚都是這麼找到我家，跟我聯繫的。李寶臣成為我全家朋友後還說：「當時發現這個地址是個住家挺尷尬的！」 蔣孝愚則在認識我沒幾天，就帶著我們五男五女去新疆「打聯動」。我們67年2月7號春節是在去烏魯木齊的火車上度過的。 去新疆以前，我按遇羅文給我的地址找到他家，還給他「出身論」一文，並向他告別，「我們受中學生代表委員會委託，調查一月二十四號新疆石河子槍殺事件，並追蹤逃往新疆的聯動分子。」 羅文興奮地告訴我：「我們出鉛印報紙了，我給你十份，你帶到新疆散發吧！」 （十三) 我所知道東城區中學被稱為「流氓學校」有兩個，一個是128中，一個是61中，都是男女合校，錄取分數線最低。 羅克、羅文高中上的都是65中，65中是個新建學校，只有高中部，男女合校，排名中等，名聲不錯。地址在沙灘。羅克初中上的是25中，羅勉初中上的也是25中。25中與女12中初中部隔一道牆。地址是燈市口。25中前身名為育英中學。羅錦初中上的是女12中，沒考高中，上了做兒童玩具的技術學校。 前天和羅文通電話，他告訴我，初中上「流氓學校」61中，因禍得福。 羅文小學上的是五條小學，這也是前天和他通電話才知道的。我不知道五條有學校。我對他說：「我差點上了六條小學。」羅文說：「你上是史家衚衕小學的吧！」我說：「是！我們從南小街老君堂搬到六條，我媽媽帶我和湘誦去六條小學辦轉學手續，因為我對媽媽說這個學校怎麼這幺小啊！他們聽見了，就不收我，把我退回史小去了！」 羅文說：「史小比六條好吧！」我說：「那當然！要上六條我就完了！」（我的意思是我會失去了許多出風頭的機會，上雜誌封面、給外賓獻花什麼的。） 羅文說：「那不一定！」在電話里，他給我詳細地講了上「流氓學校」的好處。 他好像開竅較晚，小學時並不懂要好好學習。父母對他們是任其自由發展。他考上末等學校61中，母親還安慰他說：「沒關係，更好。咱們寧當雞頭，不當鳳尾。」 羅克是個帶好頭的哥哥，不僅嚴格要求自己，還讓羅文對知識產生興趣，帶羅文去天文館觀望星空，定閱「天文愛好者」雜誌。羅文初中開始開竅，知道努力學習了。 他是老師喜歡和倚重的學生，老師有事情請學生幫忙，羅文和一些同學甚至去過老師岳母家。有位老師和羅文保持了六十年的師生情誼。 但是羅克、羅錦、羅勉在學校里均因為出身問題不受待見。羅克的遭遇是人人皆知。羅錦在初中操行評定是「中」，學校評學生品行分為「優、良、中、差、劣」。一般都是優或良，最壞的學生是中。有羅克成績優秀但屢考不上大學的前車之鑒，羅錦連高中都沒報，直接上中專了。 羅勉初中考上男校25中，25中和女12中是東城一流學校，羅勉在學校里更是受氣，除了出身不好，老師還當著全班說他哥哥遇羅克是反動學生。羅文講到這裡，強調說：「羅克那時候還沒出事兒。」也就是說這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了！ 只有羅文所在的「流氓學校」沒有這一套，只看能力和學習成績，羅文的性格得到了自由發展，自信、自尊、自強、樂觀、熱情、開朗。他立志考大學當科學家。 父母認為羅克的教訓在那兒擺著，想讓他走羅錦的路，母親還對他說：「上中專好找工作。」61中初三班主任去他家，說羅文功課好，應該繼續學業，勸父母讓他上高中，這樣，羅文才得以參加高中考試，羅文考上65中後，學習能力更是突飛猛進，學習成績名列前茅。 我對羅文說：「我以為是64年才開始講階級路線。」 羅文說：「早就開始了！」 （十四） 今天早上，從YouTube 上看到美國馬里蘭州6月5日遭遇龍捲風，趕快給羅文撥了電話，他那頭安然無恙。說：「風不大，院子里樹都沒倒。」視頻拍得挺邪乎。 我其實心裡有兩個問題想問他。一個是上次他說煮了碗餛飩，事後我非常想知道皮是買的還是自己做的？他曾告訴我，他是美國朋友圈裡有名氣的美食家，他也教過我許多高招，如何炒糖色？如何用空氣炸鍋烤出最香的白薯。 我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里不失時機地問了最焦慮的餛飩皮的問題。得到的答案很令我失望。「餛飩是人送我的。」我本想讓他教我怎樣做餛飩皮的。他說今天吃的是蝦肉韭菜餡的餃子，他的餃子餡和的特別香，別人都向他請教。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他父親家族的故事，當我提出，他給我詳細敘述過程中，我發現他曾給我講過. 我提到遇伯父在67年5月主動提出教我和羅文學日文，並說六個月就可以把我們培養成日文翻譯。羅文立刻背出了第一句，我接著背出第二句。他說：「你知道用的是什麼教材嗎？」「當然知道，夏目漱石的 ‘我是貓’。」 我說：「老人就是看得遠，當時他看咱們倆只是高中生，沒有一技之長，想讓咱們學個本事，以後有飯吃。」 我也想起羅文在幾年前談話里告訴我，他是有能力養活我的，他認識蘭州的一個人，說蘭州需要木匠，不問出身，能幹活就行，給城市戶口。 當年，我向他提出一起去農村生活，他說：「不。」他在「我家」里寫道：「我不能讓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跟我過那種生活。」 「如花似玉的女孩」不僅到過農村，還蹲過大獄。 我們殊途同歸，且是「只要還能夠呼吸，只要還能夠張望，只要還能夠爬行，就一定向前方……」 我沒問過羅文的木匠活兒是跟誰學的，因為我知道他姥爺是木匠，我見過羅文的姥姥幾面，一個瘦瘦的善良的老人家，說話聲音小小的低低的，她跟我說過話，無關緊要的，我沒記住。 羅文在陝北和東北插隊，都靠木匠活兒擺脫了農業勞動，並有不錯的收入。我想他無師自通吧。 羅文這次告訴我他的姥爺不是一個普通的木匠，是一個建築公司的經理兼工程師。 北京的長安大劇院是他姥爺設計的第一個沒有立柱的二層樓劇場。演出開幕式那天，他姥爺不敢去看，怕二樓看台塌了！ 我說：「我最近看見網上說你媽媽15歲去日本留學，碰見你爸爸……」羅文說：「這個不對，時間沒那麼早。而且他們學的不是同一個科，不可能碰見，他們可能是在南京汪精衛政府的建設總曙認識的，後來建設總曙遷到北京。他們倆離開總曙後到處跑，自營企業，不然羅克怎麼會生在南京，羅錦生在徐州，我生在濟南，羅勉生在北京，四個人生在四個地方。」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無名氏 （十） 北京中學界在64年九月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上面也沒讓北京的大學生們閑著，有些學生被派到農村去搞正兒八經的「四清」運動。 我是由同班同學汪靜珊的姐姐汪靜愉之死知道的。 汪靜愉本是師大女附中高材生，考上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文革前夕，與一部分北京大學師生被派到四川農村搞四清時自殺了！ 她應該是64年以前考上北大的，因為她爸爸是政法學院有名的國際法教授，但有歷史問題，參加過軍統。 64年，我們聽到一個震耳欲聾的口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具體到大中學校招生上，就是不許出身太壞的人升學。 我所在的初中女十二中初三（4）班有三個女孩不予錄取。分別是李心培（父親被鎮壓），佟德印（父親被鎮壓），殷梅黛（父親是右派、現行反革命，其罪行是不服被打成右派，燒了圖書館，殺了妻兒後自殺）。其它的三個畢業班也有同樣情況不讓上高中的，具體人數不詳。 我還親眼看見幾個因出身問題沒考上大學的女十二中高三的姐姐在魏家衚衕106無軌電車站，有人摘下眼鏡在哭。有位姓張的教授女兒，特別美麗又有氣質，她沒和我說過話，我們倆每天車站一起等車，都要互相看幾眼。聽我們班同學何友平說，星探發現她，招她去當演員，她不屑去。後來當了學校輔導員。 女十二中前世是教會學校，名叫「貝滿女子中學」，達官貴人們小姐雲集的學校。大陸易幟後改名為「女十二中」，成為一所平民女孩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中學。 以我們班為例，只有一個陳蓉蓉的爸爸是解放軍中將陳先瑞，她還是初二轉學過來的，與她同時轉過來的趙連雲，爸爸是個營長。對，還有一個叫鄒安安的，小三角臉，短頭髮，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媽媽在中國婦聯工作，是個幹部子弟。（據我近期認識的哥兒們說，鄒安安爸爸八級，算正經高幹子弟） 我們那時候並不關心誰是什麼出身，比的是誰長得好看，誰的功課好。 文革開始後，才知道班裡許多出身有問題的同學皆有不同的悲慘遭遇。 那麼，那些出身不好偶然鑽進大學的漏網之魚們，在大學裡日子並不好過。我知道一個是遇羅克同班同學好友郝志，考上北京輕工業學院，受盡屈辱，文革中，被紅衛兵稱為「好混蛋」，此事登在「中學文革報」上，還有就是汪靜珊的姐姐，沒熬到文革開始就自殺了！ 汪靜愉同學是在特定的環境里自殺的，如果不去四川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她有可能不死。 關於農村的「四清運動」，我們知之甚少，只耳聞是劉少奇領導，夫人王光美有個「桃園經驗」。文革要打倒劉少奇，「桃園經驗」也被批，具體情況怎樣？甚少有人關心。 法國文學家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我沒看見一本小說是描寫「四清運動」的，只好到Google里去搜，只有共產黨自己的黨史寫些語焉不詳的解說，那也夠觸目驚心的。 四清運動期間77，560人被逼死，總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產生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在中國，活的最慘的應該是農民，1959年～1961年毛澤東、共產黨製造了人為的大饑荒，造成近五千萬人的死亡，有位英國經濟學家認為「是有予謀的謀殺。」這和1966年8月「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中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消滅人口」如出一轍。 農民還沒從大饑荒中緩過來，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說為什麼會有大饑荒，是因為階級敵人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基層政權。要把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過來。其中包括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子女都是階級鬥爭對象。65年底基本結束農村四清運動，66年五月開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汪靜愉同學眼看著農村慘無人道的階級鬥爭，精神瀕於崩潰，她在日記里寫道：「要不然就大病一場回北京，要不然就死。」 這位貞潔的少女，把大石頭放在鐵鍋里，背在背後，將自己雙手反綁在背後，像屈原自沉汨羅江一樣，自沉在四川農村冰冷的河中。 一開始，以為是地主富農階級敵人作的案，先把汪靜愉同學埋在烈士陵園裡，後來確認是自殺，又起出來埋到他處。 我們班李小琦同學當著汪靜珊和我們的面說：「自殺還想裝烈士！」 汪靜珊哭著對我說：「不是！她會游泳，她怕淹不死……」 （十一） 前些日子跟青萍談話，談到一位以前很有文採的女孩朋友現在寫的文章乾巴巴的毫無生氣，以至認識她的人驚呼：「她以前也這樣嗎？」 我說：「因為她總給自己劃線，自我限制，今天限制一點，明天限制一點，就成了這樣。」 青萍說：「你怎麼知道的？」 我說：「我72年7月從西城分局拘留所出來，她第一句話是 ‘我們跟你不一樣!’ 」青萍說：「其實她的思想跟咱們完全一樣。」 我說：「她跟我說過，你們班徐某某在部隊里裝孫子，裝著裝著就成真孫子了！她也一樣！」 我鄭重的對青萍說：「人時時刻刻都面臨選擇，你選擇裝，實際是一種死，是窒息生命的鮮活，任何時候都要選擇真正的生，就是讓生命鮮活。我的一生就是每時每刻在做這樣的選擇。」 青萍，這位憑「抒情年代」一書曾獲長篇小說一等獎的低我一級的女附中校友訝異地說：「可是從你的作品沒看出來呀！」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睜著眼睛一次思想鬥爭。參加不參加遇羅文的「中學文革報」的活動？ 在我們學校，沒有一個人敢說同意「出身論」的，連楊鷗這樣的「黑五類」子弟們都唯恐被人說和「出身論」沾邊，唯恐躲之不及。 第一次聽到楊鷗介紹65中「北斗星戰鬥組」的時候，楊鷗附帶著說他們那兒有一篇文章「出身論」，「它那裡面有一種情緒，很容易被人抓小辮子」楊鷗壓低聲音對我說，還把右手伸過頭頂，在空中飛快抓了幾把。」又補充說：「有人說這篇文章右，專門替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說話，有人說這篇文章左，出現的太早了。現在出現，給造反派搗亂。老紅衛兵就使勁把這篇文章往造反派腦袋上扣！」 大家心知肚明，「出身論」是揭桿而起的檄文，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發起進攻的第一聲號角，被踩在腳下的賤民再也無法忍受任人任意宰殺踐踏的現實，「出身不好的青年們，勇敢的站起來鬥爭吧！」 我面臨著人生第一次重大的選擇。 我媽媽被紅衛兵打了！許多人活活被打死了，天底下竟有這樣無恥殘暴的社會！遇羅文他們在為我報仇！憑我自己的力量，很難成事。「出身論」的作者已經有很豐富的閱歷，很深厚的思想功底，很新穎的卓爾不群的獨到的理論，很清晰的文筆，號召我們和他一起戰鬥。 我不跟他們站在一起，我算是人嗎？ 其二，遇羅文確實很吸引我。 我並沒感到遇羅文好看，因為我的弟弟們各個都是美男子，上一代人，爸爸、大伯伯他們都是。 遇羅文具備一般知識分子孩子沒有的氣質。他非常實際，勇敢，敢幹！ 一般知識分子的孩子都是循規蹈矩，忠厚老實，本本份份。上的都是好學校。 遇羅文初中是128中的，有名的流氓學校。遇羅文自己說，他沒當流氓人家都覺得奇怪。他的社會關係也多是底層，像王世偉、王世俊（羅錦後來的第一任丈夫）兄弟。 北京底層人士性格豪爽，非常講究哥兒們義氣，互相幫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點在羅文身上很顯著。 羅克哥哥曾問我：「你說我聰明嗎？」我不加思索地說：「聰明！」羅克說：「我其實並不聰明，羅文聰明。」 我記得給羅文看的第一張照片是文革開始後，在錢糧衚衕旁邊北方照相館照的。當時，寒冬，我們倆穿著棉大衣，我們倆互相送來送去，都捨不得回家，我們停在東四二條口，在昏暗的路燈下，羅文翻來覆去看我遞給他的一張一寸的黑白半身照，沒有我期待的誇獎，竟是一句：「你怎麼愁眉苦臉的啊？」 我的心一驚，我這麼一個大家公認的無憂無慮活潑開朗歡快的女孩子在他眼裡…… 這是他對我生命變化的提醒，讓我更加警覺地思考，靈魂怎樣才能向上，而不是下墜！ 作者陶洛誦 (未完待續)
文/清簫 談到詩和詩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樣的呢？會否覺得詩很遙遠，詩人是社會上一個特殊的群體？其實詩並不神秘，也不是詩人特有的語言，而是大眾的語言。 現在我們都知道，詩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然而詩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謠和口語。中國最早的古人當心有感想時，便將心志與情感訴說出來，這便是詩。如果覺得言語不足以表達，可以嗟嘆；如果嗟嘆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還不足以表達，可以盡情跳舞。如《毛詩序》所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與音樂本是一體，表達的有個人的悲喜，也有對天神與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據《呂氏春秋》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我們再看《詩經》，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許多出自民間，其中「國風」可謂是當時的流行歌曲。 （圖：Adobe Stock） 所以詩的本質為言志，最初是音樂的語言，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詩表達思想情感，《禮記》也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先秦時代的詩言志與政治和教化緊密相關。舉例說，《左傳》記載了一個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故事：鄭國的國君鄭簡公在垂隴設宴款待晉使趙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會上趙孟請七人賦詩，「以觀七子之志」。這七名大夫各從《詩經》中挑選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們想表達的未必與詩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貼近的詩句用。趙孟聽後心中有數，宴會結束後，他預測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將被殺害。為什麼呢？趙孟解釋道：「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原來，伯有引用的詩是《鶉之賁賁》，有諷刺君主的含義。 那時詩的言志帶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創作詩，而是從他人的詩中斷章取義（此處斷章取義是中性詞，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點引用的是《鶉之賁賁》中「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這四句，該詩本來旨在譴責衛國國君，伯有斷章藉以批評鄭國國君。 （圖：Adobe Stock） 秦穆公和晉國公子重耳之間也有一場國宴，也體現出賦詩言志與外交的關係。席間，秦穆公選取《詩經》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該詩記述周天子親切接見諸侯、迎接諸侯來朝的盛況，天子要賞賜他們，雖然身邊沒有可賜之物，但也要贈給他們駿馬和車。秦穆公吟唱此詩的意思是即將向重耳贈禮，所以重耳隨後降拜表示感謝。 詩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道德修養，詩最早也承擔助夫妻和睦、鼓勵孝道、矯正不良風氣的教化使命。《毛詩序》還解釋了詩的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對風的闡釋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政府以風教化百姓，百姓以風諷刺政府，吟詩者不會因此獲罪，聽到詩的人將以此為戒，可見詩歸正社會的重大意義。不僅風，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意思是闡述王政興衰的原因。 （圖：Adobe Stock） 如果國政衰敗，詩歌便會「變風變雅」，此時史官會為人倫敗壞而悲傷，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嘆，進而吟詩諷喻君主，懷念舊風。然而詩的變化應當「發乎情，止乎禮義」，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卻依然符合禮義規範，此七字也是後世詩應守住的文學標準之一。 綜上所述，詩原是和社會上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語言，也是一種樂語，其本質為言志。「言志說」一直影響後世幾千年，不斷有文學家提醒作詩不宜偏離言志的傳統。在我們鑒賞古詩與學作詩之前，了解詩的起源與傳統是至關重要的，比學技巧方法更重要。詩不僅限於文學領域，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詩，就像開心或憂傷時哼幾首歌，情至深厚時可以手舞足蹈；或對政治現狀不滿時賦詩諷喻，為社稷盡一份責任。詩是自由而高尚的，詩人的靈魂也應如此。 評詩的標準與作詩的原則 衡量詩的高下，欣賞哪一類詩，永遠都不可能客觀，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將其標準作為學者共同的準繩。 然而文學一定需要標準，可以主觀，但須嚴格。孔子刪定《詩經》，標準是「思無邪」；蕭統編纂《文選》，標準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採取須嚴」，並總結了他的評詩標準：「聲憑宮征都須脆，味盡酸咸只要鮮。」不介意風格，只看重清新，並要求聲調清亮。各有門檻，不勝枚舉。 （圖：Adobe Stock） 觀點見仁見智，卻總要有最基本的原則。上述孔子所言「思無邪」便是一個最基本的門檻，與「發乎情，止乎禮義」相近，《詩經》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還有四字，即興、觀、群、怨，頗受古人看重，有評者認為以此四字足以評價各代詩作的得失優劣。 興、觀、群、怨出自《論語·陽貨》，原話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講的是詩對社會起到的作用。「興」指詩的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孔安國註解為「引譬連類」，朱熹註解為「感發志意」；「觀」指觀察社會盛衰與政治得失，鄭玄註解為「觀風俗之盛衰」，朱熹註解為「考見得失」，共同點是詩反映現實生活的意義；「群」指詩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會團結和睦；至於「怨」的意思，不是單指抱怨，而是人能透過詩諷諫時政，這與「下以風刺上」意思相近。 （圖：Adobe Stock） 王夫之認為「興、觀、群、怨」是詩的最高準則，「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還有一段論點：「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意思是，一首詩如果能在感發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會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則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會的詩句中感發志意，則更加周密；具有團結作用的詩句若能諷刺時政，便會使讀者難忘；旨在諷刺的詩句若能使人團結，感情就會深摯。總之，詩的興、觀、群、怨是一體的關係，結合後可以發揮更好的效果。《詩經》是這方面最好的典範。 （圖：Adobe Stock） 寫近體詩時，嚴守格律當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還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詩還要求對仗。但嚴守規則的同時，萬不可牽強附會，須知內容與思想為上，不應受妨礙。吳可《藏海詩話》甚至建議「寧對不工，不可使氣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對仗，而是對仗可以稍寬。近體詩的對仗分工對和寬對，有些詩雖未做到工對，但依然不失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頸聯「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對仗的，但「天下計」和「老臣心」可以構成對仗，都是2+1結構，這便是寬對。杜甫此詩堪稱千古絕唱，餘味不絕，字字珠璣，試問那一聯寬對影響到其價值了嗎？一切形式都為內容服務，一切字句都為情意服務。有追求辭藻華麗、堆砌典故者，和對仗求甚工都屬於本末倒置。即使鍊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氣變弱。 無論寫古體詩還是近體詩，有五點都非常關鍵：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詩就像詩人生命的延伸，也有靈魂、氣質、軀幹、脈絡、容貌。性靈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詩的本質是言志，既然是詩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指人的氣質及詩的風格氣韻，體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脈即貫穿詩的脈絡，韻度即韻味與氣度。 （圖：Adobe Stock） 姜白石《白石詩說》有一段精闢的總結：「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值得學者參考。 詩的氣象來自詩人的氣質，每個詩人的氣各不相同，與性格、天賦、成長經歷、教育、見聞、境界、社會環境、時代背景等因素相關，非一年半載形成。若想作出好詩，不單要多讀書，還要養氣，培養獨一無二的氣質，切不可模仿他人。謝榛《四溟詩話》談到：「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凈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 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詩人不同的作品風格，反映各自的內在氣質。 提及盛唐，許多人都會想到李白，他的詩真可謂再無人超越，後人實在學不來。這大概是因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氣象，由天時、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與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風道骨、想像力、生活遊歷與時代環境密切相關，加之學識淵博，自然養成。後世只學到字句，卻學不到他的氣象。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一段評論：「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範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說的雖是詞，但詩也同理，貴在氣象。以後再欣賞李白詩時，不妨調整思路，不急於逐句解讀分析，先靜心感受氣象。好詩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