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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0 月 23 日
近日有澳洲朋友問我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議，此前我也與其他朋友聊過該話題。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涵蓋儒、道、釋、兵、墨、法等各家思想；經、史、詩、賦、詞、小說、音樂、書法、繪畫；以及禮儀、服飾、飲食等，有精神，有文藝，有器物。學多少，學哪些，取決於孩子或大人興趣在哪方面，或願意下多大功夫。限於能力與篇幅，不能全涉及，在此整理部分建議，供諸君參考。 （圖：Adobe Stock） 現在很多古代經典書籍都能買到，西方國家有些學校也教。如果有興趣，不應只求學到一點表面，因為有許多深層的問題值得學生和老師思考。再者是看待歷史人物、事件、書籍、文章的角度和觀點，這比讀書本身重要太多。現代許多人讀古書的視角和思維都出了問題，譬如將馬克思主義定於一尊，硬套中國文化，或以進化論看歷史，還過度以自然科學視角分析，鑽到事件、數字的牛角尖里，卻輕視或不理解古人思想，或以理論框架框死。中國大陸受中共和馬克思主義洗腦嚴重，香港、台灣、國外好一些，但也有尚待改進之處。 學中國傳統文化，受近現代與西方理論影響過大不一定是好事，這畢竟不像經濟學、自然科學。打個比方，彈古箏、拉二胡總不能以鋼琴、小提琴為指導。以史學為例，清朝道光、咸豐以前都很好，道咸以後走下坡路；西方史學近三百年才像樣，而中國古代史學著作三千年間璀璨奪目，延綿不絕。外國專門研究中國史的學者著作未必優質，譬如日本史學家稻葉岩吉於1914年寫成《清朝全史》，民國史學家蕭一山少年時讀過此書，批評其疏漏錯誤頗多。 清末民初雖大量引進洋學，大師林立，其觀點卻未必正確。譬如今人採用自梁啟超以來之見解，以為中國傳統政治一概為君主專制，但若你仔細研究，不難發現此說法不準確。另外，馬克思主義信徒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定義中國古代，更是荒唐。中國古人絕大多數都是自由公民，沒有奴隸社會。封建一詞古已有之，在中國古代指天子分封諸侯，《左傳》稱「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意義不同於馬克思主義之說。自秦朝起，中國不再適宜被稱為封建。錢穆是對此問題認識較清晰的史學家之一，此外，梁漱溟也反對以馬克思主義史觀看中國歷史，這兩位均是民國學術界的大人物。民國初年以來，中國一些激進分子缺少對傳統的敬意，要打倒孔家店，反理學，將外來文化皆捧上神壇，其破壞程度雖不及後來中共邪黨發起的文革，卻也扮演先鋒角色。那時與激進潮流對抗的有錢穆、梅光迪、吳宓等人，堅持捍衛中國傳統文化。建議各位謹慎對待民初以來的著作和人物，有些雖不是共產黨，但其過度批判傳統的觀點亦不足取，不宜默認1949年前的著作都能放心閱讀。比如魯迅徒有虛名，不僅品德不好，文章也不如被吹捧的那樣厲害，且對傳統猛烈批判，過猶不及。中共很喜歡他，他曾罵誰，誰在大陸就被批鬥。 錢穆（圖：公有領域） 我推薦錢穆於1939年撰成的《國史大綱》，這可謂是每位華人應讀的史學巨著，其觀點中正，內容嚴謹，深入淺出，黃仁宇評價他為「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錢穆後因反共南下香港，對中共邪惡本質與中國傳統文化之珍貴認識頗深，他另著有《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史學名著》等，都值得一看。另外，我建議大家了解一下以梅光迪、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這兩位學者均留學於哈佛大學，民國初期擔任教授，與新文化運動唱反調。學衡派相對保守，捍衛文言文與儒家精神，可惜在中共篡國後遭到打壓。但學衡派的價值和影響非凡，他們是活躍於香港、台灣的新儒家的源頭。 以上我簡單講述了近一百多年來學術文化圈良莠不齊的狀況以及對傳統與歷史的歪曲。各位切莫以為專家知名度高就一定可信，現代迄今才短短一百年，以後評價怎樣尚不可知，很多經過千百年時間考驗的大師都在古代。下面我主要講書籍方面，談一談學傳統文化讀原典原文的重要性和博學通學的重要性，以及怎樣學。 （圖：Adobe Stock） 重原著 博且通 中國古書自《隋書·經籍志》開始正式分類為經、史、子、集四大部。以下參考清代《四庫全書》逐一簡介。 經主要指儒家推崇的經典，含《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樂經》、《孝經》、《論語》、《孟子》以及小學等。 史指不同體裁的歷史著作，包括正史、政書、編年、傳記、紀事本末、史鈔、史評、載記、別史、雜史、目錄、職官、詔令奏議、地理。 子指諸子百家，如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醫家、農家、釋家、小說家等，還包含天文演演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類書。 至於集，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文集，包括楚辭、詩文評、詞曲、別集、總集。比如《文選》、《詩品》、《文心雕龍》、《東坡詞》等均歸類於集。 （圖：Adobe Stock） 古人治學一向重視通，現在人說文史哲不分家，也是這道理。讀中國古代史時需學經，先有思想上的共情，否則難以理解古人的行為，因為兩千年來經書都可作為做事前的參考。現代人忽視經學，再去讀古代史，一定會有損失。就連古人，若經學功夫不夠，也會導致自己的著作有缺。 唐代劉知幾寫過一本《史通》，史學價值高，卻不夠理想，熟稔經學的人讀後會發現作者不擅長經學。果然，劉知幾小時候不喜歡讀《尚書》，而特別喜歡《左傳》。據《新唐書》記載，「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逾年，遂通覽群史。」劉知幾擅長史學，可惜因學問有偏，終究在寫作時暴露了短板。 經學對文學而言同樣重要，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講文學評論，稱各種文體都起源於經書：「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劉勰學識卓越，能看到本源與大處。學問做得越廣越好，盡量閱讀四書五經、文學、史學的原典原文，比泛泛地聽別人轉述好許多，若只聽老師講個大概，則不能算得上真正學會。或許會覺得文言文有點難，但不必擔心，許多都有注釋，一步一步來。 （圖：Adobe Stock） 讀原文可以品味出許多背後的思想和精神，尤其是史書中微言大義的文字。譬如讀《春秋》，孔子為何寫「鄭伯克段於鄢」？這段歷史事件講鄭莊公與弟弟共叔段之間的戰爭，用白話說，即鄭伯在鄢這個地方打敗了共叔段。試想，為什麼不稱「庄公」，而稱「鄭伯」？為什麼要用「克」字？為何不寫作「克其弟於鄢」？ 《左傳》講解得很清楚：「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共叔段為爭奪權力而造反，不像弟弟該有的樣子，所以不稱他為弟。鄭莊公與共叔段如兩個國君交戰，「克」是用於敵人的，鄭莊公視弟弟為敵，所以說「克段」。鄭莊公身為君主兼哥哥，當看到共叔段有反叛跡象時未及時阻止並引導他歸正，這屬於沒盡到兄的責任，所以稱「鄭伯」，諷刺鄭莊公失教。不寫「出奔」，是因為鄭莊公有殺弟弟的意圖，這也是作者對庄公的譴責。「鄭伯克段於鄢」短短六字隱含褒貶，而作者態度卻不是直白表達的，所述的確是事實，而非議論和說教。 孔子作《春秋》時周道衰頹，他有歸正道德的目的在其中。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稱：「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上至天子，下至大夫，無論地位多高，都可以批評，而立場則藏於事與文中。《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史書最重要的部分是義，文字和文體是史書傳遞義的橋樑，各家記載的事件基本上一致，讀書的功夫不應只下在字面和事件上。我們衡量作者，重點是透過其義看其史識，未必認同，但應分清主次。在史識之前，先要有史德。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講道：「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有立場是很正常的，現在許多媒體也都有，好的媒體能儘力保持客觀中立。面對某些人和事，如希特勒、納粹集中營、中共迫害異見人士，若仍保持所謂「中立」，則是良知問題。什麼是真正的中立？與其說摒除主觀成分，不如說摒除私心。任何一個作者都不可能做到100%沒有主觀，只能最大程度抑制主觀的干預。若要給受迫害者發聲的機會，則屬於站在公道的一邊，無可厚非。 （圖：Adobe Stock） 公道，用古人的話說，屬於天。天、人本就合一，人心符合天的時候，天與人便是完美的一個整體。當產生違背公道的私心時，人的部分就妨礙了天。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歷代治史與著史者追求的最高目標便是如此，其中「究天人之際」最耐人尋味。天與人的關係到什麼程度最合適？又如何將天人之際客觀展現給讀者？在天道面前，人有其所能為，有其不能為，亦有其無能為力之處。章學誠《文史通義》談史德，也講天人之際，認為「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在寫史書過程中，私盡量不妨礙天，這也是要求客觀。客觀不是一種空洞的標準，而是需要很謹慎、平和、公正且專業的文字表達，《文史通義》稱：「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好文重在氣和情，「氣貴於平」，「情貴於正」，「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氣不能過激，思想和情緒不能不正。我們現在評價媒體文章，也可參考此見解，看其是否私的部分過多。 章學誠（圖：公有領域） 司馬遷《史記》就是「究天人之際」的典範，他提出這一說，實際上自己也是致力這樣做，盡量不以人礙天，保護歷史的本來面目和純度，既求真，更求道，班固《漢書》評價《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史學家若能同時具備很好的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相當不易，司馬遷就是這樣千年難遇的人，我們讀《史記》，不該只鑽進字眼裡、事件里，更要看作者的史識。 在深入《史記》前，可以先了解此書好在哪裡，他創立紀傳體的意義，透過《報任少卿書》和《太史公自序》走近他的內心和生平；之後再細讀他怎樣寫項羽、韓信、貨殖列傳，思考他為何在世家中將吳太伯放在第一位，在列傳中將伯夷排在第一。他把項羽破例列入本紀，排在秦始皇、漢高祖之間，便是其史識卓越之處。滅秦之功，首推項羽，這是肯定了項羽影響歷史演變的重要地位；但項羽也像秦朝的微縮版，驟興驟亡，所以重點突出他的盛衰經過，和秦朝興亡、西漢開國形成對比，以其為轉折點記敘從秦到漢的脈絡。吳太伯和伯夷的作為都是無為之為，雖無驚天動地之大事，然其精神影響後世千年——以讓權為賢，以高節為美。吳太伯是兄，本有望繼承王位，卻淡泊權力，走到荊蠻之地，「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既是智慧也是美德。在吳太伯下方，司馬遷還記敘了讓位季札之事，這也是不爭之美德。他的敘述很客觀平和，同時隱約讓讀者感受到強調這些事的意義。紀傳體的優點也在於此，可以保留大事件容易漏掉而對後人思想影響頗大的所謂小事，兼顧到無形之精神。倘若我們只看一個縮減的白話翻譯版，只知道《史記》寫了哪些重大事件，就容易漏掉許多關鍵的地方。 （圖：Adobe Stock） 以上我簡單舉例講了學古書時讀原文的重要性；重點關注什麼；經學、文學、史學是難以割裂的一個整體。按照《文心雕龍》觀點，文學源於經學。在漢朝，史學尚未獨立於經學之外，《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將史書歸於春秋一類，唐代《隋書·經籍志》正式以經、史、子、集分類，可見學術的變化。我們做學問，應當知其大，探其源，從基礎學起，從源頭學起。 從源頭學，包含按時間順序自遠到近學。如讀歷史，從盤古開天、女媧造人的神話開始了解，以及三皇五帝的故事，明代張居正為萬曆皇帝講的歷史課本《通鑒直解》便是從三皇五帝開始的。《尚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體裁為記言。其次是編年體，以時間為順序編撰，以《春秋》為代表，通常需結合《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讀。再往下到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之後《漢書》等正史均效《史記》體裁。從《尚書》起，一路下來到《漢書》，都是最重要的，不宜略過，而後面的正史可以挑著讀，如果精力不夠。到唐朝又有一大創新，即杜佑《通典》，是政書體的先河。記言體、編年體、紀傳體、政書四大體例的代表作我們應當熟悉。再往後有宋代鄭樵《通志》、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與《通典》合稱「三通」，也非常重要，讀「三通」有助掌握古代政治制度。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可謂寫得最成功的編年體通史，他和司馬遷合稱「兩司馬」，在史學界地位非凡。相信大家多少讀過《資治通鑒》，建議同時參考張居正的《通鑒直解》，淺顯易懂，很適合小孩看，畢竟張居正的講稿針對的就是10歲的小皇帝。清初王夫之《讀通鑒論》也可作為輔助。 （圖：Adobe Stock） 學經、學文，通常先從四書五經開始，讀經的同時，已經在潛移默化地提升文言文能力。讀文學的朋友們應留意，假設你對唐詩宋詞感興趣，不宜只關注唐宋，最好先對時間靠前的作品有些了解，至少讀過《詩經》、《楚辭》、《古詩十九首》、漢魏五言，以及蕭統《文選》。應先了解風、雅、頌、賦、比、興六義，以及詩興、觀、群、怨的作用，《論語·陽貨》稱：「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是《詩經》和社會、政治緊密相關的意義。 讀四書五經不應忽略《易經》。對於神話和《易經》，讀者或許不全信，但這些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有些內容不能因為科學未能證實就跳過。中國古人一向重視人與天、神的關係，最早的教育與宗教信仰緊密相關。古代有一個重要官職叫作太常，主管祭祀和宗廟，兼管教育，這是信仰、政治、教育緊密相聯的體現之一。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祭祀和軍事，祭祀屬於常事，代表對神、天地和祖先的敬意。即使在現代，此話同樣有啟迪意義，一個國家想強大，不單要富國強兵，更需要堅守信仰。 （圖：Adobe Stock） 此外，《道德經》、《齊物論》、《孫子兵法》、《高僧傳》、《傳燈錄》等也建議看一看，懂得道家、兵家，以及將外來佛教漢化後的文化，還有其他百家。中國古代的思想絕非一成不變，自漢武帝後儒家影響雖大，但東漢後衰微，而老莊思想再興，魏晉時流行玄學；隋唐時佛教達到鼎盛；宋明發展出新的儒家，理學大興。可讀的書太多，盡情自由選擇，同時應注意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由博返約 有一個問題，想必中外皆有人思索過，即如何以簡練的語言概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精神。此問題確難回答，學者多在廣博與細節處下功夫，但由博返約同樣重要，得學會提煉和總結。錢穆曾以「道德精神」概括，即「自求其人一己內心之所安」，既不是在理論上探討是非，更不是較量利害。錢穆所說內心所安或可理解為順從自己的良心。 我試總結，中國傳統文化，或許可概括為天人合一的修鍊文化；中國傳統思想和精神重視心中堅守之道不輕易為外界所動，視內在勝過外在。儒、佛、道三家均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回顧歷史，佛家、道家通常要遠離世俗修鍊，最終要成神；儒家所言修身則是在世俗中，最終要以天下為己任，在做事的過程中也在修鍊。儒、佛、道三家修鍊都要向內修心，心正，向外表現自然也正。儒家的禮，其本質也是修心，外禮需有內德的支撐。《禮記》曰：「行修言道，禮之質也。」「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無論忠信、義理、敬，還是行為有修養、言談符合道，都需向內在心性上修。《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先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再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內向外，自下而上，自小至大，一切基礎在於個人的內心。 （圖：Adobe Stock） 但中國古代有許多類人，不單儒、佛、道三家，更大範圍看，思想有怎樣鮮明的特點？《詩經》序中說：「發乎情，止乎禮義」，本是用於文學評論的話，卻也非常適合概括中國古人的思想與言行。人類當然有好有壞，但人性本善，皆有愛親人之心與惻隱之心，中國人的孝道其實是人性的體現之一。現代有人將忠、孝、仁、義、禮、信視為束縛，這是一種曲解，本來天與人為一體，人心即是天心，美好的品德為人自帶。對他人仁愛，孝敬父母，是發乎情；看到小孩即將掉入井中，無論是誰家的孩子，是否能給自己帶來好處，目擊者都該產生憐憫之心，上前救人，如《孟子》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這也是發乎情。如果人心處在道德水準未下滑的狀態，那麼發乎情幾乎等同於符合禮義。中國古人的精神有一特點，即在生命與道德之間抉擇時，寧願捨生取義，在利益面前亦然，這也是止乎禮義的體現。 以春秋時代的刺客鉏麑為例，他既非聖人，也非英雄，只是歷史上處於特殊處境的一個普通人。晉靈公派鉏麑暗殺大臣趙盾，鉏麑抵達趙家後悄悄觀察，發現趙盾很早就起床了，穿好官服後坐著假寐，等候上朝。鉏麑見趙盾如此盡職勤政，不忍心殺這樣一位賢臣，但自己肩負任務，既已答應國君，若不殺趙盾，便是違背君命，不守信用。進退兩難之際，鉏麑撞槐自盡。中國人說盜亦有道，鉏麑之事可謂刺亦有道，他的選擇也是「發乎情，止乎禮義」。他非儒家、道家、佛家，亦談不上高尚，卻能堅守自己心中的原則，這種原則既非法律規定，亦非宗教要求。 （圖：Adobe Stock） 無論夏商周還是秦漢以降，都可見自覺自律守義之人。春秋時衛國發生劫持孔悝的兵變，子路身為其下屬，立即趕去救援。子羔勸子路沒必要送死，子路卻非常堅定，說食人俸祿，大難臨頭時不能逃避。此可謂在生命危險前保持超強的責任感。在打鬥時，子路的帽纓被敵人斬斷，他說，君子就算死，也不能讓帽子丟掉。之後他彎下身撿起帽子重新綁上，同時被敵人殺死。子路本可以拋棄禮義，卻在臨死之際堅持不失禮。又譬如南宋文天祥、陸秀夫，明末夏完淳，可謂捨命堅守氣節與民族大義。 以上自覺取義之舉發生於動蕩環境下，詮釋了「雖千萬人吾往矣」。也有一些處於日常生活中，不牽涉生死抉擇。如男人皆有愛美女之心，這是發乎情，元代畫家趙孟?想納妾，妻子管道升以《我儂詞》委婉勸阻，趙孟?被感動，打消了納妾的念頭。此可謂夫妻之恩義勝過納妾之情慾。又如季札之自律與誠信，記載於正史中，傳為佳話。有一次他與徐君見面，徐君很喜愛他的劍，但不好意思開口表示。季札當時看出徐君心意，因還有其他事要做，來不及將劍贈給徐君。待季札再回到徐國時，不幸徐君已經去世，他便將劍掛在徐君墳墓旁的樹上。隨從人員覺得不可思議，認為徐君已經死了，不必把劍送給他。季札回道：「我在心裡已經許諾了。」在一般人看來，許諾往往都需說出，心裡答應怎能算數？但季札就是如此自覺守信，不因外界變化而改變心中原則。 古代類似的事不勝枚舉，可以為，可以不為，即使不這般做，也能找理由為自己辯護，但他們終究選擇不隨波逐流。人固有求利求生之心，亦有仁、義、禮、信、忠、孝存於心間，當不可兼得時，甘願選擇後者。唯有平日有意或無意間修身，才會做出如此選擇。 （圖：Adobe Stock） 早在儒家之前，中國人就已形成浸入骨子裡的道德標準。後世的新思想，如孔孟、董仲舒、陸九淵、朱熹、王陽明的學說，無一不是建立在復古的基礎上。 所有大儒皆嚮往以前的聖人。孔子敬仰周公，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然而聖人不是一個遙遠的概念，人人均可經過修身達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孟子》說：「聖人與我同類者。」「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性本善，聖人之心和普通人之心本是同一類心，在受污染前，可通於天。宋儒陸九淵說：「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明儒王陽明悟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聖人就在每個人自己心裡，每個人都可以經過修身成為聖人。他又說：「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在王陽明看來，天下沒有心外的理，向內心摒除私慾就可以獲得理，若內心純凈，表現出來自然就包含忠、孝、仁、信。從先秦至宋明，都可見儒家一脈相承的修鍊內涵，修的方向即向內返回本性。 下期我將進一步展開講更多書籍與心得。
文/清簫 上回說到，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軍攻至南京城外，南明高官公侯開門迎接，南京從此易主。不久後，弘光帝被俘，南明第一個政權宣告覆滅。 此時形勢對滿清而言一片大好，天下一統似乎指日可待，但實際上清廷對戰局估計過於樂觀。六月初五，清廷下令強制漢人薙髮，「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清世祖實錄》卷17）。七月又通知禮部：「近見京城內外軍民衣冠遵滿式者甚少，仍著舊時巾帽者甚多」（《清世祖實錄》卷19），於是下令統一服裝，要求改用滿人衣制。剃髮留辮、改穿滿服實在不得民心，旋即激起抗議，江南多地紛紛揭竿反清。 三千年來，中原人一向重視髮式與衣冠。《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漢人成年後，往往只有在必要時才修剪頭髮。服裝同樣重要，儘管不同朝代不盡相同，但往往都能保留漢人服飾的特色，儒者尤其講究穿戴縫掖之服、章甫之冠。滿清統治者「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既是對漢民族文化的不尊重，更是對生命與人格的踐踏。 清攝政王多爾袞（圖：公有領域） 剃髮令強制推行後，孔子的後裔、原陝西河西道孔聞謤試圖保住三代遺規，因而上奏說：「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縫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各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來未之有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聖裁。」（《清世祖實錄》卷21）卻沒想到清廷連孔聖人的後代也不放過，留下一條冷酷回復：「剃髮嚴旨，違者無赦。孔聞謤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清朝統治者借時中之道混淆視聽，而行暴政之實。 高壓之下，許多原本打算或已歸順滿清的士民改變立場，寧願選擇「留髮不留頭」，一時掀起軒然大波。其中最可歌可泣者，當屬堅守江陰八十多天的平民英雄們，以一芝麻小縣之力，抵抗清軍洪水般的進攻，戰到生命最後一刻，無一人投降。 明朝服飾（圖：公有領域） 頭可斷 發決不可薙 明朝南都覆滅後，清政府命令降臣劉光斗前往常州「安撫」。檄文在常州各屬傳遞時，唯有江陰縣不應。江陰的前明朝知縣林之驥被解職，取而代之的是清朝派遣的新官方亨。 據《江陰城守紀》記載，方亨於六月二十四日抵達江陰，當時穿戴紗帽藍袍，尚未換掉明朝衣冠。只見官署里空蕩蕩的，外面有八名耆老入見，方亨責問他們：「其他各縣都已經獻冊了，你們為何還不獻？」耆老於是聽從指示，通知獻冊，代表已經歸順清朝。很快就傳來要剃髮的消息，頓時民心惶惶。 豫親王多鐸下令江陰限三日內完成剃髮。二十八日，方亨警告縣民此法令極其嚴厲，必須遵守，但縣民不願，紛紛懇請留髮。方亨見狀大罵不止，百姓也不禁憤怒，其中有人罵他：「你是明朝進士，頭戴紗帽，身穿圓領，卻來做清朝知縣，羞不羞！丑不醜！」方亨無言以對，之後權當沒聽見。 《道德經》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時的江陰怨聲載道，百姓已不懼死，一場大戰一觸即發。閏六月初一日，生員許用等人在明倫堂聚集，高喊：「頭可斷，發決不可薙！」碰巧此時府中檄文傳來，寫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方亨叫書吏把這段話抄下並張貼出去。書吏看後義憤填膺，當即擲筆於地，說：「就死也罷！」 當日下午，一群好武的少年聽聞此事後非常生氣，奮袂而起，手持兵器，一邊敲鑼一邊吶喊著向縣衙進發，應聲而來的百姓多達萬人。正巧，方亨的老師派家人來賀喜，看到抗議人群，便破口大罵：「你們這些奴才，個個都該砍頭！」眾抗議者回擊：「你們是降賊的奴才！」一擁而上將其打死。方亨見狀，威脅說要抓人，民眾毫不畏懼，索性一鼓作氣，衝上前將方亨的衣服撕裂，嚇得他趕忙答應申請免剃髮。但這只是緩兵之計，民眾一散去，他便急寫信請派清軍來鎮壓。 閏六月初二日，百姓反抗的隊伍更加壯大，《江陰城守紀》載：「闔邑聞風響應，四鄉居民不約而至者數十萬計。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無憾」。全城罷市，街道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眾士民在明倫堂聚集，設明太祖牌位，正式誓師反清。 （圖：Adobe Stock） 八十日堅守孤城 有一位名叫陳明遇的典史素來寬厚，與民無怨，於是被推舉為首。民眾議論道：「我等應誓死守城，老弱婦孺以及志不同道不合的，最好馬上離開！」並議請原任典史閻應元為主將。閻應元有勇有謀，曾於崇禎年間擔任典史，當時有海盜率數百艘船來犯，閻應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箭，敵人應弦而倒，不敢再犯。他不僅是條好漢，也擅長組織軍隊，非常適合肩負守衛江陰的大任。可惜此時他不在城內。 在迎閻應元回城前，江陰義兵已取得小勝。閏六月初八日，清軍水師和田夫交鋒，鄉民們用最樸素的兵器鐋、鋤頭擊殺不少清兵。這些鄉民雖然散亂，未受訓練，但一旦遇到清兵，至少敢於盡力對抗，即使不勝，也從不俯首投降。其中有人被清軍擒獲，被逼剃髮，寧死不屈。清軍通常被義兵騷擾得不得安寧，多面露苦色。 陳明遇愛兵如子，每次巡城，對搏戰至城下的勇夫定開城獎勵，有功必賞。若有義兵能獻一顆清兵首級，便賞銀三兩，或對其下拜。 清軍由於連日不能攻克，便請求增援，援軍騎兵與步兵加起來多達十餘萬人，浩浩蕩蕩向江陰進發。二十一日，清軍圍城，雙方激烈交戰，清兵從東門到北門分十六營包圍，放火燒東城，大肆劫掠城外富戶。鄉民拚死抗敵，雖然戰敗，但清軍也損失了一員騎將。二十三日，清軍又焚毀民居，大肆殺戮。隨著城外的敵軍越來越多，江陰的百姓越來越艱難。 （圖：Adobe Stock） 二十四日，清軍企圖招降。此時劉良佐已是清朝將領，他曾是南明跋扈的四鎮之一，外強中乾，見風使舵降了清。如今他帶兵攻打江陰，想軟硬兼施，便寫了一封勸降信射進城中。翌日，陳明遇及城內士民回信，堅決不降。信中寫道：「江陰禮樂之邦，忠義素著，止以變革大故，隨時從俗。方謂雖經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剃髮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老幼，誓死不從，堅持不二。」「縱百萬臨城，江陰死守之志已決，斷不苟且求生也！」 見江陰人不屈，劉良佐毫不手軟，於七月初一日猛烈攻城，又命令清兵搜殺散落在外的鄉民。城外萬箭齊發，如暴雨傾注城中，城牆上的民兵沒有盾牌，就手舉鍋蓋擋箭。初九日，江陰百姓終於等來閻應元的支援。閻應元雖然帶來的人數不多，但他本人有打仗經驗，後來事實證明，他的確將江陰的守城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條，且人盡其才。 閻應元剛到，便命令原任兵使使用火藥，並請富人出資助餉，統計城內戶口，了解有多少壯年和老年人。之後他安排不同人負責守不同城門，親自監察，日夜巡歷。城內共有鄉兵二十多萬人，閻應元叫他們分工輪班，每一垛派十人守衛，按時更替，周而復始。諸鄉兵從此再度充滿信心。 江陰的非正規軍憑藉忠義、毅力與智慧，出乎意料打得清軍屢屢失利。如七月十五日一戰，劉良佐指揮清兵在西南角用大炮轟，同時在東北角掘城，城內鄉兵以火球、火箭反擊，並往城下投擲磚石，許多清兵來不及躲避，數百人喪命。鄉兵又拿滾燙的桐油往城下澆，嚇得清兵驚慌逃散。 （圖：Adobe Stock） 但這樣的抵抗難以持續太久。十六日，鄉兵外出乞求支援，但援軍不爭氣，有的逃跑，有的戰敗。江陰無疑成了一座孤城。之後劉良佐再度勸降，閻應元斬釘截鐵地回復：「應元乃大明典史，義不得事二君。將軍位為侯伯，身擁重兵，進不能恢復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見我江陰忠義士民乎？」「有降將軍，無降典史！」諷刺劉良佐是叛徒。 江陰小城久攻不下，引起清朝高層不滿，連王爺貝勒級別的大人物也趕來援助攻城。綜合《清史稿》、《清世祖實錄》、《江陰城守紀》，參與江陰之戰的還有貝勒博洛和尼堪，以及恭順王孔有德。其中，博洛率清兵約二十萬抵達江陰，見劉良佐如此無能，便將其捆責。博洛登山觀察後，稱找到了江陰城的弱點：「此城是船的形狀，南為首，北為尾，如果攻南北必不能破，只有攻中間才行。」隨後，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軍不斷以大炮猛轟，炮彈如流星雷電，城垣五處崩裂。江陰鄉兵急用鐵葉和大鐵索填堵裂處；在空棺里裝滿土，擋在牆破之處；又用棉絮浸水覆蓋在牆上，以防火攻。可想守軍多麼艱辛。 閻應元作戰非常英勇，一次他右臂中彈，仍以左手格殺數名清兵。閻應元本就身材壯碩，加之眼睛細長，面赤紅，有鬍鬚，每次巡城時都有一人執大刀跟隨，遠看很像關公，令清軍望而生畏。他號令嚴明，城中凡有違法者，必當眾懲罰；也充滿溫情，關心戰士困苦，必以暖言慰勞；面對戰死的將士，他痛哭著為其收殮；每遇敢死之士，均稱兄道弟。他與陳明遇都深得民心，百姓甘願一直追隨他們，縱死無悔。 （圖：Adobe Stock） 時人認為江陰有神仙相助。一次清兵大舉進攻時，忽見一少年持戟，在千軍萬馬中左衝右突，銳不可當，戰後竟無影無蹤。民眾懷疑是土神來助他們守城，連忙虔誠祭祀。 雙方鬥智斗勇，直到八月，清軍眼看仍不能攻陷，又要招安。勸降信稱：「明已亡，何苦死守？」江陰人回復：「願受炮打，寧死不降。」初八日，天降瓢潑大雨，城外炮聲隆隆，鄉兵在雨中守城，仍無屈服之意。 小小江陰令滿清上下煞費苦心，以至於動用國師親來獻策。這位國師每天繞城細看，終於恍然大悟，說：「江陰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緊；其蒂在東北角，打花家壩，花蒂既碎，花瓣自落。」 八月二十日，清兵進攻東北角，又從南京運來二十四座大炮，比之前用的更大。二十一日，清軍共搬運二百餘座大炮到花家壩，專打東北城，炮彈落在地上深達數尺，威力巨大，此時的江陰城危如累卵。城上的鄉兵見炮火猛烈，就避伏在垣內，等炮聲過後再登上城牆繼續堅守。清軍因而故意放空炮，煙霧遮天蔽日，咫尺難辨。鄉兵聽到炮聲響起，且看不見城下狀況，以為清兵一時不會攻入，但此時清兵已悄悄渡過護城河，在煙霧的掩護下蜂擁而上，鄉兵來不及防禦便被擊潰。午刻，一道紅光直射入城，正對祥符寺，江陰城很快被攻陷。 清兵攀上城後，害怕下面有埋伏，持刀注視，很長時間不敢向下推進。直到晚上城內鄉兵陣形大亂，清兵才敢繼續進攻。之後便展開慘烈的巷戰。 （圖：Adobe Stock） 壯士絕筆 閻應元誓與江陰共存亡，提筆在門上寫道：「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題罷，帶領上千鄉兵與清軍浴血奮戰。 眼見無法突圍，閻應元對身邊戰士說：「請代我謝百姓，我報國之事畢矣！」旋即拔出短刀刺向自己胸部，並跳入湖中。不料自盡未遂，一位義民衝上前要將他從水中救起，恰逢劉良佐遣兵到來。劉良佐說自己與閻應元有舊，一定要生擒他。 清兵將閻應元撈出水面，此時他尚未斷氣，劉良佐見到他，不禁流涕。閻應元道：「哭什麼？事已至此，只有一死。快殺我！」之後清兵押閻應元去見貝勒，閻應元挺立不屈，背對貝勒，罵不絕口。日暮時，閻應元被押至棲霞庵，夜裡仍高呼「速殺我！」天明後，發現他已遇害。他的家丁還有十餘人存活，後皆因不肯投降而被殺。 （圖：Adobe Stock） 陳明遇也堅持到生命最後一刻。他手提大刀，下馬步行與清軍近身搏戰，身受重傷，臨死之際，緊握大刀靠在牆壁上，直到斷氣，依舊保持站立之姿。 另有中書舍人戚勛，死前寫道「非敢殉難為死忠之臣，聊求完發為大明之鬼」（張岱《石匱書後集》）。江陰城破後，戚勛舉火焚屋，隨後自縊。 次日，巷戰依然持續。清軍展開屠殺並採用火攻，城內百姓無一人屈服，爭以先死為榮。屠殺直到八月二十三日為止，據《江陰城守紀》，百姓僅五十三人倖存，城內死者多達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有七萬五千餘人，「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環者，不能悉記」。《明史》亦記載：「男婦投池井皆滿」。自盡殉城者不計其數。 江陰人守城八十一日，不僅對清軍造成重創，也令無數時人與後人感動。南明隆武帝聽聞後說，子孫若有誰遇見江陰人，即使是三尺童子，也要尊敬。
楊貴妃是中國四大美女之一，她和唐玄宗的愛情故事婦孺皆知。白居易《長恨歌》中，他們二人「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昭陽殿里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這種跨越生死的情感成為一段千年傳唱的佳話，古往今來許多人同情楊貴妃香消玉殞，可憐她最終留下「此恨綿綿無絕期」的無盡遺憾。那麼，她和唐玄宗這位浪漫的皇帝間有過哪些有趣和感人的故事呢？ 楊貴妃本名楊玉環，開元二十三年嫁給壽王李瑁，從一個七品官的女兒一躍成為王妃。壽王李瑁是何許人也？他是唐玄宗和武惠妃的兒子，所以楊玉環起初只是唐玄宗的兒媳婦。 李瑁和楊玉環堪稱天造地設的俊男靚女，相當般配。卻不料，這兩口子結婚才五年時間，就遇到了婚姻中的一大變故，而且這個變故還難以違抗。原來，唐玄宗看上了自己的兒媳婦。 （圖：Adobe Stock） 在中國古代，爹娶兒媳婦屬於「醜聞」，當時身為明君的唐玄宗肯定知道倫理綱常的道理，但他為什麼要「搶」兒媳婦呢？ 這裡要提到其歷史背景： 隋唐之前中華大地剛經歷多民族碰撞交融的時代——南北朝，所以唐代很大程度上受胡人風氣影響，而且開國皇帝李淵有鮮卑血統。北方少數民族文化與觀念並不排斥父納子妻或子納父妾。 此外，與唐玄宗感情頗深的武惠妃突然去世，他深受刺激，思念過度，當時剛好是開元二十五年年底，唐玄宗已經打造了一個全面盛世，處於功成名就後想要懈怠的狀態，也不像以前那麼忙碌，所以這種心態下失去伴侶後內心更容易脆弱寂寞，急於尋找第二個武惠妃。需要強調一點：唐玄宗此時期盼的並不是後宮佳麗三千中挑選出的美貌女子，而是能與自己心有靈犀、相濡以沫的生活與精神伴侶。武惠妃死後，玄宗的消沉狀態持續了三年，直至開元二十八年十月，楊玉環宛如一縷春風走進他冰封已久的內心。 唐玄宗以為竇太后祈福的名義，令楊玉環出家當道姑，道號「太真」。天寶四年，楊玉環還俗，之後玄宗冊封她為貴妃。 於是，文化、心理和歷史三大因素，促成了唐玄宗與楊玉環的夫妻情緣。 （圖：Adobe Stock） 比翼雙飛 有趣的是，和普通人家的夫妻很像，他們也吵過架，又重歸於好。天寶年間，通過兩次矛盾，兩人都更加認識到在彼此心中的位置。楊貴妃兩次被趕出皇宮，但每次都順利返回皇宮，而且從此唐玄宗對她更加寵愛。 第一次楊貴妃被趕回娘家發生在天寶五年七月。《資治通鑒》記載：「妃以妒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棰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可以看出，楊貴妃當時態度不遜，玄宗一怒之下叫她回哥哥家去，但楊貴妃走後還不到一天，玄宗就開始想她，甚至不思茶飯，侍從們稍有不順他的意，他就發脾氣打人。幸虧高力士懂得皇帝的心意，在他一番建議之下，當晚楊貴妃就被接回來。自從這件事後，玄宗對楊貴妃更加專情。 第二次趕回娘家發生在天寶九年二月。《資治通鑒》記載：「楊貴妃復忤旨」，她又不聽皇上的話了。玄宗沒有像上次那樣馬上接回楊貴妃，不過吉溫站出來使了個激將法，提醒唐玄宗不要忘記家庭內部糾紛要在家裡處理，不管矛盾有多大，楊貴妃畢竟不是外人。於是楊貴妃再度返宮，兩口子再次和好。《資治通鑒》稱：「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從「寵待益深」可以看出，在唐玄宗和楊貴妃身上，矛盾反而是升華感情的催化劑。 詩仙李白曾為楊貴妃寫下流傳千古的《清平調》，使楊貴妃的美貌躍然紙上：「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如天上纖雲，帶露牡丹，瑤台仙子，不似人間之美；又寫道：「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也表現出唐玄宗對楊貴妃寵愛之深。 《長恨歌》里有句詩——「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想必諸位也都聽過。玄宗在位後期基本就沉醉於華清宮內了。華清宮原名溫泉宮，在他執政前期他也會到這裡放鬆，但那段時間沒有影響工作，屬於皇帝勞逸結合的正常度假。但從開元二十八年他與楊貴妃在此定情，他在溫泉宮的享樂時間明顯增長了。天寶六年，溫泉宮改名華清宮，進行了大規模擴建。《明皇雜錄》說：「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回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丁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以瑟瑟和丁香等貴重香料堆成假山，以白香木製作成小船並塗上銀鏤放在溫泉上，船槳上還飾有珠玉寶石。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圖：Adobe Stock） 樂極生悲 之前的相識、相愛到更愛，更襯托出馬嵬坡之變中生離死別之悲。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祿山以討伐楊國忠為由發動叛亂，拉開了安史之亂的序幕，大唐王朝也在此時到達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天寶十五年六月初九，安祿山攻入長安東面的最後一道屏障——潼關。唐玄宗六月十二日決定放棄長安，向蜀地逃亡。 一路上不單吃不飽，還十分辛苦，禁軍士兵既有精神上的思鄉之痛，對未來感到絕望，也因身體受苦怨聲載道。駐入馬嵬坡驛站後，禁軍大將陳玄禮呼籲把楊國忠這個奸臣殺掉，恰巧有吐蕃的使臣攔住楊國忠的馬，士兵便大喊楊國忠勾通蕃使有謀反之意，接著就有士兵上前將楊國忠斬首。 得知楊國忠死後，唐玄宗並沒有生氣，一方面因為他知道楊國忠是奸相，雖然明知他不會謀反，但殺之不可惜；另一方面為了安撫軍心並保住自己的性命，這種危險局面下他不能跟禁軍較真。他說，既然人已經殺了，大家就散去吧。 （圖：Adobe Stock） 不料禁軍一動不動，直盯著唐玄宗。他問諸將士為何還不散去，禁軍回答說：「賊本尚在」（《舊唐書》），指楊國忠的妹妹楊貴妃。陳玄禮解釋說：「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資治通鑒》）這話對唐玄宗而言簡直如萬箭穿心。 他愣了好一會兒，內心當然捨不得殺楊貴妃。之後高力士在旁提醒：貴妃誠然無罪，但只有安撫軍心，皇上才能安全。唐玄宗無奈，只得同意賜死楊貴妃。 據《楊太真外傳》，訣別之際，楊貴妃對唐玄宗說：「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所恨。」禮佛之後，高力士便把楊貴妃勒死在佛堂之中。《長恨歌》對這一生離死別的場景描寫道：「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長恨歌》有文學誇張的成分，但今天我們仍可以推斷的是，唐玄宗與楊貴妃之間確實情深意濃，超越了一般的君妃關係，他們有吵有鬧還能和好。楊貴妃死前說「死無所恨」，也反映出她本質不壞，不是跟妲己相提並論的妖女，而且她甘願捨命成全所愛之人，說明她對唐玄宗的愛相當真摯。馬嵬坡之變矛頭所指原不是楊貴妃，她本無須死，卻成了眾將士心中「不得不死」的對象，著實令人同情憐憫。 （圖：Adobe Stock） 很多人一直有個誤區，覺得楊貴妃是引發安史之亂及盛世衰落的禍源，但如果真正了解正史，就不難發現，楊貴妃根本不該背大唐衰落的鍋。奸臣楊國忠跟楊貴妃有親緣關係，但並不近，只是楊貴妃的從祖兄。楊國忠年輕時是個酒徒賭棍，沒什麼文化，四十多歲仍然不成器。這樣的人怎麼會被選為宰相呢？許多人說是因為楊貴妃。但事實上是楊國忠利用了親戚關係，而非楊貴妃主動請求提拔楊國忠。天寶四年，長安突然傳出消息說楊玉環被冊封為貴妃，楊家親戚大都隨之「雞犬升天」，而作為哥哥的楊國忠當時是被遺忘的，並沒有立即因為楊貴妃加官晉爵。恰巧他認識了同樣有攀關係需求的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是章仇兼瓊「贊助」他進京去拜會楊貴妃。楊國忠雖然當時沒能拜見貴妃本人，但找到了貴妃的二姐虢國夫人幫忙引薦，之後玄宗才安排他做了金吾衛的一個小官。 楊國忠能夠步步高升到宰相位置，其實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唐玄宗。一方面楊國忠跟李林甫的套路差不多，花言巧語皆順皇帝的意，玄宗晚年愛聽這些話，愈發重視楊國忠；另一方面，玄宗那時個人享樂需要大量錢財，楊國忠的斂財能力很強，也符合玄宗的喜好和需求；第三點同樣是出於私利，楊國忠既是聽話的奴才，亦在朝廷中沒有威望，對玄宗權力構不成威脅。 玄宗在逃亡之中反思了自己的怠政與過失。在逃至劍門天險後，他昭告天下「伊朕薄德，不能守厥位，貽禍海內，負玆蒼生，是用罪己責躬。」（《全唐文》）在得知太子李亨將自己「尊」為太上皇后，玄宗縱然心裡不情願，但仍以大局為重，說「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資治通鑒》），以免內亂影響平息外叛。 唐代國都長安（圖：Adobe Stock） 浮生若夢 人生輝煌時有多風光，落魄時就有多凄涼。回到長安後，在生命最後的時光里，玄宗孤苦伶仃地被軟禁於太極宮，身邊無一親信，在憂鬱寡歡、無盡思念中書寫最後的感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他的一生是大唐盛世的縮影，走過了一個時代的春夏秋冬——在朝氣蓬勃的春季開創震古鑠今的功業，在繁華似錦的夏季享盡人間福分，在寒風蕭瑟的秋季嘗遍滄桑炎涼，在孤苦無依的冬季歸於寂靜。楊貴妃在最繁華的季節來到他身邊，他們有過比翼連理的憧憬，但待到流水落花春去也，終究一個去了天上，一個留在人間。離開的人已然解脫，活著的人仍在夢中。盛世風流多少事，而今只付笑談中。 神韻藝術團2023年以精湛的舞蹈和音樂演繹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在交響樂團扣人心弦的渲染加持下，「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這段生死訣別之凄痛彷彿擊碎千年的時空間隔，瀰漫眼前，沁入觀眾心中。 神韻演出對唐玄宗落寞相思的重現也相當傳神動人——池苑依舊在，卻是改了朱顏，白了頭髮，物是人非。昔日桃李花開，佳人常伴；今宵梧桐葉落，任秋風掃，孤影難眠。月色成了傷心色，風聲成了斷腸聲，玄宗的相思如漫漫長夜沒有盡頭，朦朧中彷彿見到了「雲想衣裳花想容」的楊貴妃，她自畫中翩翩而來，一切是那麼真實，一切又彷若一場大夢；夢醒後，仍只餘白髮蒼蒼的他，黯然流連，不知又要經歷多少個「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看完神韻舞蹈演員的演繹，觀眾席上的人們也彷彿徘徊於某個時空，久久難忘，沉醉流連。 延伸看： https://www.shenyuncollections.com/zh/blogs/blog/emperor-xuanzong-and-lady-yang-part-1 https://www.shenyuncollections.com/zh/blogs/blog/emperor-xuanzong-and-lady-yang-part-2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leRMMnzAny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oNoMMr1wo8 https://www.ganjingworld.com/s/NA29BQy8DG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在日本都沒有市場；但絕大多數日本人不是無神論者，他們信神，家裡設有神龕，他們信奉神道和佛教。 戰後日本憲法明文規定不可限制宗教，也不可確立國教，基本和美國一樣，推崇宗教自由。那為什麼在可以自由傳道的日本，世界三大宗教就是發展不起來？主要可能有三個原因： 三大原因 日本人不信三大宗教 一是三大宗教都是「一神論」，他們相信的神是唯一的，這就自然導致排斥其它宗教、其它的神。我上篇專欄曾簡略提到，一神論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其它宗教的鬥爭性，和日本傳統文化相抵觸。日本文化強調「和為貴」，日本是「大和民族」。 據統計，信神道和佛教的日本人有二億多，而日本人口才一億多，說明很多日本人同時信兩種或更多的宗教。日本人信很多神，自然就不喜歡具強烈排他性的「一神論」。而日本的神道則是崇拜無數的神，天、地、大自然等等，幾萬幾十萬的神。神不是用來獎勵和懲罰人的，而是能促人達到內心平靜、和諧的某種崇高的東西。 二是日本文化支柱是「常識常理」，這自然導致他們對三大宗教的那些奇蹟、顯靈等缺乏興趣。水可變酒、人死後三天復活、聖戰烈士可在天堂享用72個處女，這對信奉常識常理的日本人來說難以接受；尤其基督教的原罪說。 有學者比較說，基督教是罪感文化，日本人是恥感文化。基督教認為人生下來就是罪人，因遠祖偷吃禁果，所有後代都有了原罪，怎麼努力修鍊也無法去掉原罪。這種教義在日本這個根基在現實常理的文化上講不通，日本人看重的是倫理道德的羞恥問題，這與出生和遠祖都沒關係，而是本次人生的現世問題，人有了羞恥心，才會有道德感。日本人的思路想法是世俗性的，遵循常識邏輯，自然就難以接受原罪說等。 三是西方基督教堂時常可見的大喊大叫、引亢高歌的傳道方式日本人受不了；伊斯蘭的群體跪地唱腔禱告同樣難以接受。日本的神社或寺廟，都是安靜的。日本文化強調寧靜悠遠、沉思靜默，他們在神社都是靜靜地自我沉思、默禱。大聲傳道他們很難接受，更不可想像一大群信徒連蹦帶跳、又唱又喊，牧師大汗淋漓地呼召佈道，日本人想到這種場面都會恐懼。別說那些被日本學者稱之為「創唱宗教」式的佈道，連西方視為文化瑰寶的莎士比亞戲劇，在日本都難有市場，因為那種激烈情感的表達，和日本文化的哀怨悲寂調子不合拍。所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日本沒有市場，跟他們的傳統文化衝突應是重要原因之一。 上帝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網上 所以，不管多少傳教士到日本傳道，基督教都沒在日本興盛起來，更別提伊斯蘭教了。三大宗教到了日本就「水土不服」，難以生存。對這一點，日本知名基督教作家遠藤周作深有感受，他曾形象地說，西方的上帝到了日本，就像一隻蝴蝶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網上，最後變成標本。意思是枯萎在那裡，無法存活。如果說能夠倖存，也只有被改造成日本的本土貨。遠藤周作本人就是一個例子，他強調自己是日本基督徒，他的信仰也日本化了，這在他的代表作小說《沉默》中有形象的闡述：為了救人，基督徒主人公寧可踩踏聖像（耶穌像）。這很日本：實用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信條。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拿來主義，把外國各種好的拿來。三次重大文化變革，都是學外部。當年學中國盛唐，明治維新學西方，二戰後學美式民主。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岡田英弘等都多次強調日本是雜交文化，凡是自認好的東西，就拿過來學習。一位英國駐日本記者寫了一本書，說歐洲人像有殼的雞蛋，具有自我邊際的個體，而日本人相反，廣納百川，像沒殼的雞蛋，粘稠一片，沒有硬質邊緣，難以描述。 其實，上述這兩種說法都沒抓到日本文化的精髓，它表面是雜交，像是「無殼雞蛋」，但其實一直有自己主體性，從沒失去過。任何外來文化，包括主導西方的宗教，到了日本，都會被她的主體性文化去蕪存真地潛在篩選。它的「雜交」不是對等的，更不是面目皆非到像「沒殼的雞蛋」，而是菱角分明，這個稜角就是歷史以來支撐日本文化的四字柱子：「常識常理」。 所以一神論的三大宗教，因與日本文化的主體「常識常理」相抵觸，就沒法在日本紮根成長。佛教不張狂、追求自我內心修鍊，跟日本文化和神道不抵觸，就可以在日本存活。而且日本政府聲明，神道不是宗教，它是日本的文化傳統，是一些道德訓誡，結果熏陶出日本人獨特的宗教情懷，追求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境界。 日本是世界宗教大國 如前所述，日本人崇拜的神成千上萬，有資料說是幾十萬。其實，說數字已沒有意義，因為日本人崇拜太多內容，都可謂神道的一部分。例如茶道，劍道、畫道、花道……，幾乎什麼領域都有「道」，他們對「道」的規矩、規範，禮儀等等，到處都有宗教般的認真。也可以說，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日本人也可能是最有宗教情懷的族群，因為他們把宗教情懷帶到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帶到了很多細節當中。 以茶道為例，絕不是捧起大碗茶一飲而盡、水灑胸襟，而是有「四規」：和、敬、清、寂。「和」指人與大自然的調和；「敬」指主客間的互敬；「清」指心無雜念，淳樸清凈，禪之意境；「寂」指無始無終的寧靜感覺。維基百科把茶道譯成tea ceremony，就是喝茶的儀式，而宗教活動就很講究儀式。日本學者岡倉天心曾解釋說，「茶道是一種審美的宗教」，「把禪從寺院伽藍中解放出來，回到自家的露地草庵。」 不僅茶道，日本的建築、庭園、書畫、陶瓷器、竹器、漆器、花道、香道、烹飪、禮儀等等，都有一種宗教感，可以說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宗教情懷。甚至禮物包裝的精緻典雅，商場出售的普通盒飯等，也都很講究裝飾和美感；一個雕花，一片綠葉，到處都可看出匠心，溢出一種宗教感。所以有學者驚嘆：日本人的社會生活「宗教化」了。 宗教，不再是短時間內的在教堂聽道，而是從教堂、寺廟、清真寺里解放出來，回到千家萬戶，回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當每個人都強調和諧、友善、謙恭、自省、自律，尤其為他人著想，注重別人感受等，這種宗教，才可謂是最實用的宗教。它不再是教義，更不是教條，而是和諧生活的滋潤劑。這起碼在日本的社會文明層面上體現的很明顯，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認。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才是世界宗教大國！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二十） 最近，巾幗英雄胡友平女士勇救日本婦孺，壯烈獻出自己年輕寶貴的生命。以一己之力扭轉了中國社會甚囂塵上的貌似主流的新義和團仇外心態，把中國人民善良、仁愛、大無畏的天性展現給世人，仁愛、友善、見義勇為重新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 這一轉變的意義是無比深遠的，標誌中國共產黨竊國以來，長期向中國人民灌輸的仇恨教育的破產。中華民國有學者早就予言：「共產主義在中國只是曇花一現，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仇恨集團，它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天性，所以他們長不了！」 這一預言正在一步一步得到驗證！ 共產黨的仇恨教育如果再不止步，對外會招來八國聯軍的群毆，對內文革慘劇將會重演。讓我們重溫一下文革中的教訓。 66年「紅八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教唆百萬紅衛兵「要武嘛！」 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直接指示農村紅衛兵殺「地主、富農」滅門。 2000年，我在澳洲接到一份遇羅文親自調查的「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報告」。 這次在電話里，我聽羅文說他在國內幫王友琴女士做過許多事情，我問他這個調查是不是王女士指示他做的？他說不是。是南方的一個朋友與他相約，要把文革中農村殺害地主富農的事情全部起底，公之於眾。 以下是遇羅文的報告全文，現在仍有他的警世意義，摘抄如下： 大興屠殺調查 作者： 遇羅文 一、緣起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里，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只有三個月，報紙也只出了七期，儘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裡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兇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面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歷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麼難！ 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裡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麼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裡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裡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 。「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 即使這麼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 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裡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裡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託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麼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 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裡就出現了充滿封建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歷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紅衛兵」們在學校里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制」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 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載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制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裡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 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礆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桿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裡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彙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衚衕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裡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採訪老韓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興縣大辛庄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採訪韓玉春老漢。 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 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麼，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庄的慘案發生在66年8月31日夜裡，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裡來人制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 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庄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這天。 大辛庄雖然只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採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庄、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 ，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里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裡最窮的人，在廟裡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裡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麼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 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麼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裡來人制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 月1 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裡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兇手拚命。」 難以想像，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麼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庄「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麼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里。後來，乾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 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裡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裡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麼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 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麼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 老韓不怎麼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 「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 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十八） 羅錦對我說：「以前認為，愛情就是擁抱和接吻。」 我和羅文的初戀連接吻都不曾有。 昨天（27.6.2024）和羅文近二個小時的談話。我說：「你就親過我一次，在哥哥的小屋裡，你親我的臉蛋，你冰涼的鼻尖碰到我的臉，一點鼻涕沾在我臉上，我不好意思擦，你猶豫了一下，用右手食指給我抹去了。」 他無語，我又說：「這件事兒，我已經寫了好幾回，我還要寫，因為那次是哥哥跟我們倆最長的一次談話，把我感動得哭了，我哭的時候，你垂著眼睛，我以為你睡著了，你說你沒有！」 「哥哥在那次談話里，說他第一，不會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第二，永遠不會自殺。第三，永遠不會背叛祖國。」 那次羅克哥哥罕有樂觀和愉快。時間是1967年二月，「中學文革報」出到第三期，全中國為之轟動，創刊號「出身論」再三再版，賣報場面火爆，人們舉著錢（二分錢一份）爭先恐後，前胸貼後背地排隊，眼睛裡放射著熱烈希望的光芒。那一張張激動的面龐至今在我眼前閃動，令我至死不忘。 文章能讓人們熱愛成這樣，也就是遇羅克了！！！ 我和羅文相約，夜裡一塊兒到他家寫文章。我對爸爸說要去羅文家連夜寫文章，他同意了，我們家剛回請羅文吃中午飯，席間，羅文向爸爸請教化學催化劑問題，留給我這位化學家爸爸謙虛好學的印象。 為了不影響遇伯父遇伯母和羅勉，羅文和我穿著棉大衣一頭扎進哥哥冰冷漆黑的小煤屋，羅文拉開電燈，沒想到羅克哥哥穿著深綠色的質料高級的外套躺在床上頭枕在雙手上，白框眼鏡片閃閃發光。羅文本以為他已經去人民機械廠上班去了！ 羅文和我進退維谷，我們倆結結巴巴地說：「想在他的屋子寫文章。」他趕緊說：「沒事兒，沒事兒，我一會兒就走，你們寫吧！」 他繼續躺著，羅文坐在他腳邊，我坐在他書桌旁邊的椅子上。 北京四合院的北房東面很多都有一個窄條的單開門的小屋子做儲藏室，一般用來放供做飯和冬天取暖的煤球或蜂窩煤。 這間只夠放一張小床和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的小煤屋成了羅克哥哥的卧室和書房。多少篇閃爍著不朽光芒的文章就誕生在這冬冷夏熱簡易得不能再簡易、狹小得不能找你狹小的小煤屋裡了！！！ 那天的羅克哥哥心情難得的好，他在日記里寫過：「何為不朽，就是幾百年後還能得到人們的共鳴！」他預見到了自己的那一天，他同時也知道自己面臨的險境，他已經攀登到了人類高高的真理巔峰，腳下卻是萬丈深淵，無邊的黑暗。 就是這個被他的話語感動得低頭偷偷淚流滿面的純真女孩對他又能理解幾分？ 他看見了我在無聲抽泣，趕緊站起來說：「你們寫吧，你們寫吧，我走了！」 我和羅文站起身來，讓開路讓他出門。 他走後，我和羅文相對站著，半天說不出話來，回來有了羅文給我的唯一一親臉頰，我讓羅文把我送回了家。 （十九） 羅文酷愛化學，尤其是喜歡研究炸藥。我不知道他還造出過催淚彈。 我是在牟志京一篇文章里寫到的，「羅文惡做劇向大家施放他做的催淚彈，弄得大家眼睛睜不開。」我在電話里向他提到此事，我說：「沒想到你還做過催淚彈。我記得67年夏天，我去找你，發現你炸了個滿臉花，我問你怎麼回事？你說做試驗炸的。」 羅文說：「那是在世偉家，我造了一個手榴彈，一點就炸了，我可以通過把引線拉長，延遲它的爆炸時間，這樣就不會炸著我了！」 我說：「你真能活學活用，把書本知識用於實踐。」 羅文說：「要不然我高中的化學老師那麼喜歡我呢！我這樣的學生他根本沒見過，我上高中時就會做炸藥，我聽說有一種炸藥，特別敏感，雞毛一碰就炸。我就去問化學老師，老師說哪能有這炸藥啊？我就去查書，真的有這種炸藥，但它們有特殊保護，不會輕易爆炸。」 我說：「羅文，比起你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就，那些就算小菜了！」 羅文是79年落實政策從東北監獄被提前釋放回北京的。他被安排在羅克哥哥生前所在的人民機械廠當工人。北京各單位有能力的都要辦電視大學，我們銀行肯定辦，人機是在羅文強烈要求下勉強也辦，80年招收第一屆，電子類，前提是考試。 我和羅文的科學家夢都還沒泯滅，他邀請我一起複習功課。我因為在白洋淀農村插隊一直當中學數學老師，物理化學我也從未放下，我覺得考試沒問題。羅文考試更沒問題。他就是找個借口和我單獨在一起一下。 我們倆拿著書到天壇公園的迴音壁外面長椅上溫書，連手都沒碰一下。他怕我餓，給我買了豆包。 沒有任何懸念，我們倆都考上了電大。不久羅文離婚，有了新的家庭。 我則為了兒子一直拖到85年才和趙京興離婚。87年我出國留學去了澳洲。羅文也想來澳洲，交了學費，因為年紀大，被卡下沒來成。 羅文這次在電話里說：「如果來成了，咱們能辦多少事兒啊！」 我充滿信心地說：「機會多著呢！當年那麼困難都闖出來了！現在不愁吃穿，大把的時間，一生積攢的本事都還沒用呢！還怕沒機會！」 羅文說：「不是吹，我最大的成就是我發明的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水刀，你準備著好好聽，我詳細給你講！」 我支楞起耳朵，左手舉著電話，右手拿筆在本上記。他說完了，我也記完了。我說：「你沒當億萬富翁，最少也應該當千萬富翁！我幫你寫篇文章，把這水刀詳細介紹一下！」 羅文說：「你就說水刀就行了，不必介紹製作過程。」 羅文實在太可惜了，他不是得諾貝爾獎，他本人就是諾貝爾啊！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他小試牛刀，與羅勉一起辭職下海。發明創造，或得多項專利，成為專利局最大的交稅大戶，前混水刀發明出來後，效率比現在各國用的後混水刀提高7倍，用電則是老水刀的三十五分之一。 他和羅勉向所屬的二龍路街道辦事處申請鑒定費和宣傳費，辦事處說沒錢了！ 國外廠家因循守舊，不肯接受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革新，羅文的新水刀發明就擱置在抽屜里了。 在中國留有一台羅文做出的新水刀，羅文說如果成批量生產還是需要找他，因為許多關鍵的技術只有他這個發明人知道。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不久前，中國總理李強訪問澳洲首都坎培拉，當時有華人歡迎，舉紅旗，唱紅歌；也有華人抗議中共，表達反迫害與維護人權的呼聲。事後一位朋友與我聊天，他說：「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做過壞事，卻依然選擇助紂為虐，還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國人經歷過一系列政治運動，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卻仍執迷不悟，為什麼？似乎只要不觸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隨後問道：「這部分人為何如此心甘情願地接受中共？」 我當時和他簡單聊了些歷史，並說：「你不必太過悲觀。許多人並不壞，冰凍三尺，觀念的改變絕非一蹴而就。」至於他的問題，確實值得深思。於是我打算寫一篇文章，以此問題為引子展開來談。 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價值觀的斷層，分為兩種表現：一是由於中共系統地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摧殘中國人原本就有的可貴精神；二是對現代普世價值觀的排斥，那些國內翻牆才能看的內容恰恰是非常珍貴的。後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點講前者。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人權等價值觀是不相對立的，中國人無需太看輕自己原本的精神財富，打個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黃金，謙虛地取長補短即可，且已建立中華民國屹立於亞洲，何必自卑自辱？但從1915年所謂「新文化運動」起，部分國人激進地反傳統，不辨良莠地以為外來一切都好，導致矯枉過正。五四運動後中國產生一種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國都必然走上同一條發展道路，此必然成為不可抗拒的規律，有的國家已然踏上新階段，而有些國家已然落後。此觀點且不論正確與否，首先它只是一個假定，有待證實，然而這一飄忽無根的觀念直接導致部分國人以為要立即學習西方所謂「最新階段」，奮起直追走捷徑。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俄國剛發生十月革命，列寧建立蘇維埃政權，若依據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為蘇俄已領先世界進入「最新階段」社會主義。此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宣傳加強，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這是誤入歧途的第一步，所憑藉的只是一個假定。 （圖：Adobe Stock）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戰爭期間起主要作用的是國民黨，消耗很大，而共產黨趁機壯大，敵我不分，為難國民軍。這是有根據的，譬如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承認：抗日戰爭建立起來的「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人民進行打敗國民黨的戰爭的出發點。國共內戰後，1949年中共篡國，之後系統地摧殘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人，文革是最著名的運動之一，它對中華文化的破壞空前絕後，力度遠比此前的「新文化運動」大，回頭看中國古代，也從未有如此規模的文化摧殘。 有人以為中共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實不然。我們不妨思考一番，中共為何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以下詳說。 談及中國傳統文化，有人馬上就聯想到落後一詞。然而，我們今天普遍認同的民權、人文主義、言論自由、科學精神，中國自古有之。 孫中山、章太炎、康有為、王韜皆認為中國早有民權思想，比如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集《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也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另外，1941年胡適在美國做過一次題為「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講，其中講到中國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現代民主的基礎：兩千年前，中國已經沒有嚴格的階層之分；自漢朝起，已經建立了客觀、公平競爭的選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視批評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評制度，御史、監察官可以抨擊皇帝與宰相，這是言論自由的實踐。 胡適不僅在此演講中講過傳統中國的可取之處，他還一直強調中國古代已有科學精神。我們客觀來看，中國古代的科學主要體現在人文領域和考證方面，也有四大發明這樣的創造；西方科學主要在自然領域，近代西方發展出工業革命，此方面是中國不及的，應該謙虛學習西方。而在嚴謹程度上，中國古人不見得比近現代差。至於人文主義，儒家就是典型，重視人的尊嚴、仁愛、理性。 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公平性，大概會有人表示疑問，我在此補充。 （圖：Adobe Stock） 自春秋戰國起貴族已受到衝擊，此時士發展壯大。自秦朝起中國進入郡縣制的大一統時代，普及郡縣制本身就是阻止壟斷的體現，可謂一大進步。從漢代起雖恢復分封，但諸世襲藩王已被削弱，所以兩千年來實際上都以郡縣製為主體，依照選官標準任免及升降官員，社會已形成很強的流動性。從秦至清的兩千年不宜被定義為封建社會。 漢朝選孝廉，自漢武帝起每年一舉，每郡都要推舉賢才。自漢昭帝、宣帝以後，宰相幾乎全來自地方，由努力得來，不是皇親壟斷。科舉制始於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為關鍵。唐朝尚有門第；而到宋朝時，從魏晉傳下的門第已基本上消失。蘇轍有一句話：「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可見北宋的社會流動性，士、農、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變化尤為顯著，有四民不分的趨勢，許多商人家庭培養孩子考科舉，也有許多儒生棄科舉而從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之後詹景鳳回懟說，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無言以對。明朝有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有多達60%的進士出身於三代未有人當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門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圖：Adobe Stock） 下面我重點講一講中國古代的言論。儘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價值觀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論自由，也有許多士付諸實踐，甚至不惜性命。這樣的精神也是現在中國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質是極權主義。古人非常看重尊嚴，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對尊嚴的踐踏，使國民奴化，不敢有異議。儒家是反對奴化的，若傳統的議政精神得以延續，並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麼中共的統治地位將受到極大威脅，這是毛澤東毀壞傳統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議政的傳統早自堯舜時代就有，那時施行禪讓制，君主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春秋時，師曠與晉悼公間的一段對話也反映出議政精神。《左傳》記載，衛獻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晉悼公聽說此事後，覺得衛國人趕走君主的行為太過分。師曠的觀點則相反，他說：「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意思是，若國君逆天逆民，當然應該驅逐他。 師曠隨後說的一番話更精彩：「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過分之事是輔臣的職責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諸侯要有卿，卿要設側室，大夫要有貳宗。史官、樂師、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論身分，人人可議政，這正是言論自由的精神。 （圖：Adobe Stock） 民間議政也體現在學校里。春秋時，鄭國百姓在鄉校議論執政者政策的好壞，大夫然明覺得不舒服，便問子產是否要毀鄉校，子產立即反對，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將批評政府的人視為己師。 士與百姓批評政府和君主的傳統此後一直努力傳遞，西漢的眭弘與蓋寬饒、東漢的清議、宋代太學生上書帶動百姓抗議，以及明代大禮議之爭、左順門抗議、海瑞上疏、東林書院，都付諸行動，造成很大影響或形成規模。讀歷史若受中共黨文化影響，將其皆視為階級鬥爭與權力鬥爭，便看不出其可貴之處。 譬如宋朝太學生上書，朝野上下皆對童貫、蔡京等奸臣不滿，《宋史》記載有一位太學生陳東正直敢言，與眾同學齊諫「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辭極為憤切，一呼百應，廣受支持。後來金軍兵臨城下，李綱主戰，宋欽宗卻要撤他的職，陳東帶領數百名太學生再度上書反對。《宋史》稱當時「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數萬人不約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門前支持學生上書，可想其規模。眾抗議者「喧呼震地」，奮力敲擊登聞鼓，將鼓敲爛了也不肯停。見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彥時，眾人激憤痛罵，撿起瓦礫向他身上砸。據《三朝北盟會編》，開封府尹趕來阻止抗議，呵斥他們怎敢脅迫皇帝，而學生們毫不畏懼，義正辭嚴地回道：「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奸佞脅之乎？！」之後宋欽宗在壓力之下妥協。 （圖：Adobe Stock） 過程中確實發生了傷亡，是民殺官，而非官殺民，抗議者「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宋欽宗也沒有調軍隊屠殺學生。事後，欽宗下詔說：「深諒爾等忠義」，大多數官員也選擇站在學生一邊，最後只下令懲處殺人者。我不禁聯想到六四，雖時代與起因不同，學生的正義感、責任感與勇氣卻相似，然而結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殺有多惡，不言而喻。 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順便強調，中國古代制度雖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張箝制言論自由，遵守與否是人的問題。譬如，明太祖朱元璋為明朝留下一個很好的制度，凡天下軍民寫信給皇帝，無論內容如何，一律不許阻攔。海瑞上疏批評明世宗嘉靖時距開國已近二百年，當時儘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國家有諸多問題，但至少這一規定得以延續及遵守，正因此，長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罵他的奏疏。 還有一制度可見明朝非常重視平民的訴求。自明太祖時就已規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決問題，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這不是紙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實的。舉例說，宣德年間新淦縣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丞厲中欺壓百姓，縣民忍無可忍，便將厲中捆綁，還殺死一名軍官。後來明宣宗親自審理此案，判縣丞死刑，公正為民。他所依據的法律內容也值得我們留意，見《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罪責在官。各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的中國。 （圖：Adobe Stock） 中國古代在監察制度上也表現出權力制衡與保護言論自由，意識到這一傳統的不僅有胡適，還有孫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孫中山曾提出五權分立的設想，即增加古代中國原有的監察權、考試權，保留傳統政治中的優點，中西合璧。 在漢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稱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負責監察的，相當於副宰相。而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不僅能監察朝廷與地方政府，還能監察皇宮內的事。還有一個官職叫諫議大夫，專門監督並諷議皇帝的言行。唐朝時，散朝後皇帝若要與宰相單獨對話，諫官有權隨從，他可起到緩解皇帝與宰相矛盾的作用，因為，宰相有時想提意見卻不便直接對皇帝說，可以由諫官轉達意思，皇帝即使憤怒也無可奈何，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皇帝不能禁止諫官說話。 古代還有一類對言論自由的實踐是史書。有人說，中國史書都為統治者服務，必然歪曲事實。此話言過其實。我們在閱讀時，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應嚴謹考證，綜合參考其餘史料，就事論事，最好不帶先入為主的觀念。 應知史官是中國歷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職業之一，道德標準很高，構成對君主和權臣的制約，像董狐直筆等事例，此類史官屬於良史。《禮記》稱：「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這是對天子的監督。某種程度上，帝王可謂歷史上最不自由的一類人，往往不敢隨意。有些記載連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斷然拒絕，足以說明史官享有很強的獨立性。 （圖：Adobe Stock） 約束執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應屬社會上普遍堅守的價值觀，時代可能變得黑暗，但正義的價值觀絕不能丟。雖然中國古代發生過許多不好的事，但整體上大家都在爭取正義，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價值觀潛移默化的影響，促使他們醒悟。上文講到海瑞上疏，嘉靖雖不算稱職的君主，卻在看到奏疏後深有感慨。《明史》記載，嘉靖起初非常憤怒，旁邊的宦官黃錦想救海瑞，便說：「此人素有痴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嘉靖聽後沉默了，「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這就是價值觀潛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氣人人認同，嘉靖也知，見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為名譽著想，自然不願做紂王。黃錦與徐階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眾皆敬佩海瑞，也是價值觀深入人心的表現。 中國古代最寶貴的，乃正人君子無論身處何境地都堅持原則。《詩經》說：「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獨處猶能高標準要求，何況在外。縱然在戰場上，也有人堅守底線，絕不忘恩負義。公孫丁與庾公差師徒就是典型一例，《左傳》記載，公孫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為其主，一日兩軍交戰，庾公差面對昔日恩師，實在難以動手。他感嘆說：「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若他向公孫丁放箭，便是背棄師恩；然而身為軍人，這是他的職責，若不射，自己將喪命。最終他「射兩軥而還」，故意射偏。忠義難兩全，在國事與恩義之間抉擇，庾公差的選擇是堅守人性底線的。《孟子》也講到此類難以兩全的選擇，可見儒家的價值取向。 （圖：Adobe Stock） 古時還有忠孝之間的選擇問題。譬如魯國有個士兵經常當逃兵，孔子發現後問他原因，他說家中有年老的父親，若他戰死沙場，父親便沒人照顧了。孔子對他的孝心大加讚賞，並推薦他做官。法家《韓非子》藉這一事反對孔子的行為，說「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務相比，當相互衝突時，究竟該孰先孰後？長遠看，孔孟的態度或許更值得選擇，儘管會一時妨礙國事，卻符合人性。儒家主張的順序是先家後國，現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這一點上，兩者不宜被視為對立關係。至於師恩，這是基本良知，即使淺一點說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堅守儒家價值觀，怎會發生文革期間骨肉相殘、批鬥老師的悲劇？怎會有「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近代歐洲人在讀儒家經典時曾產生很深的共鳴，不是沒有原因的，實際上中國早已有人文主義，歐洲人文主義也是歷史悠久的，古希臘文化正是文藝復興的重要基礎，中西方價值觀的相通之處可謂交相輝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貴，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茲也非常喜愛中國古書。自明末隆慶開關後，許多歐洲傳教士將中國書籍帶到西方，引發了歐洲從17世紀初至18世紀末的「中國熱」。我們大可不必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化、現代化對立起來。 （圖：Adobe Stock） 近幾十年來一直有華人在國外反共，當然不等於反華和反中國文化。共產黨是真正的極權，它與中國幾千年來傳承的可貴精神對立，一系列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國人的骨氣、膽識、思辨、信仰、道德，經過思想「改造」後，使人變得聽話、唯利是圖、貪生怕死，當聽到異見時卻喪失理智，上綱上線扣上「不愛國」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經遠去，現在看似開放，其實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誰充當紅衛兵已非表面容易識別。不久前有所謂「除三害」（莫言、清華、農夫山泉），此類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維定式、風氣一旦形成便很難扭轉，影響一代又一代。 毛澤東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從民國留下來的專家學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後極可能「不聽話」，所以他要將這些人馴化或踩在腳下。 民國之初本來非常開放自由，大師林立，挺共的學者尚不敢肆無忌憚，譬如那時范文瀾寫的《中國近代史》雖有共產黨的意識，卻也不敢太過分，畢竟學術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隨黃侃學習，受教匪淺。但1949年後，中共愈發肆無忌憚，學術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謊成為常態，並強行用馬克思主義洗腦且生搬硬套，一直影響到現在。 大陸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階段論」硬套中國歷史，奉為圭臬，不僅使學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為世界各國都必經「原始共產、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嚴重扭曲了歷史研究和真相。並非所有史學家都主張全拿馬列主義衡量，譬如陳寅恪。然而中共相當極端，要使所有人「統一」思想，且為政權唱讚歌，修改事實。西方研究可以有許多史觀，不會都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與學術標準，此傳統精神也一直流傳至民國，時代無論如何變，應有的品德卻絕不能變。可惜中共毀壞了學術，也帶偏了下一代學者。 中國傳統文化還有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諷今，憂世憂民，也能化筆為劍。古代戰爭有時文武並用，文人一揮筆堪比千軍萬馬，譬如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時，駱賓王一篇《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如驚天雷電，氣吞萬里，此等文章有先聲奪人之效，怎不似千軍萬馬？毛澤東忌憚筆墨的威力與傳統文人的骨氣，所以他要將所有潛在「風險」除之而後快，經系統「改造」後，莫說駱賓王、徐敬業，連比干、眭弘、蓋寬饒、陳東、海瑞、顧憲成都不再出現。 （圖：Adobe Stock） 斷層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國人的責任感，且中共有意過濾外來信息，欲使後人不知不覺間按照「改造」後的軌道行駛。六四鎮壓、網路審查、迫害異己、打壓香港，一步步隨時代變化而加固。現在抗議需要舉白紙，上網沒有隱私，新聞掩蓋真相，高壓審查使民習慣避開「紅線」，教育發展在剛好可以為黨利用的程度，讓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國確實人才濟濟，可惜受環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國民縱然成才卻降低底線，扭曲價值觀，並對敗壞的現象習以為常，甚至同流合污。 蘇聯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上世紀末蘇聯解體後，俄國史學家發現1917年以來的歷史書慘不忍睹，錯得離譜。中國的文化悲劇不知仍將持續多久。 遙想張煌言受刑前，眼見神州大地盡失，山河依舊壯麗，惟感嘆一聲「好山色」，三百多年過去，依然引發共鳴，然此心情又有幾人能知？但我並不悲觀，因現在越來越多華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裡都還保留著傳統與普世價值觀。回顧反清歷史，張煌言後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其後有章太炎、孫中山，精神延續不息，便終有光復日，遺失的好山色終會回歸。以史鑒今，書籍猶在，精神猶在，台灣猶在，「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在新州藝術館（NSW Art Gallery）最近舉辦的一場盛大展覽中，阿爾豐斯·穆夏（Alphonse Mucha）這位新藝術運動的巨匠重新煥發光彩，吸引了無數藝術愛好者前來朝聖。穆夏，這位生於19世紀末的捷克藝術家，以其獨特的風格、細膩的筆觸和豐富的創意，深深影響了藝術界。他的作品不僅僅是一種視覺享受，更是一種文化象徵，代表著一個時代的審美追求與精神內涵。 穆夏於1860年7月24日出生在奧地利帝國（今捷克）的伊萬契采。自幼，他便展現出非凡的藝術天賦。在19世紀70年代，穆夏來到布拉格，進入美術學校開始正式的藝術學習。然而，由於經濟原因，他未能完成學業，不得不暫時放棄對藝術的追求。 儘管生活艱辛，穆夏從未放棄對藝術的熱愛。為了養家糊口，他開始在布拉格和維也納等地從事裝飾繪畫和舞台設計工作。這段時間的經歷不僅豐富了他的藝術技法，也為他日後的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穆夏。（圖：提供） 1887年，穆夏來到巴黎，這個充滿藝術氛圍的城市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巴黎，穆夏先是進入朱利安學院學習，隨後進入克雷爾蒙特學院深造。他在巴黎的藝術圈內逐漸嶄露頭角，並開始為一些知名雜誌和出版社繪製插畫和廣告。 1894年，穆夏的藝術生涯迎來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受邀為著名的法國女演員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設計戲劇海報《吉斯蒙達》（Gismonda）。這幅作品以其獨特的風格和精美的畫面立刻引起轟動，使穆夏一舉成名。從此，他成為巴黎最受歡迎的海報畫家之一。 在穆夏的晚年，他回到了祖國捷克，並繼續創作。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斯拉夫史詩》不僅是他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斯拉夫文化的致敬，更是他一生藝術追求的總結。儘管這部作品在他生前並未得到廣泛認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逐漸被認為是穆夏最重要的藝術成就之一。 穆夏。（圖：提供） 穆夏的藝術風格獨樹一幟，以其精美細膩的線條、柔和的色彩和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而聞名。他的作品多以女性為主題，展示了女性的優雅與美麗。這種風格在當時被稱為「新藝術」（Art Nouveau），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種重要藝術流派，強調自然的曲線和裝飾性元素。 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種重要藝術流派，強調自然的曲線、植物圖案和裝飾性元素。穆夏作為這一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也反映了這一時期的審美追求和文化背景。 新藝術運動崇尚自然，強調藝術與生活的結合。穆夏的作品正是這種理念的完美體現。他不僅創造了大量精美的海報和插畫，還設計了許多實用的工藝品，如傢具、珠寶和餐具等。這些作品不僅在視覺上令人賞心悅目，更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了實用功能。 穆夏的作品常常融合了東方藝術的元素，尤其是日本浮世繪對他的影響尤為明顯。他的線條流暢，構圖精緻，色彩豐富，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氣息。此外，穆夏還善於運用花卉、植物和幾何圖案來裝飾畫面，使作品更加華麗和富有詩意。 《四季》是穆夏最著名的系列作品之一，在此次展覽中也有展出。該系列由四幅畫作組成，分別代表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每幅畫中都描繪了一位美麗的女性，她們身處自然環境中，與周圍的景物融為一體。通過不同的色彩和背景，穆夏巧妙地表現了四季的變化和特有的美感。 穆夏。（圖：提供） 在新南威爾士藝術館舉辦的這次展覽中，觀眾可以欣賞到穆夏最著名的作品和一些鮮為人知的珍品。通過這些作品，我們不僅能領略到穆夏的藝術風采，還能感受到他對自然、美和人類情感的深刻理解。 儘管穆夏的創作生涯主要集中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但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那個時代。他的作品不僅在歐洲廣泛傳播，還影響了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和設計師。穆夏的藝術風格和創作理念至今仍在影響著現代藝術和設計。 1939年，穆夏在布拉格去世，享年78歲。儘管他已經離開人世，但他的藝術作品和對新藝術運動的貢獻卻永遠留在了人們的心中。他的藝術風格、創作理念和對美的追求將繼續影響著後世的藝術家和設計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