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人间炼狱（二）
2026 年 9 月 14 日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日本都没有市场；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是无神论者，他们信神，家里设有神龛，他们信奉神道和佛教。 战后日本宪法明文规定不可限制宗教，也不可确立国教，基本和美国一样，推崇宗教自由。那为什么在可以自由传道的日本，世界三大宗教就是发展不起来？主要可能有三个原因： 三大原因 日本人不信三大宗教 一是三大宗教都是“一神论”，他们相信的神是唯一的，这就自然导致排斥其它宗教、其它的神。我上篇专栏曾简略提到，一神论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其它宗教的斗争性，和日本传统文化相抵触。日本文化强调“和为贵”，日本是“大和民族”。 据统计，信神道和佛教的日本人有二亿多，而日本人口才一亿多，说明很多日本人同时信两种或更多的宗教。日本人信很多神，自然就不喜欢具强烈排他性的“一神论”。而日本的神道则是崇拜无数的神，天、地、大自然等等，几万几十万的神。神不是用来奖励和惩罚人的，而是能促人达到内心平静、和谐的某种崇高的东西。 二是日本文化支柱是“常识常理”，这自然导致他们对三大宗教的那些奇迹、显灵等缺乏兴趣。水可变酒、人死后三天复活、圣战烈士可在天堂享用72个处女，这对信奉常识常理的日本人来说难以接受；尤其基督教的原罪说。 有学者比较说，基督教是罪感文化，日本人是耻感文化。基督教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因远祖偷吃禁果，所有后代都有了原罪，怎么努力修炼也无法去掉原罪。这种教义在日本这个根基在现实常理的文化上讲不通，日本人看重的是伦理道德的羞耻问题，这与出生和远祖都没关系，而是本次人生的现世问题，人有了羞耻心，才会有道德感。日本人的思路想法是世俗性的，遵循常识逻辑，自然就难以接受原罪说等。 三是西方基督教堂时常可见的大喊大叫、引亢高歌的传道方式日本人受不了；伊斯兰的群体跪地唱腔祷告同样难以接受。日本的神社或寺庙，都是安静的。日本文化强调宁静悠远、沉思静默，他们在神社都是静静地自我沉思、默祷。大声传道他们很难接受，更不可想象一大群信徒连蹦带跳、又唱又喊，牧师大汗淋漓地呼召布道，日本人想到这种场面都会恐惧。别说那些被日本学者称之为“创唱宗教”式的布道，连西方视为文化瑰宝的莎士比亚戏剧，在日本都难有市场，因为那种激烈情感的表达，和日本文化的哀怨悲寂调子不合拍。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日本没有市场，跟他们的传统文化冲突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上帝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网上 所以，不管多少传教士到日本传道，基督教都没在日本兴盛起来，更别提伊斯兰教了。三大宗教到了日本就“水土不服”，难以生存。对这一点，日本知名基督教作家远藤周作深有感受，他曾形象地说，西方的上帝到了日本，就像一只蝴蝶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网上，最后变成标本。意思是枯萎在那里，无法存活。如果说能够幸存，也只有被改造成日本的本土货。远藤周作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强调自己是日本基督徒，他的信仰也日本化了，这在他的代表作小说《沉默》中有形象的阐述：为了救人，基督徒主人公宁可踩踏圣像（耶稣像）。这很日本：实用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信条。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拿来主义，把外国各种好的拿来。三次重大文化变革，都是学外部。当年学中国盛唐，明治维新学西方，二战后学美式民主。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等都多次强调日本是杂交文化，凡是自认好的东西，就拿过来学习。一位英国驻日本记者写了一本书，说欧洲人像有壳的鸡蛋，具有自我边际的个体，而日本人相反，广纳百川，像没壳的鸡蛋，粘稠一片，没有硬质边缘，难以描述。 其实，上述这两种说法都没抓到日本文化的精髓，它表面是杂交，像是“无壳鸡蛋”，但其实一直有自己主体性，从没失去过。任何外来文化，包括主导西方的宗教，到了日本，都会被她的主体性文化去芜存真地潜在筛选。它的“杂交”不是对等的，更不是面目皆非到像“没壳的鸡蛋”，而是菱角分明，这个棱角就是历史以来支撑日本文化的四字柱子：“常识常理”。 所以一神论的三大宗教，因与日本文化的主体“常识常理”相抵触，就没法在日本扎根成长。佛教不张狂、追求自我内心修炼，跟日本文化和神道不抵触，就可以在日本存活。而且日本政府声明，神道不是宗教，它是日本的文化传统，是一些道德训诫，结果熏陶出日本人独特的宗教情怀，追求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境界。 日本是世界宗教大国 如前所述，日本人崇拜的神成千上万，有资料说是几十万。其实，说数字已没有意义，因为日本人崇拜太多内容，都可谓神道的一部分。例如茶道，剑道、画道、花道……，几乎什么领域都有“道”，他们对“道”的规矩、规范，礼仪等等，到处都有宗教般的认真。也可以说，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日本人也可能是最有宗教情怀的族群，因为他们把宗教情怀带到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带到了很多细节当中。 以茶道为例，绝不是捧起大碗茶一饮而尽、水洒胸襟，而是有“四规”：和、敬、清、寂。“和”指人与大自然的调和；“敬”指主客间的互敬；“清”指心无杂念，淳朴清净，禅之意境；“寂”指无始无终的宁静感觉。维基百科把茶道译成tea ceremony，就是喝茶的仪式，而宗教活动就很讲究仪式。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曾解释说，“茶道是一种审美的宗教”，“把禅从寺院伽蓝中解放出来，回到自家的露地草庵。” 不仅茶道，日本的建筑、庭园、书画、陶瓷器、竹器、漆器、花道、香道、烹饪、礼仪等等，都有一种宗教感，可以说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宗教情怀。甚至礼物包装的精致典雅，商场出售的普通盒饭等，也都很讲究装饰和美感；一个雕花，一片绿叶，到处都可看出匠心，溢出一种宗教感。所以有学者惊叹：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宗教化”了。 宗教，不再是短时间内的在教堂听道，而是从教堂、寺庙、清真寺里解放出来，回到千家万户，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每个人都强调和谐、友善、谦恭、自省、自律，尤其为他人着想，注重别人感受等，这种宗教，才可谓是最实用的宗教。它不再是教义，更不是教条，而是和谐生活的滋润剂。这起码在日本的社会文明层面上体现的很明显，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才是世界宗教大国！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二十） 最近，巾帼英雄胡友平女士勇救日本妇孺，壮烈献出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中国社会甚嚣尘上的貌似主流的新义和团仇外心态，把中国人民善良、仁爱、大无畏的天性展现给世人，仁爱、友善、见义勇为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这一转变的意义是无比深远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窃国以来，长期向中国人民灌输的仇恨教育的破产。中华民国有学者早就予言：“共产主义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仇恨集团，它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天性，所以他们长不了！” 这一预言正在一步一步得到验证！ 共产党的仇恨教育如果再不止步，对外会招来八国联军的群殴，对内文革惨剧将会重演。让我们重温一下文革中的教训。 66年“红八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教唆百万红卫兵“要武嘛！” 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直接指示农村红卫兵杀“地主、富农”灭门。 2000年，我在澳洲接到一份遇罗文亲自调查的“北京大兴县大屠杀报告”。 这次在电话里，我听罗文说他在国内帮王友琴女士做过许多事情，我问他这个调查是不是王女士指示他做的？他说不是。是南方的一个朋友与他相约，要把文革中农村杀害地主富农的事情全部起底，公之于众。 以下是遇罗文的报告全文，现在仍有他的警世意义，摘抄如下： 大兴屠杀调查 作者： 遇罗文 一、缘起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 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 。“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还应该继续遣送。所谓“处理办法”就是5天前发布的“318布告”。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 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 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 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 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 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 “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 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载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 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 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二、采访老韩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 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 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831事件”。 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 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这天。 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 ，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 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 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话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 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 月1 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 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 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 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 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 “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十八） 罗锦对我说：“以前认为，爱情就是拥抱和接吻。” 我和罗文的初恋连接吻都不曾有。 昨天（27.6.2024）和罗文近二个小时的谈话。我说：“你就亲过我一次，在哥哥的小屋里，你亲我的脸蛋，你冰凉的鼻尖碰到我的脸，一点鼻涕沾在我脸上，我不好意思擦，你犹豫了一下，用右手食指给我抹去了。” 他无语，我又说：“这件事儿，我已经写了好几回，我还要写，因为那次是哥哥跟我们俩最长的一次谈话，把我感动得哭了，我哭的时候，你垂着眼睛，我以为你睡着了，你说你没有！” “哥哥在那次谈话里，说他第一，不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第二，永远不会自杀。第三，永远不会背叛祖国。” 那次罗克哥哥罕有乐观和愉快。时间是1967年二月，“中学文革报”出到第三期，全中国为之轰动，创刊号“出身论”再三再版，卖报场面火爆，人们举着钱（二分钱一份）争先恐后，前胸贴后背地排队，眼睛里放射着热烈希望的光芒。那一张张激动的面庞至今在我眼前闪动，令我至死不忘。 文章能让人们热爱成这样，也就是遇罗克了！！！ 我和罗文相约，夜里一块儿到他家写文章。我对爸爸说要去罗文家连夜写文章，他同意了，我们家刚回请罗文吃中午饭，席间，罗文向爸爸请教化学催化剂问题，留给我这位化学家爸爸谦虚好学的印象。 为了不影响遇伯父遇伯母和罗勉，罗文和我穿着棉大衣一头扎进哥哥冰冷漆黑的小煤屋，罗文拉开电灯，没想到罗克哥哥穿着深绿色的质料高级的外套躺在床上头枕在双手上，白框眼镜片闪闪发光。罗文本以为他已经去人民机械厂上班去了！ 罗文和我进退维谷，我们俩结结巴巴地说：“想在他的屋子写文章。”他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一会儿就走，你们写吧！” 他继续躺着，罗文坐在他脚边，我坐在他书桌旁边的椅子上。 北京四合院的北房东面很多都有一个窄条的单开门的小屋子做储藏室，一般用来放供做饭和冬天取暖的煤球或蜂窝煤。 这间只够放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的小煤屋成了罗克哥哥的卧室和书房。多少篇闪烁着不朽光芒的文章就诞生在这冬冷夏热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狭小得不能找你狭小的小煤屋里了！！！ 那天的罗克哥哥心情难得的好，他在日记里写过：“何为不朽，就是几百年后还能得到人们的共鸣！”他预见到了自己的那一天，他同时也知道自己面临的险境，他已经攀登到了人类高高的真理巅峰，脚下却是万丈深渊，无边的黑暗。 就是这个被他的话语感动得低头偷偷泪流满面的纯真女孩对他又能理解几分？ 他看见了我在无声抽泣，赶紧站起来说：“你们写吧，你们写吧，我走了！” 我和罗文站起身来，让开路让他出门。 他走后，我和罗文相对站着，半天说不出话来，回来有了罗文给我的唯一一亲脸颊，我让罗文把我送回了家。 （十九） 罗文酷爱化学，尤其是喜欢研究炸药。我不知道他还造出过催泪弹。 我是在牟志京一篇文章里写到的，“罗文恶做剧向大家施放他做的催泪弹，弄得大家眼睛睁不开。”我在电话里向他提到此事，我说：“没想到你还做过催泪弹。我记得67年夏天，我去找你，发现你炸了个满脸花，我问你怎么回事？你说做试验炸的。” 罗文说：“那是在世伟家，我造了一个手榴弹，一点就炸了，我可以通过把引线拉长，延迟它的爆炸时间，这样就不会炸着我了！” 我说：“你真能活学活用，把书本知识用于实践。” 罗文说：“要不然我高中的化学老师那么喜欢我呢！我这样的学生他根本没见过，我上高中时就会做炸药，我听说有一种炸药，特别敏感，鸡毛一碰就炸。我就去问化学老师，老师说哪能有这炸药啊？我就去查书，真的有这种炸药，但它们有特殊保护，不会轻易爆炸。” 我说：“罗文，比起你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那些就算小菜了！” 罗文是79年落实政策从东北监狱被提前释放回北京的。他被安排在罗克哥哥生前所在的人民机械厂当工人。北京各单位有能力的都要办电视大学，我们银行肯定办，人机是在罗文强烈要求下勉强也办，80年招收第一届，电子类，前提是考试。 我和罗文的科学家梦都还没泯灭，他邀请我一起复习功课。我因为在白洋淀农村插队一直当中学数学老师，物理化学我也从未放下，我觉得考试没问题。罗文考试更没问题。他就是找个借口和我单独在一起一下。 我们俩拿着书到天坛公园的回音壁外面长椅上温书，连手都没碰一下。他怕我饿，给我买了豆包。 没有任何悬念，我们俩都考上了电大。不久罗文离婚，有了新的家庭。 我则为了儿子一直拖到85年才和赵京兴离婚。87年我出国留学去了澳洲。罗文也想来澳洲，交了学费，因为年纪大，被卡下没来成。 罗文这次在电话里说：“如果来成了，咱们能办多少事儿啊！” 我充满信心地说：“机会多着呢！当年那么困难都闯出来了！现在不愁吃穿，大把的时间，一生积攒的本事都还没用呢！还怕没机会！” 罗文说：“不是吹，我最大的成就是我发明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刀，你准备着好好听，我详细给你讲！” 我支楞起耳朵，左手举着电话，右手拿笔在本上记。他说完了，我也记完了。我说：“你没当亿万富翁，最少也应该当千万富翁！我帮你写篇文章，把这水刀详细介绍一下！” 罗文说：“你就说水刀就行了，不必介绍制作过程。” 罗文实在太可惜了，他不是得诺贝尔奖，他本人就是诺贝尔啊！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小试牛刀，与罗勉一起辞职下海。发明创造，或得多项专利，成为专利局最大的交税大户，前混水刀发明出来后，效率比现在各国用的后混水刀提高7倍，用电则是老水刀的三十五分之一。 他和罗勉向所属的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申请鉴定费和宣传费，办事处说没钱了！ 国外厂家因循守旧，不肯接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革新，罗文的新水刀发明就搁置在抽屉里了。 在中国留有一台罗文做出的新水刀，罗文说如果成批量生产还是需要找他，因为许多关键的技术只有他这个发明人知道。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不久前，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洲首都坎培拉，当时有华人欢迎，举红旗，唱红歌；也有华人抗议中共，表达反迫害与维护人权的呼声。事后一位朋友与我聊天，他说：“在支持者中也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做过坏事，却依然选择助纣为虐，还有人非常霸道。已有不少中国人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疫情清零，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而一些同胞却仍执迷不悟，为什么？似乎只要不触及自己的利益，就麻木不仁。”随后问道：“这部分人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共？” 我当时和他简单聊了些历史，并说：“你不必太过悲观。许多人并不坏，冰冻三尺，观念的改变绝非一蹴而就。”至于他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于是我打算写一篇文章，以此问题为引子展开来谈。 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价值观的断层，分为两种表现：一是由于中共系统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摧残中国人原本就有的可贵精神；二是对现代普世价值观的排斥，那些国内翻墙才能看的内容恰恰是非常珍贵的。后者很容易理解，本文重点讲前者。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权等价值观是不相对立的，中国人无需太看轻自己原本的精神财富，打个比方，原先手中就有黄金，谦虚地取长补短即可，且已建立中华民国屹立于亚洲，何必自卑自辱？但从1915年所谓“新文化运动”起，部分国人激进地反传统，不辨良莠地以为外来一切都好，导致矫枉过正。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一种思潮，即：假定全球各国都必然走上同一条发展道路，此必然成为不可抗拒的规律，有的国家已然踏上新阶段，而有些国家已然落后。此观点且不论正确与否，首先它只是一个假定，有待证实，然而这一飘忽无根的观念直接导致部分国人以为要立即学习西方所谓“最新阶段”，奋起直追走捷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俄国刚发生十月革命，列宁建立苏维埃政权，若依据世界同道的假想，便以为苏俄已领先世界进入“最新阶段”社会主义。此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加强，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误入歧途的第一步，所凭借的只是一个假定。 （图：Adobe Stock） 中共起初是不入流的，抗日战争期间起主要作用的是国民党，消耗很大，而共产党趁机壮大，敌我不分，为难国民军。这是有根据的，譬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承认：抗日战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打败国民党的战争的出发点。国共内战后，1949年中共篡国，之后系统地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文革是最著名的运动之一，它对中华文化的破坏空前绝后，力度远比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大，回头看中国古代，也从未有如此规模的文化摧残。 有人以为中共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丘之貉”，其实不然。我们不妨思考一番，中共为何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以下详说。 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人马上就联想到落后一词。然而，我们今天普遍认同的民权、人文主义、言论自由、科学精神，中国自古有之。 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王韬皆认为中国早有民权思想，比如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外，1941年胡适在美国做过一次题为“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讲，其中讲到中国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现代民主的基础：两千年前，中国已经没有严格的阶层之分；自汉朝起，已经建立了客观、公平竞争的选拔制度；古代已非常重视批评的重要性且已形成批评制度，御史、监察官可以抨击皇帝与宰相，这是言论自由的实践。 胡适不仅在此演讲中讲过传统中国的可取之处，他还一直强调中国古代已有科学精神。我们客观来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体现在人文领域和考证方面，也有四大发明这样的创造；西方科学主要在自然领域，近代西方发展出工业革命，此方面是中国不及的，应该谦虚学习西方。而在严谨程度上，中国古人不见得比近现代差。至于人文主义，儒家就是典型，重视人的尊严、仁爱、理性。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公平性，大概会有人表示疑问，我在此补充。 （图：Adobe Stock） 自春秋战国起贵族已受到冲击，此时士发展壮大。自秦朝起中国进入郡县制的大一统时代，普及郡县制本身就是阻止垄断的体现，可谓一大进步。从汉代起虽恢复分封，但诸世袭藩王已被削弱，所以两千年来实际上都以郡县制为主体，依照选官标准任免及升降官员，社会已形成很强的流动性。从秦至清的两千年不宜被定义为封建社会。 汉朝选孝廉，自汉武帝起每年一举，每郡都要推举贤才。自汉昭帝、宣帝以后，宰相几乎全来自地方，由努力得来，不是皇亲垄断。科举制始于隋朝，唐、宋使其完善，宋朝最为关键。唐朝尚有门第；而到宋朝时，从魏晋传下的门第已基本上消失。苏辙有一句话：“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可见北宋的社会流动性，士、农、工、商已不固定。明朝的变化尤为显著，有四民不分的趋势，许多商人家庭培养孩子考科举，也有许多儒生弃科举而从商。有一件趣事，大文豪王世贞对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看见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羊膻。之后詹景凤回怼说，苏州文人看见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羊膻。王世贞听后无言以对。明朝有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有多达60%的进士出身于三代未有人当官的普通家庭，政府的门已向百姓敞得很大。 （图：Adobe Stock） 下面我重点讲一讲中国古代的言论。尽管自由有局限性，但在价值观上，儒家思想一直追求言论自由，也有许多士付诸实践，甚至不惜性命。这样的精神也是现在中国人需要的，可惜中共不希望如此，其本质是极权主义。古人非常看重尊严，而中共文革、六四等暴行是对尊严的践踏，使国民奴化，不敢有异议。儒家是反对奴化的，若传统的议政精神得以延续，并深入融合西方自由理念，那么中共的统治地位将受到极大威胁，这是毛泽东毁坏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议政的传统早自尧舜时代就有，那时施行禅让制，君主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春秋时，师旷与晋悼公间的一段对话也反映出议政精神。《左传》记载，卫献公因性情暴虐而激起大臣反抗，被迫逃亡。晋悼公听说此事后，觉得卫国人赶走君主的行为太过分。师旷的观点则相反，他说：“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意思是，若国君逆天逆民，当然应该驱逐他。 师旷随后说的一番话更精彩：“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阻止君主做过分之事是辅臣的职责之一，正因此，天子要有公，诸侯要有卿，卿要设侧室，大夫要有贰宗。史官、乐师、士、庶人、商人、工匠，不论身分，人人可议政，这正是言论自由的精神。 （图：Adobe Stock） 民间议政也体现在学校里。春秋时，郑国百姓在乡校议论执政者政策的好坏，大夫然明觉得不舒服，便问子产是否要毁乡校，子产立即反对，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将批评政府的人视为己师。 士与百姓批评政府和君主的传统此后一直努力传递，西汉的眭弘与盖宽饶、东汉的清议、宋代太学生上书带动百姓抗议，以及明代大礼议之争、左顺门抗议、海瑞上疏、东林书院，都付诸行动，造成很大影响或形成规模。读历史若受中共党文化影响，将其皆视为阶级斗争与权力斗争，便看不出其可贵之处。 譬如宋朝太学生上书，朝野上下皆对童贯、蔡京等奸臣不满，《宋史》记载有一位太学生陈东正直敢言，与众同学齐谏“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辞极为愤切，一呼百应，广受支持。后来金军兵临城下，李纲主战，宋钦宗却要撤他的职，陈东带领数百名太学生再度上书反对。《宋史》称当时“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数万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宣德门前支持学生上书，可想其规模。众抗议者“喧呼震地”，奋力敲击登闻鼓，将鼓敲烂了也不肯停。见到主和派宰相李邦彦时，众人激愤痛骂，捡起瓦砾向他身上砸。据《三朝北盟会编》，开封府尹赶来阻止抗议，呵斥他们怎敢胁迫皇帝，而学生们毫不畏惧，义正辞严地回道：“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奸佞胁之乎？！”之后宋钦宗在压力之下妥协。 （图：Adobe Stock） 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伤亡，是民杀官，而非官杀民，抗议者“杀伤内侍二十馀人”，宋钦宗也没有调军队屠杀学生。事后，钦宗下诏说：“深谅尔等忠义”，大多数官员也选择站在学生一边，最后只下令惩处杀人者。我不禁联想到六四，虽时代与起因不同，学生的正义感、责任感与勇气却相似，然而结局大不相同。中共六四屠杀有多恶，不言而喻。 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海瑞是最突出的例子。顺便强调，中国古代制度虽有局限性，但一直不主张箝制言论自由，遵守与否是人的问题。譬如，明太祖朱元璋为明朝留下一个很好的制度，凡天下军民写信给皇帝，无论内容如何，一律不许阻拦。海瑞上疏批评明世宗嘉靖时距开国已近二百年，当时尽管嘉靖多年不上朝，国家有诸多问题，但至少这一规定得以延续及遵守，正因此，长年怠政的嘉靖能收到小官海瑞骂他的奏疏。 还有一制度可见明朝非常重视平民的诉求。自明太祖时就已规定，若官方渠道不能解决问题，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这不是纸上空文，而是真正落实的。举例说，宣德年间新淦县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丞厉中欺压百姓，县民忍无可忍，便将厉中捆绑，还杀死一名军官。后来明宣宗亲自审理此案，判县丞死刑，公正为民。他所依据的法律内容也值得我们留意，见《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罪责在官。各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的中国。 （图：Adobe Stock） 中国古代在监察制度上也表现出权力制衡与保护言论自由，意识到这一传统的不仅有胡适，还有孙中山。西方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孙中山曾提出五权分立的设想，即增加古代中国原有的监察权、考试权，保留传统政治中的优点，中西合璧。 在汉朝，太尉、御史大夫近乎和宰相平起平坐，合称三公，其中御史大夫就是负责监察的，相当于副宰相。而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不仅能监察朝廷与地方政府，还能监察皇宫内的事。还有一个官职叫谏议大夫，专门监督并讽议皇帝的言行。唐朝时，散朝后皇帝若要与宰相单独对话，谏官有权随从，他可起到缓解皇帝与宰相矛盾的作用，因为，宰相有时想提意见却不便直接对皇帝说，可以由谏官转达意思，皇帝即使愤怒也无可奈何，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皇帝不能禁止谏官说话。 古代还有一类对言论自由的实践是史书。有人说，中国史书都为统治者服务，必然歪曲事实。此话言过其实。我们在阅读时，若要了解哪些可信或不可信，应严谨考证，综合参考其馀史料，就事论事，最好不带先入为主的观念。 应知史官是中国历史上最正直勇敢的职业之一，道德标准很高，构成对君主和权臣的制约，像董狐直笔等事例，此类史官属于良史。《礼记》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是对天子的监督。某种程度上，帝王可谓历史上最不自由的一类人，往往不敢随意。有些记载连皇帝也不能看，譬如唐太宗有一次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断然拒绝，足以说明史官享有很强的独立性。 （图：Adobe Stock） 约束执政者最有力的，除法律制度外，应属社会上普遍坚守的价值观，时代可能变得黑暗，但正义的价值观绝不能丢。虽然中国古代发生过许多不好的事，但整体上大家都在争取正义，即使道德不高尚的人也受著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他们醒悟。上文讲到海瑞上疏，嘉靖虽不算称职的君主，却在看到奏疏后深有感慨。《明史》记载，嘉靖起初非常愤怒，旁边的宦官黄锦想救海瑞，便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嘉靖听后沉默了，“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这就是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起到作用。比干之正气人人认同，嘉靖也知，见海瑞如比干再世，他若尚有良心，或为名誉著想，自然不愿做纣王。黄锦与徐阶均以各自方式“哄”嘉靖，以保住海瑞性命，天下民众皆敬佩海瑞，也是价值观深入人心的表现。 中国古代最宝贵的，乃正人君子无论身处何境地都坚持原则。《诗经》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独，独处犹能高标准要求，何况在外。纵然在战场上，也有人坚守底线，绝不忘恩负义。公孙丁与庾公差师徒就是典型一例，《左传》记载，公孙丁曾教庾公差射箭，但二人各为其主，一日两军交战，庾公差面对昔日恩师，实在难以动手。他感叹说：“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若他向公孙丁放箭，便是背弃师恩；然而身为军人，这是他的职责，若不射，自己将丧命。最终他“射两軥而还”，故意射偏。忠义难两全，在国事与恩义之间抉择，庾公差的选择是坚守人性底线的。《孟子》也讲到此类难以两全的选择，可见儒家的价值取向。 （图：Adobe Stock） 古时还有忠孝之间的选择问题。譬如鲁国有个士兵经常当逃兵，孔子发现后问他原因，他说家中有年老的父亲，若他战死沙场，父亲便没人照顾了。孔子对他的孝心大加赞赏，并推荐他做官。法家《韩非子》藉这一事反对孔子的行为，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恩、孝和任务相比，当相互冲突时，究竟该孰先孰后？长远看，孔孟的态度或许更值得选择，尽管会一时妨碍国事，却符合人性。儒家主张的顺序是先家后国，现代人都很看重人情味，在这一点上，两者不宜被视为对立关系。至于师恩，这是基本良知，即使浅一点说也是人之常情。若普遍都坚守儒家价值观，怎会发生文革期间骨肉相残、批斗老师的悲剧？怎会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近代欧洲人在读儒家经典时曾产生很深的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中国早已有人文主义，欧洲人文主义也是历史悠久的，古希腊文化正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基础，中西方价值观的相通之处可谓交相辉映。儒家的民本、修身、德政理念，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很珍贵，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非常崇敬孔子，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也非常喜爱中国古书。自明末隆庆开关后，许多欧洲传教士将中国书籍带到西方，引发了欧洲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中国热”。我们大可不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化、现代化对立起来。 （图：Adobe Stock） 近几十年来一直有华人在国外反共，当然不等于反华和反中国文化。共产党是真正的极权，它与中国几千年来传承的可贵精神对立，一系列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人的骨气、胆识、思辨、信仰、道德，经过思想“改造”后，使人变得听话、唯利是图、贪生怕死，当听到异见时却丧失理智，上纲上线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文革看似已经远去，现在看似开放，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谁充当红卫兵已非表面容易识别。不久前有所谓“除三害”（莫言、清华、农夫山泉），此类例子早已不陌生，思维定式、风气一旦形成便很难扭转，影响一代又一代。 毛泽东知道文化人最不易被利用，尤其是从民国留下来的专家学者，有些人精通古今中西，以后极可能“不听话”，所以他要将这些人驯化或踩在脚下。 民国之初本来非常开放自由，大师林立，挺共的学者尚不敢肆无忌惮，譬如那时范文澜写的《中国近代史》虽有共产党的意识，却也不敢太过分，毕竟学术界都在看著，且他自己曾跟随黄侃学习，受教匪浅。但1949年后，中共愈发肆无忌惮，学术界被糟蹋得面目皆非，撒谎成为常态，并强行用马克思主义洗脑且生搬硬套，一直影响到现在。 大陆研究者拿斯大林“五阶段论”硬套中国历史，奉为圭臬，不仅使学界思想僵化，且漏洞百出，以为世界各国都必经“原始共产、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严重扭曲了历史研究和真相。并非所有史学家都主张全拿马列主义衡量，譬如陈寅恪。然而中共相当极端，要使所有人“统一”思想，且为政权唱赞歌，修改事实。西方研究可以有许多史观，不会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家也有非常高的道德与学术标准，此传统精神也一直流传至民国，时代无论如何变，应有的品德却绝不能变。可惜中共毁坏了学术，也带偏了下一代学者。 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诸多正面作用，譬如借古讽今，忧世忧民，也能化笔为剑。古代战争有时文武并用，文人一挥笔堪比千军万马，譬如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如惊天雷电，气吞万里，此等文章有先声夺人之效，怎不似千军万马？毛泽东忌惮笔墨的威力与传统文人的骨气，所以他要将所有潜在“风险”除之而后快，经系统“改造”后，莫说骆宾王、徐敬业，连比干、眭弘、盖宽饶、陈东、海瑞、顾宪成都不再出现。 （图：Adobe Stock） 断层一旦形成，便削弱了中国人的责任感，且中共有意过滤外来信息，欲使后人不知不觉间按照“改造”后的轨道行驶。六四镇压、网路审查、迫害异己、打压香港，一步步随时代变化而加固。现在抗议需要举白纸，上网没有隐私，新闻掩盖真相，高压审查使民习惯避开“红线”，教育发展在刚好可以为党利用的程度，让人不敢多想多言。中国确实人才济济，可惜受环境所限，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国民纵然成才却降低底线，扭曲价值观，并对败坏的现象习以为常，甚至同流合污。 苏联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家发现1917年以来的历史书惨不忍睹，错得离谱。中国的文化悲剧不知仍将持续多久。 遥想张煌言受刑前，眼见神州大地尽失，山河依旧壮丽，惟感叹一声“好山色”，三百多年过去，依然引发共鸣，然此心情又有几人能知？但我并不悲观，因现在越来越多华人已看清中共面目，且骨子里都还保留著传统与普世价值观。回顾反清历史，张煌言后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其后有章太炎、孙中山，精神延续不息，便终有光复日，遗失的好山色终会回归。以史鉴今，书籍犹在，精神犹在，台湾犹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在新州艺术馆（NSW Art Gallery）最近举办的一场盛大展览中，阿尔丰斯·穆夏（Alphonse Mucha）这位新艺术运动的巨匠重新焕发光彩，吸引了无数艺术爱好者前来朝圣。穆夏，这位生于19世纪末的捷克艺术家，以其独特的风格、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创意，深深影响了艺术界。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更是一种文化象征，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内涵。 穆夏于1860年7月24日出生在奥地利帝国（今捷克）的伊万契采。自幼，他便展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在19世纪70年代，穆夏来到布拉格，进入美术学校开始正式的艺术学习。然而，由于经济原因，他未能完成学业，不得不暂时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尽管生活艰辛，穆夏从未放弃对艺术的热爱。为了养家糊口，他开始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等地从事装饰绘画和舞台设计工作。这段时间的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艺术技法，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穆夏。（图：提供） 1887年，穆夏来到巴黎，这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城市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巴黎，穆夏先是进入朱利安学院学习，随后进入克雷尔蒙特学院深造。他在巴黎的艺术圈内逐渐崭露头角，并开始为一些知名杂志和出版社绘制插画和广告。 1894年，穆夏的艺术生涯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受邀为著名的法国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设计戏剧海报《吉斯蒙达》（Gismonda）。这幅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美的画面立刻引起轰动，使穆夏一举成名。从此，他成为巴黎最受欢迎的海报画家之一。 在穆夏的晚年，他回到了祖国捷克，并继续创作。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斯拉夫史诗》不仅是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斯拉夫文化的致敬，更是他一生艺术追求的总结。尽管这部作品在他生前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被认为是穆夏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之一。 穆夏。（图：提供） 穆夏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以其精美细腻的线条、柔和的色彩和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而闻名。他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题，展示了女性的优雅与美丽。这种风格在当时被称为“新艺术”（Art Nouveau），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重要艺术流派，强调自然的曲线和装饰性元素。 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重要艺术流派，强调自然的曲线、植物图案和装饰性元素。穆夏作为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审美追求和文化背景。 新艺术运动崇尚自然，强调艺术与生活的结合。穆夏的作品正是这种理念的完美体现。他不仅创造了大量精美的海报和插画，还设计了许多实用的工艺品，如家具、珠宝和餐具等。这些作品不仅在视觉上令人赏心悦目，更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实用功能。 穆夏的作品常常融合了东方艺术的元素，尤其是日本浮世绘对他的影响尤为明显。他的线条流畅，构图精致，色彩丰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此外，穆夏还善于运用花卉、植物和几何图案来装饰画面，使作品更加华丽和富有诗意。 《四季》是穆夏最著名的系列作品之一，在此次展览中也有展出。该系列由四幅画作组成，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幅画中都描绘了一位美丽的女性，她们身处自然环境中，与周围的景物融为一体。通过不同的色彩和背景，穆夏巧妙地表现了四季的变化和特有的美感。 穆夏。（图：提供） 在新南威尔士艺术馆举办的这次展览中，观众可以欣赏到穆夏最著名的作品和一些鲜为人知的珍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不仅能领略到穆夏的艺术风采，还能感受到他对自然、美和人类情感的深刻理解。 尽管穆夏的创作生涯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但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他的作品不仅在欧洲广泛传播，还影响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穆夏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至今仍在影响着现代艺术和设计。 1939年，穆夏在布拉格去世，享年78岁。尽管他已经离开人世，但他的艺术作品和对新艺术运动的贡献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他的艺术风格、创作理念和对美的追求将继续影响着后世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十五） 网上有许多关于罗文父亲遇崇基先生和母亲王秋琳的材料，都不如罗文告诉我的有意思。 我从网上的材料算出来，遇伯父生于1912年，1988年在北京逝世时76岁。 罗文的母亲王秋琳女士于1983年5月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应该是1920年生人。 遇伯母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参加了。遇伯父的我没能参加，我87年7月10日离开中国去澳洲自费留学了。 罗文告诉我，遇伯母有个闺蜜杨姨，嫁的是大官儿，想去日本玩，就拉尚在闺中的遇伯母一起去。遇伯母说：“我别白去一趟，干脆留个学吧！”就这样，去日本留学学的是商业管理。 1949年，遇伯母、杨姨和另一个女性朋友三人合伙开了“理研铁工厂”，遇伯母任厂长，56年公私合营，工厂改名为“机床附件厂”遇伯母任副厂长，并成为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东城区人民代表。1957年反右斗争，遇伯母替一个被定为右派的人说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再考虑考虑。”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因为检查的好，没被送去劳改，削去公职，只保留了一份工资。 遇伯父在同时自己开的是“大业营造厂”。56年公私合营，遇伯父分配到华北电力工业部北京基建局技术处 职称 工程师。57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去劳改，60年代初期回家赋闲。 关于遇伯父的右派言论，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在浩瀚的反右史料里大海捞针一句句找出，并对遇伯父有高度评价，这是我今天早上从Google里看到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 我想到的则是遇伯父告诉我一句钪锵有力的话语：“洛诵，我的楞角到现在都没有磨没！” 以下的故事是罗文这次讲给我听的： 先从曾祖父那代说起吧，本来我们家是山东人。是从曾祖父那代到的东北。（我插了一句“辽宁营口？”罗文说：“对！”） 罗文接着说：我以为是穷闯关东呢！还真不是，是觉得那儿搞得挺好的，有前途，就带着全部财产拖家带口去了。一开始也很顺利，发了财，后来因为一场官司家败了。（他一说官司，我想起来他给我讲过，并很详细地说过官司的经过） 到了爷爷这辈就没什么钱了。爷爷去世后，奶奶还带着爸爸、爸爸的姐姐去黑河投靠亲戚，最后还是回到营口。爸爸这时候就发愤读书，走靠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 爸爸上的是铁路学校，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被分配当站长。不久，又以第二名成绩考上去日本官费留学。这下可不得了了，以前看不起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来了，还张罗着要给爸爸找对象。最多的时候，来了一屋子女孩，爸爸都没看上，只见远远的有个女孩，非常文静可爱，大概是来看热闹的，就说，我看上她了。女孩姓什么不知道，名字里有个茜字。就和这女孩结婚了！这就是爸爸的第一个老婆。 （罗文还说：罗锦在书里也写过这个女孩，有姓，估计是她编的。） 爸爸去日本留学，上的是早稻田大学土木建筑系。有奖学金，可是他还要养家，家里还有奶奶，他姐姐和新婚妻子等他养呢！他看留学生看报纸困难，就写了本书“日文报纸译读法”，用“罗茜”的笔名发表。靠这本书养了家。现在这本书还有，在潘家园二手货书店炒到3000元人民币。这个茜命不好，还没等爸爸回国就病死了。 爸爸特别怀念茜，说她特别温柔。 罗文评价说：“因为他们没在一起生活，生活久了，会遇到很多问题，谁知道还温柔不温柔？” （十六） 我对罗文说：“有人认为罗锦的价值不亚于罗克。罗锦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写了’冬天的童话’这本书，造成很大影响，二是公开讨论与蔡忠培的离婚案，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罗文说：“还有第三件，出国后向德国政府要求政治避难。” 我在潜意识里忽略了这件事情，因为罗锦后来说我：“没想到你第一个站出来在香港杂志上指责我！”并反唇相讥说：“你那么热爱这个国家，你出来干什么？” 我向她道歉说：“对不起，我当时的思想觉悟太低……” 祖国，从小根植在我们心中是至高无上的概念，我五岁上北京大方家胡同幼儿园，老师教的第一首歌是：祖国像个大花园，田野森林望不到边，绿水青山真美丽，我爱我们的大花园。 共产党在洗脑教育中，偷换概念，把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与祖国混为一谈，甚至凌驾于祖国之上。还是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首先澄清的这个概念，“爱国不是爱共产党！” 共产党窃国，只为特权阶级谋利益，把人民当刍狗、奴隶，整个中国是座大监狱，没有民主、自由、人权，往国外逃跑的人乌泱乌泱的，有门路的走大路，没门路的走线路。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怎么大家都削尖脑袋想尽办法钻到铁丝网的外面啊！ 遇罗锦成了这股大逃亡的先驱！ 我们在国外不是仅仅为自己的幸福着想，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摆脱奴隶的命运做国家的主人。“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66年11月底认识罗文的时候，罗锦已经不在了！她已被革命群众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革命群众强迫警察收下她，说她在日记里写着要投敌叛国，把她从窜逃到广州的路上抓回北京送到公安局的。公安局一开始不收，革命群众就呼口号，警察被闹得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收下了，马马虎虎判了个最轻的罪：三年劳动教养。 我何以知道罗锦被扭送公安局的壮观场面，是听扭送她的革命群众之一“端村王”的妹妹说的。 “端村王”一开始是我二弟弟陶江的朋友，正式的姓名已经无法考证了。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文革中的毕业生，分配到白洋淀北岸端村当老师，他是资本家出身，找了个干部子弟的女朋友。他带女友到邸庄玩，认识了我和戎雪兰。 回北京又认识王妹妹，那时候是74年，被枪决的遇罗克事迹在民间流传，王妹妹对我讲遇罗锦时语气充满了赞叹，说她像刘胡兰，毫无惧色，对赶到公安局焦灼的母亲说：“妈，没事儿，您回去吧！” 我能想像她那幅样子，我早在67年就见过她那样子，在她家，罗文给我看的她的自画像，一个美丽的少女微侧看着前方，圆圆的脸，尖下巴，长发披肩，倔强坚毅的表情，当时我就感到像刘胡兰。 我和罗文坐在她的单人床上，我靠在罗文的胸前，拿着她的水彩自画像，端详着她， 罗文说：“她会喜欢你的！” 直到1978年11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罗锦真人的面，她和第二任丈夫蔡忠培住在朝阳区三里屯一个居民楼里，我没想到后来她闹出那么多的大动静！ （十七） 罗文对我说：“罗锦和马沛文是真正的爱情！”我惊讶地说：“你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她和吴范军是真爱。” 罗锦的三个丈夫（不算现在的德国第四个丈夫海曼），我认识两个，蔡忠培和吴范军，都是很好的人。 罗文说：“不是，她和马沛文是真爱，结果弄成这样，……” 这让我想起罗锦曾深情地说：“爱情就是要有牺牲精神，……他老了，我就用轮椅推着他，给他擦哈啦子。”想来这指的是马沛文了，她说这话的时间是决定和忠培离婚的时候。 我Google了一下马沛文先生（1921—2014）。和罗锦相识时任职“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罗锦给我讲过北京中级法院开庭讨论她和忠培离婚案的时况，我转述给罗文： 罗锦提出离婚的理由是蔡忠培是好人不是爱人，忠培走上台，激动地举着罗锦给他绣花的饭盒袋，说这不是爱情是什么？ 还夸赞罗锦会过日子，一毛钱一斤的小鱼做成喷香的干爆鱼，“我没有本事，不能给爱人过好日子！”忠培难过地自责。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举手发言：“我说两句”罗锦想：“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回头一看，先看到穿着42号鞋的一双脚，原来是插队东北时的前夫。 罗锦说：“这两个不得意的丈夫！” 罗文对我说：“世俊其实特别顾家，他们粘糖葫芦，世俊卖，卖不完舍不得吃都带回家。罗锦也是一个好母亲，她把孩子背在背上锄地。” 故事中的故事—-罗文给我讲了罗锦他们买的房子曾发生过案件，村里人都不敢买，因为便宜，罗锦他们就买下了，为了美好的生活打拼。 三年后，夫妻离婚，罗锦和忠培结婚，户口回到北京。 前几年，有人把我写罗锦的文章放在国内“头条”上刊登，我听陶江说下面有几条留言，其中一条是：“遇罗锦与蔡忠培离婚是很不仗义的！不必把道德降到她的水平。” 刚才我Google遇罗锦离婚案，看到“文学城”转载我在“新三届”上的文章，原名为“遇罗锦给我的信（上）”，被改名为“我知道的遇罗锦离婚风波”。 最新评论是：1.友朋如此，彼此也可心安了。2.好文和好人。 女人是爱情动物，遇罗锦也并不例外。牟志京告诉我，美国女人说遇罗锦是“中国妇女解放第一人。”我把这话转告给她听，她说：“我对这些头衔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就是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和他好好过日子。” 纵观她的波澜壮阔的婚姻与爱情史，她实际上是个很传统的中国女人，只是造化弄人，生不逢时，中国最大的党媒“人民日报”内参竟在头版头条标题称她为“一个堕落的女人”。 女作家乔雪竹很为罗锦不平，对我说：“真不像话！那么大的报纸跟一个女人过不去！” 乔雪竹还说过，“男人凭借武力可以打开一个地盘，女人只有撕毁自己给别人看。” 80年代，正是世界对“女性学”研究的一个高潮，中国出了个遇罗锦，一个为没有爱情为由的离婚案把全社会闹得沸沸扬扬，“新观察”杂志和“民主与法治”持对立的观点大辩论，地方法院批了，中级法院给驳回了。最后虽然判离了，遇罗锦在道德上却被判了死刑。为她辩护的地方法官党春元被消职为民，在法院当杂工。 不管怎样，遇罗锦付出巨大牺牲，撕毁自己给全世界看，让中国在“女性学”这一块跟上了世界的步伐。 目前的中国社会可没有这么自由热烈的讨论空间了！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文/清箫 上期讲到诗之本在于言志，诗可以起到兴、观、群、怨的作用，概括而言，作诗要有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同时反映现实生活，诗人可以透过诗讽谏时政。此外还谈到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性灵即真性情，诗应是诗人真性情的表现，言志的同时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既在字句之内，也在字句之外，来自诗人的气质，譬如李白，他的诗词妙在气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举例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绝妙诗词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以上是简单回顾。下面讲的内容以上期为基础，继续探讨诗的审美，以及我们怎样作出好诗。 诸位或许已见到本期标题：“水中月，镜中象”，可能看起来有点模糊，难道诗的最高水准是这样的吗？非也。在讲什么是“水中月，镜中象”前，我们先聊一聊言外之意。 （图：Adobe Stock） 诸位不妨回顾一下，当感到一首诗很好时，究竟诗的哪一部分令我们觉得好？文采或许是其一，但如果细想，会发现真正使你难忘的不在言内，而是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文字带给你的联想，这是中国古诗的一大魅力。诗是精华语言，注定不能将全部想表达的意思写出，古体诗尚能写很长，而绝句和律诗长度固定，终究十分有限，所以必有意在言外，必有神在形外。因此好诗都有一个共同点：“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绕梁三日，使读者回味无穷。 刘勰《文心雕龙》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刘勰讲的隐和秀，即文外与文内之美兼得，隐意为“重旨”，即能以简约的辞表达丰富的意。唐代僧人皎然也谈到文外之意，其《诗式》讲道：“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总结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是讲诗贵在象外。《二十四诗品》还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著的意思是粘著，此句也是谈言外意味，提倡含蓄而馀味绕梁。梅尧臣论诗也颇重视言外无穷之意，他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言外、文外、象外都可以概括为神，和水中月、镜中象异曲同工，写诗只写形是不够的，有了神，诗才真正活起来。 （图：Adobe Stock） 为何说诗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水中月、镜中象呢？我们抬头看月亮，天上的那个月是实体，倒映在水中的月是影子，人可以凭借科技登陆月球，但水中月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景物本是客观存在，当人带有主观情感看它时，景物便被赋予新的意义，诗人笔下的景物便是那一瞬间所感所见，将其以诗再现，而不是生硬的描述。水平高的诗人能将其写得含蓄深远，馀味无穷，介于可言与不可言之间。读者读后，虽心领神会，却发现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如果想复述给别人，非用此诗句不可。水中月、镜中象看似可用手摸到，实际上永远都无法触碰到，这种感觉与可言和不可言之间相似。不需要精确，应留给读者馀味及联想。 （图：Adobe Stock） 严羽《沧浪诗话》对此讲得很精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所说的兴趣不是指爱好和趣味，而是指诗人内心情感的兴发，有时是看到某景物后的感悟，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而非寻章摘句得来，所以无迹可求。因为抒发真情，独一无二，所以有味可品，若功夫到位，自然达到言尽意永。 举例详说，譬如杜甫写过一首〈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描绘老子庙的壮丽，其中一句写道“碧瓦初寒外”，真可谓神来之笔。细想，为何碧瓦会在寒气之外呢？冬季寒气充满天地间，任何一物都逃脱不了低温，而且寒无象无形，怎能分内外？但这就是诗人感受到的，杜甫见到如此壮美的建筑，心中觉得温暖，碧瓦也显得温暖了。 （图：Adobe Stock） 叶燮《原诗》有评：“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碧瓦和初寒人人皆知，人人能言，但“碧瓦初寒外”只有杜甫感受到，是属于他的想象。不需多言，读者就可以领会到他当时的心境，若读者转述给别人，便失去味道，唯有“碧瓦初寒外”能表达他的意。叶燮还有一段观点，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杜甫这句“碧瓦初寒外”就是典型的诗家语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图：Adobe Stock） 杜甫另有一首诗〈春望〉，家喻户晓，我们来看前两联，也是言外意味深长——“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遭受蹂躏，杜甫眼见昔日繁华的国都破败，触景生情，写下该诗。说“山河在”，言外之意是唯有山河仍在，其馀都荡然无存。说“草木深”，杂草丛生，虽不直接写人，但读者可感受到人烟因战乱而稀少。至于花鸟，本是乐景，却令诗人伤感，以乐景更衬哀情。寥寥四句，写得含蓄深沉，令人难忘，最触动读者的部分在言外。 （图：Adobe Stock） 我们再看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其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最经典。这两句没有一个生僻字，景物也是生活中常见的，看似平淡，却让人读后如身临其境。鸡表现声，月表现色，茅店反映远离故乡的山区，霜反映冷，人迹说明有比诗人更早出行的人，仅十个字就能使读者脑海产生许多画面，感受到早行辛苦与羁旅愁思。这是梅尧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典范。 另有两首诗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典范，即李白〈夜泊牛渚怀古〉和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评道：“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为何评价如此高？以下分别赏析。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李白此诗抒发知音难逢、怀才不遇的伤感，自然而无雕琢痕迹，含蓄有味。“青天无片云”写开阔景色，这类环境容易激发怀古之情，诗人的思想自然地融入景中。之后借谢尚与袁宏的典故表达怀才不遇之感。结尾想象次日之景，挂帆离去，枫叶飘落，更衬未遇知音的寂寞冷清。 （图：Adobe Stock） 〈晚泊浔阳望庐山〉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 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 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 孟浩然这首也写得自然无痕。“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不写具体景，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都未逢”用语平淡，委婉表露不满之意。之后“始见香炉峰”，“始见”二字含蓄地表现惊喜之意。望见香炉峰，孟浩然不禁怀念起曾在庐山建造东林寺的高僧慧远，他仰慕慧远，但如今昔人已去，只馀夕阳之下，寺庙钟声。“日暮空闻钟”忧郁而深远，一个“空”字暗指高僧已逝世，惆怅之情寓于景中，下笔素淡，却情思悠远，馀味无尽。孟浩然透过怀念慧远，表达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诗中未直说理想，而蕴含于字里行间。 （图：Adobe Stock） 〈夜泊牛渚怀古〉和〈晚泊浔阳望庐山〉都在寓情于景方面写得好，情在景中，味在言外，露出一点引导读者联想和感悟，这一点足矣，如此才更值得品味。两首诗都没有惊奇文字，简单易懂，佳作不靠文采，用语平淡也无妨，诗重在直奔上乘，形为轻。作诗不宜太实太满，而要留白，讲究虚活。字句就像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真正沟通的是心灵，不同读者的领会各不尽同，无关乎第三者，贵在心有灵犀，相视会意。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叶燮所谓“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可谓上乘。这不等同于晦涩模糊，用语依然应使人易懂，“水中之月”在意境而不在表面。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十二） 一见钟情这种事情多在才子佳人的小说中出现，我和遇罗文的第一次见面犹如昨天。但绝对不是一见钟情。是偶然的相遇。 我按图索骥，图是杨鸥提供的，中学界造反派组织的名单。我会按照这些名单给他们派送“中学生动态报”。 要说我们处在一个魔幻的环境也不假，在血淋淋的天空下，给我们一个到全国大串联的契机，开始的时候，只许红卫兵去，后来控制不住，明文规定只有“黑五类”出身的不许去，一般出身没问题都可以去，这是我去学校开串联证明时知道的。 我揣着师大女附中掌权的红卫兵给我开的证明，游遍祖国西南部大好河山，等我11月底回来的时候，中学造反派组织像雨后春笋林立，与红卫兵抗衡。 造反派组织都是在学校占个教室，每个班为单位，批判班里的红卫兵同学。我找了几个女孩，办个油印小报，觉得可以随意走动空间广阔，附合我爱动的性格。 我找到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的时候，完全把“出身论”一事忘在脑后，以为会像给每个学校战斗组发传单一样，发完就走。 我左手拿着几页动态报，右手敲敲紧闭的门，“进来！”里面几个声音不约而同。我推门而入，没容我开口，一个坐在地上的娃娃脸男孩冲里面门喊了一声：“遇罗文！找你的！” 一个瘦瘦的略高个子的男孩应声出来。穿着蓝色短棉大衣，戴着栽绒帽子。我们俩大眼瞪小眼，感到莫明其妙，我从未听过“遇罗文”这个名字，遇罗文也看出我不是冲他来的。 我礼貌地说明来意，顺手把“中学生动态报”递给遇罗文。当我即将转身的一刹那，遇罗文及时叫住我：“你看过 ‘出身论’ 吗？”我想起杨鸥的那段评说，眼前这位就是和那篇有争议文章相关的人了。我说：“没有”，接着想转身，遇罗文迅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叠纸，油印的黑体字透到背面，他递过来，我接住。 “你看完得还给我，我就这一份了！”他说，看我有些犹豫，他说：“你要在这儿找不到我，可以去我家找我。” 这点倒挺像我的，我办的“中学生动态报”也是以我家为基地，我给要地址的人都大大方方写上我家的地址。四中的李宝臣、王祖鄂、蒋孝愚都是这么找到我家，跟我联系的。李宝臣成为我全家朋友后还说：“当时发现这个地址是个住家挺尴尬的！” 蒋孝愚则在认识我没几天，就带着我们五男五女去新疆“打联动”。我们67年2月7号春节是在去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度过的。 去新疆以前，我按遇罗文给我的地址找到他家，还给他“出身论”一文，并向他告别，“我们受中学生代表委员会委托，调查一月二十四号新疆石河子枪杀事件，并追踪逃往新疆的联动分子。” 罗文兴奋地告诉我：“我们出铅印报纸了，我给你十份，你带到新疆散发吧！” （十三) 我所知道东城区中学被称为“流氓学校”有两个，一个是128中，一个是61中，都是男女合校，录取分数线最低。 罗克、罗文高中上的都是65中，65中是个新建学校，只有高中部，男女合校，排名中等，名声不错。地址在沙滩。罗克初中上的是25中，罗勉初中上的也是25中。25中与女12中初中部隔一道墙。地址是灯市口。25中前身名为育英中学。罗锦初中上的是女12中，没考高中，上了做儿童玩具的技术学校。 前天和罗文通电话，他告诉我，初中上“流氓学校”61中，因祸得福。 罗文小学上的是五条小学，这也是前天和他通电话才知道的。我不知道五条有学校。我对他说：“我差点上了六条小学。”罗文说：“你上是史家胡同小学的吧！”我说：“是！我们从南小街老君堂搬到六条，我妈妈带我和湘诵去六条小学办转学手续，因为我对妈妈说这个学校怎么这幺小啊！他们听见了，就不收我，把我退回史小去了！” 罗文说：“史小比六条好吧！”我说：“那当然！要上六条我就完了！”（我的意思是我会失去了许多出风头的机会，上杂志封面、给外宾献花什么的。） 罗文说：“那不一定！”在电话里，他给我详细地讲了上“流氓学校”的好处。 他好像开窍较晚，小学时并不懂要好好学习。父母对他们是任其自由发展。他考上末等学校61中，母亲还安慰他说：“没关系，更好。咱们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罗克是个带好头的哥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让罗文对知识产生兴趣，带罗文去天文馆观望星空，定阅“天文爱好者”杂志。罗文初中开始开窍，知道努力学习了。 他是老师喜欢和倚重的学生，老师有事情请学生帮忙，罗文和一些同学甚至去过老师岳母家。有位老师和罗文保持了六十年的师生情谊。 但是罗克、罗锦、罗勉在学校里均因为出身问题不受待见。罗克的遭遇是人人皆知。罗锦在初中操行评定是“中”，学校评学生品行分为“优、良、中、差、劣”。一般都是优或良，最坏的学生是中。有罗克成绩优秀但屡考不上大学的前车之鉴，罗锦连高中都没报，直接上中专了。 罗勉初中考上男校25中，25中和女12中是东城一流学校，罗勉在学校里更是受气，除了出身不好，老师还当着全班说他哥哥遇罗克是反动学生。罗文讲到这里，强调说：“罗克那时候还没出事儿。”也就是说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了！ 只有罗文所在的“流氓学校”没有这一套，只看能力和学习成绩，罗文的性格得到了自由发展，自信、自尊、自强、乐观、热情、开朗。他立志考大学当科学家。 父母认为罗克的教训在那儿摆着，想让他走罗锦的路，母亲还对他说：“上中专好找工作。”61中初三班主任去他家，说罗文功课好，应该继续学业，劝父母让他上高中，这样，罗文才得以参加高中考试，罗文考上65中后，学习能力更是突飞猛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我对罗文说：“我以为是64年才开始讲阶级路线。” 罗文说：“早就开始了！” （十四） 今天早上，从YouTube 上看到美国马里兰州6月5日遭遇龙卷风，赶快给罗文拨了电话，他那头安然无恙。说：“风不大，院子里树都没倒。”视频拍得挺邪乎。 我其实心里有两个问题想问他。一个是上次他说煮了碗馄饨，事后我非常想知道皮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他曾告诉我，他是美国朋友圈里有名气的美食家，他也教过我许多高招，如何炒糖色？如何用空气炸锅烤出最香的白薯。 我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不失时机地问了最焦虑的馄饨皮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很令我失望。“馄饨是人送我的。”我本想让他教我怎样做馄饨皮的。他说今天吃的是虾肉韭菜馅的饺子，他的饺子馅和的特别香，别人都向他请教。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他父亲家族的故事，当我提出，他给我详细叙述过程中，我发现他曾给我讲过. 我提到遇伯父在67年5月主动提出教我和罗文学日文，并说六个月就可以把我们培养成日文翻译。罗文立刻背出了第一句，我接着背出第二句。他说：“你知道用的是什么教材吗？”“当然知道，夏目漱石的 ‘我是猫’。” 我说：“老人就是看得远，当时他看咱们俩只是高中生，没有一技之长，想让咱们学个本事，以后有饭吃。” 我也想起罗文在几年前谈话里告诉我，他是有能力养活我的，他认识兰州的一个人，说兰州需要木匠，不问出身，能干活就行，给城市户口。 当年，我向他提出一起去农村生活，他说：“不。”他在“我家”里写道：“我不能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跟我过那种生活。” “如花似玉的女孩”不仅到过农村，还蹲过大狱。 我们殊途同归，且是“只要还能够呼吸，只要还能够张望，只要还能够爬行，就一定向前方……” 我没问过罗文的木匠活儿是跟谁学的，因为我知道他姥爷是木匠，我见过罗文的姥姥几面，一个瘦瘦的善良的老人家，说话声音小小的低低的，她跟我说过话，无关紧要的，我没记住。 罗文在陕北和东北插队，都靠木匠活儿摆脱了农业劳动，并有不错的收入。我想他无师自通吧。 罗文这次告诉我他的姥爷不是一个普通的木匠，是一个建筑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 北京的长安大剧院是他姥爷设计的第一个没有立柱的二层楼剧场。演出开幕式那天，他姥爷不敢去看，怕二楼看台塌了！ 我说：“我最近看见网上说你妈妈15岁去日本留学，碰见你爸爸……”罗文说：“这个不对，时间没那么早。而且他们学的不是同一个科，不可能碰见，他们可能是在南京汪精卫政府的建设总曙认识的，后来建设总曙迁到北京。他们俩离开总曙后到处跑，自营企业，不然罗克怎么会生在南京，罗锦生在徐州，我生在济南，罗勉生在北京，四个人生在四个地方。”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无名氏 （十） 北京中学界在64年九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上面也没让北京的大学生们闲着，有些学生被派到农村去搞正儿八经的“四清”运动。 我是由同班同学汪静珊的姐姐汪静愉之死知道的。 汪静愉本是师大女附中高材生，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文革前夕，与一部分北京大学师生被派到四川农村搞四清时自杀了！ 她应该是64年以前考上北大的，因为她爸爸是政法学院有名的国际法教授，但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军统。 64年，我们听到一个震耳欲聋的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具体到大中学校招生上，就是不许出身太坏的人升学。 我所在的初中女十二中初三（4）班有三个女孩不予录取。分别是李心培（父亲被镇压），佟德印（父亲被镇压），殷梅黛（父亲是右派、现行反革命，其罪行是不服被打成右派，烧了图书馆，杀了妻儿后自杀）。其它的三个毕业班也有同样情况不让上高中的，具体人数不详。 我还亲眼看见几个因出身问题没考上大学的女十二中高三的姐姐在魏家胡同106无轨电车站，有人摘下眼镜在哭。有位姓张的教授女儿，特别美丽又有气质，她没和我说过话，我们俩每天车站一起等车，都要互相看几眼。听我们班同学何友平说，星探发现她，招她去当演员，她不屑去。后来当了学校辅导员。 女十二中前世是教会学校，名叫“贝满女子中学”，达官贵人们小姐云集的学校。大陆易帜后改名为“女十二中”，成为一所平民女孩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学。 以我们班为例，只有一个陈蓉蓉的爸爸是解放军中将陈先瑞，她还是初二转学过来的，与她同时转过来的赵连云，爸爸是个营长。对，还有一个叫邹安安的，小三角脸，短头发，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妈妈在中国妇联工作，是个干部子弟。（据我近期认识的哥儿们说，邹安安爸爸八级，算正经高干子弟） 我们那时候并不关心谁是什么出身，比的是谁长得好看，谁的功课好。 文革开始后，才知道班里许多出身有问题的同学皆有不同的悲惨遭遇。 那么，那些出身不好偶然钻进大学的漏网之鱼们，在大学里日子并不好过。我知道一个是遇罗克同班同学好友郝志，考上北京轻工业学院，受尽屈辱，文革中，被红卫兵称为“好混蛋”，此事登在“中学文革报”上，还有就是汪静珊的姐姐，没熬到文革开始就自杀了！ 汪静愉同学是在特定的环境里自杀的，如果不去四川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她有可能不死。 关于农村的“四清运动”，我们知之甚少，只耳闻是刘少奇领导，夫人王光美有个“桃园经验”。文革要打倒刘少奇，“桃园经验”也被批，具体情况怎样？甚少有人关心。 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没看见一本小说是描写“四清运动”的，只好到Google里去搜，只有共产党自己的党史写些语焉不详的解说，那也够触目惊心的。 四清运动期间77，560人被逼死，总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产生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中国，活的最惨的应该是农民，1959年～1961年毛泽东、共产党制造了人为的大饥荒，造成近五千万人的死亡，有位英国经济学家认为“是有予谋的谋杀。”这和1966年8月“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消灭人口”如出一辙。 农民还没从大饥荒中缓过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说为什么会有大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基层政权。要把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过来。其中包括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都是阶级斗争对象。65年底基本结束农村四清运动，66年五月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汪静愉同学眼看着农村惨无人道的阶级斗争，精神濒于崩溃，她在日记里写道：“要不然就大病一场回北京，要不然就死。” 这位贞洁的少女，把大石头放在铁锅里，背在背后，将自己双手反绑在背后，像屈原自沉汨罗江一样，自沉在四川农村冰冷的河中。 一开始，以为是地主富农阶级敌人作的案，先把汪静愉同学埋在烈士陵园里，后来确认是自杀，又起出来埋到他处。 我们班李小琦同学当着汪静珊和我们的面说：“自杀还想装烈士！” 汪静珊哭着对我说：“不是！她会游泳，她怕淹不死……” （十一） 前些日子跟青萍谈话，谈到一位以前很有文采的女孩朋友现在写的文章干巴巴的毫无生气，以至认识她的人惊呼：“她以前也这样吗？” 我说：“因为她总给自己划线，自我限制，今天限制一点，明天限制一点，就成了这样。” 青萍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72年7月从西城分局拘留所出来，她第一句话是 ‘我们跟你不一样!’ ”青萍说：“其实她的思想跟咱们完全一样。” 我说：“她跟我说过，你们班徐某某在部队里装孙子，装着装着就成真孙子了！她也一样！” 我郑重的对青萍说：“人时时刻刻都面临选择，你选择装，实际是一种死，是窒息生命的鲜活，任何时候都要选择真正的生，就是让生命鲜活。我的一生就是每时每刻在做这样的选择。” 青萍，这位凭“抒情年代”一书曾获长篇小说一等奖的低我一级的女附中校友讶异地说：“可是从你的作品没看出来呀！”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次思想斗争。参加不参加遇罗文的“中学文革报”的活动？ 在我们学校，没有一个人敢说同意“出身论”的，连杨鸥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们都唯恐被人说和“出身论”沾边，唯恐躲之不及。 第一次听到杨鸥介绍65中“北斗星战斗组”的时候，杨鸥附带着说他们那儿有一篇文章“出身论”，“它那里面有一种情绪，很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杨鸥压低声音对我说，还把右手伸过头顶，在空中飞快抓了几把。”又补充说：“有人说这篇文章右，专门替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说话，有人说这篇文章左，出现的太早了。现在出现，给造反派捣乱。老红卫兵就使劲把这篇文章往造反派脑袋上扣！” 大家心知肚明，“出身论”是揭杆而起的檄文，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进攻的第一声号角，被踩在脚下的贱民再也无法忍受任人任意宰杀践踏的现实，“出身不好的青年们，勇敢的站起来斗争吧！” 我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大的选择。 我妈妈被红卫兵打了！许多人活活被打死了，天底下竟有这样无耻残暴的社会！遇罗文他们在为我报仇！凭我自己的力量，很难成事。“出身论”的作者已经有很丰富的阅历，很深厚的思想功底，很新颖的卓尔不群的独到的理论，很清晰的文笔，号召我们和他一起战斗。 我不跟他们站在一起，我算是人吗？ 其二，遇罗文确实很吸引我。 我并没感到遇罗文好看，因为我的弟弟们各个都是美男子，上一代人，爸爸、大伯伯他们都是。 遇罗文具备一般知识分子孩子没有的气质。他非常实际，勇敢，敢干！ 一般知识分子的孩子都是循规蹈矩，忠厚老实，本本份份。上的都是好学校。 遇罗文初中是128中的，有名的流氓学校。遇罗文自己说，他没当流氓人家都觉得奇怪。他的社会关系也多是底层，像王世伟、王世俊（罗锦后来的第一任丈夫）兄弟。 北京底层人士性格豪爽，非常讲究哥儿们义气，互相帮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点在罗文身上很显著。 罗克哥哥曾问我：“你说我聪明吗？”我不加思索地说：“聪明！”罗克说：“我其实并不聪明，罗文聪明。” 我记得给罗文看的第一张照片是文革开始后，在钱粮胡同旁边北方照相馆照的。当时，寒冬，我们俩穿着棉大衣，我们俩互相送来送去，都舍不得回家，我们停在东四二条口，在昏暗的路灯下，罗文翻来覆去看我递给他的一张一寸的黑白半身照，没有我期待的夸奖，竟是一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啊？” 我的心一惊，我这么一个大家公认的无忧无虑活泼开朗欢快的女孩子在他眼里…… 这是他对我生命变化的提醒，让我更加警觉地思考，灵魂怎样才能向上，而不是下坠！ 作者陶洛诵 (未完待续)
文/清箫 谈到诗和诗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会否觉得诗很遥远，诗人是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诗并不神秘，也不是诗人特有的语言，而是大众的语言。 现在我们都知道，诗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然而诗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谣和口语。中国最早的古人当心有感想时，便将心志与情感诉说出来，这便是诗。如果觉得言语不足以表达，可以嗟叹；如果嗟叹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还不足以表达，可以尽情跳舞。如《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与音乐本是一体，表达的有个人的悲喜，也有对天神与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据《吕氏春秋》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我们再看《诗经》，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许多出自民间，其中“国风”可谓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图：Adobe Stock） 所以诗的本质为言志，最初是音乐的语言，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诗表达思想情感，《礼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先秦时代的诗言志与政治和教化紧密相关。举例说，《左传》记载了一个春秋时代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故事：郑国的国君郑简公在垂陇设宴款待晋使赵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会上赵孟请七人赋诗，“以观七子之志”。这七名大夫各从《诗经》中挑选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们想表达的未必与诗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贴近的诗句用。赵孟听后心中有数，宴会结束后，他预测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将被杀害。为什么呢？赵孟解释道：“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原来，伯有引用的诗是《鹑之贲贲》，有讽刺君主的含义。 那时诗的言志带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创作诗，而是从他人的诗中断章取义（此处断章取义是中性词，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点引用的是《鹑之贲贲》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四句，该诗本来旨在谴责卫国国君，伯有断章借以批评郑国国君。 （图：Adobe Stock） 秦穆公和晋国公子重耳之间也有一场国宴，也体现出赋诗言志与外交的关系。席间，秦穆公选取《诗经》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该诗记述周天子亲切接见诸侯、迎接诸侯来朝的盛况，天子要赏赐他们，虽然身边没有可赐之物，但也要赠给他们骏马和车。秦穆公吟唱此诗的意思是即将向重耳赠礼，所以重耳随后降拜表示感谢。 诗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修养，诗最早也承担助夫妻和睦、鼓励孝道、矫正不良风气的教化使命。《毛诗序》还解释了诗的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对风的阐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政府以风教化百姓，百姓以风讽刺政府，吟诗者不会因此获罪，听到诗的人将以此为戒，可见诗归正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风，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意思是阐述王政兴衰的原因。 （图：Adobe Stock） 如果国政衰败，诗歌便会“变风变雅”，此时史官会为人伦败坏而悲伤，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叹，进而吟诗讽喻君主，怀念旧风。然而诗的变化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却依然符合礼义规范，此七字也是后世诗应守住的文学标准之一。 综上所述，诗原是和社会上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语言，也是一种乐语，其本质为言志。“言志说”一直影响后世几千年，不断有文学家提醒作诗不宜偏离言志的传统。在我们鉴赏古诗与学作诗之前，了解诗的起源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比学技巧方法更重要。诗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诗，就像开心或忧伤时哼几首歌，情至深厚时可以手舞足蹈；或对政治现状不满时赋诗讽喻，为社稷尽一份责任。诗是自由而高尚的，诗人的灵魂也应如此。 评诗的标准与作诗的原则 衡量诗的高下，欣赏哪一类诗，永远都不可能客观，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将其标准作为学者共同的准绳。 然而文学一定需要标准，可以主观，但须严格。孔子删定《诗经》，标准是“思无邪”；萧统编纂《文选》，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并总结了他的评诗标准：“声凭宫征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不介意风格，只看重清新，并要求声调清亮。各有门槛，不胜枚举。 （图：Adobe Stock） 观点见仁见智，却总要有最基本的原则。上述孔子所言“思无邪”便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相近，《诗经》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还有四字，即兴、观、群、怨，颇受古人看重，有评者认为以此四字足以评价各代诗作的得失优劣。 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原话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讲的是诗对社会起到的作用。“兴”指诗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孔安国注解为“引譬连类”，朱熹注解为“感发志意”；“观”指观察社会盛衰与政治得失，郑玄注解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解为“考见得失”，共同点是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意义；“群”指诗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会团结和睦；至于“怨”的意思，不是单指抱怨，而是人能透过诗讽谏时政，这与“下以风刺上”意思相近。 （图：Adobe Stock） 王夫之认为“兴、观、群、怨”是诗的最高准则，“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还有一段论点：“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意思是，一首诗如果能在感发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会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则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会的诗句中感发志意，则更加周密；具有团结作用的诗句若能讽刺时政，便会使读者难忘；旨在讽刺的诗句若能使人团结，感情就会深挚。总之，诗的兴、观、群、怨是一体的关系，结合后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诗经》是这方面最好的典范。 （图：Adobe Stock） 写近体诗时，严守格律当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还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诗还要求对仗。但严守规则的同时，万不可牵强附会，须知内容与思想为上，不应受妨碍。吴可《藏海诗话》甚至建议“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对仗，而是对仗可以稍宽。近体诗的对仗分工对和宽对，有些诗虽未做到工对，但依然不失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对仗的，但“天下计”和“老臣心”可以构成对仗，都是2+1结构，这便是宽对。杜甫此诗堪称千古绝唱，馀味不绝，字字珠玑，试问那一联宽对影响到其价值了吗？一切形式都为内容服务，一切字句都为情意服务。有追求辞藻华丽、堆砌典故者，和对仗求甚工都属于本末倒置。即使炼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气变弱。 无论写古体诗还是近体诗，有五点都非常关键：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诗就像诗人生命的延伸，也有灵魂、气质、躯干、脉络、容貌。性灵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诗的本质是言志，既然是诗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指人的气质及诗的风格气韵，体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脉即贯穿诗的脉络，韵度即韵味与气度。 （图：Adobe Stock） 姜白石《白石诗说》有一段精辟的总结：“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值得学者参考。 诗的气象来自诗人的气质，每个诗人的气各不相同，与性格、天赋、成长经历、教育、见闻、境界、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因素相关，非一年半载形成。若想作出好诗，不单要多读书，还要养气，培养独一无二的气质，切不可模仿他人。谢榛《四溟诗话》谈到：“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 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诗人不同的作品风格，反映各自的内在气质。 提及盛唐，许多人都会想到李白，他的诗真可谓再无人超越，后人实在学不来。这大概是因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气象，由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与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风道骨、想像力、生活游历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加之学识渊博，自然养成。后世只学到字句，却学不到他的气象。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段评论：“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说的虽是词，但诗也同理，贵在气象。以后再欣赏李白诗时，不妨调整思路，不急于逐句解读分析，先静心感受气象。好诗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