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錢泄機密給大陸 台4官兵賺182萬遭求重刑
2026 年 10 月 23 日
文/清簫 近日，台灣大罷免引發全球關注，雖遭挫敗，卻也讓華人更加意識到反共保台的重要性與緊急性。總結其受挫的原因，其中包括中共對台灣的滲透與認知戰，部份媒體刻意淡化中共對中華民國的威脅，渲染大罷免「破壞穩定」，將焦點轉移並簡化為藍綠對立。此外，台灣部份選民懼怕戰爭的心理也是原因之一，擔憂大罷免會導致兩岸關係更緊張。 有些人至今尚未明白，你所謂「維持穩定」，換來的卻是中共更猖獗的氣焰。今天歲月靜好，向對岸示弱，難道中共就會因此改變吞併台灣的野心？你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政黨對立，更是亡國危機，是因為要守護中華民國及其價值觀，所以要徹底反共，無論你屬於或支持哪個政黨。昨日之大陸，今日之香港，明日之台灣，七十多年的歷史還不足以使某些人清醒嗎？清醒的大陸人想方設法移民海外，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卻要向牆內靠攏。偏安一隅已可謂恥，猶能理解，而現在有人不啻在賣國，還不重視，這真是奇恥大辱。台灣人，請不要讓南宋與南明的結局重演！縱不能預測未來，至少現在先守住氣節。 本文旨在講詞，而以時政開場，是因為時事堪憂。幾百年前的詞和今天的國際大事有何關聯？表面上沒有，但先賢的事蹟與氣節迄今猶能激勵讀者，令人潸然淚下。我非時政評論家，但講解昔賢作品，乃力所能及。一直想彙集並講評宋明清高風亮節之士的詩詞，尤其是宋之抗金、抗元英雄，及明之抗清志士、晚清憂國之士，亦包含孤臣遺民，如李綱、辛棄疾、文天祥、蔣捷、陳子龍、夏完淳、張煌言、王夫之、譚嗣同等，不勝枚舉。他們的作品、故事與風節值得吾儕代代傳遞。 今天講南明抗清英雄張煌言的詞。您或許從未聽過他的名字，但您一定知道鄭成功。1659年四月，張、鄭合作北伐，是南明史上最值得濃墨書寫的大事件。以下先簡述張煌言可歌可泣的一生，有助理解他的詞。 伴隨張煌言一生的，是大明風雨飄搖的國運。崇禎八年（1635年），煌言十六歲，考中秀才。彼時國危，朝廷遂要求文試之後試射。煌言文武雙全，「執弓抽矢，三發連三中。」（黃宗羲〈明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二十五歲那年，北京淪陷，福王在南京即位。1645年，清軍佔據南都，煌言與里人錢肅樂等舉兵，奉魯王。此後便踏上了坎坷的救亡之路。 世人以張煌言與文天祥相提並論，他們的氣節、丹心均可與日月爭光，而論困難程度，張煌言比文天祥更不易。〈墓誌銘〉曰： 「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為益難矣。」 自1645年舉兵，至1664年被執，十九年間，與張煌言並肩作戰的志士越來越少，臨終時，他可謂明朝最後的忠臣之一。 張煌言的軍事才略不亞於鄭成功，他向鄭提過不少建議，頗有見地，如鎮江乃長江門戶，應先攻克之；為收復鎮江，應當「速整水師，直搗蕪湖，一則牽殺虜船，二則聲取南都，以分其勢，使不敢來援。」（《從征實錄》） 且他不畏艱險，一心只為復國，《北徵得失紀略》云： 「時虜於金、焦間以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砲數百位，欲遏我舟師。延平屬余領袖水軍，先陸師入。余念國事，敢愛軀命，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砲口，風急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進且卻，兩岸砲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檣、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而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同䑸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而本轄則十三。」 張煌言、鄭成功的北伐一度勢如破竹，收復瓜洲、鎮江，可惜敗於最關鍵的南京之役。但張煌言治軍甚嚴，深得民心，一度使百姓看到復明的希望。 1661年，鄭成功誓師，決定征台灣。張煌言反對，認為軍力應當都用在抗清上，不要耗在與紅夷作戰，征台灣將遠離初衷，本末倒置。〈上延平王書〉曰： 「夫思明者，根柢也；台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能有枝葉乎？……古人云：『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台灣，亦不免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 鄭成功沒有採納他的意見，不久後，二人分途。失去鄭的幫助後，張煌言窮困潦倒。雪上加霜的是，1661年十二月，永曆帝被清軍俘虜；次年四月，這位南明最後的皇帝被殺。又聞魯王殂，張煌言更加悲痛，哀嘆道：「孤臣棲棲海上，與部曲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尚存也。今更何望？」（《清史稿》） 1664年，張煌言遣散孤軍，隱居在荒無人煙的懸澳。七月，其住處遭洩露，清兵夜半攀嶺襲擊，將其逮捕。趙廷臣勸他：「公若肯降，富貴功名可致。」張煌言正色道：「此等事講他恁的，在小弟惟求速死而已！」（《明季南略》） 九月，張煌言從容赴死。刑前，他遙望吳山，感嘆道：「好山色！」（《清史稿》）錦繡山河依舊，卻被胡虜佔去，此時腳下哪一寸土地，依然是他的國家？短短三字，多少心酸。 他的詩詞，催人淚下。現在我們一起來讀他的詞〈柳梢青〉： 錦樣江山，何人壞了，雨瘴煙巒。故苑鶯花，舊家燕子，一例闌珊。 此身付與天頑，休更問、秦關漢關。白髮鏡中，青萍匣裏，和淚相看。 該詞大抵作於煌言散軍之後，抒發亡國之痛，並表達忠貞不渝的決心。 詞的起法，有以問句起者，尤能表現沉痛。「錦樣江山，何人壞了」，不須明言，也知是滿清鐵蹄踐踏了錦繡山河。韃虜篡奪大明江山，就像煙雨籠罩於山河之上。 「故苑鶯花，舊家燕子，一例闌珊。」故苑、舊家指故國。「鶯花」不僅是春景，亦寄託對故國的懷念。丘遲〈與陳伯之書〉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讀到「舊家燕子」，想必諸位都能聯想到劉禹錫〈烏衣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經歷改朝換代，昔日的繁華一去不返。一例意為一概；闌珊，猶蕭瑟、將盡。 上片寓情於景，下片言志。煌言云：「此身付與天頑，休更問、秦關漢關」，此心堅決不變，不要再問現在是何朝代，詞人只忠於大明，不承認滿清政權。讀到「秦關漢關」，諸君大概也已聯想到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明社垂危之際，飛將李廣安在？煌言也希望李廣再世，驅逐滿虜，惜乎現實不堪看。 胸懷報國壯志的豪傑，會情不自禁地看劍，多想回到沙場奮勇殺敵，如辛棄疾「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然而中原未復，壯志未酬，「可憐白髮生」。陸游〈訴衷情〉曰：「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張煌言的心情也是如此，「白髮鏡中，青萍匣裏，和淚相看」。青萍，是傳說中的寶劍，《抱朴子》曰：「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煌言凝視匣中利劍時，比稼軒多一分亡國之哀，稼軒髮雖白，國未滅；而煌言復國無望，要向何處揮劍？ 然成事在天，煌言終究是盡力了，既無魯陽，但需一死。其絕命詩曰： 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死是一閉眼的事，而他生前的不易，有幾人能承受呢？
文/清簫 文藝作品在中國傳統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詩經》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古人很重視文藝對社會道德的影響。作者的德行會影響作品的優劣，價值觀可以透過文辭傳遞，如《文心雕龍·宗經》曰：「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中國古人有文學宗經的觀念，之所以宗經，是因為經不僅是學習寫作的典範，更能培養讀者及後人的正氣，即《文心雕龍》所謂「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 現在時代雖不同了，卻仍不當輕視文藝作品「美教化，移風俗」及「養正」的意義。這不等於提倡說教式的作品，其實中國古典文學多數不是說教，亦不乏生趣盎然的佳作。可惜現代一些作家拋棄了傳統的觀念，創作靡靡之音，甚者以低俗為美。即使你不願採取古典文學的寫作方式，也不能全盤否認「文以載道」的觀念，也不能把道德底線與審美標準降得太低。文學固然不當全要載道，但每個時代都需要載道的佳作，尤其是在當今的中國，在這樣一個信仰缺失、整體素質堪憂的時代。當下亟需的載道之文，不是空泛說理的，而是要大膽針砭時弊，揭露中共反道德、反人權、反人性的罪行，足以發起新的革命。所載之道，不只包含儒家聖賢之道與經世思想，亦包含自由與人權之道。 教化和美刺是中國傳統文藝的重要特點，「刺」即批評、指出過失，與現實社會、政治緊密相關。《詩經》序曰：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詩之六義中的「風」、「雅」本有抨擊當權者的功能，若將其淡化，豈不可惜？杜甫的詩頗受推崇，原因之一就是與時事緊密相關，足以反映一個時代的真實狀況，被稱為「詩史」。《新唐書》云：「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有識之士反對只吟風花雪月而不反映現實的詩，如歐陽修《六一詩話》講述「諸僧皆閣筆」之事，表達的就是這樣的思想。文學固然需要有娛樂性的作品，然而能揭露現實黑暗的更為可貴。〈鶉之奔奔〉刺衛宣姜，〈魚藻〉刺幽王，「三吏三別」揭民間疾苦，類似的作品，當今中國也需要。不單需要此類詩歌，還需要此類散文、小說。可是，若你把諷刺的對象換成中共，能在大陸發表嗎？也許能，如果含蓄到一定程度，許多中國人壓根看不懂。但這樣怎能振聾發聵？ 談中國文藝，可談的有很多，幾萬字也說不完，所以先談現在最大的問題。怕踩「紅線」，如何復興？姑不論是否實行西方理念，連本民族文化裡的「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都做不到。 文學當出於性情，自由而本於道德，「思無邪」者，「溫柔敦厚」者，諷諫政府者，或值變風變雅之世而「止乎禮義」者，憂天下者，是中國人最應當推崇的。許多傳統的經典作品之所以經典，正是因為憂患意識，憂國或憂時，或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謂「憂世」。陶潛〈飲酒〉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 如今是何世，羲農、六籍多麼遙遠，太需要憂世之作了。文學史上，詞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興，憂患意識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諸才士筆墨多著在男女愛情上，然明亡以後，那種文人本該具備的憂覺醒了，試看陳子龍後期的詞，深度明顯不同。 除詩詞外，中國文藝作品亦包含古文、駢文、賦、曲、小說等，不同體都有各自鼎盛的時代，過後則衰，很難再恢復鼎盛期的輝煌。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其中有敘事類，有抒情類，大抵敘事類的作品容易進步，而抒情類則容易後不如前。如小說、戲曲經總結創作經驗後，改善構思布局，作品水準越來越高；詩詞卻未必，或許不雕琢的反而更好，因為境界更重要，須待真情之興。《人間詞話》曰： 「余謂：抒情詩，國民幼稚時代之作也；敘事詩，國民盛壯時代之作也。故曲則古不如今（元曲誠多天籟，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噴飯。至本朝之《桃花扇》、《長生殿》諸傳奇，則進矣），詞則今不如古。蓋一則以布局為主，一則須佇興而成故也。」 一個人即使心如孩童，閱世尚淺，也可能作出絕妙的抒情之作，如李後主之詞。但若要創作出優秀的長篇敘事文學，閱世須深，年齡、材料、社會經歷都是重要基礎。若將中華文明比喻為一個人，那麼小說的巔峰應在壯年以後，如清代《紅樓夢》；抒情詩的巔峰應在不同人生階段的起始至中葉，即不同文體的初期與全盛期。 每種文體大抵都經歷成、住、衰的過程，轉而進入下一文體的成、住、衰。《人間詞話》云：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 依王氏之見，每種文體，作者既多，不免形成習套，於是難再出新意，故轉作其他體。 在現代，電影、電視劇成為新的藝術。現在紙質書越來越過時，連小說也快讓位了，疫情後電影也步入寒冬。中國現在流行短劇，不少劇本千篇一律，低俗、沒文化，真令人唏噓。文藝作品創作甚麼都可以，可以通俗，但不能低俗，如黃庭堅云：「士生於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書嵇叔夜詩與侄榎〉）娛樂未必致死，審美降級卻可以，加之缺乏題材大膽的文學、影視作品，不觸及邪惡的根本，中國文藝現在這條路，再往下走，也許連成、住、衰的輪迴都沒有了。 最後，引韓愈〈祭柳子厚文〉形容今天這個時代： 「不善為斫，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文/清簫 先簡單回顧上期內容。上期提到歷史研究中可能出現的六個問題，應當儘量避免： A：未能鑑別材料的真偽優劣或文字的正誤。 B：在有原始材料或接近原始材料者的情況下，對其忽視，而只參考改編後的材料。 C：材料中引用某書某段文字，而未查此書原文，考其異同。 D：所據材料未經精校，非善本。 E：未能理解或誤解原文。 F：嚴重斷章取義。 以及考據學的方法： 一曰博採群書 二曰精選善本 三曰尋究義例 四曰參考金石 這些方法能幫助我們減少及避免錯誤。上期已講過前兩種方法，下面繼續講三和四。 史書各有義例，用詞也有義例。作者可能不會向你解釋，因此讀者應當尋究，以免誤解。何為義例？有不同的意思：書的原則、主旨和體例；含義與例證；普遍規則與個例。在史書中，簡而言之，大致是作者的寫法。由例可推求義，如透過《春秋》的筆法探究孔子的大義。但有些地方並沒有深刻的義，只是著者採用某種寫法而已。 甚麼是史書的義？很複雜，一言難盡。姚永樸《史學研究法》將史義概括為六種：「一曰追遠之義」，「二曰合群之義」，「三曰資治之義」，「四曰徵實之義」，「五曰闡幽之義」，「六曰尚通之義」。比如古人敬天，正史中列天文志、五行志、律曆志，撰天文志的傳統一直延續至《明史》、《清史稿》，這是追遠之義的體現。 甚麼是史書的「例」？比如，《史記·項羽本紀》中，言及劉邦，起初稱他為沛公，因為那時他還不是漢王，更不是皇帝；從「故立沛公為漢王」往下，稱劉邦為漢王，不再稱沛公。《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起初稱劉邦為漢王，後來稱高祖。這樣稱謂比較符合史實，在甚麼時候是甚麼身份，分得清楚，不因劉邦後來當皇帝，而從頭到尾稱他為高祖。這是史書的「例」之一。還有哪些屬於「例」？又如「《春秋》王人必書於諸侯之上」，「《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之類是也。」（姚永樸《史學研究法》）讀者應當注意這些「例」，進而更好地理解史書。 再說另一種義例。例是個別的表現，義是普遍的規則。當我們看到例時，不妨尋找更多的例，透過大量證據總結出規則，近似於歸納法。然後可以用此規則衡量正誤。 掌握義例後，可以糾正一些讀者的誤讀。如《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亮與徐庶並從」這段記載下方，裴松之注曰：「《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有人以為「單家」的「單」是姓，這樣理解是否正確呢？需要考據，用證據來解釋。我們不妨查一查《魏略》或《三國志》裴松之的注釋中，其他出現「單家」的地方。按《三國志》卷十三，注曰：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 《三國志》卷二十三注曰：「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此段注還說，《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等十人共卷。 《三國志》卷二十一注云：「《魏略》曰：質字季重，……始質為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沈浮。」 這些人當然不是都曾姓單。由語境可知，單家與冠族、貴戚相對，應指寒門。《後漢書》卷八十下云：「故法禁屈撓於埶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此處「單門」也是寒門的意思，和單家差不多。 以上過程，參考了錢大昕的方法。他得出結論：「凡雲單家者，猶言寒門，非郡之著姓耳。」（《諸史拾遺》卷一）這就是透過多個例歸納出義，然後以義辨別正誤。此種義例法是清代學者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錢大昕用此方法，所得學術成果斐然。再舉一例，當時有一個版本的《三國志》有誤，混淆了史書正文與裴松之的注，被錢大昕發現。《三國志》卷四十五〈楊戲傳〉中，「《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於篇」，以及後面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的傳，其實都是注釋，而非正文。有一刊本卻把注釋當成正文，誤升為大字。其實裴松之的注釋常附帶相關史料，王嗣三人的事蹟在原文中沒有記載，也沒提及他們的名字，因此裴松之引用並補充。這是依據常例而推斷出的。 又如，錢大昕透過《漢書》中的例，發現「〈地理志〉載侯國，皆據當時見存者。」「志皆不雲侯國者，其時國已除也。」「志所書侯國，蓋終於成帝元延之末，惟博山一侯，或後人增加也。」（《二十二史考異》卷九）他歸納出《漢書》〈志〉記載侯國的截止時間，大概在漢成帝元延之末，不書哀帝、平帝間的侯國，只有博山侯例外，認為博山侯可能是後人補添的。 義例並非死板的，當我們歸納出一條通則後，最好不要教條化，如以上錢大昕的結論，不一定準確，他也未敢絕對化。 我再拿《春秋》舉例。諸位皆知《春秋》有微言大義，比如《穀梁傳·成公十二年》說：「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春秋》記載兩國交戰，通常先書「戰」，後書某國「敗績」。按《穀梁傳》，如果交戰雙方是中原之國與夷狄，則不書「戰」，都寫作打敗某國，反映出孔子尊華夏攘夷狄的大義，例如：「秋，晉人敗狄於交剛」。但不全是如此，如楚國也被視為夷狄，和中原國家交戰，《春秋》有書「戰」而不僅書「敗」的例子，如：「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而且華夏國家間交戰，也有不書「戰」而只書「敗」的例子，如秦晉殽之戰，經曰：「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 有兩種可能：孔子本無此義例；有特例之處另有一番用意。一個義例在同一部史書的某處成立，而在另一處不成立，有這樣的現象，可能是因為作者根本就沒有立此原則。又如《穀梁傳·文公九年》曰：「天子志崩不志葬。」但《春秋》天子書葬者不乏其例。 我們也應當考慮到，當一個常例變化時，或許有隱寓的褒貶變化。如《春秋》對楚國人稱謂的變化，可見楚國地位逐漸近於華夏。例： 莊公十年經曰：「荊敗蔡師於莘。」稱楚人為「荊」，蓋有視其為夷狄之意。又莊公十四年經曰：「荊入蔡。」 莊公二十三年經曰：「荊人來聘。」書「荊人」是一提升。 僖公元年經曰：「楚人伐鄭。」自此始稱「楚人」。 至文公九年，經曰：「楚子使椒來聘。」記聘的寫法始與華夏國家相同，即書國君使某某來聘。 《春秋》記載華夏之聘有一常例，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天子使南季來聘。」「齊侯使國歸父來聘。」「衛侯使甯俞來聘。」而記夷狄之國的行動，不書君、大夫、人，往往只稱國名，如「狄伐晉」、「狄入衛」、「荊伐鄭」、「戎伐凡伯於楚丘」。若記夷狄之聘，亦不書君、大夫、人，不稱使。書「荊人來聘」，已表明對楚國的看法有細微的改變。陳傅良《春秋後傳》云：「聘未有書『人』者，其稱『人』何？荊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荊未有君也。荊未有君、大夫也，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 華夷之辨不只看地域、種族，主要取決於禮義和文化的程度，若華夏諸侯行失德之事，則可視其為夷狄。如上文提及的殽之戰，《穀梁傳》云：「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這個解釋不一定是孔子的原意，但也不排除有褒貶之意的可能性。 關於義例，就先講到這裡。讀史書，觀察並探究義例會有幫助，也是考據學的方法之一，我們可以透過它辨別一些史書的版本或觀點的正誤，正如錢大昕那樣。同時也應注意，尋例多多益善，義例要具普遍性，若著者沒有說明其義例，則不宜將自己發現的共性或常例絕對化，亦不宜牽強附會。 下期講金石考證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