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送漢森玩具推土機：「你給了我們國家希望」
2026 年 6 月 23 日
2023年以來的經濟低迷，與其說是經濟不好，還不如說是經濟到了瓶頸期。 因為很多人都在困惑：科技產業還在如火如荼地發展，製造業也還是冠絕全球，但為什麼總感覺經濟發展不動了？就好像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停滯感和無力感，好像看不到未來了？ 其實這實屬正常。沒有哪個國家能保持狂飆式的發展超過三四十年，無論1880年到1920年之間的美國、二戰後的日韓，這種「光速」發展，「跑步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都持續不過三四十年。 經濟是有規律的，人類無法超越規律。中國人一向不信邪，認為中國模式舉世無雙，可以創造奇蹟，但現實告訴我們，規律還是起作用了，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紅利，已經耗盡了。 接下來，必須找到新的發展動力和模式，而不是依靠以前的舊思路。 網路圖片 現在這種紅利耗盡的表現有很多：經濟增長放緩、投資回報率下降、人口紅利消失、政府企業居民三部門的債務全都高企。再疊加外資撤離、內需低迷，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使中國經濟進入了我們所看到的瓶頸期。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騰飛的背後，有幾個關鍵動力。 首先，是人口紅利。從1978年到2010年，中國享受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勞動人口紅利——年輕、低成本的勞動力支撐了製造業的崛起。但如今，人口老齡化已成現實，年輕勞動力不足，抬高了企業的用人成本，也降低了經濟活力。 其次，是房地產紅利——本質上是政府賣地所釋放的資本紅利、融資紅利。過去幾十年，中國依靠大規模城市化、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投資，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增長動力。然而，如今房地產市場飽和，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激增，房地產已經從增長引擎變成了負擔。 第三，是全球化紅利。中國加入WTO後，憑藉廉價勞動力和強大的供應鏈，成為世界工廠，享受了全球市場的擴張紅利。但這幾年來，全球產業鏈正在調整，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推動製造業迴流，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優勢正在被東南亞、墨西哥、印度等蠶食。 如果把中國經濟比作一輛高速行駛的列車，這些紅利曾是最強勁的動力來源。但現在，燃料消耗殆盡，列車的速度開始減慢。 網路圖片 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過「劉易斯拐點」理論，指出當一個經濟體從「勞動力過剩」進入「勞動力短缺」階段，工資上漲、投資回報下降，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轉型。而中國正是處於這樣的階段。 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看看最新諾獎經濟學得主的分析報告吧！ 昨晚，2019年諾貝爾獎的最後一個重磅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它被授予三個發展經濟學家：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 過去，中國靠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但如今投資的邊際回報率在不斷下降。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開發在早期確實帶動了經濟，然而現在，很多城市的高鐵站荒無人煙、鬼城遍地，地方政府債台高築，投資回報遠不如從前。 企業端也一樣，以前製造業企業享受低成本擴張，如現在不僅成本上升，海外訂單減少，市場競爭也日趨激烈。這種成本優勢也在邊際遞減。 另一個最直觀的例子就是中國的房地產行業。 過去幾十年，房地產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軸之一，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居民將財富押注在房子上，銀行向房地產企業大量放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經濟循環。 但現在，這個循環正在斷裂。房價下跌，消費者信心不足，企業融資困難，政府財政收入減少，整個經濟進入了「去槓桿」的痛苦階段。 房地產，導致居民財富、政府財政都在直接縮水。 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外資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跨國企業帶來了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和市場渠道，同時也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但近年來，外資正在加速撤離中國。 首先，是因為地緣政治風險上升。中美貿易戰以來，西方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受挫。美國、日本、歐洲等國紛紛調整供應鏈，蘋果、三星、富士康等科技巨頭已開始把部分生產線轉移到印度、越南等國。 其次，中國的營商環境不如過去。早期，外資進入中國時，享受低稅收、土地優惠、寬鬆的市場監管。但如今，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加劇，許多外資企業感覺「水土不服」。 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創下新低，一些跨國企業開始減少在華投資。外資的撤離，不僅意味著技術和資本的流失，也影響了中國企業與全球產業鏈的融合。 網路圖片 如果說外資撤離是「外患」，那麼消費疲軟則是「內憂」。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最終要靠消費支撐。但近年來，中國的消費市場呈現出疲軟的態勢。 首先，居民收入增長放緩。過去幾十年，中國家庭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但近年來，收入增速放緩，而物價、房貸等支出卻在上升，導致居民消費意願下降。 其次，消費信心不足。疫情、房地產危機、就業壓力等多重因素，使得很多人不敢花錢，儲蓄率上升，消費降級成為趨勢。年輕人更傾向於節省開支，「特種兵旅遊」、「九塊九外賣」、「躺平式消費」成為新潮流，這與十年前中國消費市場的火熱形成鮮明對比。 從凱恩斯的消費理論來看，消費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如果消費動力不足，企業銷售下降，投資意願減弱，最終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那麼，中國經濟還有出路嗎？當然有，但關鍵在於如何調整方向。 網路圖片 首先，必須真正推動市場化改革，而不是讓市場化成為一句行政命令式的口號。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力度逐漸減弱，甚至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停滯。要想突破當前困境，政府需要放鬆對市場的干預，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給予企業更穩定的預期。 其次，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中國過去依賴「模仿——改進」的模式，但未來需要真正依靠原創技術，提升高端製造業和科技產業的競爭力。目前來看，這種原創雖然有但還不夠多。 第三，推動消費升級。政府可以通過減稅、增加社保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式，增強消費信心，真正讓老百姓敢花錢、願意花錢。 當然，這些改革並不容易，甚至會伴隨著痛苦的調整期。但如果繼續依賴舊的增長模式，最終只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確實已經消耗殆盡。人口紅利不再，投資回報下降，外資撤離，消費疲軟，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讓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了瓶頸期。 但危機也是轉機。如果能夠真正推動市場化改革，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激活消費市場，中國經濟仍然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長動力。 關鍵是，願不願意邁出這一步。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這兩天一則新聞報道在知名媒體出現： 「GuXX訓練經費列入財政預算引關注，金額超過4700萬元。」 儘管這筆財政支出其中也包含另一位運動員，但該著名運動員約佔到了4700萬元，另一位只佔到100多萬元。這筆錢，是2023年、2024年兩年的支出費用。 財政是什麼？錢從哪來？答案：從個人和企業的納稅當中來。 另外我還有一個疑問：她並非舉國體制培養出來的運動員，為何她的訓練費用還需要財政來出？ 在我們以往的認知當中，這樣類型的「外國空降」雙國籍運動員，應該是自己請教練、自己承擔費用。而舉國體制的邏輯是，你從小就由國家培養，所以國家出錢，你為國效力。 在網球明星李娜當年尋求單飛的時候就面臨這個問題——國家認為你以前的訓練成本是公共支出，那麼你現在又要轉變成「個體戶」，那怎麼行？ 所以，當時沒少扯皮。 現在這位運動員帶來的是新問題：「外國空降」運動員，公共財政應當為其支付訓練費用嗎？以前是「國外個體戶」，現在增加一本護照，就能立刻轉變成「國有單位」，由納稅人來養活了？ 這是我的知識盲區，不懂，我只是提問。 4700萬元作為公共財政能幹啥？我找了一個數字作為對比：從2009年開始，浙江省財政每年將安排5000萬元作為學前教育發展專項資金，主要用於扶持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學前教育。 這個培養成本，等於中國最發達的省份學前教育發展專項資金。 如果是30枚金牌，背後的訓練成本又能讓多少個省份促進教育的發展？ 農村老人平均養老金每月200元，4700萬元則是培養一名運動員的成本，這筆賬怎麼看都不太對勁。一方面是養老金提升緩慢，另一方面卻是大大方方。 一直都說教育、醫療總是缺錢，因為財政緊張，但是在培養金牌運動員方面，看起來預算並不緊張。 舉國體制事實上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早已跟不上時代了。在中國的體育發展戰略當中，爭金奪銀也早已不是最重要的目標。但現實中，舉國體制和爭金奪銀依然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是官帽、它是一些民眾胸膛中的驕傲。 難道絕大部分老百姓寧可多納稅也需要鼓舞精神嗎？財政支出用的是納稅人的錢，但是誰、什麼程序在審核這些錢的用途？ 「全民健身」喊了二十年了，從北京奧運會之前就在宣傳全民健身，但中國的基層體育設施現在發展得怎麼樣？ 都說中國足球發展的桎梏，是因為基層可供孩子們踢球的球場很少，這些錢可以修建多少座社區球場？ 一些小地方因為教育支出的緊縮，孩子們的午飯劣質化、縮水化，這些錢能讓多少孩子喝上健康牛奶？ 在金牌這種看得見的方面花錢，可以讓一部分民眾興奮、高潮、驕傲，但是在教育、醫療方面，既不能讓官帽高升，又不能帶來驕傲情緒，孰輕孰重，在百姓和肉食者眼中，看起來完全不同。 中國到底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我經常看不懂。 哀哉！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網路圖片 這個時代的輿論場，註定屬於董明珠這樣的弄潮兒。 前段時間，剛把格力專賣店改成「董明珠健康家」，引起巨大討論，這幾天，董明珠又用一番半夜通知論，搶佔了觀眾的眼球。 董明珠在與俞敏洪的對談視頻中，自曝自己經常半夜發通知： 「半夜三點鐘我醒了，我就要研究公司，我想好了，馬上就要發通知。他們經常說，我經常夜裡給他們東西，他們早晨一看，哇，昨天晚上又有通知。」 俞敏洪說：「每次發個通知，把你的員工會都會嚇得心驚膽顫的，老總怎麼到現在還不睡覺？」 沒想到，董明珠說：「不會，大家（如果）都是用這樣的熱情，中國有什麼理由做不好？」 網路圖片 看著董明珠輕描淡寫地把凌晨三點發工作指令說成工作熱情，我只覺得背後發涼。心疼格力員工三秒，並決定以後買美的，沒別的原因，單純不忍心看格力的員工那麼累。 看到網上有格力員工爆料，經常凌晨被微信轟炸，50條消息起步，第二天不執行還要被罵「不敬業」；周末團建必須秒回消息，否則會扣績效；收到凌晨兩點發的會議紀要，要求早晨六點前反饋…… 新聞一出，有人嘲諷「建議董小姐先給員工配股再談24小時待命」，也有人質問「誰能給老闆普及普及勞動法」，畢竟大家簽的只是8小時合同，而不是24小時的賣身契。 董明珠張口閉口「大家都用這樣的熱情」，可她口中的「大家」拿著普通員工的工資，操的卻是股東的心。 她要是真能把賺到錢分給大家，員工或許還能安慰自己「看在錢的份上忍了」，但現實是，打工人既分不到股權紅利，還要承受半夜被工作支配的恐懼，這樣的權責倒掛，才是最諷刺的。 更諷刺的是，當俞敏洪調侃「員工會被嚇到」時，董明珠竟理直氣壯問：「大家（如果）都是用這樣的熱情，中國有什麼理由做不好？」。合著企業成敗的大旗非得用員工的睡眠時間來縫製？ 這種把個人奮鬥邏輯，強行套在員工身上的做法，本質上就是資本對勞動力的無恥侵佔。 畢竟工作手機一響，打工人哪敢裝睡，可董老闆們永遠不會懂，凌晨三點的消息提示音，對普通人就是意味著心跳加速、失眠焦慮。亮哥我在上家公司作為內容負責人，聽到微信響都頭皮發麻，何況是普通員工？ 可怕的是，這樣的老闆絕非孤例。我相信，你我身邊多少都會有這樣的老闆，從互聯網大廠的「狼性文化」到中小企業的「家庭式管理」，多少管理者把壓榨當美德，把越界當敬業？ 這些老闆們總愛把「以司為家」掛在嘴邊，可他們忘了員工不是簽了賣身契的家奴——家裡可不會在凌晨三點布置任務，更不會把「隨叫隨到」寫進家規。 更可怕的是，當這類管理者用「奮鬥」包裝剝削時，連社會輿論都會出現分裂： 有人捧臭腳說「這是敬業精神，也是老闆成功的關鍵」，卻看不見多少年輕人因此患上消息恐懼症，連手機震動都成了心理陰影的觸發開關。 說到底，這類老闆的可怕不在於凌晨三點發通知，而在於他們永遠理直氣壯地把人當工具。 董明珠可以炫耀自家別墅擺滿格力電器，可以豪言「已經找到三四個接班人」，但這些光鮮背後，是無數普通員工在深夜裡盯著刺眼的手機屏幕，是打工人在生活與工作的夾縫中艱難喘息。 當管理者把「敬業」異化成無休止的侵佔，把「責任心」扭曲成隨時的待命，這種扭曲的價值觀正在摧毀最基本的職場倫理。 一個連員工睡眠時間都隨意踐踏的企業，又有什麼資格談「中國有什麼理由做不好」？ 當老闆們陶醉在自己的「事業激情」里時，也該有人問問： 如果一家企業要靠榨乾員工的生活才能運轉，這樣的成功，真的值得驕傲嗎？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亮見
我們無法預言歷史，就是因為歷史永遠有偶然。而且，這種偶然往往會改變世界。 砸了幾萬億、傾盡資源想要扭轉「卡脖子」的情況，但幾年以來，國企沒有搞出DeepSeek這樣的怪獸，反而是一個「玩票」的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弄出來了。 講了一萬遍的道理，就是沒有人聽：科技創新的活力在於不要總是監管，而是保證市場經濟的自由，讓企業們去「瞎搗鼓」。 但總是在迷信「指揮棒」，迷信「集中力量辦大事」。 集中力量當然也有作用，但僅限於發展初期擺脫貧困、追趕別國的科技這類事情。想要真正搞出點「硬貨」，就必須得放手讓私營企業去搞。 關於中國經濟的故事本來是悲觀的：進入2025年，當央行和財政部的大放水邊際效應遞減，當各項經濟數據繼續冰冷，我們以為，經濟還是會繼續趴在那兒。 沒有人知道解方在哪裡。世上再偉大的算命先生，恐怕也算不出，是一個小公司弄出來的演算法，直接扭轉了全世界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尤其是對科技產業的評估。 儘管我並不覺得DeepSeek能改變所謂國運，之前也在文章中解釋過為什麼。但是，我們仍然不能低估DeepSeek所帶來的劇烈「鯰魚效應」。 網路圖片 事實上，最近一個月股市的強勁反彈並非炒作DeepSeek這個單一產品，而是全球投資者對中國未來的產業發展路徑進行了徹底重估。 DeepSeek作為單一的大語言模型，並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充其量只是一個便宜低配版的ChatGpt。但全球投行們所看到的改變，並不是它自身，而是它在中國製造業這個「水池」中遊動起來的樣子。 中國製造業的確是有優勢的，這個優勢就在於齊全的產業鏈、龐大的集群效應。但在DeepSeek之前，它們都只是「一汪死水」，因為它們無法導向未來——萬物互聯、雲計算、人工智慧所連接的那個高端製造業未來。 如果沒有足夠強大的軟體和演算法去連接製造業產品，中國就依然只是「世界工廠」；但有了DeepSeek，「世界工廠」才有了自己變成「萬物互聯中心」的可能性。 DeepSeek，起到了化腐朽為神奇的作用。 DeepSeek存在的意義，也戳破了之前國產大語言模型的謊言——根本沒有一個真正能用的。 與此同時，阿里巴巴也傳來好消息，但不是馬雲的現身，而是阿里巴巴的財報。在財報當中，投資者們注重的並非它的傳統業務利潤，而是雲計算業務，在未來的想像力。 這個雲計算業務有了DeepSeek的加持，本來三倍利潤空間可能會變成三十倍。 這也是為什麼無論在中概股還是港股，阿里巴巴都毫不回頭地暴漲。 從未來三年之後回望現在，阿里巴巴當下的股價可能就是當年英偉達起飛之前的那個黃金坑。 以上所有，就是最近中國科技股、港股科技股大漲的內在邏輯。 但問題也潛藏在其中。因為，這僅僅是科技股的大漲，而不是整個股市的大漲，更不是經濟基本面的徹底好轉。 現在距離真正的經濟復甦，還差得太遠。 網路圖片 中國經濟復甦亞開行惠譽調升今年預測_大公網 所以全球投資者看好的並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僅僅只是中國科技產業的未來。那麼，中國科技產業能代表中國經濟的未來嗎？ 答案是：很難。因為必須要匹配對應的「軟實力」。 歷史上被科技革命推動發展的國家很多，但人們往往忽視了一點：沒有相應的「軟實力」，科技革命也沒用。 這一點可以從西班牙的經濟史作為一個例證。西班牙一直都是工業革命的受益者，尤其是在波旁王朝統治時期，加泰羅尼亞地區完整地跟上了工業革命的步伐，導致加泰羅尼亞至今依然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區。 然並卵，西班牙在1950年代之前兩三百年，很長時間都是西歐最窮的國家之一。因為在這漫長的時間裡，西班牙統治者們只干一件事：他們一邊中飽私囊，一邊放任政府官員腐朽墮落，這導致西班牙的經濟落後狀態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50年代。 網路圖片 西班牙原本不必這麼辛苦，然而從哥倫布時代起，西班牙就開始浪費作為初代全球霸主的國運——因為統治階層的腐朽和僵化，始終未能在思想意識上引領全世界。 英國為何能成為日不落帝國？工業革命只是器物，關鍵還是在於英國人的邏輯、理性、法治、權力監督。 在亞當斯密說出「人生而自由」的時候，英國已經領先西班牙了。 在英國走向科學與理性精神的時候，西班牙還沉浸在傳統天主教、民族主義、專制主義包裹下的愚昧之中；在英國實現憲政和權力監督已經兩百多年的時候，西班牙到了1970年代才擺脫弗朗哥獨裁。 於是，高下立判。 要說發展條件，西班牙哪樣比英國弱了？地理大發現是西班牙率先受益的，全球殖民帝國是西班牙先建立的——至今美國的大量領土都是原來西班牙的領地。 但西班牙受制於落後的文化觀念和僵化的政治制度，在不斷擁有著硬體上優越條件的同時，卻在「軟體」上持續發展滯後，不僅失去了初代全球霸主的地位，而且成了歐洲落後的國家。 網路圖片 所幸從1980年代以後，西班牙整個國家又開始充滿活力，經歷了一波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奇蹟，到了2000年代終於成為歐洲中流的國家。這個階段的發展，正是自由的社會觀念和健康的政治結構，所帶來的紅利。 每年，西班牙國王都會在新年講話中這麼說：西班牙人需要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法治、自由與社會共識，正是這些，促成了國家的繁榮與持久發展。 關於中國經濟的未來，為什麼要講這麼多關於西班牙的事情？ 因為放在宏觀上、更長的時間尺度上來看，我們會發現，必須要給予社會以自由的活力，才能讓產業革命的影響真正發揮出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作用。 那種「一邊管得很嚴很死、一邊還能把經濟搞得很好」的想法，在本質上是自相矛盾的。在這種條件下，即便是當年佔盡天時地利的西班牙，都逐步失去了所擁有的一切繁華。 美國的成功，不在於它擁有一個ChatGPT，而是因為它擁有一片高度自由的土壤，這片土壤能夠源源不斷地滋生出福特、IBM、蘋果、OpenAI…… 相反，蘇聯雖然憑藉「集中力量辦大事」和美國較勁了二十年，甚至還在發射衛星方面贏了美國，但僵化的經濟體制很快就讓它敗下陣來。 DeepSeek是一個契機，更是一個啟示，那就是，創新必然來源於自由的市場環境，而非統一的指揮；要想讓創新持久地發揮出推動經濟的作用，就更需要整個社會結構的健康化，不斷地深化改革。 也就是說，產業革命的「經濟基礎」必須和「上層建築」產生共振，才是持久的發展之道。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網路圖片 如果當地可以早做預警，從各種渠道通知市民不要扎堆前往，並把景區道路管控的工作做得更細化，又何至於做出私家車堵路這麼不規範的行為？ 文 | 梅堂 近日，有網友上傳視頻稱，浙江寧波四明山區，有交通執法人員用一輛私家車堵住下山道路，原因是有領導在山裡賞雪，執法人員還罵了自己。 2月23日下午，寧波餘姚市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回應稱，根本沒有領導在山裡賞雪，是交通志願者在勸導管理交通時，講話比較沖、不文明，才引起了下山遊客的不滿。 網路圖片 2月17號晚上，寧波山區下了蛇年的第一場雪。原本山上都春意盎然了，一夜之間變得銀裝素裹、玉樹瓊枝，寧波人上山踏雪的熱情很快就被點燃了。 社交平台上很多人發布自己上山踏雪賞春的帖子，上山有幾條路線，哪條路線的景色最美……除了這些信息，因為山路狹窄，再加上雪滑難開，很多人都很擔心行車安全。 上山的車多了，地方行政部門為了交通安全，進行疏導管制，也很正常。但要封路調控車輛流量，至少也得提前通知。 如果沒有提前通知，上山下山的車都堵了，遊客上不得下不得，只能被堵在半路上，心情自然焦慮不堪。 更何況，交通管制也有法規要求的流程和步驟，哪有用私家車堵路的？總讓人覺得名不正言不順。這時再拿「領導在山裡賞雪」這樣的大帽子壓人，難免引人遐想。 雖然官方回應說「根本沒有領導在山裡賞雪」，網友依舊半信半疑。 交通志願者講話比較沖，是態度問題，但山裡根本沒有領導，卻說是為了領導賞雪堵路，那可不是「不文明」，而是涉嫌造謠傳謠，二者完全不是一個性質。 遊客拍攝的視頻里還出現了一輛考斯特，這也成為很多人認為山裡確實有領導的證據。 考斯特常作為政府接待用車，因此很多人猜想，現場志願者把上山下山的車輛都攔住，就為了這輛考斯特能順利通過，在遊客「逼問」之下，不煩其擾，一不小心說出了實話。 網路圖片 當然這只是大家的「看圖想像」。畢竟作為一種中型客車，考斯特被廣泛用於商務、旅遊、團體出行多種場合——政府部門會用考斯特是不假，但是旅遊公司也常用考斯特作為旅遊巴士。 沒準視頻里拍到的只是普通遊客用車，現場志願者為了擺脫遊客的追問，才狐假虎威，鬧出了一場烏龍。 說到底，公眾存在一種「考斯特想像」，是因為不少人確實碰到過類似情況，自己好好走在路上，毫無預警就碰到了交通管制，不管你有多急的事，前後都動彈不得，時間短也就罷了，如果被攔在車裡一兩個小時，耽誤了行程，全都是自己買單，一肚子火都沒地方發泄。 所以，導致這次「為領導封路」誤會的，除了執法人員的「不文明」和考斯特想像，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封路封得有些突然。 從以往的天氣預報來看，寧波過年之後的這個時節，其實經常下雪，很多人會被雪景吸引上山。 對當地管理部門來說，下雪後山裡遊客增多，並非多年不遇的偶發事件，完全可以預測。 而且2月17號就下雪了，發生衝突的時候是20號，這幾天給景區和行政部門留足了準備時間。 如果當地可以早做預警，從各種渠道通知市民不要扎堆前往，並把景區道路管控的工作做得更細化，又何至於做出私家車堵路這麼不規範的行為？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四環青年
我於今年1月15日在手機上安裝了國產大語言模型DeepSeek的應用，到今天（2月21日）卸載，總共使用37天。 卸載的誘因是這樣的。2月19日，山東泰山足球隊（原名山東魯能泰山足球隊）發布通知：「因球隊出現人員身體嚴重不適情況，經醫療團隊評估，球員無法組成一支上場隊伍，參加與蔚山HD足球俱樂部的亞冠精英聯賽第8輪比賽。」按照亞足聯規定，主動不參加比賽，相當於徹底退賽；已經完成的賽事和由此獲得的成績，也統統作廢。此外，泰山隊還將遭受罰款、禁賽等一系列更嚴重的懲罰。 泰山隊為什麼要退賽？我就不說具體原因了，反正，「身體嚴重不適」云云，一看就是編出來的理由，就和很多倒閉的店鋪在門上貼張「旺鋪招租」的公告一樣，屬於心照不宣的撒謊。 於是，我就打開手機上的DeepSeek應用，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是否可以舉幾個例子（最好是歷史事件），具有這樣的模式：自己本身有一種嚴重的缺點，卻非要主動攻擊對方的相同缺點，結果被對方反擊，自己反而遭到了很大的損失。 因為我打開了「深度思考」功能，所以DeepSeek先是慢吞吞地輸出它的思考過程，其間一切順利。思考完畢，它開始給出正式回答，但只輸出了兩段，嘩，所有答案全沒了，代之以那句冷冰冰的老話：「你好，這個問題我暫時無法回答，讓我們換個話題再聊聊吧。」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我在之前評論《黃仁勛：英偉達之芯》一書的文章《首先，你得能跑》中，已經提到DeepSeek有這種過度審查的毛病，很多我覺得並不怎麼犯忌諱的問題（比如「請用一種比較陰陽怪氣的語調，從五個不同方面駁斥中醫擁護者的常見觀點」），都莫明其妙地「無法回答」了。現在DeepSeek又來這套，我心想，我可去你大爺的吧，於是果斷卸載。 不止一位讀者告訴我，要繞過這種審查也很簡單，比如可以本地部署。但問題在於，DeepSeek的成功刺激了人工智慧界，導致市面上很快出現了一些新的免費大語言模型，使用起來很方便，功能也不差，甚至可能更強。我找個不搞這種無聊審查的競品不就完了，何必自己費時間折騰？ 於是我換用了另一個免費的大語言模型（名字就不透露了），問了差不多相同的問題，人家就能老老實實給出答案，舉了法國革命期間羅伯斯庇爾的例子。1793年6月，在之前執政的吉倫特派被推翻之後，羅伯斯庇爾上台，隨後立即實行恐怖的雅各賓專政，把數萬人送上了斷頭台。但好景不長，一年兩個月之後的1794年7月28日，隨著雅各賓派倒台，羅伯斯庇爾本人也被送上了斷頭台。 這個例子讓我不太滿意。我想要的例子其實是一種更細緻的類型：雖然你和對方都有相同的缺點，但對方缺點比較輕，可以承受，你的缺點比較重，你承受不了；然後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要先去撩撥對方，結果自找苦吃。簡而言之，這裡的關鍵，在於「別人身上的相同缺點程度較輕」。 把這個關鍵信息告訴大語言模型之後，果然再給出的幾個例子，就相對比較符合我的意圖了。比如美國愛達荷州前共和党參議員勞倫斯·克雷格（Lawrence E. Craig，常用昵稱拉里·克雷格［Larry Craig］），作為保守派人士，曾經反對同性婚姻，支持兩院停止再討論允許同性婚姻的法案；當時還有提案，要求擴大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範圍，以涵蓋針對不同性取向的犯罪，他也表示反對。誰曾想，他自己在2007年6月11日突然被捕，原因是被指控招攬一名男性執法人員進行皮肉交易，隨後便簽署了認罪書。儘管克雷格堅稱，自己的性取向不是同性，簽署認罪書只是希望儘快了結此事，而且後來堅持到2009年期滿之後才從參議員位子上離職，但這樁醜聞確實足夠諷刺了。 網路圖片 另一個例子是法國啟蒙思想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一提到這個人，我就總忍不住想到英國記者、作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 1928–2003）在1988年寫成的名作《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s，台灣原譯版題為《所謂的知識分子》）。這本書站在保守主義立場，對歷史上的十幾位左翼知識分子的道德開展了全面批判；該書在引入大陸時，因此不得不刪掉一章。 這本書的第一章，寫的就是盧梭，而且在開頭就引用了羅伯斯庇爾對盧梭的讚譽：「盧梭透過高尚的靈魂和高貴的人格表現他身為人類導師的價值。」約翰遜指出，儘管在幾百年後的今天，盧梭的名字往往會與他的政治哲學著作《社會契約論》聯繫在一起，但這本書在他生前的名氣並不大，遠遠比不上他的兩本小說《新愛洛伊斯》和《愛彌兒》。 《愛彌兒》表面上是小說體，實際上是探討教育哲學甚至政治哲學的著作，在當時引發了強烈反響。盧梭在書中化身為一位理想的教師，而愛彌兒則是他理想的學生，於是師徒二人演繹了一場最為理想化的「自然教育」（指順從人類天性的教育，與今天所謂的走進大自然、了解動植物的自然教育不同）。盧梭一面極力讚揚這種自然教育，一面極力貶低不合他三觀的無神論者和自然神論者，斥責他們「盜走了受苦受難的人們從宗教獲得的慰藉」，「取消了可以約束富貴者和權勢者的情慾的唯一力量」。總之，世界上沒有人比盧梭更懂人的天性、更懂教育小孩子了。 然而諷刺的是，在《愛彌兒》於1757年寫成（後於1762年出版）時，盧梭已經與他的情人勒瓦瑟（Levasseur）先後生了5個孩子。這5個孩子無一成為盧梭的愛彌兒，而是都在生下來不久後，連名字都沒起，就被他送到了棄嬰收容所，可能很快都夭折了。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盧梭一而再再而三遺棄親生孩子的事，早就為人所知，但知識界一般也就是腹誹而已。直到《愛彌兒》出版，公開向當時啟蒙運動中的理性主義者（他所批判的無神論者和自然神論者都屬於這一陣營）叫板，他才終於激起眾怒。1764年，也就是《愛彌兒》出版兩年後，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盧梭的頭號思想敵人伏爾泰，匿名出版小冊子《公民的情感》，直斥盧梭一邊遺棄他的5個孩子，一邊又大言不慚地談兒童教育。盧梭的反應則是百般狡辯，甚至聲稱，《愛彌兒》正是他對遺棄孩子這件事所做的思考結果。 [英]保羅·約翰遜著，楊正潤等譯《知識分子》（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1月） 大語言模型給出的其他例子，我就不舉了。如果我願意花時間，還可以讓它給出更多類似的例子，但因為我只是隨便查查，所以到此為止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算是大語言模型的一種比較合理的應用——為類書編纂提供素材。所謂「類書」，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百科全書，其特點是把文獻資料中的內容分門別類地彙編起來。比如北宋的《太平廣記》，就是一種按類編輯的小說集，把小說內容劃分為神仙、道術、方士、異人、鬼、妖怪、草木、畜獸等幾十類，每一類都匯總了很多故事，足可以把人看到膩味。 廣東作家胡文輝此前就曾匯總過「花剌子模信使」模式的資料。所謂「花剌子模信使」，源自作家王小波的雜文《花剌子模信使問題》，說中亞古國花剌子模的國王只喜歡聽好消息，不喜歡聽壞消息，給他傳喜報的人會被提拔，給他傳噩耗的人會被喂老虎。 胡文輝在考證後發現，雖然嚴肅的史書對於花剌子模並無相關記載，但中國古史里卻不乏類似的事情，最早的一則見於《左傳·哀公十三年》，當時越國征伐吳國，吳軍吃了敗仗，派七名報信者上告吳王夫差。夫差的反應是：「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意思是夫差害怕打敗仗的消息傳出去，被中原其他國家的諸侯知道，就親自在王宮裡把七個報信者砍了頭。此後，戰國、秦、西漢、隋、唐、北宋、金、清也都有類似的事例。國外的例子當然也有，否則英語中就不會有shooting the messenger（射殺信使）這麼個習語了。用現代心理學的術語來說，「射殺信使」屬於典型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行為。胡文輝把這種模式的歷史事例彙集在一起，其實就相當於編成了「新太平廣記」的一卷——《認知失調一·射殺信使》。 我今天想查的這種「撩人終害己」模式的事例，也相當於讓大語言模型從它所掌握的材料出發，把類似的資料匯總起來，為「新太平廣記」提供另一卷內容的大綱。要是真能藉助大語言模型的幫助，把這種當代類書編出來，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肯定很有趣了——只不過，DeepSeek這種自我閹割的模型算是指望不上了。 素材來源官方媒體/網路新聞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劉夙的科技世界
人的命運哪是只能靠自己就能改變的？」這是一個深刻而刺痛的問題。我們生活的時代，似乎總在向我們灌輸「努力就會成功」的信條。然而，當我們冷靜審視現實，那些隱藏在規則下的不公正、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均，卻讓無數普通人即便全力以赴，也難以改變自己的命運。有時候一個政策、一條法律、一場運動，不僅能夠改變人的命運軌跡，甚至可以讓努力成為徒勞。規則不改，再怎麼努力，你我仍皆是草芥。 被忽略的規則：努力為何常常無力？ 「努力就能成功」是一種美好的願景，但它忽視了社會中那些深埋的規則和不平等。我們總會看到一些個例，某個寒門子弟通過努力考上名校，最終改變命運。但這些故事背後，是無數次失敗者被湮沒的沉默。 個人努力的意義固然重要，但影響命運的核心變數，往往是社會規則。比如，教育資源的不均衡讓寒門學子難以企及優秀的教育平台；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讓偏遠地區的年輕人始終難以離開故土；戶籍制度的限制，讓無數「漂泊者」在城市中工作，卻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這些社會規則，就像一堵無形的牆，限制了無數普通人的命運空間。 更殘酷的是，很多時候，規則甚至會掐滅個人努力的希望。比如，在一些行業中，學歷成為了重要的門檻。一個農民的孩子，即使再努力，也可能因為缺乏優質教育資源而被攔在門外。規則的不公，讓奮鬥變成了一場看似公平卻早已失衡的遊戲。 網路圖片 草芥命運：被規則束縛的個體 在當下社會，無數人仍然在為規則的不公買單。從出生的那一刻起，每個人就在一個巨大的規則網路中，被「標籤化」、被定義。 1、教育的不平等 ：有人出生在重點學區，有人則只能在教學資源匱乏的鄉村學校求學。即使是同樣的高考分數，來自貧困縣的學生和來自一線城市的學生，可能面臨截然不同的錄取機會。 2、醫療資源的分配 ：當一線城市的居民可以輕鬆預約頂尖醫院的專家號時，偏遠地區的患者可能要走數百公里才能看一次病。 3、勞動者的權益 ：外賣員、快遞員等底層勞動者，為城市的發展貢獻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卻常常面臨缺乏保障的工作環境。當平台規則發生變化時，他們的收入可能瞬間被削減，甚至失去工作。 這些規則，深刻影響著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軌跡。再努力的人，如果生長在規則的裂縫中，也難以擺脫命運的束縛。 網路圖片 時代的浪潮：被改變命運的普通人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政策的制定往往決定了普通人的命運。以下幾個熱點事件，清晰地展現了政策對個體生活的深遠影響： 上世紀90年代，中國推行國企改制，千萬工人被迫下崗。原本穩定的「鐵飯碗」被打碎，無數家庭因此陷入貧困。 當時的政策初衷是推動市場化改革，但實施過程中，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導致許多下崗工人難以重新就業。 比如，東北某鋼鐵廠的王師傅，在下崗後嘗試過擺攤、做小生意，但由於缺乏技能培訓和資金支持，最終只能靠打零工維持生活。 下崗潮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而這些普通人並沒有選擇的權利。 在過去20年里，房地產政策的變化讓一部分人財富暴漲，卻讓另一部分人被高房價擋在門外。以北上廣深為例，早期買房的人已經實現了財務自由，而現在的年輕人，即使努力工作數十年，也難以湊齊首付。 比如95後的小張，畢業5年後月薪2萬，但在深圳買房至少需要300萬首付。他的父母是普通工人，無法提供經濟支持。 對於像小張這樣沒有家庭背景的年輕人來說，高房價意味著他們永遠無法在城市中紮根。房地產政策的變化，讓普通人被財富分配的規則牢牢束縛。 網路圖片 每個人的希望與行動 改變規則，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無數普通人站出來，勇敢發聲，為自己的權益而鬥爭。 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但可以選擇如何面對規則的不公。每一次質疑和行動，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小步。 只有通過努力改變規則，才能讓每一個普通人擺脫草芥命運，成為掌控自己人生的主人翁。 未來的社會，或許仍充滿挑戰，但只要我們相信改變的力量，終有一天，規則會更加公平，每個人的努力都會得到應有的回報。 網路圖片 全文轉自微信視頻號諸葛咬金
隨著京東的參與，外賣騎手的勞動保障問題再次成為熱點。許多人將焦點放在騎手是否需要社保上，但從更深層的社會視角來看，或許應該反過來問——與其說是騎手需要社保，不如說是社保更需要騎手。這背後折射出的，不僅是社保基金的現實壓力，更是整個社會保障體系與靈活就業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張力。 騎手真的需要交社保嗎？ 表面上看，為數百萬外賣騎手繳納社保是出於關懷、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但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騎手們對社保的需求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迫切。原因很簡單：社保繳費的成本對他們來說過於高昂。 目前，大多數外賣騎手的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少部分優秀者能夠月入過萬，但他們的工作強度和時間付出也遠超常人。按照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繳費標準，個人每月需要拿出1000元左右作為社保費用。 對於這些每天風裡來雨里去、以單量為收入核心的騎手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即便騎手有繳納社保的願望，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更傾向於把這部分錢用來應對日常開銷或其他緊急需求。 更何況，即便平台為騎手增加補貼，比如每單額外多支付1元，騎手也更可能選擇直接拿到這筆現金，而不是用於繳納社保。 原因在於，對於這些以「短期謀生」為目標的群體來說，眼前的生存壓力遠比未來的養老或醫療保障更加緊迫。 換句話說，騎手的首要訴求並非社保，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賺取更多收入、實現基本的生活質量。 網路圖片 社保為什麼需要騎手？ 與騎手對社保的「低需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保基金對騎手的「高需求」。 近年來，我國靈活就業群體規模迅速擴大，外賣騎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據統計，目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億人，其中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群體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 然而，這些勞動者大多遊離於傳統社保體系之外，導致社保基金的繳費來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與此同時，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劇，我國社保基金的支出壓力不斷增加。根據相關數據顯示，近年來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呈現擴大趨勢，部分地區甚至面臨入不敷出的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擴大繳費基數、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成為擺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而外賣騎手等靈活就業群體，無疑是填補這一缺口的潛在「金礦」。 作為一個龐大的勞動群體，如果能將他們納入社保體系，每年可為社保基金帶來數百億元的增量。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近年來人社部門和外賣平台頻頻推動騎手參保。 與其說是為了改善騎手的生活質量，不如說是為了緩解社保基金的壓力。 網路圖片 比起交社保，騎手更在意什麼？ 比起社保，外賣騎手更在意的是平台演算法的限制和束縛。 外賣行業的工作強度之高，早已為人熟知。騎手們每天在高壓的時間演算法下奔波，稍有延誤就可能面臨罰款或差評。 平台對騎手的管理更多依賴冷冰冰的演算法，而非人性化的關懷。對於這些每天奔走在城市街頭的勞動者來說，他們需要的並不是一份遙不可及的社保，而是更公平合理的勞動環境。 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外賣騎手並不將這份工作視為長期職業，而是為了應對短期的生存壓力。 正因如此，他們更希望看到的是平台在收入分配、勞動時間、工作安全等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被動地被納入社保體系，增加一筆額外的支出。 網路圖片 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下的行業規範 實際上，推動外賣行業「正規化」的背後邏輯並不簡單。表面上看，這是為了保障勞動者權益，但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也意味著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人口紅利逐漸消失，高度「叢林化」的靈活就業模式正在被迫轉型。 在過去的十幾年裡，外賣行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人口紅利的支持。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為外賣行業輸送了源源不斷的騎手。 然而，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供給逐漸減少，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在這樣的背景下，外賣行業的「正規化」不僅是對勞動者的保護，更是對整個行業的重新調整。 對於外賣平台來說，規範化意味著更高的用工成本。無論是為騎手統一繳納社保，還是改善勞動條件，都會增加平台的運營負擔。 而這些成本最終可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導致外賣價格上漲。這也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追求公平與效率之間，我們該如何平衡？ 網路圖片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諸葛咬金
撰文 | 張天祁 01 中國醫院佔據前三名 近日，《自然》雜誌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首次從機構層面對全球論文撤稿現象進行系統性分析。 在《自然》統計的「撤稿率最高機構」中，中國山東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以超過5%的撤稿率（2014-2024年）成為世界上撤稿率最高的科研機構。該院平均每發表20篇論文，就有1篇被撤回，撤稿率超過全球平均水平50倍以上。 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早在數年前就出現大規模的學術不端事件 。2020年，加州學術誠信調查員伊麗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發現了400 多篇內容高度雷同，疑似來自統一論文工廠的論文，這些論文幾乎全部來自中國的幾十家醫院，其中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的論文最多，超過100篇。 在事件曝光後，據《澎湃新聞》報道，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從2021年9月7日到2022年1月21日陸續發布10份通報，涉及107篇論文和107起學術不端事件，對相關責任人分別給予院內通報批評、科研誠信誡勉談話、黨內警告、行政警告、免職等處理措施。 在自然的新研究中，分列撤稿率榜單二三名的是河北滄州市中心醫院、河南大學淮河醫院，撤稿率約為3.5%左右。在撤稿率前十的機構中，中國機構佔據七席，均是醫院以及醫學院。除上述三家醫院，濰坊市人民醫院、臨沂市人民醫院、新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齊齊哈爾醫學院也進入了前十。其他三席由巴基斯坦的加齊大學、衣索比亞「亞的斯亞貝巴」(Addis Ababa)理工大學、印度KPR工程技術學院佔據。 《自然》的撤稿分析基於三家研究誠信公司提供的數據：Scitility的Argos、Research Signals的Signals，以及Digital Science的Dimensions Author Check。這些公司通過整合Retraction Watch（撤稿觀察）的資料庫、Crossref的出版數據、PubMed的索引以及期刊網站信息，構建了全球撤稿數據集。 雖然不同數據來源得出的結果有差異，但機構撤稿仍有一些共性規律，中國小型醫院和醫學院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 根據Dimensions的數據，在撤稿率超過1%的136家機構中，大約70%為中國機構，其中接近60%為醫院或醫科大學。Argos資料庫統計的186家撤稿率1%以上的機構，也呈現出相同的規律。對不同類型機構的分析還顯示，中國醫院的撤稿率普遍高於高校，屬於撤稿率最高的一類機構。 醫院是學術不端的重災區。2023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第一批不端行為案件處理結果通報中，8起案例有7起當事人都是來自各醫院、醫學院、醫科大學。2023年第二批通報中，也有三分之一案例和醫院、醫學院相關。基於2015年至2020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通報數據的一項研究也顯示，被處理的人員中專業為生物醫藥類的佔比約75.9%。 一項通過人工智慧演算法識別論文工廠論文的研究顯示。論文工廠最初產量只有每年幾篇，至2014年已達每年上百篇，而自2018年起更是躍升至每年上千篇。在SCI收錄的論文中，醫院是論文工廠產出論文的主要來源，佔比高達67.5%。進一步分析全球醫院發表的SCI論文發現，幾乎所有的論文工廠論文均出自中國的醫院。 這些醫院暴露的問題高度相似，年輕醫生為滿足職業晉陞的論文要求，不得已從「論文工廠」購買偽造數據或直接發表偽造的論文。伊麗莎白·比克指出，這些醫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因為他們必須發表論文才能獲得工作或晉陞。 在《知識分子》過去關於撤稿問題的文章中，一位青年研究人員曾經介紹，很多省份的衛健委都規定評職稱需要論文，而且有很嚴格的計分的方式，不只是篇數的問題，還要考核影響因子。近年來只有廣東等少數地區不再把論文作為評職稱的必要條件。 「很多人斥責掠奪性期刊，但很多醫生沒有辦法，必須要發論文才能評職稱，所以甘心被掠奪。根本性的原因可能還是逼良為娼的制度。」這位學者說。 02 誰是撤稿大國 統計過去10年的撤稿數量，排名前列的不少中國機構。但值得注意的是，只統計過去5年（2020—2024）撤稿數量，印度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幾家科研機構主導了榜單，這是因為它們在2023年Hindawi的撤稿潮中受到了更大的影響。 2023年，Hindawi發布了超過9,600篇撤稿聲明，撤稿數量史無前例。本次《自然》研究報告也顯示，Hindawi是撤稿的重災區，旗下4種期刊自2014年以來的撤稿率超過20%，另有4種超過10%，佔據了期刊撤稿排行榜的最前列。 這些撤稿論文也有部分中國科研人員參與。受到此次撤稿事件影響，2024年初，教育部科學技術與信息化司發布通知，要求各高校開展撤稿論文自查工作。全面檢索中英文科技文獻資料庫，對過去3年來本單位、本人署名（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的科研論文被撤稿情況進行全面梳理，核實論文撤稿的原因，並嚴懲學術不端行為。 教育部的撤稿自查通知指出，這些撤稿行為以及其他出版商的撤稿行為「已對我國的學術聲譽和學術環境產生了不利影響」。 不過撤稿數量很大程度上和機構和國家的體量有關，排在前列的撤稿概率未必突出。從撤稿率看，2014至2024年間，在全球範圍內過去十年中發表的 5000 萬或更多篇文章中，有大約 4 萬篇（不到 0.1%）被撤稿。中國學者參與的撤稿論文佔比近60%（逾2萬篇）。目前中國整體撤稿率約為0.3%，三倍於全球平均水平。 衣索比亞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撤稿率甚至比中國要更高，根據不同的數據源，伊拉克與巴基斯坦以及俄羅斯撤稿率也與中國的水平相當。相比之下，美國、英國等國的撤稿率約為0.04%，遠低於全球0.1%的平均水平，許多國家甚至更低。總體來看，中國的撤稿率大致排名在第3到第5之間。 撤稿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無心之失或者編輯上的錯誤，但證據表明，大多數案例與學術不端行為相關。《自然·人類行為》今年年初的一篇評論文章調查顯示，20.5%的中國撤稿論文和論文工廠有關。 03 仍在增長的撤稿 儘管撤稿並不是一個大概率的事件，但在2014到2024年間，撤稿聲明（期刊宣布論文撤回的公告）的增長正在加速，公告數量從2014年不到2,000，增長到2023年超過12,000。這一方面是由於論文工廠的興起，另一方面是學術偵探發現了更多的問題。 從2014年到2022年，論文撤稿率呈現出顯著上升的趨勢，2022年發表論文的撤稿率已達約0.2%。2023年和2024年的撤稿數據看起來比較低，但可能是因為這兩年發表的論文還沒有經過足夠的時間來暴露問題。通常情況下，論文的撤回需要一段時間，比如幾年後才會被發現和撤回。 儘管全球撤稿率持續上升，但已曝光的問題可能僅是冰山一角。法國圖盧茲大學計算機科學家紀堯姆·卡巴納克（Guillaume Cabanac）認為，一些領域或機構之所以擁有較低的撤稿率，可能僅僅是因為它們避免對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查。 在去年發表在《自然》上的評論文章中，紀堯姆介紹了自己開發的用來檢測學術論文中「扭曲短語」（Tortured phrases）的工具。人工智慧生成或者多次翻譯以逃避抄襲檢測的論文中，可能會有一些無法理解的短語出現。 比如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被翻譯成偽造意識（Counterfeit consciousness）或者人造腦力（Man-made brainpower）。前段時間，中國一篇把摘要（Abstract）翻譯成抽象（Pumping elephant）的撤稿論文也犯了這類錯誤。因為Abstract在一些翻譯軟體上會被譯成「抽象」，抽象兩個字拆開來翻譯到英文就出現了Pumping elephant這種看不懂的詞。 如果一篇文章出現多個這類錯誤，那造假的可能性可想而知相當高。截至 2023 年 8 月 20 日，紀堯姆開發的工具已經發現16,000 篇引用了 5 個或更多此類扭曲短語的論文，但被撤稿的只有18%。 催生畸高撤稿數量和比例的，可能是鼓勵發表的短視政策。 印度的自由數據科學家、印度研究觀察組織（IRW）創始人阿查爾·阿加瓦爾（Achal Agrawal）發現，印度高撤稿率機構幾乎全部集中在教育重鎮泰米爾納德邦的私立院校，這符合他的分析。在他看來，印度公立大學和政府機構的研究人員面臨的發表壓力小於私立機構，私立機構不僅鼓勵學生和教師多發論文，某些情況下還為發表論文提供獎金。 在2024年1月發布的預印本論文中，阿加瓦爾曾對撤稿觀察資料庫中25個國家的撤稿數據進行簡單的研究，發現過去五年論文出版數量和撤稿聲明率有著高度正相關，發文數量大量增長的國家往往撤稿率也迅速提升。雖然相關不代表因果，但不健康的激勵制度很可能是高撤稿率的元兇。 「這讓人對目前重數量輕質量的激勵制度提出質疑，」阿加瓦爾寫道。 親愛的讀者們，不星標《知識分子》公眾號，會錯過每日科學新知！星標《知識分子》，緊跟前沿科學，一起探索科學的奧秘吧！ 全文轉自微信視頻號知識分子
作為所有領域的行政處罰總則的《行政處罰法》第27條明確規定，「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不予行政處罰」。這一條，對於治安管理處罰，也當然適用。 作者｜趙宏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 上周，《甄嬛傳》中「余鶯兒」的扮演者崔漫莉，因在直播間信口雌黃而被公安機關拘留的新聞又上熱搜。 事件起因是，崔漫莉在直播時自爆，在橫店拍戲時曾酒後無證駕車並肇事逃逸。浙江省東陽市公安局獲知此信息後，進行全面調查發現，崔某某自曝內容並不屬實；崔某某後來也自認，自己就是為了博取眼球、吸引粉絲，在直播時編造了虛假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並未就此終止，東陽市公安局在確認崔某某並無酒後駕車肇事逃逸的事實後，仍舊對其作出了行政拘留的處罰，而處罰理由又是其「虛構事實擾亂公共秩序」。 捏造事實是否該被行政拘留？ 在東陽市公安局公布上述警情通報後，網友對此處罰決定基本都持肯定意見，甚至有網友戲謔，「余答應」的扮演者真就是本色出演。因在《甄嬛傳》中，「妙音娘子」余鶯兒也是因為心狠手辣、恃寵而驕就匆匆領了盒飯下線；在現實中，影視劇里的「沒頭腦」看來也的確是個「沒頭腦」。 虛構酒後駕駛以及肇事逃逸的事實，的確有違社會公德；尤其是公眾人物在直播時「炫耀」自己酒後肇事逃逸，更是對交通法規的公然挑釁。但，如此信口雌黃是否就該被行政拘留，需在法律上細緻斟酌。 東陽市公安局的警情通報，最後強調「網路不是法外之地，公安機關將堅決打擊為博取流量而在互聯網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的違法犯罪行為，維護清朗網路空間」。這又讓人想起不久前另一起因在網路造謠而引發的治安管理處罰案。也是在本月，山東聊城一男子因在網路平台發布虛假視頻，鼓吹「聊城市人民醫院成功復活秦始皇」，也被陽谷警方予以治安處罰。 與「余答應造謠酒後駕車肇事案」不同的是，對這起行政處罰案，網友幾乎一邊倒地認為警方過於較真。因為，但凡有正常認知的人都會認為造謠秦始皇復活僅是惡搞，基本不會有人對此「虛構事實」信以為真。 在現實中，網友的反映顯著不同；但在法律上，兩起案件的核心事實，卻又都是在「網路上虛構事實」。《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對虛構事實的處罰規定，主要在第25條和第42條。其中，第42條針對的是「侵犯他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所以此處的「捏造事實」「虛構事實」也一定要有「侮辱他人和誹謗他人」的目的。 在上述兩起案件中，儘管行為人都捏造了事實，其目的卻並非要侮辱或誹謗具體的他人，也就並無第42條的適用，因此涉及的基本就是第25條。 秦始皇案和余答應案，是否擾亂公共秩序？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5條的具體規定是，「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一）散布謠言，謊報險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的；（二）投放虛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蝕性物質或者傳染病病原體等危險物質擾亂公共秩序的；（三）揚言實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擾亂公共秩序的」。 由此來看，與余答應案最適配的法條，即第25條第（一）項的「散布謠言，謊報險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的」。很多嘗試對此案進行解讀的律師也認為，余答應謊稱自己酒後駕車肇事逃逸，屬於本條中所說的謊報警情。 根據全國人大法工委彙編的《治安管理處罰法釋義》，「謊報警情」一般是指編造有關違法犯罪的行為發生向有關部門報告，或者明知是虛假警情並向有關部門報告，其主觀目的也是希望藉由謊報警情而擾亂公共秩序；而典型的擾亂公共秩序的表現就是引發公眾恐慌，致使秩序混亂，甚至使社會管理無法正常進行。 而且，《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5條被放在第三章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和處罰」之下。這也同樣意味著，對散布謠言、謊報險情、疫情、警情等行為予以治安管理處罰，一定要以產生了「擾亂公共秩序」的客觀結果為前提，如果只是存在散布謠言，謊報險情、疫情、警情的行為，然而又因此類謠言太過淺薄拙劣，普通人幾乎都不予置信，也未能引發騷亂和恐慌，所以不能僅因當事人存在此類行為就對其予以處罰。 否則，治安管理處罰就可能淪為行為犯，即只要有行為就處罰，而不考慮該行為是否已產生危害後果。 這種僅因當事人存在某類行為就進行處罰的做法，容易導致對行為人的主觀歸責以及懲罰權的濫用，所以普遍被現代刑法理由所反對。這一點，仔細考慮第25條的第（三）項的列舉即可明確。 試想，若無已經造成擾亂公共秩序的結果，行為人只要揚言甚至是戲稱會實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公安機關就對其予以治安拘留，顯然會造成處罰權的極度濫用，還會讓國家懲罰機制從針對外在行為及其危害後果、滑向針對內心秩序之虞，甚至變為精神打擊和道德懲罰。 也正因如此，作為所有領域的行政處罰總則的《行政處罰法》第27條明確規定，「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不予行政處罰」。這一條，對於治安管理處罰，也當然適用。 網路圖片 如果以上述標準為依據，那麼處罰造謠醫院復活秦始皇的決定，顯然既無必要，也不合法。因為其幾乎不會引發一般人的誤解，也當然不會產生引發騷亂和恐慌的危害後果。正如網友評價的，如果此類「謠言」被予以治安管理處罰，那「秦始皇可能都要站起來發笑了」。 而此案中，用以判斷是否擾亂公共秩序的標準是視頻的播放量和轉發量，熱搜上也赫然顯示該視頻被播放23萬次、轉發1.4萬次，但播放量和轉發量不代表就有人信以為真。畢竟，短視頻時代瘋狂傳播的背後驅動，很多時候是無聊。 相比「復活秦始皇案」，「余答應造謠酒家駕肇事案」似乎更有擾亂公共秩序的危害後果？但再仔細想想，這種危害後果並非造成了公眾騷亂和恐慌，也未挑動公眾對交通管理部門的公信力的質疑。其造謠的內容，在於炫耀自己逃脫了法律制裁——如此做法，除了為交通管理部門提供了違法線索外，無外乎就是挑釁了交通管理秩序，也很難被歸類於《治安管理處罰法》所打擊的「謊報險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類型。 若從行為構成來看，余答應的信口雌黃，更貼近《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6條所規定的「尋釁滋事」的打擊範圍，因其本質就是為了尋求刺激而無事生非。但鑒於「尋釁滋事」已被普遍詬病，公安機關也應盡量慎用「尋釁滋事」打擊私人的網路言論。 對余答應的信口雌黃不能進行治安拘留，並不意味著不能進行懲罰。對於此類在網路上隨意造謠產生負面影響的案例，如果未對他人名譽權榮譽權產生影響，也未對公共秩序造成明顯破壞的，完全可由平台介入，採取警示甚至是一段時間內禁言禁播的懲罰，而無需動輒就啟動治安管理處罰。 無論是在網路世界，還是在真實世界，私人發表言論的自由當然都有其邊界，例如言論自由的行使不能傷及他人的名譽榮譽，不能通過散布虛假言論起鬨鬧事、擾亂公共秩序；尤其是在當代網暴頻發的時代，網友更不能躲在鍵盤和屏幕後，通過集中發布侮辱謾罵、造謠誹謗、侵犯隱私以及嚴重影響他人身心健康的貶低歧視和惡意揣測等信息，來對他人形成道德壓制和侮辱貶低。但是，通過法律懲戒來打擊網路謠言，仍需格外謹慎。 其原因首先在於，何謂「謠言」，很多時候難判斷。在過去的行政實踐中，不乏有人因發布未經官方認定的信息而被處罰的事例，有的甚至是在當事人被處罰後，該信息又由公權機關確認了，這就使行政處罰反而產生負面的社會效果。 此外，處罰散布謠言，必須以有「擾亂公共秩序」的結果為前提，但公安機關有時僅僅以當事人發布了不實信息為由就徑直處罰。 在余答應因造謠而被治安拘留後，某電視台在重播《甄嬛傳》時，又將余鶯兒的戲份全部刪除。這種過度處置也需要斟酌。若以藝人私德作為其作品能否問世的標尺，大概現在的文藝作品中會有相當大比例都需要下架。更多時候，我們應相信公眾可自我甄別，而非動用公權力機關的重罰重刑。 網路圖片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無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