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送汉森玩具推土机：“你给了我们国家希望”
2026 年 6 月 23 日
2023年以来的经济低迷，与其说是经济不好，还不如说是经济到了瓶颈期。 因为很多人都在困惑：科技产业还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制造业也还是冠绝全球，但为什么总感觉经济发展不动了？就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停滞感和无力感，好像看不到未来了？ 其实这实属正常。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持狂飙式的发展超过三四十年，无论1880年到1920年之间的美国、二战后的日韩，这种“光速”发展，“跑步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都持续不过三四十年。 经济是有规律的，人类无法超越规律。中国人一向不信邪，认为中国模式举世无双，可以创造奇迹，但现实告诉我们，规律还是起作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红利，已经耗尽了。 接下来，必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模式，而不是依靠以前的旧思路。 网络图片 现在这种红利耗尽的表现有很多：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的债务全都高企。再叠加外资撤离、内需低迷，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我们所看到的瓶颈期。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有几个关键动力。 首先，是人口红利。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享受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人口红利——年轻、低成本的劳动力支撑了制造业的崛起。但如今，人口老龄化已成现实，年轻劳动力不足，抬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也降低了经济活力。 其次，是房地产红利——本质上是政府卖地所释放的资本红利、融资红利。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大规模城市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如今房地产市场饱和，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激增，房地产已经从增长引擎变成了负担。 第三，是全球化红利。中国加入WTO后，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强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享受了全球市场的扩张红利。但这几年来，全球产业链正在调整，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制造业回流，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正在被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蚕食。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这些红利曾是最强劲的动力来源。但现在，燃料消耗殆尽，列车的速度开始减慢。 网络图片 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过“刘易斯拐点”理论，指出当一个经济体从“劳动力过剩”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工资上涨、投资回报下降，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而中国正是处于这样的阶段。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看看最新诺奖经济学得主的分析报告吧！ 昨晚，2019年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重磅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它被授予三个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 过去，中国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但如今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在不断下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在早期确实带动了经济，然而现在，很多城市的高铁站荒无人烟、鬼城遍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投资回报远不如从前。 企业端也一样，以前制造业企业享受低成本扩张，如现在不仅成本上升，海外订单减少，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成本优势也在边际递减。 另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过去几十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轴之一，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居民将财富押注在房子上，银行向房地产企业大量放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循环。 但现在，这个循环正在断裂。房价下跌，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融资困难，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整个经济进入了“去杠杆”的痛苦阶段。 房地产，导致居民财富、政府财政都在直接缩水。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外资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跨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 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战以来，西方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受挫。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纷纷调整供应链，苹果、三星、富士康等科技巨头已开始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 其次，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如过去。早期，外资进入中国时，享受低税收、土地优惠、宽松的市场监管。但如今，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加剧，许多外资企业感觉“水土不服”。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创下新低，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减少在华投资。外资的撤离，不仅意味着技术和资本的流失，也影响了中国企业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 网络图片 如果说外资撤离是“外患”，那么消费疲软则是“内忧”。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最终要靠消费支撑。但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市场呈现出疲软的态势。 首先，居民收入增长放缓。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但近年来，收入增速放缓，而物价、房贷等支出却在上升，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 其次，消费信心不足。疫情、房地产危机、就业压力等多重因素，使得很多人不敢花钱，储蓄率上升，消费降级成为趋势。年轻人更倾向于节省开支，“特种兵旅游”、“九块九外卖”、“躺平式消费”成为新潮流，这与十年前中国消费市场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 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来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果消费动力不足，企业销售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那么，中国经济还有出路吗？当然有，但关键在于如何调整方向。 网络图片 首先，必须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而不是让市场化成为一句行政命令式的口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力度逐渐减弱，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停滞。要想突破当前困境，政府需要放松对市场的干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给予企业更稳定的预期。 其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中国过去依赖“模仿——改进”的模式，但未来需要真正依靠原创技术，提升高端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来看，这种原创虽然有但还不够多。 第三，推动消费升级。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加社保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式，增强消费信心，真正让老百姓敢花钱、愿意花钱。 当然，这些改革并不容易，甚至会伴随着痛苦的调整期。但如果继续依赖旧的增长模式，最终只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中国的改革开放红利，确实已经消耗殆尽。人口红利不再，投资回报下降，外资撤离，消费疲软，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瓶颈期。 但危机也是转机。如果能够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激活消费市场，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关键是，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这两天一则新闻报道在知名媒体出现： “GuXX训练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引关注，金额超过4700万元。” 尽管这笔财政支出其中也包含另一位运动员，但该著名运动员约占到了4700万元，另一位只占到100多万元。这笔钱，是2023年、2024年两年的支出费用。 财政是什么？钱从哪来？答案：从个人和企业的纳税当中来。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她并非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为何她的训练费用还需要财政来出？ 在我们以往的认知当中，这样类型的“外国空降”双国籍运动员，应该是自己请教练、自己承担费用。而举国体制的逻辑是，你从小就由国家培养，所以国家出钱，你为国效力。 在网球明星李娜当年寻求单飞的时候就面临这个问题——国家认为你以前的训练成本是公共支出，那么你现在又要转变成“个体户”，那怎么行？ 所以，当时没少扯皮。 现在这位运动员带来的是新问题：“外国空降”运动员，公共财政应当为其支付训练费用吗？以前是“国外个体户”，现在增加一本护照，就能立刻转变成“国有单位”，由纳税人来养活了？ 这是我的知识盲区，不懂，我只是提问。 4700万元作为公共财政能干啥？我找了一个数字作为对比：从2009年开始，浙江省财政每年将安排5000万元作为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持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学前教育。 这个培养成本，等于中国最发达的省份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如果是30枚金牌，背后的训练成本又能让多少个省份促进教育的发展？ 农村老人平均养老金每月200元，4700万元则是培养一名运动员的成本，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太对劲。一方面是养老金提升缓慢，另一方面却是大大方方。 一直都说教育、医疗总是缺钱，因为财政紧张，但是在培养金牌运动员方面，看起来预算并不紧张。 举国体制事实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早已跟不上时代了。在中国的体育发展战略当中，争金夺银也早已不是最重要的目标。但现实中，举国体制和争金夺银依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官帽、它是一些民众胸膛中的骄傲。 难道绝大部分老百姓宁可多纳税也需要鼓舞精神吗？财政支出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是谁、什么程序在审核这些钱的用途？ “全民健身”喊了二十年了，从北京奥运会之前就在宣传全民健身，但中国的基层体育设施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都说中国足球发展的桎梏，是因为基层可供孩子们踢球的球场很少，这些钱可以修建多少座社区球场？ 一些小地方因为教育支出的紧缩，孩子们的午饭劣质化、缩水化，这些钱能让多少孩子喝上健康牛奶？ 在金牌这种看得见的方面花钱，可以让一部分民众兴奋、高潮、骄傲，但是在教育、医疗方面，既不能让官帽高升，又不能带来骄傲情绪，孰轻孰重，在百姓和肉食者眼中，看起来完全不同。 中国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经常看不懂。 哀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网络图片 这个时代的舆论场，注定属于董明珠这样的弄潮儿。 前段时间，刚把格力专卖店改成“董明珠健康家”，引起巨大讨论，这几天，董明珠又用一番半夜通知论，抢占了观众的眼球。 董明珠在与俞敏洪的对谈视频中，自曝自己经常半夜发通知： “半夜三点钟我醒了，我就要研究公司，我想好了，马上就要发通知。他们经常说，我经常夜里给他们东西，他们早晨一看，哇，昨天晚上又有通知。” 俞敏洪说：“每次发个通知，把你的员工会都会吓得心惊胆颤的，老总怎么到现在还不睡觉？” 没想到，董明珠说：“不会，大家（如果）都是用这样的热情，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 网络图片 看着董明珠轻描淡写地把凌晨三点发工作指令说成工作热情，我只觉得背后发凉。心疼格力员工三秒，并决定以后买美的，没别的原因，单纯不忍心看格力的员工那么累。 看到网上有格力员工爆料，经常凌晨被微信轰炸，50条消息起步，第二天不执行还要被骂“不敬业”；周末团建必须秒回消息，否则会扣绩效；收到凌晨两点发的会议纪要，要求早晨六点前反馈…… 新闻一出，有人嘲讽“建议董小姐先给员工配股再谈24小时待命”，也有人质问“谁能给老板普及普及劳动法”，毕竟大家签的只是8小时合同，而不是24小时的卖身契。 董明珠张口闭口“大家都用这样的热情”，可她口中的“大家”拿着普通员工的工资，操的却是股东的心。 她要是真能把赚到钱分给大家，员工或许还能安慰自己“看在钱的份上忍了”，但现实是，打工人既分不到股权红利，还要承受半夜被工作支配的恐惧，这样的权责倒挂，才是最讽刺的。 更讽刺的是，当俞敏洪调侃“员工会被吓到”时，董明珠竟理直气壮问：“大家（如果）都是用这样的热情，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合着企业成败的大旗非得用员工的睡眠时间来缝制？ 这种把个人奋斗逻辑，强行套在员工身上的做法，本质上就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无耻侵占。 毕竟工作手机一响，打工人哪敢装睡，可董老板们永远不会懂，凌晨三点的消息提示音，对普通人就是意味着心跳加速、失眠焦虑。亮哥我在上家公司作为内容负责人，听到微信响都头皮发麻，何况是普通员工？ 可怕的是，这样的老板绝非孤例。我相信，你我身边多少都会有这样的老板，从互联网大厂的“狼性文化”到中小企业的“家庭式管理”，多少管理者把压榨当美德，把越界当敬业？ 这些老板们总爱把“以司为家”挂在嘴边，可他们忘了员工不是签了卖身契的家奴——家里可不会在凌晨三点布置任务，更不会把“随叫随到”写进家规。 更可怕的是，当这类管理者用“奋斗”包装剥削时，连社会舆论都会出现分裂： 有人捧臭脚说“这是敬业精神，也是老板成功的关键”，却看不见多少年轻人因此患上消息恐惧症，连手机震动都成了心理阴影的触发开关。 说到底，这类老板的可怕不在于凌晨三点发通知，而在于他们永远理直气壮地把人当工具。 董明珠可以炫耀自家别墅摆满格力电器，可以豪言“已经找到三四个接班人”，但这些光鲜背后，是无数普通员工在深夜里盯着刺眼的手机屏幕，是打工人在生活与工作的夹缝中艰难喘息。 当管理者把“敬业”异化成无休止的侵占，把“责任心”扭曲成随时的待命，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正在摧毁最基本的职场伦理。 一个连员工睡眠时间都随意践踏的企业，又有什么资格谈“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 当老板们陶醉在自己的“事业激情”里时，也该有人问问： 如果一家企业要靠榨干员工的生活才能运转，这样的成功，真的值得骄傲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我们无法预言历史，就是因为历史永远有偶然。而且，这种偶然往往会改变世界。 砸了几万亿、倾尽资源想要扭转“卡脖子”的情况，但几年以来，国企没有搞出DeepSeek这样的怪兽，反而是一个“玩票”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弄出来了。 讲了一万遍的道理，就是没有人听：科技创新的活力在于不要总是监管，而是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让企业们去“瞎捣鼓”。 但总是在迷信“指挥棒”，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当然也有作用，但仅限于发展初期摆脱贫困、追赶别国的科技这类事情。想要真正搞出点“硬货”，就必须得放手让私营企业去搞。 关于中国经济的故事本来是悲观的：进入2025年，当央行和财政部的大放水边际效应递减，当各项经济数据继续冰冷，我们以为，经济还是会继续趴在那儿。 没有人知道解方在哪里。世上再伟大的算命先生，恐怕也算不出，是一个小公司弄出来的算法，直接扭转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尤其是对科技产业的评估。 尽管我并不觉得DeepSeek能改变所谓国运，之前也在文章中解释过为什么。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低估DeepSeek所带来的剧烈“鲇鱼效应”。 网络图片 事实上，最近一个月股市的强劲反弹并非炒作DeepSeek这个单一产品，而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路径进行了彻底重估。 DeepSeek作为单一的大语言模型，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充其量只是一个便宜低配版的ChatGpt。但全球投行们所看到的改变，并不是它自身，而是它在中国制造业这个“水池”中游动起来的样子。 中国制造业的确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就在于齐全的产业链、庞大的集群效应。但在DeepSeek之前，它们都只是“一汪死水”，因为它们无法导向未来——万物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所连接的那个高端制造业未来。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软件和算法去连接制造业产品，中国就依然只是“世界工厂”；但有了DeepSeek，“世界工厂”才有了自己变成“万物互联中心”的可能性。 DeepSeek，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DeepSeek存在的意义，也戳破了之前国产大语言模型的谎言——根本没有一个真正能用的。 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也传来好消息，但不是马云的现身，而是阿里巴巴的财报。在财报当中，投资者们注重的并非它的传统业务利润，而是云计算业务，在未来的想象力。 这个云计算业务有了DeepSeek的加持，本来三倍利润空间可能会变成三十倍。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在中概股还是港股，阿里巴巴都毫不回头地暴涨。 从未来三年之后回望现在，阿里巴巴当下的股价可能就是当年英伟达起飞之前的那个黄金坑。 以上所有，就是最近中国科技股、港股科技股大涨的内在逻辑。 但问题也潜藏在其中。因为，这仅仅是科技股的大涨，而不是整个股市的大涨，更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彻底好转。 现在距离真正的经济复苏，还差得太远。 网络图片 中国经济复苏亚开行惠誉调升今年预测_大公网 所以全球投资者看好的并非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仅仅只是中国科技产业的未来。那么，中国科技产业能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吗？ 答案是：很难。因为必须要匹配对应的“软实力”。 历史上被科技革命推动发展的国家很多，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没有相应的“软实力”，科技革命也没用。 这一点可以从西班牙的经济史作为一个例证。西班牙一直都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尤其是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地区完整地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导致加泰罗尼亚至今依然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区。 然并卵，西班牙在1950年代之前两三百年，很长时间都是西欧最穷的国家之一。因为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西班牙统治者们只干一件事：他们一边中饱私囊，一边放任政府官员腐朽堕落，这导致西班牙的经济落后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 网络图片 西班牙原本不必这么辛苦，然而从哥伦布时代起，西班牙就开始浪费作为初代全球霸主的国运——因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僵化，始终未能在思想意识上引领全世界。 英国为何能成为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只是器物，关键还是在于英国人的逻辑、理性、法治、权力监督。 在亚当斯密说出“人生而自由”的时候，英国已经领先西班牙了。 在英国走向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时候，西班牙还沉浸在传统天主教、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包裹下的愚昧之中；在英国实现宪政和权力监督已经两百多年的时候，西班牙到了1970年代才摆脱弗朗哥独裁。 于是，高下立判。 要说发展条件，西班牙哪样比英国弱了？地理大发现是西班牙率先受益的，全球殖民帝国是西班牙先建立的——至今美国的大量领土都是原来西班牙的领地。 但西班牙受制于落后的文化观念和僵化的政治制度，在不断拥有着硬件上优越条件的同时，却在“软件”上持续发展滞后，不仅失去了初代全球霸主的地位，而且成了欧洲落后的国家。 网络图片 所幸从1980年代以后，西班牙整个国家又开始充满活力，经历了一波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到了2000年代终于成为欧洲中流的国家。这个阶段的发展，正是自由的社会观念和健康的政治结构，所带来的红利。 每年，西班牙国王都会在新年讲话中这么说：西班牙人需要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法治、自由与社会共识，正是这些，促成了国家的繁荣与持久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关于西班牙的事情？ 因为放在宏观上、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会发现，必须要给予社会以自由的活力，才能让产业革命的影响真正发挥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 那种“一边管得很严很死、一边还能把经济搞得很好”的想法，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当年占尽天时地利的西班牙，都逐步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繁华。 美国的成功，不在于它拥有一个ChatGPT，而是因为它拥有一片高度自由的土壤，这片土壤能够源源不断地滋生出福特、IBM、苹果、OpenAI…… 相反，苏联虽然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美国较劲了二十年，甚至还在发射卫星方面赢了美国，但僵化的经济体制很快就让它败下阵来。 DeepSeek是一个契机，更是一个启示，那就是，创新必然来源于自由的市场环境，而非统一的指挥；要想让创新持久地发挥出推动经济的作用，就更需要整个社会结构的健康化，不断地深化改革。 也就是说，产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必须和“上层建筑”产生共振，才是持久的发展之道。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网络图片 如果当地可以早做预警，从各种渠道通知市民不要扎堆前往，并把景区道路管控的工作做得更细化，又何至于做出私家车堵路这么不规范的行为？ 文 | 梅堂 近日，有网友上传视频称，浙江宁波四明山区，有交通执法人员用一辆私家车堵住下山道路，原因是有领导在山里赏雪，执法人员还骂了自己。 2月23日下午，宁波余姚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称，根本没有领导在山里赏雪，是交通志愿者在劝导管理交通时，讲话比较冲、不文明，才引起了下山游客的不满。 网络图片 2月17号晚上，宁波山区下了蛇年的第一场雪。原本山上都春意盎然了，一夜之间变得银装素裹、玉树琼枝，宁波人上山踏雪的热情很快就被点燃了。 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发布自己上山踏雪赏春的帖子，上山有几条路线，哪条路线的景色最美……除了这些信息，因为山路狭窄，再加上雪滑难开，很多人都很担心行车安全。 上山的车多了，地方行政部门为了交通安全，进行疏导管制，也很正常。但要封路调控车辆流量，至少也得提前通知。 如果没有提前通知，上山下山的车都堵了，游客上不得下不得，只能被堵在半路上，心情自然焦虑不堪。 更何况，交通管制也有法规要求的流程和步骤，哪有用私家车堵路的？总让人觉得名不正言不顺。这时再拿“领导在山里赏雪”这样的大帽子压人，难免引人遐想。 虽然官方回应说“根本没有领导在山里赏雪”，网友依旧半信半疑。 交通志愿者讲话比较冲，是态度问题，但山里根本没有领导，却说是为了领导赏雪堵路，那可不是“不文明”，而是涉嫌造谣传谣，二者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游客拍摄的视频里还出现了一辆考斯特，这也成为很多人认为山里确实有领导的证据。 考斯特常作为政府接待用车，因此很多人猜想，现场志愿者把上山下山的车辆都拦住，就为了这辆考斯特能顺利通过，在游客“逼问”之下，不烦其扰，一不小心说出了实话。 网络图片 当然这只是大家的“看图想象”。毕竟作为一种中型客车，考斯特被广泛用于商务、旅游、团体出行多种场合——政府部门会用考斯特是不假，但是旅游公司也常用考斯特作为旅游巴士。 没准视频里拍到的只是普通游客用车，现场志愿者为了摆脱游客的追问，才狐假虎威，闹出了一场乌龙。 说到底，公众存在一种“考斯特想象”，是因为不少人确实碰到过类似情况，自己好好走在路上，毫无预警就碰到了交通管制，不管你有多急的事，前后都动弹不得，时间短也就罢了，如果被拦在车里一两个小时，耽误了行程，全都是自己买单，一肚子火都没地方发泄。 所以，导致这次“为领导封路”误会的，除了执法人员的“不文明”和考斯特想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封路封得有些突然。 从以往的天气预报来看，宁波过年之后的这个时节，其实经常下雪，很多人会被雪景吸引上山。 对当地管理部门来说，下雪后山里游客增多，并非多年不遇的偶发事件，完全可以预测。 而且2月17号就下雪了，发生冲突的时候是20号，这几天给景区和行政部门留足了准备时间。 如果当地可以早做预警，从各种渠道通知市民不要扎堆前往，并把景区道路管控的工作做得更细化，又何至于做出私家车堵路这么不规范的行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我于今年1月15日在手机上安装了国产大语言模型DeepSeek的应用，到今天（2月21日）卸载，总共使用37天。 卸载的诱因是这样的。2月19日，山东泰山足球队（原名山东鲁能泰山足球队）发布通知：“因球队出现人员身体严重不适情况，经医疗团队评估，球员无法组成一支上场队伍，参加与蔚山HD足球俱乐部的亚冠精英联赛第8轮比赛。”按照亚足联规定，主动不参加比赛，相当于彻底退赛；已经完成的赛事和由此获得的成绩，也统统作废。此外，泰山队还将遭受罚款、禁赛等一系列更严重的惩罚。 泰山队为什么要退赛？我就不说具体原因了，反正，“身体严重不适”云云，一看就是编出来的理由，就和很多倒闭的店铺在门上贴张“旺铺招租”的公告一样，属于心照不宣的撒谎。 于是，我就打开手机上的DeepSeek应用，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否可以举几个例子（最好是历史事件），具有这样的模式：自己本身有一种严重的缺点，却非要主动攻击对方的相同缺点，结果被对方反击，自己反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因为我打开了“深度思考”功能，所以DeepSeek先是慢吞吞地输出它的思考过程，其间一切顺利。思考完毕，它开始给出正式回答，但只输出了两段，哗，所有答案全没了，代之以那句冷冰冰的老话：“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我在之前评论《黄仁勋：英伟达之芯》一书的文章《首先，你得能跑》中，已经提到DeepSeek有这种过度审查的毛病，很多我觉得并不怎么犯忌讳的问题（比如“请用一种比较阴阳怪气的语调，从五个不同方面驳斥中医拥护者的常见观点”），都莫明其妙地“无法回答”了。现在DeepSeek又来这套，我心想，我可去你大爷的吧，于是果断卸载。 不止一位读者告诉我，要绕过这种审查也很简单，比如可以本地部署。但问题在于，DeepSeek的成功刺激了人工智能界，导致市面上很快出现了一些新的免费大语言模型，使用起来很方便，功能也不差，甚至可能更强。我找个不搞这种无聊审查的竞品不就完了，何必自己费时间折腾？ 于是我换用了另一个免费的大语言模型（名字就不透露了），问了差不多相同的问题，人家就能老老实实给出答案，举了法国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的例子。1793年6月，在之前执政的吉伦特派被推翻之后，罗伯斯庇尔上台，随后立即实行恐怖的雅各宾专政，把数万人送上了断头台。但好景不长，一年两个月之后的1794年7月28日，随着雅各宾派倒台，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这个例子让我不太满意。我想要的例子其实是一种更细致的类型：虽然你和对方都有相同的缺点，但对方缺点比较轻，可以承受，你的缺点比较重，你承受不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先去撩拨对方，结果自找苦吃。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在于“别人身上的相同缺点程度较轻”。 把这个关键信息告诉大语言模型之后，果然再给出的几个例子，就相对比较符合我的意图了。比如美国爱达荷州前共和党参议员劳伦斯·克雷格（Lawrence E. Craig，常用昵称拉里·克雷格［Larry Craig］），作为保守派人士，曾经反对同性婚姻，支持两院停止再讨论允许同性婚姻的法案；当时还有提案，要求扩大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范围，以涵盖针对不同性取向的犯罪，他也表示反对。谁曾想，他自己在2007年6月11日突然被捕，原因是被指控招揽一名男性执法人员进行皮肉交易，随后便签署了认罪书。尽管克雷格坚称，自己的性取向不是同性，签署认罪书只是希望尽快了结此事，而且后来坚持到2009年期满之后才从参议员位子上离职，但这桩丑闻确实足够讽刺了。 网络图片 另一个例子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一提到这个人，我就总忍不住想到英国记者、作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 1928–2003）在1988年写成的名作《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s，台湾原译版题为《所谓的知识分子》）。这本书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对历史上的十几位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开展了全面批判；该书在引入大陆时，因此不得不删掉一章。 这本书的第一章，写的就是卢梭，而且在开头就引用了罗伯斯庇尔对卢梭的赞誉：“卢梭透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现他身为人类导师的价值。”约翰逊指出，尽管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卢梭的名字往往会与他的政治哲学著作《社会契约论》联系在一起，但这本书在他生前的名气并不大，远远比不上他的两本小说《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 《爱弥儿》表面上是小说体，实际上是探讨教育哲学甚至政治哲学的著作，在当时引发了强烈反响。卢梭在书中化身为一位理想的教师，而爱弥儿则是他理想的学生，于是师徒二人演绎了一场最为理想化的“自然教育”（指顺从人类天性的教育，与今天所谓的走进大自然、了解动植物的自然教育不同）。卢梭一面极力赞扬这种自然教育，一面极力贬低不合他三观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斥责他们“盗走了受苦受难的人们从宗教获得的慰藉”，“取消了可以约束富贵者和权势者的情欲的唯一力量”。总之，世界上没有人比卢梭更懂人的天性、更懂教育小孩子了。 然而讽刺的是，在《爱弥儿》于1757年写成（后于1762年出版）时，卢梭已经与他的情人勒瓦瑟（Levasseur）先后生了5个孩子。这5个孩子无一成为卢梭的爱弥儿，而是都在生下来不久后，连名字都没起，就被他送到了弃婴收容所，可能很快都夭折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卢梭一而再再而三遗弃亲生孩子的事，早就为人所知，但知识界一般也就是腹诽而已。直到《爱弥儿》出版，公开向当时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他所批判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都属于这一阵营）叫板，他才终于激起众怒。1764年，也就是《爱弥儿》出版两年后，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的头号思想敌人伏尔泰，匿名出版小册子《公民的情感》，直斥卢梭一边遗弃他的5个孩子，一边又大言不惭地谈儿童教育。卢梭的反应则是百般狡辩，甚至声称，《爱弥儿》正是他对遗弃孩子这件事所做的思考结果。 [英]保罗·约翰逊著，杨正润等译《知识分子》（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1月） 大语言模型给出的其他例子，我就不举了。如果我愿意花时间，还可以让它给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但因为我只是随便查查，所以到此为止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算是大语言模型的一种比较合理的应用——为类书编纂提供素材。所谓“类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百科全书，其特点是把文献资料中的内容分门别类地汇编起来。比如北宋的《太平广记》，就是一种按类编辑的小说集，把小说内容划分为神仙、道术、方士、异人、鬼、妖怪、草木、畜兽等几十类，每一类都汇总了很多故事，足可以把人看到腻味。 广东作家胡文辉此前就曾汇总过“花剌子模信使”模式的资料。所谓“花剌子模信使”，源自作家王小波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说中亚古国花剌子模的国王只喜欢听好消息，不喜欢听坏消息，给他传喜报的人会被提拔，给他传噩耗的人会被喂老虎。 胡文辉在考证后发现，虽然严肃的史书对于花剌子模并无相关记载，但中国古史里却不乏类似的事情，最早的一则见于《左传·哀公十三年》，当时越国征伐吴国，吴军吃了败仗，派七名报信者上告吴王夫差。夫差的反应是：“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意思是夫差害怕打败仗的消息传出去，被中原其他国家的诸侯知道，就亲自在王宫里把七个报信者砍了头。此后，战国、秦、西汉、隋、唐、北宋、金、清也都有类似的事例。国外的例子当然也有，否则英语中就不会有shooting the messenger（射杀信使）这么个习语了。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射杀信使”属于典型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行为。胡文辉把这种模式的历史事例汇集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编成了“新太平广记”的一卷——《认知失调一·射杀信使》。 我今天想查的这种“撩人终害己”模式的事例，也相当于让大语言模型从它所掌握的材料出发，把类似的资料汇总起来，为“新太平广记”提供另一卷内容的大纲。要是真能借助大语言模型的帮助，把这种当代类书编出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肯定很有趣了——只不过，DeepSeek这种自我阉割的模型算是指望不上了。 素材来源官方媒体/网络新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刘夙的科技世界
人的命运哪是只能靠自己就能改变的？”这是一个深刻而刺痛的问题。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总在向我们灌输“努力就会成功”的信条。然而，当我们冷静审视现实，那些隐藏在规则下的不公正、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却让无数普通人即便全力以赴，也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时候一个政策、一条法律、一场运动，不仅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轨迹，甚至可以让努力成为徒劳。规则不改，再怎么努力，你我仍皆是草芥。 被忽略的规则：努力为何常常无力？ “努力就能成功”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但它忽视了社会中那些深埋的规则和不平等。我们总会看到一些个例，某个寒门子弟通过努力考上名校，最终改变命运。但这些故事背后，是无数次失败者被湮没的沉默。 个人努力的意义固然重要，但影响命运的核心变量，往往是社会规则。比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让寒门学子难以企及优秀的教育平台；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让偏远地区的年轻人始终难以离开故土；户籍制度的限制，让无数“漂泊者”在城市中工作，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这些社会规则，就像一堵无形的墙，限制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空间。 更残酷的是，很多时候，规则甚至会掐灭个人努力的希望。比如，在一些行业中，学历成为了重要的门槛。一个农民的孩子，即使再努力，也可能因为缺乏优质教育资源而被拦在门外。规则的不公，让奋斗变成了一场看似公平却早已失衡的游戏。 网络图片 草芥命运：被规则束缚的个体 在当下社会，无数人仍然在为规则的不公买单。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个人就在一个巨大的规则网络中，被“标签化”、被定义。 1、教育的不平等 ：有人出生在重点学区，有人则只能在教学资源匮乏的乡村学校求学。即使是同样的高考分数，来自贫困县的学生和来自一线城市的学生，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录取机会。 2、医疗资源的分配 ：当一线城市的居民可以轻松预约顶尖医院的专家号时，偏远地区的患者可能要走数百公里才能看一次病。 3、劳动者的权益 ：外卖员、快递员等底层劳动者，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却常常面临缺乏保障的工作环境。当平台规则发生变化时，他们的收入可能瞬间被削减，甚至失去工作。 这些规则，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再努力的人，如果生长在规则的裂缝中，也难以摆脱命运的束缚。 网络图片 时代的浪潮：被改变命运的普通人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政策的制定往往决定了普通人的命运。以下几个热点事件，清晰地展现了政策对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推行国企改制，千万工人被迫下岗。原本稳定的“铁饭碗”被打碎，无数家庭因此陷入贫困。 当时的政策初衷是推动市场化改革，但实施过程中，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许多下岗工人难以重新就业。 比如，东北某钢铁厂的王师傅，在下岗后尝试过摆摊、做小生意，但由于缺乏技能培训和资金支持，最终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下岗潮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而这些普通人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在过去20年里，房地产政策的变化让一部分人财富暴涨，却让另一部分人被高房价挡在门外。以北上广深为例，早期买房的人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而现在的年轻人，即使努力工作数十年，也难以凑齐首付。 比如95后的小张，毕业5年后月薪2万，但在深圳买房至少需要300万首付。他的父母是普通工人，无法提供经济支持。 对于像小张这样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来说，高房价意味着他们永远无法在城市中扎根。房地产政策的变化，让普通人被财富分配的规则牢牢束缚。 网络图片 每个人的希望与行动 改变规则，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无数普通人站出来，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规则的不公。每一次质疑和行动，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小步。 只有通过努力改变规则，才能让每一个普通人摆脱草芥命运，成为掌控自己人生的主人翁。 未来的社会，或许仍充满挑战，但只要我们相信改变的力量，终有一天，规则会更加公平，每个人的努力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诸葛咬金
随着京东的参与，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许多人将焦点放在骑手是否需要社保上，但从更深层的社会视角来看，或许应该反过来问——与其说是骑手需要社保，不如说是社保更需要骑手。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社保基金的现实压力，更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与灵活就业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骑手真的需要交社保吗？ 表面上看，为数百万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是出于关怀、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骑手们对社保的需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迫切。原因很简单：社保缴费的成本对他们来说过于高昂。 目前，大多数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少部分优秀者能够月入过万，但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时间付出也远超常人。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标准，个人每月需要拿出1000元左右作为社保费用。 对于这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以单量为收入核心的骑手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即便骑手有缴纳社保的愿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把这部分钱用来应对日常开销或其他紧急需求。 更何况，即便平台为骑手增加补贴，比如每单额外多支付1元，骑手也更可能选择直接拿到这笔现金，而不是用于缴纳社保。 原因在于，对于这些以“短期谋生”为目标的群体来说，眼前的生存压力远比未来的养老或医疗保障更加紧迫。 换句话说，骑手的首要诉求并非社保，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赚取更多收入、实现基本的生活质量。 网络图片 社保为什么需要骑手？ 与骑手对社保的“低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保基金对骑手的“高需求”。 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外卖骑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据统计，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这些劳动者大多游离于传统社保体系之外，导致社保基金的缴费来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我国社保基金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地区甚至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扩大缴费基数、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成为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而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无疑是填补这一缺口的潜在“金矿”。 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如果能将他们纳入社保体系，每年可为社保基金带来数百亿元的增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人社部门和外卖平台频频推动骑手参保。 与其说是为了改善骑手的生活质量，不如说是为了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 网络图片 比起交社保，骑手更在意什么？ 比起社保，外卖骑手更在意的是平台算法的限制和束缚。 外卖行业的工作强度之高，早已为人熟知。骑手们每天在高压的时间算法下奔波，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罚款或差评。 平台对骑手的管理更多依赖冷冰冰的算法，而非人性化的关怀。对于这些每天奔走在城市街头的劳动者来说，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份遥不可及的社保，而是更公平合理的劳动环境。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外卖骑手并不将这份工作视为长期职业，而是为了应对短期的生存压力。 正因如此，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平台在收入分配、劳动时间、工作安全等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被动地被纳入社保体系，增加一笔额外的支出。 网络图片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下的行业规范 实际上，推动外卖行业“正规化”的背后逻辑并不简单。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高度“丛林化”的灵活就业模式正在被迫转型。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持。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外卖行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骑手。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卖行业的“正规化”不仅是对劳动者的保护，更是对整个行业的重新调整。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规范化意味着更高的用工成本。无论是为骑手统一缴纳社保，还是改善劳动条件，都会增加平台的运营负担。 而这些成本最终可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外卖价格上涨。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追求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该如何平衡？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诸葛咬金
撰文 | 张天祁 01 中国医院占据前三名 近日，《自然》杂志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首次从机构层面对全球论文撤稿现象进行系统性分析。 在《自然》统计的“撤稿率最高机构”中，中国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超过5%的撤稿率（2014-2024年）成为世界上撤稿率最高的科研机构。该院平均每发表20篇论文，就有1篇被撤回，撤稿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0倍以上。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早在数年前就出现大规模的学术不端事件 。2020年，加州学术诚信调查员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发现了400 多篇内容高度雷同，疑似来自统一论文工厂的论文，这些论文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几十家医院，其中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论文最多，超过100篇。 在事件曝光后，据《澎湃新闻》报道，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从2021年9月7日到2022年1月21日陆续发布10份通报，涉及107篇论文和107起学术不端事件，对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院内通报批评、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免职等处理措施。 在自然的新研究中，分列撤稿率榜单二三名的是河北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撤稿率约为3.5%左右。在撤稿率前十的机构中，中国机构占据七席，均是医院以及医学院。除上述三家医院，潍坊市人民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齐齐哈尔医学院也进入了前十。其他三席由巴基斯坦的加齐大学、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理工大学、印度KPR工程技术学院占据。 《自然》的撤稿分析基于三家研究诚信公司提供的数据：Scitility的Argos、Research Signals的Signals，以及Digital Science的Dimensions Author Check。这些公司通过整合Retraction Watch（撤稿观察）的数据库、Crossref的出版数据、PubMed的索引以及期刊网站信息，构建了全球撤稿数据集。 虽然不同数据来源得出的结果有差异，但机构撤稿仍有一些共性规律，中国小型医院和医学院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根据Dimensions的数据，在撤稿率超过1%的136家机构中，大约70%为中国机构，其中接近60%为医院或医科大学。Argos数据库统计的186家撤稿率1%以上的机构，也呈现出相同的规律。对不同类型机构的分析还显示，中国医院的撤稿率普遍高于高校，属于撤稿率最高的一类机构。 医院是学术不端的重灾区。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一批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通报中，8起案例有7起当事人都是来自各医院、医学院、医科大学。2023年第二批通报中，也有三分之一案例和医院、医学院相关。基于2015年至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数据的一项研究也显示，被处理的人员中专业为生物医药类的占比约75.9%。 一项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识别论文工厂论文的研究显示。论文工厂最初产量只有每年几篇，至2014年已达每年上百篇，而自2018年起更是跃升至每年上千篇。在SCI收录的论文中，医院是论文工厂产出论文的主要来源，占比高达67.5%。进一步分析全球医院发表的SCI论文发现，几乎所有的论文工厂论文均出自中国的医院。 这些医院暴露的问题高度相似，年轻医生为满足职业晋升的论文要求，不得已从“论文工厂”购买伪造数据或直接发表伪造的论文。伊丽莎白·比克指出，这些医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工作或晋升。 在《知识分子》过去关于撤稿问题的文章中，一位青年研究人员曾经介绍，很多省份的卫健委都规定评职称需要论文，而且有很严格的计分的方式，不只是篇数的问题，还要考核影响因子。近年来只有广东等少数地区不再把论文作为评职称的必要条件。 “很多人斥责掠夺性期刊，但很多医生没有办法，必须要发论文才能评职称，所以甘心被掠夺。根本性的原因可能还是逼良为娼的制度。”这位学者说。 02 谁是撤稿大国 统计过去10年的撤稿数量，排名前列的不少中国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只统计过去5年（2020—2024）撤稿数量，印度和沙特阿拉伯的几家科研机构主导了榜单，这是因为它们在2023年Hindawi的撤稿潮中受到了更大的影响。 2023年，Hindawi发布了超过9,600篇撤稿声明，撤稿数量史无前例。本次《自然》研究报告也显示，Hindawi是撤稿的重灾区，旗下4种期刊自2014年以来的撤稿率超过20%，另有4种超过10%，占据了期刊撤稿排行榜的最前列。 这些撤稿论文也有部分中国科研人员参与。受到此次撤稿事件影响，2024年初，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发布通知，要求各高校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工作。全面检索中英文科技文献数据库，对过去3年来本单位、本人署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科研论文被撤稿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核实论文撤稿的原因，并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教育部的撤稿自查通知指出，这些撤稿行为以及其他出版商的撤稿行为“已对我国的学术声誉和学术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 不过撤稿数量很大程度上和机构和国家的体量有关，排在前列的撤稿概率未必突出。从撤稿率看，2014至2024年间，在全球范围内过去十年中发表的 5000 万或更多篇文章中，有大约 4 万篇（不到 0.1%）被撤稿。中国学者参与的撤稿论文占比近60%（逾2万篇）。目前中国整体撤稿率约为0.3%，三倍于全球平均水平。 埃塞俄比亚与沙特阿拉伯的撤稿率甚至比中国要更高，根据不同的数据源，伊拉克与巴基斯坦以及俄罗斯撤稿率也与中国的水平相当。相比之下，美国、英国等国的撤稿率约为0.04%，远低于全球0.1%的平均水平，许多国家甚至更低。总体来看，中国的撤稿率大致排名在第3到第5之间。 撤稿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或者编辑上的错误，但证据表明，大多数案例与学术不端行为相关。《自然·人类行为》今年年初的一篇评论文章调查显示，20.5%的中国撤稿论文和论文工厂有关。 03 仍在增长的撤稿 尽管撤稿并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但在2014到2024年间，撤稿声明（期刊宣布论文撤回的公告）的增长正在加速，公告数量从2014年不到2,000，增长到2023年超过12,000。这一方面是由于论文工厂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学术侦探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从2014年到2022年，论文撤稿率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2022年发表论文的撤稿率已达约0.2%。2023年和2024年的撤稿数据看起来比较低，但可能是因为这两年发表的论文还没有经过足够的时间来暴露问题。通常情况下，论文的撤回需要一段时间，比如几年后才会被发现和撤回。 尽管全球撤稿率持续上升，但已曝光的问题可能仅是冰山一角。法国图卢兹大学计算机科学家纪尧姆·卡巴纳克（Guillaume Cabanac）认为，一些领域或机构之所以拥有较低的撤稿率，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避免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 在去年发表在《自然》上的评论文章中，纪尧姆介绍了自己开发的用来检测学术论文中“扭曲短语”（Tortured phrases）的工具。人工智能生成或者多次翻译以逃避抄袭检测的论文中，可能会有一些无法理解的短语出现。 比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被翻译成伪造意识（Counterfeit consciousness）或者人造脑力（Man-made brainpower）。前段时间，中国一篇把摘要（Abstract）翻译成抽象（Pumping elephant）的撤稿论文也犯了这类错误。因为Abstract在一些翻译软件上会被译成“抽象”，抽象两个字拆开来翻译到英文就出现了Pumping elephant这种看不懂的词。 如果一篇文章出现多个这类错误，那造假的可能性可想而知相当高。截至 2023 年 8 月 20 日，纪尧姆开发的工具已经发现16,000 篇引用了 5 个或更多此类扭曲短语的论文，但被撤稿的只有18%。 催生畸高撤稿数量和比例的，可能是鼓励发表的短视政策。 印度的自由数据科学家、印度研究观察组织（IRW）创始人阿查尔·阿加瓦尔（Achal Agrawal）发现，印度高撤稿率机构几乎全部集中在教育重镇泰米尔纳德邦的私立院校，这符合他的分析。在他看来，印度公立大学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人员面临的发表压力小于私立机构，私立机构不仅鼓励学生和教师多发论文，某些情况下还为发表论文提供奖金。 在2024年1月发布的预印本论文中，阿加瓦尔曾对撤稿观察数据库中25个国家的撤稿数据进行简单的研究，发现过去五年论文出版数量和撤稿声明率有着高度正相关，发文数量大量增长的国家往往撤稿率也迅速提升。虽然相关不代表因果，但不健康的激励制度很可能是高撤稿率的元凶。 “这让人对目前重数量轻质量的激励制度提出质疑，”阿加瓦尔写道。 亲爱的读者们，不星标《知识分子》公众号，会错过每日科学新知！星标《知识分子》，紧跟前沿科学，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知识分子
作为所有领域的行政处罚总则的《行政处罚法》第27条明确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这一条，对于治安管理处罚，也当然适用。 作者｜赵宏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上周，《甄嬛传》中“余莺儿”的扮演者崔漫莉，因在直播间信口雌黄而被公安机关拘留的新闻又上热搜。 事件起因是，崔漫莉在直播时自爆，在横店拍戏时曾酒后无证驾车并肇事逃逸。浙江省东阳市公安局获知此信息后，进行全面调查发现，崔某某自曝内容并不属实；崔某某后来也自认，自己就是为了博取眼球、吸引粉丝，在直播时编造了虚假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并未就此终止，东阳市公安局在确认崔某某并无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的事实后，仍旧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而处罚理由又是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捏造事实是否该被行政拘留？ 在东阳市公安局公布上述警情通报后，网友对此处罚决定基本都持肯定意见，甚至有网友戏谑，“余答应”的扮演者真就是本色出演。因在《甄嬛传》中，“妙音娘子”余莺儿也是因为心狠手辣、恃宠而骄就匆匆领了盒饭下线；在现实中，影视剧里的“没头脑”看来也的确是个“没头脑”。 虚构酒后驾驶以及肇事逃逸的事实，的确有违社会公德；尤其是公众人物在直播时“炫耀”自己酒后肇事逃逸，更是对交通法规的公然挑衅。但，如此信口雌黄是否就该被行政拘留，需在法律上细致斟酌。 东阳市公安局的警情通报，最后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安机关将坚决打击为博取流量而在互联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清朗网络空间”。这又让人想起不久前另一起因在网络造谣而引发的治安管理处罚案。也是在本月，山东聊城一男子因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视频，鼓吹“聊城市人民医院成功复活秦始皇”，也被阳谷警方予以治安处罚。 与“余答应造谣酒后驾车肇事案”不同的是，对这起行政处罚案，网友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警方过于较真。因为，但凡有正常认知的人都会认为造谣秦始皇复活仅是恶搞，基本不会有人对此“虚构事实”信以为真。 在现实中，网友的反映显著不同；但在法律上，两起案件的核心事实，却又都是在“网络上虚构事实”。《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虚构事实的处罚规定，主要在第25条和第42条。其中，第42条针对的是“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所以此处的“捏造事实”“虚构事实”也一定要有“侮辱他人和诽谤他人”的目的。 在上述两起案件中，尽管行为人都捏造了事实，其目的却并非要侮辱或诽谤具体的他人，也就并无第42条的适用，因此涉及的基本就是第25条。 秦始皇案和余答应案，是否扰乱公共秩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的具体规定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二）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由此来看，与余答应案最适配的法条，即第25条第（一）项的“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很多尝试对此案进行解读的律师也认为，余答应谎称自己酒后驾车肇事逃逸，属于本条中所说的谎报警情。 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汇编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谎报警情”一般是指编造有关违法犯罪的行为发生向有关部门报告，或者明知是虚假警情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其主观目的也是希望借由谎报警情而扰乱公共秩序；而典型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表现就是引发公众恐慌，致使秩序混乱，甚至使社会管理无法正常进行。 而且，《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被放在第三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和处罚”之下。这也同样意味着，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等行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一定要以产生了“扰乱公共秩序”的客观结果为前提，如果只是存在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的行为，然而又因此类谣言太过浅薄拙劣，普通人几乎都不予置信，也未能引发骚乱和恐慌，所以不能仅因当事人存在此类行为就对其予以处罚。 否则，治安管理处罚就可能沦为行为犯，即只要有行为就处罚，而不考虑该行为是否已产生危害后果。 这种仅因当事人存在某类行为就进行处罚的做法，容易导致对行为人的主观归责以及惩罚权的滥用，所以普遍被现代刑法理由所反对。这一点，仔细考虑第25条的第（三）项的列举即可明确。 试想，若无已经造成扰乱公共秩序的结果，行为人只要扬言甚至是戏称会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公安机关就对其予以治安拘留，显然会造成处罚权的极度滥用，还会让国家惩罚机制从针对外在行为及其危害后果、滑向针对内心秩序之虞，甚至变为精神打击和道德惩罚。 也正因如此，作为所有领域的行政处罚总则的《行政处罚法》第27条明确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这一条，对于治安管理处罚，也当然适用。 网络图片 如果以上述标准为依据，那么处罚造谣医院复活秦始皇的决定，显然既无必要，也不合法。因为其几乎不会引发一般人的误解，也当然不会产生引发骚乱和恐慌的危害后果。正如网友评价的，如果此类“谣言”被予以治安管理处罚，那“秦始皇可能都要站起来发笑了”。 而此案中，用以判断是否扰乱公共秩序的标准是视频的播放量和转发量，热搜上也赫然显示该视频被播放23万次、转发1.4万次，但播放量和转发量不代表就有人信以为真。毕竟，短视频时代疯狂传播的背后驱动，很多时候是无聊。 相比“复活秦始皇案”，“余答应造谣酒家驾肇事案”似乎更有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但再仔细想想，这种危害后果并非造成了公众骚乱和恐慌，也未挑动公众对交通管理部门的公信力的质疑。其造谣的内容，在于炫耀自己逃脱了法律制裁——如此做法，除了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了违法线索外，无外乎就是挑衅了交通管理秩序，也很难被归类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打击的“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类型。 若从行为构成来看，余答应的信口雌黄，更贴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所规定的“寻衅滋事”的打击范围，因其本质就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无事生非。但鉴于“寻衅滋事”已被普遍诟病，公安机关也应尽量慎用“寻衅滋事”打击私人的网络言论。 对余答应的信口雌黄不能进行治安拘留，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惩罚。对于此类在网络上随意造谣产生负面影响的案例，如果未对他人名誉权荣誉权产生影响，也未对公共秩序造成明显破坏的，完全可由平台介入，采取警示甚至是一段时间内禁言禁播的惩罚，而无需动辄就启动治安管理处罚。 无论是在网络世界，还是在真实世界，私人发表言论的自由当然都有其边界，例如言论自由的行使不能伤及他人的名誉荣誉，不能通过散布虚假言论起哄闹事、扰乱公共秩序；尤其是在当代网暴频发的时代，网友更不能躲在键盘和屏幕后，通过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以及严重影响他人身心健康的贬低歧视和恶意揣测等信息，来对他人形成道德压制和侮辱贬低。但是，通过法律惩戒来打击网络谣言，仍需格外谨慎。 其原因首先在于，何谓“谣言”，很多时候难判断。在过去的行政实践中，不乏有人因发布未经官方认定的信息而被处罚的事例，有的甚至是在当事人被处罚后，该信息又由公权机关确认了，这就使行政处罚反而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 此外，处罚散布谣言，必须以有“扰乱公共秩序”的结果为前提，但公安机关有时仅仅以当事人发布了不实信息为由就径直处罚。 在余答应因造谣而被治安拘留后，某电视台在重播《甄嬛传》时，又将余莺儿的戏份全部删除。这种过度处置也需要斟酌。若以艺人私德作为其作品能否问世的标尺，大概现在的文艺作品中会有相当大比例都需要下架。更多时候，我们应相信公众可自我甄别，而非动用公权力机关的重罚重刑。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无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