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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谈

秦晋:俄乌战争是停战还是继续?

泽连斯基到达白宫,川普亲自到白宫门口迎接。俄乌战争迈出了走向和平的关键性的重要一步。

中国结婚人数腰斩,与普遍的“社会疲惫症”有关

2024年的结婚人数腰斩,已经不再是新闻。 有人说这是因为去年是“寡妇年”,实在是有点不可置信。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样本之下(包括大量不相信旧传统的年轻人和少数民族),一个文化传统就能决定生育率,我觉得不太可能。 网络图片 究其原因,除了大家都熟知的生活成本太高、年轻人追求自由等现象,我觉得有一个更加深刻而隐晦的社会思潮,可能被忽略了。我将其总结为社会普遍的一种疲惫状态,简称“社会疲惫症”。 简而言之,这种症候群就是年轻人们都失去了心气儿,陷于一种广泛的、但又不严重的轻度疲惫状态。这有点类似于医疗当中的“亚健康”状态。 你说这是个严重问题吧,看起来又不至于;但你说它没什么吧,又切实在影响年轻人的生活甚至许多的重大人生选择。 这种亚健康状态表现有什么? 我想第一点就是对于工作的疲惫。在以前,工作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奋斗精神、敬业精神,但现在,工作只是一种维系“半死不活”状态的工具罢了。 也就是说,很多年轻人都将工视作乃身外之物,他们根本不会为了工作付出自己的主要能量。 这其中固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对年轻人的过度剥削。这种剥削其实并非工作以后才存在,而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教育问题。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被要求必须正襟危坐、老实读书,呆板的教育模式从幼儿期开始就在扼杀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 就更不要说小学到高中一步步升级的残酷扼杀了。 这就可以解答,为什么70后、80后到了中年还生龙活虎,但到了90后、00后就感觉越来越疲软。因为人们忘记了一点,90后和00后的生活物质条件固然好了很多,但精神上的压榨可是成倍增加的。 第二个疲惫,是对人际关系的疲惫。 结婚,本质上就是一种长期的、法律化的、绑定式的人际关系。所以,婚姻内部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一个人最重要、最耗费心力的。 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对于朋友也是偏于淡漠,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时代,人们都专注于内,或者习惯在网上交流;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懒得维持友谊关系。 因为维持友谊关系也是很累的,需要投入很多。但现在年轻人“疲惫症”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意付出、不愿意牺牲。他们更希望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将宝贵的精力奉献给别人。 这一点在东亚社会发展之后都会变得明显,日本社会就出现了大量的御宅族,人们不喜欢接触外界,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是在西方,这一点其实不同。在西方的初等教育中,社交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另外,西方年轻人整体都喜欢户外运动,也喜欢跟朋友去泡吧和晒太阳聊天,所以西方社会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所以,东亚社会的压抑气氛,在经济发达以后普遍会加剧——因为东亚的经济发展往往是靠着压抑人性、疯狂内卷而达到的。 年轻人连朋友都懒得搭理,还愿意主动去建立婚姻这样沉重的人际关系?怎么可能? 这一点,东亚应该好好学学西方。 网络图片 生活理想太无力? 亚洲年轻人流行躺平! 第三点疲惫就是整个社会的无力感。 中国社会出现这种疲惫症,有点太早了。因为中国尚未成为发达国家,但似乎整个社会都出现一种无力感。 其实,这是阶级固化所造成的。 谁又不喜欢赚大钱、奋斗?年轻人说躺平,其实是因为无奈——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出头了。现在,很好的学历也未必等于一份好工作,年轻人从中学开始就已经无力。 进入社会以后发现,能赚的钱已经被别人赚完了,能走的路早已经拥挤不堪,属于自己的可能性,基本上都被关闭了。 在以前,有无数种可能性,不管有没有学历,人生的路都是多种多样。我作为八零后,同龄人不管是哪个基层出身还是家里条件如何,最后奋斗成功的比例都相当高,至少能靠自己买房结婚的比例相当高。 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失去可能性。除了自媒体、直播、游戏这类新兴行业还有一点赚钱机会(其实也已经饱和了),哪里还有什么希望? 体制内、央企国企的互相通婚和家族式安排工作,早已将那里编织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固体。创业?大资本早已将可能的利润榨干净,作为普通人没什么机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陷于普遍的“疲惫症状”再正常不过。 看不到希望,为什么还要结婚?结婚在这种时代,实在是太过沉重了,无论是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很多人都没有结婚的理由和条件。 这是一个能独善其身就已经拼尽全力的时代,没有人想主动给自己添麻烦。 这种“社会疲惫症”,需要整个社会的改革才能得到改变。要清除一些垄断的利益集团,打破固有的阶层分布;要改革教育,让教育不再成为内卷和压榨的机器;要增加社会保障,让人们不光指望工资活着,而是有退路可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砖家建议18岁结婚,那孩子们几岁开始恋爱呢?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提出了一个建议: 建议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 而目的则是: 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 网络图片 前一天玩游戏还要防沉迷呢,第二天竟然可以领证结婚了;前一天还不许早恋,第二天竟然就可以和另一个异性上床了;这刺激,谁敢相信? 正如网友调侃的,“老师,我高考那天预产期,去不了了”、“未婚教师抓已婚学生早恋”,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很想笑。 砖家的口号喊得天花乱坠,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18岁可以结婚,那孩子们几岁开始恋爱比较合适呢? 我看到观察者网发评论文章,标题就叫《下调法定婚龄的建议应被舆论严肃对待》,说 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的性质,在于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人家砖家都毫不讳言,说这个建议是为了“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观察者网却掩耳盗铃上价值,这就是欺负我们不识字了。 让我震惊的是,这个提议都不在乎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了,竟然还妄图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是的,如果这个建议成为了法律,那么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底层人群,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被无情剥夺。 在理论上,法定结婚年龄确实不是必婚年龄,也不是最佳婚龄,可问题是,这个建议的提出,恰恰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逻辑。 在我们这个宗族观念深厚和生育观念至上的乡土社会,“合法”往往被异化为“正当”,“合法”往往就意味着“应该”,它起到一种强烈的导向作用。 我们那边的农村,如果谁要给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介绍对象,家长一般都会以“孩子还在上学,毕业了再说”为由推掉; 但如果18岁的结婚年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相当于向社会释放“允许高中毕业即结婚”的信号,上面那个推脱的理由都不存在了。 对于持有“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底层家庭,这将成为迫使女儿放弃高中学业的正当理由——毕竟“合法婚姻”比“不确定回报的教育投资”更符合短期利益。 我国《义务教育法》保障公民接受九年基础教育,但高中阶段教育尚未纳入强制范畴。在偏远农村及经济困难家庭中,女孩辍学率本就显著高于男孩,如此一来,女孩本来就缺乏保障的受教育权利,恐怕要岌岌可危了。 看似只是年龄的调整,但在在城乡发展失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语境下,犹如一把精准刺向底层女性的利刃。 这些本可继续求学的底层少女,在“合法早婚”的掩护下,被迫成为“生育资源”,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 有人问,当18岁少年手持结婚证走进高考考场,他们的心智真能平衡学业与家庭?可这些能手持结婚证走进考场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可能很多人连进考场的机会都不会有。 于是,过早婚育,会将底层女性钉在低收入岗位,形成“低学历-低收入-依附婚姻”的恶性循环。当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仍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农村少女可能已被困在育儿与家务中。 婚姻自主权确实应该完整地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自主的前提,也得是拥有选择的能力吧?对于缺乏教育机会、经济自主权的底层女性,降低婚龄非但不能帮助她自主掌握婚姻和人生,反而可能成为家庭与社会合谋剥夺其发展权的帮凶。 这必然加剧性别与阶层的不平等,这根本不是婚育问题,而是社会公平的问题。 支持者最喜欢拿“和国际接轨”说事,可你不能光看人家外国的结婚年龄,也看看人家的高中普及率和职业教育体系啊。在我们这里,很多地方,现在说服家长让女儿读完高中都困难,政策落地后更难以想象。 诚然,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很多女孩子也不到20岁的结婚年龄就结婚了,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就不要再以法律的形式,让现实每况愈下了。 我相信,提出这个建议的砖家,肯定不用面临自己的孩子18岁就要结婚的压力,所以他就可以打着大局的旗号,把弱势群体作为代价去牺牲。 但人不是予取予求的工具,把人当工具,随便牺牲的砖家,建议您少点建议! 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亮见    

俄乌战争三周年,世界的变与不变

2025年2月24日,俄乌战争迎来了三周年。三年前的今天,俄罗斯坦克碾过乌克兰边境,普京一声令下,点燃了这场深刻影响全球的战火。如今,硝烟未散,乌克兰的土地满目疮痍,俄罗斯咬牙硬撑,而特朗普刚回白宫一个多月,就把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乌克兰必须赢”到“美国优先”,这不仅让乌克兰人傻眼,也让全世界懵了圈。 这三年,世界变了多少?又有哪些没变?从战场上的炮火,到大国间的暗斗,再到普通人碗里的饭、兜里的钱,今天就来聊聊这些。 网络图片 1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世界依然在等一个结局。 但在这个漫长的拉锯战里,现实比任何战场推演都更残酷。乌克兰的反攻已经疲态尽显,俄军则在冬季战场上逐步取得优势。 最意外的变化,却不是前线的战局,而是华盛顿白宫的态度。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一个多月里,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政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曾经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美国,如今正站在“劝和”的立场上,而“和”的另一面,正是对俄罗斯的让步。曾经无比团结的西方阵营,已经开始出现裂痕。战争的结局,或许就在不远的未来,但对乌克兰来说,这可能不是他们曾经期待的结局。 2024年底,乌克兰战场上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不乐观。自从2023年夏季的大反攻受挫,乌军开始陷入战略被动。2024年秋季,俄罗斯在顿巴斯发动新一轮攻势,经过数月激战,逐步蚕食乌克兰的战线。从巴赫穆特到阿夫迪夫卡,乌军的防线开始崩溃。到了2025年1月,乌军在阿夫迪夫卡的残余部队被迫撤离,而俄军则稳步推进至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 战场上的形势比表面上的推进速度更糟糕。乌克兰的弹药供应已经出现问题,西方提供的155毫米炮弹库存严重不足,美国国防部2024年底的评估报告就曾警告,乌克兰在2025年春季可能会面临“弹药短缺的临界点”。 网络图片 事实上,从2024年11月开始,乌军的炮击密度就明显下降。据英国智库RUSI的数据显示,2023年乌军日均炮击量为6000至8000发,而到了2024年底,这一数字下降到3000发以下。与此同时,俄军的火力却保持稳定,得益于伊朗的无人机支持,以及朝鲜等国提供的关键物资,俄军的弹药供应一直保持稳定。乌克兰前线指挥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地使用每一发炮弹,而俄军却毫无顾忌地向我们倾泻火力。” 更让乌克兰难堪的是兵源问题。2022年战争初期,乌克兰士气高涨,志愿者络绎不绝。可是到了2024年底,战争已经进入“消耗模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逃往波兰、德国,避开征兵。乌克兰政府在2024年底不得不将征兵年龄下调至17岁,同时加大对逃避兵役者的打击力度。一位乌克兰军官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你不能指望一个19岁的孩子,在没有足够训练的情况下,在战场上和经验丰富的俄军拼命。”而在东部战线,一些乌军士兵向媒体透露,他们的轮换周期已经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许多士兵连续作战,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乌克兰的困境还不止于战场,更大的危机来自华盛顿。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仅仅两周后,他便宣布冻结美国对乌克兰的20亿美元军事援助。特朗普的理由很简单——“美国优先”。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我们不能再继续为这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买单,乌克兰必须现实一点,和俄罗斯坐下来谈判。” 特朗普的这个决定直接切断了乌克兰最关键的军事补给线。过去两年,美国是乌克兰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国,仅2023年,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海马斯”火箭炮、“爱国者”防空系统、F-16战机等。而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不仅冻结援助,还开始重新审视此前承诺的武器交付计划。 特朗普的对俄政策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他在2月初宣布,美国将取消对俄罗斯部分铝产品的制裁,并考虑调整对俄石油的进口限制。马克龙和朔尔茨紧急召集欧盟成员国讨论援乌方案,但现实很残酷——美国每年提供的援助相当于整个欧盟的两倍,如今美国退出,欧洲能否填补这个空缺? 相比之下,俄罗斯却在这三年中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普京始终没有改变他的立场——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特别军事行动”。尽管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制裁,俄罗斯经济仍然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2024年,俄罗斯GDP增长了2.5%,主要依靠能源出口以及与印度等国的贸易。2025年,俄罗斯的军费预算已经占到GDP的8%,比2022年翻了一倍。俄罗斯军工产业全面复苏,据《生意人报》报道,俄军已经将T-80坦克的生产量提高到战前的三倍,同时大规模改造苏联时期的旧武器,以满足前线需要。 而在国内,普京的控制力依然稳固。尽管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俄罗斯社会并未出现真正的大规模抗议。克里姆林宫通过提高军人工资、给予战斗人员家属额外补贴、加大对反战声音的打压力度,成功维持了国内的稳定。2024年底,普京再次当选总统,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撼动的政治现实。 网络图片 2 美俄关系正在经历三年来最剧烈的一次逆转,而这一次,不仅仅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重新调整,更是整个国际格局的一次大震动。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多次表示,美国不应该无条件支持乌克兰,也不应将俄罗斯逼入绝境。上台仅一个月,他就迅速兑现了这一承诺,冻结了对乌克兰的主要军事援助,并在2月初通过外交渠道释放出与俄罗斯重新接触的信号,以及随后美俄外长在沙特的会谈。据《华盛顿邮报》援引白宫内部人士的消息,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与俄罗斯进行某种“交易”。 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北约内部的剧烈动荡。美国不仅冻结援乌,还在2月中旬的一次北约内部会议上暗示,可能会削减对北约的财政支持,并要求欧洲国家“自担安全责任”。《金融时报》报道,德国法国正在紧急磋商,试图加强欧洲防务合作,以填补美国撤退留下的战略空白。欧盟委员会甚至提出设立一个2000亿欧元的“欧洲防务基金”,以支持成员国加强军事建设。 但问题在于,欧洲能否真正独立撑起防务体系?德国过去几十年一直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国防预算长期低迷,2023年的军费开支仅占GDP的1.57%,远低于北约2%的最低标准。尽管德国政府承诺要增加军费,但短期内仍难以弥补美国的空缺。而法国尽管军事实力较强,但仍然缺乏足够的战区指挥经验。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并不团结,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援乌持怀疑态度,甚至支持与俄罗斯谈判,而波兰则坚持对俄强硬立场,这种内部分裂让欧洲的自救变得更加困难。这次联合国投票,匈牙利就跟随俄罗斯和美国,投了反对票。 能源问题始终是俄乌战争引发的关键经济议题之一。 过去三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从欧洲大幅转向亚洲。2024年,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比战前减少了70%,而对强国的出口则增长了近两倍。 与此同时,美国的能源政策也在调整。拜登政府曾在2022年全面支持欧洲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并推动美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但特朗普上台后,这一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重新评估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政策,并可能减少对欧洲的供应,以确保美国本土能源价格的稳定。 对于欧洲来说,能源供应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战略安全问题。2024年冬天,欧洲的能源价格再次飙升,天然气价格在一周内上涨了30%,许多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要恢复使用煤炭。德国甚至在1月宣布,将延长部分燃煤电厂的运营时间,以应对能源危机。与此同时,法国、荷兰等国也开始重新评估核能的战略地位,试图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 经济层面,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仍在继续。由于西方与俄罗斯的经济脱钩,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2024年,俄罗斯的经济虽然承受了西方制裁的压力,但并未崩溃。而欧洲则因为能源危机和对俄脱钩,经济增长受限,2024年欧元区GDP增长仅1.2%,而德国经济甚至陷入技术性衰退。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而俄乌战争仍然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变量。如果战争在2025年停火,全球通胀压力可能会缓解,欧洲能源价格可能会回落,但如果战争继续,全球经济可能还将面临更长时间的不确定性。而这一切,最终还是取决于美俄、中俄以及欧洲的战略选择。 3 乌克兰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 三年前,基辅的街头还满是挥舞蓝黄旗的年轻人,冲着镜头高喊“我们一定会赢!”但到了2025年,这样的声音已经变得稀少。战争的泥潭太深,已经吞噬了太多人的希望。过去,美国的军事支持是乌克兰战场上的“输血袋”,每个月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和资金,支撑着基辅的抵抗。但现在,这个输血袋被扯掉了,乌克兰经济迅速下滑,2025年GDP预计跌破900亿美元,比战前缩水近40%。 基辅的普通人日子更难过。一个简单的现实是,乌克兰的男人越来越少了。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已经流失了超过100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而成年男性则被强制征召入伍。劳动力短缺导致经济活动几乎停滞,乌克兰农业生产下降了35%,工业产值更是降到历史低点。在哈尔科夫,一家曾经年产50万辆汽车的工厂,如今连5000辆都造不出来。没有工人,没有供应链,没有市场。战前繁荣的IT行业也大幅萎缩,外企撤离,程序员出逃,乌克兰失去了一个曾经撑起经济的重要支柱。 更让乌克兰政府头疼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场战争是否还值得继续。2022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全民英雄,但到了2025年,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40%以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有能力带领国家走出战争的泥沼。 如果战场形势继续恶化,不排除乌克兰国内会出现政治动荡,甚至可能有人开始呼吁重新审视与俄罗斯的谈判可能性。 网络图片 相比乌克兰的挣扎,俄罗斯的情况看上去要稳定得多。尽管西方的经济制裁仍然存在,但2024年俄罗斯GDP增长了3.2%,远高于欧美国家的预期。普京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让俄罗斯经济适应了制裁的环境,比如通过强国、印度、土耳其等国的贸易网络绕过制裁,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依然可观。《金融时报》分析认为,2025年俄罗斯预算中的国防开支将达到GDP的8%,这是自冷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莫斯科已经做好了长期战争的准备,并不急于结束战斗。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完全支持战争。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官方数据仍然显示普京的支持率在70%以上,但私下里,许多俄罗斯人对战争已经产生厌倦。2022年部分动员时,数十万人逃离俄罗斯,到了2024年,更多的人选择沉默,而不是逃跑,因为离开的路已经被堵上。莫斯科的年轻人仍然能在地铁里听到街头艺人弹吉他,但他们也知道,几百公里外的战壕里,和他们同龄的人正在挨冻、挨饿、挨炸。 在俄罗斯远东城市伊尔库茨克,一家超市的收银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去,但我们都知道,和以前不一样了。物价更高,进口商品更少,手机更新换代慢了,旅游的选择少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变得更小心翼翼,害怕说错话。” 即便如此,普京的权力依旧牢不可破。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在高压统治下,俄罗斯的“战争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民众的反对声音虽然存在,但很难形成实质性的挑战。 在西方,战争的热度也在迅速下降。美国人已经厌倦了这场遥远的冲突。2024年中期选举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成功吸引了大量选民,他承诺把钱花在美国本土,而不是继续无休止地援助乌克兰。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22年时,67%的美国人支持援助乌克兰,但到了2024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40%以下。共和党选民中,超过60%的人认为应该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而民主党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华尔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美国不能永远为乌克兰买单,我们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欧洲的情况更复杂。一方面,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仍然坚定支持乌克兰,并且在特朗普削减援助后,承诺将自己的军费提高到GDP的3%以上,以弥补美国的撤退。但另一方面,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态度已经发生微妙变化。《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政府内部正在讨论是否应该推动某种外交解决方案,以避免战争长期化给欧洲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2024年,德国经济增长几乎停滞,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失业率开始上升,而法国的情况也类似。在这种背景下,欧洲民众对乌克兰的支持开始动摇,极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的支持率上升。2025年2月德国大选,极右翼政党AfD的支持率已达20%,他们公开反对继续援助乌克兰,认为德国应该把资源优先用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 在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党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她的竞选口号很简单:“法国人的钱应该花在法国人身上,而不是基辅。”在意大利,梅洛尼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一些右翼议员呼吁减少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在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在选举中取得突破,主张与俄罗斯重新建立正常贸易关系。这些变化意味着,欧洲的政治风向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乌克兰很难再从欧洲获得无条件的支持。 三年前,俄乌战争的爆发曾让世界震惊,但三年后,它正在慢慢变成一个“习惯性存在”的冲突。人们不再每天关注新闻头条里的战况,而是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乌克兰人在担心未来,俄罗斯人在适应现实,美国人在远离战争,欧洲人在寻找新的平衡。战争还在继续,但它对世界的冲击,正在变得越来越“常态化”。最终,战争的结局,可能不取决于哪一方的军事胜利,而取决于所有国家的耐心和资源能撑多久。 网络图片 4 三年的战争,让世界看到了什么是“变”,也看到了什么是“不变”。 美国的态度变了。从拜登的“乌克兰必须赢”,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这一转变比战场上的任何一场战役都更具决定性意义。特朗普的上台让乌克兰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甚至可能让这场战争的终结时间表大幅提前——不是因为乌克兰胜了,而是因为乌克兰撑不住了。 从历史来看,美国撤手的那一刻,往往就是盟友最危险的时刻。1975年,美国撤出越南,西贡迅速沦陷。2019年,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库尔德武装瞬间被土耳其军队碾压。2021年,美国匆忙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在几周内重夺政权。2025年,会不会成为乌克兰“被放弃”的一年?或者乌克兰能找到新的支点,在失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撑下去?没人知道答案。 欧洲站在十字路口。三年前,欧洲一致支持乌克兰,德国、法国、英国、波兰都义无反顾地提供援助。但三年过去,经济困境、通胀飙升、能源短缺,让欧洲的民众开始疲惫,越来越多人在问:这场战争到底还要打多久? 2025年的欧洲,面对特朗普的战略撤退,必须决定是否独立承担援乌责任。马克龙、朔尔茨的政府正在加紧讨论,是否建立一个由欧洲主导的“乌克兰援助机制”,甚至有人提出,欧洲要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以避免完全依赖美国。 但现实是,欧洲内部并不团结,右翼势力崛起,许多国家的选民越来越反感继续向乌克兰输血。法国大选在即,德国的AfD党支持率上升,波兰、匈牙利的立场更加分裂。欧洲真的有能力接过美国丢下的接力棒吗? 三年来,普京的目标从未动摇——无论西方如何制裁,无论战场如何胶着,俄罗斯始终在坚持“吞下乌克兰”的战略目标。最初,他想用闪电战拿下基辅;后来,他调整战术,把战线拖成一场消耗战。而到了2025年,俄罗斯是否会调整战略目标,是否会寻求更大范围的控制?如果乌克兰在美国的撤退下失去支撑,普京会不会索性拿下更多的领土,甚至在欧洲东部制造新的危机?如果特朗普对俄罗斯的让步让克里姆林宫更有信心,莫斯科是否会把战略野心扩展到其他地区,比如波罗的海,甚至更远?这场战争的最终形态,可能还未完全展现出来。 三年来,中国始终保持“中立”立场。但现在,美国撤退,欧洲分裂,中国要不要进一步加码? 不管哪种选择,中国的决策,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 全球格局进入新阶段。如果2022年2月24日的战争爆发,是冷战后世界格局的第一次剧烈震动,那么2025年,则可能是全球权力版图重新调整的关键时刻。美俄背后的政治交易,会不会成为战争的终局?特朗普的政策变化,是否会促成一场新的外交谈判?还是说,一旦美国的支持减少,乌克兰的崩溃速度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快?世界在等待答案,但这场战争已经告诉我们——国际政治从来不按道义行事,而是按利益计算。 乌克兰的命运,不只掌握在乌克兰人自己手里,甚至不只掌握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而是在华盛顿、柏林、巴黎和北京的办公室里,被各种权力游戏和交易计算着。最终,这场战争会怎么结束,可能取决于某个安静的会议室里,几个人签下的那份协议,而不一定是在战场上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 三年前,全世界以为这场战争的结局会很快到来。但三年后,我们发现,变的不是战争的本质,而是人们对战争的耐心。 网络图片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或者你对全球经济、能源市场、地缘政治的变局感兴趣,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在这里,我们不只是做信息的搬运工,而是深度解析热点背后的逻辑,挖掘市场趋势,寻找真正值得关注的机会。全球供应链如何重塑?美联储政策如何影响资产配置?中俄能源合作对市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深入探讨。 知识星球不仅是阅读,更是交流。这里有对全球市场敏感的行业人士、投资者、研究者,一起洞察未来趋势,分享独家观点。如果你不满足于碎片化信息,而想真正看懂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欢迎加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码头青年

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经耗尽了

2023年以来的经济低迷,与其说是经济不好,还不如说是经济到了瓶颈期。 因为很多人都在困惑:科技产业还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制造业也还是冠绝全球,但为什么总感觉经济发展不动了?就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停滞感和无力感,好像看不到未来了? 其实这实属正常。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持狂飙式的发展超过三四十年,无论1880年到1920年之间的美国、二战后的日韩,这种“光速”发展,“跑步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都持续不过三四十年。 经济是有规律的,人类无法超越规律。中国人一向不信邪,认为中国模式举世无双,可以创造奇迹,但现实告诉我们,规律还是起作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红利,已经耗尽了。 接下来,必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模式,而不是依靠以前的旧思路。 网络图片 现在这种红利耗尽的表现有很多: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的债务全都高企。再叠加外资撤离、内需低迷,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我们所看到的瓶颈期。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有几个关键动力。 首先,是人口红利。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享受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人口红利——年轻、低成本的劳动力支撑了制造业的崛起。但如今,人口老龄化已成现实,年轻劳动力不足,抬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也降低了经济活力。 其次,是房地产红利——本质上是政府卖地所释放的资本红利、融资红利。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大规模城市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如今房地产市场饱和,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激增,房地产已经从增长引擎变成了负担。 第三,是全球化红利。中国加入WTO后,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强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享受了全球市场的扩张红利。但这几年来,全球产业链正在调整,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制造业回流,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正在被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蚕食。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这些红利曾是最强劲的动力来源。但现在,燃料消耗殆尽,列车的速度开始减慢。 网络图片 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过“刘易斯拐点”理论,指出当一个经济体从“劳动力过剩”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工资上涨、投资回报下降,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而中国正是处于这样的阶段。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看看最新诺奖经济学得主的分析报告吧!  昨晚,2019年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重磅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它被授予三个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 过去,中国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但如今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在不断下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在早期确实带动了经济,然而现在,很多城市的高铁站荒无人烟、鬼城遍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投资回报远不如从前。 企业端也一样,以前制造业企业享受低成本扩张,如现在不仅成本上升,海外订单减少,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成本优势也在边际递减。 另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过去几十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轴之一,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居民将财富押注在房子上,银行向房地产企业大量放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循环。 但现在,这个循环正在断裂。房价下跌,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融资困难,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整个经济进入了“去杠杆”的痛苦阶段。 房地产,导致居民财富、政府财政都在直接缩水。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外资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跨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 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战以来,西方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受挫。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纷纷调整供应链,苹果、三星、富士康等科技巨头已开始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 其次,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如过去。早期,外资进入中国时,享受低税收、土地优惠、宽松的市场监管。但如今,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加剧,许多外资企业感觉“水土不服”。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创下新低,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减少在华投资。外资的撤离,不仅意味着技术和资本的流失,也影响了中国企业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 网络图片 如果说外资撤离是“外患”,那么消费疲软则是“内忧”。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最终要靠消费支撑。但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市场呈现出疲软的态势。 首先,居民收入增长放缓。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但近年来,收入增速放缓,而物价、房贷等支出却在上升,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 其次,消费信心不足。疫情、房地产危机、就业压力等多重因素,使得很多人不敢花钱,储蓄率上升,消费降级成为趋势。年轻人更倾向于节省开支,“特种兵旅游”、“九块九外卖”、“躺平式消费”成为新潮流,这与十年前中国消费市场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 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来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果消费动力不足,企业销售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那么,中国经济还有出路吗?当然有,但关键在于如何调整方向。 网络图片 首先,必须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而不是让市场化成为一句行政命令式的口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力度逐渐减弱,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停滞。要想突破当前困境,政府需要放松对市场的干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给予企业更稳定的预期。 其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中国过去依赖“模仿——改进”的模式,但未来需要真正依靠原创技术,提升高端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来看,这种原创虽然有但还不够多。 第三,推动消费升级。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加社保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式,增强消费信心,真正让老百姓敢花钱、愿意花钱。 当然,这些改革并不容易,甚至会伴随着痛苦的调整期。但如果继续依赖旧的增长模式,最终只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中国的改革开放红利,确实已经消耗殆尽。人口红利不再,投资回报下降,外资撤离,消费疲软,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瓶颈期。 但危机也是转机。如果能够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激活消费市场,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关键是,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一块金牌,成本几千万?Gu姓运动员财政支出被曝光

这两天一则新闻报道在知名媒体出现: “GuXX训练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引关注,金额超过4700万元。” 尽管这笔财政支出其中也包含另一位运动员,但该著名运动员约占到了4700万元,另一位只占到100多万元。这笔钱,是2023年、2024年两年的支出费用。 财政是什么?钱从哪来?答案:从个人和企业的纳税当中来。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她并非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为何她的训练费用还需要财政来出? 在我们以往的认知当中,这样类型的“外国空降”双国籍运动员,应该是自己请教练、自己承担费用。而举国体制的逻辑是,你从小就由国家培养,所以国家出钱,你为国效力。 在网球明星李娜当年寻求单飞的时候就面临这个问题——国家认为你以前的训练成本是公共支出,那么你现在又要转变成“个体户”,那怎么行? 所以,当时没少扯皮。 现在这位运动员带来的是新问题:“外国空降”运动员,公共财政应当为其支付训练费用吗?以前是“国外个体户”,现在增加一本护照,就能立刻转变成“国有单位”,由纳税人来养活了? 这是我的知识盲区,不懂,我只是提问。 4700万元作为公共财政能干啥?我找了一个数字作为对比:从2009年开始,浙江省财政每年将安排5000万元作为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持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学前教育。 这个培养成本,等于中国最发达的省份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如果是30枚金牌,背后的训练成本又能让多少个省份促进教育的发展? 农村老人平均养老金每月200元,4700万元则是培养一名运动员的成本,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太对劲。一方面是养老金提升缓慢,另一方面却是大大方方。 一直都说教育、医疗总是缺钱,因为财政紧张,但是在培养金牌运动员方面,看起来预算并不紧张。 举国体制事实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早已跟不上时代了。在中国的体育发展战略当中,争金夺银也早已不是最重要的目标。但现实中,举国体制和争金夺银依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官帽、它是一些民众胸膛中的骄傲。 难道绝大部分老百姓宁可多纳税也需要鼓舞精神吗?财政支出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是谁、什么程序在审核这些钱的用途? “全民健身”喊了二十年了,从北京奥运会之前就在宣传全民健身,但中国的基层体育设施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都说中国足球发展的桎梏,是因为基层可供孩子们踢球的球场很少,这些钱可以修建多少座社区球场? 一些小地方因为教育支出的紧缩,孩子们的午饭劣质化、缩水化,这些钱能让多少孩子喝上健康牛奶? 在金牌这种看得见的方面花钱,可以让一部分民众兴奋、高潮、骄傲,但是在教育、医疗方面,既不能让官帽高升,又不能带来骄傲情绪,孰轻孰重,在百姓和肉食者眼中,看起来完全不同。 中国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经常看不懂。 哀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董明珠这样的老板太可怕了

  网络图片 这个时代的舆论场,注定属于董明珠这样的弄潮儿。 前段时间,刚把格力专卖店改成“董明珠健康家”,引起巨大讨论,这几天,董明珠又用一番半夜通知论,抢占了观众的眼球。 董明珠在与俞敏洪的对谈视频中,自曝自己经常半夜发通知: “半夜三点钟我醒了,我就要研究公司,我想好了,马上就要发通知。他们经常说,我经常夜里给他们东西,他们早晨一看,哇,昨天晚上又有通知。” 俞敏洪说:“每次发个通知,把你的员工会都会吓得心惊胆颤的,老总怎么到现在还不睡觉?” 没想到,董明珠说:“不会,大家(如果)都是用这样的热情,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 网络图片 看着董明珠轻描淡写地把凌晨三点发工作指令说成工作热情,我只觉得背后发凉。心疼格力员工三秒,并决定以后买美的,没别的原因,单纯不忍心看格力的员工那么累。 看到网上有格力员工爆料,经常凌晨被微信轰炸,50条消息起步,第二天不执行还要被骂“不敬业”;周末团建必须秒回消息,否则会扣绩效;收到凌晨两点发的会议纪要,要求早晨六点前反馈…… 新闻一出,有人嘲讽“建议董小姐先给员工配股再谈24小时待命”,也有人质问“谁能给老板普及普及劳动法”,毕竟大家签的只是8小时合同,而不是24小时的卖身契。 董明珠张口闭口“大家都用这样的热情”,可她口中的“大家”拿着普通员工的工资,操的却是股东的心。 她要是真能把赚到钱分给大家,员工或许还能安慰自己“看在钱的份上忍了”,但现实是,打工人既分不到股权红利,还要承受半夜被工作支配的恐惧,这样的权责倒挂,才是最讽刺的。 更讽刺的是,当俞敏洪调侃“员工会被吓到”时,董明珠竟理直气壮问:“大家(如果)都是用这样的热情,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合着企业成败的大旗非得用员工的睡眠时间来缝制? 这种把个人奋斗逻辑,强行套在员工身上的做法,本质上就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无耻侵占。 毕竟工作手机一响,打工人哪敢装睡,可董老板们永远不会懂,凌晨三点的消息提示音,对普通人就是意味着心跳加速、失眠焦虑。亮哥我在上家公司作为内容负责人,听到微信响都头皮发麻,何况是普通员工? 可怕的是,这样的老板绝非孤例。我相信,你我身边多少都会有这样的老板,从互联网大厂的“狼性文化”到中小企业的“家庭式管理”,多少管理者把压榨当美德,把越界当敬业? 这些老板们总爱把“以司为家”挂在嘴边,可他们忘了员工不是签了卖身契的家奴——家里可不会在凌晨三点布置任务,更不会把“随叫随到”写进家规。 更可怕的是,当这类管理者用“奋斗”包装剥削时,连社会舆论都会出现分裂:  有人捧臭脚说“这是敬业精神,也是老板成功的关键”,却看不见多少年轻人因此患上消息恐惧症,连手机震动都成了心理阴影的触发开关。 说到底,这类老板的可怕不在于凌晨三点发通知,而在于他们永远理直气壮地把人当工具。 董明珠可以炫耀自家别墅摆满格力电器,可以豪言“已经找到三四个接班人”,但这些光鲜背后,是无数普通员工在深夜里盯着刺眼的手机屏幕,是打工人在生活与工作的夹缝中艰难喘息。 当管理者把“敬业”异化成无休止的侵占,把“责任心”扭曲成随时的待命,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正在摧毁最基本的职场伦理。 一个连员工睡眠时间都随意践踏的企业,又有什么资格谈“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 当老板们陶醉在自己的“事业激情”里时,也该有人问问: 如果一家企业要靠榨干员工的生活才能运转,这样的成功,真的值得骄傲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中国经济未来唯一的出路

我们无法预言历史,就是因为历史永远有偶然。而且,这种偶然往往会改变世界。 砸了几万亿、倾尽资源想要扭转“卡脖子”的情况,但几年以来,国企没有搞出DeepSeek这样的怪兽,反而是一个“玩票”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弄出来了。 讲了一万遍的道理,就是没有人听:科技创新的活力在于不要总是监管,而是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让企业们去“瞎捣鼓”。 但总是在迷信“指挥棒”,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当然也有作用,但仅限于发展初期摆脱贫困、追赶别国的科技这类事情。想要真正搞出点“硬货”,就必须得放手让私营企业去搞。 关于中国经济的故事本来是悲观的:进入2025年,当央行和财政部的大放水边际效应递减,当各项经济数据继续冰冷,我们以为,经济还是会继续趴在那儿。 没有人知道解方在哪里。世上再伟大的算命先生,恐怕也算不出,是一个小公司弄出来的算法,直接扭转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尤其是对科技产业的评估。 尽管我并不觉得DeepSeek能改变所谓国运,之前也在文章中解释过为什么。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低估DeepSeek所带来的剧烈“鲇鱼效应”。 网络图片 事实上,最近一个月股市的强劲反弹并非炒作DeepSeek这个单一产品,而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路径进行了彻底重估。 DeepSeek作为单一的大语言模型,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充其量只是一个便宜低配版的ChatGpt。但全球投行们所看到的改变,并不是它自身,而是它在中国制造业这个“水池”中游动起来的样子。 中国制造业的确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就在于齐全的产业链、庞大的集群效应。但在DeepSeek之前,它们都只是“一汪死水”,因为它们无法导向未来——万物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所连接的那个高端制造业未来。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软件和算法去连接制造业产品,中国就依然只是“世界工厂”;但有了DeepSeek,“世界工厂”才有了自己变成“万物互联中心”的可能性。 DeepSeek,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DeepSeek存在的意义,也戳破了之前国产大语言模型的谎言——根本没有一个真正能用的。 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也传来好消息,但不是马云的现身,而是阿里巴巴的财报。在财报当中,投资者们注重的并非它的传统业务利润,而是云计算业务,在未来的想象力。 这个云计算业务有了DeepSeek的加持,本来三倍利润空间可能会变成三十倍。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在中概股还是港股,阿里巴巴都毫不回头地暴涨。 从未来三年之后回望现在,阿里巴巴当下的股价可能就是当年英伟达起飞之前的那个黄金坑。 以上所有,就是最近中国科技股、港股科技股大涨的内在逻辑。 但问题也潜藏在其中。因为,这仅仅是科技股的大涨,而不是整个股市的大涨,更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彻底好转。 现在距离真正的经济复苏,还差得太远。 网络图片 中国经济复苏亚开行惠誉调升今年预测_大公网 所以全球投资者看好的并非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仅仅只是中国科技产业的未来。那么,中国科技产业能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吗? 答案是:很难。因为必须要匹配对应的“软实力”。 历史上被科技革命推动发展的国家很多,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没有相应的“软实力”,科技革命也没用。 这一点可以从西班牙的经济史作为一个例证。西班牙一直都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尤其是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地区完整地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导致加泰罗尼亚至今依然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区。 然并卵,西班牙在1950年代之前两三百年,很长时间都是西欧最穷的国家之一。因为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西班牙统治者们只干一件事:他们一边中饱私囊,一边放任政府官员腐朽堕落,这导致西班牙的经济落后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 网络图片 西班牙原本不必这么辛苦,然而从哥伦布时代起,西班牙就开始浪费作为初代全球霸主的国运——因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僵化,始终未能在思想意识上引领全世界。 英国为何能成为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只是器物,关键还是在于英国人的逻辑、理性、法治、权力监督。 在亚当斯密说出“人生而自由”的时候,英国已经领先西班牙了。 在英国走向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时候,西班牙还沉浸在传统天主教、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包裹下的愚昧之中;在英国实现宪政和权力监督已经两百多年的时候,西班牙到了1970年代才摆脱弗朗哥独裁。 于是,高下立判。 要说发展条件,西班牙哪样比英国弱了?地理大发现是西班牙率先受益的,全球殖民帝国是西班牙先建立的——至今美国的大量领土都是原来西班牙的领地。 但西班牙受制于落后的文化观念和僵化的政治制度,在不断拥有着硬件上优越条件的同时,却在“软件”上持续发展滞后,不仅失去了初代全球霸主的地位,而且成了欧洲落后的国家。 网络图片 所幸从1980年代以后,西班牙整个国家又开始充满活力,经历了一波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到了2000年代终于成为欧洲中流的国家。这个阶段的发展,正是自由的社会观念和健康的政治结构,所带来的红利。 每年,西班牙国王都会在新年讲话中这么说:西班牙人需要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法治、自由与社会共识,正是这些,促成了国家的繁荣与持久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关于西班牙的事情? 因为放在宏观上、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会发现,必须要给予社会以自由的活力,才能让产业革命的影响真正发挥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 那种“一边管得很严很死、一边还能把经济搞得很好”的想法,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当年占尽天时地利的西班牙,都逐步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繁华。 美国的成功,不在于它拥有一个ChatGPT,而是因为它拥有一片高度自由的土壤,这片土壤能够源源不断地滋生出福特、IBM、苹果、OpenAI…… 相反,苏联虽然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美国较劲了二十年,甚至还在发射卫星方面赢了美国,但僵化的经济体制很快就让它败下阵来。 DeepSeek是一个契机,更是一个启示,那就是,创新必然来源于自由的市场环境,而非统一的指挥;要想让创新持久地发挥出推动经济的作用,就更需要整个社会结构的健康化,不断地深化改革。 也就是说,产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必须和“上层建筑”产生共振,才是持久的发展之道。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为领导赏雪封山”是不是误会,光靠说不行

  网络图片  如果当地可以早做预警,从各种渠道通知市民不要扎堆前往,并把景区道路管控的工作做得更细化,又何至于做出私家车堵路这么不规范的行为? 文 | 梅堂 近日,有网友上传视频称,浙江宁波四明山区,有交通执法人员用一辆私家车堵住下山道路,原因是有领导在山里赏雪,执法人员还骂了自己。 2月23日下午,宁波余姚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称,根本没有领导在山里赏雪,是交通志愿者在劝导管理交通时,讲话比较冲、不文明,才引起了下山游客的不满。 网络图片 2月17号晚上,宁波山区下了蛇年的第一场雪。原本山上都春意盎然了,一夜之间变得银装素裹、玉树琼枝,宁波人上山踏雪的热情很快就被点燃了。 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发布自己上山踏雪赏春的帖子,上山有几条路线,哪条路线的景色最美……除了这些信息,因为山路狭窄,再加上雪滑难开,很多人都很担心行车安全。 上山的车多了,地方行政部门为了交通安全,进行疏导管制,也很正常。但要封路调控车辆流量,至少也得提前通知。 如果没有提前通知,上山下山的车都堵了,游客上不得下不得,只能被堵在半路上,心情自然焦虑不堪。 更何况,交通管制也有法规要求的流程和步骤,哪有用私家车堵路的?总让人觉得名不正言不顺。这时再拿“领导在山里赏雪”这样的大帽子压人,难免引人遐想。 虽然官方回应说“根本没有领导在山里赏雪”,网友依旧半信半疑。 交通志愿者讲话比较冲,是态度问题,但山里根本没有领导,却说是为了领导赏雪堵路,那可不是“不文明”,而是涉嫌造谣传谣,二者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游客拍摄的视频里还出现了一辆考斯特,这也成为很多人认为山里确实有领导的证据。 考斯特常作为政府接待用车,因此很多人猜想,现场志愿者把上山下山的车辆都拦住,就为了这辆考斯特能顺利通过,在游客“逼问”之下,不烦其扰,一不小心说出了实话。 网络图片 当然这只是大家的“看图想象”。毕竟作为一种中型客车,考斯特被广泛用于商务、旅游、团体出行多种场合——政府部门会用考斯特是不假,但是旅游公司也常用考斯特作为旅游巴士。 没准视频里拍到的只是普通游客用车,现场志愿者为了摆脱游客的追问,才狐假虎威,闹出了一场乌龙。 说到底,公众存在一种“考斯特想象”,是因为不少人确实碰到过类似情况,自己好好走在路上,毫无预警就碰到了交通管制,不管你有多急的事,前后都动弹不得,时间短也就罢了,如果被拦在车里一两个小时,耽误了行程,全都是自己买单,一肚子火都没地方发泄。 所以,导致这次“为领导封路”误会的,除了执法人员的“不文明”和考斯特想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封路封得有些突然。 从以往的天气预报来看,宁波过年之后的这个时节,其实经常下雪,很多人会被雪景吸引上山。 对当地管理部门来说,下雪后山里游客增多,并非多年不遇的偶发事件,完全可以预测。 而且2月17号就下雪了,发生冲突的时候是20号,这几天给景区和行政部门留足了准备时间。 如果当地可以早做预警,从各种渠道通知市民不要扎堆前往,并把景区道路管控的工作做得更细化,又何至于做出私家车堵路这么不规范的行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我卸载了DeepSeek

我于今年1月15日在手机上安装了国产大语言模型DeepSeek的应用,到今天(2月21日)卸载,总共使用37天。 卸载的诱因是这样的。2月19日,山东泰山足球队(原名山东鲁能泰山足球队)发布通知:“因球队出现人员身体严重不适情况,经医疗团队评估,球员无法组成一支上场队伍,参加与蔚山HD足球俱乐部的亚冠精英联赛第8轮比赛。”按照亚足联规定,主动不参加比赛,相当于彻底退赛;已经完成的赛事和由此获得的成绩,也统统作废。此外,泰山队还将遭受罚款、禁赛等一系列更严重的惩罚。 泰山队为什么要退赛?我就不说具体原因了,反正,“身体严重不适”云云,一看就是编出来的理由,就和很多倒闭的店铺在门上贴张“旺铺招租”的公告一样,属于心照不宣的撒谎。 于是,我就打开手机上的DeepSeek应用,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否可以举几个例子(最好是历史事件),具有这样的模式:自己本身有一种严重的缺点,却非要主动攻击对方的相同缺点,结果被对方反击,自己反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因为我打开了“深度思考”功能,所以DeepSeek先是慢吞吞地输出它的思考过程,其间一切顺利。思考完毕,它开始给出正式回答,但只输出了两段,哗,所有答案全没了,代之以那句冷冰冰的老话:“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我在之前评论《黄仁勋:英伟达之芯》一书的文章《首先,你得能跑》中,已经提到DeepSeek有这种过度审查的毛病,很多我觉得并不怎么犯忌讳的问题(比如“请用一种比较阴阳怪气的语调,从五个不同方面驳斥中医拥护者的常见观点”),都莫明其妙地“无法回答”了。现在DeepSeek又来这套,我心想,我可去你大爷的吧,于是果断卸载。 不止一位读者告诉我,要绕过这种审查也很简单,比如可以本地部署。但问题在于,DeepSeek的成功刺激了人工智能界,导致市面上很快出现了一些新的免费大语言模型,使用起来很方便,功能也不差,甚至可能更强。我找个不搞这种无聊审查的竞品不就完了,何必自己费时间折腾? 于是我换用了另一个免费的大语言模型(名字就不透露了),问了差不多相同的问题,人家就能老老实实给出答案,举了法国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的例子。1793年6月,在之前执政的吉伦特派被推翻之后,罗伯斯庇尔上台,随后立即实行恐怖的雅各宾专政,把数万人送上了断头台。但好景不长,一年两个月之后的1794年7月28日,随着雅各宾派倒台,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这个例子让我不太满意。我想要的例子其实是一种更细致的类型:虽然你和对方都有相同的缺点,但对方缺点比较轻,可以承受,你的缺点比较重,你承受不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先去撩拨对方,结果自找苦吃。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在于“别人身上的相同缺点程度较轻”。 把这个关键信息告诉大语言模型之后,果然再给出的几个例子,就相对比较符合我的意图了。比如美国爱达荷州前共和党参议员劳伦斯·克雷格(Lawrence E. Craig,常用昵称拉里·克雷格[Larry Craig]),作为保守派人士,曾经反对同性婚姻,支持两院停止再讨论允许同性婚姻的法案;当时还有提案,要求扩大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范围,以涵盖针对不同性取向的犯罪,他也表示反对。谁曾想,他自己在2007年6月11日突然被捕,原因是被指控招揽一名男性执法人员进行皮肉交易,随后便签署了认罪书。尽管克雷格坚称,自己的性取向不是同性,签署认罪书只是希望尽快了结此事,而且后来坚持到2009年期满之后才从参议员位子上离职,但这桩丑闻确实足够讽刺了。 网络图片 另一个例子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一提到这个人,我就总忍不住想到英国记者、作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 1928–2003)在1988年写成的名作《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s,台湾原译版题为《所谓的知识分子》)。这本书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对历史上的十几位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开展了全面批判;该书在引入大陆时,因此不得不删掉一章。 这本书的第一章,写的就是卢梭,而且在开头就引用了罗伯斯庇尔对卢梭的赞誉:“卢梭透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现他身为人类导师的价值。”约翰逊指出,尽管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卢梭的名字往往会与他的政治哲学著作《社会契约论》联系在一起,但这本书在他生前的名气并不大,远远比不上他的两本小说《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 《爱弥儿》表面上是小说体,实际上是探讨教育哲学甚至政治哲学的著作,在当时引发了强烈反响。卢梭在书中化身为一位理想的教师,而爱弥儿则是他理想的学生,于是师徒二人演绎了一场最为理想化的“自然教育”(指顺从人类天性的教育,与今天所谓的走进大自然、了解动植物的自然教育不同)。卢梭一面极力赞扬这种自然教育,一面极力贬低不合他三观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斥责他们“盗走了受苦受难的人们从宗教获得的慰藉”,“取消了可以约束富贵者和权势者的情欲的唯一力量”。总之,世界上没有人比卢梭更懂人的天性、更懂教育小孩子了。 然而讽刺的是,在《爱弥儿》于1757年写成(后于1762年出版)时,卢梭已经与他的情人勒瓦瑟(Levasseur)先后生了5个孩子。这5个孩子无一成为卢梭的爱弥儿,而是都在生下来不久后,连名字都没起,就被他送到了弃婴收容所,可能很快都夭折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卢梭一而再再而三遗弃亲生孩子的事,早就为人所知,但知识界一般也就是腹诽而已。直到《爱弥儿》出版,公开向当时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他所批判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都属于这一阵营)叫板,他才终于激起众怒。1764年,也就是《爱弥儿》出版两年后,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的头号思想敌人伏尔泰,匿名出版小册子《公民的情感》,直斥卢梭一边遗弃他的5个孩子,一边又大言不惭地谈儿童教育。卢梭的反应则是百般狡辩,甚至声称,《爱弥儿》正是他对遗弃孩子这件事所做的思考结果。 [英]保罗·约翰逊著,杨正润等译《知识分子》(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1月) 大语言模型给出的其他例子,我就不举了。如果我愿意花时间,还可以让它给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但因为我只是随便查查,所以到此为止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算是大语言模型的一种比较合理的应用——为类书编纂提供素材。所谓“类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百科全书,其特点是把文献资料中的内容分门别类地汇编起来。比如北宋的《太平广记》,就是一种按类编辑的小说集,把小说内容划分为神仙、道术、方士、异人、鬼、妖怪、草木、畜兽等几十类,每一类都汇总了很多故事,足可以把人看到腻味。 广东作家胡文辉此前就曾汇总过“花剌子模信使”模式的资料。所谓“花剌子模信使”,源自作家王小波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说中亚古国花剌子模的国王只喜欢听好消息,不喜欢听坏消息,给他传喜报的人会被提拔,给他传噩耗的人会被喂老虎。 胡文辉在考证后发现,虽然严肃的史书对于花剌子模并无相关记载,但中国古史里却不乏类似的事情,最早的一则见于《左传·哀公十三年》,当时越国征伐吴国,吴军吃了败仗,派七名报信者上告吴王夫差。夫差的反应是:“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意思是夫差害怕打败仗的消息传出去,被中原其他国家的诸侯知道,就亲自在王宫里把七个报信者砍了头。此后,战国、秦、西汉、隋、唐、北宋、金、清也都有类似的事例。国外的例子当然也有,否则英语中就不会有shooting the messenger(射杀信使)这么个习语了。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射杀信使”属于典型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行为。胡文辉把这种模式的历史事例汇集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编成了“新太平广记”的一卷——《认知失调一·射杀信使》。 我今天想查的这种“撩人终害己”模式的事例,也相当于让大语言模型从它所掌握的材料出发,把类似的资料汇总起来,为“新太平广记”提供另一卷内容的大纲。要是真能借助大语言模型的帮助,把这种当代类书编出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肯定很有趣了——只不过,DeepSeek这种自我阉割的模型算是指望不上了。 素材来源官方媒体/网络新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刘夙的科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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