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斯本兩座泳池即將關閉
2026 年 8 月 18 日
今年高考出現了舞弊案。 湖北黃陂一女考生，成功逃過層層安檢帶入手機，在數學考試中求助場外，導致試卷泄密。 這讓人想起光緒十九年高考舞弊案。 1871年辛未科的科考並未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幾乎可以用《萬曆十五年》的英文標題」nothing significant」來形容。 只是那一科同榜進士中的兩個人後來演繹了一個著名的高考弊案，而有人追溯到這個時點。 22年之後的1893年，為了迎接「每逢萬壽必疆無」的太后的大壽，清廷特地舉辦了一次恩科，這一科稱之為癸巳恩科。 1871年辛未科三甲第三十五名周福清，托請同科的二甲第十七名殷如璋關照包括自己兒子在內的五名子侄。此時的殷如璋，正出任周福清家鄉浙江的主考。 周福清請託的方式很有科舉時代的代表性。 因為科考都是考文章，所以通過「常用詞檢索」的方式作弊就比較方便。就是在考卷上出現獨特的字詞，考官看到這幾個獨特的字詞就知道是誰的文章了。這種作弊方式隱蔽性強，且較為文雅，不太容易被讀書人當場拒絕。 周福清告訴殷如璋，他的這五個子侄，在卷面上都會寫上「宸忠」、「茂育」四個字。 見字如面，你懂的。 但這種方式約束力太弱，僅憑交情和這幾個字詞還遠不足以讓主考官直接點名。畢竟，有交情和能想出幾個獨特字詞的人不止一個；畢竟，這主考也不是那麼容易拿到的，是吧？ 必須輔之以其他手段！周福清門兒清得很，按照市價每人2000兩銀子，五人合計一萬兩白銀，隨同請託的紙條，銀票一併奉上。 1893年9月7日，晚，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殷如璋的船剛剛停在蘇州閶門碼頭，一個名叫陶阿順的人求見殷大人。陶阿順的身上帶著周福清請託的信件和銀票。殷如璋心領神會，但不便當眾拆開，便擱置桌旁，表示不在意的樣子，讓陶阿順先回去。 事情發展到這裡一切都很順利，周家五個應考的年輕人似乎可以高枕無憂。 然而，陶阿順是個實在人，剛到周家做用人沒幾天，主奴之間尚未達到親密無間的程度，這麼一筆巨款隨手就送出去了，實在有些放心不下，心想：殷大人收了錢寫個條兒，我拿了這條兒也好回周老爺的差。 這大概是讓周福清最後悔的一件事了，典型的用人不當嘛，哪有送人錢財要人收條的道理？ 陶阿順不管，大聲嚷嚷：哪有收人萬兩銀子不寫個收條的事兒？ 咳咳，據說，這殷大人並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也不是清廉如水，要不是當時副主考周錫恩（一說是蘇州知府王仁堪）同時在船，估計錢也就收了，事也就辦了。 這種事只能天知地知，不能他知，可偏偏有人同船看到並聽到了，殷大人只好公事公辦，扣押陶阿順，交由蘇州知府處置。 周福清倒也爺們。據說王仁堪等人在庭審的時候有意為之開脫，周福清渾不領情，公堂之上供認不諱：大家都如此，我獨做不得？況且，這錢也沒送出去，事也沒辦成，頂多算個未遂。 朝廷可不這麼看。科舉為國選材，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國家命脈，其權威性和公正性不容玷污，發現弊案，必定嚴懲！本案人證物證齊全，嫌犯證言也與物證人證形成了證據鏈，眾目睽睽，白紙黑字，不可抵賴。 審理之時官員們揣摩上意：年後就是太后大壽，上上下下都在營造喜慶祥和氛圍，不宜多開殺戒。層層審理，多方開脫，刑部沒有判處周福清死刑，而是提出了充軍的判決建議。 照例，先由刑部擬罪重，後由皇帝御筆改輕，以顯示皇恩浩蕩，也就是說最後的判決結果理應好於充軍。可沒想到，年輕的光緒皇帝想重振朝綱，從科舉除弊開始，於是下詔： 「科場舞弊例禁綦嚴，該革員輒敢遣遞信函，求通關節，雖與交通賄買已成者有間，未便遽予減等，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以嚴法紀，而儆效尤。」 這就苦了周家的婦孺，他們多方籌集款項，打通關節，尋求輕判。因為雖然是死刑，但執行時間在「秋後」，這就有了操作時間，況且，秋後決不決，還需要皇帝再次批示，而天心難測，且皇恩總是浩蕩的，也許心念一轉就筆下留人了。 要讓皇帝筆下留人，慣常的操作是在遞交給皇帝的摺子上做手腳。為了顯示皇帝的「宅心仁厚」，每年秋決的時候總不會把當年判斬監候的犯罪全部殺掉，總要留下一些。按照習慣，皇帝會把上面一排名字畫個勾，沒有劃勾的名字，這一年度內就不用執行。 可是，要把周福清的名字放在下一排而不是上一排，只有錢能做得到。而與命相比，錢又算什麼呢？ 就這樣，每到秋天，周家都要花費大筆銀子上下打點，以求得御批當中的皇恩浩蕩，銀子就嘩嘩地流出去了。 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多所監獄中的犯人乘亂逃跑，清廷平定之後，決定凡能投案者悉予免罪，新任刑部尚書薛允升依此例奏請赦免周福清，於是1901年3月19日，周福清被赦免了，而此時，他已經在浙江臬司監獄中戰戰兢兢地度過了八年。 在獄中八年，周福清雖隨時懸著達摩克里斯之劍，卻也過得清閑，有小妾潘大鳳和孫子周櫆壽在監獄之外「陪獄。」年輕的周櫆壽還在杭州遇到了自己無疾而終的初戀，而潘大鳳在周福清去世之後，卻跟著櫆壽的一個混混朋友私奔了。 周福清下獄之時，孫子周櫆壽的大哥樟壽只有13歲。父親肺癆，祖父下獄，長房長孫的樟壽只得在眾人的指指戳戳中奔波於當鋪與藥鋪之間，而父親死後，只得隨母回到鄉下，淪為眾人眼中的「乞食者」。 周福清1904年去世。那年8月，周樟壽在日本仙台遇到了他尊敬的老師藤野嚴九郎。後來，他從幻燈片上看到了被日本人處死的清國人，覺得這些以間諜罪被日本人處決的清國人在體格上並沒有多大缺陷，卻在思想上完全麻木，學醫又有什麼用呢？ 再後來，經過一個假期的彷徨之後，就離開仙台到了東京，棄醫從文。 周福清去世15年後，在北京站穩腳跟的周樟壽回到故鄉接家眷，看到了周福清寫了大半輩子的日記，覺得周福清的日記太無聊了，寫的都是什麼時候買了個小妾，小妾又生氣了之類，一把火全燒了。 周樟壽一寫就是《狂人日記》，再寫就是《阿Q正傳》，中國文壇就此他留下了主位。 周樟壽發表作品時，筆名魯迅。那幺弟弟周櫆壽就是周作人，後來娶了個日本女孩，再後來兄弟倆因此不相往來。 當年科舉舞弊案給魯迅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創傷，因為周家自此家道中落，家族急劇衰落也讓魯迅很早看清世態炎涼，連臨終前他留下的話都是：一個都不寬恕。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未荒館）
1997年底，蘇州凱達房地產公司在市郊拿了塊地，準備做他們的老本行——蓋別墅。 很快，金融危機席捲亞洲，樓市的低迷讓凱達退縮了。手裡有地有錢，他們突然有了投資教育的想法，而且想辦大學。 於是，他們主動去蘇州大學尋找機會。此時的蘇州大學，正苦於土地和經費短缺，想擴大辦學規模而力不足。雙方一拍即合。 1998年年底，蘇州大學文正學院成立。 蘇大文正學院引起了很大爭議。教育部的人多次上門調研，態度始終沒變，這場試驗眼看要被叫停。 誰都沒有想到，轉機突然就來了。 1998年10月，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湯敏與妻子左小蕾，把一封建議書通過特定渠道送到中央領導手裡： 《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三年擴大招生量一倍》 這是還在海外的湯敏夫婦為中國經濟開出的一劑藥方，用大學教育來刺激經濟。 當時，中國的下崗工人達到了1500萬。第二年，又會有數百萬高中生離開校園，他們沒大學可上，沒工廠可去，畢業即失業。 領導很快採納了湯敏夫婦的建議。1999年6月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做出了高等教育擴招的決策。 三個月之後，就是中國大學的入學報道日。短暫準備後，當年的大學成功擴招了47%，大學新生比前一年足足多了： 52萬。 這個數字，超過此前十年之和。湯敏也因此得名被媒體稱為「擴招之父」。 大學新生太多，教室和宿舍都不夠用了。那一年開學前，浙大學生宿舍靠著供電局加急趕工，才完成供電安裝。人大的200個擴招生沒有輪上學校的宿舍和床位，只能住在校外走讀。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部里有官員提出改革思路： 動用社會力量辦學。 一夜之間，蘇州大學文正學院起死回生，而且成了藉助社會資源辦學的正面典型。 1 文正學院就此成為了國內第一所公有民辦的二級學院。他們拉開了民辦高校的大幕，替國家解決了很多問題。 在1998年的教育經費統計報告里，一個大學生要花掉財政經費6775元。當時上海有位老校長做了個推算，如果有30%的高校改為民辦，就能多出來96萬自費生，每年能為國家節約教育經費： 76億。 大家現在都見多了小目標。一個區的自來水廠總經理都能搜出一億多現金，76億算啥。但在1999年，本科生在機關試用月工資是330元，中國外匯儲備是1400多億美金。 民辦高校就此拿下了牌照。 1999年7月，浙江大學和杭州市政府、浙江省電信集團聯合創辦了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教育部部長先後兩次到學校考察，第一次沒有表態，第二次才鬆口：值得嘗試。 教育部對江浙兩省民辦二級學院帶有鼓勵性的默許態度，讓全國各地原本觀望的社會力量，開始學習和效仿，民辦二級學院開始全面擴散。一些藉此機會進入教育領域的老闆，當時還很驚訝，不敢相信： 能有這樣的事。 到 2003年，二級學院的數量已經達到了360所。當時本科院校也才644所，也就是說全國的超過了一半的公辦本科學校有了自己的二級學院。 觀望四年後，教育部頒發了一個規範意見，這種船新的高等教育組織得到了正式的名分： 獨立學院。 它通常以某某大學某某學院的名字分布各地。作為發源地的江浙兩省，之後兩年又各自創立了20多所獨立學院。最近因轉設職業大學成關注焦點的兩省獨立學院，也大都位列其中。 院長被扣留幾十小時的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也是其一。 2 2011年，「獨立學院」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在官網刊發喜訊： 1881位畢業生獲得華中科技大學的學士學位證書。 另一邊，華科本部2011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800名應屆生沒能穿上學位服。他們無法如期畢業。 憤怒的本部學生湧上網路聲討。他們懷疑華中科大出於利益，將原本屬於自己的學位證分攤給二級學院。 「華中科大販賣文憑」的話題。讓獨立學院一時成了眾矢之的。違規招生、辦學條件不達標等問題也逐漸冒了出來，有人把它稱之為「高教改革怪胎」。 大學生越來越多，但卻沒多少人注意到，在教育部計劃里，獨立學院的定位一直就是階段性的產物。2008年，教育部出台了《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獨立學院的命運那時就已經被劃定，只有三條出路： 繼續作為獨立學院存在； 轉設為民辦普通高校； 撤銷或合併。 教育部還給了一個過渡的期限——五年。 五年很快過去。轉設的獨立學院寥寥無幾，甚至到了下一個五年，全國範圍內還是有265所獨立學院，在校生有260萬。 也就是說，中國每十個大學生中，就有一個是「獨立學院」的學生。 去年5月份，教育部急了，出台了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工作的實施方案，明確表示，獨立學院轉設是高校設置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部甚至立了一個flag，年底前，所有獨立學院必須選一條路走： 轉民辦；轉公辦；終止辦學。 效果是顯著的。到今年年初，全國有超一半的獨立學院完成轉設。從教育部官網上的公開文件來看，這半年以來，又有50多所完成轉設。 東北的絕大部分獨立學院都集中完成首批轉設。上海、廣東、成都也同樣如此。但到了江蘇和浙江，作為獨立學院的開創地，情況就很複雜了。 教育部本想一箭雙鵰，既收拾了獨立學院的攤子，又完成職業本科院校的KPI，沒想到事與願違。學生們拒絕接受職業本科的學歷，拒絕讓自己大學變成「職業技術大學」，他們的訴求是： 要麼普本，要麼停辦。 對於浙江而言，引起學生更大不滿的原因最關鍵是： 浙江的三本獨立學院，錄取分數線很高。 為了留在省內，浙江學生寧願選擇上獨立學院，也不去外省上更好的學校。他們把錄取分數抬高了。以2019年來說，很多專業的錄取分數線，比浙江本科線高了： 60多分。 三本獨立學院的學費大多昂貴，一年高達3萬以上。花十幾萬讀了大學，卻成了職業大學的校友，學生和家長們看來，這既不公平，也不體面。很多獨立學院的學生抱怨： 別人是專升本，我們是本升專。 除了學生的阻力，江蘇和浙江遲遲不願意轉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國有資本和地方政府深度參與其中。 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是浙工大與紹興市柯橋區合作的； 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是浙工商與桐廬縣政府合作的； 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是南師大與南師大教育發展基金會合作的； 江蘇大學京江學院，是江蘇大學與蘇大教育教育發展基金會合作的； …… 這些獨立學院的土地和房產，都是國有資產。 對於股東來說，轉為民辦，將面臨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轉為公辦，學費少了，地方政府既要給編製，還要給錢。 另外，國資的過戶必須通過國資委、發改委、財政、稅務等部門的同意。同時土地、房舍等過戶要繳納至少數千萬元的稅費。 粗略算下，財政支出可能要高達百億。 3 幾年前，湯敏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到是否後悔當時上書建議，他說： 不後悔。 這個經濟刺激政策，其實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從大學生是個稀罕物，到大學生太多了，只用了20年。 相信很多人都沒有注意過，很多三本獨立學院的官網上，介紹里都有這麼一個描述： 應用型大學。 「應用型」三個字，在大眾的認知中是模糊的，甚至是被人為美化過的。現在，薄紗要被無情地撕下了。 大幅度的本科擴招，讓那些原本準備去中專和職高的高中生，可以進入大學了。同時意味著，技術型人才的減少。 1999年，北京的中專學校有2500多新生沒有報到，職業高中有6200多新生沒報道，大家都去上大學了。 大學擴招後的第二年，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製造業一線高層次的技術人才，從那時候一直處於短缺。 普通高中激增的招生人數，打亂了原本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各佔半壁江山的天平。20多年以後，中國最新的中考改革，試圖回歸平衡： 各地區普高錄取率與職高錄取率必須1:1。 2015年，獨立學院迎來第一次卸妝。教育部提出，專門的職業大學將成為獨立學院的歸途。 現在江蘇、浙江先後宣布暫停轉設職業大學。但從現實來看，職業教育綜合改革下的合併轉設，已是大勢所趨。 浙江宣布全面暫停合併轉設的第二天，《職業教育法》迎來20多年來的首次大修，最重要的一句話是：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立法的意義，不言自明。 但對於學生來說，現實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如何確保在校生和校友的權益不被降格，比如考研考公是否一視同仁，升學和就業市場是否會被歧視，這些都需要明確的答案。 去年年底，蘇州大學文正學院順利地轉設成為首家市屬本科，蘇州城市學院。儘管被摘掉了蘇州大學的光環，但社交媒體上很多校友還是在慶幸自己的幸運。起碼校名里沒有出現「職業技術」四個字。 但很多其他學校的學生，要切身感受改革的陣痛。 1999年春晚，黃宏在小品《打氣》里喊了一句「工人要為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讓整個東北都沒有過好年。 這種口號不應該再出現了，對於獨立學院學生們的不理解，我們應該理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獸樓處）
百年前的1918年，著名國學大師梁濟即將迎來自己花甲壽辰。古代60年為一甲子，每60年為一個輪迴。但梁濟再也不願意社會重複他所經歷的這個輪迴。 但世事多蹇，社會灰寂。面對自己的兒子梁漱溟，梁濟半是自言自語，半是對兒子提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漱溟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濟點點頭：「能好就好啊。」 但當天晚上，梁濟寫好了萬言遺書《敬告世人書》，然後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 1918年這一年，生於1840年鴉片戰爭的馬相伯已經78歲，他剛剛辭去復旦大學校長，想好好多活幾年，見證苦難的中國變好起來。 但他活到快一百歲時，正是日軍全面侵華戰爭期間，上海已經淪陷，他不得不顛沛流離，明明已經到了越南，大家告訴他還在國內。 1939年，越南諒山一間普通的民房裡，虛弱不堪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他夢裡不知身是客，直把他鄉作故鄉。 馬相伯想到自己生於亂世，長於亂世，死於亂世，自己活著的一百年也是祖國苦難的一百年，禁不住老淚縱橫。 面對看望他的人，他心在泣血，說： 「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啊，也沒有把中國叫醒。」 馬相伯想叫醒中國，但他創辦的復旦大學，最近顯得昏昏欲睡，與復旦精神、大學精神相悖的新聞不時傳出。 馬相伯沒有辜負復旦，但復旦辜負了馬相伯。 特別是6月7日，當復旦大學的數學教師姜文華舉刀殺人時，迅速成為最大的新聞事件。 但讓人震驚的是，一位大學老師揮刀殺死學院的領導，網路上竟然不是譴責，而是一片叫好。 只因為最近不同地方相繼發生的惡性公共安全事件，一個個兇手都是無差別濫殺無辜，事件相繼發生後讓人感覺到強烈的不安全感。 用魯迅的話說，這叫「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而姜文華卻是直接針對自己的上司，符合「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 所以網上的輿論竟然是，有人說知道「冤有頭債有主」，不報復社會，不濫殺無辜，畢竟是高級知識分子。 有人說到底是大學老師，素質就是不同，不會殺學生和幼兒園朋友，全社會應該要看到讀書有用，姜文華是條漢子！ 殺人償命，未經法律授權，誰也不能剝奪他人的生命。這些道理，估計就是上面這樣說話的人並不是不懂。 但面對前幾起濫殺無辜的惡性案件時，一個不反社會不亂殺人的兇手，儼然差點成為感動中國人物。這隻能說明社會上的戾氣到了何等程度。 不相信善良，不相信法律，不相信部門，解決問題的手段動輒就是走極端，不敬畏生命，不敬畏法律，不敬畏秩序，心中只剩下殺心四起。 這說明社會處理問題的剛性導向，已經成為了一種不良示範。而對弱勢者的關懷救濟不足滿不在乎，個別地方高壓環境下沒有排氣閥。 網路圖片 連大學老師都舉刀殺人，已經給所有社會管理者敲響了警鐘，在國家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我們的治理一定出現了盲點，這需要高度重視。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曹教授）
全國新高考Ⅱ卷 試題內容： 閱讀下面的材料，根據要求寫作。 網路圖片 唐光雨漫畫作品，有改動 [注]描紅:用毛筆蘸墨在紅模子上描著寫字。 請整體把握漫畫的內容和寓意寫一篇文章，反映你的認識與評價、鑒別與取捨，體現新時代青年的思考。 要求：選好角度，確定立意，明確文體，自擬標題；不要套作，不得抄襲；不得泄露個人信息；不少於800字。 ———————————————————————————————————— 在網路論壇上，總有「你先是人，然後才是中國人」或者「你先是中國人，然後才是人」的爭論，頗有「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思辨。 按理說，應當是「先有人，然後才有中國人」。古猿三百萬年前出走非洲，十萬年前北京猿人生了一堆火，大禹帶著大夥治理洪水，這華北平原連帶著黃土高原才有了個人樣。他們自稱「華夏」，把周圍的其他部族數落了遍，什麼南蠻東夷，什麼西戎北狄，最後發現自己在中間，可以叫自己是「中間之國」，再配上華夏之稱，這中華也就勉勉強強稱呼了起來。接下來將近五千年摸爬滾打，一個臭寫小說的都能看的出來，「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走了點彎路，叫一群黃髮藍顏的傢伙揍了幾頓，自己痛定思痛，拿出祖上闊過的架勢準備再闊一次，這才有了我們現在生活的社會。 但是又為什麼有人說「你先是中國人，然後才是人」呢？看看這個漫畫吧。你藏而不露，你不偏不倚，你緩緩出頭，這麼一寫才是「人」，看似人能做到「藏而不露、不偏不倚、緩緩出頭」，才能稱為「人」，但是轉念一想，這是中國字哇！英文寫作」person「，俄文寫作」человек「，個中意思怕只有耶穌他老人家知道。倘若一個人鋒芒盡露，有所偏向，然後急於展示自己，這個人就不配稱為人了，壓在他身上的一個「不是人」的命題，他就得為自己找「person」「человек」這樣的代稱，總不能落得個「猴子」的戲謔吧？這麼說來，你是中國人，才會是「人」，如果你不是「人」，怕是要以「person」代稱了。 然而當中國人從一種思維方式變成了政治態度，事情就比這樣的命題遊戲更加殘酷了。倘若一國民眾爆發了遊行，抗議其親華政府腐敗不作為云云，政府也重拳出擊，民眾死傷無數。若我們按「你先是人，然後才是中國人」的想法，此時此刻我們本應對民眾感到同情；然而按照這樣「你先是中國人，然後才是人」的思路，你應當指出民眾被境外勢力蠱惑，我們應當支持那個親華政府。兩者陷入了矛盾，在互聯網平台上就開始了觀點角斗，兩方不多遑讓。 這時候我們就該問了，究竟哪個觀點對呢？沒等這兩個觀點廝殺完畢，大洋彼岸又出事了——美國出現了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我們自然知道裡面寫人作「人」的人不在少數。我們以為他們會像非裔一樣干出什麼「零元購」的笑話，好讓我們笑話美利堅糟糕的種族政策，結果這些寫人作「人」的人們，舉著牌子，把自己扮演成小白兔一樣無辜，一樣純潔——一樣好欺負。 這就是藏而不露？這就是不偏不倚，這就是緩緩出頭？在大洋彼岸，他們是不認得「人」的，等你把道理講完，他們也就把你欺負個遍，到最後你只能說他們「不是人」，然後悻悻離去。在這個時候，你是不是「人」已經不重要了，你是個人，你的祖先可以組隊刷猛獁象副本，可以組隊生存造奇觀，但是你只記得「人」和「不是人」，是不是很可笑？ 面對生存的挑戰，再問先是中國人還是先是人已經不重要了。至於你問我到底先是哪個，我也不敢說，畢竟我這是一篇0分作文。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演員5828）
人們對大象的關注度終於降下來了，因為真相出現了。 西雙版納第三個象群也開始了遷徙，這說明那裡的大象即將迎來普遍悲慘的命運。現在可以確定，大象離開的原因，不是一開始專家所說的「領頭的母象迷路」或者「地磁紊亂」，而是棲息地被破壞。 在西雙版納，可能出現了真正的生態危機。人們砍掉原生林，種下藥材等經濟作物，在衛星照片上看，仍然是「森林」，但是對大象來說已經沒什麼可吃的了——於是，它們不得不逃走。 這一點都不浪漫，而是真正的調查新聞題材，但是除了《中國新聞周刊》，很少看到有媒體去調查那裡森林破壞的情況。這一次，人們不能再以「沒有記者關注」為借口，相反，前去報道大象的媒體有很多——這才是更可怕的：人們有意無意，把大象神秘化、浪漫化甚至抽象化了，故意忽略真正的危機所在。如果大象出走是一次「求救信號」的話，這樣的故意忽略，稱得上是對大象的二次謀殺。 幾家機構媒體派出記者，對象群進行直播。比較典型的大概是，「我看到大象了！」這樣的標題，點進去很難看到大象的影子。人們是如此著急，在看到大象之前，就已經發出驚嘆。 還有一家媒體，開始刊發系列文章，從小象的視角來講述這次遷徙，以象的視角寫這次「旅行日記」。這很像是中學生作文，比前兩天的高考作文還要幼稚一些。 這種「萌化」的頂點，是那張流傳甚廣的群象一起睡覺的場面。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官方媒體賬號，都紛紛轉發。這無疑是擁有特權的機構近距離凝視的傑作，很多人聯想到自己辛苦的勞作，想「躺平」而不可得，大象安靜憨厚的樣子，讓人感到「非常治癒」——大家都假裝不知道，這些大象所面臨的是何其苦難的命運。 大象可能是最適合想像的動物。它體型巨大，大多時候又性情溫柔；它智商極高，但是最終被人類牢牢掌控，引導到它該去的地方。事情不應該太過容易，它應該充滿傳奇：兩頭象喝醉了返回，一頭小象吃了兩百斤醪糟醉倒——象群就像現在那些真人秀節目中的演員一樣，在鏡頭中，也在人類的掌控中。它最危險，也最安全，它的迷失，是為了證明人類無比正確。 逃命的大象最終成為一種被創造的「形象」和宣傳工具。日本電視台做了30分鐘的直播節目，向日本觀眾講述了這次大象的長途遷徙，愛國人士把一些截圖引進過來，感嘆道：日本人感到驚奇，他們終於知道了中國的好。知道昆明是幾百萬人口的城市，知道了中國的生態保護做得這麼好。大象成為愛國主義的獵物。 英語中有一個短語elephant in the room，它的中文意思也廣為人知，「房間里的大象」，用來指「顯而易見的但又被故意忽視」的事，或者是我們知道，但是又假裝不知道的要命的事情——比如危機。這次人們對象群的圍觀，就像是這個短語的現實版：我們都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失去故鄉，卻仍然把它想像成浪漫和神秘。 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中產生活觀察，原文現已被刪除）
幾天前，北京一位「正黃旗大媽」把自己整上了熱搜。 在網友上傳的現場視頻中，這位自稱肢體殘疾的大媽，在大聲指責別人沒有第一時間讓座，並且使用了地域歧視，稱「臭外地的，上北京要飯來了。」 如果只是到這個程度，可能還不至於火遍全網，大媽把歧視藝術上到了新高度，自稱是「正黃旗」的，有「通天紋」。 現在，大媽為她神奇的腦迴路付出了代價，據警方最新消息，63歲的聞某珍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按說變著花樣歧視的大媽被拘，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可是看看相關新聞後的跟帖，不得不讓人感慨，不少網友的素質還是挺讓人感慨的。 微博截圖 不少人覺得，大媽的行為雖然道德有虧，可行拘是不是有些誇張？所以好奇到底是按照哪條法律行拘的。 因為之前有媒體採訪公交集團，相關工作人員的回應就是，「目前從法律規範上來說她可能沒有明確的違法行為。」現在既然行拘，還是應該把具體法律依據公布，這樣也能使處罰超越於個案，形成普遍的示範效應，讓更多人明確法律的邊界。 其實就個案來說，大媽的辱罵聽著雖然可氣，可氣中又夾雜著可笑。想想看，一個自視甚高的「正黃旗」人，要來爭搶公交座位，然後通過口無遮攔尋找優越感。對別人的傷害性不強，對自己的侮辱意味極大。 對這樣的「前朝遺老」，批評下，其實多數人也就解氣了。正黃旗大媽家境到底如何，旁觀者無從知曉，但很多人的一種推斷是，越是家境慘淡失意的，越是容易仇視外地人。 失落感之下，人總是要尋找一種「假想敵」來自我安慰。這其實不局限於北京，存在地域歧視的城市，普遍有這規律。 存在當然不等於合理，這種民間情緒需要疏導，但其危害性也有限。頂多不過就是一種情緒發泄罷了。 如果說行拘嚴懲，是出於對地域歧視的零容忍，那更希望這種從嚴，能延伸到更多的公共領域。 在人員流動性已成常態的社會，越來越多的城市，在極力吸納「外地人」。可是需要看到的是，在這個潮流中，戶籍思維依舊濃重。降低戶籍門檻的同時，公共服務依然是和戶籍綁定的。 如果不能取得一個城市的戶籍，那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務，依然是和「本地人」人有別。外地人的孩子要上學，甚至買房買車這樣的消費權利，都要低人一等，有「討飯」的感覺。 這對「外地人」的傷害，要比一個正黃旗大媽的無理辱罵嚴重多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聲道）
總有一些愛表現的人，喜歡搞層層加碼。 今天，被這條新聞笑岔氣了： 微博截圖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在自創刊物am730C上發表文章《如何解決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問題》。這是他的高論： 我認為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以確保祖先的構想，起碼有一部分可以落實。」 還打出了「祖先」的旗號？ 我好奇去查找了原文，原文他的論據是： 人類在地球上生活了百多萬年，過去一直都沒有生育不足的問題。原因是我們的祖先對此早有安排。祖先利用DNA的密碼，叫我們在性慾高漲的時候難以自己，願意把個人的利益暫時擱置，以完成種族繁衍的使命。 我們的祖先真牛X，在百萬年前就解鎖了DNA密碼。施一公院士的科研成果，莫不是從甲骨文里學的？ 我倒覺得，如果非要找個背鍋俠，先別推到祖先身上，直接推給上帝啊，人是上帝造的嘛，一開始就在人類身上設置了生育開關。 現代人類擅自發明避孕套，逃避上帝的旨意，這是觸犯天條。只不過斬了又減少了人口，罰每人生一百個小孩？ 只是，不知道施老闆有沒有想過，哪怕這種政策突破底線出台了，要怎麼貫徹落實呢？ 對避孕套實行管控？按需分配製？會不會引發避孕套走私、地下交易？ 即使管住了源頭，那麼在最後一步如何確保？如何證明那些沒有懷孕的人違法使用了避孕套？半夜守在人家卧室里監督行事？ 真是又好氣又好笑，大老闆的腦迴路果然和我們不一樣。這種一本正經的言論，還寫成了文章，無論是由心而發還是故作怪論，都是蠢和壞。 我順便瀏覽了下施老闆的全文，其中不少詞句讓人不寒而慄： 個人主義猖獗，令違背國族整體利益的勾當也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利。 必須對個人主義的某些主張進行一定的壓抑，並把種族的延續視為每個人都要承擔的責任。 從種族的角度來看，這真是大逆不道。所以很多宗教都視避孕為違背上帝旨意的不道德行為。 …… 既然施老闆把題目升華到那麼高遠，我倒是想問一句：人類文明的目的是什麼？ 不就是不停地擺脫上帝的「動物性設置」，努力發展自己的「人性設置」嗎？事實上，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人類不斷突破上帝的禁忌史。 使用人類發明的避孕套，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該有的權利。這是衛生健康的要求，更是個人意志的要求，而不需要奉神的旨意。 如果避孕套可以被限制使用，那麼也真的離徵收單身稅、丁克稅不遠了。 無獨有偶，前幾年，也有一些專家學者口出雷語。 如2018年，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胡繼曄，在就「生育基金」的相關問題接受國富智庫專訪時表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 網頁截圖 在遭受輿論質疑和批評後，胡繼曄又接受媒體採訪表示： 他的觀點是，設立鼓勵生育基金可以，但錢應該由過去徵收的社會撫養費來負擔，絕對不能讓大家來交；對於丁克家庭，可以從個稅抵扣的部分，實現對其「不鼓勵」。 網頁截圖 這看似圓回來了，但說到底，不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嗎？ 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人嘴裡，權利彷彿是一種獎品、一個恩賜，說給你就給你，說收回就收回。你們把避孕套當什麼了？你們又把人當什麼了？ 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種老祖宗的糟粕，早該退出歷史舞台了。生育從來不是責任、不是義務，而是權利。 考慮問題，不能總是從經濟利益出發，從市場的角度出發，而是要首先從人性的角度出發。 的確，在商業社會、市場經濟中，勞動力是生產資料的一部分，但勞動力只是人的一部分。 一個完整的人，實現不了車厘子自由，至少也該有避孕自由。 有些人，就別再一而再、再而三地秀下限了，這不是建言獻策，這是真正的遞刀子。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觀人隨筆）
護士出身的連雲港女輔警許艷，之前因捲入「性敲詐案」轟動一時。 此事餘波未了，又一個女護士身份「穿越」，上演了姊妹篇。 近日，青海果洛州紀委監委發布消息稱，該州瑪沁縣委巡察辦主任格日措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調查。 格日措的上位路徑，殊為反常，讓勇叔我大為驚奇—— 這個普通的鄉衛生院護士，2011年「時來運轉」，轉崗到了司法局，她此後的人生行程，迅速開啟了「飛行模式」—— 當年7月，格日措入黨；剛滿1年，格日措任職瑪沁縣公安局德爾尼銅礦派出所所長。 護士——公務員——派出所長，事業編轉政法編。短短一年多時間裡，格日措完成了在常人看來，堪比登天的職務「三級跳」。 護士到派出所長，這兩個職業之間，距離有多長，很難丈量，也不能說護士就一定不能當派出所長。 比如，上海普陀區看守所教導員潘東英，就曾是一名解放軍醫院的麻醉科護士，轉業到上海市公安局後，成為一名警察。這樣的護士當警察，很正常。 因為，軍隊轉業幹部，經過相關考試後，可以直接轉任警察（公務員），但格日措顯然不在此列。 在格日措所長的領導下，銅礦派出所，那些年到底幹得怎麼樣，我們無從知曉。 但勇叔我猜想，基層的警員們，多半是幹得很憋屈。讓這麼一個外行來當領導，或許還要不時看她「上頭人」的眼色行事，這得有多難啊！ 一個莫名其妙就輕鬆上位的女護士，你讓那些奮鬥在一線的警察情何以堪？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終其一生，也就是個普普通通警察啊。 格日措能不能勝任她的領導崗位，恐怕並不重要，也不影響她繼續「撞好運」。 「奇蹟」眷顧起這個曾經的女護士來，有點像珍珠項鏈，是成串來的。 她在公安系統速成「三級跳」，成為三級警長、副科級幹部後，再傳「佳音」。 2019年9月，格日措，調入局機關，當上了縣公安局政工監督室主任，不久便升任局紀檢書記、二級警長。 換言之，格日措到公安系統，在短短6年里，她不光成了一名女警官，還能用俯視的目光去檢查和監督其他警察了。 「好戲」到了這一步，無論如何，也該「劇終」了。但是，「好事」繼續等著她—— 2020年5月，格日措的仕途，再上新台階，擔任了瑪沁縣縣委巡察辦主任，成為一名正科級幹部。 正科級幹部，雖說不算大，但在地方上，也算是個人物了。 一個女護士用8年時間，就完成了由鄉衛生院護士到「正科級」的華麗轉身。這步子邁得簡直太神速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女護士格日措「開掛的人生」背後，到底有著怎樣的神奇故事，實在讓人浮想聯翩。 這樣的官場「奇觀」，不該因為格日措的落馬而謝幕。 勇叔我又聯想到那個女輔警許艷，如今，許艷已經鋃鐺入獄，但留下的一連串疑問仍待解答。 同樣，格日措案調查，也該一追到底。必須查清，背後有哪些人，違反黨紀國法，甚至違反常識，讓格日措成為一個天下笑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回歸常識）
昨天發生在復旦的悲劇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都端這碗飯（當然我甚至還沒端上這碗飯），真的能感受到這個悲。 傳聞是因為非升級走沒通過導致的。說下所謂的非升即走。我感覺總的來說這是這一輪國內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里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沒有之一。大概的內容就是全面仿照美國制度，招人首先是一個3+3的合同，即首先簽訂三年合同，三年後中期審核，如果通過則續簽3年。一共六年後需要評上副教授（有些學校是教授），副教授理論上就是終身教職（除非觸犯政治等紅線否則就是鐵飯碗）。不能轉正副教授就滾蛋。這也就是美國所謂的tenure制度。 在理工科，美國的tenure率一般是相當高的，大概在90%以上。也就是說，只要招了你，基本上就是要給你轉終身教職的。就算tenure比例低得多的社科，至少中期審核基本上是不踢人的，也就是說會給足六年時間。因此，一般來說大家把tenure clock算作六年。 國內高校就不一樣了。首先，tenure比例低到髮指，目測在10%以下，而且三年就踢人的情況廣泛存在。比如2018年武漢大學第一批三年合約到期，119人竟然只有四人通過評審，三年淘汰率高達97%…（更正：武大闢謠是69人到期通過6人）同樣的，中山大學也出過類似的事情。 目前非升即走制已經在國內的主要大學全部鋪開，能比較穩的拿到終身教職的情況我目測只有拿到四青，也就是萬人拔尖，長江青年，優青基金和青年千人這四個帽子。拿到這四個帽子你就瞬間變成學校的資產，沒拿到你的價值在學校眼裡就非常存疑。當然社科方面主要是頂刊發的夠多就行。 淘汰制本身不是什麼問題，但是現在國內這種搞法完全是視青教為消耗品，一開始就打算讓大部分人淘汰掉。這主要就是因為博士畢業生太多了，業界市場又消化不掉，最後這個學術就業市場變成完全的買方市場。因為高校招聘規模過大（反正是便宜臨時工），每個青教能夠獲得的資源就非常有限了，自然就更難出成果…很多學校的青教甚至完全沒有招生名額，要知道美國只要入職即是博導…沒有學生支持，卻多了很多事務壓力和教學壓力，研究效率可想而知。 如果說這個畸形的非升即走制度已經很可怕了，那麼更可怕的就是中國特色的年齡歧視：入職tenure-track一般要求35歲（或40歲）以下…這種公開的年齡歧視基本上是全世界獨一份。為啥有這個歧視呢？其實不能怪高校，因為四青的帽子就是帶年齡要求的。其中申報青千不得超過40歲，申報青拔不得超過35歲，申報青年長江和優青不得超過38歲。以上都是理工科男性的情況，社科和女性會有適當放寬。但無論如何，在四青才是真正的資產得情況下，學校肯定要考慮招來的人成為資產的可能性。如果年齡太大，未來申請四青可能被硬條件卡掉，自然就不會招了。 這就使得非升級走失敗的青教沒有太多退路的空間。我們簡單算一下，一個人本科畢業22歲，碩博畢業大約28歲，一輪博後2年，這就已經30歲了。非升級走6年後如果被淘汰，直接超35歲紅線了。而萬一之前讀書多讀了幾年或者博後多做了一輪，可能都超40歲紅線了，這就基本上徹底沒機會了。同志們，40歲在中國社會重新找工作而且可能是跨行找工作，這是多麼讓人不寒而慄的事情。 至於入職後拿到的錢和入職前談妥的錢不一致這種事情就不談了，總之在純粹的買方市場下勞動力是完全沒有任何談判能力的，想讓你怎樣就怎樣。 所有在這個制度和壓力下，指望青教們心理健康實在是一件過於奢侈的事情，畢竟連大部分博士都有心理問題。這本身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想想一個高校里，每天和大學生打交道的人大部分都有程度不一的心理問題，那麼大學的氛圍會是怎樣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永遠不要把自己徹底賣給學術了，至少在中國不能這樣。永遠要給自己留好退路，留好選擇，保住人生的主動權。這不僅僅是對自己負責任，也是對自己的家庭負責任。主動權就是你和畸形制度說不的底氣。 在中國突飛猛進的科研指標背後，是無數青年科研人員的血與淚。 這不是比喻。是真的血。是真的淚。 今天寫的很亂，請諒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WEILIANG的博士日記，原文已被刪除）
特斯拉「剎車門」之後，新能源車市場又起波瀾。 近日，部分理想電動車老車主怒斥理想汽車「割韭菜」，多輛理想ONE車身上貼著「車友跟理想談情懷，理想把車友當傻子！」、「理想ONE沒有良心的欺詐銷售，拋棄忠實粉絲！」等橫幅。 我梳理了一下這件事情的大致過程。 5月25日，理想汽車正式發布了2021款理想ONE。新款車型電動系統、輔助駕駛等全面升級，續航里程也增加了200公里，但價格只比老款車型漲了一萬元。 消息一出，剛剛買了老款理想車型的車主們炸鍋了，因為此前，理想汽車官方完全沒有透露新款車型將於近期上市。 不僅如此，許多車主還吐槽，他們在買車時，反覆和銷售人員確認，銷售人員都斬釘截鐵地表示，近期不會有新款車型上市，新款車型上市至少等年末。 結果新車型發布會毫無預兆地登場，讓這幫老車主全都傻眼。 群情激憤之下，老車主們紛紛抱團向理想汽車施壓。壓力之下，理想汽車表示可以補償這部分老車主8000元，結果老車主們依然不依不饒。 微博截圖 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用這句話來表達這些理想老車主現在的內心感受，再準確不過了。 此前，「剎車門」一度重創特斯拉。數據顯示，今年4月，國內新能源車銷量增長超兩倍，但特斯拉銷量卻環比大降27%，與此同時，國產新能源車受到追捧。 然而，那些拋棄了特斯拉，擁抱國產新能源車的消費者，沒想到自己卻在幫「民族品牌」清庫存。 平心而論，這種新車剛買就變老款的事情，幾乎在每個新能源車品牌上都曾發生過，比如2019年，小鵬汽車因為推出更便宜，續航里程也更長的新款車型，引發老車主強烈不滿。 小鵬車主當時也拉起橫幅維權：「欺詐銷售，退一賠三，小鵬揮手，粉絲變狗」。 對於國產新能源車車主的這種維權，有人批評中國消費者不成熟，認為買車應當是「早買早享受，晚買享折扣」，不應該用割韭菜動輒指責車企。 我倒覺得，相關車企一點都不冤，這不僅是因為車企在銷售時涉嫌誤導，更是因為，國內新能源車車企濫用情感營銷，結果遭遇反噬。 國產新能源汽車品牌營銷，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告訴那些購買產品的人，你們不是消費者，而是品牌的粉絲。 這種將用戶沉澱為粉絲的玩法，大大降低了車企的營銷成本，也增加了品牌的忠誠度。甚至，一些粉絲對於國產新能源汽車的追捧，和我們常說的「追星」沒什麼兩樣。 這其中，蔚來車主堪稱是最瘋狂的，記得有一次，為了到蔚來「朝聖」，這幫車主不僅包機前往，還辦起了「飛機音樂會」，可謂轟動一時。 企業搞情感營銷，說到底是為了銷量，但在粉絲眼裡則不同，許多人被情感營銷洗了腦，認為自己就是品牌的一分子，他們對品牌極度忠誠，反過來，也要求品牌對他們也是如此。 「車友跟理想談情懷，理想把車友當傻子！」，這句話充分演繹了粉絲們「理想」破滅後的心態。 我想說的是，新能源車作為一個快速迭代的行業，類似新款迅速變老款的現象，在很長時間裡將是一個常態。 換言之，買新能源很容易被割了韭菜。 既然明明就是韭菜，就要擺正自己的位置，多留點心眼，萬不可把自己幻想為鐮刀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韭菜們一旦高談起「理想」，那大概率就會成為理想的韭菜。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魚眼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