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斯本两座泳池即将关闭
2026 年 8 月 18 日
今年高考出现了舞弊案。 湖北黄陂一女考生，成功逃过层层安检带入手机，在数学考试中求助场外，导致试卷泄密。 这让人想起光绪十九年高考舞弊案。 1871年辛未科的科考并未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几乎可以用《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标题”nothing significant”来形容。 只是那一科同榜进士中的两个人后来演绎了一个著名的高考弊案，而有人追溯到这个时点。 22年之后的1893年，为了迎接“每逢万寿必疆无”的太后的大寿，清廷特地举办了一次恩科，这一科称之为癸巳恩科。 1871年辛未科三甲第三十五名周福清，托请同科的二甲第十七名殷如璋关照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五名子侄。此时的殷如璋，正出任周福清家乡浙江的主考。 周福清请托的方式很有科举时代的代表性。 因为科考都是考文章，所以通过“常用词检索”的方式作弊就比较方便。就是在考卷上出现独特的字词，考官看到这几个独特的字词就知道是谁的文章了。这种作弊方式隐蔽性强，且较为文雅，不太容易被读书人当场拒绝。 周福清告诉殷如璋，他的这五个子侄，在卷面上都会写上“宸忠”、“茂育”四个字。 见字如面，你懂的。 但这种方式约束力太弱，仅凭交情和这几个字词还远不足以让主考官直接点名。毕竟，有交情和能想出几个独特字词的人不止一个；毕竟，这主考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是吧？ 必须辅之以其他手段！周福清门儿清得很，按照市价每人2000两银子，五人合计一万两白银，随同请托的纸条，银票一并奉上。 1893年9月7日，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殷如璋的船刚刚停在苏州阊门码头，一个名叫陶阿顺的人求见殷大人。陶阿顺的身上带着周福清请托的信件和银票。殷如璋心领神会，但不便当众拆开，便搁置桌旁，表示不在意的样子，让陶阿顺先回去。 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切都很顺利，周家五个应考的年轻人似乎可以高枕无忧。 然而，陶阿顺是个实在人，刚到周家做用人没几天，主奴之间尚未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这么一笔巨款随手就送出去了，实在有些放心不下，心想：殷大人收了钱写个条儿，我拿了这条儿也好回周老爷的差。 这大概是让周福清最后悔的一件事了，典型的用人不当嘛，哪有送人钱财要人收条的道理？ 陶阿顺不管，大声嚷嚷：哪有收人万两银子不写个收条的事儿？ 咳咳，据说，这殷大人并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也不是清廉如水，要不是当时副主考周锡恩（一说是苏州知府王仁堪）同时在船，估计钱也就收了，事也就办了。 这种事只能天知地知，不能他知，可偏偏有人同船看到并听到了，殷大人只好公事公办，扣押陶阿顺，交由苏州知府处置。 周福清倒也爷们。据说王仁堪等人在庭审的时候有意为之开脱，周福清浑不领情，公堂之上供认不讳：大家都如此，我独做不得？况且，这钱也没送出去，事也没办成，顶多算个未遂。 朝廷可不这么看。科举为国选材，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国家命脉，其权威性和公正性不容玷污，发现弊案，必定严惩！本案人证物证齐全，嫌犯证言也与物证人证形成了证据链，众目睽睽，白纸黑字，不可抵赖。 审理之时官员们揣摩上意：年后就是太后大寿，上上下下都在营造喜庆祥和氛围，不宜多开杀戒。层层审理，多方开脱，刑部没有判处周福清死刑，而是提出了充军的判决建议。 照例，先由刑部拟罪重，后由皇帝御笔改轻，以显示皇恩浩荡，也就是说最后的判决结果理应好于充军。可没想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想重振朝纲，从科举除弊开始，于是下诏： “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这就苦了周家的妇孺，他们多方筹集款项，打通关节，寻求轻判。因为虽然是死刑，但执行时间在“秋后”，这就有了操作时间，况且，秋后决不决，还需要皇帝再次批示，而天心难测，且皇恩总是浩荡的，也许心念一转就笔下留人了。 要让皇帝笔下留人，惯常的操作是在递交给皇帝的折子上做手脚。为了显示皇帝的“宅心仁厚”，每年秋决的时候总不会把当年判斩监候的犯罪全部杀掉，总要留下一些。按照习惯，皇帝会把上面一排名字画个勾，没有划勾的名字，这一年度内就不用执行。 可是，要把周福清的名字放在下一排而不是上一排，只有钱能做得到。而与命相比，钱又算什么呢？ 就这样，每到秋天，周家都要花费大笔银子上下打点，以求得御批当中的皇恩浩荡，银子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多所监狱中的犯人乘乱逃跑，清廷平定之后，决定凡能投案者悉予免罪，新任刑部尚书薛允升依此例奏请赦免周福清，于是1901年3月19日，周福清被赦免了，而此时，他已经在浙江臬司监狱中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八年。 在狱中八年，周福清虽随时悬着达摩克里斯之剑，却也过得清闲，有小妾潘大凤和孙子周櫆寿在监狱之外“陪狱。”年轻的周櫆寿还在杭州遇到了自己无疾而终的初恋，而潘大凤在周福清去世之后，却跟着櫆寿的一个混混朋友私奔了。 周福清下狱之时，孙子周櫆寿的大哥樟寿只有13岁。父亲肺痨，祖父下狱，长房长孙的樟寿只得在众人的指指戳戳中奔波于当铺与药铺之间，而父亲死后，只得随母回到乡下，沦为众人眼中的“乞食者”。 周福清1904年去世。那年8月，周樟寿在日本仙台遇到了他尊敬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后来，他从幻灯片上看到了被日本人处死的清国人，觉得这些以间谍罪被日本人处决的清国人在体格上并没有多大缺陷，却在思想上完全麻木，学医又有什么用呢？ 再后来，经过一个假期的彷徨之后，就离开仙台到了东京，弃医从文。 周福清去世15年后，在北京站稳脚跟的周樟寿回到故乡接家眷，看到了周福清写了大半辈子的日记，觉得周福清的日记太无聊了，写的都是什么时候买了个小妾，小妾又生气了之类，一把火全烧了。 周樟寿一写就是《狂人日记》，再写就是《阿Q正传》，中国文坛就此他留下了主位。 周樟寿发表作品时，笔名鲁迅。那幺弟弟周櫆寿就是周作人，后来娶了个日本女孩，再后来兄弟俩因此不相往来。 当年科举舞弊案给鲁迅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因为周家自此家道中落，家族急剧衰落也让鲁迅很早看清世态炎凉，连临终前他留下的话都是：一个都不宽恕。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未荒馆）
1997年底，苏州凯达房地产公司在市郊拿了块地，准备做他们的老本行——盖别墅。 很快，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楼市的低迷让凯达退缩了。手里有地有钱，他们突然有了投资教育的想法，而且想办大学。 于是，他们主动去苏州大学寻找机会。此时的苏州大学，正苦于土地和经费短缺，想扩大办学规模而力不足。双方一拍即合。 1998年年底，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成立。 苏大文正学院引起了很大争议。教育部的人多次上门调研，态度始终没变，这场试验眼看要被叫停。 谁都没有想到，转机突然就来了。 1998年10月，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与妻子左小蕾，把一封建议书通过特定渠道送到中央领导手里： 《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三年扩大招生量一倍》 这是还在海外的汤敏夫妇为中国经济开出的一剂药方，用大学教育来刺激经济。 当时，中国的下岗工人达到了1500万。第二年，又会有数百万高中生离开校园，他们没大学可上，没工厂可去，毕业即失业。 领导很快采纳了汤敏夫妇的建议。1999年6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高等教育扩招的决策。 三个月之后，就是中国大学的入学报道日。短暂准备后，当年的大学成功扩招了47%，大学新生比前一年足足多了： 52万。 这个数字，超过此前十年之和。汤敏也因此得名被媒体称为“扩招之父”。 大学新生太多，教室和宿舍都不够用了。那一年开学前，浙大学生宿舍靠着供电局加急赶工，才完成供电安装。人大的200个扩招生没有轮上学校的宿舍和床位，只能住在校外走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部里有官员提出改革思路： 动用社会力量办学。 一夜之间，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起死回生，而且成了借助社会资源办学的正面典型。 1 文正学院就此成为了国内第一所公有民办的二级学院。他们拉开了民办高校的大幕，替国家解决了很多问题。 在1998年的教育经费统计报告里，一个大学生要花掉财政经费6775元。当时上海有位老校长做了个推算，如果有30%的高校改为民办，就能多出来96万自费生，每年能为国家节约教育经费： 76亿。 大家现在都见多了小目标。一个区的自来水厂总经理都能搜出一亿多现金，76亿算啥。但在1999年，本科生在机关试用月工资是330元，中国外汇储备是1400多亿美金。 民办高校就此拿下了牌照。 1999年7月，浙江大学和杭州市政府、浙江省电信集团联合创办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育部部长先后两次到学校考察，第一次没有表态，第二次才松口：值得尝试。 教育部对江浙两省民办二级学院带有鼓励性的默许态度，让全国各地原本观望的社会力量，开始学习和效仿，民办二级学院开始全面扩散。一些借此机会进入教育领域的老板，当时还很惊讶，不敢相信： 能有这样的事。 到 2003年，二级学院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60所。当时本科院校也才644所，也就是说全国的超过了一半的公办本科学校有了自己的二级学院。 观望四年后，教育部颁发了一个规范意见，这种船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得到了正式的名分： 独立学院。 它通常以某某大学某某学院的名字分布各地。作为发源地的江浙两省，之后两年又各自创立了20多所独立学院。最近因转设职业大学成关注焦点的两省独立学院，也大都位列其中。 院长被扣留几十小时的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也是其一。 2 2011年，“独立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在官网刊发喜讯： 1881位毕业生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 另一边，华科本部201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800名应届生没能穿上学位服。他们无法如期毕业。 愤怒的本部学生涌上网络声讨。他们怀疑华中科大出于利益，将原本属于自己的学位证分摊给二级学院。 “华中科大贩卖文凭”的话题。让独立学院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违规招生、办学条件不达标等问题也逐渐冒了出来，有人把它称之为“高教改革怪胎”。 大学生越来越多，但却没多少人注意到，在教育部计划里，独立学院的定位一直就是阶段性的产物。2008年，教育部出台了《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独立学院的命运那时就已经被划定，只有三条出路： 继续作为独立学院存在； 转设为民办普通高校； 撤销或合并。 教育部还给了一个过渡的期限——五年。 五年很快过去。转设的独立学院寥寥无几，甚至到了下一个五年，全国范围内还是有265所独立学院，在校生有260万。 也就是说，中国每十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是“独立学院”的学生。 去年5月份，教育部急了，出台了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表示，独立学院转设是高校设置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部甚至立了一个flag，年底前，所有独立学院必须选一条路走： 转民办；转公办；终止办学。 效果是显著的。到今年年初，全国有超一半的独立学院完成转设。从教育部官网上的公开文件来看，这半年以来，又有50多所完成转设。 东北的绝大部分独立学院都集中完成首批转设。上海、广东、成都也同样如此。但到了江苏和浙江，作为独立学院的开创地，情况就很复杂了。 教育部本想一箭双雕，既收拾了独立学院的摊子，又完成职业本科院校的KPI，没想到事与愿违。学生们拒绝接受职业本科的学历，拒绝让自己大学变成“职业技术大学”，他们的诉求是： 要么普本，要么停办。 对于浙江而言，引起学生更大不满的原因最关键是： 浙江的三本独立学院，录取分数线很高。 为了留在省内，浙江学生宁愿选择上独立学院，也不去外省上更好的学校。他们把录取分数抬高了。以2019年来说，很多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比浙江本科线高了： 60多分。 三本独立学院的学费大多昂贵，一年高达3万以上。花十几万读了大学，却成了职业大学的校友，学生和家长们看来，这既不公平，也不体面。很多独立学院的学生抱怨： 别人是专升本，我们是本升专。 除了学生的阻力，江苏和浙江迟迟不愿意转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有资本和地方政府深度参与其中。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是浙工大与绍兴市柯桥区合作的；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是浙工商与桐庐县政府合作的；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是南师大与南师大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的；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是江苏大学与苏大教育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的； …… 这些独立学院的土地和房产，都是国有资产。 对于股东来说，转为民办，将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转为公办，学费少了，地方政府既要给编制，还要给钱。 另外，国资的过户必须通过国资委、发改委、财政、税务等部门的同意。同时土地、房舍等过户要缴纳至少数千万元的税费。 粗略算下，财政支出可能要高达百亿。 3 几年前，汤敏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是否后悔当时上书建议，他说： 不后悔。 这个经济刺激政策，其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从大学生是个稀罕物，到大学生太多了，只用了20年。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很多三本独立学院的官网上，介绍里都有这么一个描述： 应用型大学。 “应用型”三个字，在大众的认知中是模糊的，甚至是被人为美化过的。现在，薄纱要被无情地撕下了。 大幅度的本科扩招，让那些原本准备去中专和职高的高中生，可以进入大学了。同时意味着，技术型人才的减少。 1999年，北京的中专学校有2500多新生没有报到，职业高中有6200多新生没报道，大家都去上大学了。 大学扩招后的第二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制造业一线高层次的技术人才，从那时候一直处于短缺。 普通高中激增的招生人数，打乱了原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各占半壁江山的天平。20多年以后，中国最新的中考改革，试图回归平衡： 各地区普高录取率与职高录取率必须1:1。 2015年，独立学院迎来第一次卸妆。教育部提出，专门的职业大学将成为独立学院的归途。 现在江苏、浙江先后宣布暂停转设职业大学。但从现实来看，职业教育综合改革下的合并转设，已是大势所趋。 浙江宣布全面暂停合并转设的第二天，《职业教育法》迎来20多年来的首次大修，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立法的意义，不言自明。 但对于学生来说，现实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如何确保在校生和校友的权益不被降格，比如考研考公是否一视同仁，升学和就业市场是否会被歧视，这些都需要明确的答案。 去年年底，苏州大学文正学院顺利地转设成为首家市属本科，苏州城市学院。尽管被摘掉了苏州大学的光环，但社交媒体上很多校友还是在庆幸自己的幸运。起码校名里没有出现“职业技术”四个字。 但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要切身感受改革的阵痛。 1999年春晚，黄宏在小品《打气》里喊了一句“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让整个东北都没有过好年。 这种口号不应该再出现了，对于独立学院学生们的不理解，我们应该理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百年前的1918年，著名国学大师梁济即将迎来自己花甲寿辰。古代60年为一甲子，每60年为一个轮回。但梁济再也不愿意社会重复他所经历的这个轮回。 但世事多蹇，社会灰寂。面对自己的儿子梁漱溟，梁济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儿子提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 但当天晚上，梁济写好了万言遗书《敬告世人书》，然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1918年这一年，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马相伯已经78岁，他刚刚辞去复旦大学校长，想好好多活几年，见证苦难的中国变好起来。 但他活到快一百岁时，正是日军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上海已经沦陷，他不得不颠沛流离，明明已经到了越南，大家告诉他还在国内。 1939年，越南谅山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虚弱不堪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他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 马相伯想到自己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死于乱世，自己活着的一百年也是祖国苦难的一百年，禁不住老泪纵横。 面对看望他的人，他心在泣血，说： “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啊，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马相伯想叫醒中国，但他创办的复旦大学，最近显得昏昏欲睡，与复旦精神、大学精神相悖的新闻不时传出。 马相伯没有辜负复旦，但复旦辜负了马相伯。 特别是6月7日，当复旦大学的数学教师姜文华举刀杀人时，迅速成为最大的新闻事件。 但让人震惊的是，一位大学老师挥刀杀死学院的领导，网络上竟然不是谴责，而是一片叫好。 只因为最近不同地方相继发生的恶性公共安全事件，一个个凶手都是无差别滥杀无辜，事件相继发生后让人感觉到强烈的不安全感。 用鲁迅的话说，这叫“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而姜文华却是直接针对自己的上司，符合“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 所以网上的舆论竟然是，有人说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不报复社会，不滥杀无辜，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 有人说到底是大学老师，素质就是不同，不会杀学生和幼儿园朋友，全社会应该要看到读书有用，姜文华是条汉子！ 杀人偿命，未经法律授权，谁也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些道理，估计就是上面这样说话的人并不是不懂。 但面对前几起滥杀无辜的恶性案件时，一个不反社会不乱杀人的凶手，俨然差点成为感动中国人物。这只能说明社会上的戾气到了何等程度。 不相信善良，不相信法律，不相信部门，解决问题的手段动辄就是走极端，不敬畏生命，不敬畏法律，不敬畏秩序，心中只剩下杀心四起。 这说明社会处理问题的刚性导向，已经成为了一种不良示范。而对弱势者的关怀救济不足满不在乎，个别地方高压环境下没有排气阀。 网络图片 连大学老师都举刀杀人，已经给所有社会管理者敲响了警钟，在国家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的治理一定出现了盲点，这需要高度重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曹教授）
全国新高考Ⅱ卷 试题内容：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网络图片 唐光雨漫画作品，有改动 [注]描红:用毛笔蘸墨在红模子上描着写字。 请整体把握漫画的内容和寓意写一篇文章，反映你的认识与评价、鉴别与取舍，体现新时代青年的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 在网络论坛上，总有“你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或者“你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人”的争论，颇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思辨。 按理说，应当是“先有人，然后才有中国人”。古猿三百万年前出走非洲，十万年前北京猿人生了一堆火，大禹带着大伙治理洪水，这华北平原连带着黄土高原才有了个人样。他们自称“华夏”，把周围的其他部族数落了遍，什么南蛮东夷，什么西戎北狄，最后发现自己在中间，可以叫自己是“中间之国”，再配上华夏之称，这中华也就勉勉强强称呼了起来。接下来将近五千年摸爬滚打，一个臭写小说的都能看的出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走了点弯路，叫一群黄发蓝颜的家伙揍了几顿，自己痛定思痛，拿出祖上阔过的架势准备再阔一次，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 但是又为什么有人说“你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人”呢？看看这个漫画吧。你藏而不露，你不偏不倚，你缓缓出头，这么一写才是“人”，看似人能做到“藏而不露、不偏不倚、缓缓出头”，才能称为“人”，但是转念一想，这是中国字哇！英文写作”person“，俄文写作”человек“，个中意思怕只有耶稣他老人家知道。倘若一个人锋芒尽露，有所偏向，然后急于展示自己，这个人就不配称为人了，压在他身上的一个“不是人”的命题，他就得为自己找“person”“человек”这样的代称，总不能落得个“猴子”的戏谑吧？这么说来，你是中国人，才会是“人”，如果你不是“人”，怕是要以“person”代称了。 然而当中国人从一种思维方式变成了政治态度，事情就比这样的命题游戏更加残酷了。倘若一国民众爆发了游行，抗议其亲华政府腐败不作为云云，政府也重拳出击，民众死伤无数。若我们按“你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的想法，此时此刻我们本应对民众感到同情；然而按照这样“你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人”的思路，你应当指出民众被境外势力蛊惑，我们应当支持那个亲华政府。两者陷入了矛盾，在互联网平台上就开始了观点角斗，两方不多遑让。 这时候我们就该问了，究竟哪个观点对呢？没等这两个观点厮杀完毕，大洋彼岸又出事了——美国出现了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我们自然知道里面写人作“人”的人不在少数。我们以为他们会像非裔一样干出什么“零元购”的笑话，好让我们笑话美利坚糟糕的种族政策，结果这些写人作“人”的人们，举着牌子，把自己扮演成小白兔一样无辜，一样纯洁——一样好欺负。 这就是藏而不露？这就是不偏不倚，这就是缓缓出头？在大洋彼岸，他们是不认得“人”的，等你把道理讲完，他们也就把你欺负个遍，到最后你只能说他们“不是人”，然后悻悻离去。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人”已经不重要了，你是个人，你的祖先可以组队刷猛犸象副本，可以组队生存造奇观，但是你只记得“人”和“不是人”，是不是很可笑？ 面对生存的挑战，再问先是中国人还是先是人已经不重要了。至于你问我到底先是哪个，我也不敢说，毕竟我这是一篇0分作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演员5828）
人们对大象的关注度终于降下来了，因为真相出现了。 西双版纳第三个象群也开始了迁徙，这说明那里的大象即将迎来普遍悲惨的命运。现在可以确定，大象离开的原因，不是一开始专家所说的“领头的母象迷路”或者“地磁紊乱”，而是栖息地被破坏。 在西双版纳，可能出现了真正的生态危机。人们砍掉原生林，种下药材等经济作物，在卫星照片上看，仍然是“森林”，但是对大象来说已经没什么可吃的了——于是，它们不得不逃走。 这一点都不浪漫，而是真正的调查新闻题材，但是除了《中国新闻周刊》，很少看到有媒体去调查那里森林破坏的情况。这一次，人们不能再以“没有记者关注”为借口，相反，前去报道大象的媒体有很多——这才是更可怕的：人们有意无意，把大象神秘化、浪漫化甚至抽象化了，故意忽略真正的危机所在。如果大象出走是一次“求救信号”的话，这样的故意忽略，称得上是对大象的二次谋杀。 几家机构媒体派出记者，对象群进行直播。比较典型的大概是，“我看到大象了！”这样的标题，点进去很难看到大象的影子。人们是如此着急，在看到大象之前，就已经发出惊叹。 还有一家媒体，开始刊发系列文章，从小象的视角来讲述这次迁徙，以象的视角写这次“旅行日记”。这很像是中学生作文，比前两天的高考作文还要幼稚一些。 这种“萌化”的顶点，是那张流传甚广的群象一起睡觉的场面。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账号，都纷纷转发。这无疑是拥有特权的机构近距离凝视的杰作，很多人联想到自己辛苦的劳作，想“躺平”而不可得，大象安静憨厚的样子，让人感到“非常治愈”——大家都假装不知道，这些大象所面临的是何其苦难的命运。 大象可能是最适合想象的动物。它体型巨大，大多时候又性情温柔；它智商极高，但是最终被人类牢牢掌控，引导到它该去的地方。事情不应该太过容易，它应该充满传奇：两头象喝醉了返回，一头小象吃了两百斤醪糟醉倒——象群就像现在那些真人秀节目中的演员一样，在镜头中，也在人类的掌控中。它最危险，也最安全，它的迷失，是为了证明人类无比正确。 逃命的大象最终成为一种被创造的“形象”和宣传工具。日本电视台做了30分钟的直播节目，向日本观众讲述了这次大象的长途迁徙，爱国人士把一些截图引进过来，感叹道：日本人感到惊奇，他们终于知道了中国的好。知道昆明是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知道了中国的生态保护做得这么好。大象成为爱国主义的猎物。 英语中有一个短语elephant in the room，它的中文意思也广为人知，“房间里的大象”，用来指“显而易见的但又被故意忽视”的事，或者是我们知道，但是又假装不知道的要命的事情——比如危机。这次人们对象群的围观，就像是这个短语的现实版：我们都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失去故乡，却仍然把它想象成浪漫和神秘。 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产生活观察，原文现已被删除）
几天前，北京一位“正黄旗大妈”把自己整上了热搜。 在网友上传的现场视频中，这位自称肢体残疾的大妈，在大声指责别人没有第一时间让座，并且使用了地域歧视，称“臭外地的，上北京要饭来了。” 如果只是到这个程度，可能还不至于火遍全网，大妈把歧视艺术上到了新高度，自称是“正黄旗”的，有“通天纹”。 现在，大妈为她神奇的脑回路付出了代价，据警方最新消息，63岁的闻某珍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按说变着花样歧视的大妈被拘，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可是看看相关新闻后的跟帖，不得不让人感慨，不少网友的素质还是挺让人感慨的。 微博截图 不少人觉得，大妈的行为虽然道德有亏，可行拘是不是有些夸张？所以好奇到底是按照哪条法律行拘的。 因为之前有媒体采访公交集团，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应就是，“目前从法律规范上来说她可能没有明确的违法行为。”现在既然行拘，还是应该把具体法律依据公布，这样也能使处罚超越于个案，形成普遍的示范效应，让更多人明确法律的边界。 其实就个案来说，大妈的辱骂听着虽然可气，可气中又夹杂着可笑。想想看，一个自视甚高的“正黄旗”人，要来争抢公交座位，然后通过口无遮拦寻找优越感。对别人的伤害性不强，对自己的侮辱意味极大。 对这样的“前朝遗老”，批评下，其实多数人也就解气了。正黄旗大妈家境到底如何，旁观者无从知晓，但很多人的一种推断是，越是家境惨淡失意的，越是容易仇视外地人。 失落感之下，人总是要寻找一种“假想敌”来自我安慰。这其实不局限于北京，存在地域歧视的城市，普遍有这规律。 存在当然不等于合理，这种民间情绪需要疏导，但其危害性也有限。顶多不过就是一种情绪发泄罢了。 如果说行拘严惩，是出于对地域歧视的零容忍，那更希望这种从严，能延伸到更多的公共领域。 在人员流动性已成常态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极力吸纳“外地人”。可是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潮流中，户籍思维依旧浓重。降低户籍门槛的同时，公共服务依然是和户籍绑定的。 如果不能取得一个城市的户籍，那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依然是和“本地人”人有别。外地人的孩子要上学，甚至买房买车这样的消费权利，都要低人一等，有“讨饭”的感觉。 这对“外地人”的伤害，要比一个正黄旗大妈的无理辱骂严重多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声道）
总有一些爱表现的人，喜欢搞层层加码。 今天，被这条新闻笑岔气了： 微博截图 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在自创刊物am730C上发表文章《如何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这是他的高论： 我认为可以待一个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责任，譬如生育两个孩子后，才可以有权使用避孕产品，以确保祖先的构想，起码有一部分可以落实。” 还打出了“祖先”的旗号？ 我好奇去查找了原文，原文他的论据是：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百多万年，过去一直都没有生育不足的问题。原因是我们的祖先对此早有安排。祖先利用DNA的密码，叫我们在性欲高涨的时候难以自己，愿意把个人的利益暂时搁置，以完成种族繁衍的使命。 我们的祖先真牛X，在百万年前就解锁了DNA密码。施一公院士的科研成果，莫不是从甲骨文里学的？ 我倒觉得，如果非要找个背锅侠，先别推到祖先身上，直接推给上帝啊，人是上帝造的嘛，一开始就在人类身上设置了生育开关。 现代人类擅自发明避孕套，逃避上帝的旨意，这是触犯天条。只不过斩了又减少了人口，罚每人生一百个小孩？ 只是，不知道施老板有没有想过，哪怕这种政策突破底线出台了，要怎么贯彻落实呢？ 对避孕套实行管控？按需分配制？会不会引发避孕套走私、地下交易？ 即使管住了源头，那么在最后一步如何确保？如何证明那些没有怀孕的人违法使用了避孕套？半夜守在人家卧室里监督行事？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大老板的脑回路果然和我们不一样。这种一本正经的言论，还写成了文章，无论是由心而发还是故作怪论，都是蠢和坏。 我顺便浏览了下施老板的全文，其中不少词句让人不寒而栗： 个人主义猖獗，令违背国族整体利益的勾当也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 必须对个人主义的某些主张进行一定的压抑，并把种族的延续视为每个人都要承担的责任。 从种族的角度来看，这真是大逆不道。所以很多宗教都视避孕为违背上帝旨意的不道德行为。 …… 既然施老板把题目升华到那么高远，我倒是想问一句：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不停地摆脱上帝的“动物性设置”，努力发展自己的“人性设置”吗？事实上，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突破上帝的禁忌史。 使用人类发明的避孕套，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该有的权利。这是卫生健康的要求，更是个人意志的要求，而不需要奉神的旨意。 如果避孕套可以被限制使用，那么也真的离征收单身税、丁克税不远了。 无独有偶，前几年，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口出雷语。 如2018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在就“生育基金”的相关问题接受国富智库专访时表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网页截图 在遭受舆论质疑和批评后，胡继晔又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他的观点是，设立鼓励生育基金可以，但钱应该由过去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来负担，绝对不能让大家来交；对于丁克家庭，可以从个税抵扣的部分，实现对其“不鼓励”。 网页截图 这看似圆回来了，但说到底，不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人嘴里，权利仿佛是一种奖品、一个恩赐，说给你就给你，说收回就收回。你们把避孕套当什么了？你们又把人当什么了？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老祖宗的糟粕，早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生育从来不是责任、不是义务，而是权利。 考虑问题，不能总是从经济利益出发，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而是要首先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的确，在商业社会、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但劳动力只是人的一部分。 一个完整的人，实现不了车厘子自由，至少也该有避孕自由。 有些人，就别再一而再、再而三地秀下限了，这不是建言献策，这是真正的递刀子。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观人随笔）
护士出身的连云港女辅警许艳，之前因卷入“性敲诈案”轰动一时。 此事余波未了，又一个女护士身份“穿越”，上演了姊妹篇。 近日，青海果洛州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该州玛沁县委巡察办主任格日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格日措的上位路径，殊为反常，让勇叔我大为惊奇—— 这个普通的乡卫生院护士，2011年“时来运转”，转岗到了司法局，她此后的人生行程，迅速开启了“飞行模式”—— 当年7月，格日措入党；刚满1年，格日措任职玛沁县公安局德尔尼铜矿派出所所长。 护士——公务员——派出所长，事业编转政法编。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格日措完成了在常人看来，堪比登天的职务“三级跳”。 护士到派出所长，这两个职业之间，距离有多长，很难丈量，也不能说护士就一定不能当派出所长。 比如，上海普陀区看守所教导员潘东英，就曾是一名解放军医院的麻醉科护士，转业到上海市公安局后，成为一名警察。这样的护士当警察，很正常。 因为，军队转业干部，经过相关考试后，可以直接转任警察（公务员），但格日措显然不在此列。 在格日措所长的领导下，铜矿派出所，那些年到底干得怎么样，我们无从知晓。 但勇叔我猜想，基层的警员们，多半是干得很憋屈。让这么一个外行来当领导，或许还要不时看她“上头人”的眼色行事，这得有多难啊！ 一个莫名其妙就轻松上位的女护士，你让那些奋斗在一线的警察情何以堪？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也就是个普普通通警察啊。 格日措能不能胜任她的领导岗位，恐怕并不重要，也不影响她继续“撞好运”。 “奇迹”眷顾起这个曾经的女护士来，有点像珍珠项链，是成串来的。 她在公安系统速成“三级跳”，成为三级警长、副科级干部后，再传“佳音”。 2019年9月，格日措，调入局机关，当上了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主任，不久便升任局纪检书记、二级警长。 换言之，格日措到公安系统，在短短6年里，她不光成了一名女警官，还能用俯视的目光去检查和监督其他警察了。 “好戏”到了这一步，无论如何，也该“剧终”了。但是，“好事”继续等着她—— 2020年5月，格日措的仕途，再上新台阶，担任了玛沁县县委巡察办主任，成为一名正科级干部。 正科级干部，虽说不算大，但在地方上，也算是个人物了。 一个女护士用8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乡卫生院护士到“正科级”的华丽转身。这步子迈得简直太神速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女护士格日措“开挂的人生”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故事，实在让人浮想联翩。 这样的官场“奇观”，不该因为格日措的落马而谢幕。 勇叔我又联想到那个女辅警许艳，如今，许艳已经锒铛入狱，但留下的一连串疑问仍待解答。 同样，格日措案调查，也该一追到底。必须查清，背后有哪些人，违反党纪国法，甚至违反常识，让格日措成为一个天下笑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回归常识）
昨天发生在复旦的悲剧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都端这碗饭（当然我甚至还没端上这碗饭），真的能感受到这个悲。 传闻是因为非升级走没通过导致的。说下所谓的非升即走。我感觉总的来说这是这一轮国内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没有之一。大概的内容就是全面仿照美国制度，招人首先是一个3+3的合同，即首先签订三年合同，三年后中期审核，如果通过则续签3年。一共六年后需要评上副教授（有些学校是教授），副教授理论上就是终身教职（除非触犯政治等红线否则就是铁饭碗）。不能转正副教授就滚蛋。这也就是美国所谓的tenure制度。 在理工科，美国的tenure率一般是相当高的，大概在90%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招了你，基本上就是要给你转终身教职的。就算tenure比例低得多的社科，至少中期审核基本上是不踢人的，也就是说会给足六年时间。因此，一般来说大家把tenure clock算作六年。 国内高校就不一样了。首先，tenure比例低到发指，目测在10%以下，而且三年就踢人的情况广泛存在。比如2018年武汉大学第一批三年合约到期，119人竟然只有四人通过评审，三年淘汰率高达97%…（更正：武大辟谣是69人到期通过6人）同样的，中山大学也出过类似的事情。 目前非升即走制已经在国内的主要大学全部铺开，能比较稳的拿到终身教职的情况我目测只有拿到四青，也就是万人拔尖，长江青年，优青基金和青年千人这四个帽子。拿到这四个帽子你就瞬间变成学校的资产，没拿到你的价值在学校眼里就非常存疑。当然社科方面主要是顶刊发的够多就行。 淘汰制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国内这种搞法完全是视青教为消耗品，一开始就打算让大部分人淘汰掉。这主要就是因为博士毕业生太多了，业界市场又消化不掉，最后这个学术就业市场变成完全的买方市场。因为高校招聘规模过大（反正是便宜临时工），每个青教能够获得的资源就非常有限了，自然就更难出成果…很多学校的青教甚至完全没有招生名额，要知道美国只要入职即是博导…没有学生支持，却多了很多事务压力和教学压力，研究效率可想而知。 如果说这个畸形的非升即走制度已经很可怕了，那么更可怕的就是中国特色的年龄歧视：入职tenure-track一般要求35岁（或40岁）以下…这种公开的年龄歧视基本上是全世界独一份。为啥有这个歧视呢？其实不能怪高校，因为四青的帽子就是带年龄要求的。其中申报青千不得超过40岁，申报青拔不得超过35岁，申报青年长江和优青不得超过38岁。以上都是理工科男性的情况，社科和女性会有适当放宽。但无论如何，在四青才是真正的资产得情况下，学校肯定要考虑招来的人成为资产的可能性。如果年龄太大，未来申请四青可能被硬条件卡掉，自然就不会招了。 这就使得非升级走失败的青教没有太多退路的空间。我们简单算一下，一个人本科毕业22岁，硕博毕业大约28岁，一轮博后2年，这就已经30岁了。非升级走6年后如果被淘汰，直接超35岁红线了。而万一之前读书多读了几年或者博后多做了一轮，可能都超40岁红线了，这就基本上彻底没机会了。同志们，40岁在中国社会重新找工作而且可能是跨行找工作，这是多么让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至于入职后拿到的钱和入职前谈妥的钱不一致这种事情就不谈了，总之在纯粹的买方市场下劳动力是完全没有任何谈判能力的，想让你怎样就怎样。 所有在这个制度和压力下，指望青教们心理健康实在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毕竟连大部分博士都有心理问题。这本身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想想一个高校里，每天和大学生打交道的人大部分都有程度不一的心理问题，那么大学的氛围会是怎样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把自己彻底卖给学术了，至少在中国不能这样。永远要给自己留好退路，留好选择，保住人生的主动权。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主动权就是你和畸形制度说不的底气。 在中国突飞猛进的科研指标背后，是无数青年科研人员的血与泪。 这不是比喻。是真的血。是真的泪。 今天写的很乱，请谅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WEILIANG的博士日记，原文已被删除）
特斯拉“刹车门”之后，新能源车市场又起波澜。 近日，部分理想电动车老车主怒斥理想汽车“割韭菜”，多辆理想ONE车身上贴着“车友跟理想谈情怀，理想把车友当傻子！”、“理想ONE没有良心的欺诈销售，抛弃忠实粉丝！”等横幅。 我梳理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大致过程。 5月25日，理想汽车正式发布了2021款理想ONE。新款车型电动系统、辅助驾驶等全面升级，续航里程也增加了200公里，但价格只比老款车型涨了一万元。 消息一出，刚刚买了老款理想车型的车主们炸锅了，因为此前，理想汽车官方完全没有透露新款车型将于近期上市。 不仅如此，许多车主还吐槽，他们在买车时，反复和销售人员确认，销售人员都斩钉截铁地表示，近期不会有新款车型上市，新款车型上市至少等年末。 结果新车型发布会毫无预兆地登场，让这帮老车主全都傻眼。 群情激愤之下，老车主们纷纷抱团向理想汽车施压。压力之下，理想汽车表示可以补偿这部分老车主8000元，结果老车主们依然不依不饶。 微博截图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用这句话来表达这些理想老车主现在的内心感受，再准确不过了。 此前，“刹车门”一度重创特斯拉。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内新能源车销量增长超两倍，但特斯拉销量却环比大降27%，与此同时，国产新能源车受到追捧。 然而，那些抛弃了特斯拉，拥抱国产新能源车的消费者，没想到自己却在帮“民族品牌”清库存。 平心而论，这种新车刚买就变老款的事情，几乎在每个新能源车品牌上都曾发生过，比如2019年，小鹏汽车因为推出更便宜，续航里程也更长的新款车型，引发老车主强烈不满。 小鹏车主当时也拉起横幅维权：“欺诈销售，退一赔三，小鹏挥手，粉丝变狗”。 对于国产新能源车车主的这种维权，有人批评中国消费者不成熟，认为买车应当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不应该用割韭菜动辄指责车企。 我倒觉得，相关车企一点都不冤，这不仅是因为车企在销售时涉嫌误导，更是因为，国内新能源车车企滥用情感营销，结果遭遇反噬。 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营销，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告诉那些购买产品的人，你们不是消费者，而是品牌的粉丝。 这种将用户沉淀为粉丝的玩法，大大降低了车企的营销成本，也增加了品牌的忠诚度。甚至，一些粉丝对于国产新能源汽车的追捧，和我们常说的“追星”没什么两样。 这其中，蔚来车主堪称是最疯狂的，记得有一次，为了到蔚来“朝圣”，这帮车主不仅包机前往，还办起了“飞机音乐会”，可谓轰动一时。 企业搞情感营销，说到底是为了销量，但在粉丝眼里则不同，许多人被情感营销洗了脑，认为自己就是品牌的一分子，他们对品牌极度忠诚，反过来，也要求品牌对他们也是如此。 “车友跟理想谈情怀，理想把车友当傻子！”，这句话充分演绎了粉丝们“理想”破灭后的心态。 我想说的是，新能源车作为一个快速迭代的行业，类似新款迅速变老款的现象，在很长时间里将是一个常态。 换言之，买新能源很容易被割了韭菜。 既然明明就是韭菜，就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多留点心眼，万不可把自己幻想为镰刀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韭菜们一旦高谈起“理想”，那大概率就会成为理想的韭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