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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 月 26 日
尊重专家的专业意见，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有些所谓专家，着实让人尊重不起来。比如说，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 01 翟教授荒谬如儿戏的“二胎生育”数据预测 “开放三胎”政策出台后，翟教授又以人口学权威专家的身份面对多家媒体的镜头侃侃而谈，脸不红、心不跳，成竹在胸、气定神闲，仿佛为这次政策调整做出了多大学术贡献一般。 他可能忘记了当年“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出台前的荒腔走板、胡说八道。互联网时代，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不妨看看翟教授当年的口吐莲花、信口雌黄。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按照他的估算，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近五千万人口峰值、累计增加近一亿人口，相当惊悚。生育率达到4.5，更是惊得我下巴颏都掉下来了。 翟教授，全球197个国家，2021年总和生育率排行榜上超过4.5的只有21国，全部都是非洲国家。翟教授是梦回非洲吗？ 就是拿本国历年生育率数据比较，翟氏数据也是难以置信。1970年代初有一段鼓励生育到计划生育之间的政策空窗期，生育率也不过4.5左右。随便生的时候也就那么回事了，限制在二胎竟然能回到那种水平？ 201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66，开放二胎竟然能让生育率提高三倍？翟教授您又不是在少林寺上班，身边育龄女性总是有的，亲自调研一下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吧？ 如此荒唐的数据预测，当然受到了一致的质疑。翟教授没有给出解释，很快改口。 同年11月，他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发文改口说全面二孩每年会出生3100-3850万。 翟教授按按键盘，一千多万人口就这么没了。可是，一个月后翟教授又弹指一挥，再消灭了一千万。 同年12月，翟教授在《北京日报》发文又说全面二孩后新生儿峰值不会超过2100万。 就算翟教授会长专家是“从善如流”，这数字向下流动的速度也快得有点惊人，堪比“飞流直下三千尺，意思银河落九天”的诗人情怀。 然而，人口学研究不是写诗，不能一会儿三千尺、一会儿三千丈的率性。 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定局后，国家卫计委发布了相关预测，完全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根据这一预测，2017年如果不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生人数是1770.0万人。开放二胎政策后预计出生人数将在2195.1万人到2023.2万人。 然而，根据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新生儿只有1723万，比2016年减少了63万。 翟教授，你的脸没有被现实打肿吗？ 02 令人忧虑的“专家治国” 翻这笔不算久远的“旧账”，是愤怒，更是忧虑：如此专家，何以治国？ 人口政策关乎长远的国计民生，关乎民族命运。专家对政策效果的预测评估却是如此儿戏，可叹、可悲、可怕。 翟振武不是普通的学员知识分子，而是直接参与决策的部委专家、人口学领域的资深权威专家。他的“研究”也不是普通的学术活动，而是直接影响决策的专家意见。 专家当然也会出错，但是翟教授的“预测数据”错得如此不成体统、错得有违常识，让人难以理解。其中有思想观念固化影响学术水平的影响，也有非学术的因素。 思想观念固化很好理解，翟振武1982年人大经济学学士学历，1984年获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新马尔萨斯人口学等控制生育理论是显学，这很可能对他的人口观念产生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如果因此导致了翟振武在学术研究中严重的主观性误判，他显然不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更不适合担任决策专家。 但是，翟教授发表错误且夸张的预测数据后迅速修改数据，似乎不能用学术思想陈旧来解释——再陈旧的学术思想，总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随随便便发布数据，而后随随便便“打折”，这是任何规范的学术研究都不会允许的。恐怕还有非学术因素在其中作祟。 一胎政策长期执行，涉及到大量的行政经费、行政权力、各类业务以及罚没款收入。涉及到权益相当庞大复杂，自成体系。翟振武这样的“学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要对内对外宣传和论证政策的合理性，又要不断用学术成果加固政策。这就是翟教授为代表的、曾经的中国人口学界主流。 这在翟教授当时的主张中也颇可发现一些端倪，比如他实际上并不反对开放二胎，而是反对“全面开放”，无非是要保留所谓的申请程序，有申请当然就有审批了…… “专家治国”的成败在于，到底是听取专家意见、选择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专家，还是让那些只论证预设结论的“做题家”挂一个“专家”的招牌？翟教授大可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家”。 03 被耽误的生育政策拐点 中国生育政策在2015年开始调整，是明显被耽误了。 2005年以后，“老龄化”已经取代了“人口过多”，成为中国人口问题的新热点。其实，所谓“老龄化”根本原因就是“少子化”——老人不会凭空增加，人口寿命的增长是缓慢的，与政策导致的生育率相代际“对折”的断崖式下跌相比，微不足道。 日本比中国早了近二十年进入“少子化”，社会活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养老金缺口巨大。为此，日本政府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专任大臣”的高级职务，每年斥巨资以鼓励生育。具体政策得失可以研究讨论，但是鼓励生育的方向是明确的。 这并不是日本独有，鼓励生育是“老龄化”国家一致的方向——除中国以外。翟教授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呢？ 生育政策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情感生活。“独生子女政策”下，一个悲剧性的群体开始在中国社会出现：失独家庭。2020年，中国失独家庭总数将达到100万户。这意味着一百万个破碎的家，两百万悲伤的父母。 尽管自2001年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对失独家庭的经济补助，但是丧子之痛无法用金钱计算，父母之爱也无法被计划。 翟教授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了吧？难道没有一点起码的同理心吗？ 最明确的预警信号来自第六次人口普查。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老人变“多”、孩子变少，是人口结构的重要拐点。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翟教授是始终积极的，可是除了提高生育率之外，这个“老龄化”又要如何解决呢？难道要减少老人吗？那请翟教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好了。 幸而2014年翟教授的“4995万、9700万、生育率4.5”、“不愿意生就不要放开”没能阻止生育政策调整的方向，对此翟教授也应该感到庆幸。否则，他现在表态支持的开放三胎也不会成为现实。这有多讽刺？ 以中国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以翟振武教授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以及他所发挥的影响，还有他炮制的“4995万、9700万、生育率4.5”，翟振武教授注定会被载入史册，但不是“名垂千古”那种。正确的历史评价也会被耽误，但是不会缺席。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侃财，原文已被删除）
我是2009年12月4日晚搬进位于Pxxx Road，Rockville，MD 20852的一个Bilevel的独立房的半地下室的。第二天下午，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新室友。他的身高约一米七六到一米七八，比较瘦削，略微有一点点驼背。我向他打一个招呼，说我是刚搬进来的。他面无表情地微点一下头，随即进入洗手间。此后我好几天没有见过他。再一次碰到他时，是在我们共用的冰箱旁。我问他贵姓，他说姓姜，我便叫他小姜。问他在哪里上班，他说NIH（美国国家卫生院）。我们两个人一起在这个半地下室里共住一年半有余，我却始终不知道他的全名。他从来不说，我也懒得问。他的信都是房东直接从他的门底下塞进去的，我见不到。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姓谁名谁，所以我估计他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完全不在意。 从那一天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昨天晚上熬夜写下一篇文章，呼吁不要枪毙杀害领导的复旦海归姜文华博士。今天早晨迷迷糊糊间，突然想起这个姜博士特别像我在DC工作时的室友小姜。正在惊诧间，太太跑来问，那个杀人的海归博士，是不是就是你以前的那个室友？我们俩人努力回忆，越想越像。那个小姜也是Rutgers毕业的博士，也是在NIH工作两年，时间也都对的上。再上网看一看姜文华博士的照片和录像，感觉就是他。只是他说话的口气愤怒且凶狂，与在美国时轻声细语、深含羞涩完全不同。看来艰难的岁月已经使他改变很多。 我的这个Housemate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很不好，感觉他非常怪，有时甚至怪到吓人。 他总是面色阴郁，从不说话，也很少出他的房间门。有几次碰到，我跟他打招呼，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压根不理。可是他在洗澡的时候，却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大声高唱很奇怪的歌曲，有时候就是发出阵阵怪叫，声势震天。我在《残花》中写到张成栋被美女抛弃后的表现，即来源于此，并非瞎编。不过我写书时还不知道小姜当时也是因为失恋，还以为这孩子生来就有这个毛病。我把室友的怪异表现打电话说给我在中西部大农村等身份的太太，她吓个半死，问我是不是碰到神经病了？那人会不会半夜跑来杀掉我？我说我跟他都不认识，一点过节都没有，怎么可能？再说我房门有锁，那时也算年轻力壮，真打起来，也不怕他。 小姜从来都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绝不对别人提起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一点也不知道此事的因由。现在看到他师兄的回忆，才明白那段时间正是他最痛苦的失恋阶段。他表现异常，说明他爱得很投入、很认真，绝非逢场作戏。而且这次打击不仅使他失去爱情，也可能彻底改变他的人生。他来到NIH，也许就是想离自己的心上人近一点，因为从我们的住处去马里兰大学不远，开车也就半个来小时。如果不是这个女孩，他完全可以进华尔街，最差也可以随便找一个Teaching School（教育学校）做数学老师，拿到身份再说。在美国，学数学的牛人，又有相当好的论文，找工作真的不难。 时间久了，他的怪叫声越来越小，但是歌唱依旧。除了这一点外，我们完全互不打扰。 那个地下室很大。房东一家住在楼上，从来不下来。小姜的房间其实是这一层的厅房，在另一头，很大，应该有近二十平米。我的房间在这一头，大概有十平米。我们两个房间中间隔着厨房、走廊、杂物间和盥洗室，一般谁都不会影响谁。我是正常上下班，朝9晚6。他上班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是快中午吧，下班就是晚上9、10点，有时甚至午夜。所以我们碰到的机会也很少。有时我打羽毛球回来，正好碰到他下班，我们也会聊几句。通常很短，3、5句结束。比如说他手提一包菜，我问他哪里买的，他说对面的Safeway。然后就是各回各屋。他是不愿意聊天，我当时正在网上发连载《混在美国名校》，要赶进度，要回复众多网友的跟贴，也没有心思关心他人的闲事。我只记得他告诉过我，他的主要运动方式是打蓝球和跑步。我也看到他周末时往往睡大半天，下午才出去打球，回来后又是一边冲澡一边唱歌。 我那时的房租是530美元一个月。房东很不错，我住了两年一直没有涨价。小姜的房租应该也是每月550或者560美元，一年住宿大概用掉6、7千美元。他是博士后，工资当时大约3.5万美元到4万美元，虽不富裕，但肯定够花。他生活极为简单，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打游戏，冰箱里的食物以饿不死为标准，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他有一辆车，跟我的车一起停在路边。好像是一辆很普通的日本两手车，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是什么车型了。 和小姜住在一起，我感觉相当舒服。除了洗澡唱歌，他非常安静，从不麻烦别人，也从不找事，从来都是静静地呆在他自己的屋里。绝大部分时间，我感觉好像就是我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他也从来没有把厨房、厕所搞得很脏，或者把衣服乱挂。除了不爱聊天，我真的想不出还能有比他更好的室友。我时不时要回乡下老家，也有一些朋友到访。他出过几次差，很少出门会朋友，也从来没有见到有朋友来看他。我再说一遍，一个也没有。有人说他在美国离过婚，他的师兄不知道，我也没见到，肯定不是真的。又说他曾和女友同居。我不知道他上学时的情况，在NIH这一段，肯定没有。 即使痛苦期已过，即使越住越久越来越熟，他见我会笑笑，但我如果不开口，他不会说话。沉默就是他的天性。他很纯粹，一点都不知道吹嘘自己。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一句他多么优秀，曾经获得过复旦大学校长奖。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平平淡淡、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一个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青年科学研究者。他极为害羞，非常不善于交际，多少有一点Social Phobia（社交恐怖症），而且对外界的刺激非常不敏感，好像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我的笔记本电脑被人打开贴地的窗户偷走了。我赶紧告诉他，让他小心。他听后一点反应都没有，既没有一句询问，也没有一声感叹，让我感觉此人真是有点怪。尽管我也算是书呆子，也能够理解他的呆气，可是他已经呆出天际，连我都觉得他是一朵人间奇葩。其实他这是保持专注，深钻科学，不为俗事所打扰，因为什么都做，往往什么都做不好。另外，我绝对没有发现他有一丝暴力倾向，没有见过他发过火动过怒。我们同时做饭时，看到灶台周围有蟑螂出没，我是又骂又打，他在旁边笑着看，既不帮忙打，也不跟着骂。 Image进入2011年，他的一个烦恼越来越厉害，那就是身份问题。NIH只给办工卡，不给办绿卡，所以他即使愿意在那里做苦力当博士后，也干不长，必须尽早找下家。我给他出过一堆主意，比如说申请EB1（特殊人才）或者EB2的国家利益豁免。可惜要在美国解决身份问题，非常分心，因为这种申请非常折腾，要找很多人帮他写推荐信，要找大量材料证明自己非常优秀，还要找律师为他把关递文件等等，他这样的性格，既羞于跟人打交道，又不愿意求人，还不想麻烦自己，结果他就是没有动。感觉他什么都躲，什么都怕，除了他那点研究课题，什么都嫌麻烦。他要是Aggressive（进取）一点，依他的智商和努力，想要什么都能得到。但他的性格在那里，怎么都改变不了。性格决定命运，真的没有办法！ 再后来他告诉我，他要走了，他以前的导师帮他找到一个地方。我问他可以办绿卡吗？他点点头，没有告诉我他实际上是要回国。我感觉他还是有些留恋美国的，可是因为性格原因，他害怕办绿卡太麻烦，又是独生子，还来自大城市，所以最后决定回国。他是夏季走的，我记不得是哪一个月。他走的非常安静，既没有找我告别，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没有看到有人来送他，也不知道他的实验室是不是给他开过欢送会，他就象要出门散步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我对小姜的记忆相当淡，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让人容易记住的人，他自己也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听到他的消息，却没有想到他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让我震惊地再次想起他，也让全世界都记住他的大名。依我对他的有限了解，给他足够的时间和一张安静的书桌，他可能就是第二个陈景润，或者下一个张益唐。我们能不能查一查，是陈景润还是张益唐在小姜这个年龄时比他出的论文多？他已经展现出出色才华，为什么不能多给他一点机会？各种各样的混混，塞满中国成千上万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什么就不能挤开一条微缝让他栖身？又是什么事情把这样一个安静、羞涩、胆怯而单纯的人逼到无路可走，继而暴起杀人？他的性格多少有一些问题，可是我在美国见到过多个比他的性格更偏颇的人，他们却都工作顺利、生活幸福。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变成这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醉后一摇，原文已被删除）
啥叫人心不可欺？复旦的学官们看来领教到了。他们刚刚在官网上发出的悼词，就遭到了学生的硬怼。 在这篇老八股的官样文章中，有“全院师生无比悲痛”的字样，马上下面的的跟贴中就有学生说：本人不悲痛，谁爱悲痛谁去，不要代表我！ 贴子下面马上有学生响应说：复旦绝对多数人都在为数学老师悲痛！ 人心的向背，一眼就可看出。 有图有真相，以下请看。 下面是复旦官网的公告，说是沉痛悼念王书记。 网页截图 王书记看来不得学生之心，学生的同情心大都在数学博士姜文华那里。 下面是复旦学生的跟贴： 网页截图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江南隐士，原文已被删除）
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不能发言，同志们久违了。 昨天晚上坐出租车，司机大哥跟我聊天，随口问了一句：“要三胎吗？” 我哈哈一笑，反问道：“你呢？” 司机大哥一声冷笑：“还三胎，我养三个轮胎都费劲。” 司机大哥其实很年轻，三十岁上下的样子，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的回答，也许代表了这个社会中“有生力量”的意愿。不信你看，在新华社的发布的“三孩生育政策”调查里，最多的答案是：完全不考虑。 微博截图 不得不让人感慨，世道变了。原来是偷着生、跑着生、离乡背井也要生，黄宏和宋丹丹甚至还把小品“超生游击队”搬上了春晚，用来讽刺那些一心生孩子的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劝大家生，又有点尴尬了。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跳出来支招了，有个叫施永青的最为奇葩，他给出的建议竟然是“只有生过两个娃，才有资格用避孕套。” 说实话，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条假新闻，是无良媒体故意博眼球的，然后仔细查了一下，才发现是真的。 施永青啊施永青，我知道你有钱，但有钱真的就能为所欲为吗？ ……恐怕是的。 好吧，既然施大财主想把年轻人变成动物，每天过上禽兽一样的生活——繁殖、繁殖、还是繁殖，那我们就仔细探讨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变成禽兽了？ 压力太大了，禽兽也扛不住啊。 现在养个孩子成本多少，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毕竟“四脚吞金兽”的名头不是白给的。从坐月子到奶粉钱，从尿不湿到兴趣班，六岁之前是无底洞，六岁之后是洞无底，简直一眼望不到头。 这还只是一个娃。要是三个娃，你得996×3，马云都替你捏一把汗。 万一再来个中年危机，失业下岗，卧槽，你想让我怎么形容吧？ 其实不用施大财主提那么龌龊的建议，避孕并非只有避孕套——网友说得好：房价就是年轻人避孕的最好办法。 你要买多大的房子，几室几厅，才能容得下三个孩子？每多出一平米，那就是好几万，这个帐，谁不会算？ 好吧，有人说能凑合。生二胎或许还能在一个房间里挤挤，那三胎呢？ 难道真的像网上的段子一样，让孩子住工厂宿舍的三层床不成？ 我查了一下，中原集团是搞房地产的，财大气粗，既然施老板这么想让人生孩子，何必在避孕套上做文章，直接送房子不就得了吗？如果施老板公开表示“生三胎，送三室一厅”，不用你控制避孕套，年轻人争着嗷嗷生娃。 但你们觉得，施老板舍得吗？当然不舍得，所以只能拿避孕套来说事。这些人啊，真是越有钱越坏，坏水顺着天灵盖往外冒。 所以，关于生不生这件事，还是要看现实，看年轻人的意愿，千万别看那些专家学者瞎逼逼。不信你看，凡事都要插一嘴的老胡，前几年还呼吁绝不能放开生育，对于生孩子这件事一定要“冷静、再冷静。” 微博截图 不过最近，老胡忽然就改口了，表示这一生育政策影响深远，必将推动社会发生链式改变……反正堆砌了各种不明所以的专业术语，就差鼓着腮帮子喊上一句“不生不是中国人”了。 微博截图 恕我直言，你说像此等每天抛头露面的专家学者，他们有一丝一毫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支撑吗？我看不到，我看到的只有墙头草，随风倒，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所以，我劝年轻人，生不生三胎，量力而行既可，千万不要听这些专家学者的忽悠，他们纯粹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有人说，那如果都不生娃，社会老龄化严重，怎么办？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比如施永青既然这么忧国忧民，就让他把“中原集团”捐出来，所有房产和资金都送给愿意生三胎的人，你看大家踊跃不踊跃？ 哎，施老板，你别装着看不见啊。 说句肺腑之言吧，对于生娃这个事，我们要学会尊重，尊重社会，尊重经济，尊重每个人的意愿和权利，而不是当作一串冷冰的统计数字。当尊重足够了，大家也就自然愿意生娃了。 而不是像施老板这样的，连避孕套都不卖给我。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欧阳干的小宇宙）
有人抱怨说，最近天气很热。但没关系，只要我们的留学生凉快就行了。 诸君千万别觉得这是玩笑话，就在9月6日，河南科技大学学生集体喊话校领导“装空调”。为什么？因为气温一度飙升到了42度，热的实在睡不着，甚至有多名学生出现了中暑症状、上吐下泻，被送去就医。 网页截图 但跟他们同在一座楼的一层和二层，是留学生宿舍，却空调热水器齐全，就差配一个菲佣了。说真的，我在家伺候我爹都没这么用心。 网络图片 那么对于学生们“装空调”的诉求，学校是怎么回应的呢？“宿舍楼线路老化，无法负荷大功率的电器”。这让学生们一脸懵逼，为什么一、二层没老化，再往上就老化了？ 假设上面住几个非洲兄弟，这线路还敢老化吗？ 关于中外学生区别对待的问题，我已经写过太多文章，比如给非洲留学生配异性学伴、比如让中国学生给留学生打扫马桶、比如游泳池只提供给外国留学生使用……每次抨击这样的现象，我都仿佛在抽自己的耳光。真的，我实在是不愿意写这种新闻了—— 但它就那么赤裸裸的发生了，你写或不写，它就在那里，屌到飞起。 为什么会这样？百年之前，就有人追问：我们的脊梁骨为什么挺不起来？一个世纪过去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 也许应了辜鸿铭的那句话：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心里的辫子还供着。 发现了吗，这是个意识形态割裂的社会，我们身边的人或左或右，或激进或平和，或向往民主或向往秩序，任何一个观点都能让他们吵作一团，但唯独只有一件事情，能让这些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那就是对中外学生的待遇差别。 这是一件让所有人都感到羞辱的事情。 就是这么一种让全国人民都感到耻辱的现象，却一再的上演，而且还是在我们的高等学府一再上演——这些教书育人的最高殿堂，本来是最应该追求“公平、正义”的地方，如今，却一再爆出这种丑剧。 这算不算往全国老百姓心口上捅刀子？ 昨天，是高考结束的最后一天，很多学生为了迎接这一时刻，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十几年，若能上个本科那都是祖坟冒青烟了。可是十年寒窗却不如一纸国籍，如果你是外国留学生，那么恭喜你，直接免笔试就能上清华。 网络图片 算算你们村里、乡里、镇里，一年才能有几个上清华北大的？不是你不努力，没那命啊兄弟！ 而且，你以为这就完了？哪能啊，咱还得给钱呢！北师大院长胡必亮就十分惋惜地对记者表示：“非洲留学生一个人一年也就资助十万块钱，实在是太低了。” 一年十万，您还嫌少……要知道，我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啊！胡必亮院长，您待非洲留学生可真亲啊！ 而就在胡必亮的“一年十万”引发众议的时候，某高校又用实际行动辟了谣：“假的，实际是二十万！” 网络图片 扎心了老铁。 别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非要问，我只能告诉你：这都是胎里带的。 谁能想到，都21世纪了，决定命运的最大因素竟然还是DNA。所以啊诸君，你们看河南科技大学的那些学生们，他们集体呐喊，难道真的是为了要一个空调吗？ 不，他们要的是公平。 姜文早就借“张麻子”的口说过了：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想想百年前，我们国家不惜重金派出留学生远赴重洋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百年后国外留学生远赴重洋来到我们国家，顺序变了，本质却没有改变，我真想说一声“呜呼哀哉”。 但尽管如此，后台还是有很多人留言，骂我是崇洋媚外。呵呵，你们是眼瞎还是心盲？谁是真正的崇洋媚外，你们自己心里没点B数？ 就这样吧，说多了也没卵用。最后嘱咐一句：希望留学生大爷们吹空调的时候盖个毯子啥的，千万别感冒了，要不然领导们又该着急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欧阳干的小宇宙）
6月7号，中国复旦大学数学院发生了一起凶杀案，青年教授姜文华将该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割喉，致其当场毙命，事件引发社交平台广泛关注，舆论似乎一边倒地同情杀人犯，抨击现行高校管理制度。 比如有网友发帖说：“假教授张维为飞黄腾达成国师，真学者姜文华走投无路当凶手” 又比如原党校教授蔡霞发推文说：上海复旦大学最近出两件大事：一是一个混混混进庙堂最高级，堂而皇之当“国师”；二是一个海归辛苦N年无归处，举刀捅死了代表组织处置他的党书记。复旦是中国一流顶级大学，培养出中共当局常委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复旦自然应是大陆高校的标竿。这两件事正表明：复旦确实是中共高校真相的缩影。 一位网友joieyang发帖说：2004年和2007年我从法国完成合作研究项目回上海交大，因不愿意参与他们的学术腐败和研究项目造假，于2008年被非法中止劳动合同，说白了就是扫地出门。中国高校早已沦为流氓无赖的场所，在中国高校“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早已蔚然成风，姜文华老师事件并非特例，而是许许多多事件中最血腥的一例。 姜文华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专业，2009年获得美国罗格斯特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2009年至201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12年回国在苏州大学任副教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负责人 。2017年调入复旦，2021年被解聘。案发的背景是：姜某当初参加了引进人才计划，约定六年为期考核科研任务，不达标就解聘，即近年国内常说的“非升即走”长聘教轨制。而正是这个外来的竞争制度在国内官僚人治体制下走了样，被许多人抨击为压榨奴役青年教师的聘任制度。 网上还盛传一份帖文，看来出自有类似经历的教授，披露复旦校党委书记王某在本案中的角色，帖文是这样的： “复旦大学数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被割喉致死一事，正在火爆中外各华文网络媒体。可恨的是大家都在说姜文华是因为考核不合格、不遵守不升即走的聘用制度才杀人的。有意把大家引向姜文华科研和教学能力差、没完成考核的角度，从而掩盖背后更大的秘密：王永珍书记利用他的一票否决权．多次阻止了姜文华晋升正教授，这才是王永珍被姜文华手刃夺命的原因！ 姜文华从美国取得博士和博士后归国却以副教授到任，已经被压低了半级！按照中国大学的职称规定：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和博士后出站，即可直接聘请为正教授。聪明的人都会极力包装自己，托人找关系，一次性到位。 而姜文华到了苏州大学却只是副教授，而且连续五年没有晋升正教授．这才是他出走复旦大学的目的所在！不会请客送礼、不走关系的姜文华，五年五次晋升正教授都没通过， 到了复旦大学，不通世故的姜文华以为科研过关就可以顺利晋升，结果他再次年年落榜． 理由只有一个：他得罪了院领导王永珍书记！ 根据我的一点内部消息：是姜文华先得罪了苏州大学的某领导，而那个领导又是王永珍的同学和好友。于是， 姜文华高升复旦大学的效应．深深惹恼了苏州大学老领导。王永珍看他不顺眼，只是替老同学打压姜文华。 打压的理由就是：政审不合格！这是王永珍作为一把手手中握有的一票否决权！ 因此，姜文华绝不是考核不合格、也不是科研不达标、 更不是讲课被举报。 政审不合格就等于宣判了姜文华的死刑！ 中国人民大学海归博士曹廷炳教授跳楼自杀，他不敢拿起刀去杀那个逼死他的人！ 浙江大学海归博士涂序新副教授跳楼自杀！！他也不敢拿起刀去杀那个逼死他的人！ 湖南大学海归博士南方圆教授跳江自杀！!！他同样也不敢拿起刀去杀那个逼死他的人！ 现在，愤怒至极的姜文华拿起了刀！ 杀了那个逼死他的人！ 就算一个海归博士浴血奋战、与狠共舞晋升成为教授．又能怎么样？! 想知道颜宁为什么离开清华大学吗？ 想知道尹希为什么不回国就职吗？ 想知道许晨阳为什么离开北京大学吗？ 最后，想知道本文作者的我，为何放弃了武汉大学教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放弃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放弃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来到美国吗？ 答案就在本文中。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全文转自法广）
今年高考出现了舞弊案。 湖北黄陂一女考生，成功逃过层层安检带入手机，在数学考试中求助场外，导致试卷泄密。 这让人想起光绪十九年高考舞弊案。 1871年辛未科的科考并未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几乎可以用《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标题”nothing significant”来形容。 只是那一科同榜进士中的两个人后来演绎了一个著名的高考弊案，而有人追溯到这个时点。 22年之后的1893年，为了迎接“每逢万寿必疆无”的太后的大寿，清廷特地举办了一次恩科，这一科称之为癸巳恩科。 1871年辛未科三甲第三十五名周福清，托请同科的二甲第十七名殷如璋关照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五名子侄。此时的殷如璋，正出任周福清家乡浙江的主考。 周福清请托的方式很有科举时代的代表性。 因为科考都是考文章，所以通过“常用词检索”的方式作弊就比较方便。就是在考卷上出现独特的字词，考官看到这几个独特的字词就知道是谁的文章了。这种作弊方式隐蔽性强，且较为文雅，不太容易被读书人当场拒绝。 周福清告诉殷如璋，他的这五个子侄，在卷面上都会写上“宸忠”、“茂育”四个字。 见字如面，你懂的。 但这种方式约束力太弱，仅凭交情和这几个字词还远不足以让主考官直接点名。毕竟，有交情和能想出几个独特字词的人不止一个；毕竟，这主考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是吧？ 必须辅之以其他手段！周福清门儿清得很，按照市价每人2000两银子，五人合计一万两白银，随同请托的纸条，银票一并奉上。 1893年9月7日，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殷如璋的船刚刚停在苏州阊门码头，一个名叫陶阿顺的人求见殷大人。陶阿顺的身上带着周福清请托的信件和银票。殷如璋心领神会，但不便当众拆开，便搁置桌旁，表示不在意的样子，让陶阿顺先回去。 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切都很顺利，周家五个应考的年轻人似乎可以高枕无忧。 然而，陶阿顺是个实在人，刚到周家做用人没几天，主奴之间尚未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这么一笔巨款随手就送出去了，实在有些放心不下，心想：殷大人收了钱写个条儿，我拿了这条儿也好回周老爷的差。 这大概是让周福清最后悔的一件事了，典型的用人不当嘛，哪有送人钱财要人收条的道理？ 陶阿顺不管，大声嚷嚷：哪有收人万两银子不写个收条的事儿？ 咳咳，据说，这殷大人并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也不是清廉如水，要不是当时副主考周锡恩（一说是苏州知府王仁堪）同时在船，估计钱也就收了，事也就办了。 这种事只能天知地知，不能他知，可偏偏有人同船看到并听到了，殷大人只好公事公办，扣押陶阿顺，交由苏州知府处置。 周福清倒也爷们。据说王仁堪等人在庭审的时候有意为之开脱，周福清浑不领情，公堂之上供认不讳：大家都如此，我独做不得？况且，这钱也没送出去，事也没办成，顶多算个未遂。 朝廷可不这么看。科举为国选材，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国家命脉，其权威性和公正性不容玷污，发现弊案，必定严惩！本案人证物证齐全，嫌犯证言也与物证人证形成了证据链，众目睽睽，白纸黑字，不可抵赖。 审理之时官员们揣摩上意：年后就是太后大寿，上上下下都在营造喜庆祥和氛围，不宜多开杀戒。层层审理，多方开脱，刑部没有判处周福清死刑，而是提出了充军的判决建议。 照例，先由刑部拟罪重，后由皇帝御笔改轻，以显示皇恩浩荡，也就是说最后的判决结果理应好于充军。可没想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想重振朝纲，从科举除弊开始，于是下诏： “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这就苦了周家的妇孺，他们多方筹集款项，打通关节，寻求轻判。因为虽然是死刑，但执行时间在“秋后”，这就有了操作时间，况且，秋后决不决，还需要皇帝再次批示，而天心难测，且皇恩总是浩荡的，也许心念一转就笔下留人了。 要让皇帝笔下留人，惯常的操作是在递交给皇帝的折子上做手脚。为了显示皇帝的“宅心仁厚”，每年秋决的时候总不会把当年判斩监候的犯罪全部杀掉，总要留下一些。按照习惯，皇帝会把上面一排名字画个勾，没有划勾的名字，这一年度内就不用执行。 可是，要把周福清的名字放在下一排而不是上一排，只有钱能做得到。而与命相比，钱又算什么呢？ 就这样，每到秋天，周家都要花费大笔银子上下打点，以求得御批当中的皇恩浩荡，银子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多所监狱中的犯人乘乱逃跑，清廷平定之后，决定凡能投案者悉予免罪，新任刑部尚书薛允升依此例奏请赦免周福清，于是1901年3月19日，周福清被赦免了，而此时，他已经在浙江臬司监狱中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八年。 在狱中八年，周福清虽随时悬着达摩克里斯之剑，却也过得清闲，有小妾潘大凤和孙子周櫆寿在监狱之外“陪狱。”年轻的周櫆寿还在杭州遇到了自己无疾而终的初恋，而潘大凤在周福清去世之后，却跟着櫆寿的一个混混朋友私奔了。 周福清下狱之时，孙子周櫆寿的大哥樟寿只有13岁。父亲肺痨，祖父下狱，长房长孙的樟寿只得在众人的指指戳戳中奔波于当铺与药铺之间，而父亲死后，只得随母回到乡下，沦为众人眼中的“乞食者”。 周福清1904年去世。那年8月，周樟寿在日本仙台遇到了他尊敬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后来，他从幻灯片上看到了被日本人处死的清国人，觉得这些以间谍罪被日本人处决的清国人在体格上并没有多大缺陷，却在思想上完全麻木，学医又有什么用呢？ 再后来，经过一个假期的彷徨之后，就离开仙台到了东京，弃医从文。 周福清去世15年后，在北京站稳脚跟的周樟寿回到故乡接家眷，看到了周福清写了大半辈子的日记，觉得周福清的日记太无聊了，写的都是什么时候买了个小妾，小妾又生气了之类，一把火全烧了。 周樟寿一写就是《狂人日记》，再写就是《阿Q正传》，中国文坛就此他留下了主位。 周樟寿发表作品时，笔名鲁迅。那幺弟弟周櫆寿就是周作人，后来娶了个日本女孩，再后来兄弟俩因此不相往来。 当年科举舞弊案给鲁迅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因为周家自此家道中落，家族急剧衰落也让鲁迅很早看清世态炎凉，连临终前他留下的话都是：一个都不宽恕。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未荒馆）
1997年底，苏州凯达房地产公司在市郊拿了块地，准备做他们的老本行——盖别墅。 很快，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楼市的低迷让凯达退缩了。手里有地有钱，他们突然有了投资教育的想法，而且想办大学。 于是，他们主动去苏州大学寻找机会。此时的苏州大学，正苦于土地和经费短缺，想扩大办学规模而力不足。双方一拍即合。 1998年年底，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成立。 苏大文正学院引起了很大争议。教育部的人多次上门调研，态度始终没变，这场试验眼看要被叫停。 谁都没有想到，转机突然就来了。 1998年10月，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与妻子左小蕾，把一封建议书通过特定渠道送到中央领导手里： 《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三年扩大招生量一倍》 这是还在海外的汤敏夫妇为中国经济开出的一剂药方，用大学教育来刺激经济。 当时，中国的下岗工人达到了1500万。第二年，又会有数百万高中生离开校园，他们没大学可上，没工厂可去，毕业即失业。 领导很快采纳了汤敏夫妇的建议。1999年6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高等教育扩招的决策。 三个月之后，就是中国大学的入学报道日。短暂准备后，当年的大学成功扩招了47%，大学新生比前一年足足多了： 52万。 这个数字，超过此前十年之和。汤敏也因此得名被媒体称为“扩招之父”。 大学新生太多，教室和宿舍都不够用了。那一年开学前，浙大学生宿舍靠着供电局加急赶工，才完成供电安装。人大的200个扩招生没有轮上学校的宿舍和床位，只能住在校外走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部里有官员提出改革思路： 动用社会力量办学。 一夜之间，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起死回生，而且成了借助社会资源办学的正面典型。 1 文正学院就此成为了国内第一所公有民办的二级学院。他们拉开了民办高校的大幕，替国家解决了很多问题。 在1998年的教育经费统计报告里，一个大学生要花掉财政经费6775元。当时上海有位老校长做了个推算，如果有30%的高校改为民办，就能多出来96万自费生，每年能为国家节约教育经费： 76亿。 大家现在都见多了小目标。一个区的自来水厂总经理都能搜出一亿多现金，76亿算啥。但在1999年，本科生在机关试用月工资是330元，中国外汇储备是1400多亿美金。 民办高校就此拿下了牌照。 1999年7月，浙江大学和杭州市政府、浙江省电信集团联合创办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育部部长先后两次到学校考察，第一次没有表态，第二次才松口：值得尝试。 教育部对江浙两省民办二级学院带有鼓励性的默许态度，让全国各地原本观望的社会力量，开始学习和效仿，民办二级学院开始全面扩散。一些借此机会进入教育领域的老板，当时还很惊讶，不敢相信： 能有这样的事。 到 2003年，二级学院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60所。当时本科院校也才644所，也就是说全国的超过了一半的公办本科学校有了自己的二级学院。 观望四年后，教育部颁发了一个规范意见，这种船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得到了正式的名分： 独立学院。 它通常以某某大学某某学院的名字分布各地。作为发源地的江浙两省，之后两年又各自创立了20多所独立学院。最近因转设职业大学成关注焦点的两省独立学院，也大都位列其中。 院长被扣留几十小时的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也是其一。 2 2011年，“独立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在官网刊发喜讯： 1881位毕业生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 另一边，华科本部201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800名应届生没能穿上学位服。他们无法如期毕业。 愤怒的本部学生涌上网络声讨。他们怀疑华中科大出于利益，将原本属于自己的学位证分摊给二级学院。 “华中科大贩卖文凭”的话题。让独立学院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违规招生、办学条件不达标等问题也逐渐冒了出来，有人把它称之为“高教改革怪胎”。 大学生越来越多，但却没多少人注意到，在教育部计划里，独立学院的定位一直就是阶段性的产物。2008年，教育部出台了《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独立学院的命运那时就已经被划定，只有三条出路： 继续作为独立学院存在； 转设为民办普通高校； 撤销或合并。 教育部还给了一个过渡的期限——五年。 五年很快过去。转设的独立学院寥寥无几，甚至到了下一个五年，全国范围内还是有265所独立学院，在校生有260万。 也就是说，中国每十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是“独立学院”的学生。 去年5月份，教育部急了，出台了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表示，独立学院转设是高校设置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部甚至立了一个flag，年底前，所有独立学院必须选一条路走： 转民办；转公办；终止办学。 效果是显著的。到今年年初，全国有超一半的独立学院完成转设。从教育部官网上的公开文件来看，这半年以来，又有50多所完成转设。 东北的绝大部分独立学院都集中完成首批转设。上海、广东、成都也同样如此。但到了江苏和浙江，作为独立学院的开创地，情况就很复杂了。 教育部本想一箭双雕，既收拾了独立学院的摊子，又完成职业本科院校的KPI，没想到事与愿违。学生们拒绝接受职业本科的学历，拒绝让自己大学变成“职业技术大学”，他们的诉求是： 要么普本，要么停办。 对于浙江而言，引起学生更大不满的原因最关键是： 浙江的三本独立学院，录取分数线很高。 为了留在省内，浙江学生宁愿选择上独立学院，也不去外省上更好的学校。他们把录取分数抬高了。以2019年来说，很多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比浙江本科线高了： 60多分。 三本独立学院的学费大多昂贵，一年高达3万以上。花十几万读了大学，却成了职业大学的校友，学生和家长们看来，这既不公平，也不体面。很多独立学院的学生抱怨： 别人是专升本，我们是本升专。 除了学生的阻力，江苏和浙江迟迟不愿意转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有资本和地方政府深度参与其中。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是浙工大与绍兴市柯桥区合作的；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是浙工商与桐庐县政府合作的；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是南师大与南师大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的；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是江苏大学与苏大教育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的； …… 这些独立学院的土地和房产，都是国有资产。 对于股东来说，转为民办，将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转为公办，学费少了，地方政府既要给编制，还要给钱。 另外，国资的过户必须通过国资委、发改委、财政、税务等部门的同意。同时土地、房舍等过户要缴纳至少数千万元的税费。 粗略算下，财政支出可能要高达百亿。 3 几年前，汤敏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是否后悔当时上书建议，他说： 不后悔。 这个经济刺激政策，其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从大学生是个稀罕物，到大学生太多了，只用了20年。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很多三本独立学院的官网上，介绍里都有这么一个描述： 应用型大学。 “应用型”三个字，在大众的认知中是模糊的，甚至是被人为美化过的。现在，薄纱要被无情地撕下了。 大幅度的本科扩招，让那些原本准备去中专和职高的高中生，可以进入大学了。同时意味着，技术型人才的减少。 1999年，北京的中专学校有2500多新生没有报到，职业高中有6200多新生没报道，大家都去上大学了。 大学扩招后的第二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制造业一线高层次的技术人才，从那时候一直处于短缺。 普通高中激增的招生人数，打乱了原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各占半壁江山的天平。20多年以后，中国最新的中考改革，试图回归平衡： 各地区普高录取率与职高录取率必须1:1。 2015年，独立学院迎来第一次卸妆。教育部提出，专门的职业大学将成为独立学院的归途。 现在江苏、浙江先后宣布暂停转设职业大学。但从现实来看，职业教育综合改革下的合并转设，已是大势所趋。 浙江宣布全面暂停合并转设的第二天，《职业教育法》迎来20多年来的首次大修，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立法的意义，不言自明。 但对于学生来说，现实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如何确保在校生和校友的权益不被降格，比如考研考公是否一视同仁，升学和就业市场是否会被歧视，这些都需要明确的答案。 去年年底，苏州大学文正学院顺利地转设成为首家市属本科，苏州城市学院。尽管被摘掉了苏州大学的光环，但社交媒体上很多校友还是在庆幸自己的幸运。起码校名里没有出现“职业技术”四个字。 但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要切身感受改革的阵痛。 1999年春晚，黄宏在小品《打气》里喊了一句“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让整个东北都没有过好年。 这种口号不应该再出现了，对于独立学院学生们的不理解，我们应该理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百年前的1918年，著名国学大师梁济即将迎来自己花甲寿辰。古代60年为一甲子，每60年为一个轮回。但梁济再也不愿意社会重复他所经历的这个轮回。 但世事多蹇，社会灰寂。面对自己的儿子梁漱溟，梁济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儿子提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 但当天晚上，梁济写好了万言遗书《敬告世人书》，然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1918年这一年，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马相伯已经78岁，他刚刚辞去复旦大学校长，想好好多活几年，见证苦难的中国变好起来。 但他活到快一百岁时，正是日军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上海已经沦陷，他不得不颠沛流离，明明已经到了越南，大家告诉他还在国内。 1939年，越南谅山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虚弱不堪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他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 马相伯想到自己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死于乱世，自己活着的一百年也是祖国苦难的一百年，禁不住老泪纵横。 面对看望他的人，他心在泣血，说： “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啊，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马相伯想叫醒中国，但他创办的复旦大学，最近显得昏昏欲睡，与复旦精神、大学精神相悖的新闻不时传出。 马相伯没有辜负复旦，但复旦辜负了马相伯。 特别是6月7日，当复旦大学的数学教师姜文华举刀杀人时，迅速成为最大的新闻事件。 但让人震惊的是，一位大学老师挥刀杀死学院的领导，网络上竟然不是谴责，而是一片叫好。 只因为最近不同地方相继发生的恶性公共安全事件，一个个凶手都是无差别滥杀无辜，事件相继发生后让人感觉到强烈的不安全感。 用鲁迅的话说，这叫“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而姜文华却是直接针对自己的上司，符合“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 所以网上的舆论竟然是，有人说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不报复社会，不滥杀无辜，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 有人说到底是大学老师，素质就是不同，不会杀学生和幼儿园朋友，全社会应该要看到读书有用，姜文华是条汉子！ 杀人偿命，未经法律授权，谁也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些道理，估计就是上面这样说话的人并不是不懂。 但面对前几起滥杀无辜的恶性案件时，一个不反社会不乱杀人的凶手，俨然差点成为感动中国人物。这只能说明社会上的戾气到了何等程度。 不相信善良，不相信法律，不相信部门，解决问题的手段动辄就是走极端，不敬畏生命，不敬畏法律，不敬畏秩序，心中只剩下杀心四起。 这说明社会处理问题的刚性导向，已经成为了一种不良示范。而对弱势者的关怀救济不足满不在乎，个别地方高压环境下没有排气阀。 网络图片 连大学老师都举刀杀人，已经给所有社会管理者敲响了警钟，在国家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的治理一定出现了盲点，这需要高度重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曹教授）
全国新高考Ⅱ卷 试题内容：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网络图片 唐光雨漫画作品，有改动 [注]描红:用毛笔蘸墨在红模子上描着写字。 请整体把握漫画的内容和寓意写一篇文章，反映你的认识与评价、鉴别与取舍，体现新时代青年的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 在网络论坛上，总有“你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或者“你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人”的争论，颇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思辨。 按理说，应当是“先有人，然后才有中国人”。古猿三百万年前出走非洲，十万年前北京猿人生了一堆火，大禹带着大伙治理洪水，这华北平原连带着黄土高原才有了个人样。他们自称“华夏”，把周围的其他部族数落了遍，什么南蛮东夷，什么西戎北狄，最后发现自己在中间，可以叫自己是“中间之国”，再配上华夏之称，这中华也就勉勉强强称呼了起来。接下来将近五千年摸爬滚打，一个臭写小说的都能看的出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走了点弯路，叫一群黄发蓝颜的家伙揍了几顿，自己痛定思痛，拿出祖上阔过的架势准备再阔一次，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 但是又为什么有人说“你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人”呢？看看这个漫画吧。你藏而不露，你不偏不倚，你缓缓出头，这么一写才是“人”，看似人能做到“藏而不露、不偏不倚、缓缓出头”，才能称为“人”，但是转念一想，这是中国字哇！英文写作”person“，俄文写作”человек“，个中意思怕只有耶稣他老人家知道。倘若一个人锋芒尽露，有所偏向，然后急于展示自己，这个人就不配称为人了，压在他身上的一个“不是人”的命题，他就得为自己找“person”“человек”这样的代称，总不能落得个“猴子”的戏谑吧？这么说来，你是中国人，才会是“人”，如果你不是“人”，怕是要以“person”代称了。 然而当中国人从一种思维方式变成了政治态度，事情就比这样的命题游戏更加残酷了。倘若一国民众爆发了游行，抗议其亲华政府腐败不作为云云，政府也重拳出击，民众死伤无数。若我们按“你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的想法，此时此刻我们本应对民众感到同情；然而按照这样“你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人”的思路，你应当指出民众被境外势力蛊惑，我们应当支持那个亲华政府。两者陷入了矛盾，在互联网平台上就开始了观点角斗，两方不多遑让。 这时候我们就该问了，究竟哪个观点对呢？没等这两个观点厮杀完毕，大洋彼岸又出事了——美国出现了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我们自然知道里面写人作“人”的人不在少数。我们以为他们会像非裔一样干出什么“零元购”的笑话，好让我们笑话美利坚糟糕的种族政策，结果这些写人作“人”的人们，举着牌子，把自己扮演成小白兔一样无辜，一样纯洁——一样好欺负。 这就是藏而不露？这就是不偏不倚，这就是缓缓出头？在大洋彼岸，他们是不认得“人”的，等你把道理讲完，他们也就把你欺负个遍，到最后你只能说他们“不是人”，然后悻悻离去。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人”已经不重要了，你是个人，你的祖先可以组队刷猛犸象副本，可以组队生存造奇观，但是你只记得“人”和“不是人”，是不是很可笑？ 面对生存的挑战，再问先是中国人还是先是人已经不重要了。至于你问我到底先是哪个，我也不敢说，毕竟我这是一篇0分作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演员5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