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去世引熱議 其晚年與習近平關係很微妙
2026 年 8 月 13 日
寫在前面 今天整個微博首頁幾乎都在關注同一件事情，就是防疫政策的變化，你說它是討論也好，爭吵也好，都沒法否認我們在慢慢走向一個新的變化，這個變化我們自然不好妄議和定義什麼，只是覺得「今天」在日後回憶起來，或許會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像是一個階段的將要結束的哨響，時代的晚上。 這樣的日子，我們總覺得適合整理，記錄，寫點屬於個人的日記。 所以今晚不寫電影了，寫日記，我們編輯部的部分成員，把過去3年我們所經歷而後記錄下來的一些文字，整合成了一篇日記形式的長文，它們大部分都是每個普通人都在經歷的一些小事，但對於這三年來說，小事就是歷史。 一、檢票小哥 2022年11月5日，打車 今天打網約車，司機讓我掃一下健康碼，我照做，給他看，他問我為啥核酸過期了，我說因為剛做還沒那麼快顯示，他有點微怒，但也只是一邊啟動車子一邊嘟囔，怎麼那麼多人都沒核酸啊，沒核酸不能坐車知道嗎？ 我也嘟囔了一句，那那些核酸過期的都不能打車了，是不是再遠都只能走路去核酸啊？ 司機突然暴怒，把車直接停在了路中央，朝我喊了一句，對啊！這不是正常的嗎？說這句話的時候他沒有直接看我，而是抬頭直直盯著後視鏡里的我，我嚇了一跳，沒再敢講話。 司機當然沒錯，但我覺得大家都要瘋了。 2022年6月27日，被隔離 北京回來，沒有去中高風險，但還是被居家隔離了，街道要求物業給我封門，然後物業在我門口貼了個巨大的福字，把門封住了。一種不知道該說溫暖還是荒誕的時刻。 2022年6月23日，在北京看電影。 今天去影院看片，結果被電影院趕出來了，原因是我只有在杭州做的24小時內核酸證明，沒有在北京做的72小時內核酸，他們只要北京的72小時核酸，不要杭州的24小時核酸，雖然時間更短，但也沒有用，不可以進電影院。 我表示不解，因為北京的規定是抵京後24小時後，72小時內，需要再做一次核酸，我理解這個政策，可我此刻才剛出差到北京不到3小時，距離我上一次核酸報告出來剛過13個小時。 我問影院的工作人員，我這樣如此短時間重複去做核酸的意義是什麼？ 她苦笑了一下，拿著上面發下來的文件對我說，她也不知道，但這就是規定。 2022年3月12日，杭州順豐簡訊 今晚寫不出稿子的時候，開始翻最近的相冊。 有一張西湖的照片，是一周前拍的，當時去了趟杭州的兒童公園，坐了一次只要4塊錢的兒童摩天輪，到頂上的時候發現居然能看到西湖，我因為恐高一邊抱著中間的柱子，一邊舉著手機拍遠處被太陽照得泛金的湖面。 還有一張牛肉飯的照片，是我看完一部很喜歡的電影后去吃的，那部電影是在日本拍的，出現了好幾次日式牛肉飯，看得我很饞很饞，從影院出來就鑽進了街拐角的居酒屋，吃得特別香。 還有幾張電影院空蕩蕩的大廳的照片，我拍了發給行業內的朋友，說感覺真的已經沒多少人來看電影了，配了一個哭哭的表情。 最後就是一個簡訊截圖，提示我的快遞經過了杭州那個有疫情的順豐快遞點，快遞有感染風險，讓我儘快去核酸。 後面就是一些附近核酸點的地址、電話截圖。 然後，就沒了。 2021年12月8日，常去的理髮店 昨晚半夜的時候，我收到一條微信，是公司隔壁一家我常去的理髮店的理髮小哥，發的是一張核酸陰性的截圖，後面跟了一句，「最近來過店裡的不用擔心了，全店陰性」。 我最近一次看到他們店的名字，是在杭州那個最新確診病例的行程路徑表裡。 這條微信應該是群發的，我是在那個人到店之前去的，本身也不會有接觸，但他還是給我發了，而且自己的名字，年齡，病歷號都沒打碼，看得出慌張。 我問他你們是不是嚇壞了，他就回了一個「唉」。 2021年8月3日，疫情航班 昨晚，我回杭州的飛機上出現了一例疑似陽性的病例，就和我隔了兩排。 當然，這些信息都是我在今天早上的新聞里才知道的，昨晚被禁止下飛機的那7個小時里，我大概想了有五六種可能，以及對應的五六種結果。 杭州疾控反應很快，我們運氣也很好，後半夜的時候空姐聲音微顫地在廣播里通知我們，兩次核酸後，那個人是陰性。全場掌聲雷動。 那是我們在飛機上靜坐的第7個小時，等來了我想的五六種可能里最好的一個結果。 但是，那7個小時依舊還是成為了我這一輩子最難忘的一次等待，不是病毒如何讓我恐懼，而是當疫情第一次離得那麼近的無措，以及整架飛機暫時成為隔離區的時候，那種孤島之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短暫重構的恍然。 每個人都不一樣，樂觀的人像在等開獎，悲觀的人像是在等審判。 即使接近凌晨，我周圍幾乎還是沒有人睡覺，大家生怕錯過什麼消息，反倒是緊挨著那個疑似病例坐的大叔，從頭到尾都在閉著眼睛養神，好像什麼都沒發生。 我後排有一個大哥大概是接到了家裡的電話，一直解釋說「疫情檢查比較嚴格，放心，結束了我就回來”，但他其實比我離那個疑似病例得更近。 我前排的兩個阿姨倒是全程在交流二胎養育經驗，順便還一起吐槽了下家裡的男人都不頂用，爺爺和爸爸都不管孩子。 凌晨我困到不行的時候，也是靠著他們中間那個男孩讀課文的聲音才醒過神來，醒來看到我爸消息，問我到家了嗎，我就回了一句「嗯嗯」，而他們到現在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還有那個引發了這一切的人。 他站起來被疾控帶走的時候，眼神沒有和任何人相交，就是低頭一直走，所有人都在看著他，這幾百雙眼睛裡混雜著同情，責備和單純的目送。 空姐一直在安慰我們沒事的，問題不大，但是他們突然多出來的兩層口罩和護目鏡都在說明這次並不尋常。 出來的時候，我和門口的空姐說了聲你們辛苦了，她也回了我一句，你們也辛苦了。那是昨晚最讓我想落淚的一段對話。 二、猹 2022年11月3號，被取消的婚禮。 寫這段話的時候，我翻開我的計劃單，最近停留的一條是11月3日要去山東參加朋友的婚禮。它已經被划了紅線，後面標註著：因為疫情取消。 放在整個時代來說，我好像是一個挺幸運的人，我完整地度過了沒有疫情的本科四年，經歷過周末也可以說走就走的旅行；我身邊沒有人被感染過、哪怕只是因為密接被拉到方艙；我喜歡吃的幾家店還在，每年假期回去最常約的理髮師也在，好像這一切對我的基礎生活都沒有造成什麼影響。 我開始計算時間，一天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一年過去了，還好，這些東西還在。 但問題就出在這裡，我好像僅僅活在這些具體而簡短的時間累積里，已經不敢再做任何長期的計划了，忘記在哪看到的：疫情對個人帶來的最大精神傷害是你不再擁有一種確定性的生活方式，換句話說，你不敢對未來有任何確定性的期待。 2022年9月12日，地鐵里跳舞的男孩。 這時候深圳還在疫情中，我看著整個深圳的新增人數遞增，但我們區已經趨於平穩，於是我買上回學校的動車票提前一天做好核酸結果因為缺失了一天的核酸記錄導致我無法進入車站，我在車站外面從中午十一點等到下午三點，記錄遲遲不出，沒辦法，我只能坐地鐵回家。 從深圳北站到紅嶺站的地鐵車廂幾乎空無一人，途經車站封了好幾個，我坐上車，身體前傾趴在行李箱上，整個車廂里只有我和另一個背著雙肩包的男生。 車行駛起來，男生站在車廂里突然練起了芭蕾舞步，我趴在行李箱上看著他，報站聲、列車的哐當聲在舞步里變得遙遠而空靈，下車後我發了條朋友圈：此刻，我因為核酸結果遲遲不出被遣回家，而地鐵上有個男生在空曠的車廂里練習芭蕾舞步，城市，僅在一個車廂里具象了悲與歡。 那一刻再回憶起來像是動漫場景一樣在我眼前浮現，或許可以說它浪漫，但我當時只是感嘆，我們的悲歡無人知，它隱藏在這輛行駛在地下的列車裡，行駛過漫漫時間。 三、灰白 2022年11月13日，你核酸了嗎？ 昨天和朋友約了頓晚飯，聊了些無關緊要的生活閑事，菜還可以，頂上橙絨絨的燈光打在身上，肚腹飽暖，萬物渙散，也算愜意。 然後他接了個電話說，可能要出省出一趟差，「明天就要走」，開始說起要如何收拾行李，怎麼安排行程，我幾乎是下意識地就脫口說了句，那你做核酸了嗎。 也是那一刻我明白，疫情對於我，就是這樣一件事物：素日里未必如何劇烈地發生影響，卻始終是靜靜蟄伏的一根刺。甩不脫，拔不去，化成一種共呼吸的默認存在。 這三年就是如此，因為所在的城市防疫氛圍還算「正常」，我一直活在一種被保護的僥倖里，還不至於被真實的動亂所擊潰。大部分時候，都只是在屏幕前，對著外面的訊息隔空憤怒。除了關注，我不知道我還有什麼更多的可以做。 我常常會想，大約我的憤怒和悲傷也都沒有實際價值，就像我期盼一切能慢慢恢復，如同被上帝撥弄的彈簧終會複位，但眼看各行各業都在以一種緩慢的節奏向灰，向下，遠遠背離疫情前的預期，這樣的期盼似乎也只顯出我的虛妄。彈簧原來並不是被撥弄，而是遭了無可逆轉的損毀。 在這樣的時日里，本就消極的我很少有期待，我能記住的大宗事情也變得異常少，大部分的感受和情緒都被切割成碎片，僅限於當時當刻，這應該也算一個比較大的失去了吧。 2022年6月28日，黃碼 我因為買了感冒藥而忘了24小時內去核酸，變成黃碼，在公司驚慌了一下，想著要馬上找地方做，發現打車被限制，最近的核酸點是4公里左右的醫院，於是請求朋友幫打了車。 因為我不認路，在醫院路標指示的核酸點轉了下，沒找到地方，因為問路而被保安指引到另一所玻璃房子前。那上面赫然貼著，裡面是發燒感冒人群，若進入，須等待核酸結果出才可離開。 無論是理智還是直覺，都沒能在此刻指示我該進，還是不。 不進，我是黃碼。進，我沒有也不該付出時間等待結果。 還是朋友打來電話說，有另一地點可做，還強調了下「最好還是不問醫院」。於是我又經過3公里的顛簸，順利做了核酸，最終在朋友的第3次幫忙下返回公司。 時隔已久，我已無法確切形容當天的心境。能形容的三個詞或許是，無措，無依，無所抵抗。 2022年10月29日，回家吧，不用掃了 那晚我心情低落，在回小區的計程車上都不願看消息，鎖了屏，看了一個小時窗外的樹。 我住的小區一向管理挺正式，進去刷門禁時，一定要掃碼且讓保安看過，包括在管控較嚴時，小區不允許外賣進門，只能一趟趟出門口在桌子上扒拉。保安也盯誰都嚴，偶爾我進門時口罩沒戴齊整，都能聽到他輕咳一聲，說句「戴好了啊」。 那晚我下車時拎了些東西，手機在包里充電，有些不方便拿，但顧及到這些前情，還是打算拿出來，打開掃碼頁面。 保安和我隔了好幾步，卻好像知道了我的舉止用意，他擺擺手，替我開了門：「回家吧，就不用掃了。」 我沉默地點頭，沒有堅持。 我該怎麼概括這兩件事？我該怎麼形容我遇到的突發的動亂，突遭的理解？我不知道。我或許該感激截止目前我依舊活在一種平靜之中，不至於太狼狽或太流離。 我或許，該感激。就是這樣。 四、芋泥 2022年11月12日，流浪北京。 今天北京的風很大，我居家隔離在室內，感受不到風吹，四面的牆擋住了風，我突然感覺自己的生命很模糊，關乎個人的快樂與哀愁，變得極其縹緲，且不重要。 這種挫敗感，也許歸咎於風，也許歸咎於牆。答案也不重要。 我正在一位朋友家借宿。這已經是秋天以來我第三次住到朋友家去了，因為回不去宿舍。每次恰在校外的時候，在學校群里看到通報——校內出現陽性病例，根據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我校立即啟動應急預案，請大家保持鎮定，不要恐慌。 收到消息後要做什麼，也已經形成了一套慣性，聯繫室友將我的必要用品從學校欄杆處扔出，詢問朋友是否可以借住，然後搬去後向社區報備，再居家靜等流調電話。 等通知的過程就是在等審判，看落在自己頭上的是彈窗還是黃碼，是居家還是三天三檢，或是被帶走集中隔離。 疫情三年，生活最大的變化就是不確定性的增加。行程會被取消，住所會突然回不去，想吃的店會突然關閉。 和不確定性相對的，是感官異常的麻木。我感覺自己似乎已經不會憤怒了，因為憤怒變成了家常便飯，以至於憤怒在萌芽之初便枯萎了。 無論發生什麼，無論會如何變得更糟，無論有多麼荒唐，都能戲謔說上一句「倒也正常」。頭腦意識似乎已經自動開啟了防禦機制，被迫學會了幽默意識，就當自己置身於一個規則荒誕的遊戲，無法與開發者較真，玩家無論作出什麼操作都是無法取得勝利的，就只能讓自己保持精神穩定，不要以悲壯或難堪的姿態出局。 挨吧，萬一能挨得到新天地。 五、黑曜石 2022年年中，縣城烏托邦的消失。 我老家在南方，一個長江邊上的小縣城。早年的唯一交通方式，是輪渡，大橋建成後，汽車又接下交接棒，成了如今唯一的交通方式。 這種會被「城市化」衡量為相對閉塞和落後的地理特點，竟然在21世紀意外地變成一種優勢，讓這縣城成為這幾年來一個烏托邦的存在。 而實不相瞞，已經離開那裡蜷縮在大城市長達十年的我，頭一次帶著「縣城青年」的身份認同，以近乎驕傲的口吻向外地朋友炫耀著我的烏托邦。 比如，在縣城戴口罩出行的人一定會招致路人異樣的眼光；即使當地只有稍微大型的兩個醫院具備核酸檢測點，但測核酸也從來不用排隊，因為核酸只是離開這裡前往大城市的通行證而已；甚至在那時候，社區還只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 但毫不妥協的某些病徵還是找著了城池的縫隙，悄悄滲透進來，讓我逐漸接受，流感和應激都是會傳染的，只是時間快慢問題。父母開始頻繁電話讓我減少出行，當地八十歲老人也成為接種群體，核酸點的增設，原本就是個位數的電影院開始走向「清零」， 「死亡」開始從一種相互慰藉的情緒，變成某種「多虧提醒」的談資。 2021年4月28日，奶奶去世。 奶奶離世是在凌晨快結束的時候，我從北京出發抵達老家，則是一天快結束的時間。老屋客廳燃著的燭火是在場唯一的光源，在昏暗的環境里，最亮的莫過於家人頭頂的粗白布，而我身上最亮的地方，則是還沒來得及取下的藍色口罩。 按照老家習俗，老人在出殯前要在家裡停放三天，後輩要連續換守三天三夜，有時兩人一起，時而三人。在奶奶的冰棺前，所有人都難得默契地安靜坐在一塊兒，發愣，回想，沉思。等到老人剛離世時的沉重逐漸平緩成一種空落，我們開始低聲談及奶奶生前的事情，交流彼此兩三年沒見面的空缺。 但因為永恆的失去而留下的記憶和情緒也是永恆的，三天後的「出殯」就像一場儀式喚醒了所有人的情緒。 奶奶是因為長期的疾病離開的，在此之前一直都由爺爺照顧。在葬禮上，我爺爺一直都頭頂白布，來回張羅，還時不時和親戚念叨，屬於他的八年抗戰終於結束了。但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人和我一樣看到，出殯那天，我爺從奶奶房間里拿出一套嶄新的睡衣，按照道士的要求，平整地裹放在奶奶的身體旁邊，一邊放一邊說：「新買的睡衣洗了還沒來得及…」，那「來得及」三個字已經嗚咽得快聽不清了，以至於最後一個「穿」字只剩下口型，我爺連忙抽身轉過去擦拭眼睛，因為道士之前說，生人的眼淚不能落在逝者的臉上。 而這些向內向外都能感知到的「沉重的失去感」，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鑄就成了一把鎖，讓我有一份下沉的力量，就更能察覺當下的一種輕飄和虛渺。 「入土為安」早已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比起死亡儀式的消失，更糟糕的是，我們好像對「死亡」的整體感知力越來越低下，這三年在一種不明所以的狀態力加速乃至省略了對於「生命逝去」原本該有的感情。 人本是由生死組合而成的一體，但現在好像兩者被強行撥開了，為了「生」而剝離「死」的做法未免也是一種殘忍，這已經不是對於死亡的忌諱了，而是對於生命的漠然。那些數字和事件背後被隱沒的「失去感」，其實我們需要的，經由「死亡」而對於生命本身最虔誠的感知。 這至少是我需要的，那把鎖。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3號廳檢票員工 ）
胡錦濤在二十大閉幕日被架離場，原因眾說紛紜，官方聲稱「身體不適」，一般人則覺得早有預謀，旨在羞辱胡。今天我看到西班牙語媒體ABC International發布的四張照片，覺得差不多真相大白了。 ABC的記者Pablo M. Díez直接以「展示胡錦濤被逐的照片系列 （la secuencia de fotografías que muestra la expulsión de Hu Jintao）」為題，圖文並茂記錄了胡錦濤被趕走的前因後果，首四張照片捕捉到的畫面（四張照片，見鏈結的網站），更出現於法新社影片拍攝之前。Pablo M. Díez在首兩張照片下寫了說明文字，極有史料價值，拙譯如下： 圖一：「習近平左邊的胡錦濤，幾次觸摸一個文件夾。他身旁是政權的三號人物栗戰書。（Hu Jintao, a la izquierda de Xi Jinping, toquetea una carpeta con documentos. A su lado está Li Zhanshu, número tres del régimen. ）」照片所示，似是栗戰書出手制止胡錦濤翻閱文件夾。但記者用了「toquetea」一字，在西班牙文中，此字不僅含有「觸摸（tocar）」意思，更表示「（他）用手反覆觸摸」，即是說，記者目擊胡曾多次觸碰面前的文件夾，意味著栗戰書曾多次阻止。 圖二：「栗戰書意圖捉緊他的手時，習近平輕輕轉身，召喚一名助手。（Mientras Li Zhanshu intenta sujetarle las manos, Xi Jinping se vuelve ligeramente hacia atrás y llama a uno de sus asistentes. 」這句話無比清晰地表明，架走胡錦濤的人員是習近平召來的，而原因並非「身體不適」，而是胡錦濤要從栗戰書手上，取回自己的文件夾。 第三、四張照片，顯示栗戰書已把胡的文件夾搶了過來，用手按在桌面上，不讓胡翻開，同時習近平正用手勢向工作人員發號施令。 誠然，這四張照片仍留下未解疑團，例如：紅色文件夾裡面究竟有什麼，導致栗戰書要阻止他觸摸或翻閱呢？如果胡錦濤不能翻看那文件夾，為什麼又要刻意擺在他面前？ 然而根據這幾張照片，中共官方宣稱的「身體不適論」，顯然不攻自破。這組照片也解釋了法新社影片一些奇怪的細節。片中胡錦濤嘗試拿習近平的文件，被習制止，很多人因此認為胡是老糊塗，甚至老人痴呆，錯拿了習近平的文件。 但看了ABC記者這幾張照片，便知道胡根本不是老人痴呆，只因為他自己的文件夾被栗戰書hold住，胡錦濤情急之下，才想奪走習的文件夾看個究竟。胡這下「突襲」是否出乎習的意料之外，不得而知，但「禁止胡錦濤翻看面前的文件夾」，則似乎是栗戰書早已收到的「秘密命令」，在場眾官，相信不少已心中有數。 儘管有些細節還不清楚，但隨著四張照片曝光，我們已越來越有理由相信，這是「習家軍」精心設計的表演。想起早前有些「聽床師」KOL不停散播胡錦濤把習近平軟禁的故事，習近平今次給海外媒體做這場壓軸戲，已毫不含糊把各種謠言粉碎了。 習近平大勝，我認為是好事。未來中國，習家軍再無制衡力量，也不會有李克強這類開口閉口講錢錢錢的官，給習近平的中國夢潑冷水。從今以後，中國人一邊核酸一邊吃草，再一邊高談「理想」，多好！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不要被標題嚇著了。 不過我第一次聽說伊藤這個詞，確實和砸它有關。 那是2005年的3月，我到成都商報實習，順便也來了解接下來自己將要居住和工作的城市。某天晚上，和帶我的編輯老師一起去溫江泡溫泉。大家光著身子在那聊天，突然老師們興奮起來，他們得到一個消息——伊藤被砸了。 一位編輯老師當場說了一個新聞標題出來，「伊藤，伊疼我不疼。」 這個標題當然沒有印在報紙上，但是它的確表達了這家商場和成都的複雜而深刻的關係。 1997年，伊藤春熙路店開業，這家日本百貨公司正式進駐成都，據說這也是成都第一家外資商場。 過去25年，伊藤始終堅持它的服務理念，保持一個日本商場的標準，坦白說，它始終高於成都人的生活，也引領著成都。 不信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衛生間。現在的IFS和太古里，衛生間裝修得都很高級，設施當然沒得說，但是卻顯得高冷——它只彰顯自己的財力，而並不真的以人為中心，走進去我常常擔心會摔跤或者撞牆。而伊藤的衛生間，考慮的更多是細節，包括小孩和老人的需求。 不久前成都靜默的時候，伊藤也是保供企業之一。那些收到來自伊藤蔬菜包的市民，明顯更自豪。物品更豐富不說，包裝也更好，還有貼心的小紙條。 成都人對伊藤有著複雜的情感。附近有伊藤商場的居民，生活會相對幸福一些。毫無疑問，成都人是喜歡、追捧伊藤的，它也不斷開出新店。「逛伊藤」不僅意味買東西，還代表著某種中產身份認同，因為它超市的貨物比一般的要貴。 伊藤在中國多個城市有生意，但是成都伊藤的利潤是最好的，據說比日本本部還要好。就像它公司註冊的名字所顯示的那樣，「成都伊藤洋華堂有限公司」，它深度融入了成都這個城市。 但是，春熙路的伊藤，又是日資、外資乃至「外部生活」的象徵，在2005、2010和2012年，它都曾被愛國人士包圍。2005年，我聽說是「真砸」了。一位朋友說，2010年的時候他在現場，愛國青年看到伊藤受到警方良好的保護，砸爛了對面一家韓國燒烤的招牌。 現在春熙路店要關門了，它隔壁的伊勢丹百貨也要關張。一位好友發圈說，她未來一段時間會經常去吃飯，希望大家能夠在那裡偶遇。她的看法，代表了相當多人的情感，至少有一部分，發自內心地熱愛著日式百貨帶來的精緻生活。 這家店的關門，引發一些過渡的猜測，人們把它和外資撤離中國聯繫起來。其實，伊藤並沒有變，它和百貨業整體上一樣陷入經營困難，但是撤離春熙路就只是春熙路而已，至少在可見的未來，它不會撤離成都。 伊藤撤離通告。（網路圖片） 換句話說，不是伊藤變了，而是春熙路變了。這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城市更新問題。百年商圈春熙路，其實已經凋敝了，這是成都人必須認識的現實。 那裡依然是「市中心」，不過真正的中心稍稍往東偏移了一點，現在太古里和IFS，勉強維持了某種繁華。而以伊藤為代表的傳統春熙路商圈，風光不再。 你去看一下，那些愛攝影的油膩中年男，都埋伏在太古里，而在春熙路，連一個打望的人都沒有。 一個時代結束了，人們總愛這麼說，那麼，結束的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我認為過去25年，是成都人學會過「現代生活」的時代。 1997年的成都，其實是一個落後的西部城市，但是在鹽市口、春熙路一代，必勝客、星巴克這些洋品牌大量進入，創造了一個「國際生活」場域，而伊藤和伊勢丹所代表的日式生活，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這個「現代生活」，核心是對人的尊重。不要以為這是一句空話。前段時間有個新聞，一位單親媽媽帶著小孩在某市打拚送外賣，孩子在送進幼兒園之前，她時常把孩子放在麥當勞——相互信任帶來的安全感，是都市的本質，而為我們帶來這一切的，不是什麼供銷社，而是麥當勞、必勝客這些外資企業。 如果選一個商場作為這種價值的代表，在成都無疑就是伊藤洋華堂。就這個意義上說，過去25年伊藤教會了成都人很多，而那些去打砸搶的人，也從反向證明了伊藤的價值：它是一個「中心」，也是某種價值觀的代表，伊藤撤離了，以後你們還去哪裡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滇池湖畔，景色秀麗的融創文旅城內，有棟用於接待貴賓的會所，名叫國賓府。規格最高的包廂，傢具陳設都是義大利品牌，並裝配了六七個麥克風。 2020年末，心情低落的鄉村教師馬老師重回雲南。這間包廂內，他和好朋友、融創老闆孫宏斌喝酒唱歌到深夜，老淚縱橫： 悔不當初。 除了兩位老闆，包廂當時還有位陪酒人，融創西南區域副總裁、昆明城市總經理王志剛。 王志剛出生在遼寧，順馳時代就在天津跟著老孫打天下了。2016年，升任重慶嘉德莊園項目總經理的老王，空降春城，擔任融創昆明一把手。 融創昆明公司當時剛成立，一窮二白。四年後，王志剛創造了奇蹟，融創以241億元的銷售額，成為雲南第二大房企。 2020年也是融創西南區域的巔峰，賣掉1000多億的房子，超越華北，成為融創集團第二大區域。西南區域總裁商羽甚至為接下來的2021年，設下一個雄心勃勃的銷售目標： 3000億。 當時，中國只有8家房企銷售額超過了3000億。 1 今年年初，融創集團第二大區域西南被分為三部分。川渝、雲貴單獨成立區域，王志剛升任雲貴區首。 但他沒能像過去那樣，再次創造奇蹟。 10月25日，融創集團高級副總裁時宇跟隨執行總裁馬志霞前往昆明。在那裡，他接過了雲貴區域頭把交椅。王志剛隨後會調任北京，協助馬志霞在集團工作。 今年前九個月，融創整個集團的銷售額是1433億，同比下降了8成多。這其中，曾經要衝3000億的西南區域，川渝區域銷售額60來億，雲貴區域的銷售額是30來億。 雲貴山溝里的文旅項目太難賣了。員工們的工資發不出來，且這些項目大都是合作項目，王志剛背負巨大壓力。 集團這時派來了時宇，穩定軍心，處理問題。 許多人認為，融創的滑鐵盧是百億收購彰泰。但我之前就寫過，收購彰泰的資金大頭來自境外財團華平，對融創自身現金流傷害很小。 融創真正的隱患，在2019年底，從雲南城投手中接手環球時，就埋下了。 2019年創造了百億銷售額的昆明融創文旅城，是老孫從王健林那裡摘來的果實。吃到了文旅甜頭的老孫，開始往文旅行業大踏步地前進了。收購的成都環球世紀和成都環球會展2390萬方的可售貨值，都分布在西南區域。 百億交易之外，融創也在加強和當地民企合作。這裡有在大理、昆明有大量土地的雲南實力集團；有雲南最有名的土地一級開發商雲安，僅雙方在普洱合作開發的國際健康城項目，就佔地八千多畝；還有紅河州的項目合作方，公司老闆號稱： 紅河半山。 很多人都好奇過，為什麼老孫每到一個地方，都能找到當地最好的資源。這離不開孫宏斌的個人魅力。 融創員工說，董事長每到一地見領導，不管職位大小都是親自出面接見。隨後才是商羽、王志剛等高管負責簽訂協議。 西安朋友講過一個更典型的故事。孫宏斌去西安考察項目時，曾親自陪當地村長喝酒。手下有點看不過去，提醒他只需要見這位村長一次，以後應該都見不到了，沒必要那麼給面子。孫宏斌回答： 正因為只見一次，才要這樣。 2 2020年上海外灘金融論壇之前的幾個月，王志剛陪著馬老師、老孫以及鄧鴻在雲南見了很多村長，看了很多項目。 在滇池西岸，融創打算用湖畔大學勾下近兩萬畝的小鎮土地。在彌勒市，融創簽約了太平湖和甸溪河兩個文旅項目…… 原本這份投資計劃規模高達數百億，如果最後成功，融創增加土儲的計量單位，要從平方米換成平方公里。 孫宏斌在西南傾注了很多心血。整個2020年，老孫在西南區域： 待了91天，去了70多次。 隨著馬老師一場「醉話」，這些都變成負擔。老馬重回雲南後，在昆明大醉三天。 現在回看融創併購環球那份價值152億的收購方案，除了近2400萬方的可售面積，還有大約3600萬方已簽訂協議，還未履行正式土地出讓手續的潛在貨值。 這些土地加起來，大概相當於72個故宮。 鄧鴻拿地秘訣簡單。就是對當地城府承諾大規模配建：博物館、商業、產業園等等。融創接手後發現，很多項目住宅已經賣光了，就剩下這些不計成本的承諾了。 市場上行時，這些問題或許不太大。但一旦下行，文旅遊戲基本玩不下去了。 2021年4月，雲南置地公司總經理呂鋒在昆明召開了一次季度營銷會。會上他拿出了一堆困難項目，讓大家做頭腦風暴。 打開名單一看，基本都是合作的文旅項目。很多土地稀里糊塗，甚至連規劃都有問題。 更直接的成本，是規劃問題帶來的環保風暴。雲南城投的領導評價，鄧鴻的項目都在風景很好的地方，容易出問題。 後來的滇池南灣五漁邨小鎮、黑龍灘項目、三岔湖項目，都出了一些問題。融創地方大員們，怨聲載道很久。孫宏斌去和當地官員溝通，甚至在酒桌上跟對方吵起來了。 後來，雲南一位融創高管給我描述過手中的項目： 拆了一個，剩下的都可以扔進垃圾桶。 據說西南區域拆分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一個區域已經管不了那麼多文旅項目。 坑總要一步步填下去。最近兩三個月，融創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梳理鄧鴻的項目，將其剝離出融創西南，挪進鄧鴻擔任董事長的環球融創。 3 融創暴雷後，這半年很少聽到孫宏斌的消息了。 連在東直門集團總部工作的員工，也極少能見到他。每個月只有個把次見到一樓有一台電梯不開了，保安從兩個變成三個。大家才知道，老闆來了。 這個月12號，很久未現蹤跡的孫宏斌出現集團總部。他和華融、中信信託、上海浦發銀行簽訂框架協議，要拯救融創箱底最好資產之一： 上海董家渡項目。 董家渡在外灘最好的位置，還有幾乎三分之二沒有資金開發，項目二手房已漲到25萬一平了。 一旦外灘壹號院能開發，融創肯定能獲得一大筆資金。不過協議過後，進展一般。融創的幾家合作方，正就利益分配問題扯皮。 融創另一個箱底資產，就是東四環的泛海國際一號地了。大概有10萬方的住宅，傳說開盤單價不會超過13萬。 現在泛海國際最差的二手房源，都能賣到12萬。項目一旦開盤，應該會秒光。 但項目開盤的消息，已經傳了很久。售樓處和樣板間都建好了。北京的房地產項目現在有施工許可就能很快拿到預售許可。但泛海的問題，就卡在項目簽約的施工方身上。 據說融創在其他項目還拖欠這家央企施工方數十億款項，對方要求融創直接用泛海項目的房子抵債。急於獲取現金流的融創，不同意。 雖然中央不斷有樓市的利好政策出來，保交付不保房企的方針，讓融創和其他暴雷房企一樣，自救舉步維艱。 現在，融創賬上一堆爛尾項目。只有有後續土地或貨值可以抵押，才能得到國開行的低息貸款，且只能各地政府向上申報。 放款後，也要受項目、銀行、政府平台、施工單位等五方監督，每一分錢都不可能被挪用。 其他質地比較差的項目，只能慢慢等待。 最近，華融信託發現，自己和融創共同保管，存放武漢塔子湖項目章證照等物品的保險柜打不開了。芯鎖被換，監管賬戶11.4億資金被划走。 中融信託是項目資金方，擁有項目公司9成股份。他們馬上報警，查封了融創10%的股權和項目剩餘的一千多套房子。 其實11.4億監管資金，有11.2億多都劃轉進了武漢政府設立的項目專戶，融創只轉給了自己1343萬。 為了這1000多萬，曾經「不知道錢從哪來」的融創，親自動手換鎖芯了。 國產商戰劇中常用的情節是竊聽、爭奪股權、官商勾結。實際上商戰到最後只有一種： 搶公章。 4 2021年初，融創集團總部向孫宏斌提交了一份市場預期研判，整體基調謹慎且悲觀。 看完研判後，孫宏斌要求將2021年的年度目標定到7000億，並將這一點寫進內部報告。 內部都知道，7000億是老孫的保守數字，內部最激進的目標是一萬億。而之前一年，融創銷售額是5753億。 所以孫宏斌當時前往上海區域開會時，直接告訴下屬： 拿地、拿地、拿地…… 所以後來才有了西南、華北在去年首批次集中供地時的瘋狂。 融創危機爆發後，老孫將責任歸咎於西南區首商羽和華北區域的遲迅。倆人一位被老孫當眾指責，一位離開了西南區首的職位。 商羽後來在集團的頭銜是負責投資工作的執行總裁，只不過他一天也沒有去過。 這位跟了孫宏斌20多年的老兄弟，去了美國。本來融創內部認為，只有43歲的他，是有可能要當接班人的。 這一年，融創的多元化板塊也陷入停滯。 去年，融創集團人力負責人薛雯被調往康養板塊，當時康養板塊大概有44個項目，其中30個是政府要求或項目配套，真正的產業布局很少，基本都是為拿地而存在的。 薛雯去年招了七八個手下。但今年這些人很多都離開了，現在融創內部通訊錄已經查不到康養部門了。 文化板塊投資的《四海》、《長空之王》先後虧損和撤檔，融創文化集團不得不從原先的辦公地點融科望京中心退租，搬到了融創總部工作。老孫的兒子孫喆一基本每天都去上班。 經歷了暴雷前一年多的衝突、質疑和決裂，在這忽然銷匿的半年裡，孫宏斌修行到了什麼，可能永遠只有自己知道。 以前閑下來的時候，這位傳奇商人喜歡跟大家一塊追熱播劇，夜宵，喝酒到天明。 暴雷後，老孫也努力過，他基本繞開汪孟德領導的投發部門，自己在談引進戰投。 很多國央企開發商和融創談過，都沒什麼後續。上一次季度會，老孫告訴大家會有一家非地產主業的國企要進來： 用大約200億資金收購融創部分股權。 這只是一種可能。因為直到今天，地產股還沒有跌到底。半年前四塊的旭輝，現在每股五毛。上個月股價還接近三十塊的龍湖，今天只值13塊。 2020年的前四十強房企，今年已經有23家違約，32家失去了融資能力。27家民企只剩兩家還能正常融資，連金地、綠地這種半國企都負面纏身了。 孫宏斌能做的就是通過這點希望，把大家團結起來，人心不能散。調高層的時宇去雲貴，也有給員工打打氣的意思。 這半年，他似乎和手下和解，和自己和解，就像順馳的後期。 融創正打算從東南區域開始，嘗試做代建業務。目的不是為賺多少錢，而是要給還留下的老人們找點事情做。團隊不能散了。 前段時間，沉寂很久的遲迅突然活躍起來，號召華北的手下們管管事。 商羽也出現在了國慶節前重慶一場美術展覽上。他跟在鄧鴻身邊，頭銜是四川壹號坊公司總裁。 這家公司屬於融創西南公司，負責賣老孫喜歡的恆昌燒坊酒。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獸樓處」）
雖然現在網路上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好的方面更多，比如總有網友能發現不同的內幕，從而可以引發更深入的思考。 比如就在前兩天，又有網友發現了前蘇聯在晶元方面落敗的內幕了。 歷史已經證明，在晶元方面，前蘇聯完敗於美國，由此網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沿著這個問題，網友開始尋根問底了。 其實說起來，在晶元方面，前蘇聯的起步優勢比美國要大。 前蘇聯之所以有起步優勢，是因為有美英等國科學家的幫助。 結果前蘇聯搞出的第一台電腦比美國要強多了。 但在關鍵的一著棋上，前蘇聯走岔了，他們著力于軍用，而沒有考慮民用。 更何況，還有赫氏的指示。 這個決定在前蘇聯的科研人員中，有廣泛的支持者基礎。 而前蘇聯的科研人員是有私心的。 明知道前方是死胡同，也只能先顧眼下。 在這一點上，其實美國當初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但他們避開了。 美國的晶元科研界必須為市場和普通消費者服務。 於是美國人們最先擁有了晶體管收音機。 一年就賣了十萬台。 這樣一來，晶體管的研究算是在美國站穩腳根，並且站上風口了。 於是就因為這一步，美國在晶元方面開始慢慢與前蘇聯拉開距離了。 不過前蘇聯的科研人員也不在乎這個，因為發工資的人不同。 事實上，前蘇聯方面也不是沒有能人，比如勃氏。 心意是好的，但沒想到事與願違。 由此前蘇聯的晶元科研人員走上了一條歪門邪道的路。 甚至出現了這樣荒唐的事情。 而且前蘇聯的晶元行業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這個問題還是無解的。 美國的晶元是有著足夠應用場景的，而蘇聯缺乏這方面的條件，因為消費能力不足。 於是前蘇聯又走上了另一條路。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這樣一個黑色幽默。 當然，前蘇聯科研人員也不是沒想過辦法，比如三進位電腦。 可是研發出來後，沒人用，於是最後也只能束之高閣。 說到底，造成這一切的差別就是市場，美國有這個，而前蘇聯沒有這個。 是否有市場，這個差別就太大了，比大多數人想像的還要大。 而在是否尊重市場這個問題上，背後還是那個根本性問題：是否尊重人的本身需求。 只有消費者能自由選擇了，市場才是有活力的。 研究者才能自由的去思考，才能有更多的創新思維。 技術才能更快被催熟，因為大多數人的需要，就是最強勁的動力。 這才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最正確的方向。 順其自然，不去強求，尊重人們本身的需求，那一切技術都是大有可為的。 我相信，前蘇聯在晶元方面的落敗歷史，應該能給現在的我們一切啟發，從而讓我們可以少走一些彎路，也少做一些無用功。 畢竟晶元是很耗錢的事，能夠尊重客觀規律，能夠少交一些學費，都是對歷史對後人的最好交待。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些思考，與朋友們分享一下。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星聯時空」，作者：暉思）
鶴崗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網紅小城市，一個烏托邦式的泡沫，或者自我欺騙。 最新靠這個城市走紅的是一個年輕女孩。花一萬五買一套房，4萬塊裝修，每個月花一千塊請一個保姆，過上了「理想生活」。 對生活在北上廣深的年輕人來說，這種生活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它的核心是「真正擁有了自己」——一套房，完全不用做家務，只需要花很少的錢。 接受媒體採訪時，這個女孩表達了她的自豪：自己本來就是「社恐」，平常也不喜歡和人玩，工作是畫畫，目前靠畫畫一個月可以掙一萬多。在鶴崗的小房子里，她白天睡覺晚上工作，阿姨會過來做家務。 在視頻網站上，「生活在鶴崗」已經是一個常見的主題，他們全部都很幸福，當然都是在視頻中，而且是在短視頻中。「短」是關鍵，我猜，沒有誰可以真正在當地生活下去，過上一兩年。 鶴崗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花一點點錢，就實現北上廣不能實現的買房夢想；不受資本家剝削，也沒有996，因為根本不用上班；遠離父母和原生家庭，也沒有社交帶來的困擾，真正治好了內耗。 當然，這樣的生活，並非沒有代價。不管如何，你得有10萬塊錢，花幾萬塊錢買房，再花幾萬塊錢在那裡生活。那裡沒有真正的就業機會，因為當地人連一個月3000塊都掙不到，年輕人都跑到外地去打工。 有跡象表明，那裡正在創造出某種「新經濟」。鶴崗沒有星巴克，但是已經有一家咖啡館，美式咖啡和拿鐵都賣到30元一杯，這不是為當地人服務的，而是瞄準了帶著10萬元來鶴崗的年輕人。 這有點像20年前的大理和麗江。所不同的是，大理麗江提供的是「美好的大自然」（蒼山洱海、玉龍雪山），是古城這樣的異域風情，而鶴崗則是「工業廢墟」，那裡曾經是一個工業城市，現在則從繁華跌落了。 大城市的青年當然不可能消費或者擁有當地的工業遺產，他們去到那裡唯一的原因是因為它房價最便宜。 網路圖片 在房地產經濟的語境下，房價最便宜幾乎等於「毫無希望」。或許這正是鶴崗真正的意義所在。 我們無法用當下的主流眼光來看那些「逃到鶴崗」的人。在那裡買房，有沒有升值空間？小孩讀書怎麼辦？有沒有好的醫療資源？——這種「世界觀」，是過去二十年城市化塑造出來的，把生命看成一種資源，把自我看成商品，期待「自我」升值，其內核是一種連續性的時間觀。 他們去鶴崗，恰恰是想從這種價值觀中逃離出來，要逃得乾乾淨淨，什麼新一線、准一線城市，都不夠徹底，而是要逃到「城市之外」。當然，他們不會逃往不適宜人生活的荒漠或者高原，他們離不開「現代社會」的基本框架，需要電、網路和馬桶，甚至需要保姆。 他們渴望的，仍然是都市。 現實中的都市，已經高不可攀，而鶴崗則滿足了這種想像：它是反都市的「都市」，它既是城市（過去的工業繁榮），又不是城市（沒有發展和希望），它甚至不像大理那樣可以成為「詩和遠方」。大理式的夢想，是屬於文藝青年的，說到底它依然是一種「夢想」，而鶴崗則是「反夢想」，只有物理意義的「遠方」，沒有詩。 它是一個「治療中心」。人們帶著在大城市受的傷，花幾萬塊錢去鶴崗住上一段時間，而且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在最初的視頻里，人們盡情表達自己的幸福，但這個幸福可能和鶴崗無關，而是和「逃離」有關。 只有活在一種對比中，鶴崗才是有價值的。「鶴崗式」生活的悖論在於，你在那裡，不能產生「世俗的」希望。你想房子升值，想找一個好工作，想「融入社會」，想去創造，鶴崗的魅力就消失殆盡。你只有保持著絕望感，帶著對大城市和自己過往生活的批判，才能感到「幸福」。 但是，如果真的根除希望、困惑、慾望、壓力和挫折，生活的意義又在哪裡？鶴崗不是庇護所，也不是現實的飛地。想一想，它可能就是另一個汝州——一個14歲女孩被隔離後發燒無法送醫而死亡，家長也無法發出聲音的小城——它也會有種種小城市病。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01 一些老外離開了中國，國內的奢華酒店公寓出現了大片空置。 最近，「公寓界天花板「上海寶格麗公寓開始尋求轉讓，據港股公司華僑城（亞洲）披露，該公司旗下非全資附屬公司華僑城上海置地計劃於北京產權交易所通過公開掛牌出售上海首馳企業51%股權。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首馳企業旗下最值錢的物業就是上海閘北區蘇河灣區域的133套寶格麗公寓及相應土地使用權，此公寓為中國首家寶格麗公寓，華僑城（亞洲）為其標底價約5.85億元。 對於此次出售，華僑城董事會官方說法是出售可令集團實現較好的投資收益，盤活集團的存量資產及加速集團的資本周轉。 但從實際操作來看，雖然賬上不差錢，但地主家也沒有餘糧，這半年華僑城一直在尋求將旗下一些盈利能力較差的資產及時「變現「。 根據華僑城亞洲發布的消息，持有上海寶格麗公寓的上海首馳 2020 年、2021 年以及2022 年前八月除稅後虧損分別為5071.9 萬元、5235.1萬元及3695.3 萬元，累計虧損超過1.4億元。 如果從上海寶格麗公寓目前的出租率來看，今年上半年，寶格麗公寓月均出租率為57%，大概有一半是空著的。 華僑城2019年為上海寶格麗公寓剪綵時，恐怕也沒有預料到燙金地段如此低的入住率以及開業後的連年虧損。 畢竟如果你不太了解上海寶格麗公寓，只需要記住幾個關鍵詞：月租金6.5-15萬元，義大利國家級珠寶設計師Antonio Citterio Patricia Viel設計，與明星、世界500強外籍高管為鄰。 但遺憾的是，繼米蘭、巴厘島、倫敦之後，寶格麗在全球第四家寶格麗公寓的光環也沒能讓上海寶格麗公寓的經營業績增色。 不僅上海寶格麗公寓，第一太平戴維斯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上海一手高端酒店公寓市場無新增供應入市，一手高端酒店公寓租賃環比下跌66.0%，同比下降66.5%。 其中高凈值、外籍人士受近期封控及經濟形勢影響較大，因而高端酒店公寓住宅市場波動較大。 此種背景下，華僑城選擇將上海首馳51%的股權出讓。在轉讓後，華僑城持有上海首馳的股權將僅剩 49%，其將不再是華僑城附屬公司。 02 國內高端品牌酒店公寓遇冷與外籍人士在國內的減少有關。 2000年初，品牌服務公寓跟著外企來到中國，其本質是酒店性質的物業，但卻融合了家庭特色，隨後嘉里、奧克伍德、雅詩閣等集團在中國一二線城市紛紛布局，受到外籍高管、使館高階人員青睞，迅速成為酒店行業的新型增長點。 旅界不完全統計了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品牌公寓，從 1992年至今，14 個城市 12 個品牌陸續建了上海寶格麗公寓、北京紫檀萬豪行政公寓、北京阿瑪尼城市公寓、麗江瑞吉別墅等 42 座間品牌酒店公寓，其中 24 座在過去數年內建成。 與高端品牌酒店公寓快速發展同步的是，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的外企數量進入 1990 年代以後開始快速增長，到 2005 年達到高點。之後數量沒有增加，但僱傭的人數翻了翻了五六倍，1999 年外企從業人員 306 萬人，到 2013 年達到頂峰 1566 萬人。 那個時候酒店公寓主要是給外派來的外企員工居住，多家 500 強公司已經能給外派到北京的外籍高管開出每月 2-5 萬元住房補貼。 北京東直門、國貿等核心段的雅詩閣公寓、瑞吉公寓、凱賓斯基等早期幾乎都是外企人員居住。也不只是高管待遇，被微軟從外地挖來亞洲研究院的軟體工程師，很多都在雅詩閣開在海淀的盛捷服務公寓住過一個月過渡。 但外企在中國已經大不如前。 外企人力資源機構萬寶盛華的僱傭前景調查報告顯示，從 2010 年開始外企的就業景氣指數不斷下降。2010 年第四季度時，外企的僱傭前景指數是 50% 以上，到 2018 年一季時這個數字已經降到了 9%。 受近三年疫情影響，公開資料顯示，去年非中國籍人員出入境人次相比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降低了95.4%，眾多外籍高管因為隔離等諸多原因不再願意前往中國。 據中國歐盟商會的估計，自疫情爆發以來，已有半數在華外國人離開中國，該商會的調查還顯示，74%受訪者認為新冠清零影響人員招聘，難以留住外籍高技能員工，33%受訪者表示高級經理和關鍵人員拒絕在中國的工作機會。 另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公司認為封城使中國的投資吸引力下降。像蘋果這樣曾經在中國市場所向披靡的公司也預計中國銷售額將大幅下降，一些歐美公司開始考慮將部分業務從中國轉移出去。 在華外國人這波「返鄉」潮的出現，以及國企反腐、私企開源節流，導致國內高端品牌酒店公寓喪失了一部分重要客源群體。 以上海寶格麗公寓為例，即使費用涵蓋了物業管理費、每周三次客房打掃、每周二次布草換洗、無線高速網路、數字電視、全套定製傢具、全套Miele電器、全屋新風系統、全屋軟水凈化系統、高端酒店床品等服務，單純依賴本土客群也很難支撐起如此高昂租金的品牌公寓。 上海寶格麗公寓欲尋到優質「接盤俠「，或許還需等到國內出入境政策限制進一步放開以後。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旅界）
